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这是原本如此吗？有人说是周历建子，鲁襄公十年十月实际上是寅正八月，用“改朔不改月”的说法来推究，却又不对。

译○瞽瞍与武则天

古今事关纲常伦理之处，最要紧的是懂得大体。桃应问孟子：舜做天子，瞽瞍杀人该怎么办？这正是要从最难处理的情况来观察。孟子说：抓起来罢了。前辈轻视孟子这个回答，认为天子父亲尊贵到了极点，哪有身为天子却不能屈从法律来宽恕父亲的道理？《史记》记载石奢做楚国宰相，石奢的父亲杀人，石奢说：用父亲来树立政令，不是孝道。于是自刎而死。五代周世宗的父亲柴守礼杀人，周世宗不予追究。朱文公在《纲目》中特意记载此事，是因为他能权衡轻重。欧阳修说周世宗宁愿承受屈从法律的过错，来伸张父子之道，况且惩罚一个人未必能制止杀戮，残害父亲则是灭绝天性，这本来就有应当权衡轻重的情况，不能简单地以杀人论处。张南轩做官时，有人因嫌疑揭发父亲，南轩认为事关纲常，搁置状纸不予审理。近代某官员在江西做官，有儿子揭发父亲私藏牛只，官员判定父亲有罪，应受杖刑。于是询问儿子说：你在家孝顺吗？儿子说：孝顺。又问：你孝顺曾经为父母代劳吗？儿子回答说：曾经代劳。于是把打父亲的杖刑转移打儿子。处置确实得体。陈□□说：直躬的直率，是直率，君子认为可以没有直率，不可以没有父亲；陈仲子的廉洁，是廉洁，君子认为可以没有廉洁，不可以没有母亲。他的论述很美。又曾用武则天篡夺唐朝，过去贤人处理此事的说法来说：武则天改唐为周，得罪了唐室，中宗是武则天的儿子，又应当继承唐室基业，尊崇儿子而除掉母亲，实在于名分义理不安。然而五王招致祸患，正是因为贼后未被除掉。胡致堂说：武则天改唐为周，不能做高祖太宗的媳妇，大臣应当告祭宗庙，废黜她，中宗不能以母亲庇护她。议论很正，处置也有道理，并且说桀纣失道，汤武不能以臣子庇护君主，管叔蔡叔离间王室，周公不能以弟弟庇护兄长。朱文公《纲目》都不予收录，现在在卫辄拒绝蒯〇的事上，可以看出朱公取舍的意思，朱公说蒯〇得罪先君而出奔卫辄，只应当看到父子之间的亲情，不可一天让他立于那个位置，如果卫大夫把蒯〇当作先君的罪人，请求天子讨伐他，是可以的。然而卫辄听从大夫所为，又像是借他人之手胁迫父亲，在卫辄方面内心终究不安，所以只是逃走才是上策。《纲目》不收录大概是因为这个。然而这样可以保全中宗母子的天然困难，以洗刷唐室篡移的祸患。所以南轩说应当一并废黜中宗，盖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可以私属于中宗母子的。又曾探究胡文定传《春秋》：文姜参与弑杀鲁伯，她的儿子庄公继位。文定说：徇私情则害天理的大义，举王法则伤母子的至恩，这本来是很难断定的。然而文姜被逐出鲁国，孔子记载说：夫人逊于齐。《传》说去掉“姜”字，是因为断绝不为亲人。文姜被逐到齐国就回来，哀姜被逐到齐国不回来，孔子例行的记载说：逊不缘以公。显示轻重深绝的区别。那么恩轻而义重了，梁国有继母杀其父的，儿子杀了她，有司想要按谋逆论处，孔子季援引文姜断绝不为亲人的说法，只以非司寇擅杀论处。武则天将中宗迁往房陵，哪有母子之恩呢？汉光武中兴，因为吕后杀刘氏三王，违背高帝约束，王诸吕几乎危及其社稷，说是不让配享高庙，即位后迁吕后别祭园寝，追尊薄太后，为高皇帝庙配祀。那么致堂告庙弃废的议论也有根据。

