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一

译文书房传达圣旨说：听说河南产有麒麟，抚按官为什么不奏报？命礼部传告他们，赶快把它送来供朕观看。钦此。臣等仰体皇上的意思，不过是认为麒麟是奇异之物，世人从未见过，所以想把它取来观看，以了解所谓麒麟究竟是什么形状，并不是有意以珍奇异物为贵、喜好奇异。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奔走办理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进言谈及其他事情？只是麒麟产在河南光山县，而臣是河南人，对此知道得很详细；若不趁现在预先说明它的形状，或许送进来之后并没有什么可看的，那么臣就是用沉默来取容，而陛下也会有误下此举的悔恨。即使我们臣下死上九次，也不足以赎罪，因此斗胆据实向皇上说明。大概这种麒麟本来就是由牛所生，所以形状仍处在麒麟和牛之间；刚出生时虽然有鳞甲，却不很明显，不像图画所传的那样，是出自好事者之手，描绘得鲜明可观。它过了一天就死了，到现在又已经过了几个月，我私下认为它的形状已经枯槁，必定不如刚开始时还稍有麒麟形状。陛下正忧念百姓，整顿吏治，每日勤勉思考三皇五帝的事业，好像还唯恐来不及，忽然发布诏令，传布于天下，只为征取一具已经枯槁的麒麟，岂不是会惊骇人们的视听吗？君主有所喜好，尚且会通过举止来向天下昭示；这种事的端绪虽然很微小，但等到由此树立风声，传播到四海九州岛之外，使天下人都听闻并注目于它，后果就有说不尽的影响。因此，一件微小的事，若责问四方为何不上奏，那么各地奏报奇异事物的文书就会纷纷而来；若督促各地赶快送来，那么各地进献奇异事物的事情也会纷纷而来。这是平常所说的似乎没有妨碍的事；但登上三层、超过五层，像我皇上这样尊贵的君主，一举一动就有不能不谨慎的地方。事物本来有些可以称为祥瑞，等到它死了，就已经成为不祥之物；不祥之物应当用桃枝和苕帚来驱除，怎么敢把它送到至尊面前呢？臣等私下认为，抚按官不敢奏报进献，以及臣不敢立即请求征取，也只是因为对这件事慎重对待，并不是敢于拒绝违抗。惟愿陛下俯察臣的愚见，特赐停止征取，臣等幸甚。○议论孔庙从祀的奏疏

译臣等仰想皇上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承担治理天下、教化百姓以及作为君主和人师的职责。对于从祀一事，皇上虚心接纳，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实在是虚己听从众人、虽为圣人却不自以为圣的胸怀。臣等又怎敢不仰承皇上的德意，审慎鉴别，以稍微辅助皇上崇尚文教的治理？臣等谨遵奉明旨，于本月十五日会同九卿、科道和儒臣，一同到宫阙之下汇集众议，比较斟酌其中的意见，与参与廷议的人合计共四十一人。除去注明另有原奏疏的意见外，其中注明赞成胡居仁从祀的有二十五人，注明赞成玉守仁、陈献章的各有十五人，赞成蔡清的有五人，赞成罗伦的有二人，赞成吕柟的有一人。唯独胡居仁仍有人专门举荐，而且没有指责的意见；石星则认为王守仁、陈献章不应当树立门户讲学；丘橓则认为守仁所持的是禅家的宗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又认为，从祀是重大的典礼，不是真正能够取信于当世、流传于后世的人，不能轻率议定；即使真正看见他能够取信于当世、流传于后世，也不能轻率议定。假如今天议定入祀，日后又议论罢黜，恐怕反而会成为盛典的拖累，所以不敢仓促拟定人选。臣等反复参详，认为从祀一事长期不能决定、使朝廷议论烦扰，是因为在朝臣子可以穷尽天下的公论，而众人的意见如果完全相同，人的品格自然可以确定，所以最终要归结到统一的意见上。