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玉堂稿卷四

译定处置宗藩之礼，十二【阙】。凡是臣所说的，向上一定考察祖训，向下一定顺应舆情。虽不敢完全迎合流俗，也不敢提出过分高远的议论。伏望皇上想到泰平盛运难以遇到，贤明君主与良臣难以相合，衰败的风俗和破敝的习俗应当扭转，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旦错过就难以再来；然而只要听取这些意见，油然而生思考，果断地率领大小臣工斟酌施行，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第一项是郊社之礼。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而祭祀中最大的是郊祭。自古礼制残缺，后世儒者穿凿附会，于是五帝、六天应当分祭还是合祭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这是因为没有深入考察经典，而是根据圣人的意思加以折衷。大概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父母合祭是常礼，所以郊祭和社祭虽然分作二礼，而祭享天地常常合为一礼。所谓合祭，并不是说在同一座坛上共同祭享，而是祭地与祭天相接，祭祀也连续举行。古人大祭一定连续举行绎祭，满三日才结束，就是这个缘故。只有《周礼》规定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这是以专门祭享为意义，彼此不相侵夺。又有天神、地祇偶尔分别举行专门的祈祷祭祀而不相混杂的情况，所以才有分祭而不合祭的礼制。其余有的因名山而举行封禅升中告天，有的因吉地而在郊外祭享上帝，每次祭祀都要占卜，每次占卜又必兼及社祭，这是不变的礼制。凭什么可以证明呢？《月令》说：天子在元日向上帝祈求丰收，帝牛不吉利，就把它作为稷牛。祭上帝的牛一定要在涤养三个月，祭稷的牛只需备办即可。五谷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哪里有祭赛稷神而不祭赛后土的道理？十日，王亲自站立在泽宫听取誓命。这里的“泽”，就是方泽的“泽”。由此可知，元日郊祭天一定兼祭社。天子又在季秋于明堂祭享上帝。季秋的大享，是庆贺百物已经告成，所以要把天神、地祇、人鬼中最尊贵、最亲近的都合在一起祭享。哪里有配享祖考，反而遗漏地祇的道理？《周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解释的人认为这是合祭天地的乐章，这是正确的。由此可知，季秋祭享上帝也兼祭社。不仅王畿内的郊祭如此，即使巡行各地时举行的郊祭也是如此。《尚书》说：“于是举行类祭告于上帝，燔燎祭祀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又说：“燔柴望祭，按照次序祭祀山川。”又说：“燔柴望祭，告祭六类神灵。”《武成》说：“类祭称为燔柴。”这些都是祭天的礼仪。然而一定要涉及六宗、山川、群神，却独独不提后土，这正说明郊祭一定兼有社祭。“类”这一字，尤其应当深思。凡是称为“帝”的，是主宰者的称号。说“上帝”，若从义理上说，就是乾元；它的尊贵无上，但义理必须寄托于神灵，之后才有神异作用。若从神灵来说，天帝固然尊于九天之上，后土也尊于九地之中，都可以称为帝。《易经》的卦象虽然以乾为父、坤为母，而后土也属于象征帝的神灵，并不像皇后那样只主管内事。所以说“类祭于上帝”，意思是也按照祭享上帝的礼来祭享后土。道家也有四皇的称号，儒者把它排除在外；但高皇帝不认为这是荒诞之说，也把这种教法颁行天下而不废止对他们的祭享，难道也是留下了类祭的意旨吗？臣认为四皇并尊的说法，终究不合于六经，保留它而不加论说也就可以了。至于后土合祭于郊，这不是类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给它作注的人说：“不说后土，是省略文辞。”臣私下认为这个解释精当，应该说：“不说后土，是因为后土属于上帝这一类。”由此可知，古代郊祭、社祭二礼，虽然有时分祭、有时合祭，但通常以合祭为主，已经很清楚了。既然以合祭为主，那么圜丘、方泽的专祭可以废除吗？回答说：“怎么能说可以废除呢？”古代郊社祭祀，一年总共举行九次，像冬至、夏至分祭，为什

译么要占卜？而合祭则一定要占卜。大概举行一次郊祭，天上的百神都随从；举行一次社祭，地上的百祇都随从。只有后土与上帝相匹配，各有专门的尊位，而坤元也统属于乾元。

译占卜得到吉兆，天意就允许了，那么后土以下的神灵谁会违背呢？这就是合祭之所以不能不占卜的原因。大概分祭占十分之二，合祭占十分之八，怎么可以拘泥于分祭的二成而裁削合祭的八成，以此拘泥古制呢？然而假使这种礼制在成周以前，确实不妨分祭、合祭同时举行；自唐、宋以来，天子每年举行一次郊祭作为常礼，那么为什么不遵从古人经常举行的礼，而要遵从偶尔举行的礼呢？况且元日祈求年成的郊祭，天子原来未曾不兼祭社。考察我太祖高皇帝刚即位时，也仿照周制，建造圜丘、方泽，分别祭祀了数年。当时正值天与人归附的盛会，功德又可比拟放勋，感通上天；可是每次临祭，风雨都不合时令，因而节气失常，年谷不丰。圣祖对此产生疑惑，到洪武十年，才开始悟到分祭的错误，于是制定合祭的典礼。从此每次临祭，都天清风和，年岁丰收，多次显现神灵赐福，这些都载在御制歌中，可以考察。这就是“先顺应天理，而上天不会违背”的证明。等到世宗肃皇帝入继大统，急于更张改革，恰好听信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的意见，而没有采用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多人的主张，于是使皇祖的深意没有得到彰明，也使孔壁所传“郊社用来事奉上帝”的明文被日益割裂，天、地各自分开，天在后、地在先；天子因为祭祀频繁的缘故，一年不能亲自举行一次完整的祭礼。祭祀既然不能专一，神灵便没有固定的享祭，揣度上天的意思，难道会远离人事吗？君主对于天地，就像儿子对于父母，哪里有一年到头一次也不见面的道理？因此太祖在洪武九年议定，郊社大事即使遇到三年之丧，也不敢废止，实在是因为看重这件事。所以与其举行两次而害怕烦劳，哪里比得上举行一次而保存礼制？何况这本来出自高皇帝重新制定的礼制，又远远符合古代帝王的制作。孟春占卜吉日，合祭于南郊，每年亲自举行，把它写入固定法令，大概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南郊、北郊的制度可以改革吗？回答说：怎么可以改革呢！冬夏迎接阴阳之气的礼，可以兼顾实行。那么，圜丘应当改建吗？回答说：何必改建呢！太祖合祭时，就是在圜丘旧址上举行礼仪，这就是所谓扫地为坛、不筑高坛。迎气之礼自古以来本来就简略，丘与泽的界限现在可以接近时宜。先行郊礼，后行社礼，既分开又合在一起，难道不是很方便吗？至于考察《虞书》的类祭和《周颂》的合祭之礼，经典文字本来就有元日固定法令。如此说来，郊祭之日一定要让百神全部随从祭祀吗？回答说：这虽然是古礼，但如今也不必拘泥得过分。按照礼制，郊祭是大规模报答上天，以太阳为主神，并以月亮配享；日月统领百神，但不一定要让百神全部随从祭祀。舜举行类祭告于上帝，随后才涉及六宗、山川、百神，并不一定在同一时刻全部举行。如今南郊、北郊的祭祀，各种神灵一定按照类别随从；朝日、夕月的祭祀，又在春分、秋分举行。至于社稷、山川以及古今帝王、贤人、圣人和各种神灵，也各自有祭祀；天子有时亲自举行，有时派遣官员举行，这些礼制距离古礼还不远。这些也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第二项是宗庙之礼。天子设置七庙，古代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它大概起源于三王把天下作为家天下以后吧？《礼记》说：“有虞氏有五庙，夏代沿袭了这种制度。”