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不知道生的道理，怎么知道死的道理，以及很少谈论天命。凡是模糊不清、不可知的东西，都不去深究议论。子贡号称聪明敏捷，却说：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这都是不把主观臆测强行贯通当作学问。颜回、闵子骞是孔子门下的高才弟子，值得后世效法的，只是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一箪食一瓢饮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以及不违背父母兄弟的话，这些并非常人完全做不到的，所以圣人教导告诫有多听多看、对疑惑处存而不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等论述，都是教导人们追求平实朴素的学问。《孟子》七篇的书，虽然多引用古代事例来阐述尧舜之道，说不过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罢了，正是为了纠正齐梁之君不超出仁义二字，以及论述古代制度时只举其大概。滕文公问井田制，孟子说：这只是它的大概；北宫问周王室分封爵位俸禄，孟子说：它的细节无法听到；论述《诗经》说：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诗人的本意；论述《尚书》说：我在《武成》篇中只取两三条。都是就那些可以依据相信的内容来叙述，所以用来告诫万世作为法则之言。《史记》，是汉代儒生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搜集编纂的，错误荒谬固然很多，但对于怀疑而未确定的事，用词惯例说“大概”、“或许”，如舜葬在苍梧，大概三位妃子没有跟随；周公大概附葬；孔子大概卧病七天而去世（《易系》十三卦的制作都说：大概取自某卦；《孝经》论述天子诸侯的孝都说“大概”，唯独指出士庶人的孝说“这”，解释者惯例认为“盖”是表示怀疑的词。刘元说：“盖”如同梗概。刘歆说：“盖”是不详尽的词。皇甫侃说：“盖”是粗略陈述如此，未能彻底探究）；鲁人有的说穿齐衰，有的说穿大功，诵读也可以之类，都是表示怀疑的词，因为周朝衰微礼制崩坏，混杂着诸侯僭越的制度所以如此。即使是近代的事情也不敢明确断定，何况精妙超出人事之外的事情呢？后来的学者穷究天地，探求鬼神，辨析风雨雷霆，诋毁古代起始，都没有领会圣人存疑不论的宗旨。《庄子》说：天地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邹衍著书推演天地未生以及海外山川的事情，扬雄说：迂阔而不可信。司马迁后来做学问就高谈性命。欧阳修说：君子的学问不把穷究遥远的事情作为能力，而是对不知道的事情存疑，谨慎对待所传说的迷惑世人的东西。朱熹对《易经》有疑惑，也说上面不关乎义理的根本，下面不有助于人事的训诫，何必苦心极力去探求它。这话足以警戒那些谈论玄虚、探求怪异的人了。

译○读书致用

胡致堂说：君主读书与经生学士不同，经生学士是为了辨析疑难、解除困惑，使传授的知识没有差错；君主读书则在于实际应用。然而上天造就人才来治理世间，读书致用不仅是君主应当如此，圣贤阐述经典的精义，无非是宣扬大道的大略。扬雄说：学习，是实践的上游。又说：君子崇尚实际行动。古人的学问无所不研究，孔门弟子必定以四代礼乐来讨论，学习《诗经》必定要求出使四方而能独立应对，称赞子路、冉求各自说他们擅长从政，《周礼》在六德、六行之外还有六艺，伊尹喜爱尧舜之道说尧舜君民（先儒解释伊尹喜爱尧舜之道说：钦明文思，是道的本体；明德亲民，协和万邦，平章百姓，是道的应用。凡是尧舜治理唐虞的方法，伊尹在莘地耕作时都已全部研究透彻，所以出仕后便能以天下为己任，放逐讨伐的学问直到兵法的学问。王安石说古代党庠序的教育，兴起礼、乐、政、刑，士人平时精熟研习，所以都足以被天下国家所用。如果不可用于天下国家，就不教习。比如射箭驾车也是男子的事，如果没有疾病，没有不学习射箭的。所以学校用射箭，祭祀用射箭，接待宾客用射箭，凡是礼乐都寓含在射箭中，所以居内可以担任大卿，出外可以统领大军，比闾族党的军队都是伍两卒旅的编制，后世只把它当作无赖者的职责，而学士大夫轻视它。于是耗费精神于课试文章，等到任职做官，才开始突然责成他们处理天下事务，所以平时的教育只是坏事。《慈溪学记》文中说：古代乡射、饮酒、合乐、尊贤、劳农、囚馘等事，都应当在平时学习，所学正是为了日后的应用，不等到从政时才去学）。又曾推举皋陶、夔、稷、契生于文字仅有之世，虽然没有书可读，但尧、舜考察古事都以多言善行为世法楷模；文武的政事记载在简册上，那么他们的书不仅仅是言语；张良在圯桥得到一卷书，颠覆秦朝、击败项羽；诸葛亮读书只看大略；马援年少时学习《诗经》，不能拘守章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隋朝苏威说：读《孝经》足以立身、治国。而这几位君主建立的节操都不同，宋朝赵普两代宰相的业绩，各用《论语》的一半，大概古代贤人各自知道用书的要领，不在于仅仅做章句之学。所以学习贵在知道要领，不在于贪多，应用贵在适应时势，不专门拘泥于古代，然后才是善于读书。《论语》说安昌侯张禹受禄保位，《中庸》称天下胡公，乃是后世借经文行奸，《庄子》所以有《诗》、《书》发冢的议论。至于近时理学诸贤，对心性切切究论，又难免有视礼法如刍狗、轻视实务的弊端，倘若不能经世致用，与记诵词章一样，都无补于世，所以书越多，效益越少。

