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六

译圣人的学问没有固定宗旨，难道有以学习圣人为宗旨的人吗？孔夫子出生以后，只是好古而敏于求学罢了。后世异端与儒者相争，才有辨析；而儒者又与儒者相争，也同样有辨析。通过辨析来彰明自己的心得可以，但辨析之后标榜自己胜过别人，希望天下人都来顺从自己，就未必可以了。一个只有一技之长的人，精深领悟到了极点，也可能获得玄妙的理解。所以解牛可以领悟养生之道，舞剑可以领悟书法笔法。然而获得这种领悟的人没有固定途径，传授这种领悟的人也没有固定门径，其中难道有某种神妙作用吗？假如把一群学习养生和书法的人召来，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像我这样解牛，像我这样舞剑”，那么很少有不困惑的。君子的学习，也只是专一凝聚、不分二心，亲身体验而不遗漏，使身心融会、事理契合。这样一来，随着所参究验证的对象不同，都可以见到道，都可以启发他人。可贵的是善于学习的人能在言语之前领会它，而不要拘泥于枝节。试看看近代的名儒，学业有成而有所发明，他们所得的心得，有的称为“敬”，有的称为“静”，有的称为“良知”；所指虽然没有袭用前人的名称，但功效都光大于洙泗之间。由此可知，他们并非故意喜欢标新立异。圣道犹如大海，但江、淮、河、汉同归大海，不必有相同的河道。近来我读到匡岳徐公的《明宗录》，因此有所感触。徐公拜李见罗为师，奉行以修身为根本的教诲，勤勉不倦。人参与天地人三才之间，所能凭借的只有这具身体；除了修身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呢？徐公所说的修身，是修养之后才发言，而不是先发言之后才修养。他对于明白亲亲及至善之理，终身奉行，有独自领悟而默默成就的地方。因此，这部书所记录的大旨，似乎是在说：“我以这个宗旨尊奉圣人而有所心得，也如同古人从敬、静、良知中获得心得一样。”江、淮、河、汉既然都已经朝宗归海，若不观察它们奔流不息的精神，只把疆域界限当作亲疏取舍的依据，岂不是要被海若所笑吗？所以圣人的学问没有不能进入的，关键只在于看他的造诣，不在于看他的言说。有人想说明徐公所宗奉的道理，也只应努力获得徐公自己所获得的心得罢了。这就是精深领悟到了极点，也或许是继承了敏于求学的遗意。《沈氏家训》序 前代劝人求学的诗文，如“富裕之家不必购买良田，书中自然有千钟粮；安居不必修建高堂，书中自然有黄金屋”等话，都是明主亲自制作的诏语，流传很久，家家吟诵，确实像刻在龟甲上一样牢固。凡是父兄教育子弟、师友相互劝勉，大多不超出这些话的范围。因此后来的年轻读书人，在蒙昧教养尚未雕琢之时，便先把富贵利达、荣耀自身、养饱家庭的打算熏染到心胸肺腑。从此发展下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我当然知道我家的子弟也一定有人受到这种毒害。如今想洗除这一积久的弊病，也不必提出一切高深的议论，只须反过来考察士君子立身的大节中关系紧要的事情，各自写成一篇训语，用来指示君臣子弟应当追求的目标。其中所称述的，也不必专门取法古代、说那些先生谈论而耳目从未听闻的事情，使后辈小子没有凭据便不相信。只举我祖父以来日常生活中可以作为家法的事，每篇各举几件，没有的就不强求完备。唉！一般人的情感，若把别人的善行告诉他，他有时听从，有时不听；谈到我们的祖父，他就会听；谈到我们的父亲，他更会侧耳倾听。这是因为情感越亲切，所以话越容易感动人。何况我们的身体，就是祖父的身体；自身不修养，就会使祖父蒙受羞辱。自古明王贤后所称述的修身要义，无不把效法祖先作为急务，难道士人百姓之家会有所不同吗？我这篇庭训，不敢舍弃祖父而去谈别的，也不敢编造饰说来欺骗祖父，只求使我的子弟能够相信罢了。训语共有七篇：第一篇说严，第二篇说孝，第三篇说悌，第四篇说睦，第五篇说义，第六篇说廉，第七篇说慈。如果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就引申开来，由此触类旁通、扩展开去，也是可以的。《应天府乡试录》序

