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卷五

○秦后六经

六经在秦朝被焚毁，《易经》因用于占卜而独自保存下来。孔子曾说《诗经》有三百一十篇，《诗经》也是完整的（《汉书·艺文志》说“风”即讽喻，以讽喻来劝诫人，大概是因为歌唱《诗经》以助兴宴饮，春秋时期都没有，汉朝兴起后，章句之学有因流传而保留下来的）。浮邱伯向鲁地的申公学习《诗经》，申公在汉高祖初年入朝，那么《诗经》在汉朝兴起时就已经传授了。后苍为汉高祖制定章程，而后苍又修习《春秋左氏传》，那么《春秋》也在汉朝初年出现，这两部书现在的次序连贯，也是完整的。《尚书》最初出自伏胜的口授，后来出自孔氏家壁中，多有残缺。《礼》则传自高堂隆，就是现在的《仪礼》。等到河间献王喜好古物，搜集先秦古书，得到古经五十六篇，以及科斗文字，梁朝的沈约因此说汉朝初年典章简略，各位儒生搜集遗文片简中与礼事相关的，编排成篇卷，都不是圣人的言语。《月令》取自吕不韦的《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自子思，《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学记》出自毛生，《王制》出自汉文帝的博士，现在尊奉的戴圣、戴德是唐文宣帝时的人。至于《周礼》，汉文帝的乐人窦公首先献上《周官》《大司》《乐章》，其他如汲冢之书，说是汉武帝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汉成帝时刘歆在天禄阁校书才首次呈上这本书。汉朝兴起后六经的来历就是这样，考察秦朝焚书的年份到汉高祖兴起，仅仅十六年，书籍虽然萌芽，但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尚未废除。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然后文章才畅通。但遭受秦火之后，后来的儒者对于经典各有补充论述，在系辞中加上“子曰”字样。欧阳修说这不是孔子亲手写的，必定是后世讲师所增加（乾卦也有两处写着“子曰”）。《汉书·艺文志》说《尚书》有张霸的伪作（唐朝李汉也说《书》《礼》有别于伪作）。唐朝以李言《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的人数众多，朱熹将《诗序》各篇分开，说序语多与《诗经》相悖（按《后汉书·卫宏传》说：作毛诗序。那么只有小序出自毛苌）。《礼记》则古今议论其杂乱，《周礼》在刘歆呈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何林已经不相信是周公的书。近代司马光、胡安国、胡宏、苏轼、晁说之、洪迈直接说作于刘歆，大概刘歆辅佐王莽，书与王莽苛刻琐碎的政治相呼应，而且《汉书·儒林传》叙述各位儒者有传授，《礼》唯独没有，或许其详细严密，说圣人一事有一制，认为它果然是周公的遗作，不知道孔子对于礼多遵从周朝，如果周公的礼书如此精详，应当不会急切地在杞、宋寻求夏商遗礼，以及预先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从卫国返回鲁国，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唯独不能对《周礼》措一词。即使孟子生在战国，周室尚存，北宫问周室班爵禄的制度，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的回答。一圣一贤，礼乐所宗，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而说秦焚后周公礼书灿然完备如此，我不相信。兼且其中言建国之制与《尚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尚书·武成》及《孟子》异，书设官之制与《尚书·周官》六典异，同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又《左传》《论语》《孟子》皆晚周书，三经于《易》《诗》《书》多见之援引，胡俱无一语援《周礼》耶（朱熹也说：左氏记周制处甚详，鲁不及府史胥徒，《周礼》后紧要事亦甚多，而略不见之他书，果出自周公，当是草定未行书）？又参二《礼》语意相类处不一，其出汉儒无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经，而中用字亦奇，歆子尝从杨子云学奇字也。

