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八

译官府储存粮食以备赈济，除了官廪之外，又有设置社仓这一办法，本来都是为了平均救济百姓。然而把两者比较起来，社仓有实际的恩惠，官廪反而比不上它，为什么呢？因为在积储粮食的时候，已经把赈济救恤的地方安排好了。请让我详细说明：官廪通常不过一两处，社仓则四门、四关各有设置，储粮的地方多，准备也没有穷尽，而且输送散发不越出本境，这是便利之一。官廪由官府独自办理，势力集中；社仓则由官府和百姓共同办理，力量分散。力量分散，就能让众人共同出力；独自办理，就把劳苦全归于自己。众人的力量容易发动，独自承担很难周全，所以由一人负责不如由众人负责，这是便利之二。官府赈济必须依靠里长、排长上报，而里长、排长这些人平素都靠渔猎谋生。上报的人未必贫困，贫困的人未必得到赈济，反而使官府储粮徒然用来惠及奸人，赈济输送只剩下文书形式。社仓由富足诚实、公正而受众人推服的人替官府分理其事，又有贤能士大夫可以供咨询访问，因此本社居民谁贫困、谁不贫困，谁最需要、谁次需要，全都有真实了解，每一粒粮食都有实际的恩惠，这是便利之三。官府赈济必须按照里、排的次序，比较灾荒程度，逐一审问；官员如果又有其他事务牵累，势必不能迅速送达，拖延日久，使空着肚子、濒临死亡的百姓每天都要在旅舍等待次序，而所得粮食还不足以偿付费用，甚至有人空着口袋回去，或来不及吃一顿饭就死去，实在可悲。社仓赈济则各处救济各处，随到随给，周济他们如同烛光照见一切，发放粮食如同伸手取物，这是便利之四。官府赈济免不了盘拨、转运的烦劳，也有索取、使用的费用，有斗斛大小不一的差别，有推拉、背负的劳作；社仓赈济则全没有这些拖累，这是便利之五。官廪只有一两处，而饥民嗷嗷等待赈济的常有成千上万，肩挨肩、脚碰脚，灾气熏蒸，疫病难免，或许还会有其他祸患，也不可知。社仓赈济则分设各处、分别救济，人员分散而不聚集，自然不用担心这些，这是便利之六。官廪必须有屋顶、栋梁和地基，要花费砖瓦木石，还要设置能够遮雨的重檐；可是薄檐容易被雨雪沾湿，鸟雀沿着空隙啄食，仓鼠在墙中打洞导致毁坏，于是又必须按时修葺，费用不可估量。何况粮食一旦入仓，陈粮压着陈粮，便会红腐而不能食用；拿出来曝晒，又会越晒越少，还会有人借机营私牟利。社仓形状像圆囷，所需只要草木、泥土、芭茅，不需要砖瓦木石；阳光容易照入，所以不用频繁曝晒；没有重檐，鸟雀难以进入仓内；四周时时有人行走，所以老鼠不会造成损耗。这是便利之七。民间风俗一天天浇薄，就像东流的水一去不返。社仓建立以后，乡里之间共同救济有无，必然会和睦地形成同室之义、一体之情。不仅能在急难时相互周济，百姓也会亲近和睦，民间德性归于淳厚，同样会由此而来。这是便利之八。人情不能没有公私之分。如今在全国下令说：“我劝导大家输送粮食以备赈济，拿出你们的私藏，公开给同一县中并不相识的人使用。”如果不是特别豪爽的人，谁肯这样考虑呢？只有各社有仓，各自劝导本社居民；家道富足的，各自准备粮食，拿出余粮来等待兄弟亲戚的急难。人们一定不会对荒年赈济漠不关心，只是让本地人使用，不会泛泛地扩及其他地方。而且输送粮食的人有时也会贫困，还可以反过来取用仓粮，这正是民情所愿。顺着这个愿望加以引导，命令下达就应当像流水一样畅通。这是便利之九。这九种便利，只有社仓赈济具备，官府赈济却大不相同。我本来就说，社仓有实际恩惠，官廪反而比不上它。社仓议二

译仓库以社为名，就不只是官府的事情了。凡是居住在当地的人，都同样负有责任。传记说：“从来没有上面喜好仁德而下面不喜好义行的。” 如今我们的县令为本县筹划赈济荒年，已经如此诚恳了，难道乡里的士大夫和有力量的百姓，为自己的桑梓、身家打算，却不能喜好义行来完成这件事吗？我知道一定不会这样。乡里的士大夫中，有钱财富足的，没有不结社饮酒，用一天的欢乐耗费小民一年的费用；没有不极尽奢侈地置办宴席，搜集水陆珍味，强行让客人吃饱，直到客人推辞才停止；没有不盛饰山池台馆、鱼鸟花竹，供耳目声色享受，花费数千金也不吝惜；没有不把像老鼠洞里的土一样的残余弃物丢在无用之处，明面上资助盗贼，暗中损害福德。诸如此类，费用哪里数得过来？我不敢说诸位全都如此，但其中偶尔也有不能避免的。假如稍微节省其中百分之一，输送到社仓，用来备荒年赈济，使人从沟壑中起身，不过是斗斛中的一粒粮食，却能施行仁义、推行德化，使无用变为有用，诸位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况且既然称为士大夫，读书明白道理，就应当想到天下人的饥饿如同自己的饥饿，怎么反而对同室之人的困苦毫不放在心上？凶年饥岁，家中有余财，仓中有余粮，童仆都能温饱，却眼看乡里饥民横陈沟壑，这同普通百姓又有什么区别？这还不论阴德暗中受损、愿望不能满足，只说人人都有不忍心看别人受苦的心，难道我们既然号称士大夫，反而不能善于推扩这种心情，给乡里作倡导吗？即使分条陈述民间疾苦，向县令请求救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何况如今县令不等我们说一句话，已经先行忧虑、竭力救恤，思考善后办法，想使我们的父老子弟长久不受冻饿；我们若有不感激、不踊跃地带头响应命令的，就不是大丈夫。诸位一定不会这样。至于全县居民，其中有财力的人，难道不曾结社凑钱，随着会期讲经，却被奸人笼络骗取吗？难道不曾修寺建塔、铸佛塑神，为了求神而往南海、东岱奔走，跋涉道路，脚磨起重茧也不在乎吗？