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圗明辨卷五德清胡渭撰

译《启蒙图书》。西山蔡氏蔡元定说：“古今的传记，从孔安国、刘向父子到班固，都认为河图授予伏羲，洛书赐给大禹。关子明、邵康节都认为十是河图，九是洛书。大传已经陈述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说上天赐给大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只有刘牧凭个人意见，认为九是河图、十是洛书，假托说出自希夷。这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用大传，认为两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但他把图书互换，并没有明确证据。只是说伏羲同时取用图书，那么《易》和《洪范》的数确实互相表里，这一点才值得怀疑。其实天地之理只有一个，虽然时代有古今先后之不同，道理却不可能有两个。所以伏羲只根据河图作《易》，不必预先见到洛书，却已经暗中与它相合了；大禹只根据洛书作《洪范》，也不必追考河图，却已经暗中与它相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除了这个道理之外，再没有别的道理了。” 以上见于《易学启蒙注》。季通为朱子起草，所以不敢把自己的说法列为正文。不过，朱子关于河图、洛书的象数，实际上是由季通确定的。起初刘牧把四十有五当作河图、五十有五当作洛书，这确实是龙图的本来形象；季通却认为刘牧把它们调换了，到这里才恢复旧说，并且引用关子明、邵康节来互相证明。现在考察，关氏《易》明显是伪书，不能作为依据；而邵子的圆星方土之说，另有含义，并没有把五十有五当作河图。现谨慎地把他的说法列在下面，明达的人幸请察看。” 关子明《易传》说：“河图的文字排列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圣人观察它来画卦。因此，把七的全部三份作为离，把奇数作为巽；把八的全部三份作为震，把奇数作为艮；把六的全部三份作为坎，把奇数作为乾；把九的全部三份作为兑，把奇数作为坤。正方位的就完整取其位置，四隅的就取尽其卦画〔这与《钩隐》所说四象生八卦相同〕。洛书的文字排列是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前左为二，前右为八，后左为六，后右为后。圣人考察它，作为三种象：一、四、七是天生之数；二、五、八是地育之数；三、六、九是人所资取之数。” 《邯郸书目》〔宋皇祐年间李淑撰〕记载：《关子明易传》一卷，唐代赵蕤作注。魏孝文帝曾命并州刺史王虬与子明撰写《疑筮论》数十篇。赵蕤说，原篇已经亡失过半，如今无法编次，只能随文解释意义，希望学者能由此触类旁通、不断扩展。阮逸编次并刊正《洞极元经传》五卷〔阮逸字天隐，宋仁宗时人〕。关子明把生育资取之理作为传，用来解释其中的蕴意，作经论十一篇〔《玉海》说：子明《易传》占卜百年之义，第一篇总说《易》义，讲大衍、乾坤、策数盈虚、阖辟、理性、时变、动静、神等义，最后是第十一篇《杂义》〕，又作图来排列其象。《文中子》记载子明之事：太和末年，穆公与他谈论《易》，并把此事告诉魏孝文帝。皇帝说：‘暂且请你和卿一起完成《筮论》。’子明说：‘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演运行起来不过三百六十六，伸展推究起来不过三百八十四，这是天道。象一产生就有确定的数，吉凶也有预先的期限；能够随着变化而通达，所以治乱有可以改变的道理。’ 晁氏《读书志》说：《关子明易传》一卷，魏代关朗撰写。李邯郸最初著录此书，王通赞述《易》，大概也是以此书为依据。《后山丛谈》说：世上流传的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都是阮逸所作。阮逸曾把草稿给苏明允看过，苏轼也谈到过这件事。” 