○言语不相符合

李长吉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荆公说：这孩子的言语，不相符合。正当黑云压城，这样怎么能得到向日的甲光。昌黎《送孟东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则鸣”乃是一篇大意，然而他叙述咎、禹假言以鸣，夔假韶鸣，伊尹鸣商，周公鸣周，这难道是所谓不得其平者吗？东坡序《六一文集》前面说欧阳子的学问推尊韩愈、孟子以达到孔、周，著仁义礼乐之实以合于天道。又说：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议论关涉什么大到，最后却只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所以都招致昔贤的讥讽，那么措辞立论，岂可苟且吗？

○矫枉过正的古说

世人谈论王者鄙薄霸者，崇尚义者轻视利，粉饰治世者厌恶兵事，秉持正道者轻视权术，遵循实际者鄙陋名声，崇尚行为者轻视文辞，这是正说。我用古说来参证，也有后世矫枉过正的错误，霸在古时是伯，《公羊》记载周、召二公分陕东西而治，号称二伯。解释者说：九州除去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所以《传》说：五侯九伯，你实际征伐他们（各四州半，而言九伯是举全数）。《诗·清庙》中周公朝诸侯率领以祀文王，那么周以二伯统领诸侯，实在是霸的开始，只是没有霸的称号。《左传》：五伯之霸也。杜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颖达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颜师古伯读为霸。司马温公曰：二伯职废

