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五笔卷八
屡抱悼亡之痛，故辑为此编，以寓哀思，不求宏富，以国朝人诗文集耳目所及者为限。」云云。编录为顾炎武七绝五首，见《亭林诗集》，王士祯七绝三十五首，见《渔洋诗续集》，杜浚五律一首，见《变雅堂诗集》，黄任有七绝廿八首，见《秋江诗集》，陈鹏年七律二首，见《道荣堂诗集》，王文奎七律四首，见《鷇音草》，潘希甫七绝十首，见《花隐葊遗稿》，胡培翚七绝廿七首，见《求是斋诗集》，徐镛七律八首，见《石笏斋诗钞》，汪廷珍七律十三首、七绝十七首，见《实事求是斋遗稿》，张振夔五古八首，见《介轩集》，王东槐七绝七首，见《王文直公遗集》，张宗松七律一首，见《扪腹斋诗钞》，龚景瀚七绝廿八首，见《澹静斋诗钞》，彭兆荪七律十二首，见《小谟觞馆诗集》，郝懿行七绝十二首，见《晒书堂集》，邓嘉缉七律十首，见《扁善斋诗存》，彭绩七绝八首，见《秋士先生遗集》，张之洞七绝八首，见《广雅碎金》，汪暕七律一首，见《澹余诗略》。
译屡次遭受丧妻之痛，因此编纂了这部书，以寄托哀思，不追求内容的宏大丰富，只限于本朝人诗文集在耳目所及范围内的作品。”等等。编录顾炎武七言绝句五首，见于《亭林诗集》；王士祯七言绝句三十五首，见于《渔洋诗续集》；杜浚五言律诗一首，见于《变雅堂诗集》；黄任七言绝句二十八首，见于《秋江诗集》；陈鹏年七言律诗二首，见于《道荣堂诗集》；王文奎七言律诗四首，见于《鷇音草》；潘希甫七言绝句十首，见于《花隐葊遗稿》；胡培翚七言绝句二十七首，见于《求是斋诗集》；徐镛七言律诗八首，见于《石笏斋诗钞》；汪廷珍七言律诗十三首、七言绝句十七首，见于《实事求是斋遗稿》；张振夔五言古诗八首，见于《介轩集》；王东槐七言绝句七首，见于《王文直公遗集》；张宗松七言律诗一首，见于《扪腹斋诗钞》；龚景瀚七言绝句二十八首，见于《澹静斋诗钞》；彭兆荪七言律诗十二首，见于《小谟觞馆诗集》；郝懿行七言绝句十二首，见于《晒书堂集》；邓嘉缉七言律诗十首，见于《扁善斋诗存》；彭绩七言绝句八首，见于《秋士先生遗集》；张之洞七言绝句八首，见于《广雅碎金》；汪暕七言律诗一首，见于《澹余诗略》。
论翻译小说
光绪末年，闽县林琴南孝廉纾，翻译西文小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盛行一时。余素不喜阅小说，未知佳恶，亦姑置之。谋食济南时，有友人不知余终日咿晤，未脱寒酸气习，卒然问以终日在家，何事消遣。余因其言骨突，不便明言，乃谬应以闭户静坐，扫地焚香等事。友人因谓林译小说甚佳，力劝阅之。乃略为购置数种，颇觉其所叙述过于浮泛，不合事理。譬如言一国之兴衰，引周室以兴衰以为证，以吾国文法论，至多不过曰，盛如文武成康，衰如幽厉慎靓与赧王，二句而已。西文必自太王、王季、文王，历数至慎靓王、赧王，历百拾句不等，实属烦宂无当。余虽不识西文，以译本论之，未足以尽其所长。然吾观佛家经典，大半为后秦姚兴时，历经当时文人译成中文，润色改窜，始为定本。其文义与今时译本小说无大差异，乃恍然泰西各国文字原是此体，以中西文相较，判若天渊。中文贵一语抵千百语，西文千百语仍为一语，中文以事增文省为贵，西文以事一文多为贵。西人不能改从中文，犹中人不能改从西文，其理至明，断难合一。余意中文本为上智而设，西文则专为中人以下者示之准的，是以不厌求详若是。然中人以下者实多，西文以此立法，未尝无深意存焉，亦未可是丹非素也。
梅曾亮作诗宗旨
上元梅伯言郎中曾亮《舒伯鲁集序》中有云：「凡诗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诗也。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为文词者，主乎达而已矣。」云云。文见《柏枧山房文集》。声木谨案：上元管异之孝廉同《书梅伯言马韦伯诗后》中有云：「伯言之于诗也，意欲其深，词欲其粹，一思之偶浅，必凿而幽之，一语之稍觕，必砻而精之。赋一诗，或累日踰时而后出。」云云。文见《因寄轩文集》。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亦云：「阅梅伯言文集，叹其钻研之久，工力之深。」云云。语见《求阙斋日记类钞》。郎中文章学术，授受源流，已见予撰《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固以古文高天下后世矣。据孝廉所云，其于诗，亦研索至勤，故论诗之语，极为精凿，揭古人未发之秘。所撰《柏枧山房诗集》十卷、《诗续集》二卷，卓然可传于后世。然以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之例衡之，郎中之诗，亦难全免于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古今似此者多矣。至谓文章其体贵屈，即钱塘袁简斋明府枚《与韩绍真书》云：「盖贵直者人也，贵屈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云云。语见《小仓山房尺牍》。凡诗文词曲，莫不皆然，不仅古文之一种。余往日偶至戏园观戏，见凡戏曲折顿挫，匣剑帷灯，一至正文，即戛然而止，大悟文法。古人所谓曲，即二簧梆子，文法之至陋，唱词之至劣者，亦必如是。然吾见古人以诗文传后，全以意胜，不在词藻。骈文虽须斑剥陆离，铿金戛玉，追辞炼骨，犹必力刬俗艳凡采，笃守六朝正轨。设过于裁对工整，即是俗体，大家小家，决无是也。惟诗亦然，其裁对工整者，即试帖之变体。(古诗即倒句)试帖决无佳诗，诗中若有此类，其诗固不足观也。阳湖赵云松观察翼，撰《瓯北诗钞》五十三卷，以史对史，组织极为富丽，实为俗体，通人所不屑道。至同光之时，江阴何□□太守栻，撰《悔余葊诗编》十二卷，实宗其体，对仗更为工整，意欲以奇丽见长，开辟诗家新世界。但取而诵之，法而效之者谁乎？可知在意不在词矣。
骆兆纶忠孝两全
江华骆文卿吏目兆纶，官湖北蕲州吏目十余年，宣统辛亥殉难。武进李经彝学使宝洤，撰《骆吏目传后》有云：「辛亥八月，武昌乱起，总督首弃行省走，焚掠四出，所在奔溃。九月朔，长沙兵继变，巡抚弃走如总督。于是两行省所辖道郡州县皆植白布为旗，迎乱者惟恐后，官吏不从者，或走或杀。蕲牧去，州人以兆纶习州事，推拥请留。兆纶不可，则谓士民：『吾有老母，惊悸
译论翻译小说
光绪末年，福建闽县的林琴南（林纾）翻译西方小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在当时非常流行。我向来不喜欢阅读小说，不知其好坏，也就暂且搁置一边。在济南谋生时，有位朋友不知道我整天在家读书吟诵，尚未摆脱寒酸的书生气，突然问我整天在家靠什么消遣。我因为他的言辞突兀，不便明说，便谎称是闭门静坐、扫地焚香之类的事。朋友于是说林译小说很好，极力劝我阅读。我便稍微购置了几种，觉得其叙述过于浮泛，不合事理。例如说一个国家的兴衰，引用周朝的兴衰作为证明，按照我们中国的文法，至多说两句：“兴盛如文、武、成、康四王，衰败如幽王、厉王、慎靓王与赧王”罢了。西方文字却必定从太王、王季、文王开始，逐一列举直到慎靓王、赧王，篇幅多达上百句不等，实在繁琐冗长且不恰当。我虽然不懂西方语言，但从译本来看，这不足以发挥其长处。然而我观察佛家经典，大半是后秦姚兴时期，经过当时的文人翻译成中文，润色修改后，才成为定本。其文义与当时翻译的小说没有太大差异，于是我恍然大悟：泰西各国的文字原本就是这种体裁，将中西文字相比，差别如同天渊。中文以一语抵千百语为贵，西文千百语仍表达一语；中文以事增文省为贵，西文以事一文多为贵。西方人不能改从中文，犹如中国人不能改从西文，这个道理非常明显，断难合一。我认为中文是为上智之人设立的，西文则是专为中等以下的人指明标准，所以不厌其烦地详尽如此。然而中等以下的人确实很多，西文以此立法，未尝没有深意存在，也不能说是非此即彼、褒此贬彼。
梅曾亮作诗宗旨