《朱子语类》说：“邹浩问李寿翁：‘椿最喜好关子明的《易》。’先生说：‘那是阮逸伪造的。’陈无己的《集说》对此讲得很清楚。” 姚氏说：“世上流传的关子明《洞极经》也谈河图、洛书，和刘氏的说法相同，只是把两者互换，认为五方的是图，九宫的是书。考察唐代李鼎祚《易解》，前代诸儒的说法都收录得很完备，唯独没有关氏。到了本朝，阮逸才开始伪作《洞极经》，这一点见于《后山丛谈》，那么关氏之说也就不足以作为证据了〔见《周易玩辞》〕。” 雷氏《易图通变》说：杨次公自己撰写《洞极经》，却假托关子明之名〔胡渭按：杨杰字次公，元丰年间曾与范镇讨论音乐；如果《洞极经》果真是杨杰所撰，那么它又在阮逸之后，恐怕不是这样〕。例如他在本篇叙述中说：“孔子说：河图的文字排列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圣人观察它来画八卦。因此，把七的全部三份作为离，把奇数作为巽；把八的全部三份作为震，把奇数作为艮；把六的全部三份作为坎，把奇数作为乾；把九的全部三份作为兑，把奇数作为坤。正方位的完整取其位置，四隅的取尽其卦画，于是说四象生八卦。”这种说法是错误中最严重的。乾、坤相互求取而生六子，如今反而让男女之卦能够生出父母之卦，难道不是颠倒了吗？” 《文中子》《中说》三卷，是隋代王通的门人共同辑录他的言语编成的书，但晁氏摘出其中三件事，认为值得怀疑。第一件是：关朗在太和年间见魏孝文帝，从太和丁巳到王通出生的甲辰年，大概相隔一百七十年，可是《中说》中却有向关子明问礼的事，因此知道它是假的。程子说，王通是隐居的君子，当时确实有少量言语流传，后来被人附会增饰，不能说整部书以及所谓续经之类都不是他所作。朱子也认为如此。王氏《挥麈录》却直接说是阮逸伪作。现在考察，《中说》有宋代阮逸本、龚鼎臣本两种，文字多有不同。关子明的故事，大概是阮逸附会而成，与《洞极经》《论总》出自同一手笔，彼此互相附和，用来欺骗天下后世。

译宋仁宗朝，刘牧撰写《易数钩隐》，以九宫为河图、五合为洛书，他的学说在世上盛行。同时有阮逸，暗中想排斥他，于是撰写《关子明易传》，把图书的名称互换了两次。季通没有察觉，认为这是真正的古书，于是引用它作为“图十书九”的证据。且不说季通，我只是奇怪：朱子一向斥龙图为伪书，又根据《后山丛谈》深信《关易》是阮逸所造，为什么在这里却曲从季通的说法呢？大概自汉魏以来，谈河图的人都以《乾凿度》《参同契》为依据，只有这一说根本依据《大传》五十有五之数，所据的典籍地位较高，取义也较正。然而河图早已失传，不知道它的形象究竟怎样，却强行把五十五数当作河图；《大传》既没有明文，古注也无从考察。‘七前六后，八左九右’的方位，经典中没有；‘天生地成，奇白偶黑’的点数，也不是《易》所有。至于它据此配法，说伏羲把四正方位的余数分开，用来形成四隅的卦，画法支离错乱，完全没有义理。即使这部书真是古书，也不能据它来解释经典，何况明明是阮逸的伪作呢？” 况且，这种数只能用来生成蓍数，却不能用来画卦；九和十究竟选择哪一个呢？范谔昌《大易源流》说：‘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出来，羲皇穷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排列五行生成之数和地上八卦的形体：天一在正北，地二在正南，天三在正东，地四在正西，天五在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未。这就是天地之数五十有五。’雷氏说：‘这就是今天所传有四方而没有四维的图。’关子明的河图，实际上就是根据这里来的。然而范谔昌只是说伏羲根据龙图重新排列五行之数、八卦之体有这样一种情形，并没有直接指明这就是从黄河出来的图。所以刘牧《钩隐》仍然把九作为图、十作为书；伪造《关易》的人窃取了其中的意义，于是把七前六后、八左九右说成河图的文字。人们都知道这部书出于阮逸，却不知道它的数根本来自范谔昌。邵子《观物外篇》说：‘圆形，是星的形象，历法纪数的起源大概就在这里吧〔《易学启蒙注》说：历法把二始结合起来确定刚柔，把二中结合起来确定律历，把二终结合起来记录闰余，这就是所谓历纪。