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当中数）。详此则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天地混沌闭塞之时，尧至宋历三时，凡三千余年，上此寅至巳历四时，当凡三千年，但孔子书断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诘，后儒因只据圣经为说。史家虽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但以康节尧舜上犹有四时说推来，帝王前世代绵历有《庄子》叙伏羲上犹十一氏，郑玄《六艺论谯》、《周古史》、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及《广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数十百氏，年逾数万，所谓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尔。又以《易?系》参之，伏羲、黄帝、尧、舜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离》、《涣》、《益》、《随》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画不▯伏羲始也，司马迁《史记》、刘道原《通鉴外纪》又皆遗伏羲，只断自黄帝始，不思《周易》万世文字之祖经，秦火独完备者也，《大传》言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叙三五传次甚明。二史不然，故东汉张衡、近代朱文公皆咎迁。《春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所以严正伪之辨也。后世史官徒知徇编言之说，周史厉王流彘之后系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统中绝，迁固汉史，惠帝崩纪、吕后为政者八年，欧阳公厕武后于《唐?本纪》，司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编年说也。定夺于文公《纲目》，然后正伪分而统纪明，岂史氏琐琐之见哉？但秦后项梁与诸侯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当时合书义帝为正统，然后继以汉，王莽篡汉，汉史为新者十八年，张衡谓时汉元后犹存，只当为后元，《本纪》编年月，纪炎祥，而莽纂事第着之莽本传。更始居位，光武常为之将，后始即真。则光武初亦当以更始为正，文公《纲目》俱不与以汉昭烈之例，岂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
译（此处“当中数”似为衍文或误植，略去不译）详细考察这一点，那么戌、亥、子、丑这四个时辰，乃是古往今来一日之中的夜晚，也就是天地混沌闭塞的时候。从尧到宋经历了三个时段，总共三千多年；在此之前的寅到巳经历了四个时段，大约也是三千年。但孔子著书只断代于唐虞时期，对于渺茫难考的远古事迹不再深究，后来的儒者也只依据经典圣言来立论。史学家虽然上溯到三皇，但都是搜集后人偏僻的书籍和杂传拼凑而成，并非真正掌握了当时的事实。只是根据邵雍（康节）推演，尧舜之前还有四个时段，帝王之前的世代绵延，《庄子》叙述伏羲之前还有十一位帝王，郑玄的《六艺论》、《周古史》、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罗泌的《路史》以及《广雅》都记载伏羲之前有数十上百位帝王，年数超过数万，所谓“始于伏羲”，不过是就他所推演的那部分而言罢了。又用《易经·系辞》来参证，伏羲、黄帝、尧、舜以来的十三卦制作都说“大概是取法于”，而《离》、《涣》、《益》、《随》等卦在伏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卦画并非始于伏羲。司马迁的《史记》、刘恕（道原）的《通鉴外纪》都遗漏了伏羲，只从黄帝开始记载，他们没想到《周易》是万世文字的祖经，在秦朝焚书后唯独它保存完整，《大传》说伏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叙述三皇五帝的传承次序非常明确。这两部史书却不这样记载，所以东汉张衡、近代的朱熹（文公）都指责司马迁。《春秋》不尊吴、楚为王者，是为了尊崇周王室，以此来严格区分正统与伪僭的界限。后世的史官只知道顺从编年体的说法，周厉王被流放到彘之后，共和行政的十四年，周朝的正统中断，司马迁和班固写汉史，汉惠帝去世后的八年吕后执政，欧阳修把武则天列入《唐书·本纪》，司马光（温公）废黜蜀汉而尊魏，都是拘泥于编年体的说法。直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做出裁定，然后正统与伪僭的区别才分明，统绪才清晰，这难道是史学家琐碎狭隘的见识吗？只是秦朝之后，项梁与诸侯共同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义帝，当时应当把义帝书写为正统，然后接着记载汉朝；王莽篡夺汉朝，汉朝历史中作为新朝的十八年，张衡说当时汉朝的元后还在，只应当称为后元，《本纪》编排年月，记载灾异祥瑞，而王莽篡位的事只记载在王莽的本传中。更始帝在位时，光武帝曾做他的将领，后来才真正即位。那么光武帝起初也应当以更始帝为正统，朱熹《纲目》都不给予他们如同汉昭烈帝（刘备）那样的待遇，难道是因为他们作为君主的道义有所不足吗？
○子夏子思
司马温公《通鉴》著魏文侯师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来历本《战国策》，以《史记》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七十三岁，子夏时二十九岁，后十一年哀公卒，继元王七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当一百一十四岁。周王更代之际，年有重叠，不过差之三四年，如《史记》则子夏当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说，但不知果得如许岁数否。柳子厚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论语》出于有子、曾子门人，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则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鉴》书周命三晋为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无如许岁数，温公以师子夏为文侯美事，系之，然当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记?世家》曰：盗杀晋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为侯。则师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后事也。《通鉴》又著子思言卫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来历本《孔丛子》，时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鱼先孔子卒五年，计伯鱼最末年言卫侯事，时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书之，但温公既书曰某年，必有实据。
○崛奇可味