○《易》象物

易，就是变易，多取象于物以明理。书名《易》，旧说取象于日月，取阴阳变易为义。日月更替晦明，大概是变易中最大的。陆德明推究物理，说《象》的意义出于象，《彖》的意义出于彖（疑彖名茅犀，训羊面小角。知几：群出交、广土，人谓之猪。神象具十二生肖，亦能知吉凶阴阳），《易》的意义出于易。东方朔说：不是守宫，就是蜥蜴。秦、晋、西夏名守宫，又名蜥蜴，南楚名蛇医，东齐海岱名卢廛，北燕名祝埏，蛇形四足，色变不一，字象形。曰守宫者，《博物志》云：以朱砂饲之，色变赤，捣以志，女人终身赤不灭，偶则落。故曰守宫名此，盖以阴阳媾合则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龙亦象物之变。

○经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费直，《尚书》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国，《毛诗》

译按照次序，各自列于篇章之首，始于毛苌；《春秋》与《左传》合为一书，始于杜预。

译○禹侍奉舜

尧派鲧去治理洪水，鲧治理洪水，陈述五行之理，尧又任命禹，禹手脚磨出老茧也不害怕，这是为了掩盖父亲的过错。等到鲧被杀，禹作为鲧的儿子，依据情理道义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没有理由保全他的父亲，大概也不会对亲人冷漠无情。虽然鲧因罪被杀，禹无法推辞，但作为人子的心想要处理得安心，应当以离开为得宜。有人说：舜不因为鲧的缘故废弃禹，这是公正。禹如果因为鲧的缘故抛弃舜，这是私心。圣人以天地为度量，不能用私心去揣测。我认为公私的分辨可以有，但父子的伦理不可混淆。孔子说：吃着稻米，穿着锦缎，你心安吗？做圣人，处理事情只求内心安宁。桃应问孟子：如果瞽瞍杀人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抛弃天下如同扔掉破鞋。这是说舜在这个时候，可以没有天下，不可以没有父亲，道义重于得到天下。唉！禹，我没有异议了，父子是大伦，圣人应当有说法来处理这件事。

○县邑

县邑两个字古时不通用，制度不同，《周礼》说：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郑玄注：县，方圆二千里，县，从王城三百里外到四百里叫县。《周书》作雒篇说：千里百县。意思是县方圆十里。《礼记》、《左传》注：邑都是四井。但《左传》说的邑大多不同，比如叔段请求制邑说：是险要的邑。凡是依附于土地的都称邑。郑国人因为随州蓼国伐楚<门斫>廉说：“每天虞四邑的到来”，以及“敝邑”之类。国家惯例称邑，又说：凡是邑有宗庙，先君的神主叫都，没有叫邑。那么起初没有四井的限制。像温，栾豹的邑，范文子想要，说：温，是我的邑。昭公五年《左传》说：韩赋七邑，都是成县。《史记》说晋六卿想削弱公室，于是依法灭尽他们的家族，而分他们的邑为十县，各让他们的儿子做大夫，那么县邑在春秋时已经混淆。战国时秦封卫鞅商於十六邑。查商于是宏农县名，那么鞅封邑只是宏农县六十四井地罢了。周灭亡，赧王献三十六邑给秦武公，曾对楚令尹子昭说：西周之地长补短，不过百里，我怀疑也是四井之邑。班固汉史分析尤其明白，《汉书·高帝》说：沛丰邑中阳里人。应劭注说：沛，是县；丰，是它的乡。师古注：沛者，是秦泗水属县；丰者，是沛的聚邑。又沛公入关，派人跟秦吏巡视县乡邑告谕他们，所以知道邑隶属于县，六年令天下县邑筑城。师古注：县和邑都令筑城。十二年皇上击黥布，回来经过沛，等到离开，父老空县，都到邑奉献。县邑在汉初确实是两个，大概那时井邑的制度还有存留。查商鞅变法秦，合并各小乡都邑为县，县设一令，而古制完全灭亡。《诗》、《书》说夏邑、商邑、丰邑。《易》说：改邑、黄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论语》：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师古训：聚邑是已指人众聚居处而言。《韵释》：郡者，郡聚也；县者，悬也，悬于郡之谓县。县隶属于郡，秦制明确了（《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众说：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那么古县大于郡，而郡名也不始于秦）。又参考上古先王只用州统辖国，《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郑玄注：一师领百国，州十有二师，那么每州千二百国。班固叙述井地法说：五国为属，十国为连，二十国为卒，二百一十国为州。《礼记·王制》也说：州建百里之国。《周礼》以星土辨别九州之地，封域都有分星。郑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间。而州大国小，所以黄帝画野分州，说得到百里之国万区，《易》称先王建万国，《书》言协和万邦。可见古只有九州、十二州，而国则无限。周衰微，列国转相吞灭，国的大者于是连城数十，战国通天下为七国，于是国之名大于州。秦惩封建，析国为郡，古三十六，汉晋以来递变而小之，复有郡国之号，州之名于是遍布天下，所谓国者，并所统州郡名之。

