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四笔卷十

译中，光绪八年八月，黄楼家刊本。历代颁赐之品及贡品，班班可考者，只此而已。我朝字小之道，诚卓越千古也。

中间，光绪八年八月，黄楼家刊印的本子。历代朝廷颁赐的物品以及进贡的物品，能够一一查考的，只有这些罢了。我们朝廷对待小国的策略，确实卓越于千古。

译吴德旋论诗书

永福人吕月沧郡丞吕璜，搜集宜兴吴仲伦茂才吴德旋的言论，编成《古文绪论》一卷。有指海本、《常州先哲遗书》本、《花雨楼丛钞》本、宜兴周小棠京兆周家楣排印的《初月楼全集》本，近年又有□□□□□笺注本，几乎家家都有这本书了。声木谨按：山阴人孙滂伯明府孙思奋，又辑有《古文绪论》，意在追随吕郡丞之后加以扩充，依照《古文辞类纂》的分类，采录桐城文学家的撰述增补进去，光绪丁未年仲春，由其弟徐幼云□□祖贡家刊印袖珍本。据其弟的跋文说，明府过继给外家，所以兄弟姓氏不同。他平日精研训诂，并致力于诗、古文辞。认为古文辞如果不明辨体裁、区分流派，就无法引申类比，从而逐渐跻身于古代作者之列，于是搜集国朝桐城、阳湖诸名大家的文章，编成《古文绪论》三卷，等等。虽然这本书挂一漏万，遗漏不可胜数，尚待后续补充，但终究是一部论文著作，也不可偏废。我年轻时也想编辑《桐城文学论文汇编》□卷，仅抄录建宁朱仕琇、桐城姚范等数家，已有两三万字。后来因为家贫出门谋生而中止，这个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邓汉仪诗观

泰州邓孝威正字邓汉仪，编辑《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八卷，康熙壬子年季秋自刊本；《二集》十四卷，附《闺秀别集》一卷，康熙戊午年孟秋自刊本；《三集》十三卷，附《闺秀别集》一卷，康熙己巳年春末自刊本。三集的卷首，都刊有“慎墨堂”三字，卷中并有圈点。卷首的郡望，有的题“东吴”，有的题“南阳”二字。平江李次青方伯李元庆《国朝先正事略》，说所选诗集共有四集，但我未曾见过。目录我已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

康刻古文辞类纂

兴县人康镈南中丞康绍镛的学问文章，已见于我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他所刊印的《古文辞类纂》非常精审，俗称为康刊本，以区别于吴启昌刊本。原刊板片，旧存京师某书坊，于光绪□年，售归从姊夫张蔼卿阁学张华奎。桐城吴挚甫京卿吴汝纶《吴先生尺牍》中，有致阁学的信说：“自从康刻板片归公家后，书坊对康刻本非常抬高价格，请惠赐用四川厚绵纸印二百部，作为子孙友徒诵读学习之用，那么拜谢您的大德匪浅。”等等。当时阁学任川东道，不知阁学是否践行了诺言。后来其板片运回，存放在合肥张靖达公张树声专祠中。曾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在本地刷印百部，自此以后，并未续印，板片也残缺散失。我见过康刻康印本，字迹如新磨的刀锋般清晰，与后来复印的大不相同。而且卷首衬纸，一面刻“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九篆字，每行三字，一面刻“道光元年三月合河康氏霞荫堂刊”行书十四字，每行七字，重印本没有这一面的字，这也是考核康刊印本先后的人不可不知的。

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

萧山人王南陔中丞王绍兰学问渊博通达，尽心撰述，成书二十余种，可惜大多散佚。在吴县钮匪石□□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八卷之后，撰写《说文段注订补》十四卷。光绪十四年八月，同乡胡云楣侍郎胡燏棻求得中丞原稿，为之刊行。侍郎自序中有云：“光绪八年，吴县丞赵君得到公所撰《说文集注》，共一百一十九册。当时燏棻在山阴里第拜访平景荪师，师问起公的遗书，燏棻以所闻回答。师极力说公一生精力萃聚于此书，应取回谋求刊印，为乡先达表彰。燏棻从赵君求得，又广泛向藏书家寻求，多得五册，但脱漏散佚尚多。其后又向公的孙子王植明经寻求，不得，于是得到此书及经说若干种，携带到吴会。如今尚书吴县潘公之征遗书，燏棻将经说归还，尚书将其雕版于《功顺堂丛书》中。而编修山阴陶君子箴也为燏棻说：浙抚庐江刘公喜好小学，听说公《集注》将雕版于浙江官局，于是将原来得到的一百二十四册归还陶君，让他校定。不久陶君卒于京师，刘公迁任四川总督，事情遂止。念及公为学勤奋而著书丰富，如今终始百年，散亡几乎殆尽。燏棻寻求甚难，然而尚不能得到其十之二三。已刊行而足以垂之后世的，只有《许郑学庐存稿》及经说罢了。《说文集注》又在陶君家，索回后，篇幅浩繁，自陶君卒后，脱漏散佚无处校正，唯独此书文字较少易于整理。”等等。声木谨按：中丞生于乾嘉之间，当时海内升平，学问撰述极盛，中丞撰述等身，在当时人看来，不足为奇，时隔百年，以致淹没，赖有中丞同乡云楣侍郎为