○先天太极一理

《先天图》将六十四卦总括为一个圆图，先儒认为这是心法。玩味此图应当从心开始，图中心白色，是太极。其外左边阳画三十二，右边阴画三十二，是两仪。再其外十六阳十六阴交错形成四，是四象。再其外八阳八阴交错形成八，是八卦。再其外八方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于是卦象完备，图也就完成了。程颢所说的加倍法，就是这个。朱熹说：本来是小变成大，到那大处又变成小。变成大者，中心白圈积聚成大圆图是也；大又变成小者，图成而六十四卦完备，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所以说这只是盈亏消长的道理，小则必大，大则复小。邵雍玩味此图，每件事怕太盛，必须看透此理。周敦颐画太极图，只是散布《先天图》，阐发此理。其上白圈是先天中心，太极也；其次黑白交错一圈，白为阳动，黑为阴静，是两仪；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叫动静互根形成四象；再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分布，叫五气顺布，四季运行；坎、离、震、兑包涵乾、坤、艮、巽而形成八卦；其下两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八卦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是各正性命的象。《先天图》是会万为一，太极图是散一为万，是同一个道理。周敦颐考察先天精微，所以画太极图奇妙。近时兴国冯亿可解说二图，最明白。他的辞说：《先天图》，是心学；《太极图》，是性学。《先天图》总万为一，认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都主宰于心；《太极图》散一为万，认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都统摄于理。正因为总万为一，所以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统体是一个太极，在人来说就是心，所谓天向一中分，造化于心上起，就是经纶；正因为散一为万，所以二气、五行、乾男、坤女、万物化生，物具一太极，在人来说就是性，所谓天下无外之理，而性无不在，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心外无性，性外无心

译这或许是一条共同的道理。因此，理并不直接参与象的形成，但通过观察象却可以阐明理，这就是图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先天图》所呈现的象，如同众星依附于天空并共同运行，如同三十六根辐条环绕车轮并汇聚于车毂，如同万支箭矢包围靶心，如同众多木材汇聚于树根，是万归于一；《太极图》所呈现的象，如同树木由根生出树干，由树干生出树枝，由树枝生出树叶，如同水流由源头分出支流，由支流汇成水流，由水流流向低处，是一生出万。人若能观察《先天图》的象，从而领悟此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质，就能居于中心而运转四方，处于静止而控制众动，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在于彼，而乾、坎、坤、离、震、艮、兑、巽的实体在于我，这就是所说的天地确定方位，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互激荡，水火不相冲突，这是心的作用。人若能观察《太极图》的象，从而领悟此性之所以为性的本质，就能无所不备，没有不善，没有不具备的事物，没有不合时宜的情况，阴阳、五行、万物、万事虽然纷繁无穷，但刚健柔顺、五常、人伦、事物的道理无不为其所统摄。这就是所说的天地合于德行，日月合于光明，四时合于次序，鬼神合于吉凶，这是性的作用。这两幅图将心性之理阐述得既明白又完备，图本身也光彩鲜明。冯名亿的兄弟都考中了进士，开庆己未年全都死于战乱。