如今参与议论并举荐从祀的人，没有不把胡居仁列为第一的；即使有把别人列在胡居仁之后，或不举荐胡居仁的，也完全没有异议。臣等考察他的生平和著作，也大多认为他深得孔孟学说的源流，纯粹笃实。当时的名儒如罗伦、张吉、娄统、周瑛、贺钦、罗钦顺、张元祯等，都极力称许他，把他与薛瑄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他的著作应与薛瑄的《读书录》一起流传。这样，他不愧为孔子门徒，已经十分明显了。如果蒙皇上采纳，请允许臣等把胡居仁的品行事迹编次上呈御览，特别批准他从祀，自然足以提高儒林的地位，何必一定要多求几个人？我朝教化昌明、人文辈出，二百年间在孔庙陪祀的只有薛瑄一人，实在是慎重。如今距离薛瑄入祀还不到二十年，又得到胡居仁与他并列从祀，也可说是早晚相遇、并肩而立；即使只有一人，也不能说少。至于王守仁的学说在于致良知，陈献章的学说在于主静，都是所谓豪杰之士；但参与议论的大臣中赞同他们的只有十三四人，不赞同的已有十六七人，各有赞成和反对，臣等又怎么敢轻率议定？查得嘉靖十九年也曾廷议薛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人〕 那时本来完全没有异议，但庶□童承叙、赞善浦应麒仍认为事情重大，不如稍稍缓办，最终因而停止上报。到隆庆元年再次下廷议时，参与议论的大臣有的挽留、有的推举，唯恐薛瑄不能参加在泽宫受祭祝告的行列，这说明人心是多么一致。正因为没有异议，所以这一盛典一经举行，直到今天仍成为俎豆祭祀中的光彩。如今王守仁、陈献章既然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异议，而且当时参与议论的大臣中又有许多德高年长、老成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并非全都袒护这两位大臣，这说明舆论还没有协调一致，事情还未到论定的时候。臣等有感于承叙、应麒的话，所以也敢请求暂缓，等待公论确定以后再慢慢议定，似乎也不算晚。凡是可以流传千万年而不朽的事情，即使迟延几年，也不算错过时机；礼制是要流传千百世、为后代树立法则的，即使详细审慎再三，也不算过于谨慎。与其入祀以后还有议论，哪里比得上议论确定后再入祀呢？可以入祀而没有入祀，过失在于懈怠；懈怠还可以在将来补救。还不能入祀却已经入祀，过失在于欺罔；欺罔就会给后世留下讥议。到那时再收回成命、收回前言，势头哪里还来得及？这是不能不深思的。过去孟轲把进用贤人的方法告诉君主：即使左右近臣都说贤，大夫们都说贤，也还不敢相信；一定要等全国的人都说贤，然后再考察，又亲眼看见他的贤能，之后才任用。” 那本来只是一人的进退、一时的是非，却尚且如此，何况从祀这样的大事呢？在朝廷，它表现为尊崇贤德、彰显道德准则和法纪的公正；在天下，它关系到彰明轨范、造就人才，成为改变习俗、移易风气的开端。关系如此重大，难道可以试行而随意办理吗？如果皇上认为我朝人文远远超过前代，就不应当只有这样寥寥数人。臣等认为，自上古以来，士人凭借品行义理、道德和长久声誉流传后世的，不是依托显贵地位，就是依托门第；不是依托文章，就是记载于功业。他们借助有利条件，声名容易传播，不过是有所凭借罢了。像胡居仁，本是深山穷谷中的士人，是身穿布衣、束着革带的平民；如果不是实际德行超过常人，足以□ □重于当世，即使他选择地方趋见权贵、苦心陈说，又有谁会为他倾倒而□□□正月而注视他呢？只有皇上超越常情、看得长远，把他从同辈中拔擢出来，以宗庙祝官的地位荣宠他，那么日月的光辉就会照到被厚草遮蔽的地方；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没有不受到激励的。与薛瑄入祀相比，这尤其是盛事。