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五笔卷六
玖拾贰字，颇便于小儿诵读。全书亦简明易览，惟体例实未能划一，殊为疏忽。例如既列七国，春秋时侯国何以不列？同为东周，岂能歧视。晋后既列千六国，五季时岐、淮南诸国何以不列？同为割据，岂能歧视。蜀汉昭烈皇帝及后皇帝径列入后汉，可谓名正言顺，袪千古之疑，定一尊之统，识见可谓伟矣。南北朝并列为帝，及五季梁唐晋汉周亦并列为帝，皆失于限制，无所取义。
译九十二个字，颇为便于儿童诵读。全书也简明容易阅读，只是体例实在未能统一，非常疏忽。例如既然列出了七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为什么不列出？同属东周，怎么能区别对待。晋朝之后既然列出了十六国，五代时期岐、淮南等政权为什么不列出？同属割据，怎么能区别对待。蜀汉昭烈皇帝及后主直接列入后汉，可以说名正言顺，消除千古以来的疑惑，确立统一的正统，见识可谓宏大。南北朝并列为帝，以及五代梁唐晋汉周也并列为帝，都失于限制，没有可取的意义。
论曲阳县志
康熙壬子九月，江都刘峻度明府师峻，重修《曲阳县志》，凡例中有云：「一，著书各有义例，不相沿袭，盖一人有一人之义例，一事有一事之义例。义例者，著书之本指也。本指既明，虽丝绪万端，综而收之，无不举矣。要使人了然心目之间，故概从简直，不敢冒以夸语。一，条分缕析，各有次第，而篇端缀以数语，稍并史氏之体，然皆有论而无断。盖论则但明某事，断则遂为定议，所不敢也。一，邑志虽宜广稽载籍，博采羣言，然附会牵引则失之诬，摭美饰词则失之夸，采土著所传闻而不准于理，则又失之陋，三者有一，皆不足以传永久。今不旁引，不浮饰，不徇里俗之所传闻，增益虚诞，庶几不谬从信之指云尔。」云云。语见《曲阳县志》卷首。声木谨案：明府所云三条，实古今撰述之通例，亦不独地志为然，故录出以供研究。予于十余岁，即喜于故纸堆中求生活，俗谓之磨棹拐，略明撰述体例。生平编刊《直介堂丛刊》，已出版者约有拾柒捌种，虽詹詹小言，仅堪覆瓿，然一书有一书之体例，自信尚于明府所云不悖也。光绪三十年夏五，泾阳周瓞生明府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廿卷、《卷首》一卷。卷中多分上、中、下卷，实三十一卷。《卷首》例刊本省长官监修此本，刊重修《曲阳县志》衔名后，首列为总裁：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部堂□，鉴定为钦命兵部右侍郎、提督顺天全省学政、随带加三级纪录十二次陆。监修为五人，首为钦命头品顶戴、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周等。参定二人，一为钦命二品顶戴、长芦都转盐运司盐运使、加五级、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任等。提调为钦命二品顶戴、直隶分巡保正等处清河道、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李。督修三人，一为钦加三品衔即补府、特授定州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朱等。总纂二人，一即明府等。编次为同知衔分省试用知县、己卯科举人长安董涛，云云。自总纂以下，名氏始全着，以上皆有氏无名，地志中殊为罕见。实由当时夫己氏威权太重，属下不知撰述体裁，但以贡谀献媚为能，以致如此。以一县志，又焉用总裁、鉴定、监修、参(考)[定]、提调、督修、总纂、编次、校勘、绘图、监雕、采访、誊录等十三项名目，曲尽其谄媚逢迎之术，实嫌太过。孔子所谓鄙夫，朱子注谓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弒父与君，亦无非患得患失之心阶之厉耳，岂有他恶哉！履霜坚冰，君子宜慎之于始也。
巴塘官制
巴塘，古之白狼国，地方千里。里塘、曲登在其东，江卡、三岩在其西，云南在其南，德格在其北，跨于金沙江之上。有正副两土司，一宣慰，一宣抚，皆世袭其官，分管其地。清时屡次用兵西藏，并有驻藏官兵，故于巴塘设一粮员，以川省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等官委任，三年交替，为转运粮饷计也。又设有都司一员、千总一员于距巴塘八十里之竹巴陇，设外委一员，由川省绿营中派弁兵往戍，亦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设堪布一名、铁棒一名，为僧官，照汉官制，三年任满另换。堪布一职，以留学西藏，通佛经，曾为藏中达赖喇嘛考验取为进士喇嘛者，回籍之后，遇有寺中堪布缺出，由众喇嘛公举，请粮员禀报，四川总督委任之。铁棒一职，系众喇嘛择其平素公正者推充之。堪布掌管教务经典，铁棒管理僧人条规。番人犯罪，土司治之，番人之喇嘛犯罪，铁棒治之，文武汉官不许干涉。惟番女之嫁于汉人者犯事，归汉官办理。其土司所辖地方征收粮税，亦纳国家之赋，然所纳无多，且由川省给与土饷，除以赋银相抵外，年尚给银千余金，故汉番相处无事，云云。语见古蔺傅华峯大臣嵩炑《西康建省记》。声木谨案：巴塘粮务委员之设，当在乾隆五十六七年间，满洲福文襄王康安等往征廓尔喀时。廓尔喀既降，留番兵叁千人，汉兵与蒙古兵各壹千人，驻札藏地，转输军
译论曲阳县志
康熙壬子年九月，江都人刘峻度明府师峻，重修《曲阳县志》，凡例中有言：“第一，著书各有义例，不相沿袭，因为一人有一人的义例，一事有一事的义例。义例，是著书的根本宗旨。根本宗旨既然明确，即使头绪万端，综合收纳，没有不能举出的。旨在让人心中了然，所以一概从简直，不敢冒用夸饰之语。第二，条分缕析，各有次第，而在篇首缀以数语，稍兼史书的体例，然而只有议论而没有断语。因为议论只是阐明某事，断语则成为定论，这是我不敢做的。第三，县志虽然应当广泛查考典籍，博采众说，然而附会牵引则失之虚妄，摭拾美事、粉饰言辞则失之夸大，采录土著所传闻而不合乎事理，则又失之浅陋，三者有一，都不足以流传永久。现在不旁引，不浮饰，不徇从里俗所传闻，增益虚诞，大概不违背信实的宗旨罢了。”等等。这些话见于《曲阳县志》卷首。声木谨按：明府所说的三条，实为古今撰述的通例，也不独地志如此，所以录出以供研究。我十几岁时，就喜欢在故纸堆中求生活，俗称为磨棹拐，略知撰述体例。生平编刊《直介堂丛刊》，已出版的约有十七八种，虽然只是琐碎之言，仅堪覆瓿，然而一书有一书的体例，自信尚与明府所说相合。光绪三十年夏五月，泾阳人周瓞生明府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二十卷、《卷首》一卷。卷中多分上、中、下卷，实为三十一卷。《卷首》例刊本省长官监修，此本在刊重修《曲阳县志》衔名后，首列为总裁：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部堂□，鉴定为钦命兵部右侍郎、提督顺天全省学政、随带加三级纪录十二次陆。监修为五人，首为钦命头品顶戴、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周等。参定二人，一为钦命二品顶戴、长芦都转盐运司盐运使、加五级、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任等。提调为钦命二品顶戴、直隶分巡保正等处清河道、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李。督修三人，一为钦加三品衔即补府、特授定州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朱等。总纂二人，一即明府等。编次为同知衔分省试用知县、己卯科举人长安董涛，等等。自总纂以下，名氏始全着，以上皆有氏无名，地志中殊为罕见。实由当时夫己氏威权太重，属下不知撰述体裁，但以贡谀献媚为能，以致如此。以一县志，又焉用总裁、鉴定、监修、参定、提调、督修、总纂、编次、校勘、绘图、监雕、采访、誊录等十三项名目，曲尽其谄媚逢迎之术，实嫌太过。孔子所谓鄙夫，朱子注谓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弑父与君，亦无非患得患失之心阶之厉耳，岂有他恶哉！履霜坚冰，君子宜慎之于始也。
