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五笔卷五
云：「吾恐蹉跎不知不觉之中，脂膏已为吸尽，而全国将为人腊矣。」云云。通州张季直京卿謇序文中有云：「参考其大略，如寐始觉，如割始痛。」云云。皆慨乎其言之也。
译说：“我担心在蹉跎岁月、不知不觉之间，国家的精华已被吸干，而整个国家将沦为别人的肉干了。”等等。通州张季直京卿张謇在序文中曾说：“参考其大概，如同从睡梦中刚刚醒来，如同被割伤后刚刚感到疼痛。”等等。这些都是感慨深切地谈论此事啊。
论疑雨集
明金坛王次回广文彦泓，撰《疑雨集》四卷，余于十余岁时，即见有此书，但当时坊刻通行，皆袖珍小字本。至光绪□□□□□□湘潭叶焕彬吏部德辉观古堂重刊大字本，差便观览。宣统戊申孟冬，常熟丁秉衡□□国钧复有集注本。余于扫叶山房书肆，得见石印袖珍本，初疑书贾作伪，购归细校注文，知系出于文士之手，然仍有未尽者，后人可作补注。又有勾漏后裔注本，光绪□□□□□上海排印本，体例不及□□注本，疑书贾集合俗士所为。广文以此诗负盛名，虽惊才绝艳，固为恒人所难，然其中佳诗，亦不过数十首，余则实多意为词累，且有杂凑牵强及恶劣粗俗语入诗。大抵其诗系一二语陆续强凑成诗，枝枝节节为之，并非一气呵成，篇篇皆善，宜为通人所诟病，决非唐韩致尧侍郎偓《香奁集》(可)[之]比。即喜为艳体诗，亦宜慎取之，不必一概盲从。长洲沈文悫公德潜，编《明诗别裁集》□□卷，不收广文诗，钱塘袁简斋明府枚贻书诤之，见于《小仓山房尺牍》。撰述各有体裁，焉能强人就我，况文悫书名《别裁》，此类诗自不能编入。明府不知顾名思义，妄为牵引，实为荒谬。譬如明府专喜放诞，强以宋儒语录置其撰述之中，能乎不能？此理至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长洲吴泽均□□元润，有《疑雨集选》四卷、《附录》一卷，乾隆戊寅春仲，巢云阁自刊写字本。卷一选五言律陆首、七言律伍拾叁首，卷二七言律伍拾肆首，卷三七言律陆拾贰首，卷四五言排律贰首、七言排律肆首、七言绝句陆拾肆首，附录为序记诗话之类，传本甚罕，未见他家著录，余已录入《宝鉴楼架上书目》中。《金坛县志》云：「广文所撰，有《泥莲》、《疑雨》等稿，尝手录成帙。」云云。是尚有《泥莲》一集，惜久已失传。明宣城梅禹金□□鼎祚撰《青泥莲花记》十三卷，万历庚子八月自刊本，所载皆妓女等事，「泥莲」二字义必取此，诗亦必咏此。近世上海于□□□□补拙斋石印《疑云集》四卷，嫁名广文，其为依托，不待辨而自明矣。
同书等三书体例相同
古人事迹有相同，见于《廿四史》及他书者甚多，浚仪周栎园侍郎亮工采摭网罗，编成《同书》，分元亨利贞四卷，元卷捌拾壹页，亨卷柒拾陆页，利卷柒拾柒页，贞卷柒拾柒页。是书虽四卷，页数繁富，在他人可分作十余卷。顺治己丑秋月自刊本。桐城方田伯□□中德，复编成《古事比》五十二卷，博赡实胜周书，每条下注明出典，深谙撰述之体。惟卷首无引用书目，详列名氏，终嫌挂漏。康熙丙戌七月，抱经草堂自刊本。二人以同时同撰一书，斯亦异矣。长洲王雪香□□希廉，专取《廿四史》中事迹相同者，编成《孪史》四十八卷，体例亦与周方二书同。光绪末年，上海皆有石印本。王书未见刻本，光绪初年，申报馆有排印袖珍本。三书原备后人参考之用，虽仅有石印本，无伤也。
曾国藩论夺情原委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致□□张海门学使金镛书中有云：「夺情起复，国藩博考旁询，其不肖者不暇深论，其贤者，如李文达为罗伦所劾，张江陵为吴中行等所劾，李安溪为彭鹏所劾。即疆场主兵之臣，如袁崇焕、卢象升之夺情，黄石斋先生亦尝疏论而讥斥之。惟南朝袁粲夺情不起，厥后以希范犯阙之变，闻难而急出，难靖而仍辞位。宋臣刘珙母丧起复，六奏恳辞，且疏称汉儒金华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二公并为前史所褒美。至两次夺情，则今古所无，国藩何敢首干名义，蒙万世之不韪。」云云。文见学使自编《潇湘风雨录》二卷，咸丰七年九(年)[月]，长沙学院自刊本。声木谨案：文正两次夺情，实为古今所无。当时匪乱方炽，兵事方殷，朝廷既非得已，文正更非得已，后人虽能谅之，君子犹不能无讥焉。光绪十七年，姊婿合肥李伯行侍郎经方，以分省道员出使日本，丁本生母郭太夫人忧，照例须丁忧开缺，回
译论《疑雨集》
明代金坛人王次回（字彦泓）编撰《疑雨集》四卷，我在十几岁时，就见过这本书，但当时坊间刻印通行的，都是袖珍小字本。到了光绪年间，湘潭叶焕彬（字德辉）在观古堂重刊大字本，才稍微便于阅读。宣统戊申年孟冬，常熟丁秉衡（字国钧）又有集注本。我在扫叶山房书肆，见到石印袖珍本，起初怀疑是书商作伪，买回后仔细校勘注文，知道是出自文人之手，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后人可以作补注。又有勾漏后裔的注本，是光绪年间上海排印本，体例不如丁氏注本，怀疑是书商集合俗士所为。王次回凭借这些诗享有盛名，虽然才华惊绝艳丽，确实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其中好诗，也不过数十首，其余实在多是因意造词而显得累赘，且有杂凑牵强以及恶劣粗俗之语入诗。大抵他的诗是一两句陆续强凑而成，枝枝节节地拼凑，并非一气呵成，篇篇皆善，理应被通达之人诟病，决不能与唐代韩偓（字致尧）的《香奁集》相比。即使喜欢艳体诗，也应谨慎选取，不必一概盲从。长洲沈德潜（谥文悫），编撰《明诗别裁集》若干卷，不收王次回的诗，钱塘袁枚（字简斋）写信与他争辩，见于《小仓山房尺牍》。撰述各有体裁，怎能强求别人顺从自己，况且沈德潜的书名叫《别裁》，这类诗自然不能编入。袁枚不知顾名思义，妄加牵引，实在荒谬。譬如袁枚专门喜欢放诞，强行将宋儒语录置于他的撰述之中，能做到吗？不能。这个道理极其明白，不待智者而后知。长洲吴泽均（字元润），有《疑雨集选》四卷、《附录》一卷，乾隆戊寅年春仲，巢云阁自刊写字本。卷一选五言律诗六首、七言律诗五十三首，卷二七言律诗五十四首，卷三七言律诗六十二首，卷四五言排律二首、七言排律四首、七言绝句六十四首，附录为序记诗话之类，传本甚罕，未见他家著录，我已录入《宝鉴楼架上书目》中。《金坛县志》说：“王次回所撰，有《泥莲》、《疑雨》等稿，曾亲手抄录成册。”等等。这说明还有《泥莲》一集，可惜早已失传。明代宣城梅鼎祚（字禹金）撰《青泥莲花记》十三卷，万历庚子年八月自刊本，所载都是妓女等事，“泥莲”二字之义必取于此，诗也必定是咏此类题材。近世上海于补拙斋石印《疑云集》四卷，假托为王次回所作，其为依托，不待辨析而自明。
同书等三书体例相同
古人事迹有相同之处，见于《廿四史》及其他书籍的很多，浚仪周亮工（号栎园，官侍郎）采摭网罗，编成《同书》，分元亨利贞四卷，元卷八十一页，亨卷七十六页，利卷七十七页，贞卷七十七页。这本书虽然只有四卷，页数繁富，在他人可分作十余卷。顺治己丑年秋月自刊本。桐城方中德（字田伯），又编成《古事比》五十二卷，博赡实在胜过周书，每条下注明出典，深谙撰述之体。只是卷首没有引用书目，详列名氏，终究嫌有挂漏。康熙丙戌年七月，抱经草堂自刊本。两人同时同撰一书，这也奇怪了。长洲王希廉（字雪香），专门选取《廿四史》中事迹相同者，编成《孪史》四十八卷，体例也与周、方二书相同。光绪末年，上海都有石印本。王希廉的书未见刻本，光绪初年，申报馆有排印袖珍本。三书原备后人参考之用，虽仅有石印本，也无妨。
曾国藩论夺情原委
