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欢堂集卷二十三

译《万行草诗序》。如今天下有十五省，正如周代采集民歌的十五国。然而周代采风到了汝水、汉水一带便停止了，所以十五国有诗，而楚国没有诗。楚国尚且没有被采入，何况距离楚地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呢？楚国虽然没有参与《国风》，但在周代末年，屈原、宋玉却独以《离骚》流传。他们所说的澧兰、沅芷，说明《离骚》的范围也只到沅水为止；沅水以西同样没有被包括。汉代司马相如曾向西到达滇地，给盛览、张叔、顾长卿讲授经书；他擅长作赋，却从未写过滇地的山川。由此可知，滇、黔是西南边远荒僻之地，庄蹻在那里多有事变；那里作为鄙陋之地，不值得称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明代开始在那里设置郡县，使它同其他省份相等。二三百年来直到今天，考核官吏、选取士人，崇尚文教、振兴教化，于是当地的闻人学士，以及山川风物之美、鸟兽草木的奇异景观，也逐渐有许多值得采录的地方。凡是游历那里的人，往往凭诗歌流传下来。如王余姚、杨新都等前辈，都是因贬谪而来，这里姑且不详述。至于诗人中才华杰出者，何大复奉诏来到滇地，吴明卿到黔地主持考试，各自都以风雅之才享有盛名。考察他们诗篇的多少，信阳人较为丰富，直到今天仍可期待。我同年好友无棣克庵的诗一问世，才真正毫无遗憾，令人发出洋洋大观、叹为观止的赞叹。克庵是诗人中才华杰出的人，奉命持符乘驿车，从楚地向西，经黔地进入滇地，在苍山、洱海、哀牢、隽唐、碧鸡、金马之间讲学；车马所到之处，必定搜寻奇景、剔抉险境，发而为长啸高歌，各种诗体没有不精工的，可以配入管弦鼓吹，仿佛一代之间，正要用滇地的风声诗篇补足十五国的缺憾。他的诗中感慨激越而又流连深长，疏放而清越，也合乎《离骚》的变调。唉，克庵作诗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的诗远远赶不上克庵，在黔地三年，写诗既少，语言也没有一篇工巧；即使偶然得到一两篇，积累到一百一十多篇，终究也不合乎《风》《骚》的旨趣。假如克庵看见，免不了捏着鼻子发笑，说我真是夜郎，不知道汉地有多大。《干臣诗序》。我年轻时读徐文长、谢茂秦的诗，觉得清新异常，认为这两个人只是平民士子，却凭借能诗而名闻当世。百余年后，风雅并未坠落，读到他们的篇章，仍然慨然追想、仰慕他们的为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文长作诗，似乎学习韩愈、李贺，却比他们更爱奇特；诗句盘旋凌空而刚硬，稍微显得傲岸怪异，但含英咀华，光焰万丈，真有浩荡磊落、不可一世的气概，这正是陶石篑、袁中郎不断赞叹的原因。茂秦是嘉靖、隆庆年间七子之一。自从竟陵派的主张兴起，谈诗的人便忌讳王世贞、李攀龙，更何况那些依附在王、李骏马尾后的诗人；然而当时诗学极其昌盛，他确实同于鳞、元美等君子一起，在诗坛上执掌旗帜，凭文章奔走天下数十年。这样的人品才华是怎样的呢？考察他的生平，他有君子的品格，风流文采，倜傥不羁；游历燕赵、梁宋之地的事迹，至今还传着类似贾岛、韩愈遗事的美谈。文长在天池著书，得到胡少保的赏识，成为幕府上客；在马蹄、盾鼻之间起草露布；写成《白鹿表》，又使公卿竞相称誉，声名传到皇帝那里。唉，这难道不是一代豪杰吗！大概这两个人都具有高峻险拔、坎坷纵横的才华，都借诗歌发泄光怪雄奇、磅礴郁积之气，所以有名士就没有不能作诗的；如今在干臣身上看到这种情况，尤其奇异。我本来没有机会同干臣交往，但他恳切地请求我作序，一定把我当成懂诗的人。诗本来出于性情，而足迹所到之处的山川风雨，以及慷慨激昂的情怀，又能对它有所助益。干臣的诗缠绵凄恻，接近《离骚》；同时又温厚和平，重新归于《雅》，兼有《诗经》三百篇中正声与变调的一半。幽燕的老将、三河的少年，干臣都兼有其气质；我本来就不容易窥见、衡量其中的根由和详情。至于他从军出塞的作品，吟咏杨柳雨雪的诗篇，又不是雕虫小技、仅仅附会于风云月露之作所能相比的；同徐渭、沈德潜相比，又有什么可让步的呢？

译《二十四泉草堂诗序》。二十四泉草堂，是王子秋史的书屋。它靠近历下城西郭，沿着射圃走到千佛山脚，只有二里路。屋前屋后有蔬菜畦地和芡实池塘，流水相映环绕。墙外有几株老柳，苍老的树皮空洞，中空的枝干高高垂到屋顶，长枝弯曲着落到地面。茅屋、灯火，吟诗声同泉声争相作响，这就是草堂所在之处。泉名叫望水泉。明代殷棠川相国曾在泉上修筑精舍，并在园中种植成千上万竿篬筤箖箊。如今竹子已经砍尽，大石还在，王子的几间屋子就建在那里。修葺屋舍时得到一首诗，四章中有句说：“百年终于落到书生手里，满郡还称它为阁老亭。”说的就是这里。曾巩说齐地有许多甘泉，冠绝天下，其中显著的有十多处，颜色和味道都相同。大概泺水旁边分出的七十二泉之名，见于元代于钦编纂的《齐乘》。望水泉列在第二十四位，这样依次相连，并不是确切的论断。我曾取来阅读，除了趵突、芙蓉、濯缨几处之外，泉名大多粗俗而不雅，望水泉尤其粗俗。于钦注释泉水，文辞远远不如郦道元；而华不注山的华泉、明水镇的净明泉，他也都遗漏未录，未免更加疏略。如今诗人能够流传百世，连同他的山川、里巷也会一起流传。例如阮籍的浈水、卢仝的玉川、司空图的王官谷，无不占据一片林麓溪涧的胜景，不肯让给别人。诗人读书的屋舍，也由前人后人相继承接，庸俗之人不得借此寄身。比如宋玉的故居，后来由庾信居住；王维的辋口山庄，原来是宋之问的旧宅。