译（周天子）于是转变为霸主）。所以《周礼》说：九命为伯；《礼记》说：五官之长称为伯；三国时吴国请求封为九州伯；晋朝桓元夸耀其父桓温说：父亲是九州伯，这些都是统领诸侯的称号。司马光说：方伯连帅，能够率领其属国尊崇天子，就称为霸。又说：王与霸，并不是像白与黑、甘与苦那样截然相反。荀子论述霸政说：开辟田野，充实粮仓，便利战备，考核材能技艺，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保卫弱小，禁止暴乱。又说：不欺骗百姓，不欺骗盟友。又说：重视法制，爱护百姓，这些都不是不好的名目。虽然用纯粹与驳杂来辨别王与霸，然而李翱在《江赋》中说：西伯（周文王）行霸道而纯粹，齐桓公、晋文公行霸道而驳杂，夏商周三代行王道而纯粹，汉唐行王道而驳杂。那么王道也有驳杂，霸道也有纯粹。大概王道是用来安定天下的，霸道是用来尊崇京师（周王室）的，本来就没有纯粹与驳杂的分别。《祭义》说：极致的悌道近乎霸，如果臣子扶持王室能像弟弟顺从兄长那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自从孟子以称颂五霸为羞耻，解说的人于是把霸看作强横暴力的意思，不知道孔子不称道、孟子以称颂为羞耻，是因为齐桓公、晋文公假借公义来谋取私利，并没有真正扶持周王室的心，羞恶的是他们不真诚。哪里是说霸不值得崇尚呢？又因为孟子多有激愤之辞来论述战国诸侯，诸侯们仰慕齐桓公、晋文公却又沉迷于功利，仰慕齐桓公、晋文公却达不到他们的境界，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孟子正是要用王道来劝进诸侯，因此举例贬低齐桓公、晋文公。现在沿袭他的话，果真认为霸是不对的，这是不可以的（张栻只以公与私来辨别五霸，王者无所为，霸者有所为）。“利”这个字意义重大，《易经》是四位圣人的书，“利贞”、“利有攸往”等话语每卦必定提及，何尝不是选择有利的行动呢？财利虽然说是有害于义，孔子赞《易》说：“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紧接着就说：“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回答说：财。”十三卦的制作，首先以畋猎渔捕的《离》卦，耒耜耕作的《益》卦，交易买卖的《噬嗑》卦，并且用舟车致远来沟通，用击柝弧矢来保卫，所以对财利的谋划非常周密。然后宫室、棺椁、养生送死才可以没有遗憾。孟子说王道的开始，在于墙下的桑树，鸡、猪、狗、彘的畜养等几句话，君主享有天下的奉养，膳食服饰、祭祀、宾客、朝觐、聘问飨宴、水旱灾害、兵祸凶荒，尤其不可以空谈义理。所以大禹平定水土，必须先征收贡赋。《周礼》中的衡虞也设置了官职，世俗的儒者不考察，何必说“利”这一句话激起了齐梁时期的风气，懵然不知义理，于是说财利是孔孟所不崇尚的，那么士人应当忌讳。不幸国家用度告急，于是仓促间聚敛也不顾惜，这都是见识偏颇、论调固执所导致的。不知道君子只应当在见到利益时思考道义，说应当忌讳、不崇尚是不对的。兵器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防备意外变故的，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可以说是淳朴了，然而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征讨蚩尤，尧讨伐三苗，舜讨伐三苗，都是不得已而有的。何况末世血气之私更加炽盛，利欲之争不停息，提倡仁义的人动不动就以去除兵器为美谈，不知道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事必定危险。秦朝销毁兵器，最终导致兵器兴起；晋朝去除武备，最终开启武备。宋襄公讲究仁义，梁武帝忌讳战争。都不足以让有见识的人一笑。可以轻视卒伍之法、车乘之赋、检阅之时、击刺之教、侵伐之事吗？国家常政，干戚用来保卫文德，俎豆寓含军旅，即使是圣人不废除。或许有人回头看孔子不学，不知道是有激愤之辞才这样说。所以古人收敛兵器，不说去除兵器，偃武不敢忘武。现在治理天下的人想要忌讳兵器而不从事武备，也是不对的。“术”这个字，只是道理的巧妙之处罢了。天下的事情有不能直行的，于是必须委曲斡旋，使之成功，这也是道理理当如此；不成功，朴直地付之无可奈何，也就罢了。齐王爱牛，孟子进言仁术，是乘着他善心的发动诱导他扩充，不成功，认为他不足以进此，安于他爱牛而止。现在治理众人有方法叫政术，教育人有方法叫道术，思虑的巧妙叫心术，术不是不好的名目，只是随着所施行的邪正有美恶罢了。名由实正，就像形影相随，所以名教、名检、名节都是砥砺世风的工具。君子修习它则善名产生，小人违背它则恶名显著。三代王者必定先有美好的名声早已有之，誉满天下，《中庸》取法于此。卢毓说：平常的士人敬畏敬慕善行，然后才有名声。宋代范尧夫说：人如果避开好名的嫌疑，就没有为善的路径了。士人处于穷困约束之中，如果没有美名，人们从哪里知道？孔子疾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特别在于上位者根据名声来寻求实际！现在说它鄙陋，也是不对的。至于文作为文，古代不专门以辞采来说，凡是文的含义只有条理不相紊乱的意思。俗学的说法兴起，谈论文的人指其为末技，不思量尧、舜、禹是大圣，《尚书》赞美他们说：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称尧说：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孔夫子的文章：孔子以四教，曰文、行、忠、信，遭遇匡人之围说：天如果要丧斯文，天如果不丧斯文，这难道是摘取华藻的末节吗？先儒说文乃是古先圣王经世之道，有以制度礼乐来说的，有以道德来说的，有以辞藻来说的。辞藻则是世人浮华的言辞；道德则是六经精粹，万世之辞；制度礼乐则是圣人制作