译万历十年秋八月，应天府又举行乡试，士子由提学御史臣某和六馆各曹官员选拔，总计四千五百多人。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职责在于主持调度，提前请示后，皇上命赞善臣某、修撰臣某前往主持评判。臣某认为，留都是国家的丰镐之地；在这里建立首善之区，士人熟悉文章，文章所崇尚的风格一旦改变，四方执笔作文的士人便会像影子追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纷纷而来，文体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这大概是天下所看作先导的地方。臣既然要为天下树立榜样，又怎么敢不辨明呢？但如今作文的人，辨别起来就困难了。嘉靖末年，文章崇尚繁缛，若不写得繁缛，前辈容易省察辨认。如今的文章趋于简约，简约本来是为了追随前辈，却又把奇诡空幻寄托在其中，用来掩饰自己的不足；这只是袭取前辈文章的外似，而不是真实精神。把淄水和渑水混合，雅乐和郑声混杂，陈列在同一架钟上，难道还不难以辨别吗？这正是臣战战兢兢之处。臣奉命进入考场，与臣某召集各位同事歃血立誓，务必尽力淘汰文章外表的相似之处，以求得真实精神；御史臣某也严肃办理这项事务，谨慎防检内外。三场考试既依照制度举行，选取一百三十五人，依次列出他们的姓名、里籍和文章进呈。臣私下庆幸，文体或许可以由此发生一次变化，差不多能够得到前辈的遗风吧？希望诸位士子做到真实而不是相似，所期望的并不只是文体的改变。天下人习惯于追求相似，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做人也有这种情况。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就是正直端正、诚恳真挚罢了。如今有人认为坦荡平易不足以显出长处，便用铿锵震耀的声势来博取声誉、炫耀耳目；但他们内心其实并非如此，这不就像前面所说作文时追求奇诡吗？又有人把彩绘成船，却不能用来渡水；把草捆成车辕，却不能用来驾车，这不就像前面所说作文时追求空幻吗？在文章上这样做，文章却被称作追随前辈；在做人上这样做，人却被称作贤人君子，内心全都用虚假的相似来扰乱真实。臣所以说，天下人习惯追求相似，不只是文章如此，做人也有这种情况。文章难以辨别，还不如人更难辨别；不正直的人造成的祸害，还不如貌似正直的人造成的祸害严重。为什么呢？射干、乌喙足以害人，人遇到它们便会把它们扔掉；钩吻和黄精，外形质地高雅而相似，一旦被它们误导，造成的危害就不可胜说。因此孔子厌恶似是而非的东西。品格稍低的人，即使只是拘谨浅陋，尚且还可以取用；但忠诚、诚信、廉洁而只是徒有其表的人，却说他们是败坏道德的人，不列入士人之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深刻啊。后来有一天他说：“君子以玉为贵，以碈为贱。这并不是说数量多少，而是说玉是真玉，碈只是像玉。”我因此感到害怕，所以希望各位士人都成为贤人君子：务求真实，不要追求相似。所谓真实，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成为瑚琏那样的贵重器物才算好。譬如器物，玉是玉，石是石，石头虽然不是玉，却可以用来磨砺和砥砺，也并非毫无益处；只要不要成为像玉的碈就好。