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顾命》叙成王导扬之语，仪文之列，去之千百载而读者寻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东坡尝推《禹贡》，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内饔》曰：牛夜鸣则<广酉>；羊冷毛而毳，▯▯；犬赤股而躁，臊；鸟▯キ色而沙鸣，▯、豕盲眠而交睫，腥；马黑脊而盘臂，蝼。五者各物之病与臭也。却行、仄行、运行、纡行，蚓、蟹、鱼、蛇之行各态也。以ㄕ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呜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物之鸣各处也。厚唇▯口、出目短耳、大胸▯后、大体短ㄕ，与夫锐喙决吻、数目<肩页>ㄕ、小体骞腹等语，▯羽之属各形也。皆随其异而笔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颓尔如委，苟颓尔如委，则加任焉，必将废措状飞走翕张之势，而无力、有力、轻重可以想见，此犹有形状可写也。若无形无影之声，摹写最难。《礼记?乐记》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后来昌黎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经后文字之奇，推《庄子》大木异窍穴之风声，天籁变为八声之妙，至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语，又自有声入无声，乃古人状物之妙。至叙物之递递相生曰：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醢，黄▯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杂崛曲，是以其语可味。后人以东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铺直叙外无委曲。东坡《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远若近，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易，味其语殆非一索可竭也。后来如洪景卢又多尚此，记马遂良怡斋曰：方吾家居，入怡颜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与兄弟处，暇时读书以怡吾心，食与口怡，寝与体怡。叙五
译○子夏子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此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说法源自《战国策》。若用《史记》来考证，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那么子夏应生于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孔子去世于周敬王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岁，当时子夏二十九岁。十一年后鲁哀公去世，接着是元王七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此时子夏应当一百一十四岁。周朝王位更替之际，年份有重叠，不过相差三四年。如果按《史记》推算，子夏在威烈王二十三年时，也有一百零四岁。孔子去世后，已有子夏在河西养老的说法，但不知他是否真的活到了这么大岁数。柳宗元论述孔子弟子时，认为曾参年龄最小，曾子去世时，孔子的弟子大概已无存者。《论语》出自有子、曾子的门人，其中已有曾子临终前“启手足”的记载，那么子夏应死在曾子之前。《资治通鉴》记载周天子册封三晋为诸侯是在威烈王二十年，魏国最初称侯的是文侯魏斯。或许子夏并没有活到这么大岁数，司马光因为以子夏为师是文侯的美事，便将其系于这一年，但应当加上“初”字以表明这是起初的事。《史记·魏世家》说：盗贼杀了晋幽公，魏斯拥立其子烈公，烈公在位十九年，才册封三晋为侯。那么以子夏为师未必是魏斯称侯之后的事。《资治通鉴》又记载子思向卫侯进言的事发生在周安王二十五年，这源自《孔丛子》。此时距离孔子去世已一百一十二年，伯鱼比孔子早死五年，计算伯鱼最晚年向卫侯进言时，也已是一百一十七年了。所有这些疑点，大概都是对往事的追记，但司马光既然写明某年，必有确凿依据。
○崛奇可味
骈文讲究整齐，散文忌讳拘泥于格律，各有其恰当之处。《尚书·禹贡》叙述九州地理的划分，山水的汇聚与分离，物产的参差不齐，贡赋的高低，工程劳作的起止，铺陈叙述随之变化，毫不混杂。《顾命》叙述成王引导发扬的言语，礼仪排列的次序，即使相隔千百年，读者也能在咫尺之间分辨清楚，这是千古文章的妙处。所以苏轼曾推崇《禹贡》，曾巩告诉李之仪学习文章先读《顾命》。《周礼》文章的奇特之处不一而足，但描摹事物最为精妙。《内饔》篇说：牛夜间鸣叫则肉味酸；羊毛冷而稀疏，则肉味臊；狗大腿发红且躁动，则肉味臊；鸟羽毛杂色且沙哑鸣叫，则肉味腥；猪眼睛盲翳且睫毛相交，则肉味腥；马脊背黑色且前腿弯曲，则肉味蝼。这五种情况分别是各类动物的病症与异味。倒退着走、侧着走、盘旋着走、曲折着走，分别是蚯蚓、螃蟹、鱼、蛇行走的各种姿态。用腹部发声的，用注水声发声的，用旁边发声的，用翅膀发声的，用大腿发声的，用胸部发声的，这是动物发声部位的不同。厚唇阔口、眼睛突出耳朵短、胸大屁股小、体大尾短，以及尖嘴利吻、眼睛多且尾短、体小腹凹等描述，是鸟类各自的外形。这些都是根据它们的差异来描写的。深深伸出爪子、突出眼睛、竖起鳞片，那么必定勃然发怒；如果勃然发怒，那么承担重任就合适；如果爪子不深、眼睛不突出、鳞片不竖起，那么必定颓然委顿；如果颓然委顿，那么加上重任，必将废弃。描绘飞禽走兽开合张弛的气势，有力、无力、轻重都可以想象得到，这还只是有形状可以描写的。至于无形无影的声音，摹写最为困难。《礼记·乐记》说：向上如高举，向下如坠落，曲折如折断，静止如枯木，直则合乎矩尺，曲则合乎钩绳，累累然端正如串珠。何止是亲身聆听那抑扬高下的声音，后来韩愈听琴等作品虽然描写这些却费尽辞藻。经典之后的文字之奇，要推《庄子》描写大木不同孔穴的风声，天籁变为八声的妙处，至于“厉风止息则众窍空虚”这一句，又自有从有声入无声的境界，这才是古人描摹事物的妙处。至于叙述事物依次相生，说：物种有细微的开端，得到水就变成薸草，得到水土交界处就变成蛙衣，生长在陵屯就变成陵舄，陵舄得到郁栖就变成乌足，乌足的根变成蛴螬，它的叶子变成蝴蝶，蝴蝶交配后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形状像蜕皮，名字叫鸲掇，鸲掇经过一千天变成鸟，名字叫乾馀骨，乾馀骨的唾沫变成斯弥，斯弥变成食醯，颐辂生于食醢，黄母生于九猷，瞀芮生于腐草，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归于机。事物产生共有十八次变化，而句式有十五次更易，稳妥的格律中夹杂着崛奇曲折，所以其语言值得玩味。后人用东西南北行文者很多，除了平铺直叙外没有曲折。苏轼《超然台记》：向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现，若远若近，或许有隐士君子吗？而它的东边是卢山，是秦人卢敖遁世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像城郭，姜太公齐桓公的遗烈还有留存。向北俯看潍水，感慨叹息，思念淮阴侯的功绩而哀悼他的不得善终。铺陈叙述四顾而文法四次变化，品味其语言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穷尽的。后来如洪迈又多崇尚这种写法，记马遂良怡斋说：当我居家时，带着和悦的脸色侍奉父母，外出带着和悦的脸色与兄弟相处，闲暇时读书以和悦我的心，饮食与口和悦，睡眠与身体和悦。叙述五
怡事而句四易。又《养拙堂记》曰：人必有所养，以直养气，以蒙养正，以智养情，以寡欲养心，以静养身，以义方养子，以善养民，以学养士，以法制养兵，以节养财，养木于山，养禾于田，养牛羊于牢，养鸡于埘，养鱼于渊，养龙于江湖，养万物于天地，由书契以来，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养，则位养骄，势养傲，侮养高，酒食养四体，养奸以夸，养盗以窃，养虎以贻害，养稂莠以蠹苗，养虮虱以蕃搔，养痈疽以戕身。反正备论养字之义，文亦四变，又短中搀长，皆惧其律也。景卢如此甚多，姑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
