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五笔卷三

译奉命祭祀女娲、成汤两位先王的陵墓，随即上疏奏报说：女娲氏寝宫中塑有女像，乡人将其奉为求子之神，亵渎不合常理，应当请求改设木牌位，禁止私下祈祷，得到皇帝旨意交部议定，依从了该建议。千古祭祀典章，从此得以纠正等等。这些话见于《桧门诗存》及《乡贤崇祀录》中。声木谨按：女娲是上古圣王，尚在三皇五帝之前，原本没有她是妇女的说法。世俗误传为妇女，历代帝王画像中已是如此，没想到陵寝的宫殿中，公然竟然塑造成妇女形象，并且用来作为求子的神灵，实属荒诞不经，简直是千古笑柄。总宪废除塑像，改祀木牌位，纠正祭祀典章，杜绝谬误妄说，见识远大，确实无人能及。总宪在□□辛酉年，被简拔任命为江南学政，因为祖籍休宁，引嫌上奏请求回避。奉旨不必回避，这也属于特殊恩遇。总宪做官二十八载，虽然有过罚俸的处分，但未曾有过其他过失，小心谨慎，也是我朝大臣中极少见的。总宪当时以商籍身份，补授仁和县学生员，后来又被荐举博学宏词科。撰写著作四种，其余我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了。

译本地土人凿碑字

苏州阊门外江村桥寒山寺，即妙利吉刹寺，因唐代僧人寒山、拾得以及唐代张继的一首诗而得名，实际上地处偏僻，并无什么风景可言，而且早已荒废。宣统元年至二年间，云阳人程雪楼中丞德全担任江苏巡抚，为此修建了寺庙，并刊刻了几种碑石。我在戊午年六七月间，慕名前往游览。各门洞开，寂静无人。修建工程极为草率，不久仍将归于颓废。凡是碑石中有“程德全”三字或二字的地方，都被本地土人击毁无遗，偶尔有仅露出“程”字的。声木谨按：道光癸卯年秋季，长安南门外十里左右，农民耕田时，发现了曹魏《曹真》残碑。出土后，碑文中第九行原有的“蜀贼诸葛亮”五个字，也被本地土人凿毁殆尽。石碑后来归满洲端忠愍公方所有，见《匋斋藏石记》。这都是三代直道公论，还能在末世见到，不能说不是一种厚幸了。

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刊本

昆山顾亭林先生炎武，阅读《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臣文集，偶尔涉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心得就记录，编成《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昆山顾景范□□祖禹，搜集经史及方舆书籍千余家，旁及稗官野史，编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嘉庆十六年八月，甘肃巩秦阶道成都龙燮堂观察万育敷文阁，将这两部书合刊行世，使用聚珍版，排印了一百二十部，又在道光十一年仲秋，重新排印了一次。声木谨按：昆山两位顾氏的这两部书，确实是人间不朽的盛业，只是奇怪当时百余年间，竟无人为之刊行，如果不是观察为之校雠排印，后人很难见到它们了。《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中说，辑录方舆书目共两卷，大约有一千多家等等，可惜未能一同付钞录排印，深为可惜。

