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汉晋时期的儒者对经典的注解都如此（我按：古代传授《春秋》的有三家，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是先有《春秋经》）。但先前的儒者又有“大名居下”的说法。所谓大名，是指《易》、《诗》、《书》、《礼》的传注而言。《易》因为文王排序而加上“周”字（周，是岐阳的地名，姬姓祖先世代所封，《诗经》说：“周原〇无〇无”就是证明，后来成为周朝的代号，因此用“周”来命名《易》），《书》因为是上古的书籍而加上“尚”字（孔壁中只得到虞、夏、商、周的书籍，孔安国在伏生所传下经的序中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那么“尚”字是伏生加上去的），《诗》因为毛苌作传而加上“毛”字（传授《诗》的起初有四家，即齐、鲁、毛、韩，现在的《诗》传自汉代博士毛苌。因此将《诗》称为《毛诗》，以区别于其他三家），《礼》因为记述周代的制度而加上“周”字（《礼》出自刘歆，题名为“周”必定是刘歆所为），《传》因为由左氏所作而加上“左”字（以区别于《公羊》、《谷梁》，不详始于何时），后来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是大名居下，这是效法经典的做法。至于伏羲开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郑玄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司马迁认为是文王，只有王弼、孔颖达认为是伏羲重卦。大概《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兼括天、地、人三才而两两相配，所以《易》用六画而成卦。”既然已经说了伏羲是作《易》的人，又兼说画六而成卦，那么重卦是伏羲无疑了。但上《系辞》说：伏羲以来的十三种制作，都说大概是取法于卦名。这说明在伏羲之前已经有了。况且在画卦之前已有易理，而且本来就具备，何况在伏羲之前所说的《易》都称“圣人”，大概有深意在其中。薰叔曾经询问朱文公关于卦名设立的起源，朱文公回答说无从考证。关于《诗》名的说法，有的说是国史，有的说是子夏、毛苌。而《书·金〇》说：“公于是作诗赠给王，命名为《鸱〇》。”那么《诗》名是作者自己确定的，至于分为风、雅、颂，说法认为始于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校正雅颂，各得其所，但不知道吴国季札聘问鲁国是在孔子未返回鲁国之前，而鲁国太师已经为季札歌唱风、歌唱雅、歌唱颂，那么孔子不过是衰周时期僭越礼乐的人罢了。《周礼》虽然有太师掌管六诗的说法，但先儒认为《礼》出自刘歆，那么六诗怎么知道不是后世模仿而托名的呢？我按：鲁《〇》诗序说：“于是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求，史克作了这篇颂。”《乐记》说：“人不能没有混乱，先王以混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的音乐来引导他们。”《史记》说：“微子经过殷墟而作雅。”看这些，那么雅颂也是作者自己区分的。孔子编次《书》将序放在篇首，始于孔安国。《左传》、《春秋》起初各自是一本书，后来刘歆整理《左传》，才开始取传文解释经文，晋代杜预注《左传》又将经的年分与传的年分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两书合为一。因传解经的事见于《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译○笔史

范蔚宗在《后汉书·黄宪传》中叙述了众人对黄宪的敬慕之辞，然而黄宪的美德却无从具体探寻，直到今天读者依然钦佩他的贤德，仰慕他的器量。唐代史书对于房玄龄、杜如晦，除了记载他们善于谋划、善于决断之外，事迹也不多见，但王魏善谏，英卫善兵，通常都被归入房杜的功劳之中。项羽残暴，班固在史书中写道：“项羽向西屠杀咸阳。”又写道：“所过之处没有不残杀毁灭的，曾经攻打襄城，城中没有活口。”言辞并不激烈，但项羽的残暴却十分显露，这是史笔的精妙之处。至于叙述排列人物，褒扬的人给予赞语，贬斥的人给予批评，称美的人传记中不记载（按：史书中的赞语始于司马迁、班固，实际上是效法《左传》。《左传》常在事情结束时用“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来评判，所以司马迁、班固效法而作赞语，即“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大概人不是尧舜，怎么能尽善尽美，作史的道理应当如此，劝善惩恶的意思就寄托在其中了。苏老泉说：司马迁写廉颇的传记，本传不记载他议论阏舆失利的过错，而是记载在《赵奢传》中；写郦食其的传记，本传不记载他谋划削弱楚国权谋的错误，而是记载在《留侯传》中；写周勃的传记，本传不记载他汗流浃背的耻辱，而是记载在《王陵传》中；写董仲舒的传记，本传不记载他主张和亲的奏疏，而是记载在《匈奴传》中。大概这四位大臣，功劳十分而过错一分，不想因为一分过错而玷污十分功劳，这是宽待善人的意思。评论苏秦时说他的智慧超过常人，评论北宫伯旰时说他是爱护人的长者，班固在赞语中评价张汤说他能推举贤才、宣扬善行。大概这四个人，过错十分而功劳一分，如果连这一分功劳也废弃，这是堵塞人改过自新的道路而坚定他们肆意作恶的心，惩罚恶人太过分了！后来的读者难道还能认识他们吗！