考察起来，这个说法出自唐代一行的《历本议》〕。方形，是土地的形象，划分州域、规划井田的方法大概由此仿效吧〔《启蒙注》说：一州有九井、九百亩，这就是划分州域和井田的依据〕。大概圆形就是河图之数，方形就是洛书之文，所以伏羲、文王根据它制作《易》，大禹、箕子叙述它而制作《洪范》〔《启蒙》引用这一段时删去了后四句，实在很疏略荒谬〕。’ 《朱子语类》说：‘二始就是一、二。一是奇数，所以属于刚；二是偶数，所以属于柔。二中就是五、六。五是十干，六是十二辰。二终就是九和十。’闰余的制度以十九年为一章，这里姑且借用这个说法，来说明十数属于河图。又说：‘圆形是星。圆形是河图之数，是说没有那四个角，它的形状便是圆的。’又说：‘河图既然没有四隅，与洛书相比，自然也是圆的。’方形是土地。方形是洛书之文，是说划分州域、规划井田所依据仿效而成的形式。《书·禹贡》说：‘禹划分九州：冀在北，扬在南，青在东，梁在西，兖在东北，雍在西北，徐在东南，荆在西南，豫在中央。’孟子说：‘周家的井田制度，一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各有私田一百亩，共同供养公田。’这些都是取法洛书九数的制度。” 鹤山魏氏魏了翁题写《司马子已易图》说：‘涑水司马叔原深入思考《易》理，著有《已易》。朱文公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引用邵子的说法，辨析得很详细，叔原接受了这一说法。可是邵子只说：“圆形是河图之数，方形是洛书之文。”如今“戴九履一”的图，其形象是圆的；五行生成之图，其形象是方的。这样看来，九是圆、十是方，怎么知道邵子不是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呢？所以朱子虽然极力攻击刘氏，仍说：“《易》《范》的数确实互相表里。”又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可见朱子对此仍有疑问。近世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却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子发以《列子》作证，张文饶以邵子为依据。我曾根据《乾凿度》和张平子传中记载的太一下行九宫法考察，所谓‘戴九履一’，这种图已经流传很久，怎么知道它不是河图呢？’此文写于绍定四年。静修刘氏在《因河图洛书辨》中说：‘邵子只说方、圆的形象，并没有指明九、十之数。如果从形象来看，那么九也比十更圆。况且他所说的方圆以及由此引出的前后，不过是指阴阳、刚柔、奇偶罢了。在这里，星属于少阳，土属于少柔；偶数本来应当是方、属于阴，奇数本来应当是圆、属于阳。’ 邵子谈图书，只说方圆，不说九十。蔡季通把圆星配为十，作为图；把方土配为九，作为书。朱子接受了这种说法，说河图没有四隅，与洛书相比就显得圆。魏华父却认为九圆十方，刘梦吉也说九比十圆。大概他们都以九为图。有人认为，物体有八个角，就必定作圆形，九宫就是这样；物体只有四面，就必定成为方形，五合就是这样。魏氏的说法较为有理，从道理上说确实如此。如果把它描绘成奇数白点、偶数黑点，连串成珠的形状，那么九也可以有棱角而成为方形，十也可以弯曲环绕而成为圆形。怎么能断定九必圆、十必方呢？方圆究竟属于九还是十，终究没有定论。邵子把它们比作星与土，当然有其来由；其中的数是可以考察而知道的。我的朋友徐敬可曾对我说：‘《观物外篇》所谓圆星方土，是在讨论积数自然的道理，并不是在讨论图书。’把它和上文连起来读，马上就明白了。朱子截取文意，载入《启蒙》，于是反而无法解释；又引用一行二始、二中、二终的说法，来解释历数起源于圆星的意义，实在牵强。现在考察这段话的上文说：‘天圆而地方，圆之数从一开始而积至六，方之数从一开始而积至八。’

