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有神龟者，死三千岁矣。王乃舒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又曰：祝宗人临▯栅说彘曰：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汝为之乎？为彘谋者曰：不如食以糟糠，借之牢都之中。三喻意同而事异。喻不可语道之人曰：有鸟止鲁郊，鲁君悦之，为具大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悲忧眩视，不敢饮食。又曰：《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喻斫壤真性曰伯乐治马，曰陶者治埴，日匠者治木。喻陈言不可用于今，曰古人糟粕，曰已弃刍狗，曰舟不可陆，曰狙猿衣周公之服，曰丑人学西施之颦，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疴瘘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吕梁蹈水，曰梓庆削锯。各数易说，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林竹溪谓如画出一屠牛人。砉然响然，奏刀▯砉然。如闻其离析牛体之声。导大窍，批大▯；技经肯綮之未尝；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每至族，视为止，行为迟等语则牛身之骨节理络、屠者之难易伸缩皆著之笔端，岂不为千古文章之妙。广大郭象谓《庄子》言大如鹏，徙九万里而六月怠，极天下之大；如蜗牛之角能容蛮触之战，极天下之小；言久谓冥灵以五百岁为春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言近则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则行填填，视颠颠，卧居居，起于于，如标枝，如野鹿，无为之象可掬；言后世则蹩{薛足}、▯是跋、澶漫、摘僻、屈折、悬▯是、结卓、鸷脔、卷抢，囊作为之态备尽；言子贡之富则轩车不容巷；言曾子之贫则正冠而缨绝，捉矜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各臻其妙，自谓瑰伟ㄈ诡可观，信哉！但陋仁义礼乐而偏道德，诋訾尧舜以来之圣人而崇老子，舍弃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为异端之学。
译有一种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于是把它舒展开来，收藏在庙堂之上。这神龟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而显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涂中拖着尾巴爬行呢？又说：祭祀的祝宗人走到猪圈前对猪说：“我将用三个月来喂养你，十天让你戒除杂念，三天让你斋戒，铺上白茅草，把你的肩膀和屁股放在雕花的砧板上，你愿意这样吗？”替猪谋划的人说：“不如用糟糠喂它，把它养在猪圈里。”这三个比喻用意相同而事情不同。比喻对无法理解大道的人说：有只鸟停在鲁国郊外，鲁国国君很喜欢它，准备了太牢来款待它，演奏《九韶》之乐来取悦它，鸟却开始悲伤忧愁、眼花缭乱，不敢饮食。又说：《咸池》、《九韶》这样的音乐，在洞庭旷野上演奏，鸟听了就飞走，兽听了就跑开，鱼听了就潜入水底。比喻破坏天然本性，说伯乐驯马，说陶工制陶，说木匠加工木材。比喻陈旧的言论不能用于当今，说古人的言论是糟粕，说已被丢弃的刍狗，说船不能行于陆地，说猴子穿周公的衣服，说丑女模仿西施皱眉，说足迹是鞋子走出来的，但足迹不是鞋子。比喻专一精纯的操守，说痀偻丈人承蜩，说摆渡人操舟，说吕梁水下的蹈水者，说梓庆削木为鐻。各自多次变换说法，每次变换都新奇巧妙。像庖丁解牛的事，说：“手接触的地方，肩依靠的地方，脚踏的地方，膝抵的地方。”林竹溪说这就像画出了一个屠牛人。“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就像听到了分解牛体的声音。引导刀进入大的骨节空隙，劈开大的筋骨连接处；从未碰触过经络相连、筋骨聚结的地方；那些骨节之间有间隙，而刀刃没有厚度；每当遇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目光就集中，动作就迟缓等话语，则牛身上的骨节脉络、屠牛的难易伸缩都显现在笔端，这难道不是千古文章的妙处吗？郭象说《庄子》言大，如大鹏迁徙九万里，六月风息才停，极尽天下之大；如蜗牛角上能容纳蛮触之战，极尽天下之小；言久，说冥灵以五百年为春，以五百年为秋，大椿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年为秋；言近，则朝菌不知道黑夜和白天，蟪蛄不知道春天和秋天；言古，则行走缓慢，目光呆滞，卧居安静，起身迟缓，如同树梢上的枝条，如同野外的鹿，无为之象可以捧取；言后世，则跛足、蹒跚、放纵、狭隘、屈折、悬挂、纠结、鸷猛、卷曲，各种作为之态无不具备；言子贡之富，则轩车在巷中无法通过；言曾子之贫，则整理帽子而帽带断裂，抓住衣襟而肘部露出，穿上鞋子而脚跟破裂。各自达到精妙，自认为瑰丽奇伟、怪异可观，确实如此！只是鄙薄仁义礼乐而偏重道德，诋毁尧舜以来的圣人而推崇老子，舍弃人事一切付之自然，所以得罪名教，成为异端之学。
○古铜代金
《舜典》金作赎刑，《吕刑》罚百锾，皆释铜。汉罚用金，赎死为铜四百一十六斤，唐赎死为铜一百二十金。按《禹贡》：扬州贡金三品。铜与其一，故铜罚例曰金。汉赐臣下诚用金者，直书黄金。考古金多无如汉高祖予陈平四万金，赐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赐袁盎五十斤，宣帝赐韦贤、黄霸各百斤，赐疏广受二十斤，太子加赐五十斤，赐高祖功臣后百三十六人各十斤，岂为天下国家用，故亦不为天下国家惜乎？若饰土木言金，无往《西都建章赋》曰觚棱栖金爵，《三辅故事》：著金爵铜凤长安门，《甘泉赋》曰金铺交映，杨雄《解嘲》曰历金门，注亦曰：门旁立铜马，因号金门。古帝者富有天下，犹以铜代饰土木，后世琳宫梵宇，例饰赤金，何也？
○龙门