译怡悦地侍奉，而句式四次变化。又《养拙堂记》说：人必定有所供养，用正直来涵养气节，用蒙昧时的教育来涵养正道，用智慧来涵养情性，用减少欲望来涵养心灵，用清静来涵养身体，用合乎道义的方法来教育子女，用善政来养育百姓，用学问来培养士人，用法度纪律来训练军队，用节约来管理财物，在山中养育树木，在田里养育庄稼，在圈栏里养育牛羊，在鸡窝里养育鸡，在深渊里养育鱼，在江湖中养育龙，在天地之间养育万物，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贯通古今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了。一旦失去了应有的供养，那么地位会滋养骄傲，权势会滋养傲慢，轻慢会滋养高傲，酒肉会滋养四肢（的惰性），用奸邪来夸耀，用盗贼来窃取，用老虎来遗患，用杂草来损害禾苗，用虮虱来滋生瘙痒，用毒疮来残害身体。反过来全面论述“养”字的含义，文辞也四次变化，又在短句中夹杂长句，都是害怕拘泥于格律。景卢这样的例子很多，暂且记录一两条来展示前辈的文章法则。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之卦，其行为木，建朔合从寅始。尧以中星定四时。《尚书》：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国、王肃皆谓自夏至前建寅首正月，刘道原《通鉴外纪》因书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为岁首，书汤即位乃改正朔。是岁首建寅非专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时”，曰“吾得夏时焉”，盖就此较而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后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汉兴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复用建寅为岁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阴阳之气终始著明也。盖子月作一阳生时，则阳气未出于地，寅则阳出地上而温厚之气从此始。巳月六阳虽备而温厚之气未终，至未月复穷而温厚之气始尽。五月一阴生时，则阴气未出于地，申则阴出地上而严凝之气从此始，亥月六阴虽备而严凝之气未终，至丑月穷而严凝之气始尽。盖地中之气难见，地上之气可验，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为日一周，日以子始，岁亦寅始，亦有可议。）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后人不深考，遂谓并改月号（王肃谓：古历遭战国及秦而失）。夫月改则十二月紊其经，时改则四时易其位，月可强改，时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经求之，无改正之说。《尚书》：舜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随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尝改？《尧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北方，训尽也，万物至此尽而复苏。苏则皆当改易，则岁一周之理也。是犹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说。若商以丑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谓年为祀，太甲嗣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其后桐宫服阕，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训序》称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复归于亳，不知序作于周世，所以年异祀）。又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时亦不改也（周建子，《书》亦曰秋大熟，未获）。周以子为正，《毛诗》称首岁虽曰“一之日”，然“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之后继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未尝不以十二月为岁终。又《十月》、《蟋蟀》之后言曰为改岁，则岁虽改而十月之号不改也。至“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一与今之气序合，亦不改时也。《周礼?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诏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上春诏王后六宫之人生▯童▯之种，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释正岁是夏正月，盖徇周建子，即今十月冰未坚，不得斩之，以此推之，诸言正岁皆建寅月）。《龠章》于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献裘，与夫春▯、夏苗、秋▯、冬狩、春祠、夏▯、秋尝、冬▯（贾释《周礼》祭祀田猎皆用夏正），亦与今之气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礼记?月令》所纪四时，亦皆夏正。汉鲁恭谓《书》出秦吕不韦而实周世书，所据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牺牲、号令、器械而已。此犹以秦焚之前论者。秦焚后史最可证，《史记》书秦改年始朝贺皆十月朔，秦以建亥为正，故秦史书年之下皆首书十月。《汉书》文颖解云：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此亦为改朔不改月之证。又秦历应置闰者皆在岁末，《左传》归馀于终之义也。《史记》及《汉书》凡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后九月，盖闰月于岁终也。颜师古谓不然则径谓之十月矣。此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言为来岁受朔文可见《月令》秦世书也）。胡文定公引《商书》元祀十月、二月及汉史建亥之下即书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谓杜元凯《后序》载汲冢《竹书》皆古晋史记，以建□为岁首。又尝曰：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独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为建午建未
译○寅正非夏
《易经》说：“帝王从震卦出发。”震是东方的卦象，其属性为木，确立历法应当从寅月开始。尧帝通过观测中星来确定四季。《尚书》记载：二月、五月巡视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视西北，这些都是以寅月为正的仲月。所以孔安国、王肃都认为，从夏至之前开始，以寅月作为正月；刘道原在《通鉴外纪》中因此记载禹即位时仍沿用有虞氏的历法，以寅月为岁首，而记载汤即位时才改正历法。这说明以寅月为岁首并非夏朝历法所独有。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说“我得到了夏朝的历法”，这大概只是就当时情况相对而言，并非推究本源而言。后来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为正月，秦朝以亥月为正月，汉朝兴起时沿袭秦制，直到武帝太初元年，才重新采用以寅月为岁首，从此寅月作为岁首不再改变。（朱熹说：孔子选取夏历，是因为阴阳之气的终始变化显著明了。因为子月是一阳初生的时候，阳气尚未出于地面，寅月则阳气出于地面，温暖厚实的节气从此开始。巳月虽然六阳具备，但温暖厚实的节气尚未终结，到了未月阳气穷尽，温暖厚实的节气才完全结束。五月是一阴初生的时候，阴气尚未出于地面，申月则阴气出于地面，严寒凝重的节气从此开始，亥月虽然六阴具备，但严寒凝重的节气尚未终结，到了丑月阴气穷尽，严寒凝重的节气才完全结束。因为地下的气难以看见，地上的气可以验证，所以孔子选取寅月为正月。但是，从子月到亥月为太阳运行一周，一天以子时开始，一年也以寅月开始，这也是可以议论的。）