译于是搜集整理并刊印发行。只有《说文集注》一百多卷没有刊印，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侍郎在序文中说先文庄公喜爱小学，确实如此。在浙江巡抚任上，曾礼聘长洲朱仲我孝廉孔彰进入幕府，想与他共同研究，后来孝廉因母亲年老而辞官回乡。先文庄公生平撰写的遗稿两大箱，目录已在《[三]笔》卷[五]中列出，全被某甲丢弃，焚烧殆尽，说起来令人痛心切齿，却无可奈何。

译《西江诗话》中关于悼亡诗的记载

南城曾芗屿（即廷枚）在《西江诗话》中说：“傅若金，字汝砺，是新喻人，担任广州教授。他的妻子蕙兰，名淑，擅长写诗，嫁给他五个月后便去世了。汝砺选取她的《绿窗遗稿》并为之作序，同时附诗纪念，例如：‘小窗开尽碧桃枝，忆得青鸾化去时。昨夜秋风妬幽怨，梦中吹断素琴丝。’‘江上愁时复值春，带围宽尽不宜身。阶前旧种樱桃树，日暮飞花故着人。’这些诗句缠绵凄恻，不亚于潘岳（安仁）悼念亡妻时流泪的情景。”等等。

声木谨按：□□是宾谷都转燠的叔父，学问深奥典雅，著作有《字原征古》四卷、《音义辨同》七卷、《乐府津逮》三卷、《禊帖绪余》四卷、《西江诗话》三卷、《游戏三昧》十二卷、《古谚闲谭》四卷。嘉庆十三年二月，他自编《芗屿裘书七种》，自行刊印圈点写字本，非常精良。另外还有《香墅漫钞》□□卷，也是写字自刊本，尚未收录在内。我已经将其录入《再续补汇刻书目》中。《游戏三昧》和《古谚闲谭》，也属于笔记小说体裁。我生平多次创作悼亡诗，看到这两首诗，爱不释手，因此摘录并记录下来。

先文庄公论读《九通》

同治二年，先文庄公在江苏从军，在治理军队的闲暇之余，也想读史书，研究政书类中关于通制的著作，因为以前的旧籍在战乱中损失，曾委托某某代为寻找《九通》。某某平时与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相识，偶然在闲暇时提起此事。中丞笑着说：“刘某刚留在馆中带领勇丁，就想做好督抚，预先购买这本书，以供研究吗？”某某又把这话告诉先文庄公，先文庄公也笑着说：“就请你代我拜上丁某，《九通》必须在未入学以前就读，等到想做好督抚时再看，就嫌太迟了。”等等。

声木谨按：当时在同治二年，先文庄公说童生就应当读《九通》，中丞也说想做好督抚必须读《九通》，这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还知道有《九通》这本书。当今社会所崇尚的，向来不在此列，即使是三代圣王历代相传的礼乐刑政，都被废弃而不屑一提，《九通》更属于无用的书了。