我常常奇怪，济南著名的泉水并不少，边廷实、李于鳞、许殿卿等人都出生在那里，却从未听说他们在某一泉水旁占据半弓之地修建别墅。白雪楼在韩仓村，有人说在泺桥、泺市之间，漫无依据，无法考证。唯独棠川先生以相国身份又擅长诗歌，搜求发掘望水泉的奇胜，在泉上选择地点筑屋，阁老亭因此流传下来。如今古今上下的人们俯仰流连，这处地方落入王子秋史手中；这就是他因此自矜自喜、气足以自豪，而诗歌也日益精工的原因。我评论秋史的诗，仍然可以用泉水来比喻吗？泉源清澈深幽，是泉的本源；水波细密而绵延，是泉的波纹。每当风雨喷薄、水石湍急之时，或在猿啼枫落的季节听到它，简直不亚于雍门子的琴声、荆山人的哭泣，其中有一种使人凄楚而不能自已的力量。秋史作诗，悲歌慷慨，郁结难以排遣，一味苍凉萧瑟、凄恻无聊的声调，仿佛就是这种泉声；有见识的人自会明白。人们叹赏说，这是《离骚》一体的遗韵，是才人的高尚情致。诗风一变，又和谐于钟磬金石，归入大雅。正如泉水垂流，像天上的白练挂在众山之间，处处回响；汇聚成受风吹拂的深潭，水面广阔而波澜起伏；卓然奔放，流入江河，哪里能够估量呢！唉，此时正是秋天，泉水之上，白雁在天空排成字形，水色明亮，草木瑟瑟。我将要扶杖来到草堂，扫除殷园中的风吹落叶，聆听佛岩上的石雨声。酒意酣畅时濡笔题写，把“望水”改作“秋史”。泉水也像阮籍的曲调、郎官湖的意味，大概是要洗去于钦的浅陋，补上郦道元未曾注释之处吧？《桐余吟集序》。大江隔开南北，而人才因此显得格外不同。子舆氏说北方的学问未必能超过别人，我认为这话是褒奖；但陈良措辞抑扬高下，实际上像是在袒护北学，把它推尊为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南方和北方究竟谁优谁劣，也要看人本身如何。大体说来，才华因地域而比较，并不是千百年来公认的结论。梁代庾信擅长西昆艳体，文章才华出众；他出任开府后的诗歌清新，则是出使北方以后才受到称道。庾信在南方同徐陵齐名，在北方又同王褒并称；这就像唐代的沈佺期、宋之问，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皮日休、陆龟蒙等，各自都有相匹敌的人，不愿孤零零地独行于天地之间，而是分路并驰、共同主持诗坛、并驾齐驱，这可以说是才人的最高境界。我认为王褒也是南方人，北方难道会无人吗？庾信在北方做客已久，何必一定要援引江左才俊作为自己的匹敌？薛道衡、卢思道等人不足以同他争衡，难道《韩陵片石》不能同庾信的《枯树赋》在文坛上较量高下吗？这又是南方人袒护自己一方的私心，或许也是温子升所不屑的。叶孝廉蕃久是江左名士，具有俊逸才华，通晓经术，胸中郁积的志向和情怀，全都发泄在诗中；各种诗体都很优秀，尤其擅长乐府调，读起来如同《房中露》《唐山夫人》的遗响。他讥刺时弊、愤慨世俗，又像贾谊、董仲舒的奏疏和白居易的《秦中吟》。我过去曾持符节到江南考察人才，挂起扬子江上的高帆，经历惊险的急流骇浪，以为上天用来隔开南北的屏障就在这里。然而几年来我所往来交游的，多是才华高峻、遭际坎坷而又卓异通达的人，人数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谈到诗歌时，他们却都退让避开，推许蕃久最为工巧。唉，徐陵、王褒这类人物，难道大江以南今日竟不能多遇到吗？阳羡陈君子万，是陈维崧的弟弟中最能作诗的人。现将蕃久的诗拿来给我看，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序。

译《稼雨轩诗序》。如今一个人如果不奇特，诗就一定不会工巧；诗不工巧，也就可以不作。世上能作诗的人，多得可以用谷来量、用石来计。古人今人，有些人眼睛还没有读完几家的书，就自我夸耀，标榜声调，拉扯拼凑，剽窃补缀篇章；不是没有把卷帙装饰得很美，却争相说值得观赏。我曾拿这事作比方：如同世间巧手女子，刺绣能动人，若要织锦，终究织不出奇异的锦缎；又如偃师制作的木偶戏，舞蹈合乎节拍，舞完便索然无味，没有生命气息。世上所谓能作诗的人，大多就是这样。我在黔阳结识渔潢，同我谈论诗歌，已经感叹这个人奇特、诗歌工巧。如今他任庶常，两年来在官署斋舍读书，几间屋子困于风雨；夏秋苦于连绵阴雨，冬月又怕寒冷，灶突十多天都没有熏黑，但吟咏并未稍停。他跟随学士的行列，因此得以尽览石渠、天禄所藏的书籍，沿流溯源地考订探讨，从而纵横发挥自己的才思。他偶尔骑一匹劣马出城门，又来同我谈诗，常常对世上所谓能诗的人大笑，笑得捧腹。曾有诗句说：“怎样才能让世人全都聋瞎，凭借您登上高座谈说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不过，这只是他诗歌逐渐进步的阶段。他诗歌的工巧，实在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假如当年唐蒙没有开通道路，刘蜕没有打破天荒，黔地有这样的人，难道就会湮没而不流传吗？六诏之地有盛览、张叔这样的人，他们本身就很奇特，本来不必等待司马长卿到来才显现，这一点可以知道。我面对渔潢，更加惭愧。渔潢的诗，有的以新奇见长，有的以奇特见长。新奇的，如蚕丝从茧中抽出，流光洗润、色泽鲜明，又如天女散花，幽香化作万片花瓣；奇特的，如夏日云气和奇异山峰，千姿万态、变化无穷。世上那些自称能诗的人，哪里足以懂得渔潢的诗呢？我因为喜爱得深，所以不知不觉说得长了。《鸭脚园诗序》。天下有五座名山，其中两座在河南，三座在河北；如果走遍陈、卫、淮、晋的郊野，看见一些山，就说足以同它们相比，那就浅陋了。谈论诗歌也是这样。