泮水辟廱

《泮水》一诗八章，五章为伐淮夷，开头二章叙述鲁侯莅临泮水的礼仪，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语，似学校中事。泮水如果是学校，作诗就应当铺张学校之制，颂说教养之美，推明仁义道德之原与人才兴盛之效。现在都不是这样，而解释者惯例以学校来阐明，其说法确实始于汉儒《王制》。《王制》说：天子辟廱，诸侯泮宫。大概说环水为天子之学，那么泮水为诸侯之学。又因《诗》言献囚、献馘、献功，于是于天子出征之下系以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等语。其实汉

译儒者原本用“泮水”和“辟廱”来解释“本乎伊教”这句话，后来的儒者援引此说来解释《诗经》，是从唐代的陆德明开始的。他们不知道汉代儒者拘泥于这一句话，却强行牵合各章的主旨。《孟子》说古代的学宫只称为校、庠、序，而《诗经》的本旨以及《小序》都不把学宫称为“泮”。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廱者，班也，是用来颁布政教的地方。”我私下认为，如果解释为颁布政教的地方，那么《泮水》篇中所列举的从公饮酒、落成典礼、祭祀祖先、祭祀天帝、献俘、献功、献俘获、献珍宝等事情都非常宏大；如果不是这样，何必事事都从学宫出发呢？郑玄又说：先贤认为辟廱就是宗庙，这也不对。因为宗庙是致敬鬼神的地方，而在里面学习、宴饮、射箭，以及处理囚犯、割取俘虏耳朵，弄得伤痕累累、血流不止，这太亵渎轻慢神明了，这些都不符合参赞天地化育的道理。《白虎通》说：辟廱外圆内方，明德应当圆融，行为应当方正。蔡邕在《明堂论》中说：辟廱外圆内方，是模拟王者行动效法天地，水环绕四周，比喻德行广被四海。难道不知道泮水象征诸侯的行为不应当方正，德行不应当广博吗？其实辟廱虽然光明，但对于泮水来说却有阻碍，这都是被《礼记》的说法所束缚的缘故。胡致堂曾经怀疑泮是宗庙，《泮水》诗共八章，其中涉及军事的占了三章，显然不是学宫。那么饮酒、誓师、俘获囚犯、献宝献耳、施行教化，都是向祖先禀告，情理上或许应当如此，但不能没有郑玄注中那种亵渎轻慢的弊端。而且他说辟廱也不是学宫，“辟”是君主，“廱”是和谐。《诗经·灵台》篇说“辟廱”，其中叙述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鼓、鼗、钟、镛等乐器无不协调，这些都不是学校中的事情（我考证《虞书》中任命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周礼》中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来治理建国的学政。商代的学宫叫瞽宗，是宗法古代学者的地方，春天诵读，夏天弹琴。凡是经典中记载学宫事务的，大多与音乐相关。汉初设立学士与讲官，隶属于太常，所以知道音乐与学宫是一体的，胡致堂似乎没有详细考察）。《诗经·文王有声》篇说镐京的辟廱，《诗序》说：这是武王完成文王未竟之功。诗中叙述文王筑城建立丰邑的事情，也与学宫无关。又上一章说“皇王维辟”，“辟”是君主无疑，解释者一概把辟廱当作学宫，都是误信了汉代儒者《王制》的说法（按：先儒解释辟雍为环绕的水，说墙壁外圆内方，水像墙壁一样环绕，所以“辟”取“壁”的意义，又因“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把“雍”指为水泽，却不知道君主名叫“辟”，意义又如何解释呢）。乡里的先达鲁宝漳（字士能）曾经说：《泮水》不是歌颂鲁僖公的诗，其中多言征伐淮夷，查考《尚书》，伯禽曾经征讨淮夷和徐戎。《小序》说歌颂僖公也是错误的。又参照《鲁颂》中的诗，其中称“鲁侯”的是指伯禽，称“鲁公”的是指僖公，《泮水》中称“鲁侯”，只应当是歌颂伯禽的诗。