节录与汉侄的书信

己亥年二月，有一封写给汉生侄子的信，似乎也有愚者千虑之一得的见解，因此摘录如下以作记录。信中说：“日前贤侄在上海，问桐城文家中应先读哪种。当时匆忙，来不及细谈，现在再略为说说。说到桐城文家，自然以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人为杰出代表，然而他们的文章境界过于高古，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方便，对贤侄尤其不适宜。因为贤侄失学已久，如果突然用周秦人的文章来教导，怎么能解说得通呢？譬如孔子的教育，并非不是循循善诱，毕竟只有十哲等人才能接受教导，其他人赶不上。如果把初生的婴儿交给他教导，即使以孔子的圣明，也力所不及。所以贤侄的老师和益友，必须因人施教，确实要以接受教育的人为本，大小轻重，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贤侄阅读文集，应当以邓显鹤的《南村草堂文钞》、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方宗诚的《柏堂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最为合适。郭筠老当时以文章负盛名，现在读他的文章，也只是条理通畅罢了。这四家的文章都笔气条畅，说理透彻，贤侄如果能尽得四家之长，已经足以名扬于世，还谈什么其他的呢！当今之世，纲常名教已扫地无余，贤侄以后必须在道德上极力用功，那么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更大且更深远。晦弟曾称赞贤侄非常聪明，相信能够迁善改过，一日千里，这是我所期望的。西文虽然是当今投时利器，但如果有人立身端正，文笔条畅，办事精勤，难道会担心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吗？难道一定要读西文，才有立足之地吗！家中以西文大学毕业的人多了，都沉浮于小事，仅足以糊口，以后虽然不可知，难道能说他们光大门闱吗！贤侄不可自满，又何必自馁呢。我私下认为，先文庄公的学问文章，以后的子孙未必没有企及的人，但如果像先文庄公对待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的心术，恐怕我家万世之后也不能再有了，很希望贤侄以先文庄公的心术为法则。果真能以先文庄公的心术为心术，那么即使中西文都不识，又何害其为善人呢，贤侄试着想想。”等等。

杨钧论中国重女

夫妇一体，记载在礼经中，男女平权，是国家的常典，然而从实际情况来说，却是男轻而女重。自古以来的刑法，对女子特别宽容，丈夫的尊荣，妻子可以坐享。劳心劳力的辛苦，全都属于男子，采摘荇菜、浣洗衣物等细微之事，才期望女子去做。过去本是重视女子的国家，今天反而倡导平等的言论，事情之离奇，没有超过这个的了。大概是因为生活日益艰难，供养不易，希望女子共同谋划，减轻男子的负担。其非善意，只有我知道，女子不要被其愚弄，这是此时急务。去年俄党最盛之时

译乡间某处，妻子忽然晚起，吩咐丈夫做饭烧火，说：“我当年已经尽力了，现在你可以回报我了。”丈夫不敢违抗，遵照命令去做。早餐之后，丈夫备好两辆车，邀请妻子一起去取谷物，也说：“既然讲究平等，那么劳累和安逸也应该均分。”妻子羞愧地退下，关于平等的议论于是消散。现在那些重视女性的人，都是这个意思，如此这般。这话见于湘潭杨重子□□钧的《草堂之灵》。声木谨按：杨氏这番话，极具远见，实在契合我的心意。中国本来就是重视女性的国家，这一语中的，尤其令人心满意足、恰当贴切。中国女子事事优越，不仅中等以上人家养尊处优、颐指气使，多有凌驾于丈夫之上的气势，男子因惧怕妻子而闻名者，据我所知，实在不胜枚举；即使是贫苦人家，在家做饭缝补，用汗水血泪换取衣食，其劳逸苦乐，自然不言而喻。她们与男子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出门与不出门罢了。男子难道喜欢整天出门吗？是为了谋求衣食，不得已而为之。中国夫妇，本来以礼义为根本，因此数千年相安无事，从来没有敢谈论离婚的。如今抛弃礼义而专门讲究情欲，礼义的束缚，历经数千年而没有弊端；情欲的感应，出于一时的诱惑就足够了，因此现在离婚的人日益增多。将来地方官整天处理的，无非是这类案件，更有罄竹难书的趋势，婚姻的艰难，必定比旧礼教严重千百倍。杨氏在几十年前就说了这番话，多么伟大啊！