上元县梅伯言（梅曾亮）郎中在《舒伯鲁集序》中说：“凡是诗读了一两个字，就能意会出全句意思的，不是好诗。文气贵在直率而其体式贵在曲折，不直率就无法通达其机锋，不曲折就无法传达其情感，写文章的人，主要在于通达罢了。”这些话出自《柏枧山房文集》。声木谨按：上元县管异之（管同）孝廉在《书梅伯言马韦伯诗后》中说：“梅伯言对于诗，意思想要深沉，词句想要精粹，思考偶尔浅显，必定挖掘使其幽深，言语稍微粗糙，必定打磨使其精细。写一首诗，有时要花费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拿出来。”这些话出自《因寄轩文集》。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也说：“阅读梅伯言的文集，感叹他钻研之久，功力之深。”这些话出自《求阙斋日记类钞》。梅郎中的文章学术，师承源流，已经在我撰写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记载，本来就以古文名冠天下后世。根据管孝廉所说，他在诗歌方面也研究探索得非常勤奋，所以论诗的话极为精辟确切，揭示了古人未曾阐发的奥秘。他所撰写的《柏枧山房诗集》十卷、《诗续集》二卷，卓然可以传之后世。然而用“读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的标准来衡量，梅郎中的诗，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知道并不难，实行才艰难，古今像这样的人很多。至于说文章的体式贵在曲折，即钱塘袁简斋（袁枚）明府在《与韩绍真书》中说：“大概崇尚直率的是人，崇尚曲折的是文，天上有文曲星，没有文直星。”这些话出自《小仓山房尺牍》。凡是诗文词曲，莫不如此，不仅仅古文这一种是这样。我往日偶尔到戏园看戏，见凡是戏曲的曲折顿挫，含蓄隐晦，一到正文，就戛然而止，由此大悟文法。古人所说的“曲”，即使是二簧、梆子这些文法最粗陋、唱词最低劣的，也必须如此。然而我看见古人以诗文传之后世，全以意境取胜，不在于辞藻。骈文虽然需要色彩斑斓、铿锵悦耳，追求辞藻锤炼骨力，但仍必须力除俗艳凡采，坚守六朝的正轨。如果过于追求对仗工整，就是俗体，大家小家，决不会有这样做的。只有诗也是这样，那些对仗工整的，就是试帖诗的变体。（古诗即倒句）试帖诗决无好诗，诗中如果有这类，那首诗本来就不值得观看。阳湖赵云松（赵翼）观察，撰写《瓯北诗钞》五十三卷，以史对史，组织极为富丽，实为俗体，通达之人不屑一提。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江阴何栻太守，撰写《悔余葊诗编》十二卷，实际宗法这种体裁，对仗更为工整，意图以奇丽见长，开辟诗家新世界。但取来诵读，效法模仿他的人有谁呢？可知在于意境而不在于辞藻了。
骆兆纶忠孝两全
江华骆文卿（骆兆纶）吏目，在湖北蕲州任吏目十余年，宣统辛亥年殉难。武进李经彝学使宝洤，撰写《骆吏目传后》有云：“辛亥八月，武昌事变爆发，总督首先抛弃行省逃跑，焚烧抢掠四处蔓延，各地纷纷溃败。九月初一，长沙军队接着叛变，巡抚逃跑如同总督。于是两行省所辖的道、郡、州、县都竖起白布作为旗帜，迎接叛乱的人惟恐落后，官吏不听从的，有的逃跑有的被杀。蕲州知州离去，州人因为骆兆纶熟悉州中事务，推举拥戴请求他留下。骆兆纶不肯，就对士民说：‘我有老母，惊悸
败我意，愿奉母出境，还就职。』士民许之。兆纶奉其母至汉口，属所亲卫以去，返至蕲，跳身投蕲河中。蕲人闻兆纶至，方迎谒，欲与语，而兆纶死矣，时某月日。李宝洤曰：新军学堂之兴，自湖广始，而大乱之作，疆吏之亟走，亦始湖广。以余所知，两行省中，惟长沙沈知县瀛死最烈，今又得兆纶。时穷乃见节义，使平居处顺，亦何以知其临难不苟哉！其它大吏武臣及有司死者，盖有之矣，朝廷褒恤所及，至隆尤渥。而默默下僚，从容就义，忠孝两全，以视夫坐拥百城，倒戈以雠君父者，犹凤麟之与枭[獍]也。呜呼贤哉！」云云。文见《汉堂文钞》。声木谨案：骆吏目事迹，钱塘吴子修学使庆坻，已采入《辛亥殉难记》，不如此叙述之详，盖撰述各有体例之故。吴县沈士登太守瀛，于宣统辛亥，以候补知府，署长沙县知县，为党人所执，闭置室中竟日。前署湘乡县知县城固申荫堂明府锡绶亦被拘，忍饥相对，以死节相勉。党人知不可屈，拥二人出，太守骂不绝口，遽见害，明府亦同死之。语见《辛亥殉难记》。似此临难捐躯，慷慨以同死相勉，成仁取义，忠魂烈魄，上薄霄汉，固宜与日月争光，名垂天壤，名教有不因之而益重者哉！
译挫败了我的意愿，我希望能奉养母亲离开边境，回去就任官职。』士绅百姓答应了他。兆纶奉养母亲到达汉口，托付给亲近的人护卫离去，自己返回到蕲州，跳身投入蕲河之中。蕲州人听说兆纶到来，正在迎接拜见，想要与他交谈，但兆纶已经死了，当时是某月某日。李宝洤说：新军学堂的兴起，从湖广开始，而大乱的爆发，地方长官的急忙逃跑，也从湖广开始。据我所知，在这两个行省中，只有长沙知县沈瀛死得最为壮烈，现在又得到了兆纶。处境困厄时才能显现出节操义气，如果在平时处于顺境，又怎么知道他们面临危难时不随便苟且偷生呢！其他死去的高级官员、武将以及地方官吏，大概也有，朝廷褒奖抚恤所涉及的，尤其优厚。而那些默默无闻的低级官员，从容赴死，忠孝两全，与那些占据众多城池，却倒戈背叛君主父亲的人相比，就像是凤凰麒麟与恶鸟猛兽的区别。唉，真是贤德啊！」等等。这段文字见于《汉堂文钞》。声木谨按：骆吏目的事迹，钱塘人吴子修学使庆坻，已经收录进《辛亥殉难记》，但不如这里叙述得详细，大概是撰写各有体例的缘故。吴县人沈士登太守瀛，在宣统辛亥年，以候补知府的身份，代理长沙县知县，被党人抓获，关在房间里整天。之前代理湘乡县知县的城固申荫堂明府锡绶也被拘禁，两人忍受饥饿相对而坐，以死守节操互相勉励。党人知道无法使他们屈服，将两人拥出，太守骂声不绝，随即被害，明府也一同死去。这些话见于《辛亥殉难记》。像这样面临危难献出生命，慷慨激昂地以同死互相勉励，成就仁德获取大义，忠烈的魂魄，直冲云霄，本来就应该与日月争辉，名声流传于天地之间，名教难道不因此更加重要吗！
齐景公知陈氏将兴
《春秋》昭公廿六年，《左氏传》云：「斋景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晏子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云云。声木谨案：晏子此段议论，大可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节作注脚，齐景公善晏子之言而不能改，亦与善孔子之言同。《左传》又云：「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云云。而《论语》云，「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云云，实同一意。盖当时齐国将归于陈氏，人无大小智愚，莫不知之。春秋时，大夫世禄，虽国君，不易夺其禄位，况陈氏为众所归，是以景公明知之而明昧之，终亦不能去之，良有以也。齐景公既不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又以无礼无德，自不能已陈氏之乱，可慨也夫。
古今聪明人无撰述
凡古今载籍所称聪明人，如言读书五行、十行并下，过目成诵，历久不忘者，皆只空言其聪明。果使有兼人之智，兼人之勇，其学问文章，自较他人有别。今试稽之，聪明人撰述流传于世者，能有几人，流传于世，为共见共闻者，又能有几人。大抵聪明之人，能高明而不能沉潜，于撰述一途，实非所宜。又况自恃聪明，平日高视阔步，视学问文章如土苴，矜张自满，目空一世，焉有伏案之功，是以不传也。
姚莹论援鹑二字意义
桐城姚南青太史范所撰《援鹑堂诗集》七卷、《文集》六卷，虽已于嘉庆甲戌□月家刊本，印本殊为罕见，盖其板毁于粤贼之乱。其取名「援鹑」二字之意，见者多疑为取义于《诗经》，而不知非也。其曾孙石甫廉访莹《识小录》云：「先曾祖堂名『援鹑』，出扬子《寡学篇》『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言孔子教人，有以手援而醇和也。盖字与醇同，非鹑鸟之谓也。」云云。其□孙叔节孝廉概自云，竭毕生之力，只收得诗文集各一部，欲重为刊行。今孝廉又卒，此书终难重刊矣。