○孔子师

孔子拜老子为师的说法，始于《庄子》。庄子师从老子，所以他著书讥讽侮辱古今圣贤，唯独推崇老子，甚至假借孔子的言语来赞誉老子。后来汉代儒生编纂《礼记》，承袭了他的说法说：听说于老子。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又增加了许多老子训诲孔子的言语。孔鲋作《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实事，便据此作为证据（《家语》后来有晋代王肃添加的内容，所以更加难以据信）。由此更加坚定了后学者的信念，不知道《庄子》一书多是虚构的寓言，当时距离孔子时代不远，知道天下人崇信孔子的学说，所以假托世间最尊崇的人来尊敬自己的老师，希望老子的道更加兴盛，这是庄子贬低孔子、尊崇老子的痕迹。后来的儒生不考察《礼记》、《家语》、《史记》都出自《庄子》之后，看到孔子是万世的师表，不应该礼乐没有来源，而“问礼于老子”这一句话，又完备地见于各种书籍，没有详细考证它始于《庄子》。不知道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他的著作厌恶礼学，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动乱的开端。”庄子传承他的学说，从而有抨击斗斛、折断秤杆、抛弃仁义、焚烧符节、打破印玺、杜绝圣智等言论，那么老子的学说有什么礼可以问的呢？太史公说道家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应用，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所以后来宗奉道家的人荡然无存礼法，蓬头垢面，丧事饮酒、吊唁吃肉，晋代就可以证明。哪有以礼训导孔子，而劝勉他的弟子却废弃礼法的呢？孔子对于别人的善行，像管仲的仁德、子产的恩惠，都极力称赞来不及，哪有老子是他的老师而故意埋没他的呢？所以我认为《庄子》是寓言无疑。我曾经说孔子作为师表，何不推崇周公，他做梦都想见到周公。孟子距离孔子时代不远，具备曾子、子思的传承最为确切，诵读孔子言语不过文武周公，如果孔子果然师从老子于庄子等人，那么老子学说的对错，庄子叙述并传承就足够了，何必假借孔子的言语来阐明呢？这借孔子尊崇老师的用意可见一斑。后来卫道的人都与孔子分开来说，没有用寓言及尊崇老师的用意来照破庄子的妄言罢了。如果孔子跟随老子的事，《庄子》外篇记载老子是周朝的藏史。藏史，是藏书的地方。老子职务掌管很多书籍，孔子因此前往问老子，或许有此道理，不然《论语》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及老子，而老子的礼为何不记载流传于后世，而甘愿成为抛弃名节、荡然无存礼教的罪人呢？东坡曾经说庄子虽然排斥孔子，实际上尊崇孔子，书末叙述百家之学，兴起说：“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所以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子直到庄周都列叙其名，至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他们在《诗》、《书》、《礼》、《乐》方面大多能阐明，则推崇而不敢斥责。又可见庄子之前推崇老子的，是借孔子之口（我旧时编纂《素王事记》只依据各种书籍编纂，没有闲暇辨析道理，现在便附在此处）。

○文繁省

司马迁《史记》叙述三千年事，五十万字。班固《汉书》叙述一百年事，八十万字。晋代张辅以此评判班固和司马迁的优劣。王逢原解释《论语》“夫子为卫君”一章说：贤德的兄弟互相谦让，就知道厌恶父子相争了。包咸解释“子见齐衰者”一章说：哀悼有丧事的人，尊敬有爵位的人，怜悯未成人。朱文公概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一章说：君子审察富贵而安于贫贱。与《尚书》开篇“若稽古”三万字相比，有简省之意。《左传》叙述晋献公杀申生的事说：君主如果没有姬氏，居住不安

