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三

译我私下认为，世道的兴衰，根本在于人才和风俗；人才的增减，风俗的美恶，又都从学校产生。学政所关系的事情，实在极其重要。可是如今担任教职的人，只是徒然充数，而有关官府又漫不经心，导致学政一天比一天衰败，民间风俗远不如古代。这其中的缘故，实在不小。臣等忝任风教之职，不敢不亲自承担责任，谨将应当修明兴举的事情列为八项。除议处教职事宜已经题奏奉得明旨外，其余七款谨列出上奏请求。如果蒙皇上俯允采纳，容许臣等刊成书册，咨询都察院，再转行各省直巡按御史及两直隶提学御史，通行所属衙门，一体施行，以求实际成效。对于世道和民风，或许也不无小小的补益。第一，阐明大义来觉醒人心。求学却不知道大义，只是一味用条文教令加以约束，就像行路的人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却责令他奋力前行一样，没有益处。国家通过学校培养士人，又通过科举选取士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乡举里选的制度既不能恢复，不得已才从人的言语文字之间观察他，根据他说话中的道理来□察他的品行是否笃实，使之成为国家经世济用的人才；所谓大义□□就是这个。□士人已经很久不知道这一点了，小时候学习，只说：我□学业、取科第，就可以荣耀自身，荣耀家族。父兄教导子弟，师友相互劝勉，也只说：只要勤学取科第，就可以荣耀你自身，荣耀你的家族。至于一定要明体达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以完成我作为人的本分，像古人所谓的求学那样的人，又有谁呢？出仕与退处、行动与藏身，本来不是两条道路；世上从没有困穷时所受的教养只顾自身和家族，而显达后施展抱负却能卓然以百姓和国家为忧的道理。所以吏治不整，并不只在任官之后，而是在他平日藏身修业时就已经错了。近来皇上忧念百姓的艰难，考核整顿吏治，已经再三进行。臣等因此深入追查弊端根源，想要充分表达国家培养贤才的用意以及古人求学的宗旨，向众多士人说明方向，启发他们长期迷失的心志；仍把敕令中与士习密切相关的条款和卧碑一起刻在石上，使士子早晚诵读。这样大义就能明白，学政的各项条令也可以逐步修举了。恭请圣上裁决。第二，颁布制书来储备真正的人才。求学而不通晓当代事务，即使熟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最终也难免有生在今世却反而一味复古的过失。臣等恭敬地看到，本朝制书都是列位圣王的精神、心术、政教和纲纪的寄托，其中对仕宦和求学最为切近。只是这些书收藏在天府，即使士人居住在京城之下，也有终身不知道书名的，何况远方边地的人呢？恭请敕令本部转行各省直提学衙门，查照往年颁发的制书，其中有未刊行的、刊行不广的、已经刊行却中途废止节省的，都分别酌量工费大小，命所属府州县衙门分工刊刻发行，以资助士人的学习。如《大明律》《大明令》《大诰三编》《诸司职掌》《洪武正韵》《皇明祖训》《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资世通训》《教民榜文》《学校格式》《宪纲事宜》等书，各地府县都应刊刻。至于先臣丘浚进献的《大学衍义补》，以及本朝名臣中有编纂其事迹而成录的书，虽不敢与制书相比，也属于当代的文献，可以作为士子的学习典范，似乎也应依照前面的办法：工费稍多的由藩司刊刻，费用较少的由各府刊刻，使人知道景仰师法前代贤哲，以明白并熟悉当代事务，这也是储养真正人才的一件事。恭请圣上裁决。第三，严格实行保结来崇尚品行。臣私下认为，国家以辞章取士，却从来不是只凭辞章来评尽一个人，大概是在科举中寄托了乡举里选的意思。里选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保结。所谓“保”，是甘愿与被保之人同罪；所谓“结”，是要承担终身责任。文书格式说：依照所奉行的事例。又说：确实保明某人的身家并无违碍；如果虚假，甘愿治罪，这表示实行连坐。所谓“违”，是违背礼法；所谓“儗”，是曾经犯过罪。不仅说这个人自身没有违碍，还要说他的身家也没有这些问题，可见对士人的要求十分详细。开始由里老、邻佑甘愿作保，认为居住相近的人必然真正了解他；后来又由师生互相作保，认为同在一所学校学习的人，所作保证必然审慎；又后来由司、府、州、县官吏加盖印信作保，认为下属关系重大，查验必然严格。