译这是维持当今社会秩序的法度准则。大概上古时代荒凉原始、质朴野性，那时的人还不如禽兽，圣人出现后，将用手挖土做酒器、用葫芦做酒杯的简陋方式，改为使用俎豆等礼器并实行揖让之礼；将土筑台阶、茅草屋顶，改为上栋下宇的宫室；将土制鼓槌、土鼓，改为八音六律的雅乐；将兽皮鸟羽制成的衣裳，改为衮冕黻舄等礼服礼鞋，事务有了条理制度，上级不可被凌犯，下级不可僭越。凡是那些鲜明可观的，都是“文”。所以古语说：用礼乐来修饰它。只是上古时期人口尚不繁盛，风俗淳朴、事务简单，伏羲、黄帝可以在无为而治的境界中游历，因此“文”可以省略。从尧舜以来，风俗日益兴盛，事务日益繁杂，如果不为事务制定制度，仍然沿袭质朴野性的旧习，那么社会就会逐渐混乱，所以孔子称赞尧说：“多么光辉啊！他有了礼乐制度。”称赞周代的制度完备说：“多么丰富多彩啊！周代的礼乐制度！”这都是赞美制度礼乐之“文”。苏辙在《古史》中说：“文”这个词，就是说万物各自得其理罢了。从前百姓初生之时，父子之间没有道义，君臣之间没有礼仪，兄弟之间不相谦让，夫妇之间的伦理没有确立，后来的圣人审察这种混乱，从而确立父子关系，辨别君臣名分，联结兄弟情谊，端正夫妇伦理，革除鄙陋野性的习俗，于是使文明超越前世，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治理有序的原因（《考工记》说：青色与红色相间称为“文”，红色与白色相间称为“章”。也说：绘画之事是在素白底色上完成功绩）。周朝衰微，王政失去纲纪，周幽王、周厉王导致动乱，所以诗人讽刺他们说：“行动没有礼仪法度，天下荡荡然没有纲纪。”文章的盛衰关系着社会的治乱，就像这样，假使冠礼、婚礼、宴饮、射礼的制度存在，那么乖戾争斗的风俗就不会兴起；朝觐、聘问的礼仪存在，那么强悍不服的国家就不会听闻；宫室、车马等有等级差别，那么僭越模仿的风气就不会兴起；号令、赏罚既已施行，那么统御的权力就不会丧失；“文”的秩序常存，那么社会的安定就常在。先王之所以重视“文”，后世动不动就把“文”视为末技，哪里懂得“文”之所以为“文”的道理呢！

译○与齿去角

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到：“牛没有上齿就有角，其余没有角的动物就有上齿。”参照事实，这确实可信。查考韵书对“角”字的注解：下面用“用”部的，读音同“榷”，指头上长出的角，用于顶撞、竞争；下面用两点“丷”的，读音同“鹿”，如四皓中的角里先生，正是这个读音。宋代崔某曾辨析这两个字，却没有解释其含义。我查考《诗经·行露》中“谁谓雀无角”一句，陆德明的注解说：雀有喙而无角，并且援引东汉的注解说：角指的是喙。所以朱熹在《诗集传》中将其读作“鹿”音。董敬庵（云章）认为这与鹿、鸟的喙骨相同。鸟有喙的就没有齿，兽有齿的就没有喙，这是上天有所分别赐予的。大概遵循曾氏的说法（字书中只有“角”字，没有下面用两点或撇的字）。

○寺观藏

汉代将秦代的典客官改为大鸿胪，掌管诸侯及归顺的蛮夷，这是古代行人的官职。因此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四方宾客。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将其居所命名为白马寺（因为白马驮经而来，所以这样称呼）。这大概是沿用了鸿胪寺接待四方宾客的缘故。这是中国出现“寺”字的开始，详究其故，“寺”并非佛教所专有。汉代官制中有九寺的名称，刘昭注解说：寺，是官舍。《风俗通义》说：寺，即司职之意。又说：寺，即继承之意。管理寺署的官吏，继承前人的职事，所以“寺”不仅仅指佛教场所。“观”的含义，《礼运》篇记载孔子参与蜡祭宾客之事结束后，出游于观之上。大概鲁国有两座观，是门旁的高处。《尔雅》将观解释为阙。孙炎说：宫门双阙，悬挂法象，让百姓观看，阙居于巍巍高处，因此名叫象魏。称为阙，是因为观看法象就可以消除疑惑之事。《春秋》记载晋楚邲之战，潘党请求收集晋国尸体，筑成京观，封土堆起，以警示后人。胡澹庵说：观有四种，一是朵楼，鲁国的两观就是；二是藏书之所，汉代的东观就是；三是游观之处，谢灵运赋中提到的王观就是；四是高而可望，《黄帝内传》中“始真容于高观上”就是。现在道家的居所，怀疑本源于《黄帝内传》，详究此理，“观”并非道家所专有。凡是高而可以纵览的地方都叫观。至于“藏”，只是贮藏的意思，狐狸兔子穴居其中叫藏，老子担任周朝的守藏吏，名叫柱下史，藏就是存放书籍的地方。汉代东观藏书，号称柱史藏室，是书籍所在之处。佛道两家效法其制度，于是成为两家的私产，现在又用来从事祈祷禳灾之事，难道是因为经典积聚，福气就能聚集吗？至于铃铎钹，胡致堂说原本来自西夷的音乐，夷人风俗无论吉凶都演奏，现在汉族风俗专门用于送终，没有考察到夷人也用于喜庆之事。

