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圗明辨卷一德清胡渭撰

译《易图明辨》卷一　德清胡渭撰 河图、洛书 《系辞传》说：“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地上的适宜条件；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 朱子说：“俯仰、远近所取的事物不止一种，但不过是用来验证阴阳消长的两个方面罢了。”草庐吴澄说：“气有纹理的叫作象，形体有条理的叫作法。天上有雷、风、日、月；雷风属于气，日月属于象，说象也可以兼指气。地上有水、火、山、泽；水火属于质，山泽属于形，说形也可以兼指质。鸟兽的纹理，指动物；地上的适宜条件，指植物。神明，就是天地的气象、形质中幽妙而可以推测、明显而可以看见的部分。所谓德，如健、顺、动、入、陷、丽、止、说，以及鼓动、散发、滋润、照耀之类；凡是动植物、人和器物都具有这些。情，犹如说它们的意义。” 胡渭按语：《易》这部书，不过就是八卦而已。每一卦各有三画：上画代表天，下画代表地，中画代表人，是三才之道。羲皇抬头观察而得到天道，低头观察而得到地道，观察天地之间的万物而得到人道。三才之道默默形成于心中，所以建立八卦来象征它，因而把八卦重叠起来，便成为六十四卦，这就是所谓兼备三才而两重之。说到八卦，六十四卦也已经包括在其中了。看下文所举的离、益、噬嗑等卦，都是重卦，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孔子说明羲皇创作《易》的缘由，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了。河图、洛书只是仰观俯察中的一件事，后世专门把图书说成创作《易》的缘由，是不对的。河图的图象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周易》古经及其注疏从来没有把图书列在篇首；有把图书列在篇首的，是从朱子的《本义》才开始的。《易学启蒙》本来是蔡季通起草的〔见《宋史·儒林传》〕，它又把图书放在首位，接着讲卦画，于是让人觉得《易》的创作完全是由图书产生的，离开图书就无法认识《易》了。学者沉溺于听闻，不致力于观象玩辞，却只急切地钻研图书，难道不是《易》道的一大厄运吗？以上论述伏羲创作《易》的根本，不专门在于图书。天数一，地数二；天数三，地数四；天数五，地数六；天数七，地数八；天数九，地数十。朱子说：“这段简文原本在第十章开头，程子说应当放在这里，现在依从他的意见。”这里说的是天地之数，阳数为奇，阴数为偶，就是所谓的河图。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位置彼此相得，各自都有相合之处。天数共二十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伊川先生说：“变化说的是功，鬼神说的是作用。”〕〔白云郭氏说：“变化，是显现在万物中的；鬼神，是运行于四时中的。”〕 朱子说：“这段简文原本在‘大衍’之后，现按考订认为应当放在这里。” 平庵项安世说：“姚大老说：‘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班固《律历志》和卫元嵩《元包运蓍篇》都把这段放在‘天数五、地数五’之前。现在考察，新安朱先生的《易传》也采用这种说法，把它同‘天数五至行鬼神也’合为一节，放在大衍之数的开头，现在依从这种编排。” 胡渭按语：卦，是《易》的体，用来建立；蓍，是《易》的用，用来运行。韩康伯说：“卦是象，蓍是数。”蓍以穷尽数来确定象，卦以完备象来穷尽数。这四句话区分得清清楚楚。大致说来，象中虽然有数，但最终以象为主；数中也有象，但最终以数为主。所以孔子谈数，都是以蓍为主。他说：“穷尽数以知来，叫作占。”又说：“三番五次地变化，交错综理其数。”又说：“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象。”又说：“幽深地辅佐神明而产生蓍，取法于天三、地二而建立数。”又说：“已经过去的数是顺推，未来的数要逆推。”因此，《易》是逆数。凡是这类说法，没有一处不是在说蓍。而这一章尤其明白，列举天地之数，正是为大衍之数作铺垫。所谓‘五位’，就是五个奇数和五个偶数，并不是说天数中的一、三、五、七、九全都为奇，二、四、六、八、十全都为偶，这才叫‘五位’。所谓相得，是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一奇一偶，两两相配，这叫各自相合于五行、五方。它同天地生成之数有什么关系呢？它同河图、洛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考察本章谈到“数”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天地之数，二是大衍之数，三是万物之数。天地之数是大衍之法的来源，而万物之数只是上下两篇的策数恰好相当罢了，同画卦完全没有关系。假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真是伏羲所取法的河图图象，孔子有什么困难，不能用一句话说明“这就是河图”，却偏偏使用隐晦的辞语，让天下后世的人百般推测呢？至于本章后文虽然说到河图，却同洛书并列，又同神物变化、垂示图象的事类比叙述，文章的气势和语脉相隔很远，又怎么能看出这里的河图就是前面五十五之数呢？有人问：“用蓍法来说明五位，那么它们彼此相得、各自相合的实际情况，也有可以看见的吗？”回答说：“一次变爻所余的策数，左边余一，右边必余三；左边余二，右边也余二；左边余三，右边必余一；左边余四，右边也余四，这不就是奇数同奇数相得、偶数同偶数相得吗？第二变、第三变所余的策数，左边余一，右边必余二；左边余二，右边必余一；左边余三，右边必余四；左边余四，右边必余三，这不就是一奇一偶、两两相配，各自相合吗？至于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彼此相合，成为天地生成之数以及水、火、木、金的象，这些是后世五行家的说法，难道是《易》本来所有的吗？” 以上论述天地之数不能当作河图。

译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其中四十九。〔兼山郭氏说：凡是数都有本数、法则和实数；蓍的本数是四十九，蓍的法则是四，蓍的实数是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数有了这个本数，必须有法则来使用它，然后才能得到这些实数。三者缺少一个，蓍法就会断绝。这就是圣人幽深地辅佐神明的方法。〕〔白云郭氏说：这三者的数，不知道哪一个先建立、哪一个后建立。若说四十九先于四，那么没有四这一法则，也就不会使用四十九。若说四先建立，那么没有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也不会使用四这一法则。所以三者之数，一旦缺少一个，蓍法就不能建立；若有先有后，蓍法的作用也不能完成。只有同时存在、同时建立，不知道谁先谁后，因此这些数全都根源于自然，就像圆环没有端点，即使圣人也不能在其中增添一丝一毫。〕把蓍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用四根四根地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扐，然后再挂。〔朱子说：两，指天地；挂，是把其中一根悬挂在左手小指之间；三，指三才。〕 “揲”是分隔开来计数；“奇”是按四数蓍后所剩的余数；“扐”是把余数夹在左手中间三指的两个指缝之间；“闰”是积累各月多余的日数而形成一个月。五年之间，积累两次日数而形成两个月，所以五年中总有两次闰月；然后另起一轮积分，就像挂一之后，左右各揲一次、各归扐一次。因此五年之中总有两次归扐，然后再另起一次挂。一说：挂一代表第一年，右边揲代表第二年，归扐代表第三年，三年形成一次闰月；左边揲代表第四年，归扐代表第五年，五年形成第二次闰月。〕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韩氏说：阳爻六个，每爻三十六策，六爻共二百一十六策；阴爻六个，每爻二十四策，六爻共一百四十四策。