译《石遗室诗话》中的笑语

侯官陈衍孝廉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很久没有见到子培了，今年夏天我寄居在上海，去拜访他。登上楼，伯严已经在先。座位还没坐定，子培就和伯严大声争吵，责备我最近的诗话不太称赞他的诗。我说：‘称赞就高兴，诋毁就愤怒，即使是孔子，也不过是人情罢了，但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言论，果真足以作为准则吗？’伯严又说，我称赞他儿子师曾的诗超过了他的父亲，我说：‘这正是我们这些人求之不得的，恐怕您言语中似乎有遗憾，其实是内心非常高兴。以前在京城，我曾和林宰平推究古今名人，他们的儿子往往赶不上他们，这与家学熏陶的说法，岂不是大大相反。宰平说这大概是谚语所说的‘近庙欺神’的缘故。我们相视大笑，便结束了话题。’”又说：“固始人秦右衡，字树声，又字晦鸣，是当今的孙樵、刘蜕。癸卯年廷试经济特科，首场列为一等。覆试卷中用了‘〇’字，阅卷大臣不认识。当时广雅公督部述职在京城，被特派为总裁，大家向他询问。广雅公说‘好像在《逸周书》中见过’，但仍然将他抑置为二等，从水曹郎出任云南曲靖知府，官至广东提学使。我最初在武昌与他相见，偶然谈论相扑的故事，某君说‘就是汉代的角抵’，我说‘似乎源自《公羊传》’，某君说‘宋万搏杀闵公就是’，我心里记住了。再次在京城相见，他赠送我一册自己写的骈体文，我说：‘可以比得上石笥山房。’某君意犹未尽，我说：‘那么唐初四杰怎么样？’又说：‘我平生论诗，稍微秉持直道，但这不过是指出病痛所在，不敢认为病已痊愈；宿瘤明显，不能错误地加以喜爱玩赏罢了。至于喜欢丹砂而厌恶白素，知道同类的善，忘记异类的美，这些我都没有做过。孙师郑不讨厌我的严厉，冒鹤亭则厌恶我的刻薄，更严重的是众怨积聚形成裂痕，十年的交情，一旦断绝。所以诗话的写作，拖延了很久而不敢出版。’等等。声木谨按：根据孝廉所说，这确实是诗话中的笑话，所以汇集记录在这里。至于说严重的众怨积聚形成裂痕，我撰写笔记，也有同样的感慨。虽然喜欢谄媚厌恶正直，是人的常情，但不能不为这个时代感到惋惜。”

陶元藻论学诗法

顾燊南青选曾经问我：初学写诗，应该遵循什么方法。我说：从前孔子教导人们从政，尊崇五美，摒弃四恶。只有诗也有五美应当尊崇，一是意境新颖而深刻，二是气势旺盛而清朗，三是锤炼精工，四是风神闲逸，五是运用典故能够化用。有四恶应当摒弃，一是油滑，二是空疏，三是没有性灵，四是时文气息未除，等等。这些话见于会稽陶篁邨元藻的《凫亭诗话》。声木谨按：所列举的五美四恶，确实是诗家的精髓，列举出来示人，最为精辟确切。如果四恶没有去除干净，断难谈论五美。不要说诗是小道，可以任意吟风弄月，以诗人自诩，甚至有人自己刻印自己的诗集。

张其淦撰述

东莞陈子励方伯伯陶在《松柏山房骈体文钞序》中说：“张君豫泉，是我的同年好友。生于同乡，长于同学，一同获得秋闱荐举，一同考中春官进士，又先后一同进入词馆。从弱冠到强仕，二十年间，切磋非常密切。等到张君出任黎城知县，我在京城做官，虽然音信不断，但踪迹稍微疏远。后来我们又一同在大江南北做官。辛亥年变故，我避官在富场中，张君也潜身在春申浦上，于是又一同寄居异域，一同做寓公。回忆张君年轻时跟随先父交游，一同学习写诗，我有时有志于考据之学，而张君则致力于骈俪之文，我们的趋向稍有不同。现在张君拿出所写的《骈体文钞》，向我求序。我认为自己学问荒落，哪里足以序张君的文章，然而有不能不说的话。张君的文章，取法本朝各位大家，又由唐初四杰上追徐陵、庾信，扶植实质树立主干，浩大流转，不仅仅以铿锵华丽见长。然而徐陵、庾信的文章之所以工巧，是因为身处厄运，被拘留在宾馆，颠沛流离于江关，哀伤悲怆的词句，凄心怵目。张君辛丑年八月间给我写信，洋洋两千多字，身世之感，忠爱之忱，与孝穆在北齐的《与杨仆射书》，同样是悲愤而风骨超过它。如果将来，用危苦的词句，叙述危亡的时运，再写一篇《哀江南赋》，我知道他一定与子山有契合之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章因困厄而更加工巧吧。然而我为张君的文章作序，历数我们两人遭遇相同的地方，大概又希望张君能一同保持岁寒之节，而不希望像徐陵、庾信那样，成为古人夸耀的人，被文中子《中说》所讥讽。”等等。声木谨按：学使名叫其淦，后来担任安徽提学使，撰写《松柏山房骈体文钞》四卷，庚午年八月排印本，《明代千遗民诗咏初编》十卷、《二编》十卷、《三编》一卷，门人祁武垣正注，己巳年二月排印本，《洪范微》二卷，庚午年四月排印本，《老子约》六卷，己未年十月，罗浮酥醪观浮山第一楼排印本。又撰写有《邵村学易》二十卷、《左传礼说》十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教旨》二卷、《读老随笔》