○圣贤纲常之变

娶妻必须告知父母，但舜没有告知（《礼记》说舜有三位妃子。注解认为：天上有四颗妃星，所以帝喾有四位妃子，是效法天象。舜有三位妃子，一是娥皇，二是女英，三是癸比，唯独缺少正妃，是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命令。但是舜娶了尧的三个女儿，《世本》说尧是黄帝的玄孙，舜是黄帝的八代孙。尧的女儿与舜的曾祖同辈，孙辈与祖辈匹配，这难道不是乱伦吗？我查考：尧举荐舜时说：“明明扬侧陋”，说“有鳏在下”，说“虞舜侧微”。《孟子》说：舜从田野之中发迹。《庄子》说：尧举荐舜于童土之地。那么舜出身寒微，况且《舜典》且云，所以《世本》多有谬误，《史记》从而论述世系氏族都始于黄帝，都是沿袭《世本》的错误）。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儿子，但尧舜舍弃了丹朱和商均（《孟子》、《淮南子》都说：尧有九个儿子。《庄子》说：尧不急于传位给儿子。汉代祖尧说：尧的长子。考察监明之后的舜世纪：舜的儿子，《朝鲜记》说尧舜的儿子众多如此，哪里来的商均一个不肖之子，就舍弃了他，起初意图传贤，两位圣人的公心最初并不计较自己的儿子是否做君主）。君臣名分确定，但商汤和周武王夺取了夏桀和商纣的王位，兄弟同气连枝，但周公诛杀了管叔，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但孔子、子思、孟子都休弃了妻子（孔氏三世休妻，见于《礼记》、《家语》。《孟子》休妻见于《荀子·解蔽篇》）。父子亲情最亲密，但孟子不主张用善言责备，主张交换孩子来教育。后世的昏庸君主不值得论说，贤明的君主如汉文帝、唐太宗、宋太宗、宋理宗在兄弟关系上有所欠缺，汉武帝、宋文帝、宋孝宗在父子关系上有所欠缺，汉光武帝、宋仁宗在夫妇关系上有所欠缺。

○送终不讳

世俗在殓葬时，忌讳羽毛鳞介类靠近，嫌恶人与物混杂。查考古代并非如此，《礼记》中丧礼最为完备，《檀弓》说：天子的棺椁多重，用水牛皮和兕牛皮包裹，埋土厚三寸。郑玄注：用水牛皮、兕牛皮做棺的一层。孔颖达疏说：依次递减，公的棺去掉牛皮用兕皮，侯伯以下用水牛皮和兕牛皮，都是两种皮能防潮，所以在里面靠近尸体。《丧大记》说：大夫的内棺用黑色和绿色，用牛骨钻。解说者认为用绘布贴在内棺里，用牛骨或象骨钻钉固定。说君、大夫、士盖棺漆外，各自施加衽束。束，是指用牛皮捆绑。孔子殓葬时佩戴象环盖，古代天子诸侯去世，含在口中的是珠玉，用来充实口腔。《周礼》说：互物、蜃物，用来供给墓穴。郑玄注：用蚌蛤类做成灰

