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卷三

○古文不相袭

河南邵氏说：班固撰写史书，不敢轻易更改司马迁的文辞，认为孔子作经，读《易经》的人就像没有《春秋》，读《尚书》的人就像没有《诗经》，这是班固所不知道的。唐代李翱说：六经在立意和造语上，都不互相沿袭，所以读《春秋》时，就像未曾有过《诗经》；读《诗经》时，就像未曾有过《易经》；读《易经》时，就像未曾有过《尚书》；读屈原、庄周的作品时，就像未曾有过六经。洪迈说：六经之后，诸子百家的言论，以及老子、列子、庄子，直到刘向、扬雄，都自成一家之言。我观察后世读书能领悟古人意趣的，只有韩愈，他说：向上取法虞舜、夏禹，浑厚无边；《周诰》、《商书》、《盘庚》，艰涩难读；《易经》奇异而有法度，《诗经》纯正而华美；《春秋》严谨，左丘明的《左传》浮夸；向下至于庄子、屈原，以及太史公所收录的扬雄、司马相如，都是同工异曲。李汉说：《易经》通过卦爻象来阐述，《春秋》记载史事，《诗经》用于咏唱，《尚书》、《礼记》辨别真伪。都不以统一的标准看待经典，这是因为对古人的了解非常透彻。立论像这样，大概周敦颐的《易补》、张载的《正蒙》和《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剖析道理、揭示细微之处，都没有一句话互相沿袭，以至于成为六经的羽翼，这也是汉唐诸子所没有的。所以陈寿沿袭司马迁、班固而史书不美，范宁沿袭刘歆、刘向而《谷梁传》不美，《文中子》一书见识颇为正大却拘泥于模仿《论语》，这些都是后人的弊病。宋祁说：文章必须自成一家，然后才能流传不朽，如果像用圆规画圆、用矩尺画方那样，终究会成为别人的奴仆。黄庭坚说：文章最忌讳跟在别人后面。杨时說：大丈夫自怀冲天之志，不要沿着如来走过的路走。观察这些，就知道各位贤人之所以能流传不朽是有道理的。

○《左传》非邱明

《左传》叙述到韩、魏灭掉智伯的事情，那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十六年了，后来的儒生因为孔子有“左丘明耻之”的话，就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自从汉代以来，众口一词。唐代啖助研究《左氏》学，才开始说另有左氏，如果说孔子提到的左丘明，大概是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便认为左氏就是左丘明，这是不对的。宋代伊洛诸儒研究经书最为精审，程颐说《左传》中没有左丘明这个名字，尚不可考。朱熹因为《左传》叙述到韩、魏杀智伯的事，说《左传》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所作。回答黄义刚时说：左丘是古代有这个姓氏，左丘明自是一个人，作《左传》的左氏又是另一个人，必定不是左丘明。程公说：《春秋》明白晓畅，首先辨别《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认为《公羊传》、《谷梁传》都是子夏门人的书，怀疑《左传》也出自孔子门人的门人，大概书中多有战国、秦国的语言。然而未曾剖析指证其痕迹。家乡先达万见春曾著论，辨明《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说：古代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赐姓，难道只有一个左丘明姓左吗？卫国有人名叫胥靡逃到魏国，卫国国君请求用左氏来交换他。韩非《内储说》记载左氏是卫国的都邑，如果把邑名作为姓氏，那么后来的子孙都可以得姓，不止左丘明可以姓左。扬雄说：左氏品评人物。司马迁说：左丘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只有刘歆在《七略》中斩钉截铁地说：左丘明与圣人好恶相同，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而作传。这三个人同出汉朝，立论却如此不同（我按：称《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始于司马迁，刘歆引用《左传》解释经义，书籍刚刚广泛流传，后人于是都推崇刘歆）。自从刘歆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后来的儒生附和赞同，直到杜预汇集他们的说法注释《春秋》，于是禁锢不可解脱，所以乘虚而入袭取伪说而不加审察。曾经用《左传》的语言来考证，左氏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人，在战国时期，齐国有邹衍著书推演五德运数，以符瑞感应为验证，而《左传》昭公九年说：陈国属于水，水火相配，而楚国所相。哀公九年说：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凡是这类话语都与邹衍的意思相同。《周官》保章氏虽然用星土来辨别九州土地，但不说某国属于某星。自从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现（也出自邹衍）。十二次的说法流行，才开始有燕属木、赵属火、梁齐属元枵、卫属豕韦、吴越属星纪等说法。而《左传》昭公十一年说：今年岁星在豕韦，岁星到达火梁。襄公二十八年说：岁星在星纪而淫于元枵。凡是这类话语都与堪舆书相合。酎酒之名起于周末，而《左传》叙述郑国人对晋国说：寡人因朝见而在尝酎时。秦惠王十二年才开始腊祭，《左传》叙述宫之奇的话说：虞国不举行腊祭了。秦孝公时商鞅开始设立赏赐爵位，叫不更，叫庶长，而《左传》说：秦军大败，俘获了不更女父；又说：秦庶长鲍率领军队与晋国在栎地交战。像这样几件事都出自《春秋》之后，而左氏的《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人所作就可以知道了。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假如左丘明果然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而作传，必定应当通达圣人的旨意，为什么会有公子彭生变成猪，太子申生请命于天帝，伯有的厉鬼作祟，台骀作怪，鲧化为黄熊，石头在晋国说话，内蛇外蛇，新鬼故鬼，鸟在亳社鸣叫，