自从我谈论诗歌以来，海内能作诗的人，二十年来几乎都看遍了；大体上，每遇一座山、一道沟壑，看到其中的秀美风光，我没有不惊叹称绝的。如今得到学山的诗，就像在嵩山、泰山之巅振衣远望，看其他山都不过是小土丘。我徒然悔恨从前的评论。颜之推说：“天下的书没有读遍，就不能妄下褒贬。”我确实浅陋。过去韩愈、张籍在京师，四方士人带着文章来拜访求教，他们都乐于为之称扬引荐，使盛名流传当世。如今才知道，两位公卿错过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学山隐居海边，却雅好诗歌，起初也以历下诗集为根基；他很快就能变化而自出机杼，发出铿锵的声响，文思飞动。譬如石季伦宴请宾客，席间的菜肴果品都不超出世间常品，却间或出现麒麟肉、凤凰炙这样的天下罕有之味。那些把诗歌悬挂在国门上自我标榜的人，实在不值得过多称道。五岳之游，有志之人只要留下脚印，大概都能遍历。海上的三座神山，青色美玉般的山影荡漾，却很少有人能够到达。学山的诗，大概也正像这样吧？这就是序。《龙标诗序》。我年轻时曾在济南认识龙标，却不知道他能作诗。距今四十多年后，得到他的诗来阅读，而龙标已经去世了。龙标作诗讲究声调，删去繁杂之处，无不脱离齐地的声调，间或写作楚辞之歌。大体上多是婉转沉吟、失意悲怨的作品，如雍门子的琴声、师旷的笛声、荆山人的哭泣。如今一个人的流传，大概也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龙标才气腾跃超迈，睥睨群流，只是遭逢困顿艰难，所以言辞伤感，志气疲惫；然而他磊落不羁的气概，仍浮动在笔墨之间。把他同王右丞《凝碧池》管弦诗相比，精美奇妙丝毫不减，真是才人的旷达情致。听说他晚年以著书自娱，有时召集朋友叫来酒，穿上蜡屐命人陪游，凭吊琅琊的荒台，感慨牛山的秃树，徜徉歌啸，洗炼文采、磨砺光彩。唉！龙标的文采风流能够借此不坠，大概只是因为有诗篇留存；这难道不是幸运吗？我过去在武昌，和叶井叔一起观看李伯时所画的唐代平阳柴氏之主临渭水图：美丽的妆容和戎装，开设幕府，草木旌旗，山川相互映带，仿佛看见清澈的渭水映照军容、秦王为之动容的情景。龙标诗歌的境界，大概接近这幅画。《塞上草诗序》。出塞诗，唐宋作者众多，唯独杜少陵前九首、后五首，睥睨古今，很少有能够匹敌的。秦州的近体诗尤其刻深妍妙；即使从未重走过那片土地，读起来也像听见陇水呜咽、阴山风声凄厉，凄惨得几乎令人断肠，更何况手执长矛、身穿铁甲、整束军队呢？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白云，宛如玉门关的图画；即使单从诗歌来说，也进入了绝句的神妙境界，古乐府《敕勒歌》也无法超过它。其他作品则只是咬住舌头随声附和，同属一丘之貉。武功两次到塞上，写得诗篇千篇，奇异壮盛、郁勃有力，超过后人而凌驾前贤。大概武功平时就怀有清雅胸襟，摆脱凡俗浅近，贯通钻研书传，含英咀华，所以一落笔便光芒万丈，不是拘泥牵强的一般诗人所能达到的。这次出行，他走出井陉，经过雁门，登上不窋冢，渡过无定河，凭吊李陵、苏武的遗迹，观览祁连、贺兰、狼居胥、瀚海的胜景；所以他的诗进入秦地便成为秦声，像小戎铁车、击缶板屋；进入塞外便成为关山之曲，像戍台明月、羌笛梅花。大多是在马蹄、盾鼻、烤牛肉和饮酒之间得到诗意。各种诗体都精工，真可说叹为观止。从前有人在绝域建立功绩，远望高飞的鸢鸟，难道没有沉石立柱这样的遗迹吗？武功大概也会因此稍稍逊色。即便如此，出塞诗无不以少陵为祭祀效法的对象；武功的诗，实际上取法于《诗经·小雅》的《杨柳》《雨雪》和《国风》的《东山》《零雨》，反复流连，姿态层出不穷。武功涵泳变化，把《诗经》诗人的情致发扬到篇章之中；若同少陵相比，他的作品又像西河的白豕一样稀有。丁丑年夏至前三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译《丹壑诗序》。我曾说，前代诗人没有比义山、子瞻更奇特的。义山的诗博大深奥到了极点，搜集群书，发掘隐僻怪异之事；至于放诞风流、清丽言辞，即使他自称天下人都保护展禽、酒肆中无人讥笑阮籍，又有谁会相信呢？他的总体意图，是要让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全都处在自己之下才罢休，是西昆诗派的冠冕。但《韩碑》一篇又不是这样。看它的用意，既然写的是韩碑，为什么不直接效法韩愈？清庙明堂之作，应当合于典雅的乐声；平日搜集繁多典故的做法，在这里没有用处。世人只把玉溪生看作艳体诗人，实在浅薄。子瞻的诗像有万斛水的泉源，涌出时无法探明端绪，停聚时又浩渺无边。诗歌到了陶渊明、杜子美，已经可以说达到极致。沿着水波探寻波澜，通行于渡口，追溯其汇流；譬如黄河源流久远，而昆仑山所在距离嵩山高达数万里，尚且可以溯流而上，辨认源头。唉，坡老如此奇特，世上谈论诗歌的人不过反复追寻、望见风采便在路上认输罢了，所以说他奇特。丹壑学问丰赡，才艺多方面，辞采美盛，搜罗群籍，骈列纵横，因此他的诗，事由深思而出，义归于文采。任侍从多年，闭门著书，嗜好特别；他的诗奇特，他这个人也奇特。欧阳永叔说：“学士这个官职，没有文章才能是不行的。”当代著作家中，能作诗的人也很多。丹壑把自己的才华技艺分开来，可以抵得上十个人；即使是别人所作、远远次于丹壑的诗，也足以稍稍接近《风》《骚》，在文坛上立足。不知丹壑的诗，倘若拿来同义山、子瞻的诗讨论，能不能得到他的见解呢？王道充得到《相鹤经》，飘然产生乘着气、驾着风遨游天地之间的想法；只是他所蓄养的全是普通鸟禽，梦想青城山、芝田，却知道无从问路。