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七

译归德过去是州，设有州学。自从升州为府，便称为府学。太守邹公来主管本郡后，便重新修饰整治使它焕然一新，并让我作记来告诫求学者。本郡原是宋地，史书称这里的风俗接近古代，多有温和厚重的君子。可是世间又流传宋人愚笨的故事，如守株待兔之类，彼此拿来嘲笑。虽然事情并不全是这样，但那种质朴不雕饰的意思或许与所谓愚笨相似，所以称为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到了今天的人，喜好机巧而夸耀才能，以做愚人感到可耻，距离古代就更加遥远了。只有宋地风俗没有丧失“愚”的本意，所以才接近古代。那么求学的人难道一定要破除这种愚朴才算可贵吗？也不过是不要丧失它的本意罢了。仲尼说百姓的弊病是：“古代的愚是正直，今天的愚是奸诈。”奸诈是卖弄聪明的人所做的事，哪里称得上愚呢？只有正直而且愚朴不造作，学习才可以有所增益。所以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人，难道少有聪明才辩之士吗？但唯独称赞好学的人，如同愚朴的颜回；颜回死后，能够传承一以贯之之道的，只有鲁钝的曾参。列国大夫子产、公孙侨、季札、晏婴、文武、臧仲这一类人，难道不是风采翩翩、博学多能吗？可是唯独说宁武子那种愚朴是无法达到的，这是为什么呢？用愚朴来学习道，就会笃信；用愚朴来谋划国事，就不会欺骗。笃信而不欺骗，是诚的道路。诚能够自然产生明，明自然能够有所觉察，难道还需要凭空猜测吗？先王设置教化，以三物、五典教人，使人离析经义、辨明志向，敬重学业、乐于群居，不让人见到异物便改变志向，本来只是希望不要丧失赤子之心罢了。赤子之心纯洁完整，仍然是愚朴的。世人却讥笑愚朴，不知道离愚朴越远，风俗就越不古，学问也越不真实。试从往事来验证：梁园宾客如云，邹阳、枚乘等人文采灿烂，并不是不惊艳于机巧、夸耀才华，却对实际功用没有益处。千年以后，他们与荒台废址一同消逝。考察文献所尊崇而不忘记的，却只有微子齐圣的德行、张巡和许远的忠节、杜衍的宰相功业，直到今天仍未磨灭。冒死进谏、抗拒内降诏书，都是有智巧的人深深避忌而不肯做的事，却能够不朽，与天地并存。那么为什么要轻易抛弃愚朴呢？我是本郡人，叙述本郡的事情，记载本郡的风俗，不敢不以这个意思同各位君子共同勉励，以免辜负太守兴建学宫的盛举。学宫破旧，担心它不新，所以一定要革除旧制、焕然一新；学术败坏，不担心它不新，却担心它喜好求新，所以一定要反对浮新的风气，回归旧道。宋地的风俗，过去就以愚朴闻名天下。宋地的学者如果不沾染后世近代的机巧习气，仿佛保存这种愚朴而从事学习，或许可以寻得孔门颜回、曾参“四勿三省”的学脉而听闻大道。不奔逐支离琐碎的学问，品行和义理不受功利熏染。居家时可以成为风俗的表率，出仕后可以匡正时局。承担非同寻常的责任，肩负宏大的重任，确实有所依赖。各位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黄帝遗失了玄珠，派知去寻找却没有找到，反而是象罔找到了它。愚公想要移山，直到让儿子和孙子世世代代不忘，终于使山神为之自行移山。通晓象罔故事的旨意，还有什么精微道理不能彻底明白？关键不在于让聪明才智起作用。汇合愚公那样的力量，即使鬼神也可以感动，何必一定靠机巧智慧才能见效呢？如果一定不安于愚朴，追逐世间的机巧，把它当作新奇，那么这种固陋的说法，仿佛捧土去阻挡江河，岂不是要贻笑天下？这难道是真正宋地的愚人吗？新设商丘县学记

译嘉靖乙巳年，归德已经由州升为府，于是设置商丘为首县，却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县学。万历癸酉年，中丞朱公、直指褚公以及学使周公、杨公商议，请求设置商丘县儒学，诏令说：“可以。”后来学使衷公到任，才颁布兴学命令，设置学官和弟子。第二年，郡守郑公、县令何公在郡城的干寻地址修筑校舍。后来依靠公继任郑公为郡守，到乙亥年八月工程完工，建成文庙五楹、讲堂三楹，另建文日阁三楹，廊庑、官舍也都齐备。又过五年，到庚辰年，邹公继任公为郡守，素来兴致在文教，又加意整饬；他的属官别驾同公、殷公司理、陈公以及县令吕侯，才使工程最终落成。所以这所学校，经历了许多人的经营建设，他们的劳绩都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学博张君、许君便征求我的意见，请我作记。