译神灵降临在莘地等说法，被反复记载在书中，这足以证明左氏并非接受《春秋》经义的左邱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班史出自刘歆

葛洪《西京杂记·后叙》说：我家藏有刘子骏（刘歆）所著的《汉书》一百卷，没有首尾和题目，只用甲、乙、丙、丁来标记卷数。刘歆想要编撰《汉书》来记录汉朝的事迹，还没来得及编排次序就去世了，所以这本书没有定本，只是杂乱的记录罢了。后来班固的《汉书》才开始完全采纳刘歆的书，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别而已。班固没有采纳的部分，葛洪抄录出来作为《西京杂记》，看这些内容就知道班固史书的精妙之处，是有其来源的。

○《公羊》、《谷梁》

公羊、谷梁这两个姓氏，除了高赤作传之外，考察前代史书及后世记载，再也见不到有这个姓氏的人了。万见春曾说：公羊、谷梁都是“姜”字的切韵脚，怀疑他们是姜姓人假托的（按：文公《语录》中已有此语）。大概战国时期距离春秋时代不远，传中所记载的多是当时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应当避讳或悔恨的事情难以直接斥责，而事情本身又是直白的，又不允许弯曲笔法去掩饰，所以高赤在传述这些事时，隐藏了他们的姓氏。后世史官对于当代难以直言的事情，常常缺漏或隐晦其姓名，让人怀疑其辞义。高赤因为当时的忌讳，隐去姓氏，或许是有这种道理的。《左传》作者的名字曾经没有确切的记载，这也是传述者想要假托的缘故（按：两传都说出自子夏，子夏传授给《公羊》高，汉景帝时胡母子都才开始将《公羊》著于《竹书》。〇梁说是秦孝公时人，他的书在宣帝时才开始流传，先儒因此认为这两部书都是汉代人所作。孔颖达说：《公羊》是道听途说的学问。杜预浅薄地引用《公》、《〇》，恰好足以扰乱自己的宏大见解。群与说：《公》、《〇》是诡辩之言，不是先儒的说法，或者是汉代儒生假托的）。

○形容失当

汉武帝本是穷兵黩武的君主，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首先说蛮夷擅自作乱而不讨伐的罪过，接着说陛下安抚天下，安定中原，派遣使者没有动用兵器等话语，虽然都是为了替武帝掩饰过错，但起初并没有为尊者讳。唐明皇宠爱贵妃，实际上她是自己的儿媳，白居易《长恨歌》却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后来诛杀贵妃实际上是六军逼迫的结果。杜甫《北征行》却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白居易隐瞒她是儿媳的身份，杜甫将其归咎于皇帝内心的决断，这都是立论当然如此。唐朝平定蜀地擒获刘闻，韩愈歌颂圣德说：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〇，骇汗如氵胥，挥刃纷纭，争寸脍脯。描绘惨毒的状况，惟恐不真实，不知道刑罚如此残酷，不是宽大的朝廷所应有的，这能称为元和圣德吗？苏轼《钱氏表忠观碑》说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抵抗王师，积骸为山，骊血为池，竭尽天下之力才攻克。虽然暗指钱氏不费兵力就投降很好，但对于宋朝以仁厚、兵不血刃的理念来说是不对的。这些都是文人形容过度。曾记得唐朝牛元翼的除制中有一联，前人评论说语意胜过《尚书》：杀人盈城汝当深戒，〇戮尔众朕不忍闻。制文出自元微之（白居易）所作，确实是大哉王言啊。

○古事难诘

《礼记》记载文王、武王梦龄的事情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根据这个说法，武王比文王小四岁，然而文王去世，武王还没等到丧期结束，就讨伐纣王，那叫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连同文王九年计算的，大统未集计之也，克商二年后武王去世，出入才七年，这是文王七岁生了武王，况且伯邑考是武王的哥哥，刘氏《外纪》且明确记载文王十三岁生了伯邑考，不知道男子十三岁有生育的道理吗？如果以武王在文王去世后七年去世来比较，生伯邑考时才四岁，所以梦龄纪年难以依据（按：文王大统未集而终，过了两年为誓，十有一年率领军队在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会孟津，克商，过了两年，《金滕》记载王病，身体不适，那么武王在文王去世后仅七年》。等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郑康成《书》注说成王十岁出生，《通鉴》说成王三岁，那么武王生成王时年龄已达八十岁以上。史书以成王为武王嫡子，所以立他，那么成王的母亲是邑姜，武王八十岁，计算邑姜最少也不下六十岁了。史书又说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邑姜的年龄又不知多少。孔子在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出生，二十三年壬子岁父亲叔梁纥去世，孔子当时三岁，所以不知道父亲去世安葬，确实如此。等到周敬王十七年癸酉岁母亲颜氏去世，孔子当时二十四岁，过了明年才请求合葬于防。《礼记·檀弓》说孔子幼年丧父，不知父墓，母亲死后，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以合葬于防。然而叔梁纥去世，孔子虽然年幼，他的母亲还在，难道不能指示父亲墓地的所在吗？《史记》记载叔梁纥七十岁娶徵在少妇，因野合生孔子（先贤解释野合为野哉由也，是不备礼的意思）。徵在感到羞耻，所以长大后不告诉孔子，因此孔子不知父墓。我私下认为娶妻不备礼

