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五笔卷二
湘潭杨重子□□钧《草堂之灵》。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任江苏学政时，诰诫诸生云：「同撰独撰者，每成二三卷，封呈该学官备文送署，阅定当否。如有不合，指示另撰，免致误用心力。书院肄业生，便于随时指授，远在他县者，评定发还。」云云。语见《劝学琐言》。皆谆谆以体例为言也。一，须戒盗窃。凡撰述，著录他人名氏书名，则为引证，非是则为盗窃。解经注子，必有依据，非可空言塞责，虽非钞袭，即是钞袭，原不讳言。高者引证十书八书，以证明一书，低者引证一二书，以证明一书，必须详著书名人名及自己意见，又必人己分明，以便后人互证参稽。不可灭去书名人名，令人阅之恍惚迷离，莫辨人己。明季山人恶习，万不可有。一，须戒陈腐。凡人心中所有，目中所无者，须分别淑慝，紧要者尚可纪述。心目中皆有者，则无容纪矣。如有独见，已见前人者，必须削去以让之。勿谓我目未见伊书，不妨两存。须知古人在前我在后，即实非钞袭，其谁信之。况土饭尘羹，屋上架屋，床上支床，遭人厌恶。一，须辨雅俗。雅俗即后世文野之谓。江浙文士，撰述最多，虽宏博不足，而雅洁有余，皆确有师承，转相授受，故能洞见奥窍，可以传世行远。譬如牡丹芍药，花中之至贵者，若移栽屋上，何人肯升梯玩赏，或移污秽，何人肯掩鼻玩赏，又或栽于深山穷谷，更有何人不畏虎豹虺蛇玩赏，转不若菖蒲草、万年青供置几案，人犹得而见之也。若明此义，即可撰述。一，须崇礼义。《管子》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无论在朝在野，皆必以此为依归。我书虽未必能传，然亦不可不作此想，希贤希圣希天，原不禁人攀跻。凡离经叛道之词，不能阑入，即齐谐志怪，亦必以献县纪文达公昀《阅微草堂笔记》为法，有关劝惩，专辟淫邪。一，须泯恩怨。受恩可述，受怨切不可记。世无皋陶，是非曲直，焉能平正。若假公济私，阴以排怨，或任意谩骂，并无事实，古今既无此书，载籍更无此体。当时之人，见之齿冷，无论后人。若□□汪□□明府堃之撰《盾鼻随闻录》，意在辱骂道州何氏，见者孰不言明府必非正人。无锡薛叔耘副宪福成，至欲严禁其书，焚毁其板，见于《庸葊笔记》。予亦别有论议，已见《[随]笔》卷[五]。一，须戒夸诞。譬如言一己之父母，德如尧舜及周之太任、太姒，志在尊崇先德，并非不善，然闻者谁能与之辨白，又谁能信之，即一己亦未能自信，何论他人！孝子不诬其亲，不可为溢量之语，惹人嘻笑。一，须权轻重。凡有关劝惩及嘉言懿行，足为矜式者，始可记载。非是及零星小事，近于琐碎者，不足录矣。一，须戒芜杂。博赡为恒人所难，自足传世行远。芜杂则自秽其书，必为众人弃置，所不屑道。有千里毫厘之分别，不可不知。一，须戒谬妄。一时之是非未足为凭，须求千古之是非。衡情酌理，沉思冥想，不可率尔操觚。一，戒游戏尖刻。凡此等语，非正人君子所宜出诸口，况敢笔之于书乎！必如南宋陈亮所云，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方为允协。以上十二条，本詹詹小言，知无当于大雅，姑录于此以自志之。
译湘潭杨重子□□钧著有《草堂之灵》。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在担任江苏学政时，告诫各位生员说：“无论是共同撰写还是独自撰写，每完成两三卷，就密封呈交给该学官，由学官备文送至官署，审阅决定是否合格。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指示另行撰写，以免白费心力。在书院肄业的生员，便于随时指点传授；远在他县的，评定后发还。”等等。这些话见于《劝学琐言》。都是谆谆告诫要以体例为重。
第一，必须戒除盗窃。凡是撰写著作，引用他人姓名和书名，就是引证；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盗窃。解释经书、注释诸子，必须有依据，不能空言搪塞，即使不是抄袭，也等同于抄袭，原本就不忌讳直言。水平高的，引用七八本书来证明一本书；水平低的，引用一两本书来证明一本书。必须详细注明书名、人名以及自己的意见，而且必须分清他人和自己的观点，以便后人互相考证稽查。不可抹去书名和人名，让人读起来恍惚迷离，无法分辨哪些是别人的、哪些是自己的。明代末年期隐士的恶习，万万不可有。
第二，必须戒除陈腐。凡是心中所有、眼中未见的事物，须分辨善恶，重要的还可以记录叙述。如果心目中都已有的，就没有必要记录了。如果有独到见解，但前人已经说过的，必须删去以让位于前人。不要说我没看过那本书，不妨两存。要知道古人在前我在后，即使实在不是抄袭，谁又会相信呢？况且那些陈词滥调，如同土饭尘羹，屋上架屋，床上支床，会招人厌恶。
第三，必须辨别雅俗。雅俗就是后世所说的文野。江浙的文士，撰写著作最多，虽然宏博不足，但雅洁有余，都有确切的师承，辗转传授，所以能洞见奥妙，可以传世流传久远。譬如牡丹、芍药，是花中最珍贵的，如果移栽到屋顶上，谁肯爬梯子玩赏？或者移到污秽之地，谁肯捂着鼻子玩赏？又或者栽在深山穷谷，更有谁不怕虎豹毒蛇去玩赏？倒不如菖蒲草、万年青供置在几案上，人们还能看到它。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撰写著作了。
第四，必须崇尚礼义。《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张，国家就会灭亡。”等等。这说明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必须以此为归宿。我的书虽然未必能流传，但也不可不抱有此想法，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天人，原本不禁止人向上攀登。凡是离经叛道的言辞，不能混入其中，即使是齐谐志怪类的作品，也必须以献县纪文达公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法度，关乎劝善惩恶，专门辟除淫邪。
第五，必须泯灭恩怨。受恩可以叙述，受怨切不可记录。世上没有皋陶那样的法官，是非曲直，怎能公正？如果假公济私，暗中排解怨恨，或者任意谩骂，并无事实依据，古今既没有这样的书，典籍中更没有这样的体裁。当时的人，见了会冷眼相待，更不用说后人了。如果像□□汪□□明府堃撰写《盾鼻随闻录》，意在辱骂道州何氏，见到的人谁不说明府必定不是正人君子。无锡薛叔耘副宪福成，甚至想要严禁此书，焚毁其书板，见于《庸葊笔记》。我也另有议论，已见于《[随]笔》卷[五]。
第六，必须戒除夸诞。譬如说自己的父母，德行如尧舜以及周朝的太任、太姒，志向在于尊崇先德，并非不善，但听的人谁能与他辩白，又谁能相信呢？即使自己也不能自信，何况他人！孝子不诬蔑其亲人，不可说夸大其词的话，惹人嘻笑。
第七，必须权衡轻重。凡是有关劝善惩恶以及嘉言懿行，足以作为楷模的，才可以记载。如果不是这样，以及零星小事，近于琐碎的，就不值得记录了。
第八，必须戒除芜杂。渊博丰富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自然足以传世流传久远。芜杂则自污其书，必定被众人弃置，不屑一提。这里有千里与毫厘的区别，不可不知道。
第九，必须戒除谬妄。一时的不足以作为凭据，必须寻求千古的是非。衡量情理，沉思冥想，不可轻率动笔。
第十，戒除游戏尖刻。凡是这类言语，不是正人君子所宜出口，何况敢写在书上呢！必须如南宋陈亮所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方才恰当。
以上十二条，本是琐碎的小言，知道不配大雅，姑且记录在此以自志之。
唐诗品分类卷数