纪大奎论孝道

临川纪慎斋明府大奎《敬义堂家训述录》说：“人生在天地间，孝悌自然是头等大事。《论语》开头两章，就说‘其为人也孝弟’，可见不孝悌，就不能做人。古人书中说孝悌的事极多，大凡读到此处，就应当悚然惕然，一一想到自己身上，天性自然触发，怎能再做不孝之子。”又说：“人子或许不能常在父母膝下，总要刻刻不忘父母。《诗经》说‘无父母诒罹’，大概女子一旦出嫁，就离开了父母，所以以此警醒她，何况男子！但凡做一件事，必须想到这件事是否有益于我的父母，是否玷辱了我的父母，是否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愿。到一个地方，必须想到这个地方能否安慰我父母的望念，是否让我父母忧虑。吃一道美食，穿一件美衣，居住在一个好环境，必须想到我的父母是否曾享受过这些，我现在享受这些，是否愧对父母。在大寒大暑之时，必须想到我的父母，不知是否安适。在饥寒困厄之时，必须想到我的父母，不知如何，是否也是如此。时时处处如此放在心上，怎能还有不孝的行为！怎能不做善人，做吉人！天地怎能不庇佑他！如果处处总不想到父母，天性既已淡薄，非心日益增长，渐渐不知会走到什么地步，天地怎能庇佑他！比如树枝，离开了根干土壤，自然枯槁，纵有和风甘雨，岂能受其生养。这个道理最明白，人人都能懂得。”等等。声木谨按：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在同治九年六月，将赴天津，告诫两个儿子的谕中有说：“孝友是家庭的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其他事或许不尽验，唯独孝友则立即获得吉庆，反之则立即获得殃祸，没有不验的。”等等。语见《曾文正公家训》。都谈论孝友至道，而明府所论，尤为阐发无遗。假使人人奉为圭臬，刻意遵行，那么感召祥和，家庭因此日益昌盛，国家因此日益治理，和风甘雨，景星庆云，上天也会因此垂示祥瑞之象。

聪训斋语与澄怀园语之比较

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四卷，其子文和公廷玉《澄怀园语》四卷，同治癸酉仲夏，第二十七世曾孙曾虔，曾合刊为一书，此后刊本越来越多。以我所见的，有光绪六年十一月，七世孙绍文庞山合刊本，光绪八年□□天津《广仁堂丛书》本，光绪九年□□□□高培谷资州官署宝砚斋刊本，光绪十五年夏仲，合肥蒯蔗农方伯德标湖北藩署妙香山馆排印本，光绪三十一年□□七世孙绍华山西藩署排印本，又排印袖珍本，我已录入《宝鉴楼架上书目》中，以见一时人之好尚。然而以我看来，文和之书，与文端之书，不可同日而语了。

译《聪训斋语》的佳妙之处，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在同治四年九月，告诫其子惠敏公纪泽等人说：“张文端公英所著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导子女的话语。其中关于保养身体、选择朋友，以及观赏山水花竹的内容，纯粹是一片太和生机，你应当常常省视阅览。鸿儿身体也单薄虚弱，也应当常看这本书。”等等。这些话见于《曾文正公家训》。这几句话，真能完全领会其妙处。我平生也酷爱这本书，在舟车旅途中偶尔遗失，便急忙寻找购买一本，放在身边，所以收藏的版本较多。《澄怀园语》中，多夸耀朝廷的恩泽，并非全是教导子女的话语，可以用来作为本朝掌故考据的参考。两书名称虽然相同，但体例实质不同，不能因为两书合刊，就将它们一概视之。