曾国藩等剿捻驻节处
同治□□□□苏州省城克复后，合肥李文忠公鸿章，驻节于城内□□□拙政园，为苏州名园之一，并历见前人记载。后南皮张文达公之万，欲购之以养母，卒为八旗奉直人所购得，改为八旗奉直会馆。当时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参赞文忠幕府，文忠有事咨询，恒呼之为「老筠」。先文庄公每至苏，常与侍郎同室。及同治□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与文忠，先后督师，剿平捻匪，节制三省军务，当时均驻节于周家口镇玉露庵。先文庄公晚年，于拙政园及玉露庵，犹历历指出：某某处为文正、文忠办公室，某某处为某某室，「吾当时亦住于某所」，为声木等言之。光绪乙未，罢官归里，路过周家口，见玉露庵双扉紧闭，因作《周家口怀旧》诗云：「大枪铜马满神州，宵旰时廑圣主忧。戚里名王悲裹革，视师上相几搔头。韬钤策士留宾馆，靴靺诸侯仰节楼。古寺门扃车马散，萧萧汝水自东流。」云云。声木谨案：先文庄公撰述，为某甲焚毁殆尽，声木痛之，到处访询，集得诗数十首，编为《佚诗》一卷，拟刊于先文庄公遗书中，目录已见《续补汇刻书目》。但搜辑编纂慎重从事，不敢草率塞责，不知此愿何日能偿，诚憾事也。
广饶九南道缺逸事
江西分巡广饶九南道，因驻札九江，俗名九江道。内府每年所用磁器，于景德镇特设御窑，专理其事，例归九江道兼辖。光绪□年，内府于常例物品之外，需用粉定养鱼大缸壹百个，命御窑造好进呈。时江阴沈品莲方伯保靖适任斯缺，尝谓先
译齐景公知道陈氏将要兴起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左氏传》记载：“齐景公说：‘太好了！我做不到啊，我现在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子回答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并存。君主发令臣下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丈夫和睦妻子柔顺，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就是礼。君主发令而不违背，臣下恭敬而不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儿子孝顺而规劝，兄长友爱而友善，弟弟敬重而顺从，丈夫和睦而合乎道义，妻子柔顺而端正，婆婆慈爱而听从，媳妇顺从而温婉，这是礼中美好的事物。’景公说：‘太好了！我到现在才听到这种礼的高尚之处。’晏子回答说：‘这是先王禀受于天地，用来治理百姓的，所以先王推崇它。’”等等。声木谨按：晏子这段议论，完全可以作为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段的注脚。齐景公赞同晏子的话却不能改正，这也与赞同孔子的话相同。《左传》又记载：“齐侯和晏子坐在路寝，景公感叹说：‘这屋子真美啊！将来谁会有它呢？’”等等。而《论语》中说，“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等等，实际上意思是相同的。大概当时齐国将要归于陈氏，无论地位高低、智慧愚笨，没有人不知道。春秋时期，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即使是国君，也不容易剥夺他们的俸禄和地位，何况陈氏被众人所归附，所以景公明知却故意装糊涂，最终也不能除掉陈氏，确实是有原因的。齐景公既然不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又因为无礼无德，自然无法制止陈氏的动乱，真是令人慨叹啊。
古今聪明人没有著作
凡是古今典籍中所称的聪明人，比如说到读书一目五行、十行，过目成诵，历久不忘的，都只是空说他们聪明。如果真的拥有超常的智慧和勇气，他们的学问文章，自然与他人有所不同。现在试着考察一下，聪明人的著作流传于世的，能有几人？流传于世，成为众人所见所闻的，又能有几人？大抵聪明的人，能够高明而不能沉潜，在著述这一方面，实在不适合。更何况自恃聪明，平日高视阔步，把学问文章看得如泥土草芥一样，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哪里会有伏案著述的功夫，所以不能流传。
姚莹论“援鹑”二字的意义
桐城姚南青太史范所撰写的《援鹑堂诗集》七卷、《文集》六卷，虽然在嘉庆甲戌年某月由家中刊印，但印本非常罕见，大概是因为书版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他取名“援鹑”二字的含义，见到的人多怀疑是取义于《诗经》，却不知道不是。他的曾孙石甫廉访姚莹在《识小录》中说：“先曾祖堂名‘援鹑’，出自扬子《寡学篇》‘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意思是孔子教导人，有以手牵引而使之醇和的意思。大概‘鹑’字与‘醇’字相同，不是指鹌鹑鸟。”等等。他的玄孙叔节孝廉姚概自己说，竭尽毕生之力，只收集到诗文集各一部，想要重新刊行。如今孝廉又去世了，这本书终究难以重新刊印了。
曾国藩等人剿捻驻节之处
同治年间苏州省城收复后，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驻节于城内的拙政园，这是苏州的名园之一，并且历来见于前人的记载。后来南皮张文达公张之万，想购买它来奉养母亲，最终被八旗奉直人购得，改为八旗奉直会馆。当时湘阴郭筠仙侍郎郭嵩焘，参赞文忠公的幕府，文忠公有事咨询，常称呼他为“老筠”。先父文庄公每次到苏州，常与侍郎同住一室。等到同治某年，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与文忠公，先后督师，剿平捻匪，节制三省军务，当时都驻节于周家口镇玉露庵。先父文庄公晚年，对于拙政园和玉露庵，还能历历指出：某某处是文正公、文忠公的办公室，某某处是某某的居室，“我当时也住在某处”，对声木等人说起。光绪乙未年，罢官回乡，路过周家口，看见玉露庵双门紧闭，因此作《周家口怀旧》诗说：“大枪铜马满神州，宵旰时廑圣主忧。戚里名王悲裹革，视师上相几搔头。韬钤策士留宾馆，靴靺诸侯仰节楼。古寺门扃车马散，萧萧汝水自东流。”等等。声木谨按：先父文庄公的著作，被某甲焚毁殆尽，声木对此痛心，到处访询，收集到诗数十首，编为《佚诗》一卷，打算刊入先父文庄公的遗书中，目录已见于《续补汇刻书目》。但搜辑编纂慎重从事，不敢草率塞责，不知道这个愿望何日能够实现，确实是遗憾的事。
广饶九南道缺逸事
江西分巡广饶九南道，因为驻扎在九江，俗名叫九江道。内府每年所用的瓷器，在景德镇特设御窑，专门管理此事，按规定归九江道兼辖。光绪某年，内府在常例物品之外，需要粉定养鱼大缸一百个，命令御窑造好进呈。当时江阴沈品莲方伯沈保靖正好担任这个职务，曾对先
文庄公云：「御窑所制御用之物，必须加数倍制成，拣选其中毫无班点痕及裂文者，始能进呈。余则谓之赢余，官吏共分，道员实占多数。故凡任九江道数年，赢余磁器甚多，职是之故。」又谓：「九江道例兼大姑塘二钞关。粤逆乱前，收税甚旺，额征税银拾柒万叁千捌百捌拾两。乱平后，收数骤绌，即扫数解库，尚不足数万两。国家功令，关税短收，例须免玖赔壹。道缺清苦，焉有余金作赔，乃愈绌其数，庶使免玖赔壹之外，仍余贰叁万金。俗谓优缺，非真优也。」云云。此先文庄公晚年，于声木趋庭时谕之者。方伯所言，乃同光初年情形。后来不知若何，无可考查矣。
