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图明辨卷十徳清胡渭撰

译《易图明辨》卷十，德清胡渭撰。象数流弊。《本义图说》说：“以上是《易》的九幅图：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伏羲以前都没有文字，只有图画，最应当深入玩味，从中可以看见作《易》的本原和精微意义。到文王以后才有文字，就是今天的《周易》。但读者也应当各自从正文中考察其消息，不可以马上把孔子的说法当作文王的说法。” 震川归有光《易图论》说：“夏代称《连山》，商代称《归藏》，周代称《周易》。经书所列的卦，其数目都相同。虽然三代名称不同，但伏羲之《易》就是《连山》，在《连山》中就是《归藏》，在《归藏》中就是《周易》；在《周易》中，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所谓伏羲之《易》。后人要寻找它，就是寻找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内容。”又说：“用图来说明《易》，从邵子开始。我奇怪儒者不敢把文王之《易》说成伏羲之《易》，却反而把伏羲之《易》说成邵子的《易》。” 考察《本义》卷首把九幅图列在前面，并总括作了一番说明。所谓天地自然之易，就是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就是先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次序、方位；文王之易，就是后天八卦的次序、方位以及六十四卦的卦变［《本义》的卦变图，是朱子为解释《彖传》而作，并非康节反对卦的旨趣，所以归入后天］。这些都是画成图的内容。伏羲有卦画而没有卦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都是前后相承、互相发挥，以穷尽其中的意义。所以说“圣人的心意见于辞”，辞正是用来说明象数中难以明白的部分。可是朱子却认为三位圣人的《易》专门讲义理，而缺少象数，这是什么说法呢？况且《易》所谓象数，也不过是蓍和卦罢了。卦以象为主，蓍以数为主。二体六画、刚柔杂居，是象；大衍之数五十四营而成《易》，是数。经文清楚明白，不需要图也能明白。至于朱子所列的九图，是希夷、康节、刘牧的象数，并不是《易》所说的象数。三位圣人的话，怎么会涉及这些呢？伏羲时代文字契刻尚未兴起，所以有卦画而没有卦辞。到了中古，真伪逐渐显露，忧患日益增多，所以文王系彖，来发明伏羲尚未说尽的意义；周公又系爻，来发明文王尚未说尽的卦辞。这是一脉相承，如同合符。至于孔子承接圣贤相传的学问，汇集群圣的大成。评论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假如伏羲、文王、周公的意义孔子有所不知，怎么能称为孔子？既然已经知道，却另自立说以求不同于伏羲、文王、周公，也不是“述而不作”的旨意。既然如此，伏羲的象得到卦辞后更加彰明；即使深入玩味图画而领会其中精微，也不会超出文王、周公、孔子所说的道理。难道百家众技的说法能够混入其中吗？九图虽然精妙，也只应把它们看作《易》之外的别传，不要把它们列在经书卷首。以上论述四位圣人的《易》。

译《宋史·隐逸传》记载：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他刚四五岁时，在涡水岸边玩耍，有一个穿青衣的老妇人给他喂奶；从此以后，他日益聪明颖悟。长大后，阅读经史百家的著述，看过一次就能背诵，完全不会遗忘，并且很以诗歌闻名。后唐长兴年间，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于是不再求取禄位官职，以游览山水为乐。他自己说，曾经遇到孙君仿、麞皮处士两人，都是高尚之人。他们对陈抟说：“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陈抟便前往那里居住，因而服气辟谷，历经二十多年，每天只饮数杯酒。后来迁居华山云台观，又住在少华石室，每次睡卧，常常一百多天不起身。周世宗喜好黄白术，有人把陈抟的名声报告给他。显德三年，周世宗命华州把陈抟送到京城，留在宫禁中一个多月，从容询问他的方术。陈抟回答：“陛下是四海之主，应当把致力于治理天下作为念头，为什么却留意于黄白之事呢？”周世宗没有责怪他，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知道他没有其他方术，便让他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并下诏让本州长吏按时节慰问他。太平兴国年间，他来朝见，宋太宗待他非常优厚。太平兴国九年，他又来朝见，皇上更加礼敬器重他，对宰相宋琪等说：“陈抟只是独善其身，不牵涉权势和利禄，正是所谓的方外之士。” 陈抟居住在华山已经四十多年，估计年龄超过百岁。他自己说，经历了五代的离乱，幸逢天下太平，所以前来朝觐；与他交谈，十分有趣。于是宋太宗派宦官把他送到中书省，宋琪等从容问道：“先生得到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给别人吗？”陈抟回答：“我是山野之人，对时世没有用处，也不知道神仙黄白之事；至于吐纳养生之理，也没有什么方术可以传授。假如能够白日飞升，又对世道有什么益处？如今圣上龙颜秀异，具有天人的仪表，博通古今，深究治乱，真是有道而仁圣的君主。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兴化致治的时候，勤于实行修炼，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宋琪等称善，把这些话告诉皇上。皇上更加看重他，下诏赐号“希夷先生”，又赐紫衣一袭，留陈抟在京城数月，然后放他回山。端拱初年，他忽然对弟子蒋德升说：“你可以在张超谷凿石造一间石室，我将在那里休息。”端拱二年秋七月，石室建成，陈抟亲笔写了数百字的表章，大意说：“臣陈抟的寿数有终，圣朝难以留恋，已经决定在本月二十二日于莲华峰下张超谷中化形。” 陈抟如期去世。过了七天，四肢身体仍然温暖；有五色云遮蔽洞口，整整一个月不散。陈抟喜欢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讲述导养和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也写了八十一章，为它作注释。陈抟能够预先知道别人的心意。他斋房中有一个大瓢挂在墙上，道士贾休复心里想得到它，陈抟已经知道他的心意，便对贾休复说：“你来不是为了别的，大概是想要我的瓢吧。”他叫侍者取下来送给贾休复，贾休复大为惊骇，认为他有神通。有个叫郭沆的人，年轻时住在华阴，夜里住在云台观。陈抟半夜叫他赶快回家，郭沆还没有决定。一会儿陈抟又说：“可以不必回去了。”第二天，郭沆回到家，果然母亲在半夜突然心痛，几乎死去，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便痊愈了。华阴隐士李琪，自称是唐开元年间的郎官，已经活了几百岁，世人很少见到他。关西逸人吕洞宾，具有剑术，活了一百多岁仍童颜，步履轻快敏捷，片刻之间能走数百里，世人把他当作神仙。他们都多次来到陈抟的斋房，众人都觉得奇异。钱希白《洞微志》说：宋太宗即位初年，邓州观察使钱若水，字太博，仪态从容、文雅，也算近世奇士。他坚决请求免去枢密事务，于是被授为礼部贰卿，充任集贤院学士。当天晚上，我前去拜访祝贺；客人们退去后，他单独留下我，在后厅同坐。于是他说：“我初次参加科举，想求取乡荐，便前往华阴拜谒陈先生。递上名帖后，承蒙他倒屣相迎。临出门时，他拉着我的手约定十天后再来拜访。到了日期，我径直前往，他把我迎进山斋。地炉中已经先有一位僧人，身披衲衣相对而坐。我向他作揖，寒暄行礼，他也非常简慢傲慢。我年轻气盛，颇为不平。过了很久，僧人仔细端详我，对陈先生说：‘没有这种骨法。’两位先生都微微一笑。我虽然惊异于他的话，却不敢询问。又有其他客人到来，我便迟疑着先行退下。”第二天，我独自去见陈先生，并询问僧人的姓名以及他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陈先生说：“这就是白阁道者。他道行高洁，学问通达天人；至于知人，更有神仙般的鉴识力。他想劝你留下来学习道术，但内心不能决定，所以请道者来加以质疑。他说：‘我看你的骨相并不是神仙之骨，学习道术也不能成功，但你却能得到好官，并且能在急流中勇于退身。’” 他又说：“这个人原本在太白山住了多年，才刚刚来到这里。”我再次请求见他，最终也没能见到。人生中的一切事情，知道了也不能靠力量强行取得［张端义《贵耳集》说：那位僧人就是麻衣道者］。考察起来，希夷是老氏一派的人。他著《指玄篇》，讲导养和还丹之事，由此可知他能够养生。看贾休复、郭沆两件事，以及预先判断死亡日期一事，也可知他能够预知未来。养生，是魏伯阳的学说；知来，是管辂、郭璞的术数。至于他所交往的多是异人；他化形以后又有奇异征兆，由此也可知他属于神仙一流。先天图对于造化阴阳的奥妙，不能说没有所窥见。总而言之，这是道家的《易》，而不是圣人的《易》，难道它可以扰乱我们的经典吗？朱子《答蔡季通书》说：“阴君丹诀，濂溪有诗提到过，应当就是这部书［《云笈七签》记载阴真君传说：阴长生是新野人，拜马明生为师，接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飞升。临离去时著书九篇。阴真君自序又说：‘汉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接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后离世，并将书副本藏入名山。’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阴君丹诀］。他实行这套方法而长寿，就像吃猪肉能够吃饱一样；我们所知道的养生之道不止这一种，却仍然免不了衰老疾病，难道不正像坐谈龙肉而实际上没有尝过吗？《魏书》一哥已经刻成，前些天寄来了，这部书一定会寄给你。校订得相当精确，字义、音韵都有依据，比世俗流传的本子远为优胜，只是少了‘教外别传’一句。”

