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五

译臣近来怀着瞻仰皇上的至诚，上疏请求当面觐见。恭敬地承蒙圣谕，命臣等候旨意再行动，并且勉励臣说政务繁重，应当与元辅同心协力、恭谨合作。臣仰承皇上的诏谕，默默反省自己。皇上把臣当作心腹，臣也应当以心腹之诚侍奉君主，那么今天所谓协恭，难道能违背臣平生所学的“勿欺”二字吗？心腹之臣，应当进言时不进言，或者进言而不尽意，本来就是欺骗；即使只是拾取细小的事情，过分激切地议论，也同样是欺骗。臣内心对着幽独之境盟誓，仰体圣心，如果不是怀有对社稷的深切忧虑，哪里敢发表激昂高论？虽然诸臣屡次进言而不被听取，或许老臣万分之一的意见还能得到挽回，所以臣才沥血呕心，进献自己的愚见。臣原籍河南，那里是东西南北交通汇聚的要冲，四方百姓的疾苦没有臣不知道的。近来奉诏北来，所到之处都观察风俗、考察民情，了解各地情状，才知道当今时政中最称不便的，没有比矿税两件事更严重的了。开始采矿、征税时，皇上本来只是想权宜地救济财政困难，并不想加重征收。分遣内臣，也只是为了区划、了解下情，便于向上通报。可是内臣不能仰体皇上的德意，滥用一群小人，使他们遍布州闾，穷搜远猎；而这些小人中又各自拥有爪牙羽翼，像虎吞狼噬一样，无端告发他人，不用刑讯拷打就不停止，于是激成了临清之变、武昌之变、苏州之变，已经使皇上多次费心处分。而近来广东、辽东、陕西、云南，又纷纷发生类似事变，至今没有停止。臣私下观察天下的形势，就像沸腾的鼎中一同受煎，没有一处是安乐之地；贫富全都倾危，农民和商人交相困苦，百姓流离转徙，卖掉儿女、抛弃妻子，在道路上哭泣，街巷一片萧条。即使最愚昧的人，也知道出现这样的景象，必然会发生动乱。可是如今市井奸民仍然肆意欺骗蒙蔽，皇上只看见眼前收入如此丰厚，哪里知道其中有十分之八九被他们私自装入囊袋？他们假借公事谋取私利，一旦事情发生，地方上固然像自己豢养的猪反过来被自己宰杀，却只让朝廷承受百姓的怨恨。自古以来，天下动乱的阶梯，都从民心的嗟怨开始；盘剥越严重，结下的怨恨就越深。譬如火种尚未燃烧，乘着风势就会立即旺盛。那些愁苦无聊的民众，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为什么不及早安抚整顿，暗中消除动乱的萌芽呢？皇上难道以为东征西讨、宣告胜利、献上俘虏，神武赫赫，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吗？依臣愚见，动乱的发生各不相同：有因叛逆而动乱的，有因愤怒而动乱的。因叛逆而动乱的，如宁夏、播州，他们先背负了不祥的名声，而我方是为了正义出兵，所以人心奋发，王师所指之处，立即就能铲除他们。如果是因愤怒而动乱，就是所谓土崩瓦解的情况。四海民众全都喧嚣愤怒，一人倡导、万人响应，像云聚、像回声相随，朝廷的号令必定无法施行，官府的法度必定不能制约，军队从哪里征发，军饷从哪里筹集？国家连年兴师动众，行军时征发供给、居处时输送物资，按丁增加徭役，按亩加征租税，百姓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呻吟还没有停止，又要继续征发，难道不是加速动乱吗？从前唐德宗时，征收间架税、陌钱，不久泾原发生叛乱，百姓拿着白木棒驱逐官吏，说：“从今以后还敢再征间架税和□钱吗？”这就是今天怀有乱心的人必然会达到的地步。卫懿公喜欢鹤，鹤有乘坐轩车的，将要与狄人交战时，国人说：“□鹤，这些鹤实际上有俸禄和官位，我们怎么能作战呢？”这就是日后遭遇动乱的人心□必然会达到的地步。臣不胜忧惧，如今动乱的形势虽然已经形成，祸乱的机缘还没有□，若要迅速消弭大乱，没有比收拾人心更优先的了。若一定要收拾人心□，上策是停止采矿征税，召回中使，拘捕治办恶棍，公开地与天下□，这才是大圣人造就太平景象、海内人心日夜仰天呼吁所□的事情。上策若不能实行，就改由抚按承办，代为征收输纳，这样赋额既可以不亏损，穷困的百姓也能得到休息；眼前救弊，这是次一等的办法。这只在于皇上一念之间的转变罢了。财货的聚集、珍宝的玩好，即使确实令人想要，与四海万邦、祖宗传下的金瓯大业相比，哪一样多，哪一样少呢？停止中使而不再派遣，赋税就有固定的经常之制，国库就有恒久的积蓄，哪一样不是皇上的财物呢？如今商旅不通，货物不聚，私人的囊袋全满，公家的府库全空，早晨取走其中三成，晚上又损失其中四成，究竟是谁受损，谁得益呢？矿税数额并不是从山泽中自然取得，税收数额也不是从贸易中自然得到，都是由□百姓共同承担、包赔出来的。有司已经加征，使者又进一步□取；加征有一定数额，攫取却没有止境。整片山林都被众人搜掠，剩下的还有多少□？填饱肚子难道就能安稳满足吗？说是包赔、说是赔偿，怎样给后世作示范呢？如果反过来，君主不独自富有百姓，也不独自使百姓贫困，上下相安，公私双方都有利，□□□好义□事了。究竟谁得利，谁受害？钱财本来是流通而不滞塞的东西，有随□增长的规律。既然违背民情而聚敛钱财，又不能收服民心来守护这些钱财，一旦发生变故，即使琼林大盈，难道能不被发掘吗？趁现在停止它，钱财仍然是国家的财物。究竟谁得，谁失？臣年老昏昧，确实不知道国家大计；但请皇上以当前的事情为依据，从容观察当世人心，凡是士、农、工、商，以及在京畿内外游宦的人，无论大小，有谁不如臣所说吗？即使是道路上往来的人、居住在房屋中的众人，入巷议论、出门私语的人，有谁不如臣所说吗？边疆的□、披甲戴胄的将士，或者忧虑边疆腹地、担忧守备和战事的人，有谁不如臣所说吗？不只是这些，即使矿税内使，如浙江的孙隆、湖广的杜茂，他们也都没有泯灭本心，世人称他们为贤者；难道有谁不如臣所说吗？以今天的时势来说，天下人全都知道，也全都私下忧虑，怎么能不寒心呢？难道还可以懈怠拖延吗？不过，这些话都是诸臣的余论，臣为什么又要说呢？因为诸臣有进言的责任，他们所忧虑的是耳目所能见闻的事情；有官职守土之责，他们所忧虑的是国家的肢体，这些人仍然处在外部。臣是皇上的心腹亲近之臣，所以忧虑在内部。正因为忧虑在内部，所以分担谋划、分担思虑，想要取悦这位君主，感情尤其深切。正因为感情深切，所以凡是可以汇集众人的思想、扩大忠益，用来宣泄自己的郁结并献给皇上的话，自然不能不详尽，并不一定都要由诸臣说出。这就是此前所说“勿欺”的含义。惟请皇上裁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乞免逮咸阳知县宋时际第三疏》。