禹凿龙门导河，意穿其山之遏水者而已。▯水李氏记其事则不然，谓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上建禹庙，乃禹凿山通河水出处也。河自古长城外南注中国，至安国岭下凡千馀里，两岸尽壁峭立，大河盘束怒郁石硖间，至此方山间喷风扬雾，如万雷鼓天而下。《庄子》“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千里”盖写此。禹像冕服豕首，祭讳用豕，用则大风拔木发屋，灾被百里，观此则暴鳃点额，亦见鱼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处党项之里。宋苦西夏，尝有陈熙河据西夏上流，于舟顺流下，出会州腹攻灵夏者。朝廷下其议，熙河漕臣李复奏曰：契勘黄河过会州，所见精山石峡，险穿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行至西？妥州之东大河又分散流，谓之南山逆流，数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浅滩碛，不胜舟载。朱文公谓《禹贡》言贡赋之路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则古来此处河道固通舟楫矣，又若此何也？余窃谓兴灵以外之河古当狄境，自《书》记雍州贡道之后，狄之窥中国者何限，曾未闻有导河入渭、▯者，则龙门上流行舟必难，复之说疑有据（按河出葱岭、于阗，合流东注菖蒲海，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潜行地下，至积石出，故禹导自积石，自积石千里而东，千里而南，至龙门凡三千余里）。
○战国说士
叶水心曰：周之盛时京师有学，比、闾、族、党、乡、遂皆有学，三岁资兴，诸侯贡士，进得仕天子，退得臣诸侯，故其时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等。自厉王无道，周法浸坏，宣王之复未几，又乱以幽王，驯至平王东迁，京师之学先隳，诸侯贡士之典亦阙，士绝望于王都，下者为商贾负贩，高者俯首为陪臣，然尚用于诸侯也。其后诸侯亦不取士，士之无归者降为大夫、家臣。孔门弟子皆为之，独颜、闵以不仕见推。至战国诸侯互相吞灭，日寻干戈，及遭离乱，为家臣既无主，退又无以自业，于是放荡四出，仗口舌以要时君，虽孟子大儒，亦千里见梁，且语勾践以游重轻，平原辈资士以重其国，几数千人，士之变诈纵横辈至，以口舌重轻人国，列国之主为之拥▯先驱，侧行避席，时可知矣。至秦此习未改，于是坑夷之祸起焉，其实皆因于士之无归也。
○乡举里选
封建不复，里选难行，缘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诸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责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诸侯封国乡、遂、比、闾、族、党之内，塾、庠、序之教行，故行艺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礼》选举之说曰：闾胥（立此为闾中士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众众庶书其恭俭任恤者，族师（上士为之），月吉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党正（下大夫为之），正岁书其德行道艺，州长（中大夫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乡大夫（命乡举之），三年大比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盖人之贤否，非久与居莫辨真伪，久与居者惟邻里乡党，故党庠序乃审察人才之要（按：古<广羊>、序皆乡民行射、饮读、教法之所，事已则反于学塾。汉
译○古铜代金
《舜典》中规定用金属来赎罪，《吕刑》中规定罚金一百锾，这里的金属都是指铜。汉代处罚使用金，赎免死刑需缴纳铜四百一十六斤，唐代赎免死刑需缴纳铜一百二十斤。查考《禹贡》记载：扬州进贡三种金属，铜是其中之一，所以铜的罚金条例中称为金。汉代赏赐臣下确实使用金的，史书上直接写明是黄金。考察古代，金大多没有像汉高祖给陈平四万金，赐给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赐给袁盎五十斤，宣帝赐给韦贤、黄霸各一百斤，赐给疏广受二十斤，太子又加赐五十斤，赐给高祖功臣后代一百三十六人各十斤那样多的。难道是因为天下国家的用途，所以也不为天下国家吝惜吗？至于装饰土木建筑时提到金，无处不是这样。《西都赋》中说觚棱上栖息着金爵，《三辅故事》记载：长安门上立着金爵铜凤，《甘泉赋》中说金铺交相辉映，杨雄《解嘲》中说经过金门，注释也说：门旁立着铜马，因此号称金门。古代帝王富有天下，尚且用铜来代替装饰土木，后世道教宫观和佛教寺院，惯例都用赤金装饰，这是为什么呢？
○龙门
大禹开凿龙门疏导黄河，本意只是打通那阻挡水流的山体罢了。〇水李氏记录这件事则不然，他说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上面建有禹庙，这就是大禹开凿山体让河水通行的地方。黄河自古以来从长城外向南流入中原，到安国岭下有一千多里，两岸都是陡峭的岩壁直立，大河在狭窄的石峡间盘旋束缚，愤怒郁结，到了这里才从山间喷涌而出，风扬雾起，如同万雷鼓动从天而下。《庄子》中“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千里”大概描写的就是这里。禹的塑像戴着冕穿着礼服，长着猪头，祭祀时忌讳用猪，用了就会大风拔树掀屋，灾害波及百里，观察这个就知道，即使鱼露出鳃、点着额头（形容鱼跃龙门之难），也可见鱼的力量无法抵挡水力的猛烈，而大禹之所以神奇也就在此了。如果上游是古代的朔方，处于党项人的境内。宋朝苦于西夏的侵扰，曾经有陈熙河占据西夏上游，乘船顺流而下，进入会州腹地攻打灵夏的情况。朝廷下达命令讨论这件事，熙河漕臣李复上奏说：查勘黄河经过会州，所见精山石峡，险峻之处从上直穿而下，水流垂直落下，高数十尺，船怎么能行到西边？妥州以东大河又分散成支流，称为南山逆流，几十里后才再次汇合，逆流处水浅滩多沙石，承受不了船只的载重。朱文公认为《禹贡》中说的贡赋道路是：从积石浮水，到龙门、西河，在渭水会合〇。那么自古以来此处河道本来是可以通行舟船的，又怎么会像这样呢？我私下认为兴灵以外的黄河古代应当是狄人的境地，自从《尚书》记载雍州贡道之后，狄人窥伺中原的有多少，却从未听说有引导黄河入渭、〇的，那么龙门以上行船必定困难，李复的说法怀疑是有根据的（按：黄河出自葱岭、于阗，汇合向东流入菖蒲海，距离玉门、阳关三百多里，潜入地下，到积石山流出，所以大禹从积石山开始疏导，从积石山向东千里，向南千里，到龙门一共三千多里）。
○战国说士
叶水心说：周朝兴盛时，京城有学校，比、闾、族、党、乡、遂都有学校，每三年选拔一次，诸侯进献士人，进可以侍奉天子，退可以做诸侯的臣子，所以当时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等。自从厉王无道，周朝的法度逐渐败坏，宣王恢复不久，又因幽王而混乱，逐渐到平王东迁，京城的学校首先毁坏，诸侯进献士人的典章也缺失，士人对王都绝望，地位低的做商人贩卖货物，地位高的低头做陪臣，但尚且被诸侯任用。后来诸侯也不取用士人，无处归依的士人降为大夫、家臣。孔门的弟子都做过这种身份，只有颜回、闵子骞因为不仕而被推崇。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吞并，天天寻找战争，等到遭遇离乱，做家臣已经没有主人，退下来又没有赖以谋生的职业，于是放荡地四处奔走，凭借口舌来要挟当时的君主，即使是孟子这样的大儒，也千里迢迢去见梁惠王，并且告诉勾践去游说轻重之术，平原君一类人依靠士人来加重自己国家的分量，几乎有几千人，士人的变诈纵横之徒到了极点，凭借口舌来轻视或重视人的国家，列国的君主为他们拥〇先驱，侧身行走避开席位，当时的情况可以知道了。到了秦国这种习气没有改变，于是坑杀儒生的祸患就发生了，其实这都是因为士人无处归依造成的。