译《灵璧县志略》论灵璧石

《尚书》中记载“泗水边产浮磬”，后人说这指的就是灵璧县出产的石头。我早就听说过它的名字，却未曾了解详细情况。这次阅读了江阴贡文闇明府震所撰写的《灵璧县志略》，其中记载非常详尽，因此抄录在此，以拓宽见闻。文中说：“磬石出产于石磬山，石色青翠润泽，声音清亮激越，历代开采，用来供给郊外祭天和宗庙祭祀的音乐。西边有辉山，那里的石头也可以制作磬，质地稍显疏松，加工治理比较容易，近来工匠大多在此开采。虽然形状颜色相似，但声音却不如石磬山所产的多。巧石出产于石磬山北面的平地，旧时的矿坑有数亩大，出产的石头最为优良，所谓‘庆云万态奇峰’说的就是这种石头。小的只有几尺高宽，大的可达一二丈，石色青润，具备五音，清亮激越且有余韵。旁边出产的石头，背面带有红黄色的砂纹，品质次一等。然而旧坑的石头，已经绝对无法再得到了。文石出产于周家山，高宽不过几寸，具备山峰洞穴的形态，有的像鸟兽形状，浑然天成，不假雕琢，米芾袖中所收藏的就是这种。这种石头也是青色，极其细腻润泽，摩挲后会变黑，声音清亮但没有余韵，是因为质地小的缘故。夏秋大雨之后，山涧水流冲击而出，偶尔有佳品，秀丽、皱褶、瘦劲、通透，各种美质兼备。如果挖掘土地寻找，大多粗劣恶劣。如今人们在在大石上凿取尖端，雕刻成花纹，不堪入目。黑石出产于土龙山，大小不等，黑白相间形成花纹，不呈峰峦状，敲击无声，所谓‘卧牛菡菡’指的就是这种，然而关于它能聚烟的说法，终究不可轻信。透花石出产于红鸟山，被雕琢成屏风、尊壶等器物，石头中自然具备山、云、草木、鸟兽的花纹，与大理石不相似。只是石色偏紫，花纹颜色杂乱，所以不够珍贵。近来匠人将其雕琢成几案、砚台，都没有花纹，大概是这种技艺失传了。民间家中收藏有花纹的，我还曾见过。菜玉石出产于齐眉山西边的玉石山，埋在土中的石头颜色像绿玉，极其细腻润泽。康熙年间，民间还开采用来制作器物，如今石头已经枯竭，是因为山小的缘故。”等等。声木谨按：《灵璧县志略》四卷、《卷首》一卷，后附《灵璧县河防录》一卷、《河渠原委》二卷，是江阴贡文闇明府震在担任灵璧县知县时亲自撰写的，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在建平县署此君草堂自行刊印的写字本，我已经录入《苌楚斋书目》中。当时来不及仔细考证，误以为是邵谦吉修撰的。《灵璧县志》没有第二本，这本书的刊本也非常罕见，虽然叙述简略，算不上善本，但也弥足珍贵了。

两书论余怀诗

莆田人余澹心怀居住在金陵，是当时的风流领袖，他所著的《板桥杂记》，世俗眼光认为它是艳情之作，修道眼光则认为它是殷鉴。他的金陵怀古诗，如《谢公墩》、《孙楚酒楼》、《雨花台》等作品，渔洋山人将其比作刘禹锡。近来人多喜爱他“绿萝僧院孤烟外，红树人家小阁西”这一联。我认为写景虽然工整，终究是装色画，不是本色品格，不如“芳草故都春闭户，落花寒食夜开樽”，淡雅跌宕而有意味，等等。这些话见于山阴杨葭渔际昌的《国朝诗话》。声木谨按：新城王文简公王士祯在《渔洋诗话》中说：“余澹心居住在金陵，常写金陵怀古诗，不亚于刘禹锡。《谢公墩》诗：‘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至今墩下潇潇雨，犹唱当年奈何许。’《孙楚酒楼》诗：‘江南城西酒楼红，无数杨柳迎春风。孙楚去后李白醉，千年不见紫髯公。’《雨花台》诗：‘雨花台上草青青，落日犹衔木末亭。一线长江三里寺，千年鹤唳九秋萤。’《劳劳亭》诗：‘蔓草离离朝送客，骊驹愁唱新亭陌。夜深苦竹啼鹧鸪，空帘独宿头皆白。’顺治辛丑年，寄给我广陵，我回诗说：‘千载秦淮水，东流绕旧京。江南戎马后，愁杀庾兰成。锺阜蒋侯祠，青溪江令宅。传得石头诗，肠断芜城客。’”等等。文简虽然极力称赞他的诗，但当时他实际上是以艳体诗闻名，也是一时的风气使然。文简编纂《感旧集》以及吴江徐电发太史徐釚编纂《本事诗》，都收录了他的诗。他撰有《味外轩集》若干卷，从未见诸家著录，想必早已散佚了。

论左宗棠家书二篇

湘阴左文襄公左宗棠，在同治癸亥年正月于龙游城外大营，告诫其子的信中说：“霖儿知悉：郭叔处转递到你前后的两封信，一切我都知道了。所谓重视经世济用而轻视文章，也有道理，然而文章谈何容易。且不说古代所谓的文章是什么样，就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古文，李白、杜甫的诗，都是耗尽一生的聪明学问，然后才能闻名于世，古今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究竟有几人。又无论这类文章，即使是八股文、排律诗，如果要写得妥当，句句都发自内心，一代能出几人，一人能写几篇呢。现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人才不如古代，是因为八股文误人，甚至用八股人才互相诟病