湘乡曾国藩（谥文正），在给张海门（名金镛，官学使）的信中有云：“夺情起复，我曾广泛考察多方询问，那些不肖之人不必深论，那些贤者，如李文达被罗伦弹劾，张江陵被吴中行等人弹劾，李安溪被彭鹏弹劾。即使是边疆主兵之臣，如袁崇焕、卢象升的夺情，黄石斋先生也曾上疏议论而讥斥他们。只有南朝袁粲夺情不起，后来因袁希范犯阙之变，闻难而急出，难靖而仍辞位。宋代大臣刘珙母丧起复，六次上奏恳辞，且上疏称汉儒金华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这两位都被前史所褒美。至于两次夺情，则是古今所无，我怎敢首干名义，蒙受万世之非议。”等等。此文见于学使自编《潇湘风雨录》二卷，咸丰七年九月，长沙学院自刊本。声木谨案：文正两次夺情，实为古今所无。当时匪乱正炽，兵事正急，朝廷既非得已，文正更非得已，后人虽能体谅，君子犹不能无讥焉。光绪十七年，姊婿合肥李经方（字伯行，官侍郎），以分省道员出使日本，丁本生母郭太夫人忧，照例须丁忧开缺，回
籍守制壹年。当时其父文忠公鸿章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乃奉旨，令其在署内穿孝百日。因父荫而得高官厚禄者，古今已不可胜纪，若因父荫而夺情，实为古今所未有。服制本原于律例，律例复原于礼制，礼制虽自上古历传，而至东周至孔子删订而益明。今律例既更，礼制自变，孔教自可废矣。《檀弓》载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不谓近世已有浙江实缺知县，丁父母忧，只请假七日以治丧者，见于常熟丁秉衡□□国钧《荷香馆琐言》，刊入《人文》第□卷第□期。以后更可以朝丧父母，夕行嫁娶，世间固视为当然之事，无有议其非礼者矣。伦常乖舛，礼义尽丧，虽六朝五季之时，尚不至此，岂非身丁厄运，胜于古人乎！
译李鸿章守丧一年。当时他的父亲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于是奉旨，允许他在衙署内穿孝百日。因父亲荫庇而获得高官厚禄的人，古今已不可胜数，若因父亲荫庇而夺情起复，实为古今所未有。服制本原于律例，律例又复源于礼制，礼制虽自上古历传，而至东周经孔子删订而更加明确。如今律例既然更改，礼制自然改变，孔教自然可以废除了。《檀弓》记载鲁国有早晨除丧服而晚上唱歌的人，子路嘲笑他。没想到近世已有浙江实缺知县，遭逢父母丧事，只请假七天来治丧的，见于常熟丁秉衡、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刊入《人文》第几卷第几期。以后更可以早晨丧父母，晚上行嫁娶，世间固视为当然之事，没有议论其非礼的了。伦常乖舛，礼义尽丧，虽六朝五季之时，尚不至此，岂非身丁厄运，胜于古人乎！
沈起潜等论盂兰会
仁和沈芝塘征君起潜《苋园杂说》云：「杭俗信鬼，冥镪从丰，每遇秋期，兰盆充塞，所祭皆无主孤魂，各户舍财而不吝。及问其春秋家祭，祖宗竟无常享，任棺骸之停厝，等暴露之颠连。每见华丽寿枋，同归义冢，何不早为安葬，留此未了因缘。我不敢诮其生前不德，多应子孙零落，无可奈何。差喜犹有道路瑜珈，以安馁鬼，此实风俗之厚，而非风俗之偷也。」云云。声木谨案：上海曹静山□□晟《十三日备尝事略附记》云：「鬼磷萤火，荒凉景象也。吾邑素富饶，中元节各公所设盂兰会者，不下二三十处，故鬼亦充裕而不为厉。自夷扰后，人各迁徙，届期无有办之者。予戚唐姓，于中元节渡浦，舟行至周家渡，天已暮，乃泊。惟见波平如镜，万籁无声，水面有光如萤者不知凡几，皆自北而南。过舟侧，觉一阵寒风，毛发直竖，盖鬼火也。又浦侧居民云：七月中，时闻鬼哭者数日。此皆孤魂求食，习以为常，一旦废之，大失所望。鬼犹如是，况于人乎！」云云。二书皆言盂兰会大有益于世，极有至理，须知死者安，生者始能安也。孔子云「敬鬼神而远之」，未尝言无鬼神，更未尝令人不敬也。余自十七岁，即从未烧香膜拜，自信并非佞佛之流，然于敬祀鬼神一端，只信其有，不敢言无。已别有论辨，见于《四笔》卷[七]，兹不复赘云。
月季花谱并诗
武进徐□□□□寿基《品芳录》云：「月季名状，一名长春花，一名月月红，一名胜春，一名瘦客。其花色种种不同，随意取名，不下百十种。栽种春月，扦之易活，子亦可种。惟久经日晒，则渐变为红。」云云。声木谨案：予少好花草，尤嗜月季，以其每月皆开，不似他花每年一开，寂寞十一月，令人失望。平日凡遇言月季者，无不罗致。若松下老农撰《月季花谱》一卷，□□□□□陈□□孤云轩钞本，评花馆撰《月季花谱》一卷，申报馆编刊《四溟琐记》本，农学报馆复有上虞罗叔韫参事振玉删订本，已见《苌楚斋书目》。吴灵园撰《月季花栽法》一卷、《月季花谱》五卷，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本，亦录入《宝鉴楼架上书目》中。又有甲子□月，《申报》载有寇天撰《栽培月季花之心得》，乙丑闰四月，复载有袁清平撰《月季花会记》，乙丑四月，《中华新报》载有济颠生撰《我之栽培月季花》等三文，皆言月季种类及培养之法。古今人诗集中咏月季者甚少，余曾辑录肆首，钞附于后，以免遗忘。长春花【见《石门文字禅》】宋释德洪人间花亦有仙骨，卯酉发妆呼不醒。醉里那知更岁月，韵高班草卧空庭。四季【《中书东厅十咏》 见《韩魏公集》。】宋韩琦牡丹殊绝委春风，露菊萧疏怨晚丛。何似此花荣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月季【见《得岑馆咏花诗》。】陆遵书山中无历不知年，但见此花日日妍。常逐雨风频长卷，即经寒暖总新鲜。一番开处一番落，半醉吟时半醉眠。共道长春茂四季，荒庭何当有深缘。月季【《咏庭卉》九首之一。见《扪腹斋诗钞》。】张宗松一月复一月，深红间浅红。自开还自落，经雨又经风。
论志书不宜太简
乌程范声山□□锴《花笑庼杂笔》云：「《叙永事略》二卷，刘组曾撰。是编仿《武功志》之例，为目七：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文简事该，足称善本。组曾，临汾人，官于蜀。」又云：「《隆昌县志》二卷，知县事朱云骏撰，亦仿《武功志》而略变通之。为纲二，曰地理、人物。其地理之目三，曰建置、山川、祠祀。人物之目三，曰官师、先哲、选举。南汇吴白华省钦谓其体例谨严，搜采明备，非溢美也。云骏号画庄，金匮人。」云云。声木谨案：明自朝邑韩汝庆参议邦靖撰《朝邑县志》二卷，以数千言叙述上下数千年事迹，包括巨细，叙次点缀若有余闲，无局促束缚之迹，自明以来，推为绝作，洵如《四库全书提要》所云。武功康德涵太
译沈起潜等人论述盂兰盆会
仁和沈芝塘征君起潜《苋园杂说》中说：“杭州风俗迷信鬼神，冥币随葬极为丰厚，每逢秋季，盂兰盆会充斥街头，所祭祀的都是无主的孤魂，各家各户施舍钱财毫不吝惜。等到询问他们春秋两季的家祭，祖宗竟然没有固定的享祭，任凭棺木停厝，等同于暴露的困顿。常看见华丽的寿材，一同归入义冢，为何不早点安葬，留下这未了的因缘。我不敢讥讽他们生前不道德，多半是因为子孙零落，无可奈何。稍感欣慰的是还有道路上的瑜伽施食，来安抚饥饿的鬼魂，这确实是风俗淳厚，而不是风俗浇薄。”等等。声木谨按：上海曹静山□□晟《十三日备尝事略附记》中说：“鬼火磷光，是荒凉的景象。我们县向来富饶，中元节各公所设立的盂兰盆会，不下二三十处，所以鬼魂也充裕而不作祟。自从夷人侵扰后，人们各自迁徙，到了期限没有办理的人。我的亲戚唐姓，在中元节渡浦，船行至周家渡，天色已晚，于是停泊。只见波平如镜，万籁无声，水面有像萤火虫一样的光不知有多少，都从北向南。经过船侧，感觉一阵寒风，毛发直竖，原来是鬼火。又浦边居民说：七月里，时常听到鬼哭好几天。这都是孤魂求食，习以为常，一旦废止，大失所望。鬼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等等。两本书都说盂兰盆会对世道大有益处，极有至理，要知道死者安宁，生者才能安宁。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曾说没有鬼神，更未曾让人不敬。我自从十七岁起，就从未烧香膜拜，自信并非佞佛之流，然而在敬祀鬼神这一端，只相信其有，不敢说无。已有别的论辨，见于《四笔》卷七，这里不再赘述。
