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二

译○议秦王服内乞封疏 臣看得秦靖王妃吴氏上奏说，嫡长子秦敬王谊澏去世而没有后嗣，嫡第三子紫阳王谊漶是敬王的亲弟弟，尚未承受册封典礼，难以镇守护卫藩国，请求将谊漶赐封为秦王，安人韩氏为秦王妃，并按照旧例派遣官员册封。按照宗室藩王的重要规定，承袭王爵的人必须在服丧期满之日承袭爵位；又有禁止在服丧期间陈奏请求的规定，无非是为了严格礼典的防范，显示统一划一的法令。如今敬王谊澏于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去世，谊漶到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服制才满，却在三月间就已经请求册封；算起来，他具奏请求的日期还要更早。这能说不是在服丧期间请求吗？伦理关系重大，关系到名教，几个月的时间转眼就可到，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使他急切到这种地步呢？即使根据奏章所说，不过是说封国靠近边境，难以镇守护卫。私下估计秦王封国距离边境还很远，去年已经奉敕管理王府事务了。皇帝的诏令威严显赫，自然足以震慑内外，又有什么镇守护卫的困难呢？我们从前曾把宗室藩王的重要规定呈上，已经承蒙圣上嘉许采纳，不久又编入《会典》，并且多次奉到明旨，不许随意改动。如今墨迹还很新，却这样加以阻挠，私下恐怕这种风气一旦开启，人人都会仿效。像紫阳王这样，在服一年之丧期间尚且可以提出请求，从此以后必定会有人在三年丧期中忘掉哀痛。服满后承袭封爵，服丧期间请求尚且可以提出，从此以后又必定会有人在服丧期间承袭封爵。我们担心如果开始时不虔敬遵守，最终就不可能不失守。伏望皇上暂且收回先前的旨意，仍命谊漶等到服丧期满之日再另行具奏。我们□按照旧例上奏请求，如果因为宫中眷属众多、供养不足，应当特别施恩，也可以预先发给一年的常禄，以充作年度用度，并没有什么不可。何至于只图早一天方便，扰乱朝廷法令？为了提前几个月受封，却招致终身的羞辱吗？我们职掌所在，义不容许沉默，所以冒昧不避烦琐，来惊扰圣听。倘若蒙圣上允准采纳，不仅法纪可以统一，对于礼教也有助益。○议秦府进封第二疏 万历十三年十月间，秦王谊澏上奏说，准备将弟弟奉国中尉谊■〈氵〈巛上歹下〉〉谊漶加封为郡爵，并将靖王的一名女儿赐予郡主封号等事。我们谨慎遵守历次钦定的事例，以及皇上不许越过旧例陈奏请求的明旨，并结合区分例定以前和例定以后情况的说法，再次议论后上奏请求。奉到圣旨：近来由于宗禄不能接济，所立的条例非常严格。但秦王以条例制定以前为理由，屡次上奏恳切请求，朕特别顾念首藩的亲属情分，准许王的嫡弟谊漶册封郡爵，庶弟谊■〈氵〈巛上歹下〉〉册封镇国将军，仍按中尉支领俸禄，以后子孙只按照世次承袭。各王府也不许援引此例为女子请求封号，停止此事。我们恭敬地□听皇上的诏令，仰想我皇上如日月般的明察，本来已经洞察其中违反条例的错误了；然而仍特别顾念首藩亲属，不忍直接拒绝他的请求。我们即使愚钝至极，难道不知道奉承受命就是恭敬吗？只是事情关系重大，而我们的职守也牵涉其中，有不得不披肝沥胆直陈的地方。大概条例的制定，最难的就是宗室藩王。等条例已经确定，彼此共同遵守，使他们不敢干犯典章、触犯禁令，也没有比宗室藩王更难的。我世宗皇帝因为天潢宗派日益增加，而四方请求无穷无尽，这才开始大规模召集廷臣议论，制定约束，称为《宗藩条例》，垂示后世而不可废改。到了我皇上又重新制定重要条例，将其编入《会典》，而对于加封的禁令比过去更加严格，宗室藩王才开始不敢违背制度、请求越例加封。然而他们心中未尝没有非分的希望，可见立法定例的艰难就是如此。