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帝王分为两位，又因轩辕以车而得名，轩辕观察到转篷的风法而制造车轮，轩是车上的横木，辕是车上的直木，因此以此作为称号。黄帝看见大蚯蚓说：土气旺盛，土的颜色是黄色。因此号称黄帝。司马迁没有详细考证，于是说：黄帝的名字叫轩辕。后人跟随而错误，固执地认为古代的就是可信的，《庄子》的文章古老，《史记》（按《河图》记载：黄帝名叫轩，又说：封禅降德祖黄轩。《论语》考证说：轩懂得地利。那么黄帝单名轩，并不是复名）。

译○陶唐、殷、商、荆、楚

陶是地名，也是国名，始于颛顼。尧起初居住在陶，后来受封于唐，所以陶和唐并称。商汤起初兴起于商丘，后来盘庚迁都到殷，所以称为殷。荆和楚是同一个地方，本名熊绎，起初建国于荆，号称楚（春秋初期通常称荆，鲁公之后才开始称楚）。到了秦襄王时，因为他的母亲名叫楚，为了避讳，又改称荆。

○尧舜病博施

上天不能使春天长存而不出现冬天，应当下雨时却不降雨，日月无法照耀到倒扣的盆下，在不需要霜雪的时候也不施予霜雪，即使是天地这样宏大，尚且还有遗憾。尧舜的仁德如同上天，难道不想让老人和幼童都穿上丝绸、吃上肉食，却因供养有所不足，所以规定五十岁穿丝绸，七十岁吃肉，这是王政必须制定的规范；难道不想让疲弱、残疾、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者都得到仁爱的满足，却因禀赋之气不足，无法改变他们天赋的偏颇；难道不想让极北荒远之地、不长草木的地方都纳入安抚，却因风气所限，不得不让他们处于边远荒僻之外。所以广泛施予、救济众人，即使是尧舜也感到力不从心，秦始皇、汉武帝却想以威势征服荒远之地，来显示没有外邦，这难道不是荒谬吗！

○豫让

智伯没有后代，豫让牺牲生命来报答，不是明辨生死界限的人做不到。然而臣子侍奉君主，在过错尚未萌发时就加以挽救，是上策；等到事情发生再去纠正挽救，是次策；听任君主自以为是或自以为是错，把国家命运交给其自生自灭，却说：我能在日后为他而死，这是下策。豫让是义士，智伯以国士对待他，智伯不能说不贤明，豫让不能说不遇明主，但智伯贪图三晋的土地，张孟谈挑动韩魏的进攻，智伯巧言善辩却非常不仁，豫让在其中没有一句劝谏，还能说豫让忠于智伯吗？等到智伯死后，他才吞炭漆身，寻求刺杀赵襄子，作为忠义的君子，不能不遗憾他行动太晚。从前齐景公问晏子：忠臣侍奉君主是怎样的？晏子回答：君主有危难时不去死，君主出逃时不去送行。景公说：有危难不死、出逃不送，可以称为忠吗？晏子回答：进言被采纳，终身没有危难，臣子为什么要死？劝谏被听从，终身不出逃，臣子为什么要送行？进言不被采纳却为危难而死，这是胡乱送死；劝谏不被听从却去送行，这是虚伪的送行。所以忠臣是竭尽善道侍奉君主而生，不追随君主的恶行而死。豫让认为他的死是为了让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唉，怀有二心的臣子看豫让确实羞愧，但豫子看晏婴难道不羞愧吗？所以我赞许豫让的死，不赞许他的生，取他的节操，不取他的智慧。

○饮器

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漆成饮器，汉建元年间匈奴攻破月氏王，也将他的头颅做成饮器。《史韵·饮器》：饮，音荫。《汉书》韦昭解释：禅〇也，盛酒的器具。晋灼说：饮器，是虎子一类的便器，属于亵器。颜师古引用匈奴攻破月氏王头颅共饮血盟作为证据，说是饮酒的器具。如果按颜师古的说法，是重视它。况且死人的骨头凶秽，又厌恶人头颅，哪里适合放在祭祀用的俎豆中呢？便器的解释似乎更合理，万见春也是晋代的解释，但“虎子”这个名字尚未详考。

○射日补天

后羿射下十个太阳的说法见于《庄子》、《离骚》，都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射下了它们。但尧时羲和君的儿子名叫羿，十日、九婴、大风、封豕、长蛇等都是顽劣凶恶危害百姓的，尧命令羿杀死窫窳，射下十日，击退大风，诛杀九婴，驱赶封豕、长蛇，从而使百姓的祸害平息。那么十日，并不是天上的太阳。共工氏撞击不周山，折断天柱，切断地维，以及女娲补天的说法见于《列子》。考察共工氏称霸九州，实际上是太昊的臣子，恣意妄为，扰乱天纪，女娲消灭了他，四方土地恢复正统，万民重新获得生机，这是女娲补天确立极道的功绩。炼石补天果真人力能做到吗？事情没有确凿记载，都应当以常理判断。血流漂杵，《孟子》还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何况《庄子》《列子》中谬误虚妄的说法，荒唐的言论呢？