译○ 蜡祭与腊祭的区别

《史记》记载，秦惠文王十年初次举行腊祭。郑康成、蔡邕因此认为腊祭就是周代的蜡祭，和岘也说：蜡是腊的别名。我考证《玉烛宝典》说：腊祭是祭祀祖先，蜡祭是报答百神。那么蜡与腊是不同的，蜡祭是因为享用农作物的收成，来终结一年的辛勤劳作，从而使人们休息。腊，通“猎”，是猎取禽兽，祭祀祖先，重视根本和起始。两种祭祀的寓意不同，所以腊祭在宗庙举行，蜡祭在郊外举行。唐贞观初年，丑日蜡祭百神，卯日祭祀社稷，辰日腊祭宗庙。开元年间制定礼仪，才开始将蜡祭和腊祭放在同一天。宋朝初年，蜡祭和腊祭仍然分开，后来依照和岘的建议，三种祭祀都使用戌日，这难道是因为先秦没有腊祭，依据古制只尝行蜡祭这一种祭祀吗？

○ 井田制

周朝末年开辟阡陌，人们归罪于商鞅，又说秦国兼并天下后，李斯彻底破坏了六国的井田制度。然而商鞅不过是秦国一国的辅佐罢了，而鲁国实行税亩制、郑国实行邱赋制，滕国让毕战推行周代的井田制，孟子向齐梁君主讲述如何制定百姓的产业，那么各国的井田制度都已经混乱，难以专门归罪于商鞅。其实彻底破坏井田制，也不是从李斯开始的。近代的儒学先贤如程颐、张载都曾有志于恢复井田制，然而叶适认为井田制的法规繁琐严密，不是一代就能实行的。从黄帝到成周，封建制度确立，诸侯都世代相传，守护沟渠，百姓守护并耕种田地，所以历经唐尧虞舜三代如同一天一样稳定。后世实行郡县制，官吏频繁更换，井田制度能在一朝之间确定吗（《孟子》说夏代五十亩而贡，殷代七十亩而助，周代百亩而彻，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朱熹认为先王治理天下，沟渠都有成规，如果五十亩改为七十亩，七十亩改为百亩，那么古制就完全废除了，岂不是劳民伤财，所以怀疑《孟子》的话难以拘泥。况且土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如果一律拘泥于五十、七十、百亩，宽窄有固定制度，岂不是偏颇，古人应当另有权衡）？又加上上古田地属于官府，现在实行井田制必须夺取百姓的田地归官府，然后贫富才能平均，人情能保不骚动吗？再加上沟渠环绕田地修建，不能耕种的土地很多，现在的大堤长堰，依高处为原，视低处为湿，波及千顷，比起井田制难道不是徒劳吗？上古人口不繁，按人口授田，或许还能供给，后世人口日益增多，如果遇到荒年，官府发放的粮食已经空了，仓库也尽了，啼饥号寒仍然难免，官府的田地能普遍供给吗？查考现在中原陆地居多，详看《禹贡》，除了荆州扬州外，无非是旱田。冀州说它的土是白壤，兖州说它的土是黑坟，青州说它的土是白坟，徐州说它的土是赤埴坟，豫州说它的土是壤，下面的土是坟垆，梁州说它的土是青黎，雍州说它的土是黄壤，只有荆州扬州说它的土是涂泥。解释壤的人说：土没有块状，解释坟的人说：隆起且肥沃，那么七州的土都高而肥沃，只有荆州扬州的涂泥可以做水田。又参考经书说黍稷多于禾稼，军粮俸禄通常以粟计算。《周礼·职方氏》区分九州，也只有荆州扬州专门说稻，其余各州分别各种颜色。那么中原水田无几，大概不同于荆州扬州。而《禹贡》一书，是千古地理的证明。但是沟渠耗费土地既多，引水又劳苦，不知古人为什么喜欢这样做，我想明白井田制之外是因为早有准备罢了。

○ 牛耕

古代用牛牵引重物，其次用于祭祀，六经记载的祭祀之外，没有说牛用于耕作的。《周礼》中牛人掌管饲养公家的牛，以等待国家使用。政令中说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车之牛，也没有提到耕牛。大概古人崇尚耦耕，耦，是人力两相佐助共同开垦土地疏通沟亩。长沮、桀溺耦耕，《诗经》说：十千为耦，千耦其耘。《礼记》说：按岁时合耦牛耕。贾公彦《礼记疏》说教民牛耕从汉代赵过开始。查考孔门弟子冉伯牛、司马牛都名耕，用牛解释耕，周末已然，似乎不始于汉代。