如果一旦冲破堤坝、毁坏防范，洪水滔滔而不能停止，那么从今以后想要挽回已经倾泻的洪流，使它不向四处泛滥，难道还能做到吗？谊■〈氵〈巛上歹下〉〉、谊漶作为中尉，是万历九年、十年皇上亲自授予的封爵；如今却擅自给他们加上郡王、将军的爵位。禁止增加封爵的规定，尤其近在万历十一年，也奉有我皇上的明旨；如今又擅自顺从他们违反条例的请求。即使和睦宗族应当优厚，诏旨屡次改变，难道是用来向天下显示信用的吗？况且郡王进封属于亲藩，尚且不能承袭原来的爵位；以中尉进封而加封，已经是越级，又再次加封，这就是卑下者可以超过尊贵者。敬■〈金勉〉先前请求册封时，也不过是中尉传了两代，如今反而能越过次序加封侄子，这就是疏远者可以超过亲近者。即使说俸禄仍按中尉发放，对于国家用度没有增加或减少，但条例中所陈列的规定已经清清楚楚、完备无缺，丝毫不容僭越，难道一切都只看俸禄吗？难道不也是因为名位爵器的重大，有些东西不能假借给人吗？秦王是首藩，若论分封次序，确实如此。若按照世次远近来辨别亲疏，那么宗室藩王中属于秦王一支的，难道会少吗？不只是秦王，连将军以下的人，也都想有所请求，而那并不是他们名分上应当得到的。将会有人说：“那个郡爵尚且可以假借，难道这样区区的小事反而不肯给我吗？”这样就开启以前没有开启的先例，施加以前没有施加的恩典。侥幸的端绪一旦开启，众人都会仿效，人人想满足私欲，事事想改变制度。朝廷用来广布大信用、建立纲纪的依据在哪里？各部门用来谨慎掌管关键事务、使人心服从的准则又在哪里？□明旨本来不许援引此例，但日后请求的人，便不再把条例本身当作条例，而把原本不合条例的事情当作先例。这件事关系如此重大，难道是小事，任其苗头重新滋长吗？伏望皇上以大道为公，转意接纳劝谏。起初虽然想到亲属情分应当优厚，想施加法外恩典；后来又想到祖宗制度难以更改，于是按照应得的名分裁定。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表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仍谕令本王不得再渎扰上奏。这是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惟愿圣明裁察。○议秦府进封第三疏

译近来秦王谊澏为弟弟中尉谊■〈氵〈巛上歹下〉〉、谊漶请求加封郡王、将军以及为女儿请求郡主封号等事项，随即由我们依据条例覆奏，极力说明不可加封的情形。仰承圣上慈恩，顾念首藩亲属，特准其请求。随后我们又依据条例坚持上奏，恭奉圣谕：特别恩典本来不作为条例，着遵照先前旨意办理。钦此。我们私下认为，君主已有确定命令，臣下自然应当恭敬奉行，又怎么敢再三渎扰上奏，轻率冒犯天威？只是臣子以守住职分为义，也以竭尽言责为忠。考察前代，确实也有牵拉衣襟、接连递上奏章，最终获得允许的事，流传后世，成为明主的盛美节操。我们有幸遇到极其明辨的朝廷，希望这种风气今日能够再次出现，所以才敢申述三次进谏的道理，以完成我们恳切愚诚的心意。惟愿皇上俯察。私下听说，王者应当有至仁，却不应有偏私的恩惠。如果因为亲属情谊，不论功劳、不宣扬德行，只顾念请求恳切，不愿严重拂逆其情意，姑且破格顺从他，那么即使称为特别恩典，也是偏私的恩惠；即使说不作为条例，也仍然会成为一个条例。古代帝王厚待九族，难道不想让恩惠无穷无尽吗？只是看到了人情欲望无法满足，也估量自己的恩惠必然有穷尽的时候。因此不得不以法制加以限制，来平衡人情中的不一致，并使每个人明白各自足够的名分，让尊卑有一定的界限，尺寸不相逾越。上面说有法令在，我不接受私情；下面也说有法令在，不敢提出私情。上下都以法相互维系，子孙也依靠它保全，世世代代没有穷尽。这就是所谓至仁而无私恩，是恩德达到极点。我国的宗藩条例，实际上正是鉴于这个道理。