译十卷、《庄子旨归》十卷、《郭子翼庄偶释》一卷、《读列随笔》二卷、《梦痕仙馆诗钞》十五卷、《五代咏史诗钞》六卷、《邵村咏史诗钞》十八卷、《寓园文钞》二卷，虽然已经成书，却未曾见到流传的版本。骈文之前又有□□章一山太史梫的序言说：“宣统三年，臣子欺瞒君主，于是改变国家体制，到现在十六年了，动乱日益加剧，而圣人之道因此日益昏暗。在那时，花言巧语、诡辩之说，没有见识的人都顺从附和。那些明白君臣大义的人，大多隐居在四方，不过问世事。上海，是前朝遗臣和退隐之士租住的地方。所以，对故国禾黍的思念，对荆棘铜驼的悲泣，谁人没有呢。”等等。可以说感慨深切地说了这番话。学政用“松柏”来命名书斋，又撰写《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以表明心志，深得方伯、同保坚守岁寒之节的宗旨。天地间的浩然正气，竟然凝聚在东莞这一角落了，真是奇异啊！

译谭献论文章与治理天下之乱

仁和谭仲修明府献在《吴竹如先生年谱书后》中说：“咸丰年间，战事极其紧急，国家几乎像鱼烂鼎沸一样危殆。然而经过十五六年的用兵，驱除群凶，海内得以安宁。中兴的时期，如果说不是依靠军队的武力和臣子的努力，是达不到这种地步的。但我私下认为，经历危难而后获得安定，扭转气运，实际上是儒者的功效，只有正统学术昌盛，才有这承平的一天。怎么证明呢？曾文正、胡文忠，难道不是有大功勋的人吗？难道不是大儒吗？倭文端的辅佐匡正，罗忠节的百战百胜，何刚节在疆场效命，吕文节慷慨实现志向，这些人都是学问追求圣贤之道，言语必定关乎仁义，纯粹是儒者。而端正自身以引导众人，根据事情进献忠诚，内外人士所敬仰的，像霍山吴司寇这样的人，又辅佐他们，不仅功名不相上下，而且气节情谊也相应求合。朝廷任用贤能、去除奸邪，不犹豫不怀疑，挽回天下已经沉溺的人心，拯救天下已经困穷的民力，以礼义作为铠甲，以忠信作为盾牌，凡事都有根本。我谭献少年时读书，稍长后南北奔走，亲身遭遇丧乱二十年，又见到太平盛世，在师友之间，听到这些言论，曾经持有这种观点。”等等。又在《方柏堂辅仁录序》中说：“方柏堂先生，把朋友当作性命一样重要。桐城本来就有许多贤豪啊！方苞、姚鼐等儒者相继出现，流风余韵尚未消亡，所以海内认为这里是问学的渊薮。先生出生在名士辈出的地方，少年时受到父兄的教诲，出门寻求朋友，意气相投，所以根基稳固，趋向端正，不是圣人的话不敢说，当时结交的朋友必定是正直的人，因此学业得以成就。壮年时闻名天下，背负海内的声望，四方正直的人结交他唯恐落后。当时战事兴起，人民流离失所，天下动荡不安，也可以说是贞元会合的时期了。人们认为平定祸乱的方略，在于军队的武力和臣子的努力，却不知道贤人君子，挽回人心的沦丧，在绝续之间昌盛正统学术，就有道德的感化，讲习的益处，士大夫中的老成硕学在上面振作整顿，布衣之士在下面修明学术，学术有根本，风俗因此变得淳厚。之所以能够廓清安定，父老认为又见到太平盛世，贤人君子，是有功劳的。”等等。声木谨按：明府这个论述，深得拨乱反正、治理天下之理。《左传》晋先谷说：“晋国之所以称霸，是因为军队威武、臣子有力。”如果说称霸业是可以的，最终也必然导致混乱，齐桓公、宋襄公，前车之鉴可见。能在混乱刚萌发时就制止它，固然不容易，能在混乱未萌发时就制止它，如果不是具有伟大人格和长久德行的人，用礼义廉耻来维系约束，固然难以治国平天下。

吴征士遗集增补

同邑吴兰轩京卿廷香，是原配吴淑人的祖父，他的学术传授，我已经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他所撰写的《吴征士遗集》两卷，文章只有六篇，诗只有八十六首，不足以尽展他的长处。我旧有跋语，已经录入《花前老人文钞》中。只是这个集子是同治元年冬季，岳父吴武壮公长庆刊刻的版本，前面有合肥徐毅甫广文子苓的序和墓志铭，后面有武壮公的一篇跋，不够完备。我另外抄录一本，搜集桐城戴存庄孝廉钧衡的《吴征君传》，方存之京卿宗诚的《庐舒二义士传》、《庐江吴公祠碑记》，武昌张廉卿舍人裕钊的《吴征君墓表》，以及我撰写的《桐城文学渊源考》等五篇，增入卷首。打算日后刊入自编的《桐城文学丛刊》中，先在这里记下大概情况。