○改朔
夏、商、周三代确立历法大体上都是改正岁首，后人没有深入考证，于是认为同时也改换了月份的名称（王肃说：古代历法在战国及秦朝时散失）。如果月份改变，那么十二个月就会扰乱其常理；如果季节改变，那么四季就会改变其位置。月份可以强行更改，但季节有固定的次序，可以更改吗？我根据经典来探求，没有改正月份的说法。《尚书》记载：舜帝二月、五月巡视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视西北。随着四季的仲月来巡视四方，月份何曾改变过？《尧典》说：以端正仲冬，说平定在朔易。朔，指北方，解释为尽，万物到这里穷尽而复苏。复苏就意味着都要改换，这是一年循环的道理。这就像说还没有子、丑、寅作为正月的说法。如果商朝以丑月为正月，说：只有元年十二月。商朝称年为祀，太甲继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后来在桐宫服丧期满，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君，君王回到亳都告知新君，开始时也说：只有三年十二月。岁首的月份没有改变（有人怀疑《伊训序》称太甲元年，又说三年复归于亳，不知道序文作于周代，所以年与祀不同）。又说：努力耕种，于是也有秋天。季节也没有改变（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尚书》也说秋天大丰收，尚未收割）。周朝以子月为正月，《毛诗》称首年虽然叫“一之日”，然而“一之日烈烈寒风，二之日寒气凛冽”之后接着说“没有衣服没有粗布，怎么度过这一年”，则未曾不把十二月作为岁末。又《十月》、《蟋蟀》之后说为改岁，则岁虽然改而十月的名称不改。至于“四月是夏天”，“六月酷暑”，“七月火星西流”，“九月授衣”，“八月收割”，“九月修筑场圃”，“十月收纳庄稼”，都与现在的节气顺序相合，也不改变季节。《周礼·大司徒》说：正月吉日开始调和，仲春命令内外命妇在北郊开始养蚕，上春命令王后六宫的人种植麻类种子，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解释正岁是夏历正月，大概是顺从周历建子，即现在的十月冰未坚硬，不能斩冰，由此推知，凡说正岁都是建寅月）。《龠章》在仲春、仲秋、迎暑、迎寒时司职裘衣，在仲秋、季秋进献裘衣，以及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贾解释《周礼》祭祀田猎都用夏历），也与现在的节气顺序相合，不说是子月为正月而改变。《礼记·月令》所记载的四季，也都是夏历。汉朝鲁恭认为《尚书》出自秦朝吕不韦而实际上是周朝的书，所依据的都是夏历，改变的只有服色、牺牲、号令、器械而已。这还是就秦焚书之前而言的。秦焚书后的历史最可证明，《史记》记载秦朝改年始朝贺都在十月朔日，秦朝以建亥为正月，所以秦史在记载年份之下都首先写十月。《汉书》文颖解释说：周朝是火德，秦朝以水克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所以作为岁首。这也是改正岁首不改正月份的证据。又秦历应当置闰的都在岁末，符合《左传》归馀于终的道理。《史记》及《汉书》凡是在未改秦历之前，屡次记载后九月，大概是闰月在岁末。颜师古说不然就直接称为十月了。这又可见秦朝以九月为岁末（《月令·季秋之月》：会合诸侯，制定百县，为来年接受朔日。秦朝建亥，戌月说为来年接受朔日，可见《月令》是秦朝的书）。胡文定公引用《商书》元年十月、二月以及汉史在建亥之下即写冬十月，说明周朝改正岁首不改正月份。朱文公说杜预《后序》记载汲冢《竹书》都是古晋国史，以建□为岁首。又说：改月份的是后世君王的虚文，不改季节的是天时不可改。唯独怀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是建午建未
之月，及“十二月舆梁成”之语，于是门人问答多曰阙疑，但《春秋》用正，伊川以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书春，则夫子行夏时之意。胡文定传《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亦无其位不敢专。余以《春秋传》本文考之，则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尝著说曰：周果以建子为正，时月与之俱改，则《春秋》何以书“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来”乎（凡此纪四序，皆合寅正，可见夫子只用夏时）？杜预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时可改乎？又“隐三年”《传》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麦、秋取禾，夏时明矣。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隐九年”《经》书：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书之非时也。杜预乃谓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岂异哉？《经》又书：春秋大水，无麦苗。秋种麦生苗，水忽漂之，记异也。杜预记：五月谓之秋，漂杀熟麦及五谷之苗。经言麦苗而预言五谷之苗，不知四月小满，麦已登场，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燕。燕，冬祭，春而▯，非时也。杜预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经》书：正月，公狩于郎。冬猎曰狩，书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时礼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说，故每牵合周，而亦有知《经》用夏正处甚多，不知何前后反覆如此。余谓：尧命羲和敬授人时，昧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纳日，占之昏旦；东作、南讹、西成、北易，测之时气；日中、永、短，齐之晷刻；鸟、火、虚、昴、正之中星；析、因、夷、▯奥，察之民事；孳、革、<毛先>、▯，验之物类，然后中气定而四序正。此其气序不差，虽巧历莫违。杜预乃移易四序以附会周正，岂理也哉！（后世魏景初复建丑，唐载建子，未几俱复寅正，盖气序不可得而移者。）
译关于“十二月舆梁成”这句话，于是门人问答中大多表示存疑，但《春秋》采用正朔，伊川认为只是周历建子月，并非春季却书写“春”，这体现了孔子实行夏历的意图。胡文定在《春秋传》中说周历建子为正，并且说：孔子用夏历的四季名称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历来记载事务，也是因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专断。我通过考察《春秋传》的原文，却发现并非如此。蜀地学者王容溪曾经著书说：周朝如果真的以建子月为正，那么时节和月份都随之改变，那么《春秋》为什么记载“春三月己亥焚咸丘”呢？“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呢？“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呢？“十二月祭伯来”呢（凡是这些记载四季，都符合寅正，可见孔子只使用夏历）？杜预注解却说：四月是夏历二月，七月是夏历五月，秋就是现在的夏，冬就是现在的秋。月份可以更改，时节也可以更改吗？又《隐三年》《传》记载：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季，又夺取成周的禾稻。四月取麦、秋取禾，夏历的用法明显了。杜预却将“取”解释为芟割践踏，以附会周历正朔的说法。《隐九年》《经》记载：三月庚申日下大雪。三月正值阳气旺盛的月份却下大雪，记载这是不合时节的。杜预却说这是夏历的正月。正月有雪难道也很奇怪吗？《经》又记载：春秋大水，没有麦苗。秋季种植麦子长出苗，大水突然将其漂走，这是记录异象。杜预记载：五月称为秋，漂杀成熟的麦子及五谷的苗。经文说麦苗而杜预说五谷之苗，不知道四月小满时，麦子已经登场，五月又哪里有麦子可被漂走呢？僖公八年春正月乙卯日燕。燕是冬祭，春天举行，不合时节。杜预注解：这是夏历的仲月。僖公四年《经》记载：正月，公在郎地狩猎。冬天狩猎称为狩，记载在正月，是强调公失狩。而《左氏》说：这是合乎礼制的。大体上左氏、杜氏把持周历正朔的说法，所以每每牵强附会周历，但也有知道《经》使用夏历正朔的地方很多，不知道为何前后反复如此。我认为：尧命令羲和恭敬地传授人间的时节，昧谷、南交、昧谷、幽都，确定方位居中；日出、日入，观测黄昏和黎明；东作、南讹、西成、北易，测度时节气候；日中、日长、日短，校准日影刻漏；鸟、火、虚、昴，校正中星；析、因、夷、奥，观察民事；孳、革、毛先、奥，验证物类，然后中气确定而四季端正。这些气候顺序不差，即使巧妙的历法也不能违背。杜预却移易四季以附会周历正朔，难道合乎情理吗！（后世魏景初恢复建丑，唐载建子，不久都恢复寅正，大概是因为气候顺序不可移动的缘故。）