○ 占卜决疑

近代研究《易经》的有三家，而各不相同。邵雍的《易》主数，程颐的《易》主理，朱熹的《易》主卜筮。《易经》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的笔迹，后世阴阳占验之书有像《易》的吗？三代以上事奉神灵的人，一方面依靠占卜，另一方面也不完全顺从。舜将帝位传给禹，首先说：只有先遮蔽心意，然后命令元龟，孔氏解释：心意确定然后占卜，所以必须我的心意先确定，咨询谋略大家都同意，然后说鬼神会依从，龟筮会协从。《洪范》说龟从、筮从，必定说卿士从、庶民从，又说谋及你的内心、谋及卿士，这是人与己的意见相合，再借助卜筮决断，这才是古人审慎重视的心志。周公营建洛邑，在涧水东西抉择，也是居中的心意早已确定，而涧水东西则是审慎罢了。卫文公迁到楚邱，升堂降观，才开始说占卜说吉利，都不是占卜后才居住。所以占卜，只是说决疑。《庄子》、《史记》叙述蓍龟的神灵都有数百言，至详细叙述梦见元王的事。而《庄子》记载孔子的话说：神龟能梦见元君，而不能避开余且的网，智慧能七十二钻而没有遗漏，不能避开剖肠之患，像这样那么智慧有所困，神灵有所不及。那神龟没什么了。汉武帝聚集占卜

译家中询问某日是否适宜娶妻，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众人争论辩驳无法决断，以至于将情况写成文书上报，请求表达自己的见解。人们谋划事情不够详审，却想完全依赖占卜预测，很少有不感到困惑的，这就是褚先生对日者后如此恳切关注的原因。

译○佛传入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明帝时期，佛教才传入中国。查考《汉武故事》，昆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部众来投降，得到了金人神像，汉武帝把它安置在甘泉宫，祭祀时不用牛羊，只烧香礼拜，皇帝让人依照他们的风俗来祭祀。又当时开凿昆明池，挖出黑灰，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的道人。那么西汉时期佛教已经流传到中国了。何况汉武帝侍奉四方夷狄，枸酱、竹杖尚且进入王府，又正致力于求仙问道，佛教以超度为方术，张骞等人怎会轻视佛书呢？刘向在《列仙传序》中说仙人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见于佛经。刘向是成帝、哀帝时的人，他这样说，那么西汉就有佛经了。刘向又说：我阅览典籍，过去见到有佛经。洪庆善因此说周朝时佛教经典早已流传。查考《列子·仲尼》篇说：西方有位圣人。详察列御寇是郑国人，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那个时代已经谈论西方圣人，那么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战国晚期。就东汉而言，光武帝关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往来，佛教难道就没有传入的吗，何必等到汉明帝迎接才有的呢？《资治通鉴》记载佛教始于汉明帝，大概是依据《西域传》，难道因为帝王崇尚佛教是从汉明帝开始的，所以特别依据《西域传》来标示它吗？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详细推究语意，怀疑是轻贱的称呼。查考这两个字出自《越语》，范蠡想要迅速报复吴国，使国民众多，命令国人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三十岁不娶的，都治父母的罪，生了男孩给酒三壶、狗一只，生了女孩给酒一壶、猪一只，大概是鼓励生育的事。《论语》说六尺的孤儿，《周礼》说国都内七尺、野外六尺，都不服兵役。也是说年幼者六尺即十六岁，七尺即二十岁。

○迂阔

田文凭借鸡鸣狗盗的门客解除了暂时的危急，苏氏认为道德礼义之士则能在危险未发生时就加以挽救，不需要那些门客。大概六经之道在于治理未乱之时，上古君臣崇尚礼义，思患预防，所讲明、所施行的都是长远宏大的谋划，没有急功近利之意，凡是叛逆作乱的苗头在平常时就加以遏制，不必等到显露出来才去对付，所以治安长久保持。后世务求眼前的成效，走旁门左道，行险侥幸，侥幸成功就说：我不愧于那些深谋远虑而功业得以成就，不知道一旦有疏忽，就会溃败四方而无法支撑，这就是末世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原因。儒者本于六经而言，往往在太平之时夸大其词，等到事端发生才去谋划，必定推究祸乱根源之所在，从其萌芽处去图谋。舍弃经典而行权变又是他们所不屑的，所以看到儒者的迂阔，其实是远大的谋略、深长的思虑。我认为当时的君主和那些自认为务实的人，在闲暇时多显迂阔，儒者在仓促间看似迂阔，而在闲暇时则懂得务实。