明唐寅悯日歌

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沈周、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都擅长诗文，文征明撰写《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沈周撰写《耕石斋石田集》九卷，唐寅撰写《六如居士集六种》二十三卷，祝允明撰写《怀星堂集》三十卷，董其昌撰写《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五家的刊本，书坊间偶尔也有，大概是因为被书画名声掩盖很久了。我年轻时，在晋昌唐伯虎解元寅集中，见到一首七言古诗《悯日歌》，最喜欢吟诵。不是说他的诗好，可供后人效法，正是因为它未免俚俗，村妇樵夫人人都能理解，仿佛暮鼓晨钟，唤醒了不少痴人，所以把它记录在这里。诗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没多时，又有阴晴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欲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换埋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年年一半无人扫。”等等。声木谨按：这首诗也见于明吴县俞子容编纂的《山樵暇语》中，丙辰十二月，《涵芬楼秘笈》本。只是俞氏称他的诗多类似白乐天，善于模写，深得人情物态，悲欢穷达，恐怕未必如此。我平日专门选取清浅的格言，容易资于讽咏的，无论诗歌联语，汇录一册，名叫《老瓦盆斋杂钞》。每当怨恨之时，一经展视，如

译嚼着冰雪。他曾经说，圣贤阐述义理的书籍，与佛家清净的宗旨，原本没有两样。圣贤在每件事上都反躬自省、责备自己，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自然不会对他人产生怨恨，这只有上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佛家认为每件事都有解脱之道，另有寻求补偿的地方，因此也可以不追究他人的过错。凡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持有这类观念，这就是佛教之所以不能被废止的原因。

译论《诒炜集》

奉新许文敏公许振祎，因为侧室梁淑人去世，辑录自己作的诗句以及他人的诗文，编成《诒炜集》五卷，附《侍香集》一卷，光绪丁酉年六月，在广州节署自行刊印。秦安安侍御秦维峻，也因为侧室去世，辑录诗文，编成《嗣徽集》一卷，光绪甲辰年五月石印。声木谨按：梁淑人的墓志铭，见于桐城吴挚甫京卿吴汝纶的《吴先生文集》中，文中颇有含蓄的批评之词。他的儿子辟强司马许闿生，有《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说：“先父在许淑人的墓志铭中说：‘一室失贤兮，吁其谓何。’说‘一室’，是讥讽她的志向不在天下。在袁文诚的墓志铭中说：‘世其忠孝，以永不忘。’意思好像是说忠孝如果有懈怠，那么覆亡就可以担忧了。都是含茹郁结不能尽言，让人在言语之外去体会。”等等。这些话见于《左传文法读本》。又通州范无错茂才范当世在《书诒炜集后》中说：“我的朋友刘葆真从京城来，赠送给我《诒炜集》，并且替许仙屏先生征集文章以及我的文章。我反复诵读之后，就拿着它给我的妻子看说：‘你还能够嘲笑我吗！许先生是天下的大官名人，而我从前对你说过，曾文正公那样的人，仅仅有一二个留存罢了。他观察古人一定很多，为国家在四方效力，也已经老了，还不忍心对一个妇人，而如此繁复，你还能够嘲笑我吗！’现在的达官贵人，大概没有不亲近妇人的，只是随着她们容貌的盛衰而态度厚薄罢了，高兴时亲近，逝去时暂时哀悼罢了。像许公所诵读的，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何况妾室呢，而迫近自己身边的人尚且可以辜负，又怎么谈论对君主和国家呢！我预见世道的变化没有止境。”等等。这些话见于《范伯子文集》，己巳年四月，排印袖珍本。京卿在墓志铭中所写的含蓄批评之词，他的儿子已经说过了，实在是为文者的秘诀和确论。茂才在书后的话，也近乎滑稽。都是因为梁淑人的去世，虽然在光绪辛卯年十二月，但书刻于丁酉年六月，前后七年，念念不忘，广泛征集诗文，以志哀悼。况且中间经历了甲午年，文敏当时担任东河总督，在国家事务纷乱的时候，中丞身居要职，责任极重，应当忧国如焚，无暇休息，却竟然留恋于已故的妾室，难怪京卿和茂才不能不发表议论了。侍御因为直言被罢斥，正应当像古人所说的那样闭门思过，却效法文敏的做法，究竟有什么用意呢，我不知道了。

