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四笔卷三

译《后汉书·郭玉传》中的记载，说明“涪翁”这一称呼古已有之，并非始于黄庭坚。《芥隐笔记》所引用的资料也与此相同。我记忆中，《新唐书·陆龟蒙传》记载，当时人们称他为江湖散人，或称天随子、甫里先生，他自比于涪翁。注释说他是巴西人，居住在汉水之滨。唯独没有以前两本书作为证据，应当另有考证。”等等。明代檇李人李日华（字君实，官至太仆寺少卿）在《六研斋笔记》中说：“宋代有一位老翁，在涪水边垂钓，撰写了《针经诊脉法》，也号称涪翁。”等等。因此，自号涪翁的人已有五位。后世只知道黄庭坚（字鲁直，曾任知州）自号涪翁，是因为他的孝行和诗文冠绝天下。

译大员碑葬银两

本朝定制：凡是品级为一品的大员病故后，按照惯例给予碑价银三百五十两，全葬银五百两，二次致祭银五十两。致祭银两，按规定由礼部办理；碑葬银两，按规定由工部分别核办。自咸丰三年起，因为军务尚未结束，上奏请求将王公大臣寻常病故者应得的全葬、碑价银两暂时停发，此后一直遵照办理。光绪末年，只有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新宁刘忠诚公刘坤一，由工部上奏请求，是否应当全部赏给。都奉到特别旨意，全部赏给，这是臣子身后罕见的荣耀。我见到工部当时的奏稿，略记于此。

顾炎武等谒陵

昔日顾亭林先生处在朝代更迭之际，七次拜谒孝陵，六次拜谒天寿山攒宫，一片孤忠耿耿，千秋共同敬仰。近来梁君节庵，在崇陵种树，独自居住三年后才回去，每逢有事之时，必定前往行礼，如今的顾亭林，哪里能多让呢？顾亭林拜谒攒宫时，当时有李天生、王山史陪同。梁节庵拜谒崇陵时，也常有林君琴南、毓君清臣陪同，这两位，也就是如今的李天生、王山史。然而李天生最终参加了鸿博科的考试，王山史则始终没有参加。如今林、毓二位先生洁白无瑕，本来就和王山史是一类人，更是李天生所不能及的，等等。这些话见于桐乡劳玉初侍郎劳乃宣《毓清臣拜菊山馆诗钞序》中。声木谨按：历代以来，每当国家遭遇灾难之时，必定导致风俗颓败，人心变幻，无法救治。直到百姓陷入苦难，流离失所，尝尽困苦，无处控诉。这是上天向众生显示警戒惩罚，不仅仅是降祸福于一人一家而已，必定要等到人心厌恶动乱，天心才开始厌恶动乱。然而礼义廉耻，必定有人为之拨乱反正，上合天心，才能长久安定治理。但我认为顾亭林先生等人，就是这样的人。

古文辞类纂注

长沙王益吾祭酒王先谦，在担任江苏学政时，撰写有《劝学刍言》两卷，其中有劝告各属地士子，分别注释《古文辞类纂》一书的内容。王先谦离任后，没有见到注本出版，大概是没有完成吧。声木谨按：桐庐袁忠节公袁昶《渐西村人诗集》自注说：“赵又新太守为《古文辞类纂》作笺注。此书将来流传，大概能与萧统选本相抗衡，您的注就像曹宪、李善一样。”等等。已见于《续笔》卷一。似乎太守的注本，已经付梓印刷，我尚未见到传本。许眉岑仲堪《陆放翁诗集注》若干卷，见于汉阳叶名澧《桥西杂记》，也未见到传本。只有李岑撰写的《船山诗注》二十卷，同治九年，席珍山房原刊袖珍本，我已录入《苌楚斋书目》中。

明杨继盛诗句

刘松岚观察刘大观，藏有明代杨忠愍公真迹行书两句说：“一路看花何处好，楼船直到若耶溪。”后来施之于松筠庵僧舍，等等。这些话见于歙县鲍双五侍郎鲍桂星《觉生诗钞》。声木谨按：杨忠愍以忠烈震动一世，虽然片纸只字，人们都争相宝贵，琐碎记载如此。