译放置在棺椁之下以抵御湿气。《左传》记载：邾文公下葬时使用蚌壳烧制的炭符合礼制，熬制祭品时使用鱼干或蚂蚁，都不忌讳人与物混杂。

译○封建限百里

分封建国，古代是用来褒奖有功之人、尊崇有德之人的。诸侯国疆界犬牙交错以相互制约，通过朝见天子来明确上下尊卑，通过聘问往来使各国之间互通情报，而且君主没有私占土地之心。周朝衰败是由于诸侯兼并，最终导致君主衰弱而臣子强大，侵凌掠夺不停止。秦朝改为郡县制，李斯等人因此说同姓亲属关系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不如郡守县令，可以根据他们的贤能与否来任免升降。后来汉朝分裂出七国，晋朝分封八王，都引发了战事。于是有人就说古代的制度不能用于今天，却不知道汉晋的弊端，在于封地超过了制度规定的限度。查考黄帝划分疆域分设州部，古话说得到百里见方的封国有一万个（史书说分封制始于黄帝，但神农讨伐补遂、攻打夙沙，伏羲时有纪侯、阳侯，那么分封制始于黄帝之前）。《礼记·王制》、《子思》、《孟子》、《史记》、《汉书·地理志》都只说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论语》中提到的千乘之国，解释者按井田赋税计算也是方圆百里的国家。《左传》中郑国子产对晋国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圻，诸侯国方圆一同。从此以后逐渐衰微，白公子张说齐桓公、晋文公刚即位时，四境之内方圆不满一同，越王勾践的土地东西南北才方圆百里，商周开始分封都在唐尧虞舜时期，传到商汤周文王也已经很久了。而商汤只有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之地未曾改变。东汉丁恭说：古代分封建国限制在百里，是取法于雷，雷声震惊百里，所以屯卦震下坎上，说利于建立侯国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唐尧虞舜号称万国，益、稷分设十二州的长官。郑玄注解说：一位长官统领一百个国家，十二州的长官，那么每州有一千二百个国家，除去王畿之外，八州总共九千六百个国家，剩下的四百个国家在王畿之内，各国方圆五十里，称为采地（采，是采取赋税，自侯以下不得拥有土地人民及不得世袭封爵。但《尚书大传》说：采地与百里之国的区别，以三十里为采，七十里之国以二十里，五十里之国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然有升黜但采地不随之改变，让子孙中贤能的人世世代代守护，以祭祀当初受封的人，难道所以说给予还是因为采地各有制度呢）。大概万国同时建立侯国，多了则势力分散，势力分散就容易控制，这是古代防范和维持的深意（查考神农的封制，想要强干弱枝，海边山区甚至有十个国家，唐尧虞舜担心强国迫近，凡是设置的国家远的大近的小）。唯独两《礼》中关于侯国制度的说法与其他书籍不同，《周礼》说：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侯方圆四百里，伯方圆三百里，子方圆二百里，男方圆一百里。《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的封地七百里。然而《孟子》说周公封鲁太公、封齐都节俭于百里，所以鲁国七百里的说法或许被怀疑是战国时期侯国分谤之书，汉儒妄加采录。《周礼》的制度，解释者也说是周公设立这个来等待有功之人，分封制度实行三年，实行一次修封之法，根据诸侯的功罪增加或削减封地，如《诗经》所说“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赐给山川土田，在周朝受命时，都是增加封地。又有人说《周礼》各国中那些超过规定数量的，〇包附庸在其中。《王制》说：五国为一属，属有长官，十国为一连，连有统帅，二百二十国为一州，州有方伯，所以附庸小国都总属于大国，其规模大约相当于一国的大夫。然而这样看来，汉晋的弊端，并非分封制本身的问题。（公说：所以侯国初封只说百里，后来逐渐变大，都是兼并的结果，如果百里之国增加到五百里，必须兼并四个国家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宗庙社稷岂不劳顿？拘泥于小国的例子，古代功臣之后移小增大，封制既已实行，土地有分限，又怎么会有多余的土地另外设立小国呢？我按：周文王从方圆百里起家，后来攻克须密，于是在岐山、渭水之间建国，攻克崇国，于是渡过渭水改都丰邑，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哪里不是兼并，周文王尚且如此，春秋以来可想而知。所以两《礼》的说法难以依据，相信朱子的说法是对的。）古代制度既然已经消亡，后世用来统御天下的，不过是形势罢了，而形势的强弱古今一样，只看其人，如果上面有英明的君主，分封制能治理好，郡县制也能治理好；上面失去了正道，分封制会灭亡，郡县制也会灭亡，所以谈论分封制的人就止息了。