译上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臣等因为咸阳县知县宋时际奉旨被逮捕，写了两份揭帖为他申辩求救。直到现在过了二十天，还没有奉到明确的旨意，于是不敢再冒昧上奏。但臣等看见京城中人们因为这件事，民情比先前的景象顿时大不相同。臣等忝列股肱之臣，关系到国家的休戚，内心实在不能安定，敢于再次拾取前面的话来冒犯天听吗？因为一个国家的民心，可以窥见天下的民心。如今京城内人心如此，如果传到天下，难道不会人人离心离德吗？臣实在担心，做有司官员的必定都以宋时际为戒，不肯保护小民；做监司的也□担心祸患连累自身，不敢约束下属官吏。这样一来，这次举动只会给那些怯懦软弱的人树立旗帜罢了。何况这种风气一旦倡导，各处税监无不仿效梁永的行为；而参随官、参随吏中那些充当税监爪牙的人，也无不仿效梁永的爪牙，变得如虎似狼。如果又发生临清之变、湖广之变，到时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自从停止采矿、分征税以来，天下清明，神人都感到喜悦，朝廷本来正安然无事。只因为梁永有了这份奏疏，便平添了一番章奏和一番扰攘。如果不早些赐予处置，实在恐怕进言的人会越来越多，朝廷之上纷纷聚集争论，免不了要劳烦圣上裁决，而且也不合清静安宁、政令统一的体制。百姓只是感受皇上的恩德，把皇上当作父母，所以平时便喜爱行义，事情到了危急关头，终究会出力报效，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这件事一旦实行，民心就会离散，再也无法收拢，天下恐怕将免不了多事。臣等心里知道事情必然如此，怎么忍心不为皇上明白说出来呢？《论语》说：“把自己的志向表达出来而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礼记》说，三次劝谏而不被听从，就号哭着跟随。”忠臣侍奉君主、孝子侍奉父母，按道义本来就应当如此。臣等只知道忠孝的道理罢了，其他事情一概不知。恭请皇上俯察臣等愚拙的诚心，果断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特别免除对宋时际的械系，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仰望大圣人的作为，与成汤不吝改正过错的美德相同，这将成为古今共同的盛事。况且近来已经下令逮捕他的一道诏旨，并不足以成为圣德的累赘，反而足以成为皇上转圜、采纳谏言的一段美谈。否则，施恩的诏书在路上，而被械系的人也在路上，南来北往，道路上纷纷传说，人们将会怎么说呢？臣等只是考虑到心腹重臣的义理，内心极为不安，所以不得不冒昧烦扰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敢于沽名钓誉、求取恩惠。臣等极其恳切地祈望皇上。○《乞处分杨荣疏》臣等正在合办事务时，收到云南抚按、总镇等官陈用宾等人的揭帖，得知发生了内官杨荣被杀的事变，臣等不胜惊骇叹息。□自从实行矿税以来，像湖广、临清等地这样激变地方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还没有严重到像杨荣这样杀死内使、焚烧尸骨的极惨程度。奉皇上的命令出使，竟有人敢这样做，难道不是古今一大变故吗？主谋和下手的人，都应当明正典刑，以彰明国法，这是不必说的。只是杨荣在地方上播下的恶行，已经罪恶满盈。他非法拷打致死的指挥、千百户，是皇上的世袭臣属；他残虐百姓性命、劫夺百姓财物、在杖下立即打死的数千人，都是皇上的赤子。他修建的府第僭越仿拟宫室，称作“千岁”，僭越仿拟宗亲，其内心早已不知道朝廷法纪为何物了。整个云南的人怨恨深入骨髓，恨不得吃他的肉，不愿与他同生，只愿与他同死。人情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会顾及朝廷的三尺法度呢？天道喜欢回报，借贺世勋、□光大等人的手，为普通男女百姓复仇。从事情表面来说，称为变乱；从道理来说，称为常理，也可以。此次如何处分，关系到国家法纪的兴废，也关系到天下人心的顺从或违背，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再请求皇上□息天威，迅速作出裁断，将抚按、总镇的原奏发下，命兵部会同三法司详细审看；对已经捕获的首恶贺世勋等十人，按照□拟定的罪名执行，抚按、总镇官员再加以复讯，就在那里明正□章，以彰明朝廷有必不赦免的法令。其余官民等人，酌量□开一面之网，以说明朝廷也有不把法律用尽的仁慈。倘若十人之□另有被胁迫、属于胁从而值得怜悯和怀疑的，不妨暂且监禁候审，再与□奏请皇上裁定，这样才不会造成冤枉滥杀。天子抚有万方，用来□安众人、安定百姓的，不外乎德与威二字；德可以过厚，威却不可过度。《尚书》说：“歼灭他们的首魁，胁从者不予治罪。” 自古帝王平定乱事的办法，不外乎这个原则；对盗寇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的百姓呢？滇南在万里之外，往返一次要经过三四个月，恐怕那里的乱民日益增加疑惧，或者发生□变，更应当迅速裁决，彻底解决问题。还要逐一列举杨荣的罪恶，以显示皇上至公无私的心意，来安慰滇人切齿痛恨的情绪，使天下观望的人心悦诚服。这是今天拨乱反正的紧急事务。恭请圣明□察。○《乞听言纳谏疏》