译不告诉儿子，或许会有这种情况。父亲去世，安葬却不告知地点，恐怕不是这样吧。况且孔子是万世人伦的表率，年纪这么大了却不询问父亲的墓地，这怎么能算是孔子呢？《檀弓》又说孔子已经将父母合葬在防地，防地的坟墓崩塌了，孔子泫然流涕说：古人是不修缮坟墓的。圣人做事审慎庄重，坟墓未必刚葬下就崩塌，如果不修缮坟墓，难道就听任它崩塌吗？所有这些表明，汉代儒者谈论古代的事情，不再用常理人情去验证，也不结合事理去参酌，只是主观臆断的说法。

译○洞庭古九江

《汉书·地理志》记载浔阳的九江，分别是乌江、蚌江、乌臼江、嘉靡江、畎江、廪江、提江、〇江、源江。孔安国在《尚书传》中解释“九江孔殷”时，引用这些作为证据，却不知道浔阳即今天的江州，在《禹贡》中属于扬州的地域。《禹贡》说“淮海惟扬州”，位于孟潴之下，只提到三江汇入，直到“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之后，才说“九江孔殷”，“云土梦作〇”。其后又说“导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以及在“岷山导江”之后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就是巴陵，江北的夷陵号称西陵。所以岳阳在东陵之西。）根据经文考证，《周礼·职方氏》说：荆州的沼泽叫云梦。解释者说：云梦是沼泽的名字，方圆八九百里，华容、枝江、江夏、安陆都是它的范围（根据《礼记》记载，云梦只是一个沼泽。但《尚书》说“云土梦〇”，已经将云梦分为两个部分。《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郑国朝见楚国，楚子在江南的梦泽打猎，云阝子生的女儿在文地出生，被抛弃在梦中。进入郢都则称梦，梦是沼泽。定公四年记载：吴国人追击楚昭王，楚昭王渡过睢水和长江，睡在云中，那么云是一个沼泽。考察可知，江北为云，即今天的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江南为梦，即今天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跨越长江南北，因此总称为云梦）。凡是《禹贡》叙述九江的地方，都在今天荆州和衡山的地域，《唐书·地理志》认为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经》说：洞庭山在九江之中（《博物志》说君山就是洞庭山）。张勃《吴录》说：岳阳的洞庭，就是荆州的九江。近代胡旦、晁说之都认为九江就是洞庭。建安蔡氏解释《尚书》，引用《水经注》说：九江在长沙下隽的西北，又引用《楚地志》说：巴陵潇湘的深渊在九江之间。考察洞庭湖，是九条河流汇聚的地方，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潇水、湘水，九江不是浔阳，非常明显。郑印也说：《禹贡》的九江在荆州，就是今天的岳州洞庭，只是划分九江的时候，没有渐水、酉水这两条河，而附加了锦水、靖水这两条河，但都是九江。唐代孔颖达说：浔阳九江的名称是后来起的。近代朱文公曾经著《九江辨》，认为洞庭和浔阳的九江各不相同。我根据《汉书·地理志》考证，应当在九江郡（今天淮东、江西各郡），汉代又设置九江郡（今天淮东的滁、和、贞、濠、寿九郡）。这样看来，浔阳的九江是从秦代开始的，而洞庭的九江则是古老的。