如此要求保结，确实周密。祖宗选取士人，难道何尝只是看重辞章吗？如今却失去了这一点。核实品行的人长期没有，作保结的人也不知道保结是什么意思。即使品行有亏，也不被家乡和国家所容；人们反而可以把他推入豺狼虎豹之中。一次考试取得高等，众人便都刮目相看；只要擅长文章书写，就称为贤才。保结竟成了一张废纸。选士不崇尚品行，士人还仰慕什么而修养品行呢？臣等为今天的办法，不敢远远援引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只要求切实实行保结而已。也不敢就要求士人具备六德六行那样的详细标准，只希望他们没有大的过失罢了。大的过失有十种：第一，奉养父母有所欠缺，言语忤逆，是不孝的过失；第二，欺凌侮慢尊长，残酷刻薄对待亲族，是不友爱的过失；第三，酗酒败坏德行，携带妓女公开淫乱，是不知羞耻的过失；第四，强行买取田宅，以私人债务抵折，是不和睦的过失；第五，出入官府，为别人请托，是不守本分的过失；第六，赌博谋利，唆使诉讼、伤害他人，是不端正的过失；第七，结党营私、挟制官府，依仗才气轻慢长者，是不谦逊的过失；第八，营求私利、推举恶人，挟持私仇、阻挠善人，是不恭敬的过失；第九，包揽差役和粮税，强行干预乡里的事务，是不谨慎的过失；第十，与下流之人为伍，行为卑污苟且低贱，是不庄重的过失。这十种过失，普通百姓尚且会有；谨慎厚道的人都以同他们交往为羞，何况士人呢？臣等请求把这些规定制定成条格，刊布在学宫，并遍及里巷，作为保结的格式，使士子平时因此警戒反省，知道自重。凡有童生入学成为生员、参加科举考贡、举人参加会试以及贡监生起送铨选的，本提调官都要取得里老、邻佑以及本学廪生、增生、附生各自联名具结一纸，务必依照条格在各款下公正填写有无，并亲笔签名；其保结有碍。

译对于没有人作保结的，童生不许送去考试；举监生员等人不许起送。保结无碍的，提调官还要审查是否确实，盖印作结送交府里；府官也照前面一样审实，盖印后汇送布政司。各级都不许虚应故事。尤其在数次办理中，对科举生员更不可不严格查核。因为生员一旦考中，就关系到百姓的祸福；而且人数不多，品评鉴别也容易办到。切不可故意容许其应试，致使侥幸取得出身，成为日后百姓和国家的忧患。科场考试士人，本来就是为了选取贤才。既然知道他不是贤才，不是有用之才，又何必让他考试呢？如果姑且让他考试，而他凭借像文君子一样的文章混入贤才之列，这就是替国家尊崇仇敌，替百姓聚集螟螣。一省应试的生员，多到四千余人，少的也不下二千人。其中难道没有品行不修的人吗？怎么能借口说全部没有违碍呢？如果具结的生员和邻佑等人相互串通隐瞒，或者仇敌诬陷他人以图报复，事情败露就实行连坐。若提调官、教官因为徇私避怨而包庇坏人，抚按官应当据实参奏。这样一来，有司所负的责任就很重；正因为如此，考察士人时不得不把士人的各项条格查得详细。既然严格规定了用来约束自身的标准，就不敢不谨慎遵守。把这些人排列到官位上，知道他们不会危害百姓，这就明确了。恭请圣上裁决。第四，议定考校办法来改变士风。查得近年提学奖励士人，没有不谆谆告诫他们重视德行的；考察才艺、评论学业，也没有不勤勉于穷究经书、明白义理、重根本尚实际的事务。然而士习最终仍不能改变，崇尚德行的风气也没有首先实行，这是因为其中的真实用意不能使人明白，人们也就只用表面文章来应付。天下的事情，语言不能使人明白，就要用真实的意旨来改变人心。如今提学官巡按地方、考试士子，必定先考校文章；文章考校完毕，赏罚便随之实行。士子只知道这样就是荣耀或耻辱，这样就足以劝勉或警戒罢了。他们的心志和耳目已经有了固定方向，而我们开始时只举出一两个、或三五个品行优劣的人来表示劝惩，终究不过是照例举行，并没有显出究竟怎样才是崇尚品行，却只反复告诫说：“考校士人要先看品行，然后看文艺。”谁会相信呢？何况考校文章时，士子即使品行如桀、跖，只要文章列在高等，便已经被视为价值连城的宝物，舍不得放手；万不得已稍加处罚以示惩戒，也不过是照例举行，并没有显出究竟怎样才是崇尚品行，却只反复告诫说：“考校士人要先看品行，然后看文艺。”谁会相信呢？这就是实际用意不能使人明白，而人们也只用表面文章来应付的原因。是否应当从今以后，凡提学出巡，一到地方，就把访察所得品行优劣的生员召集起来，与提调等官员共同向全学诸生多方询问，推举那些与公众舆论相合、完全没有疑问的人，再分别按照善恶轻重实行赏罚，务必使众情畅快满意，确实可以作为劝善惩恶的榜样，不得虚应故事，使人留下口实。