但没有可靠依据。商代有七庙，见于《商书》所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察德行。”当时商朝才传了一两代，七庙大概是沿袭夏制。实行官天下的王朝，只祭祀始祖和四代亲属，共五庙；五庙之外没有另外的祧庙，与诸侯国的五庙相同罢了。祭祀一定涉及四代亲属，是因为服丧关系结束后才停止祭祀。祭祀必须追溯到始祖，是因为有始封之君以后才有世代相传。庙制并没有超过诸侯国。古代有世代为诸侯的制度，却没有世代相传的天子制度。况且古人寿命有超过百岁的，四代亲属还可能同在一堂，到了缌麻之亲才另立宗族礼制。顺着人情来说，即使想不祭享四代亲属，只因要合祭始祖而设置五庙也做不到。大概不只是天子的感情如此，庶人的感情也如此。所以子思叙述周公向上祭祀先祖的礼制时说：“这种礼，可以通行于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那么士、庶人也同样希望祭享四代亲属了。为什么制定礼制的人只能满足大夫以上的感情，却不能满足士以下的感情呢？回答说：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而是形势的问题。上古时代有不埋葬亲人的情况，后来才开始引导他们安葬；那时不筑坟、不植树，难道是因为简陋吗？原来没有祭祀，后来才开始引导他们祭祀，于是追祭父亲直到祖先，难道能说是吝啬吗？这是把天下交给公共治理的君王，把没有尽完的孝心留给后世君王去完成。至于实行家天下的王朝，传世已经很久，亲属关系尽了本应迁入祧庙，怎么忍心一旦就把各坛、各墠中的鬼神撤掉？于是便有了两座祧庙。祧庙之外还有坛、墠，用来祷告远祖，之后才从墠上撤去而成为鬼神。周朝以忠厚开国，祭法也是一个证明。《戴记》记载得很完备。天子七庙，士二庙，官师一庙，庶人在寝室祭祀，这是等级威仪的区别。五庙制度，是每月祭祀达到皇考，秋尝、冬烝等大享达到始祖，有一坛一墠而没有一座祧室。三庙制度，秋尝、冬烝也达到皇考，而显考、祖考没有庙，祈祷时就设坛。只有两庙的，也有一座坛，祭考与王考，在庙中享祭；皇考没有庙，就在坛上祈祷。官师有考庙而没有王考庙，便和没有庙的庶人一样，只把考与王考合在一起祭祀。祭祀不涉及皇考，并不合乎人情。周公为什么不把向上祭祀的礼制推广到他们呢？这不只是因为身份低贱者难以与尊贵者同样完备礼制，实在也是因为贫穷者难以像富有者那样备办祭品。

译只有我高皇帝让士大夫都实行祭祀四代亲属的制度，只是没有涉及始祖。到了世宗，又下令士庶可以追祭始祖，这难道不是以圣人尽伦的心意，建立君王尽制的极致，超越三代以前的制度吗？然而七庙、九庙的区别，直到今天仍是最大的疑问。又当拟议文王、武王二座世室时，不斟酌古制，怎么能够规范今天呢？根据郑玄的解释，昭穆和世室都包括在七庙之内；王肃驳斥他说，七庙应当包括五世、六世那些已经没有服丧关系的祖先。究竟谁对呢？回答说：两人都对。但都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如今拿先儒考察的周朝一代制度来核验，不得不采用王肃的意见。大概周公尚未追尊先王以前，文王虽然称王九年，却还没有完备七庙。文王去世，武王已经受命。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业。此时应当把五世祖高圉迁入祧庙；但不只是感情上不忍，也鉴于夏、殷天子七庙的制度，所以不合适，怎么能不另建两座祧室，以继续举行高圉的秋尝、冬烝祭祀，再依次迁祭太王、王季呢？等到穆王升祔时，文王又应当进入祧庙，但文王、武王二王不能迁祧。可是又不能让两座祧室供奉二王，因为祧室只有秋尝、冬烝等大享，没有每月祭祀，与始祖、四代亲属不同，哪里是安置不迁之祖的地方呢？那么，怎么能不另建文王、武王两座世室来完成九庙制度呢？所以周朝在厉王以前，天子的庙本来是七座；宣王以后，天子的庙才开始有九座。这个议论涉及有些制度已经废弃而不敢恢复。追尊还没有涉及的五世祖，祭祀既然已经废止，怎么能再在坛、墠中举行向上的祭祀呢？然而天子又不能仍然沿用五庙的旧制，所以必须合并两座祧庙而成为七庙。也有已经实行而不敢废止的制度。向上祭祀已经涉及的七世祖，祭祀既然已经举行，怎么能突然废止，改在祧庙中的坛、墠祭祀呢？然而太庙又不能容纳四座祧室，所以必须再改建两座世室而成为九庙。世室难道一定要九座吗？祖先的功业、宗庙的德行本来没有固定数额。武王以后，假如又有像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出现，怎么知道世室不会再次增加而成为十一庙呢？臣实在为圣朝祝愿如此。总括考核天子的庙制，除始祖百世不迁之外，从高祖、曾祖、祖、考四代近亲以上，合并两座祧庙而成为七庙，这是祭祀数额的常制；从两座祧庙、两座世室以及四代远亲以下，合并高祖、曾祖、祖、考而成为九庙，这是祭祀数额的变制。但这种变制变化而不失常规。假如以世室沿袭周制，以祧室沿袭夏、殷制度，在礼和情理上更加协调，那么我朝的制度就尤其盛大了。我太祖亲自取得大统，德业可以比拟文王一代相传的功业。既然有成祖这样的昭世室，不过几代之后，又有德行足以称宗的孝庙，又有功业足以称祖的世庙出现，那么得到其中一项，就可以相当于周家九庙的盛大名义、七庙的实际祭享，如今甚至超过它了。多么盛大啊！这番礼议尤其比前代光明。我太祖初建四庙，确定祭享礼制，不久又建太庙，实行同堂异室的制度，这还属于草创之初。到了世宗皇帝仿照古礼创建九庙，才端正太祖面南的神位，确定成祖世室的祭享，按岁时排列昭穆，分明次序，可以说是大圣人的作为了。可惜当时儒臣考察礼制不够精审，不能没有过失。第一，德祖本应迁入祧庙，却过早使用了“祧”的名义。第二，三昭三穆不应置于世室之外，却沿袭了唐、宋的陋规。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德祖是太祖所立，曾经端正神位面南而立。即使不能把他比作稷、契，作为商、周的始祖，也不能轻易议论迁祧。如果说仍然保留他的原庙，而改称太庙，以此尊崇太祖，那就可以了。那么，仁祖迁祧也不对吗？回答说：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太祖在位时，郊祀曾经以仁祖配享上天。谁说配享上天的祖先可以迁祧呢？岂止二祖，就是四代亲属的庙也都不应迁祧。虽然已经迁祧了，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现在的祧庙在寝殿后面，可以保留它，只把匾额改为原庙即可。太祖以后应当迁祧的祖先，就应当附祀在寝殿的夹室中，不能同四祖相等。四祖是太祖所立的，怎么可以降低到与子孙相同的地位呢？但也不必另立庙，只把现在的庙改换题名即可，这也如同今天孔庙中有启圣先贤庙的意思。每次祭祀一定先到原庙，然后到太庙，礼制有隆有杀，祭祀不论远近。四祖之心安定，太祖之心也就安定了。臣先前覆奏太常寺关于祧庙的议论，却没有说到其中的错误，正是有所等待。至于九庙制度是否正确，应当从五世而服尽、祭祀应当停止的道理上寻求根源。庙制达到五座便满了。夏朝沿袭虞制，不得已才增加两座祧庙；周朝沿袭殷制，又不得已才增加两座世室，这都是当时形势所造成的。我朝正当恢复古制的时机，应当反过来废除周末的九庙，恢复夏初的七庙，这有什么困难而不能作为开创天命的大事呢？像圣祖这样的人，难道能独自决断到这一步吗？如今时机已经过去了。总之，两座昭庙中不迁祧的神主，应归入昭世室；两座穆庙中不迁祧的君王，应归入穆世室。这就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而成为七庙。如果说把四代亲属和太祖之庙总称为世室，就不止七世，那么太祖和三昭三穆难道不也超过七世吗？经典所说“观察德行”的意义，只是举其大概罢了。考察古制，三昭三穆终究应当在世室之内。那么，如今同堂异室的制度，也有可以议论的吗？回答说：有，昭穆的位置没有端正，禘祫的意义也没有得到讲明。为什么说昭穆的位置没有端正？父子在昭穆上相异，兄弟在昭穆上相同，这是礼制。昭穆以父子关系为区别，而不以传位先后作为世次，这是礼制。因此孝庙、睿庙属于同一世。