译《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记说：魏君是后汉人，篇名大概仿照纬书的名称；词语、韵律都很古雅，与《雅》难以互相贯通。读者见闻浅陋，往往任意改动，所以这部书的错误比其他书尤其多。现在把各个版本合在一起，互相校勘订正，其中仍有很多可疑难明之处，不能全部消除，只姑且根据所知写成定本；各种异同于是全部保存下来，以备参考订正。空同道士邹欣［双湖胡氏说：邹欣就是公的姓名，先前解释者认为“邹”是“朱”的转写，“欣”是“熹”的转写。后来根据《考异》原本，其中本来有注说：考察“邹”本是春秋时邾子的国名，《乐记》说“天地欣合”，郑氏注说“欣”应作“熹”，那么“邹欣”二字就是“朱熹”二字，只是他人没有理解］。题写在袁机仲校订《参同契》后面的一段话说：我前些年经过顺昌，在篔筜铺休息，看见有人在墙上题写：“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我反复读着这些话而感到悲伤，不知道题写的人是谁，恰好与我的心意相会。庆元丁巳八月七日［当时朱子六十八岁］，我再次经过那里，旧题已经不再看见；屈指数算岁月，忽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这个志愿确实没有实现。途中偶然读到这部书，又感慨往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篔筜壁上诗。”晦翁。《调息箴》说：“鼻端有白气，我就观察它。无论何时何处，都安然自得、从容舒缓。静到极点就呼气，如春天池沼中的鱼；动到极点就吸气，如百虫蛰伏。阴阳之气氤氲开辟，其中的妙处无穷。是谁主宰它呢？是不加主宰而自然运行的功效。云中而卧，顺天而行，不是我敢妄加评论的。守住一而调和，便可活到千二百岁。” 《答王子耕书》说：患病时不宜思虑，凡事都暂且一概放下，专心以存养心神、调养气息为要务。只需盘腿静坐，眼睛看着鼻端，把心意集中在脐腹以下；时间久了自然会感到温暖，逐渐就会见到功效。考察养生和知来，都是希夷的本领；朱子却独独取法于养生，大概是因为年老病侵，想借此排除疾病，使自己的德业还能有所进步。看他观察鼻端白气，感叹墙上的诗，怀疑龙肉难以尝到，羡慕猪肉容易吃饱，这就是所谓寄托意趣于外物，却不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所以金丹的诀法，他不只是知道，身体也想亲自试验。于是撰写《参同契考异》，托名空同道士邹欣；为《启蒙》作序时称“云台真逸”，为《道德经》作跋时称“云台子”；等到奉祠云台时，又写信给陆子静说：“熹衰病，幸而承受祠禄，于是成为希夷的直系后裔，实在值得自我庆幸。”他向往希夷的诚心就是这样。这正是他所以一定要取得太极真图的原因。坎离、龙虎未必不是《易》中的一种意义，但不能说《易》专门是为此而作的。以上论述陈希夷。

译《宋史·道学传》记载：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父亲邵古先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二十岁时游历河南，在伊水边安葬父母，于是成为河南人。邵雍年轻时自负才华，意气慷慨，想建立功名，书无所不读。他开始求学时，就刻苦奋勉；寒天不生炉火，暑天不摇扇子，夜里不躺到席上睡觉，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他叹息说：“古人尚且以古人为友，而我却还没有走遍四方。”于是渡过黄河、汾水，涉过淮水、汉水，周游齐、鲁、宋、郑的旧地。过了很久，他忽然醒悟而归，说：“道就在这里了。”于是再也没有出游。北海人李之才代理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曾到他的住处，对他说：“你听说过关于事物道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有幸接受教诲。”于是拜李之才为师。李之才接受了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的传授，这些学问远古以来已有端绪；邵雍则探究幽深，寻求隐微，获得神妙的领悟和契合，洞彻深奥，学问广大博厚，真正得到的是他自己所领会的部分。等到他的学问更加老成，德行更加高厚，便把心思寄托于高明之境，用来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远至古今世事的变迁，近至飞走草木的性情，都能深入而曲尽其理，大概接近所谓“不惑”，而不是依照相似的形类臆测，却能屡屡猜中。于是他推演宓羲先天的旨意，著书十多万字，流传于世。然而世上了解他学说的人很少。熙宁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号康节。邵雍高明英迈，远远超出古今常人，却坦荡平和、浑厚自然，看不出锋芒，因此清正而不激烈，和顺而不随流俗。与他交往久了，人们更加尊敬信服他。河南程颢起初侍奉父亲时，听到邵雍的议论，回来一整天都感叹说：“尧夫具有内圣外王的学问。”邵雍的见识和思虑超过常人，遇到事情能够预先知道。程颐曾说：“他的心虚静明澈，自然能够知道。”当时的学者因为邵雍见识超卓，就极力推高他的作为，甚至说邵雍有玩世的意思。又因为邵雍能够预知，便说凡是声气所感触的事物，他都能根据其发动来推知变化。于是把世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拿邵雍的话来预先印证。邵雍大概未必真是如此。他所著的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集叫《伊川击壤集》。《邵子无名公传》说：“朝廷授给他官职，他虽不强行辞免，却也不强行起任。”晚年有两个儿子，教他们仁义，授给他们六经。全天下崇尚空谈，他从未挂在嘴上一句话；全天下崇尚奇异之事，他从未树立奇异的行为。所以他的诗说：“不谄媚禅师，不奉承方士，不出门户庭院，径直遨游于天地之间。”家里一向以儒业为本，他口中从未不说儒家之言，身体从未不行儒家之行，所以他的诗说：“心中没有妄想，脚下没有妄走，不妄与人交往，不妄受取外物。”炎炎盛论中，他甘心安处于自己的简陋；舒缓平和地谈论起来，没有人能超过他。羲皇、轩辕的书，他从未离手；尧舜的言论，他从未离口。处于中和之境，与天同乐；吟咏《易》而交友，自在地作诗饮酒，心中欢喜。一生享有百年太平，不能说不是幸运；活到七十岁仍健康强健，不能说不是长寿。这就是无名公的行为吗？明道先生为康节写墓志说：“从前七十位弟子向仲尼学习，其传承至今可见的，只有曾子，以及曾子告诉子思、子思传授给孟子的学问罢了。其余门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才能和适宜之处来求学，虽然都共同尊崇圣人，但由什么途径进入学问，门户却很多。何况此后又过了一千多年，师道没有建立，学者不知道学问从何而来。唯独先生的学问有传承。先生从李挺之那里得到，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推究其源流，远古以来确有端绪。如今穆氏、李氏的言论和事迹，大致都可以看到。而先生的学问醇正专一，不夹杂其他，广大浩博，这其中又有许多是他自己所得。然而给他的学问命名，难道也是所谓门户众多、各自从不同途径进入的吗？谈到成就德行，古人过去很难达到。像先生的道，若就其最高境界来说，可以说已经安定而成就了。” 《程氏遗书》说：“尧夫的学问，先从理上推求意、言、象、数。谈天下的道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推求到理的地方，他说：‘我得到了这个最大的道理，那么万事都由我掌握，没有什么不能确定。’但他未必真有具体方法；总的说来，也难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他为人实在是无礼而不恭敬，只是一味轻侮玩弄，即使天地也拿来轻侮玩弄。就像《无名公传》所说，向天地询问而天地不回答，以及在玩弄弹丸之余，时而来、时而往之类。” 君实敦厚，晦叔谨慎严肃，尧夫放达旷荡。又说：尧夫的道虽然偏颇驳杂，但收放运用极其熟练，也能谨慎对待细小的行为。又说：尧夫胸襟放达旷荡，如同空中的楼阁，四面通达。伯淳说：邵尧夫病危时，还说想试着与天地万物一同观察变化。子厚说：观察他人的变化还可以观察，自己又怎么能观察自己的变化呢？我曾看邵尧夫诗中的意思，才刚刚做到认识道理，却还没有看出他在儒术上有什么所得。世人的学问，博闻强记的人难道少吗？但他们最终没有不归入禅学的；在其中能够卓然自立而不迷惑的，没有谁比得上子厚、尧夫。可是他们学说的流弊，恐怕也未必能免除这种弊病。邵尧夫的数，方法出于李挺之。到了尧夫推演数时，才达到理。邵尧夫临终时，只是说笑调侃，片刻之间就离世了。从圣人的标准来看，这还不算完全合宜，大概仍然存有意念。与普通人相比，则相差极远。他病势很重、将要去世时，我去看望他，便提醒他说：“尧夫平生所学，今天还有用不上的地方吗？”他的气息微弱，不能回答。第二天再见他，却听见声音细得像头发丝传来，他大声回答说：“你说生姜长在树上，我也只好依着你说。” 尹子说：“邵尧夫家把墓志一事托付给明道、太中、伊川，明道本来不愿意，于是在庭院中踏月散步。明道说：‘颢已经得到尧夫的墓志了。’尧夫的学问，可以说已经安定而成就，太中于是答应了。”