译○汉儒论礼

汉代儒者谈论《礼》多不合人情，丧礼哭泣，以表达哀痛为主即可。《礼记》说：齐衰之哭，声音如去而复返；大功之哭，三次转折而不显哀痛；小功、缌麻之哭，有哀容即可。解释者说三曲，是发出一声而三次转折；亻哀，是声音余韵从容。哭泣而做出转折声、余韵声，这是心意不在哀痛，而是借哭泣来装模作样。如果说：刚死时，主人啼哭，兄弟哭泣，妇人哭啼，这种区分毫无道理。赏罚应当根据功过罪行而已，《表记》说：夏代先赏后罚，殷代先罚后赏，周代的赏罚依据爵位等级。刑罚不比较功过罪行而区分先后，这种说法已经错误，至于只论爵位等级，更是极其不通。又说：侍奉君主，大言进献则期望大利，小言进献则期望小利，君主命令顺从则臣子有顺从的命令，君主命令违逆则臣子有违逆的命令。这尤其不是用来教化的道理。至于《养老诗》叙述成王养老请教言行的礼仪说：铺设筵席授予几案，酒醴只有需。这也不对，厚待其俸禄赏赐，如孟子所说，若有谋略，就去请教他足矣。如今《礼记》说：亲自侍奉膳食，袒露手臂宰杀牲畜，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进献，戴着礼帽拿着盾牌站立。这简直是市井巷陌的闲谈，难怪后世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士的异同

《礼记·王制》说秀士、选士、造士、进士都是优秀百姓的名目。《周礼》说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则都是爵位名称。郑玄注：上士三命受职位，中士再命受服饰，下士一命受官职。《大行人》注说：命有五种：公、侯、伯、子、男，爵有四种：卿、大夫、士、小宗伯的职事，赐给卿、大夫、士爵位，则《诗经》说：众多吉士，都是君子所使。《王制》说：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所以《周礼》中士列在府史之上，大概府史只是平民中在官府任职的人，而士则受命，士受命则有俸禄代替耕作。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食九人，中士比照下士食十八人，上士比照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诗经》说：凡是周朝的士，不显赫也世代相传。士爵允许继承。《檀弓》记载鲁县贲父战死，庄公为他作诔辞，说士的诔辞从此开始，那么士死后可以赐谥号。所以经书中说的士都超越平民一等，掌握技艺的人不与士同列。汉代爵位一级叫公士，都是受命授爵的士，不仅仅是优秀百姓。《白虎通》说：士，就是事，以才能胜任事务。《说文解字》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推一知十为士。《汉书·食货志》说：学习以居官位叫士。详述三士：《汉志》是受命授爵的士，《说文》是优秀百姓的士，《白虎通》是胜任事务的士。后世兵叫战士，技叫术士，老叫道士，都是胜任事务的名目。至于《虞书》司寇叫士师，《周礼》六士主管狱讼，那么士解释为察。

○息的两个训释

消息的息，读者多以正训息。我考察训释有两个：经书中如《易经》说不息则久，《左传》继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都训止。《周礼》保息六养万民，《孟子》日夜之所息以及孳息、生息、蕃息，都训生。《汉书·高帝纪》吕公说：我有息女。颜师古注：息，生也。《史记·货殖列传》：逃亡者取加倍的利息；陶朱公年老，听任子孙修业而滋生；平民农工商贾大概每年万钱生二千利息；无盐氏拿出千金贷款其利息，十分之一。《宣帝纪》：刑罚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为正息，殷以十二月为正息，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孔颖达说：阳气生为息。《江陵国志》：在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形状如牛马，经过一夜如盖子。土的滋生不穷尽。息训生，与消字相反正好相等。