译文庄公说：“御窑所烧制的供御用之物，必须加倍制作，挑选其中毫无斑点痕迹及裂纹的，才能进呈。其余的称为盈余，由官吏共同分配，道员实际占得最多。因此凡是担任九江道数年的人，盈余的瓷器非常多，原因就在这里。”又说：“九江道按例兼任大姑塘两个钞关。粤逆叛乱之前，收税非常旺盛，定额征收的税银为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两。叛乱平定后，收入骤然减少，即使全部解送国库，还不足数万两。国家的法令，关税短收，按规定须免九赔一。道员职位清苦，哪里有余钱用来赔偿，于是进一步减少征收数额，以便在免九赔一之外，仍然剩余两三万两银子。世俗所说的优缺，并非真正优厚。”等等。这是先父文庄公晚年，在声木侍奉问学时告诫他的话。方伯所说的，是同治、光绪初年的情形。后来情况如何，无法考查了。
南京贡院曾国藩手迹
南京江南乡试贡院，原有「至公堂」正书三字横木额，大门外石排坊正中「锁院风清」正书四字石额，原为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手笔。今虽犂为平地，改为市场，余仍记之于此，以为后人考古凭吊之用，或不嫌其多事也。
李习之先生文读序论
光泽高雨农舍人澍然，编《李习之先生文读》，自序云：「昌黎之文，广博易良，余于《韩文故》言之详矣。而习之先生，其广博稍逊，其易良则似有进焉。盖昌黎取源《孟子》而汇其全，故广博与易良并，先生取源《论语》而得其一至，故广博虽不如，而易良亦非韩所有也。譬诸天地之气，其穆然太虚，冲和昭融者，《论语》之易良也，其湛然不滓，高朗夷旷者，《孟子》之易良也。二者微有区别焉，学之者，宁无差等乎哉！故余于昌黎，犹为公好，于先生，若为私嗜然。每展卷，如尝异味，必求属餍。又恐其难再得，不肯遽尽，留以待再享，其爱护之至如此，诚不自知其然也。然先生之文，平澹如孟襄阳诗，不见可悦。常授学子一编，语之曰：『解好此，可与道古。』亦竟鲜有言好者。爰汇旧读所得，评成是书，曰《习之先生文读》，与《韩文故》并行。冀后进资以启发，可得同好，盖亦不欲独享异味之意也。凡十卷，先生全集尽在是。其末卷九篇，则拟删者，并录之，亦加评，明所见。庶好而知其恶，虽私嗜，固不失为公好也夫。」云云。宝应王文勤公凯泰序云：「《唐艺文志》载《李文公集》十八卷，文百肆篇。是集凡有二本，赵郡苏天爵家藏刊本，较河东邢让钞本为精审。考《唐书》本传，先生为韩文公高弟，其学皆出于韩。唐宋以来，韩李文章，并行海内。欧文忠章奏，敷陈剀切，冠绝古今，其实原本李文，苏文公尝论及之。苏子美称其词不逮韩而理胜于柳，其意言悉似昌黎，故有纯无杂，洵定评也。明人选大家，乃弃置弗录，而先生之文，几湮没而不彰。我国家乾隆朝，诏征天下遗书，浙江鲍士恭以苏本李文进，蒙采入《钦定四库全书》，而先生之文又一显。第中秘珍藏，艺林罕觏，迨宜兴储同人撰次唐宋十大家，选习之先生文陆拾陆篇，都为一集，学子始稍稍有知识李文者。顾其文理正而旨澹，气高而质清，士大夫好之者卒鲜。闽中高雨农舍人着《李文读》一编，心苦分明，批却导窾，遂使千载上作者之精神意气跃跃纸上，先生有知，其(订)[许]为旷代之知音乎。夫文以载道，道德外无文章也。先生寄从弟正辞书谓：『人号文章为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乌得以一艺名之。』然则先生之志趣学识，又岂晚近文人学士所可同日语哉！刘炯甫刺史取舍人《李文读》十卷，付之手民，表章儒宿，嘉惠后学，意良美矣，爰识数语，以弁简端。」云云。闽县刘炯甫刺史存仁跋云：「光泽高雨农先生治古文三十年，以文为贯道之器，必求所以自得。年未四十，着《诗考异》、《诗音易述》、《古本大学解》、《汉律历志注》、《河略》诸书，已而皆弃去，曰『吾未有得也』。最后着《春秋释经》、《论语私记》，而精力尤萃于《韩文故》、《李文读》二书。道光九年，大吏延修省志，存仁与校雠，受教于先生四载。甲午志竣返里，逾年，掌教厦门，道福州，欢然请见。又逾年辛丑，讣至，与张亨甫为位哭奠于西湖。自是奔驰南北，稍游公卿朋友间，善古文者各有偏至，未有如先生之专且勤也。同治庚午归田，过崇安，晤老友郭小云，谈及遗书散佚为憾。抵里，急驰讯哲嗣屺民明经。今夏屺民以《李文读》寄示，且言兵燹之余，家业荡然，而此册及《抑快轩全稿》幸未失坠。屺民可谓善承先志矣。先生论文主气体，尝言吾之求之也，合气于朕，合神于漠，以追取其神与气而冥与之会。故其自序有云：韩取源《孟子》，故广博与易良并，李得《论语》之易良。吾于韩为公好，于李独为私嗜。是评与《韩文故
译南京江南乡试贡院，原本有“至公堂”三个正书字样的横木匾额，大门外石牌坊正中有“锁院风清”四个正书字样的石匾额，原本都是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手笔。如今虽然已耕犁为平地，改作市场，我仍在此记下，作为后人考古凭吊的依据，或许不嫌我多事吧。
光泽高雨农舍人高澍然，编撰《李习之先生文读》，在自序中说：“昌黎（韩愈）的文章，广博平易善良，我在《韩文故》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而习之先生（李翱），他的广博稍逊一筹，但他的平易善良似乎有所进益。大概昌黎取法于《孟子》而汇聚其全部，所以广博与平易善良兼备；先生取法于《论语》而得其极致，所以广博虽然不如昌黎，但平易善良也不是韩愈所有的。譬如天地之气，那穆然太虚、冲和昭融的，是《论语》的平易善良；那湛然无杂、高朗开阔的，是《孟子》的平易善良。二者微有区别，学习的人，难道没有差别等级吗！因此我对昌黎，像是出于公心喜好；对先生，则像是出于私心嗜好。每次展开书卷，如同品尝美味，必定追求满足。又恐怕难以再次得到，不肯立刻读完，留待再次享用，爱护到了这种地步，实在自己也不觉得是这样。然而先生的文章，平淡如同孟襄阳的诗，看不出令人喜悦之处。我常给学子一本，告诉他们：‘能喜好这个，就可以与古人同道。’最终也很少有人表示喜好。于是汇集旧日阅读所得，评点成这本书，叫作《习之先生文读》，与《韩文故》并行。希望后进之士借此启发，能获得共同的喜好，大概也是不想独自享用美味的心意吧。共十卷，先生的全集都在这里。其中末卷九篇，是打算删去的，一并收录，也加以评点，表明我的见解。希望喜好的人知道它的不足，虽然出于私心嗜好，固然不失为公心喜好啊。”等等。
宝应王文勤公王凯泰在序言中说：“《唐艺文志》记载《李文公集》十八卷，文章一百零四篇。这个集子共有两个版本，赵郡苏天爵家藏刊本，比河东邢让抄本更为精审。考查《唐书》本传，先生是韩文公的高足，他的学问都出自韩愈。唐宋以来，韩李的文章，并行于海内。欧阳文忠公的章奏，陈述恳切，冠绝古今，其实原本就是李翱的文章，苏文公曾经论及过。苏子美称赞他的文辞不及韩愈而义理胜过柳宗元，他的意旨言辞都类似昌黎，所以纯粹没有杂糅，这确实是定评。明代人选编大家文集，却弃置不录，而先生的文章，几乎湮没而不彰显。我朝乾隆年间，诏令征集天下遗书，浙江鲍士恭进献苏本李翱文集，蒙恩采录入《钦定四库全书》，而先生的文章又一次显扬。只是宫中秘藏，文坛罕见，等到宜兴储同人编撰唐宋十大家，选录习之先生文章六十六篇，编为一集，学子才开始稍稍知晓李翱的文章。然而他的文章义理端正而旨趣平淡，气度高远而质地清澄，士大夫喜好的人终究很少。闽中高雨农舍人著《李文读》一书，用心苦深分明，批阅引导得当，于是使千载以上作者的精神意气跃然纸上，先生若有知，大概会赞许他是旷代的知音吧。文章用来承载道义，道德之外没有文章。先生给从弟正辞的信中说：‘人们称文章为一艺的，是时俗所喜好的文章。那些能达到古人境界的，则是仁义之辞，怎么可以用一艺来命名呢。’那么先生的志趣学识，又岂是晚近文人学士所能同日而语的呢！刘炯甫刺史取舍人《李文读》十卷，交付刻工刊印，表彰儒学宿老，惠及后学，心意非常美好，于是写下几句话，作为卷首。”等等。