○禽释擒

《易经》说：“追逐鹿，没有虞人，是追逐禽兽。”伊川解释没有虞人而追逐鹿，是有贪图禽兽的心。“王用三驱，失前禽。”解释者说旁边逃跑的不射，只射向前背向逃跑的，没射中罢了，所以失去前面的禽兽。那么鹿称为禽，驱赶逃跑的都是禽兽。《礼记》：鹦鹉能说话叫“不离飞鸟”，猩猩能说话叫“不离禽兽”，如《特牲礼》“邮表〇〇禽兽”，下文专门用猫虎来说明。《月令》“祭禽于四方”以及“豺祭兽戮禽”，解释都说：禽是兽的统称。《周礼·大宗伯》用禽作为六种礼物，雁、雉、鸡、鹜，除了虎皮、羔羊之外还有两种。《庖人》：禽兽春天用羔豚，夏天用〇居〇肃，秋天用犊は，冬天用鲜羽。因此认为凡是鸟兽未怀孕的叫禽，并且引用《白虎通》的说法说：禽是鸟兽的总称。《大司马》：“大兽归公，小禽归私。”贾公彦疏说：已怀孕的叫兽，交给公家，未怀孕的叫禽，众人可以得到。又孔颖达《礼记疏》说：禽是擒的意思，力量小可以擒制；兽是守的意思，说力量大不容易擒获，必须围守才能捕获。详细考察各种说法，那么禽不限于羽毛，所以古人说沉迷于打猎的叫禽荒，说追逐禽兽不单独说兽，因为大小都猎取，禽足以概括。又《左传》擒获的字例单用禽，而柳下惠名获字禽。那么禽就是擒，孔颖达的说法也是这样。唯独《尔雅》说两脚有羽毛的是禽，四脚有毛的是兽。然而它说飞行的叫雄雌，行走的叫牝牡，不知道《诗经》：“雄狐绥绥”，那么雄雌不仅仅用于飞行。《尚书》：“牝鸡之晨”，那么牝牡不仅仅用于行走。所以贾氏批驳这种说法不是通行的意义。我考察经书中只有两《礼》中的乘禽，《易经·系辞》隼是禽，《公羊传》鹳鹆来巢，说不是中国的禽，只说羽毛，其余大多作为兽的统称，如果禽确实是羽毛的雅称，那么《尚书》的“鸟兽跄跄”、“阳鸟攸居”、“鸣鸟不闻”，《易经》的“鸟焚其巢”、“飞鸟遗之音”，《诗经》的“黄鸟”、“玄鸟”，《礼记》的“不离飞鸟”、“故鸟不橘”，《礼》的“罗鸟”、“鸟共卵”等语，圣人都应当把鸟改为禽，何必像现在这样直叙呢？

○终命椽笔

《洪范》九五福：富、寿、康宁、好德之外，考终命排在第五，这不是对活着的人的赞美。后人祝颂一概说：五福全备。不知道考

译终命之当讳。晋王〇梦见有人把像椽子一样大的笔给他，醒来后告诉别人说：这应当是有重大写作任务的事。不久晋武帝去世，哀册和谥议都交由〇起草，而“笔如椽”这件事，后人不能分辨它是不祥之笔。