即使是真玉，而世人不肯任用我，宁可披着粗布衣服，把玉藏在怀中，等待有用之时，也不要羡慕那些像玉的碈偶尔得到幸运，反而成为那种像玉的碈。像玉的碈，连用来磨砺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能混淆真玉呢？淄水和渑水混合，也不能欺骗易牙；雅乐和俗乐陈列在一起，也不能混淆师旷。钩吻和黄精虽然相似，世上难道没有俞跗、扁鹊那样的鉴别者吗？所以我希望各位士人务求真实，不要务求相似。如今各位士人在文章方面，已经不再像碈了。将来国家任用他们时，能够消除其中奇诡、空幻的成分，使之归于正实；又诚恳而有力量地去掉相似的外表，以求真实。那么，他们在天下首先树立的标帜，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送张浒东归省序 张公任高平县令时，治理政绩被当时称为第一。后来被征召授为给谏，历任奉常，掌管纳言之职，各方面建立的功业和声誉，光明显著，已经载入人们的耳闻目睹。一天晚上，他因望云而思念母亲，抽泣叹息说：“唉！自从辞别我的母亲大人，到京师做官以来，心里没有一刻不时时在她身边。只是因为皇上的恩德尚未报答，所以忍耐至今。如今我已经竭尽不才之力，在这里六年了，或许稍微有些可以称道、可以报答的地方；可是倚门盼望我的母亲，难道偏偏忍心不回去慰问一次吗？”于是当天便上书请求回乡拜见母亲，言辞十分恳切。天子嘉许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出发那天，士大夫中与张公同乡的人，纷纷在部门外设宴为他饯行。沈子说：“啊，多么荣耀啊，张公这次出行，正像人子辞别父母而出游。父母盼望他回来，就像盼望他能带着事业成就回来一样。等他归来，做父母的既因儿子回来而高兴，又因儿子有所成就而更加高兴。人情大多都是这样。所以以经商出游的人，带着资本赚取财货回来，父母就高兴；以儒术出游的人，带着学术成就回来，父母也高兴。做官的人辞别父母、建立事业，带着自身去侍奉君主，他所从事的事业，与父母所期望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按理说应当怎样呢？张公如今进入乡里大门，在太夫人堂下拜见，太夫人一定会有所询问，而张公将上前回答说：‘当初孩儿做给谏，遇到国家大事，总是据理进言，曾经触犯皇帝的威严，违逆权贵近臣，也不顾惜自身。至于我历任的其他官职，也都勉励自己从早到晚勤勉办事，以免给母亲大人带来羞辱。’这时太夫人听了，一定非常高兴，并且会为张公斟上一杯酒，就像善于经商的人取出自己的珍藏，学士谈论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一样；即使是他的母亲，也没有不感到畅快的。张公所谓以自身的荣誉来使母亲荣耀，不是靠华丽衣服来满足母亲的口腹，也不是靠珍美食物来奉养母亲，不正是这样吗？我考察阅读往昔典籍，综合古人出仕与退处的概况，大多急于进取的人无暇顾及家庭，而爱惜亲人的时间确实很少；留恋家室、眷恋子女的人，又轻视功名，国家也就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才。这正是君子感叹成就完美德行很难的原因。张公报效君主像那样尽心，而侍奉母亲又像这样周到，大概一次出行便兼备了两件事情。因此我赞美张公这次出行。不过，《诗经》送别山甫说：‘愿他快快归来。’我又知道，张公不能忘记君主啊。田都谏疏草序