译吃得不饱。《礼记·檀弓》用四个字概括说：您安于骊姬。《公羊传》《谷梁传》叙述晋国出使齐国的事，因为臧孙纥瞎了一只眼、季孙行父秃头、季孙良夫跛脚、曹公驼背，齐国派瞎眼的人迎接瞎眼的人，跛脚的人迎接跛脚的人，秃头的人迎接秃头的人，驼背的人迎接驼背的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应该删去“瞎眼的人”以下的句子，只说各自按同类迎接就足够了，这句话太繁琐。《汉书》记载：张苍年老，嘴里没有牙齿。《史通》说：应该去掉“年”、“口中”三个字，只说“年老无齿”就足够了，这文辞太繁琐。朱文公说家中收藏欧阳公《醉翁亭记》草稿前几行，铺陈叙述滁州的山，忽然用大圈划掉了，只注“环滁皆山也”。梁安贫记载武陵桃花源的事说：“洞中的人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秦朝之后经历了多少年，渔人黄道真说：现在是晋朝，秦朝之后又经历了汉朝和魏朝。”到了陶渊明只说：还不知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朝和晋朝了。司空图说：能辨别滋味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歌，江岭以南凡是用来适口的东西，醋不是不酸，只是酸而已；盐不是不咸，只是咸而已，中原人用它来充饥却很快停止，是因为知道酸咸之外，还有醇厚的味道，有所追求罢了，那些江岭的人习惯了却分辨不出来。苏东坡概括说“梅只限于酸，盐只限于咸，饮食不可没有盐和梅，但它们的美味常在酸咸之外，然而都只符合中庸之道，没有人不饮食，但很少人能懂得滋味”的说法。《庄子·山木》篇说：毛色丰满的狐狸、花纹美丽的豹子栖息在山林，潜伏在岩穴，这是安静。夜间行走白天居住，这是警戒。即使饥渴困顿，仍然在江湖之上疏远求食，这是安定。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网罗、机关的祸患，有什么罪过呢？是它们的皮毛招致灾祸。到了《应帝王》篇只用一句话：虎豹的花纹招致猎杀。《列子》叙述少壮老死说：处在婴儿时期，志气专一，外物不能伤害，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处在少壮时期，血气奔放，欲望思虑充满兴起，外物所攻击，德行因此衰退；处在老迈时期，欲望思虑柔和，身体将要休息，外物不能先动；处在死亡时期，则归于安息，返回终极。《庄子》用四句话概括说：大地赋予我形体，用生存使我劳累，用衰老使我安逸，用死亡使我休息。《列子》叙述人寿短暂说：百年，是长寿的大数，能活到百年的千中没有一个。假设有一个，抱着婴儿直到昏老占了一半；夜间睡眠所消除，白天清醒所遗忘，又几乎占了一半；疾病、疼痛、悲哀、痛苦、丧失、忧虑、恐惧又几乎占了一半，衡量十数年之中安然自得没有一丝忧虑的，也没有一个时辰罢了。《庄子》叙述这个则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去疾病、死丧、忧患，开口而笑的，一个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看列子的话明白简省多少。诗中如王安石“〇氏分黄犊草后山，一身当三千”的诗句，前辈曾经评价他善于概括。然而语言简练又必须意蕴充足，李寿《裴晋公诗》说：听说风情筋力还在，就像当初攻破蔡州时。叙述他的长寿康健功业三件事在两句中。杨万里《挽张魏公诗》说：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叙述他出督去国，内得人心，外摄夷狄四件事在十字中。欧阳修《上杜祁公诗》说：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祁公四十岁就头发白了，当朝因为权幸不悦，不到七十岁辞官，所以祁公说这两句道尽了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蕴充足才见简练的工巧。欧阳修说简练而有法度，只有《春秋》可以当之无愧。后学立言，效法宋祁修唐史，务求简练而奇特，如震霆不及掩聪之类，都因为奇特而错误，如果还有不恰当的。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说：我戴着我的头来了。《宋史》删去下一个“吾”字，说：我戴着头来了，河南邵氏说：去掉下一个“吾”字，戴头来果真是谁的头呢？哪里知道段太尉的不惧，正是以自请一死，词句的工巧，正在下一个“吾”字，这是不详细考察文义而删省的。