译武庙、世庙属于同一世。第五世祖是英庙，第六世祖是宣庙；如果按照王肃所说的七庙制度，宣庙尚且还在未迁祧的行列；如果按照郑玄所说的七庙制度，英庙也应当在迁祧之中。臣认为无疑应当采用王肃的说法，这要靠皇上深思熟虑、果断裁定。臣又认为，七庙、九庙同堂异室的制度尚未确定，还可以讨论；但昭穆世次不正，却不能不讨论。因此，无论是九庙还是七庙，两座同属一世的庙，都应当同坐而位置有别，这是不可改变的典制。即使唐、宋以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错误严重的。所以不能不加以纠正。为什么说禘祫的意义没有得到讲明？回答说：礼制有时禘、时祫，有大禘、大祫。大祫三年举行一次，是诸侯共同遵行的礼；大禘五年举行一次，是天子独有的礼。时禘、时祫，并不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如今大祫祭祀在岁末举行，仍然属于时祫；大禘拟定在丙、辛日的孟夏举行，只在嘉靖年间举行过一次便停止了，这就等于没有大禘。大禘不举行，仍以不能得到初祖为解释。宋代君臣曾有宗谱世系不明、因而停止大禘的说法，不能说那是缺失礼典。至于举行大祫却废弃大禘，那么凭什么显示等级威仪的区别，完备一代帝王的典制呢？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一定要这样才行：时祫只在祧庙举行，以太祖居中，成祖以下按昭穆排列；大祫涉及原庙，以德祖居中，懿祖以下按昭穆排列。亲王位于两壁，功臣位于两庑，各自配享，这样一代的典章制度就完备了。至于大禘，似乎应当另行讨论。冉有回答孔子说：“知道礼乐的意义，以等待君子。”何况大禘是什么礼，臣哪里敢轻率议论呢？只能等待圣明君主加以考虑。又有人说：本朝有三件大礼，直到今天仍有遗留争论：建文君被革除名号，景皇帝被削去尊号，献皇帝祔入宗庙。当时也已经详细议论过了，但最终仍不能使天下人心服，不能堵住忠义之士的言论。为什么？回答说：确实如此，这是当时儒臣的过失。建文君退让国位时，人们错误地以为他是自焚而死。成祖向侍讲王景询问葬礼，王景回答说：“应当按照天子的礼制安葬。”于是便备办天子礼仪安葬建文君，派官员致祭，停止朝会三天。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痛惜他并没有犯亡国之罪。后来有一天，成祖又说：“我这次来，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成王是贤明的君主；假如他活着时有成王的贤德，死后又享有天子的葬礼，那么当时朝廷大臣若据此据理力争，一定能够使圣心有所觉悟。既然用天子礼安葬，就必然应当用天子礼祭祀；建文君有一天被视作成王，就有一天的年号和庙祀。国史怎么能把它废除呢？如今庙祀已经停止，世代也已经迁祧，可以不再议论了。只是年号应当恢复，却一直因循不改，不能体现成祖厚葬而不忍废弃的心意，也不能形成国家一代光明的制度。臣所以说，这是儒臣的过失。英宗复辟时，钦天监奏请废除景泰年号，皇上说：“朕心中有所不忍，仍按旧例书写。”后来宪宗皇帝又对群臣说：“景泰叔父登上帝位，平定祸难、保全国家、安定宗社，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奸臣进谗构陷，请求削去帝号。先帝不久知道这是诬枉，深深怀有悔恨，于是奸臣相继依法治罪。朕继承大统，成全先帝的意志，于是上尊谥，恢复他的位号。”宪宗真孝啊！善于成全先帝的德行。假使当时廷臣以恢复庙祀为请求，应该没有不答应的，最终却使这位平定祸难、保全国家的君主，竟然不能享有太庙中的一席荣誉。臣所以说，这是儒臣的过失。至于献皇帝祔庙的说法，则与前两件稍有不同，这也应当依据二帝三王的旧章来裁定。大概献皇帝应当称帝，而不只是称王；应当享受帝王的祭祀，而不只是王的祭祀。这可以从虞舜尊敬、奉养亲人，以及成周追尊先王、向上祭祀的礼制中得到证明。睿皇可以建立原庙，不必排列在七庙之中；可以因宗德而专门祭享，不必因祖功而配享郊祭。这可以从虞、夏郊祭帝喾、尊奉尧，郊祭鲧、尊奉舜，以及成周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的礼制中得到证明。前一个议题，当时大学士杨廷和等没有察觉，错误地拘执“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句礼文，从而遮蔽了孔子、孟子所说追尊先王、向上祭祀、尊奉亲人的大孝旨意；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臣已经详细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后一个议题阐发得还不透彻，所以只能指出“继承统绪而不是继承嗣位”的说法，以打动皇帝的心，却没有把有虞氏尊瞽瞍而奉尧为宗、夏后氏郊祭鲧而奉舜为宗、周公向上祭祀先公而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这些事说明得完全妥帖。大概自古以来从藩国登上帝位的人，只应当以自己的亲属配合继承统绪者的尊位，不能以自己的亲属列入继承嗣位者的次序，这终究与向上祭祀先公有所不同，即使舜、禹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然而舜奉尧为宗，禹奉舜为宗，虽然不是尧、舜的后代，仍然算是后继者；尧、舜本来没有后代，却因此有了后代。瞽瞍像鲧一样，难道是有后代却又□□吗？不是这样。凡是古代实行官天下的君王，在世时一代有两个宗庙，死后一个帝王有两种祭祀，这些意义都是从尊亲关系相互发端的。尧、舜是禅让帝位的大宗，是因为尊敬而亲近他们。如今帝王庙中奉瞽瞍、鲧为祖，是传承国运的小宗，是因为亲近而尊敬他们。如今奉先殿奉他们为祖，而世庙中的入继者继承武庙，又与舜、禹的情况稍有不同。事情极像□勋氏：帝喾的儿子、帝挚的弟弟，也是继承统绪而不是继承嗣位的人□。大体相同之中还有两个小小的不同：一件起因于黎民、贤臣的推戴，一件起因于中庙迎立；一件是帝挚有后嗣而侄子让位给叔父兴起，一件是武宗没有后嗣而由兄终弟及，所以宗庙的议论有所不同。若推考舜、禹以及成王所尊奉、所尊为祖的情况，那么尧的后嗣必然应当奉帝喾为宗，有什么疑问呢？只是尧当年的祭祀制度与今天世庙的情况，也难以混同。帝喾除了接受有虞氏的郊祭之外，还有帝挚本支的子孙沿袭官天下时期的遗法，以五庙之祭来祭祀他。献皇帝的后嗣，则只有肃皇一人。

译如果他的神主不进入太庙，那么应当进入哪里呢？然而考察尧、舜承接帝位、以有德者为宗的情况，都不能没有议论。所以杨廷和等人能够执持“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说法来加以阻止。究竟睿皇应当祔入哪一座庙？这应当遵从汉文帝建立原庙的先例，也没有疑问。亲属关系尽了以后也应当议论迁祧，那时便不妨依照世次，把他并入太庙的两座祧室中。这样一来，对兴献帝来说，既光大了舜、禹尊敬、奉养双亲的道理；对孝皇来说，又不违背虞、夏向上尊奉尧、舜的制度，难道不是仁义达到了极致吗？我世宗所说的话一定称引尧、舜，也只是以孔子、孟子的常训作为准则。假使朝廷之中有人懂得从旁进言的规则，皇上难道不会有回旋采纳的听取吗？可惜没有一个人能说到这里。如今既然已经实行了，就没有人敢废止。若实在不能这样做，那么采用郑玄关于昭穆世次的说法，并在议论迁祧、祔庙的时机上加以折衷，把孝庙、睿庙合为一堂，同时恢复献皇帝陪侍享祭的位置，可以吗？然而终究不如一开始就把制度端正过来更好。臣所以说，这也是儒臣的过失。去除这三项过失，恢复一次古礼，使祖宗之灵安妥，舒展忠义之气，只在一次转变之间，关键在于皇上决断还是不决断。至于祭祀神位上设置冠帽衣裳，如果不是按照生前的衣冠，而是应当仿照郊祀设置神主、奏乐却使用教坊乐工，这会伤害圣明时代的风化，应当特别诏令有关官署考察寻求妥善办法。这些都是今天宗庙事务的急务，不能把它们看作粉饰太平的浮华文饰。第三条说：关于常祭、杂祭的礼制。