这就是臣等所谓一人也不算少。至于蔡清、罗伦、章懋、黄仲昭、陈真晟、吕柟、罗钦顺、邹守□等人，其中有的或许还没有……从祀者，臣等希望推广皇上的德意，先在乡里专祀，等到公论确定后，再另行议论从祀；这样仁德和义理就都做到极致，可以成为天下万世的法则，薪火相传的道理因此光明，苹藻祭祀的礼节也不至于滥用，一举而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 再说讲学，是实行致知的事情，是孔门所谓条理的开端。学问又怎么可以不讲呢？只是六经和孔孟之道已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汉宋诸儒的著作也几乎阐发完备，后人即使有所述作，又怎么能够超过它们？学者所可贵的，也只是守持老师的学说，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弄清怎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事精细考察，诚实实行而不懈怠，即使独处暗室也无愧，直到白头仍守持一节，如此而已。世上的学者不致力于平易之学，却轻视古训，想自立为一家，甚至像给野鸭续长脖子那样显示长处，像画蛇添足那样自以为工巧；对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日常实行的道理，反而视为无用之物而不讲。还有更奇怪的，以片言只语树起旗帜；天下那些喜欢追求高名的人，只要稍微看见前面有人领先，便纷纷趋附。围绕一言半语反复争辩，直到终年也说不尽；这种流弊发展下去，将会内在抛弃自己的本心，外在抛弃实际事务，酿成清谈的风气，这是不能不及早辨明的。恭请皇上既慎重选择可以从祀的人，又发布明确的德音，使天下知道朝廷崇祀的用意在这里而不在那里，那么世道人心就会极其幸运。○谥法疏

译臣听说帝王用来劝善惩恶天下的手段，没有比爵禄赏赐和刑罚威势更大的；帝王不用赏赐却能劝善、不施威势却能惩恶的办法，则没有比谥法更大的。谥号这种制度，是父亲不能因私情偏爱自己的儿子、君主不能因私情偏爱自己的臣子的制度。一个朝代的得失，关系到千年的荣辱；虽然是对已经过去的人进行褒贬，实际上是为了激励、劝诫后世，所以自古以来都很重视它。本朝考察古制、崇尚文治，尤其严格执行这一典制。祖宗时期，文臣得到谥号的不过几人；即使身居中书省高位、六卿显贵，文章功德有可记载的，也不能动辄赐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重视它。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年间，文臣虽然常常得到谥号，但名义特别美好的，也不轻易赐予；以文学才能供职内阁的人，也不都谥为“文”，可见慎重的意思仍然存在。逐渐演变，自正德、嘉靖以来直到今天，泛滥已经很严重。京堂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以自行陈请赐谥，这是惯例。然而人的品行有纯厚和瑕疵，行为有大小，却一概加上美好的名号，这就等于人人都是善人而没有恶行。生前还有未尽的善行，死后改换而重新赐谥，是宽厚；可是行为玷污士大夫、名声污染青史的人，却偏偏因循旧例而不更改，这就成了只有晋进而没有退黜。这些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过去太祖给自己的儿子定谥号，鲁王称“厉”，伊王称“荒”。“荒”“厉”显然不是美谥。难道太祖不爱自己的儿子吗？这是向天下表示公正，不因父子亲情而废弃国家法度。