译《上蔡语录》说：尧夫的《易》数非常精妙。自古以来推算长历的人，时间一久就必然出现误差，只有尧夫没有这种情况。指出一两件近期的事，当面就可以验证。明道说：“本来想把它传给我们兄弟，可我们兄弟哪里有功夫？要学习，必须下二十年的功夫。”明道听说这套方法已经很熟悉，有一天因监考没有事情，便用他的说法推算，结果全都相合。出来后对尧夫说：“尧夫的数只是加一倍的方法，依此看来，《太玄》都不成事。”尧夫惊讶，抚摸他的背说：“大哥，你竟然这样聪明。”伊川对尧夫说：“懂得《易》数，是懂得天；懂得《易》理，是懂得人。”尧夫说：“还必须懂得《易》理，才是懂得天。”于是谈到今年雷从什么地方开始，伊川说：“尧夫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又问某处从哪里开始，伊川说：“从发生的地方开始。”尧夫惊愕不已。后来有一天伊川问明道：“加倍之数怎么样？”明道说：“全忘了。”于是感叹明道的心没有偏执牵系到这种程度。《朱子语类》说：“问：康节的学问达到不惑的境界了吗？回答：康节又是另一种圣人，他依据理来认识天命，而康节只是凭借术。但等到术精妙到极点，也不是术本身所能完全穷尽的。不过他最初只是术罢了。又说：想来他看见天下的事情，事情一到手，便已经分成四个方面了；事情的先后缓急，没有不确定的。他能在事物发动之中把握机会，事情到了面前，便能处理妥当。只是运用时必然有所差异，必须有一些机权术数。” 老子窥见天下的事情，却总想占便宜，把自己置于安闲之地。他说清静自治，邵康节也有些像他。问：《渊源录》中为什么有《康节传》？回答：是书坊自己增添的［见《孟子》“杨子取为我”章下］。” 《答汪尚书书》说：程氏、邵氏的学问固然不同。然而两位先生之所以推尊康节，已经到了极点。因为他信奉道而不迷惑，不夹杂异端；把他列在司马温公、横渠先生之间，也不能因为他的道不同，就立即贬低他。和靖的话，恐怕就像孟子说伯夷、伊尹与孔子虽然道路不同的情况一样。我冒昧猜想是这样，不知道您的意见是否也如此？或者康节的学问能够探取幽深微妙之处，与佛、老之言难道没有一两分相似吗？但他卓然自信而没有受到污染；他的见识一定有真实确切之处。与温公想要维护名教却不明说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厚斋王氏说：“张文饶说：‘存心不可有所执着［“着”读作“直略切”，下同］，执着就会偏；做事不可做尽，做尽就会穷困。先天之学，不过就是这两句话，这就是天道。’我认为邵子的诗说：‘夏天过去，不要再说暑热；冬天到来，才开始讲寒冷’，这就是心不执着；‘美酒饮到微醉之后，鲜花看到半开之时’，这就是做事不做尽。” 按照邵子的学问，它源出于希夷，实际上属于老庄一派。不过，希夷的一言一行，无不带有神仙家的面貌；邵子却不崇尚空谈，不故意标新立异，不落入禅机，也不沉溺于丹道，纯然是一副儒者气象，所以二程乐于同他交游。然而考察他平日的议论，也可以看出二程对邵子略有不满，说他“放旷”、说他“偏驳”、说他“无礼不恭”、说他是“空中楼阁”、说他“在儒术上没有见到所得”、说“他的学说流传下去会有弊病”。优点和缺点并不能彼此遮蔽，因此也不能说二程已经把他推尊到了极点。到了替他写墓志时，才说他从穆修、李之才那里得到的学问，只是根据自己的资质所适合的内容，把它作为进入道学的门户；这就明白承认象数是自成一家的学问了。虽然说邵子自己的心得很多，不只是穆、李所传授的，但终究没有脱离象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如果执守一家的学问，认为伏羲的精微本意全在这里，难道说得通吗？朱子从先天方位中得到养生的要领，从加一倍法中看见数学的精妙，他诚心相信蔡季通的意见，当然有他的道理，我哪里敢轻率议论？但不应把这些列在经书之首，作为伏羲之《易》。明道有一次到僧舍，看见僧人正在吃饭，便说：“三代的威仪，全都在这里了！” 这只是偶然说的一句话。假如有人把佛教的戒律摘取出来，放在《礼经》之前，那就荒谬了。胡文定在佛教经典中唯独称赞《楞严》《圆觉》，也只是说佛教中有可以取法的地方罢了。假如有人把这两部书列入《中庸》《论语》，合编成一部，那就悖谬了。所以我认为，邵子的《易》和圣人的《易》，分开来看，两者各自都很美；合在一起，就会两败俱伤。学者不能不审慎。以上论述邵康节。

译《宋史·隐逸传》记载：谯定，字天授，是涪陵人。他年轻时喜欢学习佛法，后来折服于儒家的礼义，归向儒学。此后又向郭曩氏学习《易》，自己有所见解，便称为“象”，以此进入郭曩氏之学。郭曩氏世代居于南平，始祖在汉代曾是严君平的老师，世代传授《易》学，大概属于象数之学。谯定有一天来到汴京，听说伊川程颐在洛阳讲道，便洁净衣服前去拜见，放弃原来的学问而从学于程颐，于是得以听闻《易》的精微义理，造诣越来越深。后来他胸襟开阔地返回故乡。此后程颐被贬到涪陵，那里正是谯定的乡里。北山有一处岩洞，师友们常在其中游学，涪陵人给它取名为“读易洞”。靖康初年，吕好问推荐谯定，钦宗召他任崇政殿说书；由于意见不合，他辞谢而没有就任。高宗即位时，谯定仍在汴京，右丞许翰又推荐他，诏令宗泽派人护送他到行在。他到了维扬，住在旅舍里，生活十分贫困。有一位宦官偶然给邻居送食物，也送给他；谯定不接受。又送他衣服，他也不接受。那人留下金钱便离去，谯定把金钱藏在衣袖里带回来归还。他自立守节的操行，大都如此。皇上正要任用他时，恰逢金兵到来，便失去了谯定的踪迹。谯定又回到蜀地，喜爱青城山、大酉山的胜景，隐居在那里。蜀人指着他的居处称为“谯岩”，敬重谯定而不敢直呼其名，称他为“谯夫子”。有人绘制他的画像加以祭祀，长久不衰。谯定的《易》学得自程颐，程颐又传给胡宪、刘勉之；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到谯定学说的余意。谯定后来不知所终，樵夫牧童往往说曾见过他，世间传说他已经成仙。起初，程颐的父亲程珦曾任广汉太守，程颐和兄长程颢都随侍父亲游历成都。他们看见一个制作竹篾箍桶的人，怀中夹着书，便凑近去看，原来是《易》。二程正想开口询问，那个篾匠却先说：“你们曾经学过这个吗？”并指着《未济》卦六三“男子的困穷”来发问。二程谦逊地向他请教，篾匠说：“三条阳爻都失去了正位。”二程兄弟顿时有所领悟。第二天再去拜访，他已经离去了。后来袁滋到洛阳向程颐询问《易》，程颐说：“《易》学在蜀地，你何不去那里求访？”袁滋进入蜀地，访问了很久都没有遇到。后来在眉、邛之间遇到卖酱的薛翁，同他交谈后大有所得，只是不知道他究竟听到了什么话。胡宪、刘勉之、袁滋都是闽人，冯时行、张行成是蜀人。郭曩氏以及那个篾匠老人、卖酱老人，都是蜀地的隐逸君子。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状》说：“先生向涪陵处士谯公学习《易》，很久都没有所得。天授说：‘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因为心被外物浸染，所以不能有所见；只有学习，才能使它明白。’先生于是长叹说：‘所谓学习，难道不就是克制自己的功夫吗？’从此专心致力于下学，不求别人知道，有一天忽然辞别诸生，回到故乡山中隐居。” 朱子在给汪尚书的信中说：“郭子和说：谯天授也是伊川一党的人。后来我熹见到胡、刘二位先生，听他们亲口说，谯公曾亲自说他在涪陵结识伊川，并约定一同居住在洛阳。等他到了洛阳，伊川已经去世了。向他询问伊川的《易》学，他的意思似乎并不以为然。等到考察他其他的言论和行为，又颇为夹杂佛、老、庄子的学说，恐怕不能称为伊川的门人。根据这件事以及他所著《象学》的文字推断，恐怕他对于程门的学问也没有完全师从。不知道他所说的‘完成学业’，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按照朱子这段话，谯定只是在涪陵结识伊川，等到了洛阳便没有来得及见到他。史书说他先在洛阳受《易》，后来又在谯定的乡里跟随他游学，这是错误的。徽宗朝，蔡京掌权，禁止人们携带元祐年间的书籍，从此伊洛之学不能流行。当时胡、刘二位先生都在太学，谯定恰好来到那里；人们听说他曾与伊川交游，所以二位先生慨然以师礼对待他。他们想听闻的是义理，但谯定本来研究的是象数之学，不能给他们多少帮助。谯定并没有完全师从伊川，二位先生也没有完全师从谯定。所以朱子虽然曾游学于二位先生门下，却没有见到希夷真正的图。后来他晚年派蔡季通进入峡中，才购得此图。所谓《易学》在蜀地，也一定不是伊川的说法。大概是因为那些传人只知道象数，而象数并非儒者所崇尚的学问，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学说附会到伊川的《易》上，以此扩张自己的学术。修史的人不能加以裁断选择，便把它写进传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前严君平著有《老子指归》，而郭曩氏的始祖是他的老师；那么谯定所接受的，乃是老子的《易》，与圣人之道相比，就像微弱的火光同日月相比一样，有什么值得选取的呢？有什么值得选取的呢？” 以上论述蜀地的隐士。

译李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说：这部书不久前从庐山一位奇异的人那里得到[有人说是许坚]。有人对此有所怀疑而来询问，我回答说：“有什么可疑的呢？只要看它的议论是否可取就行了。”从前《黄帝素问》《孔子易大传》，世人尚且还有怀疑。我曾说：“世上难道真有能够写成《素问》的人吗？难道真有能够写成《易大传》的人吗？即使它们不是真正出自黄帝、孔子本人，也仍然是黄帝、孔子的门徒所作。”对于《正易心法》，我也说：“世上难道真有能够写出它的人吗？即使不是麻衣道者本人，也必定是麻衣道者的门徒。”为什么不看看它的文辞和议论呢？其中一滴真金，源流出于天然造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飘然驰骋在羲皇的心地之上，实在是超尘脱俗的真仙之书。我读了十年才有所领悟，浸润其中，触类旁通而有所认识，才知道易道的广大竟然如此。若遇到合适的人，应当同他共同研习。《正易心法》说：“卦象向人显示道理，本来没有文字；使人默默体会吉凶消息，暗中会通那不可传授的易道。”后来有了周公、孔子，周公、孔子的学说独自流行，易道反而又晦暗了。又说：“易道充满天地，可以进入九流各家；应当知道活泼灵活的方法，但必须自己领悟。”又说：“世俗的学解，逐渐沉浸于旧有见闻之中，丧失了它的本源，因而使易道变得浅薄狭隘。”[卷首题作：“希夷先生受并消息。”]跋说：五代时李守正叛据河中，周太祖亲自出征。麻衣道者对赵韩王说：“李侍中怎么能长久守住这座城？