□此事办完，另日才考校文艺。大概先后次序一改变，意□轻重便已经明白显示给人；人人都知道朝廷培养人才，不专在词章记诵这些末节，必然争相自我磨炼，以求符合公众舆论，这也似乎是激励劝勉、鼓舞人心的一条途径。已经赏过品行优良的生员，如果文艺考试列为劣等，免于降黜；已经处罚品行恶劣的生员，如果年龄未满二十岁，暂且容许继续学习，即使文章考试列为优等，也不准补为廪生或帮增生。像这样衡量文行高下，我们的真实用意就可以明白显示给人，人们或许不再用表面文章来应付。至于比较文章，也自有重根本、尚实际的方法，不应专在词章记诵这些末节。近来士子虽然都把经书作为本业，但致力于明白义理、博通贯穿的人很少。上等的擅长雕饰文辞，下等的学习剽窃。聪明而投机的人专门摘取题目，资质拙劣的人只会专心背诵。即使有终年勤奋刻苦、被称为杰出俊秀之才的人，仍有的家中不收藏史鉴之书，眼睛也不曾读过性理之学罢了。成群结队参加计偕，预备廷对，等到问及其他事务，便茫然无知。直到考中之后，才突然有意学习古人，也已经晚了。臣等对此深有感慨，想在现行制度范围内稍微纠正这种旧习。臣私下认为，考童生时，除经书二艺外，必须用论题考试；论题一定以《资治通鉴》和性理之学命题，使他们知道古人的行事和求学方法。此外还要默写《小学》或《曲礼》中的一段，以重视启蒙教养；不能全部通晓的，不得录取充任肄业生员。除二艺一论外，必须再加策问一道，策问一定针对时务发问。此外还要从朱熹《家礼》中命题一道，让他们默写大意；不能全部通晓的，不得置于高等。礼是立身的大防；礼义明白，德性就会坚定，忠、孝、节、义都由此产生。如果在本经之外，能够默写其他经书首尾四条，说明他的学问有根基；即使经书、文章、论说未必超过别人，也应给予优等评叙。又或者有条理地回答时务，足以供采择，说明他的学问有用；即使经书、文章、论说未必超过别人，也尤其应当立即给予优等评叙。国家设置科举选士，本来是想得到能够实际使用的人才，不是只取空洞的文章。五经对于士人来说，就像饮食有五味、绘画有五色、声律有五音一样，缺少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如今士子各自专治一经，虽说这是他们的专门学业，但如果能把背诵时文的时间转来诵读其他经书，通晓其中的大义，三年之内难道不能完成吗？即使只为科举功名之用，这与诵读时文相比，哪一种收获更多呢？可是士人刚开始咿唔诵读、占毕经书，就把这一鼓作气的精神耗费在章句上，用尽一生的力量，却只成为一时如刍狗般的用途，直到嘴唇磨破、牙齿脱落，最终仍然面墙而立，实在可惜。何况如今今文、古文和礼制已经厘正，不需要花费雕刻、组织绘饰的劳苦；如果还说专心研究本经而无暇旁及，臣等是不相信的。所以士人专治一经，就有余力学习，背诵时文的时间反而增多；兼读其他经书，就没有空闲顾及别的，背诵时文自然减少。这不但能扩大见闻，也可以纠正士习。因此臣等想悬赏徙木那样的重赏来诱导他们进步，只是不制定一刀切的办法强迫人去做力不能及的事。科举考试设置五道策问，本来是设置事务让人谋划，并且要求他们通晓当代事务。可是如今中式者，只以经书义理应试，五策中多是空疏赘余；时务策又排在最后，就成了赘余中的赘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既然这样，又何必设置策问呢？臣私下认为，科举考场若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首先提出三道时务策。若有人言论切中要害，通达世务，或者广泛穷究群书、博通六经，即使前一两场不很优异，也应当录取。这就是重实际、崇尚根本的方法。既然考察品行要这样，考校才艺又要那样，那么考校和科场就不超出祖宗的成法，却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为国家发挥实际功用。恭请圣上裁决。第五，议定岁贡制度来储备教职人才。贡士中被授予教职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大概朝廷既然专门借这条途径来修明学政、长养人才，那么它所关系的事情也很重大。可是如今既轻率地授予他们教职，又轻率地弃置他们，使师道无法建立，人才很少得到培养，这不能不深思。查历年岁贡生员，除愿意就任教职的移文咨送吏部听候选用外，其余都应分送两京国子监学习。然而诸生都以年老为借口，不愿入监，纷纷申诉扰攘不止。