父亲不能假借私情美化自己的儿子，君主却用谀辞美化自己的臣子，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臣又考察唐代，许敬宗谥号为“缪”，萧瑀谥号为“褊”；“缪”和“褊”作为谥号，都是人们所厌恶的，他们不敢宽贷。又考察宋代，司马光斥责夏竦邪曲，不许给他谥“文正”；韩维议定陈执中的谥号，必定谥为“荣灵”。司马光、韩维当时同朝为官，也不敢徇私。如今诸臣的谥号，难道没有像许敬宗、萧瑀那样的人吗？当时能够像司马光、韩维那样正直的人，又有谁呢？本朝人才盛多，远远超过唐宋，但谥法的取舍反而过于轻率疏略，凭什么垂示训诫于将来、光明显扬前代呢？似乎不能不赶快整顿。至于谥号中的“文”字，更加重要而重大；如果不是有道德学问，便必须忠信惠爱、知礼守礼；一定要像唐代韩愈、宋代朱熹那样，才可以无愧。即使不能完全如此，也必须有一项操守足以担当这个谥号。如今不亲自考察他们的善行，不亲耳听闻他们的声誉，只要出身翰苑，几乎没有不谥为“文”的。真正有文章德行的人，既无法借此表彰其贤能；没有文章德行的人，又借此掩盖了他的无才无德。这就使劝善和惩恶两方面都失败了。比如先臣礼部尚书霍韬、新建伯王守仁，并不是以文学职务著称，却把“文”作为他们的一项品德赐给他们，确实恰当。又如吏部尚书某公、兵部尚书刘大夏，不以文章闻名，却有文章的实际功用，为什么偏偏吝惜不给他们“文”呢？可以谥“文”就谥“文”，何必嫌弃众多普通官员？不可以谥“文”就不谥“文”，又何必在意他是否出身翰苑？古代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就没有谥号，所以凡是有爵位的人都可以得到谥号，只在于是否恰当罢了。臣希望皇上远则效法上古，近则以唐宋为鉴，想到褒贬的意义不可偏废，考虑名义的重大不可轻易假借，慨然独断，特地下令□□温之□，永远辅助清平之治。臣愚昧，实在幸甚；世道人心也幸甚。○请建立储君第二疏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大学士申时行等上一本，恳请皇帝裁断册立东宫、以重视国家根本大计，奉到圣旨：“卿等以册立元子之事请求，朕见他年幼柔弱，等候二三年再举行此事。”臣等敬想，皇上既然关心宗庙社稷的大计，又慎重对待国家的大礼，谋议和决断出自圣心，也已经明确说出了期限。臣等愚昧，未能体察这一点，于是去年正月又冒昧陈请，恭敬承奉圣旨：“还等候旨意施行。”钦此。臣等屏息等待命令，又过了几个月。臣私下从管中窥测，敬想圣意似乎是想不违背三年之约，姑且缓缓等待到今天，完全是为了重视圣言、向天下显示大信。如今计算明年已经超过三年，元子也将满八岁；从圣人教养的功业来说，正是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从聪慧资质来说，也不再是幼小柔弱的时期。皇上之所以慎重大礼而等待举行，现在正是时候。臣等充任礼官，职责所在，正准备遵奉明旨，选择吉日上请。如今两直隶、十三省的大小文武衙门，以及天下王府、藩国、四夷朝贡的使者，凡是进京庆贺万寿圣节的，都说他们境内的臣民也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册立之日已经很久了。” 这是因为皇上以深厚的仁德恩泽感动凝聚了天下人心，天下仰慕拥戴君主的人，也都希望快快看见这一盛典，为宗庙社稷万年之庆，本来应当如此迫切。可是臣等还拘泥于先前圣旨，等待三年期限，拘泥于旧的说法，避开有闰月的年份，难道不是太迂腐了吗？况且过了这个时间，年初将要到来，正好遇上万国入朝述职的时节；盛德在春季生发，又是三阳开泰之日，震宫建立储位，确实可称大吉；巽命发布，礼仪应当预先确定。臣等敢因四方入贺人员云集宫阙，陈述华夏与夷狄、中原与境外共同的心情，以重申前次请求，实在是替天下请求。恭请皇上遵循历代的良好典制，承顺两位圣人的欢心，重视已经颁布的大号令，顺应群情共同的愿望，特赐允准的答复，容许臣等查考册立旧仪，上请皇上，并预先命各有关衙门整顿准备，等待择日举行。这样，宗庙社稷的大计就确定了；诏旨一经颁布，天下万方都欢悦喜乐，因而引导迎来和协之气，向上迎接上天的休美，广施庆贺恩泽，向下使亿万百姓安康，都在于此。臣等不胜恳切祈望、瞻仰欢欣之至。○请一并册封恭妃疏