难道不曾斋僧供道、建醮设坛，为游食之人提供干粮，还自以为是在修因果、积福田吗？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事情，却被奸人欺骗蛊惑，大家总是竭尽财力，唯恐落后。积谷备赈本来是有益的事情，县令又如此恳切地办理，大家却迟疑不前，这怎么解释呢？神明正直，不可以私下谄媚；它所福佑的必定是善人。替善人做善事，没有比救济别人、使万物获利更大的；救济别人、使万物获利，没有比在凶年饥岁这样做更好的。孟饭的价值可以抵得上一斗粟米，诸位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却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到渺茫幽冥之中去求取呢？我真为诸位感到大惑不解。官府输纳麻烦而繁重，社仓输纳的多少可以随意。官府输纳有期限督促，有检查核验，有获罪拘禁；社仓输纳则缓急随意，不担心赔累，而且是自己积存、自己准备。即使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贫富哪里有常态？我今天拿出有余的粮食救济别人，怎么知道将来我不足时别人不会救济我呢？只愿诸位都承受县令的教令，进一步传播他的恩泽，来帮助完成这一盛举。社仓议三 从储藏来说，一个县中有富人，有穷人，还有不贫不富而衣食有余的人，大概不出这三类。穷人不能积存；富人输送粮食以备赈济，那么不贫不富的人，怎样积存呢？若积存在自己家中，就难免在用度上奢侈，挪用那些本来可以不花的费用，该怎么办才好？我曾见乡里小民有结社积钱的，有的三五十人，有的百人，把钱储存在一个地方，到了年末才拿出来分掉，各自得到的也同自己缴纳的数目一样。既然积存后又按原数分掉，并没有增加，为什么不存放在各自家中呢？实在是因为担心存放在家里会用度奢侈，挪用本来可以节省的费用，所以才这样自我约束，虽然麻烦也不厌烦，这是小民积钱的一种办法。我想推广这个意思，在社中积存粮食：凡是不贫不富而衣食有余的人，每月缴纳粟一斗，储存在社仓中，一年计算缴纳一石二斗。时间越久，积存的粮食越多。遇到荒年，也按各人缴纳的数目还给他，就像如今年终分钱一样，这也是小民积存粮食的一种办法。难道没有见过扑满这种器具吗？它是小器物，形状浑圆，只有一个口，口仅能容纳一文钱；装满了也不能超过三百文，但钱只能放进去不能取出来，必须把它打破毁掉之后才能取用。我如今想让小民在社中积存粮食，大概也是把社仓当作扑满，用来替大家寄存罢了。用人议

译自从我皇上登临帝位以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任用人才、谋求治理，短时期内的治理成效已经可以看见。近三五年来，许多职官没有补授，我愚昧实在不知道圣上的用意在哪里。只是想到太祖高皇帝神圣开创天下，考察古制而制定制度，从朝廷内部直到地方，没有一处不设置相应的主管衙门；从大到小，没有一件事不交给应当负责的官员，并不是徒然设置职位来凑数而已。总的说来，这些官职都是精神心思所寄托，也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依照它就能治理，不依照它就会混乱。二百多年间，圣明神武的君主相继而起，没有不遵循的；这不只是不要忘记前事，实在是应当遵守已经确定的法典。我请求逐一仔细考虑这些问题。朝廷内部五府、六部和各卿寺衙门，每天接受钦定的命令，随即发布到天下。一旦有阻塞，后来的文案就会层层堆积，难免耽误政事。所以如今五府有掌印官，一定又有佥书；六部有尚书，一定有左右侍郎，各自又有属官分理事务。其他卿寺也没有不是这样。因为根本之处没有阻塞，政令才可以周转流通而不滞塞。又特别派遣巡抚□御史安抚人民，派巡按监察御史纠察揭发奸弊，这些都是重要职位。如今却常常多年不补官，有的九卿衙门有正官而没有副职□，有副职而没有正官，平时事务繁忙，容易拖延；遇到紧急事务又缺少人手，只能相互借调。历朝以来，人才凋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这就是当今朝廷内部的情形。外省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有的主管兵甲，有的主管钱粮，有的主管刑名，各自担任一职，尚且担心不能周遍，于是又设置分守、分巡以及各处兵备，分别处理三司的事务，使一人承担的重担分给众人，容易施行。险阻幽深之处没有不巡视周遍的；上承政令，下宣教化，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以。若再把职务交给别道兼任，甚至相隔数百里之外遥相控制，形势上哪里能够顾及？各省地方常常超过千里，负责守备、巡察、兵备并分布弹压的不过几个人；又有入觐、入贺的人，有新旧交接而长期不能到任的人。实际在任的五六个人，尚且还不能配齐，怎么能够把地方都弹压周遍呢？地方广大，控制驾驭就难以周全，盗贼便会偷偷发生；事务繁多，耳目难以遍及，吏胥便会作奸，守巡等道怎么可以缺少呢？守巡等官以下，各府知府相比于司道，所主管的事务更为专一。如今也到处悬缺，只好委托佐贰官署理。知府之所以地位尊贵、声望厚重，正因为能够表率所属官员，使他们遵守奉行约束，不敢有怠慢政务、虐待百姓的行为。佐贰是副职，而他们的属官却是州县正官。官员的才能足以使人敬畏，才可以称为师帅吗？何况又有并非在自己辖境内而暂代其职的人，他们把官府只看作旅舍罢了。