月季花谱并诗
武进徐□□□□寿基《品芳录》中说：“月季的名称，一名长春花，一名月月红，一名胜春，一名瘦客。花色种种不同，随意取名，不下百十种。栽种在春季，扦插容易成活，种子也可以种植。只是久经日晒，就渐渐变为红色。”等等。声木谨按：我年少时喜好花草，尤其嗜爱月季，因为它每月都开，不像其他花每年只开一次，寂寞的十一月，令人失望。平日凡是遇到谈论月季的，无不收集。如松下老农撰《月季花谱》一卷，□□□□□陈□□孤云轩钞本，评花馆撰《月季花谱》一卷，申报馆编刊《四溟琐记》本，农学报馆又有上虞罗叔韫参事振玉删订本，已见于《苌楚斋书目》。吴灵园撰《月季花栽法》一卷、《月季花谱》五卷，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本，也录入《宝鉴楼架上书目》中。又有甲子□月，《申报》载有寇天撰《栽培月季花之心得》，乙丑闰四月，又载有袁清平撰《月季花会记》，乙丑四月，《中华新报》载有济颠生撰《我之栽培月季花》等三篇文章，都说月季的种类及培养方法。古今人诗集中咏月季的很少，我曾辑录四首，抄附在后面，以免遗忘。长春花【见《石门文字禅》】宋释德洪人间花亦有仙骨，卯酉发妆呼不醒。醉里那知更岁月，韵高班草卧空庭。四季【《中书东厅十咏》见《韩魏公集》。】宋韩琦牡丹殊绝委春风，露菊萧疏怨晚丛。何似此花荣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月季【见《得岑馆咏花诗》。】陆遵书山中无历不知年，但见此花日日妍。常逐雨风频长卷，即经寒暖总新鲜。一番开处一番落，半醉吟时半醉眠。共道长春茂四季，荒庭何当有深缘。月季【《咏庭卉》九首之一。见《扪腹斋诗钞》。】张宗松一月复一月，深红间浅红。自开还自落，经雨又经风。
论志书不宜太简
乌程范声山□□锴《花笑庼杂笔》中说：“《叙永事略》二卷，刘组曾撰。这本书仿照《武功志》的体例，设目七项：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文字简练而事理完备，足以称为善本。组曾，临汾人，在蜀地做官。”又说：“《隆昌县志》二卷，知县朱云骏撰，也仿照《武功志》而略作变通。设纲二项，曰地理、人物。地理的目三项，曰建置、山川、祠祀。人物的目三项，曰官师、先哲、选举。南汇吴白华省钦说它体例谨严，搜采明备，不是溢美之词。云骏号画庄，金匮人。”等等。声木谨按：明代自朝邑韩汝庆参议邦靖撰《朝邑县志》二卷，以数千言叙述上下数千年事迹，包括巨细，叙次点缀若有余闲，无局促束缚之迹，自明代以来，推为绝作，确实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武功康德涵太
史海，亦撰《武功县志》二卷，时人虽亦称善本，然已不逮韩本远甚。刘朱二君，踵韩康之例，各撰县志，今皆不传。窃意县志即郡国之史，与历代国史性质体例本异，彰善瘅恶，继往开来，自以博赡可资后人观感为是，诚如德清俞樾甫太史樾□□□□□□所云。韩康以高才博学，融会贯通，直以文章体裁撰志书，独辟蹊径，因难见巧，生面别开，洵属有一无二绝作。若后人踵其例，枝枝节节以为之，虽其体例本不以博赡自矜，其文笔气势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宜其书之不传也。
译史海也撰写了《武功县志》两卷，当时的人虽然也称它是善本，但已经远远比不上韩本了。刘、朱两位先生，沿袭韩康的先例，各自撰写县志，如今都已失传。我私下认为，县志就是郡国的史书，与历代国史在性质和体例上本来就有不同，彰显善行、憎恶恶行，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开辟未来的道路，自然应当以内容广博丰富、可供后人观览感怀为正确，确实如同德清俞樾太史所言。韩康凭借高才博学，融会贯通，直接用文章的体裁来撰写志书，独辟蹊径，在困难中展现巧妙，别开生面，确实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杰作。如果后人沿袭他的先例，琐碎零散地去做，虽然其体例本不以广博丰富自夸，但其文笔气势的差距，大到无法用里程来计算，难怪他们的书没有流传下来。
谢章铤论文
长乐谢枚如□□章铤《与魏子安书》中有云：「窃以古文一道，结于篇幅者为气体，见于字句者为义法。诚能服膺古人，而又能好学深思，则气体未有不高，义法未有不精，然亦有时不尽如吾意者，则往往为篇目所窘。赠序盛于唐，字说盛于宋，寿序盛于明，而寿序尤为不尊。何则？赠序、字说尚从我说，寿序多从人说，其体与谀墓相等，故能手不得已，则通其法于传志，胪列其人之生平而称道之，然亦稍去其滥而已，究不免和光通融之意，是以不贵也。有韵文至戏曲极矣，无韵文至八股极矣。元明以来，别集深书大刻森然，为传奇作序者甚少。至于八股，则饰之曰为圣贤立言，不禁谆谆乐道，如艾千子、曾弗人集，十居其五，噫！果信八股为不朽乎。夫唐人以诗赋取士，其载于《文苑英华》者尚多，然当时并未闻编为一集，郑重而序之者，则以其有所为而为之也。官文书别为一体，虽有高才，不能不遵令甲，虽有绝艺，不能不循时式。古人亦有时编之文集，如刘歆《移博士文》，韩退之《复雠议》等，类皆当时官府文字，然去古未远，其体尚雅。至后世则不无近俗之嫌，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清献奏议》，首以『臣忭言』，终以『制曰可』，则非当时之式矣。秦汉以后章奏，羣臣无不称姓。其制诏或曰敕，或曰旨，其言甚伙，亦无单曰可者。苏公殆嫌其不古，而文之以《史记》之法，然取他人之章奏入己文，则可以翦裁，我自为官文书，万不能不从俗，则留之尤宜慎也。故铤于集内此三体，欲存其精实而有关系者，其余概归外编，庶几气体义法之间，可以两无憾乎。古来官制科目，与今率不相符。以巡抚为中丞，谓知府为太守，稽之往秩，大抵不合，而莫甚于举人曰孝廉，贡生曰明经。文中偶尔从众，殆亦无妨，若立题，则似乎不可。拟赋盖起于挽近，唐以前未有闻焉。《月赋》假借仲宣，《雪赋》托名枚叟，此亦子虚、无是之类，引古发端，非拟其体也。古人拟体多施之诗，《文选》所载，或曰『代』，或曰『拟』。其后乃有见之文者，有见之赋者，然颇游戏，至为古人补作。如集中萧何、尉佗二书，此束广微《南陔》、白香山《汤誓》遗意，然亦非正轨所系，置之外集为宜。《代秀潜祭外姑文》、《致嘉义学书》，一情颇虚，一事颇猥，不存可也。若篇末所附评语，则允宜删削。古文为立言一端，不轻许人，亦不轻受人许，况其人又非专家乎！铤最笑吴天章诗集，缕载阮亭揄扬之说，近日刘才甫于古文极自负，亦蹈此习。不知纸尾学问，全谢山以讥何义门，眉批旁注，此时文面目耳，非法也。」又《致王霞举书》中有云：「窃谓国朝此道甚衰，虽飙驰电涌，争欲名家，然而言体格者，局于八家虚腔，湿鼓无音，巨瓠不实，夸才学者，类于注疏习气，贪多务得，神骨不清。又其甚，则鼓之以刧笔，润之以卮词，张皇佻巧而入于小说。作者虽多，大抵此三派尽之矣。」又记客中所得近人诗文集云：「言中有物，非烦征博引之谓，贵得其大意，所谓言近而旨远也。若今之考据家，第可谓之字中有物而已，其非古文之正轨矣。」又《抑快轩遗文稿跋》中有云：「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申耆盖常州派之铮铮者。其论义法，于望溪颇致微词。予尝谓起承转合，提顿呼应，此陋儒以之谈制艺者，自茅鹿门以逮林西仲，乃以此治古文。童稚抱书，先入为主，异日行文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夫在心为义，出手为法，义以征其见解之浅深，法以验其笔墨之工拙，义为主，法为副。今则置精义于不讲，而诩诩然曰：是必有法，必如是起，必如是合，必如是提，必如是应。是若筑室然，门庭之不辨，奥窔之不分，而惟间架是问，间架虽工，而得为成室乎。是则不知义法而言义法者之过，望溪不任咎也。《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则不患无义，有序则不患无法。几曾见成家之作，振笔而起，神明