等到查验他们的年龄相貌，果然已经衰老；考察他们的学业，又确实多已荒废。让朝不保夕的人勉强背着书箱求学，等待十年以后任用，实在不近人情。更严重的是，他们荒废学业之后，还让他们担任教师，期待他们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实在不能适用。明知他们不能胜任，却仍然把这种官职给他们，使师道不能树立、人才无法成就、教化日益衰败，谁来承担这个罪责？这是不能不改变而加以变通的。查得万历五年，大学士张居正题准生员考贡，正贡一人、陪贡五人，择优选取。一时起贡送到吏部的，多是年富力强、文理成章的人才。可是人情感到不安，制度实行不久，便又报告停止，于是被废弃的人很多，而仁厚的用意很少得到体现。臣等从中斟酌，私下认为国家厚待士人，所以对他们取得出身的途径应当稍微宽缓；朝廷用人看重才能，所以在任职时还应更加慎重。如今既然题请恢复旧例，选取食廪年久者一人为正贡、一人为陪贡，已经算宽缓了。如果考贡时不论文章义理是否通达、年龄老少，一概起送到吏部，那就不是国家用人的本意。是否应当下令各省直提学官，每逢应贡年份，预先通知各提调官，把应当起送的贡生员入学和补廪的年月，除编造名册外，还要明确写在卷面上并加盖印章，集中到省会，严格考试。凡文理不通的，直接发给儒官札付，终身优免；文理没有荒疏但年老体衰或残废疾病、不能任职的，只准以贡士身份出身，命有关官府照常以礼相待；当年起贡的公费，也准许全部发给，但不发给赴吏部的公据。各省由布政司总造一册，两直隶由各府造册汇报本部；与题请训导职衔的文书一并咨送吏部，各自发给札付，让其退休。贡缺不必再行补足。如果临到考贡时，正贡偶然有事故来不及预考，就把陪贡按照正贡的品级考校，照前办理。到吏部参加廷试时，文理不通的，也准照前例，题请授予训导职衔并令其退休，不必再发回学校学习、重新起送，以增加烦扰。如果其中有博古通今、才华奇异、能力特殊的人，翰林院题准送交本部，由本部转送吏部，再加以考试核实后，便授予两京国子监相应的职任，以示鼓励。按照本朝廷试旧规，只考经书义各一篇、判一道，即使有特殊才能，也没有机会显露。是否应当照廷试教职的例子，增加策论二道；廷试当天，应当重申旧规，敕令巡视御史及锦衣卫巡绰官校严加防范。凡交卷没有结束，两侧宫门不许有人往来，以杜绝奸弊。人人都能有所成就，国家培养士人就不会失去仁厚之意；官职又不至于被侥幸冒充，朝廷用人也能极尽选拔公正，似乎合乎人情，法令也可以长久施行。恭请圣上裁决。第六，明确职掌来督责提调官。我私下听说，清明善治的政务以教养为先，所以说守令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如今的守令，大多把培养人才看作末务，漫不经心、不加讲求的比比皆是。上等的只知道考取门生，以培植日后的私恩；苟且敷衍的，到任后下到学校，闭口听讲一次罢了。全学诸生的勤惰，关系到他们的升降；善恶，关系到任用和去留；行为举止，关系到风俗教化；任其学政衰败、纲纪废弛、学校颓坏，这样提调官的职责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而两院不以此作为举荐和弹劾的依据，提学官也不以此考问学校的修举和废弛，难怪学政衰敝、风化日益流失，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等曾庄重诵读太祖高皇帝的圣谕说：“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使风俗良善，良善风俗根本在于教化。教化实行，里巷百姓也可以成为君子；教化废弃，中等资质的人也可能堕落为小人。”又查得洪武九年，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核任满，吏部依据本州岛的考语上奏，说本官长于督运。高皇帝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学校是风化的源头，这是守令首先应办的事务。不知道遵循这些，却说擅长督运，这是舍弃根本而从事末节，难道担任官职的人不应当降职罢黜，使其受到惩罚吗？” 国家重视教化，不仅在各司职掌中记载得十分明白，圣人的谋略又广大光明，像日月星辰一样昭著，本来就是臣子所应奉为准则的。为什么偏偏只忙碌于文书和期限会计，却反而把所谓风俗人心的大事看作无关紧要呢？