春秋梁弘有二人

春秋时晋国有两个梁弘，一个见于桓公三年《左氏传》：“梁弘为右”，一个见于僖公三十三年《左氏传》：“梁弘御戎。”晋武公时的梁弘与晋襄公时的梁弘，必定不是同一人，其中相隔八十二年。即使晋武公时的梁弘二十岁从军，到晋襄公时，年龄已一百多岁，哪有百岁之人，还能承担御戎的重任呢。

请安折不可错误

本朝地方大员奏事的折子，即使偶尔有一两个字错误，也不过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按照惯例罚俸而已。只有每月所递的请安折，万不可有一个错误字，假如被内廷看出，怀疑为不敬君上，祸患将不可预测。合肥李文忠公李鸿章，初任直隶总督，请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感不悦。恭忠亲王当时在枢府，探知此事，命人转告李鸿章，说请安折以后如果再有错误，祸患将不可预测，不要以为小事而疏忽，李鸿章听后惴惴不安。这是当时李鸿章当面告诉先文庄公，让他留意的事。

圣祖等南巡盛事

圣祖仁皇帝六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为最后四次，都到苏州驻跸。圣容微黑，大鼻子三缕胡须。众妃满妆，头上盘着九凤及二金龙，嫔与贵人、鞑幸则苏妆。太后、妃皆八轿，太监抬，其余皆四轿。谢恩亭前舟中排万民宴，沿途结彩，御宴酒船三十余艘，等等。这些话见于吴县许眉叟茂才许洽自撰《眉叟年谱》中。声木谨按：高宗纯皇帝，于乾隆某年，奉孝圣宪皇太后，南巡至苏州浒墅关。太后、皇后、妃嫔，皆轿不障帘，以便众人瞻望。凡六十岁以下者，不准在两边，年高男女中，也混杂平民。年在七十以上接

译驾车的人，赏赐一枚金钱；六十岁以上的，赏赐银钱；小孩，赏赐铜钱。钱币的一面铸有“乾隆通宝”字样，另一面铸有四个字的吉祥语，大概是专门铸造以备赏赐之用的。这是桐城人萧穆从祥符人周星诒那里听说的，由此可以想见两朝太平盛世的景象，更让人留恋回味，久久不能释怀。