译谢章铤论文章
长乐谢枚如（谢章铤）在《与魏子安书》中曾说：“我私下认为，古文这一道，体现在篇章结构上的叫做‘气体’，体现在字句运用上的叫做‘义法’。如果真能信服并牢记古人的教诲，又能勤奋好学、深入思考，那么文章的气格没有不高雅的，义法没有不精妙的。然而有时也不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往往是因为被特定的文体所束缚。赠序在唐代盛行，字说在宋代盛行，寿序在明代盛行，而寿序尤其不被推崇。为什么呢？因为赠序、字说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写，而寿序大多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来写，这种文体与谀墓之文相当，所以能手们迫不得已，就将这种方法通用于传记志铭，罗列那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称道，但也只是稍微去除了一些浮滥之词罢了，终究不免有调和光融、随波逐流的意味，因此不被看重。有韵的文章发展到戏曲达到了极致，无韵的文章发展到八股文达到了极致。元明以来，别集深书大刻森然罗列，为传奇作序的很少。至于八股文，则粉饰说辞说是为圣贤立言，不禁谆谆乐道，像艾千子、曾弗人的文集，十篇中有五篇是如此，唉！难道真的相信八股文是不朽的吗？唐代人以诗赋选拔士人，那些载于《文苑英华》的尚多，但当时并未听说将其编为一集，郑重其事地为之作序的，这是因为它们是有所为而为之的。官文书别成一体，即使有高才，也不能不遵从法令；即使有绝艺，也不能不遵循当时的格式。古人有时也将它们编入文集，如刘歆的《移博士文》、韩退之的《复雠议》等，大都是当时的官府文字，但距离古代不远，其文体尚且典雅。到了后世则不免有接近俗套的嫌疑，苏子瞻的《表忠观碑》全文抄录《赵清献奏议》，开头用‘臣忭言’，结尾用‘制曰可’，这就不是当时的格式了。秦汉以后的章奏，群臣无不称姓。其制诏或称敕，或称旨，言辞很多，也没有单独称‘可’的。苏公大概是嫌它不够古雅，而用《史记》的方法来修饰它，然而取他人的章奏入自己的文章，可以剪裁，我自己写官文书，万万不能不从俗，那么保留它尤其应当谨慎。所以我在文集中对于这三种文体，只保存那些精实而有关系的，其余一概归入外编，希望在气体和义法之间，可以两全其美而无遗憾吧。古代的官制科目，与现在大多不相符。把巡抚称为中丞，把知府称为太守，查考往日的职秩，大抵不合，而没有比把举人称为孝廉、贡生称为明经更甚的。文章中偶尔随大流，大概也无妨，如果是立题，则似乎不可以。拟赋大概兴起于近代，唐以前未曾听闻。《月赋》假借王仲宣，《雪赋》托名枚叔，这也是子虚、无是之类的，借古发端，并非模拟其文体。古人模拟文体多用于诗，《文选》所载，有的称‘代’，有的称‘拟’。后来才见于文章，见于赋，但颇为游戏，甚至为古人补作。如集中的萧何、尉佗两封信，这是束广微《南陔》、白香山《汤誓》的遗意，但也不是正轨所系，放在外集为宜。《代秀潜祭外姑文》、《致嘉义学书》，一种情感颇为虚假，一件事颇为猥琐，不保存也可以。至于篇末所附的评语，则确实应当删削。古文是立言的一种，不轻易许可别人，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许可，何况那人又不是专家呢！我最嘲笑吴天章的诗集，详细记载阮亭揄扬的说法，近日刘才甫对古文极自负，也蹈此习气。不知道纸尾学问，全谢山用来讥讽何义门，眉批旁注，这是时文的模样罢了，不是正法。”
又在《致王霞举书》中说：“我私下认为本朝这一道很衰微，虽然像飙风驰电涌，争相想要成名，但谈论体格的人，局限于八家虚腔，湿鼓没有声音，巨瓠没有实质，夸耀才学的人，类似注疏习气，贪多务得，神骨不清。更严重的，则用刧笔鼓动，用卮词润色，张皇佻巧而流入小说。作者虽然多，大抵这三派尽之了。”
又记客中所得近人诗文集说：“言中有物，不是烦征博引的意思，贵在得其大意，所谓言近而旨远。如果现在的考据家，只能说是字中有物罢了，那不是古文的正轨了。”
又在《抑快轩遗文稿跋》中说：“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申耆大概是常州派中的铮铮者。他论义法，对望溪颇致微词。我曾经说，起承转合，提顿呼应，这是陋儒用来谈论制艺的，自从茅鹿门到林西仲，就用这个来治古文。童稚抱书，先入为主，日后行文不振，未必不由于此。在心为义，出手为法，义以征其见解之浅深，法以验其笔墨之工拙，义为主，法为副。现在则置精义于不讲，而诩诩然说：是必有法，必如是起，必如是合，必如是提，必如是应。这就像筑室一样，门庭之不辨，奥窔之不分，而只问间架，间架虽工，而得为成室乎。这是不知义法而言义法者的过错，望溪不承担罪责。《易》说‘言有物’，又说‘言有序’，有物则不患无义，有序则不患无法。几曾见成家之作，振笔而起，神明”
变化，若断若连，而有牛头马脯，郢书燕说，首尾支离，不相照顾者哉！故予论文不喜言法，尤不喜以时文法言古文法。」又《答黎生书》中有云：「有意为古文，殊为难得古文之义法，及所以致力之处。自韩柳以来，言之详矣，皆甘苦自得之言也。若其所从入之途，则似当以韩为大宗。韩文彻上彻下，上可以通《史》《汉》六朝之消息，下可以括宋、元、明诸作者。今之所谓八家、十家等种，中惟柳与韩敌，余皆分韩之一体，欧、苏、曾、王，无不在牢笼中，又何论震川、桐城乎！若窥之于上，韩于班氏得力少，于史公则所得多。至碑铭之沉博绵丽，则更能以司马之气，运马、扬、崔、蔡之词，而六代之菁华，莫不奔凑于笔下矣。故朋友间论及古文，仆辄举韩为圭臬。先由韩治气体，求义例，视其操纵起伏，离合出入之故，则庶几大段不失之远。然后再视吾性之所近，与吾才之所能为，为精进之变化，所谓能入当求能出也。」云云。文均见《赌棋山庄文集》。声木谨案：□□所论古文及编集之法，亦颇见苦心经营，可为后人研究参考之用。然其大旨，在避免「义法」二字，而又自云「先由韩治气体，求义例」，既无义法，有何义例之可求，未免自相矛盾。「法」字改为「例」字，尤属可笑。自桐城方望溪侍郎苞论文首重义法，后世遂以「义法」二字专属之桐城，殊不知义法本古人为文之本旨，岂侍郎别有义法，能传之后人耶。唐陇西李文公翱，亲受业于昌黎，非不知文、不能文者也，其《答朱载言书》中有云：「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云云。文见《李文公集》。「义」即侍郎所言之义法，「文、理、义三者」，亦即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之谓，桐城文学家岂有不师古人，师心自用，而妄为言论。即使师心自用，后人虽愚，亦何至羣相则效，视为为文之必要，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