歙县鲍双五侍郎桂星，辑有《唐诗品》八十[五]卷，见于新城陈硕士侍郎用光《太乙舟文集·詹事鲍觉生先生墓志铭》中，而书实未刊。余于书肆中，得见侍郎当年编辑原本，为侍郎从子子年太守康所藏钞本，字迹甚精。卷中所改讹字，悉用朱笔，圈点亦工整。目录后有朱书楷字二行，皆属侍郎手迹，文云：「此书辑于嘉庆乙亥，越三年戊寅，始付钞胥。费叁拾金，而亥豕鸟焉，开卷即是，令人□□戊寅长至后十日，觉生识。」又自序云：「唐司空表圣《廿四诗品》侔色揣称，尽态极妍，顾未尝举一篇一咏以实之，俾操觚家有所准的也。闲居无事，以唐人之品，品唐人之诗。比偶进退，必相依丽，录其工者□采。庶品不虚立，诗不虚附，星分藻合，耀若披锦，或亦艺林一快耳。近代诗家有补《诗品》者□□为可无赘云。」云云。卷一为雄浑，卷二至卷六为冲澹，卷七至卷十五为纤秾，卷十六至卷廿四为沉着，卷廿五至卷廿八为高古，卷廿九至卷三十三为典雅，卷三十四为洗炼，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八为劲健，卷三十九卷四十为绮丽，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为自然，卷四十六至卷五十为含蓄，卷五十一二为豪放，卷五十三为精神，卷五十四为缜密，卷五十五至卷五十八为疏野，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二为清奇，卷六十三四为委曲，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九为实境，卷七十至卷七十六为悲怀，卷七十七至卷八十为形容，卷八十一为超诣，卷八十二三为飘逸，卷八十四为旷达，卷八十五为流动。惜中多虫蛀，字迹亦稍有缺佚。每页下黑口上，有「如鸟数飞斋」木刊五字，确为侍郎原本无疑。声木谨案：侍郎诗文学，受之歙县吴澹泉征君定，确有师承，已见余《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此书当系侍郎当日奉旨闭门思过时所编，家居多暇，以四年之力，始得从容以《全唐诗》按《诗品》编录。甚为允协，洋洋大观，亦唐诗选本佳制，为后人学诗津逮。原书后归于余，又见《苌楚斋书目》。中多阙字，谨依式录入，不敢妄为添注，亦撰述之通例也。
私论孟子
删改经文，始自宋儒，实由疑经之论开其先。有疑则必须删改，此一定之理，其识见议论，亦有不可解者。虽儒者意见偶偏，事所恒有，不应全出自宋儒。类如庐陵欧阳文忠公修疑《系词》，临川王文公安石疑《左传》，夏县司马文正公光与南城李泰伯说书觏皆疑《孟子》，说书又疑《儒行》，与蒲江魏文靖公了翁疑《檀弓》，皆以为战国时人所为。声木谨案：惟《孟子》一书，实多可疑之处。少时囫囵读过，未及研究。向日为儿辈讲书，细玩经文，颇觉《孟子》虽亦言仁义，实不能离战国策士之习，为一时风气所囿，未能超然物外。若以《论语》、《学》《庸》衡之，可议之处，不可缕指。生平于经学，素未研求，援古人说经外传之例，姑条举其说于后：一，梁惠王所云「利」，利者其义甚广，孟子直认为利义之利，何所见而云然。一，梁惠言「贤者而后乐此」，齐宣王言「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以「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又曰「人不得，则非其上矣」，岂人臣对君上之辞。一，《孟子见梁襄王》一节，尤属非是。君子居其国，不非其大夫，况人君乎！一，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论语》论管仲有二三处，且孔子许齐桓公「正而不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何尝不言。一，孟子曰「文王以百里而王」，又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未免自相矛盾。一，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以后弒君者，皆可诬其君为「一夫」，莽操得有以借口矣。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云云，亦嫌妄自尊大，孔子决不言此。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云云，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译《唐诗品》分类卷数
歙县鲍双五侍郎桂星，辑有《唐诗品》八十五卷，见于新城陈硕士侍郎用光《太乙舟文集·詹事鲍觉生先生墓志铭》中，但该书实际上并未刊印。我在书肆中，得以见到侍郎当年编辑的原本，这是侍郎的侄子、太守子年康所收藏的抄本，字迹非常工整精美。卷中所修改的讹误字，全都用朱笔标注，圈点也很工整。目录后面有两行朱书楷书，都是侍郎的手迹，文字说：“此书辑录于嘉庆乙亥年，过了三年到戊寅年，才开始交给抄写员抄写。花费了三十两银子，但‘亥’‘豕’‘鸟’‘焉’之类的错字，开篇即是，令人□□。戊寅年冬至后十日，觉生识。”又自序说：“唐代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比拟色彩、揣度声韵，穷尽姿态、极尽美好，只是未曾举出一篇一首诗来印证，让写诗的人有所标准。闲居无事，用唐人的诗品，来品评唐人的诗。对偶的进退，必定相互依存，选取其中精工的篇什。使得诗品不凭空设立，诗歌不随意附会，如星宿分布、藻饰合聚，光彩如同披锦，或许也是艺林中的一件快事吧。近代诗家有补《诗品》的，□□认为可以不必赘述。”等等。卷一是雄浑，卷二至卷六是冲澹，卷七至卷十五是纤秾，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是沉着，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是高古，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三是典雅，卷三十四是洗炼，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八是劲健，卷三十九、卷四十是绮丽，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是自然，卷四十六至卷五十是含蓄，卷五十一、五十二是豪放，卷五十三是精神，卷五十四是缜密，卷五十五至卷五十八是疏野，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二是清奇，卷六十三、六十四是委曲，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九是实境，卷七十至卷七十六是悲怀，卷七十七至卷八十是形容，卷八十一是超诣，卷八十二、八十三是飘逸，卷八十四是旷达，卷八十五是流动。可惜书中多有虫蛀，字迹也稍有缺失。每页下黑口上方，有“如鸟数飞斋”木刻五字，确为侍郎原本无疑。声木谨案：侍郎的诗文之学，师承于歙县吴澹泉征君定，确有师承渊源，已见于我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此书应当是侍郎当日奉旨闭门思过时所编，居家空闲，用了四年之力，才得以从容地依据《全唐诗》按《诗品》编录。非常恰当协调，规模宏大，也是唐诗选本中的佳作，为后人学诗提供了津梁。原书后来归于我，又见于《苌楚斋书目》。书中多有缺字，谨依原式录入，不敢妄自添注，这也是撰述的通例。
私论孟子