〕〔白云郭氏说：九、六是天地之数，也是乾坤的策数；七、八从九、六中产生，是六子的策数，是乾坤彼此交感而形成的。〕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朱子说：少阴退却但还没有达到虚，少阳增长但还没有达到盈，所以这里只计算老阳、老阴，即乾坤六爻的策数，其他情况可以推知。期，是一整年。实际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这里只是举整数概括来说。〕上下两篇的策数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二篇指上经、下经；共有阳爻一百九十二个，得到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个，得到四千六百八策；合计就是这个数。〕所以，经过四种运算便形成《易》，经过十八次变化便形成一卦。〔四营，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 “易变”就是“易”，指一次变化。三次变化形成一爻，十八次变化便形成六爻。八卦只是小成，指九次变化形成三画，得到内卦。引申它，触类旁通而扩展它，天下所有能做的事情就都包括在其中了。所谓引申、触类旁通，是说六爻已经形成后，观察各爻是变还是不变，以此判断动静；这样一卦可以变成六十四卦，用来确定吉凶，总共有四千九十六卦。朱子说：“大衍之数为五十，大概是由河图中央的天五乘地十得到的。至于用来占筮时，又只使用四十九。这些都出于道理和形势的自然，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增减的。” 考察对大衍之数的解释，康节说：“五是蓍数的小衍，所以五十就是大衍。”汉上说：“小衍的五是三、二之数；大衍的五十则包含了小衍。”这种说法比较接近正确。五十并不是由河图中央的天五乘地十得到的。古人建立数时，凡是零数都不采用，所以在五十五之数中去掉五，正如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而去掉零数，取三百六十一样。况且蓍草生长时，一根有一百茎，从中分开得到五十，彼此参合，都是自然如此。到实际使用时，又只取四十九。王弼说：“不用其中一根来象征太极”，这是妄说。各家穿凿附会，尤其没有道理。只有郑康成说：“五十之数不能直接用来作七、八、九、六的卜筮占数，所以再减去一，成为四十九。”这才是正确的义理，李泰伯、郭子和也遵从这种说法。〔子和说：世俗都以三多三少来确定卦象；如果这样，那么不一定非要四十九这个数，即使用四十五、四十一，初揲也都能得到五或九，第二揲、第三揲也都能得到四或八。难道只有四十五、四十一如此吗？从三十以上来说，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都能得到五、九、四、八以及多少之象，同以四十九为本数并没有区别。〕 只是不能得到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这些策数，所以蓍数取四十九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可以改变的，就不是圣人的法则。〕这正是所谓出于道理和形势的自然，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增减的，又何必把河图太极中的五、一说成蓍法的来源呢？

译萧山毛太史奇龄《河洛原舛编》说：“我曾在淮西学习《易》，看到郑康成对‘太衍之数’的注解，便说：‘这难道不是河图吗？’随即又想：‘哪里有郑康成所注的图，而汉代直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引用它作为依据？’又想：‘大衍的注解见于李民《易解》，干宝、崔憬的说法各不相同，为什么也都完全没有河图的说法？’又想：‘郑康成注《大传》，在“河出图”一句下既然已有成说，为什么反而引用《春秋纬》的文字〔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却不明确指出它就是大衍之数？’于是恍然说道：‘图啊，图啊！我现在才知道图的来源了。’陈抟制作的图，就是郑康成注释大衍之数所依据的内容。然而，大衍的注解断然不是河图，因为河图的注解另有来源。大衍的注解说：‘天地之数有五十五。天一生水，在北方；地二生火，在南方；天三生木，在东方；地四生金，在西方；天五生土，在中央。但是阳没有偶数相配，阴没有奇数相配，尚未彼此成就。’于是地六在北方同天一相配而生成水〔一六在北〕；天七在南方同地二相配而生成火〔二七在南〕；地八在东方同天三相配而生成木〔三八在东〕；天九在西方同地四相配而生成金〔四九在西〕；地十在中央同天五相配而生成土〔五十在中〕，这样大衍之数便形成了。那么，这种注解不就是陈抟所制作的图吗？郑康成只有注解而没有图，陈抟便窃取它来制作图。郑康成的注解可以画成图，但它也不是河图，陈抟又窃取它来作为河图。它的根源、底细、曲折和内情，都已经明白显著，可以说十分痛快。然而赵宋、元、明三代，千年长夜，直到今天才弄清楚。这里有两点：第一，世上谈河图的人也都知道大衍之数，只是认为河图的阳数二十五点、阴数三十点，同大衍之数的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合成五十五，二者只是数目相合罢了。至于所谓‘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有的在北、有的在南，分别为水、为火；能成方、能成圆，有单、有复；按其数可以形成图形，指着它可以成为象，这些河图都有，而大衍之数似乎没有。谁知道大衍之数形成图形和象，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人们长久以来并不知道。第二，魏晋以后世俗崇尚王学〔指王弼〕，郑学逐渐衰微；郑康成遗留下来的注解，只零散见于《易》《诗》《书》《三礼》《春秋》的疏义以及《释文》、汉书、《文选》等所引用的注中，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书。所以唐代只有李鼎祚在《易解》中略微采录了他的注解，至于其他书，则只有王应麟重新汇辑并补在后面。这些内容在刘邵谈《易》时，都还没有见到。现在陈抟得到这种说法却不说明来源，也可能是从别人那里转相得到，连它的来源也不知道，这些都无法确定，因而仍然处在幽暗之中。第二种长夜如今幸而已经显明，来源也清楚可见。不过，应当把它命名为“大衍图”；如果不这样，就应命名为“天地生成图”，再不然就命名为“五行生成图”，无论如何不能命名为“河图”。即使退一步说河图就是这幅图，那么这幅图本来也是郑康成注释的内容。他在《大传》“河出图”下面，为什么不直接注说：“所谓河图，就是揲蓍所说的大衍之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却又说“河龙图发其书九篇”，这样岂不是把衍数和河图截然分成两件事了吗？难道数不能成为图，衍数不能成为图画吗？” 《原舛编》说：“数不能成为图，衍数不能成为图画。”这两句话确实可以称为千古格言，不过他的说法仍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我不能不加以辨析。谨按：大衍，是通过揲蓍求卦的方法；大衍之数出自天地之数，却不是天地之数本身。天地之数，《易》和《洪范》共同使用；大凡天下所说的数，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的。至于大衍之数，则只有《易》中有，《洪范》中没有。郑康成注大衍和四象，都是以《汉书·五行志》为根据。《五行志》又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洪范五行传》来推论灾异。它所引用左氏关于陈国灾异的传说，大概是刘歆取《大传》的六、七、八、九、十，接续《洪范》的一、二、三、四、五，作为生成、配偶之数。其主旨在《洪范》，本来不是为《易》设置的。即使最后举出坎、离两卦，也只是用来证明水是火的牡、火是水的妃罢了，始终同大衍没有关系。