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称颂《韶》乐感化作用的话说：敲击玉磬，拍打琴瑟来歌唱，祖先神灵降临，虞国的宾客在位，诸侯谦让有德，下面吹奏管乐、击鼓，用笙镛相间演奏，鸟兽跄跄起舞，《萧》、《韶》九次演奏完毕，凤凰来朝；敲击石磬，百兽随之起舞。宋祁认为这是后夔推美舜德而夸大其词，并非真有凤凰、百兽起舞之事。大概音乐演奏在朝廷郊庙，有宫室的庄严，有台阶的阻隔，有警卫的严密，凤凰、野兽是山林之物，怎能来到此处，在诸侯众宾面前鸣叫起舞呢？君主的祖先神灵降临，又怎能俨然看见他们呢？又如夏王崇尚德行，山川鬼神无不安宁，鸟兽鱼鳖都顺从等语，解说者也认为是夸美圣德的言辞。《周礼》记载：吉乐演奏一变招致羽类动物和川泽之神，再变招致嬴类动物和山林之神，三变招致鳞类动物和丘陵之神，四变招致介类动物和出示之神，六变招致众物和天神，又说六变天神降临，八变地祗出现，九变人鬼行礼。《史记》叙述师旷鼓琴说：第一次演奏，玄鹤十六只聚集在门前，第二次演奏，鹤伸长脖子鸣叫，舒展翅膀起舞，再次鼓琴，云从西北升起，大风至，雨随之飞落廊瓦。此后晋国大旱，赤地三年。汉武帝在甘泉使用音乐，也有这类话语。我曾说古代音乐固然不敢知晓，但晋魏以来精通音律的人很多了，未曾听说有此类似之事，为什么呢？想来也是史官的诗辞，或是圣人德行感动天地、行为通达神明所感召，不专靠音乐，不然经史的论述就荒谬了。

译○梦卜

六经中关于梦境和占卜的记载，说法各不相同。我认为凭借它们来决断细微之事是可以的。但将相的任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才能优劣尚不清楚，仅仅参考梦卜，可以吗？商高宗梦见傅说，让人按照梦中的形象去寻找，结果在刑徒中找到了相貌相符的人，将他安置在身边，于是任命他为宰相，再也没有人怀疑议论。尧举用出身卑微的舜，咨询四岳的意见，并通过艰难的任务来考验他。舜传位给禹，通过治理洪水来检验他，委派他征讨三苗，参考历法推算，并广泛咨询、谋划、龟卜之后才确定。高宗仅凭一个梦就立了宰相，为什么如此容易呢？后世也有因奇才而破格任用的人，但大多见于局势动荡、仓促紧急之时。比如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是因为有鲍叔牙的推荐在先。汉高祖任用韩信为将，也是因为萧何的举荐。那些贩卖丝绸、屠宰狗肉的底层人物，都是因为有人认识到他们有一技之长，才开始举荐任用，没听说过仅凭想象就决断任用的。《史记》记载周文王猎取姜太公，也是通过占卜决定的。然而《孟子》说太公出山的情况是：太公躲避纣王，居住在东海之滨，听说周文王兴起，便说：“何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他出山实际上是主动投奔文王。又说：“像太公望、散宜生这些人，是亲眼见到并了解文王的，因为亲近而听闻文王的道义，难道没有平日里师从太公、了解他的才德，而仅仅凭借一天之内出现的飞熊形象吗？”那么，关于占卜记载中归附的说法，司马迁的记载就没有意义了。《尚书·君牙篇》说：“像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些人，是文王的丑臣（指地位低微的臣子）。”到了武王时，有乱臣十人，解说者开始加上太公，《诗经》叙述武王牧野之战时说：“只有师尚父，这时像鹰一样飞扬。”那么太公凭借韬略，担任武王的军事统帅，司马迁没有详细记载。假借梦卜来神化他们的入仕，不知道这违背了圣人审慎重视的本意。又有人说高宗识别傅说，武王识别太公，而众人不知道，所以假借梦卜来举荐他们。我认为这是后世君臣互相欺诈的手段，不应用于论述圣贤之间心意相通的君臣关系。