我看国家长久遵循正道而成就教化，各地广泛振兴学宫，师儒和弟子、祭祀礼仪和规章条令，都雍容而典雅。就像我们这所学校从创办经营、设置官员、备办器物，到聚集众多士人加以教育和供养，难道不能说文教已经兴盛融洽了吗？同过去蒙昧闭塞的风气相比，每天都更加开明，储备人才的道路也日益宽广了吧？培养士人不以人数多少为满足或不足，而只以真正得到人才为最重要。得到人才不以科举功名、官宦门第来分高下，而以确实有益于天下国家为足以称道。从前平原君曾经羡慕养士的名声，门下宾客有三千人，与诸位公子相比了。等到出使楚国，真正可以跟随他的只有十九人，那么十九人以外的三千人都可以不必供养了。毛遂于是自己说，自己处在囊中，最终凭借他确定合纵之约；可是那十九人除毛遂外，也都平庸无所长短，那么除毛遂以外的十九人也都可以不必供养了。士人之所以显得充足或不足，难道是靠人数多少来比较的吗？上面看重士人，以及士人值得看重，难道也在于人数多少吗？哪个时代不深究名实，却只看见科举及第者肩并肩、显贵官职接踵而来，便都说人才多、人才多，却不知道科第和显官，贤人凭它来成就自己的贤能，不肖者借它放纵自己的不肖，庸人得到它终究仍不失为庸人；因此培养士人、罗致人才的本意正在那里，而不在这里。所以说：志向在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志向在功名的人，富贵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安定社稷、救济艰难，这才称得上功名；如果不能增益道德，仍然会被有道之人轻视。何况区区的科举和显官，只是求取富贵呢？我曾听父老说，成化、弘治年间，民间子弟不愿意做诸生，学使者甚至到了官府，督促那些能够通晓章句的人，给他们穿上儒服、戴上儒冠。当时能够作文并考中甲乙科的，极少。然而在乡里能改善风俗，出仕能适合实用，在乡里受到乡人尊重，在国家受到国家重用，本来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我不敢认为那是人才不足。后来人文日益兴盛，读书声遍布全国，青衿士子济济一堂，登贤书、入南宫考试者接连不断地出现。但居家能改善风俗、出仕能适合实用，未必人人都能做到；有的人或许以当世为羞，以士林为笑，我怎么敢就说人才充足呢？由此可知，士人的品格本来是有标准的。淡泊宁静，不受世俗气氛污染，即使身穿布衣素服也足以称道；如果再加上位列九卿、执掌鼎铉的荣耀，得到一个这样的士人尚且可以夸耀为名世之才，何况很多呢？如果轻佻机巧、浮薄浅陋，只把荣华利禄作为志向，又很少能够坚持到底，那么即使九次升迁、列入五等爵位，也不足以计算。何况那些像蜗牛和蛮触小国一样争斗取胜，只求像木槿花转瞬即逝的快意，即使人才接踵相望，也只会被人说秦国竟无人罢了，有什么值得夸耀呢？各位士人应当共同讲习圣贤道德之学，彻底洗去后世求取青紫官服的鄙陋习气，在居家时成为珪璋般的君子，出仕时成为滋润天下的甘霖，使士人不被白白供养，而圣明时代真正收到得士的功效，或许可以用来酬答诸位大夫今天的劳苦。归德义学记 归德的风俗，向来以长久厚道著称。近年以来，普通百姓很少有积蓄，年幼求学的子弟又多因贫困而废弃学业；那些修养自身、努力实行道义的人，也有的因困穷而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风俗于是比古代稍有差距。做郡守的人，本来应当有补救、劝勉、扶助的办法，以帮助推行教化，可是我所见到的却很少有这样做的。适逢滇南邵公来任本郡郡守，他论治重视根本纲要而后才讲求声誉，放宽法令而尊重文教；其他培养人才的事暂且不必全说。他修订乡约，传播皇帝的训诫，使弦歌之声润泽学宫，区别贤良与鄙劣，一时士人已经纷纷向往他的风气。后来他又感慨叹息说：‘治理百姓就像治理军队一样，希望军队强盛在于振作士气，而鼓舞士气不可不先行；希望百姓振兴德行，在于感动他们的内心，而体恤他们不可不周到。我把兴办学校作为职责，可百姓中有人因贫穷而废学，不能自立，我如果[缺字]知道这情形，却还想强军而使军队空着肚子一样。’于是他在郡城西北角兴建一所义学，接纳那些无力自费求学的子弟；设置义田[缺字]百亩，补助求学者的费用；又在学校左边建义仓九楹，储存郡人[缺字]来捐助的粮食，并把它列入常规以备使用。工程完成后，便来询问[缺字]于沈子。沈子说：‘唉，这是古道啊，足以成为风范了！人的情感如果只被耳朵利用，就会修饰声音；众人的情感如果只被眼睛利用，就会修饰颜色。上面的人重视耳目[缺字]而轻视实际政务，世上的官吏便开始务求以才能互相夸耀，往往在柴米盐粮、细小琐碎的簿书和期限会期之间，炫耀赫赫的名声，猎取高位[缺字]而离去。