译我如今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他们讲求军政，学习吏治事务，却怎么也找不到。偶尔有一两个凭借八股文考取功名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比起其他人来，尚且容易合乎道理。跟他们讲几句《四书》，讲几句朱熹的大注，即便是眼前的日常事物，随时指点他们，这比那些没读过书的人，容易开导领悟许多。由此可见，真正用心写八股文的人，必定体会玩味书中的义理，时常有几句圣贤的话语挂在嘴边，终究是不同的。年少时志向情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然不妨碍，但必须时时反省自己：我嘴上说的是这些话，我胸中究竟有怎样的道理呢？我说别人做得不对，我自己做事时又怎么样呢？就像看别人的好文章，也要仔细去探寻其思路，揣摩他的笔法，模仿他的格调。看的时候就要设想：要是我写这篇文章，必定会是怎么个样子，他却不是这样，所以他比我强。先看通篇，再分段，一节一节地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细心体会，才能晓得他的好处，才能学到他的好处，这也是不容易的。心思能如此习惯运用，那么以后遇到大小事情到手，便不至于粗疏浮躁、马虎敷衍。我看你喜欢看书，却不肯用心，我小时候也有这个毛病，而且曾自夸目力敏捷，究竟没有仔细研读，毫无所得，你应当引以为戒。子弟的天资禀赋各有不同，总之书卷气不可少，喜欢读书的人自然有书卷气，外面的一切嗜好不能引诱他。世人所看重读书的寒门士子，是因为他们用心刻苦，境遇艰苦，有望成为人才。如果读书不能耐得住苦，就是不用心的人；遇到境遇不能耐得住苦，就是没有成就的人。我在军中做一天是一天，做一件事是一件事。每天检点自己，总觉得自己多少有些不对，多少有些欠缺，才知道陆清献公诗中“老大始知气质驳”这一句，真是阅历之后的话语。少年志向高远、言论宏大，我最欢喜，却担心心思一旦放纵，就难以收敛。以后倚仗才华傲视万物，肯定自己否定别人，种种毛病，都由此产生。比如学生荒疏学业之后，看别人的好文章，总觉得不如自己，逐渐养成眼高手低的毛病。人家背后讥笑，自己反而得意。你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又在同治乙丑年于延平行营，告诫其子子重孝廉孝威的信中有说：“至于科举功名这一件事，无关紧要，名声的建立与否，人的流传与否，并不在此。你说想早日取得科举功名，以免留心于帖括之学，得以及早从事有用的学问，如果确实如此，也可见志趣不苟且，然而我不能没有疑虑。科举之学，本来与事业无关。然而想要求得考取科举的资本，则正自不容易，不熟读经史，必定不能通达事理，不潜心探究，必定不能体认精微。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八股人才也极不容易得到，明代以及本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从八股文中出来的吗！罗慎斋先生以八股文教人，他的八股文也多不可训诂，然而严乐园先生跟随他游学，最终成为名臣，曾经说得力于先生，在一个‘思’字。大概因为慎斋教人作八股文，必定沉思半日，然后下笔，其见识理解必定求出于寻常意见之外，才点头认可。现在的作者，只知道涂抹粉饰、敷衍了事，揣摩格调，并不讲求题目中的实理虚神，题目解析、分章法、服法，与僧众诵经念佛有何不同。像这样而想从中选拔人才，怎么可能得到呢！你跟随老师学习时，世俗的八股文尚未有成，就指望以此猎取科举功名，所见差了。至于说等到取得科举功名后，再读有用的书，那么从前所读的是什么书，将来更读什么书呢。如果能够熟精通晓传注，那么由此窥探圣贤的深奥义理，也不难。不然的话，书是书，人是人，八股是八股，学问是学问，科举功名不一定能得到，而学业终究没有成就，岂不可惜。试着仔细思考。至于交友，必定选择胜过自己的人，一言一行，必定谨慎以防后悔，尤为切近的计划。断不可空谈高论，自蹈轻浮恶习，不可胡思乱作，以致沦为下流。你应当谨记我的话，不再多说了。”等等。这些话见于《左文襄公家书》，宣统十二年，岁次庚申冬月，其子子异方伯孝同在上海用仿宋字排印本。声木谨按：文襄的功业，在当时，有曾、左、胡、李四家并称的说法，事迹记载于国史及《咸丰以来功臣别传》等书中。他的家书中告诫子侄的话语，都是镂心刻骨而出，披肝沥胆而谈，而字字确凿，语语谆实，千载之下，如闻见其声音笑貌，不是可以伪装的。现在虽然时移事变，他的书固然可以旷百世而不废。所论述的学文读书之法，比起《曾文正公家训》，确实有所不及，然而也有独到之处，不可磨灭。他论述擅长八股文的人，“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以及“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等语，极为精审，也不是文正所能企及的。其他议论也崇高宏大，识见卓越，远远不是那些只知诵读经书的浅陋儒生所能比及的。我曾经说古今大人物，必有不可磨灭的精神意气，存于