译文章的变化，似断似连，却出现了牛头不对马嘴、郢书燕说、首尾支离、前后不能照应的情况吗！所以我论文章不喜欢谈“法”，尤其不喜欢用八股时文的“法”来谈古文的“法”。又在《答黎生书》中说：“刻意写古文，很难真正掌握古文的义理与法度，以及用力的地方。自从韩愈、柳宗元以来，对此论述得很详细，都是他们亲身实践后体会到的甘苦之言。至于入门的途径，似乎应当以韩愈为大宗。韩文贯通上下，向上可以通达《史记》《汉书》及六朝文章的脉络，向下可以概括宋、元、明各位作家的特点。现在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十大家等流派，其中只有柳宗元能与韩愈抗衡，其余都是韩文的一个分支，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无不笼罩在韩文的体系中，又何况归震川、桐城派呢！如果向上追溯，韩愈从班固那里得到的益处较少，从司马迁那里得到的益处较多。至于碑铭文章的深沉广博、绵密华丽，更能运用司马迁的气势，驾驭司马相如、扬雄、崔骃、蔡邕的文辞，而六朝的精华，无不汇聚于笔下。所以朋友间谈论古文，我常举韩愈作为准则。先通过韩文来整治文章的格调气势，探求义理与体例，观察其开合起伏、离合出入的原因，那么大致的方向就不会偏离太远。然后再根据我的性情所亲近的，以及我的才能所能做到的，进行精进与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能进入就要能出来。”等等。这些文字都见于《赌棋山庄文集》。声木谨按：某某所论古文及编集的方法，也颇见苦心经营，可供后人研究参考。但他的主旨，在于避免“义法”二字，却又自称“先通过韩文整治格调气势，探求义理与体例”，既然没有义法，又有什么义例可求，未免自相矛盾。“法”字改为“例”字，尤其可笑。自从桐城方望溪侍郎方苞论文章首先重视义法，后世便将“义法”二字专属桐城派，殊不知义法本是古人写文章的根本宗旨，难道侍郎另有义法，能传给后人吗。唐代陇西李文公李翱，亲自师从韩愈，不是不懂文章、不能写文章的人，他的《答朱载言书》中说：“所以义理虽然深刻，道理虽然恰当，文辞不工巧的不能成为好文章，适宜于不能流传。文辞、道理、义理三者兼备，才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够必然流传。”等等。文字见于《李文公集》。“义”就是侍郎所说的义法，“文、理、义三者”，也就是桐城姚姬传郎中姚鼐所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的意思，桐城文学家难道有不师法古人，凭主观臆断，而妄发议论的吗。即使凭主观臆断，后人虽然愚笨，又怎么会群起效仿，视为写文章的必要条件，这不用智者就能知道了。
曾国藩论有恒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于同治四年七月，谕其子惠敏公纪泽，中有云：「义山集似曾批过，但所批无多，余于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唯余有丁刻《史记》、【六套，在家否？】王刻韩文、【在尔处。】程刻韩诗、【最精本。】小本杜诗、康刻《古文辞类纂》、【温叔带回，霞仙借去。】《震川集》、【在季师处。】《山谷集》、【在黄恕皆家。】首尾完毕，余皆有始无终，深以无恒为憾。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云云。语见《曾文正公家训》。声木谨案：文正论「有恒」二字，最为确洽，余尝见进锐者退必速，始勤者终必堕。余少时即嗜好《文正家训》，常置案头读之，生平虽力戒无恒，仍未能尽免，深愧文正义方之训。然作事始勤终堕，更不能免，书此以自警惕。
英翰体恤下僚等事
同治□□年，皖抚满洲英果敏公翰，带印出省阅兵，行至庐州府境，无为州知州□□陈少卿刺史□□迎于境外。濒行时，果敏赠刺史钱肆期票大钱伍百串，以偿其供应夫马之费。刺史谦称至再，不敢收领。果敏不允，并闻于他县办供应者皆然，诚晚近中体恤属员之善政。然刺史告先文庄公云：「大宪虽赏钱伍百串，此次实费用贰千余金。」云云。凡从来各省显宦过境，州县官应办供应夫马，往往费钱数千，诚如刺史所云。不知其中层层削夺，中饱甚多，凡经过一手，即须减扣成头。州县虽花费，仍用于自己衙门内，督抚并未受实惠。例如光绪二年，先文庄公任赣抚，乡试时例兼监临。旧例：闱中每遇忌辰，皆须茹素。八月初九、十一二日，均为忌辰。每遇忌辰，主考每人，州县只供应干磨菇等捌两。其送菜经过之处，适为先文庄公所见，问之。应差者先以食单上呈，继以菜验，皆以水湿透者，以火烘干，实只叁两，素以捌两报帐。州县其弊，大率类此。又据怀宁陈润甫太史同礼言，主考沿途供应，若赏钱太多，主试赔不起，赏少，仆役不满意，转不如赏对联较为得体，是以一路皆是如此。太史曾任四川、□□湘南三省主考，知之实稔也。
王树棻论文
新城王晋卿方伯树棻学问渊博，文章雄健，撰述等身，实为桐城文学家后劲，其学行撰述，已见余《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所撰《陶庐笺牍》四卷，为《陶庐丛刊》中第拾伍种卷一二二卷，论诗文考证颇多，独惜三卷以后，专为论事。其中论文最精之语，如云：「昌黎当日倡为古文之学，同时学者，竞以返古求新，力去陈言为务，然皆不免毫厘千里之差深窥其奥者，为李习之一人而已。」又云：「文须从难中入，易中出，生中入，熟中出，从有法入，无法出。无法之法，乃神于法者也。东坡与其侄二郎书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且当学此。』此东坡教人为文之法也。」又云：「文之古，不在用字之奇僻，全在炼句炼气，平常语炼得奇衍，方为古耳。梅伯言称曾文正之文曰：字字如履危石而下。文正极得意，以为知言，后文正称吴南屏之文，亦以此语。盖作文不容一笔苟，亦不容一字苟也。」又云：「近人论古文曰虚字少，此门外人语，观有宋诸大家之折旋盘辟有气势，惟善用虚字也。余尝谓廉卿古文虚字往往作实字用，劲字用，廉卿以为知言。」云云。录此以免遗忘。其复门人论古文九笺，皆当熟读。朱文公亦云：「欧阳文忠公古文，只是几个虚字搬弄得好。」云云。见于□□□□与方伯意正相同，皆非深于古文者不能言也。
陈用光论曲
新城陈硕士侍郎用光《脊令原传奇序
译曾国藩论有恒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在同治四年七月，告诫他的儿子惠敏公纪泽，其中有这样的话：“李义山的诗集似乎曾经批阅过，但批注不多，我在道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年，用胭脂圈点。只有我拥有的丁刻《史记》、【六套，在家里吗？】王刻韩文、【在你那里。】程刻韩诗、【最精善的版本。】小本杜诗、康刻《古文辞类纂》、【温叔带回，霞仙借去了。】《震川集》、【在季师那里。】《山谷集》、【在黄恕皆家中。】从头到尾都完成了，其余的都有始无终，我深深以缺乏恒心为遗憾。近年在军中，读书稍微有点恒心，但已经太晚了。所以希望你们在年轻力壮时，就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但必须要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才能历久不衰。如果拘束痛苦、疲惫困顿，就不能真正有恒心。”等等。这些话见于《曾文正公家训》。声木谨按：文正公论述“有恒”二字，最为确切恰当，我曾经见过进取迅猛的人退步必然迅速，开始勤奋的人最终必然堕落。我年轻时就嗜好《文正家训》，常放在案头阅读，生平虽然极力戒除无恒，仍未能完全避免，深深愧对文正公刚正严明的训诫。然而做事开始勤奋最终堕落，更不能避免，写下这些来自我警惕。