至于谈到教化，他们便把它看作迂阔，个个捂住耳朵不愿听。唯独邵公雅意于文教，像这样补救、劝勉、扶助，难道不是所谓推行古道吗？从前大将把酒投进河中，军队众人饮之如醉；楚王巡行时，不忍看见士卒受寒，抚慰三军如同给他们披上温暖的丝绵。这两件事难道能够遍及每个人吗？是义气使人受到感动。邵公这项举措，姑且不论那些靠官府供给衣食的人能够有所凭借而完成学业、不至于废弃，其他众人难道不会都像醉饮美酒、身披温暖丝绵一样受到感动，从而恢复古代长厚的风俗吗？古语说：‘人跟从爱好，比服从命令还快。’从此以后，那些凭财力称雄乡里的人，难道没有愿意跟从这种爱好并且做得更加过分的吗？又哪里知道圣明天子不会把邵公的治理树为最优，用来向当世示范，为今天的郡守县令树立鲜明旗帜呢？如果果真如此，邵公施予恩惠虽然在一个地方，道义却将遍及天下而有余。因此说，足以成为风范。’ 亦玉堂记

译世俗大概称翰林官署为玉堂。虽然这是沿袭前代旧事，实际上是说那里主管文翰，不必事事操劳，厅堂房屋清幽深邃，像玉一样。我过去曾在这个官署任职二十多年，通常每隔几个月才去一次，即使去了也不在公座上处理文书，只是从容地同两三个同僚登上瀛洲亭，流连景色，谈笑直到太阳西移，然后骑马回来罢了。凭我多病、简慢懒散、不通晓世故，如果不是有幸在这里滥竽充数，足以容纳我的拙劣，大概早就不能待下去了，哪里敢奢望其他呢？每当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感戴皇上的恩德，称为荣耀而庆幸相逢。然而文翰并不是我的长处，所以虽然身处此职，内心总是惴惴不安，担心有人以《伐檀》诗中讽刺尸位素餐的议论来指责我，使我成为玉堂的羞辱，心里不能自得。戊子年九月，我辞去官职回到乡里，在城边极其偏僻的地方择地建了一所房屋。第二年二月，建成两楹房屋，东西两侧像鸟翼一样展开，每侧各有两楹房间，总共一个月就完工了。屋内摆放琴和书，屋外栽种花竹，又稍稍利用田垄、墙垣和空隙之地，种瓜果蔬菜以及红麻、豆、麦，各种一两畦，以此与城市隔开。每天早晨施一次肥，除夕浇灌一次，必定亲自去做，用这些事情代替平日熊经鸟伸的导引功夫。由于我多病而衰残，又想到老子所说披着粗布衣服而怀抱美玉，不仅不谈世事，而且悄然无人车马到门、脚步声到户；不是副墨的门徒、洛诵的后学，都不能登上我的厅堂、进入我的房室。过去那两三个同僚从容谈笑的生活，如今看来，还觉得太烦扰了。庄子说：‘你有一棵大树，担心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广阔荒漠的地方，逍遥地生活在它下面呢？’我所选择的地方，难道正是这样的地方吗？有时在花开的早晨、月明的夜晚，取出陶渊明《归去来辞》和仲长统《乐地论》朗声吟诵一会儿，用来助兴饮酒。至于从前的文翰事务，我一点也不关心；窗下只有一张床，任意仰卧起身，没有人认识我。梦中忽然醒来，还疑心自己的身体恍惚间正在瀛洲亭中，不知道其实是在自己的蜗角小屋里，这难道也是一种自得吗？还是上天使我来到这里的呢？古人有酬答君主恩赐的，每每把恩赐寄托在居处器用上，以表示永远不忘。我既然曾经在玉署任职，感戴皇上的恩德，如今选择地方建造小屋隐居，一时的情景还颇为相似。大概虽然我已经不在那个职位上，但那种清幽如玉的地方，皇上已经赐给我在家中了，我怎么能忘记呢？于是私下仿效古人的心意，把“亦玉堂”三个大字写在屋檐下，用来记载我这次所遭逢的情景，也同过去没有不同。唉！玉堂之所以像玉，明明白白；只是人可以指责，也可以晋升、退处。退处之后便只是旅舍，我怎么能永远拥有它呢？“亦玉堂”之所以像玉，只是相似，并不是真玉。如今我把破旧的扫帚也当作珍宝自我享用，不嫉妒、不贪求，可以在这里终老。由此说来，天池并不一定广大，榆树和枋树也不算鄙陋；心意所能逍遥的地方，就是我的居所。关键只在于人自己如何处置自己罢了。真实与相似，难道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标准吗？存蠹斋记 辛卯年，我在住宅西边建了三楹书斋，收藏古今书籍有数[缺字]卷，在上面悬挂匾额，题作“存蠹”。所谓“存蠹”，是什么意思？我有书却不能阅读，书蠹便趁机以书为食，而我不把它们驱赶，所以用这个来命名。唉！当初我年轻力壮，记忆力很强，但家里原本非常贫穷，除了科举功业和章句学问之外，整天呆坐面对墙壁，哪里知道天下还有书可以读呢？后来侥幸得到一个微薄的官职，游历京城，获得固定俸禄，才能稍稍购买各地书籍，扩大眼界；可是又被职务缠绕，忙忙碌碌地奔走，虽然有书却没有时间阅读。