译○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有人认为是四位圣人的名字，有人认为是谥号，有人认为是称号。认为他们是谥号的，谥法始于周代，上古时代并没有。认为他们是称号的，查考旧说，孟子称尧为放勋，舜为都君，屈原称舜为重华（孔颖达《图书疏》说：《尚书》遭遇秦火，《舜典》最后出土，南朝齐时，姚方兴献上《舜典》，“重华”一句是姚方兴添加的，不知道《离骚》作为先秦书籍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那么孔颖达的疏解也难以完全采信），《尚书》中又称呼禹为文命。大概放勋是说尧能依仿上古的功业教化，重华是说舜继承尧使光辉重现，文命是说禹布施文德。然而尧、舜、禹、汤作为称号，没有意义，作为名字或许接近事实，况且尧命令舜的话说：“咨，你舜”；舜命令臣下的话说：“咨，你禹”，以及稷、契。由此可知舜、禹都是名字。汤的名字《论语》记载为“予小子履”，《世本》却说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说名履字天乙（不知道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来排序，那么天乙乃是汤的别号），至于舜任命弃为稷，是掌管养民的官职。在当时以稷与禹、皋陶并称，名字已经觉得混淆，等到其他书籍凡是称弃的都叫稷，不知道夏朝以前祭祀柱神叫稷，殷朝兴起才废除柱神以弃代替，说稷可以代替弃的名字，是不对的。殷朝史书记载帝乙去世，儿子辛即位，这就是纣王。那么纣王名辛，不是受。《尚书》《西伯戡黎》和《武成》都说商王受。两位孔氏解释《尚书》说：受、纣，读音相近而混乱。郑玄说纣转为受，等到名字方说“其在受德”。孔文解释“受德”的纣字。我按：殷朝人称呼他们的恶人为纣，那转纣为受，或许是伪造书籍者的过错，至于谥法以残害书籍损害道义为纣，也不详细，殷朝没有谥法而妄加如此。《列子注》：伊尹出生在伊水之上，所以姓跟随他的出生地。屈原《离骚》、孙武兵书、吕不韦《春秋》、孔颖达《诗》、《书》疏都记载伊尹名挚。称为尹，是正的意思，说他能匡正天下（郑玄注尹说究，孔安国注尹□），所以号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叙述他的话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都指尹为自称的名字。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用号和字，可以吗？《史记索隐》记载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所以《左传》、《毛诗》齐例称姜，姜先封吕，其他书又称吕尚，因为可以师法可以崇尚。孙子兵书保留他的名字，还称吕牙。称为太公望的，《史记》说：文王在渭水边遇到吕尚，说：“从我先君太公说：‘当有圣人来到周，周因此兴盛。’您真是这个人吗？我太公盼望您很久了。”那么太公不是爵位，望也不是名字。后世不察，错误地说吕望、吕尚，大概是因为《史记》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又说太公望是北海人，读者因而也搞错了。

○雉释文

《左传》：都城超过百雉；《周礼》命名城墙以五雉、七雉、九雉，解释的人说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其用来命名丈数的意义未详（《公羊》：五堵而雉，则二百尺）。山阴陆氏著《埤雅》说：野鸡生性嫉妒垄界守护疆域，飞行不越过分界之内，以一雄为长。潘安仁《雉赋》说“画坟衍以分兀”的，就是这个。它飞行的荣耀不过一丈，长度不过三丈，所以用雉来计算丈数。《礼记》“晋太子申生缢死”，郑玄注说：雉经。《晋语》也说：申生雉于城庙。孔氏解释：野鸡生性耿介，被捕获，必定屈折它的头而死，说申生以耿介而死。因而想到城墙的大小有取于野鸡，有期望于耿介死守封疆的臣子，难道泛泛而然吗。

○孔门多才

孔子门下人才众多，可以治理赋税，可以做宰官，可以处理政务，可以接待宾客。子华出使，冉求的技艺，子路、良孺的勇武（《左传》：微虎夜间攻打吴国，军队卒二百人，有若参与其中。冉求在清郊之战，樊迟做我的车右，那么勇武并非只有一人），子贡辞令外交善于经商，公冶长能通晓禽鸟语言。言语、德行、文章之外无所不有。圣人从而用道德礼乐陶冶熔铸他们，譬如天地间生生不息，各自端正性命，所以成为万古大化治理。圣人历聘列国，虽然因为道德所尊崇，也多因为弟子而看重。楚国谋划想用书社封孔子，子西忌妒他说：王的辅相有像颜回那样的吗？王的统帅军队有像子路那样的吗？王的出使列国有像子贡那样的吗？王的官尹有像宰予那样的吗？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也是因为冉求胜过学习军旅于孔子。《史记》说仲尼去世后，弟子大的做诸侯的老师，小的做卿相。大概他平日琢磨，使有用不止于章句的末节。《汉·艺文志》说：孔子去世，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名叫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