我读丹壑的诗，惊叹称奇，同时悔恨自己从前作诗。众人吹竽，我又击鼓跟随，实在太糊涂了。《芝亭集序》。我曾说，宋人的诗以黄山谷为冠冕；他的诗体格局发生变化，天才和笔力奇异，西江诗派，世人都师法承袭。谈诗到了宋代，正不必琐琐拘泥于摹仿唐人；宋代诗风刚刚开辟时，都官、沧浪自成大雅，山谷出现后，令人耳目一新，堂堂正正地同前人抗衡，还有谁能与他敌对？他当时虽然列于苏门六君子之中，但苏轼虚心推许激励，常说自己学习鲁直的体格，正如韩愈对于孟郊、樊宗师一样，更何况其他人呢？匡庐、彭蠡的胜景不缺诗才；在山谷以前，有临川王安石，有庐陵欧阳修。山谷的诗，力量足以改变王安石、欧阳修在诗坛上的地位；而他盘空凌厉的硬语，更高踞于梅尧臣、苏舜钦之上，这就是所谓西江诗派。毛子芝亭，大概是西江诗派的学者；他以秋官郎的身份闲居冷清的官署，萧然自守、远离尘俗，处身偏僻而气概豪迈，所以诗格也像这样。他租住在偏僻小巷的屋子里，下衙回来，品茗焚香，高声吟咏长啸，编成诗卷，常常把诗卷藏在袖中来我这里请正，而我也很乐意得到芝亭的诗并为之评论。如今芝亭受命出任太守，冲过牂牁的蛮烟，听冉駹的夜雨；山谷进入黔地后诗境更加进步，芝亭也可以由此推知。过去黄山谷寄信给孔毅父说：“像某人的诗，都可以期待它名扬天下。”我还能够再阅历世事二十年，应当能看见他驾着周穆王的车箱，绝尘万里；芝亭，你要努力啊！我为他作序，是想把它示给天下后世，让人知道今天西方的书院中有许多诗人，并不只是前代嘉靖、隆庆年间王、李一辈人的文采风流照耀着白云司。康熙戊寅年嘉平月十六日。《丛碧堂诗序》。我年轻时喜欢读白居易、陆游的诗，暮年时更加沉溺嗜好，甚至爱到如嗜痂成癖。每当失意困顿、内心郁结无法排解时，摊开诗卷，心胸眼界便舒畅愉快，如同尘垢疾病从身体上除去。我书斋只有三间屋子，天天在其中睡觉吃饭。栏杆下设置栅栏来守护空地，种着二三笏菊花，只有几株。室内没有多余的物品，只有鬓丝、禅榻，风雨声萧然。案上放着白居易、陆游的诗集。此外只有《南华经》《楞严经》两部书，其他书都捆束起来高置阁上。即使陶渊明的诗，也没有放在眼前。陶渊明的诗，应当同隐居山林的人共同欣赏。至于白居易、陆游的作品，纵情游历，随手写来都有生趣，多达数千百首，随时随事，无不令人畅快，大概就是所谓接近道的诗吧。杜少陵的诗并非不多而且深厚，只是大体上悲天悯人，像野鸡哀鸣、凤凰叹息，忧思缠绕，愤懑而无聊，势必要苦苦吟咏，胡须脱落，也免不了客死耒阳一夕。虽然他奇崛的气势不肯在千百年后让人，但“饭颗山”的讥诮也随之而来。评论者说这是天宝末年的遭遇造成的。王右丞也生在同时，却只留下《伤心行》一类野烟诗篇。诗歌从性情中得到的东西各有不同，不能只讨论遭遇。我之所以嗜爱白居易、陆游，大概是还从诗歌之外有所寻求。雪崖的诗，起源没有不是从少陵入手的；力量厚重而思虑深沉，久而久之渐渐达到平淡，没有雕镂金玉、错杂文采的痕迹，却富有初日芙蓉般的情致。他的诗数量超过白居易、陆游，这一点从他拿第四集给我看便知道。气息如兰花般清芬，戏弄黑骊而取得明珠，像斫轮工匠般独具匠心，却以自然的面貌写出；风吹花落，水散草疏，正好构成令人畅快的境界。雪崖瘦弱而喜欢生病，病时焚香扫地而坐，十多天不吃饭；病好了，别人强迫他饮酒，也不过饮三合蕉叶酒。品饮荈茶，则超过卢仝十倍。有时同我到枣花寺僧房下棋，直到日头偏西也忘了回去，恢谐谈笑，仿佛东方朔、郭舍人一类人物。再同他纵论古今，辩才如悬河，听的人顿时豁然开朗。真是此君身上有奇异的骨相，世人哪里知道其中缘故；雪崖，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书斋中除了白居易、陆游，也安置了雪崖的诗。这一卷白居易、陆游的篇章，实在同我晚年的情怀相宜，所以我特别嗜爱它。雪崖兼有香山、剑南的长处，是从参悟中得到的，接近于道；如同伯牙向成连学琴，划船到了海上，听见波涛声沉没，山林幽暗，于是作成《水仙操》。我将用蔷薇露洗手，同时每天把《南华经》《楞严经》通读一遍。

译《木斋诗序》。我曾说后人诋毁历下诗派也太过分了。历下即使有可以议论的地方，议论到此为止就是了，何至于逐字指摘，拉扯篇章，说它是风雅的下流、声律对偶的极端弊病呢？相隔百年、万里之外，我们这些中原人面对浮云落日、黄金白雪，自己反复蹈袭陈词，遭受重复腐臭的讥诮，却又引用海陵生的戏语来痛加斥责，发出大笑而肆意狂咬，起初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李义山评论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说：“当时自以为宗师妙绝，今日只看对偶才能。”即使诋毁到了极点，仍然多有含蓄。杜子美则说：“分别裁取伪体，并不废弃江河。”所以千古以来懂得诗歌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杜子美。所谓隐秀之说，起始于竟陵派。后人攻击历下，也兼攻击竟陵。如今还不到几十年，竟陵之学已经光芒沉没、声响寂静；那么攻击它的人，他们的学说又有几个人来传承呢？想要像王、李七子那样，执持弓箭、站立诗坛、在嘉靖隆庆年间奔走一世，如今实在未必能够。历下难道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吗？假如竟陵诸人与历下诗人聚集一堂，就譬如张仪出面使合纵之约解散，所有争论都会消除；又如樊哙、英布虽然善于用兵，却终究不是淮阴侯韩信的对手。由此也可以看出后人的浅陋。