○历代帝陵
西汉刘向疏曰：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卧葬，奥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葬苍梧之说见《礼记》与《竹书》，然《孟子》先秦古书，云：舜生于诸逢，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卫晋地，实今河中府安邑，无缘葬苍梧，况苍梧在尧五服外，虞夏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馀岁，晚乃传位于禹，十七年而后崩，则巡狩晚，当为禹，舜未必耋年犹任奔走也。考《阿中纪》：市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会稽，不改其兆。殷汤无葬处《崔驷、薛瓒言：汤冢在济阴亳县。《皇览》云：在亳城北。□□□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汉著汤冢隶扶风县，汤冢数出）。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馆右，樗里子葬于武库，皆丘垄之处。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垄，多其瘗，后尽发掘。始皇葬骊山，坟高数十丈，周回五里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油，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巧变，不可胜记。又多杀害人，埋工匠。其后项籍焚毁宫字，虽已发掘，馀空藏，牧儿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遗火烧其棺。夫死者无终穷而国家有废兴，明君智士，远虑无穷，故甘薄葬之诚，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丧敛，用圭、璋、璧、琮、璜、琥，皆为渠眉。郑司农注：开渠为眉，令汗得流去也。郑玄注：渠眉，玉饰之沟▯彖冢也，以组联六玉沟▯彖中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尻，璧在背，琮在腹。《汉旧仪》曰：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衤属，如铠状，连缝以黄金缕，腰以下玉为押，长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终以黄金缕。陵制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二丈，坟高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开四门，容大车六马，错浑杂物。《东汉?礼仪志》纪载甚备，其言藏明器数曰：筲八、瓮三、甄二、瓦镫一、彤弓一、彤矢八、卮八、牟八、豆八、笾八、酒壶八、▯▯一、几丈各一、盖一、钟磬各十六、钱四、箫四、埙篪笙▯▯匏瑟竽筑坎篌干戈笮甲胄各一、▯免车九乘、刍灵三十六、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杓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饭▯十、瓦酒尊二、匏勺二。后王弥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俭其亲之说。周礼汉制未必馀也。经王莽乱，赤眉发前汉诸陵，其玉匣敛者率如生，吕后至遭污辱，独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俭，东都首以薄葬送终，令陵但令流水与丘垄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载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司墨门，寝殿钟ね皆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违。遭董卓乱，吕布尽发诸陵以珍宝，解金缕，探含玑。魏文帝惩之，故终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殆尽，古焚烙之刑也，岂不痛哉！吕不韦生战国末，言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其大墓无不掘者，故《吕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财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亲，故有送终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为之虑，则死莫若无动，莫如无利。又曰：死者弥久则生者弥疏，疏则守者弥怠，而藏器如故，理势必掘。今有铭墓曰：此中有金宝，不可掘也。而为之阙庭以自表，何以异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孙以蹯▯敛，为无穷虑也。司马迁《史记?货殖传》：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丧之后民无生业，国典复隳，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岂达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者（按温韬发唐陵），因遗令世宗曰：我死当以纸衣葬。宋兴，艺祖诏诸道检校前代帝陵，各制札衣一副，常衣一袭，具棺椁。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汉
译历代帝王陵墓
西汉刘向上疏说：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他们的坟冢都很低平，非常隐蔽。舜葬在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关于葬在苍梧的说法见于《礼记》和《竹书纪年》，然而《孟子》这部先秦古书却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徙到负夏，死在鸣条。鸣条是卫国和晋国的地界，实际上是今天的河中府安邑，没有理由葬在苍梧，况且苍梧在尧的五服之外，属于虞夏时期的荒服之地。有人说舜是在巡视南方时去世的，却不知道舜享年一百多岁，晚年才把帝位传给禹，十七年后才驾崩，那么晚年巡视的应该是禹，舜未必在耄耋之年还奔波劳碌。考察《阿中纪》记载：市场里有舜的墓，怀疑是象封了有鼻，正是今天的道州，或许是象的坟墓）。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来的兆域。殷商汤王没有明确的葬处（崔驷、薛瓒说：汤王的坟墓在济阴亳县。《皇览》说：在亳城北。另有记载说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汉代设立汤冢隶属于扶风县，汤王的坟墓多次出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地。