译改变这种排列，就从四开始而积到十二。六通常以六来变化，八通常以八来变化，十二也以八来变化，这是自然之道。’又说：‘圆形经过六次变化，以六乘六而不断推进，所以六十次变化就成为三百六十。方形经过八次变化，所以八乘八成为六十四。阳主导推进，因此推进到六十。’然后接着说圆星方土之说。玩味这些话的意义，大概是在讲积数的自然规律。凡是把七个圆形物体聚在一起，必定以一个为中心，周围环绕六个，□这种形状就是从一开始而积六。凡是把九个方形物体聚在一起，必定以一个为中心，周围围着八个，□这种形状就是从一开始而积八。凡是把十二个方形物体聚在一起，必定以四个为中心，周围围着十二个，□这种形状就是从四开始而积十二。圆形是聚集七个物体的形状，如同群星排列在天空；经六次变化成为三十六，再推进到极点成为三百六十，正好是一年的日数，取得气朔盈虚的中数，星体也因此运行一周，这是制定历法的根本。所以说，历法纪数的起源就在这里。二始、二终与此有什么关系呢？方形是聚集九个物体的形状，象征九州，也象征八家共用一井、中间是公田。变化后就成为聚集十六个物体的形状，象征四邑为丘；一丘容纳十六井，再加上两重围合，共六十四，即四丘。这就是作为甸的形象；一甸容纳六十四井，再推进为四甸为县，县容纳六十四邑；再推进为四县为都，都容纳六十四丘。这都属于所谓‘八八而成六十四’，所以说划分州域、规划井田的方法由此仿效。再推而广之，古代有河图，也是圆形的体制，伏羲、文王根据它制作《易》，属于圆星一类；古代有洛书，也是方形的体制，大禹、箕子叙述它而制作《洪范》，属于方土一类。这不过是因为谈到方圆积数，顺便牵连提及图书，并不是专门为图书而发。方形九还可以这样说，那么圆形又凭什么知道它是九还是十呢？下文说：蓍数为什么不用六而用七？因为把余分也包括在内；去掉余分就是六，所以策数是三十六。因此，五十是六十四卦闰年之策，四十有九是六十四卦一年之策。归奇挂一，就像一年中的闰日。卦为什么减去四呢？因为天发生变化而地加以效法，所以蓍减去一，卦就减去四。又说：蓍的德性是圆的，用来比拟天之数，所以七乘七是四十九；五十，是保留一数而说的。卦的德性是方的，用来比拟地之数，所以八乘八是六十四。六十，是去掉四而说的。这样说来，天圆主蓍，地方主卦。蓍数以七相乘是四十九，以六相乘是三十六，并没有九位四十有五之数。卦数以八相乘是六十四，去掉四就是六十，也没有十位五十有五之数。我私下认为，邵子所指的河图，就是希夷所传先天太极一圈的形状，所以称为圆，与关朗的河图完全没有关系。他所指的洛书，就是九宫的形状，从中央的一开始向外积八，所以称为方。这一点虽然暗中与关朗相合，但它所以称方的意义，季通也没有认识到。因此他随意引用邵子的话作为‘图十书九’的证据，历来人们都被弄得糊里糊涂，现在特意把它阐明出来。朱子答刘君房的信说：‘《启蒙》本来是想让学习者暂且就《大传》所说的卦画、蓍数加以推求，不必过多发表浮泛的说法。可是现在看来，像河图、洛书这些内容，也未免是多余的话。由此可知，季通代为斫削编订，并没有合乎规范。文公晚年也深深后悔这件事，只是来不及修改删削罢了。近代诸儒把《启蒙》奉为不可刊削的书，不也太过分了吗？’ 《本义图说·系辞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取法于它。’又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且各自有所配合。天数合计二十有五，地数合计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有五，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这就是河图之数。洛书大概取法龟的形象，所以其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易学启蒙》说：河图的方位是：一与六同宗，共居北方；二与七为朋，共居南方；三与八同道，共居东方；四与九为友，共居西方；五与十相守，共居中央。它之所以成为数，不过是一阴一阳、一奇一偶，把五行分成两类而已。所谓天，是阳气轻清而居于上的一方；所谓地，是阴气重浊而居于下的一方。阳数为奇，所以一、三、五、七、九都属于天，这就是天数五；阴数为偶，所以二、四、六、八、十都属于地，这就是地数五。天数、地数各按同类相求，这就是五位相得。天以一生成水，地以六使水成形；地以二生成火，天以七使火成形；天以三生成木，地以八使木成形；地以四生成金，天以九使金成形；天以五生成土，地以十使土成形。这又是所谓各有配合。五个奇数相加为二十五，五个偶数相加为三十，两者相合就是五十有五。这是河图的全部数目，都是孔子的本意以及诸儒的说法。至于洛书，虽然不是孔子亲口说的，但它的形象和说法已经包含在前文中；如果能够贯通它们，就可以看出刘歆所谓经纬表里的关系。