木斋的诗，以历下诗派为起点；看他平时，似乎并不专心致力于诗歌，长髯大腹，磊落倜傥，天资绝世，豪气偶尔发作，表现在吟咏中，尤其在七言律诗上占尽优势。我很奇怪，那些终年专心作诗、自以为风雅的人，反而不如木斋工巧。谢茂秦说：“凡是写近体诗，诵读它如行云流水，听它如金声玉振，看它如明霞散绮，讲解它如奇异的蚕茧抽丝。”这就是诗家的四道关口，木斋全都具备。江左的才俊，往往偏袒同乡；近来诋毁他们的人也不少，说他们的诗多是游夫的口号、画客的题词。诗歌实在太难了！少陵不轻薄今人而又喜爱古人，大概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艳体诗序》。艳体诗源自《毛诗·国风》中的郑风、卫风。《小戎》一章说：“在那板屋里，扰乱了我的心曲。”《东山》一篇说：“新婚妻子多么美好，旧日的妻子又将怎样呢？”这是最艳丽的诗句。因此朱熹把郑风、卫风看作淫靡之风，后来的学者多对此非难。汉唐以来，张衡有《同声歌》，繁钦有《定情诗》。下至《子夜歌》《清商曲》、西昆诗、香奁诗等篇，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韩偓等人也都可以说是艳丽的。假使孔尼山还在，也一定不会删去它们。由此把郑风、卫风说成淫靡之风，确实不对。说艳体诗可以不作，都是没有读过《毛诗》的人。自古以来有老庄的玄言，就有徐陵、庾信的丽句，这也是文章中不可缺少的。我的同年友玉峰少宰，是个伟岸的人物。他体格肥壮、才气雄健，大腹便便，可以容下十个人的饭食。上朝办理事务，听到鸡鸣便起床，洗漱完毕，饮一斗酒，吃一只整猪肩，然后登车呵道而行。等到退衙吃完饭，便又解衣盘腿而坐，挥笔落纸如飞。每天所作诗文不下数篇，刚脱稿就拿给人看。观看的人惊骇于他的气势堂堂，仿佛旗帜一变，便令群雄失色。这是昂藏豪迈者的作品。然而读到他的艳体诗，却恍惚遇见藐姑射山的仙人，肌肤如冰雪，姿态柔美得像女子。他所吟咏玩味的才华，实在不是可以轻易测量的。我曾说，垓下大风歌，刘邦在仓促之间便写成，格调古雅、音韵和谐，刘邦、项羽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唐太宗功业雄伟卓著，所作文章却竞相追求柔靡华丽，像嫣然的儿女嬉笑之声，例如《温泉铭》《小山赋》。他又曾学习庾信的文体，这也很奇异。然而最奇异的，莫过于陶渊明的《闲情赋》，柔婉的心绪和华丽的语言，竟然出自高士之口。宋广平写《梅花赋》，风流冶荡，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大概《毛诗》有兴、有比，也有赞美和讽刺；正声与变声最终都归结为获得性情的正当表达。古人创作，大多具有《诗经》作者的情致。由此推论，即使《河间妇传》一篇，也一定另有寓意，并非柳子厚所谓淫靡的文辞，这一点可以知道。先生的艳体诗，莫非就是陶渊明的《闲情赋》和宋广平的《梅花赋》吗？只有善于读《毛诗》的人，才足以理解它。

译《枫香集序》。诗歌不断变化、日益创新，那么遣词造意就一定奇特，这都是诗人的才华和学问造成的。所谓新，并不是故意矫饰；天下万事无不处在日新月异的趋势中，何况诗呢？但诗歌的新奇，就像文锦，要用天孙的巧手织成，用蜀江的水洗濯，然后像天吴、紫凤般色彩鲜明；又像湛卢宝剑，要采五座山的铁，精炼六合的金属精华，然后剑身有龟纹般的文理，剑锋经过淬炼而锐利。否则沿袭常规、因循旧法，统统用陈旧的套式和俳体充斥眼前，今人与古人同属一丘之貉，这难道可以拿尘土做的饭、泥土做的羹，充作大官的膳食吗？即使奇特，也不是怪诞荒唐；自从有风雅以来，学者的心思日日涌现，超越今人、凌驾古人，各自织造机杼。韩愈所说“巧匠砍凿山骨，险峻的语言击破鬼胆”，大概接近这种境界。至于诗中的奇字，也是前人不废弃的；班固、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之所以使人惊耳骇目，正是因为不时出现奇字，在行文之间相互映衬。我们这些人崇尚复古，谁不愿意薰染班固、司马相如的芳香，登上扬雄的亭子呢？《子青枫香集》一卷，才华有长处，学问很奇异，其中佳句如：“三间竹子桐孙屋，一尺荷茎蓼穗泥；老木晚风声瑟瑟，小花秋焰影垂垂；晴云襞絮参差出，新雁迎风次第飞；红透枫香霜后叶，白开荞麦晚田花；夕阳半露烟中塔，黄叶全遮郭外楼；芦笋乍抽三寸碧，柳丝才放二分黄；麦浪翠边风舞燕，花须红外客骑驴；斜日霭红秋雁腹，野花香抱晚蜂腰；紫叱拨穿秋柳，绿锦屏风映暮霞；红最爱白云连络处，更看苍雁两三行；白菡萏垂经雨重，红蜻蜓出带香飞；残星数点月将落，老屋一灯门未开。” 即使到晚唐诸人的诗集中去寻找，也确实难以多得这样的作品。我曾说杜少陵称庾子山为“清新”，为什么今天作诗的人耳濡目染于陈旧言辞，却不肯除去它们？自己的唾沫已经落到地上，竟没听说有人再把它含回口中，反而甘心拾取别人的残余唾液，含在嘴里咀嚼而不吐出，这可以吗？世上即使有一两个喜欢奇异的人，不是像白头辽东豕那样自以为稀奇，就是搜罗神怪异闻；前者是奇得不足，后者又是奇得过分而不合常理。我知道子青一定会对此又笑又惋惜，所以他作诗新而不靡，奇而有法度；新如山川吐云，奇如淮阴侯用兵。大概天地间清明淑美的气息汇聚到诗人身上，又凭他的才华和学问传播开来。这样的风雅，足以壮大我们历下诗派的声势，这是毫无疑问的。《纪盛诗序》。士君子读书破万卷，凭借他的才气，光彩奇异、郁积蒸腾，想要一旦从军远赴边塞，在所遇之事中见到奇异，在秦关汉月、雨雪杨柳之间磨盾鼻起草露布，于是文章便产生了。