只有《律历志》谈到完备数目时，才引用《易》的大衍之数五十；谈钟律时，才引用“参天两地而倚数”；谈历法时，才引用大衍之数四营的象，最后又以天地之数作结。大体说来，五行以《洪范》为主，就附带《春秋》而不涉及大衍；律历以大衍为主，就附带《春秋》而不涉及《洪范》。考察它的源流，就可以分别清楚了。所以刘歆的说法虽然从未有图，但图实际上包含在其中。假如把它画成图，也只能称为天地生成图，或五行生成图，绝不能称为大衍图。为什么呢？蓍法没有五行、没有方位、没有生成、没有配偶。现在试着按照筮法考察，从四营成易直到十八变成卦，格子中所陈列的、版面上所画的，哪里有什么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呢？哪里有什么居于北方而成为水、居于南方而成为火呢？方形的、圆形的，单数的、复数的，又都在哪里呢？《原舛编》却说，大衍之数的形和象本来就是这样。我实在不能理解。若是把它窃取来作为河图，那当然会有这种形和象；生成关系、南北方位、方圆、单复，一一都不差，正如宋人所说。幸好宋人没有看到郑康成的注解；如果看到了，就会拿它来互相证明，使这种说法更加牢固。然而天地之数终究不能成为河图，是因为《大传》没有明文，而五十五只能用来生成蓍，不能用来画卦。毛公只知道数不能成为图，却不知道大衍之数同天地之数不能混为一谈；

译他只知道衍数不能成为图画，却不知道郑康成的注解是刘氏《洪范五行》的数，不是伏羲大衍四营的数。长夜刚刚破晓，光明还没有完全融入，所以这就是我不能不加以辨析的原因。总而言之，郑康成把九篇说成河图，早已是认贼作子；又根据生成、配偶之数来注释《易》，于是成为伪造关氏《易》说法的开端，这正是所谓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对于陈抟，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毛公过分憎恶宋人，所以他立论往往苛刻地对待宋人，却宽待汉人，难道能算是平心之论吗？” 以上论述五行生成之数不是河图，也不是大衍之数。《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刘禹锡《辨〈易〉九六论》说：“一行《大衍论》说：三变都为刚，是太阳之象；三变都为柔，是太阴之象；一刚二柔，是少阳之象；一柔二刚，是少阴之象。” 东坡苏氏《易论》说：“老，是阴阳纯粹的状态；少，是阴阳相杂而不纯的状态。阳数都为奇数，阴数都为偶数，所以乾卦以一作为爻数，坤卦以二作为爻数。天下万物以少为主，所以乾卦的男卦都由两个阴爻组成，而坤卦的女卦都由两个阳爻组成。老阳、老阴，就是乾、坤；少阴、少阳，就是乾、坤的儿子。” 汉上朱氏说：“乾是老阳；震、坎、艮是少阳；坤是老阴；巽、离、兑是少阴。所以四象产生八卦。” 平庵项氏说：“凡是《系辞》所称的八卦，就是六十四卦。八卦彼此互换上下而变化成为六十四卦，所以通常用八卦来称说它们。” 虚斋蔡清说：“‘四象生八卦’中的八卦，包括六十四卦，所以后面接着说‘八卦定吉凶’。” 仲氏《易》（萧山毛锡龄，字天与，善于谈《易》，早逝；他的弟弟奇龄记述其说，写成《仲氏易》）说：这一节是对揲蓍法三次表示深意。只用一次揲蓍，就以乾坤为本，进而说明先民如何使用它，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在尚未揲蓍之前，把五十之数合聚而不分，其中有“大中”的道理。《说文》说“极”就是“中”，屋脊称为“中”，意思是不偏在一隅。崔憬说舍去一根蓍草作为太极，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把它分为二，以象征“两”，这就是太极生两仪。李氏《易解》说，只取四十九策，尚未分开时就是太极；分开后成为阴阳，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四为数进行揲蓍，以象征四时，这就是两仪生四象。虞翻说四象就是四时，也是这个意思。接着经过一扐、再扐、第二次变化、第三次变化，八卦便形成了，这就是四象生八卦。荀爽说，四时通变，是八卦产生的起点，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所生的难道仅仅是八卦吗？吉凶确定以后，大业也就由此产生，何况其他方面呢？所谓“生生之谓《易》”，就是这样。至于没有说“挂一象三”、以归奇象征闰月等，只是简略叙述罢了；正如后文也只说“象四时”。旧说把太极、两仪泛指为天地，这样就与“《易》有太极”“《易》有四象”不相合了。还有五点理由：第一，如果说这是伏羲画卦时的事，那么画卦只是创作卦，并不是产生卦；《系辞》中凡说“生变化”“生吉凶”“生情伪”“生利害”，都是说筮卦，而不是说画卦。第二，伏羲画卦，是由乾到坤，再到六子，因而重卦，直到六十四卦；孔子自己在《系辞》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并没有由一生二、由二生四的方法。第三，太极只是“中而不分”的意义，却被画成图并附会出种种说法，众说纷纭，不能确定；这种解释绝不能作为准则。第四，四象从来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第五，后文明确说“《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与下文“所以告”“所以断”相同；如果指画卦而言，那么阴阳老少只是画卦时所取的形象，难道能说它们可以向世人显示、告知并判断吉凶吗？蠡吾李刚主塨在《与毛太史奇龄讯易书》中说：“‘易有太极’这一节，先儒的旧说，我反复思考，仍不能理解。若把两仪解释为天地，那么八卦中的乾坤就是天地，难道是天地生天地吗？若把两仪解释为阴阳，那么乾坤就是阴阳，也成了阴阳生阴阳，这是第一处不能理解。把四象解释为木、火、金、水等，先生已经详细驳斥过了。何况在乾坤之上，先儒把太极看作主宰，还说得过去；如果又有两仪、四象，那么乾坤之上就容纳不下这样多的对象了，这是第二处不能理解。《系辞》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那么所谓易，是从乾坤和六子而得名的。现在却说易有太极，并由太极产生天地，这是第三处不能理解。”先生直接把太极解释为乾，把两仪解释为乾坤各自分为三爻而形成八卦，塨也没有完全明白。现在我忽然按照先生对“夫易何为”一句的解释，认为它是在阐明大衍五十之数如何产生一；又妄自解释说，太极就是大衍之数中舍去而不用的那一根（唐代崔憬有这种说法）；两仪就是把它分为二，以象征“两”；四象就是以四揲蓍，以象征四时（先儒把四象解释为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但这也属于以四揲蓍的过程）。“八卦”是统称六十四卦，经过四次揲蓍、十八次变化而形成的。” 这是说《易》大衍之数层层递生，形成八卦，吉凶也由此确定；人们趋吉避凶，大业便由此产生，仍然是在阐明揲蓍的道理。没有说“挂一”“归奇”，是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两次以四揲蓍之中。看前文有“兴神物以前民用”，后文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龟”，以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似乎仍是在阐明大衍之数，只请先生指教。（《仲氏易》原来以卦为主，后来改以蓍为主；李塨没有见到后来的改本，所以才有这封询问。毛奇龄惊讶于两人的理解暗合，回信大加赞赏。） 关于四象，我过去主张苏轼、汉上朱氏的说法：乾坤为老阳、老阴，三男三女为少阳、少阴。大概是因为把四象看作八卦，把八卦看作六十四卦。庚辰年，我客居京师，因为金素公交往而认识李君，在早晚往来交谈之间，拿这个说法请他指正。李君说：“八卦原本包括六十四卦，但经文明确说‘四象生八卦’，现在却把四象直接当作八卦，这就成了八卦生八卦，似乎难以讲通。”于是他拿出《讯易书》和《仲氏易》给我看，我参考他的说法加以解释。谨按《天一地二》到“存乎德行”四章，大体都是讲通过揲蓍求卦的事。这一节前文说：“蓍之德圆而神”，接着说“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可见卦爻就是揲蓍所得，并不是已经存在于《易》书中的卦画。因此又说：“神以知来”，又说“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又说“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些都指蓍而言。所以唐代一行把三变全为刚称为太阳，三变全为柔称为太阴；朱子解释这一节时也兼主揲蓍，李塨《讯易》的解释是正确的。