○西北豪杰所产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教化行于汝坟江汉，《诗序》说：教化自北而南。邵康节以地气自北而南区别天下治乱，难道南方不仅不能向北，而且不可向北吗？古人说出粟东南，募士西北，大概是说西北风起，豪杰所聚集。然而春秋时吴越抗衡上国，项籍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卒喋血单于庭，赤壁周瑜胜曹操，淝水谢玄胜苻坚，桓温入洛赶走姚襄，刘裕缚姚泓、俘慕容超，陈庆之夺取河南，都没听说依靠西北。只是南人进取之志不立，才局限于南方，便以江淮为界限，荆楚为门户，讲求守国之计而已，如孙权赤壁，晋室淝水，刘裕广固洛阳，都没曾用破竹可乘之势，而孙权破曹操即止，晋退苻坚便还，刘裕且弃已得的长安。有人说中原易取难守，不知祖逖终身有拥兵，宗泽与汴为终始，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秦桧死之，张德远没身主战，名动殊方，观此则敌之〇者不专北也。刘表坐据江汉，无四方之

译志，曹操得以窥之。汉高祖即封于南郑，前代史书称南郑险峻如同天狱，而高祖说：我的心意也是想要东进，怎么能郁郁寡欢地长久居住在这里呢？最终消灭了项羽。蜀地的荆邯说：汉高祖军队战败、自身被困的情况，多次发生。然而军队战败后又能重新集结，创伤痊愈后又再次作战，这是因为以前宁死不屈而成功，胜过退却苟且而灭亡。贾复也说：天下尚未平定，却安心固守所保全的地盘，那么所保全的地盘难道就没有不可保全的危险吗？所以以尧舜为榜样却未能达到的人，商汤和周武王是；以商汤周武王为榜样却未能达到的人，齐桓公和晋文公是。前代的豪杰都是如此。只有周瑜、诸葛亮、张浚，而周瑜上天没有给他长寿，诸葛亮在蜀汉任职，有人说他不该放弃荆州（蜀地险要可以自我巩固，荆州则有窥探中原、收服吴楚的便利），张浚则受制于主上的权势，受到压抑而不能振作。我考察李陵是陇西人，祖逖是洛阳人，项羽、刘裕、刘牢之都是彭城人，周瑜是舒城人，张浚是成都人，岳飞是邺地人，只有宗泽是婺州人，大凡有志向、建功业的人大多出生在西北，大概士兵没有彼此之分，将领却有勇敢和怯懦之别。同样的赵国军队，赵奢率领就胜利，赵括率领就失败；同样的燕国军队，乐毅使用就攻破齐国，骑劫使用就被齐国所破。所以估量敌人，是估量将领而不是估量士兵，不害怕士兵众多而害怕将领勇武。