巴塘官制
巴塘，古之白狼国，地方千里。里塘、曲登在其东，江卡、三岩在其西，云南在其南，德格在其北，跨于金沙江之上。有正副两土司，一宣慰，一宣抚，皆世袭其官，分管其地。清时屡次用兵西藏，并有驻藏官兵，故于巴塘设一粮员，以川省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等官委任，三年交替，为转运粮饷计也。又设有都司一员、千总一员于距巴塘八十里之竹巴陇，设外委一员，由川省绿营中派弁兵往戍，亦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设堪布一名、铁棒一名，为僧官，照汉官制，三年任满另换。堪布一职，以留学西藏，通佛经，曾为藏中达赖喇嘛考验取为进士喇嘛者，回籍之后，遇有寺中堪布缺出，由众喇嘛公举，请粮员禀报，四川总督委任之。铁棒一职，系众喇嘛择其平素公正者推充之。堪布掌管教务经典，铁棒管理僧人条规。番人犯罪，土司治之，番人之喇嘛犯罪，铁棒治之，文武汉官不许干涉。惟番女之嫁于汉人者犯事，归汉官办理。其土司所辖地方征收粮税，亦纳国家之赋，然所纳无多，且由川省给与土饷，除以赋银相抵外，年尚给银千余金，故汉番相处无事，等等。语见古蔺傅华峯大臣嵩炑《西康建省记》。声木谨按：巴塘粮务委员之设，当在乾隆五十六七年间，满洲福文襄王康安等往征廓尔喀时。廓尔喀既降，留番兵三千人，汉兵与蒙古兵各一千人，驻札藏地，转输军
饷，故设粮务委员一人，驻巴塘，以资策应。嘉庆甲子春月，临洮李元方明府苞任巴塘粮务委员，三年，撰《巴塘诗钞》二卷，嘉庆丙寅□月自刊本。诗虽未必出色，所言穷边绝徼状况，历历如绘，后人读之，不啻置身其境，不特在我朝诗集中为别开生面，实亦绝无而仅有者。明府又撰《敏斋诗草》二卷，嘉庆丁丑孟夏自刊本。临洮地在甘肃，所任复在边疆，故集中亦多边防之诗，势使之然也。
译因为需要供应军粮，所以设立了一名粮务委员，驻扎在巴塘，以便提供支援策应。嘉庆甲子年春天，临洮人李元方（名苞）担任巴塘粮务委员，任职三年，撰写了《巴塘诗钞》两卷，是嘉庆丙寅年某月自行刊印的版本。这些诗作虽然未必出色，但其中所描述的偏远边疆、极远地区的状况，清晰生动如同绘画一般，后人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这不仅在我朝的诗集中独树一帜，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作品。李元方又撰写了《敏斋诗草》两卷，是嘉庆丁丑年初夏自行刊印的版本。临洮位于甘肃，他所任职的地方又在边疆，所以诗集中也有很多关于边防的诗篇，这是形势使然。
论天下书院
我朝书院之设，虽沿宋元明旧制，至我朝益增美备。其在省城者，书院恒有四五处，或六七处不等，以供士子考文习艺之用。其书院最大者俨若衙署，中有斋舍，可容士子数百人，文学为一省之冠，名闻遐迩，例归各省督抚或府尹主持。非高材生不得擅入，亦俨然如大学堂制度。以予所知者，如吾皖之敬敷书院，江宁之钟山书院，江西之豫章书院，浙江之诂经精舍，苏州之紫阳书院，福建之鳌峯书院，陕西之关中书院，山东之泺源书院，四川之尊经书院，保定之莲池书院，北京之金台书院，例由督抚或府尹出名具关书，延请硕学通儒任山长。每年春季开课，又例由督抚或府尹会同司道府县，亲自到书院送学，如私塾中父兄送子弟开学，礼节至为隆重。首县例须备酒食，大众同饮，亦俨如私家开学酒之意。余则分归司道府县主持课事，延请山长及送学之礼如一。其在府城者，恒有书院二三处，或四五处，亦分归道、府、县主持课事。其分归司、道、府尊主持者，亦俨如高中、初中学堂制度。其在县城者，恒有一二处，或三四处，亦俨分高小、初小学堂制度。譬之吾邑，同光间有书院三所。一，潜川书院，设立当在国初及明季。一，三乐堂，先文庄公纠合同邑潘琴轩中丞鼎新、外舅吴武壮公长庆所创立。一，崇正书院，系同邑王梅村军门占魁所创立。而潜川书院即如高等小学堂。文治之隆，制度之善，洵旷古所未有也。
再论曹操嫁殇
《魏志·邓哀王冲传》：「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又《邴原传》：「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苍舒亦殁，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太祖乃止。」苍舒即冲字。盖初欲聘原女，原不肯，复聘甄氏女。此礼之失，《读礼通考》不载，云云。语见歙县汪秀峯□□启淑《焠掌录》。声木谨案：嫁殇，古人原无此理，不知曹操何以别有肺肠，求邴氏亡女，不得，复求甄氏亡女，必如其愿乃止。奸雄心事，果与恒人有异。曹冲传中又云：「操曰：『华陀若在，此子不死。』」云云。华陀即不死，岂真能起死回生，有返魂之术，能止冲之不死。陈寿故为此言，以见曹操平日果于杀戮，冤死华陀，实非其罪，日后虽自悔恨，已属无及。此史氏之微言，以为后世无罪杀人之戒，未必曹操当日果有是言也。
论叔于田诗
桐城吴辟强司马闿生《诗义会通》云：「案《叙》：『《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治甲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朱子曰：『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王士祯云：『此诗当是叔段党羽造作，案词虽美段，而实有刺讥之意，所谓甚美甚恶，其中必有所不足者也。刺段，即所以刺庄公矣。』严粲以为诗人之意，以段之不令而羣小相与纵臾如此，必为厉阶以自祸，庄公奈何不制止之。得诗之恉。」云云。声木谨案：此诗及下篇，决非庄公处叔段于京城时所作。既名曰太叔，以武姜之爱子，国君之母弟，为属邑之大夫，且加特别名称，为春秋所未有，治事临民，宜有官舍，宜居一城之中心，岂有仍伏居里巷之理。观《诗》云：「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云云。是分明言叔段仍伏居里巷，非治事临民，为京城太叔之时甚明。据《左传》言，武姜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则并非郑武公爱之明甚。当时诸侯世子例居东宫，《左传》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叔段为庄公母弟，实为支子，出居于巷，虽未见记载，亦事理所必有。当是武姜请立之志既未遂，又因叔段出居于巷，不得与庄公同居东宫，使其党羽造作此诗，假国人意，爱叔段才勇，宜嗣郑国，以诱惑挟制武公，不待烦言而解。若谓为庄公时所作，则庄公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又曰「无庸，将自及」，又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是庄公之于叔段，平日言行，早已深
译论天下书院