译○ 封疆界限凭借天然的险要

苏秦游说战国时期的诸侯，各自陈述其四方疆界的限制。大概国家有了明确的界限，才能自我巩固。狄仁杰说：上天生成四方蛮夷，位于先王疆界之外，所以东面以沧海为界，西面以流沙为阻（沈括说：流沙踩上去走百步都会深陷，如同车篷上的积雪，人或马、骆驼一旦陷入便无一幸存，绵延几千里，四面茫茫，以人畜的骸骨作为标记，每当大风将要兴起，老骆驼知道后便聚集鸣叫，并用鼻子和嘴捂住，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北面横亘着大漠（浮沙绵延数千里，越过的人前进一寸后退一尺，暴风一起，沙卷如席，压在人身上，大多无法脱身，死去的牛多达九成），南面隔着五岭（瘴气能致人死亡，其外围以恶溪、沸海为限。恶溪渡河者脚会腐烂，沸海中鳄鱼繁衍其中），这就是上天用来限制中原与外族的方法。后世疆界不严谨，华夏与夷狄混杂居住（按：周朝东迁之后，吴、越、楚、蜀全是蛮族，陇、秦、晋、魏全是戎族，南方的陆浑，河西的白狄，淮河流域有群舒和诸隗，洛阳有扬拒、泉皋、陆浑、伊洛之戎，衣冠礼俗几乎没有留存，直到邾、曾阝处在鲁地却使用夷狄的称号，徐国在京东却有夷狄的名号，当时四方蛮夷交错居住在中国，从汉魏以来就是这样。到了东晋，中原地区被消磨混一，其根源都出自夷狄）。先王荒服制度的界限既然已经混淆，有识之士仍然想要守在四邻，然而泛泛地谈论防守，也很难做到。曾经考察天下的形势，没有不各自拥有天然险要的，河北以居庸等关隘为险要，大概居庸关在燕地百里之外，关外名叫虎北口，即汉代的尚谷郡，其山西面连接太行山，东面横贯辽海，狼居胥等山作为襟带，关隘南北相通的地方道路环绕在两崖之间，风起时行人行走，有时会被风掀翻。彭文子说隘口如线，侧面如倾斜，其上升陡峭绝壁，其下降如同跳井。下面有山涧，巨石堆积，共四十五里，极其艰难，曲折万状。山外的寒气比山内早两个月。燕地东面百里处叫榆关，大概从虎北口下来都是层叠的乱山，到这里沿着海边，才有狭窄的小径，〇 这是辽东各州的屏障。过去由士兵守卫，狄人不能进入。自从石晋割让关南十六州，刘仁恭割让营、平、栾三州贿赂契丹，从此北面从定武到辽海，千里之间失去了险要，凡是汉唐用来限制狄人的地方，狄人都占有了（按：汉代北边中部有定襄、雁门、云中，各有要害，夷狄的祸患多出自朔方，即今天的灵夏州，而山河险阻无几。后来开拓土地越过边塞，关外都是汉地。光武帝兴起，百姓苦于胡人侵扰，全部迁徙居住在关以东，唐代藩镇崛起，田承嗣占有幽燕十六州，唐朝没有北顾之忧，只是凭借占据各关隘的缘故）。宋朝兴起，各关隘都在契丹境内，所以太祖、太宗曾经有志收复燕地。燕人宋琪当时说古北口、野狐门、松亭关三路，晋代有古人堡垒的遗迹，在这里设置守卫，南下的牧马自然断绝。后来富弼出使北方，也说当地人讲：如果守住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那么敌人就不能南下了（按：《尚书·禹贡》：疏导山脉从梁山、岐山、荆山，越过黄河，壶口、雷首山到太岳山，底柱、析城山到王屋山，太行山、恒山到碣石山，入海。那么河北各山发源于雍州西部，越过黄河到冀州、幽州、营州，到碣石山入海，大概是天然的华夷界限，秦朝修筑长城从临洮开始，直到辽东，史书也说凭借地形，制造险要关塞）。五代失去险要，周世宗首先在深州、冀州之间疏浚胡卢河作为界限，宋朝守卫塘滦而在雄州、霸州之间，塘水不连接，于是中间设置保定军，其余塘水泛滥而保州因此没有，多种植榆树作为遮蔽。宣和、靖康年间童贯等人争夺燕云之地而不占据险要，所以岳飞说：金坡各关隘不获得，那么燕云之地就不能有作为。金人越过关隘，黏罕感叹说：关隘如此险要，而我却越过了，南朝可以说没有人才了。由此看来，居庸各关〇 是河北的屏障。至于渡过黄河向南，黄河、潼关是中原的屏障，宋朝失去汴京退保江关，黄河置之不理，又《夷录》记载金国有蒙古的祸患，南迁都城到汴京，保卫关隘守卫黄河。黄河从洛阳、三门、积津向东到邳州、桃园、崔镇，东西长两千多里，设置四个行院，每个行院管辖五百里，用二十万精兵守卫，夜间传递更鼓，冬天敲击冰层，潼关边西南大小关口三十六个，大约一千多里，也设置四个行省，分派十万精兵守卫，布置周密，水泄不通，像这样持续了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能，越关也不能，于是谋划闯入山东，借道宋朝，从蜀地出兵襄、邓，金国因此无法支撑。由此看来，黄河、潼关，是中原的屏障（按：刘宋元嘉年间，与北魏争夺河南，北魏收敛军队退回北方，宋朝包围北魏〇 高〇 敖、滑台、洛阳、虎牢，刘守南岸直到潼关，后来北魏君主引兵南下，四镇各自失守。晋代杜预曾经在孟津、潼关建立河桥，五代兵争时捆绑枪杆结筏，或者等待水势而渡河，那么黄河不如江水迅急，到达岸边很容易，水面有时高于地面，所以多决口，汾河古谈长堤限制水流，其守卫必须依靠兵团）。如果东南以大江为坚固，而防备的人守卫长江多在江北，吴人修筑濡须坞，修建东兴堤，筑城巢湖，都是守卫淮河掩护长江。淮东地区多石碛，险要在水，关中地区重冈复岭，险要在山