○乡举里选
封建制度不再恢复，乡里选拔难以实行，因为古代王畿以外的土地都分封给诸侯，王城二百里以外又责成都鄙管理，天子直接治理的只是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诸侯封国在乡、遂、比、闾、族、党之内，塾、庠、序的教育得以推行，所以对品行技艺的考察可以知道，耳目的采集也容易。《周礼》中选举的说法是：闾胥（设立此职为闾中的士），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等众人聚集时，记录那些恭敬节俭、仁爱恤人的；族师（由上士担任），每月初一记录那些孝顺悌敬、和睦姻亲、有学问的；党正（由下大夫担任），每年正月记录那些道德品行、技艺的；州长（由中大夫担任），正月初一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技艺并鼓励，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告诫；乡大夫（由命官举荐），每三年大比则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技艺并选拔贤能的人。大概人的贤与不贤，不长期相处无法辨别真伪，长期相处的只有邻里乡党，所以党庠序乃是审察人才的关键（按：古<广羊>、序都是乡民进行射礼、饮酒诵读、教法的地方，事情结束后返回学塾。汉
学校不立，士与讲论者令肄业太常，后世以来始有越乡违家、群居聚食就学者）。后世井邑既亡，学校又废，郡大者绵地千里，如汉委郡国察孝廉，郡守拜罢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贤否，往往滥举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后任爱憎、通货赂、取阀阅，职名中正，实为奸府。元魏惟简年劳，才否不辨。然汉公府辟举之法，尚近古郡县，属吏掾曹许各辟于其长，经郡县辟者，五府吏辟，经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选。故士修于家，声闻达于乡闾，则辟书交致，至县令以上始赴尚书选调，一人之身阅历者众，汉吏多得人（周官人之法：论之乡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以王庭，示不取信一人）。隋唐来易以词华设科，行艺已阁置矣，然犹察时望录之。至宋置棘糊名，则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权衡于命之有无，特假词华彰施之尔。愚谓科举流泛，封建不复，选举难行，若只徇时论取人，则王莽未得汉柄，折节为恭俭，虚誉隆洽；嚣殷浩未出，天下皆谓深源不起，如苍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与为比，堪充选举，虽国皆曰贤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毁誉难凭，苏湖以经义治事，边防、水利、置斋，实取人之规，虞廷、纳言、试功一节，实审才之实。盖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门四科论人，赐达，由果，亦不专主文章德行，则偏徇岂不谬与）。后世取人但言语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谈则胜，行之实事则阙者，礼乐、讼狱、财赋、兵机素未尝经，则选以官，事多废，而岁月淹久，循资格又付以断国论，谋王室，当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乃不问也，所以政以人弊，国以人亡。
译学校没有建立，士人讲论学问的，令其在太常寺学习，后世以来才开始有离开家乡、脱离家庭，群居聚食去求学的情况。后世井田制和邑制已经消亡，学校又遭到废弃，大的郡县绵延千里，如同汉代委任郡国考察孝廉，郡守上任离职不固定，不能熟悉人的贤能与否，往往滥举的人很多。魏代在郡设置中正官，九品中正一人考察德行，也只是取信于口耳传闻。后来任随爱憎、通同贿赂、看重门第资历，职名中正，实际上成为奸邪的府署。北魏只简选年资劳绩，才能与否不加辨别。然而汉代公府征辟举荐的方法，尚且接近古代郡县的制度，属吏掾曹允许各自由长官征辟，经过郡县征辟的，由五府吏征辟，经过五府征辟的，公卿才开始推选。所以士人在家中修身，名声传达到乡里，那么征辟的书信纷纷送达，直到县令以上才赴尚书选调，一个人的经历众多，汉代官吏多能得人才（周代选拔人的方法：在乡里评议，告知六种事务，然后贡举到王庭，表示不取信于一人）。隋唐以来改为以辞藻华丽设立科目，实际技艺已经搁置不用了，然而还考察时望录用人。到宋代设置糊名誊录，那么德行才能与否一概不加辨别，士人的得失权衡于命运有无，只是借辞藻华丽来彰显罢了。我认为科举流于泛泛，封建制度不再恢复，选举难以实行，如果只顺从时论取人，那么王莽未得汉室权柄时，屈节装作恭俭，虚誉隆盛融洽；殷浩未出山时，天下人都说深源不起，那么百姓怎么办；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崇他的文行无人能比，足以充当选举，虽然国人都说贤能，而最终竟如此，为什么呢？总之毁誉难以凭信，苏轼以经义治事，边防、水利，设置斋舍，确实是取人的规矩，虞廷、纳言、试功这一节，确实是审察才能的实质。大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就其显著的才能而取用，真才就出来了（按孔子门下四科论人，子贡通达，子路果敢，也不专主文章德行，那么偏徇时论岂不谬误吗）。后世取人只凭言语一科，不知世上固有坐而论道则胜出，实行实事则欠缺的人，礼乐、诉讼、财赋、兵机素来未曾经历，那么选拔授官，事情多被废弃，而岁月长久，循着资历又交付以决断国家大论，谋划王室，担当方面重任，而人的堪任与否却不问，所以政治因人而败坏，国家因人而灭亡。
○老彭