我朝设立书院，虽然沿袭宋、元、明的旧制，但到我朝更加完善美好。在省城设立的，书院常有四五处，或六七处不等，以供士子考核文章、研习技艺之用。其中最大的书院，规模俨然如同官府衙署，中间有斋舍，可容纳数百名士子，文学水平为一省之冠，名声远近闻名，按规定由各省总督、巡抚或府尹主持。不是高材生不得随意进入，也俨然如同大学堂的制度。据我所知，如安徽的敬敷书院，江宁的钟山书院，江西的豫章书院，浙江的诂经精舍，苏州的紫阳书院，福建的鳌峯书院，陕西的关中书院，山东的泺源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北京的金台书院，都按规定由总督、巡抚或府尹出面出具公文，聘请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山长。每年春季开课，又按规定由总督、巡抚或府尹会同司、道、府、县官员，亲自到书院送学，如同私塾中父兄送子弟开学一样，礼节极为隆重。首县按规定必须准备酒食，众人一同饮用，也俨然如同私家开学酒的意思。其余则分别由司、道、府、县主持教学事务，聘请山长及送学的礼节都一样。在府城设立的，常有书院二三处，或四五处，也分别由道、府、县主持教学事务。其中由司、道、府尊主持的，也俨然如同高中、初中学堂的制度。在县城设立的，常有一二处，或三四处，也俨然分别如同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堂的制度。以我们县为例，同治、光绪年间有三所书院。一是潜川书院，设立时间应在清初及明末。二是三乐堂，由先文庄公联合同县潘琴轩中丞鼎新、外舅吴武壮公长庆所创立。三是崇正书院，由同县王梅村军门占魁所创立。而潜川书院就犹如高等小学堂。文治的兴盛，制度的完善，确实是自古所未有的。
再论曹操嫁殇
《魏志·邓哀王冲传》记载：“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又《邴原传》记载：“邴原的女儿早亡，当时太祖（曹操）心爱的儿子苍舒也去世了，太祖想求合葬。邴原推辞说：‘合葬不符合礼制。’太祖于是作罢。”苍舒就是曹冲的字。大概起初想聘娶邴原的女儿，邴原不肯，于是改聘甄氏的女儿。这种礼制的缺失，《读礼通考》没有记载，等等。这些话见于歙县汪秀峯□□启淑的《焠掌录》。声木谨按：嫁殇（将夭折的女子配给夭折的男子合葬），古人原本没有这种道理，不知曹操为何别有心肠，求娶邴氏的亡女，不得，又求娶甄氏的亡女，一定要如他所愿才罢休。奸雄的心思，果然与常人不同。《曹冲传》中又说：“曹操说：‘如果华陀还在，这个孩子就不会死。’”等等。即使华陀不死，难道真能起死回生，有返魂之术，能阻止曹冲不死吗？陈寿故意这样说，以显示曹操平日果断杀戮，冤杀华陀，实在不是他的罪过，日后虽然自己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史家的微言大义，作为后世无罪杀人的警戒，未必曹操当时真有这样的话。
论叔于田诗
桐城吴辟强司马闿生在《诗义会通》中说：“查《诗序》：‘《叔于田》，讽刺庄公。叔段居住在京城，修缮整治甲兵，外出打猎，国人喜悦而归附他。’朱熹说：‘国人的心偏向叔段，而歌颂他田猎适野之事。’王士祯说：‘这首诗应当是叔段的党羽造作的，看词句虽然赞美叔段，但实际有讽刺之意，所谓极美极恶，其中必定有所不足。讽刺叔段，也就是讽刺庄公了。’严粲认为诗人的意图，是因为叔段品行不好而群小相互怂恿如此，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而自取灾祸，庄公为何不制止他。这才符合诗的本意。”等等。声木谨按：这首诗及下一篇，决不是庄公将叔段安置在京城时所作。既然称为太叔，作为武姜的爱子，国君母亲的弟弟，担任属邑的大夫，并且加上特别的名称，这是春秋时期所未有的，处理政务、治理百姓，应当有官舍，应当居住在城的中心，哪有仍然潜伏居住在里巷的道理。看《诗》中说：“巷子里没有居住的人，难道真的没有居住的人吗？不如叔段啊，确实美且仁。”等等。这分明是说叔段仍然潜伏居住在里巷，并非处理政务、治理百姓，是京城太叔的时候非常清楚。根据《左传》所说，武姜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君，多次请求武公，武公不答应，那么并不是郑武公非常喜爱他。当时诸侯的世子按规定居住在东宫，《左传》说卫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就是如此。叔段是庄公的同母弟，实际上是庶子，出居在里巷，虽然没有记载，也是事理上必然的。应当是武姜想立他为君的志向没有实现，又因为叔段出居在里巷，不能与庄公同住东宫，让他的党羽造作这首诗，假借国人的意思，喜爱叔段的才勇，应当继承郑国，以此来诱惑挟制武公，不待多言就能明白。如果说这是庄公时所作，那么庄公本来就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又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又说“不用管，将自取灭亡”，又说“不义不亲，势力雄厚也将崩溃”，这是庄公对于叔段，平日言行，早已深
恶痛绝，及出而临民，又历知其无能为役，必致众叛亲离，决难久安于其位。郑人虽愚，明知叔段为庄公所不喜，而造作此诗，叔段更应明知素不为兄所喜，而使其党羽造作是诗，似皆愚不至此。若谓郑人爱之出于至诚，何以京叛，太叔段继入于鄢，又不容于鄢耶。诗中称「叔」，乃叔段之叔，非太叔之叔明甚。《檀弓》云：「夫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云云。是古礼原是如此，更为称「叔」之确证。何况「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此分明人父戒子之词，决非兄弟相戒之语，「公」乃指武公，非庄公也。岂有望其自毙将崩之庄公，而友于之爱忽笃乎！后人以诗中有「叔」字，遂以为必京城太叔后之诗，余意非然，故辨之于此。
译厌恶痛恨到了极点，等到他出来治理百姓，又逐渐了解到他无法胜任，必然会导致众叛亲离，绝对难以长久安稳地处在他的位置上。郑国人虽然愚昧，明明知道叔段是庄公所不喜欢的，却创作了这首诗；叔段更应当明明知道素来不被兄长喜欢，却让自己的党羽创作了这首诗，这似乎都愚昧不到这种地步。如果说郑国人喜爱他是出于至诚，那么为什么京城发生叛乱，太叔段接着逃入鄢地，却又在鄢地不被容纳呢？诗中称“叔”，是叔段的“叔”，而不是太叔的“叔”，这非常明显。《檀弓》说：“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提到‘在’就不称‘征’，提到‘征’就不称‘在’。”等等。这是古代礼制原本就是如此，这更是称呼“叔”的确凿证据。何况“献给武公，劝你不要再犯，警告你以免伤害你自己”，这分明是父亲告诫儿子的话语，绝对不是兄弟互相告诫的话，“公”是指武公，而不是庄公。哪里会有希望即将崩溃的庄公自取灭亡，而兄弟友爱之情突然变得深厚呢！后人因为诗中有“叔”字，就认为这一定是京城太叔之后的诗，我认为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加以辨析。
唐杨贵妃工书
利津李竹朋太守佐贤《吾庐笔谈》云：「宋张端义云：真定大历寺有藏经殿，其经皆唐宫人所书，内有涂金匣藏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云『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则是太真笔迹。然太真能书，世鲜知者。」云云。声木谨案：杨妃雅善诗词，余已录于[续]笔卷[四]及[续]笔卷[九]，据此复工书法。玄宗以宠爱杨妃，几至失天下，为后人所议。然玄宗决非昏庸之主，如汉之哀平，后汉之桓灵，及唐之僖昭，宋之徽钦，南宋之理度等可比，余意杨妃当时以才色进，必实有大过人者，玄宗始能为之颠倒于床笫之间，非无因而然。据诸书所载，可以知其故矣。
韩文论述序