如今幸而解下官印回乡，可以在学问园地中畅游，尽力学习，可是头发已经斑白，双眼已经昏花，转眼之间便忘记内容；虽然有空闲也不能读书，我简直成了书店里的一个商人罢了，怎么能不感叹呢！今年夏天，连绵阴雨多日，书卷上苔痕四处滋生；天晴时便命两个童子把书搬出去曝晒，庭院台阶下群蠹纵横，个个肚子都吃得鼓鼓的才回来；再看我的肚子，却空空如也。我捧腹一笑，回头看见童子们神色愤怒，仿佛对书蠹很有怨恨，并且还要搜捕它们、把它们消灭。我连忙阻止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万物有成有毁，各有时日。我有书却不能读，书蠹趁这个空隙让我饱餐一顿，实在是我造成的，书蠹又有什么罪呢？’ 假如蛀虫不来侵蚀，而我最终把这些书捆束起来，求得藏入阁中，等待一两代以后，那么即使没有鱼虫蛀蚀，难道不会有人来蛀蚀它们吗？盈亏消长、循环往复都有定数，即使再强大、再聪明，也无法逃脱。因此，积聚得太多的东西，没有不散失的。君子对于有所爱好的事物，不能不寻求；寻求得到的，不必样样齐备，假如已经齐备，也不必固执地把它全当作自己的所有而过分珍惜。过去崇尚文治的君主，曾经派遣轻车使者分道四出，搜求山林民间遗留的书籍，把它们收藏在金匮石室、天禄阁、文昌阁等处，与奎宿、壁宿一同长存；如今保存下来的还有多少，难道还值得吝惜我这一室的藏书吗？我所可惜的，是自己拥有书却不能阅读；蛀虫虽然吃饱了，却不知道其中的滋味，那么这些书没有遇到知音，也是同样的道理。残断的简册、破缺的篇章，或许还在等待后人吧？这也是我不敢肯定的。庄子说：“火种传递下去，并不知道它会熄灭。”这句话说的是六经所载的常道，不需要积藏便自然充足，哪里还用担心蛀虫？至于不是这样的书，是否会被蛀，任其自然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蛀虫？童子听了我的话，把书收好放回原处；逃散的蛀虫有一半，仍钻藏在书帙中的，也幸而都没有受伤。唉，世间积存而没有用处、最终又不能免于被人蛀蚀的东西，哪里只有这些书呢？敦伦书院记

译士人在学校中受到培养，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另设书院呢？回答说：设置书院，是用来补助学校教育不足的地方。先王的教化制度是：家中有塾，党中有庠，乡中有序，国中有学；使人懂得仁、圣、义、中、和所应有的德性，懂得孝、友、睦、婣、任、恤所应有的品行，又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经过九年考察成效，到了四十岁再试用为官，才华从充盈的余裕中流露出来，施展于蓄势已满之时。所以从公卿大夫以下，直到牛羊、仓廪管理人员以及低级官吏的选拔，全都符合实际需要。当时上面没有荒废教化，下面没有荒废学习，教化统一、风俗相同，效果就是这样。周王室衰微以后，教化衰败，道德、礼乐、经术所寄托的地方，不在学校而在山林乡野。孔子是大圣人，却不能得到君主之位，于是在洙水、泗水之滨设科讲学。大概跟随他的缝掖之士有三千人。从那以后，士人怀抱才能却得不到任用，便在乡里之间私下相互教授，往往不出门户而自然形成学校。后世书院的源头，大概就在这里吧？秦汉以来已无从考见，宋代理学大为昌明，嵩岳、岳麓、睢阳、白鹿四处最为著名，学生多的达到数百人。我朝遵循历代典章，政治教化美善昌明，从两都、郡邑一直到边远蛮荒和海边地区，没有一处没有学校。士人逐渐受到教化而兴起，人才济济，为王朝道路上的羽仪，长期以来都称得上盛况。然而，道德、礼乐、经术所寄托的地方，如今还存在吗？先生用来教导的、弟子用来学习的，不过是在读书应试、制艺帖括之间，按照题目分类，比附作答，编纂摘抄、剽窃拼凑；口头表达被蠹简中的记诵磨损，思虑又被游词的抄缀败坏。于是豪杰之士往往以此为忧，彼此修养身心，时时阐明自己的学业，用来教导同乡之士，于是各处都有讲学书院。但它的弊病又在于：穿着宽衣博带，成百上十人聚成一群，絮絮谈论清虚玄理，实际上却孜孜追逐利欲，这又同学习有什么关系呢？万历初年，主管此事的人发愤提出建议，分条禁绝并拆毁书院，这些话确实是有所激愤才说的。即使如此，难道因为有人涉水而溺，就废弃天下所有的船；因为有人噎食生病，就废弃天下所有的食物吗？二百年来，著名公卿和大儒深入探究理学奥窟，成就德行、培养人才，都从这里产生。只惩治末流的弊病，却连同它的成法一起废除，并不是通达的论断。如今圣上长久施行宽仁之政，崇尚儒学、重视教育，过去关于禁毁书院的议论全都搁置不用；各地主管官员才敢重新修葺废弃毁坏的书院，而我们归德也开始得以恢复旧日的制度了。