臣等请求申令告诫府、州、县掌印正官：凡是提调诸生，应设置善、恶、勤、惰四本簿册。除访察十种过失有无，已经记录在善、恶二簿之外，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的日子，要把本朝制书以及四礼仪节中曾经刊布在学宫的内容，拿来向诸生提问考难，检验他们的勤惰，实行赏罚，并据此分别登记。到年终时，汇报提学衙门；其中勤学记录最多的，选拔出来再加奖赏；屡次懒惰而不改的，等提学巡按时另行开列报告。至于文章课业，听凭诸生自行选择方便的时间集会，有司只根据他们的会所编列若干名号，不时抽阅集会文章，选取有进步的，酌量给予鼓励，并借此端正文体，使之符合颁行的格式，不得再写得险僻奇怪，以败坏士习。至于文庙学宫，不应污秽倒塌；簠簋几案，不应积尘破损；先贤祠墓，不应被砍柴采樵而荒废；

译道教、佛教的庵院，不应私自创建增修；教民榜文，应摘取其中的要点，张贴在通衢大道上；圣谕六言，应设置木铎，每天在道路上宣示。乡饮酒礼，本来贵在尊德尚齿，不应虚应故事，也不应滥及罢闲而有过失的人。旌表节义，本来是为了使隐微者显扬，不应长期沉埋，也不应忽略贫寒卑贱、孤苦微小的人。社学应当随处设置，教读应当用心选任。申明旌善亭，不应把年轻人当作老人，把下流之人当作有德之人。名宦、乡贤的祠庙，不应因为爵位而掩盖公众评价，也不应因子孙的关系而追及祖父。山谷中有怀才不遇的隐逸之人，应当以礼优待。先贤有衰微不振的后裔，应当给予抚恤并登记。服饰、房舍违背格式，婚丧超过制度的，应当一律裁正。邪门异道迷惑人心、淫词扰乱经义的，应当一律禁止。风俗崇尚奢侈，应当加以矫正，使其趋向俭朴；风气浇薄衰败，应当挽救，使其归于淳厚。诸如此类，都关系到世道的兴衰和百姓生活的安乐忧患。把它们办好而酿成福祉，就像白昼逐渐变长而人们没有察觉；把它们办坏而积成祸乱，就像火焰烧尽油脂而人们没有看见。等到形势已经形成、时机已经成熟，就有的安稳如泰山，有的危险如累卵。大概一切都是逐渐发展而造成的，但人们却听了以为迂缓，看了以为事情遥远，难道不是因为只把眼前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却认为将来的利害可以不预先承担责任吗？帝王治理天下，不过是治理、教化、养育三件事。臣子奉行君主的命令来实现它，百姓承受恩泽、接受教化，难道可以只兴办这一项而废弃其他，以为已经尽职了吗？是否应当下令抚按、提学官，把前面所列的事项制定成条格，严格命所属有司用心修举；并把治、教、养三件事以及操守一项分为四类，写入属官的考语。即使另有其他政绩，也不得一概推荐。恭请圣上裁决。第七，重视提学官来便于责成。提调学校的官员，关系一方的风俗教化。如今提学官所负责的，不过是考校文章一件事罢了。难道一切风俗、纲纪、礼乐、教化的事务，都不是他们应当亲自承担的吗？所谓称职，也不过是考文没有差错、考试没有偏私罢了。难道敕书、卧碑以及近年所申令告诫的事情，都不是他们应当用心研究的吗？先朝山东提学薛瑄、南畿提学陈选、江西提学邵宝等臣，大都能亲自倡导德化，训导启发生员，一省都一致向往，当时号称得人。如今士人不振作，教化不能普及，百姓未必全是士人的罪过。请从今以后会同推举提学官，务必选求文才和品行兼优、卓然可以作为师表的人，不许只浮泛仰慕文名而一概推用。提学的职任，除考校士人一项已经在前款详细陈述外，至于学政风化，凡属于提调职掌的，都应遵照前面各项条款；考校士人完毕后，把各提调官一一考察，查明哪一项曾经举行，哪一项符合规定；有废弛的，就议论修复；有差错违背的，就加以裁正；对于留心教化、素来称为贤能的，和懈怠荒废职务、应当议处的，分别开列注明贤否，等巡历完一府，就汇总送交抚按；巡历完一省以及升迁调任离职时，就开列送交吏部；朝觐之年，就揭报送交吏部和都察院，以备考察。其余都遵照敕书，酌情便宜行事，以符合风纪官的职责。这样提调各官就知道警戒畏惧，不会把教化看作末务。提学官督促考核有司，应当如此。至于教官，他们的文艺不必都胜过弟子，但如果能以自身作为榜样，先纠正轻浮、警戒懒惰，主持清正的舆论，表彰善行、憎恶恶行，那么人人都可以努力做到。如今应当根据他们实际能做到的事情来考察，评定其品行优劣、职务勤惰、举报公私以及才力长短。儒官俸禄虽然微薄，但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天下英才，所以胸襟应当宽广；地位虽然卑下，所承担的却是教师模范的重大责任，因此仪表举止应当庄重。