如果这一条例一旦松弛，请求就会纷纷而来，各自编造理由，朝廷没有统一划一的法令，而主管部门议覆时，也就可以任意操纵轻重。议论不准许，就说特别恩典不作为条例；议论准许，就说前些年已有先例。既然都是同一皇帝的宗派、同样是亲属，他可以请求，这个人也可以请求。准许便施恩，不准许便结怨，那么今天的特别恩典，就成了日后招致怨恨的开端，这是不可以的。这还只是较小的后果。仿效的人多了，违犯的人就多；等到触犯禁令后，才用一概的法令裁处，便会出现王室亲属想曲意保全也无法保全的情况。这样，今天的特别恩典，就成了日后削夺诸宗爵禄的诱因，这是不可以的。这还只是可能发生的一种后果。如今宗室中有许多人十分贫困，年禄又不能接济；假如能够安守本分、遵循法理，保住自己已有的俸禄，尚且不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忧虑。如果恩典可以侥幸求得，那么奸邪之徒就会诱骗愚昧的宗室，说非分的福分必须多次请求才能得到。于是派人往来奔走，道路上络绎不绝，钱袋里的财物全都输送给通过关系钻营的仆役和吏胥；奸人也得以肆意搜刮捕猎，这样各藩王的贫困日益加重，而东平王那样行善的人日益稀少，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正是特别恩典应当慎重施行的地方。我们并非不知道再三渎奏、无处逃避罪责，只是认为圣明在上，不吝惜改变决定；倘若有幸蒙受采纳，特赐停止此事，使我们能够守住职分，不废弃祖宗的法令，并更加彰显皇上从谏如流的美德，流传万世，难道不是比前代史书更光彩吗？○复秦府进封第四疏 仪制清吏司的案文呈送到礼部。我们查得，秦府奉国中尉谊■〈氵〈巛上歹下〉〉、谊漶各自进封一事，我们既已奉有明旨，又接到该司查核的案文，不敢不依据条例具疏请求裁定。至于此事本来与《宗藩条例》不相符合，我们也不敢中途改变自己的意见。大概君主已有确定命令，臣子必须委婉曲折地承受顺从，以表示恭敬，这是我们内心的本意。明知不可，却又隐忍着上奏覆议，暗中改变原来的说法，这就是内在欺骗自己的本心，向上触犯祖宗可以垂示万年、不可废改的良法美意；一旦使它不能施行，就是臣子错误地以为恭敬而扰乱法令，我们不敢这样做。近来鲁王颐坦为儿子寿錥请求册封，似乎与条例相合，皇上尚且担心庶出子弟册封泛滥，于是下令礼部议覆，发文查核，最终也没有因为是亲属而废弃法令。皇上的德意就是如此，我们却不能对于不合条例的事情明确指出其罪责，以便在职掌范围内顺承皇上的德意，这又算什么呢？况且恩典出于条例，人们就认为正当，法纪也归于统一；恩典出于侥幸，人们就心生疑惑，歧路也会渐渐分裂。这也是苗头不可滋长的事情，惟愿圣明斟酌施行，我们不胜恳切至极。○议庆成王乞封继妃疏

译臣等查得，庆成王慎锺当初作为长孙，应当由先王代为上奏，选张氏为内助；张氏承受祖命，已经确定了妾与妻的名分，并承袭郡爵。该王本人又自行上奏，请求晋升张氏为次妃，蒙受圣恩，因而又有统一裁定此事的议论。本部当时的题覆已经明白详尽，似乎正是预先为此事作防范。既然已经奉有钦定旨意，明白如日月，谁敢作伪欺骗？况且次妃进封为继妃，本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按照万历七年的例子，能够受封为次妃，已经属于特别厚重的幸运了。可是本王不知道感恩，竟敢隐瞒内助的身份，诈称是继室，妄自援引选立继妃的重要条例，以及西河王表相等人的前继夫人进封继妃的先例，混杂在一起上奏滋扰。这不仅与重要条例极不相合，也违背祖命，辜负圣恩，欺骗君父，竟然毫无顾忌。臣等查考玉册，庆成王生有九个儿子，都还没有请求册封：长子敏■〈艹泥〉、次子敏■〈氵寥〉是二妾王氏所生；三子敏■〈氵泰〉是次妃张氏所生。