译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那么孔门之学有什么不兼收并蓄的？孔子的教化有什么不宣讲的？所以他成为圣人而被当时的人共同仰慕，直到他去世而弟子们的看法与从前不同，所以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异端兴起而大义背离，春秋之后没有圣人。战国时期孟尝君、平原君等人也都聚集门客数千人，史书上记载的不过是鸡鸣狗盗、袖藏铁椎、窃取兵符、纵横权诈，不过是商贾之流祸害百姓罢了。下面只是凭借珠履客、毒瑁客来威震他们的国家，所以士人越多，世风越卑下。近代伊洛之学兴起，才开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教化。所以胡氏说伊洛之学阐发明白，然后人们才知道孔孟之道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与汉晋以来仅仅以辞章学问著称的儒者相比，是有区别的。到了朱熹汇集诸家之大成，其精微处探究义理，其粗疏处考究经世济民，曾经写下储才的言论说：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在无事之时咨询询问、选拔人才，并参酌比较、折中调和，在有事之日加以任用。当事情还没有到来时，没有早晚仓促的需求，那么亲近他们得以长久；没有利害纷扰的干扰，那么考察他们得以精细；诚心素来显著，那么得到的人才就多；岁月积累，那么积蓄的人才就特别丰富。因为长久且精细，所以了解他们的长短而不失误；因为多且丰富，所以交替使用而不枯竭。现在的人平时不把人才放在心上，等到临事仓促时泛泛地寻求，所以想要任用的人能胜任其职，难啊！又说：不因为小恶而掩盖大善，不因为众多短处而抛弃一个长处，不因为亲近而遗忘疏远，不因为小事而掩盖大事。那么共同聚集一时的英才，请教的人难道只是说文章写作而已吗？还应当参照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都是积累岁月、考核年岁，稷、契、夔、龙的任用，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优劣”，这才决定，不是突然就能达到的。如果傅说起于筑墙，胶鬲举于鱼盐，管仲举于狱中，汉高祖仓促间罗致人才，卖丝织品、杀狗、吹箫、织席的人都得到任用，那么短处不可抛弃长处，小事不可掩盖大事，又可以验证了。何况事物有不去寻求的，没有没有事物的年份；人有不被任用的，没有没有人才的时候。只是担心教化没有孔子那样，而选拔人才的说法又不大公罢了。

译○孔子为鲁国避讳

北魏史书记载，魏的祖先诘汾在山泽间耕作，看见天降辎车耕具，有一位美貌妇人自称是天女，受命与诘汾匹配，约定一年后再次相会，果然生下一男婴交给诘汾说：这是你的儿子，从此世代为帝王。我私下推究古代帝王受命的符瑞，没有像这样神异的。考察当时的情况，魏太武帝曾命令崔浩撰写国史，崔浩记载魏祖先的事迹，详细列出通衢之事，都是直笔实录，北方人看到后无不愤怒怨恨。崔浩因为暴露国家的丑恶，身死族灭。由此可知诘汾匹配之事，是史官因惩戒崔浩的过失而故意失实的。古代因直言揭短而招致灾祸的例子不一而足，如果是史官职权所在，尤其容易招致嫉恨，何况是国家的忌讳呢？所以班固、蔡邕都不得善终，圣人谨慎对待动乱的邦国，怎能不认为谦逊的言辞可贵呢？孔子在《春秋》中，凡是鲁国的过失大多为之避讳护短，《诗经》三百篇大多收录变风，唯独鲁国著录颂诗，与商、周同等。《论语》中：〇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有人问谛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夫子是礼乐的宗师，难道不明白〇祭吗？朱文公说《礼》规定不称王就不行〇祭，鲁侯是诸侯国举行〇祭实际上是僭越，所以夫子托辞说不知道。郑玄说〇祭要排列昭穆次序，鲁国把僖公作为闵公的庶兄，将僖公、闵公的位次颠倒，有逆祀的过失，所以夫子不想观看〇祭（我按：将僖公、闵公位次颠倒是在文公三年，孔子仕于定公时，阳虎已经顺从，祭祀先公无缘尚且是逆祀，不观看〇祭原本就不详细）。文姜与齐国淫乱，史书记载会于禚之类，虽然不抹杀事实，等到文姜参与弑杀桓公，不被鲁国容留，史书记载夫人回归说：逊于齐，意思是好像逊让而去。桓公、闵公两位君主都被弑杀，经例记载说薨。成公到晋国被扣留，史书隐没不记载。他为鲁国避讳丑恶，确实如此。昭公娶吴国女子，姬姓，是泰伯的后代，陈司败的问话正是针对娶同姓的丑事，夫子宁愿接受这作为自己的过错，而不另外辩解。等到《春秋》记载孟子归来说：夫子至自吴。等到她去世，记载孟子卒。不表明夫子的姓氏，大概是不追随昭公的过失，记载孟子凡是为鲁国避讳。皇甫氏说孔子如果不接受司败的议论，那么千载之后就会永远相信我的话，认为昭公果然知礼，扰乱礼制的事情从我开始，现在得到司败的指责，接受作为过错，那么他人不会谬误，所以是幸事。孔颖达说孔子对于鲁国的事不可没有法度，不剥夺他所避讳的，也不为他过度避讳，每件事都避讳护短那么作恶的人就没有忌惮，后世怎么知道惩戒呢？所以为鲁国避讳，是礼；不为鲁国隐瞒，是为了世教。《公羊传》：《春秋》避讳条例说：为尊者避讳，为亲人避讳，为贤者避讳，为中国避讳。左氏说：避讳国家丑恶，礼说避讳。史书记载崔浩才能比张良而稽古超过他，可惜没有考察仲尼的方法。