即使不是这样，而是在螭头之下铿锵应答，每天供应笔札，为朝廷歌功颂德、记载宣扬盛美，像清庙中的朱弦、明堂中的苍璧那样和谐庄严，他所作的文章也同样光明显盛而值得观赏。至于寄托心神于禅悦，在白莲社中往来吟唱、彼此应答，那就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以后的事情了。既然已经有幸遇到 当今圣明的朝廷无暇顾及这些，因此那些文章瑰伟的士人，有的担任曹郎，有的列入侍从之臣。凡是郊庙歌辞、平调铙鼓吹奏之乐、柏梁台和温室殿的应制诗作，自然不会让别人代作，又岂是方外之人所能参与的呢？如今诸位的诗和云峰的诗一同记述一时的盛事，这就使严、徐、东、马竟然同支遁、慧远一流共同唱和，也真是奇异啊！诸位的诗词可以庄重地诵读，其意趣闲适；云峰的诗则意态横生，文采尤其占胜。应制的宏篇巨制，忽然在精美的佛寺、著名的梵刹和鬓发如丝的禅僧禅榻之间得到，这又是文章创作的奇妙之处。我因此披读它们，并乐于称许传述。《龚参军诗序》天下奇异的事，没有比海市更奇异的了。在茫茫万顷、浩荡无边的大海中，海自身并不知道有海市；但从人的角度看，它忽然像出现了城墙、城堞、防御设施和旗帜，忽然又像出现了人马、车辆、桥梁、楼台和树木。它在片刻之间变幻神妙，谁能凭空猜测它呢？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蜃吐出的幻景，有人说是洲岛上的神仙偶尔施展法术，借此取乐；其实都不是。蜃不过是一个微小族类，怎么能做到这样？至于安期生、羡门子一类的仙人，又未免太劳苦而多事了。我认为大海广大，无所不包；其中光怪陆离、郁积蒸腾、沉塞杂陈的气象，往往不能自行抑制，于是在青玉般的天空和白榆之间争奇斗艳、施展巧妙，这就是海市形成的原因。诗文也是这样。屈原的《离骚》、庄子的《南华经》，以及三都两京的赋、子美和太白的诗，难道不都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如海，而发散出来便成为海市吗？啊，真奇妙啊！龚子在东牟辅佐郡政，那里距海一百多里。每当暮春初夏之交，旭日半晴，东风轻轻吹拂，鸟声清脆高远，天空蔚蓝，海市便出现了。他登高敞怀观赏，感叹造化的奇妙，所得并不浅薄。因此他作诗，有时像整顿军队、震响战鼓，有时像拈花微笑，有时神采喧腾、森然挺立，如仙人孤高降临；同时又多有烟云吞吐、不可思议的景象。他的学问像海，他的诗篇像海市，龚子哪里是可以测度的呢！何况他辅佐郡政时有许多善政可以记载，假使让他磨砺干将剑的锋芒，振刷俊鹘的强劲羽翼，一定会有显赫卓著的施政作为；却反而把他埋没在低级官吏之中，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与龚子分别已有五年，如今老态龙钟，又滞留在金门，不能像苏子瞻那样来到海上，以耳目烦劳神工，怎能不感到惆怅呢？

译《使蜀草序》陆次山奉 命令到齐鲁讲学，整理行装之余稍作停息，亲手编成《使蜀》一书，把诗拿给我看。我曾感叹天下山水的奇异，大概没有比蜀地更奇异的；文章之士也是如此。汉、唐以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李白等人，可以说都很奇异。宋代眉山的长公苏轼，更是奇异中的极致。他写文章，仿佛有万斛泉源奔涌，又如云行风偃，专意独行，飞扬跋扈。古今著作家，即使号称宏博，也没有不能温习探究其源流、窥见其边际的；唯独到了长公所谓神仙中人的境界，就没有人能看出他所以如此的缘由。后来到了明代，杨新都凭借风流倜傥的才华驰骋文坛，也不是容易多见的。难道不是因为蜀地山水既奇异，那种一往清迈的气韵，盘结蓬勃、郁积蒸腾，发散在这几个人的文章中吗？瞿塘三峡水流湍急而险峻，剑门、巫岭以及赤甲、白盐诸山，尖峭挺拔。峨眉山的山峰更高耸至半天，确实凌驾于其他山水之上，不屑与它们雷同。因此蜀地人的文章也正是如此。考察古人，杜少陵、陆放翁在蜀中的诗，都与当地山水相称而恰当。他们入蜀时，沿途经过的道路，马蹄和篮舆所到之处，眼前所见的遗迹，凭吊流连的情怀，也无不见于篇章，表现为吟咏歌唱。次山出使蜀地所作的诗，大概本于少陵、放翁遗留下来的意趣而有所获得，因此文辞绵密，风格深厚雅正。反复读这部诗编，仿佛能看见先生坐在浣花草堂，斟饮郫筒酒，劈开碧鸡坊所产的十样蛮笺，挥毫落墨的时候。虽然如此，齐鲁之地有高耸的日观峰，有广大的东海，也可以和蜀地并列。次山于是巡游那里，坐拥讲席讲学，精英的文辞、刚健的话语接连而出，纵横陈列。次山在出使蜀地期间诗作如此丰富，由此便可知道。次山寄居在外甥赵子维炎家，赵子维炎在卷末附诗一篇，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其中有句说：“记游展开吟诗的书卷，山水映满乌丝栏；清新、妍丽、精妙，也是一时的词坛杰作。” 《兼隐堂诗序》诗有源流，也有正体和变体。学诗的人面对古人一家之诗，含英咀华，往往夸耀自己的才艺来写成篇章。他们并非不自称为作者，但若要沿着波流追寻源头，探究始末，那么实在难以说清。诗道上下数千百年，作者如林而立，必须按照人物和时代，考察它的源流根柢，诗才算真正产生。它就像黄河，经过积石山，越过流沙，探寻昆仑的遗迹，然后四曲九派，直到尾闾归入大海。正是如此；不然，可以和他一起作诗，却不能和他一起谈诗。风云月露，挥笔便满纸，距离古人实际上还很远。这就像只看黄河的一段，见到神奇的风奔浪涌，已经惊叹为耳目所见的奇观了。他所作的诗，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通达。