译但是，把“分而为二”解释为两仪，把“揲之以四”解释为四象，这样的意义仍然不够妥当。因为分为二，不过是把四十九策分成左右两部分；即使不舍去一根作为太极，难道就不能分吗？怎么能看出这两个部分是由“一”产生的呢？以四揲蓍，不过是用左右手每四根一数来计算蓍策；即使不分成二，难道就不能计数吗？怎么能看出这四是由两产生的呢？而且太极是形而上的，两仪、四象、八卦都是形而下的。八卦鲜明地排列出来，那么两仪、四象也必然鲜明地排列出来。在分二、揲四的时候，它们正在手中运转；所谓天地、三才、四时、再闰，只是借来作比喻的假象。至于两仪、四象，则是在参伍错综之后，通过通变而形成文理的结果。四营尚未完成时，格中还没有奇偶之数；三变尚未结束时，版上还没有老少之爻，又怎么能看出两仪、四象呢？我反复推求，始终没有彻底明白。我私下认为，所谓太极，不过就是“一”。开始命筮时，奇偶尚未显现，这就是太极。等到四营完成《易》数，把挂、扐所得的蓍策放在格中，或为五、或为四，就成为奇；或为九、或为八，就成为偶，这就叫太极生两仪。至于经过三变而形成一爻，画在版上，三奇画作□，称为老阳；三偶画作乂，称为老阴；一奇二偶画作一，称为少阳；一偶二奇画作--，称为少阴。这就叫两仪生四象。经过九变，形成三画的小成卦；经过十八变，得到上下二体的贞悔，这就叫四象生八卦。由此分别依据所得到的卦爻进行占断，这就叫八卦定吉凶。由此趋向吉利、躲避凶险，这就叫吉凶产生大业。所以后文总结说：“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脉络清楚，文辞旨意融贯透彻，这就是揲蓍的次序，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总而言之，“四象”二字一直苦于没有确定的解释。现在既然采用一行关于刚柔、太少的说法，又进一步推求其所以然，才知道“四象”和单说“象”并不相同。单说“象”，就是《易》《书》中已经形成的卦画；八卦排列出来，“象”就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四象则是蓍策过揲所得的数，是爻所采用的九、六，以及不采用的七、八。因此下文又说：“《易》有四象，所以示”，意思是把所得到的卦爻显示给人看。这一章中两次说到四象，朱子以前把前面的四象解释为圣人画卦时自然形成的次序，把后面的四象解释为揲蓍所得的阴阳老少之爻。同样都是四象，而且同在一章之中，怎么能容许有两种解释呢？太极、两仪、四象层层递生，作为揲蓍的次序，就更加清楚而无疑了。解释完成后，我把它交给李君。李君回信说：“拙见虽然已经写成，但深夜思考，仍然不能自信。舍一、分二、揲四，是相连接的事情，并不是彼此相生的事物。如今得到这个妙解，豁然开朗，真是相生的次序，真是生生不息的《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快意呢！” 这一节与图书的意义似乎关系不大，但《钩隐启蒙》把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都附会到图书上，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世人不敢违背。因此详细写出这些说法，以说明这一节与图书无关，也与画卦无关，并由此看出先天八卦次序的错误。以上论述太极、两仪、四象，说明它们并不属于图书。

译“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秀岩李氏说：龟筴使天下获得和平，王道兴盛时，蓍草的茎长达一丈，每株生一百茎，汉代儒者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犍为郡的田野间生有这种蓍草，一株一百茎，完全没有多余的分枝。我亲自看过，只长到二尺多，并不完全像先儒所说的那样。问当地人，他们说它的生长也和普通草一样，只是一株有一百茎，这是它的奇异之处。）“天地发生变化，圣人取法于它。”（汉上朱氏说：天地发生变化，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所以圣人取法于它。）“上天显现天象，显示吉凶，圣人取法于它的形象。”（日月五星是天象。上天不说话，而是用天象显示，吉凶便显现出来，所以圣人取法于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朱子说：四象就是阴阳老少；“示”是把所得到的卦爻显示给人看。）系上文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是用来决断的。《程氏遗书·入关录》说：“孔子感于麒麟出现而作《春秋》，但即使麒麟不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会作吗？大体上，事情总要有一个发端之处；例如画卦是因为看到了河图洛书。即使没有河图洛书，八卦也仍然应当会创作出来。” 紫岩张浚说：“所谓‘上天产生神物’，指的就是蓍龟能够探索隐微、寻求深奥、钩取深处而招致远方。圣人取法于此，以阐明《易》的象数。所谓‘天地发生变化’，指的就是阴阳的消长、盈虚、往来、进退。圣人取法于此而创作六十四卦。所谓‘上天显现天象’，指的是天体的经纬纵横、交错杂陈而清楚显著。圣人取法于此而创作三百八十四爻。《易》的象数、卦爻，圣人都从心中获得，却一定还要参验天地，这是因为圣人的心与天地之心相似，他们爱护人的心从来没有不同。然而上天将要下雨，山川必先出现云气；何况《易》将兴起，难道会没有先出现的祥瑞吗？所以圣人一定以‘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作为最后的说明，并且还要取法于它们，难道是上天借此预示《易》将兴起吗？更何况，如果河图不出现，我也就完了！’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九河、洛水之事在天下治理成就、德行完备时出现，庄周也曾这样说。圣人取法于它们，是估量时势，推测自己的道即将兴盛。可是郑康成沉溺于纬书，竟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又把河图说成八卦，把洛书说成九畴，这些都是污损圣经的说法。甚至把神物、变化、天象、图书说成四象，这尤其荒诞不经，学者不可不加辨析。” 按这段话来看，圣人创作《易》，是以天地万物的道理为准则，从未任意使用自己的私智。蓍草一株一百茎，从中分出五十，以大衍之数确定四营的方法，这就是“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上形成天象，地上形成形体，这就是天地的变化。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用雷霆鼓动，用风雨滋润，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是圣人取法天地的事情。日月五星是上天显示的天象，按正常次序运行，就向人显示吉利；发生薄蚀、陵犯、争斗，就向人告示凶险。圣人设立卦，观察天象，系上文辞来说明吉凶，使占筮的人知道该趋向什么、躲避什么，这就是取法天象。河图洛书，代表大地的中央。圣人兴起时，必有图书出现；伏羲取法它来画卦，文王、周公取法它来系彖辞、爻辞，于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就完备了。上面三种现象无时不有，图书却要隔很久才出现一次，所以最后才说到它。看下文把系辞与四象并列，就知道这里实际上包含三位圣人的事情，不必专门说是伏羲，也不必说洛书是在禹时出现、与《易》无关。《易》有筮法而没有卜法，但“卜筮”又把蓍和龟并提；伏羲所取法的是河图，却又同时说到洛书，学者因此疑惑。