英翰体恤下僚等事
同治某年，安徽巡抚满洲英果敏公翰，带着官印出省阅兵，走到庐州府境内，无为州知州陈少卿刺史在境外迎接。临行时，果敏公赠送刺史钱肆期票大钱五百串，以偿还他供应夫役马匹的费用。刺史再三谦辞，不敢收领。果敏公不答应，并听说其他县办理供应的也都是这样，确实是近代体恤属员的善政。然而刺史告诉先文庄公说：“大宪虽然赏钱五百串，这次实际花费两千多金。”等等。凡是历来各省显贵过境，州县官应当办理供应夫役马匹，往往花费数千钱，确实如刺史所说。不知道其中层层克扣，中饱私囊很多，凡是经过一手，就要减扣成数。州县虽然花费，仍用于自己衙门内，督抚并未受到实惠。例如光绪二年，先文庄公任江西巡抚，乡试时按例兼任监临。旧例：考场中每逢忌辰，都必须吃素。八月初九、十一、十二日，都是忌辰。每逢忌辰，主考每人，州县只供应干蘑菇等八两。那送菜经过的地方，恰好被先文庄公看见，询问此事。应差的人先以食单呈上，接着以菜查验，都是用水湿透后，用火烘干，实际只有三两，却向来以八两报账。州县的弊端，大体都类似这样。又据怀宁陈润甫太史同礼说，主考沿途供应，如果赏钱太多，主试赔不起，赏少，仆役不满意，反而不如赏对联较为得体，所以一路上都是这样。太史曾担任四川、某地、湘南三省主考，对此确实非常熟悉。
王树棻论文
新城王晋卿方伯树棻学问渊博，文章雄健，著作等身，确实是桐城文学家的后劲，他的学问品行和著作，已见于我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他所撰写的《陶庐笺牍》四卷，是《陶庐丛刊》中第十五种卷一二二卷，论述诗文考证很多，唯独可惜第三卷以后，专门论述时事。其中论述文章最精妙的话，如说：“韩愈当时倡导古文之学，同时的学者，竞相以返古求新，努力去除陈词滥调为务，然而都不免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深入窥探其奥妙的，只有李习之一人罢了。”又说：“文章必须从难处入手，从易处出笔，从生涩处入手，从熟稔处出笔，从有法度入手，从无法度出笔。无法之法，才是神妙于法度的人。苏东坡给侄子二郎的信中说：‘凡是文字，年少时须让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渐年老渐渐熟稔，才达到平淡，其实不是平淡，是绚烂到了极点。你只看到叔伯如今平淡，一向只学这样，为什么不取旧日应试的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且应当学这个。’这是苏东坡教人写文章的方法。”又说：“文章的古雅，不在于用字的奇僻，全在于炼句炼气，平常语炼得奇崛，才算是古雅。梅伯言称赞曾文正的文章说：字字如履危石而下。文章正得意时，认为这是知言，后来文正称赞吴南屏的文章，也用这句话。大概写文章不容一笔苟且，也不容一字苟且。”又说：“近代人论述古文说虚字少，这是门外汉的话，看宋代各位大家的折旋盘辟有气势，只是善于使用虚字罢了。我曾经说廉卿古文虚字往往作实字用，劲字用，廉卿认为我知言。”等等。记录这些以免遗忘。他回复门人论述古文的九篇笺，都应当熟读。朱文公也说：“欧阳文忠公的古文，只是几个虚字搬弄得好。”等等。见于某处与方伯意思正相同，都不是深通古文的人不能说的。
陈用光论曲
新城陈硕士侍郎用光《脊令原传奇序
》中有云：「曲之感人，捷于《诗》《书》。今有至无良者，气质乖谬，师友弗能化焉，试与之入梨园，观古人之贤奸，与往事之得失，其喜怒哀乐无不发而中者，则曲虽小道，固亦风俗人心之所寄也。」又《鸳鸯镜传奇序》中有云：「词曲，古诗之流亚也，而世之作者，每多绮丽淫佚之语，虽曰体制类然，亦必合乎风人之旨为佳。」云云。均见海盐黄韵甫□□燮清《倚晴楼全集》。声木谨案：词曲确为文章中之一体，较之诗文，虽雅俗不可同日而语，其能感化下等人心理，实能捷于影响，尤为有用。今天下上智固绝无而仅有矣，中材多而下愚尤盈天下，果能如侍郎所云，曲虽俗体，能不背风人之旨，则风俗人心之潜移默化，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方今曲学盛行，尤宜加之意也。
译》中曾说：“戏曲感动人心，比《诗经》《尚书》更为迅速。如今若有极不善良的人，气质乖张谬误，老师和朋友都无法感化他，试着让他进入梨园，观看古人的贤良与奸邪，以及往事的得失，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不抒发得恰到好处的，那么戏曲虽然是小道，确实也是寄托风俗人心的所在。”又在《鸳鸯镜传奇序》中说：“词曲，是古诗的支流，但世间的创作者，往往多有绮丽淫佚的语句，虽然说体制类似，但也必须符合风人的旨趣才算佳作。”等等。这些都见于海盐黄韵甫□□燮清《倚晴楼全集》。声木谨按：词曲确实是文章中的一种体裁，与诗文相比，虽然雅俗不可同日而语，但它能感化下层民众的心理，实际上比诗文的影响更为迅速，尤其有用。当今世上，上等智慧的人固然绝无仅有，中等才能的人较多，而下愚之人更是遍布天下，果真能如侍郎所说，戏曲虽是俗体，却不违背风人的旨趣，那么风俗人心的潜移默化，就有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效果了。如今戏曲之学盛行，尤其应当加以重视。
论广州府志体例善
光绪初年，粤省重修《广州府志》壹百陆拾叁卷，五年冬月，粤秀书院刊本。满洲瑞文庄公麟等监修，时文庄以文华殿大学士任两广总督。番禺史穆堂宫允澄、番禺李恢垣铨部光廷为总纂，分纂为周寅清、谭莹、李征霨、金锡龄、陈璞、谭宗浚诸人，亦皆一时博学能文者。全书考证详明，体例谨严，亦近代志书之善本，而每卷后着明分纂及校对名氏，尤足为后人修志校刊之法。例如卷一后刊「番禺金锡龄分纂」、「番禺金佑基初校」、「番禺史悠履再校」、「番禺金俊基三校」、「番禺史悠泰四校」等类是也。
喜用唐武后所造字
唐武后为千古所羞称，所造之廿字，后人亦从无有用之者。不意光绪廿一二年间，扬州有某某，专喜用其字。他人诘以何意，某某自己亦不能言。此当日江都徐蛰叟广文师告余者。辛未七月初□日，各报中登有临安来再先生讣告，云「不孝子学曌等」云云，是直以武后之名为名，更不可解。虽古人断章取义，原无不可，然又何必以汉之吕后，后魏之胡后，唐之武后等之名以为名。《中庸》廿四章：「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妖由人兴，其是之谓欤。
张之洞论寿榜
南皮张文襄公之洞《輶轩语》云：「因歧冒而借人三代，诈称出继者，实为悖理忘本之尤。蜀中此弊颇炽，武童尤多，此辈不可教训，惟当以官法治之耳。又童试多有年才五六十而填注八九十者，希图幸进，便可迭叨恩榜，坐致词林，以吓乡愚，为患乡里。近年己事较然可观，此尤巧诈无赖，与舞弊作奸无异，保结者不得辞其责。」云云。声木谨案：文襄所云，尚属自增年岁，系为学使时言也。若后官至督抚，绝不如此云矣。每科各省乡试发榜后，凡未中式之卷，俗谓之落卷，尽拆弥封，发还本县学官，再由本人领取。内监试各官，多有好行其德，每为之代加年岁，譬如年本五六十，代加至七八十，冀邀恩榜，有多至百余卷者。先文庄公历任赣、浙、蜀三省监临，皆是如是。内监试来告，谓为例行公事，不妨宽以邀恩。先文庄公谓：「例事固不可废，为朝廷慎重名器，亦不可太滥。」虽量为裁制，终亦不能尽废也。此先文庄公晚年谕声木者如此。
江藩等自言卖书等事