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祈年馆的右边，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是低平坟冢的地方。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襄王这五位君王都大规模修筑高大的坟冢，埋藏大量陪葬品，后来都被发掘。秦始皇葬在骊山，坟冢高数十丈，周长五里多，用石椁作为游观的馆舍，用人脂作为灯油，用水银模拟江海，用黄金制成野鸭和大雁，珍宝的储藏，机械的巧妙变化，不可胜数。又大量杀害活人，埋葬工匠。后来项羽焚烧宫殿，虽然已经被发掘，但剩余的空藏中，牧童丢失了羊在里面，拿着火把寻找羊，遗留的火烧毁了棺椁。死者没有穷尽而国家有废兴，明智的君主和贤士，深谋远虑无穷尽，所以甘愿实行薄葬的诚意，这才是奉安逝者的正道。我按：《周礼》说天子丧礼敛尸，使用圭、璋、璧、琮、璜、琥，都作为渠眉。郑司农注：开凿沟渠作为眉，让汗水能够流走。郑玄注：渠眉，是玉饰的沟〇彖冢，用丝带连接六块玉在沟〇彖中用来敛尸，圭在左边，璋在头部，琥在右边，璜在臀部，璧在背部，琮在腹部。《汉旧仪》说：皇帝驾崩，用珠子含在口中，用红色的丝织品缠绕十二层，用玉制成类似铠甲的玉衣，用金线缝合，腰部以下用玉制成押，长一尺二寸半，直到脚部，也用金线缝合。陵墓制度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二丈，坟高十二丈。《皇览》说：汉家的葬礼，方中百步已经穿筑成方城，开四门，容纳大车六马，杂陈各种物品。《东观汉记·礼仪志》记载很完备，其中说陪葬明器的数量是：筲八个、瓮三个、甄两个、瓦镫一个、彤弓一把、彤矢八支、卮八个、牟八个、豆八个、笾八个、酒壶八个、〇〇一个、几丈各一个、盖一个、钟磬各十六个、钱四个、箫四个、埙篪笙〇〇匏瑟竽筑坎篌干戈笮甲胄各一个、〇免车九辆、刍灵三十六个、瓦灶两个、瓦釜两个、瓦甑一个、瓦鼎十二个、匏杓一个、瓦案九个、瓦大杯十六个、瓦小杯二十个、瓦饭〇十个、瓦酒尊两个、匏勺两个。后来的帝王文饰更加严重，并且秉持不以天下俭省亲人的说法。周礼汉制未必多余。经过王莽之乱，赤眉军发掘前汉各陵，那些用玉匣敛尸的尸体大多像活着一样，吕后甚至遭到污辱，唯独霸陵完好。光武帝赞美汉文帝的节俭，东汉首先以薄葬送终，规定陵墓只让流水与坟冢相同，明帝也是这样。《古今注》记载光武陵墓制度：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〇〇〇垣四出司墨门，寝殿钟ね都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帝、章帝以下陵墓制度相差不大。遭遇董卓之乱，吕布全部发掘各陵墓以获取珍宝，解开金缕玉衣，探取含在口中的珠玑。魏文帝以此为戒，所以临终遗诏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发掘的坟墓。自丧乱以来，汉氏各陵墓没有不被发掘的，甚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几乎殆尽，这是古代的焚烙之刑啊，难道不悲痛吗！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末期，说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从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他们的大墓没有不被发掘的，所以《吕氏春秋》说：懂得生的人不因为外物危害生命，懂得死的人不因为财物危害死亡。凡生必有死，孝子重视亲人，所以有送终的道义。葬，就是藏，用活人的心思为死者考虑，那么死者最好没有动静，没有利益。又说：死者时间越久，生者关系越疏远，疏远那么守墓的人越懈怠，而藏器如故，情理势必要被发掘。现在有铭刻在墓上的说：这里有金宝，不可发掘。却为之阙庭来自表，这与那些有什么区别呢？又说：想要获利反而害了自己，想要安宁反而危险。孔子阻止季孙用蹯〇敛，是为长远考虑。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田叔通过掘冢致富。大概丧乱之后百姓没有生计，国家典章又毁坏，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难道通达幽冥吗？唐朝十八座陵墓，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者（按温韬发掘唐陵），因此遗令世宗说：我死后应当用纸衣安葬。宋朝兴起，宋太祖诏令各道检校前代帝王陵墓，各制作札衣一副，常服一袭，准备棺椁。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报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秦始皇，汉
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肃、代、德、顺、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并曾经开发（《容斋五笔》辨诸陵地理，异正史。又汉文陵据所书后亦发）。宋艺祖至哲宗七陵葬西洛，靖康之变，亦皆不免。绍兴中宗，臣士亻▯同张焘往省，焘归奏高宗曰：愿陛下万世无忘此贼。时惟昭陵无恙，哲宗犹暴骨。初枢密楼▯同往，▯归述昭陵之制曰：陵因乎冈，种柏成道，周以枨橘，阙阁楼观环之，神关内列石人、羊、虎、驼、马、等像，神台三层，高二丈，俱植柏，下广十五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对立，其号下宫者，乃酌献之地，馀陵皆然。昔人谓葬金玉而坟，是为盗标识其处，帝陵不加标识犹将虑盗，况阙观环之乎？下是官庶刻铭勤志，亦未免有类金玉之标识。刘向曰：丘垄弥高，宫庙弥丽，发掘弥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安事外饰以为身累乎？（汉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处。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则坟乃是孔子始。按：墓是葬茔，坟则封土，《尔雅》曰：坟，高也。》
译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七位皇帝，后魏孝文帝，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十二位皇帝，共计二十九座陵墓，都曾经被发掘过（《容斋五笔》辨析各陵的地理情况，与正史记载不同。另外，汉文帝陵根据所记载的情况后来也被发掘了）。宋朝从太祖到哲宗的七座陵墓葬在西洛，靖康之变时，也都未能幸免。绍兴年间，臣士亻〇与张焘前往省视，张焘回来向高宗奏报说：“希望陛下万世都不要忘记这些贼人。”当时只有昭陵完好无损，哲宗陵的尸骨还暴露在外。起初枢密使楼〇一同前往，〇回来描述昭陵的规制说：陵墓依托山冈而建，种植柏树形成道路，周围环绕着枨橘树，阙门、阁楼、观台环绕着它，神道关内排列着石人、羊、虎、骆驼、马等雕像，神台有三层，高二丈，都种植着柏树，下面宽十五丈作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相对而立，那被称为下宫的地方，是酌酒献祭之地，其余的陵墓都是这样。古人说，埋葬金玉并堆起坟丘，这是为盗贼标识地点，帝陵不加以标识尚且要担心被盗，何况阙门观台环绕着它呢？下面是官员百姓刻写铭文以铭记志向，也未免有类似金玉标识的作用。刘向说：坟丘越高，宫庙越华丽，被发掘得就越快。要知道，埋葬就是隐藏，隐藏就是想要人们看不见。何必从事外表的装饰来成为自身的累赘呢？（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埋葬，不让人知道所在之处。孔子说：古代是只葬不堆坟丘，现在我是东西南北的人都要认识，于是堆起坟丘，高四尺。那么堆坟丘是从孔子开始的。按：墓是葬身之地，坟则是堆起的土，《尔雅》说：坟，就是高。）
○两韩信非