译臣的一只脚残废，已经成为痼疾，如果不请人搀扶，连一步也无法自行走动。近来又蒙受圣恩，皇上派官员宣谕，催促臣立即出仕。臣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违背近在咫尺的圣命，道义上不敢不出；感戴君主的恩德，恩德如高天厚地，感情上又不忍不出。如今本来就将斋戒沐浴，扶病出仕了。只是又想到，臣不过是一个空疏鄙陋的人罢了，出不出仕，就像沧海中乘雁一样，哪里值得计较有无多少？而谕旨中所期待、所奖勉的事情，有些并不是臣这种鄙陋才能够担当的。臣将用什么来填塞明诏，以免在下位失误呢？所以趁如今想要出仕而尚未出仕之间，先陈述臣如犬马般的下情，仰请皇上听察，俯察臣的愚拙，希望能够幸免获罪。臣在前一篇奏疏中已经说过了。臣是年老残废的人，早晚蹒跚，出入朝廷大体，实在很不雅观。恐怕长安道路上众目睽睽，会认为臣不顾大体，认为臣年老还不知道止足，认为臣贪恋官位、羡慕俸禄。这是第一种议论。如果皇上借给臣一点余光，使臣能够跟随二辅之后，粗略有所建言，并稍微得到采纳，那么此前议论臣的人，必定会立即改变对臣的品评，认为臣虽然行动不便，但他的言论有用、志向有用；他忍受羞耻而来任职，并不是不顾大体，也不是年老不知止足、贪恋官位俸禄。这又是一种议论□。从前一种说法看，就是把君命当作虚文、辜负国家，而臣也只是充数的臣子，成为天下后世所轻视鄙弃的人；从后一种说法看，就是只遵行君命、以国家为重，而臣成为良臣，成为当世士林所信服的人。两者相差□，而关键□在于皇上是否听取、是否任用。假使臣的谏言能够施行□能够被听取，这就是臣的际遇，臣敢说自己能够承受天光下照，是有作为的君主在接引我。如果有些谏言不能施行、不能被听取，难道能说臣没有得到际遇吗？是臣积累的诚意还不够，而天听高居九重，有些事情不容易昭明感通。这里所关系的并不是小事。从前臣在合中办理事务时，看见百司庶府应办理的事务，凡是曾经奉有明确旨意的，都登记在考成簿□，逐一查考，逐一销算。何况中书省是诏令发布的地方，名义上叫作政本，就像人的咽喉一样。咽喉通畅，百脉就能荣养；咽喉不通，百脉就□。它所关系的，是何等重要？那么合臣所上呈的揭奏，难道可以一概从中搁置吗？这样又凭什么向天下施行？又凭什么让百司庶府考核完成呢？臣□已经废弃到极点，也旷职很久了。所依恃的，是想舍弃旧态、谋求更新，稍稍报答皇上知遇之恩的这一线脉络；除此之外，臣已经没有能够尽职的办法了。皇上不罢免臣而留用臣，难道只是因为□吗？因为身体吗？还是也因为内心□？上天只有在有使人立于其位的理由之后，人的内心才能安定。内心安定，□才能安定；身体安定，职位才能安定。这里的关键实在不在臣。□那么臣就只能尸位素餐罢了，只能局促不安罢了。难道还能遵奉明旨，亲自担当国家大事，安居其位而施行自己的志向□？从前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一时之间魏征等忠贞之臣，才能在朝廷施展才华□。从辅佐成就□观之□，直到今天还被极力称道为□□□。皇上□□□□□只要虚心采纳，便是都□□□。即使成为尧、舜，臣虽然没有才能，跟随二辅之后滥竽充数、窃取吹奏，也能够在□下风，与皋夔并列。又何必羡慕唐代的君臣呢？《尚书》说：“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孟子说：“大舜有大智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如果确实相信这些话，明主驾驭臣下，就不必靠蓄意猜疑来显示神明，也不必凭自以为无所不知而自诩贤能，轻视深山野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样就够了。惟愿皇上怜悯臣的愚昧，明白告诉臣留用臣的深意，使臣知道应当向着什么方向，臣就万分幸甚。○《考察自陈不职疏》

译吏部题请并奉钦准，京官考察，四品以上按例应当自陈。臣任职辅弼，怎敢不列举自己不称职的情状，以等待罢黜，并彰显明主的法纪？六年以前的事情臣不敢冒昧陈述，唯独从万历三十年七月奉召到京、充任密勿之职以来，所有旷废官守、玩忽职务而触犯考功文法的事情，已经有三项。臣不敢不明白说出。臣的职责，大体有的在于端正君心、辅佐君德，使教化根源在穆清之上得到澄清；有的在于备作顾问、拟写批答、起草诰敕，广泛宣示诏令，成为国家政教号令的出处，大端就是这些。然而，如果没有足以准备献纳的学术，没有足以感通上天的精诚，没有足以斡旋转移、使下照之光得到回转而成就君臣泰交的能力，就不能承担这些职务。又如果不是才干优长、通晓经世之道，谋划思虑恰好符合时机；学问有渊源，文辞又深得体制要领，也不能承担这些职务。臣难道是这样的人吗？难道曾经有一项符合吗？不仅如此，臣虽没有宰相之名，实际上默默承担着宰相之道；对上调节寒暑，使不至于损累日月星三光的明亮；对下调和酸咸，使不违拂万民的性情，这也本来就是臣的本职，不能推诿给别人。臣任职以来，不能认识大体，以至如今只看见民间苦于征求，没有一天停止；四方报告水旱灾害，没有一个月停止；星官陈奏灾异，没有一刻停止；像潢池盗弄兵器的事情，没有一年停止。天下全都纷纷忧虑动乱，这不是臣失职又是谁呢？鼎足三立而公家的饭食不至于倾覆，鳌柱四根支撑四方、安定天下，这类事情本来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所以□舜有五位大臣而天下得以治理。如今两位大臣都能够振作、履行职责，□臣却不能有所帮助，反而让两位大臣替臣弥补缺失，这是臣失职的第一项。若以考功的法令衡量而说臣不够，臣□是蒙昧无知的人啊。把臣置于斗筲般狭小的器量中，既不能深沉宽厚，一旦遇到事情有不顺利之处，就禁不住纷乱仓促，而不知道用深沉来主持、用镇定来处理，以求委曲周全地办成事情；即使臣自己也明白，这是在药物气味中显得心胸狭窄、意气浮躁，只能做辅佐之材，不能担当国家老臣的责任。这是臣失职的第二项，而依考功法令衡量，就是浮躁。况且臣已经如此衰老疲惫，又时常有阴阳失调之患、狗马般的疾病；耳目不聪不明，行动则跌跌绊绊，心思和智虑则早晨听到的晚上就忘，晚上见到的早晨就忘。照这样下去，日后太阳将一天比一天迫近崦嵫，病入膏肓也会一天比一天深重。关于伐檀、荷戈的议论，也将一天天有人召集、邀请提出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为什么还要这样劳碌不停、奔波营求而不知道停止呢？这是臣失职的第三项；若依考功法令衡量，就是老病之人了。国家悬设考功法令，用来整肃朝廷群臣，粗略只列六件事情，而臣已经占了三件。这即使是掌管州县、掌管关钥的官吏，也不能侥幸免除，何况臣身负股肱心腹的托付呢？何况处在朝廷所瞻望的位置，作为士林的表率呢？何况又因为蒙受皇恩，以弓旌礼召来任职，是千古罕见的际遇呢？《易经》说，换掉一根椽子不如换掉一根栋梁；考察近处，才能看清远处。皇上如果想把朝廷当作山林薮泽，容纳庸才，以宽待群臣，那么臣不敢知道；但如果一定要彻底开启耳目、审慎使用权衡鉴别，使朝廷不容许侥幸冒充，国家拥有纲纪，大臣守法而小臣廉洁，那么不先罢免臣，就不能做到。臣无限惶恐屏息，等待命令。○《时政疏》