蔡季通说：“《易》难道有龟卜的方法吗？”他也只是说二者的道理没有不同罢了。我私下认为，前文虽然把蓍、龟并说，这里只说“神物”，专指蓍也没有不可。图书本来不只在伏羲、禹时出现。《汉书·五行志》中刘向说：“过去三代都居住在三河地区，河洛出现图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诏曰”：“过去唐虞时代画象，百姓不犯法；周代成王、康王时刑罚搁置不用，德行惠及鸟兽，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河洛出现图书。”《李寻传》回答灾异时说：“天下有道，黄河就出现图，洛水就出现书。”《沟洫志》载谷永上奏说：“黄河是中国的主要河流，圣王兴起就出现图书，王道废弛就干涸断绝。”由此看来，历代有道的君主都接受过图书，并非只有伏羲、禹时才出现。河图属于图象，所以取法它来画卦；洛书属于文字，所以取法它来系辞。河图不一定就是八卦，洛书也不一定全是九畴。《墨子》说周文王时黄河出现录图，所以《易纬·乾凿度》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录应河图”的说法。” 沈约《宋书·符瑞志》说：“周公摄政第七年，制定礼制、创作乐章，凤凰出现，于是和成王到河洛观看；把玉璧沉入水中行礼完毕，荣光笼罩黄河，青龙降临祭坛，口衔玄甲之图，放下后便离去。在洛水行礼也同样如此，玄龟停在祭坛背后，龟甲上刻有赤色文字，形成书文。”这些说法讲的是从周公直到秦汉盛衰的祥瑞，都是依据纬书和占候之说，实在不足为信。然而《汉书》对此记载明确，孔子也有感叹和等待河图的想法；可见图书并不是绝不会再次出现的东西，怎么知道文王、周公没有取法它来系彖辞、爻辞呢？紫岩把图书看作《易》兴起前先出现的祥瑞，正与孔子把“凤鸟”和“河图”并举的意思相合。《大传》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吧？”又说：“正当殷代末世、周德盛大之时。”那么两位圣人系辞，也应当有先出现的祥瑞。《易》兴起于中古，难道只是由于羑里、东山的忧患吗？” 《易》将要兴起时，图书先出现，这就是所谓先于天时而行，天也不会违背它。图书出现后，《易》于是创作出来，这就是所谓顺应后天、奉行天时。《礼记》说：“清明之德存于自身，志气如同神明。长久积累的愿望将要实现时，有所开启，必定先有征兆。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圣人与天合一罢了。时机到了，事情自然兴起，哪里容得上人为思虑呢？”

译郑氏《乾坤易注》说：“《春秋纬》说：黄河以通达乾道，出现天苞；洛水以流行坤道，吐出地符。黄河龙图显现，洛水龟书完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隋书·经籍志》记载，纬书中有《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这些书出于前汉，其中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记载从黄帝到周文王所接受的原文；另外还有三十篇，说是从最初到孔子，由九位圣人增补推演，以扩大其意义。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也都说是孔子所作，加上前面的书合计八十一篇。） 邢昺《论语疏》说：“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由龟、龙衔着、背着出现的，正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着甲，甲上有赤色文字、绿色字迹，形状像龟背，长宽九尺，上面列有星宿、斗宿的位置和度数，以及帝王兴亡的记录和数目。”现在考察《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进献《录图书》，说：“灭亡秦国的是胡人。”这就是所谓记录帝王兴亡之数。大概图谶之术从战国时已经存在。汉武帝表彰圣人典籍，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的，都不得进献。到汉朝衰微时，哀帝、平帝时期纬书占候大量兴起，公开附会六艺而毫无顾忌。王莽假借符命，光武帝尤其相信谶言。郑兴、贾逵因附和而显达，桓谭、尹敏因违逆而败落。从此这种学问被称为内学（因为事情秘密，所以称为“内”）。康成号称一代儒宗，却不能违背众说而独立判断，于是依据这些说法注释《易》。如果真如他说的那样，那么伏羲画卦的根本就变成了记录帝王兴亡之数，河图也成了文字，洛书更不是九畴了。这种妖妄荒诞，没有比它更严重的。因此《参同契》一类的说法得以乘隙而起，以纵横十五的九宫之数冒充河图，反而稍微接近道理，世人却没有能力辨别。” 假如东汉诸儒没有被纬书、占候之说迷惑，继承先正的传授，并进一步阐发说明，那么那些方技家的说法，怎么能够混入我们的《易》，扰乱圣人真旨、欺骗后来的学者呢？唉，这就是康成的过错。关于河洛九六的说法，直到今天仍有人被它迷惑而勉强附会。黄氏《象数论》说：“上天显现天象、显示吉凶，圣人取法于它，是抬头观察上天；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是低头察看大地。称为‘图’，是因为山川的险易、南北的高低深浅，就像后世的《图经》；称为‘书’，是因为风土的刚柔、户口的多少、道路的通塞，就像夏代的《禹贡》、周代的《职方》；称为‘河洛’，是因为河洛位于天下中央，四方进献的图书，都以河洛来系名。”我私下认为，伏羲时代风俗淳厚，哪里会有山川险易的图？当时用结绳治理，哪里会有记录户口、道路通塞的书？况且用河洛来概括四方，也未免是曲解。把“出”改作“上”，就更觉得讲不通了。毛氏《原舛编》说：“大体上，图是规划、图画，书是简册，都属于典籍一类。”郑康成注《大传》，引用《春秋纬》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就是直接把它们指为简册之物；汉代接近古代，这种说法似乎可以作为考据依据。然而纬书是六经中的莠草，康成引用它来解释经文，实在是对圣人的极大轻慢。后世儒者不能铲除它，反而替它灌溉，使它滋长，这样又凭什么能够止息邪说、维护正道呢？扬雄《核灵赋》说：“大《易》开始时，黄河排列出龙马，洛水献出龟书。”（见李善《文选注》）《礼纬·含文嘉》说：“伏羲的德行与天地上下相合，上天以鸟兽的纹理作出回应，大地以河图洛书作出回应。” 按这里的说法，图书都出现在伏羲时代；扬雄与刘歆处于同一时代，而两人的说法却如此不同。大概伏羲接受河图经没有明确文献，也就无法验证洛书是否果真在那时出现。因此诸儒各自根据所见来发表意见。然而孔子说：“上古结绳而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书契替代它。”上古指包牺、神农，后世圣人则指黄帝。许慎《说文序》说：“神农氏用结绳治理天下，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爪迹，才创制书契。”《河图玉版》又说：“仓颉为帝时，南巡登上阳虚山，来到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背负书文，龟甲丹色、文字青色，把它授给仓颉。”《孝经援神契》说：“奎星主管文章，仓颉仿效洛龟的形象，光耀文字，显现萌芽；画字，于是书契兴起于黄帝时代。仓颉感应洛书而创作文字，这是明确的。”（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羲创制书契，以代替结绳治理。”《显背大传》的说法不可采用。）伏羲时代还没有“书”这个名称，洛水所出的东西怎么能称为书？扬雄也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