删改经文，始于宋儒，实际上是由疑经的议论开了先河。有怀疑就必然要删改，这是一定的道理，其见识议论，也有不可理解之处。虽然儒者意见偶尔偏颇，是常有的事，不应全出自宋儒。比如庐陵欧阳文忠公修怀疑《系辞》，临川王文公安石怀疑《左传》，夏县司马文正公光与南城李泰伯说书觏都怀疑《孟子》，说书又怀疑《儒行》，与蒲江魏文靖公了翁怀疑《檀弓》，都认为这些是战国时人所作。声木谨案：只有《孟子》一书，确实多有可疑之处。年轻时囫囵读过，未能深入研究。往日给儿辈讲书，仔细玩味经文，颇觉《孟子》虽然也讲仁义，实际上不能脱离战国策士的习气，被一时风气所局限，未能超然物外。如果以《论语》、《大学》《中庸》来衡量，可议之处，不胜枚举。生平对于经学，向来未曾研究，援引古人解说经书外传的例子，姑且条列其说法于后：一，梁惠王所说的“利”，利的含义很广，孟子直接认为是利益之利，凭什么这样说。一，梁惠王说“贤者而后乐此”，齐宣王说“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回答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又说“人不得，则非其上矣”，这哪里是人臣对君上的言辞。一，《孟子见梁襄王》一节，尤其不对。君子身处其国，不非议其大夫，何况是君主呢！一，孟子说：“仲尼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之事的。”《论语》论及管仲有两三处，而且孔子赞许齐桓公“正而不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何曾不言论。一，孟子说“文王以百里而王”，又说“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未免自相矛盾。一，孟子说：“只听说诛杀独夫纣王，没听说弑君。”以后弑君的人，都可以诬蔑其君为“独夫”，王莽、曹操得以有借口了。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等等，也嫌妄自尊大，孔子决不会这样说。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等等，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仍不以为泰，而作此言，当时与苏秦张仪者又何以异。一，「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云云，以后人子只须及岁，皆可不告而娶，以「无后」为言矣。一，《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一节云云，必如孟子所云，后世犯上作乱，篡弒相仍，皆可以「臣之视君如寇雠」为解矣。一，《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一节云云，舜即大孝，焉能明知父母与弟皆谋杀之不忧而喜，延颈就戮，岂人情哉！「二嫂使治朕栖」，是直欲妻娥皇、女英也。舜虽大孝，能纵其弟通其妻，作此乱伦害理之事乎！何况英娥为帝尧之女，名列汉刘向《列女传》母仪之首，贤德可知，岂从一之训亦未闻乎！一，「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云云，当时并未得志，又何必预作得志之言乎。姑举最难解说者十二条于此，其它可议之处仍多，无怪宋儒肆行攻击也。
译却还不自以为过分，反而说出这样的话，当时他与苏秦、张仪这些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其一，「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等语，若依此说，后世子孙只要到了婚龄，都可以不告父母而娶妻，以「无后」为借口了。其二，《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一节等语，若一定如孟子所说，那么后世犯上作乱、篡位弑君接连不断，都可以用「臣之视君如寇雠」来辩解了。其三，《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一节等语，舜即使是大孝子，怎么能明知父母和弟弟都要谋杀自己，却不忧反喜，伸长脖子去受死，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二嫂使治朕栖」，这是直接想娶娥皇、女英为妻。舜虽然是大孝子，能纵容他的弟弟通奸自己的妻子，做出这种乱伦害理的事吗！何况娥皇、女英是帝尧的女儿，名列汉刘向《列女传》母仪之首，贤德可知，难道连「从一而终」的训诫也没听说过吗！其四，「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等语，当时他并未得志，又何必预先说些得志后的话呢。姑且在此列举最难解释的十二条，其它值得议论的地方仍然很多，难怪宋儒肆意攻击了。
汪启淑焠掌录论文
歙县汪秀峯□□启淑《焠掌录》云：「古人行文，不尚隐僻。《文心雕龙》云：『一字诡异，则羣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尝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云云。声木谨案：此书传本甚罕，仅寥寥数十条，在笔记中，未为佳制。余见开万楼写字刊本，前有仁和杭大宗太史世骏八分书序文壹页有半，亦无年月。卷端自题郡望曰「古歙」，序文称为「钱唐汪君秀峯」，郡望已未免两歧。明末嘉定唐叔达布衣时升，名其集曰《三易》，义即取此。
秦瀛顾曾河南集序
长洲顾少卿上舍曾《尹河南集后序》云：「吾友陈贞白善为古文，其议论不少下，而于宋文家好尹师鲁。谓其简古质实，自班孟坚而下，未有能及之者。而柳开、穆修、郑条之徒，虽称复古，而犹未至焉者也。师鲁之文，旧传二十七卷，以知之者少，久无刻本，故脱谬尤多。陈君初藏有钞本《河南集》，既又得葛氏不全本，以辨其同异。最后闻同里吴君伊仲有善本，从而改定之。其犹有未当者，则博考他书以正之，然后师鲁之文始完。噫！师鲁以平生忠义之节，适遭谗谤而卒以贬死，其所为文章，议论有识略，当时所称欧尹者也，是宜可以信后而及远。而元明以来，学者皆不甚称道之，至于今，遂不复知有师鲁之文矣。夫《六艺》残缺，赖后儒间出收拾补缀，得以相保。况乎古人之文，显晦有时，其不为后世所乱者几何也。独陈君于师鲁之文能自得所好，而用力之勤如是，余因为之叹息，知师鲁之文，将由是可以信后而及远，盖发自陈君始也。」云云。文见《校经草庐文集》。无锡秦凌沧侍郎瀛复序云：「古今来文字之传与不传，视乎其文，而其间亦有幸有不幸焉。李习之之文亚于昌黎，而文之传于今者，仅一十八卷。河南先生之文，范文正称其辞约理精，欧阳公铭先生墓，亦称其文简而有法，而今人但知有欧阳公之文，鲜有道及河南先生者。即当时文正序其文，尝索而类之，亦无刊本，传于后世。乌乎！古君子不遇于时，而文之显晦亦有数存，是可慨已。长洲陈君贞白治古文，酷嗜先生文，因取世所传钞本，并家藏本及他氏所藏本，采孴校正，凡二十七卷，阅数年而后卒业。将刻之以广其传，而属余序之。余读先生文，高简质实，诚有如范、欧阳之所称者。质与文互胜，而质乃文之干，质有余者不受饰，文之至者辞不繁，如治金锡，必麤矿去而光润生，其先生之文与。夫北宋古文之学，倡自柳仲涂，曩者余尝序仲涂文矣。仲涂之为古文，在穆伯长之先，而先生亦实先于欧阳公。伯长之文，不必似仲涂，欧阳公之文，亦不必同于先生。惟师友之间，同为古文，而文不必同，犹之习之学于昌黎，而文未尝袭昌黎，此所以为古人之文也。今人则不然，各师一家而不能自胜，其异乎己者辄訾謷之，而文之真不存焉。王渔洋尚书跋先生集，仅有钞本。贞白学优而位卑，年五十余，尚困于下僚。顾自先生没，阅七百余年，而贞白犹刻先生集以传，显晦固有时，亦不可谓非先生之幸也已。」云云。文见《小岘山人续文集》。又并见本集。声木谨案：河南尹师鲁舍人洙，于北宋初，亦以古文负盛名。当时[文学]固在庐陵欧阳文忠公修之先，名亦出文忠之右。自文忠文盛行，舍人文学转为所掩。《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文具有原本，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云云，洵属确论。惟千年以来，文集久掩，不特无人诵习，其见于各家藏书目者亦甚稀。明府独能笃好遗文，表扬先喆，重为刊行，世人始得见其集，可谓舍人千古第一知己。厥后，巴陵方柳桥太守功惠，编辑三宋人集，内有舍人《河南集》，光绪庚辰□月，韩江自刊本。涡阳袁杏南中
译汪启淑《焠掌录》论文章