如果他们在有司门下低声下气，在富民之家轻贱自身，发泄私愤而辱骂诸生，计较小嫌而傲慢违忤同僚，或者放债取息，或者沉溺酒曲而忘记返回，这些都会损害大德，不能作为榜样，应当立即遵照敕书，拘送按察司审问革职，情节较轻的予以戒饬。这是用来考验他们德行的。就职务而言，应专门责成他们训导学生；训导本斋诸生，长期受到耳濡目染。他们贤能还是不贤，很容易知道；人数不多，也容易全面提携督促。提学官就任之初，应当预先通知各学训导：本斋诸生除学习科举业外，对限定学习的本朝制书及《家礼》仪节，应分别制定学习进度，督令诸生逐一讲习，并由□教总领督率。等到巡按到学的日子，分斋抽签，听他们讲□。其中有人因勤学受到奖赏，查明某斋所得最多，就把本斋□导一并奖赏；有人因懒惰受罚，查明某斋所得最多，也要当面对本斋训导加以诘问。掌印教官总评各斋分数的多少，依前例奖赏或警戒。这是用来考验他们勤惰的。近年提学官考察生员品行，大都不让教官举报，是因为担心教官徇私好恶、毁誉失真。臣等私下认为，要考察教官是否贤能，正在于此；难道能因为担心噎住，就废弃吃饭吗？今后提学官将要巡按到学时，应先命训导分别开列本斋生员中谁品行恶劣，务必指明实际事迹，不得含糊敷衍。掌教官再加□核，密封汇送。如果各官开列的情况与提学官访察所得，有的把善人说成恶人、有的把恶人说成善人，难以取舍，就应询问全学诸生，必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

译这样各官是否徇私、是否毁誉失实，固然也无法掩盖，而士人贤能与否便可以据此知道了。如果在乡饮酒礼、乡贤名宦以及节义旌表等事情上举报不公，以致触犯舆论，也要查明是否另有原因，分别记为不谨、不及或劣等考核。这是用来考验他们公私的。至于里巷百姓和儒学教官，虽然没有统理全局的责任，也应当协助有司分头推行教化。比如县学有两个训导，一人负责城东，从某里到某里；一人负责城西，从某里到某里。每月巡行一次。其中社学师生，要检查他们学习是否合宜；民间乡约，要检查举行得失，并同他们讲解、校正。这不只是职责上本来应当如此，也可以借此观察他们才干是否优良。提学官督促考核教官，应当这样办理。有关官府的教职人员都能在下层分理事务，提督宪臣又能在上层总领督率，如果还说学政没有办好、教化没有推行，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恭请圣上裁决。○因灾陈言疏 自从祖陵发生灾变以来，各位大臣忧虑时局、上疏陈事，奏章已经塞满了公车，我哪里敢再来重复呢？只是各位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我担心劳烦皇上阅览，而且未必容易彻底了解。谨综合众议，撮取大意，再申述一番，只希望皇上垂察。臣仰念皇上尊祖敬宗，尽行伦理和礼制；所崇奉的是列圣陵寝，所尊敬亲爱的是慈圣太后，所为太子诸王作长远谋划的是皇位继承，所想传给万世的是大宝，所想与尧、舜相比而使之更加隆盛的是美名，所想使四海内外都纳入版图的是土地，所想使宫殿基业隆盛的是三殿，所想使内库充实、财物积聚的是内帑；这些事情本来都应当可以一定得到、一定实现。只是要同谁共同谋划、共同守护呢？关键只在于不能失去民心罢了。百姓虽然极其微小，但如果不能得到一丘之地，百姓便不能成为天子；百姓又极其愚钝，但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就不能取得百姓。因此说：“有了人，才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有财富。”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又说：“安抚我，我就尊奉你为君；虐待我，我就把你当作仇敌。”由此看来，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就像龙凭借云和水一样；如果不能承载百姓，就无法推行统治。如今天下人的心情究竟怎样呢？大概自从矿税兴起，宦官使者便遍布天下；宦官使者一出，四方那些没有登记在册的人便跟随他们，充当爪牙耳目。有的分布在乡村城市，有的把持关津渡口，有的在商贾聚集停泊的地方横行霸道，于是无不树起黄旗，张挂圣旨，乘坐舆从，张扬声势，冒充所谓的内监，而内监也不能全都知道。