闽县刘炯甫刺史刘存仁在跋文中说：“光泽高雨农先生研究古文三十年，认为文章是贯通道义的器具，必定追求自我心得。年纪未满四十，著成《诗考异》、《诗音易述》、《古本大学解》、《汉律历志注》、《河略》等书，随后都抛弃了，说‘我还没有心得’。最后著成《春秋释经》、《论语私记》，而精力尤其集中在《韩文故》、《李文读》两书上。道光九年，地方长官延请修撰省志，我与他校勘，受教于先生四年。甲午年志书完成返回家乡，过了一年，掌管厦门教职，路过福州，高兴地请求拜见。又过了一年辛丑年，讣告传来，我与张亨甫在西湖设位哭祭。从此奔波南北，稍微交游于公卿朋友之间，擅长古文的人各有偏重，没有像先生那样专一且勤奋的。同治庚午年归隐田园，经过崇安，会见老友郭小云，谈及遗书散佚感到遗憾。回到家乡，急忙写信询问哲嗣屺民明经。今年夏天屺民寄来《李文读》给我看，并且说战乱之后，家业荡然无存，而这册书以及《抑快轩全稿》幸好没有丢失。屺民可以说善于继承先人志向了。先生论文主张气体，曾说我的追求，是将气合于朕兆，将神合于漠然，以追取他的神与气而暗中与之契合。所以他的自序中有说：韩愈取法于《孟子》，所以广博与平易善良兼备，李翱得到《论语》的平易善良。我对韩愈是公心喜好，对李翱独为私心嗜好。这评论与《韩文故》
》相表里，抉经心而执圣权，嗜学者当自领之。急为梓行，不特后死者之责，亦先生嘉惠后学初志也。独念少懵于学，老而无成，愧负长者期许，思先生不可复见，凄怆踧踖，其亦有感不绝于余心者乎。刻既成，版归屺民，以为世宝云。」云云。文均见本书。声木谨案：此书有同治十年冬月，刺史刊圈点批评本。北宋言文章者必称韩李，屡见之前人记载，实以文公亲炙受业于昌黎，而其文虽随人步趋，实足有以自立。故眉山苏明允□□洵《上欧阳内翰书》云：「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云云。文见《嘉佑集》。而《四库全书提要》云：「其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镕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云云。新城王晋卿方伯树▯《致王文泉书》云：「李元宾与韩昌黎、欧阳行周同年登第，当时皆以能文称于世，然元宾为文，刻意雕镌，终未脱六朝蹊径，与昌黎氏之所谓古文者，截然如尧眉舜目之不同。论者乃较短长于辞质间，可谓不知其类。昌黎当日倡为古文之学，同时学者，竞以返古求新，力去陈言为务，然皆不免毫厘千里之差。深窥其奥者，为李习之一人而已。」云云。文见《陶庐笺牍》。文公古文为后人重视如此，舍人为之批却导窾，指示涂径，后人益有阶级可寻。《李文读》一书必不可废，舍人论文之功亦不可没矣。
译它们互为表里，抉发经书的核心并掌握圣人的权变，喜爱学习的人应当自己领会。急忙刊印发行，这不仅是后死者的责任，也是先生嘉惠后学的初衷。只是想到自己年少时学业懵懂，年老却一无所成，愧对长者的期许，想到先生已不可再见，心中凄怆不安，这大概也是我心中感慨不绝的原因吧。刻版完成后，版片归屺民收藏，作为世间的珍宝。」等等。这些文字都见于本书。声木谨按：此书有同治十年冬月，刺史刊刻的圈点批评本。北宋谈论文章的人必定推崇韩愈和李翱，在前人的记载中屡见不鲜，实际上是因为李翱亲自受业于韩愈，而他的文章虽然追随韩愈的脚步，却足以自立门户。所以眉山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只有李翱的文章，其韵味深沉而悠长，其光彩温润而幽远，举止从容，有执事者的仪态。」等等。此文见于《嘉佑集》。而《四库全书提要》说：「他的才华与学问，虽然都逊于韩愈，不能熔铸百家之说，使之皆如己出，但立言却有根基，大体温和厚道、平和中正，举止合乎法度，不像李观、刘蜕等人，有矫揉造作、刻意炫耀的姿态。」等等。新城王晋卿方伯王树在《致王文泉书》中说：「李元宾与韩昌黎、欧阳行周同年登第，当时都以擅长文章闻名于世，然而元宾写文章，刻意雕琢，终究没有摆脱六朝的蹊径，与昌黎所说的古文，截然不同，如同尧眉舜目一般不同。评论者却在辞藻与质朴之间比较长短，可谓是不知类别。昌黎当时倡导古文之学，同时的学者，竞相以复古求新、力去陈言为务，然而都不免有毫厘千里之差。深入窥探其中奥妙的，只有李习之一人罢了。」等等。此文见于《陶庐笺牍》。文公的古文被后人如此重视，舍人为其批注引导，指示路径，后人更加有阶梯可循。《李文读》一书必不可废弃，舍人论文之功也不可埋没。
女史熊琏论诗
如皋熊澹仙女史琏《澹仙诗话》云：「诗本性灵，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成天籁。古人用笔，各有佳处，岂可别执一见，弃此尚彼。或云法宋元，或云宗三唐，究竟摹仿不来，空失本来面目。」又云：「陆念尔云：诗主性灵，以人工累之，犹太虚着浮云，此论极妙。归愚谓开废学之渐，恐其流于薄。余谓有性灵者，可以加人工，有人工愈以养性灵。譬如碧空澄彻，霁日晴云，明霞朗月，点缀更佳。」又云：「凡诗有性无景，如村翁谈家常，有景无情，如绣女描花样，景不雅则无致，情不深亦无味。写景须点缀幽峭，使人起兴，写情必缠绵激切，令人下泪，情中有景不俗，景中有情乃活。」云云。声木谨案：女史生当干嘉之时，随园诗派盛行，故论诗亦以性灵为主。然诗学广大，随园以性灵自树一帜，原无害于义。末流承其币，遂至集矢于随园，恶其人，并恶其文章，亦非公论。女史诗话不多见，所论亦颇有见到语，未可厚非也。
张维屏忆母诗
番禺张子树太守维屏《归来》诗云：「昔年下第归来日，慈母偏怜失意人。今日归来逢弟妹，酒边惟有泪盈巾。」并自注云：「忆戊辰、辛未下第归，先慈每以好言抚慰，命弟妹置酒共饮。」云云。诗见《松心诗集》中《燕台四集》。声木谨案：太守此诗，廿八字中，说尽父母慈爱之心，宛然在目，愿书万本，诵万遍也。
秀水县分合原委
嘉兴秀水本嘉兴府附郭两首邑，秀水县立于明宣德四年。置县之初，分嘉兴县叁之壹，城以内皆属秀水，士大夫人列第而居者阀阅相望，以故县令班次虽次嘉兴，而人文之盛，常为一郡最。万历间，始专修《秀水县志》。至宣统三年□□复裁撤秀水，并入嘉兴为一县。语见钞本康熙廿四年三月石楼任调之明府之鼎监修《秀水县志》，余已著录于《宝鉴楼架上书目》中。
翰林院散馆除名
国朝翰林院衙门定例：凡翰林留馆者，衙门中开列其名，必至死后始去之。凡衙门中有宴会等事，以中堂为最尊，余则以科名为先后，不问官职之大小有无。若散馆，即除其名。有某某当时曾入词馆，未得留馆，后见先文庄公留馆，语先文庄云：「你们衙门只要散馆，即与留馆者死去无异，名氏早除。」云云。可谓牢骚不平，愤怒言之矣。
联合立宪上谕
光绪三十□年，我朝拟颁立宪，上谕先命各部院大臣各拟一通，中以善化瞿文慎公鸿禨所拟为最佳。时夫己氏权势煊赫，枢臣皆惮之，亦言其所拟之善。乃不得已，以二稿属天津徐菊人协揆世昌联合为一篇，后来颁发者，即是此稿。寿州孙文正公家鼐，当时亦有拟稿，退值后称誉文慎，并为言其缘由如此。老辈服善之量，决非恒人所能几及。
曾国荃与官文失欢
益阳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抚，辽阳官文恭公文，任两湖总督，与之同官一省，交欢至好，公事始能划一，当时天下称为美谈，已屡见前人记载矣。同治□年，湘乡曾忠襄公国荃，继任湖北巡抚，与文恭意见不合，驯至互相揭参，穆宗罢斥忠襄。后□年，文恭路过金陵，时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任两江总督，出迎于下关。登文恭舟，一见即曰：「我家老九，真是不好，我甚惭愧。」文恭一笑而罢，前事孰是孰非，一字不提。论者论文恭善能容人，雅量殊不可及。于剿平粤捻一役，虽无赫赫名，其推贤让能之功，甚为宏伟，宜与当时所谓曾、左、胡、李诸公，并垂不朽也。
成都都统无印
镇守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副都统向例无印，如有公文，皆用镇守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将军印，是将军、都统二官实共一印，亦是异事，为他省所未有。虽典史、训导，各官皆有一印，俗谓冷铜。都统为一品大员，转无一印在握，真事理之不解，不知国朝当时所以吝于一印之故矣。