○圜扉

古代的圜土、圜扉，按字义，圜就是圆，圆符合规（圆规），规圆主仁，矩方主义。监狱名叫圜，是希望官吏以仁心探求案情，然后用义来决断。圜土是周代监狱的名称，历代监狱名称各不相同，夏代叫均台，殷代叫羑里，秦代叫囹圄，汉代叫若虚，魏代叫司空。

○名犯圣贤

后世忌讳触犯古人的名字情况不一，如果圣贤的名字例子都不避讳，那就通行了。唐尧、虞舜是帝王，而汉代有叫唐尧的官吏，梁代有叫虞舜的太常官，被荐举参与明堂议礼。成汤是殷代的盛王，而汉代有叫成汤的人（按：汤名履，起初兴起于亳、汤阴，因此用地名号称成汤，就像说成周一样，然而触犯虽然不像名字那样相似，但与圣人相犯，也不雅观）。颜回是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而晋代有叫颜回的羌族首领。《尚书》中有两个伯夷（一个是虞代秩宗，一个是劝谏武王的），《论语》中有两个南宫括（一个问羿，一个在十乱之中）。共工氏称霸九州，而舜时的垂官共工与之类似。曾参杀人而孔门的曾参被怀疑。羿善于射箭，一个是帝喾的臣子，一个是有穷国的君主。那么汉代以来有两个龚遂、两个京房之类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服节

《易经·系辞》说：上古时期丧期没有固定的数目。《尚书》说百姓如同丧父丧母，守丧三年。那么三年之丧在唐虞时代就是这样了。《礼记》说服制效法天地。大概齐衰斩衰三年，正好是气历一个闰期，象征一年一周；大功九月，经过三个季节，事物已经形成；缌麻三月，是一个季节的数目，效法天；小功五月，象征五行，效法地。所以说效法天地就停止了，容易；效法四时就停止了，变化。难道不是送死有终结，复生有节制吗。考察唐虞以前吉凶没有两种不同的服饰，《郊特牲》说：太古时期冠用布，斋戒时则用黑色（皇氏认为鬼神幽暗，所以斋戒时用黑色）。郑玄说：三代以后冠和衰才开始不同，唐虞以上吉凶都用白布。孔氏说：三代以来，吉礼制度开始不用斋冠，所以夏代毋迫，殷代章甫，周代委貌，各自用冠来区别，而白布专门作为丧冠。

○社稷

《礼记》说：社，祭祀土地，其神叫句龙，因为治理平定水土；稷，祭祀谷物，其神叫后稷，因为教导稼穑。地广不能处处敬奉，所以封五土为坛来祭祀；谷物多不能全部祭祀，所以聚五谷为稷单来祭祀。然而单独祭祀粟，是因为它是首种，为百谷之长。《尔雅》中粢盛也解释为稷。土神的祭祀在家里，叫中霤，屋顶开在上面取光明，《诗经》说陶复、陶穴就是这样。其中穴明亮，雨四面落下，因此室内叫中霤，后世改为屋漏。朱文公认为应当在屋中祭祀。

○九夷

孔子生于衰微的周代，历聘各国不得志，固然因为道大难容，也是因为各国各有世臣把持，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九卿，不容圣人插手。况且世臣都有无君之心，孔子得政必然不被容忍，所以车轮转遍天下而不得志。圣人知道道不能实行，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说：“言语忠信，行为笃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行得通。”说：“乘桴浮于海。”说“想要居住九夷”。这难道是真的想要抛弃中国归附九夷吗？大概是深深感叹中国没有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九夷，《李斯传》：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夺取三川之地，向西兼并巴蜀，向北收取上郡，向南夺取