城中有三位天子的气象。”不久，城池果然陷落。当时周世宗和本朝太祖都随军出行。钱文僖公钱若水和陈希夷每次见到麻衣道者，都认为他神情清明纯粹，可以学习成仙，有飞升的资质。他们曾请人相看，却没有看准，便让麻衣道者来判断。麻衣道者说：“没有仙骨，只能做显贵的公卿罢了。”神仙与帝王的相貌，难道是容易辨识的吗？麻衣道者一见就作出判断，那么他的识见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呢？既然他能辨识神仙、辨识帝王的相貌，以此来论说《易》，那么他的见识远远超出寻常，当然不是一般言论可以容纳的。乾道元年冬十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师愈孔文撰写。南轩张氏说：“唉！这确实是麻衣道者的书。它的学说独自以羲皇的卦画为根本，推究乾坤的自然，考察卦脉的流动，讨论反对、变复之间的关系，真是深奥啊！这难道是他自己所得的吗？”希夷隐君确实传承了他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以超出尘世为高，都有远行长往、不再返回的愿望，难道是列御寇、庄周一类的人吗？不过，如果一概用我圣门的法则来衡量，仍然不是这样。形而下者称为器，或许他们还没有考察到这一点吧？书中说：“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以自然为本，这叫作真体。又说：六子所重成的卦，是乾坤杂气的组合，全都是假合，没有固定的实体。”我认为，六子重卦都是乾坤杂气的妙用，真实而自然，并不是假合。希夷转述这种学说说：“学者应当在羲皇的心地上驰骋，不应在周公、孔子的脚迹下盘旋。”我则认为，学习《易》必须先在周公、孔子的脚迹下寻求，然后才能认识羲皇的心地；由此也可以大体看出其中的道理。不过，这部书的流传，当然不是那些拘泥于文字意义、凭个人私意穿凿附会的人所能相比的。” 朱子在《麻衣心易》后写道：“这部书的文辞和意义都很浅近，不像一二百年前的文字。比如所说雷从天下发出、山从天上坠落，都是没有道理的妄谈。所谓一阳生于子月而在夘月应验，只是术数家的小伎俩。所谓从破体加以炼制，便成为全体，是炉火家的末流技艺。所谓人间万事全都是假合，又是佛教所说的幻语罢了。其他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它一定是近年术数末流听道于道路、传说于途中，搜集老、佛、医、卜诸家陋说而写成的书。它之所以假托为这个人的作品，是因为近世谈象数的人必定尊奉邵氏，而邵氏之学又出自希夷，于是又寻找希夷所敬重的所谓麻衣道者，把这部书托付给他。这样一来，凡是出于邵氏一派的东西，别人就不敢议论了，却不知道它的学说如此浅陋，根本不足以把自己附会为陈抟、邵雍之间的传承。” 朱子在《麻衣易说》后又跋道：我写完这段话两年后，代理镇守南康，刚到任时，有一个原湘阴主簿戴师愈来拜访。他年老而且跛脚，由女婿扶着走来。坐下交谈不久，话题就谈到《麻衣易说》。我问他的师承来源，他说：“是从隐士那里得到的。”我问隐士是谁，他说：“那个人不愿让世人知道姓名，我不敢说。”后来我又向当地人询问，他们都说，这部书只从戴氏一家流出，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从哪里来。后来我到他家，看见几案之间有一册他所著的杂书，拿来阅读，发现其中的文辞、语气和气象，完全像《麻衣易》。我因此开始怀疑，先前所推测的三五十年以内的人，可能就是这个老人。回去以后，我便取来《麻衣易》观看，发现最后的跋语确实是戴师愈所作，而全书四个人的文章，体制和规模却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样以后，我才深信先前的怀疑并非妄想。当时戴师愈的病已经使他神志昏乱，不久便死了，于是再也无法追问到底。只得到他的《易图》数卷，阅读后发现也都鄙陋琐碎，穿凿附会而没有根据，像小孩子嬉戏制作的一样。我想把这件事飞书告诉敬夫，但敬夫也已经去世了。于是写信把这些话告诉吕伯恭，说：“我因病废弃政务已经多年，如今又出来做官；然而不去别的郡，偏偏来到这里，难道是上天本来就痛恨这部书的虚妄，想让我亲自查明它的真相吗？” 当时当涂太守李寿翁侍郎很喜欢这部书，吕伯恭便把我的话告诉了他。李寿翁立即写信来说：“如果真像您所说，这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那也是我所希望见到的。请您替我设法引导他，让他来一趟。”我正好把自己所见所闻报告给他，但李寿翁已经辞职西归，于是戴师愈最终没有再来。不知道李寿翁后来究竟怎样看待我的话。陈氏《书录解题》说：旧说麻衣道者把这部书传给希夷先生，崇宁年间，庐山隐士李潜得到它，共四十二章，大概是托名之作。朱侍讲说，它是南康主簿戴师愈所撰写的，不是[文字有误]的禅法，不是[文字有误]的修养法，也不是[文字有误]的时日法。王炎说：洛水李寿翁侍郎喜欢谈论《易》，我曾问他：“侍郎在当涂刊行《麻衣新说》，您认为怎样？”李寿翁说：“程沙随曾托我谈这件事。”王炎说：“恐怕只是托名麻衣道者罢了。用掷钱币的背面、正面来比喻八卦阴阳的纯杂，这是鄙陋的说法。把泉水、云、雨说成阳水，把泽说成阴水，也与孔子的说法不合。”李寿翁说：“是的，是的，不过其中也有两句话很好。”王炎说：“难道不是‘学者应当在羲皇心地上驰骋，不应在周公、孔子脚迹下盘旋’吗？”然而这两句话也不对。没有周公、孔子的文辞，学者从哪里探求羲皇的心地呢？李寿翁无言以对。

译考察这部书，它假托麻衣道者之名，序、跋、正文和注释都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其他荒谬驳杂的说法姑且不论。唯独李寿翁所称赏的那两句话，对学者的误导很深。然而这两句话实际上出自希夷《观物外篇》：“先天之学是心法。图虽然没有文字，我整天谈论它却从未离开它，这也就是所谓在羲皇心地上驰骋，不在周公、孔子脚迹下盘旋。”麻衣道者，小说家认为就是白阁僧、相面钱若水的那个人，大概属于孙君仿、麞皮处士一类。即使这部书真出自麻衣道者，我也深恶而坚决反对它，何况它是戴师愈所作呢？” 以上论述麻衣道者。潜溪宋氏《溟涬生赞序》说：溟涬生，是旴江人廖应淮，研究海学。他胸怀奇异的才气，喜欢研究推求世道的运转变化，以及方技各家的学问。三十岁时，他游历杭州，上疏陈述丁大全误国的情形。丁大全发怒，借法律把他发配到汉阳军。溟涬生戴着刑具走出京城，路旁观看的人纷纷赞叹他的壮烈。走到汉江边，遇见蜀地道士杜可大。杜可大作揖说：“您不是廖应淮吗？”溟涬生惊讶地说：“道士怎么知道我？”杜可大说：“浩大的宇宙，只不过像一粒尘埃；人生活在其中，能算多少尘埃呢？这样茫茫无际的事物，尚且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何况是您呢？”从前邵尧夫把先天学传给王豫天悦，天悦死后没有传人，与他合葬在玉枕之中。不到一百年，吴曦叛乱，盗墓者挖开墓冢，得到《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我用钱从盗墓者那里买到这些书。如今已经过了五十年，按数理本应传给您，我等待您也已经很久了。”于是杜可大向上级官员说明情况，使溟涬生脱去罪籍，把墓中的书全部传授给他。那套算法从声音开始，溟涬生神明而敏锐，杜可大手指所画还没有到的地方，他已经能够先行领会。杜可大自认为不如他。学成以后，溟涬生离去，隐居在宣州、歙州一带。他遇到余安裕，余安裕准备把这套学问教给他。余安裕劝他研习《中庸》，溟涬生瞪着眼睛厉声说：“世俗儒生几乎要在地下辱没我的康节先生了！”说完又离开，回到杭州，寄居在贺外史家中。白天在市场上推演大衍之数，晚上买酒痛饮。喝了就吐，吐了又喝，醉得像烂泥一样却仍不停。醉中他曾大声喊道：“天不是宋朝的天，地不是宋朝的地，怎么办，怎么办！”这话传到贾似道那里，贾似道派人去叩问他。溟涬生说：“不要多说，浙水以西的地方，等头发变白时就是它的祥兆。”贾似道不明白，又召他来，屏退旁人同他交谈。溟涬生说：“大人应当自爱，宋朝的鼎器不久就要转移了。”贾似道厌恶他的话，捂着耳朵走开。溟涬生也径直出去，经过曾渊子家，索要酒来痛饮。酒喝到兴浓时，他装作婴儿哭叫：“大厦将要焚毁，燕子还在不停地呢喃吗？”又写歌表达自己的意思。京城人士听说后，争相指责他是怪人，不肯同他交往。只有太学生熊睎圣还时常到他的住处。溟涬生私下握着熊睎圣的手说：“我端坐在高楼上，听见空中有百万戎马奔来，听见人鬼哭泣的声音。壬申年襄樊陷落，甲戌年宫车晏驾，乙亥年长江飞渡，贾似道也在临漳被杀，丙子年三宫播迁，诸王大臣都在南北之间仓皇奔走，这些不过是呼吸之间发生的事。” “你不离开，还想做什么呢？”过了不久，宋朝的局势日益恶化，沿江各州郡望风而溃。溟涬生大为悲痛，说：“杀气又进入闽、广一带，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了！”于是隐遁离去。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后来过了四年，他病死在处州学中，享年五十二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义女跟随他，生有宗尧。先天之学自认为颇懂《易》，每次见到各家《易》学师传和注疏，不问深浅，总是讥笑驳斥，以此为乐。谈到后天之学时，他又尊奉羲皇的卦画为经，把彖辞、爻辞、系辞看作传，排斥《文言》以及《彖》《象》二传，认为它们是九位老师的言论；又说《说卦》不可能不是圣人亲笔，上下《系辞》是门人所述，《序卦》不过是汉儒的记录。大概是因为溟涬生聪明绝伦，却没有听闻大道便突然谈论数术，所以他讨论经书常常失当。不过，他生性嗜酒，很难接近，又喜欢揭发他人的隐私，即使看见别人脸红脖子粗也毫不顾忌，因此很少有人跟随他学习。只有国子簿吴浚、进士彭复以及乐师之浚未能完成学业；彭复多次受到他的唾骂斥责，却不怨恨。溟涬生将要隐遁时，把彭复召来，口头讲授法则，手中铺排筹数，把平日吝惜、像终身不愿示人的东西，一次全都传给了彭复。彭复后来又传给鄱阳傅立云。