歙县人汪秀峰（名启淑）在《焠掌录》中说：“古人写文章，不崇尚隐晦冷僻。《文心雕龙》说：‘有一个字怪异，整句都会显得惊骇；如果三个人都不认识，那就成了文字妖孽了。’《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沈约说：写文章应当遵循三个容易：容易理解典故，是第一；容易认识文字，是第二；容易诵读，是第三。’邢子才曾说：‘沈约的文章，运用典故不让人察觉，就像胸中自然流露的话语一样，我深深佩服这一点。’”等等。声木谨按：这本书流传的版本很少，只有寥寥几十条，在笔记类著作中，算不上佳作。我见过开万楼刻字刊本，前面有仁和杭大宗太史世骏用八分书写的序文一页半，也没有注明年月。卷首自题郡望为“古歙”，而序文中称他为“钱塘汪君秀峰”，郡望已经不免有两歧。明末嘉定人唐叔达（布衣时升），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三易》，意义就是取自这里。
秦瀛《顾曾河南集序》
长洲顾少卿上舍曾《尹河南集后序》说：“我的朋友陈贞白擅长写古文，他的议论不比别人差，而在宋代文家中特别喜爱尹师鲁。认为尹师鲁的文章简古质朴实在，自从班固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而柳开、穆修、郑条这些人，虽然号称复古，但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师鲁的文章，旧传有二十七卷，因为懂得的人少，很久没有刻印本，所以错漏尤其多。陈君起初收藏有抄本《河南集》，后来又得到葛氏的不全本，用来辨别它们的异同。最后听说同乡吴君伊仲有善本，于是跟着他进行改定。其中还有不妥当的地方，就广泛考证其他书籍来纠正它，这样师鲁的文章才完整。唉！师鲁凭借平生的忠义节操，恰好遭遇谗言诽谤，最终被贬死，他所写的文章，议论有见识谋略，当时被称为欧尹，这本来是可以取信后世并流传久远的。然而从元明以来，学者都不怎么称道他，以至于今天，竟然不再有人知道师鲁的文章了。那《六艺》残缺，依靠后来的儒者偶尔出现收拾补缀，才得以保存。何况古人的文章，显达与晦暗有时运，不被后世扰乱的情况又有几何呢。只有陈君对于师鲁的文章能自得其所好，而且用功如此勤奋，我因此为之叹息，知道师鲁的文章，将由此可以取信后世并流传久远，大概是从陈君开始的。”等等。此文见于《校经草庐文集》。无锡秦凌沧侍郎瀛又作序说：“自古以来文字流传与不流传，取决于文章本身，但其中也有幸运与不幸的因素。李翱的文章仅次于韩愈，而流传到今天的文章，仅仅十八卷。河南先生的文章，范仲淹称赞他言辞简约道理精辟，欧阳公为先生写墓志铭，也称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而现代人只知道有欧阳公的文章，很少有人提到河南先生。即使当时范仲淹为他的文章作序，曾经搜集并分类，也没有刻印本流传于后世。唉！古代君子生不逢时，而文章的显达与晦暗也有定数，这是可以感慨的。长洲陈君贞白研习古文，酷爱先生的文章，于是取世间所传的抄本，以及家中收藏本和其他人家收藏本，采集校正，共二十七卷，经过几年才完成。将要刻印以广泛传播，并嘱托我作序。我读先生的文章，高古简练质朴实在，确实像范仲淹、欧阳公所称赞的那样。质朴与文采互相胜过，而质朴是文采的根本，质朴有余的人不接受修饰，文采达到极致的人言辞不繁复，就像冶炼金锡，必须去掉粗矿才能产生光润，这大概就是先生的文章吧。北宋古文之学，由柳仲涂倡导，从前我曾为仲涂的文章作序。仲涂写古文，在穆伯长之前，而先生也确实早于欧阳公。伯长的文章，不一定像仲涂，欧阳公的文章，也不一定同于先生。只是师友之间，同写古文，而文章不必相同，就像李翱学习韩愈，而文章未曾模仿韩愈，这就是古人的文章。今人却不是这样，各自师法一家而不能自胜，对于不同于自己的就诋毁它，而文章的真意就不存在了。王渔洋尚书为先生集作跋，仅有抄本。贞白学问优异但地位低下，年纪五十多岁，还困顿于下级官吏。然而自从先生去世，过了七百多年，而贞白还刻印先生集以流传，显达与晦暗固然有时运，也不能说不算是先生的幸运啊。”等等。此文见于《小岘山人续文集》。又同时见于本集。声木谨按：河南尹师鲁舍人洙，在北宋初年，也以古文负有盛名。当时（文学）固然在庐陵欧阳文忠公修之前，名声也超出文忠之上。自从文忠的文章盛行，舍人的文学转而被他掩盖。《四库全书提要》称他的文章具有本源，古朴峭拔劲健洁净，继柳开、穆修之后，一举扭转五代浮靡的习气，尤其卓然可以独自流传，等等，确实是确切的评论。只是千年以来，文集长久被掩盖，不仅没有人诵读学习，见于各家藏书目录的也很少。明府唯独能笃好遗文，表彰先贤，重新刊行，世人这才得以见到他的文集，可说是舍人千古第一知己。后来，巴陵方柳桥太守功惠，编辑三宋人集，其中有舍人《河南集》，光绪庚辰某月，韩江自刊本。涡阳袁杏南中
丞大化，于宣统二年，复有排印本。《四部丛刊》内，又有影印春岑阁钞本。百余年间，已有四刊本，非明府提倡校刊之功，曷克臻此。明府刊本，称胥台陈氏刊本。后三本，余已著录于《苌楚斋书目》中矣。
译顺应宏大的教化，在宣统二年，又有了排印本。《四部丛刊》中，又有影印的春岑阁抄本。一百多年间，已经有了四种刊本，如果不是明府提倡校勘刊刻的功劳，怎能达到这样的境地。明府刊刻的版本，称为胥台陈氏刊本。后面的三种版本，我已经著录在《苌楚斋书目》中了。
刘蓉论文并续论称名之异
湘乡刘孟容中丞蓉《复吴南屏学博书》中有云：「其论近世文派，以文必古于辞，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示。」又曰：「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远于古人者。卓识伟论，足破时流之惑，惟讥贬姚姬传氏，至比诸江西诗派之吕居仁，则似稍失平允。居仁之诗，殆尚未涉后山藩篱，无论山谷，而其图云尔者，直欲依托门墙，以自标异而已。姚氏于古文，自汉唐以来诸家，实尝究其源流，窥其奥妙，而深味其甘苦曲折之故，评量论衡，往往当于人心。及其自为，虽未能尽如所云，然渊懿雅洁，高者亦往往入古作者之林，非居仁依草附木者之比也。弟尝谓本朝文家，如方望溪氏，经术湛深，发为文章，特具肃穆之气，栗然如不可犯，乃其所自得于古者。姚氏根柢稍薄，晚岁颇耽禅说，然善持论，扬榷古今，如商彝周鼎，贝玉珠玑，璀璨满目，良贾者次第品题，不差铢两。当乾隆中叶，考据风行，鼓荡海内，几欲摈绝宋贤，别树汉学之帜。姚氏独倡言排之，不激不随，卓然大雅，彼岂无得而然者。如江河然，方氏浚其源，姚氏承其流，扬其波，故天下论文章者必归桐城，非尽出于私好也。近世宗桐城者承其绪论，乃不复求诸三代两汉，而惟宗派之云。甚者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曩岁备藩巴蜀，新城陈君懿叔客幕中朞年，每与论文，好举桐城，由方姚以溯归氏，上及八家。他日见所为《遵义唐公事状》或称『公』，或举其字，或书其名。其它作，或自署名曰『学受』，或去『学』而称『受』，或称『陈受』。怪而问之，则曰：『于彼于此，音节各有所谐，盖归氏之法云尔。』仆大笑之，谓：『昔孟子讥告子戕贼人以为仁义，君乃欲戕贼人以为文章乎。』此虽一时戏言，然流弊之极至此，真文字之大戹矣。执事讥贬姚氏，殆亦有鉴于此，非姚氏之过，学姚氏者之过也。」云云。文见《养晦堂文集》。声木谨案：湘乡罗申田参赞长▯《称谓》中有云：「《通鉴》赤壁之战，张昭之称曹操曰『曹公』，曰『操』，孙权之称曹操曰『老贼』，曰『操』，曰『孟德』。一人一时之言，无定称如此。求之于古，《左传》秦晋韩之战，书吕饴甥曰『瑕吕饴甥』，曰『阴饴甥』，曰『吕甥』，曰『子金』，《离骚》、《天问》书文王曰『西伯』，曰『伯昌』，曰『昌』，曰『后』。近世刘海峯之为文，自署名曰『大櫆』，曰『櫆』，曰『刘櫆』，其法原于归氏，以谓于彼于此，音节各有所谐，世尝笑之。」云云。文见《思兄楼文稿》。据参赞所言，称名之异，实始于东周之时。《左传》中，几于每篇皆是如此。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段，武姜一人，或称「姜氏」，或称「夫人」，或称「姜」一字，一妇人已有四称。其它类此者极多，不胜枚举。惜当时新城陈懿叔上舍学受，未以周秦文章旧例为言，致为中丞所讥。《通鉴》效之，时在北宋，去古未远，读者无异词也。明之归太仆及我朝之刘广文，虽依法古人，并非师心自用，而岁月绵远，此等体格既已失传，即不适于后人之用。若我以为复古，锐意行之，徒供时人诽笑。古人事迹，有亘万古而不可变者，后人自不能稍有变更，若久为世人所不称道者，亦不妨从众因革损益。苟无悖于经权，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原不禁人移易，固不必一意孤行，为惊众骇俗之举。归刘文法虽高，岂亦尚未明此理乎！