译庐江藏书二家

清朝道光及光绪年间，我们县里有胡、金两家，非常喜爱藏书，胡家还兼爱书画，这确实是我们县里的一件盛事，现将他们的事迹记录如下。桐城萧敬孚征君穆在《庚子札记》中说：“庐江胡双湖观澜，曾任苏州府知府，他的儿子砚农，名稷臣，曾任江西盐法道，政绩良好，擅长写诗和书法。家中收藏的书籍古玩极多，将藏书楼命名为‘藏书楼’，有一副对联写道：‘罗四七宿于胸中，有惭先觉；插三千轴于架上，以裕后昆。’当时来往的宾客，都是当代的名流。砚农去世不过二十多年，他的子孙无法守住家业，全部卖给了别人。同县黄仰范，名业良，曾对我说：‘咸丰丙辰年，他的孙子某人，还剩下米襄阳墨迹的小楷手卷数丈。题跋始于宋徽宗，终于明代各位公卿，共有二三十家，中间王阳明也有手写的跋文，都非常宝贵。后来在矾山窑户那里，换得了三十六石明矾。王阳明是青阳人。这卷手卷也在战乱中丢失了。’大概是因为先前抵押给了黄君，黄君无力购买。”等等。上海《时报·文艺周刊》中，有庐江金仲远上舍家骥《旧藏书目录序》写道：“凡是各种玩赏喜爱的物品，如果心意执着于它，必定会损害心神，只有书籍独自不是这样。然而如果使人一去不返，追求名声而不求其实质，被外表所震撼而无法获得其内在，那么就有所谓玩物丧志了，我没见过这样不损害心神的。只有进入殿堂品尝美味，顺应自然的次序而不役使心神，对于那些不可知的东西，即使每天阅读千言，自然可以万无一失。我从小喜爱书籍，刚跟随塾师学习时，就挑选刻印精良的书籍摆满案头，并随时玩赏。长大后，更加整理书籍，修补虫蛀侵蚀的部分，即使连续二十天也不厌倦，大概是天性如此。近年来游学四方，用于经营管理的精力很少，书籍于是散失而无法统计。今年安居无事，为它们编排简端，各自按类归类。又编写目录一卷，上至天地的宏大，下至百工技艺的细微，精通义理的脉络，粗略具备考据词章的用途，总共六千多卷，大概略备齐全。唉！用旧日所藏与缙绅之家相比，十中不得其一；与石渠的丰富相比，百中不得其一。然而如果说这些少量的书籍不免简略，那确实不免简略，但如果说这些少量的书籍不适于使用，那我没听说古来博学的君子能舍弃这些而另求他途的。即使舍弃这些而另求他途，我也没见真正得道的。为什么呢？康庄大道并非不宽广，但行车不过经过寸许之地；沧海的形势并非不大，但载舟不过使用寻尺之水。那些嫏嬛所聚集、金匮所积累的，古色斑斓，异香纷披，用来向人炫耀是可以的，如果说用这些来适应大道，那我恐怕精神恍惚而没有终极，心志淫惑而不可收拾，大概就是所谓舍弃内在而被外表所震撼，遗失精微而猎取粗浅了，所以不能用那些来交换这些。”又在旧书跋尾写道：“我写完书目三天后，书籍逐渐整齐，但精神恍惚，忧虑疲惫得很。私下感叹说：‘这些少量的书籍，怎么知道是为谁经营管理的呢。天下的形势，聚集的不能不散，只有厚于聚集的，其散失更快。我看到缙绅之家，就知道他们聚集和散失的原因了。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因贫困无法生存，而低价出售呢？怎么知道不会视为无足重视的东西，任其朽坏虫蛀，或者捆载而归之婚嫁呢？怎么知道气数难以预料，不被强有力者夺取，或者自己付之一炬呢？不仅如此，怎么知道我编写的目录，不及我身就散失呢？怎么知道我今日所经营的，不逐日就散失呢？倚仗其不散，而散失的契机乘其后，当其散失时，又怎么知道所聚集的是何人呢。况且我家所藏，近的三四十年，远的或百年，或二三百年，正值其将散之时。正值其将散，而斤斤计较地参与其中，说千万不要散失，我真是愚人的心啊！虽然如此，知道其散失而不能预先为之聚集，是形势；知道其必散而不能任其即散，又是情理。大概时势利于聚集，我就随之聚集；时势利于散失，我又怎能不散失。其聚其散，在于天；聚之散之，在于我。安于在天者而尽在我者，这又是我编排目录的意图，而固守自安其愚的原因。唉！我常求之于古人之事，而有以处此了。欧阳公《集古录》而凛凛于聚散之间，本朝纪文达公富于图籍而不用印识，好像说：‘物不能常聚，有聚有散者，势也。聚于人而得其聚之所自来，吾滋戚矣。’吁，这是古人的通达。”等等。声木谨案：《时报》记者附记写道：“按金君家骥，字仲远，安徽庐江人。家世儒业，博闻强识，早游庠序，为上舍生。光绪辛丑年去世，享年三十七岁。记者识。”等等。胡君因生得晚未能见到，金君虽与我同时代而生，也未能见到。二公事迹，当

译被录入本县的志书中。

译明代归有光评点《史记》

明代归太仆所著《评点史记例意》一卷，为康熙庚寅年三月刊本。长洲严思葊太仆虞惇在跋文中说：“从前冯定远先生对我说：‘归震川每次科举落第，就通读一遍《史记》。’所以他的批阅本最多。”等等。声木谨按：他的孙子朝煦也在跋文中说：“先太仆非常喜爱《史记》，亲手批注的本子不下数十种。”等等。如今世间流传的《评点史记例意》，未能将数十种批注本荟萃为一，实在是一件憾事，然而对后学者的帮助已经很多了。冯氏的话，确实有证据可查。