吴江沈冠云征君彤同邑沈师闵□□誾编《韩文论述》序云：「今天(上)[下]之善论古文者，吾得二人焉，曰方公灵皋，曰沈君师闵。二人者，皆能上下乎周(秦)[汉]唐宋元明名世之文，较其利与病之大小浅深而辨析之。而其为教也，方公举左氏、司马氏之文，以为文章之归极而详明其义法，师闵则举韩文公之所作，以为著作之轨范。夫文公之文，当时谓为包刘越嬴数百年而其风益古，然品章条贯多出正则，视汉以前为易循，与后之乱杂而散漫者殊绝，又无论矣。有志乎古文者，固宜以是为先务，所以师闵举而为教也。今以文公之文为之详其义，明其法，务尽于文公营度之心而止。盖方公为成学者设，而师闵与始学者谋，志各有存，故举以为教，则不能无异尔。方公负天下重望，久为学者宗，师闵名不出乡邦，信从尚寡，余辄敢相提而并论者，实有以见其归之同也。若谓我为援为比，夫岂知言者哉，夫岂知言者哉！」又《赠沈师闵序》云：「读古书而获其意义之真，凡所发明，皆大有裨于后学，则其言不可不及时以着于篇。夫古书自羣经诸子而外，其意义之深且远者，莫若左之《传》，屈之《骚》，司马氏之《史记》，杜之诗，韩之笔。读之者，必求之训诂，与夫名数象物事故之属，而后其文辞可通，必求诸抑扬轻重疾徐出入明晦，与夫长短浅深纵横断续之际，而后其神(明)[理]可浃。文词通，神理浃，而后其意义之真者可获。然既获其意义之真矣，而不自为书以发明之，即自为书发明之，而不及可为之时尽为之，以至虽欲为之而不克，则所学不皆传，而或莫之能继。吾兄师闵读古书四十年，于左、屈、司马、杜、韩之所为用力尤多，沉潜返覆至于千周，神理文辞罔有乖隔，默而息焉则已，苟有所讲论，直如左、屈、司马、杜、韩之自讲且论也，于他书之有未尽善者而究切其利病，直如左、屈、司马、杜、韩之相与究而切之也，则其所获何如哉！今年已六十，而生平所为书发明者，独韩文数十篇而已。书成之后，忽且十年，如是而七十、八十，亦瞬息而至矣，我乌能不为后之学者虑也。故于兄初度之辰，不及其它，而独以著书之及时是愿焉。」云云。文见《果堂集》。声木谨案：嘉兴钱警石广文泰吉《记沈师闵韩文论述》云：「果堂非妄誉人者，与望溪相提并论，则师闵所论述必可观。有志读韩文者，当访求师闵之书。」云云。语见《曝书杂记》。是此书之见重于当时可知。征君序文及赠序发明此书宗旨，恰为▯合，使后人虽未见此书，读此二序文，益见其书非苟作，后人获益匪鲜，洵属有功于此书甚伟。惟此书十二卷，仅有雍正十二年□□原刊圈点本，印本甚为难得，余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征君□□广文三人行谊撰述，亦已见余《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兹不复赘云。
论田无故不变美恶
桐城张文端公英《恒产琐言》云：「余置田千余亩，皆苦瘠，非余好瘠田也，不能多办价值，故宁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则大有力者为之，余不能也。然细思膏腴之价，数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时，膏腴亦未尝不减，若丰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
译唐代杨贵妃擅长书法
利津县令李佐贤在《吾庐笔谈》中说：“宋代张端义说：真定大历寺有藏经殿，其中的佛经都是唐代宫人所写，里面有一卷涂金匣藏的经书，字体尤其婉转秀丽，后面题写着‘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写’，这就是杨太真的笔迹。然而杨太真擅长书法，世人很少知道。”等等。声木谨按：杨贵妃向来擅长诗词，我已在《续笔》卷四及卷九中记录过，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她还精通书法。唐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几乎导致天下失守，被后人所议论。然而唐玄宗决不是像汉哀帝、汉平帝，东汉桓帝、灵帝，以及唐僖宗、唐昭宗，宋徽宗、宋钦宗，南宋理宗、度宗那样昏庸的君主，我认为杨贵妃当时凭借才貌进身，必定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唐玄宗才会为她而在床笫之间神魂颠倒，并非没有原因。根据各书所载，可以知道其中的缘故了。
韩文论述序
吴江沈彤（号冠云，征君）与同乡沈师闵（名誾）编纂《韩文论述》，序言说：“当今世上擅长评论古文的人，我得到两位，一位是方灵皋先生，一位是沈师闵先生。这两个人，都能贯通周、汉、唐、宋、元、明各代名家的文章，比较其利弊的大小深浅并加以辨析。而在他们的教学中，方先生举出《左传》、《史记》的文章，作为文章的终极目标并详细阐明其义理法度，沈师闵则举出韩愈的文章，作为写作的典范。韩愈的文章，当时被认为包罗刘向、超越秦代，历经数百年而其古风更加古朴，然而其篇章条理大多出自柳宗元，比起汉代以前的文章更容易遵循，与后来杂乱散漫的文章截然不同，更不用说了。有志于古文的人，本来应当以此为先务，所以沈师闵举出韩文作为教学依据。现在用韩愈的文章来详细阐明其义理，明确其法度，务必穷尽韩愈构思的用心为止。大概方先生是为已成学者设立的，而沈师闵是为初学者谋划的，志向各有侧重，所以举出作为教学依据，就不能没有差异。方先生负有天下重望，长久以来被学者尊崇，沈师闵名声不出乡里，相信跟随的人还很少，我竟然敢将他们相提并论，实在是因为看到他们归旨相同。如果说我是为了拉拢或比较，那哪里是懂得言论的人呢，哪里是懂得言论的人呢！”又在《赠沈师闵序》中说：“阅读古书而获得其意义的真谛，凡是所阐发的内容，都对后学大有裨益，那么他的话就不能不及时地著录成篇。古书除了群经诸子之外，意义深远者，没有比得上《左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阅读这些书的人，一定要探求训诂，以及名物、象数、故事等类，然后文辞才能通晓；一定要探求抑扬、轻重、疾徐、出入、明晦，以及长短、浅深、纵横、断续之处，然后神理才能融会贯通。文辞通晓，神理融会，然后才能获取意义的真谛。然而既然获得了意义的真谛，却不自己著书来阐发它，即使自己著书阐发，而不趁着可以著书的时候尽力完成，以至于虽然想写却没能完成，那么所学就不能全部流传，或者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兄长沈师闵阅读古书四十年，在《左传》、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的作品上用力尤多，沉潜反复达到千遍，神理文辞没有隔阂，沉默休息罢了，如果有所讲论，简直就像《左传》、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自己在讲论一样，对于其他书籍中未尽善之处而探究其利弊，简直就像《左传》、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相互探究切磋一样，那么他所获得的成就如何呢！今年他已六十岁，而平生著书阐发的，只有韩文数十篇而已。书成之后，忽然已经十年，像这样等到七十、八十岁，也是瞬息而至，我怎么能不为后来的学者忧虑呢。所以在兄长生日那天，不提其他，只愿他及时著书。”等等。文章见于《果堂集》。声木谨按：嘉兴钱泰吉（号警石，广文）《记沈师闵韩文论述》说：“沈彤不是随意赞誉别人的人，将沈师闵与方苞相提并论，那么沈师闵的论述一定可观。有志于阅读韩文的人，应当访求沈师闵的书。”等等。语见《曝书杂记》。由此可见这本书在当时备受重视。沈彤的序文及赠序阐明了这本书的宗旨，恰好吻合，使后人虽然未见此书，读这两篇序文，更加看出这本书不是随意之作，后人获益不少，确实对这本书功劳很大。只是这本书十二卷，仅有雍正十二年原刊圈点本，印本非常难得，我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沈彤、钱泰吉三人的行谊撰述，也已见于我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这里不再赘述。
论田地没有原因不会改变美恶
桐城张文端公张英《恒产琐言》说：“我购置田地一千余亩，都是贫瘠的，不是我喜好贫瘠的田地，而是不能多支付价值，所以宁愿选择贫瘠的田地。那些肥沃的土地，则被大有力者占有，我不能做到。然而仔细思考肥沃土地的价格，是贫瘠田地的数倍，遇到水旱灾害时，肥沃土地也未尝不减产，如果是丰收之年，贫瘠土地也能收获，而租金却是肥沃土地的两倍。肥沃土地的