译天地之间，家书也是其中的一种。

译杨岘论桐城文

归安杨见山太守杨岘在《再与友论文书》中说：“您认为自从有了桐城派，文章的法度才完备，这确实如此，然而桐城派难道是自己创立法度吗？桐城派的法度，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法度，也就是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自从有文章以来就存在的法度。古人的文章，浑厚朴实、深沉厚重，法度不容易看见。到了唐宋时代，法度逐渐变得平易，到了桐城派，法度变得浅显，于是法度才大大彰明。如果一定说法度是从桐城派开始的，那么《六经》和诸子史书的文章都没有法度了。况且法度，就像规矩一样，规矩可以用来画方形，可以用来画圆形，也可以用来画不方不圆的形状，所以说文章写成后法度就确立了。如果拿着桐城派的法度，去驾驭天下人的文章，这是率领天下人趋向浅薄，这是束缚古书而不必读它。文章即使工整，也还讨厌它舍弃艰难而图谋容易，更何况未必工整呢！《管子》说：‘千里的路程，不能用绳子去量。’希望您仔细体味这番话。”等等。这篇文章见于《迟鸿轩文弃》。声木谨按：“太守的话，很与我的意思相合。我撰写《桐城文学撰述考》序言说：‘我已经撰写了《桐城文学渊源考》十三卷、《引用书目》一卷、《名氏目录》一卷，现在又撰写《撰述考》四卷，大概足以看出桐城文学各家以经书为经、以史书为纬，涵泳百代，不固执于一位先生的言论来自我禁锢。他们写文章的宗旨，撷取经史的精华，简练肃穆，文从字顺，语言必定出自自己，一概以义法为崇尚。不追求辞藻华丽，像明代七子那样；不讲究对仗工整，像骈体文家那样；不繁复称引，像汉学家那样；不艰涩诘屈，或者像樊宗师、胡天游的文章那样。近代效法唐宋八大家，八大家实际上导源于经史，义法实际上是千古文章的准则，不是桐城文学各家所能私有的。古人未曾以此告诉别人，当时能写文章的人，没有不知道有义法的，不用多说就能理解。归有光、方苞生在文运衰败的时候，精心研究探求，窥见这个秘密，全部告诉世人，世人于是把古文义法归于桐城派，归有光、方苞难道能舍弃经史而另外寻求文章的义法吗？声木学识浅陋，遍览各种书籍，谈论桐城文法的，虽然毁誉不一，终究以赞誉者和追随者居多，可见力抗公论之难了。’”等等。原书已经在己巳年五月，排印了袖珍本，序言又录入《花前老人文钞》中了。