既然把官府看作旅舍，哪里还会把百姓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呢？能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百姓的子女吗？替人守藏财物，能像爱惜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惜它吗？他们谋求简易办法来塞责，就不肯承担困难的事情；只求应付眼前，就不顾及将来。即使略有办理，也不过是把眼前的事情办完而已。官府与百姓情意隔绝，父母和赤子截然分成两类，这是如今外任官府的景象。内政不完备，源头就会堵塞；外政不完备，水流就会壅滞。源头堵塞、水流壅滞，就不能有恩泽施及百姓，天下又怎么能治理好呢？任用人才以谋求治理天下，是效法祖宗的第一件事，而这是臣这个愚臣□□所说的。即便如此，这只是说通常情形，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海内的承□□已经如此了。正值差役繁多、赋税沉重之时，难道没有在草泽中起兵作乱的人吗？而各地没有官员，谁来简练军队？谁来储备粮饷？谁来修缮城池，谋划作战和防守，以防备意外？等到阴雨来了才筹划，来得及吗？况且朝廷每次派遣使者，必定设置副使与他同行；一时一事尚且谨慎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有固定职守、办理固定事务、用来承当上天所授职分、使各种功业凝聚的人，难道可以这样草率吗？如果说是为了裁减官员、节省费用，认为官员可以不完备，那么历年以来裁撤冗员已经竭尽全力了，难道还会有可以再裁减的吗？富有人家田地房屋稍微扩大一些，尚且多设置管事、广泛招募佃户，认为这样才是把家业分派给下人管理，实在是担心家业治理不好、土地利益有所遗漏。难道拥有天下国家，却可以吝惜这点小小的费用吗？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国家没有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如果官员不足，国家就没有仁德贤能之人；没有仁德贤能之人，就没有政事，混乱还会越来越严重。所忧虑的事情正这样重大，怎么能把它看作小事呢？恭请皇上效法祖宗，设置官职、举用遗逸，修复废弛的政务，使仁德贤能的人济济一堂地位列朝廷。这样，臣下承担劳苦，君上享受安逸，天下就可以不费力而得到治理。因此臣认为，任用人才是当今第一要议论的事情。○行政议

译臣认为，上天不说话，而由天子代它发言；君主有时恭敬沉默、不亲自发言，而由臣下代为发言。总的说来，这都是天的言语；所谓天言，就是天命、天讨所由发出的地方。这件事关系极其重大。祖宗朝廷当面决断政事，凡是按例应当批答的章奏，随着上奏便批答，随着批答便下达，从不留难。到了皇祖世宗皇帝深居静养，才开始不当面处理政事。但当时臣下禀报、承受的机务，没有不振作办理的，正是依靠章奏这一条通道来沟通君臣上下的情意。因此，国家的大政事就在这里。章奏就是政事，停止章奏就是停止政事；拖延章奏，就是拖延政事。皇上试着考察历代典籍，上下古今逐一查验，历代的兴亡治乱，难道曾有不办政事却能够立国的吗？皇祖虽然深居大内，但章奏批答迅速如风雨，他的精神何曾有一天不运转于天下？所以当时虽然不亲自临朝决断政事，但各种政务都得到整治办理，也自然与临朝称制没有不同。这正是嘉靖中兴之治没有受到妨害的原因。假使皇祖晚年不停止临朝，那么长期坚持下去而达到教化，应该不止于此。皇上只知道他倦于勤政的表面现象，却不寻求他振奋精神、精勤治事的志向，难道不是有所欠缺吗？臣反复思考，心中有一种隐约的忧虑，简直超过了杞人忧天的担心。凡是政事中应当兴办或革除的利害，人才应当升用或黜退的去留，□艺所要施展的才能，忠诚正直之士所要抒发的意见，国家大计所由以确定的事情，机密言论所由以剖析决断的事情，无不取决于一纸诏令的颁布。如果留在宫中不答复，而答复又常常错过时机，那么应当兴办的利益不能兴办，应当革除的弊害不能革除，应当升迁的贤能不能升迁，应当贬黜的愚不肖不能贬黜；明白能干的人无法显现才能，尸位素餐的人得以隐藏拙劣；怀抱忠诚之意的人郁积在胸中，奉行奔走职务的人困于羁绊。这是主持政事的臣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因此，国家大计众说纷纭时，若不早早接受皇帝的裁断，就不能明白；军机处在反掌之间，若不立即承受皇帝的决断，就不能解决。诸如此类，一旦迟滞，便会使皇帝的恩德意旨不能宣达，并且最终成为宰辅失职的过错，难道仅仅是臣下不能尽职吗？人情遇到等待就容易疑惑，诏书留中，人们便说为什么要留中；迟迟不发，人们便说为什么迟发。于是设置种种本来未必存在的忧虑，妄自揣测一个人的意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实在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现象。三代盛隆之时，各种事务都因此安定，就像四时运行有序，森然井然，没有差错。只是后世君主优柔寡断，才有许多应当办理却废弃不举的政事。皇上聪明睿智，独自掌握国家大权，本来是毅然决意大有作为的君主，却只是因为章奏滞留，使太平兴盛的功绩逊于尧舜之世，这是臣心中极为不安的地方，所以私下认为行政是当务之急。○屯田议