有人说：溟涬生临死时对义女说：“我死后一个月，朝中会派一位姓山名鸟的使者来征召我；等傅立云经过我家门口时，你可以出来把藏书给他看，他将凭这些书把它送达大官。” 后来果然都如他所说，所谓姓山名鸟的人，就是崔鹏飞。溟涬生著有《玄玄集》《厯髓》《星野指南》《象滋綂会》《声谱》《画前妙旨》等书，文字有数十万，如今仍偶尔流传于世[赞语不录]。我从小就听长者谈论溟涬生的事，近来又见到李淦的《性学》和戚光子的《实所造文》，于是更加详细地知道了溟涬生的事迹。凭溟涬生如此精湛的技艺，而修撰《宋史》的人却不把他列入《方技传》中，实在令人遗憾。因此我怜惜他，特意为他作序；又感伤易道日益微弱，便激发感慨而为他作赞。可惜我的文章粗陋，不能使溟涬生永垂不朽。不过，我的情意也已经尽到了。濂记。程可久说：“《易》用道义来配合祸福，守正而死就是吉，采取诡诈手段而获得禽兽就是凶，这是千古不变的格言。”严君平精通卜筮，同人子谈话就依归于孝，同人臣谈话就依归于忠，仍然没有失去启发万物、成就事务的本意。管辂善于谈《易》，也曾用谦卦、大壮卦讽谏何晏，请他上追文王六爻的旨意，下思尼父彖、象的义理，从未舍弃周公、孔子而远远尊奉羲皇卦画。自从先天之学兴起，易道的杂乱就严重了。廖应淮自称得到康节的真传，但他所谈的只有祸福，没有一个字涉及道义；不知避忌，屡次触犯危机。他没有成为京房、郭璞那样的人，只是侥幸免于祸患罢了。验证这种学说最大的事，莫过于宋朝灭亡；但到最后对现实丝毫没有补益，那么预知又有什么用呢？余安裕劝他读《中庸》，大概是因为探求隐微、行为怪异，是圣人所不做的；而且对于没有道义的事情保持沉默，也不是明哲保身之道，所以用委婉的话来规劝他。可是廖应淮自己没有醒悟，反而斥责余安裕为俗儒。他在《易》学上讥笑侮辱程颐、张载，轻视周公、孔子；两篇只尊奉羲皇卦画，十翼专门取《说卦》，所说都是鄙陋悖谬之论，毫无顾忌，难道只是失当而已吗？世俗沉溺于自己听闻的东西，争相谈论象数，黄口小儿人人都想成为邵子，而把二篇、十翼束之高阁，邪说横行，圣人的真道就此消灭了。虽然说这是先天之学流传到末流后的极大弊病，但也可以说，先天心法的传承本身有某些因素引导它走到这一步。后来刘秉忠、李俊民等人专门研究《皇极经世》的数术，却反而凭此声称自己通晓《易》。只有资中黄泽、楚望认为应当根据孔子的话，向上追求文王、周公的旨意，可以说完全出于正道。然而如果不摒弃九图，黄雾就不会散开，青天白日终究无法看见。以上论述溟涬生。

译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说：象，是用来表达意的；言，是用来说明象的。要穷尽意，没有比象更好的；要穷尽象，没有比言更好的。言以象为主，所以可以循着言来观察象；象以意为主，所以可以循着象来观察意。意由象得以穷尽，象由言得以彰显，所以言是用来说明象的；既然得到象，就可以忘掉言。象是用来保存意的；既然得到意，就可以忘掉象。这就像捕兔的蹄网是为了兔子，捕鱼的筌是为了鱼；得到兔子便可以忘掉蹄网，得到鱼便可以忘掉筌。这样说来，言就是兔子的蹄网，象就是捕鱼的筌。因此，只保存言而不忘言的人，并没有得到象；只保存象而不忘象的人，并没有得到意。象由意产生，却只保存象，那么所保存的就已经不是象了[所保存的是意]；言由象产生，却只保存言，那么所保存的就已经不是言了[所保存的是象]。所以，忘掉象才是得到意，忘掉言才是得到象。得到意在于忘掉象，得到象在于忘掉言。因此，设立象来穷尽意，象便可以忘掉；反复画卦来穷尽情，卦画便可以忘掉。[穷尽和同之意，便忘掉天火之象；得到同心同德之心，拔茅之画便可以舍弃。]所以，触类旁通就可以取作象，合乎义理就可以取作征验。如果义理在于刚健，为什么一定要说是马呢？如果义理在于柔顺，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牛呢？[大壮九三有乾，也说是羝羊；坤卦没有乾，彖辞却也说牝马。]如果爻义只是合于柔顺，为什么一定要坤卦才称牛？如果爻义应合刚健，为什么一定要乾卦才称马？[遯卦没有坤，六三也称牛；明夷卦没有乾，六二也称马。]可是有人偏要把马固定归于乾卦，查考文辞，责问卦中有马而没有乾，于是伪说越来越多，难以计数。互体的说法不够，就进而谈卦变；卦变又不够，就推演到五行。一旦失去根本，技巧就越来越过分。即使偶尔碰巧符合，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这正是只保存象而忘掉意的缘故。[失去鱼兔，却空守筌蹄；遗忘刚健柔顺，却徒然谈龙马。]忘掉拘泥的象而寻求其意义，这一点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陵阳李氏《心传·丙子学易编》说：“自周朝衰微以来，谈论《易》的人渐渐失去了羲皇、文王的本意，牵强拼合、支离破碎，有时反而借此造成混乱。所以孔夫子作十翼，专门用义理来阐明《易》。后来谶纬之学兴起，飞伏、互体的文字，以及壬遁、九宫的学说纷纷出现，全都假托《易》而流行于世。到了王辅嗣，才独自排斥并批驳这些说法。与两汉诸儒相比，他可以说是贤明的。可惜他沉溺于当时的风尚，竟取用庄、老的妄说来扰乱周公、孔子的真实道理，所以易道终究不能在世间明白流传。” 考察王氏以筌蹄作比喻的说法，虽然出自《庄子》，但其中的意义并不相同。他所谓忘言、忘象，是说学习《易》的人观察卦象、玩味卦辞，以求自己有所领悟，时间久了自然应当能够融会贯通，脱落拘泥，并不是像先天之学者那样，想要完全抛弃周公、孔子的言论，专自在羲皇心地上驰骋。即使他解释卦爻时偶尔涉及虚无，也都是庄、老的微妙旨意，以及坎离、龙虎一类的说法，精粗相差很远。所以伊川教人，且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易》，因为他们所重视的是义理，不会被百家众技迷惑。宋人尊奉陈抟、邵雍为伏羲的传人，却反过来斥责王辅嗣属于庄、老一派，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程子《易传序》说：“《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以顺从道。作为一部书，它广大而完备，用来顺应性命之理，贯通幽明之故，穷尽事物的情状，并显示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患，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距离古代虽然很远，遗留下来的经书仍然存在。然而前代儒者丧失了圣人的本意，只传述文辞；后来的学习者只诵读文辞，却忘掉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来，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年之后，哀悼这篇文章被湮没不明，想使后人沿着流脉追寻源头，所以作了这部《易传》。 《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来行动的人，重视卦辞；有所行动的人，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进行卜筮的人，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包含在卦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其中也包含象和占。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有人能够从卦辞中得到字面意义，却不能通达它的意旨；但从未有不理解卦辞，却能通达其意旨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和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事物会通的地方，用来实行典章礼法，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语一定从近处入手；对于近处的言语都不能理解的人，不能算真正懂得言语。” 我所传授的是卦辞；由卦辞得到其中的意旨，则在于学习者自己。张闳中把关于《易》义的问题写信询问，认为《易》本来起于数。程子回答说：“说义理起于数，是不对的。先有理，然后有象；先有象，然后有数。《易》是依据象来认识数的，得到它的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如果一定要穷究象的隐微，穷尽数的细枝末节，那就是追逐末流，术数家所崇尚的做法，不是儒者的任务。管辂、郭璞的学问就是这样。又说：理没有形状，所以借助象来说明理。理显现在卦辞中，所以可以由卦辞来观察象。因此说，得到它的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朱子说：“自秦汉以来，考察象和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它宏通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又陷入空寂，不能归向仁义中正。要寻求那种根据时势建立教化、承接三位圣人，虽然不同于成法而同归于道的学问，就只有伊川先生程氏的书了。”后来的君子如果真能每天取一卦或一爻，反复熟读、深入玩味，如同自己有疑问，正要通过筮占来决定而得到这一卦一样，虚心端正心意，把它推及事物，再反过来检验自身，以求得自己处理此事的真实方法，那么对于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将没有什么是求取而不得的。近处用来侍奉父亲，远处用来侍奉君主，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不适用了。鄱阳马氏说：“考察伊川的《易》，精于义理而略于卜筮、象数，这是前代儒者的看法。但我曾认为，《易》的象数、卜筮，难道是在义理之外吗？既然有这样的义理，就有这样的卦象和数。至于卜筮的说法，它所说的趋吉避凶、顺从善道、远离逆境，也未尝不是出于义理。平常把道理落实在实践中，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这是义理；一旦谋划事情而涉及卜筮，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也还是这个义理。起初不必把它们分成两件事。”