按地方志记载，书院原在府城西北，宋初赐名为应天，并有诏令。赐名碑在旧城之内。金、元时期是归德府学，本朝沿袭不变。弘治年间被水冲毁，于是把学校迁到府治东面，书院也随之废弃。自世宗以来直到现在，大概是毁坏了便修，修好了又毁坏。过去的斋舍、厅堂、廊屋、楼阁、号房、围墙、门和牌坊，已经全都荒芜成茂草，荡然化为瓦砾。如今全部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而且比过去更加宏大宽敞。题名为“敦伦书院”。如今两都、郡邑的学校都称为“明伦”，书院却改用“敦伦”，为什么呢？回答说：“明”的意思是明白、认识，“敦”的意思是践行。认识和践行相互需要，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实行，就不足以称为真正的认识。现在看太祖皇帝《大诰》三篇和教民榜文，其中谆谆教诫五常；后来又诏告师儒说“正心实学”“崇德重义”“检身饬行”，其中的用意就可以明白了。士人若不深思立教的根本，把它降低为口耳之间的学问，或把它抬高而沉溺于玄虚，就像在脂上作画、在冰上雕刻，只留下外表而缺少实际。这样怎么能称为明白？这里题作“敦伦”，正是皇极所宣示的言语，是要人如此受教、如此实行。我们同道的士人，还应当把这些道理藏在心中、修养自身：大的方面要明白君臣之义，使父子关系敦厚，使兄弟长幼有序，使夫妇关系合乎正道，使朋友之间相互资益，从而增进自己的德行；然后再以博学贯通它，以多方面的知识辨析它，以文章辞藻阐发它，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虽然充任三公之职，却自量忠诚不足以使君主信任，恩泽不足以报答百姓，形神梦寐之间都像是山中的人。古代的君子，进身为官不能使君主安享富贵尊荣，退居以后还可以使自己的子弟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因此我叙述古今求学的根本，和诸位士人共同观照鉴戒。四鸠巢记

译我在亦玉堂建成后的第二个月，便在它东边空地上搭建了一间小屋，作为燕居寝室。又过了一个月，房屋竣工。房屋刚从别处迁来居住，恰好有一对鸠也来筑巢。我感到奇怪，心想：刚开始择居便有这种鸟来，难道是吉祥的征兆吗？是不是呢？这件事不能不详细讨论。听说《诗经》中有关于鹊巢的说法，说“鸠性情笨拙”，但又说它“居住在喜鹊筑成的巢里”，这是为什么呢？天下没有两种性质同时成立的事物：机巧就是机巧，笨拙就是笨拙。观察人在清浊之间的表现，君子也不能没有疑问。喜鹊虽机巧，难道不是辛苦经营才筑成巢吗？鸠却嘴不劳伤，脚不冻裂，一旦有现成的巢便乘机居住。这样看来，喜鹊反而不如鸠，还能说鸠是笨拙吗？鸠啊，鸠啊，难道它只是名义笨拙而实际上机巧，表面阳直而内心阴险吗？事物若是这样，我不愿见到。难道这会是好的征兆吗？于是赶快命涓人把它驱逐。鸠围绕着自己的巢飞翔鸣叫，像哭泣、像申诉，仿佛要阻止我。我有所感触，更加觉得奇怪，于是替鸠辩解，但它终究也只是笨拙罢了。大厦落成，燕雀便来相互庆贺，这是鸟的机巧；见到异常便飞起，盘旋之后才重新落下，这是鸟的智慧。和我的阛阓比起来，大厦又哪里算得上无边无际呢？鸠不知道什么叫筑巢，却在我的房屋中筑巢，连它的蛋和翅膀都可以俯身看见，这不是笨拙又是什么？我天性愚钝，不善于处世。世上的君子正要来责备我的笨拙，想要毁掉我的巢，已经从他们的脸色上显露出来了。鸠却偏偏来投合我而居住，岂不是在羿的箭弓射程之中游走吗？懂得机巧的鸟，哪里会这样？这样说来，鸠并不是名义笨拙而实际机巧、外表阳直而内心阴险，也就没有什么疑惑了。征兆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于是又命涓人谨慎地保护它，鸠巢这才安定下来。从此我读书，发出“吾吾”的声音；鸠鸣叫，发出“呱呱”的声音，一唱一和，像相互爱恋仰慕，和我十分亲近。我不但不再怀疑鸠，反而转过来怀疑自己。先前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筑巢呢？世人曾说“海翁忘机，鸥鸟不飞”，鸠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吗？还是它看见我的样子像一只鸠，却不能辨认吗？或者我的房屋笨拙简陋，它便把这里当成鸠巢而依附居住吗？还是声音气息彼此感应呢？这些都是我无法知道的。