事惟近于人情者可信。传记述彭祖、老耽，各有诡异难凭之说，年皆数百。今撮识始终，彭祖姓▯名铿，封彭城，故号彭祖，以斟雉养性事尧，仕夏为大夫，仕商为老彭，事周为柱下史。《彭祖传》云商世已传三百岁，《列仙传》云丧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寿七百。又云八百。而《书》独以为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谬盖易知也。如《列仙传》所云，彭祖但寿其一身，不能延长其妻子，其仙亦陋矣。老耽，皋陶后，《说苑》著皋陶士师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传》行李、行理无二。夏商时已有李氏。姓氏书李，新旧《唐书》乃皆谓老子生李下，遭乱，饥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神仙传》又谓：老子无父母，姓李皆附会妄说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元禄，字伯阳，甫生能言，生时皓首，方瞳长眉，干九尺，耳七寸而参漏，故复名耳，字耽，邑于苦之赖（亳州卫贡县，县东有赖乡，即老子生地，有桐。《汉志》以老莱子、老耽为二人。按《庄子》书孔子问礼于老耽。《高士传》云孔子至楚见老莱子，时已二百馀岁，班衣戏母侧，所问皆礼事。二老传皆曰楚人，又莱，先贤以为老声之转，窃疑只是一人）。仕桓、庄，出为柱下史，仕简、灵，世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孔子没后十九年西入秦，历流沙，化胡成佛，见秦献公，又后孔子百馀年。其寿以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终，然▯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余按：老子著《道德经》，清净无为，外无半语及神仙，《庄子》之书致尊老子，亦不言其为仙，至晋葛洪著《神仙传》始列老子于仙。昔之推黄帝者曰寿三百，大戴《礼》述宰我问孔子云：黄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期其神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窃疑彭、老子寿犹孔子论云，特传记神异焉尔）。
○治贵审时
论秦政、王莽曰：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俱用灭亡。盖谓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也。魏鹤山尝叹孔孟著书未及行，尽其辙辕历聘，熟谙世故，又洞识前古，使其获用，弛张必当。至秦大肆暴，经皆出于汉儒，掇拾先王制度，杂以秦汉，汉舛谬甚则胡制，即王贾马笺注多是以后王仪文臆说三代令典。故经著义理纲常，万古不易，其建置纤悉，随时之宜可也。夏礼而杞不足征，殷礼而宋不足征，孔子时二王之后犹存而皆云然，后乎孔子者文献又可知矣。韩魏公规荆公新法曰：古今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程子曰：经焚，礼书多出，汉儒不可一一追复），后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执于周公制礼之说，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圣人，而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何尝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袭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则更，岂有执而不通之理？汉崔▯《政论》曰：济世拯时之术，岂必体蹈尧舜乃理哉？期于补疑阙壤、支柱倾邪、随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对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焉可与论国家大体哉（后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无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国，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贤明也。幽王之天下非无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复国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诸侯之弊极矣，周以微弱乃载柞数百，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争强大，不能相质，周幸而传尔。秦变以郡县，而弊以苛暴。汉易以宽仁，而制于权臣。晋弊于权臣，隋弊于盗贼，唐弊于藩镇，往往国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无拘说也）！又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矣，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知弊也。▯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余尝谓唐虞治道，万
译○老彭
事情只有符合人情常理的才可信。传记中叙述彭祖、老聃，各自都有诡异难以凭信的说法，年龄都达数百岁。现在简略记述他们的始末：彭祖姓〇名铿，封地在彭城，所以号称彭祖，以饲养野鸡来调养性情侍奉尧，在夏朝任大夫，在商朝任老彭，在周朝任柱下史。《彭祖传》说商朝时已传三百岁，《列仙传》说死了四十九个妻子，死了五十四个儿子，寿命七百。又说八百岁。而《尚书》只认为彭祖上及有虞氏，下及五霸。其错误大概容易知道了。如果像《列仙传》所说，彭祖只是延长自己的寿命，不能延长他妻儿的寿命，他的仙道也太鄙陋了。老聃，是皋陶的后代，《说苑》记载皋陶任士师为理官，因此以“理”命名家族，古字“理”、“李”通用，所以《左传》中“行李”、“行理”没有区别。夏商时已有李氏。姓氏书李，新旧《唐书》都说是老子生在李树下，遭遇战乱，饥饿时吃木子得以存活，因此姓李。葛洪《神仙传》又说：老子没有父母，姓李都是附会妄说。查考老子生于周宣王四十二年，母亲给他取名叫元禄，字伯阳，刚出生就能说话，出生时白头，方瞳长眉，身高九尺，耳朵七寸且参漏，所以又名叫耳，字聃，封邑在苦地的赖（亳州卫贡县，县东有赖乡，就是老子出生地，有桐树。《汉书·地理志》把老莱子、老聃当作两个人。查考《庄子》记载孔子向老聃问礼。《高士传》说孔子到楚国见到老莱子，当时已二百多岁，穿着彩衣在母亲身边嬉戏，所问的都是礼制之事。两位老子的传记都说他们是楚国人，又“莱”，先贤认为是“老”声的转化，我私下怀疑只是一个人）。在桓王、庄王时任职，出外任柱下史，在简王、灵王时任职，世代担任守藏吏，平王时著《道德经》，孔子死后十九年西入秦国，历经流沙，教化胡人成佛，见到秦献公，又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他的寿命有人说二百七十，有人说四百四十，有人说不知最终归宿，然而〇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我查考：老子著《道德经》，主张清净无为，对外没有半句话涉及神仙，《庄子》一书极度尊崇老子，也不说他是神仙，直到晋代葛洪著《神仙传》才把老子列入神仙。过去推崇黄帝的人说寿命三百岁，大戴《礼记》记载宰我问孔子说：黄帝是人，怎么能活三百岁？孔子说：活着时百姓受益于他的德行百年，死后人们期望他的神灵百年，长久以来人们运用他的教化百年。我私下怀疑彭祖、老子的寿命还像孔子论述的那样，只是传记神异化了罢了）。