译项氏《周易玩辞自序》说：“君子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读《易》的方法，全都包含在这里了。《易》的四种道理，实际上只有两类：象和辞。变，是卦象的进退；占，是卦辞的吉凶。不认识卦象，凭什么知道它的变化？不通晓卦辞，凭什么判断占断？然而圣人依据卦象安排卦辞，后来的学者又依据卦辞推测卦象。所以如今读《易》，应当反复推求、精心思考、深入体味的，没有比卦辞更重要的了。于是我写作《周易玩辞》。”又说：“程子一生所著的书，只有《易传》是一部完整的书。安世得到它并阅读，已经三十年了。如今把自己从《易传》中所得的内容写成这部书。其中若有文章与《易传》完全相同，就没有必要再写这部书了。世上的朋友，如果用《易传》的义理来观察我的书，那么它的本末条理，没有一处不是以《易传》为根本的；如果用《易传》的文字来衡量我的书，那么不免使西河的百姓怀疑你触犯了孔夫子的怒气。理解我的人，是这部书；责怪我的人，也是这部书。” 鄱阳马氏《周易玩辞序》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变化和卦象占其中的两种。自从义理之学大为明盛，关于变化和卦象的学说便几乎晦暗了。前代儒者想要挽救这种弊病，便说：‘圣人当时完全可以另写一部书，明白讲说义理，以告诫后世，何必假托卦爻，写出这样艰深隐晦的文辞呢？’我曾认为，变化的说法并不只有一种：有随时而变，如《彖》《象》《小象》《文言》《系辞》各自从一个方面说明，这是随时之变；有逐爻而变，如九、六、七、八以及阴阳、老少，这是逐爻之变；有逐卦而变，如刚柔往来、互体、飞伏，这是逐卦之变。卦象的说法也不只有一种：有卦画之象，如阴阳、奇偶、三连、六断；有大象之象，如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有《说卦》之象，如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之类。最简要的是随时之变，最支离的是逐卦之变；最精微的是卦画之象，最琐碎的是《说卦》之象。只要研究其中简要精微的部分，不拘泥于支离琐碎的部分，那么所谓‘象’、所谓‘变’，本来都是寄托精义至理的，哪里有两样呢？” 考察象、辞、变、占四者，是解说《易》的纲领。伊川特别看重卦辞，平庵沿袭了这一点。我则认为，卦辞根本于卦象，卦象尤其不能忽略。所以孔夫子说：“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意旨，系上卦辞来穷尽言语。”又说：“八卦用卦象告知，爻辞、彖辞用情理说明。”所谓象，就是二体、六爻的卦画。王辅嗣却把“乾牛”“坤马”一类当作象。朱子认为，像“初九，潜龙勿用”一句中四者都具备：“初九”是变，“潜龙”是象，“勿用”是占。我则认为，“潜龙”“牝马”等词，就像《诗经》的比兴一样，总称为辞，并不是孔夫子所说的象。平庵说：“凡是卦辞都称为彖，凡是卦画都称为象。没有画卦时，象是隐微的；画成卦以后，象就显著了。所以指卦画为象，并不是指具体物象。”大象总论六画的意义，小象分别讨论一爻的意义，所以都称为象。它们说“天”、说“龙”，是因为先有卦象之后，再推引相类事物来阐明它。经书本来所称的《易》象，不是这个意思。这些话可以纠正诸儒的错误。尚未进行筮占时称为辞，筮得此辞之后称为占，也不是只有“勿用”两个字才叫占。京山郝氏《敬谈经》说：“羲皇的卦画开始显露玄妙的旨意，包罗交织，像半夜子时阳气刚刚发动，晨光还没有明亮。夏、商两代的《易》已经无法看到了。然而假如它没有遗憾，文王一定不会重新推演。到了文王、周公，《易》抽绎出深奥的头绪，但它的辞意深沉简约，像天刚破晓、清晨昏暗，闺房中的人迟迟起床，还不知道天是否已经亮了。等到孔夫子作十翼，赞明幽隐的道理，终于全部通达，如同揭开日月而行，宽阔大道上一片光明，太阳高悬中天。后来遭遇秦火，六经散失，而《易》独自保存下来。后代人捧着这块完整的璧玉，实在是斯文的大幸。怎奈又产生异端，使稂莠混杂于真道，割裂本来同体的苗根。妄说羲皇圣人有不可传授的秘密，使纬书、稗说蜂拥而起，诋毁孔夫子的十翼只是自成一家的言论，离经叛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近来博士一类的人承袭邵氏、朱子的学说，说三位圣人的《易》各不相同；又认为把经、传分开或合在一起都不是古法，把责任归咎于王弼。这就像不能服三年之丧，却去仔细辨别缌麻、小功之丧一样。说经和传不能合并，是因为书虽然相同而道理不同，言语虽然相同而作者不同，正如《春秋》的各家传与经书确实不能合为一体。羲皇、文王、周公、孔子之间，有什么不能合并的呢？这是因为孔子把三位圣人看作古人，把自己看作传述者；从今人的角度看，四位圣人都是古人，也都属于经书。难道孔子反而不如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传《春秋》吗？世俗儒者不责怪左氏、公羊、谷梁把传与《春秋》合在一起，却责怪十翼与《易》合在一起，以此伸张四位圣人的《易》各不相同的说法，这是错误的。邵尧夫造作先天、方圆等图，好事者惊叹为新奇；修炼的道士又借题发挥，把龙虎、铅汞、姹女、婴儿等说法装饰进去，写成《参同》《悟真》等书。初看似乎奇特怪僻，追问下去，不过是存神驭气、求取长生，却把这些当作珍秘而自鸣得意，援引《易》作为口实。圣人作《易》，崇尚简易，用来开启万物，只担心人们不能明白；而小说却欺骗世人，唯恐人们明白，其存心已经如冰炭般相反。《礼》说：“假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的，应当杀掉。”学者反而尊崇这种学说，人喜好怪异，实在太过分了。《学易枝言》说：羲皇圣人的时代没有文字，三才的义理没有凭借来发挥，于是开始画卦设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当时有文字，便可以铺陈演说而写成卦辞，难道是喜欢故意隐晦吗？扬雄认识的文字已经很多，却仍然搜求隐秘、钩取深藏之意，另行构造方、州、部、家，写成仿拟《易》的《太玄》，这样只是劳心而日益笨拙罢了。《易》的爻辞和象义，确实有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前人没有传下来，后人又凭什么叙述呢？总的说来，精微之中有简易的部分，即使愚笨不肖的人也能知道；简易之中有精微的部分，即使聪明而有才辩的人也未必全都明白。像管公明、郭景纯的卜筮之学，难道可以说不是《易》吗？但它也只是《易》四种道理中的一个方面罢了。子云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三才之道的要点，凡是人所应当知道的，王辅嗣、程正叔等诸位君子所说的，已经多得用不完了。

译圣人作《易》，不过是确立做人的道理而已。学习《易》的人，也不过是学习确立做人之道而已。又说：朱元晦认为，孔子的《易》不同于文王、周公的《易》。我认为，孔子赞述《易》，只是为了确立做人的道理；从学习者日常实际需要的角度说，这种看法确实有道理。但是，圣人阐述义理、发挥人道，同时也涵盖天地人三才和万事万物，没有不相契合的地方，与伏羲、文王、周公并无二致。考察庄子说：“《易》是用来说明阴阳的。”这并不是周代人的说法，而是古代早已有的说法。古代三《易》的法则由太卜掌管：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为八卦，分卦都为六十四卦。不仅卦辞、爻辞本来各自成书，即使《春秋》内传、外传所记载的各种繇辞，也不包括在其中。庄子所能见到的，只是上下二体、六画以及刚柔错杂排列的卦象，因此说它是说明阴阳，是可以的。至于文王为卦系彖辞、周公为爻系爻辞，那当然是把阴阳推及人事，而所说的无非归结于仁义、中正。孔子作《十翼》，又阐发卦辞、爻辞的深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遗留。圣人用来穷究义理、尽明本性之道，君子用来反省自身、减少过失的方法，都在这部书中，哪里只是说明阴阳而已呢！如果没有三位圣人的辞说，伏羲作《易》的宗旨就会隐晦而不明，万古都如同长夜了。可是为什么反而说三位圣人不如伏羲呢？况且三才之道，在天叫阴阳，在地叫刚柔，在人叫仁义；作为性命之理，本来是一致的。《洪范》由天道推及人道，《中庸》由人道上合天道。天人之理，从来没有不归于一致的。三位圣人所重视的是人道，但天地之道也没有不具备的。伏羲时代还没有文字，不得已画奇偶之形来垂示教诲。阴阳可以用图画显现，仁义却不能用图画显现。所以论说者只把它看成说明阴阳，却不知道伏羲的宗旨专在确立做人之道。如果当时有文字，也一定会说到仁义。伏羲没有言辞；假如伏羲有言辞，怎么知道不会与三位圣人的言辞相同呢？老庄一派攻击仁义，所以轻视鄙薄周公、孔子的言辞，认为不值得称道。儒者不能有力地辩驳他们，反而替他们推波助澜，尊崇伏羲不言的教法，压低三位圣人阐明幽微义理的言辞，难道不是悖谬吗？仲舆解释经书，多有创见和收获，只是他尤其不喜欢宋儒，我不敢完全相信他的说法。唯独他论说《易》数，最为精确；他说：“圣人作《易》，不过是确立做人的道理而已。”这句话对后来的学习者大有帮助，所以特意表彰并列出，同时为他进一步阐明其中的旨趣。东涯陈氏在《易疑》自序中说：“《易》不是圣人专为卜筮而作的书，而是卜筮所依据的圣人之书。伏羲画卦，从太乙推究神妙，从阴阳建立数理，取万物作类比取象，以通达幽微和神明，使道德、性命得到和顺，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内。文王为卦作辞，用来说明卦的象类；周公为爻作辞，用来穷尽卦爻的变化；孔子针对卦爻作《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阐明伏羲、文王、周公的义理，使学习者遵循它就能获吉，违背它就会得凶。