译从前我在史局任职，参与编修国史，查阅各部门的章奏，才知道有位贵竹田公。田公在肃皇帝朝任职于给事中官署，所条陈上奏的关于国家有利的事项，连篇累牍，多得无法记载。如今我感念时事，常常为之伤心，便想起田公曾进谏说开矿并无益处，又说各路镇守中官应当罢职归还各监局供职，这些意见当时都被采纳了。从肃皇帝到现在，经历三朝将近七十多年，田公所陈述的前两件事，对百姓和国家留下的福泽，难道能忘记其来源吗？可是如今负责榷采的使者在道路上交相奔驰，民间鸡犬不得安宁，田公的话更加令人思念。言论如果一出口便能让人听取，却不能奉行而奔走落实，那只是迂阔；当事者若只会弥补漏洞，事情过去后便把它当作陈旧的刍狗，那样的言论就不是深谋远虑的良策。田公总是根据事情进献忠言，如同俞跗、扁鹊施药，药到病除。经历的事情越久，而他遗留下来的方书，人们还能够遵循使用，并且没有不奏效的，这也差不多可以说立言不朽了。当初田公脱去布衣，在真定任职，以公正平允著称；后来被征召授职于谏垣，恰逢肃皇帝讨论建立南北郊祭祀之礼，迁置百姓坟墓数百处，准备清除郊外余地，田公进谏说不可。按照《月令》，只听说掩埋暴露的尸骨和埋葬腐骸，没有听说铲平人的坟墓，于是这件事便停止了。我从前读田公的奏疏，读到这里，才知道田公以仁慈之心为本，怜悯地使白骨复生、使死者仿佛重新有了血肉。田公立言是有根本的，确实是有根本的！近来田公的曾孙田珍在本郡任司理，也大有真定田公的声誉，辑录田公在谏垣所上的奏疏两卷，嘱托我为之作序。我还遗憾其中有散失的，我说：“田公的三篇奏疏已经很多了，又何必要求它们更多、要求一篇不缺呢？” 赠黑丹渠判山东盐运序 黑君的祖先凭武功起家，世代在邓至任官。黑君凭儒学显达，年轻时做诸生，负有奇才，可是多次参加科举都未中。后来游学太学，授任上林署丞，又调任光禄寺。所到之处都以能干有才称誉，当权者器重他，于是擢升为山东盐运司判官。同乡士大夫商议为黑君作赠序，便把文简交给我。我听说管子辅佐齐国时，谨慎整顿盐政，齐国因此富强。黑君所任职的地方，不正是管子施展才干之地吗？如今煮海制盐仍同过去一样，为什么国家却没有更加富强？我私下曾考察其中原因，大概是今天通商和驾驭商人的办法，已经不是建国初年的法令了。建国初年，盐商每年只需向边塞输送粮食和草料，数量也很少。那时国家不必运输粮饷，而军粮又有余，商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利益。后来的人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商人独占国家利益，于是挽起袖子侵夺商利。盐额不断增加，又加上纳锾之法。于是边塞不能屯军，国家因粮饷而疲困，士兵开始有脱去头巾、等待救济粮食的。大概商人既然陷入困境，国家也因此多事了。这同割下自己的大腿肉来填饱肚子，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所以说：今天通商的办法不是正确的办法。建国初年设置都转运盐使司，官员贵至金紫，品秩仅次于上大夫，地位尊荣显要。即使其下属的副职，也各自专掌印绶，授予事权，难道不是因为职务关系重大、事务繁剧，所以任用特别慎重吗？后世那些迂阔而不通达的人，竟把它比作桑弘羊、孔仅一类的盐铁专卖和财计，忌讳谈论；而在上面掌握权衡的人，也把盐运视为无用之职，压低任迁次序。因此做到这个官职的人，即使身系金印紫绶，仍然神情惆怅，面露不乐。这怎么能够鼓舞人心，使人尽力办事呢？答案是：今天驾驭官吏的办法不是正确的办法。国家掌握的巨大盐利，就像富人拥有良田。商人像农民，主管盐政的官吏像家督。农民得不到体恤，良田就会荒芜；家督不肯负责，农民就会懒惰。等到田地歉收，才四处借贷，忙忙碌碌地寻求足以养活人的办法，那又何必贵重地拥有良田呢？今天通商和驾驭官吏的办法，长久不改变，其流弊本来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黑君此去，希望你也遵循管子的道路，承受建国初年的法令，试着把我这点浅见谋划给你的长官看看，认为如何？如果能够让当事者听到，稍作变通，那么我这番话就不只是私下告诉你了。沈氏家谱序