译○ 处置两得

处理事情，有的依循道理而行，成败听任上天；有的只求一时的安定，成败慢慢图谋；有的不辨别利害，不衡量彼此，把成败寄托于侥幸或不侥幸。我认为，寄托于侥幸或不侥幸，是没有处置的；只求一时的安定，是勉强处置的；依循道理而听任成败，是拘泥于处置的。如果在奸雄窥伺的时节，人心反复、危疑不安的时候，拘泥就会失去知晓双方情况的能力，勉强就难免遗留祸患，侥幸就立刻决定存亡。想要我不失体统，对方没有借口，最难两全。曾经读史书几件事，现在请加上我的见解，然后知道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锐意铲除藩镇，藩镇畏惧他的威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愿意献钱三十万，大概是偿还朝廷。德宗想接受，恐怕被欺骗，不接受，又违背他的来意。当时崔〇甫为宰相，请求派遣使者去慰劳淄青将士，趁机把李正己献的钱分发给他们，使人们感戴皇恩，又让各道听说，知道朝廷不看重财物，那么李正己就非常恐惧。宋真宗时西夏归顺，因为夏国饥荒，乞求粮食百万，大概是借体恤灾荒来窥探宋朝。当时王旦为宰相，请求准备京师，下诏让他们自己派人来取。夏国距离汴京遥远，自己取得弥补不了损失。西夏得到诏书，称赞朝廷有人。后来元昊再次叛乱，将要归顺，先派贵臣野利用书信通晓朝廷，朝廷回复书信，商议称呼，有人请求称他为太尉，丽、庄敏争辩说：太尉，是国家的三公，用这个对待陪臣，对待元昊将如何？现在野利书信来，自称曰令，这是他们国家的官称，依照这个称呼就足够了（宋初与契丹讲和，有人说称北朝，王叔公乞只称契丹）。绍兴年间韩世忠守卫淮河，因为所部兵少，请求挑选张俊部下赵密一员将领作为援助，张俊怀疑韩世忠吞并自己，拒绝命令不分配。当时赵鼎为宰相，拨御前杨沂中一员将领援助韩世忠，而抽调赵密入卫，张俊于是没有借口。又当时陈规守卫德安，盗贼李横围城不解，很久后假装乞求粮食窥探陈规，给他，接着又指名索要籍妓。妓女虽然未失节，但大体受辱了。陈规命令斩妓女首级交付给他，李横非常沮丧。这与古人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得到天下都不做的意思虽然不相似，但执着小义，妨碍大权，王通认为这是皇之不极，那么牺牲一人活千万人也是权变的关键，杀一个贱妓而名声流传到敌人那里，难道没有可疑之处？近来孟无庵（珙）师荆房将领某人叛乱，事情颇为显著，恰逢卒白某请求帅府揭发他的奸恶，无庵召集佐属商议，有人请求发兵，有人请求招安，无庵听到发兵的话，一笑，问如何招安，又卒没有好策略。第二天，无庵自己批断说：白某敢诬告首将，确实犯阶级，斩首，送本军号令。然而房州激此，必定钱粮不敷给，不时令于制司支钱米若干，本下军溥犒。一次卒首，五房叛将大安，溥犒既行，士皆当动。越数月，间蜀有警，调房将去援，因移其兵权置法焉。庙祀死卒于房，迫录以官，赏其妻子。不烦干戈，坐消一城之变。时应山李（庭芝）参其幕，言无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万人之命，真是帅才。余闻之应山客刘清臣。

○ 随时救时

宋绍圣年间陈子翁有随时救时的说法。当时童、蔡用事，偏主安石，一切是熙丰，鄙元〇，而宗元〇者多正人，子翁与选举前名尽取是熙丰者，而是元〇祜者率录于后，由是正类得获选，亦不忤当国者之意。子翁因曰：随时所以救时也。因思鲁人猎较而孔子亦猎较，东汉诸君子疾官宦如仇而陈实独吊，张让、王敦叛晋而温峤缪综其府事，诸武易唐为周而狄仁杰肯为之臣，大抵子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节门人欲投劾而去，康节日：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明道知安石作不顺人心事，而肯为其条例司，此岂计从容后福哉？故论当时党祸，皆众君子激成，大贤之见真不同。《庄子》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达之，入于无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之不欲出。二语尤有理（王临川云：郡公之不抗，不失为周公之同，孔子之诺仕，不害为阳货之异，亦此意）。

○ 地理

山川之气钟于人，经中惟《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于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独于葬地不斥不泥，采其说则谓道路所经，耳目所接，人有欲住不可住处，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环合略成气象。然则欲掩藏父祖，岂可都不拣择，以为久远安宁之虑，而率意为之乎？公盖即显明幽也。余窃谓山水清浊钟于人，关于土地，大气数不专一隙一坑之是非也。如燕赵多奇士，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西北严