○祭求阴阳

“祭”与“际”同义，是人与神相接际的意思。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属于阳，体魄入于地，属于阴，所以祭祀是为了求告于阴阳。古人用郁鬯灌地，查考郁鬯，是香草。用鬯草酿酒，加入郁香调和后酌取，那么酒气芬芳上扬，是求告死者于阳；灌入地下，是求告死者于阴。祭祀者无所不用其情，或许死者的灵魂可以感召，殷人求告于阳使用声乐，周人求告于阴使用郁灌，乐属阳，礼属阴。程泰之推演《繁露》说：秦汉以前，五岭未通，祭祀用郁鬯（《礼记》说：天子用鬯，诸侯用蕙，大夫用芝兰，士用萧，庶民用艾）。五岭开通后，旃檀之类流行，中原的郁鬯于是废弃。那么现在神事尚用香火，是求告于阳。《尔雅》说：祭天焚烧柴火，祭地埋藏祭品，以及日食时击鼓、求雨时女巫舞蹈，都是随阴阳而施行的。郑玄解释“〇”为烟，也是以烟气上通的意思。

○周公瑾

周瑜效力于东吴，世人只以赤壁之战的奇功称奇。我查考三国时期与孙权抗衡的是曹操、刘备二人，而都落入周瑜的计度之中。当刘备依附孙权时，周瑜请求将刘备迁居吴宫馆舍，用女色来豢养他，分开关羽、张飞各守一方以便攻战。临死又上书孙权说：刘备寄居此地，如同养虎。而孙权不听从。曹操赤壁战败退回后，周瑜计谋让孙权夺取蜀地，联合韩遂、马超在关中窥伺曹操后方，然后占据襄阳逼迫曹操，北方就可以图谋了。孙权也不听从。这两计都切中曹操、刘备的要害，假如孙权听从他，再假借周瑜更多寿命，功业应当超过赤壁之战数倍，刘备称帝、曹操篡位还能允许吗？周瑜赤壁大捷时二十四岁，死时才二十六岁，这虽然是天意让他早死，但也足够了。

○司马懿

诸葛孔明、司马仲达同时代，孔明先后六次出兵伐魏，而仲达不敢向西发射一箭。孔明使用草创仅存的蜀国，而仲达抚有曹操、曹丕积累的强盛魏国，人才高下不用比较就知道了。然而曾听说石埭县令说：仲达狡诈，虽然不如孔明正直，但仲达高于料敌，斜谷之战，司马懿对诸将说：诸葛亮如果是勇者，应当出兵依山向东，如果向西上五丈原，各军就没事了。不久诸葛亮果然登上五丈原，于是以失败告终。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营，司马懿不问军事，问使者关于诸葛亮的事，说：吃三四升，处罚二十以上都亲自处理。司马懿说：诸葛孔明食

译事务繁杂，他怎么能长久呢？不久诸葛亮果然去世。双方相持既久，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急于求战，便只坚守营垒来困住诸葛亮，即使赠送妇女的服饰也不感到受辱，并且诡诈地假借辛毗来约束自己，不显露怯战的迹象，使得诸葛亮堂堂之阵更加无处施展。李左军的策略没有施行于当时的陈馀，却施行于后来的司马懿，说司马懿不聪明，可以吗？等到诸葛亮因丧事撤军，司马懿巡视诸葛亮的营垒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这也是有所作为才发出的感慨，当时有所顾忌的人在行动，司马懿说孔明这样的奇才尚且被我所困，那些不如孔明的人又当如何？大概是借此来显示彼方的处境罢了，所有这些全是司马懿的诡诈之处，史书没有深入探究，所以隐没不写。石埭读书最为广博，对于偏僻的典故无不搜求根源，只是没有追问那所顾忌的人是谁。