张氏如果得以封为继妃，敏■〈氵泰〉就可以称为嫡出，便成为日后夺取长子地位的凭借。他的邪谋诡计，实际就在这里。殊不知纲常法制，是继承世代的大防。本王想把内助晋升为继妃，就是把妾当作妻，违背了夫妇之间的伦理；想让庶子冒充嫡子，就是以年幼者凌驾年长者，失去了兄弟之间的次序。沉溺偏爱、放纵感情，劫夺名分、败坏教化，就是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伤害了父子之间的恩情。即使想尽办法请求，最终实现了图谋，但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又凭什么推行下去呢？我皇上承天地之正道，是主持纲常的君主，正要使九族敦厚和睦、五伦各得其序并相互谦让，以普遍施行同伦的教化。宗室之中哪里适宜有这种事？况且郡王的各个儿子，嫡庶、长幼次序不同，封爵又有明显差别，必须恭敬遵守既定制度，才或许不会产生祸乱的阶梯。古语说：一千个人追逐一只兔子，若一人先得到它，贪求的人自然停止，因为名分已经确定。假如张氏只止于妾妃之位，敏■〈氵泰〉确定为庶出次子，那么王爵不会失去其王爵，将军、中尉也不会失去其将军、中尉的身份，兄弟安定、妃妾和睦，庆成王的恩泽施及后代，哪里有穷尽？否则，冒充嫡子不祥，触犯长幼次序不顺，骨肉之间自相残害，其祸患不知道何时终止。那些奸人唆使诱导，只是希望侥幸得到一时的宠爱利益，却使一个国家危险、一个家庭受害；这样做恐怕也并不是本王的福分。对于同一个继承人，难道不应有鸤鸠那样一视同仁的爱，为什么要分彼此呢？只是他还没有深入思考罢了。臣等恭敬奉行明旨，再三详细议论，以法律条例为依据加以质证，按照天理衡量；对于这件事，理无一可取之处，所以坚决认为不可听从。本王违反条例、妄自请求，确实应当处罚；但因为关系到郡爵，臣等不敢擅自定议。至于该府教授等官员，平时不能用礼义启发教导，遇到事情又不能依据法令劝谏阻止，在辅导职责上实在是严重缺失。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移文通知都察院，转行山西巡按御史，将各官提拿审问治罪。又查各地宗室子弟成长起来，不熟悉法令制度，奸人趁机诱骗引导，实在为数众多；应当一并行文山西巡按御史，将屡□赍□□旗提拿审讯，依照条例发遣，使奸徒知道铜墨之□，而□□获得磐石般的安定。○庙享事宜疏

译臣考察认为：帝王宗庙、陵寝的仪礼，是最重大的礼典。古人极其严肃慎重，所以考核详尽精审，随着时代而有所变通增减，一定要合乎义理而没有不安之处，这样才可以开始洁净地举行祭祀，以仁心祭祀祖先。我国家创立之初，建立陵寝宗庙，制度和伦理都完备周全，难道不是想把它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吗？只是沿袭至今已经二百多年，其间制度有因有革、有损有益，不免有值得议论的地方。此前各位臣子已经曾经提出过这些意见，最终因为议论不一致而停止。臣等忝居礼官，这是职掌所在，心中感到不安已经很久了。如今太常寺卿裴应章又提出此议，确实有助于祭祀典礼。臣等谨将所陈述的四件事逐一拟议上奏，请求圣明裁定。第一是太庙侑享的礼仪。臣等谨查，建国初年建立四座亲庙，每年总共举行五次祭享，让亲王在东廊从祀，让功臣在四廊配享，各自派遣官员分献。洪武九年，将亲王升入殿内东壁，功臣列在西壁。嘉靖年间，又恢复排列在东西两廊。嘉靖二十四年，新建太庙落成，又升入东西两壁排列，停止分献。考察《仪礼》等书以及前代故事，并没有亲王祔享的仪式。我太祖高皇帝只是出于亲亲、报功的义意而创立此制；如果说是为了施展亲亲之情、报答功劳，都是至情所不能自行停止的表现。可是太常寺依据礼制议论，认为各王原本应当随从祖先祔食；如今四祖之庙已经迁毁，诸王无处祔享，因此议论停止这一礼仪。