译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允许。臣这一副病弱的身体卧在病榻上，感触时事，想到所遇之事，不能承受忧虑国家的念头。若把心中积存的话一直藏着不说，恐怕有一天长眠闭目也不能瞑目。所以臣冒死进一言，但仍然犹豫多日以后才敢说出口。为什么呢？臣是老臣，事情如果还可以缓办，就绝不敢轻易进言，以免自取纷扰的议论；又是皇上帷幄中的亲密之臣，事情如果还可以不说，就尤其不敢激昂立论，轻易扰动君父的心。只是臣如今所处的地位，关系到民生休戚、国家治乱，而又恰好处在急流中渡河的时刻。因此，臣宁可触犯君主的威严，也不敢缄默取容，贪图燕雀处堂般的安逸。请允许臣恭敬陈述。臣听说，治理天下贵在审察形势。如今的天下形势怎样呢？上有天变，下有人心离散，乱象已经渐渐形成。如果不趁现在尚且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由君臣同心、百倍振作精进，使朝廷的号令政事大力整顿，就一定不能把危险转成安定、把动乱转成治理。譬如医生治病，遇到元气亏损十分严重的人，若不用十全大补的药剂，就不能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如今却还懈怠地看待此事，慢慢地谋划，难道是因为天下本来没有事情，而臣的话不值得相信吗？臣年老昏昧，确实不值得参与谋划天下大事，臣的话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然而朝廷中，文武百官也都怀有杞人、漆室之忧。只要臣一个人存在，或者农工商贾以及学校中的士人，在街巷中发表议论、在家室中私下谈论的，又不只是朝臣。即使在采矿征税的中使中，也还有五六位老成之人，不忍心看见民间疾苦。这些人所谓身边近臣，与外廷的疏远之臣不同。勋贵、外戚与国同休，他们忧虑国家，比普通人更加深切。藩服之中又有宗室支派，凭借山河带砺之盟，希望把国家传到千百世、与天地同样长久。这些所谓同姓一家，也与勋戚、异姓不同。请皇上试着以兼听并观的心情，仿照古代设置木铎、建立鼗鼓来广泛听取意见的用意，或者公开下诏寻求直言，或者暗中考察以观察舆论，难道不会都忧虑臣所忧虑的事情、讲出臣所讲的话吗？即使口头议论不可能全都正确委婉，或者有不同意见，谁敢保证天下最终一定无事呢？内外臣民人人都有忧虑动乱的心，难道还可以不赶紧准备应对动乱吗？难道还可以不严肃发布号令，以振作积习懈怠的人心吗？难道还可以把各司的章奏留在宫中不发下，或者发下却不按通常期限办理吗？难道还可以让各司掌事的臣子每天都有大量补充奏牍，人人都有受到牵制的苦处，却不能自行履行职务吗？难道还可以让内外衙门无处没有空缺官职，空缺职位无不由他官权管，于是因拖延政令而耽误期限，误害百姓、误坏事情吗？难道还可以让天下贤才一个个老死在山林之下，却被人说成是没有仁贤的国家吗？难道还可以不照常选取、补足台谏官，以此扩大自己的聪明才智吗？难道还可以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职，像太阳运行在阴云浓雾中而见不到阳光，像长期处在严冬之中而春天的政令不能施行吗？自古忧虑国家的臣子，在天下尚未动乱时就进言，但没有动乱的形迹，常常苦于进言不被听从；等到已经动乱时再进言，形势已经形成□，又苦于即使听从也来不及了。与其听从已经来不及，宁可事先有所准备而最终不用。昔日唐德宗时，海内富足，天下安宁，比今天好得多；一旦变乱发生，竟至于皇帝出逃迁徙，几乎不能保全宗庙社稷。这就是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广德元年十月幸陕州的事情。打开一卷史书就可以知道。唐代以前、宋代以后，类似的覆辙反复出现，有比这更严重的，臣不敢逐一说了。天下人都知道将要发生动乱，而至尊居于九重之上，却看不见、听不到，臣实在不忍，所以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俗话说：“即使我不幸说中了，臣也只愿自己所说的没有说中，不愿意说了许多话而偶然说中。”臣既不能借□蒲一膝之地吐露满腔忠诚赤心，又不能剖开胸膛来自我表明，所能凭借的只有纸上的陈述；倘若上天的鉴察终究不能使皇上回心转意，臣最终也将死不瞑目。臣仰天沥血，战栗恐惧到了极点。○《请释诏狱官犯疏》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写了揭帖，为镇抚司正在监禁的各名犯人请求皇上裁命。等候了几天，还没有得到允许释放的旨意。恩威出自皇上，臣等哪里敢随众人激烈喧闹？只是想到这些人中已经死了十分之三四，生病的有十分之八九，其中有一两位年老患病的人，危在旦夕。秋气凛冽，黑牢如冰；接着进入冬季，势必会相继死尽。这些人本来没有应当处死的罪，却立即遭受了不待时日便处决的命运。一个普通妇女含冤，尚且足以干扰天地的和气，何况这些人都是皇上甄陶选拔出来的士人，大多能够不避权贵宦官，为皇上保卫、治理百姓，如今却因为区区财货而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向死亡，皇上难道忍心吗？皇上把这几个人的性命看得不过如草芥，却不知道此事传到四方，士人的心会因此瓦解；记载在史册上，圣德也不免稍有亏损，所关系的实在不小。臣等充任辅臣，负有匡正补救的责任，怎么忍心坐视而不进言？昨天各衙门大小臣僚都来责备臣等。臣等说，臣一贯去年亲自承受皇上的诏谕，得到释放并恢复官职，却不能坚持上奏以成就君主美德；又有人说，臣鲤、臣赓从数千里之外被召来，这是何等的恩遇，却不能竭尽忠心、把话说尽，还取得这陪食的职位做什么呢？臣等听说此事，只有局促畏缩、上不敢接近天、下不敢立地，惶恐流汗，低头伏地认罪罢了。因此不避斧钺之诛，再次冒昧烦扰圣听。恭望皇上扩大覆载万物的包容之量，弘扬赦免过错、宽宥罪责的仁德，早日发布恩德诏令，立即将我们释放，或者交付法司酌情从轻定罪。这样一来，恩威全都出自圣上的裁断，福寿也永远归于一人。臣等不胜抬头仰望、等待命令的至诚之情。请求免于把票拟发到私人住宅的奏疏