所以胜者，鬻时可以得善价。平时度日，同此稻谷一石耳，无大差别。且腴田不善经理，不数年变而为中田，又数年变而为下田矣。瘠田若善经理，则下田可使之为中田，中田可使为之上田，虽不能大变，能高一等。故但视后人之能保与不能保，不在田之瘠与不瘠。况名庄胜业，易为势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余家祖居田甚瘠，在当时兴作尽善，故称沃壤。四世祖东川公卒时，属后人葬于宅之右，曰恐为势家所夺。由此观之，当时何尝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视人之经理不经理也。尝见荒瘠之地，一二土著老农之家，则田畴开辟，陂池修治，禾稼茂郁，庐田完好，竹木周匝，居然一佳产。其仕宦家之田，则荒败不可观而已。汝侪试留心察之。」云云。语见《聪训斋语》。声木谨案：文端累代簪缨，仕宦复得志，名成身退，颐养林泉。义方之训，实已尽善尽美，千古奉为圭臬。虽自号圃翁，实与老农老圃有别。即如此段所云，余少时笃嗜其说，深信不疑。自顾窭人，颇欲使人勤治瘠田，变为中田，中田再变为上田。及至求田问舍，始知老农老圃之说，与文端大相径庭。果使农民勤力多获，谁不欣然从事，又谁肯以惰自失其固有之利乎！若瘠田变为良田，良田变为瘠田，必须有沧海桑田，其缘因尽关水利，决无无故自变之理。譬如以吾邑而论，俗以四亩为一担，论田以担计，不以亩计。有壹租田者，每亩佃东各得稻贰斗伍升之谓也，有拾租田者，每亩佃东各得稻贰担伍斗之谓也，优劣显然。佃东各有定额相传，不能随意增减。人虽至愚，谁肯以数倍之价，购良田壹担，与瘠田壹担等哉！果使良田与瘠田相等，则名庄胜业，势力家又何必垂涎，甘冒不韪以求之哉！然文端言此，亦非欺人。当系林下时，田居多暇，招集亲友，以己意询于人。闻者因其齿爵德三者俱尊，不便驳诘，漫为附和。文端受欺于人而不自知也。
译之所以能获利，是因为在卖出的时机恰当，能卖得好价钱。平时过日子，同样是这一石稻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况且肥沃的田地如果经营不善，不出几年就会变成中等田地，再过几年就会变成下等田地了。贫瘠的田地如果经营得当，那么下等田地可以变成中等田地，中等田地可以变成上等田地，虽然不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能提高一个等级。所以只看后人能否保住家业，而不在于田地是贫瘠还是肥沃。况且著名的庄园和优质的产业，容易被有权势的人家所觊觎，子弟卖田，必定先卖好的田地。我家祖传的田地非常贫瘠，在当时因为兴修水利等事务做得很完善，所以被称为肥沃的土地。四世祖东川公去世时，嘱咐后人将他葬在住宅的右边，说担心被有权势的人家夺去。由此看来，当时哪里不是好地呢，现在才变成贫瘠的土地罢了。只看人是否经营罢了。曾经见过荒凉贫瘠的地方，有一两个本地老农的家庭，田地开垦了，池塘修治了，庄稼茂盛，房屋田地完好，竹子树木环绕，俨然是一块好产业。而那些做官人家的田地，却荒废败落，不堪入目。你们试着留心观察一下。”等等。这些话见于《聪训斋语》。声木谨按：文端公累代都是高官显贵，做官又很得志，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在林泉间安享晚年。他对子女的教诲，确实已经尽善尽美，千百年来被奉为准则。虽然自号圃翁，实际上与老农老圃有所不同。就像这段所说的，我年轻时非常喜爱他的说法，深信不疑。自顾是个穷人，很希望让人勤奋治理贫瘠的田地，变成中等田地，中等田地再变成上等田地。等到我去置办田产房屋时，才知道老农老圃的说法，与文端公大相径庭。如果农民勤劳就能多收获，谁不乐意去做，又谁肯因为懒惰而失去自己固有的利益呢！如果贫瘠的田地变成良田，良田变成贫瘠的田地，必须有沧海桑田那样的巨变，其原因全在于水利，决没有无缘无故自己变化的道理。比如以我们县为例，俗以四亩为一担，论田地以担计算，不以亩计算。有一种叫壹租田的，每亩佃户和地主各得稻谷二斗五升；有一种叫拾租田的，每亩佃户和地主各得稻谷二担五升，优劣显然。佃户和地主各有固定的数额相传，不能随意增减。人即使再愚蠢，谁肯用数倍的价钱，购买良田一担，与贫瘠的田地一担等同呢！如果良田与贫瘠的田地相等，那么著名的庄园和优质的产业，有权势的人家又何必觊觎，甘愿冒着不义之名去追求呢！然而文端公说这话，也不是欺骗人。大概是在退隐林下时，田地多有空闲，召集亲友，以自己的意思询问别人。听到的人因为他的年龄、爵位、德行三者都尊贵，不便反驳诘问，就随便附和。文端公被人欺骗而自己却不知道。
左宗棠等逸事
光绪八年，先文庄公丁母忧，服阕，入都陛见。时湘阴左文襄公宗棠任两江总督，先文庄公路过金陵，因往见之，系属初次。文襄高谭雄辩，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气象甚伟。自言年老，不能任事。先文庄公谓其尚须为国家办事廿年，再行退老林泉。文襄大悦。言时手握长杆大烟筒，不时呼「烟来」二字。先文庄公因其年高望重，止其答拜，自言回船立即起行。讵知先文庄公未出督署，即闻传呼「伺候」二字，及先文庄公回船，文襄早至矣，其谨抑亦恒人所难及。先文庄公简放浙抚，抵任后，始知文襄女夫□□□□□观察□□以道员需次。原以知县需次江西，历署湖口、临川等县著名优缺，因委以海塘会办例差。浙西盐捕营统领，素为江苏优差，因食浙饟捕浙私，例由浙抚主政，会同江督苏抚三院会委。文襄忽欲以此差畀其女夫，先商于苏抚□□卫荆南中丞荣光。中丞不欲，驰函告先文庄公，属其阻止其事。先文庄公因致函文襄言：「浙江海塘，关系杭嘉湖三府民命。某观察精明稳练，深资倚任，一时未便遽易生手，免误海塘要公。」云云。文襄省书大悦，复函称谢至再，并言吾不意□□□为公器重若此，遂寝其议。继文襄任者，为湘乡曾忠襄公国荃，曾为□□赵舜臣明府煦，向先文庄公求署县缺。先文庄公不得已，委署衢州府属边远小县，岁入仅壹贰千金。未几，山阴县出缺，为通省第一优缺，忠襄来电，指名要求。先文庄公不允，复电谓：「此为通省第一优缺，例须调剂贤能者。赵令资格太浅，万难应命。」云云。忠襄不悦。先文庄公升任后，继来浙抚者即中丞。某年山阴又出缺，忠襄以施于先文庄公者，复施于中丞。中丞拒之，并以明府名登诸白简，奏参落职。中丞居官清正，公事精习，虽无赫赫名，不失古大臣风度。先文庄公平日尝称之为一时好官云。
夏燮亏空公款入儒林传
当涂夏[嗛]甫明府燮学问淹通，撰述繁富，惟《明通鉴》九十卷、《目录》廿卷、《考异》附于卷内，颇知名于时。以知县服官江西，历署优缺，而亏空甚多，历次交代不清。先文庄公时任赣藩，清查各属交代甚严，面诘以故。明府言「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云云。先文庄公因其文学，特加宽宥，慰之云：「果能弥补，交代亏空，仍可委署优差。」预留□□县缺以待。明府知之，勉清交代，即与以□□县缺，原欲以资勉励。逾年，明府病故，亏空复数万金，无可弥缝。其家中以所藏书籍出售，有闻先文庄公性喜藏书，因持其书目以来求售者。其第一册卷末有其子□□题字，谓某某箱书籍为其弟□□盗去，行将禀官追究，以盗窃论罪，云云。先文庄公见之，深为感喟，指以示来人，谓藏书原为诵读计，将以成学问，为正人君子，今明府藏书而效果如此，世间焉贵有藏书哉！云云。送还其书目，以后收书之兴亦阑，且时与幕僚□□吴展其□□□□言之。先文庄公复命人告知其家属，如以《明通鉴》木板归官书局，作价壹万伍千金，其家不允。乃照例禀请赣抚新宁刘忠诚公坤一奏参革职，查钞监追。至光绪□年，湘阴左文襄公宗棠任江督，为之奏请开复，并入《儒林传》。时先文庄公任浙抚，见文襄奏稿，仍以明府文学特加宽宥。设以明府原案同时奏入，文襄原奏例须撤消，岂有亏空公款数万金而可称为儒林者，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
李宝洤鬻医及撰述