但如果要把他们祔享到迁毁祖庙，似乎仍有不安之处。大概迁庙是为了收藏被毁迁的庙主、奉之为祖，并不是为了孙辈。礼制有迁庙，却没有听说有配享迁庙的。以前诸王在宗庙侑享，按旧例只是用纸写成神位，祭祀完毕便焚烧罢了。如果一定要把他们祔享到迁祖之庙，是否还要另行设置神主？如果不为他们设置神主，凭什么迁祔？如果为他们设置神主，就是本来没有而反而增加了。宗庙的合祭最为重要，所以礼书说，关系越远，尊崇反而越深。既然按时祭享不能预先祔入，却偏偏想在合祭时祔入，这正是臣等感到不安的地方。按照礼制，应当把坟墓靠近皇陵的祔享到皇陵的宗庙，靠近祖陵的祔享到祖陵的宗庙，这样才在礼制上没有嫌疑，也可以不失太祖的遗意。但考察洪武元年初次祭享十五王的文告，其中说：“朕想到亲爱亲属的道理，不因生死而有间隔，凡是我的伯父、叔父、兄弟、侄子，全都追封为王；伯母、嫂子，也都封为王夫人，列入家庙祭祀，作为永久的常典。”臣等庄重诵读圣明训示，深思太祖的意旨，在情理与礼制之间斟酌，不敢轻率议论停止祭享。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仍然遵照最初的制度，排列在东廊，或许还比较接近礼制吧？至于功臣配享，常规典章都明白存在；太常寺又提出此议，是认为宗庙中列后在上，异姓之臣按礼应当区别嫌疑，而最尊贵的人却向下拜俯，对于各位臣子的神灵来说，也必定会感到局促不安。应当照旧在西廊配享，仍分别在东西两廊派遣官员分献，这才合乎礼制。伏乞圣上裁决。第二是内殿祭告的规制。臣等查得，朝廷在大内建立奉先殿，凡是皇帝车驾出行时告祭、返回时告祭、日月上膳、荐献时鲜以及册封、朔望等礼，都在这里举行。大概是在太庙五次祭享之外，又借此扩大对祖先如在眼前的追思。既然称为大内，就不是外廷能够参与的，因此祭品由光禄寺置办，告文和执事人员都从内廷选取。太常寺虽然专门掌管祭祀事务，但实际上不参与此事。到了嘉靖以来，册封各藩有派遣官员的先例，这时才开始使用太常寺人员担任执事；但祭品、祝文仍旧由内廷取办。万历元年，太常寺按照旧例请求派遣官员，又奉旨由皇上亲自行礼。万历二年，又重申旧例，太常寺请求提供执事人员，奉旨仍由内廷供事。从此以后，太常寺只在册封祭告前期上奏请求派官，其他事情都不参与。可是近年以来，稍有不同：遇到皇上亲自行礼，就照例由内廷供事；有时派遣官员，则所有执事人员、祝文和祭品都由太常寺置办。然而仍可以提前准备，对于遵守制度也未尝不方便。只是近来皇贵妃册封祭告时，奉先殿的祝文、执事都由内廷提供，而祭品又取自太常寺，于是开始出现事体不一致、遵守不方便的情况。倘若有时奉旨由皇上亲自行礼，却忽然在临近日期改派官员代行，事情出于仓促，准备办理就更加困难。因此太常寺又提出这一议论，确实应当酌情制定固定规制，以便遵守。臣等谨议：太常寺的职掌专门主管祭祀，光禄寺则是掌管王□羞的官署。内殿祭告□，仍然是取法于生人在世时进献饮食的意义。况且大内是禁地，外人□，只有千明禁令，没有可以查照的旧例。凡遇到内殿祭告，无论皇上亲自行礼，还是先期或临时派遣官员，祭品都由光禄寺备办。至于告文和执事人员，皇上亲自行礼时由内廷办理；派遣官员时则暂时使用太常寺人员。这样，内外各官都没有互相推诿、耽误事情的弊病，奉派行礼的官员也没有僭越使用内廷执事人员的嫌疑。礼制取得适中而可以实行，事务统一而容易遵守。伏乞圣上裁决。第三是各妃祔葬陵寝的祭祀。臣等查得，陵寝与宗庙的制度不同：宗庙祭祀只限于正后，而陵寝祭祀则各位后妃都参与。此前，长献、景裕、茂康六陵中祔葬的妃子，都在陵寝祭祀；葬在金山等处的，则在本坟祭祀。到了嘉靖十七年秋，六陵的妃子都配享各陵殿，停止本坟祭祀，这是为了表明聚集与离散各有归宿的道理，敦厚宫闱亲属关系，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程。