只是我曾听说善于修道的人，机巧的欲望要一天天减少，笨拙的本性要一天天增加；这种损益，取决于同什么相处。如今鸠因笨拙而在我的房屋中筑巢，这是鸠增加了一分笨拙；由于我的房屋有鸠巢，这是我增加了一分笨拙。是鸠呢，还是我呢？是我呢，还是鸠呢？难道我们都有增加益处的征象吗？我想续写《鹊巢》作诗，却困顿不能成篇。过了一会儿，我闭目小睡，梦见两个羽士，穿着褐衣、衣上有斑纹，仪态整洁从容，向我作揖走来，说：“幸亏借您的屋宇得到庇护，序干又□您的声誉来满足自己的心愿。我既然拜受了您的明白恩赐，怎敢不最终把所听闻的告诉您？《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开头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始有终。’我虽然笨拙而没有什么才能，但□有血气和知觉。您过去大概不能没有疑惑，如今我私下看见，主人的手杖上刻着我的形貌，只有外形而没有内心。和木鸡相比，它的德性算是完整了。您或许也有这个意思吧？从今以后，他扶您行走，我陪您居住；共同守着这一分笨拙，永远不离开。这样差不多可以使您得到三种益处了吧？我和您大概因得到您而成为四者。希望主人为我们作证订盟！”梦话还没有说完，我突然醒来，打开□一看，寂静无人，只看见两只鸠栖息在我的屋檐下。于是我便说我的屋子成了四只鸠的巢。放鹤记 我的性情喜欢清雅，尤其喜欢观赏万物。在鸟类中，形体、气质最清雅的，大概没有比鹤更合适的了。我极为喜爱它，得到一对，放置在醉竹轩。我稍有不快，就扶杖前去观看；饮食有不合口味的，也对着鹤进食饮酒。客人来拜访我，我不能好好款待，便指着鹤说：“何不让它们替你留住客人？”没有不大饮直到醉倒的，因此我对鹤的爱更加深厚。我常常当面对客人夸赞说：“多么美啊，洁白明亮！它的衣裳洁白，裙裳黑色，身干修长而头顶朱红，俨然是竹林中隐居的高士。我愿和你们共同生死。”不久，我看见一只蜣螂推着粪球滚动前行，来回不停。我厌恶它污秽，想杀死它却又不忍，只好放它离去。后来我所驯养的鹤，有一天我将远行，喂鹤的童子没有按时供给食物，致使鹤非常饥饿。我回来进门，忽然看见它在吃污秽之物，便惊骇不已，心想难道我已经老眼昏花，不能看清了吗？走近仔细察看，果然是污物。我悲伤得精神沮丧，茫然若有所失。先前对着鹤饮食，想吐出来却吐不出，更后悔自己从前当着客人过分夸赞它，实在毫无根据，也感到羞耻。想杀它又做不到，只好也放它离开。而先前那只推粪球的蜣螂，后来变成了黑色的蝉，栖息在高大的树林中，吸风饮露，不需要人世间一粒粮食、一点粪便，自在得像轻雾织成的纱，不沾染一丝尘埃。后来我又看见树头粘着一个外壳，肢体都具备，像尸解一样，却不知道它是怎样变化的。圉人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蝉蜕，正是从前推粪球的那只蜣螂变化而成的。”我默默后悔当初幸好没有让它被杀死，为此叹息不已。唉！我过去喜爱鹤，是因为它的气质极其清雅；如今如果它竟比推粪球的蜣螂还令人厌恶，那么我说它接近污秽，今天又看到这种动物，怎么能只凭外表判断呢？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为世间的□□者留下鉴戒，也借此警醒自己。自适园记

译我平素性情喜爱花、竹、泉、石，急切程度超过饮食，尤其喜欢农家种植的事情；但不能每天亲近田野，以此为遗憾，所以常常在客厅两阶之下种禾、麻、菽、麦、瓜、蓏、果、蔬之类，每样各排一行，每行都只有几株。我有时也戴斗笠、拿农具，像农家一样耕耘收获，把这当作日常。从厅堂到寝室，以及醉竹、扶杏二馆，也各自有花竹泉石，随地势适当布置，小小的地方也形成情趣。土地不超过五丈，却足以使我悠然自得。因此取名为“自适园”。“自适”的说法最早见于《庄子》，认为适合自己的快乐与使别人快乐不同。世上的儒者于是对这两种快乐有所高下区别，我认为这是过分了。人生处在天地之间，好像蚂蚁背着一粒米，每天在宽广庭院、周围台阶下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就是使别人快乐的快乐的譬喻。还有人吸风饮露、吃枯土、饮黄泉，虽然淡泊无求于人世，最终也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一样归于死亡。赞美这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不如把两者都忘掉。何况我所谓自适，也未尝不是要凭借别人才能得到快乐吗？