黄翼升欲钞御赐书
光绪
译女史熊琏论诗
如皋熊澹仙女史熊琏在《澹仙诗话》中说：“诗歌的本性是性灵，就像松间的风、石上的泉水，触碰到就发出声音，自然形成天籁。古人下笔，各有其精妙之处，怎么能固执地持有一种见解，抛弃这个崇尚那个呢。有人说效法宋元，有人说推崇初盛中晚唐，终究是模仿不来，白白失去了本来面目。”又说：“陆念尔说：诗歌以性灵为主，如果用人工技巧去牵累它，就像太虚中有了浮云，这个论断非常精妙。沈德潜认为这是导致废弃学问的开端，恐怕会流于轻薄。我认为有性灵的人，可以加上人工技巧；有技巧的人，更能以此涵养性灵。好比碧空澄澈，雨后初晴的云彩，明亮的霞光与朗照的月亮，点缀得更加美好。”又说：“凡是诗歌只有性灵而没有景物，就像村夫谈论家常；只有景物而没有情感，就像绣女描摹花样。景物不雅致就没有韵味，情感不深沉也没有味道。描写景物必须点缀得幽深峭拔，使人产生兴致；抒发情感必须缠绵激切，令人落泪。情感中有景物就不俗气，景物中有情感才生动。”等等。声木谨按：女史生活在乾嘉时期，随园诗派盛行，所以她论诗也以性灵为主。然而诗学广大，随园以性灵独树一帜，原本对义理没有妨害。末流继承他的衣钵，于是招致众人攻击随园，厌恶他的人，连带厌恶他的文章，这也不是公正的评论。女史的《诗话》不多见，所论述的也很有见地，不可过分指责。
张维屏忆母诗
番禺张子树太守张维屏的《归来》诗说：“昔日落第归来那天，慈母偏偏怜惜失意的人。今日归来见到弟妹，酒席边只有泪水沾满手巾。”并自注说：“回忆戊辰、辛未年落第回家，先母总是用好言抚慰，让弟妹摆酒一起共饮。”等等。这首诗见于《松心诗集》中的《燕台四集》。声木谨按：太守这首诗，在二十八个字中，说尽了父母慈爱之心，仿佛就在眼前，我愿意抄写一万本，诵读一万遍。
秀水县分合原委
嘉兴秀水本是嘉兴府附郭的两个县，秀水县设立于明宣德四年。设置县治之初，从嘉兴县分出三分之一，城墙以内都归属秀水，士大夫阶层列第而居，名门望族相望，因此县令的班次虽然排在嘉兴之后，但人文之盛，常为全郡第一。万历年间，才开始专门编纂《秀水县志》。到宣统三年，又裁撤秀水，并入嘉兴成为一个县。这话见于抄本康熙二十四年三月石楼任调之明府任鼎监修的《秀水县志》，我已经著录在《宝鉴楼架上书目》中。
翰林院散馆除名
本朝翰林院衙门定例：凡是留在翰林院的人，衙门中开列他的名字，一定要等到死后才去掉。凡是衙门中有宴会等事，以中堂为最尊贵，其余则按科举名次先后排序，不问官职的大小有无。如果散馆，就立即除去他的名字。有某某当时曾进入词馆，未能留馆，后来见到先文庄公留馆，对先文庄公说：“你们衙门只要散馆，就与留馆者死去没有区别，名字早就除去了。”等等。可以说是牢骚不平，愤怒之语了。
联合立宪上谕
光绪三十几年，我朝打算颁布立宪，皇上先命令各部院大臣各自拟定一稿，其中善化瞿文慎公瞿鸿禨所拟定的最好。当时袁世凯权势煊赫，枢密大臣都忌惮他，也说他所拟定的好。于是不得已，将两稿交给天津徐菊人协揆徐世昌联合为一篇，后来颁发的，就是这篇稿子。寿州孙文正公孙家鼐，当时也有拟稿，退值后称赞文慎公，并说了缘由如此。老辈人服善的度量，决不是平常人所能接近的。
曾国荃与官文失欢
益阳胡文忠公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辽阳官文恭公官文，任两湖总督，两人在同一省共事，交好至深，公事才能统一，当时天下称为美谈，已屡次见于前人记载。同治几年，湘乡曾忠襄公曾国荃，继任湖北巡抚，与官文意见不合，逐渐发展到互相揭发参奏，穆宗罢免斥责曾国荃。后来几年，官文路过金陵，当时湘乡曾文正公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在下关出迎。登上官文的船，一见就说：“我家老九，真是不好，我很惭愧。”官文一笑作罢，以前的事谁是谁非，一字不提。评论的人说官文善于容人，雅量特别不可及。在剿平粤捻一役中，虽然没有赫赫名声，但他推贤让能的功劳，非常宏伟，应当与当时所谓的曾、左、胡、李诸公，一起垂名不朽。
成都都统无印
镇守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副都统向来没有印信，如果有公文，都用镇守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将军的印信，这是将军、都统两个官职实际上共用一个印信，也是奇异的事情，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虽然典史、训导等小官都有一个印信，俗称为冷铜。都统是一品大员，反而没有一个印信在手中，真是事理难以理解，不知道本朝当时为什么吝惜一个印信。
黄翼升欲钞御赐书
光绪
中叶，长江水师提督湘乡黄武慎公翼升，与先文庄公相善，闻先文庄公于光绪□年钦赐《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四百廿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三百廿卷、穆宗毅皇帝御制《诗全集》六卷、《文全集》十卷三书，不胜欣慕，时欲向先文庄公借看借钞。先文庄公告以「此系钦赐之书，不能赠人。不然，公如好之，即可奉让」云云。然虽屡言借钞，终未向我家来取，未知何意。武慎虽以军功出身，而笃好风雅，留心典籍，亦升平之盛事，岂易得之于武夫哉！
译到了中期，长江水师提督、湘乡人黄翼升（字武慎），与先文庄公交好。他听说先文庄公在光绪某年受皇帝赏赐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以及穆宗毅皇帝御制的《诗全集》六卷、《文全集》十卷这三部书，心中不胜羡慕，时常想向先文庄公借阅抄录。先文庄公告诉他：“这些是皇帝赏赐的书，不能赠送给别人。否则，如果你真的喜爱，我就可以全部让给你。”然而，虽然黄武慎屡次说要借抄，却始终没有到我家来取书，不知是何用意。黄武慎虽然凭借军功出身，却十分喜爱风雅之事，留心典籍，这也是太平盛世中的美事，难道容易在武将身上见到吗！
彭玉麐亲笔手札
衡阳彭刚直公玉麟，生平与人函牍，均属自书。所用信纸，并非八行等纸，系当时下官递履历后余之红纸，裁之约似八行宽。先文庄公编《锦鳞前集》，中有刚直函十余封，即是如此。其字迹骨梗，想见其气节嶙峋，不随流俗。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言海内藏其函讯者，皆刚直亲笔云云，洵不诬也。
黄体芳出试题寓意
光绪□年，瑞安黄漱兰银台体芳，官□部□侍郎。以参劾合肥李文忠公鸿章，请以湘乡曾惠敏公纪泽继任直督，奉旨申斥，旋经部议，降□级调用，惠敏旋即补授银台原缺。未几，出任江苏学政，颇以风节着。性好饮，其公事图章，为「醉仙过目」四字。其出棚开考某某府属数县，所出试题，颇为当时人注意。有曰《老彭》，曰《是社稷之臣也》，曰《顾左》，曰□□□□□□曰《曾是》，曰□□□□□□曰《有李》，曰《国人皆曰可杀》，以当时数功臣姓嵌入，实颇见巧思。时有补一岁考者，题曰《不贰过》，贰次者曰《不待三》，三则曰《吾以汝为死矣》。某生欲得寿榜，多填年岁，例须入学，则批云：「文在题外，字在格外，年在□拾外，本学院不忍置之度外。」云云。苏人背后皆呼为黄矮子。据江都徐蛰叟广文师言，粤捻匪平后，任江苏学政，真能弊绝风清者，只有宗室溥玉岑尚书良。尚书考试，论字不论文，然确无弊窦，士林亦悦服无异言，银台仅以风节着耳。
犯人越狱案委过典史
国朝定例：凡各省犯人越狱之案，州县及典史处分甚重。同光以来，每见督抚奏报此案，均言知县先期因公进省，成为印板文章。其实因公者何事，迄无一人为之言明，粉饰可笑。典史实为守狱官，无论如何，自应革职。闻因代人受过，知县必与以津贴，买山有资，胜于作典史多矣。
刘坤一求雨逸事