可是世庙各妃安葬在金山等处，至今已经二十多年，竟然没有一位在陵殿祔享，先后制度为什么这样不一致呢？如今太常寺想比照以前的先例，将世庙各妃坟墓中的神主全部升入永陵殿，一体配享，并停止本坟祭祀，实在很有见地，应当依照拟议一并举行。这样事务体制就归于统一，良好的制度也可以长久遵行。臣等又查得，每年清明、霜降，各派官员五人行礼，其中有专门祭祀一座陵寝的，也有一人兼祭二三座陵寝的。各衙门陪祀的臣子，也分别跟随所派官员行礼。按照最初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陵寝相近，所以礼仪可以兼摄举行，不必专门派官吗？

译可是其中有许多很不方便的地方。各位臣子既然到了陵所，就必须等候长陵开始举行祭事才敢行礼；现在专门祭祀一陵的官员已经行礼完毕，而兼祭数陵的官员还在匆忙赶路，昏暗的夜色、茂密的树林中疾驰山路，突然遇到风雨，更加仓促。因此有时主祭官已经到达而陪祭官还没有到，有时礼行到一半陪祭官才到，也有最终来不及到达的。即使有监礼的臣子，时值昏夜，又从哪里能够认清人员呢？这还不只是随后导致疲倦怠惰而已。应当从今以后，除派遣官员行礼仍旧为五人外，陪祀臣子则分别按照各陵的情况安排，宁可人数少，也不要一人兼祭多陵；这样才可以竭尽诚意办理祭事，感通神明。伏乞圣上裁决。第四是陵寝祭品的规格。臣等查得，各陵寝按时举行的祭祀，祝文、牲畜、帛币没有不相同的，只有元旦增加隆重程度。可是九陵、恭让陵、恭仁陵只用酒和果品，而越靖王等以及各王妃的陵寝又有牲畜、帛币和祝文，反而更加丰厚，这就是太常寺提出统一规格议论的原因。然而依臣等推量，这似乎也有道理。此前九陵帝后的陵寝，年终已经在宗庙举行合祭，□日内又有孟春祭享，所以元旦时在陵殿只用酒果，并不是节俭，而是合乎礼制。至于各王和各妃的墓葬，既不参加合祭，也不参加春祭，如果元旦的一次祭祀又再从简，岂不是显得疏远吗？特意使用牲帛和祝文，并不是过分追求丰厚，也是合乎礼制。根据实际情感制定礼文，当时议定礼制的用意，本来就有尚未完全表达的地方。只是恭让、恭仁二陵既不参加宗庙合祭，又不在陵殿设置牲帛，这也是礼文上的缺漏，只是议论者偶然没有涉及罢了。臣等认为，应当增加二陵的祭品，补足其未完备之处；其余陵寝则仍遵守旧典，这样或许可以使祝文和祭享都周全安全。有了祝文，才能表达致祭的心意，并希望神灵听闻。如今各王及各妃墓所使用的祝文，都是安葬时所用的；到现在去世已经很久，世代也多次更替，而祝祭之文仍旧沿用原文，按照义理看有许多不协调之处。例如永清太长公主的祝文都称“尔”，这是当时以尊长面对卑下者的用语；从今以后继续这样使用，难道不会不合适吗？祭祀废后吴氏的祝文说：“惟愿神灵已经仙逝，日月不停地流逝”；英妃魏氏的祝文说：“惟愿神灵已经仙逝，冬至忽然到来。”类似这样的例子难以一一列举，总之都是最初安葬时告祭所用的文辞。今年的时运已经过去了，难道还不能改变吗？应当下令太常寺全面查核各项祝文，凡有像这类不妥当的，都开列送交翰林院重新撰写一篇通用祭文，只叙述按时派遣官员祭祀的意思，完全删去哀悼的遗留言辞，并分别按照王妃、夫人的类别，共同使用一篇祝文。以后若有新增的墓葬，只在下葬封墓之初撰写一次祝文；此后的节令祭祀不必另行撰写。这样或许情感顺当、礼制安妥，祭告之时，神灵自然会来享用祭品。伏乞圣上裁决。○寿宫相视疏 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传奉文书房口传的圣旨说：大峪山开挖玄宫的地点，根据张邦垣进呈的图纸，西北角稍微有石块，想向前稍微移动，命礼部带同张邦垣等人审定是否可行，回来奏报。