为什么呢？我所种植的禾、麻、菽、麦、瓜、蓏、果、蔬之类，可以补助我百亩田地的出产，使我能够煮饭、吃饭、滤酒、酿酒；我的厅堂又幽雅安闲，可以用来陈设豆、饮酒，这些都是我自得其乐的工具。可是如果有群聚之乐却没有人同我共享，也就不快乐。我在亦玉堂所收藏的东西，有近古的彝器、从水边得到的浮磬，以及骚人墨客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可以使我的心神和耳目得到愉悦；如果寂静无人与我共同披阅观览，也就不快乐。我在鸠巢中所收藏的东西，有一味甘美的食物、满罍的酒，以及醉竹、扶杏两处的春秋花草、山池、鱼鸟，可以任我登临眺望；可是嘉宾不能时时到来，也就不快乐。这就是我所做的自适之事，也没有一件不需要借助他人才能获得快乐。难道一定要在爵禄、车服、冠冕上劳碌奔波，像所谓让爰居听钟鼓那样，才算是使别人快乐的快乐吗？我又何必在两者之间分高下呢？所以说，不如把两者都忘掉。只有忘掉，才能无所不适。五愚公同社记 宋地四周河流山脉环绕，中间盘踞着数百里幽深肥沃的土地，川泽之气郁积而不得宣泄，所以地方风俗专一固执，当地人多有愚拙者。考察传记，其中有守株待兔、拔苗助长、刻舟求剑、把石头冒充玉石的人，这就是古代的四愚。过了几千年，到我朝万历年间，又有了当今的愚公一人；他的行事和古代四愚极为相似，但因为没有哪一件事不愚拙，所以不能凭一件事成名，只称为“今愚公”，以区别于古代的愚者，于是宋地有了五愚。古代四愚先后出生在田野，一生不离乡土，所交往的都是同类，因此虽然愚拙，却不危害社会。今愚公却误入仕途，被羁留在官场，向北游历帝都，与四方高明才智之士交往；但他既不熟悉他们的风俗，也不能顺应他们的言语举止，和他们相互周旋，提着他的耳朵教他也不能明白，凿开他的窍门也不能通达；平坦道路就在前面却不知道走，伏弩就在后面却不知道躲避。这样过了几年，终于因为愚拙而失败，也不知道到哪里安身。有一个踢了他一脚替他谋划的人说：“每个人都有适合居住的地方，也都有适合相伴的人。您是宋人，就应当回去寻找与自己品德相近的人，和他结伴，或许可以免除祸患。” 自己处在不适合的地方，和不适合自己的人结伴，因而遭受这样的重重困境，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今愚公听了这话猛然醒悟，当天就徒步回去。回去后看乡里的人，虽然仍旧专一蒙昧，却没有一个与自己相同。如果一定要寻找品德相近的人来结伴，难道只有古代四愚吗？可是四位愚公已经相隔遥远，怎么办呢？于是他更加迁居到宋城东面的荒地，把那里称作蒙昧之谷，筑起一间屋子，把墙壁粉刷白，在上面绘出古代四愚公的画像，然后闭门谢客，每天在屋中徘徊倚靠，仔细观看他们的一举一动，便一定说：“古人，古人。”又不时自言自语，像在向他们询问、回答。吃饭饮酒一定先祭告他们，像同他们互相酬酢。有人从缝隙中偷看，没有不暗自发笑的。今愚公自己却更加高兴，说：“这才真是我的伴侣吧？”于是自称为“五愚公之社”。唉，古今人物不能相及，为什么还能称为同社呢？我听先民的记载说：只要志趣相同、道义相合，即使相隔千年，也如同早晚相遇；志趣不同、道义不合，即使住在近邻，也如同相隔千里。今愚公和四位古愚，虽然生年不在同一时代，但他们像鹑鸟一样居处、像雏鸟一样取食，有外貌而没有内心，所以本来就是同一类。况且他画出他们的形貌，排列他们的事迹，同他们住在一室，早晚都能看见他们，怎么能说不是伴侣呢？然而他们没有血气和知觉，不会因得失、利害、是非、毁誉而产生情绪；没有憎爱，也就不会引发嫌隙，这样反而可以保全交情。他们同高明才智的朋友交往时，不也彼此相处得很欢乐吗？可是到了得失、利害、是非、毁誉等稍稍违背心意的时候，难道还能不互相动用兵刃吗？照此衡量，和聪明人交朋友不如和愚人交朋友，和富贵人交朋友不如和贫贱人交朋友，和今人交朋友不如和古人相交。只有外貌和言语，只有外貌和笑容，还不如既没有言语也没有笑容。今愚公这样寻求伴侣，难道还有什么□□吗？即使称为同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李中丞生祠记