译《汉书·五行志》刘歆说：“虙牺氏继承天命而称王，接受河图，取法它来画图，八卦就是这样形成的。禹治理洪水，天赐洛书，取法它加以陈列，《洪范》就是这样形成的。” 张衡《东京赋》说：“龙图授给伏羲，龟书赐给姒禹。” 按禹接受洛书，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但洛书并非从禹开始。据《河图玉版》记载，挺、辅佐黄帝以及尧、舜时，洛水已经出现龟书了；也不止到禹为止。据沈约《宋书·符瑞志》，成王、周公时，洛水又出现过龟书。河图不只是伏羲接受，洛书也不只是禹接受，所以孔子把二者并举，用来赞述《易》。吴草庐说：大体上，从周代以后到汉初，儒家专门之学大多靠口耳相传；因此凡是有文辞可以记诵的就有传承，没有文辞、不能记诵的就没有传承。五经都保存下来，唯独《乐》这一经亡佚；《诗》三百零五篇都保存下来，唯独笙诗六篇亡佚。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文辞可以记诵。假如先天古《易》只有卦画，河图洛书只有图象，那么儒家也不会传承。因此魏、晋、唐、宋初的儒者都没有见过图书。渭按：自秦朝禁止学习诸经以后，口头说法流行；汉初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还没有废除，凡是没有文字可以记诵的内容，儒家或许因此散失而没有传承，也未可知。然而《易》又与其他经不同，秦朝把它看作卜筮之书，唯独不在禁书之中。假使果真有先天古《易》、河图洛书，完全可以公开流传于世，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呢？况且草庐说儒家没有传承，意思是认为只有养生家传承了它。可是《汉艺文志》在道家之外，又有房中、神仙、方技诸家，这些都不以记诵为事，却有能力传授河图洛书。他们即使私下把它当作养生之术，难道竟不知道它是包牺创作《易》的根由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汉孝文帝喜好黄老之学而设置博士，孝武帝仰慕神仙而表彰六经；儒、道两派都是他所崇尚的，真可说是千年难遇的时机。假如有人拿出所收藏的图书，用来帮助君主长生久视，并明确指称它们为河图洛书，附会到四位圣人的《易》上，再把它们列入学官，这种道术将由此大为显扬，为什么反而始终秘密收藏而不拿出来呢？宋代流传的东西不是古代的河图洛书，这一点很明显。过去张平子说纬书占候虚妄，就像画工厌恶画真实的犬马，却喜欢画鬼怪。那种说龙衔着一片甲、龟背着一卷书的说法，固然不足相信；但宋代以后的图书之说，也同样与画鬼怪没有区别。大概东序收藏的河图、上天赐予的洛书，世上并没有实物，任意绘制都可以，所以有人说是九图十书，有人说是十图九书；有人把方形削改成圆形，有人把圆形牵引成方形；有人画成阴阳相互包含的形象；（罗愿把一个圆圈作为河图，说阴阳相含的说法出自青城山隐者，见《宋文宪集》。蒋公顺说：应当把先天图当作河图，就是这个意思。）有人画成黑白相间的形状；（郝经完全废弃先儒的说法，自己画了一图，以白圈、黑圈与五相间组成十个圈，以白为天奇，以黑为地偶，取三奇为乾，三偶为坤，其余卦也如此取法，见刘因《河图辨》。）又有人说这是蜀地隐士传下的秘密。” 有人传授（赵撝谦《六书本义》说：天地自然形成的图，世传蔡元定从蜀地隐士那里得到，秘藏而不传。毛氏《原舛编》说：蜀山隐者、青城隐者以及篾叟、酱翁之流，总是昏暗不明、无法考证。从来没有姓名的人，都是寓言中的人物，不必认为确实有其人。君平、季主都是蜀地隐士中的君子，也都谈论《易》，怎么能说无名者一定不存在。）有人称为武夷君的真传。（谢枋得有一图，仿佛八卦，把坎、离的中爻交错起来，称为真正的河图。袁清容说：谢先生隐居建安，从彭翁那里得到图书，彭翁又从武夷君那里得到。《原舛编》说：这就是魏伯阳等人以坎填离的方术。）至于说它们是凭什么东西显现出来的，则说：马的旋毛像星点，龟甲的裂纹像字画；又有人说，马毛像连钱纹，龟甲上有瑇瑁般的斑点。到了近世，丰坊又说：龙骃的皮革在武库火灾中烧毁，而它的图象传到了石经上。（丰坊伪造《石经正音》，其中画一个圆圈作为河图，说：包羲时代，龙骃出现在荣河，背上的旋毛有这种图象，历代相传。直到晋元康五年武库失火，龙骃皮革烧毁，但它的图象传到了石经上。） 宋代把它收藏在秘府，清敏公亲手摹写。清敏公的远祖是稷。《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康五年武库失火，王莽的头、孔子的鞋、汉高祖斩白蛇的剑，一时全部烧尽。丰坊便借此附会，说龙骃皮革的烧毁也发生在这一年。朱谋<土韦>说：河图世代收藏在秘府，宋徽宗开始拿出来给宫廷内外传写。（朱谋<土韦>著《易象通》，画了一种演绎河图：一个太极、两个两仪、三个四象、四个八卦，都画成圆圈，大概是剥取希夷的古太极图体制改造而成。他说：三代以来，那种图世代收藏在秘府，学者无法窥见。到了宋徽宗考察古迹、搜求奇异之物，才开始拿出来让宫廷内外传写。直到今天逐渐失去原貌，因此学者舍弃河图而另造太极，混淆四象又增添五行，位置颠倒昏乱，方物之间也错乱不合。）这种说法实在荒诞到了极点。画工描绘鬼神，即使画得像天神的容貌、道人的形貌，我尚且不敢相信是真的，何况夔、魖、罔象之类的怪物不断变换形状出现呢？《易》的道理到了这种地步，也可说遭逢了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迂腐的谈论、偏僻的见解，越出越奇；假借上天之名进行欺诈，污损圣经，难怪欧阳永叔、司马君实、姚小彭、项平甫、袁机仲、林德久、赵汝楳、王子充、归熙甫、郝仲舆等人都想屏弃断绝图书之说了。即便如此，河图洛书在古代确实有这件事，只是后世君子不相信罢了。河洛五九之篇、方圆九十之数，可以存在；连孔子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也一并怀疑，那就过分了。以上论述图书，不过是说它们是《易》兴起前先出现的祥瑞。

译《尚书·顾命》说：“赤刀、大训、弘璧、琬琰陈列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东序。” 孔安国说：“大训，是虞书中的典、谟；河图，是八卦。伏羲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取法龙马背上的文理来画八卦，称为河图。连同典、谟，都是历代相传的宝物。” 《论语》记载，孔子说：“凤凰不出现，黄河不出河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圣人接受天命时，黄河就会出现河图。如今没有这种祥瑞，河图、八卦……” 《礼记·礼运》说：“上天不吝惜它的天道，大地不吝惜它的宝物，人也不吝惜自己的真情，所以天降下甘美的露水，地涌出甜美的泉水，山中出现载有器物的车，黄河出现马图。” 郑玄说：“马图，就是龙马背负图而出现。” 孔颖达说：“考察《中候握河纪》的注释说：‘龙马，是龙而形状像马，所以称为马图。’（有人说《周礼》规定八尺以上的马称为龙；它从黄河出现，就如同汉武帝时天马从渥洼水中出现一样。）” 东坡苏轼说：“河图洛书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了。然而它们见于《易》，载于《论语》，不可以诬为虚妄。如今学者却有人怀疑。山川出现图书，有时确实会发生。魏、晋之间，张掖出现石图，文字灿然分明，只是当时没有圣人，没有人能认识它的意义。河图洛书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魏志·管宁传》说：“青龙四年辛亥，下诏书：‘张掖玄川涌出溢流，激荡的水波冲出宝石，宝石背负图形，形状像灵龟，安置在河流西边，突出而盘踞，质地苍白，纹理纯素；麟、凤、龙、马的形象光彩鲜明地形成，文字所传达的命令清楚显著。’太史令高堂隆上奏说：‘这是古代圣王从未获得的祥瑞，实在是魏国受天命的征兆。东序时代的宝物昌盛，也可以把这块石头看作河图一类。’） 厚斋王应麟说：“欧阳公认为河图洛书是怪诞虚妄之说，东坡说：‘见于《易》，载于《论语》，不可以诬为虚妄。’南丰说：‘因为不是自己所熟悉、所见过的，就果断认为它不存在；这是把天地万物的变化看作可以穷尽于耳目所及，也可以说是过分了。’苏轼、曾巩都是欧阳公的门人，却能这样不随意苟同老师的议论。” 一卷书籍，也一定有尊敬老师、遵从所听闻之道、实行自己所知道之事的内容，这是弟子的职责。然而只要不是圣人，就不可能没有过错，所以俗语说：“聪明人千次思虑，也一定会有一次失误。”进入老师的房间却拿起武器攻击老师，当然不是老师对弟子的期望；但如果道理确实没有说妥，做弟子的虚心平气，等待公论自行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可。那些一听到不同意见就像面对仇敌一样憎恨，甚至想拿武器从背后攻击对方的人，也不是君子之道。苏轼、曾巩不迎合自己所喜欢的说法，与世上那些结党同门、嫉妒真道、怀着害怕自己观点被揭破的私心，却没有向善服义的公心的人，距离太远了。