○兴创规模

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先确定规模，规模确立则意向坚定，意向坚定则事功成就。如果泛泛图谋、随意策划，断没有成功的道理，何况是争夺帝王基业的人呢？汉高祖争夺天下，先占据关中作为根本，任用三位豪杰负责谋划，征战更没有迁就妥协。唐朝兴起，晋阳也先夺取关中，征战才出发，太宗的规模都不出占据险要地势、挑选人才之外，适宜他光耀开启两代基业。刘备没有得到诸葛亮时，流离转徙，一无所成，等到诸葛亮劝说他跨有荆州和益州，于是形成鼎足之势。宋太祖知道五代的弊端在于君主衰弱臣子强大，采用赵普的计谋首先削弱藩镇，施行政策建立制度，彻底洗刷姑息养奸的习气，最终安定天下。东晋和南宋偏安江东，都是正统，后来父兄被俘虏，宗庙社稷成为废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当时恢复国土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晋元帝清谈，不知道确立规模，南宋屈从和议，不能确立规模。绍兴年间张焘进言说：今天事情重大体统重要没有比六飞慎勤更重要的。从前面临大江，接着又退守吴会，早晚参与决定国家大计的，只有两三个人

译只是大臣罢了，在十二年间总共任命了十四位宰相，执政官员更替迁徙大概有二十人，因此和战之事议论纷纭，最终没有取得成效，所以焘直接指出这是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确定。用人臣的事业来衡量，孔子、子产起初在鲁国、郑国担任宰相时，都遭到国人的诽谤，等到他们去世时，人们便把诽谤变成了颂扬。韩信、诸葛亮的终身事业，都取决于他们初见汉高祖、刘备时的那几句话。王猛会见桓温时，桓温不渡灞水，王猛虽然被授予官职却不去就任，这也是因为他出仕隐居和行事举措早有既定的规划。

译○ 兵力部署要明晰

古今以来，因兵力众多而失败的例子很多：商纣王拥有亿万臣民，却败于周武王的三千人马；赵括率领四十万大军，在长平战败；汉高祖集结五十六万兵力，在彭城战败；三十万大军被困于白登山；王恢率领三十万伏兵在马邑毫无战果；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在昆阳战败；黄巾军百万之众在寿昌战败；曹操六十万大军在赤壁战败；苻坚八十万大军在合肥战败；隋朝九十万大军在辽东战败；唐朝九位节度使率领六十万大军在邺城战败。

凭借兵力众多而取胜的，只有秦王嬴政派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战胜楚国，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战胜秦军。除此之外，兵力越多越好的只有韩信一人。伊川先生认为韩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兵力部署明晰（按：韩信战胜赵国、战胜魏国时，兵力都是分开使用的）。近代陈学士陈规撰写《守城录》，论述靖康年间救援太原的错误，大概就是因为兵力部署不明晰。陈规说，起初朝廷派遣二十二万大军救援太原，全都战败。之所以战败，是因为二十二万大军径直向前行进，先锋部队遇到敌人时能有多少人？先锋部队一旦不胜而退，后面的部队听到风声也都退却，二十二万大军战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知道攻城时要区分攻城兵、预备兵、运粮兵和策应兵。现在暂且以五万人为基数，分为五十个将领，留下十个将领护卫主帅并兼听策应，其中分出两个将领负责策应敌军援兵，用二十个将领分路进入敌境，攻击其空虚薄弱之处，用二十个将领在偏僻处预先设伏，等待敌军出兵抄掠，敌军多则避开，敌军少则擒获，这样敌军自然会陷入困境。大抵上兵力既然分开派遣，那么人力就能全部用上，假使失利，也不会导致全军一起溃败，这就是兵力部署明晰的道理。当时张魏公（张浚）统帅川陕地区，集结六路四十万军队与金军在富平作战，起初只是环庆一路军队溃败，其他各军也都随之溃败。由此可见，兵力部署不明晰，于是全军一起溃败的祸患就产生了。魏段超说：人数众多的优势在于能让众人拼死效力，人多而且都肯拼死效力，这样就不只是人数众多了。