译北方的人大多刚劲勇猛，东南的人大多温和敦厚，古今都是如此，只是人的禀赋有厚薄之分，功效因此有宏大与狭隘的区别罢了。如果一定要强求达到某种效果，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否则郭璞等人应当至今昌盛荣显了。况且人死后形体与精神分离，连自身的枯朽都无法保全，又凭借什么能够荫庇活着的人呢？古人审察吉凶，便进行营造，其中考察占卜，大多是为了居住之所。为了安葬而占卜，只有《孝经》中“占卜其兆域而安葬”这一句话。因为居住之所是生人聚集的地方，必须四周环绕闭合，才能使和气凝聚，好比鸟巢建在枝叶稠密之处，即使风雨飘摇也不会坠落，如果寄身于稀疏薄弱之处，那么覆巢破卵就难免了。所以古人不一定拘泥于葬地，各有其深意。《礼记·王制》说墓地不由个人请求。郑玄注解说：都从公家领取，百姓不能私自占有。《周礼·地官》说：同族合葬，又说：四闾为一族，让他们互相安葬。至于公墓，则家人说先王的葬位居中，以昭穆排列左右，诸侯居左右，卿大夫居后（《札记》：太公封于营丘，等到第五代，都返葬于周。注解说陪葬在文武王墓旁。晋献文子说保全颈项和腰身以跟随先大夫于九原。注解说：九原，是晋国卿大夫族葬的地方）。那么古代安葬有固定的位置，不能因为吉凶来决定去留。唐代吕才论述安葬说：援引《礼记》，天子、诸侯、大夫安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是不选择年月。春秋时九月丁巳日安葬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才完成丧事，这是不选择日子。郑国安葬简公，守墓人的房屋挡在路上，拆毁它则早晨就能筑坟，不拆毁则中午才能筑坟，子产不拆毁房屋，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代安葬都在国都北面，兆域有固定的地方，这是不选择地点。隋文帝安葬后说：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齐主安葬父亲，难道没有占卜吗？不久国家就灭亡了。我家墓田如果说是不吉利的，我不应当成为天子；如果说是吉祥的，我弟弟不应当战死。司马温公说：从前我们祖先安葬时，家里贫穷不能准备棺材，从太尉（司马池）开始，才有棺椁，那么来不及选择兆域是可以知道的。杨诚斋说：京仲远的祖先都火化，并没有坟墓，每逢寒食节在江边祭祀，而京仲远不妨碍成为宰相。又在《与李侍讲书》中说：郭璞的书出自东晋，然而之前的安葬何止无数，却未曾没有富贵之人。洪容斋说：郭璞安葬之地能预先知道水会变成陆地，为什么不能预先知道凶险而改为吉祥，避免死于王敦的非正常命运呢？胡□庵《与罗尚志书》说：九经十七史都不说富贵长寿由安葬之地决定。吕才说：长平坑杀士卒四十万，并非都犯了三刑，南阳多近亲，并非都逢了六合。《礼记》说：我死后选择不被食用的土地而安葬。不去选择阴阳向背，看这些那么亲人死后不立即安葬，一定要占卜吉利，作为富贵显达的凭借，这种迷惑真是可笑！

译○衡

寸、丈、尺、引作为长度单位，龠、合、升、斗、斛作为容量单位，古人依据律管来制作器物，都是从一粒黍的体积开始累积，然后以十进制递增，这样长度和容量的标准就统一了。只有衡器（重量单位）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二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起初并不受十进制的限制。按照刘歆的说法：一个龠能容纳一千三百粒黍，重量为十二铢，两个十二铢就是二十四铢，所以“两”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是十二铢的两倍。二十四，是阴阳二气变化的象征。十六两为一斤，这是四时乘以四方之数的结果（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总共三百八十四铢，完备了六十四卦的全部含义。三十斤为一钧，是一个月的天数，总共四百八十两（六甲循环一周为三百六十天，半月为一个节气，总共八个节气，计一百二十天），这是六旬运行八个节气的象征。四钧为一石，是四时的数目，总共一百二十斤，是十二个月的象征。衡器的制度设计确实精妙啊。至于铢、两、斤、钧的含义，铢是指细微到可以区分差异，两是指两个十二铢而得名，斤是名称，钧是均平的意思，石是大的意思。权（秤锤）主导智慧，智慧流动而不拘泥；衡（秤杆）主导礼制，礼制整齐划一，所以不可改变。