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专门是为大衍之数五十作铺垫的。这是蓍策的根源，不是画卦的方法。《易雅》说：‘九、六、七、八是揲蓍的策数。’这就是说先有卦，然后才揲蓍，并不是先得到数，然后才画卦。孔子从未用它来说明河图。李泰伯说：‘从天一到地十，是天地之气降下而生成的次序。至于说五十有五，是圣人借用其积数来建立计算方法，并不是实际的数。譬如兄弟排行，从第一到第十，实际上只是十个人；如今《钩隐》的河图有白黑四十五点，就等于是把九个人变化成四十五个人。’《启蒙》的河图有白黑五十五点，就等于是把十个人变化成五十五个人。把积数当成实际数，把计算方法当成卦的根源，又把它画出来形成图象。无论九图十书，还是十图九书，都没有道理。然而九宫还保留八卦的方位，五合却缺少四隅，与八卦完全不像。《易》有八卦而没有五行，把《洪范》的五行附会到《易翼传》中，是从汉儒开始的。《五行志》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又说：‘水的成数为六，火为七，木为八，金为九，土为十。’成数就是大数，这是把天地之数与五行相配。坎为水、离为火、巽为木，见于孔子的大象；但坤、艮没有说是土。乾为金，只见于《说卦》。根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说：‘坤是土。’《周语·太子晋》说：‘山是土的聚集。’这样看来，坤、艮也可以说是土。但震为木、兑为金却没有相关说法。《五行志》说：‘震在东方属木，兑在西方属金。’震木、兑金的说法从这里才出现。汉代《上易传》说：‘京房以乾、兑为金。’那么震、巽同属木，大概也始于京房。这是把八卦方位与五行相配，都不是孔子的本意。刘牧说：‘洛书之数为五十有五，推演五行而不叙述四象。因为大禹取法于它来陈述《洪范》，所以专门以五行为主。’如今既然把五十有五作为河图，说伏羲取法它来画卦，那么它与五行本来毫无关系，为什么还要拾取汉儒剩下的说法，把五行生成之数附会进去呢？刘歆说：‘伏羲取法于图，大禹取法于书。’ 接着又说：‘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这真是所谓画蛇添足。《启蒙》想设法把它们贯通起来，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可以贯通的道理。那么，圣人究竟怎样取法图书呢？回答说：取法河图，是把它的中央空出来；取法洛书，是把它的实际内容总括起来。河图的空中，五与十就是太极；奇数二十、偶数二十就是两仪；把一、二、三、四分别作为六、七、八、九，就是四象；把四方的配合分出来作为乾、坤、离、坎，把四隅的空缺补上作为兑、震、巽、艮，就是八卦。洛书的实际内容中，一是五行，二是五事，三是八政，四是五纪，五是皇极，六是三德，七是稽疑，八是庶征，九是福极。它的方位和数目，就更加清楚了。又说：洛书如果把中央空出来，也就是太极；奇数、偶数各居二十，也就是两仪；一、二、三、四中包含九、八、七、六，纵横皆为十五而相互成为七、八、九、六，也就是四象；以四方正位作为乾、坤、离、坎，以四隅偏位作为兑、震、巽、艮，也就是八卦。河图的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本来就是《洪范》的五行；而五十有五，又是九畴各项的总数。这样看来，洛书本来可以用来说明《易》，河图也可以用来说明《洪范》。