译归德沈氏出自苏州府昆山县一保乡。元朝末年，有一位名叫道兴的人，世代居住在县城以北约七里的王烧桥以北、石将军庙旁。他娶蒋氏为妻，生子福一、福二。明朝兴起，洪武四年，有位姓潘的平章大臣搜括伪吴张士诚部下的旧军，牵连到道兴。道兴已经老了，不能服役，按次序应当由福一出发。福二奋然说：“弟弟应当承担这个劳苦，父亲既然不能去，我就代替哥哥去吧。”于是把自己的儿子铭留下在家侍奉父亲，独自带着妻子王氏和女婿范贵渡江北上。先到扬州府兴化县，调往河南祥符，又调到归德卫左所，占据屯城东南十五里的邵家口开垦荒地居住。当时是洪武二十二年。此前，王氏在祥符因病去世，已经葬在城东北陈桥旁边，不久坟墓被水冲毁，没人知道坟墓所在。福二续娶李氏，生有一个女儿。福二年渐老迈，不能再服役，他的儿子铭从昆山来代替他。洪武三十四年闰三月初十日，铭在真定藁城与靖难之师交战而死。这实际上是建文即位第二年。铭的妻子是洪氏，他们的遗孤祥当时刚满十七岁，便补入军伍。到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他随侍文皇帝北征，都跟随主帅渡过沙漠，扫平□庭后返回。祥娶姚氏，她是祥符人，生子三人，名叫忠、英、杰。从此分为三派，共生十一人，其中一人没有后代，其余十派相传共有三十一人。这三十一人中，又有四人没有后代，其余二十七派相传共有六十一人。距离始祖福二已经七世，七世以后子孙不断繁衍，尚且无法计数，而支派本来已经繁盛了。至于因科举功名而显贵的，则从第五世祖瀚、潮开始。瀚中成化甲辰进士，历任福建建宁府知府；潮中成化丙午举人，沈氏从此兴盛。又过了二十多年，建宁公的长子桐由太学生出任顺天府东安县主簿，次子柚以及他的儿子棋都成为有名的诸生。正德年间，建宁公去世，潮在参加南宫考试时去世，家门大概渐渐衰落了。到了嘉靖乙丑年，鲤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历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加授太子少保。照被授为山西绛县知县，烈被授为鸿胪寺署正，鳞被授为鸿胪寺署丞。其他人有的因恩例授予冠带和衣冠，成为儒者的又有几十人，人们认为这是沈氏中兴了。沈氏开始迁到归德时，屯所不能容纳全部族人。正统以后，有人在郡城东南七十里的界沟集置办产业，形成一支；后来又有人居住在城北四十里的冉站集，形成一支。这样连同屯所，便成为三处聚居地。只有建宁公的子孙世代居住在城市。唉！世道教化已经衰败，骨肉相互残害的事情不少。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回头反省过吗？且以我们沈氏宗族来说，如今的六十一人，当初本来是三十一人；三十一人当初又是十一人；十一人当初又只是三个人；三个人当初又同出于一个人的身体。为什么在这以前还是骨肉，到了后来却突然成了秦越一样的疏远之人呢？父亲和孙子，是我最亲近的人；可是即使是自己的身体与我仍是两个身体，他的痛痒我感受不到，他的舒适我也感受不到。之所以亲近他、爱护他到这种程度，只因为知道他与我同出一气，与我的祖宗同属一脉。族人即使疏远，但既然与我同出一气、与我的祖宗同属一脉，我难道能突然忘掉他们吗？亲近近处的人而忽略远处的人，只看见开头而看不见结局，这是多么不宽广啊！自从我的祖先迁居归德乡里以来，不过只有一所房屋和一块田地，不超过百亩。延续到第六世，仍有许多人艰难度日，这些我还亲眼见过。到了今天，却有田地连接阡陌、住宅靠近市场的人，这是谁留下来的呢？难道可以忘记吗？古语说：“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盛极难以继续。只有德行和义理可以长久。”