甘泉江子屏茂才藩，撰《半毡斋题跋》二卷，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刻入《功顺堂丛书》中，上卷专言书籍，下卷专言金石。上卷中，自言其藏书甚富，□□□□年岁凶，悉以书易米，书仓为之一空，云云。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晚年欲于南京买一屋一田，苦于无赀，乃以所藏碑帖字画，售于南昌曾宾谷都转燠，并自云：「自我得之，自我散之，免为子孙所卖。」见于《惜抱轩尺牍》。二公之不自讳如此。
浙江贡于朮所始
光绪□□年，孝钦显皇后圣躬不豫，须服于朮。先文庄公时任浙江巡抚，奉廷寄命采办，供内府用。以后每年，遂着为例。先文庄公立委知县二人，赴天台山，采办入贡。据某明府云：「天台于朮出产不丰，业此者仅拾余家，皆以本山天生朮之子种于本山，即谓之天生朮。真天生朮尤不多见，计每年所产不过数拾枝，商人亦不另立名目，杂于种朮中出售。盖另立名目，种朮更难销售，商人为营业计，不得不尔。」云云。声木谨案：人生最好无病，其次少病，至病久乞灵于参朮，其计已左。况参朮佳者，皆绝无而仅有，本山所种者，已难得，他可知矣。
瞿鸿禨论湖南当时田价
善化瞿文慎公鸿禨，尝谓先文庄公云：「同光之间，湘人久于兵事，锋镝余生始归家，享田园之乐。各携巨赀置产，以为子孙之计，争购田地，价目为之骤涨。以银拾两之多，每年田租仅收稻叁升，在当时仅值制钱叁肆拾文，以本利计之，只叁毫耳。」云云。声木谨案：余谋食济南时，闻山东某县，每地壹亩，值当地京钱壹千陆百串，合制钱
译论广州府志体例之善
光绪初年，广东省重修《广州府志》一百六十三卷，于五年冬月由粤秀书院刊印。满洲瑞文庄公麟等人负责监修，当时文庄公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担任两广总督。番禺人史穆堂宫允澄、番禺人李恢垣铨部光廷担任总纂，分纂人员有周寅清、谭莹、李征霨、金锡龄、陈璞、谭宗浚等人，也都是当时博学能文之士。全书考证详实明了，体例严谨周密，也是近代志书中的善本，而且每卷末尾都注明了分纂及校对人员的姓名，尤其足以作为后人修志校刊的典范。例如卷一后刊印的“番禺金锡龄分纂”、“番禺金佑基初校”、“番禺史悠履再校”、“番禺金俊基三校”、“番禺史悠泰四校”等类就是如此。
喜用唐武后所造字
唐武后为千古所羞称，她所造的二十个字，后人也从没有使用过。没想到在光绪二十一二年间，扬州有某某人，专门喜欢使用这些字。别人问他是什么意思，某某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是当时江都徐蛰叟广文先生告诉我的。辛未年七月初某日，各报纸刊登了临安来再先生的讣告，说“不孝子学曌等”云云，这简直是直接用武后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更加不可理解。虽然古人断章取义，原本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何必用汉朝吕后、后魏胡后、唐朝武后等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呢。《中庸》第二十四章说：“国家将要兴盛，必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必有妖孽出现。”妖孽由人兴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张之洞论寿榜
南皮张文襄公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因为歧冒而借用人三代，诈称过继的，实在是悖理忘本之尤。四川地区这种弊端很严重，武童尤其多，这些人不可教训，只应当用官法来治理罢了。另外童试中有很多年纪才五六十岁却填写八九十岁的，企图侥幸进身，就可以多次蒙受恩榜，坐致词林，用来吓唬乡愚，成为乡里的祸患。近年来的事情比较明显，这更是巧诈无赖，与舞弊作奸无异，保结者不得推卸责任。”等等。声木谨案：文襄所说的，尚属自己增加年龄，是他担任学使时说的话。如果后来官至督抚，绝不会这样说。每科各省乡试发榜后，凡是未中式的试卷，俗称为落卷，全部拆开弥封，发还本县学官，再由本人领取。内监试各官，大多有好行其德，每为之代加年龄，譬如年纪原本五六十，代加至七八十，希望邀得恩榜，有多至百余卷的。先文庄公历任赣、浙、蜀三省监临，都是如此。内监试来报告，说这是例行公事，不妨宽待以邀恩。先文庄公说：“例事固然不可废除，但为朝廷慎重名器，也不可太滥。”虽然稍微加以裁制，最终也不能完全废除。这是先文庄公晚年告诉声木的话。
江藩等自言卖书等事
甘泉江子屏茂才江藩，撰写《半毡斋题跋》二卷，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刻入《功顺堂丛书》中，上卷专门谈论书籍，下卷专门谈论金石。上卷中，自称其藏书甚富，某年岁凶，全部用书籍换米，书仓因此一空，等等。桐城姚姬传郎中姚鼐，晚年想在南京买一所房子和一块田地，苦于没有资金，于是将所藏的碑帖字画，卖给南昌曾宾谷都转曾燠，并自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免为子孙所卖。”见于《惜抱轩尺牍》。两位先生不自讳如此。
浙江贡于朮所始
光绪某年，孝钦显皇后身体欠佳，需要服用于朮。先文庄公当时任浙江巡抚，奉廷寄命令采办，供内府使用。以后每年，遂定为惯例。先文庄公委派知县二人，前往天台山，采办入贡。据某明府说：“天台于朮出产不丰，从事此业的仅十余家，都以本山天生朮的种子种在本山，即称为天生朮。真天生朮尤其不多见，估计每年所产不过数十枝，商人也不另立名目，混杂在种朮中出售。因为另立名目，种朮更难销售，商人为营业计，不得不如此。”等等。声木谨案：人生最好无病，其次少病，至于病久乞灵于参朮，其计已左。况且参朮佳者，皆绝无而仅有，本山所种者，已难得，其他可知矣。
瞿鸿禨论湖南当时田价
善化瞿文慎公鸿禨，曾对先文庄公说：“同光之间，湘人久于兵事，锋镝余生始归家，享田园之乐。各携巨赀置产，以为子孙之计，争购田地，价目为之骤涨。以银十两之多，每年田租仅收稻三升，在当时仅值制钱三四拾文，以本利计之，只三毫耳。”等等。声木谨案：余谋食济南时，闻山东某县，每地一亩，值当地京钱一千六百串，合制钱
捌百串。壹亩岁收能有几何，而价昂如此，然系出于某县人自谓，决无虚伪。湖南又有某县，旱时不望甘霖，而望雷鸣。盖四面皆山，土薄水浅，雷声一震，土坟泉出，羣流入田，胜于甘霖百倍。此闻于□□张□□观察□□曾任某县知县，故知之甚详。汇记于此，以见天下之大，何奇无有。
译八百串。一亩地每年的收成能有几何，而价格却如此高昂，然而这是出自某县人的自称，决无虚假。湖南又有某县，干旱时不盼望甘霖，却盼望雷鸣。因为四面都是山，土薄水浅，雷声一震，土中泉水涌出，众水流入田中，胜过甘霖百倍。这是听□□张□□观察□□所说，他曾任某县知县，所以知道得很详细。将这些汇记于此，以见天下之大，有什么奇事是没有的呢。
陈元龙已误用格致二字
自同光以来，海禁大开，翻译泰西书籍，每以「格致」二字，为泰西科学之代名词，固与《大学》所谓「格致」者渺不相涉。然国初时，海宁陈□□□□元龙，撰类书壹百卷，名《格致镜原》，雍正乙卯正月家刊本，收入《四库》，已于《大学》所谓「格致」二字不合，无论后来矣。
编唐诗亦名消夏录
国朝以「消夏」名书者，仍有中吴顾小谢□□安编辑唐诗，成《丙子消夏录》五卷，止园心香石屋自刊，写字圈点本，无年月。国初刊书，往往如此，亦一时风会使然，其书当为康熙时所刊无疑也。
五笔卷六
江五民论包拯海瑞优劣
阅微草堂笔记简本之多