况且，又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玉斋胡氏《方平启蒙通释》说：‘四方作为乾、坤、离、坎，四隅作为兑、震、巽、艮，大概是因为一六属于老阴之数，而画卦时艮、坤反而居六，坤居一；三八属于少阴之数，而画卦成为离、震，离居三，震居八；四九属于老阳之数，而画卦成为乾、兑，乾居九，兑居四；二七属于少阳之数，而画卦成为巽、坎，巽居二，坎居七。这样，洛书也可以用来说明八卦。’九畴各项的数目是：五行五项、五事五项、八政八项、五纪五项、皇极一项、三德三项、稽疑七项、庶征十项、福极十一项，总数为五十五。黄氏《象数论》说：‘把这两种数贯通到《易》来看，十有天一到地十的数可以作为依据，九却没有明文。这就是朱子争论十为河图的理由，在使百姓受益方面较为有长处。不过，从一到十的数，是《易》所有的；从一到十的方位，却不是《易》所有的。一、三、五、七、九与天相合，二、四、六、八、十与地相合，是《易》所有的；一与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十，却是《易》所没有的。天地之数，是《易》所有的；水、火、木、金、土的生成，是《易》所没有的。假如把后人添入的内容全部去掉，依照经典来解释，那么这些数仍然与《易》无关，更何况把它称为河图呢？’儒者一定要说，天一到地十是圣人取法来画卦的。崔憬说：‘参天，是从三开始，顺数到五、七、九，不取一；两地，是从二开始，逆数到十、八、六，不取四。’艮为少阳，其数为三；坎为中阳，其数为五；震为长阳，其数为七；乾为老阳，其数为九；兑为少阴，其数为二；

译离为中阴，其数为十；巽为长阴，其数为八；坤为老阴，其数为六。刘长民说：水为六，金为九，火为七，木为八，用来生成八卦〔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六居坎而生成乾，说三是坎、三是乾；九居兑而生成坤，说三是兑、六是坤；七居离而生成巽，说三是离、四是巽；八居震而生成艮，说三是震、五是艮。朱子说：‘河图空出的五与十是太极；奇数二十、偶数二十是两仪；以一、二、三、四作为六、七、八、九是四象；把四方的配合分作乾、坤、离、坎，把四隅的空缺补作兑、震、巽、艮是八卦。’同样是一个数，三家的指说却各不相同。这种配卦的说法始于崔憬，崔憬只说其数，不说其方位。乾、坤、震、巽的数还有依据，他所附会的是坎、离、艮、兑。刘长民兼说方位和数：六为水而配坎，七为火而配离，八为木而配震，九为金而配兑，以四卦的五行来迁就它们的方位和数，不能说完全不可行。至于乾、坤、艮、巽，就无法贯通了。朱子依据先天之说，以乾在南、坤在北作为伏羲的卦位；以离在南、坎在北作为文王的卦位。河图出于伏羲，当时还没有离南、坎北的方位；如果硬把乾南、坤北配上去，就没有一处能够相合了。天下的事物，一个人认为如此，千万人也认为如此，它作为一种事物就比较确定；一个人可以指为这个，另一个人又可以指为那个，它作为一种事物就没有固定名称。因此，把天地之数配八卦的说法，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名称。毛氏《原舛编》说：‘图书并不是什么神圣之事，难道神圣之事会由一个人传授，再由一两个人接受吗？传授者没有凭据，接受者没有根据；有时说四，有时说五；有时说方，有时说圆；有时说伏羲，有时说大禹；有时说卦，有时说《洪范》。彼此可以争论先后，也可以互相调换。一间屋子里有两家说法，茫然没有一定标准，它不足以称道，也就可见了。’ 考察起来，季通依据先天八卦的方位，附会太极、两仪、四象的名称，说：‘把四方的配合分为乾、坤、离、坎，把四隅的空缺补为兑、震、巽、艮〔就是《关易》所说的“正者全其位，隅者尽其画”。只是《关易》采用后天卦位，这里采用先天卦位〕。’唉！伏羲是上古圣人，他取法河图来画卦，难道还要这样割裂拼补，费这么多心力经营吗？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没有这样的道理。刘歆所说的‘互为经纬、表里’，不过是从五行生成来说的。