译○ 事情并非智力所能预料

苏东坡叙述两汉的变迁说：高帝平定天下，所担忧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人罢了。四位异姓王相继被消灭，到了吕氏之祸，则来自外戚家族，吕氏被灭后，楚王的忧患几乎导致亡国。当韩信、彭越、吕氏之祸发生时，只担心同姓宗室不够繁盛昌大。等到他们发生变故，其危害又超过了异姓王。文景之世认为削弱诸侯，汉朝就可以百世无忧，到了武帝时，诸侯的祸患已经衰退，匈奴的威胁正炽盛，又认为天下的忧患仅限于此了。等到昭、宣、元、成之世，诸侯已不足为忧，匈奴也已臣服于汉，然而最终导致中途断绝、无法挽救的，却是未曾料到的王氏外戚。光武帝即位后，上鉴于韩信、彭越之难，中鉴七国之变，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封赏各位将领但不让他们担任实职，裁减同姓王的封地，贬抑削夺王公的权力，认为前代的弊端都已去除了。等到东汉衰败时，宦官权势兴盛，党锢之祸兴起，士大夫们相互游说谈论，认为只要一天诛杀宦官、解除党锢，天下就可以无事，于是从外地召来将领，诛杀宦官不留遗类，而董卓、曹操因此灭亡了汉朝。所担忧的共有六种变化，而动乱与灭亡总是出于未曾担忧的地方。这几句话概括了汉朝的曲折，我曾借此综合古今世变来论述：秦朝废除封建、限制匈奴、焚烧诗书，考虑得极其周密，而祸患反而出自揭竿而起的戍卒。魏制规定母后不得临朝，禁锢诸王如同奴隶，而奸臣窃取政权。历经晋、隋如同出一辙。唐朝惩安史之乱，倚重藩镇，而藩镇最终成为祸根。宋朝惩五代之弊，削弱诸侯，而前后两次陷入北狩之困。由此看来，天下事大概并非智力所能预料。

○ 《史记》世系

苏辙在《古史》中讥讽司马迁的《史记》轻信而疏略，现在用其所记载的世系来考察，他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从黄帝到舜共九世。等到叙述禹的世系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距离黄帝只有五世。禹继承舜兴起，为何舜远而禹近呢？叙述黄帝到汤共十七世，汤到纣又二十九世，总共四十八世，而叙述黄帝到武王只有十九世，武王在汤之后六百年兴起，距离黄帝却只有二十世，为何纣远而武王近呢？后来推演世系的人大多依据《史记》，大概未曾考察司马迁的错误。

● 卷七

○ 一体具体

子游、子张、子夏都有圣人的一方面，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的全体但规模较小。朱熹《集注》：一体，即一肢，具体指拥有全体。又说：体，段也。都是从身体方面来说的。双峰饶氏说：吾道所说的全体，指仁、义、礼、智、信，具体而微的人，这五者都接近了，只是未达到极致，各具一体，则仁有余的人或许义不足，礼得当的人或许信有亏，大概扬雄将道德仁义礼比作身体的说法，比肢体的说法更加明白切当。

○ 《左传》纪人名

《左传》记载人名，既名字并举，又有时将族、里、爵、邑、谥、号交错分布于一事之中，如称士会为随武子，又称随季，又称士季；称却伯为驹伯，又称献子；称荀林父又称桓子；称先縠又称彘子；称公子吕又称子封；称裂繻又称子帛，此类不一。后来杜甫作诗，爵、名、里、字也全都具备，如说杜陵、杜曲，是著明地名；说臣甫、子美，是名字；说拾遗、省郎，是著明爵位。大概是取法于《左传》而以《诗经》参酌。《文王有声》诗称文王为王公，又称王君，称皇王，也是一首诗中全都具备。先儒解释说：词语不同，以显示赞美之不足，反复咏叹，是诗的体制。

○ 豕虱

势力不足以倚靠叫冰山，是唐代张彖鄙视杨国忠的话。李堪鄙视二张又说海市蜃楼。按蜃，是大蛤。《韩诗外传》说：蜃能吐气形成楼台在海中，春夏间可见。《文昌杂录》记载登州每逢晴朗，海中的烟雾里有城阙、楼阁、人物、车马、鸡犬往来之状，大概是蜃吐气所致，随即消失，登州人称之为海市。苏东坡诗说所见都是幻影是对的。这两个比喻本出自《战国策》，叫城狐社鼠。《庄子》又比喻豕虱说：豕虱选择稀疏的鬃毛、白色的部位作为广宫大囿，猪蹄、弯曲的角落、乳头之间、股脚之下自以为安室，有利的处所不知道屠夫，一旦鼓臂布草点燃烟火，而自己与猪一起烧焦了。冰山等比喻所习用，若豕虱则很少被援引。

○ 《庄子》

文章设喻则深婉，而在喻中最难，至一字数喻尤难，唯独《庄子》百变不穷，姑且就明白的列举出来。如比喻身用之厚说：你见过祭祀用的牛吗？给它穿上文绣，喂它草料豆饼，等到牵它进入太庙，即使想做孤独的小牛，怎么可能呢？又说：我听说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