译我私下认为，内阁之所以称为“密勿”，难道不是因为军国大事要在帷幄之中筹划，机密应当严守而不应泄露，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吗？先朝曾悬榜规定，合门内各等官员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外面的人固然不可擅自进入，里面的人难道就可以擅自出去吗？臣沈鲤在嘉靖年间改任庶吉士，臣沈赓在隆庆年间改任庶吉士，先后在中秘之地学习，还来得及看见内阁辅臣辰时入阁、申时出阁，在阁中办理事务、拟写票拟；有旨意需要预先知道的，只由中书舍人抄录在票拟中罢了。至于各类章奏，谁敢携带出去，越过合门一步呢？后来不知起于哪一年，内阁辅臣偶然患病，不能进入内阁，于是把木匣发到私人寓所，权且在那里拟一次票拟。从此以后便相沿成为常规，一来一往，十手十眼，开始不能没有泄露了。公事却在私人房屋中商议，大政却在僻巷中决定，本来就已经不合朝廷的体制。何况机密事务不严密而造成祸害呢？而且臣等也因此有不能尽职的地方，为什么呢？中使来到门前，奉命催促，就不能从容审慎地处理，以竭尽心思；二三个同僚朋友各自在寓所，又不能聚集商议，来帮助谋划决断。所以常有刚呈上不久便立即后悔、认为不应如此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不能尽职的原因。首辅负责评议军国大事，臣等共同参与评议，如今不过暂且替首辅代为办理罢了，却也沿袭旧例，在私宅拟写票拟。放宽些，就被说成苟且；催逼些，就被指为专擅；有人还认为我们从中操纵高下。又怎么能只凭一己之见，独自承担而居之不疑呢？如果到了深夜，点灯拿烛，衰老的人眼目昏花，面对连篇累牍、微小模糊的字迹，想靠近些看，又怕有疏漏；不靠近，又不能看清。这也是刚呈上便立即后悔的一个原因。或者还有更值得忧虑的：印章本来存放在内阁，临时启用，用完封锁，也应当谨慎严密。如今只因为用印没有固定时间，印章不能随着官员出入，便预先盖印封好文书，常常达到三五十份，交给当值的票拟中书，使他们可以随意使用。幸而现在中书都谨慎守法，可以保证没有别的事；谁知道将来不会有不肖之人和意外之事混在其中呢？臣等也不能不为此凛然忧惧。恭望皇上深思远虑，恢复先朝旧规，把奏本发在内阁中由众人共同拟票：对上尊重朝廷的体统，对下尽到臣子的职分，同时堵塞窥伺的孔隙，这也是革故鼎新的一件事。臣等不胜恳切祈望之至。辞谢军功加恩的奏疏 不久前蒙皇上按皮林的功劳次第加以叙录，推恩给内阁大臣，加封臣为太子太保，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赏银四十两、彩段三表里，并授予应得的诰命。臣不胜惊惧，谨跟随二位辅臣之后联名上疏控辞，却没有得到允准。臣私下认为，朝廷砥砺世道，只有赏罚两端；人臣立身，只有辞受这一节。上面给予恩赐，必定衡量受赐者所能接受的程度而赐予，不让他虚受；下面接受恩赐，也必须承受自己应当得到的，内心没有惭愧。因此君主制定命令，臣子遵守义理，都不是可以贸然行事的。皮林之战的胜利，本来是上天威势震动，王者威灵显赫，才成就这宏大的功业。皇上却谦逊推让，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反而给帷幄中的臣子加恩。考察当时的情形，身处机密之地、筹划决策的，只有今天的元辅；此事自始至终一贯主持，臣没有参与。臣奉诏从田野间起用，回想出师日期，当时还在草野，遥远得连消息都没有，哪里谈得上谋划？不在那个时候，却来论功；不在那个职位，却来施行赏赐。那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的人，看待臣一定不会心服。这就是臣不敢接受诏命的原因。况且还有更大的问题：今天天下怀才抱德的人，有的因为一次过失被斥退，有的因为牵连而遭贬谪。那些隐伏在岩穴之间、不能得到任用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那些任职已久、等待升擢，却屡次被推举而没有得到回复，前面的壅塞尚未疏通、后面的又停滞不前，上面郁结、下面湮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那些内外官职长期空缺而不补，以至于一般职务杂乱琐碎，而牧民守疆、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却没有人承担事务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以臣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处在这许多人之中，不过是豫章的一株朽木罢了。如今却蒙受这样的地位，既不能替朝廷推荐一个人，反而白白越次取位，置贤者于何地？又凭什么侍奉君主？窃居职位、无才而任重，世人只会更加鄙弃。这就是臣不敢接受诏命的原因。况且还有更急迫的问题：今天天下百姓，有的因饥荒，有的因劳役，有的因战争，有的因征税和专卖，以致父兄子弟、鳏寡孤独，流离困苦之人到处都是。臣不能筹划一策、出一分力，使他们得到安全安置。如今却一夜之间蒙受恩典，使四代人都显达自身，甚至追及祖先，又延及后代。与那些把百姓的饥饿溺亡看作由自己造成的人相比，这岂不是对自己太优厚、对别人太刻薄吗？这就是臣不敢接受诏命的原因。况且还有关系君臣大义的事情：主上正为陵园之变而忧惧，发誓整顿实际政务，每天直到日偏西也没有闲暇。臣充任辅弼，不能分担谋划来共同帮助君主的忧劳，却在这时特意接受新的任命，又得到非分的福泽，岂不与那些无所事事、敷衍塞责的人相同吗？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文饰。既然已有明确诏令，严厉地进行修身省察，却不引咎自责，反而傲然自是，难道是把天变看作不值得畏惧吗？君主忧患，臣子就应感到羞辱，岂能如此？这就是臣不敢接受诏命的原因。以砥砺世道的赏罚和立身处世的辞受来衡量，按义理说都有不可之处。因此臣今天再次冒昧陈述，并不只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使朝廷珍重名位器物。惟愿圣上慈悲俯察臣的愚诚，全部收回加恩的命令，使臣能够依义理而安心，不辱没君命，臣将不胜幸运。请求退休的第二道奏疏