袁枚论文
钱塘袁简斋明府枚《与韩绍真书》云：「尝谓方望溪才力虽薄，颇得古文意义，乃竹汀少詹深鄙之，与仆少时见解相同，中年以后，则不敢复为此论。盖望溪读书少，而竹汀无书不览，其强记精详，又远出仆上，以故渺视望溪，有刘贡父笑欧九之意。不知古文之道，不贵书多，所读之书不古，则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来，推
译刘蓉在《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论述近世文派，认为文章务必在辞藻上复古，那就应当自己向古人求索罢了，何必标榜近时的宗派呢？又说：哪有树立一位先生的言论，作为门户和途径，反而能让自己远离古人的道理。这见识卓越、议论宏大，足以破除时人的迷惑。只是讥贬姚姬传（姚鼐），甚至将他比作江西诗派的吕居仁，似乎稍失公允。吕居仁的诗，大概还未涉足陈师道（后山）的藩篱，更不用说黄庭坚（山谷）了，而他所谓的图谋，不过是直接依托门墙，以标榜自己的特异罢了。姚氏对于古文，自汉唐以来的各家，确实探究过其源流，窥见过其奥妙，并且深切体味其中甘苦曲折的缘故，评论衡量，往往符合人心。等到他自己写作，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所说的那样，然而渊深典雅、高雅洁净，高妙的作品也往往进入古代作者的行列，不是吕居仁那种依草附木的人可以相比的。我曾说本朝的文人，如方望溪（方苞），经术精深，写出的文章，特别具有肃穆之气，使人敬畏不敢侵犯，这是他从古人那里自得的东西。姚氏根基稍薄，晚年颇沉迷于禅宗学说，然而善于持论，衡量古今，如同商朝的彝器、周朝的鼎器，贝玉珠玑，璀璨满目，优秀的商人依次品评，不差毫厘。在乾隆中叶，考据之风盛行，鼓荡海内，几乎要摒弃宋儒，另立汉学的旗帜。姚氏独自倡导反对，不偏激也不盲从，卓然成为大雅之士，他难道没有心得而如此吗？如同江河一样，方氏疏浚其源头，姚氏承接其水流，扬起其波涛，所以天下谈论文章的人必定归附桐城派，并非全出于私人的喜好。近世推崇桐城派的人继承其绪论，却不再向三代两汉求索，而只讲究宗派。更甚者，甚至说句法的短长伸缩，声音的高低快慢，都有一定的准则，如同词曲有曲谱一样，寻声逐影，实在令人厌恶鄙薄。往年我在巴蜀任藩司时，新城陈君懿叔客居幕府一年，每次与我谈论文章，喜欢举出桐城派，从方苞、姚鼐上溯到归有光，再上及唐宋八大家。后来看到他写的《遵义唐公事状》，有时称“公”，有时称其字，有时写其名。其他作品，有时自署名“学受”，有时去掉“学”字称“受”，有时称“陈受”。我奇怪地问他，他说：“在这里和那里，音节各有和谐之处，大概是归氏的方法吧。”我大笑说：“从前孟子讥讽告子戕害人性以实行仁义，您却想戕害人性以写作文章吗？”这虽然是一时的戏言，但流弊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文字的大祸害了。您讥贬姚氏，大概也是鉴于此，这不是姚氏的过错，而是学习姚氏的人的过错。”等等。此文见于《养晦堂文集》。声木谨按：湘乡罗申田参赞长〇《称谓》中有云：“《通鉴》赤壁之战，张昭称曹操为‘曹公’、‘操’，孙权称曹操为‘老贼’、‘操’、‘孟德’。一个人同一时间的言论，称呼没有定规如此。向古人寻求，《左传》秦晋韩之战，记载吕饴甥为‘瑕吕饴甥’、‘阴饴甥’、‘吕甥’、‘子金’，《离骚》、《天问》记载文王为‘西伯’、‘伯昌’、‘昌’、‘后’。近世刘海峯写文章，自署名为‘大櫆’、‘櫆’、‘刘櫆’，其方法源于归氏，认为在这里和那里，音节各有和谐之处，世人曾嘲笑他。”等等。此文见于《思兄楼文稿》。根据参赞所说，称呼名字的差异，实际上始于东周时期。《左传》中，几乎每篇都是如此。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段，武姜一人，有时称“姜氏”，有时称“夫人”，有时称“姜”一字，一个妇人已有四种称呼。其他类似的极多，不胜枚举。可惜当时新城陈懿叔上舍学受，没有用周秦文章的旧例来辩解，以致被中丞讥讽。《通鉴》效仿它，时在北宋，距离古代不远，读者没有异议。明朝的归太仆和我朝的刘广文，虽然效法古人，并非师心自用，但岁月久远，这种体格已经失传，就不适合后人的使用了。如果我认为复古，锐意实行，徒供时人诽谤嘲笑。古人的事迹，有贯穿万古而不可改变的，后人自然不能稍有变更，如果长久不被世人称道的，也不妨从众因革损益。只要不违背经权之道，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原本也不禁止人移易，固然不必一意孤行，做出惊众骇俗的举动。归刘二人的文法虽然高妙，难道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钱塘袁简斋明府枚在《与韩绍真书》中说：“曾经认为方望溪才力虽然薄弱，但颇得古文的意义，于是竹汀少詹深深鄙薄他，与我少年时的见解相同，中年以后，就不敢再发表这种言论了。大概望溪读书少，而竹汀无书不览，他强记精详，又远远超过我，因此轻视望溪，有刘贡父嘲笑欧九的意思。不知道古文之道，不贵在书多，所读的书不古，那么所作的文章也不古。唐宋以来，推
韩柳能为古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惧其杂也，迎而距之。』柳子《与韦中立书》所引书目，班班可考，其得力处，全在镕铸变化，纯以神行。若欲自炫所学，广搜百氏，旁摭佛老及说部书，儳入古文，便伤(雅)[严]洁。尝读《吕氏春秋》，载伯夷就养于文王，未至岐周而道卒。王荆公最博雅，未必不见此书，乃作《伯夷论》曰：『岂其年高，不及至周而殁也？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故意跌荡其词，以作波澜，不肯引《吕览》以实之，于此可悟作文之法。盖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词欲巧。』巧即曲之谓矣。善作文者，平素宜与书合，落笔时宜与书离。又须揭取精华，扫糟粕而空之。云之卷舒，鸟之飞翔，皆在于空。铜厚则钟哑矣，膏盛则灯灭矣。《庄子》：云：『室无空虚，则姑妇勃溪。』其理皆可一贯。」又《答姚小坡尚书书》云：「札中问《道古堂文集》与星斋孰优。星斋先生集未付梓，枚无由得见。《道古堂集》则通行翻撷，其博引繁称处自具气力，惜记序之文失之容易，序事之文过于宂杂，全无提挈翦裁。要知良史之才，不是酰酱油盐，照帐誊录也。集中如梁少师、齐侍郎两墓志，是何等题目，乃铺叙一鹿肉，一苹果，如市贾列单，令人齿冷。岂不知君恩所系，有赐必书。然果属卑官寒士，则尚方之一缕一蹄，自当详载，而三品以上大臣，则宜取其大者远者而书之，琐碎事端，概从删节，此文章一定之体例也。不然，如韩欧集中所作诸名臣碑版，岂当时天子不赏赐一物者乎，而何以绝不记载乎。近日考据家为古文，往往不晓此义，十人九病，堇甫、谢山皆所不免。惟方望溪力能矫之，而又苦于才力太薄，读者索然。」又《与翁东如书》云：「从古文章家替人作碑铭传志者，其道有三。第一是其人功德忠勋，彪炳海内，我为表章，不独彼借我传其名，而我亦借彼以传其文。此不待其子孙之请，而甘心访求以为之者。次则其人虽无可纪，而生平与我交好，则为之传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再次其人虽于世庸庸，于我落落，而无奈其子孙欲展孝思，大辇金币，来求吾文，则亦不得不且感且惭，贬其道而为之。