（卷首）
罗氏识遗 宋 罗璧
●卷一
○成书得书难
《易》更四圣而始备；《书》历二千余年，存者仅存十八篇；《诗》之刚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鲁史之名，记者非一人，其后夫子修之，左氏传之，又其后刘歆、杜预合经传而一之，然后经以传明，事以类著。经之成亦难矣。周衰极文之世，晋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季札聘上国，始闻《诗》之雅歌颂，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时，得全见六经者无几。《商颂》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孔子周旋杞宋间，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刘歆言汉经秦火，书惟有《易》，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尚书》，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诗》之萌或传《雅》或传《颂》，合而成《诗》；其后得书二十篇，以为《尚书?大传》，谓为不传《春秋》。唐孔颖达曰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皆不曾见今《尚书》，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尚书》。《余按：《书》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号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后夏候胜等传□洛阳石经刻之，汉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国上之官，承诏总为五十八篇，作传，传成，会国有巫蛊事，不获上，壁书复湮。行于汉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书世儒多不见。后有张霸者习闻《书》五十八篇之说，伪造二十五篇，并伏《书》为五十八篇。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郑玄注《书》依用之，多乖异。晋兴，壁书渐出，至梅颐为豫章内史，全得孔书，尽上之官，为施行壁书。方《大传》犹缺《舜典》，江左萧齐建武中，姚方兴始献《舜典》，孔传五十八篇始备。隋开皇间始流河朔，见《书疏》。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不应孔书皆不传，直逮晋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颐之意。）宋杨诚斋序《易》曰：“韩起尝见《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见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今夫子之《易》，性与天道之言也，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备矣。韩柳未出，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箧中，脱落颠倒无次序，乞归，读之。后官洛阳，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穆伯长叙柳文谓：“初不全见于世，亡字失句，阙坠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成定。”今读韩柳者，未必察也。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又《与宋次道书》曰：光自到洛之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六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以夜补日。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才至大历末年。向后卷数增倍于此，共计不减六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文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公闲居洛十五年，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廪，命吏给扎，故成此书。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竹简变而为缣素，缣素变而为纸，纸变而为摹印。摹印便而书益轻，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与器物等藏之者，只观美而已。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小节，古人亦审。朱文公见题《伊川易传》者，谓题《周易程氏传》方是。盖后传先经，得尊经之意，且言
译罗氏识遗 宋 罗璧
●卷一
○成书得书难
《易经》经过四位圣人的传承才完备；《尚书》历经两千多年，保存下来的仅有十八篇；《诗经》原本浩繁，孔子只选取了十分之一；《春秋》本是鲁国史官的名称，记录者不止一人，后来孔子加以修订，左丘明为之作传，再后来刘歆、杜预将经文与传文合而为一，然后经文因传文而明晰，史事因归类而显著。经书的形成也是艰难的。周朝衰败到极端的文公时代，晋国的韩宣子出使鲁国，然后才见到《易象》与《春秋》；吴国的季札出访中原大国，才开始听到《诗经》中的雅、颂；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完整见到六经的几乎没有。《商颂》直到正考父才从周朝太师那里得到十二篇；孔子周游杞、宋之间，想要探究夏、商遗留的礼制却未能如愿；刘歆说汉朝经历秦朝焚书，书籍只有《易经》幸存，直到汉文帝时伏生才开始口授《尚书》，汉武帝时从墙壁中挖出的都腐朽散失绝迹。《诗经》的萌芽有的传《雅》有的传《颂》，合并而成《诗经》；后来得到二十篇书，作为《尚书大传》，被称为不传《春秋》。唐代孔颖达说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都没有见过现在的《尚书》，建安蔡氏说杨雄也没有见过《尚书》。我按：从孔壁中出土的《尚书》，都是蝌蚪文字，共二十五篇，称为“古文”。由伏生口授的，有三十四篇，后来夏侯胜等人传授，刻在洛阳石经上，汉朝称为“今文”。孔壁之书刚出土时，孔安国呈报给官府，奉诏汇总为五十八篇，并作传，传写成后，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祸，未能呈上，壁中之书再次湮没。在汉朝通行的，只有伏生所传的三十四篇，所以壁中之书世间的儒者大多没见过。后来有个叫张霸的人，熟闻《尚书》五十八篇的说法，伪造了二十五篇，连同伏生所传的《尚书》凑成五十八篇。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原本的法度。郑玄注《尚书》依用此法，多有乖谬差异。晋朝兴起，壁中之书逐渐出土，到梅颐任豫章内史时，全部得到孔壁之书，尽数呈报官府，得以施行壁中之书。当时《尚书大传》还缺少《舜典》，南朝齐建武年间，姚方兴才献上《舜典》，孔传五十八篇才完备。隋朝开皇年间才开始流传到黄河以北，见于《书疏》。但是汉武帝到西晋凡五百多年间，刘向、刘歆父子博览群书非常精通，不应孔壁之书都不流传，直到晋朝才得到，所以有人也怀疑梅颐的意图。）宋代杨诚斋为《易经》作序说：“韩起曾经见到《易象》而欣喜。然而韩起所见的，只是伏羲、文王的《易经》，不是孔子的《易经》。现在竟然能见到韩起所未见的。子贡在三千弟子、七十贤人之中曾经感叹：孔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现在孔子的《易经》，正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竟然能听到子贡所听不到的。”他叙述古人不能多读书的情形，非常完备。韩愈、柳宗元尚未问世时，欧阳修在汉东李尧辅破旧的箱箧中得到韩愈的文章六卷，脱落颠倒没有次序，乞求带回，阅读它。后来在洛阳做官，与尹师鲁补缀整理才成为全书。穆伯长序柳宗元的文章说：“起初不能完全见于世间，缺字失句，缺失坠落非常严重。总共花费二十年的功夫，文章才最终确定。”现在读韩愈、柳宗元文章的人，未必能察觉这一点。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说：“我的精力，都在这本书上。”又在《与宋次道书》中说：我自从到洛阳那天起，专门以修撰《资治通鉴》为事，到现在六年，仅仅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的史事，奏呈给皇上。唐代的文字尤其多，刘恕将诸书的年月编次为草稿，每四截为一卷，自己规定三天删定一卷，有事故妨碍废置，就用夜晚补白天。前年秋天开始删定，到现在已二百多卷，才到大历年末。后面的卷数比这增加一倍，共计不少于六遍，必须三年才能粗略编成。文字须要仔细删减，所保留的不过几十卷而已。”司马光在洛阳闲居十五年，朝廷允许他开设局所，自行征辟官员并供给粮食，命令官吏提供纸札，所以能完成这本书。如果没有这么多岁月以及官府主持其事，未必能完成。蔡氏说：古书从篆书、籀书变为隶书，竹简变为丝帛，丝帛变为纸，纸变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方便而书籍更加轻便，后生小子习以为常，把书和器物一样收藏的，只是观看其美观罢了。我认为书少而世人不知道阅读，固然可恨。书多而世人不知道珍重，更可恨。唐朝末年还没有雕版印刷，大多是传抄，所以古人的书不多但精审，制作书册也不懂线缝，只是叠纸成卷，后来用整幅纸概括粘贴。（如同现在的佛老经典）后来稍作书册，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才命令国子监田敏校勘六经，刻版发行，世人才知道刻版非常便利。宋朝兴起治平以前，还禁止擅自刻版，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年后才完全解除这个禁令。那么士人生在后者，是多么幸运啊！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然是小事，古人也很审慎。朱文公见到题写《伊川易传》的，说题写《周易程氏传》才是正确的。大概是因为后传先经，符合尊经的意思，而且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