张廷玉言古今图书集成

桐城张文和公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说：“自从有文字以来，用一部书贯穿古今，包罗万象，没有像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这本书，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广泛命令儒臣，宏大开设书局，搜罗经史诸子百家，分类分门，从天象地理，伦理博物，理学经济，直到昆虫草木的细微之处，无不具备，确实是书府的壮观，是群书的渊海。历时十多年而没有完成，世宗宪皇帝又诏令虞山蒋文肃公，率领在馆的各位大臣，重新编校。纠正其中的伪误，补充其中的缺略，经过三年才整理定稿成书。图绘精详，考定切当，御制序言放在篇首。用内府铜字联缀成版，计算印了六十多部，没有刻本。当时我蒙恩赐给一部，雍正十年，请假南归，又赐给一部，命令织造官携带送到桐城，收藏在家中。这本书分为六编，三十二典，六百零九部，一万卷，装订为五千本，汇为一百一十套，目录两套，计算二十本，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奇书。天下读书人想见一见都不可得，而我竟然得到两部，留给子孙，也是古今未有的幸事。自从明朝有《永乐大典》一书，是由姚广孝、解缙、王景等督率当时博洽淹雅的儒生，竭尽全力编纂。书成共两万两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本，藏在秘阁。这本书的体例，按照《洪武正韵》排比成册，以多为尚，没有剪裁厘正的功效。当时就有讥讽它冗滥的人，用《古今图书集成》比较它，有天壤之别了。这本书原来贮存在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我掌管院事，因而得以阅览。书都是写本，字画端正楷书，装饰工整，纸墨都散发古香。明世宗当时酷爱它，在殿上阅览，必定有几十帙在案头。一天大内发生火灾，世宗夜里传旨三四次移出，才得以无恙。后来命令重录一部，以备不测。这是见于明人记载的。”等等。声木谨按：光绪甲午以前，四海安宁，京都士大夫歌舞升平，很想要追踪乾嘉盛世的作为，从《永乐大典》中搜辑遗书，已存在翰林院的已不完整，拟皇史宬藏有全帙，不难奏请出书，共同研究。根据文和公所说，翰林院内一部，原来是皇史宬移置的。《古今图书集成》当时编定后，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仅有六十多部。汉人受赐的，海内不过数家，自然不易见到。光绪初年，德化李木斋侍郎盛铎，辑诸人石印大字本百余

译部。到了中期，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了数百部袖珍本。此后，穷乡僻壤都能见到这本书了。

译汪楫《悔斋诗》摘录

江都人汪楫，字舟次，官至方伯，撰有《悔斋诗》一卷、《二集》二卷，又名《山闻集》一卷、《续集》一卷、《三集》一卷，又名《京华集》。书中提及籍贯时，不写江都，只写“白岩”二字。这是因为北宋苏轼本是眉州人，自署籍贯为“眉山”；任渊（字子渊，官提刑）本是新津人，自署籍贯为“天社”，所以用山水名称代替籍贯，从北宋时就是这样，不足为奇。书前有孙枝蔚作的序，自称“渭南同学弟”，魏禧自称“易堂同学弟”，杜浚自称“会弟”，周亮工自称“栎下同学友人”，大概当时风气如此。这是康熙五年初夏的自刊本。新城人王士祯（号阮亭，谥文简）作序，称汪楫以古雅为宗旨，以洁净为体制，以清冷峭丽为意趣，等等，这些话见于《渔洋文略》及《悔斋诗》卷首。我最喜爱他集中《周逸僧纳白门董姬戏赠》两首诗，写道：“金屋何曾少阿娇，佳人又见董娇娆。周郎漫道浑闲事，江左风流只二乔。”又写道：“桃叶渡头花似锦，芦沟桥畔月如霜。今宵只觉江都好，共说他乡胜故乡。”又《春郊》绝句写道：“春风吹起战场尘，大小人家去踏春。白酒红虾青玉筝，相看宛是太平人。”又写道：“浩荡天风吹酒旗，碧阑干内放辛夷。看山尽过红桥去，辜负垆头白皙儿。”又写道：“小妇扶犂大妇耕，陇头一树有啼莺。儿童不解春何在，只向游人多处行。”又写道：“观音阁是旧迷楼，有女梳妆楼上头。钿蝉金雁何曾见，只是游人说不休。”等等。我对于诗学，向来未曾深入研究，偶尔见到前人诗集中有喜欢的诗，便抄录下来以免遗忘。