为此，臣等敬奉明旨，于二十七日前往大峪山，会同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诚、总理工程太监张祯、工科给事中王敬民等人，以及原先参与相度选择的工部主事阎邦和各位参与事务的臣子，在玄宫正中的地方引绳测量，四周以寻、丈计算。查得有石之处横向延伸颇长，并不只是西北一角稍微有石块；但是玄宫后界到石块前边相距很远，中间相隔一丈三尺，左角相隔三丈三尺，右角没有石头，都不妨碍施工，似乎不移动更方便。如果在宝城方墙规制之外，似乎应当按照原拟地点办理；但一旦移动，前面就逼近薄溪路径，后面又逐渐远离主山，恐怕会使来脉稍有脱离，规制也不容易展开布置。这是根据该监所说，折中考虑所得出的意见。若依据臣等按照礼制的看法，礼书说：“选择坟墓的宅兆。”说是“选择”，正表明确实十分慎重。难道会不选择吗？只是礼制所看重的选择条件，无非是幽深偏远、空旷安静，没有其他忧患；草木繁茂生长，没有盐碱不毛之地；地势严整端正，没有倾斜偏欹；风气完整和善，没有粗疏恶劣。这样就可以了。哪里像术士所说的那样，要借此谋求福祉呢？大概术数难以凭信，不如德行可以依靠；土地有五种颜色，不如百姓没有二心。我皇上爱民深厚而感通上天至极，天保佑皇上万年长久，时常收聚五种福气，自然有其所在，难道在于土壤吗？所以臣等对于张邦垣所援引、所称说的内容，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意义，只据实情这样上报，恭候圣明裁定施行。○议改北岳疏

译祠祭清吏司的案文呈报后，本部将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来贡的题本抄送礼科；题本奉圣旨说：“怕岳祭祀典礼，着礼部查明后议定，奏报。”钦此。臣等谨查《浑源州志》，其中记载：怕山在州城南二十里，是古代的北岳；山上有岳庙，为陶唐氏所建。舜时北巡狩行至北岳，正遇大雪，便远望祭祀，忽然有一块石头飞落到舜帝面前，名叫安王石，于是就在大戎山建立庙宇。又过五年再次巡狩，那块石头又飞到曲阳，于是又在曲阳建立庙宇。如今浑源州的怕山有一座观，是唐武德年间道士高明素所建；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岳庙的碑文，记载浑源怕山是古北岳。自有虞氏以来，每年十二月北巡狩，亲自举行望祀，后来飞石向东迁移，最终在曲阳建立祠庙，历代沿袭这种制度；而怕山的祠庙废弃，不再举行祭祀。北岳在《浑源州志》中的记载就是这样。又考察《尚书·禹贡》：冀州有怕水、卫水，注释说，怕水出自常山郡上曲阳县的怕山北谷，即今天定州曲阳县西北的怕山。《周礼·职方氏》说，正北方是并州，其镇山叫怕山；注释说，在上曲阳县。大概《职方氏》所说的并州，就是《禹贡》所分的冀州。司马迁《史记》记载，赵简子把宝符藏在怕山，说：“从常山上可以俯视代地，代地可以取得。”注释又说，在上曲阳西北。《通典》和《文献通考》都说，定州曲阳县有北岳常山；《通鉴地理通释》也说，常山在定州曲阳西北一百四十里，常水从那里流出。大概汉代设置怕山郡，因避汉文帝名讳而改称常山郡，这些地方都属于今天的真定。汉宣帝神爵元年下诏太常寺祭祀五岳四渎，北岳在常山之阳，也就是常山郡所属的县。唐武德、贞观年间，在定州祭祀北岳怕山；大概到唐代又设置怕山郡。宋朝初年沿袭旧制，也在定州祭祀北岳。汉代碑刻已经不存在，因而没有可供考察的依据；但唐、宋碑刻都详细记载北岳祠庙的祭祀之事，因此曲阳祭祀北岳显然不是始于五代。元朝起于朔漠，本应祭祀浑源的北岳，但代州的祭祀碑记仍然保存在曲阳。到了本朝，洪武二年二月奉太祖高皇帝命令开始祭祀北岳；洪武三年六月又颁下诏书，确定名称，定为永久常典。各代皇帝继承帝位后都遵行不改。北岳在曲阳县的记载就是这样。