译自从鼌错建议招募百姓耕种边地，以充实边塞，这就是屯田的开始。此后赵充国屯田于西域，刘馥、邓艾屯田于江淮，曹操屯田于许昌，羊祜屯田于襄汉，孔明屯田于渭水，郭汾阳屯田于河中，韩世忠屯田于金陵，成祖采用前人的遗策，世代相承而没有废止。因此居住在当地的人没有输送粮食的劳苦，作战的人也没有等待哺食的困窘。屯田的制度，大概深得把军队寄寓于农业之中的意义；而补足粮饷的长远办法，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朝仿效古代遗意，创立良法，天下各处都设置卫所，各卫所都设置屯田。大体上守卫的人占十分之三，耕种的人占十分之七。军队一旦有紧急警报，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这样就在守御之中享有耕种收获的利益。这个制度又比古代更加完备。只是制度实行久了，渐渐失去最初的用意，也不能没有弊病。因此屯田的名册徒然存在，三军空着肚子却没有得到补益。整顿、收缩、振兴、举用的办法，在今天实在不能不讲求。请先说明屯田末流的弊病，然后再谈处理它的办法，可以吗？古代屯田，只是自己谋求生养，并不把忧患遗留给国家。有战事时供给粮食，百姓从未向官府取用；没有战事时耕种，官府也从未向百姓征敛。上面不劳费，下方得安宁，这就是屯田能够长久实行而不废弃的原因。然而如今耕种后缴纳粮食的人，有交纳、迁转的烦扰；戍守而领取粮食的人，有关卡支领迟滞的弊病。虽然这与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不同，但官吏借机作奸，事情越来越多，拖欠、负债、荒芜的端绪便由此产生了。国家养兵，最担心的是粮食难以供给。他们如果确实能够不挨饿，不过是不使我们□费，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同他们计算升斗的盈余，以此滋生弊病呢？这是屯田因租税而败坏的第一个原因。古代屯田，田地阡陌相连，上下常有数千里。耕种的人在其中从事生产，起初从未有不同的地方。如今国家的制度把屯田分散设置，本来是顺应人情的便利，谋求年年丰收。然而一军的名下，有时跨越数个圩；一圩的田地，有时又分在数处。势必不能彼此兼顾，于是舍弃远处而经营近处，也是人情必然如此。那些近而容易到达的地方，当然享有收入的利益；远而难以到达的地方，哪里能没有荒芜的痕迹呢？这样一天比一天严重，想使田地不被抛荒、粮食不因此落空，是不可能的。这是屯田因分散土地而败坏的第二个原因。古代屯田，是先有屯田，然后才有粮食。军队看待屯田，就像看待辎重一样，不能让它一天离开自己。如今屯田开始时与民田混杂，疆界的区别容易混乱。等到时间久了，又任由人自行放弃并盗卖，禁令不严，因此卖的人容易出手，买的人也不停止，辗转相承，田地离开原主，并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北方屯田土地的败坏，又是由于经界混乱而法令没有确立，这是第三个原因。法令败坏，并不是立法之初造成的。大概开始时，是由于端绪烦琐；后来，则形成于因循的过错。法令怎么能不败坏呢？所以君子制定法令，不以烦琐为可贵，而以简明为可贵；不以宽松为便利，而以严厉为便利。烦琐，弊端就容易产生；简明，就有统一的规范；宽松，法纪就容易松弛；严厉，就形成难以触犯的威势。为今天考虑，也只有以简明和严厉为重了。所谓简明和严厉，有恢复旧制的主张，也有更新制度的办法，二者本来不能同时兼行。请允许臣详细说明。那些屯田原有的定额，辗转相互买卖，已经不止一代，所经历的也不止一个人了。如今如果对盗买者夺取田地、归还军队，那么过去的人享受了利益，而现在的产业主却会非常难以承受，这正是不能不加以处理的地方。臣私下计算，置办田地的人，三年可以收回本钱，再过两年便能获得一半利润。请向百姓下令：凡是租种军屯土地的，限期五年归还官府；从今以后仍然出售屯田的，必定以重罪治罪。这样，旧有屯田的数额便可以逐渐重新集中。然后参照旧册，重新清查造册、删除改正；各卫各所的屯田总登记为一册，各军的屯田又注明四至，每个人发给一册，军队更换时便随册交接，这样私下授受或许可以大为减少。至于每屯达到百顷，就再命令武职一员专门管理此事，必须按时耕种收获，端正而划定疆界，同时承担抚恤训练的事务；上面的提督也必须为此制定严明的法禁，按时巡行，考核所属官员。所属官员治理有成绩，就与战胜敌人同样奖赏；所属官员治理无效，就与失去军纪同样处罚，必须信实果断，丝毫不宽免。实行久了，屯田不整治的情况就会很少。然而这只是就眼前的事情论事情，用来缓解当前的急迫、恢复旧有成法罢了。如果已经补救偏失、消除弊病，还要确立长久的制度，就不能不完全改变过去的道路，大力革新。为什么呢？把屯田分散设置，本来是顺从人的便利，但到最后却造成民田混杂、盗卖弊病丛生，这是疆界烦琐造成的。如果在守城的地方，把环绕城池四周的土地作为屯田，屯田之外才是民田；在守边的地方，把沿边一带的土地作为屯田，屯田之外才是民田，那么不仅耕种和守卫的形势便利，而且界限分明，彼此相距遥远，私自出卖的端绪就无从产生了。况且附近的田地，大多是常年丰收的田地吗？三分用于守城，七分用于屯种，本来就是灵活变通的办法。然而守城之人，无事的日子多，应该可以从事耕种；边塞地区，烽火警报时常发生，道路遥远空旷，想安心在田亩中耕作，也很困难。臣私下认为，沿边地区应当每一卒选派一名正卒守边，派一名副卒守屯，使在外守卫的人没有顾虑内部的忧患，使在内耕种的人没有外部骚扰的忧患。