○治理根本

秦国占据崤山函谷关，从事耕织，修习战守，又夺取蜀地作为富饶的根本，最终灭掉六国。汉高祖委托萧何治理关中，光武帝委托寇恂保卫河内，曹操安抚河济，屯兵许下，都成就了大业。唐朝兴起，凭借随关中的资财；宋朝兴起，依托周的富庶。比起高祖、光武帝特别容易的是根本有素。至于项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汉派遣彭越等人进入楚地谋划扰乱楚的缘故，兵疲食尽，因此不能支撑。项羽倚仗他的勇悍，每天从事外攻略，不在根本上下功夫，一旦兵败，才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话。大概根本不立，那么进退无据，耕织不偏废，然后表里可以交相敷布。高宗南渡，胡致堂进献计策，请求措置荆襄为根本，安行所谓老小者，陛下分部诸将，谨慎斥候，治理盗贼，自己以精兵为护卫，巡历往来，征伐四出，像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萧何在关中，光武帝战临淄、垄坻，而置寇恂在河内。又说设置行宫，或在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置太后、六宫，量留兵将为营卫，陛下复兵按行，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又说既定讲武，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别置行台区处之。这是建炎规恢复的一大议论。可惜当时玩弄他的说法，盖一身在外，那么足以御寇，而根本之地不加伤，意于事务之大，庶常日不暇给者，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图所谓兴创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说万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为武夫悍将所难，咏以诗曰：“功成千金募降虏，东西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汉祖起兵，未有韩彭辈，战胜攻取多出于参，异时论功，争以参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项羽入关，参功为最速，逮得韩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举信为大将，不闻参有轧己之嫌，虽信奇才，然参视之实为后出。至信击魏击赵，参皆与俱，击齐，参以相国属焉。则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见之参则难矣。

译他谦逊退让、不自我夸耀，并非等到舍弃权位才如此，大概是曹参遵循萧何的规矩而后才这样，所以他能在被剁成肉酱的残酷时代得以善终。《曹参本传》记载：韩信向东攻打齐国，曹参以左丞相的身份隶属于他。又说韩信被立为齐王，率领军队向东与汉王共同击败项羽，讨伐齐国尚未平定的人，汉王登上皇帝位，将韩信改封为楚王，曹参担任楚国的国相，观察这些，可见曹参始终都在韩信之下。唉！这真是艰难啊！

译○有国二权

国家的大权只有两项：政治和军事罢了。因此，行政权应当专一而不应当分散，分散了事情就没有统属；兵权应当分散而不应当专一，专一了就会滋生祸乱。周成王临终时，命令大臣辅佐周康王，当时掌管兵权的是齐侯吕望，宰臣召公奭迎接继位的太子，命令仲桓、南宫毛从吕望那里调取二千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先代的儒者说，齐侯虽然掌管兵权但不能擅自发兵，召公虽然发兵但必须依靠仲桓、南宫毛，这说明兵权的统属关系尚且如此分明。西汉在郡一级设置太守一人掌管行政，设置都尉一人掌管军事，这两者互不统属，设置南北两军也互不统摄。吕后时期，周勃以太尉身份掌管宫廷禁卫，起初得到了北军的控制权却得不到南军，可以证明这一点。唐代府兵制败坏，军队聚集在藩镇手中，最终导致灭亡。宋朝兴起，鉴于唐代的弊端，在郡一级设置通判作为太守的副手，在道一级设置转运使作为制置使的副手，掌握兵权的人不掌管钱粮赋税，掌管钱粮的人不干预军事，这种考虑比古人更加周密了。在中央，政事归于中书省，所以外戚不能干扰，宦官不能参与。在军事制度上，枢密使和宰相可以知晓军情但不能总领军队，三位统帅可以总领军队但不能擅自发兵，发兵的权力归于枢密使，而枢密使设置使职必定同时设置副使，目的是让彼此相互制约。在地方，军队的编制根据郡的大小决定员额的多少，每个指挥使下辖四五百人，供给粮饷由转运司负责，统制官和守臣统领。宋神宗曾经说，太祖皇帝养兵只有三十万，京师十多万，各道十多万，让京师的兵力足以制约各道，就不会有外患；各道的兵力足以抵御京师，就不会有内变，这又是内外相互制约的办法。