译臣先前上疏请求退休，恭敬地承蒙温旨慰留。臣仰念圣上的眷顾如此加意，对愚臣优厚至此，哪里敢忘记图报？只是臣反复思量其反面和后果，便知道自己有做不到的地方，不敢不在君父面前哀告。臣子立身的大节，不过在于一个忠字。侍奉君主而能成为忠臣，是天下最光荣的事；不忠，则是天下最大的耻辱。所谓忠诚，不一定都要像□逄、比干那样；远则宣扬谋略、效力朝廷，近则责难进谏、陈述善策，尊奉君王、保护百姓，对天下国家有所建树的，都属于忠。不忠也不一定非得是奸邪回曲、谄媚逢迎；凡是力量没有竭尽，内心没有完全献给君主，却推说无可奈何，任凭事情自行成败的，都属于不忠。这两者相差如同霄壤，而从这一边出去便进入那一边，中间不能相差一寸。臣处在此时，正如日暮之人到了伸手伸脚、准备死去的日子，难道敢不衡量自己的能力，祈求保全归去，却还尸位素餐，悠悠度过一年，直到死亡才罢休吗？假使臣年力强盛，又没有其他危险的疾病，还可以舍弃旧职而谋求新的作为。如今却已经这样衰老、这样患病了。一旦长逝，只会被看作钟声已鸣、漏刻已尽还不知止足，哪里还能有晚年收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是臣自我衡量的第一点。又假使臣自奉诏以来曾经有所建言，即使不幸先死，也可以用已经验证的功绩来掩盖不忠的罪过，臣闭眼也还可以安心。可是如今在机密政务中待罪至今，上不能丝毫辅佐君德，下不能略微体恤民间疾苦，朝廷内外大失所望。说到上面广泛举用人才的盛大举动，岂不等同于□卜形来，而所得到的人仅仅如此，实在已经损害了尧舜知人的明察吗？如果还要在病榻上厚颜恋栈、贪恋禄位，进退不以忠诚为关，任职又不能施展才术，岂不是容容苟安保位，为当世增加诟辱吗？这是臣自我衡量的第二点。即使不是这样，假若海内清明，天下安然无事，臣也可以藏拙掩瑕，不怕碌碌无为、伴食充位。如今环顾四境，到处民心已经离散，处处上层崩坏，令人可怕。时局艰难，形势险难，仍如把火放在柴薪下面；火虽尚未燃烧，烟气已经浩大地四处冒出，一旦爆发便不可扑灭。倘若发展到动乱，身为股肱之臣，死去足以赎罪吗？这是臣自我衡量的第三点。这三点都属于所谓不忠，是自处的耻辱。一次已经够严重了，再来一次又怎么承受得起？古书记载说：“侍奉君主的人，要先衡量自己，然后才行动；别人不接受自己，便退而自我衡量。”臣昔日应召时，所面对的是出仕还是不出仕，那是一个时机，本来就是人生出处的一大关。如今面对的则是停止还是不停，那又是一个时机，也是去留的一大关。臣怎么敢不审慎寻求正确的选择，而甘愿承受不忠的耻辱呢？虽然如此，壮年的人可以用力量，老年的人可以用言语。谏言被采纳、言论被听取，就已经发挥力量了。□效正是报效自身、献身君国的方式。臣在野外，也等于在朝廷；谏言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取，就没有可以显现的功绩，也没有可以施展的力量。臣即使充任左右近臣，不过是一具血气之身，一条计策也未能施展，究竟有什么补益呢？身在朝廷，也等于身在野外。出仕的意义就在于发表言论，用言论为上策；退居其次。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遇到衰老重病、不能任官的臣子，就派人到家中听取他的意见；有时在臣子离开国家之日，也诚恳地询问他想说的话，听任其自行离去。因为言论还在，就等于那个人还在。臣已经老了，病得很重，也将走到生命尽头，必定不能再承担爵位俸禄来苟求富贵。惟有这一点心得余言，或许可以用来表达犬马般的眷恋。惟愿圣上慈悲，准许臣退休还乡，臣将不胜幸运。请求退休的第三道奏疏 臣仰诵皇上的诏令，感激得流下眼泪，实在不忍再上疏请求离去。只是臣从开始做官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虽然不能有所建言，但在道义上约束自身，始终兢兢业业，实在不敢苟且。如今到了晚年末路，正是整理衣襟、安然就死的时候，难道偏偏还可以苟且下去吗？从来评论大臣，有上中下三等。上等，是得逢时机而推行道义，使君主施恩百姓，使国家在太平安定中渡过时运，把功名写在史册上；这是儒者分内的事情，也是年轻求学、壮年践行时急切盼望并奔赴的目标。三公的尊贵和万钟的富裕，都不是值得看重的。臣年老而应召，难道还存有追求富贵的心吗？不过是过分希望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罢了。自从臣滥居机密政务以来，大型工程开始兴建，征税和专卖遍布各处；虽然亲眼看见百姓遭受涂炭、祸乱将要萌发，但臣确实没有足以感动上天的德行，也没有足以兴治的才能，上不能辅佐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下不能拯救世人的艰难忧患，岂止是愧对莘野耕作、傅说筑墙的先贤遗范，即使汉唐以来那些被称为名世功臣、建立勋业的人，臣也不能追随其脚步万分之一。这就是所谓上等，臣已经做不到了。至于所谓下等，则是富贵利达之流：君主认可就欣然顺从，君主不认可就颓然听命，大家一起进退，姑且把重担交给别人，自己无过无誉，勉强苟且来塞责；这一点在今天的臣，也不能讳言。燕雀居于堂上，并非不能苟且享受一时安逸；但如果人心已经涣散到不可收拾，而自身又背负误国之罪，在这种时候，臣这身肉还值得人食用吗？羝羊撞击藩篱，正是臣如今所处的形势；如果有人以大义举出来责让臣，一定会说：鹈鹕在鱼梁上，嘴也不沾水。这样看来，所谓下等，也是臣所不屑的。实在不得已而求其次，难道就是周任所说的“量力而任职，不能胜任就停止”，孔子所说的“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离去”吗？臣希望奉行这些道理来进退，以求改正过错，如此而已。皇上过去议论宰相，曾经迟疑数年不能决定，一旦从田野间拔擢臣，授予国政，却是多么果断啊！如今臣等待命令已经数期，却不能窥见青蒲之地一膝，陈述意见累牍连篇，却不能换来圣上转动重瞳的一顾，竟使当日求贤的盛举黯然失色，故乡的猿鹤怜惜臣而盼望归去，实在令人悲伤。何况还要这样劳碌不停、局促不决，怎么会聚集诟骂、无耻到这种地步呢？过去既因不了解臣而错误征召，如今又因看不到臣的作为而错误挽留，难道不伤害尧舜知人的明察，亵渎朝廷设置辅臣的体制吗？古人说：“廉洁的人远离尘俗，厅堂才会高洁。”臣趁如今还有一口气，赶快请求归去，正如狐狸死后头还朝向山丘；这大概是因为求不到上等，只好考虑其次。即使这是为自己的出处打算，也仍然是为国家着想。惟愿圣上慈悲，容许臣归还故里，使臣成为一个碌碌无闻的人，从而洗刷身负文武重任却无所作为的耻辱，不要让天下后世说，圣明君主殷切思考、慎重选择宰辅，最后只得到一个贪恋职位俸禄的臣子，至死仍未实现志愿。臣将不胜幸运。请求退休的第七道奏疏