○ 古代将领不专擅兵权

上古时期寓兵于农，没有战事时就耕作，有警报时就作战，诸侯国的军队各自由卿来统领，大事发生时则召集诸侯（卿的员额多少视国家大小而定）。所以军队不聚集，将领不专擅兵权，内部动乱也就很少。春秋时期晋国设立三军，某人统领上军，某人统领中军，某人统领下军，从此将领开始专擅兵权，上级稍微失去控制，尾大不掉的祸患就产生了。后世只有西汉初年的制度接近古制，军队都从郡国征调，按丁口而非按田地征税，每个郡设置一名郡守主管政务，一名郡尉主管军事，军队根据当地适宜的情况征调，巴蜀、三河、颍川等地出材官（按才能力量选取），陇西、天水、镇安等地出骑士（按骑射能力选取），西北地区出轻车兵，东南地区出楼船兵，临淄出弩手，荆楚出剑客，每年八月郡国进行会试，又根据当地适宜的情况进行考核，平地练习车骑，山地练习材官，水泽练习操船，有事时征调。各屯所如果不能通用，那么郡守郡尉就要被贬黜，军队隶属于天子而将领没有专权，所以汉代将领很少跋扈，直到任命将领也都是临时决定。《通典》说：汉代如果有四夷侵扰，就从中央任命将领，如伏波将军、楼船将军、下濑将军等，将军的名号都因事而设立，事情结束后就撤销。即使是卫青、霍去病这样功勋卓著的人，退下来后忙于接受朝廷召请都来不及。现在考证，汉文帝三年派遣灌婴击退匈奴，灌婴是丞相。汉武帝元光二年派遣韩安国在马邑设伏，韩安国是御史大夫。汉文帝派遣张武屯驻渭北，派遣宗正刘礼驻军灞上，他们都是九卿。高后派遣隆虑侯周灶攻打长沙，汉文帝派遣河内太守周亚夫驻军细柳，他们都是列侯或郡守。将领不专擅兵权，所以可以迅速任命也可以迅速罢免，可以诛杀也可以流放，没有一个人凭借坚固的据点揽权要挟皇上，这是制度的好处。又汉代将领多调任宿卫，大概是因为他们出入宫殿，君主早就了解他们的才能武艺，如夏侯婴以奉车都尉身份为将，李广以骑郎将身份为将，赵充国、韩延寿以羽林郎将身份为将，卫青、霍去病以侍中身份为将，所以汉代将领多优秀，是因为考察后才任用。又设立六郡良家子，作为选拔将领的途径（在山西境内）。设置羽林、期门，作为储备将领的地方，如京师南北二军（宫城内为南军，京城外为北军）。高祖初年制度也是轮流调派郡国士人担任，而不远戍，到汉武帝才开始招募，而更番轮换的制度废除，昭帝、宣帝时期才开始远戍，而屯卫的制度就疏漏了。

○ 自古皆有死

世俗之人迷惑于佛老学说，期望不死而复生，然而孔子说：自古都有死。老子说：人生的大限以一百二十年为限度。佛经说：天地及日月到时都会终结。何况天裂、星陨、郡县陷落各自变迁，沙漠遗留沧海之纵横，岩穴显露螺蚌之洞穴。乾坤尚且有毁坏的时候，人想要长久不死，合乎情理吗？后世方士说黄帝、老子不死。我考证《易·大传》说：神农、黄帝、尧、舜去世，而黄帝葬于桥山。《庄子》记述老子去世，秦人吊唁他，而县柳谷有老子墓。所以近代刘潜夫诗云：无药可延黄帝寿，有人曾哭老耽来。那么黄帝鼎湖攀龙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说，哪里不是虚幻？又释迦牟尼说：我今皆痛将入。《涅槃经》说：佛在桑树下右胁侧卧而化去。《老子化胡经》说：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岁死于拘尸那城双林水下，葬于回尘山。其他如彭祖七百岁，某某千岁，都按岁数记载，也同归于尽而已。何况那些事不经

译这些记载，难道都是寓言和荒诞不经的言论吗？《礼记外传》说：寿命达到一百二十岁，超过这个年龄还不死，就是违背了正常的期限，属于妖异怪事。那么秦始皇、汉武帝大概是不懂得这种违背期限的怪异吧。唐代牛僧孺说：人把能够正常死亡当作长寿，战死是死于刀兵，被处决是死于牢狱，不从事耕织是死于饥饿或寒冷，年老无依靠、生病无依托是死于孤独，除了这些情况都可以称为长寿。老子也说：死亡但精神不灭的才算长寿。那么必定有值得传颂的事迹，虽然身体死了，精神却如同活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