从前我们的二世祖为国事而死，四世祖礼部主事公，以隐而不显的德行获得当时人的声望，又因孝行受到旌表；建宁公做官清廉，对子女孝顺，世代承载德行，不辱没前人，这些事情分别都详载在本传中。至于说到内在的德行，二世祖的原配洪氏、世父柚的原配张氏，都在壮年丧夫后守节，直到白头；哥哥光的冢妇王氏，以身殉夫，年纪才二十岁，也先后受到表彰，表扬其宅第乡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德义足以成为楷模，而福禄福泽也由此得以长久吗？《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祖先的德行。永远顺应天命，自求多福。”由此说来，我们沈氏子孙应当笃定铭记、永不忘怀的事情，正在这里。凡是列入这部家谱的人，希望彼此共同努力。曾中丞奏议序

译临汝曾公持中丞节钺来治理我们河南，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他曾经筹划的各种有利事项，起草奏疏通过驿站上报，积累了若干卷，保存下来。掌书记观察袁公担心这些奏疏日久散失，或许将来想要考察、借鉴已经办过的事情却没有凭据，于是便同刻书人商议，并嘱托我作序。我听说扬子云说过：“浮泛之物罢了，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不是有以实际内容加以统摄的真心，也有以实际行动践履的真实境界吗？说话希望有用，不肯拘拘于只做墨子的附庸，怎么可以一概把它看作浮泛之物呢？中丞出镇千里之地，肩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河南与各藩镇本来没有什么不同。若论腹心要地、三辅屏障，内则拱卫神京，外则掌管天下枢纽，没有比河南更重要的。论诸多亲藩建立，天潢宗室浩大繁衍，与冠盖使者在道路上相望，而每日供应都来不及满足的，也没有比河南更严重的。论民俗缺少蓄藏，竞相奢靡，一年歉收便使当事者忧虑得瞪大眼睛，却没有办法救济困民的，也是河南最为严重。论人情轻浮，容易煽动，如同从前陈地脱巾起事、柘地聚众弄兵的情形，也是河南最为严重。论因榷采之役，有人妄想中州是乐土，乌合无赖子弟借神祠聚众来残害我们的百姓，也是河南最为严重。它的政务体制虽然自有成规，还是因为文书和任用标准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吗？各路各方的游民杂居在这里，还有应当纠正的、应当宽缓的，应当办理大事的、应当处理小事的，应当因循的、应当改革的，纷繁复杂而无法穷尽追问的，也都是河南最为严重。由此说来，治理河南比治理其他藩镇尤其重要。唉！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而一旦要向九重宫阙呼吁，为辖境百姓请求命令，只凭这盈尺长的文牍，难道不是战战兢兢的难事吗？难道可以像文人墨客那样只在笔端变化，徒然用肥腴的言辞取悦口舌，容许浮泛琐碎的议论吗？曾公只是凭借深沉充实的内心来运筹规划；当他起草奏疏、通过驿站上报时，简直像忧患和疾病切身，俯伏在青蒲上九次叩首请求哀怜一样。所以他的言论如同庖丁解牛、后羿射箭命中目标。他的和煦周遍，如同化育万物的阳光渐长；他的广博周全，如深渊涵容、薮泽收纳，没有什么不包括；他的感人之力，如阳燧取日火、方诸取月露，精诚相通，即使幽深阻隔也不能隔绝。这大概就是曾公的真实心意和真实境界吧。天下陈奏的言语何止千万？但不能都通达民间隐情、改变天子的听闻，不能件件切实可行，不能细密周到地安排措施，不能宏大地救济艰难，不能流传久远，不能使读到我的话的人看见我的心，而我的话又能够符合人心，这难道不是因为文章不好吗？归根到底，是因为实际内容太少啊。农夫和戴笠的老人聚在田间谈论桑麻，谈论时令、雨晴、风向和[缺字]候，即使学士听了也没有不喜笑颜开的。