译汉中，包围九夷，控制鄢郢。人们说那是楚国的土地。孔子曾经出使楚国，如果让九夷作为楚地，距离楚国很近，为什么要感叹呢？查考《汉书》班固的《地理志》，将九夷指认为元菟郡，《尚书》说居住在北夷之地，是箕子最初受封的国家，现在属于高丽。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说东方的夷人有这样的种类，天性柔顺，容易用道义来驾驭，甚至有君子不死之国。并且引用应劭《风俗通》的话说：夷，就是抵，意思是顶着天而喜爱生命，万物顶着地面而生长。难道是圣人厌恶乱世、思慕治世，想要得到柔顺且容易用道义驾驭的国家去居住吗？详细推究感叹的意思，那九夷只应当像汉传所指向的那样。

译○ 矢字

“矢”字不仅仅指兵器，《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襄仲杀死惠伯时说：杀死后把他埋在马粪之中。《庄子·人间世》说：爱护马的人用筐盛马粪，用瓦器盛马尿。《史记·赵奢传》说：赵国的使者诋毁廉颇说：与我同坐，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三国志》记载吴主派人去取仓库中的蜜，蜜里有老鼠屎。魏国高欢微贱时，烧马粪做靴子。唐代安庆绪煮马粪来吃。苏东坡诗中说：只顺着马粪的痕迹寻找归路，家就在牛栏的西边再往西。这些都是这个“矢”字。

○ 创业之主诚直

成汤流放夏桀时说：我有惭愧的德行，担心后世把我当作话柄。汉高祖骂儒生说：我老爸是在马背上得到天下的。等到他病重时，拒绝医生诊治说：命运在于天，即使是扁鹊有什么益处？隋文帝不允许立碑颂扬功德说：这不过是给后人做镇石罢了。皇后去世，商议葬地，皇帝说：吉凶在于人而不在于墓地，如果我家墓地说不吉利，我就不能做天子；如果说吉利，我弟弟就不应当战死。唐代高祖辅佐隋朝，国家大权归于自己，群臣请求加封九锡，高祖说：我掌握大政，自己加封九锡，可以吗？况且自尊自大却假装谦让，我心里暗自感到羞耻。宋太祖削平各国，告知南唐说：江南有什么罪过，只是我自己容不下他。江南徐铉为李煜陈述儿子侍奉父亲的道理，宋太祖说：你说父子是两个国家，可以吗？又说：不必多言，只要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能容许他人鼾睡？在太庙祭祀，有关部门陈列礼器，宋太祖说：我的祖宗哪里认识这些，急忙命令撤去。这些都是真诚直率不避讳粉饰，所以朱文公说宋太祖气象刚明正大，他的话理应如此，哪里像曹孟德、司马仲达那样被石季龙讥笑呢。

○ 文武取人

古今做官的途径有靠亲戚恩宠、靠捐纳钱粮、靠祖先恩泽、靠吏员劳绩，而只有通过文举武举选拔人才是正当的。然而唐人认为能写文章不足以辅佐时局，善于射箭不足以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文官考察其品行才能，武官观察其战略谋略。汉武帝起初读司马相如的赋，遗憾不同时代，等到任用他，最终只做了文园令，知道他的才能不堪大任。吴起将要作战，左右献上剑，吴起推辞说：一把剑不是将领，事情在于运用权谋制定策略，不取用个人的勇武。唉！文官不懂经纶治国，武官不明战略谋略，弊端已经很久了。

○ 度才

人的才能各有局限，裨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城市谋划就不行。孟公绰胜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却不能做滕、薛两国的大夫。百姓的事务范蠡不如文种，对付敌国的事务文种不如范蠡。房玄龄、杜如晦善于决断，姚崇懂得变通，宋璟坚守正道，黄霸擅长治理郡县，不擅长做宰相。魏国夏侯渊擅长设变，不擅长统领大众。朱兆带兵超过三千就混乱。晋代殷浩、唐代房琯、宋代王安石起初才名声望都很显著，等到登上重要职位，都因虚名误国。所以桓温说殷浩做令仆，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统领军队不是他的职责。韩魏公说王安石做翰林学士则有余，做宰相则不行。大抵现在用人的人，只凭资历考核，不再审察衡量其才能，往往遭受弊端，不思考古代让夔主管音乐、陶主管狱讼、弃主管播种、夷主管宗庙，这都是唐尧虞舜经过明察试验广泛咨询，衡量其才能所适宜的地方，终身任用，所以世道称颂太平（王安石说：皋、夔、稷、契在唐尧虞舜时都终身担任一个官职，不让他们更换职务，即使有升降，也只是俸禄等级而已）。汉代文帝景帝并美于成王康王，做官吏的，子孙长期居官的以官职为姓，这哪里有什么资历年限劳绩呢？汉武帝推举霍光辅佐昭帝，官位显赫的人，何止一个，唯独提拔一个奉车郎而不以资历论。谢安在淮淝之战时，独任谢玄，不因亲属嫌疑而回避。