○明辞识时

万事古今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顺应时势的适宜做法。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虽然不如唐尧虞舜的禅让那样和平，但是夏桀和商纣的暴虐既然如此，如果不是商汤和周武王讨伐并铲除他们，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安宁呢？所以程颐读《易经》时，首先阐明卦辞，决断时势。比如孔子作《春秋》尊崇王室，《孟子》七篇的书教导诸侯实行王道。从时势来看，孔子所处的时代，王室的政教还能施行，列国崇尚义理，假使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人再次出现，王室还可以扶持；到了孟子所处的时代，七国天天从事战争，周天子曾经不能成为时势的轻重所在，而百姓生活困苦，暴政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孟子用王道来开导诸侯，这也是明察时势的表现。张栻说：君子救世，只要顺应时势罢了。孔子作《春秋》，是怀着文王侍奉殷商那样的心情；孟子劝当时的君主实行王道，是怀着商汤、周武王顺从天意的心情，可惜伯夷叩马谏阻。李觏对江常谈论司马光，怀疑孟子等人似乎不是明察时势的人。但是有了武王、孟子的书，又不可以没有后世江常、司马光的说法，这是扶持世道变迁的一个方面。汉高祖打着义兵的旗号讨伐隋朝，隋炀帝的罪恶，比起商纣王更加严重。汉高祖作为隋朝的方伯，拥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资本，当时声讨隋炀帝的罪行，义旗指向东方，为天下铲除残暴，民心响应，举动难道不正大吗？却私下臣服于突厥，遥尊隋炀帝，另外拥立代王，慢慢实行禅让的道理，所以胡寅说，正大的举动反而委曲地去做，都是不明察时势的人。孟子有“独夫纣”的说法，张栻说：王者，是天下的义主，百姓认为他是王就称他为王，百姓不认为他是王就只是独夫罢了。况且所谓的王者，因为他能生杀予夺，能废立官员，能平息战乱止息争斗，商纣和隋炀虽然苛暴成为独夫，生杀废立的权力还在。至于衰微时期的两位周天子，没有商纣和隋炀的罪恶却安于衰弱，使得文武的德泽断绝，制度大坏，把天下交给自然兴盛衰败，自然存在灭亡，对于世道的治乱茫然不顾，又怎么能不称他们为独夫呢！

○十六相四凶

《五运历谱》记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接着颛顼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接着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接着唐尧在位七十年，根据这些数字推算，意思是从黄帝到舜的时候已经六百一十多年了。鲁太史克称舜举用十六位贤相、除去四个凶恶的家族，苍舒到叔达八个人是高阳氏的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元（按照《历谱》的数字，这八个人到舜的时候已经三百一十多年了），伯夷到季连八个人是高辛氏的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恺（按照《历谱》的数字，这八个人到舜的时候已经一百四十年了），少皞氏有个不才子叫穷奇（到舜的时候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帝鸿氏有个不才子叫浑敦（《历谱》说：帝鸿氏是黄帝的后裔，与颛顼同辈），颛顼氏有个不才子叫梼杌（到舜的时候都二百一十多年了），缙云氏有个不才子叫饕餮（《历谱》说：缙云氏是黄帝的后裔，到舜的时候也七百多年了）。我私下认为，舜的时候未必这些人都在世，虽然古人多长寿，但是这几个人不一定都长寿，即使长寿也未必能活这么久。如果说从世代继承善恶的角度来说，绵延六十多年的久远时间，未必代代都是元恺，人人都是凶恶之徒。所谓世代继承，是世代相承，积累都是如此。不想想尧舜这样的大圣人，生了丹朱、商均这样的愚钝之子；鲧顽固败坏，却生了舜；禹和父亲相差无几，圣愚悬殊，禹治水可以说对世间有大功；启和少康之外，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周文王、周武王的兴起，后稷耕种的功业还能留存，成王、康王、宣王之外，可数的寥寥无几。以帝王的后裔尚且如此，那十六位贤相世代都是元恺，四个凶恶家族代代都是恶人，我不相信。

译况且又历经六百多年，称之为元凯，这期间难道没有凶恶的德行败坏祖宗的美名吗？称之为凶族，这期间难道没有良善之人掩盖前人的过错吗？如果都从世代继承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不对的。