山陵祭祀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根据义理创立的；既然其道理不可废弃，就是仁人孝子的心意。臣下有功劳而获得祭祀，是古人所谓“记功宗”的制度；但有的只限于本朝，有的则责成有关官署办理，这体现了尊卑、隆杀的区别。按礼制应当祭祀的，就应当恭敬；按礼制应当减少的，就应当从略，这就是义。礼制本来就是根据义理创立的。至于同一神祇却仍在两处祭祀，本来尊贵的神祇却在非其所属之类的地方受到亵渎，本来是邪神却反而在王国中受到崇奉，这些都是礼制必然要裁断禁止的。就今天山陵祭祀来说，本应由皇上亲自前往，却不得不派官员代行，这是形势所迫。孔子说：“我若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即使专门派一名官员，也还不能完全表达圣上的精诚，何况派一名官员去主持两处、甚至三处祭祀呢？这表明诚意不足，暂且不论。只是举行礼仪时已经接近二更，每座陵之间相距各约一里，山路崎岖，林木茂密，马匹和仆役奔驰，灯火彼此混杂。有的主祭官已经到了，陪祭官却没有到；有的礼仪将进行到一半，班列仪式还没有整齐。虽然有台省纠察礼仪的官员，天黑之中，谁能辨别清楚？如果遇到风雨，失礼的地方就更多了。似乎应该每座陵各派主祭官一员，陪祀官也分别按照衙门事先分定的人数派遣，这样才可以看到诸臣的诚意，也不辜负皇上的任用。这就是所谓“按礼制应当祭祀的就应当恭敬”。就功臣而言，本朝开国诸臣以及后来守成时期的将相大臣，已经在驳覆太常寺的奏疏中说明了。只是灵济宫所祭祀的真君，起于永乐年间。查考得知，两位真君就是五代时期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因为祈祷治病有效，便以祭祀典礼加以宠崇，并予以褒封。臣认为，这或许只是出于一时偶然，不可以作为常规祭祀。自古帝王患病而祈祷之事，见于《尚书·金縢》；但所祈祷的是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朝的先王，并不是民间可以奔走奉祀的对象。天子是天地、神、人共同的主宰，一念所至，百鬼都会显灵；即使有所应验，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生前的精魂能够给人带来福祉，又哪里比得上高皇帝在天之灵？即使爱国爱君的精神能够延续到后代，又哪里比得上祖先对其子孙的庇佑？他们应不应该受到崇信，本来不必再加辨析。况且两位真君是闽地人，当地已经有奉敕举行的祭祀，每六年织造袍服更换悬挂，这种优厚礼遇和报答已经达到极点了；如今京师又举行祭祀，难道还不过分吗？况且葬日尚且只举行五次祭祀，如今却按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并且都要举行祭祀，增加到三十多次，这难道还不可以停止吗？有人说：如今北极佑圣真君祭祀于灵明显佑宫，同样也是外来的神祇，怎么可以不加议论？回答说：北极是天神而不是人鬼，只有天子可以祭祀，郡国不得祭祀。古代一年之内祭天，次数大概很多，在义理上与两位祖先所制定的制度颇为接近，应当有所考据，所以不能轻率议论。然而过去只有两次祭祀，如今也按朔望增加，甚至达到二十七次；亵渎祭祀便是不敬，礼仪过于繁杂就会混乱，恢复旧制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按礼制应当减少的就应当从略”。为什么说同一神祇却仍在两处祭祀？帝王庙既然已经专门祭祀三皇，太常寺的祭祀又是为了什么？隆庆年间，本部左侍郎王希烈曾经具题，可以查考后施行。为什么说本来尊贵的神祇却在非其所属之类的地方受到亵渎？泰山载入祭祀典籍，曾经派官员祭祀。至于玉妃的称号、行宫的修建以及民间进香之处，难道不是亵渎吗？况且妇女成群游览山岭，在那里住上一夜才回来，男女混杂居处，却安然不以为耻；败坏教化、伤害伦理、亵渎神灵、冒犯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不应该赶快下令禁止吗？为什么说本来是邪神，却反而在王国中受到崇奉？前些年兵部尚书王遴提出建议，主张毁掉京城以及天下的寺观，并不是没有根据；大概太祖高皇帝鉴于元朝沉溺于佛、道二教而亡国，所以洪武五年下诏合并天下的僧道庵院。永乐以后禁令逐渐松弛，近些年尤其严重，不仅伤财耗民，祸害流及军国，而且聚集群徒、破坏戒律，其对本教的损害也很深，所以朝廷议论涉及此事。幸蒙皇上同意施行，后来又担心人情不便，只是严格命令巡缉衙门，不许增修而已。圣旨明白昭著，人人都听到、看到了，才过了多久，皇上偶然忘记了吗？龙泉寺的工程刚刚完毕，卧佛寺又兴建起来。等到言官请求停止这些不急之务时，皇上却谕令说用的是内帑钱财，不涉及有司。臣揣摩圣意，大概是想借修福这一途径，来实行顺从心愿的大孝。难道独独没有想到太祖启佑后世的明显谋略吗？洪武年间，灵谷寺有个僧人请求施舍钱财大建佛殿，太祖召见他，当面告诉他说：“钱财不是朕私有之物，而是农民的膏血。如果把这些钱施舍给你，不但不会得到福报，反而会招来罪过。”那僧人又进言说佛法应当交给国王大臣，太祖再次告诫他说：“之所以交给他们，是因为国人没有敢于毁谤的；要使佛法听从教化而流行，非国王大臣不可。”

译僧人于是醒悟并叩头，这件事见于御制《游新庵记》，可以查考。陛下为什么不加以节制？难道遵守财用、效法祖宗才是孝，却把劳累百姓、谄媚佛教当作孝吗？举行佛事不经过有司而动用内帑，这本来就不对。然而皇上亲自祭祀山陵、巡视寿宫，以及皇子皇女庆祝生日，各项赏赐费用动辄达到数万，就又常常取用太仓的边储、太仆寺的马价。有关官署据理上奏，皇上却谕称内帑缺乏，实在是不得已。为什么只有这件事缺乏，而另一件事却不缺乏？为什么其他不得已的事情可以停止，而这些本来可以停止的事情却不能停止？如今崇奉佛教的人，何曾参与理解圣祖所标示的“暗中辅助皇纲”的道理？不过是借口普遍救济众生、调和风雨罢了。昨天风霾异常，整个春天都没有下雨，调风顺雨的效果在哪里？难道不是剥削民脂民膏来讨好神灵，不如修明实际政务来感通上天吗？皇上的饮食俭薄，上可比于神禹；后宫的素朴，下也使汉文帝相形见绌。天下都称赞皇上的俭德，可是在兴办佛事上却不加节制。至于内府、外府的区别，该用的反而不用，不该用的反而使用，恐怕也不是用来给远近做榜样、给后世作训示的办法。臣认为停止这些事情为好，谨请圣上裁决。第四条说：关于宫闱的礼制。教化必定从闺门开始，而名分常常要严格区分嫡、庶。所以《春秋》的义理认为，让皇后并立、嫡妻与妾匹敌，是祸乱的根源。汉臣爰盎阻止慎夫人坐在与皇后同等的位置上，说：“尊卑有次序，上下才能和谐。”后世认为这是极为正确的议论。我们圣祖深知这个道理，曾经告诉侍臣说：“朕观察往古的事情，深以为戒。如果不被声色迷惑，严格宫闱禁令，使贵贱各有体制，恩宠不掩盖义理，女宠的祸患又怎么会产生呢？”又命学士朱升等人修撰《女诫》以及古代贤妃可供效法的事迹，并告诫说：“治理天下，以修身为根本，以端正家庭为先，起始于谨慎对待夫妇关系。帝后虽然以母仪示范天下，也不可以使她们干预政事。至于嫔妃一类，不过是充任职事、侍奉巾栉而已。如果宠爱过分，恐怕她们骄纵放肆、触犯名分，使上下失序。历代宫闱之中，政事从内廷发出，没有不成为祸乱根源的。内宠小人比鸩毒更加厉害，只有明主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察觉。”圣明的话所忧虑的，是万世圣子神孙的大事，真是深远极了。因此英宗皇帝临终顾命时，恳切地把确定后妃名分作为告诫。到了嘉靖、隆庆年间，详细制定册封仪注，皇后穿礼服升座，皇妃行八拜礼。后妃之间的名分就是如此严格，绝不容许有丝毫借口加以变通。然而往年皇上谒陵时，后妃随车同行，听卫士们说，远远望见黄辇和红辇分道同行。黄辇只有皇后可以乘坐，红辇则是各位皇妃随行所乘。如果果真并驾齐驱，名分又在哪里？即使这件事只是偶然发生，并非宫禁中固定的礼仪，也可能是沿袭旧例，并非一时特意创设，臣等都不敢确知。但我皇上言语行动都考察祖训，举动合于天理，难道肯让宫闱之内出现越礼逾分的事情，流传于道路，给青史留下讥刺吗？