○ 御小人

赵广汉治理颍川，官吏习俗结党营私，无法施行治理，赵广汉设置告密箱，让他们互相揭发，从此奸党离散。张敞治理京兆，境内多小偷，张敞寻找小偷头目，赦免他的罪，让他招致其他小偷来自我赎罪，从此没有小偷。唐高宗驾临东都，命令御史魏元忠检校盗贼前后，魏元忠从赤县监狱中取出一名盗贼，解除刑具跟随自己，依靠他审问盗贼，等到到达东都，没有丢失一文钱。这三件事都是利用他们的党羽来制服他们。宋代西方用兵，起初命令宦官监军，牵制主帅，多有失误，朝廷商议改选，仁宗询问吕夷简，请求下诏让长官自己担保其下属，以后有功罪共同承担。第二天长官自己请求罢免宦官。大概让宦官自己请求罢免，那么日后没有反复出现的恶果，而且不怨恨我。文潞公做宰相，每天开凿漯河渠，恰逢仁宗身体不适，司天监说开渠不利的缘故，后来商议改开，文潞公请求派遣先前说不利的司天监去相地，司天监担心日后所开之处另有妨碍，自己承担罪责，于是改口说先前开凿的方位没有妨碍。这两件事都是利用那个人来制服他。元祐初年司马温公做宰相，纠正王安石过失，松弛差役，京尹蔡京迎合新旨意，五天之内全部改回。假如温公当时改作完全用这个策略对待，那么日后绍圣年间纷纷扰扰，不至于让各位君子独自承担罪责。伊川说：造就新人才不难，变化人才也容易，当时那些人似乎都可以任用，况且人岂肯甘心做小人？如果宰相任用他们，成为君子，谁不愿意做君子？这类事情不可让他们的门徒胜过我们，所以人才在于君主，宰相去变化他们。

译这样。侯仲良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绍圣年间的事了。”从这一点来看，古今在用人方针上反复更改，错失了因时变化、选拔人才的时机。

译○东南国势

杨万里对宋高宗说：把整个楚国作为家园，吴越作为宫室，这是楚庄王、吴王阖闾、伍子胥、文种和范蠡能够称霸并运用武力的根本；向西控制整个蜀地，向南拥有荆州和襄阳，向北占据长淮，这是汉高祖、刘备、孙权、杨行密得以兴起的地方；东海在东面形成天然屏障，三江五湖环绕南北，这是六朝所依赖以巩固国防而敌人无法全部占领的地方；汲取巴蜀的富饶，转运关中的粮食，购买西戎的马匹，并招纳荆楚地区的杰出人才，这是汉高祖所仰仗的资源。拥有这些资源作为凭借，却仍然不能保全自己，这就像带着千金却担忧贫穷，拥有孟贲那样的神力却怯懦避人，真是可惜啊！