译○姬周姓

《左传》记载，晋平公让四位同姓女子充任嫔妃，郑国子产出使晋国，对叔向说：“如今君主后宫确实有四位姬姓女子。”这大概是指那四位女子，用以区别同姓为婚的丑行，并非把低贱的妾室称为姬。查考古代妇女都有字和谥号，有的在国家名号下系上姓氏，先代儒者认为这是为了不忘根本且区别于其他族类。现在考证书中，字下系姓的，如周女叫伯姬、叔姬，齐女叫孟姜、季姜，宋女叫孟子、仲子，狄女叫叔隗、季隗等。谥下系姓的，如齐女叫宣姜、庄姜，宋女叫声子，秦女叫文嬴，楚女叫江芈，杞女叫定姒等。国名下系姓的，如秦女叫徐嬴，陈女叫息妫之类。难道只有姬姓在后世被用来指称低贱的人吗？《战国策》说：幸姬、如姬。《汉书》说：诸姬、薄姬、爱姬。解释者不辨别其用法。如薄姬，有人说：姬音怡，臣瓒说：是汉代内官，秩比二千石，位在婕妤之下。只有颜师古认为汉代内官没有称姬的，因为周姓女子贵于各国女子，所以妇女的美称都叫姬。宋代大观年间，公主改称为帝姬，是尊崇她们的意思。如果世俗惯例用来指称妾室，难道反而是低贱吗？那么姬姓女子尊贵而以姓氏著称，反而不如齐、宋女子不辱没其姓氏为好。

●卷二

○担头上看花

《九畴》兴起而《易》道晦暗，三《传》作而《春秋》散乱，《齐》、《韩》、《毛》、《郑》是《诗经》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记》的衰微。古代经典被后世儒者割断的很多，何况典籍在周代散失，在秦代毁坏，在汉代混杂，魏晋以后的儒者只拘泥于郑玄、王肃等儒者的臆测之说。于是根本不能确立。所以魏鹤山说：人必须将三代以前的规模放在心中，一一从圣经中看起，或许能亲身到达那个境地并经历，可以自得。如果只在诸儒脚下盘旋，终究无济于事，因为担头上看花，终究不如树枝头天然活的精神。这话大概是针对舍弃六经、拘泥于训诂的人说的。朱文公也说《诗》、《易》之类，多被先儒穿凿所毁坏，使人不见当年立言的本意，人必须虚心平气在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以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恶，一切搁置，只求本文本意，那么圣贤的旨意就得到了。这都是自己扰乱经学，用先入为主的说法淹没它。现在学习文章的人不参究六经，而拾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残余，写史的人不本于《春秋》，而希求司马迁、班固的近似，赋咏的人不探求《诗经》三百篇、《离骚》的雅奥，而寻找唐人的章句，所以都只袭用古人的脚迹，不能专门名家，就是这个原因。近来蜀地士人董梁可说：文字、用事要从原始出处推究，不可只拉扯他人现成的事例来使用，譬如买货物从出产处得来，既可选择其美恶，又可兼货并畜。如果只从他人担上贩来，不仅美恶不辨，而且所得少而销售狭小。姑且就《庄子》大鹏的事来说，就全篇讨究，就知道鲲因鱼大而化为鹏，鹏从南海叫天池的地方击水三千里，凭借六月的大风，盘旋扶摇羊角之风，引来蜩鸠斥鴳的嘲笑，出自《齐谐》志怪之书，是多少曲折，笔端自然活动。如果见他人用大鹏事，自己也跟着夸大，那么事狭而意促了。这也是不想在担头上看花。

○经根人事作

司马迁说古人有激愤而作，书说：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周易》，仲尼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是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国语》，孙子被膑脚，《兵法》修列，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于秦国，《说难》、《孤愤》写成。《诗经》三百篇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为。司马迁遭受腐刑，所以有此言，即从其言推之，太康失去国家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三监扰乱周朝而周公作诰，孟子不遇齐梁、患杨墨而述七篇，董仲舒、刘向入狱而著《说苑》、《新序》、《繁露》、《玉杯》等书，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都崎岖厄塞，发为诗章。司马迁的话信而有证。然而考六经《论语》、《孟子》，都根于人事而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录是非善恶之迹，《毛诗》载政教美刺之词，《尚书》推唐虞三代之懿，《礼记》威仪之详备，《周礼》制度之纤悉，《论语》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发明王道之极致，没有空言者。所谓治道而为经，难道专门是为了抒发忧愁宣泄愤懑吗？

○史阙文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邵康节《十二会》说气运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都在天地人开始处建正。当尧时在巳，现在在未，到戌当人物都消尽（《经世书》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自开辟至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