○经解

六经的道理到孔子而集大成，孔子的道理到朱熹而集大成，各家对经书的解释前后不一，自从由朱熹确定后才统一于正道。后学者如果不经过指点，就会泛滥于各家学说，那该听从谁呢？现在经书解释有古代贤人的品评，恰当的是：《易经》有伊川的《易传》、《大易粹言》，《系辞》则有柴侍讲的集解；《尚书》有东莱的《说林》、少颖的解；《诗经》有东莱的《诗记》、晦庵的《诗传》；《周礼》的记注疏，晦庵采纳了，而王荆公、王昭禹的《周礼解》，方博土、陆农师、马博士的《礼记解》，晦翁都认为恰当。他又曾说荆公的经解对后学有益，《春秋》胡文定在褒贬的体例上尤其严格，《传》则以东莱的《左氏说》为最好。后学者如果遵循这些去探寻，就不会因为歧路太多而迷失方向了。

○玩物之戒

汉文帝《却献千里马诏》说：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领先，能安心吗？宋武帝打碎琥珀枕，留给北征将士说：能治愈金疮。萧道成治理齐国，期望黄金与土同价。唐太宗将林邑的鹦鹉放回，说：鸟兽怀念故土，也与人类相同。都有超人的见识和度量。近世大贤吕文穆

译有人献上一面能照见二百里之远的镜子，鉴说：“我的脸不过方寸大小，哪里用得着照见二百里远的镜子呢？”王文正早晨嘲笑弟弟花百万钱买玉带，说：“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却想让观看的人称赞它好，这不是错了吗？”有人把砚台的润泽当作卖点卖给孙侍读甫，孙说：“我一天挑水才值三钱。”古人通达事理，对待玩赏之物就是如此。建国初期，人们把李廷珪的墨石当作宝物，昌言甚至不允许别人磨墨，有人戏弄他说：“你不磨墨，墨就要磨你了。”有人咏叹李廷珪的墨说：“一锭墨足以支撑三十年，只怕风霜侵蚀头发和牙齿。不是人磨墨，而是墨磨人，墨瓶还没用完，人先感到羞耻了。”文谷制作墨，一定要用高丽煤，前辈说世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墨终究不会缺乏使用，人本来就是愚蠢的。

译○夏后氏

经书中称夏朝都叫“后氏”，称殷、周都叫“人”。班固在《白虎通》中说：夏禹接受禅让成为君主，所以称“氏”；殷、周通过征伐取得天下，所以称“人”。那么舜被称为“有虞氏”，也是因为尧禅让的缘故。

○大城多兵

古代封建制度实行，井田制确立，公、侯、伯、子、男各国的封地面积有宽窄之分，因此出兵车的数量也有多少之别，所以有万乘、千乘、百乘的区别。诸侯大国不可欺凌，小国不可僭越，因此社会安定长久。周朝东迁后，古代制度崩坏，诸侯各自凭借武力取胜，王室不能加以节制，大小国家开始混乱。到了春秋时期，各国自行其是，齐国创立内政制度，寓军令于政令之中；晋国制定被庐之法；鲁国实行邱甲制度，城池超过百雉，这些都不能用先王的法度来规范了。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凭借技击之士强大，魏国凭借武卒奋起，秦国凭借卫士取胜，孙武、吴起等人辈出，崇尚权势利益，推崇欺诈谋略，古代制度几乎荡然无存。所以赵奢与田单谈论军事时说：古代四海之内有万国，大城不过三百丈，人口不超过三千家，用少量兵力作战就足够了。如今万国合并为七国，作战时，各国必须配备数十万军队，粮食能支撑数年，千丈的城池、万户的城邑相望。而想要用少量兵力作战，可以吗？赵奢已经感叹不能遵循古制，何况离古代更远的后世呢？后世不审察强弱形势，动不动就想用仁义来粉饰军事，恐怕不是成为商汤、周武王，而是成为宋襄公、陈馀那样的人。所以想要遵循古代制度，必须实行封建制。