译胡安国曾说：想要稳固上游，必须保住汉水与沔水（汉水的上游称为沔水）；想要稳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想要稳固下游，必须守住淮河与泗水。张魏公也说：淮南之地，正是用来屏蔽长江的，没有淮南，长江就会与敌人共享，敌人得到淮南后就地取粮转运，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江南还能安宁吗？况且淮南是鱼盐、桑麻富饶之地，其他郡县无法相比，所以守卫长江的人，急切应当保住淮河。杨诚斋说：有了淮河，长江才是我们的长江；没有淮河，长江就不只是我们的，也是敌人的了。（按：淮水长二千里，其北方有四条水道通淮，即汴水、颍水、涡水、蔡水，其南方通入长江，江淮之间的老鹳河故道在淮河是南北的咽喉要道，荆襄是南国的门户，那地方左顾关中和陕西，前瞰南阳和洛阳，右通吴地，后接巴蜀，古人说得到此地则中原可定，失去此地则国家可忧，这是对的。但地处四通八达的要冲，中原各方交错的道路都可进入。胡五峰说此地利于进取，不利于固守，必须凭借险要之地，近来固守荆州）。（长安）东面有函谷关，南面有散关，西面有陇关，北面有萧关，所以号称四塞之地。汉高祖向东占据函谷关，必定在外严密防守荥阳、京索，如果向西则是玉门关、阳关，古称天然界限。汉魏时期氐族、羌族迁徙居住在关中和辅地，实际上处于其中，所以汉代谈论三辅利害的人，想要保住西凉州（那地方南面隔着氐羌，西面通往西域，北面切断匈奴的右臂。汉武帝夺取休屠王的土地建立州，现在名叫姑臧、敦煌等郡）。唐朝苦于吐蕃侵扰，元载想在陇山口的原州筑城（按：陇山南连秦岭，北抵黄河，东西长一百八十里，山路曲折九回，上去需要七天才能越过。登上陇山向东望秦地之外，极目望去一片茫然，陇山之外没有蚕桑，八月才种麦，五月冰雪融化。汉代隗嚣占据凉州险阻陇山，光武帝派遣来歙夺取它，秘密谋划山道而后渡河，皇帝又亲自率领诸将攻关）。宋朝经略西夏，韩琦、范仲淹商议夺取横山，唐朝张仁愿守卫朔方，在黄河外修筑三座受降城。由此看来，关中四面的防守，又各自有关键之地。蜀地险要，李熊曾说：北面占据汉中、堵塞褒斜道，南面守卫巴郡、抗拒峡口，东面沿汉水而下，可以窥视中原，南面顺江流而下，可以震慑荆州和扬州。所以计算蜀地的策略很周全了。近代宋朝保卫蜀地，用南面制约北面，以阶州、成州、岷州、凤州为藩篱，汉中为门户。绍兴年间巩固蜀地专门倚靠凤州和尚原，后来金人想要割让此地，帅臣胡世将力争不可，四州之中汉中虽然有各关隘但岔路很多，所以和尚原是守卫蜀地的关键。南方以五岭为界限，瓯越之地没有西北的强兵，中原反而因为象、犀、珠、贝等特产在此而与之相通。三国时曹操守卫洛阳，东面抵御吴国倚靠淮河和汉水，西面抵御蜀国倚靠秦岭。所以魏明帝认为土地有必须争夺的，看这些，守卫国家的险要之地难道可以没有吗？

译○古时的赋税并不拘泥于十分之一

《禹贡》中田赋区分上、中、下九等。《周礼》辨别上地、中地、下地，以及丰年、荒年。魏国的平籴法也根据上熟、中熟、下熟来调整。《孟子》说：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那么国都内和郊外各自不同，没有一概而论的税率。又说：一平方里划分成井田，井田九百亩，八户人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实际上是九分抽一。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九百亩中除去二十亩作为房舍，耕种只有八百八十亩，这符合十分抽一的说法。但《孟子》中没有这段文字。夏代五十亩取贡，殷代七十亩取助，周代百亩取彻，其实都是十分抽一。百亩取一，彻法是符合的，贡法五十亩，助法七十亩，怎么算是十分抽一呢？赵岐说耕五十亩的人，贡出五亩，耕七十亩的人，用七亩帮助公家。说法也是十分抽一。孔颖达说：古代人口多田地少，所以一个壮丁只分得五十亩，殷代一个壮丁只分得七十亩，都不具备周代的数额。然而画井田，是古制。历经夏、殷到周，周代人口增长，财富应是夏殷两代的两倍，难道会有越久越损耗的情况吗？贾公彦说：《周礼》土地有一易、再易、不易的区别，贡法是一易之地，二百亩征税，百亩助耕，那么上等地百亩，菜地三十亩，而只征其一半。彻法则是上等地全部征税。土地古今共有，天下没有理由被专有。贡法殷代兼有物产和菜地，而周代全有彻法。这些都是为了迎合十分抽一的说法却行不通，因而产生的臆测。查考《春秋》，鲁宣公开始按亩征税（在收取公田之外，又向八家私田征税）。杜预注：十分取二，所以说：取二，我还觉得不够。《公羊传》说：大桀小桀，超过十分之一；大貉小貉，轻于十分之一。《周礼》载师规定，凡任地，园廛二十取一，漆林之征二十取五，近郊十分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都鄙都不超过十分取二。那么古时的赋税各自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不拘泥于十分之一。

○不署名的福分

宋朝兴起，王全斌平定蜀地，杀害投降士兵三千人，曹彬争辩不能阻止，只是不署名，收回了文案。后来宋太祖诘问责罚，曹彬因为不署名得以明辨清白。文彦博、刘沆同在尚书省任职，宋仁宗身体不适，有人告发禁军卒谋反，文彦博查问知道没有别的情况，下令斩了告发者。有人建议文彦博委托刘沆处理，于是托付给刘沆。仁宗病愈，刘沆向皇上禀报说：陛下生病时，彦博斩了告发谋反的人。皇上索要卷宗查看，刘沆独自没有署名，于是得以释放。两位大臣在危难疑惑之际，都因为不署名而脱祸，如果曹彬本来不参与谋划，而刘沆却是同僚不同心，又进而揭发他，真是岌岌可危的小人心态。我家乡旧时有帅司酒，按规定设监酿一员，每月有微薄俸禄，县令常常安插亲信某人担任，以接待宾客，宾客是聪明人，接受俸禄但不废职。督视只计算酒的收支，不签一笔字，后来宾客离去，帅司核算酒税，迫令逮捕上千人，宾客唯独因为没有痕迹而免除，这也是不署名的福分。