译近来据说合臣和科道等官相继上疏，请册立皇长子、正式确定储宫地位，没有得到皇上允准。随后奉到圣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臣等私下认为，皇上作此举动，不过是借宫闱中的喜庆，加以数重优待，并没有其他意思。没想到一时人心妄加猜度，有人认为建立储君应当早些，有人认为恭妃的位号不能不因儿子的尊贵而随之提高，一同晋升为尊贵的称号，于是议论纷纷。臣等属于礼官，职责本有掌管此事的部分；若不趁廷议纷纭之时稍作折中，恐怕会说以后建议更加烦杂，难免冒犯天听、损伤国体。立嫡子为储君、立庶子则按年长顺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皇长子既然称为元子，那么主持宗庙祭祀已有归属，天下人心归附他也很久了。即使他的母妃位号没有增加，谁又能违背这一点呢？难道还要借提高母妃位号来加重其地位吗？但臣的愚见认为，举行重大庆典贵在和谐欢悦、上下交接；考察典礼制度，应当以往例为依据。而帝王的教化，从闺门开始，进而治理家庭和国家，有些细微处不能不慎重。查得嘉靖十九年，贵妃王氏、沈氏同日在封为皇贵妃，这就是已有的先例可以作为依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人〕 在世宗皇帝时期，这件事本来就是考据典礼而合乎制度的。如今朝廷内外的人心既然都归附元子，想要尊崇其母妃的名号，臣等也恭请皇上俯察参与议论者的意见，遵循旧章，因元子的尊贵而尊贵他的生母，并一同颁赐晋封诏命，以重视国家根本，这似乎也合乎体制。恭请下令臣等一并拟定仪式，上请册封；这样礼仪通达、名分确定，言辞顺当、事情办成，和协之气遍及宫闱，道路上的浮议也就平息了。○请求宽宥议礼诸臣疏 先前据说合臣和科道等官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随后又恭敬承奉圣谕，晋封贵妃为皇贵妃。当时大小臣工一致希望早日建立元良，以确定国家根本，并一同晋封恭妃，以端正名分；而臣等忝居礼官，却不能明确端正典礼，提出统一的意见来满足众心，致使姜应麟、沈璟、孙如法先后因进言获罪，而且直到今天议论仍没有停止。礼官却不能端正礼制，就是尸位素餐；把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推给他人、让别人代替自己受责罚，就是不可宽恕。皇上正要日益弘扬唐虞三代的德政，却因这件事使人对皇上的宽大产生疑问，这正是明旨所说的把君主置于有过错的境地，也就是不忠。这样却不与三位大臣一同受罚，皇上的宽仁已经到了极点；但臣等难道还可以厚着脸皮居于这个职位吗？恭请罢免臣等的职务，以重视主持典礼的职责；仍请下令吏部，将姜应麟等照常迁转，以打开他们自我改过的道路。这样升降官员的标准就会明白，人心也会受到劝勉，才称得上是善于纳谏的圣明君主。臣等反复思考，圣明的时代尤其不能让人心积存疑惑，使讹言大量兴起。皇上想建立元子而姑且等待他年长，明旨屡次下达，难道不是把赤诚之心推置于众人腹中吗？” 可是群臣的疑惑没有消除，道路上的传言又有不敢传达到皇帝耳中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元子是天下人心所系，而替元子上封事的人，动辄受到贬谪处罚；恭妃是元子的生母，而替恭妃请求一并晋封的人，却没有得到皇上允准的命令。所以人心容易产生疑惑，讹言相互煽动，到了这种地步。臣等先前请求一并晋封，如今又替三位大臣请求纠正处分，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想要在将来消除疑惑。近来因为科举贡举正繁忙，不敢自行陈说请求罢职；如今三位大臣已经深刻悔悟，皇上的威怒也已经消解，所以臣等敢详细陈述自己失职的情状，并替三位大臣说明情况。恭请圣明裁察。○端正文体疏