武进李经彝学使宝洤本属诸生，后以道员署理湖南提学使。宣统辛亥后，以鬻医，自食其力于阳湖盛杏荪尚书宣怀家，即寓居上海斜桥愚斋图书馆中。学问淹通，尤邃于史。其从子搢臣观察祖年《汉堂类稿跋》中有云：「叔疾之将革也，呼祖年于床前而诏之曰：『余于立身行己之间死无遗憾，惟宿昔所兢兢者，在《诸史平议》一书，冀天假之年竟其业，以继钱辛楣、王西庄诸家之后。今脱稿者仅五史，而年不我与矣，然即此区区者
译左宗棠等逸事
光绪八年，先父文庄公因母亲去世守丧，丧期结束后，进京觐见皇帝。当时湘阴左文襄公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先父途经金陵，于是前去拜见，这是初次见面。左文襄高谈阔论，雄辩滔滔，口若悬河，声音如洪钟般响亮，气度十分宏伟。他自称年老，不能胜任事务。先父说他还须为国家办事二十年，再退隐山林。左文襄非常高兴。说话时手中握着长杆大烟斗，不时呼喊“烟来”二字。先父因他年高望重，制止他回拜，并说自己回船后立即启程。谁知先父还未走出总督衙门，就听到传呼“伺候”二字，等到先父回到船上，左文襄早已到了，他这种谨慎谦抑的品德，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先父被简放为浙江巡抚，到任后，才知道左文襄的女婿□□□□□观察□□以道员身份等待补缺。他原本以知县身份在江西等待补缺，历任湖口、临川等著名优缺的代理县官，因此被委派办理海塘会办的例差。浙西盐捕营统领，向来是江苏的优差，因为吃浙江的俸禄、抓捕浙江的私盐，按规定由浙江巡抚主持，会同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三院共同委派。左文襄忽然想把这个差事交给他的女婿，事先与江苏巡抚□□卫荆南中丞荣光商量。中丞不愿意，快马送信告知先父，嘱托他阻止此事。先父于是给左文襄写信说：“浙江海塘，关系到杭嘉湖三府百姓的性命。某观察精明干练，深得倚重，一时不便突然换用生手，以免耽误海塘要务。”等等。左文襄读信后非常高兴，回信再三致谢，并说没想到□□□如此被您器重，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继左文襄之后担任两江总督的，是湘乡曾忠襄公国荃，曾为□□赵舜臣明府煦，向先父请求代理县缺。先父不得已，委派他代理衢州府属的边远小县，年收入仅一二千金。不久，山阴县出现空缺，这是全省第一优缺，曾忠襄来电，指名要求。先父不答应，回电说：“这是全省第一优缺，按规定必须调剂给贤能的人。赵令资历太浅，万万难以应命。”等等。曾忠襄不高兴。先父升任后，继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中丞。某年山阴县又出现空缺，曾忠襄把对先父的做法，再次施加于中丞。中丞拒绝了他，并将明府的名字列入弹劾文书，上奏参劾使其落职。中丞为官清正，精通公务，虽然没有赫赫名声，但不失古代大臣的风度。先父平日曾称赞他是一时的好官。
夏燮亏空公款入儒林传
当涂夏嗛甫明府燮学问渊博通达，著作繁多丰富，其中《明通鉴》九十卷、《目录》二十卷、《考异》附在卷内，在当时颇有名气。他以知县身份在江西做官，历任优缺，但亏空很多，历次交接账目不清。先父当时任江西布政使，清查各属交接账目非常严格，当面质问原因。明府说“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之类的话。先父因他文学出众，特别加以宽恕，安慰他说：“如果能弥补亏空，交代清楚，仍可委派代理优差。”预留□□县缺以等待。明府知道了，勉强清理交接账目，就给了他□□县缺，原本想以此资鼓励。过了一年，明府病故，亏空又有数万金，无法弥补。他家中出售所藏书籍，有人听说先父喜好藏书，于是拿着书目来求售。第一册卷末有他儿子□□的题字，说某某箱书籍被他弟弟□□盗去，将要禀告官府追究，以盗窃罪论处，等等。先父看到后，深感感慨，指着给来人看，说藏书原本是为了诵读，用来成就学问，成为正人君子，现在明府藏书而效果如此，世间哪里还看重藏书呢！等等。送还了他的书目，以后收书的兴致也减退了，并且时常与幕僚□□吴展其□□□□谈论此事。先父又派人告知其家属，如果将《明通鉴》木板归给官书局，作价一万五千两银子，他家不答应。于是按例禀请江西巡抚新宁刘忠诚公坤一上奏参劾革职，查抄监追。到光绪□年，湘阴左文襄公宗棠任两江总督，为他上奏请求恢复官职，并列入《儒林传》。当时先父任浙江巡抚，看到左文襄的奏稿，仍认为因明府文学出众而特别加以宽恕。如果把明府原案同时上奏，左文襄的原奏按规定必须撤销，哪有亏空公款数万金而可称为儒林者的，这不用智者就能知道。
李宝洤鬻医及撰述
武进李经彝学使宝洤本是诸生，后来以道员身份署理湖南提学使。宣统辛亥年后，靠行医自食其力，在阳湖盛杏荪尚书宣怀家，即寓居上海斜桥愚斋图书馆中。学问渊博通达，尤其精通史学。他的侄子搢臣观察祖年在《汉堂类稿跋》中说：“叔父病重将去世时，叫祖年到床前告诫我说：‘我在立身行事方面死无遗憾，只有过去所兢兢业业的是《诸史平议》一书，希望上天借给我寿命完成这项事业，以继承钱辛楣、王西庄诸家之后。现在脱稿的仅有五史，而寿命不给我了，然而即使这区区
，亦皆半生心力所萃，子当为我刊行之。』因欷歔诵古人诗曰：『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其声惨凄，所不忍闻。」云云。声木谨案：观察受学使遗命，为之编辑《汉堂类稿十种》，中为《三国志平议》二卷、《晋书平议》三卷、《北魏书平议》二卷、《北齐书平议》二卷、《北周书平议》二卷、《吕氏春秋高注补正》一卷、《汉堂诗钞》十四卷、《濯缨室诗钞》三卷、《问月词》一卷、《文钞》一卷、《补遗》一卷，癸亥三月排印本。《诸子文粹》六十二卷，已由商务印书馆别刊行世。观察可谓不负所托，完其未了之绪，学使九泉有知，自当含笑。予已录目于《再续补汇刊书目》中，兹复记之于此，使他日为《遗逸传》者有所考焉。
译（这些著作）也都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你应当为我刊刻发行。」于是叹息着吟诵古人的诗句说：「书籍只要有一卷流传下来，也抵得上公卿显贵。」他的声音悲凄，让人不忍听闻。」等等。声木谨按：观察先生接受了学使的遗命，为他编辑了《汉堂类稿十种》，其中包含《三国志平议》二卷、《晋书平议》三卷、《北魏书平议》二卷、《北齐书平议》二卷、《北周书平议》二卷、《吕氏春秋高注补正》一卷、《汉堂诗钞》十四卷、《濯缨室诗钞》三卷、《问月词》一卷、《文钞》一卷、《补遗》一卷，这是癸亥年三月的排印本。《诸子文粹》六十二卷，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另行刊行于世。观察先生可以说没有辜负所托，完成了他未竟的遗愿，学使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自然应当含笑。我已经在《再续补汇刊书目》中录入了目录，现在又在这里记下这些，以便日后为《遗逸传》作传的人有所考证。
潘德舆论诗
山阳潘彦辅解元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吾学诗数十年，今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吾取虞道园之诗者，以其质也，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竹垞、归愚选明诗，皆及亭林，皆未尝尊为诗家高境，盖二公学诗见地，犹为文采所囿耳。」又云：「或言诗贵质实，近于腐木湿鼓之音，不知此乃南宋之质实，而(凡)[非]汉魏之质实也。南宋以语录议论为诗，故质实而多俚词，汉魏以性情时事为诗，故质实而有余味。分辨不清，概以质实为病，则浅者尚词采，高者讲风神，皆诗道之外心，有识者之所笑也。」又云：「凡悦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末世诗人，求悦人而不耻，每欺人而不顾。若事事以质实为的，则人事治矣。(昔)[若]人人之诗以质实为的，则人心治，而人事亦渐可治矣，诗所以厚风俗者，此也。隋李谔曰：『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文笔日烦，其政日乱，此皆不质实之过。质则不悦人，实则不欺人，以此二字衡之，而天下诗集之可焚者亦众矣。」云云。声木谨案：解元论诗，以质实为宗，犹之新城王文简公士祯论诗以神韵为主，大兴翁正三阁学方纲论诗以肌理为主，欲以救新城末流之失，语见《复初斋文集》、《小石帆亭著录》、《石洲诗话》等书。钱塘袁简斋明府枚，论诗以性灵为主，各明一义，原无妨碍，而亦皆有流弊。是在学诗者慎取之，善师之，斯为善学柳下惠也。