《三百篇》的正体和变体，各种体制全都具备：有的借鸟兽草木来引申兴、比的意义，有的写劳人思妇、贞淫美刺，情趣各不相同。若不好学深思，实在不容易从心中明白其中的缘故。雨峰特别喜爱古人的诗，曾恭敬而详尽地对我说起这些，条分缕析地讲述诗的源流和正变。这哪里是浅薄的学问所能仓促办到的呢？如今谈诗的人，没有不向上追溯汉魏、向下直到唐代四朝的；即使有历下、竟陵各自逞奇，也终究没有轻视汉魏和唐四朝诗学传统的。我认为风气不断更替，抵牾也容易产生，为什么不直接追学《三百篇》，进而更进一步学习《风》《雅》《颂》的规模，使它们历久不衰呢？四言诗中，不是已经概括包含了五言、七言的端倪，打开了它们的堂奥吗？雨峰沉浸其中而进入，又以通达洒脱的态度加以领会，所以他的诗波澜老成，光辉迸发；体制一定摹仿古人，而意到神行，清新流丽。所谓潘岳、陆机的华美绮丽，季札诗歌的充实质实，他大概兼而有之。我常常乐意和他谈论诗，想弄明白诗道所以然的道理。从前杜陵是诗史家，能辨别并裁除伪体，又告诫后生不要误入歧途；他流传下来的诗，几乎处处涉及源流正变，反复三次致意。那些无缘无故的吟唱，不过是直把衙门的鼓声当作诗罢了。雨峰从此执掌诗坛的弓囊和弓箭，睥睨一世，是完全可以的。《石楼和苏诗序》古人作诗，有模拟古诗的，却没有追和古人的。追和古人，见于苏公和陶渊明的诗。苏公被贬居儋耳时，把家属安置在罗浮山下，独自带着幼子苏过，挑着行李渡海，修葺茅屋竹舍居住。每天吃番薯芋头，因此自称自己半生的出处进退，比陶渊明有所惭愧，所以想在晚年仿效陶渊明万分之一。现在考察他的诗，从《时运》到《刘柴桑》，共一百零九篇，大体都依照陶诗的韵来写。至于记事和用意，两个人又各不相袭。因此可知诗道广大，只看诗人自己如何开合变化，而不是一味拘泥声韵的人所能参与的。世上作和诗的人，我私下对此很怀疑。《河梁》诗中彼此酬答，已经开了先例，读它就像看见苏武、李陵当日促席相对交谈。魏晋以下直到唐代，作和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是有意彼此呼应而不用同韵，有的是使用同韵却把诗句次序完全放开；至于依次用原诗韵脚的诗，唐代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诸家最为突出。后来学诗的人于是尊崇这种做法，舌头相同、声音相同，步子相同、脚迹相随，在一家一派的体制和一时一地的情事中辛苦劳作，这样作诗哪里还知道变化呢？石楼和苏诗，本于苏公和陶诗的做法。他和苏诗，却不拘泥于苏诗，也如同苏公和陶诗而不局限于陶诗。就像李光弼统率郭子仪的军队，使旗帜因之改色；又像禅僧拈出佛祖的话，随口说出无不合于妙道。只要抒发自己的胸臆，想说的话在冥冥中与对方神情相通、意趣相合，这也就奇妙了。苏公在儋耳时，经历已经很深，所以他的诗萧散含蓄，虽有感慨而余悲不尽。石楼作为以文学侍从的臣子，改任郎署官，平生不能说没有遭遇，但总的说来，他内心逼仄郁塞，孤独地行走于当代；他的浩荡旷达、豪迈不羁，全都发为奇情藻思，在千年之后追和苏公。他的诗苍茫幽深、充实艳丽，极尽刻画瑰异的形态，这些地方与苏诗的意趣相合。苏公是以陶诗的一种体制来和陶，石楼则以苏诗的全部体制来和苏，这正是追和古人而能变化、独自精工之处。苏公自称作诗如万斛泉源，古人称陶公的诗如高空中的绛云，舒卷自如。观察陶诗和苏诗，就可以明白石楼的诗了。《古欢堂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古欢堂集》卷二十五，户部侍郎田雯撰序

译《龙竿集序》我在甲戌年春天再次来到京城，头发花白，学问荒疏，于是闭口不再谈诗。因此四方文章之士把诗投给我，我也从来没有完整读过，如同进入五都的市场，满眼都是琳琅美玉和华丽锦绣，却只是惊叹它们翠色灿烂、光彩流离罢了。大体说来，书架上的蠹虫洞穴与枕上的蝴蝶梦乡，两者一相遇就彼此抛弃。唯独王子方若、殷子彦来敲门拜访，我便不禁披衣起身，又挥臂谈诗，命人斟酒畅饮，欢然自得，到了半夜也不肯离去。只是因为二位长于作诗，知道我的评论不会有害，才不嫌我说得少而不恰当。彦来的诗高雅深厚、疏朗明丽，光焰绵延，古人所谓“初日芙蓉”、雕镂金玉而错杂文采，大概兼而有之。《岁寒吟》诸篇早已脍炙人口，大概是他的才华胜人之处。方若年纪比彦来大，却凭学力取胜；平日读书从左丘明《檀弓》、屈原、庄周、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以及唐代韩愈、柳宗元诸家得到力量，所以他的诗如终南山、太华山一样峻拔雄奇，如虎豹龙蛇腾跃攫取，变化无穷；虞集自比汉廷老吏，方若也有这样的气象。至于精能到了极点，偶尔进入平淡境界，又如停云深潭、清泉幽渊，朱弦之声清越，方若本来就是无所不包的。哎呀，彦来和方若将要彼此争胜吗？还是彼此谦让呢？我知道二人分立诗坛两面，正不必有“瑜亮之叹”了。如今学者谈诗，必定追溯其源流，考察其正体和变体，然后诗道才算完整。历代以来，作者有几千百家；古代散佚的乐府诗和《河梁》十九首，难道不是《三百篇》的余响吗？建安以后不能没有阮籍，六朝以后不能没有子昂、太白。韩愈的《琴操》可以合于古代本音，韦应物的五言诗直追正始；钟嵘《诗品》、徐陵《玉台新咏》、唐人选唐诗，以及下至高廷礼的《品汇》、冯北海的《诗纪》等书，分门别类，沿流探源，诗学之道到了今天已经大备。假如只执着于一部书、守着一家偏见来寻求风雅之道，即使自负为通才，终究也只是一个披着锦绣衣服的木偶罢了。方若好学深思，对于诗的源流正变没有疑义，所以我和他谈诗能够相合。