论《左传》读法

顺德马□□□□贞榆，是番禺陈兰甫京卿陈澧的高才弟子，世人因此看重他，在光绪、宣统年间颇有名气。他所撰写的《读左传法》□卷，没有刊本年月，其中说：“太史公见过《国语》而没有见过《左传》，他的《春秋》知识是从董仲舒那里听来的，大概是今文经学家。现在看《索隐》所疏解的内容，太史公没见过《左传》非常明显，不必替他隐瞒。却有刘逢禄的人，著《左氏春秋考证》，说现在的《左传》是刘歆等人改动的，不是太史公所见的旧本。现在看他的言论，颠倒是非，真可以说是目无天日了。像这样的人，应当辞别并驳斥他，不要让他的邪说横行，蒙蔽晦暗了圣人的文章，贻误后学。”又说：“古代有章句之学，没有文法之书。自从明代以来，用后世的文法来衡量古代圣人三代的经典，这是不通的。凡是明代以来以及本朝各家评点《左传》的本子，都是曾文正所说的俗本批评，导致人们不通达，都不可阅读。只应当致力于章句，章句明白了，文法自然也就明白了。从前有人向赵秋谷请教诗法，秋谷教他读《春秋》。现在的宗旨，也是如此，明白的人应当自己领悟。”等等。声木谨按：《史记》中的字句，确实有与《左传》相同的地方，假如当时没有见过，怎么能如此巧合。后世的评点，就是古人的章句之法，其用意都以论文为主。□□将章句与论文分为两件事，都是一偏之见，断难强迫路人一致。□□凭借高才博学，早有师承，编辑此书，似乎体例严谨，议论明达，可以后来居上了，然而追求深奥反而晦涩，想要四面兼顾，用一本书具备众长之美，于是到了非驴非马的地步，反而让读者迷离恍惚，不能豁然贯通，清晰如列眉，也可以说是枉费心力了。

安庆设巡抚

安庆设立巡抚，始于崇祯初年，采用了归安沈司寇沈演的建议，等等。这话见于海宁查初白侍郎查慎行的《人海记》。声木谨按：崇祯七年，张国维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十年，张国维见贼势日益猖獗，请求分割安庆、池州、太平，另外设立巡抚，由史可法担任。安庆不再隶属于江南巡抚，从此开始。后来史可法实际上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湖北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县，称为安庐巡抚，事情见于正史。各省省城中安庆最小，原本属于县城，建省最晚，没有加以扩充。后世因为江防重要，安庆在武昌下游，南京上游，地处冲要，改设省治，以便控制，也是因时制宜的方法。

方大淳撰述

巴陵方大淳，字澹生，号稼轩。道光十三年进士，任兵部车驾司主事。次年考选军机章京，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岁。平时与同邑吴南屏广文吴敏树友善，共同研究经学，吴广文说经的诸书多主张他的学说。《柈湖文集》中，有《方稼轩传》一篇，详细叙述了相知的原委，唯独没有提到他的撰述，实在是疏漏。声木谨按：兵部撰写有《毛诗墨守》□卷、《毛诗提要》□卷、《四书通义》□卷、《性理辑要》□卷、《竹林问答》□卷、《稼轩文集》□卷，已见于《巴陵县志》，以及同邑杜仲丹孝廉杜贵墀的《巴陵人物志》，我已经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了。

论孔孟弟子

昆山顾亭林先生顾炎武《菰中随笔》说：“孔子教导他的弟子都称名字，孟子则都称‘子’，在别人面前也称‘子’，乐正子、高子就是这样，也可以看出世风的变化了。”等等。声木谨按：先生的话确实如此。孔子的弟子退下后有背后议论的，如陈子禽等人，不过一两个人。孟子的门徒，如陈代、彭更、公都子、公孙丑等，则当面讥讽诘问。师道不立已经很久了，难道要等到后世吗。

明代父子同朝盛事

明代云间陆俨山□□陆深《金台纪闻》说：“孝庙人才之盛，好事者选取父子同朝的人作对联说：‘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当时张宗伯张升，是己丑年状元，儿子张恩；王礼侍王华，是辛丑年状元，儿子王守仁，都担任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刘凤仪，则是己未年探花……”

译花龙的父亲，兵部员外郎李瓒，正是壬戌科探花李廷相的父亲。一时之间父子同登科第，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等等。声木谨案：□□所记载的，确实是一朝盛事，古今都极为罕见。