○治贵审时
评论秦政、王莽说：秦焚烧《诗》、《书》来确立私议，王莽诵读六艺来粉饰奸言，殊途同归，都导致灭亡。大概意思是说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一样。魏鹤山曾感叹孔孟著书未能施行，耗尽车马四处聘问，熟谙世故，又透彻了解前古，假使他们得以任用，宽严必定得当。到了秦朝大肆施暴，经典都出自汉儒，拾取先王制度，夹杂秦汉内容，汉朝错误严重则胡制，即使王、贾、马的笺注多是以后代王者的仪文臆测三代令典。所以经典记载义理纲常，万古不变，其建置细节，随时代适宜即可。夏礼而杞国不足以验证，殷礼而宋国不足以验证，孔子时二王之后尚存而都这样说，后于孔子的人文献又可知了。韩魏公规劝荆公新法说：古今制度不同，贵在便于时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用于今天的非止一处（程子说：经典焚毁，礼书多出，汉儒不可能一一追复），后世被太平六典之名迷惑，拘泥于周公制礼之说，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世终究不能实现，不知道三皇五帝制作都出自圣人，而唐虞禅让，夏后殷周继承，忠质文崇尚不同，子丑寅建立已各不相同，何曾殷必定遵循夏的痕迹，周必定袭用殷的制度，况且事久必弊，弊久则更，哪有执迷不通的道理？汉崔〇《政论》说：济世拯时之术，岂必效法尧舜才治理好吗？期望于修补疑缺、支撑倾邪、随形裁割、把当今世界置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回答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相同，所急务不同。俗人惊奇所闻，轻视所见，怎么能与他们谈论国家大体呢（后世说三代永固因为封建，不知道禹的天下并非没有封建，不到三代太康就失国，幸而再集者，是少康的贤明。幽王的天下并非没有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复国者，是宣王的修攘。春秋诸侯之弊极矣，周以微弱乃载柞数百，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争强大，不能相质，周幸而传尔。秦变以郡县，而弊以苛暴。汉易以宽仁，而制于权臣。晋弊于权臣，隋弊于盗贼，唐弊于藩镇，往往国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无拘说也）！又说：昔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赞美晋文，赞叹管仲之功，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知弊也。〇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我常说唐虞治道，万
古冠冕，究其设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职之可纪。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种，契敷五教，皋陶为士，与夫垂工、夔乐、伯夷秩宗而已，何尝琐屑如《周礼》哉？矧治道贵安静，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天下始病矣。司马温公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谨择忠贤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仕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上下劳扰而天下乱。汉唐而下，君道虽不尽纯，而汉文景以恭俭致太平，唐太宗以仁义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则亦惟其人而已，不在尽循古制也。《酌》颂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苏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悦，纵有礼典明文，无补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通时。又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译古代的冠冕制度，探究其设立官职的情况，只有内部设有百揆、四岳，外部设有州牧、侯伯，这些职位是值得记载的。从前大禹治理水土，后稷教导播种，契推行五种教化，皋陶担任狱官，以及垂掌管百工、夔掌管音乐、伯夷掌管宗庙礼仪罢了，哪里曾经像《周礼》那样琐碎呢？况且治理之道贵在清静，设立官职如果冗杂，那么巧诈与拙劣之人混杂进用，天下就开始出现弊病了。司马光说：叔向有句话，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制度繁多。圣明君王的治理，谨慎选择忠臣贤人而任用他们，法制不繁杂而天下大治；等到国家衰败时，百官任职不能选拔合适的人，禁令反而增多，防范更加严密，上下劳苦烦扰而天下大乱。汉朝、唐朝以后，君主的治国之道虽然不完全纯正，但汉文帝、汉景帝凭借恭敬节俭达到太平，唐太宗凭借仁义达到太平，宋朝凭借儒家之道达到太平，这也只是取决于人罢了，不在于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酌》这篇颂诗赞美周成王说，言语能够斟酌先祖的道理来安定天下。汉朝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而汉宣帝说：汉朝自有其制度。苏轼说：事情如果可行，不一定都有先例。如果世俗所不安，人们不喜悦，即使礼典中有明文规定，也无助于消除怨恨。所以鞋子不必相同，关键在于合脚；治国不必相同，关键在于顺应时势。又说：通晓变化，天下就没有不好的法令；固执不变，天下就没有好的教化。
○将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后卒将翦而克。汉宣帝将七十馀之赵充国遂平羌。光武将▯铄翁之马援遂定蛮。晋邓艾平蜀，王▯平吴，年皆七十。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缪，晋重耳六十二反晋国，郦食其六十二遇汉高帝，裴度、郭子仪身益者，国益重。盖经历多，思虑精，举措审，往往以老得之。张南轩尝评充国之将曰：将之失从负勇而愎谏。充国曰：兵难喻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将之病患急近功，充国屯田为久计，图其万全；将之病患好杀，不恤百姓，充国图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此岂少年尚气贪功者所及哉？