关于后妃相见时的行礼、坐次等礼仪，臣私下认为应当查照裁定，永远著为定式，这样或许宫中居处、燕见时都有所遵守，闺门肃然，圣上的敬德日益提升，使万国四夷共同瞻仰。否则，既不是百姓所应遵循的，也不是上天所要训示的；近则会滋长近亲倚仗宠爱，远则会引起野史猜疑毁谤。况且近来皇贵妃册封一事，虽然奉旨晓谕，事情的大体已经确定，但议论仍未停止。这样一来，群臣赞叹天子圣明的话就只能含忍不发，我皇上从谏如流的美德也被遮蔽而不能显扬。臣每当想到国事到了这一步，没有一次不痛恨权臣当道的时期。当皇上英年即位之初，一切只听从元辅的意见；如果担任元辅的人能够经常称述祖宗的言语和常训，像祖宗当年那样严格对待宫闱关系，这件事如此重大，那么一定能够在幽深宫禁之中安定圣心，在事情尚有端倪时就以睿智洞察，又怎么会出现令人疑惑的举动，招致满朝议论呢？况且皇上难道没有听说孝庙时期的事情吗？孝穆太后纪氏，是孝庙的生母；仁寿太皇太后周氏，则是孝庙的祖母。两人都是妃。仁寿太皇太后去世时，大学士刘健等人已经上尊谥，并且按照大学士彭时所议定的祔葬、祔庙之说办理。只有孝庙明断，说：“事情必须以古代为师，末世鄙陋亵慢的事情不足以效法。”又说：“太皇太后抚养我成人，恩德深厚，我怎么敢忘记？但这只是个人的私情。”自祖宗以来，只有一帝一后，如今如果并列祔庙，混乱将没有止境。况且孝穆太后是我的生身母亲，只能尊称为皇太后，另在奉慈殿祭祀。”又说：“先帝固然重要，但祖宗的制度更为重要。”于是革去尊谥，只按照刘健等人的议议，仍旧称为太皇太后，另立庙奉祀。彭时、刘健，是成化、弘治年间所称的贤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当日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有功；但臣仍惋惜他们不能体会孝宗克制私情、恢复礼制的深心，反而把宋朝太后、太妃以母亲名号尊于皇帝之上的做法援引上来。此事即使因时势未必能够实行，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援引古制又有什么过错？有见识的人尚且对此含有“有君而无臣”的感慨。孝宗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母和祖母，从世俗情感来说，似乎是薄待生母；然而庙号称为孝宗，名声高出一代，确实懂得圣人的孝道，重视礼制而不重视私情。伏望皇上思考微小端倪应当防范，考虑闺门应当肃整，不要让有丝毫越礼逾分的地方，形迹传播到外面，开启人们观听上的疑惑，走上叔季时代的鄙陋道路。请求查取圣祖所修《女诫》及古代贤妃行事的原本，颁发到宫中，令女师经常在皇妃、御女面前讲解，使她们都通晓这个道理，以此辅佐帝后，成就内治。这对于圣明教化不是小小的补益。伏乞圣上裁决。

译第五条说：“关于朝廷的礼制。”自古帝王，哪有不把勤于政务、讲习经典作为首要事务的呢？只是深宫中处理政事，如果没有公卿执掌事务、共同参议商量；单独面对典籍，如果没有贤士大夫作为顾问，即使天资极其圣明，难道能够独自成就吗？即使每天临朝、御前讲学、接见臣下，可以用来接受咨询、广泛获得启发，但一天之中不过片刻，而且又以等级威仪使人肃然，以纠察礼仪使人拘谨。君臣感情能够贯通、忠诚的心意能够尽情表达的情况很少。我圣祖特别为此忧虑，所以在《大诰》首篇把“君臣同游”作为开卷第一要义；在早朝之外，又到便殿听政；在经筵之外，又到文华殿举行日讲。君臣情分两全，恩意礼制兼备，无非是希望上下相通，消除蒙蔽，使国家开明通泰，招致长远深厚的谋虑。皇上从前年幼，不免只是沿袭旧例；如今睿智日益增长，政治文治也日益更新。请求每天到便殿，召集内阁、各部院大臣以及科道官，凡是关系到应当施行的重要事务而尚未妥善处理的，或者圣心已经决定、但其中恐怕仍有未尽之处的，都不妨从容询问；四方灾异、民间百姓的忧愁困苦，也都可以详细考察。内外官员前来朝见或赴任时，也可以一并询问，时时以圣上的言语当面吩咐应当实行的事情。遇到奏本所述事情清楚明白的，也可以当时批答，直接下达有关官署。就像成祖曾谕告廷臣，说午后政事简少，有意见可以从容陈说；又像孝庙时期召见徐溥、刘健等人的旧例，不出皇宫序列，不下堂阶，却能明察万里，使恩泽遍及海隅。至于文华殿日讲，正是应当详细辨析议论的地方。如果只是让讲官一个人背诵，弯腰上前，迟疑退下，这样能有什么益处？臣认为应在前一天先送上讲章，皇上阅读之后，端坐默思，其中是否有益于治道，是否符合圣意。等到当天讲完，令诸臣各自陈述见解。正确的并不一定是巧妙，错误的并不一定是笨拙，顺从的并不一定是美好，违逆的也不一定是错误。这样不仅圣贤微妙深奥的言论可以从旁得到贯通，诸臣的忠诚或奸邪、浅薄或深厚也都可以大致看出。皇上为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不过关键在于和颜悦色，略微减少仪文。皇上虽然应当以庄重临御臣下，却不必过分矜持；诸臣虽然应当以恭敬侍奉皇上，也可以减少繁琐的礼节。因为便殿不同于正朝，日讲也不同于经筵。又如正朝时用玉音宣示旨意，近似歌声，这是年幼时适宜的做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如今只要清楚说明，或者传达圣旨，也没有妨碍。这虽然是小节，却稍稍有损于庄严肃穆、盛大端正的体制。因此臣冒昧一并提及，伏乞圣上裁决。第六条说：关于预先教育皇子的礼制。皇子生长在深宫，不接触外界事物，天性浑然完整；但是上面不知道社稷所寄托的重大责任，下面不知道农事劳作的艰难，即使天资聪明到了极点，也必定要有左右侍从为他开导引领，然后聪明圣智才会日益增长。如果一定要等他稍稍长大，到了应当安排讲学的时候才筹划，计策也已经晚了。恭惟皇太子年已五岁，智慧见识渐渐增长；今天的启蒙养育，就是日后圣德功业的基础。假使他所听到的都是正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正当的事情，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谁能同他做不正当的事呢？那么即使尚未离开襁褓，等到出阁讲学时，圣人的品格和气度也已经具备了。古人保傅教育的制度，如今已经无法详细考察。臣认为，只需选择内廷侍从中的贤臣即可。我曾考察孝宗皇帝在储位时的情况：起初有内官张敏、废后吴氏，在万妃嫉妒专宠之日加以维护；后来又有东宫内官覃吉，他儒雅端正，通晓书史，知道大体，竭尽诚心辅导，凡是东宫的一言一动，都引导到正道上。他所读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都是口授讲解；闲暇时便开讲五府六部的职掌和军国重要事务，以及民间农桑的辛劳，乃至宫闱之中妃妾专宠招致祸患、宦官寺人弄权祸害国家等情弊，无不逐一尽情说明。因此孝宗在东宫时，圣明德行已经闻名天下；到即位后，能够开创弘治十八年的太平，巍然成为一代贤明君主，这就是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后来武宗年幼即位，和他交游的不是马永成、谷大用，就是刘瑾、魏彬之流；他所驰逐玩乐的，不是击球、驰马，就是俳优杂剧之类的游戏。他们轻慢亵渎礼制，蒙蔽皇上的聪明，不久便毒害缙绅，几乎危及社稷，这正是内廷侍臣贤能与否所造成得失的明证，可以作为鉴戒。如今内廷难道没有像覃吉这样儒雅端正的人吗？难道没有像覃吉这样通晓书史、懂得大体的人吗？难道没有像覃吉这样爱主爱国、竭尽忠诚、知无不言的人吗？只在于皇上用心精选并任用他们罢了。况且皇上也知道近来内臣中值得忧虑的情况吗？贤能的人固然不是没有，但冒滥名器、气焰高张的人实在很多，这不可不加以防范。内官的官阶共有七等，品秩最高只到四品，这是祖宗的制度。如今却不拘泥于品秩制度，不论地位高低，蟒衣玉带在朝阶上交相辉映，飞鱼鳞袍充斥道路，甚至各厂、局、衙门中那些供役使的狡黠童仆，稍有一点微小功劳，便动辄觊觎非分之赏，这难道可以轻忽吗？把这些权力交给内官吗？内官的职责在于洒扫清除，不应参与外朝政务，这是祖宗的制度。如今事情都从宫中发出，不经过各部议论。大到王府请求册封、边疆将帅升迁授职，小到杂流官员的传奉、钱粮的勒索，无不按照贿赂多少来决定高低。这就是把太阿剑的权柄倒拿在手中，落入宦官之手了。难道这还只是一件衣服、一条腰带的小事，可以看作细故吗？伏乞下令本部，查照《会典》，按照品级裁定服制；仍晓谕大小宫观寺院：不要迎合风气而过分请乞，不要倚仗宠爱而觊觎非分，不要从中阻挠部院权力，不要结党扰乱国家大政。不可再有“十俊”之名；“八党”之祸，应当加以惩戒。特命儒臣编撰古今中官善恶事迹，汇成一部传记，交给翰林官教习，使他们各自懂得忠于君主、爱惜自身、保全富贵的道理。皇上不时查访，选择立心端正、行为良善者，依次升迁；如果没有可记取的表现，即使服饰赏赐也不要轻易给予。这大概只是为了杜绝渐变、防患于未然，而对这些人来说却是最大的福泽。这样做了，像覃吉那样的贤者如果还不多见，是不可能的。