陈于逵论服用布素

华亭陈茂才陈于逵，号仇池，是顺治年间的人。曾经训诫他的儿子说：“你们服饰应当使用布素，不要使用绮缎。现在乡绅家的仆役都穿着文绣，文绣轻贱了，我们独自穿着布素，让人知道我们儒生有古朴的气象。”这话旨意深远！等等。这些话见于华亭章鸣鹤荀俦的《谷水旧闻》。声木谨按：茂才这话，确实是至理名言。俗话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哪里在于衣服。如果空无所有，专门用文绣装饰身体，何异于枕头、坑枕、椅垫等用品。这些用品，真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我自从宣统辛亥年国变后，无论居家出门，都穿着布素，则另有说法。因为长久有穿黄衣戴黄冠的志向，虽然未能如愿，姑且用这布素代替罢了。

广《唐贤三昧集》

新城王文简公王士祯，编《唐贤三昧集》三卷，刻入《带经堂三十六种》中，又收入《四库全书》。后来，南昌吴煊退葊、胡棠甘亭为之笺注，乾隆丁未年听雨斋自行刊印本。黄香石培芳又加批评，于嘉庆十年三冬自刊套板圈点本。光绪二十四年，日本南州外史近藤元粹纯叔增评，嵩山堂排印，袖珍圈点本。这一本书已有四个版本。寒斋都有这些书，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后见康熙壬寅年四月，文简的门人、宗室紫幢主人文昭，又选取文简所编的五七言古诗、《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书，汇录成册，编为《广唐贤三昧集》十卷。其中分四编，收录初唐为前编一卷，收录盛唐为正编四卷，收录中唐为续编三卷，收录晚唐为后编二卷，茶声馆自行刊印本。可惜当时印行不多，传本非常罕见。宣统元年，荆州田吴照后博古堂，用日本七条恺氏所发明的金属版法，重新印行袖珍写字本，后人才能见到这本书。声木谨按：紫幢主人这一编，汇辑文简选本中的诸诗，编为一册，较原书稍为清整，便于诵读，不可以屋上架屋、床上支床来讥讽它。原书卷首序文中，并说紫幢主人以天潢贵胄，博学好古，笃志于诗，受知于文简，年纪最轻，就是高第弟子，又辑《诗管》数十卷。他笃志于诗，授受确有端绪，当必

译有了《诗集传》之后，可惜我没有见到它。

译国朝贤媛类征初编

湘阴李□□方伯桓，是李文恭公星沅的儿子，编辑了《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七百二十卷、《总目》二十卷、《述意》一卷，为光绪甲申年自刊本。在长沙省城内的方伯家中，特于□□□设立了国朝耆献类征局，专门售卖此书。世人因为此书可供参考，藏书者也大多备有。我已将其录入《苌楚斋书目》中。声木谨按：方伯又编有《国朝贤媛类征初编》十二卷，以孝、敬、慈、节、烈、义六种德行分别归类，第一卷为孝，第二、三卷为敬，第四卷为慈，第五至第七卷为节，第八至第十一卷为烈，第十二卷为义，为光绪辛卯年家刊本。其例言说：“这部书分类共六种，即孝、敬、慈，彰显三从之道；节、烈、义，在处境困厄时才显现出来。类别虽然专门划分，也可以互相参看。至于父母与公婆不同而孝道相同，已嫁与未嫁不同而贞节义烈相同，都不需要区别。”等等。这也属于通达的议论。如今道德败坏废弃，女教尤其放纵，怎能得到此书，使家家户户都知道它呢。

林天龄夏同善均卒于学院

长乐林文恭公天龄，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宏德殿行走，担任江苏学政，死于江阴使院，我已记在《[随]笔》卷[八]中。近来阅读《复堂文续》，其中有仁和夏舜乐侍郎同善，在光绪四年，任吏部左侍郎、毓庆宫行走，再次担任江苏学政。六年七月，也死于江阴使院，年仅五十岁。侍郎在光绪元年十二月，奉孝钦显皇后懿旨，命令他偕同常熟翁文恭公同龢，前往毓庆宫，教授德宗景皇帝读书，上疏极力推辞不被允许。因此两代帝师，先后几年，都死于江阴使院，这也是历代所少有的。