○武士不恤

郦食其凭三寸不烂之舌，攻下齐国七十座城池，也很奇特了。韩信被蒯通一句话激怒，随即派兵追击，完全不顾及郦食其的利害关系，最终导致郦食其被煮死。唐初颉利可汗归顺，太宗派唐俭去安抚他，李靖、李〇谋划说：现在诏使在那里，敌人必定放松警惕，如果派一万骑兵袭击他们，不战就可以擒获。张公谨说：使者在他们那里，怎么办？李靖说：唐俭不值得顾惜。于是率军连夜出发。宋绍兴年间，金兀术入侵，韩世忠驻兵扬州，奉命出使的魏良臣路过扬州，韩世忠设酒招待，酒杯刚举起一两次，紧急军报接连到来，魏良臣问缘故，韩世忠诡称：有诏书命令军队移驻江郡，召集撤火做饭的士兵班师。魏良臣刚离开，韩世忠就指挥军队跟随其后，在大仪镇设下埋伏。魏良臣到达金营，金人问韩世忠的动静，魏良臣把所见到的如实回答，金兀术于是大发兵马，引兵趋向江边，遭遇伏击，战败退回泗水之上，责怪魏良臣出卖自己，想把他煮死，魏良臣用好言劝解才得以幸免。旧传已□□□□□□□帅自蜀入援，舟次金口，扼敌不得前，亟遣将与岸战，战方酣而帅舟已取。大概军事崇尚诡诈之道，万千蝼蚁般的性命，取决于片刻之间，不容许自我拘束。然而好战嗜杀之人，多出于残忍对待他们的方法，也必须识时务、衡量形势，身处其中，那么对方固然难以预测，而我方也未必可知。

○过百为寿

《庄子》以及《左传》杜预的注中都有上寿、中寿、下寿的区别，孔颖达疏解：上寿是百年以上，孔安国传《洪范》五福说：寿，《传》说一百二十岁为寿。大概本于《老子》：人生大限，以百年为限。超过百年而增加，这就是上寿之寿。按《礼记》：人生十年叫幼，学习；二十叫弱，行冠礼；三十叫壮，成家；四十叫强，做官；五十叫艾，担任官职；六十叫耆，指挥使唤；七十叫老，传授经验；八十、九十叫耄，七年叫悼，百年叫期，颐养。王安石注自幼、弱、壮、强、艾、耆、老等字下都著读点，其下的学、冠、有室、而仕、指使、而传自成句，总共上述十件事，每十年一个条目，寿作为超过百年的条目，也有道理。

○豪杰不苟就

古代豪杰都不轻易使用自己的才能，伊尹三次投奔夏桀。《鬼谷子》记载太公三次进入商朝，三次投奔周文王，然后才合作。所以孙武的兵书将吕尚、伊尹列入《反间篇》，因为他们都在两者之间往来徘徊。张良在圯上得到一部书，屡次用来游说别人，才开始游说沛公。马援起初游历陇、汉地区没有跟随，极力陈说陛卫之礼的公孙述，而跟随头戴头巾、笑着迎接的光武帝。袁绍对郭嘉礼遇甚厚，等到郭嘉离开他，见到曹操说：这才是我的君主。张宾见到石勒说：我遍观诸将，没有像这样的。胡将军于是提剑到军门拜见。王猛听说桓温进入关中，穿着粗布衣服去拜见，桓温不渡过灞水，于是离开不就职，后来宁愿侍奉苻坚。晋朝屡次征召谢安不起用，桓温征召，才赴任。大概小人做官在于满足欲望，君子做官在于实现志向，由此可以观察豪杰的志向。有人劝东汉魏桓接受征召，魏桓说：现在后宫数千，难道能减少吗？马厩马匹万匹，难道能消灭吗？左右权贵，难道能去除吗？求取俸禄进身，是为了实现志向，而像这样出来做什么呢？于是隐居终老。大抵有志于时代的士人，熟察世事，胸中都有预先确定的规划，估量那个人不值得共谋，万钟俸禄对我有什么增益呢。苏东坡曾说淮阴侯终身的事业，一见高祖就决定了；诸葛亮在蜀汉被任用，只在隆中初次见刘备时说了几句话。范仲淹在天圣年间上《万言书》，想要实现太平，考察他平生所为，没有超出这本书的。司马懿号称盛雄，起初也韬光养晦，后来

译于是征召曹操。胡致堂说，诸葛亮在南阳亲自耕种，既不追随难以与之争锋的曹操，又不依附可以结为外援的孙权，唯独委身于流离颠沛的刘备，而且在刘备三次拜访后才出山，那么他安身立命的审慎，就不只是比较力量强弱而已。