译仪制清吏司呈报案情：查得近年以来，科场文章逐渐趋向奇异诡怪，坊间刻印的文章以及各地士子所学习的文字，更加怪诞不合正理，致使初学者受到误导，转相仿效。如今如果不严加禁止，恐怕会更加浸染人心，逐渐败坏世道，其祸害比异端还严重。大概人只有一颗心，在参加科举时，既然可以利用它以诡异的手段求得侥幸、取得功名，等到投机取巧的机巧已经成熟，任职做官以后，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还有什么事情不做呢？因此它所败坏的，不仅是文体这一方面，也同世道人心有很大关系。有关部门应当上奏请求申明告诫，以遏制狂澜，理由就是这些。此案送到本部，臣等认为：语言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语言的华采。内心坦荡平和的人，文章必定平正典雅而切实；内心光明的人，文章必定通达爽朗；不是这样的人，正好相反。这说明文章可以验证人的性情和操守。唐朝初年崇尚华靡绮丽，士人便趋向浮薄；宋朝初年崇尚艰深盘曲，人们便习染险诈诡谲。这说明文章同世道人心的教化有关。宪宗曾告诫詹事黎淳说：‘出题和刊刻文章，务必依据经书、考按传文，以文理纯正的文章作为规范。’所以如今乡试、会试进呈录中的文章，一定说‘中式文章要典雅切实、文理纯正’，这是祖宗的规范。如今士人写文章，究竟应当采取什么规范呢？自从我们这些人开始学习科举文章时，看见有人使用《六经》中的语句；后来又引用《左传》《国语》；再过几年，又引用《史记》《汉书》。当《史记》《汉书》的语句也用尽了，就使用诸子百家的话；诸子百家的话也用尽了，甚至取用佛经、道藏，摘取其中的句法、口语来写文章。这样凿伤朴实、离散淳厚，离经叛道，文章流弊到了极点。如今的文体尤其以遵循规矩法度为可耻，喜欢创新格调；把清虚空泛、没有实际内容的讲说当作高妙，把艰涩难读当作工巧。使用眼下不常见的字，便说是博闻；说出人世间未必有的言语，便说是玄妙的解释。只要奇特，义理通不通就不管；只要新颖，是否切合题意也不管。割断圣贤言语的脉络，以迁就自己的铺陈叙述；抛出自己的意见，以扰乱经书所载的常理。在白日青天之下，却谈论幽暗冥昧、魍魉鬼怪之事，这是世间的一件怪事。说出险僻奇怪的言语，却称他是正大光明之士；写出玄虚浮泛、枝蔓无实的言辞，却称他是典雅笃实之人，这可以吗？即使说人就是人、言论就是言论，那么以文章取士，难道只看文章本身吗？还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其心，害于其政”，难道是没有根据的话吗？我们并不是把文章本身看得最重要，而是替世道人心考虑，内心私下对此深感忧虑。我们曾说，古今书籍中有益于身心修养和治理之道的书，如《四书》《五经》、性理之学，以及司马光《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等书，既已颁行于学校，又载入法令，都是诸生应当讲习诵读的。这里面，家境贫寒的士人不能全部读到，我们不能强求；博学雅正的士人涉猎群书，我们也不敢禁止。只是官师所教导的、提学所考试的、乡试会试所取中的文章，若不是这些书中的内容，就不应旁涉其他。