它的深广如此，绝不是为了卜筮而创作的。”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辞、象、变、占。孔子看见卦爻具有辞、象、变、占，说话就能广大，行动就有吉凶；制作器物，就有网罟、舟楫的用途；用于卜筮，就有神物和大衍之策。这些都已经全面举明了，却从未专门局限于卜筮。’《易》哪里只是五经的根源、天地神妙变化的奥秘；至于卜筮的技艺，即使精通，也只是末节。秦、汉诸儒考察象辞，便拘泥于术数；讨论义理，又沉溺于空寂，却不知道孔子的《易》是以义理为先、借象数来寄托义理的。” 应当体察卦爻的深意，考察辞、象、变、占的道理，通晓言语、行动、制作器物和卜筮的用途。用途所指向的，就是义理；义理所协调的，就是占断；占断所带来的利益，就是用途。这就是孔子的《易》，显然不是专门讲卜筮的。因此，学习者如果在卦爻之外寻求卜筮，在《本义》中参看《程传》，这样孔子的《易》才算完备。于是作《易疑》。朱氏《绶易经精蕴》自序说：“周子说：圣人的精微之处，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意，则因卦而发明其蕴含。哪些是这样呢？凡《彖》《象》《文言》《系辞》《说卦》都是。宋儒根据《周礼》所说‘大卜掌三易’，便专门把《易》当作卜筮之书，还屡次诋毁大圣人关于义理的言论。我借此自我警惕，深究其弊病，发现只在‘太卜掌三易’这一句话。不知道《易》有理、象、数：理就是深意的发明，象就是精微之意的寄寓，数则由一逐渐积累。画卦显示象所代表的吉凶，系辞讨论理所代表的吉凶；至于数的吉凶还没有说明，所以设立筮人掌管三易，用来辨别九筮的吉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圣人通晓《易》；君子学习《易》以成就盛德大业，这就达到极致了。普通人做不到，所以又设立占人、筮人，用七、八、九、六之数，揲蓍求卦，不过是筮中再筮，都是很小的事情。《易》没有不包罗天地的；既然有这些数，如果不设立筮法来成就变化，那么天地之间就缺少这一门技艺，但不能说《易》道、《易》象全都在筮法之中，或说《易》专门是为卜筮而作。孔子希望再多活几年学习《易》，以求没有大的过错，难道是为了占筮吗？” 何况占筮专门针对行动，而不以静处为主；只着眼于作用，而不探求本体；只向神灵求问，而不向自己求取，这样失误就多了。假如一切都交给卜筮，平日没有玩味《易》的功夫，遇到吉就只管实行，遇到凶就只管躲避，那么君子凭什么自强不息？凭什么厚德载物？学习者不必辨别悔、吝的细微差别，也不必因震惧而求无咎、因悔悟而改过，六十四卦中训诫劝戒的言语就全成了空文。大明圣朝把《易》列为首经，用来选取士人，却只在占筮方面传授，岂不是错误得太厉害了吗？既然没有办法挽救它，只好掉转车子上路，徒然怀抱愤懑罢了。自知因此得罪先儒、受到当世讥讽，只能依靠圣人为归依，借此自我解脱。”

译二泉邵氏《宝序精蕴》说：“《易》是性命、道德的本源，也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根本，孔仲尼已经对此作了详细阐发。正因为它的道理无所不备，所以诸子百家都奉它为宗旨。卜筮只是其中极其微末的技艺。自从朱子《本义》问世，学习者便一致遵从。方术之说出自庸医之口，听者连十分之一都不能理解；只有和、扁说出一句话，即使完全改变轩辕、岐伯的医书，人们也会认为它有根据。朱子名望冠绝诸儒，道行贯通古今，确实是我们儒者中的和、扁。既然他专主卜筮之说，谁不会认为那是有根据的呢？学校因此教人，科举也依据它取士，风气一旦形成，便安固而不可动摇。唉！这正是文佩朱公深为忧惧的原因，也是《精蕴》一书不能不作的原因。全书共二十四卷，一概以孔子关于义理的言论为主，按卦推求卦辞，随着各爻详尽说明义理，一览之间，四位圣人的心意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它对《易》道的功劳实在很大。然而，《本义》并非有意使《易》道晦暗，《精蕴》难道是有意矫正弊端吗？只是所秉持的念头不同，得失便由此产生。紫阳若有知觉，一定会感念它救正弊端的功劳。”君子说：“有罪，哪里会是这样呢！” 都氏为《穆序精蕴》作序说：“有客人问我穆氏：‘《易》中有卜筮之道吗？’穆氏说：‘有。’又问：‘是以卜筮为主而作的吗？’回答说：‘不是。’请让我用水来作比喻：昆仑山上源头发出，成为长江、汉水、黄河、淮河，直到沟、涧、溪、渠，全都是水。住在溪边的人说：‘水是从溪里产生的。’住在涧边的人说：‘水是从涧里流出的。’举出一处就废弃其余百处，这样认识水，不也太浅薄了吗？孔子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以成就如此高的圣人，还希望学习《易》来避免过错，那么《易》的道理可想而知，哪里是卜筮所能穷尽的呢！” 《日知录》说：“舜说：‘掌管占问的官员，首先要断定自己的心志，再命令大龟占问。’《诗经》说：‘于是开始，于是谋划，于是用龟卜来决定我们。’《洪范》说：‘先谋之于自己的心，谋之于卿士，谋之于庶人，再谋之于卜筮。’孔子赞述《易》，也说：‘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祖伊告诫纣王时说‘格人元龟’，也是先人后龟。〕庶人地位最低，却还排在蓍草、龟甲之前，所以竭尽人的明智能力仍不能决定，然后才向鬼神谋问。因此，古人对于人事，是先相信人的努力并使之发挥作用，然后才严肃对待鬼神而不轻慢亵渎。” 儿子必须孝顺，臣子必须忠诚，这些不用卜问就可以知道。凡是自己应当做的事，即使有凶险也不能逃避。所以说：“想听从灵氛的吉祥占断啊，心中却犹豫狐疑。”又说：“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实行你的意愿，龟策确实不能知道这件事。”屈子的这些话说得好啊，他大概是圣人的门徒吧！《卜居》是屈原亲自撰写的，假设问答来表现自己的心志，说明这种心志不是鬼神所预示的吉凶能够改变的。王逸作序却说：“心意迷惑，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到太卜家中，用蓍草和龟甲来决断，希望听到不同的策略，以确定疑惑。”这就和屈子的宗旨大相违背了。洪兴祖补注说：“这篇文章上句都是屈原所要依从的，下句都是屈原所要舍弃的。当时的人舍弃应当依从的，依从应当舍弃的；他们所谓的吉，正是屈原所谓的凶。”这可以说真正理解了屈子的心意。《礼记·少仪》说：“问卜筮时，应问：这是义理要求，还是个人意志？属于义理，就可以问；属于个人意志，就不应问。儿子孝顺、臣子忠诚，是义理；避开祸害、追求利益，是个人意志。卜筮是先王用来教人舍弃私利、存放心怀仁义的。” 石骀仲去世，没有嫡子，只有六个庶子。占问谁可以继承后位时，占辞说：“沐浴并佩戴玉饰，就会得到吉兆。”五个人都沐浴并佩戴玉饰。石祁子说：“哪有为亲人服丧却沐浴佩玉的道理呢？”他不沐浴、不佩玉，结果石祁子得到吉兆。卫国人因此认为龟卜是有知觉的。南蒯将要叛乱，便用蓍草筮问，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说：“如果所做的是忠信之事，就可以；否则一定失败。”外表刚强、内心温和，是忠；以和顺来遵循正道，是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色是居中的颜色，衣裳是下身的服饰，元是善的首领。内心不忠，就不能符合黄色的含义；身居下位却不恭敬，就不能符合下裳的含义；所做的事不善，就不能达到元善的极致。况且《易》不能用来占问险恶之事，其中仍有缺陷。筮卦虽然吉利，事情却还没有成功。南蒯果然失败。因此，严君平进行卜筮时，对人子便依据孝来告诫，对人弟便依据顺来告诫，对人臣便依据忠来告诫。高允也有一次为人筮问，能够依据爻象，劝人实行忠孝之论，他确实懂得卜筮的宗旨。《申鉴》〔后汉荀悦撰〕中有人问卜筮，回答说：“这样做，德行就会增加；不这样做，德行就会减损。”又问：“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遇到吉利便努力促成，遇到凶险便设法挽救，这叫增加德行；遇到吉利便依仗它，遇到凶险便怠惰不作为，这叫损害德行。” 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向卜筮询问，卜筮便用言辞回答他；他接受神灵的命令，就像得到回声一样清楚。至于该做什么，卜筮只是告诉他行动的吉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也没有什么可以实行，本来就不应当问；即使问了，卜筮也不会告诉你。《易》是用来预先指导民众行动的，不是让人预先知道一切的。寻求预知未来，并不是圣人的道，所以《少仪》的训诫说：“不要推测尚未到来的事情。” 郭璞曾经拜访颜含，想为他筮问。颜含说：“寿命在于天，地位在于人。修养自己而上天不赐予，这叫命；守持正道而世人不了解，这叫性。既然各有性命，就不劳烦蓍草和龟甲了。”《文中子》记载，文中子说：“北山黄公擅长医术，先调理睡眠饮食，然后才用针灸药物；汾阴侯生擅长筮占，先处理人事，然后才解说卦象。” 《金史·方伎传序》说：“古代从事方术的人，用吉凶来引导人行善；后世的方术之士，却用休咎来引导人做不善之事。”