译○三教

儒、释、道三教各自树立门户，互相诋毁。儒家驳斥天堂、地狱、轮回、谶纬悔过等说法的荒谬，依据道理来论述，并非过分攻击。如果是佛、道两家互相诋毁，那么佛教说：摩诃迦叶下生世间，号称老子；道教说：老君派遣关尹骑白象下到天竺，在净饭王妻子口中托生为佛。人们说老子入秦，向西经过流沙教化胡人成为神仙，这都是佛、道两家各自为了取胜而提出的言论。至于佛、道两家对儒教，《庄子》首先提到孔子向老子问礼，佛教《佛地经》说：宝轮王下生，号称伏羲，吉祥菩萨下生，号称女娲，如意菩萨下生，号称孔子，月明儒童下生，成为颜回。韩愈在《原道》中对佛教徒说：孔子，是我的老师的弟子，就是依据这个。南景福二年，将澡水县南边的孔子祠改为寺庙，因为孔子曾经到楚国经过此地，后来又改为儒童寺，难道孔子真的是佛教派系的人吗？唉！不能斥责他们的谬误，已经错了！又从而沉溺其中，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古今论》记载周代《素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出，宫殿震动，恒星看不见，太史苏繇占卜说是西方圣人降生。这是周代史书记载佛陀降生的奇异现象，那么又怎么会有前代的唐、虞、夏、商预先托生为伏羲、女娲等说法呢？况且《春秋》记载恒星看不见是在庄公十年甲年，距离昭王甲寅年三百四十年，周代史书也是附会无稽之谈。陈大建五年恒星看不见，史官占卜说是君主不严肃，法度消亡，天子失去政令，诸侯暴虐横行，国家灭亡的征兆，又难道是降生奇异之人的祥瑞吗？

○耘耔

《毛诗》解释“耔”为培土于根。《汉书·地理志》解释“耔”为附着根部。说的是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沟，宽深各一尺，在沟中播种，苗长出叶子以上，逐渐锄去垄上的草，因而把垄上的土培附到根部，每次锄草就培土，等到盛夏，垄越来越高而根越来越深，能够抵御风与旱，所以所种的庄稼茂盛。大抵除草培土则草腐烂，根部因此得到肥润。耘，是耔的益处。现在农家习惯这样做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卷九

○星土

古代用星象来校正历法，并不用来占卜灾祥，到春秋时期才开始有。然而燕对应析木，赵对应大梁等说法始于战国时期邹衍的言论，《左传》中提到了。所以以前的贤人怀疑《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人所作。班固在《汉书》中直接将秦、魏、周、韩、燕、齐、鲁、宋、郑、卫、吴、楚十二国分配给二十八宿，于是成为古今不变的占卜法则。但是封建制度实行时，唐虞号称万国，夏、商各有二三千个国家，周初分封也有一千八百个国家，春秋时期见于经传的国名有一百二十四个，星宿却只有二十八，春秋末期十二国与星宿对应，为什么呢？又晋国在春秋时期是大国，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则晋国分裂为三，现在十二分野中不应有赵、魏而缺少晋国，至于将鹑火指为周地，周厉王封于镐京，西周固然在丰镐，其在洛阳又隶属于哪颗星呢？魏国陈卓在十二分野中又分别用度数来划分，说星一次三次为天的一度，说天的一度对应地上的三十里，古代制度九州，每州方圆三千里（尧的五服制度），那么一州的广度仅相当于天的一百度，所以以前的贤人说班固以国对应星的说法，不如《周官》中保章氏以州对应的说法正确。

○孔子不述礼

古代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修《春秋》，正雅颂，而《礼》没有成书，所以汉代以来的儒者只说五经，现在两《礼》都出自汉儒。先儒因此说制定礼制是君王的事，孔子没有地位，不敢制作。又说：礼根据义理而产生，难以确立固定的制度，经典大多符合礼义，说话的人认为礼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以义理来决断施行。比如夏、商、周三代忠、质、文崇尚不同，子、丑、寅建正随时损益，事情本来就有古代适宜而现在不适宜的，况且人性禀赋不同，仁可能柔和，义可能刚强，圣人根据人情节制文饰，使其达到适中，所以说礼顺应人情。《礼记》记载孔子谈论礼有多为贵、少为贵、大为贵、小为贵、文为贵、素为贵的辨析，至于羔豚太牢等祭祀名称追求其相称，那么礼也是追求其恰当而已。汉儒的两《礼》都想补充圣人的道，但没有折衷于圣人，记载不免杂乱，礼制不免穿凿（比如历代乐名有《六茎》、《五英》、《韶》等不同，汉唐以来称为《文德舞》、《武德舞》，都是随着功德的不同而命名。乐主要调和人心，圣人不能强迫它，必须相同的是所主张的，雅正而已）。

○击壤

尧时老人击壤的事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列士传》。王充等人考证击壤只应当是蒉桴土鼓的意思。查考各种书解释壤字，《尚书·禹贡》：黄壤、白壤、黑壤，孔安国《传》说：土没有块状。《韵释》：柔软的土。《周礼》辨别十二种壤，郑玄注：壤，和缓的样子，《春秋》：日食内壤、外壤。壤，伤害。而《战国策》蚁壤也说泉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