内外之间，耕种和守卫相互依靠、彼此维系。至于田地的分配，上下各有不同，若笼统授予，便不能辨别。臣私下认为，江南的田地，属于常年丰收的，每人五十亩就够了；江以北的田地，应当稍微增加；至于边塞土地，多瘠薄而少肥沃，不足一百亩便不能供养一年的生活。辨别土地肥瘠而规定田亩多少，那么人心安定，荒弃的情况就少了。这些都是简明而容易遵守的法令。用容易遵守的法令，再交给专门负责、能够取得成效的人，并用严明整饬的命令加以申饬，那么谁还会认为我们的法令难以实行、妨碍我们的法令呢？所以说，为今天考虑，不过是简明和严厉罢了。即便如此，屯田和盐法又是相互为表里的。自从实行守支的说法以后，商人不愿按照开中纳银的规定办事；这样一来，边塞就不能积存粮食。屯田容易废弃而难以长久，大多是因为盐法不能对它加以辅助。讲求屯田政务的人，应当在这里用心。○盐法考

译自从管子提出盐策的主张以后，后世都尊奉它，于是有专卖盐的法令，有管理盐务的官员，汉、唐以来都依靠它来充实国库。筹划边防，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成效。宋熙宁年间，命令商人把粮食和草料运到边塞，而用江、湖、淮、浙的盐给他们作为价钱，并且加以优厚，因此商人乐于趋逐利益，不辞奔走的劳苦。军饷依靠它得到供给，又没有转运的劳费，确实可以说是飞挽神运；一时补足边饷的办法，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朝沿用这个办法，召集商人开中纳粮，并著为法令，难道不是百世不可改变的长久之道吗？如今考察天下行盐的地方，设置转运司的有六处，设置提举司的有七处。国初曾经设置灶丁，编入图籍，授予盐池地，给以草场，补偿劳动本钱，并且还惠及他们的家属，因此体恤灶丁，确实十分优厚。等到盐制成而应当开中时，就衡量当地粮食、草料的贵贱以及道路险易、远近，折中制定标准，张榜招募商人。洪武时，每盐一引不过纳银八分；永乐时，也只缴纳粮食二斗五升罢了。本钱只有一份，利润却常有六七倍，这样使商人获利，确实非常丰厚。灶丁得到安置，人民就会努力从事盐业，财富的出产便有不会枯竭的源头。商人获利多，大家就乐于开中纳粮，国家财政便有稳定的收入。盐法在国初实行时，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可是到了今天，私盐泛滥，官盐于是受阻；商人开中纳粮日益减少，边疆的利益□□微薄，难道是如今的边事与过去不同吗？还是今天的人□□与过去不同吗？抑或是时势不同、形势变化，祖宗过去可以实行的法令，如今就不能实行了吗？我知道不是这样。况且倚顿不过是一个平民，尚且能够依靠盐的利益而获得不可估量的财富，何况以天下的全部力量总揽天下的利益和权力，难道还会有可以求取却求取不到的吗？刘晏在唐朝治理财政，当时各种费用有一半以上取给于盐法；如今只用盐法来补济边疆，难道反而会有所不足吗？臣因此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也是法制改变得太过，渐渐已经不是祖宗初年的制度，只急于眼前的小利，不思考长久的办法。现在说来，盐有常股，有存积；常股占七分，存积占三分，这是固定的规定。然而商人乐于存积盐容易支取，便争先恐后赶去办理；至于常股盐在盐场等待支取，常常没有盐，甚至要本人和妻子代为等候，这样商人当然苦于支给困难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洪武、永乐年间，纳银、纳粮的数额低廉，不只是把利益让给商人，正是为了优厚我们三军的士卒。成化以来，数额渐渐增加到八钱，商人便苦于难以谋利。更严重的是：权势者侵占夺取，卖窝、买窝，有申报开中的困难；例外劝借、加耗、私自增收，有输纳的困难；守候查盘、领取勘合，有耽搁逗留的困难；私盐既便宜，官盐于是壅滞，有发卖的困难。有这几种困难，商人就不乐意开中纳粮，边疆的筹划也因此空虚。为今天考虑，应当优待灶丁以开通盐的源头，疏通商路以引导盐的流通。要讲求疏通商路、优待灶丁的办法，正盐的价格不能不降低，余盐的价值不能不给付，支取的期限不能不守信，留难侵吞的弊病不能不革除，无用的钞币不能不折价补偿以足其价值，常股和存积的制度不能不融通而归于一体。在这些事情中，清理余盐、消除正盐的高价，是关键。为什么呢？盐法不能实行，是因为私盐壅塞；私盐之所以总是很多，是因为余盐给它聚集弊病的条件。大概贫困的灶丁苦于所得不够，常常把自己所得的余盐低价偷偷卖出；人情乐于图方便，又常常到有余盐的人家，用私盐交换，以求低价。这样，私盐怎么能不兴盛，官盐怎么能不壅滞呢？如今如果想提高余盐的价格，应当想想正盐的工本，直到发给钞币二贯五百，这还不算优厚吗？既然他们有这种盐，那么把它按照正盐看待，也可以。若想降低正盐的价格，就又应当想想祖宗规定的八分、二斗标准，这是多么低微啊！如今即使不能大幅降低到接近过去，也应当少取一些，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高。这样，正盐价格降低，既能有利于商人；余盐全部收取，又能有利于贫困灶丁；私盐将自行止息，公法也会自行实行。有人说：“国家财用常常苦于不足，即使想提高灶丁余盐的价格，又从哪里取得供给呢？”臣说：“盐所在的地方，就是利益所在的地方。盐确实没有穷尽，利益又何必担心不能扩大呢？