译第七条说：关于公主下嫁的礼制。臣考察《易经》说：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又说：坤虽然具有美德，却要以顺从来从事君王的事业，不敢自成其功。这是地道、妻道，也是臣道。丈夫对于妻子，就像君主对于臣下、父亲对于儿子一样。一次失误，阴阳就会失去轨道；再次失误，天地尊卑就会倒置。因此即使帝王的女儿下嫁给平民，也不敢不严格遵守礼制。《尚书》称述尧把两个女儿下嫁时，就告诫她们说：“前往之后要谨慎谦敬。”《诗经》歌咏王姬下嫁，说：“为什么不肃敬和乐？”京房记载商汤嫁妹妹时的言辞说：“阴顺从阳，女子顺从丈夫，这是天地的义理。”侍奉你的丈夫，必须遵守礼义；古人的教诫就是如此。秦朝不以古制为师，后来便沿袭其弊端，从此开始让列侯娶公主，使男子侍奉女子，阴压倒阳。因此王阳曾分条陈述世务，极力指出这是错误。长乐王回也说，这种弊端发展到极点，父母不敢抚养自己的儿子，舅姑不敢抚养自己的儿媳，都是有感于此而激烈议论。我高皇帝平定天下后，便考察古制，创立了这种礼仪。公主先接受醮戒，到了驸马家，与驸马一同拜谒先祖之庙。举行合卺礼的日子，驸马与公主相对，双方都行两拜礼。公主拜见舅姑时行四拜礼，舅姑坐着接受其中两拜，再答拜两拜。给公主的册文说：“既然进入某官之家，就应谨守妇道，以侍奉舅姑，使闺门整肃，内助日益美善，不要辜负父母养育生成的恩德。”给驸马的诰文说：“应当坚定地履行夫道，不要溺爱，也不要傲慢，永远整肃家庭，以符合亲爱亲人的意义。”高皇帝的制度真是高明，正如《诗经》《尚书》所称赞的那样，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沿袭日久，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比如嘉靖年间的仪注，竟有公主坐着接受驸马两拜的礼仪，见到的人已经感到惊异。哪里知道如今更是尊卑倒置，难以言说？公主入内拜见舅姑，竟让舅姑行四拜礼，而公主坐着接受两拜，这就变成舅姑反而处于儿媳之下。拜到香案之后，又让驸马行四拜礼，公主只答拜两拜，这就变成妻子反而凌驾丈夫。公主在家庭内部，舅姑反而完全不能与她相见。公主生日，竟让舅姑入内祝贺，在门外行拜礼，而公主面向南坐着接受。所谓“恪守妇道，侍奉舅姑”，在哪里呢？驸马入内拜见，名义上叫作上朝，称公主为天妃，在庭阶下叩首，公主坐着接受。所谓“能够坚定地履行夫道，永远整肃家庭”，又在哪里呢？正因为这样，各藩府听说后，都可以仿效。每当郡君、县主出嫁，就乘轿在前面，而仪宾的马跟在后面。凡是上下轿乘，必定要等仪宾拜伏之后才进行，地方上把这当作笑谈。夫家私下感到羞耻，即使有贤能的宗室，最终也没有能够纠正这种风气，因为它是从京师开始的。从前宋朝时，帝王的女儿下嫁，都登堂而行以避开舅姑，英宗对此不平，说：“难道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就使人伦中长幼的次序受到屈辱吗？”立即下诏给有关官署革除这种做法，直到今天史册仍把它当作美谈。伏乞下令本部刊行仪注，一律以高皇帝所制定、《会典》所记载的制度为依据，并发文给各藩府：凡郡君、县君出嫁，都依照品官娶妇的定式，不得过分自我尊崇，损害人伦教化。这样天下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能安定，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各安其位，治理之道就会昌盛。第八条说：关于派官员审理案件的礼制。我曾读《尚书·立政》篇，看见周公对成王反复恳切叮咛，是多么重视刑罚，又是多么专门强调任用贤人啊！其中既说：“文王没有把众多言论、众多狱讼、众多谨慎之事都兼管起来。”又说：“对于众多狱讼和谨慎之事，文王不敢亲自过问。”文王对于狱讼尚且知道而不敢亲自处理，何况要全部兼管呢？又说：“文王的子孙啊，不要在众多狱讼和谨慎之事上犯错，只要依靠正道治理。”又说：“小孩子，你已经做王了，不要在众多狱讼上犯错，只要依靠有司和治理百姓的官长。”大概是说，众多狱讼尤其重要，如果不交给有司办理，难道能避免错误吗？考察《周礼》说：“大司寇用五刑纠正万民，小司寇审理他们的狱讼。”其中没有派官员审理案件的说法。《王制》中有这种制度，说：“大司寇把案件审理完毕的情况报告给王，王命三公共同审听。”这就是派官员审理案件的开始。究竟是商代制度还是周代制度，虽然无法确定，但三代时确实有这种做法，无非是因为人命极其重要，三公极其公正，用以表示刑人于市、让众人共同弃绝罪人的意思，而天子本人丝毫不参与其中罢了。我朝祖宗的制度，比这还要更加慎重。洪武年间，曾命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六科详细审查罪犯案件。洪熙年间，又增派内阁学士参与审理；虽然没有专门派定某位官员，但必定使用内阁和各部大臣，这也是命三公共同审听的意思。当时同僚之间协同恭敬，人才济济，大概接近文王不兼管、不亲自过问的制度，却从未有命内官参与审理的事情。命内官参与审理，始于正统十四年。考察当时，正是王振专权之时，也是英宗皇帝北巡的那一年。唉，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后来英宗在天顺二年复辟，仍命三法司会同多位官员审录，永远定为常例，大概是要惩戒前日的错误。《尚书》所谓“不要在众多狱讼上犯错”，说得太严重了。英宗既明智又有武略，也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内阁学士是近臣，出自天子任命，所以礼制上有固定的尊位；三法司是职守所在，面对天子的使者，名分上应当有所屈从。内官难道不是天子任命的吗？任命相同，礼制也不应不同。即使内官地位低微，若使他们傲慢地凌驾于儒臣之上，到审理案件时，百姓的生死悬于他们一呼一吸、一指一顾之间，而三法司的堂官、属官众人却拱手听命于一人。那个人如果确实贤能，危害还不至于太大；否则，他把平民男女的生死看得如同秦地、越地彼此无关，只看见金钱，哪里看得见人命？