译自从矿税使派出以后，天下骚动，祸患很多。那些在一地聚集众多宦官，像虎添翼的人，实在不计其数。其中没有谁像徐淮的宦官那样，挟持天子的命令，和封疆大臣争夺百姓；势力压过监司和郡邑长官，只有巡按御史能够据理争辩是非，但也不能长久。至于同他们较量利害、相持岁月、替百姓争取生路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中丞。中丞若只是依附宦官、随他们上下，却怀抱一点点义气，和他们角立抵牾，只凭一件事争胜，那么即使离开他们，对商民又有什么益处？至于消灭他们的爪牙、剪除他们的羽翼、揭发大奸、除去大患，使百姓脱离水火、拨乱反正，则没有谁比得上今天的总漕李中丞。当中丞刚到淮地时，宦官暨禄驻在真州，扼守吴、楚、闽、越交通会合之处；陈增驻在彭城，程守训辅佐他，横征南北齐、宋地区的关税和余盐；又有鲁保负责开矿、征税，郡邑仓库的余财以及芦政，则由邢隆掌管。虎豹一齐到来，百姓还能剩下多少？中丞既以陵寝所在、地脉所关、国家根本受到侵害之事打动朝廷，已经把仓库余财和芦税停罢，停止矿务，并撤去邢隆。又用公文警告各宦官，宦官才稍稍收敛，不敢妄动，江淮之间因此得到片刻喘息。不久，执掌朝政的人嫉妒中丞的才能，命令他回籍离职，又不让他得到替代者；过了好几个月，接任者仍没有确定。于是依仗宦官势力狐假虎威的人有上百，戴着猴冠、冒充宦官差役的人有上千。他们按户搜括百姓以供自己享用，窥伺利益、争相趋附；不断侵害商人，又剥削到百姓；不断抢夺富户，又剥削到贫民。咬到皮肉再到骨头，咬到骨头再到骨髓，千金之家早晚就会破败，万民的性命转眼便填入沟壑；在牙旗、纛旗、军鼓之下呼天求生的人，哭声直达霄汉。中丞于是起身说：“宦官五天之内就能胜过我，所以我的百姓才像鱼腐烂一样遭殃。我在任一天，就是朝廷一天的臣民；我作为百姓一天的官员，难道能坐看百姓陷于水火而被烧死淹死吗？”于是出面处理政务，催促接替自己的奏疏天天上报，严厉缉捕的禁令天天下达。于是告诫宦官说：“你们主管税收，你们主管盐务，整饬各自的属下，谨慎守好职责，不要放纵豪强，剪灭我的商人和百姓；否则我就请求赐用上方三尺宝剑来诛戮羞辱你们。”又向全国下令说：“你们这些巨猾神奸、无赖亡命之徒，不要倚仗威势，在我的境内骚扰；否则我将奉行三尺法令，把你们这些人处死。若有像孤狼、老鼠一样，凭借城池、依靠地方神社来损害盐政的若干人，依法论罪，绝不宽贷；若有像狼、豺一样吞噬、抢夺，伤害残害无辜百姓的，依法论罪，绝不宽贷。若有勋臣暗中盗行，率领暴虐的子弟、奸猾的仆役，挟持宦官、威胁商人，借机上下牟利以触犯国法的若干人，就把他们的罪状列入奏章上报，并用白简弹劾；宦官增加的罪行也一并追究。宦官私下勾结王惟中和程守训，内外相互作奸，侵吞抢夺，数以百万计，于是列举罪状上奏，把他们依法处置。陈增害怕获罪而死，宦官替他保护。宦官私下勾结朱枋，借威势侵害、盗取盐商，数以几十万计；商人不堪其命，于是把他拘捕依法处置，宦官受到震慑，不敢再逞强。这样，徐、淮一带的商人和百姓才开始有了重新活命的希望；父老百姓请求借寇恂之名挽留贤能，台谏官也请求留住贤才，大家一起为两淮商民请求中丞留任。天子于是认为中丞贤能，晋升他为大司农，命令他仍旧抚治淮地、总理漕运政务。淮地虽小，实际上是重要都会，商旅出行在这里汇聚，省郡的飞挽运输在这里经过，九边军饷在这里储备，国家陵寝也在这里发祥。各个宦官在这里穷凶极恶、煽动虐害，中丞在上面徒有空名，万姓在下面肝脑涂地。用不了一个月，就将看见弱者瘦死沟中，强者在乡里起兵。那时即使朝廷，又怎么能同淮地发生关系呢？公以已经离职之身，面对众宦官正盛的火焰，抗拒雷霆般的威势，拯救陷于涂炭的百姓，最终驱除强暴，杀灭诸宦官。黄河以南、长江以北，鲸鲵停止兴波，魑魅隐藏踪影，百姓如同拨开云雾看见天日。这样的巨大恩施和丰功，在今天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当时执掌朝政的人，想借楚王以妖言惑众之罪，向郭少宗伯等人泄愤，公拼死尽力维护他们，使他们得以生存。后来又唆使鹰犬般的台谏官，破坏国家谋划，厌恶直言之臣，想向刘司马郎等人泄愤，公触犯忌讳，仍然维护他们使其归还。因此他不能安居职位，因遭受谗言而离去。谗言的原因难以明说，难道不是替几个宦官和权臣泄愤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自古以来人们都为此叹息。于是义商某某等人召集众人商议说：“中丞公的去留，应当在上面主持祭祀，按时祭祀来不忘记公。”□主持祭祀，于是商议修建祠堂。祠堂建成，又商议塑造像。像塑成后，大家跑来拜谒我，请我为碑石撰文。我赞美中丞的功劳，感动于商民的义举，痛惜谗言的祸害，正是为了使公道不至泯灭。因此写下这篇记。《亦玉堂稿》卷八 商丘沈鲤龙江 社仓议一 社仓议二 社仓议三 用人议 行政议 屯田议 盐法考 兵食论 论京营兵制 社仓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