如今治理国家赋税，却不寻求根本，不筹划□长远，只顾同普通百姓争夺刀锥般的小利，计算尺寸般的微小盈余，得到的少，失去的多，早晨实行四，晚上改为三，究竟是少了还是多了呢？所以治理得有道，常股盐就可以随时足用，不必再另设存积。何况这一方面迅速，另一方面就会更加滞塞；法令不壅滞，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的利益。”不必再计较细微的得失。何况商人困窘，国家也会困窘。这正是正盐价格应当降低、余盐不能不清理的原因。即便如此，还有一层道理。国家召集商人开中纳粮，本来是为了供给草料军饷、承担运输。如今实行日久，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宗旨。转运司上纳的规定不再遵循，沿边买粮的规则也不再实行，转运的劳苦仍然由我们承担。即使按时开中，也只不过同商人做一场当面交易罢了。假使三军士卒脱下头巾一声呼喊，或者边塞附近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即使府库有余钱，空着肚子的人也没有粮食。难道这是祖宗最初的用意吗？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杂买的制度就不能不恢复旧制；而屯田的制度，事务繁杂、推诿困难，难以实行，却没有人讲求它。○兵食论

译怎样才能使军队充实？军队贵在讲求实际。怎样才能使粮食充足？粮食首先要崇尚节俭。军队没有实效就会虚弱，虚弱就没有武力；粮食不节俭就会耗费，耗费就难以持续。这样看来，讲求实效与节俭，是军队和粮食事务的首要任务，也是筹划国家的好办法吗？三代以前的事暂且不论，只从后世说起。嬴秦偏处一隅，却凭借六国的形势来比较兵力、较量实力，那么秦不过是弹丸小国。然而秦人打开关门迎战，六国军队都缩手缩脚，不敢向西进攻，最终使秦完成了蚕食六国的谋略。难道不是因为秦民强悍勇武，可以依靠，而六国的军队虽多却有不能作战的吗？君子说：观察秦与六国的形势，就可以知道军队的道理。汉文帝处在战争创伤刚刚平定之后，尤其勤恳地下诏减免百姓田租；按经常的用度来看，似乎应当不足，但当时府库积存的粮食却陈旧到不能食用，腐朽到不能计数，财富极其充裕。到了孝武帝承接历代积蓄，又增加桑弘羊、孔仅的盐铁榷算收入，收入比汉文帝时又多百倍，可天下嗷嗷待哺的人为什么反而更加急迫呢？难道过去征税轻本来就有余，而现在征敛重反而不足吗？君子说：观察汉文帝的时代，就可以知道粮食的道理。因此，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使军队像秦军一样足以使用，而不必像六国那样人数众多；应当使粮食制度像汉文帝时那样足以供用，而不必像桑弘羊、孔仅那样苛细。那种不强的军队，就等于没有军队；这就像拿铅刀让它割东西一样。不节制的粮食用度，也等于没有粮食；这就像水从上面灌入，却从下面漏掉。扛着兵器等待敌人的士卒聚集在边疆，背负转运、供给国家的人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我们的军队不能说不多，征取也不能说不严密。但核查实际情况，无制度约束的士兵、没有能力的将领，以及听到作战就两腿发抖的人，超过了一半。用这样的军队驱使他们作战，难道不是拿铅刀去割东西吗？公家的粮食已经有许多冗余，土木工程的修建、赏赐的滥用，又年年没有停止，我不知道谁能供给这些开支。用这样的方式安排国家用度，难道能说不是水从上面灌入、下面却漏掉吗？唉，拿着铅刀的人，连腐朽的东西都不能砍断；盛水而漏的器皿，竟然不能保存一勺水。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也只在于反过来纠正它罢了。讲求实际，使它发挥作用；补住漏洞，使它不枯竭，这本来就是纠正弊病的方法。难道没有见过普通百姓的情形吗？用富人的家产，率领子弟抵御侮辱，侮辱没有不能抵御的。如果再招集乡邻众人来帮助他，敌人就会拿着武器进入他的家中。小民之家，给它十金，已经宽裕有余；等到家境越来越富，欲望也越来越奢侈，反而使使用的财物空空荡荡、陷入困乏。不知道军队不强，却只说征募的士兵不多；不反省用度不节俭，却只忧虑国家的用度不足，都是这一类情况。为什么不反过来从根本上谋划呢？有人说：时代有古今之别，所以财力有丰足和耗竭；风气有南北之异，所以人的性情有勇敢和怯懦。拿古代衡量今天，拿勇敢比较怯懦，是拘泥一端，不是通达的见解。臣说不是这样。人的勇敢或怯懦，财力的丰足或耗竭，终究不会因为秦、越不同而完全变样，也不会因为古今不同而截然相反。从前项籍凭吴中子弟渡江而横行天下，刘晏凭淮扬一隅供给国家而使日常用度总是充足，也可以看出军队没有南北之分，只在于训练；赋税没有多少之分，只在于节制。没有训练的军队，不加节制的用度，即使把天下军队全部聚集成军，又把末世的办法全部用来搜括财物，对富强的计策又有什么补益呢？所以说，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也只在于反过来纠正它罢了。即便如此，军队和粮食也不是两件事。军队冗多，就是粮食的耗费。苏轼曾说：养十万军队，五万人就可以裁去；供给他们十年，就是白白耗费五年的费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五万人〕 所以世上没有冗兵，也就没有冗余的粮食；天下没有战事，所谓军队不过是不忘记战争罢了。有志于太平谋略的人，应当重视从根本上筹划。○论京营兵制