江西人民，最重许真人，庙祀甚隆，凡祷雨求晴，皆于是乎在。同治□年，新宁刘忠诚公坤一任赣抚，时先文庄公任藩司，两次求雨未得，复来三次求雨。市人羣聚于庙之左右，于忠诚将入庙时哄然哗笑。意谓忠诚求雨之心未诚，不能上格天心，立沛甘霖。实亦历来有此恶习，并非独施于忠诚为然也。忠诚入内坐定后，忽向同来司道各官问曰：「许真人庙正厅何以用黄瓦？」先文庄公答谓：「但不知当时何人，造庙时如此，想亦不能踰于国家定制。」忠诚言：「祷雨至今未降，必揭去其黄瓦方可。」大众闻而愕然。忠诚徐谓：「我求雨不得，市人笑我。」指神主谓：「他不降雨，罪过不更大乎。」大众始恍然忠诚所言，乃有为而发也。
明戴羲史钞
明□□戴□□□□羲，有《史钞》壹编，从未见诸家书目著录。余亦未睹全编，仅购得《五代史钞》四卷，卷端刊「史钞贰百柒拾柒至贰百捌拾」，云云，全书想上起《史》《汉》，下迄元代，卷数已不可考。自题「明后学戴羲摘摷五代史文钞」，卷中亦无刊本年月，以字迹考之，当在明中叶时也。
论泾川诗话
泾县赵环石明府知希，撰《泾川诗话》三卷，泾县赵绍祖等，刊入《泾川丛书》中。阅至终篇，觉其中殊少佳句，供人爱玩者。夫论诗拘于一县，自难出色当行，固事理所恒有，亦可谓不善用其所短矣。据其侄孙□□□□绍祖跋言，明府尚撰有《环石诗钞》八卷，已刊以行世，云云。余虽未见其诗，以所撰诗话体例推之，其诗亦断难传世也。
传书堂善本书目
乌程蒋孟苹学部汝藻，亦近代藏书大家，海宁王忠悫公国维撰《传书堂记》，见于□□□□□□余已节录其语，入于《藏书纪事诗补遗》中。撰有《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余于书肆中见有钞本四册，字迹甚工整，以议价未合而罢。未几，于他肆复见似此者数部，心讶之。后询知为有某某，专钞此书目出售，斯亦异矣。
论使西纪
译彭玉麟亲笔手札
衡阳彭刚直公玉麟，生平与人书信往来，都是亲自书写。所用的信纸，并非八行纸之类的专用信笺，而是当时下级官员递送履历后剩余的红纸，裁切得大约像八行纸那样宽。先文庄公编纂《锦鳞前集》，其中收录了刚直公的十几封信函，就是这样的纸张。他的字迹骨力遒劲，可见其气节刚直峻峭，不随波逐流。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在《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说，天下收藏他信函的人，都是刚直公的亲笔，确实不是虚妄之语。
黄体芳出试题寓意
光绪某年，瑞安黄漱兰银台体芳，任某部某侍郎。因参劾合肥李文忠公鸿章，请求让湘乡曾惠敏公纪泽继任直隶总督，奉旨受到申斥，随后经部议，降某级调用，惠敏公随即补授银台原职。不久，黄体芳出任江苏学政，以风骨节操著称。他喜好饮酒，他的公务图章，刻着“醉仙过目”四个字。他在某府所属的几个县出题开考，所出的试题，颇为当时人所关注。有的题目叫《老彭》，有的叫《是社稷之臣也》，有的叫《顾左》，有的叫……，有的叫《曾是》，有的叫……，有的叫《有李》，有的叫《国人皆曰可杀》，将当时几位功臣的姓氏嵌入其中，实在颇见巧思。当时有补考一次岁考的，题目叫《不贰过》，补考两次的叫《不待三》，补考三次的叫《吾以汝为死矣》。某位考生想获得寿榜，多填了年龄，按规定必须入学，则批语说：“文章在题目之外，字迹在格线之外，年龄在四十之外，本学院不忍心将其置之度外。”等等。苏州人背后都称他为黄矮子。据江都徐蛰叟广文先生所言，粤捻匪平定后，任江苏学政，真正能做到弊绝风清的，只有宗室溥玉岑尚书良。尚书考试，只论字不论文，但确实没有舞弊漏洞，士林也心悦诚服没有异议，银台仅以风骨节操著称罢了。
犯人越狱案委过典史
清朝定例：凡是各省犯人越狱的案件，州县官及典史的处分都很重。同光以来，每见督抚奏报此类案件，都说知县事先因公事进省，成为套话。其实因公事是什么事，始终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粉饰得可笑。典史实际上是看守监狱的官员，无论如何，自应革职。听说因为代人受过，知县必定给予津贴，买山的资金，比做典史强多了。
刘坤一求雨逸事
江西人民，最敬重许真人，庙宇祭祀很隆重，凡是求雨求晴，都在这里进行。同治某年，新宁刘忠诚公坤一任江西巡抚，当时先文庄公任布政使，两次求雨未得，又来进行第三次求雨。市民聚集在庙宇左右，在忠诚公即将进入庙宇时哄然哗笑。认为忠诚公求雨之心不诚，不能上达天心，立刻降下甘霖。其实历来也有这种恶习，并非只针对忠诚公如此。忠诚公进入里面坐定后，忽然向同来的司道各官问道：“许真人庙正厅为什么用黄瓦？”先文庄公回答说：“只不知当时何人，建造庙宇时如此，想必也不能超过国家定制。”忠诚公说：“求雨至今未降，必须揭去其黄瓦才行。”大众听后愕然。忠诚公缓缓说道：“我求雨不得，市民笑我。”指着神位说：“他不降雨，罪过不更大吗？”大众这才恍然明白忠诚公所言，是有针对性而发的。
明戴羲史钞
明朝某戴某羲，有《史钞》一部，从未见于各家书目著录。我也未见全编，仅购得《五代史钞》四卷，卷首刊有“史钞贰百柒拾柒至贰百捌拾”等字样，全书想必上起《史记》《汉书》，下迄元代，卷数已不可考。自题“明后学戴羲摘摭五代史文钞”，卷中也没有刊本年月，以字迹考证，应当在明朝中期。
论泾川诗话
泾县赵环石明府知希，撰写《泾川诗话》三卷，泾县赵绍祖等人，刊入《泾川丛书》中。读到终篇，觉得其中很少佳句，供人爱玩。论诗拘泥于一县，自然难以出色当行，固然是事理常有的，也可谓不善用其所短了。据其侄孙赵绍祖跋言，明府还撰写有《环石诗钞》八卷，已刊行于世，等等。我虽未见其诗，以所撰诗话体例推之，其诗也断难传世。
传书堂善本书目
乌程蒋孟苹学部汝藻，也是近代藏书大家，海宁王忠悫公国维撰写《传书堂记》，见于……我已节录其语，收入《藏书纪事诗补遗》中。撰写有《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我在书肆中见有抄本四册，字迹很工整，因议价未合而作罢。不久，在其他书肆又见到类似的好几部，心中惊讶。后来询知是有某某，专门抄写此书目出售，这也奇怪了。
论使西纪
程
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于光绪二年，奉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撰《使西纪程》二卷。文笔颇雅驯，铅、石印本甚多，其中议论，大半主西奴中。书初出，舆论大哗，贤士大夫更谓其欲废孔孟之道，以从天主耶稣。虽指斥不无太过，亦侍郎有以自取。凡人一生，不能无善恶，一国亦如是。若一概盲从，坐视数千年历代圣贤相传之良法美德废弃而不屑道，揣之事理，能乎不能，岂侍郎未之思乎！
译湘阴人郭筠仙侍郎嵩焘，在光绪二年，奉旨出任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的大臣，撰写了《使西纪程》两卷。文笔颇为典雅规范，铅印和石印的版本很多，其中的议论，大半主张效法西方、奴化中国。书刚出版时，舆论大为哗然，贤能的士大夫更指责他想要废弃孔孟之道，去信奉天主教和耶稣。虽然这些指责不无过分之处，也是侍郎自己招致的。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善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概盲目跟随，坐视数千年历代圣贤相传的良法美德被废弃而不屑一提，揣度事理，能行还是不能行，难道侍郎没有思考过吗！
孝钦显皇后谕教案须持平
光绪初年，先文庄公任赣抚时，南昌省城内尚无教堂，不过各国教士时相往来耳。及□□□□月，先文庄公述职，入都陛见，孝钦显皇后垂问，江西有无教案。先文庄公力陈教民平日欺压平民之害，地方官又每多庇平民。慈圣谕谓，总要持平云云，言之又言，大有谆谆告诫之意。大抵教民骄横，始于光绪中叶。初年吏治澄清，大小职官，尚知自爱，决不敢以媚教甘冒不韪。求之后世，不可得矣。
传习所讲习所所始