○荆襄

荆襄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考察三国时期的历史可以证明。当曹操、刘备、孙权割据时，各方都想占据荆州。所以当刘备刚得到荆州时，鲁肃劝说孙权夺取荆州说：荆州与我国相邻，江山险要坚固，肥沃的土地千里相连，士人和百姓富裕，如果占据并拥有它，这就是帝王的资本。诸葛亮初次拜见刘备时，就说荆州是用武之地，蜀汉曾经借过荆州，后来又与东吴争夺，东吴最终图谋关羽，完全夺取了荆州。后来荆州、襄阳、南乡归属魏国，荆南郡、零陵、武陵归属蜀汉，江夏、桂阳、长沙归属东吴。《禹贡》中现在的荆州之地于是分裂为三，东吴得到荆州的西部，守卫夷陵，但北面得不到襄阳，最终无法图谋魏国；魏晋拥有襄阳，吞并东吴最终也是从襄阳开始的。危骊塘曾经著论说：得到江陵就可以窥探襄阳、巩固巴蜀，失去江陵就无法保卫武昌、振兴九江（武昌处于沅水、湘水、洞庭湖众多水流的交汇处，所以吴、晋、宋、齐、梁在此兴盛。九江处于江西、番阳、彭蠡众多水流的交汇处，所以自晋以来都作为藩镇驻守这两郡，适宜掩护整个东吴）。得到襄阳就可以连通巴峡，连接关中，失去襄阳就必须保卫巫峡、保护江陵，如果襄阳两处都失去，那么天下大事就无可挽回了。我考察：长江发源于岷山，流出夔峡，江〇是长江的上游。诸葛亮说荆州利益遍及南海，就是这个原因。蟠冢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流出兴洋，襄阳实际上是众多水流的源头。庾翼说前进可以扫荡秦赵，后退可以保护江流，就是这个原因（汉水流到武昌下方与长江汇合，失去汉水上游，那么水路中游就无法防守，失去江水中游，江陵上游的保卫就变成空谈。襄阳掩护江陵，又是阻断汉水进入江中要害之地）。东吴陆抗曾经说：上游有警报，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曾经倾尽全国力量抵抗，不仅仅是侵犯欺凌的小害。近代把襄阳看作掉落的瓦罐一样轻视，难道仅仅是在诸葛亮、庾翼、陆抗等人之下吗？建炎年间宋室南渡，李纲、胡安国深切关注荆襄，这是深远的忧虑。

○前定

大的气数都是预先注定的，周成王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年数八百。秦始皇强盛时，预先知道灭亡秦朝的是胡人。王莽尚未篡位时，夏贺良说汉朝的历运应当中衰，扬雄《太玄》中说汉朝兴起二百一十年而中途夭折（从高祖到孺子婴二百一十四年）。隋文帝临朝，占卜葬事的人说三十为三千，二世为二百。晋朝牛继马后的谶语，元帝、郭璞推演江东与中原的分裂与合并，到三百年时应当复合。唐朝李淳风说武氏将杀害唐朝子孙。宋朝兴起，已经有“超过唐朝不及汉朝庚申”以及“寒在五更头”等说法（旧传太宗向陈希夷占卜世数，陈希夷说：寒在五更头。又有□□□□□□□，风雨萧萧欲曙天，莫道五更天便晓，□□犹怯半更眠。因此宫漏增加为六更。考察宋朝以庚申起运，到理宗景定元年，历经五个庚申，过了十七年，南宋灭亡，而陈希夷五更头的数数确实可信。五个庚申后又十七年，难道是半更眠的征兆吗？元朝延〇七年庚申而至正帝出生，皇帝原来是宋少帝赵显的儿子）。

○冥官历

赵抃平生所作所为，晚上必定穿戴整齐焚香，拜告天地。范仲淹每次睡觉，就计算一天饮食的费用以及所做的事情，必定要求相称。司马光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东坡志林》中有死而复生的人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冥官说：你应当放置一卷历书，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必定记录下来，只要不记录的，就是不可说、不可做的。又记载前辈的诗说：怕人知道的事不要萌生念头。我认为赵抃、范仲淹、司马光所作所为，就像左史右史在旁边一样。贤者所作尚且如此，如果像《志林》所说的冥官历，我们这些人应当各自放置一卷。