司马迁、班固汉史《韩信传赞》中皆称两韩信，据其说韩王古韩国之后，项羽杀其父成，复立信为韩王，都晋阳，与淮阴侯韩信不同。刘知几《史通》辟迁、固之谬曰：韩王名信都，古韩国后，姓姬。则名信都者，非姓韩，亦不单名信，二史不别姬、韩两姓，且失韩王名信都字，遂与淮阴侯韩信无辨。余考班马误姬为韩，诚如刘说，但谓韩王名信都，刘知几亦差。王充《潜夫?姓氏论》云：沛公起，张良属焉，沛公使韩信略定韩地，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拜良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为胜徒。《汉?功臣表》云：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楚。《汉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记》亦作韩申徒，良传直作韩司徒。盖信都、胜徒，昔贤谓司徒之声转。然则信都乃张良官名，即非韩王名，知几之说，亦未免缪，何班、马责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胜曹操于赤璧，进计孙权，乞由蜀结韩遂、马超于关中（时超、遂反操于关中），还由襄阳取宛、洛，北方可图也。诸葛孔明说先主亦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向宛、洛，将军以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关中别号），二说皆欲由关以捣魏之里，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敌，则中原可举。公瑾谋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谋蜀非吴有，孔明举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张德远出帅川陕，实祖周、葛遗策，全有吴蜀又孙刘所无，而竞如是可见兴废有天，善乎诚斋之言曰：天与时相遭，则以百败之汉高取百胜之项羽，天与时相违，则以刘葛之雄杰熟视孱弱之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昔人谓川陕系南北重轻，盖其势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则可顺流收下流之利。黄河南注，永兴秦凤▯居其上，故据陕则可顺黄河之险、江汉之险下瞰吴楚，而取中原也易。张德远图复宋祚，首身任川陕，计盖出此，而以富平一跌弃之，岂知公之所以胜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复号夫子者，邢▯丙《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馀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系子，按《公羊传》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师尊之。
○三大处置
汉初病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刘、岳、韩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偃之说贾谊发之，普之说乌重允发之，桧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谋，桧则奸谋也。
○大横
二《礼》灼龟之法：卜人占坼，汉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按《占人贾氏疏》云：灼龟，灼其腹骨近足高处，占其坼兆，直向背为木，直下向之为水，斜向背为火，斜向下为金，横者为土。朱文公解《易》因谓：汉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画野分州，封域才经见，《汉书?地理志》统言得百里之国。《万世通鉴》刘纪善：黄帝土地东至海，南至□，北逐薰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传《书》谓：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郑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说，谓《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时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增减者也。今曰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则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为天子之都，岂可削哉（先儒谓《王》言国制与五经背驰，难尽凭，但冀为王畿，乃制度所当先定者，不应泛然在可
译○两韩信非
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的《韩信传赞》中都提到两位韩信，根据他们的说法，韩王是古韩国后裔，项羽杀了其父韩成，又立韩信为韩王，都城在晋阳，这与淮阴侯韩信不是同一个人。刘知几在《史通》中驳斥司马迁、班固的错误说：韩王名叫信都，是古韩国后裔，姓姬。那么名叫信都的人，既不姓韩，也不单名信，两部史书不区分姬、韩两姓，而且弄错了韩王名信都的字，于是就将韩王与淮阴侯韩信混淆不清了。我考证班固、司马迁误将姬姓当作韩姓，确实如刘知几所说，但说韩王名叫信都，刘知几也有差错。王充在《潜夫论·姓氏论》中说：沛公起兵，张良归属他，沛公派韩信攻取平定韩国土地，立横阳君韩成为韩王，而任命张良为信都。又说：信都，就是司徒，或者叫胜徒。《汉书·功臣表》说：张良以厩将的身份跟随沛公在下邳起兵，以韩申徒的身份攻下韩、楚之地。《汉春秋》写作信都，信，读音同申。《史记》也写作韩申徒，张良传中直接写作韩司徒。大概信都、胜徒，以前的贤者认为是司徒的语音转化。既然如此，信都乃是张良的官名，并不是韩王的名字，刘知几的说法，未免也有错误，怎么能责备班固、司马迁呢？
○三策中原
周瑜在赤壁战胜曹操，向孙权进献计策，请求从蜀地联络关中的韩遂、马超（当时马超、韩遂在关中反叛曹操），然后从襄阳攻取宛城、洛阳，北方就可以图谋了。诸葛亮劝说刘备也说：天下如果有变故，命令一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洛阳进发，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秦川（关中的别称），两种说法都想从关中直捣魏国的腹地，从襄阳控制魏国的外围，使魏国腹背受敌，那么中原就可以夺取。周瑜的计谋来不及实行，诸葛亮的行动来不及完成，况且周瑜的计谋中蜀地并非吴国所有，诸葛亮起事时荆州并非蜀国所有，所以没有成功。南宋南渡后，张浚出任川陕主帅，实际上是继承了周瑜、诸葛亮的遗策，完全拥有吴蜀之地，这是孙权、刘备所没有的，而结果却如此，可见兴废由天决定，杨万里说得真好：天时与人事相契合，那么以屡败的汉高祖也能战胜屡胜的项羽；天时与人事相违背，那么以刘备、诸葛亮的雄杰也只好眼睁睁看着懦弱的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古人说川陕关系到南北的轻重，大概因为它们的形势各自占据天下的上游，得到它就可以顺流而下收取下游的利益。黄河向南流，永兴、秦凤等地居于上游，所以占据陕西就可以顺着黄河、江汉的险要地势俯瞰吴楚，从而夺取中原就容易了。张浚图谋恢复宋朝国运，首先亲身承担川陕重任，计策大概出于此，却因富平一败而放弃，哪里知道张公之所以能胜的道理呢！
○子冠氏上
子，是男子的通称。孔子是大圣人，孟子是大贤人，按惯例只称子。孔子又被称为夫子，邢昺《孝经疏》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大夫，所以弟子连官职一起称呼以表示尊敬，用来区别于其他人，后来尊称老师的人沿袭这个惯例称为夫子。近来朱熹称周敦颐、程颐特别称为：子周子、子程子，又在姓氏上面加上子，按照《公羊传》说：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解释说：在姓氏上面加子，是称其为老师，如果不是老师但只有德行的人，不在姓氏上面加子。朱熹对周敦颐、程颐大概是尊其为师。
○三大处置