譬如抱关击柝，为贫而仕者一般。此刘乂所谓谀墓之文，亦古人所不免者也。若三者无一，不过乡里之善人，村巷之嫠[妇]，此辈在世，偻指难数，焉得人人而传志之。《论语》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君子不为也。」云云。文均见《小仓山房尺牍》。声木谨案：青浦王德甫侍郎昶《蒲褐山房诗话》云：「孙君渊如又谓其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多失实。余谓岂惟失实，并有与诸人家状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轼、岳将军锺琪、李阁学绂、裘文达公曰修，其文皆有声有色。然予与岳裘二家之后俱属同年，而穆堂先生为余房师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两至江西，见文端后裔，询之，皆云未尝请乞，亦未尝读其所作。盖子才游屐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着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云云。其指斥明府文集，可谓深切着明。其集中淫哇纤佻之语，诚足以害人心术，贬责诚为至论。然明府毕竟聪明绝人，论诗文亦时有独到语，未可偏废。其自云「此不待其子孙之请，而甘心访求以为之者」，似早知身后必遭人攻击，预先自己明言，以示虚伪作文，实有意存于其间，其计亦狡矣。
译韩愈、柳宗元能够写作古文，然而韩愈自己曾说：“不是夏商周三代和两汉的书籍，我不敢阅读，担心它们驳杂不纯，所以迎面抗拒它们。”柳宗元在《与韦中立书》中所列举的书目，条理清晰、有据可查，他写作得力的地方，全在于熔铸变化，纯粹以神韵运笔。如果想要炫耀自己的学识，广泛搜集百家之言，旁征博引佛老学说以及小说类书籍，杂乱地掺入古文中，就会损害文章的严谨洁净。我曾经读《吕氏春秋》，其中记载伯夷去侍奉周文王，还没到达岐山周地，就在路上去世了。王安石最为博学高雅，未必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他写《伯夷论》却说：“难道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没来得及到达周地就去世了吗？还是因为没来得及等待周武王就死去了呢？”故意用跌宕的词句来制造波澜，不肯引用《吕氏春秋》来证实事实，从这里可以领悟写文章的方法。大概做人贵在正直，写文章贵在曲折。天上有文曲星，没有文直星。树木笔直的就缺乏纹理，树木盘曲缠绕的才有纹理；水静止的就缺乏波纹，水被风吹激搅动的才有波纹。孔子说：“情感要真诚，言辞要巧妙。”巧妙就是曲折的意思。善于写文章的人，平时应当与书本契合，落笔时应当与书本疏离。又必须提取精华，扫除糟粕使其空灵。云的卷舒，鸟的飞翔，都在于虚空之中。铜太厚钟就哑了，油脂太满灯就灭了。《庄子》说：“房间没有空虚之处，婆媳就会争吵。”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又在《答姚小坡尚书书》中说：“信中问《道古堂文集》与星斋先生谁更优秀。星斋先生的文集尚未刊印，我没有机会看到。《道古堂集》则广泛流传，其中博引繁称的地方自然具有气势，可惜记叙序事的文字失之于轻率，叙述事件的文字过于冗杂，完全没有提纲挈领和剪裁。要知道良史之才，不是像醋酱油盐那样，照着账本誊抄记录的。集中如梁少师、齐侍郎两篇墓志铭，是何等重要的题目，竟然铺叙一块鹿肉、一个苹果，像市井商人列清单一样，让人齿冷。难道不知道君王的恩赐，有赐予就必须记载吗？然而如果真是卑官寒士，那么御赐的一缕丝线、一只蹄子，自然应当详细记载；而三品以上的大臣，则应当选取重大而深远的事情来记载，琐碎的事情，一概删节，这是文章一定的体例。不然的话，像韩愈、欧阳修文集中所作的各位名臣碑版，难道当时天子没有赏赐任何物品吗，为什么却完全不记载呢。近日考据家写古文，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十个人有九个都有毛病，堇甫、谢山都不能避免。只有方苞（望溪）有力气纠正这种风气，但又苦于才力太薄弱，读者感到索然无味。”又在《与翁东如书》中说：“从古至今，文章家替人写碑铭传志，其道有三。第一是此人功德忠勋，显赫海内，我为他表彰，不仅他借我传名，我也借他传文。这不需要他的子孙请求，我就甘心访求为他写作。其次是此人虽然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但生平与我交好，就为他写传志，以抒发哀痛感怀之情。这也是古人文集中常常有的。再次是此人虽然在世上平庸，与我疏远，但无奈他的子孙想要表达孝心，带着大量金银，来求我的文章，那么也就不得不又感激又惭愧，贬低自己的道义而为他写作。譬如守门打更，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人一样。这就是刘乂所说的谀墓之文，也是古人所不能避免的。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不过是乡里的善人，村巷的寡妇，这类人在世，屈指难数，怎么能每个人都写传志呢。《论语》说‘喜好仁德却不喜好学习，弊病就是愚昧’，君子不这样做。”等等。这些文字都见于《小仓山房尺牍》。声木谨按：青浦王德甫侍郎昶《蒲褐山房诗话》说：“孙君渊如又说他的神道碑、墓志铭等文章，记事多失实。我认为不仅失实，并且与各家行状多有不符合的地方。比如朱文端公轼、岳将军锺琪、李阁学绂、裘文达公曰修，他们的文章都有声有色。然而我与岳、裘两家的后代都是同年，而穆堂先生是我房师李少司空友棠的祖父，况且我两次去江西，见到文端公的后代，询问他们，都说未曾请求乞文，也未曾读过他所作的文章。大概是因为孙氏足迹所到之处，偶然听到名公卿可喜可愕的事情，写成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起初并不考虑信今传后。”等等。他指责明府文集，可谓深切着明。他文集中淫靡轻佻的语句，确实足以危害人心术，贬责确实是至理名言。然而明府毕竟聪明过人，论诗文也时常有独到的见解，不可偏废。他自云“这不需要他的子孙请求，我就甘心访求为他写作”，似乎早就知道死后必遭人攻击，预先自己明言，以示虚伪作文，实有意存于其间，他的计谋也很狡诈了。
国初序跋无年月
国初名人为人撰诗文集或杂着序，素无年月日，专喜自称「同学弟」或「同学友」。如新城王文简公士祯、长洲汪苕文太史琬、宣城施愚山学士闰章、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泽州陈文贞公廷敬、无锡严荪友□□绳孙、江都顾书宣太史图河等所撰诸书皆是，亦一时风会所趣，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编辑《续补汇刻书目》及《再续补汇刻书目》，每遇国初人撰述，细检从无年月日，及称「同学弟」，是以知之。
李调元论诗
绵州李雨村观察调元《雨村诗话》云：「诗有三字诀，曰响、爽、朗。响者，音节铿锵，无沉闷堆塞之谓也。爽者，正大光明，无嗫嚅不出之谓也。而要归于朗。朗者，冰雪聪明，无瑕瑜互掩之谓也。言诗者不得此诀，吾未见其能诗也。」又云：「诗尤贵洁。金在沙，必拣其砾，米在箕，必簸其粃，理也。若拣金而不去砾，簸米而不去粃，则尘饭土羹，知味者必不食，以瑕掩瑜，善鉴者必不观矣。」又云：「昌黎云：『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诗以气行，气盛则诗奇，有奇气者必能传也。但空疏者不可言气，糅杂者亦不可言气。以空疏言气，则白话而已，糅杂言气，则粗卤而已，方且抹之批之不暇，何暇观其气乎。空疏者必入打油，粗卤者必坠恶道，势所必至也。」又云：「古人作近体诗，必先选韵，一切晦涩者不用。如『葩』即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即香也，而『芳』字不响，诸如此类。间有借用者，皆谓之不善选韵。」又云：「诗不可用替代字，如以风为巽二，雪为滕六等类。虽宋人多有之，大是低品。」又云：「诗贵锤炼，所谓百炼成字，千炼成句也。」又云：「余尝云作诗者当使千百世见，不但使一时人见。使一时人见，下笔必率，使千百世见，下笔必谨。」云云。声木谨案：钱塘袁简斋明府枚《随园诗话》谓观察诗法，瓣香随园，喜为得一知己。观察所撰《童山诗集》四十二卷，刊入《函海》中，实未必然也。所撰《雨村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与《随园诗话》颇能风行一时，实则观察于诗学研究甚深，确有心得之语，余故略摘其尤要者数语以识之。