那些吮吸百姓血液、吞食百姓骨髓，使人失去儿子、使人失去妻子的，像■〈亡上虫下〉聚集在牛身上，像蚂蚁附着在腥膻之物上一样，内监也不能辨别真假，因而不能阻止他们借名行事。又不只是这样而已。先是征收矿税，后来又加征榷税；征榷之后，又鼓励告发，有的诬告说截断、劫取皇帝的贡物，有的诬告说拘捕并包庇罪犯，有的说某人曾发掘古墓而得到奇珍，有的说某人曾开挖古窖而获得巨富；又说某宅有矿，便毁坏那所宅子；说某墓有矿，便挖掘那座墓。他们的毒辣凶恶像枭獍，吞噬百姓像虎狼，到处使人不得安生，人人都无法保证性命。一片树林之内，纵使放出几百只鹰犬搜捕，不把鸟卵和雏鸟搜尽便不停止；一池水之中，放下十几张网捕鱼，不把大鱼小鱼捕尽便不停止。所以总计天下的财富，以十分为标准，皇上所得占十二分，内监所得占十三分，群小所得占十五分，利益于是分散到众人手中，怨恨却全都归于一个人，百姓怎能安宁呢？百姓不能穷困而内心安定，财物不能得到而不离散。君主与百姓本是一体，割下自己的大腿肉来填饱肚子，哪里能够安稳而长久地吃饱？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宫门距此万里，像这样的情景，皇上怎么能够知道？皇上只要首先看到祖陵的松柏被虫子吃光，像那样光秃秃的，就可以知道民间遭受剥削的痛苦了。民心离散，正所谓土崩之势，必然会反叛；一反叛，就必然要动用兵力。国家正当需要用兵的时候，祖陵难道不会受到震惊吗？圣母难道不会妨碍燕饮欢娱吗？九重宫禁难道不会无暇进食吗？皇上的美名难道不会受到损伤吗？诸王受封土地、承担屏藩职责，难道不会忧虑吗？国土难道不会分崩离析吗？三殿落成难道不会延误吗？内府多年积蓄，难道不会将要拿出来作为军费吗？本想增加财利，反而造成损害，哪里比得上知道适可而止、知足守成，这仍然可以算是一条善于守成的策略。燕雀栖息在厅堂上，并不能因此说已经安全。我不能预见远方的叛将和未来的变故，只据我原籍一隅来说，大河以南、长江以北，方圆数百里之内，仅仅六七个月间，已经擒获大盗数十人。又怎么知道广大的四海、众多的九州岛，没有正在窥伺间隙、观察形势而准备起事的人呢？只不过彼此观望，没有人敢首先发动罢了。一旦有人发动，四方就会响应，我担心到那时将难以扑灭。为什么呢？民间苦于征税和榷税已经很久了，父老子弟中流亡迁徙的人很多，户籍上的兵额已经空了大半，还有谁来当兵？各郡县的府库都已空虚，民间百姓的钱袋也像被洗劫过一样，公家和私人都困乏，还有谁来供应军饷？地方官从巡抚、巡按以下，直到知府以上，十个中有九个空缺，还有谁来办理政务？即使有兵、有饷，又有办理事务的人，在众人嗷嗷待哺的时候，兵家的胜负也仍然难以预料。为什么呢？从前宁夏之变、播州之变，他们是贼寇，我们是讨贼之师，是为了除去危害自己的东西，所以人人都拼命作战，军队能够取得成功。如今所担心将要骚动的，是善良百姓；他们本来并没有意图反叛，只是因为被逼迫剥削，反而把他们驱入水火；而一旦反叛，反叛者和捕捉反叛者的人，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兔死狐悲，我恐怕他们会反过来拿起武器帮助叛乱者。难道百姓肯牺牲性命，竭尽忠诚于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吗？所以我说，胜负还不能预知。朝廷的法令，可以施行于尊君亲上的人，却未必能施行于那些深感痛苦、频频皱眉的民众。曾子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报答你。” 由此看来，一时的愤怒，表现在脸上的还容易消解；长久积累的怨恨，刻在心骨上的就难以平息了。所以民心不能失去，尤其不能长久失去。如今民心失去已经很久了，因此应当赶快把它收回来。天下是一个巨大的事物，也是一个有脚、能够自行运转的事物。君主用安静来镇定它，驾驭它又得其方法，那么它就会长久归我所有。东西南北都可以成为我的外府，四海九州岛难以运来的东西都可以供我享用。如果失去了驾驭它的方法，即使有汉桓帝、汉灵帝的西邸，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查考阅读史籍，从汉以后、元以前，失去驾驭天下之道的君主，哪里数得完呢？有的众叛亲离而孤立于上，有的宗庙社稷不能守住而仓促出奔，有的在荆棘、霜露之间蒙受尘辱而不得安息，有的三军拥兵而不肯前进，并且出言怨恨，有的正当日中却没有膳食供给，只能由乡野之人献上麦饭豆粥，有的皇子皇孙亲手捧取粗劣食物，转眼之间便吃光了，有的把天下分成江南、江北，有的自身陷入□庭，窘迫羞辱无所不至。这些事情，都足以令人扼腕叹息。当那个时候，难道是财物不够使用吗？只是因为失去人心到了这种地步。