李世熊希〇南宋郑所南

宁化人李世熊，字元仲，是黄石斋先生门下的弟子。在崇祯年间，他深知天下大势已不可挽回，便隐居在泉水之上，所居的楼名叫“但月”，这大概是隐晦地表示明朝只剩一人（指崇祯帝）。石斋先生写信多次招他出山，他都不去。等到明朝灭亡，他愤激牢骚，著书以明志。他的文章自有骨气，变化多端，诗歌也哀怨刚劲、古朴艳丽，斑驳陆离，不拘一格。他所修撰的县志，确实超轶古今，后人无法企及。如今他的刻本都被清朝焚毁，得到非常困难，我曾借读几卷，叫《寒支集》等等。这些话见于侯官人李香苹（名家瑞）的《停云阁诗话》。声木谨按：李世熊在明朝，仅凭秀才身份，在隆武年间，被准予恩贡。在明朝，他仅为诸生。四十三岁时，明朝社稷倾覆，此后数十年间，郡县镇将屡次写信招他出山，他都不去。直到八十五岁才去世，已是康熙丙寅年九月。病重时，他对儿子李权说：“我四十岁时，已勘破生死，如今超过八十岁，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等等。这些话见于他自撰的《岁纪》。到顺治四年，他四十五岁以后，由儿子李权续成，附刻在文集之后。他所撰写的《寒支初集》诗三卷、文七卷，《二集》诗一卷、文三卷，是同治甲戌年秋天重刊的本子；《宁化县志》七卷，是同治八年重刊的本子。清朝二百多年来，宁化县志竟然没有重修，我所见的几个本子，都是李世熊修撰的。李世熊以亮节高风，用“但月”二字，隐晦地寓指明一人，与南宋末年的郑所南意趣相同，都是天地间完人，值得后人效法。

张佩纶撰述

丰润人张佩纶，字幼樵，官太史，编有《李文忠公年谱》若干卷。因为文忠公早年在北京的种种事情，只有先父文庄公当时以文字受业十余年，在北京居住也最久，深知详情，同时的人中，也只有先父文庄公健在，所以写信来询问。先父文庄公告知二十多条，都是文忠公早年的遗事，是他人所不知道的。可惜当时未能抄录副本，留作考核。书没来得及完成，太史又去世了。太史生平，深通《管子》之学，撰有《管子学》二十四卷，戊辰年腊月，儿子志潜石印手迹本，最为详赡。他的书室名叫“柑酒听鹂亭”，曾请先父文庄公题写匾额，没来得及写，先父文庄公就去世了。

柏枧山房尺牍

上元人梅曾亮，字伯言，官郎中，与聊城人杨以增（谥端勤）交情最笃，郎中给端勤公的尺牍手迹，他家积累到一卷，收藏在海源阁中。光绪某年，江宁人魏家骅（字梅荪，官方伯）路过聊城，从海源阁中录有副本。上元人朱庆元（字子贞，官观察），是郎中的从甥，又从方伯处录了副本。我在庚午年冬天，又从观察的长子朱士焕（字燮丞，官司马）处录了副本。尺牍中多叙述粤匪（太平天国）时战乱流离的情状，《庄子》说：“逃到空虚之地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高兴。”现在读这本书的人，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吧。

江苏牙厘局差

同治年间，合肥人李鸿章（谥文忠）任江苏巡抚时，宝应

译王文勤公凯泰，以编修的身份担任牙厘局的差事，李鸿章为他请求补授淮扬道，后来官至福建巡抚。合肥张靖达公树声，以记名按察使的身份担任牙厘局的差事，李鸿章为他请求补授徐海道，后来官至两广总督。光绪末年，岳父朱竹石廉访之榛，长期担任牙厘局的差事，满洲端忠愍公正在为他请求补授淮扬道，还没来得及到任就去世了。