译大司寇即使有所争执，也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即使误判入罪的案件不能在一时之间立即确定，凡是依法应当治罪而错判放出的人，大多是因为受贿。皇上近在咫尺，却没有机会仓促进言，这样一来，没有钱财的人就会死，有钱财的人反而得到幸免。三法司替天子守护法律，天下将会怎么议论？从礼制上说，本来就不应该让百姓看到；从事情本身说，更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公正的办法。况且这些人贤能的少，不贤的多，体统纲纪，关系十分重大。皇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伏乞下令有关部门，遵照祖宗最初的制度，每逢审录之期，仍令内阁学士会同三法司，逐一公正审理，然后确定意见具奏；详细查明正统十四年有关事项，不得再行采用，永远著为法令。内阁大臣与三法司，是同一类官员。涉及大辟之罪的案件，平日都可以共同参与议论，事情容易查明；所持议论没有不公正的，所用刑罚没有不适当的，这样才能永远调和气象，完全招致各种祥瑞。国家命脉的关键，就在这里。伏乞圣上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第九条说：关于京师缙绅往来的礼制。我曾读古代士大夫相见的礼仪，何其委婉而郑重、繁难而周密，曲折地制定各种仪式，却多有虚饰。等到考察他们平日交游相处的情形，选择老师便以他人为师，选择朋友便以他人为友；接受贽礼一定归还，财物往来只讲名义。在外不结交宴饮之友，在朝廷不进行私下交往；称呼各有名分，官职各有称谓，年长者有年长者的次序，年幼者有年幼者的次序。既没有外在繁文夺取人的心思，也没有内心虚情假意的安排，耳目专一纯正，心志安宁集中，守道又何其容易，推行教化又何其容易！世道教化衰败，古代体制废弃，连在其中周旋揖让的礼节都来不及顾及，有志之士为此惋惜。我国开国初年，风俗最接近古代，士大夫崇尚德行、尊重年长者，以道义和名节作为表率来引导后进。朋友之间以字相称，以官职相称，一张纸便可以通问，一方帕子便可以作为贽礼，大概还保存着质朴的风气。大概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仍有一些遗存。到了正德、嘉靖以来，逐渐浇薄，但还不算严重；隆庆以来，浇薄得更加厉害，却还不如今天。今天的情形又怎么样呢？遇到富贵可以求取，便违背礼制去随从俗流；遇到权势可以倚靠，便违背本心去争相进取。座主、门生，是旧有的称呼。却把“老师”的称号提高到隆重的地位，和主考官相互观望取容，有司提调也都跟着仿效，于是师道已经丧失很久了。另行通问，本是通常的礼节；但又用白银加重它，竟发展到依附权势，送上几十两、几百两也不以没有名目为耻，于是友谊也消亡了。年纪本来小，却称他为兄；辈分本来是叔，却称他为伯。这样还拿什么对待真正的兄长和伯父呢？这是没有长幼之伦。还不是卿，却称他为卿；还不是师相，却称他为师相。这样还拿什么对待真正的卿和师相呢？这是谄媚到了极点。一个初任官的士人，等待补缺经过多年，花费金钱累计数百，他日做官从哪里得到补缺的机会？于是地方开始有承受不了这种负担而困苦的人了。一个馆选官，学习两年，花费金钱将近一千，他日进入翰林院从哪里筹措维持？于是门生开始有难以避免受到责备的人了。朝觐馈赠的禁令，朝廷已经三令五申，可这种风气反而更加严重。关于风俗奢侈靡费的告诫，礼部已经颁布了条文，却好像全都没有听见。一名郎官升迁调转，并不是大事，向皇帝谢恩、向本部谢恩就足够了；却还要在诸位公卿的门墙外等候拜见，甚至贿赂守门人以求侥幸见上一面，难道这是敬重长者应有的礼节吗？对下迎合世俗，恐怕得罪上级；对上迎合世俗，恐怕失掉礼节。大学士的礼制体统极其隆重，部院寺司会议拜访就足够了。却还向各位执掌百官事务者一类人作揖谦让，以至于挤满门路，连车马都无法通行，难道这就是礼义所要求的最高程度吗？对上迎合世俗，恐怕失掉礼节；对下迎合世俗，恐怕得罪上级。事情不出于公文章程，只按照现行的权宜礼节办理，不考察仪注，而去迎合人情喜悦；动辄不向先生长者请教，却一味听从京师皂隶。唉！如今做士人的，也太劳苦了。如今的风俗，也浇薄到了极点，不能不改变了。士人是百姓的先导，京师又是四方的准则。如今即使不能恢复古礼，难道可以坐看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而不加救治吗？有人说，开国初年如同春天，成化、弘治年间如同夏天，正德、嘉靖时期如同秋天，如今已经到了隆冬。现在若不回头，太阳落下、乌鸦沉寂，万古如同长夜，难道不值得深深痛惜吗？幸而有圣明天子在十二三岁时便锐意精进、警惕自励，合部大臣也共同恭敬地谋求挽回。冬天终将转为春天，黑夜终将转为白昼。天道循环，没有什么一去不复返。从气运变化和人事来看，都不能不走向正道，廉耻之风也可以逐渐增长。因此臣冒昧向皇上进言：改变风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归向正道，正道难道还远吗？第十条说：关于各省郡县有司和士大夫往来的礼制。考察孔子论政说：“送别离去的人，迎接到来的人。”如今居处中国，却断绝交往、不讲礼义，就不能称为中国了。况且驿递飞驰，是奉天子命令的使者；冠盖相望，是天子选拔的人才。境内贤能的士大夫，是地方百姓所尊崇效法的人，也是国家纲纪的一部分。从中丞、直指、藩臬大夫，到郡县长官，都负有地主之责，关系到风俗教化；往来礼节又怎么可以有一天缺少呢？过去还没有实行条鞭法、还没有议定公费时，郡守所需的一切都向州县征取，州县长官所需的一切又向里甲征取，这本来就是小民因此困顿不堪的原因。如今条鞭法已经实行，公费也已经议定，但实际上意图仍然在州县、里甲。一切上级官员所需的礼物，不是说动用本州官银，就是说动用本县无碍银。却不知道州县库藏中有多少真正可以称为官银、可以自由动用的银钱？即使有，又能有多少经得起应付一切需求？况且州县难道能神运鬼输吗？即使不使用里甲，也没有一样不是出自百姓。幸而上官能够体谅，便可以供职而不获罪；一旦有一点不合适，便在弹劾奏章中被说得狼藉，不是说加收火耗，就是说罚赎过重。

译却不知道去掉这两项之后，费用将从哪里出？上官所说的“无碍银”究竟是什么东西？唉！如今做官，实在艰难。喜欢修养品德、超脱流俗的人，自我操守有一定原则；道德高尚、德行盛大的人，应付世事而不留下痕迹。这是贤人圣人的作为，并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君王制定法律来维系世道，又修明教化来劝勉普通人，怎么可以没有办法来处理这种事情呢？臣请求先条列公费的议定办法，然后再谈州县的私费。既然有条鞭法，就应当有公费，关于公费的议定难道还不详细吗？然而规定的数额太少，征收后留在州县，上级官员又可以共同使用。州县担心应酬力量不够，上级官员又防备州县议论。后来便出现宁愿取罚赎而不取公费，宁愿加重向州县索取而不愿在查盘中留下痕迹的情况。名义上说是节省，实际上却加重小民负担；表面上说不染指，暗中却谋取厚利。百姓既缴纳公费，又要另出无名之费；官府既享有公费，又从中谋取私利。哪里如同明确规定数额，使各方都足额得到，并统一使用公费更为妥当呢？请从今以后议定：州县各一百金，孔道逐级增加，至二百金为止；郡守二百金，孔道逐级增加，至三百金为止；藩司、臬司两司以及守道、巡道各三百金，孔道逐级增加，至四百金为止；抚按各一千五百金，孔道逐级增加，至三千金为止，分别由所属地区分摊，永远著为定例。凡是一切下程、酒席以及吉凶庆贺馈赠之礼，都包括在这些费用之内，均徭甲首原额的设置不包括在内。上级官员不得以此干预州县，州县也不得因此过分奉承上级官员。每年带征闰银各取二十分之一；官吏、师生的缺俸、粮食、柴薪、马匹等费用，征收后留存，以备补充，作为正常支出。抚按、司道核查府，府核查州县，抚按之间则相互稽查。如果没有超过规定使用，即使有私下赠送、私自加厚之类的事情，也一概置之不问。一定要这样，公费才可以实行。公费不实行，养廉银就没有来源，却想责备各官不愿意这样做，这是强迫他们；公费已经实行，又想像从前那样相互向百姓索取，这是把公费当作货物牟利。既然如此，罚赎、火耗难道还不可以停止吗？罚赎之金，古代是用来处理疑难案件的，如今却一概施行。不过现在仍把它当作不得已才使用的办法。抚按、司道把负担交给州县，州县又把负担寄托于库藏。真正礼遇高贤的人少，向当权者献媚取容的人多。真正因贫困而得到我的帮助的人很少，厚厚贿赂权要的人却很多。甚至有人借馈赠之名来充实自己的囊袋，互相探问道路是否方便，以便迁移财物、倒卖有无；这种做法成为寇裳的污点，也太严重了。今后，除了抚按查盘罪囚折色、照例征收存解边境，以及追征、入官的赃物和赃物折价等项银两征收后储存在库中以外，其余词讼罚赎，无论是抚按、司道，还是各郡州县，一律折成谷物入仓。这些谷物依照时价，随各地土产所宜办理；各处仓廒随时修理，各仓官和仓攒都要用心优恤百姓。遇到物价昂贵，就低价出售陈谷，以陈换新，这就是不设常平仓而实际上实行常平之法。遇到饥荒，就发粮赈济，有备而无患，这就是不设义仓而实际上实行义仓。