译皇上如果阅览前代史书，鉴戒过去的事情，迅速改变谋划，用安静来镇定天下，一定不会用天下这个巨大的事物去换取阿堵这种无用的东西。如今税监之中也确实有廉洁安静、不扰民的人，我怎么敢把他们一概诬蔑为没有这样的人呢？只是矿税不停止，势必会舔食糠皮而逐渐侵及米粒，最终甚至会吃尽，百姓凭什么得到复苏？所以必须停止矿税，把宦官使者全部撤回，才可以。过去我充任讲官时，曾经进讲过重外本、轻内末，争取民心、施行仁政，与发财和发身的道理，以及悖逆而来、悖逆而去的规律，而皇上未曾不虚心听取。如今难道突然忘了吗？人人都知道满足一饱一暖以外的财物都是多余之物，都知道给子孙积累过多财产反而会遗害，都知道钱财流通、没有能够永远停留不散的道理。难道皇上这样聪明睿智的圣明之主，反而看不到这些吗？起初我应诏北来时，已经七十二岁了。我不顾风中残烛般的年老，不顾知足止步的告诫，也不顾辗转跋涉的艰苦，只因为亲眼看见矿税祸害百姓，想替百姓请求生路罢了。难道我还有追求富贵的心吗？如今我手持笏板等待召用已经两期了，却仍然没有机会进入青蒲之地跪坐一次，得到从旁进言的好处，只是每天看见天灾、民怨纷纷充满眼前，半夜披衣起身，在屋中徘徊，像芒刺扎在背上；有时脸颈发红，捶胸自语：“这次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处在危急之中却不扶持，怎么还要用那个辅佐者呢？”臣已经老了，又是皇上身边的近臣，怎么忍心用烦琐的话使君父忧虑？只是国家兴衰、政治治乱已经近在眉睫，有些话不能不流着眼泪说出来，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希望圣明的皇上明察。《亦玉堂稿》卷四 商丘沈鲤龙江 《典礼疏》《典礼疏》臣听说古代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天下，把天下置于礼乐教化之中，所达到的效果甚至可以感通上天、配享上帝。后世的治理大多苟且简略，只凭法术控制天下，而伟大的教化再也看不见了。这难道是因为不知道礼可以治理国家吗？不是逢上通达昌盛的时运，就没有空闲；不是遇到君明臣良、志同道合，就没有空闲；不是明白看见流弊已经到了极点、衰败的风气应当回转，仿佛一天也不能苟且安处，就没有空闲。然而如此说来，礼难道还要等待时机吗？恭敬地思量我国家正当盛运中天而起，和□□唐列圣相继承接，恩德交加、和治累积，至今大概已有二百多年了。试问汉□朱之□，有足以同今天相比的吗？我高皇帝重新□□沌□纶草□，当时痛切扫除元朝风俗的污秽，心中常常忧虑不能□。等到事情完成以后，礼制又逐渐增加、逐渐损减，终于不免文饰过度。现有的大经大典、礼仪法度、节文仪节，有些还没有完全合乎古制，有些甚至反而失去了原来的本意。有志之士常常咨嗟叹惜，认为正当这样的圣明时代、遇到这样的圣明君主，如果不能及时纠正，一洗衰世的鄙陋，恢复古代隆盛的风气，那就是有关官署的过错。后世评论这件事的人一定会说：“今天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臣子的耻辱吗？难以守持而容易懈怠的，是志向；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趁着这个时机，修明礼乐，统一制度，把刑罚政令寄寓在教化之中，使天下不必告诫便信服，不必命令便实行，不必赏罚便受到劝勉和威慑；这种时机召见当世君主来看，他们会认为这是迂缓之举，而对于大有作为的君主来说，却应当惶惶急急地实行，必须责成三公、九卿和百官办成之后才安心。今天的皇上正是这样。臣忝居侍从日久，如今又错误地承当典礼这一重大职务，蒙受圣明的知遇，却惭愧不能作出丝毫补益。我亲眼看到时势流变，谋划思考风俗教化，私下议论当今的典礼，除去已经举行会议以及奉旨题覆的事项外，凡是应当酌情变通的，共有十二件：一是郊社之礼，二是宗庙之礼，三是常祭、杂祭之礼，四是宫闱之礼，五是朝廷之礼，六是预先教导皇子的礼，七是公主下嫁之礼，八是派遣官员审听狱讼之礼，九是京师缙绅往来之礼，十是各省郡县官吏、士大夫往来之礼，十一是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