译臣正当衰残之时，又患有严重的残废疾病，连月以来请求退休、辞去俸禄，都没有得到允许。圣恩高厚，臣怎么忍心固执辞谢？只是想到臣的脚已经废了，却还尸位素餐，臣难道忍心吗？名声已经受损，却还厚着脸皮任职，臣难道忍心吗？臣因此日夜特别不安。只是近来不敢公开说出的原因，是“奸书”一事：臣曾经受到私藏禁物的嫌疑，而事情尚未结案，不敢冒着被认为规避责任的嫌疑。现在既然已经多次勘验审理，奉旨裁决，确认与臣无关，臣本来可以说了。请允许臣恭敬陈述：臣并没有足以经世济用的学术，只依靠这一点朴实忠心，或许可以取得君主的知遇，取信于一两个同僚和百官，与他们同心协力、竭诚报国。臣用来作为凭借的，不过是这点微薄的忠心罢了。只是臣一生的声望不能使人信服，又加上年老多病、神志昏昧、不善于应付世故，前些时候奸书一事发生，终于受到波及。幸蒙圣上慈悲，因臣忝列辅弼、重视国体，特别下诏命办事人员不要过分搜查，臣才得以遮掩瑕疵，没有遭受斧钺之诛。到了府、部等衙门会审时，取来供词，也首先说明“辅臣沈鲤已经奉明旨，不容议论”，臣更加得以逃脱法网，没有被深文周纳定罪。虽然曾有巡逻侦察的士卒暗中包围臣的寓所，侦伺查察，直到两个月后才解除戒严；但臣藏头露尾、深深躲藏，士卒最终也没有发现什么。虽然臣的原籍地方喧嚷传播，说臣已经因奸党之罪获罪，臣全家惊恐得几乎要死；但过了很久流言渐渐平息，才保住了家室。这一切连秋毫般细小的保全，都是皇上的恩典，臣哪里敢忘？又有什么不能感到满足呢？只是臣的亲疏内外、朝野远近之人，看见臣经历了这一番，知道臣的声望轻微、不能服众，于是再也没有相信臣朴实忠心的人，臣也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凭借。臣将凭什么自持？还能与朝中诸臣重寻往日的盟约，并肩侍奉君主吗？身居辅弼之位的大臣，必须使天下相信他的内心，之后才能共同评议天下；也必须能够自重其身，之后才能使朝廷受到尊重。臣从下等一类沦落到今天，既辱没国家，又羞辱同僚，给当世士人留下耻辱；即使后悔得咬自己的肚脐，也只能徒然拾取唾液，想挽回晚年局面而已。失败之后，很少有人还能登上君主的俎席；臣难道还可以参与辅弼圣主、居于机密而受人仰望的位置吗？臣天性懦弱，又恰好一只脚跛了，若像娄师德那样任人唾面、唾沫自然干了，也不觉得为难。只是士君子立身行事，规矩准绳自有一定，人的品格也系于此。臣虽然没有才能，却不敢轻慢越分，因为自持自身与侍奉君主，本来就有不同的尺度；节操气概可以兼有，却不能偏废一方。度量应当宽宏，宽宏就应当包容污垢、容纳污秽，即使被人冒犯也不计较；节操应当方正，方正就应当彰明义理、坚守志向，不能容忍卑污。因此待人要宽厚宽恕，要求自己则要严格周全，各有相应的道理。从前宋臣吕蒙正不追究朝士讥讪自己，到了讨论政事时，却在皇帝面前辨析可否，直到补充奏牍、再次奏报，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见。皇帝也说他过于执着。这难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吗？也只是因为义理所在罢了。臣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只愿意学习他。不应只追求宽厚从容的气度，便忘掉坚守细节的节操。假如臣只看见别人的宽政，却看不见自己，一旦幸而得到宽待，便昂首伸眉，每天两腿蹒跚，前拉后推地进出长安门，天天早晨如此，天天晚上如此，那么不必说臣回顾自己的形影已经可怜，路旁的旁观者难道不会指指点点吗？臣私下笑着说：这个人老成这样，病废成这样，又曾经因涉嫌奸党而列名于法司的狱案之中，却还这样得意扬扬、安闲自适，竟不知道止足。难道是赤墀金马的荣华有绳索把他捆住牵住了吗？身处表率仪范之地，却为聚集诟骂、没有廉耻的人张扬旗帜，那么士人的风气败坏，实在是臣带头造成的。臣不应把自己鄙薄到这种地步，所以臣如今因病残请求归乡，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进退，也是因为对世道有深远的忧虑。恭望皇上怜悯臣的苦衷，特许臣退休，保全这把朽骨，不要让臣年老昏昧，日益再次发生牵累和过失，以至于不可赦免。臣愿不胜感戴天恩之至。到家谢恩的奏疏 臣因衰老朽病、身体残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七月十六日，恭敬地蒙受圣恩，特加怜悯而准许，又颁赐路费银两和彩段表里。臣十七日上疏谢恩，二十日上疏辞朝。二十一日黎明，在私人寓所门前恭敬设置香案，由人扶持着面向宫阙，行五拜三叩头礼，离开京城。随后由行人司行人潘珙沿途护送，经过真定、顺德等府，至八月二十四日抵达家乡。臣原籍河南，与京畿接壤，按路程计算只需二十天左右。但臣极其瘦弱，不能经受奔驰，又恰好经过的地方连年遭灾，乡里萧条，驿站的车马仓促之间难以筹办。臣不忍再催逼地方，因此行程迟缓。臣一进入乡里的门，便庆幸这副遗骨终于实现了死后归葬故丘的愿望，如同获得第二次生命；仰蒙皇上保全性命的恩德，不胜感激。随即面向宫阙叩头三次祝祷，选择九月初二这个吉日上疏陈谢。臣想到自己充任官员四年，没有施展一条计策，惭愧自己不是能够辅佐国家的栋梁之才，常常导致鼎鼐倾覆；下有负于百姓的期望，上有负于皇帝的简拔。在朝廷已经悄然无闻，退居乡野又怎能淡然忘怀？惟有拾遗补过诸臣撞击登闻鼓、冒死进谏的奏折已经说得很详尽，而圣明君主明察万事、广开视听而加以转圜的心意更加迫切。臣虽然不能忘记离开国家时的情怀，又哪里敢以烦琐言辞冒犯圣听？只是回想从前臣冒充人才居于机密之地、承乏办理票拟的时候，曾经看见各衙门题奏的本章有尚未奉旨的，便催促补写奏牍再次上奏，名叫“催本”。