比如今年江北大旱、江南大水，各地抚臣请求蠲免赋税、请求赈济，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曾听说，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国家有九年的耕粮，就有三年的储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火耗之数，本来是用来折抵剩余费用的，如今已经没有余剩了。然而还说这是不得已才收取的。一分不够，就变成十分之三；又不够，就变成十分之五。官府得到其中一份，吏役得到其中两份，反而使小民有了可以申辩的理由，而执掌政事的人又不能曲意庇护，到那时还拿什么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呢？这样看来，投柜未必就是便民，反而会成为官府的负担。那么，投柜难道不对吗？回答说：投柜怎么能说不对呢？投柜是为了防止经收人员虐待百姓，拆封是为了核查经收的数目。既然已经投柜，经收人员不能再虐待百姓了，为什么还要拆封？只要让他们报告数目就可以了。况且经收人员所收取的，其实是解送上缴的钱粮，所需费用很多；而百姓承担差役，负担也很苦。如果有余剩，就用来补贴他们。这就是仁，是对经收人员的仁。拆封，输纳者就会对官府产生疑虑，火耗便不敢不加重；不拆封，输纳者只需缴足定额，经收人员也不能欺骗。火耗断绝而轮班输纳者如同归家，这是对纳户的仁，一举而两得。近来权臣当政，残酷刻薄成为风气，甚至有人责令地方报解羡余。这种事在州县长官那里尚且不可以，何况朝廷之上呢？我曾听说，仁者用财物来成就自身，王者把财富藏于民间，而不把财富藏在国库中，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火耗、罚赎，并不是美好的名目；收取就是贪，不收就是廉，很容易辨别。然而中等才干的人，往往也不能免于此。难道他们是故意甘愿做不清白的事情，以招致清明时代的诛罚吗？实在是形势使然。如今既有公费来体恤他们的私用，又没有额外索取来扰乱他们的操守，那么火耗、罚赎也就可以不沾染了。如果这样仍有迷惑不悟的人，抚按就依据此事评定他们政绩的优劣，铨曹就依据此事议论他们的升降，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前面有欲望，后面有顾忌，就像圆规画出来不能不圆，矩尺画出来不能不方。不仅州县没有从中谋取利益的机会，即使抚按以下、郡守以上，也都会清白自守、彼此信任，以光明照见彼此，人人都没有被人暗中算计的疑虑，各处都有如羔羊般清廉的节操。难道还要等到严厉禁止贪墨以后，才会没有贪黩的官吏吗？但必须先供养他们，然后再教导他们；这就是臣先提出公费建议的原因。近来皇上下令禁止馈赠、革除奢侈靡费，措施无所不至，又不时逮捕贪官，甚至押送到京城交法司处理；天下听闻此事，理应改变观感、改变态度了。然而臣认为还没有抓住根本。古代帝王治理天下，不必严酷而自然肃然，不必杀戮而自然有威信，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根本。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敕令下达吏部、都察院，通行各省及直隶的抚按，一体遵照执行。先把应议定的公费，在半年以内通行各处，并具文报送有关部院，由部院转行遵守所议；这样，宁可宽缓而不要急迫，宁可增加而不要减少，宁可考虑日后能够持续，也不要只图节省而近于沽名。为什么呢？因为供给公用的费用是有限的，而有利于百姓的好处是无穷的。这就是治理国家、筹虑百姓的大计。

译第十一项是议定宗藩礼制。臣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财赋，淮河以南有四百万供给京师，淮河以北有八百万供给边境，而亲郡王、将军、中尉、宗女的禄米合计八百七十万有余，不仅加倍于供给京师的数额，而且超过了供给边境的数额。自古以来，从未有宗室如此繁盛、供给如此繁多，像今天这样。亲王、郡王的禄米不多，各有定额，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议论的了。将军、中尉以下的人日益繁衍，财赋却日益困乏，有司难以供给。各宗的禄赐，近来已经勘议，也已经周详完备，没有遗漏。然而这些都是在难以处理的时候采取的救急办法，却未必合乎礼。法是人为制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礼如同天道，是一定而不可移动的。受礼约束，是出于情；受法拘束，是借助力。情和力使人服从的方式不同，礼与法所达到的效果也大不相同，不能不加以辨明。臣请求从礼出发加以折衷，以补法律所不能及之处，请皇上试加阅览。考察嘉靖年间，翰林王曾有一篇奏定限制子女封爵的奏疏：亲王的儿子，除了承袭封爵的以外，另请求封爵五人；郡王三人，将军二人，中尉一人。亲王的女儿，允许封爵三人；郡王的女儿二人，将军的女儿一人，中尉的女儿没有。有人说这样可以实行，但后来已经搁置了。近来奉命勘议，则认为难以处置的是禄米，不是爵位。不必限制爵位，但应限制禄米。从郡王以下断定，五世以外，郡王除了承袭封爵的，其余定为五人；将军四人，中尉三人。不满定额的，按定额全数支给；超过定额的，通融均分使用。他们所生的女儿，除中尉没有封爵外，郡王四人，将军三人；超过定额的，也听凭各位仪宾通融领取。这样恩典更加宽厚，法令也更加完备，既没有不受封的爵位，也没有不沾受的禄米，不能说不是清楚而划一。然而这仍然只是所谓的法。依臣愚见，何不按照服属关系的远近，来决定爵禄的厚薄和升降，重新加以确定呢？这样既与礼相合，根本归宿又不违背法。并不是不要法，而是法本来就应当从礼产生。不是说可以不限制，而是不能不限制；爵位可以无限制地封授，禄米也可以无限制地供给。比如始封的郡王，是亲王的儿子；他的儿子封为镇国将军，是亲王的孙子；封为辅国将军的是曾孙，奉国将军的是玄孙；中尉以下便已经没有服属关系了。至于第二世郡王，是亲王的孙子；第三世、第四世郡王，是亲王的曾孙、玄孙。到了第四世，其中封为镇国将军的，已经与亲王没有服属关系了。可是他的封爵却与亲王的孙子相同，难道不是过分吗？唐宋以来，嗣王的礼制已经比初封者减等，何况继承爵位而又再继承的旁支，怎么能与初封者相等呢？请对已经封爵的人照旧办理，从今天起尚未请名封爵的人开始，确定亲王服属关系，以此作为降封的限制：例如初封郡王的儿子，是亲王的孙子，长子承袭郡王，其他儿子仍为镇国将军；第二世郡王的儿子，是亲王的曾孙，长子承袭郡王，其他儿子降为奉国将军；第四世、第五世、第六世郡王的儿子，是与亲王已无服属关系的孙辈，长子承袭郡王，其他儿子降封为中尉；第四世为镇国将军，第五世为辅国将军，第六世为奉国将军，到此为止。郡王的孙辈在第五世以下，也按世代递降的办法办理。这样，法与情相合，爵与禄均衡，既可消除宗室众人的疑虑，又恰好符合祖宗的会典，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也尽到了极点。有人问：奉国将军以后怎么办？回答说：圣祖所规定的制度，难以仓促议论。这正是他们区别于庶人的地方。禄米止于二百，而且本色、折色兼支，再依照近来的议定，若应举出仕就停止支给，加上有司的供给，未必能够全额得到，那么也不过是古代一个成年男子所受的田产罢了。何况将军等人的禄米，一人可以抵得上四五个中尉；即使人数多到十人，也不过相当于两三个将军。这样一来，节省的通常多，超出的通常少；即使不多不少，也足以彼此相抵。爵位和禄米都可以不加限制，而恩典和义理于是两全，这就是所谓用法令整齐众人，不如用礼制整齐众人。其他事项大体依从近来的议定，恭请圣上裁决。●《亦玉堂稿》卷五 商丘沈鲤龙江 《请罢矿税疏》《乞免逮咸阳知县宋时际第三疏》《乞处分杨荣疏》《乞听言纳谏疏》《考察自陈不职疏》《时政疏》《请释诏狱官犯疏》《乞免发私宅拟票疏》《辞军功加恩疏》《乞休第二疏》《乞休第三疏》《乞休第七疏》《抵家谢恩疏》《病危遗疏》○《请罢矿税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