○月受日光

《天文志》说月亮不能自己发光，依靠太阳而明亮。京房说：月亮和星星是阴性的，有形但没有光。先师说：月亮像镜子，被照亮的地方明亮，不被照亮的地方黑暗。张衡说：太阳好比火，火向外发光；月亮好比水，水含有影子。所以月光产生于太阳照射的地方，月亮黑暗是因为太阳被遮蔽，对着太阳就显现光形，靠近太阳就光芒尽失。洪迈《容斋五笔》叙述太史刘孝荣的话说：月亮本来没有光，接受太阳而明亮。沈括《梦溪笔谈》说：月亮形状像弹丸，接受阳光像粉涂一样，月亮离太阳近则光芒逐渐消失，逐渐远离则逐渐产生光明。又说：凡是天地之间的光都是太阳的，

译星星也接受日光的照射。朱熹在注释《楚辞》时引用了沈括的说法，并且说月亮刚升起时，太阳在它旁边，所以光线从侧面照射，人们看到的月亮像钩子一样；太阳逐渐远离，光线斜照，月光就逐渐变满。又引用王晋的说法：日月刚发出光明的夜晚，人从侧面观看，只看到一弯钩形，等到日月相对时，人处在它们中间，才看到完全明亮，如果有能够倒悬身影前往参悟其间的人，即使是上弦月或晦日，也会看到完全明亮。详细考察这些说法，就知道月光本来就是圆满的，人站立的位置有偏斜和端正的区别，因此看到月光有亏损和盈满的变化，并不是月亮已经消亡又再生的缘故。我曾经因此进行验证，太阳落山天色昏暗，知道天空依靠太阳而明亮，取一盆水放在赤日之下，阳光就印在阴暗处，水的动静随之变化，水接受日光可以推知月光依赖于日光。星星接受日光照射的说法，也曾验证过，德〇乙亥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白天已经昏暗，星星却格外明亮。日食时阳光已经消失，星光却依旧如常，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宋朝的历法即将终结，光线本来就有常态和变化的差异吗？

译○文尚喻

古人著书立说都借助形象，因为通过粗略的现象可以阐明细微的道理，通过具体事物可以认识天理，所以文辞常常凭借比喻而显豁，《诗经》中多能辨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易经》中的龙、马、龟、牛、鱼、狐、鸟、隼、鸿、雉、虎、豹、狗、猪、啄木鸟、公羊、羊、鼠，那么鸟兽就完备了；瓜、枸杞、兰、竹、树木、茅草、枯树桩、丛莽、葛藤、芭蕉、枯杨、蒺藜、丛棘、硕果、苞桑，那么草木就完备了；门扇窗户、篱笆茅屋、房屋、床、几案、枕头、席子、船、车、鼓、车厢、车轮、覆、斧、匕、香酒、瓮、瓦器、鼎、弓、箭、盾、簋，那么器物就完备了；日、月、冰、霜、云、雷、风、雨、泥泞、山坡、险阻、深渊、田地、山谷、沼泽、园圃、土丘、山陵、陆地、井水、泉水岩石、台阶大道、城墙护城河、郊野沙地、泥穴，那么天地万物就完备了；服饰方面有簪、圭、短衣、下裳、口袋、蔽膝、腰带、鞋子、束帛、朱红色的绂带；身体方面有口、耳、目、鼻、牙齿、面颊、颔骨，以及腹部、头发、皮肤、臀部、大拇指、小腿、膝盖、面颊、脸颊、舌头、大腿、上臂、心脏、失明、跛脚、脚、脚趾。

○儒者生杀

儒者并非不羡慕长生，但其关键在于节制嗜欲，安定形体性情，而不计较老子所说的吐纳修炼之法；儒者并非不厌恶杀生，但其关键在于远离厨房，遵循礼制（天子不合围猎杀，诸侯不掩捕群兽，大夫不取鸟卵。诸侯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牛，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羊，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犬猪，平民没有特殊原因不吃珍馐。五十岁的人穿丝织品，七十岁的人吃肉，以及豺狼不祭不田猎，獭不祭不捕鱼，草木未黄落不入山林，这些都是用礼来节制）。而不采纳佛教徒持斋奉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