再考察曲阳县，隋代称怕阳县，怕山在县…… 西北一百四十里是浑源州。元初称为怕阴县。怕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称阳，山北称阴。有人说都是因怕山而得名，但无法确定。后魏在桑干水北岸建立五岳四渎之庙。考察《北史》，大概因为当时都城在平城，所以把岳渎总祭于此，并不是因为北岳所在地而专门祭祀。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间，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提出厘正祀典的奏疏。本部答复说，北岳怕山之神在曲阳祭祀，自汉、唐、宋直到本朝，历经几□□年，从未改过。浑源州虽有怕山，也称北岳，但祀典中没有记载，碑志也无从考察。《礼》说：“凡是祭祀，有废止的，没人敢擅自恢复；有兴举的，也没人敢擅自废止。”如今突然废此而兴彼，恐怕会有窒碍。孝宗皇帝批准了这份奏疏。现在把此案呈报到本部，经查，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奏请把北岳改在浑源州怕山祭祀，并命大臣出关分别祭告，只有这一节。除本次祭告已经题请奉得皇帝批准，不容另行议论外，考察改祭岳祀一事，关系重大。根据现今查考的情况，反复参详，臣等私下认为，典籍虽然广博，但必须以经传为准绳裁定。典礼极其重大，难道可以轻信传闻吗？如今按照本官所请，固然不是毫无根据，只是他所引用的《虞书》《魏史》文字，也只是说在怕山祭祀，却没有说明怕山在哪里。至于《禹贡》说“怕水出自常山郡上曲阳县怕山北谷”，就是今天的定州曲阳县，那么怕山在曲阳，已经在经文中明确写出。汉神爵元年在上曲阳祭祀北岳，唐武德、贞观年间在定州祭祀北岳，因此在曲阳祭祀怕山，也并非始于五代。大约历经二千多年，光明正大的祭祀始终如一，确实是考据精确，并非漫无根据地沿袭。至于说五代以后在曲阳祭祀，大概是因为宋朝失去幽、并二州，便在定州北岳祠中遥祭北镇医巫闾山，于是误以为那是遥祭北岳。至于浑源称为北岳，只见于州志和碑文，考察经传，却完全没有根据。想来那些记载，也出于传闻造成的错误。即使志书中“飞石”等说法，本官也认为不合经典，难道可以根据这些文字来改祭祀地点吗？大体说来，怕山从太行山向东延伸，绵延千里，同属一个分野；无论在南在北，都可以取名。即使只从山的向阳、背阴来说，祭祀于北面的阴处，终究不如祭祀于南面的阳处正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前金世宗时，议论者因为都城在燕地，请求另行讨论五岳之事，太常卿范洪竭力说明不可，议论才停止。可见改祭岳祀一事，自古以来就十分慎重，何况我太祖高皇帝神圣开国，极其重视祀典；当时山川地理没有不绘图上报的，而曲阳的祭祀仍照旧。如今《大明集》中记载的汉、唐、宋祭祀北岳之事，都在定州曲阳，与史书相合，可见当时考核本来就十分精详。二百多年间，国家有大事，必定派遣使臣前往祭告，祠庙下面高大的碑刻林立。如今怕山实在是京畿以内的重要镇山，孕育灵气已经很久；一旦毁掉庙貌、废弃碑刻，全部改建到边远之地，臣等私下恐怕不能轻率行事。何况那一边没有根据，这一边却有明确根据，事情又如此清楚呢？臣等再三斟酌议论，确实应当遵循典章，仍在曲阳县祭祀北岳。至于浑源州的怕山，既然洪武年间重修过庙宇，可否查照弘治年间原来的题议办理，由该镇巡抚衙门转告当地官府，酌量加以修葺，以保存古迹，这样或许可以两全。但事情关系典礼，臣等不敢擅自决定，恭候圣上裁决。●《亦玉堂稿》卷三 商丘沈鲤龙江 学政条陈疏 因灾陈言疏 ○学政条陈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