季通阐发其意义，认为《易》的太极、两仪、四象都可以与洛书贯通，而《洪范》的五行、九畴各项又可以与河图贯通，任意牵强拼合，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十图九书本来没有确定的道理，所以最后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终究只是含混无据罢了。朱子在《河图洛书》后写道：‘世上流传说一到九的数是河图，一到十的数是洛书。考察古书，恰好是把它们颠倒安置了；我在《启蒙》中已经详细辨析。最近读《大戴礼》，又得到一个证据。其中《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郑氏注说：“这是取法龟文。”这样看来，汉人本来就把这九个数当作洛书。’ 《大戴礼·明堂篇》注说：‘记载使用九室，是说取法龟文，所以采用这些数来说明它的制度。’朱子认为这是郑氏的话。余姚黄先生说：‘郑玄注《小戴礼》，从来没有注《大戴礼》，这一点在《艺文志》中可以考察。如今流传的注，实际上也是后人假托的，文字很疏略，显然不是郑氏所作。’何况郑氏明明说‘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难道又会把九宫说成洛书，自相违背吗？现在考察《后汉书·郑玄传》说：‘康成没有《大戴礼》注。’《周书·卢辩传》说：‘卢辩字景宣，因为《大戴礼》没有训诂，于是为它作注。’《儒林传》说：‘魏永熙三年，诏令中书舍人卢景宣解释《大载礼》《夏小正》篇。’这样看来，‘九室取法龟文’是景宣的话，不是康成的话。如今流传的注大概出自景宣，也不是后人假托。把洛书说成龟文并且有数，直到九，这种说法实际始于晚出的孔安国《书传》，景宣沿袭了它。扬雄、张衡只说龟书，并没有九数的说法。西山两部《易》图书，援引孔安国、刘牧、关朗、邵雍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其实，只有孔安国把洛书说成九数，而关朗的图书与他所说的反图完全相同。刘牧没有说它的数，邵雍也只是把九称为书，从未把十称为图。本义虽然列出这两图，终究不能使天下人的疑问心服。因此，吕伯恭与朱子交好，却相信刘牧的龙图之学。魏华父私下承受朱子的学说，也把“戴九履一”看作河图。至于朱元升、葛同叟、李简、胡一中，都生在朱子以后，却不遵从《启蒙》。到了宋末元初，朱学盛行，才有人遵从《启蒙》，但郝经、刘因、雷思齐仍认为不对。等到明朝中叶，士人舍弃程传而专门尊奉本义，天下于是只知道卷首的图书，再也不追问它们的来源了。

译震川归有光《易图论》说：“有人说：您认为《易》图不是伏羲旧有之物，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至于河图通达乾卦，出自天苞；洛书流行坤卦，出自地符。所谓河图洛书，难道可以废弃吗？大概宋儒朱子的说法非常详尽，揭示中五的要旨，说明主客、君臣的位置，顺应五行生克的次序，辨析体用、常变的区别，合于卦范而兼通其妙理，无论纵横曲直，都没有不相合的，可以说精妙极了。我说：这正是我担心他的说法过于精密的地方。事情有些是出自圣人，但对学习者来说不必精究，河图洛书就是这样。圣人聪明睿智，德性通于天，符瑞的出现，超出世人所能创见之处，其中奇偶、法象的妙理，足以成为作《易》的根本，这个道理也是说得通的。然而说河图洛书是圣人取法的东西，这是《大传》中有的。至于通乾流坤、天苞地符的文辞，以及五行生成、戴九履一的数，则不是《大传》中所有的。把前者的名称合到后者的形迹上，又把后者的形迹配合前者的名称，既不与《大易》一同流传，也不藏在博士学官之中，直到千年以后，山野之人拿着尺把长的书，却说古代的图书就是这样，那么它们传授接受的过程本来就已经沉没隐秘、荒诞诡异，成为学者所怀疑的东西了。” 虽然这种说法自以为无所不通，但这些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仁者、智者都能看见。龙虎之经、金石草木的占卜、轨菥占算之术，各自按照自己的说法来讲，也没有不相合的，难道都一定是圣人创制的吗？《大传》说：“包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天地之间，哪里不是图，什么不是书呢？