译彭玉麟巡阅长江等事

同治、光绪年间，衡阳彭刚直公玉麟巡阅长江，江西省内的惯例是到湖口就停止。起初因为新宁刘忠诚公坤一担任江西巡抚，两人是故交旧识，所以每年必定绕道去拜访他。后来刘忠诚升任广东总督，先父文庄公继任江西巡抚，彭刚直仍然绕道前来拜访，并对先父说：“我的职责范围以湖口为界，到省城原本属于私人交情。岘帅（刘坤一）离去，我如果就不来了，那就是不把您当朋友看待了。”等等。先父不久因请求终养父母而辞官归乡，继任者是盩厔李捷峰中丞文敏，彭刚直竟然没有再去。光绪某年，李中丞被言官弹劾，奉旨交由两江总督湘阴左文襄公宗棠查办。先父丁忧守孝期满，进京觐见皇帝，先到南京拜见左文襄，左文襄就拿李中丞被弹劾的各节事项来询问。先父极力为他辩白，左文襄被先父的话所震慑，于是说：“无论如何，这么大的年纪，还要娶妾，总是不合情理。”先父说：“李中丞已经六十岁，儿子也四十岁了，很久没有抱孙子，为儿子纳妾，是为了延续子嗣考虑，并非他自己好色。”后来到了天津，向合肥李文忠公鸿章说起此事。李文忠笑着说：“左某说话的时候，奏折已经发出，你虽然为他鸣冤，也无济于事。”先父说：“世间虽然没有绝对的公道，但不能没有公论，说出来又有什么损害呢。”

曾国荃十六字箴言

湘乡曾忠襄公国荃，攻克太平天国伪都，功勋名声显赫，人所共知，他的见识卓越，也非常人所能及。当时他深恶泰西各国，颇想趁着屡次胜利的余威，与西方列强为敌。曾忠襄早就知道泰西兵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曾经告诫亲近的人说：“如果与西方人开战，有十六字箴言，你必须牢记，那就是：先到先败，后到后败，同到同败，不到不败。”光绪某年，与丰润张幼樵副宪佩纶谈论咸丰、同治年间的军务，曾忠襄自称当时对他哥哥曾文正公说：“等平定广东贼寇后，先打捻军，后打回部，再打鬼子。”曾文正以盈满招损为戒，极力制止他。“如果按照我的做法，哪里还有左某、李某的位置。”张副宪急忙说：“如今捻军、回部虽然平定，还有鬼子，世叔立功还不晚。”曾忠襄说：“只这一件事，我不愿再办。”张副宪于是趁间隙询问十六字箴言，是否是他自己所说。曾忠襄笑着问是从谁那里听来的，张副宪说是从军机章京某某某那里听说的。曾忠襄也说别人怎么泄露天机，一笑而罢。这是张副宪晚年寓居金陵时当面告诉我的。

如山正直待人

满洲如贯九都转山，担任长芦运司时，有故交子弟某人前来拜访，请求他帮忙谋个差事。都转心里很怜悯他，留他在衙署中住宿，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看到他穿的便服，衣服旁边都用异色镶边，于是严厉斥责说：“看你穿戴如此，必定是流连花柳场所，不知道好好读书，还配做事当差吗！”立刻命令他离开衙署回家，仍然给他二百两银子，作为生活费用。老辈人忠厚正直，好善厌恶淫邪，一颦一笑都是这样。这是余杭陈质庵二尹干亲眼所见，向先父文庄公讲述的。

恩寿任江淮巡抚事

光绪甲辰年，采纳通州张季直殿撰謇的建议，设立江淮巡抚，特意简选满洲恩艺棠中丞寿来填补这个空缺。几个月后，又采纳建德周悫慎公馥的建议，奉旨裁撤江淮巡抚，设立江北提督。光绪乙巳年四月，周悫慎当时担任两江总督，亲自前往清江浦接收文书报销。因为恩中丞的缺额已经被裁撤，姑且用言语安慰他说：“现在贵州巡抚出缺。”恩中丞听后不高兴，对人说：“周玉帅一见我，就封我为贵州巡抚。”不久，浙江巡抚出缺，庆密亲王代为请求恩典。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谕令他：“浙江省分太大，恩寿恐怕承受不住。”于是简选恩中丞为山西巡抚。