译把《易》列为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并列，是秦人的见识。不过，这种说法也有它的来由。古代太卜所掌管的，只是夏、商以来相传的繇辞，即《左传》所记载的那些。而文王、周公关于《易》象的书，则收藏在周、鲁两国的太史那里。所以陈厉公时，周史才有机会拿《周易》给陈侯看。陈侯让人筮问，得到观卦六四的占断。到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在太史那里观览书籍，才第一次见到《易》象和《鲁春秋》。由此可见，《易》象之书并不是其他各国都有。孔子的《十翼》是在晚年写成的，后来传给商瞿子木，当时还没有流传于世。〔杜预说：汲县有人发掘旧墓，得到《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推测当时孔仲尼在鲁国创作这些篇章，还没有传播到远方各国。〕秦国偏处西方边地，凭什么能够见到它？李斯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一定不会相信。秦人把《易》当作卜筮之书，并不值得奇怪。可是儒者于是便说《易》专门是为卜筮而作的。伏羲既然画八卦，随即制定用蓍草筮问的方法；孔子赞述《易》，也把蓍草、龟甲看作神物，并深入说明它们的用途。说《易》是卜筮之书，本身并没有多大妨碍。但如果说伏羲作《易》专门为了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却说出许多义理，这些义理不是伏羲的本意，那就非常可疑了。义理必须借助文字才能流传。伏羲时代文字和书契尚未兴起，所以创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卦画有形，义理无形；有形的可以看见，无形的不能看见。然而卦象的真实意旨，正在于确立做人之道，也就是仁和义。三位圣人相继承接、阐述，发挥仁义的旨意，伏羲的用意才大白于天下。怎么能说孔子的《易》不是文王、周公的《易》，文王、周公的《易》又不是伏羲的《易》呢？伏羲的《易》有卦画而没有辞，农夫、织女、百工、商贾都可以得到并使用它。〔如后世楚地巫者击瓦、越人以鸡占卜，虽然没有文字辞说，也各自有占法。〕至于夏、商以来的繇辞，以及文王、周公的彖辞、爻辞，只有卜史能够使用。至于孔子的《十翼》，连卜史也不能理解，只有好学而深思的士大夫才能理解。到了孔子，《易》的道理才开始成为处置忧患、避免大过的工具，与《诗》《书》《礼》《乐》一样切合实际，成为人伦日用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东西，而不再只是卜筮之书。幸而秦火没有烧毁它，学习者得以看到完整的书；上可以穷究义理、尽明本性，下可以反省自身、减少过错。难道只因为农夫、织女、百工、商贾不能使用它，就想尊崇不言的教法，把《系辞》看作糟粕，这不是过分标榜高论，陷入老庄的圈套而自己还不知道吗？” 况且卜筮之事，并不是君子平常经常要做的。善于做的事就应当做，恶劣的事就不可以做，自己的心自然明白，何必还要筮问？死生、富贵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又何必用筮问？只有天下的大事，人只能推测它是否可行，而气数的推移有些地方不是鬼神不能知道，这才叫大疑。于是先谋划于自己的内心，再谋划于卿士、庶人，然后还要谋划于卜筮。所以说：“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百姓也能参与。”但一定要平时有观察卦象、玩味卦辞的学习，行动时才有观察变化、玩味占断的明察。〔“行动”是指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出行。《洪范》说：“龟筮都与人的意见相违背，静守则吉，行动则凶。”静就是这里所说的居处，作就是这里所说的行动。〕一年之中，居处静守的时间多，行动的时间少。即使行动时，十件事中有九件并无疑问，只有一件可疑；其中属于大疑的，又更少了。君子对于卜筮，也从来不是屡屡使用。圣人难道会专门为了卜筮写成一部书，使天下后世的人天天整肃地拿着蓍策、拂拭龟甲，听命于鬼神，却不致力于人事和义理吗？顾亭林论卜筮的十条，可以针砭宋人的痼疾，所以我特意完整抄录下来，并附上自己的浅见。” 《日知录》说：孔子论《易》，见于《论语》的只有两章。一章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另一章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这话说得好啊！‘不能恒守德行，或许会招来羞辱。’”孔子说：“只是不去占问罢了。”由此可见，圣人学习《易》，不过是在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之间，而不在图书、象数方面。如今那些穿凿附会地讲解图象、以此自夸才能的人，是背离正道的。记述孔子学习《易》的话后，紧接着又说：“孔子平常所讲的，是《诗》《书》和执守礼仪，这些都是平常所讲的内容。”由此可知，孔子平日虽然不专门谈《易》，但他所谈的《诗》《书》和执守礼仪，全都是在谈《易》。人如果能够遵循《诗》《书》和礼仪的常道而不逾越，那么自然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没有不到的。所以孔子作《系辞传》，对于悔、吝、无咎的宗旨，特别反复叮咛。《大象》所说的内容，凡是落实到自身、施行于政事的，无不是运用《易》的事情。然而卦辞本来出于卦象，所以说：“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只是浅层，玩味才是深入。圣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心意与民众共同承受的忧患写出来，一定体现在卦辞中。所以说：“圣人的情意，表现在卦辞里。”至于“天一地二”和“《易》有太极”两章，都是在说明数的起源，也是在赞述《易》不可遗漏的内容，但从未专门用象数来教人学习。因此，“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希夷之图，康节之书”，是道家的《易》。自从这两个人的学说兴起，空疏之人、迂怪之士都纷纷混入其中，把自己的东西当成《易》，于是他们所说的《易》成了方术之书，距离圣人反省自身、减少过错的学问已经很远了。

译黄氏《象数论》序说：所谓《易》，是范围、涵盖天地的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所以九流百家的学说都可以混入其中。自从九流百家借《易》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易》的本来意义反而更加晦暗了。《汉书·儒林传》说，孔子的《易》学传到第六代，传至菑川田何时，《易》道大为兴盛；但我不知道田何的学说究竟怎样。后来发展出焦氏、京氏、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等变化，几乎无所不备。我读李鼎祚《易解》，看到当时诸儒的学说把康庄大道弄得荒芜污秽，使观察卦象、玩味占断的道理全都流入淫邪盲妄和方技之流，难道不可悲吗！魏国王辅嗣出来注《易》，得意便忘象，得象便忘言；日、时、岁、月和五气相推等说法，全都摒弃不取，许多内容与《易》无关，于是大概可以使积水退尽、寒潭清澈了。可是评论者说他用老庄解释《易》。试读他的注解，简洁恰当而没有浮泛义理，哪里曾经遮蔽或抛弃玄妙的宗旨？所以他的注解能够流传到唐代，形成《周易正义》；他的廓清功劳不可磨灭。然而魏伯阳的《参同契》、陈希夷的图书，远远都有源流，世上好奇的人轻视王弼注本的平淡浅显，没有不把那些另传之说私下珍藏的。” 到了伊川作《易传》，把那些如昆仑山洪流般旁溢散漫的内容，分散归入六十四卦之中，义理周至，言语精当，《易》道于是大体确定了。当时康节上承种放、穆修、李之才的传授，创立河图、先天之说，这也不过是一家之学罢了。晦庵作《本义》，把这种学说加进去，开卷读《易》的人便遵从它；后世又把它颁行于学官。起初还兼行《易传》，时间久了便只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相信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理各不相同；所谓象数，又说得含糊不清，竟要到卖酱、箍桶之类的人那里去寻找孔子反复研读《易》的心得，而《易》学的荒芜，大概仍和京房、焦延寿时代一样。科举之学一旦确定，世人便不敢再议论；稍有不同于这种学说的人，立即被诬为穿凿。所谓穿凿，必须是与圣人经典不合的说法。揭示传注中的错误，使经文恢复原貌，不能叫作穿凿。河图、洛书，欧阳修说是怪诞妄说中最严重的，而且与汉儒的旨趣不同；它们不但不见于经文，也不见于传文。先天八卦的方位，明显与“出震齐巽”等文句相违背，晦庵反而怀疑经文所说的卦位；由一卦生十六卦、再生三十二卦，既不成卦，也不成爻，全都是经文没有的内容，这难道可以说不是穿凿吗？” 晦翁说：“谈论《易》的人，好比谈论灯笼；增加一根骨架，就遮住一条光路。如果能把这些遮蔽物全部去掉，使它整体都光明透亮，难道不是更好吗？”这话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又把康节的学说加进去，使它整体都被遮蔽了呢？世俗儒者过分看重象数，把它当作绝学，所以才被它欺骗。我把这些内容一一疏通，知道它们与《易》的本旨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再回头求取《程传》，也许可以算是廓清《易》学的一种办法。考察史书，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喜好老庄之书，尊崇虚无，把六经看作圣人的糟粕；天下士大夫仰慕效法，直到江左仍未停止。因此范宁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更深。如今看王弼注的《易》，各自依据彖辞、爻辞建立解释；其中偶尔涉及老庄的地方，也不过千分之一二，从未认为文王、周公、孔子的言辞不值得尊崇，更没有把它们看作糟粕。唯独先天学者想要完全废弃周公、孔子的言辞，专门从伏羲的心地上寻求，这种罪过反而超过王弼、何晏。儒者不加以辟斥，反而助长这种狂澜，还说三位圣人的《易》并不就是伏羲的《易》，难道不是这样吗？亭林、梨洲的论说，对《易》学大有贡献，所以把它们列在篇末，用来告诫天下那些沿袭错误而不自知的人。以上论述学习《易》的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