仍请求允许我们会同翰林院掌印官，把弘治、正德以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章中纯正典雅的，或一百多篇，或十几篇，刊印发布到学校，作为准则；不是这种文章，不得录取。除乡试会试已经由我们上疏定下，凡有触犯上述禁令的，立即指名弹劾处理之外，各省直提学官各自掌握一方文衡，评定文章高下，人人都会受其风气影响；转变士人的习气，对于世道尤其紧要。如果学校所培养的士人都专门写险僻奇怪的文章，而乡试会试的考场却要求合乎平正通达的规范，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过去只在科举举行的年份稍加申饬，对于各省直的小考却任凭他们改变扰乱旧有程序，置之不问，这就叫作使水源污浊，却要求水流清澈，是不可能做到的。应当恭候命令下达后，允许我们通知都察院，转行两直隶提学御史和各省巡按御史，再转行各该提学宪臣，务必仰体朝廷的德意，共同整顿文体、端正士习，以转变世道，不得厌弃常规、喜爱新奇，不得标榜奇异、搜罗怪异。如果再有前面所说的险僻奇怪、彻底违反绳墨尺度的文章，或者在经义中引用《庄子》《列子》以及佛、道之书语句的，即使文采可观，也要摘取其中最严重的，加以严厉惩处和压制，以示法度。仍请将发往吏部的考卷允许我们逐一阅验，并咨送吏部，作为提调学政官员考核优劣的依据。恭请圣上裁决。●《亦玉堂稿》卷二 商丘沈鲤龙江 论戚畹郑承宪请求赐予抚恤典礼的第二篇奏疏 议论秦王在服丧期间请求册封的奏疏 议论秦府进封的第二篇奏疏 议论秦府进封的第三篇奏疏 答复秦府进封的第四篇奏疏 议论庆成王请求册封继妃的奏疏 论述宗庙祭享事务的奏疏 察看寿宫地势的奏疏 议论改定北岳祭祀地点的奏疏 ○论戚畹郑承宪请求赐予抚恤典礼的第二篇奏疏。近来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郑承宪为其父郑福上奏，请求赐予抚恤典礼，其中内谕祭这一项，属于我们这些臣子的职掌，我们已于本月十六日按照旧例驳回上奏。恭蒙圣上裁断，特赐停止办理，只给坟银五千两。我们知道圣上的着重点在于礼，而不以财物赏赐的多少来决定轻重。然而，给得过多，也自有不合礼的地方。我们请求依据礼来论说。大概礼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因此凡是臣子请求恩典，都有可以比照的先例；一定要寻求职事相合、情理最为恰当的，才敢上报，这实在是慎重的。郑承宪以带俸都指挥使的身份，却拿永年伯作为例子，这算合乎礼吗？即使根据他所上奏的内容，已经说到名分并不相同，却又妄自援引比附，认为事情体制相同。我们实在不明白他的理由。如果这个也可以给，什么不可以给？像郑承宪这样想要得到的人，谁不想要？私下恐怕以后有仿效他的人，都会萌发非分求福的念头，越级比附、牵引类推，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机会；如此下去，恐怕不会到礼法的堤防崩溃才停止。国库财物有限，而戚里亲贵极多，如果人人都满足欲望，不知将拿什么来供给？现在国家正有重大工程，费用极其巨大；替郑承宪考虑，他应该少接受一些，以此荣耀君上的赐予；多辞让一些，以此表明廉洁谦让的节操。这样，君主的恩典和臣子的礼义，才大概可以两全。我们这些人忝居礼官，近来看到河南抚按□奏□说本省贫困的宗室，正逢大灾荒，连半粒豆菽也得不到，正在商议赈济抚恤，却□无从筹措。郑承宪如果能把财物捐输给国家，就可以使一千多名贫困宗室活命；这便是能够体察朝廷和睦宗族的心意，以报答皇上恩德于万一。俗话说：婴儿的疾病，常常是因吃得过饱；贵戚的祸患，常常是因受到过分宠爱。伏愿皇上设法保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