大多正本一件，而催本常有二三件，于是顿时使文书案牍日益增加，有妨碍皇上清闲休息之处；这岂不是使皇上阅览过于劳累、批答难以及时吗？四海安危都详载在群臣连篇的奏牍中，万般政务的通塞取决于皇上的一句话。朝野期望殷切，军国事务重大，若有拖延，便会造成事务繁杂、停滞搁置，难道没有忧患吗？臣在路上仍殷切不能忘怀，归田后仍萦绕于心的，正是因为它关系到百姓和国家的祸福，又担心增加君父的忧劳。恭望皇上从《鲁论·尧曰》篇取一个“敏”字，以承接帝王相传的统绪；从《周易》的卦爻中去掉一个“需”字，常常保持圣明神智、勤劳不逸的心。或者在旃厦之时多加询问，在黼扆之前每日临朝；对于法纪，剔除积存的弊病；对于武备，振兴长期衰败的状况。对去年冬天特别颁布的恩德诏令坚持不懈，对近日两次颁发的恩诏切实履行而不违背，那么上下的情意就会相通，君主安逸而臣下勤劳，天下百姓就能生息，百姓安定，政事也能治理。我们的君主将与尧、舜并列为三位圣王，这个时代也将与唐虞没有两样。因此臣敢于借陈谢之余，一并献上微薄的忠言。臣不胜感激铭刻、祈祷祝愿之至。

译病危遗留的奏疏 臣本是只会章句的迂腐儒生，适逢盛世，错误地蒙受选拔任用，谬承进入翰林，伴食超过数年，却丝毫没有补益。归田之后，又蒙特意赐予慰问，朽骨即使粉碎也难以报答宏大恩德。如今臣的病已经危急，不能再活了。臣听说古代大臣有遗疏，即使死了也不敢忘记君主。臣只要还有一口气，难道敢因神志昏乱而不思考报效吗？臣从小就多病，未老便衰，如今将要老死在药物包围之中，没有一天不查验药方、延请医生。臣听医家说：“治疗已经发生的病，不如治疗尚未发生的病；保养衰老之年，不如保养壮盛之年。”臣私下推究其中的意义，几乎就是保泰的道理。《泰》卦的前三爻是导致太平，后三爻是保持太平；至于凭什么享有太平却没有明言，其中圣人的用意很深。我们的皇上登临帝位四十多年，法度修明，内外安宁，不能说不是太平。但太平的对面就是否塞，消长增减的道理循环往复如环，绝没有可以停足的地方。我们皇上近来保藏光辉、穆然清静，使群臣不能一睹天颜；虽然圣明如神，洞察一切、无微不至，但只由一人独知的契合，终究不如与众人共同看见来得公正而广大。《易经》说：“天地交合，万物就通畅。” 天地交合之后才能通畅，天地尚且不能违背这个道理，何况人呢？如今上下的情意，已经像锅和锅盖隔绝一样不能交接了。恭愿皇上扭转局面、采纳谏言，虚心任用人才；朝廷的大政事、大机宜，一概遵循万历初年的旧例，聚精会神，勤于政务，振作衰颓懒惰，疏通壅塞郁结。内阁大臣一定要亲自任用，并说：“这是我一人的心腹股肱。”这样就不必担心大权暗中转移。大臣一定要补充任用，并说：“这是我一人的股肱。”这样就不必担心事权旁落。台谏诸臣，号称皇上的耳目，为什么要吝惜一个官职而不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内外各司，就像人的百骸，为什么要长期空缺众多官职而不让各人尽力任事呢？宫禁深远幽闭，皇帝出行的清道声也不传出，能够沟通上下情意的，只有章奏这一条线，这正是国家的脉络。明明应当立即下发的奏疏，有时却经过多年仍不下发；明明看似不应下发的，有时却特意下发。等待命令的人如同向上天祈求、向上帝祷告，恍惚不可预料。因此，迟迟不下发的，人们怀疑是在炀灶；下发的，人们怀疑是在营窟，于是朝廷上的种种疑惑纷纷产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明白表示可否，以堵塞疑惑的孔窍呢？那些被废弃的臣子，刚强正直、敢于犯颜直谏，曾经借助他们来维持天下正论的人，如今只剩下几位，这正是国家的纲纪。有的被看作迂腐狂妄，但他们的话各有适当之处；有的被明白弃置，却暗中采用了他们的意见。主管爵禄的人即使屡次补写奏牍请求，仍然寂然无闻。于是活着的人甘愿像白驹困在空谷，死去的人怀抱赤诚之心而长眠，国家能够直言进谏的人就少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扩大容纳谏言的胸襟，赶快简拔任用他们呢？国家靠谁建立？只有这些苍生百姓；他们就是国家的元气。元气强盛，国势就强；元气衰弱，国势就弱。如今长江南北、山岭东西，受到削弱剥夺，十户之中九户空虚，百姓贫困而思乱，大概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臣认为应当停止征收专卖、采办的命令，减少供养藩王的田地，慎重选择地方长官；可以免除的积欠赋税赶快免除，可以赈济的饥荒赶快赈济，使四方百姓明白知道圣天子体恤百姓的德意，或许可以培育我国的元气，重新联结已经涣散的人心。至于关系国家根本、最为紧要的事情，又没有比储君的教育更重要的了。东宫讲学已经很久没有举行，光阴飞驰，怎么可以再拖延？即使资质聪慧是天生的，但人情物理都完整记载在经典史籍中，不学习怎么能够汇聚掌握？皇长孙年过十岁，天真之性蕴藏内在，晶莹如未雕琢的玉器，培养正道、成就圣德的功夫，正在今天。古语说：“心性尚未放纵时就先加以教导，教化容易成功。” 臣私下认为，选择吉日陈说经典，亲近贤人、辅赞正道，这些事不可不急切办理。这也是为万世子孙谋划福泽的宏大计划。这几件事，都是群臣已经说过、经常说的，而且人人都在说，丝毫不怕烦琐。臣在病中反复思考，国家的急务实在没有超过这些的。臣又怎么敢舍弃重要的话而枝蔓铺陈呢？恭愿皇上俯察臣的愚见，幡然改变思虑，不要说已经治理、已经安定，而应始终如同临危、如同警惕；把群臣经常说的话当作药石，把愚臣这些零散的话当作引导，使这成为所谓“在疾病尚未发生时治理，在危险尚未来临时保全”。疏通郁结，消除滞塞，使千万人共同的心思合成一人的心思，使千万人共同的意气合成一人的意气，融洽充满，天空和大地都舒畅明朗，家国天下的情意无不相通，宗庙社稷的福祉也相应而来，太平安宁的盛治就可以永远保持，而臣这具微薄的犬马之躯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臣伏在席上流泪，不知说了些什么。《亦玉堂稿》卷六 商丘沈鲤龙江 《明宗录》序 《沈氏家训》序 《应天府乡试录》序 《送张浒东归省序》《田都谏疏草序》《赠黑丹渠判山东盐运序》《沈氏家谱序》《曾中丞奏议序》《赠中丞吴公擢南刑部侍郎序》《明宗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