○大计不惜小费

司马光说：天地生财，只有这个数目，不在官府就在民间，譬如夏天干旱冬天就涝灾。虽然说是纠正王安石一时的偏颇，实际上是古今财政增减的一贯理论。然而有国家的人掌握征收和散发的权力，后世又有开采矿山煮海制盐，穷尽使财富丰足的方法，不只是天地的生产，还说缺乏钱财，愚蠢也太严重了。唐代刘晏掌管漕运，给造船的办事人员钱都多给，说：应当先让他们私用，不窘迫那么官物就坚固完好了。后来有关部门减半，漕运于是废止。谢君直论述六国成败说：秦兵百万，六国兵不下四百万，秦能灭六国，是因为黄金、爵位、敢战，就得到了六国所有的美人、珠玉。沛公兵十万，项羽兵四十万，沛公最终能灭楚，是因为轻率封侯王来赏赐战士，捐弃金帛来使功臣富裕。项氏即使刚强，人心已在敌国了。高祖命令陈平离间疏远楚君臣，给他黄金四万斤，任其出入，大概足以满足陈平的私用，然后可以要求他为汉效力。大体上喜欢做事追求功名的人未必是高洁不污的人，贤如王述还有“满足就停止”的说法。何况陈平都是楚降汉的人呢？晋代羊祜深知王浚，有人说王浚志向奢侈，难以信任，羊祜说：王浚有大才，将用来满足他的欲望，一定可以用。后来王浚最终平定东吴。要使智勇建功，只有豁达大度的人才能谈论这个。唐代李绛说：钱用尽还会再来，机要事务一旦失误不可再迫。所以晓谕世主的，到了极点。宋太祖经制西北边臣，全部厚加官爵，放宽约束，所部租税一概不计较如何，所以都得到他们的死力。赵普常说：桑维翰爱钱难用。皇上说：如果利用他的长处，应当保护他的短处。又说：契丹精兵十万，我用二十匹绢换一胡人首级，只费我二百万绢。规模宏远如此，适宜他光启一代。

○忍字二义

小说记载太公劝忍的话说：吞钩的鱼，后悔不忍饥；罹网的鸟，后悔不忍飞；人生误计，后悔不忍为。所以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就知道侮辱应当忍了。被骂招功德，嗔来送福田，就知道忍是福了。

译这几句话虽然并非真正出自姜太公，但其中阐述“忍”字的益处，非常完备。又有唐代诗句说：“忍耐事情能抵御灾星，心灰意冷是因为忍耐事情。”张公艺甚至用一百多个“忍”字使得九代同堂居住，这都是因为得到了克制愤怒、堵塞私欲的效果啊。然而，“忍”字有两种含义，鄱阳的饶氏在解释《论语》“是可忍也”这一章时，认为“忍”有甘受忍耐的“忍”，也有宽容忍耐的“忍”。甘受忍耐的“忍”，正是孔子责备季氏的意思，比如州吁凭借武力而安于残忍，以及经文中所说的残忍、忍心待人，大体上都是甘受忍耐，做了坏事而毫不顾惜。他对“忍”字的解说有是非之分。梅亭的李氏说：“忍”有两种，有压抑情感的“忍”，有懂得道理的“忍”。压抑情感的“忍”就像饿了忍耐不吃、被针石刺痛忍耐痛苦、堤坝漏水河流决口时堵塞它非常艰难；懂得道理的“忍”则是克制自己以回归礼制，对待他人以恢复敬意，就像乌云散去天空晴朗、冰层融化水流消散那样，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感化。他对“忍”字的解说有深浅之别。人能够从压抑情感的“忍”，进而达到懂得道理的“忍”，又能戒除甘受忍耐的“忍”，这样“忍”字的意义才算完备，否则季氏和州吁的“忍”也是“忍”啊。