《太玄》仿效《周易》，河汾之学比拟洙泗之学，人们最终却不亲近它，难道是因为它比那些不如吗？只是因为真实与相似之间有区别罢了。明白这一点，就明白曾公的言论了。赠中丞吴公擢南刑部侍郎序 天下的事情实在很难说清。事情发生以前，要预见它很难；事情迫在眉睫时，要当机立断很难；顺应时势的变化而从容闲暇地处理，也同样很难。所以只有具有超越世人的见识，才能在祸患刚刚萌芽时观察到迹象；只有具有救济变乱的谋略，才能在仓促之间作出决策。这两种才能，很难兼备。依我所见，吴公字韫庵就是这样的人。吴公以中丞的节钺来到河南任巡抚，到现在两年了。他树立表率仪范，确定规章制度，振兴纲纪，敦厚风俗，裁减浮冗，平理狱讼，整饬军备，分别表彰廉洁、斥退贪墨，各种德意已经载入人们的耳闻目睹，我无法用言辞全部说尽。他所施行的仁德渐染、义理磨砺，使河南南北一百二十座城邑的百姓都安置在安乐之中，如同畅游春台，我也无法描摹其情状。只有最近平定军队变乱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吴公的大概，从而知道他的才能和见识足以承担天下最重大的任务。事情开始时，陈姓军吏不能用恩德和信义安抚士卒，士卒脱去头巾、击鼓喧闹的有几百人，势头本来已经十分猛烈。吴公一听到变乱，不知他怎样运筹，到不到十天，已经将首领以及煽动变乱者、克扣剥削者全部依次逮捕伏法，其余党羽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走，事情于是平定了。几百人也是众多的，自陈地到会城并不近，声称作乱者的形势，吴公又从未亲自见过；可是他不动声色，在举手投足之间遏止了正在扩张的势头，使它不至于像燎原之火那样无法接近。这是多么从容闲暇而又明断果决啊！我知道吴公的才能和见识兼备，远远超过常人。国家自嘉靖以来，士卒脱去头巾、击鼓喧闹的事情总共有好几次：起初是大同发生变乱，白下发生变乱，后来又有浙郧之变以及安庆、遵化之变。这些事情开始时也不过刚刚萌芽罢了，只因没有及早察觉，处理时又不能把握时机，最终才发展到军队疲敝、费用耗尽、尸骨暴露原野，才平定这些祸难。更严重的，有人在外面假借招抚的名义，实际上暗中打击他们所依仗的势力，只求侥幸换得眼前无事，最终却损伤威信、削弱国家的权势，使那些扛戈守垒的士卒轻视朝廷的法纪，直到今天仍接连成为祸根，灾患相继不止，见识明白的人为之叹息。吴公这次举措，大概是要在天下彰显天子的威灵，暗中挫伤骄横士卒和强悍军人的气焰，永远遏制不安定的萌芽，为国家长远打算，实在盛大，哪里只是平定一方的祸乱，而是恩德遍及河南南北。过了不久，天子知道吴公的名声，便擢升他留都司寇的副职。我私下揣摩朝廷的用意，难道不是因为留都南京是国家根本重地，而掌管国家禁令、申明法纪、平息暴乱、消除祸患、安定旧京并使其稳固的人，只有吴公足以承担重任吗？古语说：“观察旧日的步伐，就能认识前面的道路。”吴公由此继续前进，将来在太常旗帜和史册上建立怎样的功绩，我哪里能够预先知道？然而过去已经办成的事情可以作为征验，所以知道吴公足以承担天下重任，是毫无疑问的。河南藩司、臬司、阃司的各位大夫将为吴公饯行送别，赠言并请我作序。我不擅长文辞，又怎么能详细叙述吴公的事迹呢？只是最近宁夏发生军队变乱，开始时与陈姓军吏那件事很相似，我因此有所感触，便把吴公曾经平定变乱的事情如此详细叙述下来。大概只是姑且举出眼前的一件事罢了，其他功绩自然有当地人的歌颂。《亦玉堂稿》卷七 商丘沈鲤，字龙江 《归德府学记》《新设商丘县学记》《归德义学记》《亦玉堂记》《存蠹斋记》《敦伦书院记》《四鸠巢记》《放鹤记》《自适园记》《五愚公同社记》《李中丞生祠记》归德府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