译古人说，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就一定危险；天下的武备，实在不能一天不讲求。何况京城是定都之地，是中原根本所系呢？西汉兴起时，有南军、北军和羽林的制度；唐代有府兵，宋代有禁兵。虽然时代不同，盛衰互异，但它们创制立法，都有居重驭轻的规制和强干弱枝的意义。我朝自成祖定都燕京以来，深谋远虑，所制定的兵制，在京畿之内已经比各郡充实；而在京城脚下，又比千里以内的地方更加重要。考察建国初年，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只有四十八卫；到了永乐初年，才增加到七十二卫。当时设置五军营统领将士，三千营掌管宝纛、令旗，神枢营掌管神枪、火器；又选取京城附近各省以及中都、大宁等卫的官军，轮流入京服役，以充实营伍，这就是三大营。三大营的制度，对内守卫京师，对外准备征调，已经赫然成为天下雄强的军队了。景泰初年，又采纳本兵尚书干肃愍公的建议，认为各营将领和士卒各自发号施令，彼此没有统属纪律，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也不认识士兵，不符合同心一体的道理。于是选取各营精壮士卒十万人，分为十大营，并设置重臣总领全军。没有被选入的，称为老家军。到了成化年间，又增设两营，于是十二团营的制度在这时完备了。如今考察这种制度，大小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就像提起一张网而带动众多网眼一样，多么整齐啊！无事时就聚集起来□之，□壮国威；一旦有征发，就按人数多少依次调拨使用，不必到临事时才重新挑选，而且没有一个不是勇武强壮的人，多么有预备啊！用它来守卫，军队气势因而壮盛，可以遏制不安定的萌芽；用它来作战，我军武力便能扬威，可以取得肤功。祖宗的睿智谋划和深远筹算，确实已经超过前代；即使张良、陈平再生，也没有必要提出改变制度的意见。只是太平日久，纪律容易松弛，玩忽懈怠相沿成习，于是衰败更加严重。十二团营的制度表面上并没有不像从前那样安然存在，但如今号称精锐的军队，与过去的老家军又有什么区别呢？名义存在而实际不相称，明察细微的君子，只能认为它还有保存旧制名目的意思罢了。如果不是大力整顿刷新，怎么能振起积累的衰败、治愈沉积的痼疾呢？然而想要振兴和治愈，也不必破坏成规而另立一种制度。就是沿用今天的名目而求得实际，恢复往昔的旧制，这大概就是办法吧？什么叫实际？就是说，军队的实际人数不能不核查，操练不能不精熟，士气不能不培养，综合管理不能不核实。做到这些，再专门责成主管，选择边帅，修治这六件事，制度就完整了。团营的军队从来不是没有编制，为什么又说实际人数必须核查呢？古代兵农合一，有征发时，各家都推举家中强壮的人充当士兵，因此士兵没有不勇敢的，国家有常存的伸张之气。如今却是强壮的人耕种，弱小的人戍守；富人雇人代役，市井之人也替人服役。远看虽像蚂蚁聚集、云气屯积，仔细辨认其中的人，却有黄口小儿、头发斑白的老人，以及瘦弱憔悴的人超过一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养十万军队，五万人便可以裁去。怎么可以不核查呢？如今应当按年龄限制，正当壮年时登记，开始衰老时替换；根据形貌考验，以骁勇者升用，以衰弱者黜退。像乡社选士一样，只怕把不合适的人混在其中，以免军队受到损伤，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团练的办法，年年按时不废，为什么又说操练必须精熟呢？古代教百姓作战，教他们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的道义，以此振作民众的气概；教他们进攻、杀敌、击刺的方法，以此振作民众的勇气。这样，上面没有空洞的文饰，下面没有荒废的训练，军队便没有不能战胜敌人的。如今训练虽然辛勤，却只是像一群孩子围在一起嬉戏，也不过是照例敷衍罢了。古人所说不教百姓作战却把他们送上战场，今天正是这样。怎么可以不把训练做到精熟呢？如今应当让列入团营的士卒分为五十队，不只是设置队长，还要让其中有一个通晓道义的人，用忠信和尊敬长上的教诲来反复训导，使他们见到敌人便奋发而生出怒气；还要让其中有一个熟悉兵法的人，给他们讲解古代制胜的谋略，例如背水列阵、囊沙阻水之类，使他们平时就明白将领的意图；还要让其中有一个熟悉武艺的人，教他们冲锋破敌的要领，如今所谓的枪手，使他们习尚武勇，乐于战斗，像《秦风·无衣》所表现的精神一样。用这些来试验他们的勇力，必定能够投石、跳远；用这些来考核他们的技艺，必定能够在百步之外射穿皮革靶子；应当急切认真地训练他们，像严父教诲子弟一样，只怕他们稍有懒惰，因而使家声坠落，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否则，孙武当年用妇人演习阵法，就不能取得阖闾的信任了。至于国家养兵，每年耗费百万，不能说不厚；士气之所以不能振扬，难道不是因为供养他们还没有达到要求，而是因为有东西夺去了他们的士气吗？为什么呢？养兵本来是为了显示武威，如今却让他们承担搬土运物的劳役；登记士兵本来是为了国家，如今却让他们到豪贵之家服侍驾车。更严重的是，连他们应得的粮饷赏赐也被勒扣，甚至加以侵吞的人很多。古人说，没有作战时培养他们的气势，将要作战时培养他们的力量，恐怕不是像这样轻率容易的做法。用这种方式驱使百姓作战，正会使他们想要报复过去的苦难，怎么能指望他们争先勇敢呢？所以说，士气不能不培养，原因就在这里。国家管理武事，细节完备，不能说不周全；军队实际力量之所以不能充实，不是考虑不精细，而是有人使它松弛。为什么呢？战马是中国的长处，给了军队却不再考察它们的肥瘦，所以马匹多有疲弱瘦小的样子；两军对垒全靠铠甲兵器，有了它们却不检验虚实，所以兵器多是钝坏的器物。更严重的是，贫苦的人受雇服役以求谋利，而弓、箭、戈、戟一类武器，竟有最终不能储备的。