毘陵前后七子

乾嘉年间，常州有毘陵七子的名目，七子是洪亮吉、杨伦、孙星衍、黄景仁、赵怀玉、徐书受、吕星垣。只有徐、吕二人，名声稍显晦暗。这话见于[镇洋]毕秋帆尚书沅编的《吴会英才集》中。声木谨按：徐书受字尚之，监生，由四库馆议叙，撰写《教经堂集》□卷。《蒲褐山房诗话》称他的诗取法在孟郊、张籍之间，然而才情和谐流畅，兼效元稹、白居易等等。吕星垣字叔讷，诸生，官至河间县知县，撰写《白云草堂诗文钞》□卷。《墨林今话》称他擅长诗、古文词，高古简洁，自成一家。偶尔作写意花卉，只是自娱而已等等。那么两人名列七子之中，也不是偶然的。江阴金溎生明府武祥《粟香五笔》说：“嘉道年间，我们常州知名人士推举吴颉鸿嘉之、庄缙度眉叔、赵申嘉芸西、周仪颢叔、陆容新芙、徐廷华子麟、汪士进逸云，为毘陵后七子。”等等。后七子的名声不出于乡里，与洪穉存太史亮吉等人相比，相差天渊了。

兄弟撰述同名

临川李巨来学士绂见闻广博，学问宗奉象山，在康雍年间，颇负盛名。撰写有《穆堂类稿》五十四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道光辛卯年，奉国堂重刊本。他的弟弟□□□□绂撰写《穆堂诗文钞》十一卷，嘉庆戊寅年初夏，孙友槤刊本。这是学士兄弟，都用“穆堂”命名文集，奇怪啊。没想到后人仍有效法他们的。兴县康仲耕制府基田，撰写《霞荫堂诗集》二卷，他的弟弟静溪太守基渊，撰写《霞荫堂文集》二卷、《附录》一卷。壬戌年九月，元孙奉璜等排印，《康氏家集》本。这是制府兄弟，又都用“霞荫堂”命名文集了。声木谨按：制府撰写《茂园自撰年谱》二卷，记载非常详细。兴县旧名合河，所以康氏喜欢用古地名著录。制府兄弟三人。长子基命，字靖轩，候选按察司照磨。次子即制府，乾隆丁丑进士，历任官职至河南总督。又次子太守，乾隆壬申进士，历任官职至广信府知府。儿子镈南侍郎绍镛，嘉庆己未进士，历任官职至湖南巡抚，署理礼部左侍郎。康氏以科举起家，骤然显贵至尚书、侍郎，侍郎之后就没有闻达的人了。士人享受祖先的德行，农夫耕种祖先的田地，已经很难了，何况贵至一品，适宜其后代不能自我振作了。

孙明复小集

北宋平阳孙明复中丞复，撰写《孙明复小集》一卷，文章仅有十九篇、诗三篇，是后人从《圣宋文选》等书抄录撮取而成，十篇中存不到一篇。收入《四库》的，就是此本。然而抄录撮取自何人，终究没有名字。光绪十五年冬月，潍县孙佩南京卿葆田问经精舍重刊本，又以泰安聂剑光□□鈫、通州徐清惠公宗干两刻本，与宋刊《圣宋文选》、《宋文鉴》，文字间有异同，嘱托他的门人丁汝彪，另外撰写考异一篇，附

译在卷末，与以前聂、徐等人的刻本相比，稍微显得清晰整齐一些。《提要》称他的文章以经学为根本，严谨峭拔、洁净，卓然成为儒者的言论。与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千变万化、力求穷尽文章妙处的风格，又自成一种格调，等等。由此可见，他的文章，也不可偏废。只是他生平对扬雄过分溢美，与某某穆参军修尊崇曹操一样，都属于蔑弃名教、推崇奸贼，这是情理上无法解释的。难道是因为五代时期，篡位贼臣相继出现，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胶着牢固而不可拔除，流毒波及北宋初年，这种风气尚未平息吗？

译补撰《晋书·艺文志》的有四位学者。

第一位，常熟丁秉衡（字国钧），撰有《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附录》一卷，由子辰作注。又撰有《晋书校文》五卷，光绪甲午年某月，常熟《丁氏丛书》排印本。

第二位，萍乡文芸阁学士廷式，撰有《补晋书艺文志》八卷，宣统己酉年，长沙排印本。

第三位，钱塘吴垧斋侍读士鉴，撰有《补晋书经籍志》四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含嘉室自刊本。

第四位，嘉善黄木父（字逢元），撰有《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卷首》一卷，丙寅年五月，其弟子东安席闿在悟庐排印本。

声木谨按：丁氏又打算撰著《晋书注》，仅有长编，未能成书，此事见于《晋书校文》。侍读也打算撰著《晋书斠注》若干卷，仿照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成书二十册，可惜未曾刊行，此事见于侍读自撰的《含嘉室年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