译孝钦显皇后驾临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孝钦显皇后与德宗景皇帝初次一同驾临农事试验场，即西直门外俗称三贝子花园，后来又改名为万甡园的地方。御前大臣四人，都奉临时懿旨，不准进入。原属农工商部的人员，早已派遣丞参二人、司员数人，在内伺候。慈圣步履非常矫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全都步行。德宗则由两人抬的小轿随后跟随，慈圣才命令他乘坐，必须推辞，再次命令他乘坐，他才乘坐。皇室的典礼，向来如此。园内的豳风堂、畅观楼、鬯春堂等，都是慈圣亲自命名，并亲自书写匾额，展示给商部人员看，命令他们照着书写悬挂。慈圣有问话，商部人员才随后奏报，不问不敢发言。这天的丞参司员，都分别赏赐大小卷江绸，服役的工匠，都分别赏赐银两。全部由内务府颁发，也就是国库资金，花费约值银一千余两。

论南宋杂事诗

《南宋杂事诗》七卷，由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人共同撰写。每人撰写七言绝句一百首，用来咏叹南宋故事，各自在诗下注明出处，所引用的书籍将近千种，极为广博丰富。其中厉鹗最负盛名，诗才俊逸奇异，著述等身。其他人虽然文学成就稍逊，但所作诗作却功力相当，也都是当时广博之士。所以厉鹗引他们为知己，同列一个诗社，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以七言绝句七百首，引用书籍多达千种，这也是古今艺林中罕见的杰作，难怪《四库全书提要》深为夸赞赞许。

论临川四梦不应丑诋陈继儒

明末华亭陈仲醇茂才继儒，当时与同乡董文敏公其昌同负盛名，以至于朝廷中推荐他的言论盈满，屡次被征召任用。虽然名过其实，学问文章确实不足取，但他视官位如尘土，放浪山水湖泽，又擅长书画，也未尝没有雅人的深意。临川汤显祖在《临川四梦》中，极力丑化诋毁，实在太过分。茂才原本与文敏齐名，文敏以书画名扬天下后世，学问文章确实也与之不相上下，却无一言诋毁，为什么呢？

先文庄公格言等联

先文庄公平日以正直为心，忠厚待人，遇事热心，常有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别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的气概，然而往往因此受人愚弄，或者不被别人理解，直道难以实行已经很久了。有人为先文庄公抱不平，先文庄公开导他说：“如果论理学，我应该尽到我该做的，不管别人的待遇。即使论因果之说，自然是我前世欠他的债，所以今生偿还他。如果前世不欠他的债，他下辈子仍须还我，何必计较这些呢。”等等。晚年因为感慨生平阅历的境界，自己撰写联语，悬挂在书房说：“人心不同，每为热肠忙里错；天鉴有赫，试将冷眼静中观。”又把“气甚么，说甚么，忙甚么”九个字，写在日记的封面上。声木谨案：先文庄公擅长联语，曾以格言，撰写为联语说：“不撒谎，可到存诚地位；肯吃亏，便是强恕工夫。”又说：“欲平盛壮难平气，且读儿时熟读书。”又说：“忍忿怒，如勒奔马；谨言语，若塞溃堤。”等等。都悠然契合人心，声木谨记于此，不敢忘记。

李文田等书法

南海李煮石二尹宗灏，擅长北朝书法，有人说他与顺德李文成公文田，确实同习北朝书法。我仔细审视二尹的正书结构，与文成确实相似，确为一炉所制无疑。然而文成的书法丰神宕逸，秀韵天成，二尹的书法专趋凝重一路，相差甚远，这又是各自性情所近，不可强求。二尹收藏碑帖非常丰富，撰写有《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二卷、《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一卷。都由萍乡文素松补订，丙寅三月，文氏蘧庐合刊本。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

淮海英灵集中填讳等事

仪征阮文达公元，编辑《淮海英灵集》，甲集至戊集各四卷，己集至辛集缺失，壬集一卷为闺秀，癸集一卷为方外。只有戊集第四卷所录北湖阮氏六人诗下，注“乌程陈焯填讳”，这是文达的先德，还可以说得通。又录歙县江氏十人诗下，注“甘泉林慰曾填讳”，西山林氏六人诗下，注“江都耿弓填讳”，不知其意。难道帮助编辑者的先世，也必须如此，才彰显慎终追远吗。

五笔卷四

邝露抱琴殉节

大数目字

恭篆御宝故事

徐师挽邓嘉缉联

两杨氏论嗣续事

顾炎武欲人同作遗民

明韩邦奇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