译古人说，器械不锋利，是把自己的士卒送给敌人；今天正是这样。用这种军队驱使百姓作战，就像捆住孟贲的双手，让女子战胜他一样，怎么能指望取得全军的功绩呢？所以说，军队的综合管理不能不核查，原因就在这里。综合管理核实，军队就有所凭借；士气得到培养，军队就没有不振扬的；训练精熟，士兵就都有教养；军队实际力量得到核查，军队就没有虚假的名额。军需装备完备，补偏救弊的政务大概也可以得到大体的实现了。然而臣听说，军政得到修明，分开治理，是偏将、副将的责任；统一统领，是交给边帅的任务。如今以文官为例，各部门官员分列在外，太宰考核他们的优劣而实行升降，这就是上面不劳累而下面不废事的原因。如今团营的军队，从一队直到千万人，既然各自都有主管的人，难道不能像文官那样专心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吗？又曾观察治理天下，选择一个宰相，宰相之道得到施行，天下万国就会治理。天下这样大，本来可以因为一个人而受到重视。如今把十二营的军队交给一名将领，由他负责提督，亿兆人的性命、国家宗社的祸福都系于其身，难道不能像任用十位宰相那样格外谨慎吗？这就是臣又提出专门责成、选择边帅说法的原因。责成必须专一，不能把它当作试验而随意办理。以一营来说，就有一万人的数目。作为大将，应当把甲、乙一万士卒编立名号，选取像前面所说能够胜任四项事务的武职人才，把一切交给他们；又要考核其所属部队，所属部队称职，就与战胜敌人同样奖赏；所属部队不称职，就与战败同样处罚，必须守信、严厉，丝毫不宽免。实行久了，将领们便会各自整肃军队、各自守卫职责，难道不胜过今天徒然训练却没有益处吗？选择边帅，不一定非要重臣才足以胜任。古代名将确实难得，但文武百官众多，四海九州岛如此广大，不可以没有□□之□□来担任此职。广泛询问、博采众议，就像国初的徐公达、近代的王公守仁那样。只要是这样的人，不计较地位高低，不问文官武官，边帅职权以内的事情全都交给他。我知道当今天下，任用一位将领，使内外相互配合，并不困难。为什么把主将看作小事呢？●《亦玉堂稿》卷九 商丘沈鲤龙江 《与元辅议处楚宗书》《协恭约》（有引） 《续协恭约》《戒私党说》《毛诗序折衷》《义学诗训》《六忠祠引语》《乡射约引语》《墓享仪引语》《垂涕衷言》《孝女传》○《与元辅议处楚宗书》您处理楚宗罪责，稍微过于严厉；我这个不肖之人为了远远避开嫌疑，不敢开口，如今事情已经结束了。只是叙功一事，仍有可以说的地方，我不敢不尽说自己的愚见。我私下听《礼记》说：“在市上处刑，让众人共同弃绝他。”法律本来就是如此。至于王族中有人犯了死罪，就说“在甸人那里磬刑”。解释的人说：“磬，是指像磬悬挂在架上一样把人缢杀。”甸人，是掌管郊野的官员；不在市上而在郊野，是为了隐蔽这件事。所以又说：“在隐蔽的地方施刑，是不愿让国人考虑到这是自己的兄弟。”不去吊唁，不为他服丧，在异姓的宗庙中哭，是因为以祖先为羞辱而疏远他。穿着素服居住在外，是不敢因私人的丧事而享乐。骨肉亲情却并没有断绝。解释这些话的人又说：“这里有斟酌、审慎处理的意思。”法律不能不执行，但不在市上处刑，必定在甸师所辖的偏僻隐蔽处施刑，始终不让国人看见并谈论我们骨肉的过恶，这是多么深厚温和的情意啊！如果公开彰显他的罪行并传布天下，让人人都听见看见，甚至论功行赏，凯歌充满道路，拿彤弓显示慈惠，以嘉奖异姓而轻视同宗，岂不是与《礼记》所说的完全相反吗？曾子说：“如果得知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感到喜悦。”这还是从普通百姓来说的。天潢一脉，哪个不是我太祖的亲子亲孙呢？当他们受刑的时候，祖宗在天之灵，难道独独没有悲戚哀怜的意思吗？□又怎么能把这件事作为赏功来办理呢？论功行赏，是庆典之事；俘获敌人、献上敌人的左耳，作为敌王所共同憎恨的对象，用于□□便是如此。宗族确实有罪而伏法了，难道可以立即把他们排除在□□之外吗？有人说：“宸濠不是曾经有过这种事情吗？”宸濠起兵叛乱，直指留都，罪恶已经昭著，上天的讨伐理应施加于他。等到他被擒获，尚且没有让他的身体和首级分处。楚宗的伪檄文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怎么可以同宸濠相提并论？如果说不赏，就无法劝勉后来的人，也无法培养人的勇敢之气，那么请改变形式来办理，不要交兵部，而交礼部议处。有功劳的文臣，交吏部记录；有功劳的武臣，交兵部记录；有功劳的士卒，由各有关地方官优待抚恤。不提赏赐，赏赐却包含其中；不因恩惠而废弃法令，法令却始终施行在恩惠之内。这与那些唱凯歌、发布露布、喜欢夸耀谈论的人相比，虽然同样是同行事，情意却不同了。我的这点鄙陋见解大概如此，不知道对您选择采纳是否恰当？谨以此作为一得之愚。沈鲤顿首。○《协恭约》【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