论历代帝王纪年考
论曲阳县志
巴塘官制
论天下书院
再论曹操嫁殇
论叔于田诗
唐杨贵妃工书
韩文论述序
论田无故不变美恶
左宗棠等逸事
夏燮亏空公款入儒林传
李宝洤鬻医及撰述
潘德舆论诗
李鸿章不遗故旧
双忽雷纪事补辑
功臣子孙赏京堂之始
方浚颐论太湖县形势
论古今词雅三编
苌楚斋五笔卷六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江五民论包拯海瑞优劣
奉化江后村□□五民《读包孝肃、海忠介二公传》中有云：「然孝肃虽性严嫉恶，而敦厚忠恕，不尚苛刻，刚德之美，适如圣人之所称。忠介则恶兼并，摧豪强，务夺富室，结好贫民，启奸民告讦之风，增大姓被诬之狱。而庇护奸民，鱼肉缙绅，当时已被劾奏，而揭其隐为沽名，吾亦正不能无憾于忠介也。民情之好恶，讵有公理。凡贫者见富者，或嫉忌，或觊觎，或(用)阴用咒咀，必令同为贫人而后快。富者稍或不仁，未能慷慨施与，贫民之怨毒将益甚，古今大抵然也。有人于此，苟假法律，以遏抑富人，平日之眈眈者，岂不轰然戴之为父母，颂之为神明。以忠介之明达事理，岂有不了然于此，而甘为贫民作伥，此何能与孝肃之推本忠厚同年而语哉！夫《周官》有保富之条，圣人立法，固酌乎情理之平。乃幸幸然逞一时过激之成心，背古圣王保息之良法，而政治且因之滋弊，名之一字误之也。然忠介卒与孝肃同享美名，而无人敢为轩轾者，则又何也？」云云。文见《艮园文集》，庚午十月，宁波排印本。声木谨案：□□此言诚为千古至论，实获我心，予别有论辨，已见《四笔》卷六。深喜□□所见，与予不谋而合，惜辛未七月始得见之。今备录于此，览者可互证参稽，并以质之天下万世也。
阅微草堂笔记简本之多
献县纪文达公昀，撰《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廿四卷，距今仅百余年，翻刊者指不胜屈，即节本亦不知凡几，以予所见者，已有五家之多。一为宛平徐春泉明府▯编《纪氏嘉言》四卷，道光丙午清和月，京都琉璃厂自刊，圈点袖珍本。二为桐城姚慕庭明府浚昌编《妙香斋丛钞》七卷，自署「枯树居士编」，同治壬申季秋，安福县署自刊本。三为箨园居士编《阅微草堂笔记择要》五卷，光绪己丑□□钱塘沈□□刊本。四为济阳破衲编《纪文达公笔记类编》□□□□无锡丁福保排印本。五为邬云程编《阅微草堂笔记择要》二卷，丙寅秋月，排印袖珍本。皆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以齐谐志怪之书，脍炙人口如此，古今以来罕见。文达虽自言不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世说新语》、刘敬叔《异苑》二书，然说理能深入显出，比拟恰当，阅者知所劝惩，潜移默化，消祸患于未萌，有裨实用，固非六朝文士所能望其项背也。
论历代帝王纪年考
内乡王子涵观察检心行谊撰述，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兹复见其所撰《历代帝王纪年考》一卷，道光癸卯夏月，慎修堂自刊本。卷首自撰弁语柒页，以肆字韵语，略序自太昊至明崇祯兴亡大略，共壹百肆拾捌句，伍百
译陈元龙已误用“格致”二字
自同治、光绪年间以来，海禁大开，翻译西方书籍，常以“格致”二字作为西方科学的代名词，这固然与《大学》中所说的“格致”毫不相干。然而在清初，海宁陈元龙撰写了一部一百卷的类书，名为《格致镜原》，雍正乙卯年正月家刻本，被收入《四库全书》，此时就已经与《大学》所说的“格致”二字不合，更不必说后来了。
编纂唐诗也名为《消夏录》
本朝以“消夏”命名书籍的，还有中吴顾小谢安编辑的唐诗，成书《丙子消夏录》五卷，由止园心香石屋自刻，是写字圈点本，没有刊刻年月。清初刊刻书籍，往往如此，也是一时风气使然，此书应当是康熙年间刊刻无疑。
五笔卷六
江五民论包拯海瑞优劣
《阅微草堂笔记》简本众多
论历代帝王纪年考
论曲阳县志
巴塘官制
论天下书院
再论曹操嫁殇
论《叔于田》诗
唐杨贵妃擅长书法
韩文论述序
论田地无故不改变美恶
左宗棠等逸事
夏燮亏空公款入《儒林传》
李宝洤行医及著述
潘德舆论诗
李鸿章不遗弃故旧
《双忽雷纪事》补辑
功臣子孙赏赐京堂之始
方浚颐论太湖县形势
论《古今词雅三编》
苌楚斋五笔卷六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江五民论包拯海瑞优劣
奉化江后村五民在《读包孝肃、海忠介二公传》中有言：“然而包孝肃虽然性情严厉、嫉恶如仇，但敦厚忠恕，不崇尚苛刻，刚德之美，正符合圣人所称道。海忠介则厌恶兼并，摧抑豪强，务必夺取富人的财产，结交贫民，开启了奸民告发揭发的风气，增大了大姓被诬陷的案件。而且庇护奸民，鱼肉缙绅，当时已被弹劾奏章揭露，却揭发别人的隐私以沽名钓誉，我对此也不能没有遗憾。民情的喜好与厌恶，哪里有公理可言。凡是贫者见到富者，或者嫉妒忌恨，或者觊觎贪求，或者暗中诅咒，一定要让富人也变成穷人然后才痛快。富人稍微不仁，未能慷慨施舍，贫民的怨恨毒恨将更加严重，古今大抵如此。如果有人在这里，假借法律来遏制富人，平日里那些贪婪盯着富人的人，难道不会轰然拥戴他为父母，歌颂他为神明吗？以海忠介的明达事理，难道对此不清楚，而甘愿做贫民的帮凶，这怎么能与包孝肃推重忠厚相提并论呢！《周官》有保护富人的条款，圣人立法，本来斟酌于情理之间。却偏偏逞一时过激的成见，违背古圣王保养民息的良法，而政治因此滋生弊端，一个‘误’字就害了。然而海忠介最终与包孝肃同享美名，而没有人敢评判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等等。此文见于《艮园文集》，庚午年十月，宁波排印本。声木谨按：这话确实是千古至论，深得我心，我另有论辩，已见于《四笔》卷六。深喜江五民所见，与我虽未谋面却观点一致，可惜辛未年七月才见到此文。现在全部录在这里，阅览者可以互相印证考察，并以此质询天下万世。
《阅微草堂笔记》简本众多
献县纪文达公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距今仅一百多年，翻刻者数不胜数，即使是节本也不知有多少，就我所见的，已有五家之多。一是宛平徐春泉明府编《纪氏嘉言》四卷，道光丙午年清和月，京都琉璃厂自刻，圈点袖珍本。二是桐城姚慕庭明府浚昌编《妙香斋丛钞》七卷，自署“枯树居士编”，同治壬申年季秋，安福县署自刻本。三是箨园居士编《阅微草堂笔记择要》五卷，光绪己丑年，钱塘沈某刊本。四是济阳破衲编《纪文达公笔记类编》，无锡丁福保排印本。五是邬云程编《阅微草堂笔记择要》二卷，丙寅年秋月，排印袖珍本。都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像齐谐志怪之书，如此脍炙人口，古今以来罕见。文达虽然自谦不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敬叔的《异苑》二书，但说理能深入浅出，比拟恰当，读者知道劝善惩恶，潜移默化，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有裨益于实用，本来就不是六朝文士所能望其项背的。
论历代帝王纪年考
内乡王子涵观察检心行谊撰述，我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现在又见到他所撰写的《历代帝王纪年考》一卷，道光癸卯年夏月，慎修堂自刻本。卷首自撰弁语七页，用肆字韵语，略序自太昊至明崇祯兴亡大略，共一百四十八句，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