译山阳阎征君若璩说：“凤凰、河图，都是帝王盛世出现的征兆。所以《礼记》把上天降甘露、大地涌醴泉、山中出器车与马图并列来说；《尚书》又把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同时陈列。原本不必限定为伏羲时代出现，只是因为集注如此说罢了。再加上世人大多像欧阳公一派，不相信祥瑞异象，好像孔子是在思念这种以后再也见不到的东西。不知道河图在黄帝时代也出现过，尧、舜、禹时代反复出现，成王、周公时代又出现过，史书都有记载。即使下至晚宋，朱子表彰《四书》时，还有龙驹生在九峰山下，龙头马身，形状像背负河图；父老前来向朱熹庆贺，认为这与麒麟出现具有同样的祥瑞意义。谁能说天与人相互感应之际，不会有幽冥的相通呢？” 《魏志》博士淳于俊说：包羲依据燧皇的图而创制八卦。高贵乡公反驳说：“假如包羲是依据燧皇而作《易》，孔子为什么不说‘燧人氏去世，包羲氏兴起’呢？”淳于俊不能回答，这种妄谈不值得深入辨析。《玉海》记载姚信说：连山氏得到河图，夏人因而称为《连山》；归藏氏得到河图，商人因而称为《归藏》；伏羲氏得到河图，周人因而称为《周易》。（姚信是三国吴国的太常卿。《周礼疏》说：考察世谱等书，神农又称连山氏、列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这些都是时代的称号。）王洙说：《山海经》记载，伏羲氏得到河图，夏后氏因而称为《连山》；黄帝氏得到河图，商人因而称为《归藏》；列山氏得到河图，周人因而称为《周易》。（王洙字原叔，著有《易传》十卷。）这两种说法互相不同。汉上朱氏说：这大概是杜子春所依据的材料，姚信的话并不是亲口传出，只是所依据的传承不同罢了。梁武帝攻击这种说法，流于轻率放肆。孔子说：“黄河不出河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大概圣人承受天命，必定有符瑞；如果图不再出现，也就没有必要叹息等待。” 这话确实有道理。然而历代所接受的河图，难道一定都是卦画的形象，并且都取法它来创作《易》吗？我对此有所怀疑，不敢完全接受。按《顾命》东西序中陈列的物品，大多是珍玩，只有大训、河图是承载道的器物；《周官·天府》总称它们为“大宝器”，祭祀时陈列，表示能够守护；丧事时陈列，表示能够传承。河图不一定只在伏羲时代出现，正如凤凰也不只在舜时来仪。然而孔安国注《论语》时说河图就是八卦，而注《顾命》时也这样解释，直接把它指为伏羲的河图；姚信也说伏羲得到河图，周人因此称为《周易》。朱子确实有所依据，并非凭空杜撰。只是河图不知道载在什么物件上，历经数千年到周代仍然保存。据《礼运》说它是马图，那么《中候》所说龙马衔甲、甲像龟背、长宽九尺的说法，或许接近实际。但所谓“甲”究竟是什么东西，始终不知道。据说曹魏时期张掖出现石图，形状像八卦，高堂隆把它比作东序时代的宝物，那么河图应当属于石类。俞玉吾琰说，天球是玉，河图与天球并列，大概是有纹理的玉。那么赤刀是金属，大训与赤刀并列，难道也要说是有纹理的金属吗？又有人根据大训是简策，来证明河图也是简册；这样一来，纬书所说的九篇就不能算荒诞了。”}], 众说纷纭地推测，始终没有定论。然而，河图藏在天府之中，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竟然亡失了。起初我以为，秦昭襄王取得周朝九鼎宝器时，河图也一并归入秦国。等到项羽焚烧秦朝宫室，河图便同府库一起化为灰烬，这就是它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今年我客居京师，和四明万君季野共同谈到这件事，万君说：“周幽王遭遇犬戎之祸，周室东迁，众多宝器必定在这个时候亡失；至于河图，不要说后人，就是孔夫子恐怕也没有见到。”我听后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我查阅《周本纪》，其中说：“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幽王，俘虏褒姒，把周朝的财物全部取走后离去。”这里的“赂”就是珍宝财货。由此可见，河图确实是在这个时候亡失的。因此，自周平王、周桓王以下，凡是顾命辞中所陈述的各种宝器，在传记中再没有一件出现过。至于王子朝之乱，他所携带出走的，只是周朝的宝珪和典籍而已，天府所藏的宝器并不在其中[宝珪由典瑞掌管，典籍由太史掌管，都不是大宝器]。河图亡失已经很久，即使老聃、苌弘这类人，也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孔夫子到周朝时无从询问，赞述《易》时虽有河图之名，却没有河图的义理；所谓有所疑惑，大概孔丘也不曾说出来。至于天地之数，孔夫子从未指称它为河图。因此，从汉、魏直到隋、唐，说到河图的人，有的认为它是九宫，有的认为它是九篇，从来没有人把五十五这个数指作河图。《乾凿度》《参同契》虽然都把九宫当作河图，却始终不敢摹画一个图象，称它为“河图”，附会在自己的书中。陈抟生于五代，距离古代更加遥远，他从哪里能够得到河图的本来面目，再绘成图传给别人呢？汉景帝说：“吃肉而不吃马肝，不能算是不知道滋味。”现在谈《易》而不谈河图，也不能算是不懂得《易》道。以上论述古代河图这种器物。

译《尚书·洪范》说：箕子于是说道：“我听说在古代，鲧堵塞洪水，使五行秩序混乱。上帝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常道由此败坏。鲧于是被诛死，禹继承其事业而兴起。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常道由此得到整治。第一项叫五行，第二项叫敬用五事，第三项叫农用八政，第四项叫协用五纪，第五项叫建用皇极，第六项叫又用三德，第七项叫明用稽疑，第八项叫念用庶征，第九项叫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孔安国说：“上天把洛书赐给禹，神龟背负着文字从洛水中出来，背上排列着从一到九的数字。禹于是依据它排列次序，形成九类。这就是常道所以能够按次序排列的原因。” 孔颖达说：《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自有文字，这就是所谓的书。《汉书·五行志》中，刘歆认为禹治理洪水时，上天把洛书的法则赐给他，由此陈述出来的就是《洪范》。前代学者都共同持这种说法。神龟背负洛书这件事，经书中并没有记载。《中候》以及各种纬书，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接受图书的事，都说龙背负图，龟背负书。纬书和候书不知道是谁写的，博学之士考察核验后，认为是从哀帝、平帝时期伪造起来的。即使这些书到西汉末年才开始出现，在此以前的学者也必定已经相互传授这种说法。所以孔安国认为，九类就是神龟背负文字出来，背上列有数字，从一到九。说是禹排列它们，是因为天神说话必定应当简明扼要，不应当曲折地具有这样详细的次序和叮咛，所以认为这些次序是禹排列的。他又说：“从‘初一’以下直到‘六极’”，传文说这是禹所排列的次序。至于洛书原本究竟有多少字，就不得而知了。《五行志》完整记载这一章，便说：“这些共六十五个字，都是洛书的原文。”考虑到上天的话简明扼要，必定不会有这样的次序数字，所以孔安国认为“第”是禹所做的排列。“初一曰”等二十七个字，必定是禹增补的。至于“敬用”“农用”等二十八个字，大刘和顾氏认为，龟背原先共有三十八个字；小刘认为，“敬用”等字也都是禹排列的。至于龟背上的文字只有二十个字这一说，并没有明确的依据，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所以两说都保存下来[顾氏名彪，大刘名焯，小刘名炫，都是隋代人]。考察《隋书·经籍志》可知，济南伏生一派的传授，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保存了它的本来面貌。刘歆把洛书看作文字，大概也是根据伏生的传授。