把他的图揭示出来给人看，说：“哪个是上、哪个是下，哪个是左、哪个是右，哪个是乾兑离震，哪个是巽坎艮坤？”天这样告诫人，岂不是太琐碎了吗？依据上下而定上下，依据左右而定左右，依据乾兑离震而定乾兑离震，依据巽坎艮坤而定巽坎艮坤，圣人仿效天，岂不是太拘泥了吗？况且，所谓仿效变化而悬示卦象，如果逐毫逐分地剖析，又有什么相当之处呢？即使这两图果真如今天所传，那么其中所谓精微蕴奥，圣人本来已经取来归入《易》中了。要寻求图书之说，从《易》中寻求就可以了。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天，是圣人独自体得的；人，是圣人用来告知人的。”把天道告知人，人就会惊骇迷惑；把人道告知人，人就会喜悦而遵从。所以圣人作《易》，凡是所谓深微、悠远、恍惚的道理，全都推演到平常的言语和平常的行为之间；卦爻的象，以及吉凶悔吝的辞，不也深切而明白吗！圣人看见转蓬而制造车，观察鸟迹而创制文字。世人寻求造车的道理和文字的意义，当然可以；但一定要追究转蓬、鸟迹的根源，我没有见过这样做是对的。孔子赞述《易》，删去《连山》《归藏》，而取用《周易》，始于乾卦，终于未济卦，那么图书的排列，显明不过如此了。冶炼所看重的是模范，但使用器物的人不寻求模范，而寻求器物本身。耕作所凭借的是耒，但吃粮食的人不寻求耒，而寻求粟。有图书然后才有《易》，有《易》而没有图书也可以。所以《论语》说黄河不出图，只是与凤凰出现一样作为祥瑞罢了。《顾命》说河图在东序，也只是与兑弓和和矢一样作为珍宝罢了。因此，图书不可以精究；真正精通《易》的人，才是真正精通图书的人。正因为不知道图书不可精究，却想去精究它，所以揣测、模仿，无所不至。于是有九宫之法、八分井文之画、坎离交流之卦，以及孔安国、向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的论说，有的说九，有的说十，有的合在一起，有的分开，纷纷不定，又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 自从《本义》的图书盛行，学者们便闭口不敢议论。只有震川先生能够公开直言加以纠正，探究根源、批评弊端，不遗余力。真是三百年来罕见的文章。秀水徐善敬可以博览群书、精心思考，无所不通，尤其精通《易》。晚年著书来阐发其中的蕴奥，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天易》就是河图洛书；《羲易》就是先天古易；《商易》就是以坤为首的《归藏》；《周易》就是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连山》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没有著录。夏易同县朱太史彝尊把他的书命名为《徐氏四易》，并为它作序。敬可与我交情深厚，从前在京师时，拿出来给我看。他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认为刘牧得到希夷的传授，而西山的两部《易》图很值得怀疑。我深以为然，冒昧作了题辞，大意不超出这个意思。后来想到，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从来没有人能说清它们的形状，直到五代才开始出现，怎么能立即相信呢？学者不能彻底断绝图书这一谬误的根源，却只在刘牧、蔡元定的是非上争辩，实在没有意义。庚午年，我与敬可在莫厘峰下读书，正准备各自发挥所得，共同修改此书，但敬可不久因病回家，死在家中。我想再与他讨论，却没有凭借了。于是我又穷究其中的义理，知道图书的形象自古没有传下来，姑且依从汉代孔安国、刘向的说法，对疑问暂且存而不论。至于宋人的传说，一概难以相信。又过了七年，到今年丁丑，才完成这五卷。追念从前的交谊，悲叹了很久。唉，郢人已经逝去了，还能和谁把话说尽呢？这就是嵇生所发出的感慨。以上论述《启蒙》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