译○司马光独乐园

古人在遇到无法有所作为的时候，大多通过著述来隐藏自己的志向。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在《易经》中排解忧愁；孔子周游列国却不被任用，将志向寄托于《春秋》；范蠡知道勾践不能与他共享安乐，便游历五湖而离去；张良知道汉高祖难以与他善终，便托辞追随赤松子而行；萧何担心汉高祖的猜疑，便购买田宅来玷污自己的名声；陈平面对吕后的专权，便饮酒戏弄妇女；司马懿看到曹爽等人掌权，便假装生病，表现出饮食不整的样子；刘伶、阮籍、羊曼、谢混，全都用醉酒来远离祸患。前代的儒者说张良智谋过人，难道不知道神仙之说荒诞不经吗？萧何被关进监狱，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张良明哲保身的智慧不仅显著，而且他率先隐居，高出汉初的人物之上。既然如此，那么陈平等人用饮酒来回避政事，他们的饮酒并非真喝，醉酒也并非真醉。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说：自己不被任用，退居洛阳，建造独乐园，以浇花种竹为事，自比晋唐之间的人，他难道只是独自享乐的人吗？我的伯父怡庵曾经说：古人隐藏自己的方式各不相同，比如豫让漆身吞炭，让人认不出，这是隐藏他的形貌；范蠡离去，号称陶朱公；元结隐居，自称猗玕子，这是隐藏他的名字；公羊、谷梁，当今世上没有这样的姓氏，只有高赤寄托于此，这是隐藏他的姓氏；鲁国三桓势力强大，公室的乐官，从师挚以下分别到齐国、楚国、秦国，或入黄河、入汉水、入大海，离开鲁国，这是隐藏他的居所。我因此说萧何、陈平、刘伶、阮籍等人借酒自困，是隐藏他们的行为；张良是隐藏他的智慧；司马懿是隐藏他的奸诈；如果司马光自比晋唐之间的人，似乎是想要隐藏他作为宋朝忠贤的身份。

●卷四

○识其大者

六经之后的诸子著作，都是古人留传于世的话语，只有《孟子》被列为经典，是因为它谈论王道，崇尚仁义。韩愈和柳宗元并称，只有韩愈得以在孔庙配享，是因为他排斥佛老，扶持正道。《离骚》虽然充满怨恨但实际上忠诚，所以《离骚》被尊为经典。杜甫的诗作，一顿饭也不忘记君主，所以诗歌被称为史书。苏洵著有《衡书》、《权论》，杨时（龟山）说：书名已经不正，哪有山林隐士却急切地谈论用兵之事？王安石编选百家诗，把李白放在后面，说：十首诗里有九首谈论妇女和酒。杜甫、韩愈各自有写给儿子的诗，杜甫说：曾参、颜回、子游、子夏则引导他们成为圣贤；韩愈说：玉带金鱼则诱导他们追求利禄。宋朝的文章大多精粹，伊洛学派阐发孔孟之道，推究人性天理，便觉得欧阳修、苏轼的气焰不再嚣张。《诗经·国风》，后代的诗人极力模仿也达不到；郑、卫之诗，是淫奔之语，配上弦歌，圣人必定远远观看。这就是所谓的大道理可以辨识了。虽然如此，这是从文章的角度来论述的。鲁昭公访问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没有失礼的地方，女叔齐认为这不是用来守护国家、施行政令、不失去民心的方法。如今大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公室分裂为四，百姓依附于他人，鲁侯哪里懂得礼。翟璜与魏成子论功，李克说：翟璜所推荐的五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当作臣子；魏成子向东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主都把他们当作老师。吴起与田文论功，统率三军，抵御秦赵，充实府库，不如吴起；但到了君主年少、国家多疑，大臣未归附，百姓不亲近的时候，吴起便咋舌不敢多言。陈平做宰相，不过问钱粮、诉讼案件；丙吉做宰相，不过问横死在道路上的人，只以镇守国家、调理阴阳、亲近诸侯、安抚百姓为事；汲黯做九卿，拾遗补过；范仲淹所到之处执政，敦厚礼教、淳厚风俗，这些都是识其大者。所以古人论治国必定首先推崇夏商周三代，论人必定仰慕圣贤，论文必定以六经为本，这并不是过于矫情高傲。

○今存经注

古代的学者专门名家注释经文的人很多，他们的门徒各自坚守老师的学说，所以某家的《易》、某家的《书》、某家的《诗》传授不同的流派。自从唐太宗下诏让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在《易》上采用王弼的注，在《书》上采用孔安国的注，在《诗》上采用郑康成的注，在《春秋》上采用杜预的注，从此其他学说全部被废弃。现在刊行的经注，只有这四家的学说留存下来，始于唐太宗。

○孔子生年

《左传》记载孔子去世而不记载他的出生，《公羊传》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谷梁传》认为生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子日，与《公羊传》相差一个月。《五行书》说孔子生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日甲申时。考证庚戌年是鲁襄公三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与《公羊传》、《谷梁传》的年月都不同，如果按照《公羊传》、《谷梁传》，孔子则是生于己酉年，而不是庚戌年。所以刘向的《外纪》说：孔子享年七十四岁去世，与其他书籍记载生于庚戌年、死于壬戌年不同，三人的说法不同，我遵从《公羊传》、《谷梁传》。相信《五行书》确实不如相信《公羊传》、《谷梁传》。然而《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日，而杜预的《长历》记载鲁襄公二十一年庚戌年十一月没有庚子日（《左传》记载孔子死于壬戌年夏四月己丑日，杜预注说该年四月没有己丑日，有乙丑日）。所以《孔子家谱》、《祖庭广记》都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孔子出生，与《公羊传》、《谷梁传》、《五行书》都不同，不知道又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