伏生曾任秦朝博士，熟悉古代训诂；洛书就是九畴，必定是三代以来相传的学说，并非凭空臆说。天地间的文字和道理，应当简明扼要。刘炫认为洛书原文只有二十个字，这可以说是得其真意了。但孔颖达的疏文说：“天神说话，世人有时会对此怀疑；如果真是这样，就很像崔浩所说寇谦之得到的《录图真经》，人神相接，亲手写出的文字灿然明白。这种事情涉及妖妄，不能用来解释经书。”所以林之奇《书传》说：“上帝于是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好比说上天夺去了他的明鉴；“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好比说上天启发了他的内心。赵汝楳《易雅》则认为，这不过如同“上天赐给周王勇气和智慧”“上天赐给公侯纯厚的福禄”之类的话，并不是真的有某种东西背负着来赐给这些人。王袆继承并阐发他的意思，极力论证禹没有接受洛书这件事，并根据《系辞传》认为河图、洛书都是伏羲所取法而创作《易》的。他们的疑惑，总是由于“天神说话”这四个字引起，却没有得到解释。孔子说：“上天何曾说话呢？” 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孟子说：“上天不说话，只是用运行和事物来显示自己罢了。”禹治理洪水而得到治水的方法，上天把洛书赐给他，以彰显祥瑞应验，这正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以及用运行和事物显示上天之理。洛书是文字，不是语言。孔颖达却认为这是天神的言语，那就错了。《说文解字·序》说：“仓颉最初造字，大概是依照事物类别来描摹形状，所以称为‘文’。后来形声相互补益，才称为‘字’。所谓字，是说文字不断孳生繁衍而逐渐增多。这样看来，文与字不同：文的点画较少，字的点画较多。洛书中的文，大概与仓颉最初创制的文字相类似。《左传》说仲子手上有文字，写着‘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手上有文字，写着‘友曰虞’。正义说：‘石经古文中，“虞”写作□，“鲁”写作表。手上的纹理或许与它们相似。’朱子也说：‘古代文字笔画少，恐怕有的只是某种图样。’由这些话可以领会洛书形成文字的道理。” 马图见于《礼运》，人们不认为奇怪；龟书见于纬书和候书，世人却有时怀疑它是虚妄。然而天地之间有许多事物不是耳目所能见闻的，不能因此断定它们一定不存在。魏明帝青龙四年，张掖有宝石背负图形，形状像灵龟，文字所传达的命令，灿然清楚。《水经注》引用车频《秦书》说，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百姓挖井得到一只龟，大二尺六寸，背上的纹理负有八卦古字，事物本来就可能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世风衰败浅薄，偶尔也有造假的事。三国吴孙皓时期，鄱阳历陵山上的石头纹理形成文字，共二十个字，原来是有人用朱砂在石头上写成的，说天下将要太平[《吴志》记孙皓天玺元年，鄱阳报告说历陵山的石头纹理形成文字，共二十个字，内容是“楚九州岛渚，吴九州岛都扬州”；士人又写作“天子四世治太平”。最初的注引《江表传》说：历陵县长官上言石印出现，孙皓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巫人说石印三郎宣告天下将要太平，使者搭高梯上去查看印文，暗中用朱砂在石头上写成二十个字，回来报告孙皓，孙皓大喜]。武承嗣临朝时，派人凿刻白石，刻成八个字，献给太后，声称是在洛水得到的；太后命名这块石头为“宝图”[《资治通鉴》记唐垂拱元年，武承嗣派人凿白石，刻成“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末端用紫石和杂药填充，派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给太后，声称是在洛水得到的。太后很高兴，命名这块石头为“宝图”]。不久又改名为“天授圣图”。十二月己酉日，太后在洛水之滨接受图书。”林少颖、赵汝楳、王子充看到了这类事情，所以极力斥责洛书；然而因为后世的伪造而怀疑上古的真实，是不可以的。《东都事略·杜镐传》记载，王钦若劝宋真宗制造祥瑞来镇服四夷，真宗对此怀疑，于是问杜镐：“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什么事？”杜镐立即回答：“这是圣人借助神道来设教罢了。”真宗于是下定了决心。这就像曹丕篡夺汉朝，却把它说成舜、禹的事情一样，大概也是如此。杜镐的话不但促成了君主的罪恶，而且深深得罪了圣人。

译《仲氏易》说：“考察禹治理黄河所得到的东西，名称叫《洪范》九畴，并不叫洛书。看《尚书》说‘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其中并没有提到洛书，这一点可以作为证明。如果说上天所赐的是洛书，禹根据它推衍出来，才命名为《洪范》九畴，那么《尚书》又说‘上天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岂不是把禹后来改定的名称反而预先偷用在上天身上了吗？这难道说得通吗？” 渭按：《洪范》是《尚书》的篇名。《书序》说：“武王战胜殷朝，把箕子带回来，于是作《洪范》。”可见《洪范》是箕子所命名的，因为它是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以称为《洪范》。其中的九畴则是大禹所命名的，也如同包牺氏的八卦一样。羲皇接受河图而开始创作八卦，文王推演八卦并形成文字，书名叫《易》，不叫河图。大禹排列洛书为九畴，箕子加以推演，书名叫《洪范》，不叫洛书，道理是一样的。可见河图、洛书是《易》《洪范》创作所由来的依据，并不就是《易》《洪范》本身。因为彖辞、爻辞中没有河图的文字，就怀疑八卦不是感应河图而创作；因为《洪范》中没有洛书的文字，就怀疑九畴不是依据洛书陈述的。那么，孔子所说“圣人则之”，究竟取法了什么，又创作了什么呢？至于‘上天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却把《洪范》九畴赐给禹’，这是箕子追述往事的话，意思是鲧失去了治理洪水的方法，所以上天没有把洛书赐给他；禹得到了治理洪水的方法，所以上天才把洛书赐给他。可是有些人竟拘泥于辞句而损害文意，说这是禹后来改定的名称，而上天反倒预先偷用了它，难道不是把事情说得太戏谑了吗？” 总而言之，河图、洛书只是追溯当时《易》《范》创作的由来。现在如果想说明《易》的八卦本来就在那里，就使用河图；如果想说明《洪范》的九章本来就在那里，就使用洛书。宋人崇尚图书，自以为可以弥补缺漏、张扬幽深玄妙，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就无法说明《易》《洪范》，结果反而成了千古笑柄。然而“河图洛书”这三个说法确实出自孔夫子，又不能像欧阳修等人那样斥为妖妄，所以不得不考察它的源流。有个故事说：“侏儒问高个子天有多高，高个子说不知道。侏儒说：你虽然不知道，却还是比我接近。”孔安国、刘歆是高个子；陈抟、刘牧是侏儒。天究竟有多高，哪里是高个子所能知道的？但必定没有高个子不知道、侏儒反而知道的道理。何况高个子所说的还略有端绪，而侏儒所说的无非梦呓，又怎么能不舍弃侏儒而听从高个子呢？以上论述古代洛书的文字。《易图明辨》卷二，德清胡渭撰。五行。《尚书·洪范》说：“第一项是五行：一叫水，二叫火，三叫木，四叫金，五叫土。” 正义说：万物形成形体，是由细微逐渐发展到显著；五行的先后次序，也以由微到著为次序。水最为细微，所以列为一；火逐渐显著，所以列为二；木的形体已经充实，所以列为三；金的形体坚固，所以列为四；土的质地最为广大厚重，所以列为五。考察五行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洪范》。其中的一、二、三、四、五，是按照由细微到显著、由轻到重排列的；从气到形再到质，都包含在其中。没有证据表明这只是五行的生数，还必须等到六、七、八、九、十才算完成。这与《易》的四象以及天地大衍之数完全没有关系。以上论述古代五行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