○魂魄

《左传》中郑国子产论述伯有作祟时说：人出生时初具形体叫做魄，阳气叫做魂。使用的物质精粹多，魂魄就强盛，因此精神清爽可以达到神明的境界。以前的儒者解释魄是依附于形体的灵性，魂是依附于气息的神灵。魄的灵性表现为如耳目、视听、手足、运动、声音、啼哭呼喊，每一个魄都具有一种灵性。魂的神灵表现为精神、知觉，是驱使耳目视听、手足运动、啼哭呼喊的主宰。所以魄，通“白”，指形体具备而各自明白；魂，通“芸”，指气息呼吸往来芸芸而动。人生在世地位高权重的人，因为他们禀受的气强厚，倘若死得非正常，必定有未尽的命数，不散的英气，大概是魄虽然死了但魂不散，凭依作祟。可能有这样的道理，所以传述者在韩原之战秦国俘获晋惠公时，推测这是申生作祟。晋景公病在膏肓，药石无医，推测这是杀害赵同、赵括的作祟。后来都加上了向天帝请求的话。我根据事理推测，神怪之事说一定没有，是不可以的；青天白日和平之时，或者因疹疾而痛苦，怪事何尝没有呢（《抱朴子》说：夏天适宜生长而荠麦枯萎，冬天适宜凋零而松柏茂盛，盛夏适宜炎热，但夏天有时凉爽，极阴适宜寒冷，但冬天有时温暖，这些都是物理变化中的怪异不常现象）。所以双峰饶氏解释“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章时说：这类事情说它有，则无从执着；说它没有，则阴阳变化，造化百端，所以圣人只不谈它。这个论述接近人情，但像《左传》那样必定认为事情会有报应，似乎太神化了。况且伯有死于带段，实际上是子皙的阴谋，为什么伯有的鬼魂不报复子皙却急于杀害带段？申生的自缢，实际上是骊姬的谗言，赵同、赵括的死也是庄姬的谗言，为什么不报复这两个姬妾却仇视晋惠公、晋景公？春秋时期臣子杀害君主的人有三十六个，却没听说君主报复他们的臣子，比干、伍子胥之类的人都因忠诚而被杀戮，却没听说他们报复君主。所以《左传》的错误在于虚妄。（曾宝潭曾说：宋朝的制度纯粹于汉唐，曾没有逆天害人的事情，但靖康之变太宗之后，德祐理宗之后，都被掳往北方，这是汉唐所没有的，大概是因为太祖病危时，屏退旁人单独召见太宗，不久太祖用柱斧击地，太宗假装逊避的样子，所以旧时怀疑太宗杀了太祖。理宗在潜邸时，济王已经位居太子，等到宁宗病重，史弥远又援立理宗，济王于是未能即位，死去。或许两位宗室断绝祭祀，还是像晋国弊韩那样的说法，太祖、济王也有向天帝请求报复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太祖如果真的想报仇，不应该拖延几代才让济王受责，应当首先责备泄密的史弥远。亲老、亲眷、翁旧曾经将太祖柱斧遥见之疑质问高阳兰坡先生起莘坡，他说：江左宋齐杀害同宗的人，后来都不昌盛，太宗如果不想这样，其后八代天子且多贤明之主，治理将近二百年，但即位后德昭、德芳都不得好死，又接受天下于太祖，更不还天下给太祖的子孙，那么太宗的过失就在这里）。

●卷六

○阙疑

宋代儒者解释经典高出前代，是因为不沿袭汉晋以来的训诂旧足迹，以及沉溺于谶纬巫怪的说法，考察它们的同异，纠正它们的讹误，用道理来分析。然而也有过当之处，寥寥千古，焚于秦，杂于汉，所谓六经多是未全之书，却一定要证明三代的正确，就几乎于穿凿附会。只有朱文公曾经著述阙疑之说，大概孔子作经赞，《易》自伏羲而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汤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华》孝子之诗：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岁时之诗有其义而亡其辞，汉儒皆缺不录）。《典》有五而逸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都是就其可知者录之。左氏志怪颇多；《春秋》关于人事则书；《论语》弟子记善言，于鬼神曰：敬远，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死生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