武官言行笃实

本朝重文轻武，武职必须受文职节制，然而武官中也有许多良行美德，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略举我所知道的几个人记录下来。某某程从周军门文炳，往年与先父文庄公同领兵马，驻扎在太湖。军门专门派人来说：“一向仰慕您的德行功业，想要拜入门下。”先父谦虚不敢当。后来几十年，遇到我家兄弟，常常自己说起这件事。先父去世后，某某夏某某军门毓秀，当时担任云南提督，相隔数千里，远远送来赙金以及联幛等物。当时声木等人悲痛昏迷，也不知道与他有交情，并没有发送讣告。奉节鲍武襄公超平时喜欢穿黄马褂，见客喜欢谈论战功，唯独见先父则不然。私下认为先父是读书人，所以格外尊敬。合肥刘壮肃公铭传评论湘淮人才，说先父是第一好人。与某某杨少铭军门鼎勋议婚未成，军门死于军中，壮肃仍然娶军门的女儿为儿媳，并且招军门的家属居住在合肥西乡。某某张勤果公曜，起初以侄子某某观察端本为子，后来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自己将家产分为两份，爵位作为一份。

译先听任观察自行选择。观察愿意承袭爵位，一句话便定了下来。杨镜岩军门金龙曾经自己说：“年少时当兵，路过提督衙门去探望，被武官呵斥，害怕而逃走，没想到现在自己却身处其中。”等等。这些话都直率坦荡，毫不忌讳，无愧于古人，所以汇集记录下来。

译论刘开论文书

桐城刘孟涂秀才刘开，其学术与著述，我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虽然他亲自师从同邑姚姬传郎中姚鼐门下，但我曾批评他不守简约之道，他的文章颇与方苞、姚鼐的趋向不同。书中也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他文辞浮夸，气势嚣张夸大，格局度量实在狭隘。刘孟涂的文集中，有《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话语虽具独到见解，也可作为论文的准则，但矜夸张狂尤其严重，现在将其摘录于此。信中说：“芸台先生执事：没有接到您的教诲，忽然过了四年，感激眷恋的私情，未曾有一日间断。先生政声高扬两广，威名远播八蛮，勋业显赫，声名熏灼，海内之人，无不传颂，哪里需要小子的言语，我想说的，只是文章罢了。本朝论文章，多推崇方望溪，数十年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先生唯独不取其宗派，并非故意标新立异，也不是有意轻视方望溪，必定有理由相信方望溪并非完全正确，从而激发自己的独到见解。天下有不可到达的地方，就有必然不能达到的境界；有不可一世的人，就有独自成就一家风格的文章。这‘一家’风格，并非出自一人的心思才力，而是汇聚千古的心思才力，变化而呈现出来的。不穷尽百家的优点，就不能成就一人的奇特；不取法至高无上的境界，就不能开辟独自创造的领域。这只有韩退之能够懂得，宋代以下都不讲求了。五都的市场，四通八达的大道，是人们共同行走的。昆仑的高峻，渤海的深邃，人们必然不能到达，但天地之大却拥有它们。锦绣的装饰，文采的光辉，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云霞的章彩，日星的颜色，人们必然不能创造，但天地之大却拥有它们。