左宗棠催迫杨昌浚协济饷
湘乡杨石泉制府昌浚，由诸生官至封疆，皆为湘阴左文襄公宗棠一人栽培之力。及文襄督师陕甘，剿平回匪，制府适任浙抚。浙省例有西征协济之饷，每到日稍迟，文襄即来函诘责，并问以官从何来，而吝于协饷。制府无奈，悉索敝赋以应之。及制府以杨乃武案罢职，继任者为桂阳陈隽丞中丞士杰，时在光绪八年。清查库款，浙江藩库虽尚存银贰叁拾万，息欠票号现款伍陆拾万两，两相抵不足，尚欠贰叁拾万。库空如洗，在当时亦希有之事也。
记老年颐养各事
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晚年颐养之品，只日服牛肉汁、蒲萄酒二项，然皆经西医考验，为泰西某某名厂所制成，终身服之，从不更易。牛肉汁须以温水冲服，热则无效，蒲萄酒于每饭后服一杯，以助消化。并闻英国名相格兰斯顿，亦每饭后服蒲萄酒一杯，寿至八十余始卒。又闻益阳胡文忠公林翼，每日以肉桂末和高粱酒饮之，想因火衰而然，他人不能尝试也。声木谨案：先文庄公平日尝自言，一生从未食饭二盂，晚年所食更少，几于食无兼味。偶感疾，辄去粥饭，既愈，仍清斋数日。然精神强固，步履如少年时人，虽年至八十，目犹能视细字，耳能听微声，齿能嚼坚物，且从未脱一齿，声如洪钟，数十年之事，述之纤悉不遗，固臻上寿。长乐梁茞邻中丞章巨言，老年养生之法，不特眠宜少，食亦宜少，见于《归田琐记》。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亟然其说，见于《求阙斋日记类钞》。是年无论老幼，总以节食为贵。钱塘袁简斋明府枚，平日精于饮馔，晚年多病，实由于此。观其自记于诗集，言服大黄则疾愈，岂非为食所伤，始利用消
译清朝初年，序跋文章不标注年月
清初的名人为他人撰写诗文集或杂著的序言，向来不写具体的年月日，特别喜欢自称“同学弟”或“同学友”。例如新城的王文简公王士祯、长洲的汪苕文太史汪琬、宣城的施愚山学士施闰章、萧山的毛西河太史毛奇龄、泽州的陈文贞公陈廷敬、无锡的严荪友严绳孙、江都的顾书宣太史顾图河等人所撰写的各种书籍都是如此。这也是当时风气所趋，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意味。我编辑《续补汇刻书目》及《再续补汇刻书目》时，每逢清初人撰写的作品，仔细检查，发现从来没有标注年月日，并且都称“同学弟”，因此知道了这一情况。
李调元论诗
绵州李雨村观察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说：“诗有三个字的诀窍，叫作响、爽、朗。响，是指音节铿锵，没有沉闷堆塞的意思。爽，是指正大光明，没有嗫嚅难言的意思。而最终要归结于朗。朗，是指冰雪聪明，没有瑕疵互相掩盖的意思。谈论诗的人如果得不到这个诀窍，我没见过他能写诗的。”又说：“诗尤其贵在洁净。金子在沙中，一定要拣出砾石；米在簸箕里，一定要扬去糠秕，这是常理。如果拣金不去砾石，簸米不去糠秕，那就是尘饭土羹，懂味道的人一定不吃；以瑕掩瑜，善于鉴赏的人一定不看了。”又说：“韩愈说：‘气势旺盛，那么语言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都适宜。’这话只能对懂的人说，很难对不懂的人讲。诗靠气势来运行，气势旺盛则诗奇特，有奇特气势的诗一定能流传。但是空疏的人不可以谈气势，杂乱的人也不可以谈气势。用空疏来谈气势，那就只是白话罢了；用杂乱来谈气势，那就只是粗鲁罢了，此时人们忙着批驳都来不及，哪有空看他的气势呢。空疏的人一定会陷入打油诗的境地，粗鲁的人一定会坠入恶劣的流派，这是势所必然的。”又说：“古人作近体诗，必须先选韵，一切晦涩的字都不用。比如‘葩’就是花，但‘葩’字不响亮；‘芳’就是香，但‘芳’字不响，诸如此类。偶尔有借用的，都称为不善于选韵。”又说：“诗不可用替代字，比如把风称为巽二，把雪称为滕六之类。虽然宋人大多如此，但这确实是低劣的作品。”又说：“诗贵在锤炼，所谓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又说：“我曾经说，作诗的人应当让千百世后的人看到，而不只是让一时的人看到。只让一时的人看到，下笔一定草率；让千百世的人看到，下笔一定谨慎。”等等。声木谨案：钱塘袁简斋明府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李观察的诗法，源自随园，喜欢得到一位知己。李观察所撰写的《童山诗集》四十二卷，刊入《函海》中，其实未必如此。他所撰写的《雨村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与《随园诗话》颇能风行一时，实际上李观察对诗学研究很深，确有心得之言，所以我略摘其最重要的几句话来记录。
左宗棠催迫杨昌浚协济军饷
湘乡杨石泉制府杨昌浚，从诸生做到封疆大吏，都是靠湘阴左文襄公左宗棠一人的栽培之力。等到左文襄督师陕甘，剿平回匪时，制府正好担任浙江巡抚。浙江按例有协济西征的军饷，每次稍微迟交，左文襄就发函诘责，并问他官是从哪里来的，却吝啬于协济军饷。制府无奈，只好搜刮尽所有赋税来应付。等到制府因杨乃武案被罢职，继任者是桂阳陈隽丞中丞陈士杰，当时是光绪八年。清查库款，浙江藩库虽然还存有银二三十万，但欠票号的现款五六十万两，两相抵消后不足，尚欠二三十万。库空如洗，在当时也是罕见的事。
记老年颐养各事
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晚年颐养的用品，只是每天服用牛肉汁、葡萄酒两项，但都是经过西医检验，由泰西某某名厂所制成，终身服用，从不更换。牛肉汁须用温水冲服，热了则无效；葡萄酒在每饭后喝一杯，以助消化。又听说英国名相格兰斯顿，也是每饭后喝一杯葡萄酒，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又听说益阳胡文忠公胡林翼，每天用肉桂末和高粱酒混合饮用，想必是因为火衰而这样，其他人不能尝试。声木谨案：先文庄公平时曾自己说，一生从未吃过两碗饭，晚年所吃的更少，几乎每餐没有两种菜。偶尔生病，就停止吃粥饭，病愈后，仍然清淡饮食几天。然而精神强健，步履像年轻人一样，虽然年已八十，眼睛还能看清小字，耳朵能听到细微的声音，牙齿能咀嚼坚硬的东西，而且从未掉过一颗牙，声音如洪钟，几十年的事，叙述得细致无遗，确实达到了高寿。长乐梁茞邻中丞梁章巨说，老年养生的方法，不仅睡眠宜少，饮食也宜少，见于《归田琐记》。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非常赞同他的说法，见于《求阙斋日记类钞》。这一年无论老幼，总以节食为贵。钱塘袁简斋明府袁枚，平时精于饮食，晚年多病，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看他自己在诗集里记载，说服用大黄则病愈，难道不是因为饮食所伤，才开始利用消
赖□□为张之洞所斥
光绪十余年间，□□赖建平观察□□以知县需须皖省，初署南陵县知县，继权无为州知州。皆吾省著名优缺，是以积赀甚富，骤捐道员，加二品顶戴，指分江苏。濒行时，自撰首联云：「赖观察南无得道」，募能对得者，赠以银若干。逾年，时值甲午，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见其履历，深为不悦，谓之曰：「联署优缺州县，即捐升道府，最为官场恶习。既已有钱，又何必复欲作官乎。」观察为之沮丧，未几亦卒。