李鸿章不遗故旧
同治□□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先文庄公率师剿匪浙西，因移全家，住于苏州城内新造桥吴衙场。先叔考资政公，因以县丞到省投効。凡未指省分发者，时人皆谓之投効。文忠即委淮军银钱所差，尚不足为异，并于翌日，专席燕于抚署。文忠实因先文庄公以文字受业十余年，后又联为婚姻，故尔如此。不遗故旧，虽属美德，在文忠则为小节。然如此纡尊降贵，笃念旧交，后来能有几人，以今视之，直古人矣。可见当时风气朴厚，学士大夫砥行砺节，多有足传于后世者。其能削平粤捻诸匪，仍致太平，岂偶然哉！
双忽雷纪事补辑
贵池刘聚卿京卿世珩，藏有唐大小忽雷乐器，因搜辑各书，编为《双忽雷纪事》一卷，宣统三年正月，双忽雷阁天津石印写字本。余浏览所及，觉其仍有未尽者，因记其目录于后：徐釚有《杨维桢谢吕敬夫红牙管歌》附注，见《本事诗》。高锡蕃有《小忽雷诗为刘燕庭方伯作并序》，见上海王庆勋编《同人诗录》。健亚有《记孔东塘小忽雷传奇始末》，见《学艺杂志》。瑞藻有《花朝生笔记》一则，见□□□□《神州日报》。潘曾沂有《唐御府小忽雷胡琴记》，见《东津馆文集》。又《山左诗钞》、《听松庐诗话》各有一则。
功臣子孙赏京堂之始
国朝定制：凡功臣殉难，后裔承袭爵位世职者，例用武职，本羽林孤儿之意也。自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薨后，袭爵为惠敏公纪泽，闻内廷初意，亦欲以旧例待之。时粤捻匪初平，由军功位至通显者甚众，又以文正功高天下，泽被羣生，裒然居功臣首席，不能无疑。时满洲宝文靖公鋆在枢府，乃命文靖就合肥李文忠公鸿章议之。文忠力言文正公子袭爵，若用武职，必致人心觖望，以后天下无好人，宜赏京堂，议乃定。然惠敏当时所赏，仍是五品京堂，嗣后多援以为例，且有优于文正者。然我朝末造京堂之滥，实始于此。
方浚颐论太湖县形势
定远方子箴方伯浚颐《北行日记》云：「太湖县城，四围皆沙河，背枕冈峦，面山远峙。城如荷叶，浮于水面，形势绝佳。故官职科名，二百年来，号称极盛，与桐城埒。城中为贼所毁，空存瓦砾。」云云。声木谨案：太湖赵梓芳观察继元《静观堂剩
译潘德舆论诗
山阳潘彦辅解元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我学诗几十年，现在才明白诗的境界全在于‘质’和‘实’两个字。因为诗本是关于文采的事，如果不以质朴真实为贵，那么文采堆砌文采，文采过盛就会流于浮靡。我选取虞道园的诗，是因为他的质朴；选取顾亭林的诗，是因为他的真实。亭林作诗，不如道园那样丰富，然而字字都真实，这体现了修辞立诚的宗旨。朱彝尊（竹垞）、沈德潜（归愚）选编明代诗歌，都收录了亭林的作品，却都不曾将他尊为诗家的高境界，大概是因为这两位先生对诗的见解，仍被文采所局限。”又说：“有人说诗贵质朴真实，接近于腐朽木头和湿鼓的声音，不知道这是南宋的质朴真实，而不是汉魏的质朴真实。南宋把语录议论当作诗，所以质朴真实却多有俚俗之词；汉魏把性情时事当作诗，所以质朴真实而有余味。分辨不清，一概把质朴真实当作弊病，那么浅薄的人崇尚词采，高雅的人讲究风神，都是偏离诗道本心的做法，是有见识的人所讥笑的。”又说：“凡是取悦人的，没有不欺骗人的。末世的诗人，追求取悦人而不以为耻，常常欺骗人而不顾后果。如果事事都以质朴真实为目标，那么人事就治理好了。如果每个人的诗都以质朴真实为目标，那么人心就治理好了，而人事也就逐渐可以治理好了，诗之所以能敦厚风俗，就在于此。隋朝李谔说：‘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文笔日益烦琐，政治日益混乱，这都是不质朴真实的过错。质朴就不取悦人，真实就不欺骗人，用这两个字来衡量，那么天下诗集中可以焚烧的也就很多了。”等等。声木谨案：解元论诗，以质朴真实为宗旨，就像新城王文简公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主，大兴翁正三阁学翁方纲论诗以肌理为主，想要补救新城末流的缺失，语见《复初斋文集》、《小石帆亭著录》、《石洲诗话》等书。钱塘袁简斋明府袁枚，论诗以性灵为主，各自阐明一个义理，原本没有妨碍，但也都有流弊。这在于学诗的人谨慎选取，善于师法，这才是善于学习柳下惠啊。
李鸿章不遗故旧
同治年间，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时，先父文庄公率军剿灭浙西匪患，因此迁移全家，住在苏州城内新造桥吴衙场。先叔父资政公，以县丞的身份到省城投效。凡是未被指定省份分发的人，当时的人都称之为投效。文忠公随即委派他担任淮军银钱所的差事，这还不算奇怪，并且在第二天，在巡抚衙门专设宴席款待他。文忠公实在是因为先父文庄公跟随他学习文字十余年，后来又结为婚姻，所以才这样。不遗忘旧交，虽然属于美德，但在文忠公来说只是小节。然而像这样屈尊降贵，深切怀念旧交，后来能有几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像是古人了。可见当时风气淳朴厚道，学士大夫砥砺品行节操，多有足以流传后世的人。他们能够削平粤捻等匪患，仍然达到太平，难道是偶然的吗！
双忽雷纪事补辑
贵池刘聚卿京卿刘世珩，收藏有唐代大小忽雷乐器，因此搜集编撰各书，编成《双忽雷纪事》一卷，宣统三年正月，由双忽雷阁在天津石印写字本。我浏览所及，觉得仍有未尽之处，因此记下其目录于后：徐釚有《杨维桢谢吕敬夫红牙管歌》附注，见《本事诗》。高锡蕃有《小忽雷诗为刘燕庭方伯作并序》，见上海王庆勋编《同人诗录》。健亚有《记孔东塘小忽雷传奇始末》，见《学艺杂志》。瑞藻有《花朝生笔记》一则，见某报《神州日报》。潘曾沂有《唐御府小忽雷胡琴记》，见《东津馆文集》。另外《山左诗钞》、《听松庐诗话》各有一则。
功臣子孙赏京堂之始
清朝定制：凡是功臣殉难，后裔承袭爵位世职的，按规定使用武职，本是出于羽林孤儿的用意。自从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去世后，袭爵的是惠敏公曾纪泽，听说内廷最初的意图，也想按旧例对待他。当时粤捻匪患刚平定，因军功地位显赫的人很多，又因为文正公功高天下，恩泽遍及众生，巍然居于功臣首席，不能没有疑虑。当时满洲宝文靖公宝鋆在枢府任职，于是命令文靖公去和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商议。文忠公极力陈述文正公的儿子袭爵，如果使用武职，必然导致人心不满，以后天下没有好人，应该赏赐京堂，议定。然而惠敏当时所赏赐的，仍是五品京堂，此后多援引为例，甚至有优于文正公的。然而我朝末期京堂的泛滥，实际上始于此时。
方浚颐论太湖县形势
定远方子箴方伯方浚颐在《北行日记》中说：“太湖县城，四周都是沙河，背靠冈峦，面对远山耸立。城池像荷叶，浮在水面上，形势绝佳。所以官职科名，二百年来，号称极盛，与桐城相当。城中被贼人毁坏，空存瓦砾。”等等。声木谨案：太湖赵梓芳观察赵继元《静观堂剩
稿·杂诗》自注云：「吾邑盛时，沿城河堤徧植桃柳，春三月风景绝胜。」又云：「城内被屠者数千家，余族死者叁拾人，城居者殆尽。」云云。据方伯、观察所言，太湖果属佳壤，而粤贼竟至屠毁，何其惨酷若是。虽寥寥数语，见抵《扬州十日记》、《江阴城守记》矣。