○帅职
南轩帅荆，遗晦庵书曰：某受任上流，军卒责都统，财赋责总司，吾帅臣专以固结人心为本，使人有尊君亲上之心，则以守固，以战克矣。兵、财，帅大务也，而民又最焉，其论识可谓约而事要矣。
○服食为本
禹别九州，冀为王都，独不言贡篚，近王畿曰甸服，甸为天子治田，赋专出谷。盖王畿地大人众，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内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钅至（刈禾器），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为重也。兖、豫、青近王畿，兖贡蚕丝，豫贡绵、▯、纤、纩，青贡盐、▯、丝，凡以衣为重也。馀州之贡宝玉玩好而已。《洪范》八政先食货，《豳?七月》周公陈先公风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谆谆农务，以此见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于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转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东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实江湖脉络，可聚中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为荥。《史记正义》。曰：荥水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官渡水屯。详此则汴古已有，后世以为始隋，非也。但前贤明此水不一，或谓上名鸿沟，下名官渡。张华谓鸿沟、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谓汴、鸿沟、官渡为三水。张伯谓：荥引河东南。注：至大梁浚仪分二渠，一为官渡，一为鸿沟，汴别为渠。今汴自西而东，鸿沟横亘南北，但三国袁、曹相拒官渡，操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则官渡自黄河）。其馀小水随地所出，俱达江河，备著《禹贡》。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故《禹贡》述江水沿于海而后入于淮。《左传》谓吴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济（《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贡》禹平水土之书，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国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说可疑。春秋吴凭陵上国，至北伐齐与中国之盟会，乘便取捷，盖通江淮之始）。凡水，水力不同，舟载亦异。唐刘晏转漕给关中，初概以航运艰阻百端，后察江船不可用于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于河，遂随岸置仓贮载，因相水之宜用船，运遂无阻。河至龙门扼底柱险，复资陆运入渭（按唐运避三门之险，开三路于八里始济）。渭浅深不常，隋兴，凿渭自□兴东至潼关，凡三百里，名开通河，然后关内之运通利。唐以来潼关有变，河汴不通，则江运溯汉，入武关以达长安（按：汉水、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至洋川始陆运出扶风）。但汉上流滩险，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后梁以洛运艰改都汴，汴中据江河，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而处势平旷，天下有事乃四战之冲，须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长安、金陵，盖以运便而险塞也（长安襟山带河，沃野千里，地产多可富国，古号陆海。金陵前控江淮，后引瓯越，左通荆襄，右达吴会，外则长淮沃壤千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内则交、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江左第一形胜。宋之南渡初，李伯纪、胡安国进计，皆请措置荆襄为根本。按荆襄地夷旷，胡五峰尝谓欲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
译○将老
秦始皇攻取楚国，起初怀疑王翦年老且胆怯，后来最终任用王翦而取得了胜利。汉宣帝任用七十多岁的赵充国，于是平定了羌人。光武帝任用精神矍铄的老将马援，于是平定了南蛮。晋朝邓艾平定蜀国，王濬平定吴国，年龄都是七十岁。其他如吕尚八十岁遇见周文王，百里奚七十岁求见秦穆公，晋国重耳六十二岁返回晋国，郦食其六十二岁遇见汉高祖，裴度、郭子仪身体虽衰老，国家却更加倚重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历多，思虑精密，举措审慎，往往凭借年老而获得成就。张南轩曾经评论赵充国为将说：将领的过失在于自负勇武而刚愎拒谏。赵充国说：用兵难以空谈揣度，希望到达金城，再向皇上呈报方略。他不轻视事务到了这种地步。将领的弊病在于急于求取近功，赵充国屯田是为了长远的计策，谋求万全之策；将领的弊病在于喜好杀戮，不体恤百姓，赵充国谋求坐困西戎，使百姓得以安宁。这难道是崇尚意气、贪图功劳的年轻人所能达到的吗？
○帅职
张南轩担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给朱熹写信说：我受命镇守上游，军队事务责成都统，财政赋税责成总领所，我作为帅臣专门以巩固人心为根本，使人们有尊君亲上的心意，那么防守就能稳固，作战就能取胜了。军事、财政，是帅臣的大务，而民众又是最根本的，他的论识可以说简约而切中要害。
○服食为本