全庆御赐师竹堂小印
国朝定制：凡翰林入南书房者，每年岁暮，例有御赐小果盒壹个。得者多奉置于客厅正中。凡京朝官见之，无不知之也。然久于其职者，御书及御用对象，亦可蒙恩随时赏赐。先文庄公庚申会试座师满洲全□□公庆，平日与人函牍，皆加盖「师竹堂」朱文有边小方印。自言系宣宗成皇帝御赐之物，加盖于信，荣君赐也云云。
五笔卷三
望溪文集三续补遗等编辑
续论劝孝图说等书
女娲氏变为女像
本地土人凿碑字
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刊本
纪大奎论孝道
聪训斋语与澄怀园语之比较
灵璧县志略言灵璧石
两书论余怀诗
论左宗棠家书二篇
杨岘论桐城文
张廷玉言古今图书集成
汪楫悔斋诗摘录
李世熊希▯南宋郑所南
张佩纶撰述
柏枧山房尺牍
江苏牙厘局差
孝钦显皇后幸农事试验场
论南宋杂事诗
论临川四梦不应丑诋陈继儒
先文庄公格言等联
李文田等书法
淮海英灵集中填讳等事
苌楚斋五笔卷三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望溪文集三续补遗等编辑
予搜辑桐城方望溪侍郎苞集外文，编《望溪文集再续补遗》四卷，已于己巳五月，排印袖珍本。书刊成后，复于高邮夏醴谷太史之蓉《半舫斋古文》中，搜得侍郎序一篇，明□□卢忠肃公象升遗集中，搜得侍郎《读礼图赞》一篇。侍郎不以工书名，此赞独为八分书，结体颇类汉石经，乃知侍郎非无意于六艺者。予复搜辑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古文等，编《曾文正公集外文》一卷，亦于己巳五月，排印袖珍本。后复于《四溟琐记》中，搜得文正《孙文凤殉节记》一篇，嘉定张海门学使金镛《潇湘风雨录》中，得文正致学使二书，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韵》自注中，得文正《题甘祺仁学博宋卅六砖归装图》七绝二首，湘乡刘孟容中丞蓉《养晦堂诗集》自注中，得文正集苏诗句联。声木谨案：新城王文简公士祯，编《浯溪考》二卷，已刊后，复于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中，得唐郑谷《浯溪》诗，洪觉范《石门文字禅》中，得南宋女史李易安《同景庄游浯溪读中兴碑长句》，皆未及录入，特录其诗于《古夫于亭杂录》。兹因其例，先记之于此。文简无意再续，故录其诗。予尚欲续有所得，可成卷帙，重编《望溪文集三续补遗》、《曾文正公集外文续》，故仅录其目于此，用意既殊，为例亦异矣。
续论劝孝图说等书
《男四十八孝图说》□卷，□□□撰，《女二十四孝图说》一卷，不着编辑名氏，光绪二十年仲冬，上海陈雨祥司马钺敦义堂重印，写字绘图本，板藏川沙吴读秋□□福根敬慎堂。读秋更择善书中言不孝者，为《车鉴录》一卷，附录于后。声木谨案：□□王晋升□□□□撰《二十四孝图说》一卷，绘图帖说，颇为简明，风行一时。踵其后者，续有编辑。窃谓此等撰述，天经地义，伦教纲常，恰理餍心，允宜家喻户晓，人人手此一编，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实属有功于名教者匪细，为教孝第一善本，未可以浅近而忽之。撰述以觉世牖民为贵，人生以勤善淑世为高，奚必以诠经诂子，高文典册，然后始克足志满意哉！
女娲氏变为女像
乾隆□□年□月，仁和金汝白总宪德瑛，
译赖□□被张之洞斥责
光绪十多年的时候，□□赖建平观察□□以知县的身份在安徽候补，起初代理南陵县知县，后来暂代无为州知州。这都是我们省里著名的肥缺，因此他积攒的财富很多，突然捐纳成为道员，加授二品顶戴，指定分发到江苏。临行时，他自撰上联说：“赖观察南无得道”，招募能对出下联的人，赠送银两若干。过了一年，正值甲午年，南皮张文襄公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看到他的履历，非常不高兴，对他说：“接连署理肥缺的州县，就捐升道员、知府，这是官场最恶劣的习气。既然已经有了钱，又何必再想做官呢。”观察因此感到沮丧，不久也去世了。
全庆御赐师竹堂小印
本朝定下的制度：凡是翰林进入南书房的，每年年底，按例会赏赐御赐小果盒一个。得到的人大多把它供奉在客厅正中。凡是京城官员见到它，没有不知道的。然而任职时间长久的人，御笔书法和御用物品，也可以蒙受恩泽随时赏赐。先文庄公庚申年会试的座师满洲全□□公庆，平时与人通信，都加盖“师竹堂”朱文有边的小方印。自己说是宣宗成皇帝御赐的物品，加盖在信上，是荣耀君主的恩赐等等。
五笔卷三
望溪文集三续补遗等编辑
续论劝孝图说等书
女娲氏变为女像
本地土人凿碑字
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刊本
纪大奎论孝道
聪训斋语与澄怀园语之比较
灵璧县志略言灵璧石
两书论余怀诗
论左宗棠家书二篇
杨岘论桐城文
张廷玉言古今图书集成
汪楫悔斋诗摘录
李世熊希〇南宋郑所南
张佩纶撰述
柏枧山房尺牍
江苏牙厘局差
孝钦显皇后幸农事试验场
论南宋杂事诗
论临川四梦不应丑诋陈继儒
先文庄公格言等联
李文田等书法
淮海英灵集中填讳等事
苌楚斋五笔卷三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望溪文集三续补遗等编辑
我搜集整理桐城方望溪侍郎方苞集外的文章，编成《望溪文集再续补遗》四卷，已经在己巳年五月排印了袖珍本。书刊印完成后，又在高邮夏醴谷太史夏之蓉的《半舫斋古文》中，搜得侍郎的一篇序；在明□□卢忠肃公卢象升的遗集中，搜得侍郎的《读礼图赞》一篇。侍郎不以擅长书法闻名，这篇赞独独是八分书，结体很像汉石经，才知道侍郎并非对六艺没有兴趣。我又搜集整理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古文等，编成《曾文正公集外文》一卷，也在己巳年五月排印了袖珍本。后来又在《四溟琐记》中，搜得文正的《孙文凤殉节记》一篇；在嘉定张海门学使金镛的《潇湘风雨录》中，得到文正给学使的两封信；在长洲朱仲我孝廉朱孔彰的《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韵》自注中，得到文正的《题甘祺仁学博宋卅六砖归装图》七绝二首；在湘乡刘孟容中丞刘蓉的《养晦堂诗集》自注中，得到文正集苏轼诗句的联语。声木谨按：新城王文简公王士祯，编《浯溪考》二卷，刊印后，又在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中，得到唐郑谷的《浯溪》诗；在洪觉范《石门文字禅》中，得到南宋女史李易安的《同景庄游浯溪读中兴碑长句》，都没有来得及录入，特意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录下这些诗。现在依照这个例子，先在这里记下。文简无意再续，所以录下他的诗。我还想继续有所收获，可以成卷成帙，重新编撰《望溪文集三续补遗》、《曾文正公集外文续》，所以只在这里录下目录，用意既然不同，体例也就不同了。
续论劝孝图说等书
《男四十八孝图说》□卷，□□□撰，《女二十四孝图说》一卷，不著编辑者姓名，光绪二十年仲冬，上海陈雨祥司马陈钺敦义堂重印，写字绘图本，版藏川沙吴读秋□□福根敬慎堂。读秋又挑选善书中说不孝的，编成《车鉴录》一卷，附录在后面。声木谨按：□□王晋升□□□□撰《二十四孝图说》一卷，绘图帖说，颇为简明，风行一时。跟随其后的人，继续有编辑。我私下认为这类撰述，是天经地义，伦理纲常，恰理餍心，确实应该家喻户晓，人人手此一编，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实在对名教有不可小视的功劳，是教孝的第一善本，不可以因为浅近而忽视它。撰述以觉世牖民为贵，人生以勤善淑世为高，何必一定要诠经诂子，高文典册，然后才能足以志满意足呢！
女娲氏变为女像
乾隆□□年□月，仁和金汝白总宪金德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