译《稿·杂诗》自注说：“我家乡兴盛的时候，沿着城墙的河堤到处种植桃树和柳树，阳春三月的风景极其优美。”又说：“城内被屠杀的有数千家，我家族死去的有三十三人，住在城里的人几乎死绝。”等等。根据方伯、观察所说，太湖地区确实是富庶之地，而粤贼竟然屠杀毁坏到这种地步，为何如此惨酷。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其惨烈程度足以抵得上《扬州十日记》和《江阴城守记》了。
论古今词雅三编
《古今词雅三编》六卷，无序跋，前有凡例陆条，后刊「康熙己未岁新秋后六日休园回顿首识」一行，卷端列新城王士祯阮亭、清河吴兴祚伯成、山阴金镇长真、维扬吴绮园茨参定。据凡例所言，实为休园所编，而卷端又列参定四人名氏，盖乡曲之士所为。因编辑尚在国朝之时，所录皆国初之人。方今词学盛行，有此一家总集，亦可备参考之用，故识之。
五笔卷七
论感旧集非原书
马嵬诗比较
阨庙命名之异
国朝以秋水名集伍家
王□□以三场对策入集
论花甲闲谈
论左传微旨
陈衍论曾国藩古文
明司马垔善于形容花草
纪昀论继配不能称继室
朱枫刊书无县望
光绪中前后贡品之异
广东小官优缺
武官殁于琉球考证
朱珪等言经学以治诗经为先
费熙论国策行文开合
论历代法律
论吴之振宋诗钞
日本东西年表各书
段式三表页数之多
举人覆试等所始
浙江喜合二姓为一姓
曾国藩晚年始读仪礼
家乡异禀二人
论西人以酬酢为交涉进步
苌楚斋五笔卷七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感旧集非原书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编《感旧集》一书，久无传本。德州卢雅雨都转见曾，于大兴黄昆圃侍郎叔琳家，得钞本《感旧集》，为之采辑故实，成补传，附于每人之下，分为十六卷，乾隆壬申六月，□□马秋玉□□□□刊写字本。声木谨案：此书虽名出自文简，实为都转所窜乱，已屡见前人撰述。即以予所知者言之，例如蒲坂吴天章征君雯，诗句最为文简所激赏，称为天才，集中只录诗五首。其见于《渔洋诗话》者，如《题云林秋山图》七绝，见于《分甘余话》者，如《过真定赋诗》七绝，均不在集内。□□宋牧仲中丞荦，诗集自不能与文简抗行，然在国初，实为一作手，亦未可泯灭，且与文简为至交，文简尝引为同调，不应斥其诗一字不录，即以诗一端而论，亦应论列。殆都转全以一己之爱憎代为去取，决非文简当日原本明矣。
马嵬诗比较
绵州李□□观察调元《雨村诗话补遗》云：「马嵬诗古今赋者甚众，至本朝袁子才而绝句叹观止矣。近日见川东观察丹徒严筠亭士鋐七律，尤出其上，诗云：『弄权不似韦皇后，窃国更同武则天。若得函关严锁钥，肯教蜀道走烽烟。将军龙武威何在，天子蛾眉葬可怜。漫把蒙尘罪妃子，开元谏草隔多年。』起二句何等议论，何等笔力。」云云。声木谨案：山阴杨葭渔□□际昌《国朝诗话》云：「马嵬诗，荔裳先生『何事渔洋动鼓鼙，香魂不逐六龙西。可怜杜宇声声血，只在长安殿里啼』一绝，恻恻入情，婉而多风。宁都曾庭闻畹诗云：『濯锦明河万里开，上皇羽盖自西来。那堪此地青青冢，更待红尘蜀道回。』与宋同工。曾初名传灯，其弟传灿，字青藜，亦能诗，虞山甚称之。」云云。窃意马嵬诗后人咏者虽多，功罪颇难着笔，非有伤纤巧，即有伤忠厚，难得诗人旨趣。观察所云袁严二家，未足为佳，□□所举二诗，实为胜之矣。
阨庙命名之异
满洲震在廷司马钧《游上蔡县阨庙记》云：「上蔡县之北二十里，地名蔡沟，相传春秋时蔡国北境，再北则陈州界，古所谓陈蔡之间是也。昔孔子由卫之楚，陈蔡大夫发兵围之，绝粮七日，弦歌不辍，相传此地是也。有庙焉，土人以为阨庙，古殿三楹，肖孔子与十弟子象，相传仿自阙里，神观肃穆，如瞻其人。庭际乔柯，遮除荫牖，如龙如蛇，数百年物也。」云云。文见《涉江先生文钞》，乙卯冬月，《涉江遗稿》家刊本。声木谨案：阨庙之名，甚奇而新。据司马所载，即乡间地名蔡沟之文庙，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外，特立阨庙名目。司马于宣统辛亥后，易名氏曰唐元素，黄衣黄冠终其身，虽有邀之为清史馆分修者，不顾也。
译论《古今词雅三编》
《古今词雅三编》共六卷，没有序言和跋文，前面有六条凡例，后面刻有“康熙己未年新秋后六日休园回顿首识”一行字，卷首列有新城王士祯（字阮亭）、清河吴兴祚（字伯成）、山阴金镇（字长真）、维扬吴绮（字园茨）参定。根据凡例所说，此书实为休园所编，而卷首又列有参定四人的姓名，大概是乡间读书人所为。因为编辑尚在清朝初年，所收录的都是清初之人。如今词学盛行，有此一部总集，也可供参考之用，所以记下此事。
五笔卷七
论《感旧集》非原书
马嵬诗比较
阨庙命名之异
清初以《秋水》命名集子的五家
王□□以三场对策入选集子
论《花甲闲谈》
论《左传》的微言大义
陈衍论曾国藩的古文
明代司马垔善于形容花草
纪昀论继配不能称为继室
朱枫刊书不注明籍贯
光绪年间前后贡品的差异
广东小官的优缺
武官死于琉球的考证
朱珪等人言经学以治《诗经》为先
费熙论《战国策》行文的开合
论历代法律
论吴之振《宋诗钞》
日本东西年表各书
段式三表页数之多
举人覆试等制的起源
浙江喜将两姓合为一姓
曾国藩晚年才开始读《仪礼》
家乡两个禀赋奇异的人
论西方人以应酬为交涉进步
苌楚斋五笔卷七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感旧集》非原书
新城王文简公王士祯，编撰《感旧集》一书，长久没有流传的版本。德州卢雅雨都转卢见曾，在大兴黄昆圃侍郎黄叔琳家中，得到抄本《感旧集》，为之采辑历史事实，写成补传，附在每个人名下，分为十六卷，乾隆壬申年六月，□□马秋玉□□□□刊刻写本。声木谨案：此书虽然名义上出自文简公，实则是都转卢见曾窜改扰乱，前人撰述中已屡次提及。就以我所知道的来说，例如蒲坂吴天章征君吴雯，诗句最受文简公激赏，被称为天才，集中只收录诗五首。其见于《渔洋诗话》的，如《题云林秋山图》七绝，见于《分甘余话》的，如《过真定赋诗》七绝，均不在集内。□□宋牧仲中丞宋荦，诗集自然不能与文简公抗衡，然而在清初，实为一位能手，也不应被抹杀，且与文简公是至交，文简公曾引为同调，不应斥其诗一字不录，仅就诗歌一端而言，也应有所论述。大概都转全凭一己的爱憎代为取舍，决非文简公当时的原本，这是显而易见的。
马嵬诗比较
绵州李□□观察李调元《雨村诗话补遗》说：“马嵬诗古今赋者甚多，到本朝袁子才而绝句叹为观止了。近日见到川东观察丹徒严筠亭严士鋐的七律，尤其超出其上，诗云：‘弄权不似韦皇后，窃国更同武则天。若得函关严锁钥，肯教蜀道走烽烟。将军龙武威何在，天子蛾眉葬可怜。漫把蒙尘罪妃子，开元谏草隔多年。’起二句何等议论，何等笔力。”等等。声木谨案：山阴杨葭渔□□杨际昌《国朝诗话》说：“马嵬诗，荔裳先生‘何事渔洋动鼓鼙，香魂不逐六龙西。可怜杜宇声声血，只在长安殿里啼’一绝，恻恻入情，婉而多风。宁都曾庭闻畹诗云：‘濯锦明河万里开，上皇羽盖自西来。那堪此地青青冢，更待红尘蜀道回。’与宋诗同工。曾初名传灯，其弟传灿，字青藜，亦能诗，虞山甚称之。”等等。我私下认为马嵬诗后人咏者虽多，功罪颇难着笔，不是有伤纤巧，就是有伤忠厚，难得诗人旨趣。观察所云袁、严二家，未足为佳，□□所举二诗，实为胜过他们了。
阨庙命名之异
满洲震在廷司马钧《游上蔡县阨庙记》说：“上蔡县北二十里，地名蔡沟，相传是春秋时蔡国北境，再往北则是陈州界，古所谓陈蔡之间就是这里。昔日孔子由卫到楚，陈蔡大夫发兵围困他，断粮七日，弦歌不辍，相传此地就是。有庙在此，当地人称为阨庙，古殿三间，塑有孔子与十弟子的像，相传仿自阙里，神观肃穆，如瞻其人。庭际乔木，遮除荫牖，如龙如蛇，是数百年的老树。”等等。此文见于《涉江先生文钞》，乙卯年冬月，《涉江遗稿》家刊本。声木谨案：阨庙之名，甚奇而新。据司马钧所载，即乡间地名蔡沟的文庙，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外，特立阨庙名目。司马钧于宣统辛亥年后，改名字为唐元素，黄衣黄冠终其身，虽有邀之为清史馆分修者，也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