大禹划分九州，冀州作为王都，唯独不提及进贡竹器，靠近王畿的地方称为甸服，甸服为天子治理田地，赋税专门出产谷物。大概因为王畿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是四方的根本所在，急务在于衣食，所以畿内百里缴纳总禾（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缴纳钅至（刈禾器），三百里缴纳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凡是都以粮食为重。兖州、豫州、青州靠近王畿，兖州进贡蚕丝，豫州进贡绵、纻、纤、纩，青州进贡盐、漆、丝，凡是都以衣物为重。其余各州的进贡只是宝玉玩好之物罢了。《洪范》八政将食货放在首位，《豳风·七月》周公陈述先公的风化，公刘、召康公告诫成王以民事，都谆谆教导农务，由此可以看出王者富有天下，也不可一天忘记衣食之情。
○江河淮汴
天下转运漕粮的水道主要有四条，即江、河、淮、汴。黄河可以汇聚西北的漕粮，长江可以汇聚东南的漕粮，汴河引黄河水入淮河，实在是江湖的脉络，可以汇聚中原的漕粮（按：洛水注入黄河溢出形成荥泽。《史记正义》说：荥水引黄河东南流形成鸿沟，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在楚国汇合，即官渡水屯。详察此则汴河古已有之，后世认为始于隋朝，是不对的。只是前贤明白此水名称不一，有的说上游名鸿沟，下游名官渡。张华认为鸿沟、官渡各是一水。胡明仲认为汴、鸿沟、官渡是三水。张伯认为：荥水引黄河东南流。注：到大梁浚仪分为二渠，一为官渡，一为鸿沟，汴河另开为渠。如今汴河自西向东流，鸿沟横亘南北，只是三国时袁、曹在官渡相持，曹操说：悠悠黄河，我将渡河吗？那么官渡自黄河而来）。其余小水随地所出，都通达江河，详细记载于《禹贡》。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溯汴河北通黄河，而南不通长江，所以《禹贡》叙述江水沿着大海而后流入淮河。《左传》说吴王夫差开始开通江淮，从此四水通济（《孟子》说：禹疏导淮河、泗水注入长江，然而《禹贡》是禹平定水土的书，如果真开通了江淮必定会叙述。加上古代封国各有界限，以唐虞五服制度考察，淮河尚且处于荒服之外，何况江南呢？所以《孟子》的说法可疑。春秋时吴国凭借武力凌驾中原国家，直到北伐齐国并与中原国家盟会，乘便取捷，大概是开通江淮的开始）。凡是水道，水力不同，舟船承载也各异。唐代刘晏转运漕粮供给关中，起初一概认为航运艰难阻碍百端，后来察明江船不可用于淮河，淮船不可用于汴河，汴船不可用于黄河，于是随岸设置仓库贮载，根据水情适宜使用船只，运输于是没有阻碍。黄河到龙门受砥柱险阻，又借助陆运进入渭水（按：唐代运输避开三门的险阻，在八里处开凿三路才开始渡河）。渭水深浅不常，隋朝兴起，开凿渭水自兴东至潼关，共三百里，名叫开通河，然后关内的运输才通利。唐代以来潼关有变故，黄河汴河不通，则江运溯汉水，进入武关以到达长安（按：汉水、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到洋川才开始陆运出扶风）。但是汉水上游滩险，不如黄河渭水容易。唐末及后梁初年定都洛阳，后梁因为洛阳运输艰难改都汴京，汴京占据江河，是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而地势平旷，天下有事乃是四战之地，必须用军队固守，所以古今谈论王者的居所，必定说是长安、金陵，大概是因为运输便利且险要闭塞（长安襟山带河，沃野千里，地产丰富可以富国，古号陆海。金陵前控江淮，后引瓯越，左通荆襄，右达吴会，外则长淮沃壤千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内则交、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江左第一形胜。宋朝南渡之初，李伯纪、胡安国进献计策，都请求措置荆襄为根本。按荆襄地势平坦空旷，胡五峰曾经说想要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
○张道陵
《汉书》著张陵字辅汉，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寿元年于灵峰白日上升，该百二十岁。而邵伯温《闻见录》著汉建安一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鸣鹤山中，造作符书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升，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路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汉宁太守，镇汉中。观此则张陵非异人也，道家今祖陵为天师，初只泛号，唐始定封也。
○对独说
程子曰：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朱文公广为一中又自有对之说，又曰：乾尊坤卑，不可并立，盖尊无二，上意也。以类推之，君对臣，必君令臣行；父对子，必父召子诺；夫对妇，必夫义妇顺；天对地，必天包地外；阴对阳，必阳生阴畜；日对月，必月受日光。此对而必归于独，可言也。若中国对四夷，君子对小人，而耳目、手足之对若之何一之？冯亿可曰：阳一阴二，邵康节有是言，然三纲之正，九畴之叙，虽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是数者非中国君子莫致之，则中国未尝不为四夷所利赖，君子未尝不为小人之▯▯也。若手足虽对，然不左如右之便。耳目虽对，而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则亦无害其为独也。于父子尊卑不并立之说有矣夫。
●卷八
○天即理
谶纬之学未兴，古人自信多托之天，尧舜让贤，俱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汤武之兴，曰天命弗僭，曰天▯一德，曰天其以德▯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从之等语，往往借天为训。朱文公谓事不出于人则出于天，天即理也。凡合于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为者，皆谓之天。桀纣之暴如是，东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心，八百侯而毕会，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争者。汤武顺之则天，逆之则人，其谓之天不诬也。《左传》曰天诱其衷，曰天夺之魄，夫岂有诱夺之迹哉？行事顺理而兴，殆天启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丧之，天且不违权于理之逆顺。《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与之之意，尧舜子不肖，便见天不久尧舜之天下，启贤能继，便见天欲久禹之天下，故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禹治水，彝伦攸叙，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亦谓禹能顺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盖天锡以知九畴之叙，故无逆水之失。汉儒不审，乃拘于洛书龟背水文多少之较（详《书?洪范疏》），岂真知天者？况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龟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谓不一名字三十八字之详也。又按《易?系》，孔子只言河出图，洛出书，即无龟龙之说。汉世纬书起，始曰龙负图，龙负书，殆汉儒增也。兼古人言灾祥多卜以人事，纬书尽益以神怪，禹观河见白面长人，殷白狼衔钩沈璧于洛，而黑龟兴之书，黄鱼双跃，周赤雀衔书，白鱼入舟皆《礼纬?稽命微》之辞，故谶纬皆起汉儒。