文章，也就是这样罢了。没有决堤破藩的见识，不足以穷尽高深奥妙的旨意；没有摧锋陷阵的力量，不足以取得久远的功效。放纵并非遗忘，操持并非勤勉。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穷尽的文章，担心的是人们追求不到罢了。众人所效法的，是相同的嗜好；相同的嗜好，尚且不是有志之士所安于的。先生的心意，难道只是不取法方望溪吗？即使是唐宋八大家，也未必全都恰当。虽然如此，学习八大家的人地位卑微，但王遵岩、唐荆川等人都有小成就，不见得完全错误。学习秦汉文章的人地位优越，但李北地、李沧溟等人竟然一无所获，不见得完全正确。其中得失的原因，也在于其人，请让我全部陈述。大概文章的演变，到八大家齐出而达到极盛；文章的道理，到八大家齐出而开始衰落。称为盛，是因为体裁完备于八大家，写作的人各有心得，然后才成为八大家。称为衰，是因为美感穷尽于八大家，学习的人不能远溯源头，也就局限于八大家了。专门模仿八大家的人，必然不能像八大家那样，原因有三。韩退之简约《六经》的旨意，兼取众家的长处，是很高的境界。柳子厚则深究《国语》，王介甫则源于经术，欧阳永叔则传神于司马迁，苏氏则取材于《战国策》，曾子固则衍生于匡衡、刘向，都得力于汉代以上的文章。现在不探求他们用力的根源，只是模仿他们的辞藻，就能成为八大家吗？这是第一个失误。汉代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即使平时不练习的人，也都工妙。他们并非有意为文，忠爱的情谊，悱恻的思绪，宏伟的见识，奇肆的辩才，恢谐的辞令，出于自然，任凭所至而无不适宜，所以气韵高浑，难以从痕迹窥探。八大家则未免有意为之了。一寸一寸地度量，到一丈必然有误差，模仿得过于严重，拘泥于规矩而得不到天然，这是第二个失误。自从屈原、宋玉擅长言辞，庄辛劝说楚王，李斯谏阻逐客，都祖述他们的瑰丽。等到司马相如、扬雄写作，则如玉色金声；枚乘、邹阳写作，则情深而文明。从汉代以来，没有人废弃这种风格。韩退之取法相如的奇丽，效法扬雄的宏大放纵，所以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有声，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也懂得这个意思，善于锤炼，增益辞采，但不能割爱，宋代贤人则洗涤干净了。韩退之振兴八代的衰败，并非完全扫除八代而抛弃它们，只是取其精华而淘汰其粗劣，化腐朽为神奇，其实八代的美，韩退之未曾不具备。宋代各家相继出现，却全部空无所有，苏子瞻扫除得太过，于是文体薄弱，不再有沈浸醲郁的意致，瑰奇壮伟的景观，所以不能追赶古人，未尝不是因为这一点。体裁不完备，不能成为成人；辞藻不充足，不能成为成文。宋代贤人不察于此，而效法他们的人，连西汉瑰丽的文章都不敢学习，这是第三个失误。况且那些嘉谟谠议，彰显于朝廷；立身的大节，光辉于天地，所以发出的文辞，充沛如江河之流。现在学习的人，没有他们的抱负志节，却只是津津乐道地索求于字句，也太末节了。这是专门模仿八大家的人必然不能及的原因。然而有志于写文章的人，其功夫必然从八大家开始，为什么这样说？文章没有比西汉更盛的，而汉代人所谓的文章，只有奏对、封事，都