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撰《东游丛录四种》，迹其精华，为《文部讲论》一种最善，然已不及后人译述之详备。光绪庚子后，各省所开传习所、讲习所等名目，皆沿《东游丛录》而起。名人撰述，足以转移风气如此。
晋杨盛与陶潜同节
《南史》云：「杨盛闻晋亡，不改义熙年号，曰：『吾老矣，终为晋臣。』」云云。声木谨案：世共知晋柴桑陶靖节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刘裕篡晋，惟书甲子，久为千古所敬仰。而不知同时有杨盛事，劲节高风，与靖节堪称一时瑜亮。其生平视依草附木之辈，真如蝼蚁之处于溷中，何其伟欤！
曾国藩论七律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致□□张海门学使金镛书云：「尝闻友人言：七律当以义山之绵丽并遗山之激越，始是一奇。闻者多以为难。」云云。语见学使自编《潇湘风雨录》二卷，咸丰七年九月，长沙学院自刊本。声木谨案：文正论诗文之语，皆能深入古人阃奥，此论亦学诗者之要诀也。
五笔卷九
论邓艾党奸伐恶
宗室考试
昌瑞山陵寝
论孱守斋五年谱
方苞等以执礼致悔
山东官书局书目
李家瑞论声调谱
吴伟业临终词
汤纪尚论两家文
王树棻文莫二字意义
旅店壁题诗多托名妇女
左宗棠为王德榜求缺事
杨岘论袁枚诗
仁宗睿皇帝论晋文公
左宗棠赏三品京堂前后事
论书目分类
翁同龢两代帝师
补晋书艺文志仍有一家
撰述名鷇音三人
苌楚斋五笔卷九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邓艾党奸伐恶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香祖笔记》云：「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过剑州之南门外，有小庙一区，方改作。问之，曰邓艾庙也。余谓：『不祀姜伯约，反祀邓艾，于义悖矣。乃从来有司无昌言毁之者，何也？』欲赋诗正之，未果。后见唐人唐彦谦一诗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见三代之直不泯。」又《古夫于亭杂录》云：「四川剑州有小庙祀邓艾，今欲告州守废之而未果，追赋一诗云：『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后阅唐彦谦诗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三代之直，古今人所见略同也。」又《分甘余话》云：「蜀剑州西郭有小庙祀邓艾，余赋绝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明时有官阴平者，立一碑于道左，大书曰『邓艾入蜀路』。见者笑之，碎其石。今之立庙，得无类是耶。」云云。声木谨案：文简所论甚卓，一见再见，具征深恶痛绝，本好善恶恶之心，定千古之公是非。《左传》云「聪明正直之谓神」，邓艾决非正人，焉有庙祀之礼。考邓艾灭蜀为蜀汉炎兴元年，即曹魏景元四年。艾仕魏至安西将军，目睹司马师自为大将军，杀中书令李丰及太常夏侯元、光禄大夫张缉，并废其主曹芳及皇后张氏，司马昭自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及都督相国，封晋王，加九锡，奏事不名，假黄钺，服衮冕赤舄，并弒其主曹髦，未闻出一言谏阻及起兵讨贼，乃党奸伐恶，为虎作伥，甘心从逆，拜官曹魏，
译孝钦显皇后谕示教案须持平
光绪初年，先父文庄公担任江西巡抚时，南昌省城内还没有教堂，不过是各国传教士时常往来罢了。等到某年某月，先父文庄公进京述职，入宫觐见，孝钦显皇后垂问江西是否有教案。先父文庄公极力陈述教民平日欺压平民的危害，地方官又往往多庇护平民。慈圣谕示说，总要持平云云，反复叮咛，大有谆谆告诫之意。大抵教民骄横，始于光绪中叶。初年吏治清明，大小官员，尚知自爱，决不敢为了讨好教会而甘冒不韪。后世之人，再也无法做到了。
传习所、讲习所的起源
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撰写《东游丛录四种》，追溯其精华，以《文部讲论》一种最为完善，然而已不及后人译述的详细完备。光绪庚子年后，各省所开设的传习所、讲习所等名目，都是沿袭《东游丛录》而兴起的。名人的撰述，足以转移风气，竟到了如此地步。
晋杨盛与陶潜同节
《南史》记载：“杨盛听说晋朝灭亡，不改变义熙年号，说：‘我老了，终究要做晋朝的臣子。’”等等。声木谨案：世人只知道晋朝柴桑陶靖节所著文章都题写年月，义熙以前，则书写晋代年号，自从刘裕篡夺晋位，只书写干支纪年，长久以来被千古所敬仰。却不知道同时有杨盛的事迹，其刚劲的节操和高尚的风范，与陶靖节堪称一时瑜亮。他的一生看待那些依附权贵、随波逐流之辈，真如蝼蚁处于污秽之中，多么伟大啊！
曾国藩论七律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在给□□张海门学使金镛的信中说：“曾听友人说：七律应当以李义山的绵密华丽并合元遗山的激越昂扬，才是一奇。听的人多认为难以做到。”等等。语见学使自编《潇湘风雨录》二卷，咸丰七年九月，长沙学院自刊本。声木谨案：文正公论述诗文的言语，都能深入古人的堂奥，此论也是学诗者的要诀。
五笔卷九
论邓艾党奸伐恶
宗室考试
昌瑞山陵寝
论孱守斋五年谱
方苞等以执礼致悔
山东官书局书目
李家瑞论声调谱
吴伟业临终词
汤纪尚论两家文
王树棻文莫二字意义
旅店壁题诗多托名妇女
左宗棠为王德榜求缺事
杨岘论袁枚诗
仁宗睿皇帝论晋文公
左宗棠赏三品京堂前后事
论书目分类
翁同龢两代帝师
补晋书艺文志仍有一家
撰述名鷇音三人
苌楚斋五笔卷九
庐江刘声木十枝撰
论邓艾党奸伐恶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香祖笔记》记载：“康熙丙子年，我作为祭告使前往秦蜀。经过剑州南门外，有一处小庙，正在改建。询问后得知，是邓艾庙。我说：‘不祭祀姜伯约，反而祭祀邓艾，于义理违背了。然而历来有司没有公开主张毁掉它的人，为什么呢？’想赋诗纠正此事，未能实现。后来见到唐人唐彦谦的一首诗说：‘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已经先我而言了。由此可见三代的直道没有泯灭。”又《古夫于亭杂录》记载：“四川剑州有小庙祭祀邓艾，现在想告诉州守废除它而未果，追赋一首诗说：‘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后来阅读唐彦谦的诗说：‘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三代的直道，古今人所见大致相同。”又《分甘余话》记载：“蜀地剑州西郭有小庙祭祀邓艾，我赋绝句给州人看说：‘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明朝时有官职在阴平的人，在路边立了一块碑，大字写着‘邓艾入蜀路’。看见的人嘲笑他，砸碎了石头。现在建立庙宇，难道不类似这种情况吗？”等等。声木谨案：文简公所论述的非常卓越，一见再见，都征验出深恶痛绝，本着好善恶恶之心，判定千古的公是非。《左传》说“聪明正直叫做神”，邓艾决不是正直之人，哪有庙祀的礼仪。考据邓艾灭蜀是在蜀汉炎兴元年，即曹魏景元四年。艾在魏朝做官至安西将军，目睹司马师自任大将军，杀害中书令李丰及太常夏侯元、光禄大夫张缉，并废黜其君主曹芳及皇后张氏，司马昭自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及都督相国，封晋王，加九锡，奏事不称名，假黄钺，穿衮冕赤舄，并弑杀其君主曹髦，未曾听说他出一言劝谏阻止或起兵讨伐贼人，却是党同奸邪、讨伐善人，为虎作伥，甘心顺从叛逆，拜官于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