○仓颉
仓颉制字，宋衷、皇甫谧辈俱言颉黄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黄帝前，已言作书契，不应先有书契，后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禅者七十二君，皆纪号泰山。《庄子》亦言十三代之封，有纪勒者千八百馀所，其纪勒必皆字也。晋索靖《草书论》：仓颉既生，书记是为。《尚书疏》张楫云：仓颉为帝王，生禅通之纪。《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曰：仓颉四目。则仓颉者，伏羲前一帝号也。故蔡邕、曹植皆称颉皇，吕不韦称仓颉亦曰史皇氏（世谓字书为史书），则谓为史官者谬也。开封府浚仪有颉城，《论衡》云：学书讳丙日。以《五行书》言，仓颉死丙寅也。
○轩辕黄帝
《庄子》著轩辕氏后始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六韬》亦著轩辕氏在骊连氏、赫胥氏之间。轩辕，自古帝王一号也。古币亦有轩辕、黄帝之分，轩辕币始作货，黄帝币又作布，则轩辕、黄
译○张道陵
《汉书》记载张陵字辅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出生，在天目山得道，擅长用符咒治病。桓帝永寿元年，他在灵峰白日飞升，享年一百二十岁。而邵伯温在《闻见录》中记载，汉建安十年曹操击败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在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鸣鹤山修道，制造符书迷惑百姓，信奉他道术的人都要缴纳五升米，当时人称他们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将这套方法代代相传，自称师君，其信徒称为鬼卒、路酒、理头，大体与黄巾军类似。朝廷无法讨伐，便任命张鲁为汉宁太守，镇守汉中。由此看来，张陵并非非凡之人，道家如今尊奉张陵为天师，起初只是泛称，唐代才开始正式封号。
○对独说
程子说：天下的事物没有孤立存在的，必定有对应的另一方。朱文公广泛阐述“一中又有对”的观点，又说：乾尊贵坤卑下，不可并列，大概是因为尊贵没有第二个，这是上位者的意思。以此类推，君对应臣，必定是君发令臣执行；父对应子，必定是父召唤子应答；夫对应妇，必定是夫守义妇顺从；天对应地，必定是天包裹地在外面；阴对应阳，必定是阳生发阴蓄养；日对应月，必定是月接受日光。这种对应最终归于统一，是可以言说的。如果中国对应四夷，君子对应小人，那么耳目、手足的对应又怎能统一呢？冯亿可说：阳为一阴为二，邵康节有这样的说法，然而三纲的正道，九畴的秩序，即使是夷狄小人也必须依靠这些来立足，这些道理如果不是中国君子就无法实现，那么中国未曾不成为四夷所依赖的对象，君子未曾不成为小人的依靠。如果手足虽然对应，但左手不如右手方便。耳目虽然对应，但耳朵不能两听而聪，眼睛不能两视而明，那么也不妨碍它们成为统一的整体。关于父子尊卑不可并列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
●卷八
○天即理
谶纬之学尚未兴起时，古人大多自信地将事情寄托于天，尧舜禅让贤能，都说：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商汤周武兴起，说天命不欺骗，说天统一德行，说天以德教化百姓，说天怜悯百姓，说天必定顺从他们等话语，往往借天来训诫。朱文公说事情不出于人就出于天，天就是理。凡是符合理之自然，不是人私智所为的，都称为天。桀纣的暴虐如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同心，八百侯齐聚，这是人的智力无法争夺的。汤武顺应它就是天，违背它就是人，称之为天并不虚假。《左传》说天诱导他的内心，说天夺去他的魂魄，难道有诱导和夺取的痕迹吗？行事顺理而兴起，大概是天启发的；行事逆理而灭亡，大概是天抛弃的，天也不违背理之逆顺的权变。《孟子》说：天不说话，只通过行事来显示罢了。先儒解释天因为舜的行事，显示给予他的意思，尧舜的儿子不肖，便可见天不长久尧舜的天下，启贤能继承，便可见天想长久禹的天下，所以说没有人为而自然成就的，是天。禹治水，伦理秩序得以理顺，箕子说：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也是说禹能顺应水的本性，不失高下适宜，大概是天赐予他知晓九畴秩序的知识，所以没有违背水性的过失。汉儒不审慎，竟然拘泥于洛书龟背水文多少的比较（详见《书·洪范疏》），难道真正知道天吗？况且太古时期文献未产生，天如果真的以龟文示人，也未必有所谓不一名字三十八字的详细记载。又查《易·系辞》，孔子只说河出图，洛出书，并没有龟龙的说法。汉代纬书兴起，才开始说龙背负图，龙背负书，大概是汉儒增添的。加上古人言灾祥多占卜人事，纬书全部增添神怪，禹观河见白面长人，殷白狼衔钩沉璧于洛，而黑龟兴起之书，黄鱼双跃，周赤雀衔书，白鱼入舟都是《礼纬·稽命微》的话，所以谶纬都起源于汉儒。
○仓颉
仓颉造字，宋衷、皇甫谧等人都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不知道伏羲在黄帝之前，已经说作书契，不应该先有书契，后有字。而且管仲说古三王以前封禅的七十二位君主，都在泰山纪号。《庄子》也说十三代的封禅，有纪刻的一千八百多处，那些纪刻必定都是字。晋代索靖《草书论》：仓颉既生，书记就是。《尚书疏》张楫说：仓颉为帝王，生禅通之纪。《春秋元命苞》叙述帝王之相说：仓颉四目。那么仓颉，是伏羲前的一位帝号。所以蔡邕、曹植都称仓颉为皇，吕不韦称仓颉也说史皇氏（世人称字书为史书），那么说他是史官是错误的。开封府浚仪有颉城，《论衡》说：学书忌讳丙日。以《五行书》来说，仓颉死于丙寅日。
○轩辕黄帝
《庄子》记载轩辕氏之后才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六韬》也记载轩辕氏在骊连氏、赫胥氏之间。轩辕，自古帝王的一个称号。古币也有轩辕、黄帝的区分，轩辕币开始作货，黄帝币又作布，那么轩辕、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