译这不过是告诉您文章的基本体例罢了。《尚书》序文中虽然也有提及，但并不多见。直到韩愈才开始擅长撰写赠送、碑志类的文章，柳宗元才开始创立山水杂记的体裁，欧阳修开始专精于叙事，苏轼开始全力钻研策论，写经义序文以王安石为优，写学术记文以曾巩为首。所以文章的意义和法则，到《史记》《汉书》就已经完备了；文章的体制，到唐宋八大家才完全确立。他们确实给后人提供了确定的程序，学习者必须先从事于此，然后才有成法可以遵循，否则即使锐意想要学习秦汉文章，也会茫然没有门路。然而既然找到了门径却仍然局限于八大家，那么见识就不高，气度就不宏大，这就只是明代的作者了。所以善于学习文章的人，起初必须在八大家上下功夫，然后才能找到入门的途径。中等资质的人进而学习《史记》《汉书》，然后才能有所成就，这在于有心领会的人自行选择罢了。然而如果有非凡卓越的才华，想要与古人争美，那么《史记》《汉书》还不足以穷尽其妙。《诗经》《尚书》，韩愈已经取法了。韩愈以《六经》为文章本源，也不过是出入于《诗经》《尚书》，其他经典则未能涉及。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发其传述以写《大学》，子思困于宋国而写《中庸》，七十子之徒，各自推明先王之道，写成《礼记》，难道仅仅是义理明白完备而已吗？它们的言辞本来就是古今最优美的文章。世上真正好学的人，必定实在有所心得于此，然后才能阐明道义来修饰文辞。于是从容研习《孝经》以发起端绪，讽诵典谟训诰以庄重其体制，涵泳《国风》以深化其情感，反复吟咏《变雅》《离骚》以表达其怨愤。如果这样还觉得不足，那么有《左传》的宏富，《国语》的修整，再加上《公羊》《谷梁》的清深。如果这样还觉得不足，那么有《大戴礼记》的条畅，《考工记》的精巧，兼有荀子、扬雄的切实。如果这样还觉得不足，那么有老子的浑古，庄周的放达，列子的奇肆，管夷吾的劲直，韩非的峭刻，孙武的简明，可以借此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果这样技艺已经广博，还想要概括其流变，那么有《吕览》的赅洽，《淮南》的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其辞藻，我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果这样众美已经具备，还想要穷尽其变化，那么有《山海经》的怪艳，《洪范传》的陆离，《素问》《灵枢》的奥衍精微，穷尽天地事物以错综其旨意，我取其博而不取其奢侈。凡此种种，都是太史公遍观用来资助其学业的，都是汉人节取用来成就其才能的。用这些来学习道，就几乎杂乱无章了；用这些来写文章，就取精多而用之不穷，这就是所谓汇聚千古的心思才力来写作的。而变化而出之，又自有其道，吃了却不能消化，还不足以神妙其技艺。有志于文章的人，将在这里殚精竭思吗？还是上及《史记》《汉书》就停止了呢？还是专门追求八大家而安于所习呢？《史记》《汉书》对于八大家来说，虽然等级有高低，但用途有互相适宜之处，次序有先后之分，不是先生不能明了。况且八大家的称呼从何而来？是从归安的茅氏开始的。韩愈的才华，上追扬雄，自班固以下都不及，却与苏辙同列于八大家，奇怪了。韩愈的文章，冠于八大家之首却还觉得委屈，苏辙的文章，即使排在八大家之末还觉得惭愧。使后人觉得八大家不足的，是苏辙造成的；使八大家不远于古人的，是韩愈造成的。我们家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的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不仅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及，即使与苏辙相比，似乎也更胜一筹。然而望溪理多而辞少，谨严精实有余，雄奇变化不足，也是能醇不能肆的缘故。归有光熟读《史记》《汉书》，学习欧阳修、曾巩而有心得，卓然可传，但不能进于古人的，是时艺太精的过错，而且又不能不局限于八大家。望溪的弊端与归有光相同，先生所不取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其大体雅正，可以作为后学的楷模，终究不得不推为一代的正宗。学习《史记》《汉书》的人，从八大家入门；学习八大家的人，从归有光、方苞入门，就不会迷失方向，但这不可以用来规范非凡卓越的才华。非凡卓越的才华，必定尽取百家之美，以成就一人的奇特，取法至高之境，以开辟独造的领域，先生大概有意于此，其不安于同然的嗜好，是适宜的。正将摩挲昆仑之高，探求渤海之深，焕发云霞之章，张扬日星之色，恢弘决堤破藩之识，奋起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此明道修辞。以汉人的气体，运用八大家的成法，以《六经》为本，参以周末诸子，那么所谓与古人争美的，或许就在这里了。然而先后用力的次序，彼此互用的适宜，也不可预先不熟悉。刍荛之见，皆

译先生所已知晓的，我不自量力地以浅陋之见冒昧陈述在您面前，且用来当面请教。近来文坛凋零衰败到了极点，只有先生可以听到这番话，只有我开敢说出这番话。恳请宽恕我狂妄简慢的过错，并给予教诲，那就太幸运了。」等等。声木谨按：文集中还有《桐城刘氏支谱序略》。我们迁徙到桐城的祖先，与我们家迁徙到庐江的祖先，原本是兄弟。在桐城的，分别居住在陈家洲、孔城两处，陈家洲就是海峯广文刘大櫆所出自的地方。在庐江的，分别居住在砖桥以及合肥某乡的三河城，从明洪武十三年起入庐江籍。到了本朝康熙年间，又有一支迁徙居住在三河城，这就是我家所出自的地方，仍然与砖桥同属一个祠堂，已经有五六百年了。先文庄公的行状中说：「我家孟涂文集中所说的：喜爱桐城麻山的胜景，于是选择在那里定居，说的就是这个。」等等。这就是依据茂才《支谱叙略》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