汉初苦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议分封诸侯子弟，诸侯于是衰弱。唐朝衰败，苦于藩镇跋扈，赵普建议收缴他们的精兵、控制他们的钱粮，藩镇于是消除。南宋南渡后停止战争，张俊、刘光世、岳飞、韩世忠拥兵一方不肯交出，秦桧分别任命他们为枢密使召他们回朝，于是兵权从他们手中离去。主父偃的计策是贾谊提出的，赵普的计策是乌重允提出的，秦桧的策略是范周提出的，但主父偃、赵普是忠谋，秦桧则是奸谋。
○大横
两部《礼》中烧灼龟甲占卜的方法：卜人观察裂纹，汉文帝即位时，卜兆说：大横庚庚，我将成为天王。应劭注：龟甲纹路正横，但横之所以为吉的含义不详。按照《占人贾氏疏》说：烧灼龟甲，烧灼其腹部靠近脚的高处，观察裂纹，直向背部为木，直向下为水，斜向背部为火，斜向下为金，横的为土。朱熹解释《易经》因此说：汉文帝的兆象得到横，木得到土，所以吉利。
○十二州
黄帝划分疆域分为九州，封疆地域才刚刚出现，《汉书·地理志》总说得到百里之国的土地。《万世通鉴》刘纪说得好：黄帝的土地东到海，南到荆州，北驱逐薰鬻，封疆都在九州之内。舜开始设立十二州。孔安国传《尚书》说：分割青州为营州，分割冀州为幽州、并州。郑玄因此怀疑分割青州、分割冀州的说法，说《王制》说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建立百里之国三十个，七十里之国六十个，五十里之国一百二十个。这时并行的地法实行，州有固定的疆域，国有固定的制度，不可以增减。现在说分割青州为营州，分割冀州为幽州、并州，那么这两个州的土地就比七个州少了，古代的制度就混乱了。况且冀州是天子的都城，怎么可以削减呢（以前的儒者说《王制》所说的国制与五经相违背，不能完全相信，但冀州作为王畿，是制度应当首先确定的，不应该随意在可
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别建营、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若析冀为幽，则近在王畿，何取为流窜哉？今按《书》正文，幽州之州从州。《左传》叙四凶投之四裔。裔，远也，远则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时未析营、并、幽，无幽州之名，孔子《书疏》著邹衍说，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尔，中国名赤县，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国外如赤县者亦有九。《汉书》颜师古注亦谓：九州外别有营、并、幽三州（余谓天下之传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说荒诞。但地镜尽括地著地中脊曰：昆仑其东南方曰神州。贾氏《礼疏》曰：昆仑在西北，别统九州，其神州东南一州，其禹分为九。又曰：神农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类，今惟有神州分为九。征《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昆仑，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水出其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经》曰：昆仑有五水环其墟，其东南流为中国河。朱文公曰：地形犹馒头，昆仑山犹扬尖处，其水四分，合以山势求之，黄河始昆仑，泻入中国，不应偏居一隅，三隅亦有少焉。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皆始于西，则中国特昆仑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不特营、并、幽之名也）。传记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喾制九州。则九州古地，益为十二则始舜，禹平水复仍为九。故商以来，但言九围、九有。《周礼?职方氏》亦只列九州（邹衍言水中可居曰州，尧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名遂次于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为十二不无紊，并制之疑。意黄帝肇封地之广，容有封制未尽者，舜因其隙复创三州，故三州与九州并列，必尽九州析也。郑疑盖拘孔传，若《王制》难凭，亦为以今九州幅员计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须数十倍建置可也，岂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哉？《王制》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论。若流共工于幽州，盖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译《增可削之外》？或许在九州之外另外建立了营、并、幽三州，而且将共工流放至幽州，正是为了把罪犯屏弃于荒服之外的穷困之地。如果将冀州析分为幽州，那么幽州就近在王畿附近，怎么能作为流放窜逐的地方呢？现在查考《尚书》正文，幽州的“州”字是从“州”字。《左传》叙述将四凶投弃到四方边远之地。“裔”意为边远，边远就不是靠近冀州的幽州了。况且流放四凶是在治水之前，当时还没有析分营、并、幽三州，没有幽州这个名称。孔子的《尚书疏》记载了邹衍的说法，说：中国对于天下来说，八十一分中只占九分，中国名叫赤县，内有九州，就是《禹贡》所叙述的那样，中国之外像赤县这样的地方也有九个。《汉书》颜师古的注也说：九州之外另外有营、并、幽三州（我认为天下的传说很久了，终究没有人探究出这三州的具体位置，所以怀疑这两种说法荒诞不经。但是《地镜》完全概括了大地，说地中的脊梁叫昆仑，其东南方叫神州。贾公彦的《礼记疏》说：昆仑在西北，另外统领九州，那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大禹将其分为九州。又说：神农氏时代有大九州，叫桂州、神州之类，现在只有神州被分为九州。征引《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的中央。《博物志》说：昆仑，赤水从它的东南流出，陬河水从它的东北流出，陬水从它的西北流出，陬刺水从它的西南流出。陬河水流入东海，另外三条水流入南海。《山海经》说：昆仑有五条水环绕着它的废墟，其中向东南流出的成为中国黄河。朱熹说：地形像馒头，昆仑山像顶端扬尖的地方，它的水向四方分流，结合山势来推求，黄河发源于昆仑，倾泻进入中国，不应该偏居一个角落，另外三个角落也应该有少许水流。根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都始于西方，那么中国只是昆仑的一面，九州之外的州必定有无数，不仅仅只有营、并、幽的名称）。传记中说：人皇兄弟九人掌管九州，共工氏称霸九州，帝喾治理九州。那么九州是古时的地域，增加到十二州是从舜开始，大禹平定水患后又恢复为九州。所以商朝以来，只说九围、九有。《周礼·职方氏》也只列举九州（邹衍说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叫州，尧遭遇洪水，地势高可以居住的地方有九个，所以州以“州”命名。古代的州只有十二个，秦朝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名称就排在州之后）十二州不是古制，这是明显的。但是将九州析分为十二州，难免有混乱，并且有制度上的疑点。推测黄帝开始分封土地时，地域广阔，可能有分封制度未尽之处，舜趁着这个空隙又创立了三州，所以三州与九州并列，必定是将九州全部析分的结果。郑玄的疑惑大概是拘泥于孔安国的传注，如果《王制》难以凭信，也是按照现在九州的幅员来计算，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国家需要数十倍地建置才行，难道三十、六十、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就能限制得了吗？《王制》大概又是拘泥于地方千里的说法。如果流放共工到幽州，大概是北边边远水居的洲岛，靠近冀州的幽州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