从前秦少游和文潜一同向苏子瞻学习，子瞻认为秦观得到我的工巧，张耒得到我的平易。我实在不敢把自己比作苏轼；方若、彦乘二人，大概处在秦观、张耒之间吧？我年老而废弃作诗，姑且和他们谈论诗，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浅陋罢了。《鹿沙诗集序》诗在唐代兴盛，尤其没有比盛唐更兴盛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世人都把他们奉为典范。就像如今写文章的人，大多学习欧阳修、曾巩，追求声调、模拟形迹，未必不像古人，但我终究不知道他们的精神和义理在哪里。宋人的诗和唐人的诗，难道有不同的道路吗？只是因为生在宋代而已。二程、邵子竞相趋向理学，于是把训诂之语纳入诗的声韵，距离《诗经》作者的旨趣实在很远。南宋以后，杨万里一类人又过于俚俗，于是谈风雅的人一概把粗陋、乖谬说成宋诗的过错，这就像喝了狂泉而患上呓语病一样。唉，难道也曾搜集宋代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各大家的诗，按照篇章考察而略窥其大概吗？那些束起书本不看的人，偶然看见一首“云淡风轻”，便动辄诋毁宋人的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曾说，学诗的人应当分别体裁取法前人：五言古体，必须以汉魏为根本，下及鲍照、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五言、七言近体，则学习王维、孟浩然、钱起、刘长卿以及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人；截句则学习王维、李白、苏轼、黄庭坚、陆游；至于歌行，只有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才能使声势惊动、风骨森然，旗帜壁垒，极尽开合雄荡的奇观；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为神妙变化。学诗的人何必区分唐诗宋诗？总之，是以匠心求得精工，归于风雅罢了。然而这实在困难。刘子鹿沙，才华宏奇、见闻广博，深沉而好读书；从《三百篇》以后，上下数千百年，无不追溯其源流，广泛包罗搜集，尽作者之能事；苦心学习，所以长于作诗，尤其擅长七律。《北省集》若干篇，文采和思绪喷涌而出，鲜明英美，几乎想把唐诗宋诗合而为一，嘲笑那些把宋诗一概说成粗陋乖谬者的浅陋，而没有缠绕乖戾、破碎不整的面貌。我为此称赏不已。当今崇尚文治之时，以文章著名的士人正不乏其人；把刘子置身其中，我知道温子升可以独自专美于邺下了。刘子既然长于诗，又尤其精研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他日必将声韵铿锵、气势洋溢。朝廷一定会让他在文坛的行列中卓异出众，我将用他的诗来观察他的进境。刘子努力吧！

译《讱斋诗集序》诗歌不断变化而日日更新，古往今来谁不是如此呢？作诗人的心思，如同山川间升起的云，晴天阴天、早晨晚上各不相同，于是各自形成峰峦烟雨的姿态。否则一味沿袭旧套，只拾取前人牙缝里的余慧，就如同把云画在墙上，却希望峰峦烟雨永远飞动不止，哪里可能做到呢？以乐府来说，汉魏歌辞和唐山夫人的十七章，渐渐接近商周的颂诗。等到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一出现，诗体便发生变化。即使六朝的鲍照、唐代的张籍、王建还沾沾自喜地摹拟古人，也总不如韩愈的十首《琴操》，变化而且更加奇异。后来元代杨廉夫、明代李西涯等人，另辟新境，难道不是奇异的意旨和雄健的声响吗？李太白擅长乐府，杜少陵为什么不照样作呢？于是他改作《兵车行》《哀江头》《前后出塞》《石壕吏》等篇，大体可以由此看出。再说截句，太白的作品在诗坛独占词采之美；少陵与他同生盛唐，不得不矫正偏失而另创一格，宁可甘受“饭颗”的讥笑，也务必避开雷同的痕迹。由此可知，西施的笑和皱眉、邯郸人的小步学步，古今一丘之貉，都是作者所不屑做的。我曾把这个观点拿去同科的朋友讱斋先生讨论，意见彼此吻合。如今读讱斋的诗，令人心神驰骋、耳朵惊异，惊得咋舌、离席而避；它新奇却不诡异，变化却始终归于正道。五言古诗气骨深沉稳健，体制汇集众妙：子夏所说的止于义礼，庄周所说的使性情畅达，左思的《咏史》，阮籍的《咏怀》，无不包容其中。歌行如秋空中的流云，如晴天的雷卷着雨，沉郁纵横，所向无前。五言、七言近体，兰花芬芳、美玉温润，即使蚕丝牛毛，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精洁。截句则如猛鹰掠过旷野、孤鹤向群鹤长鸣，不足以比拟它的俊逸高迈。至于乐府，又自成机轴，不受旧有藩篱限制，而房中曲、铙吹乐的遗意，也可以安静地体察，难道不是很奇异吗？先生的诗，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合起来看，讱斋在任西清舍人时诗风一变，任曹郎时一变，在黔地时一变，如今在齐鲁讲学又一变，日日更新而日日精工，这就是别人难以赶上的原因吗？鲁人申公、齐人辕固，都是擅长诗学的人。千百年来，诗道失传已经很久了。讱斋毅然以传授诗教为己任，讲明申公、辕固的学说，散发文采、抛落藻饰，使远近士人都得到滋润；那些发扬风雅、游学于讱斋门下的人，简直如同登上洙泗讲堂，观览洋洋大国的风气而受到激发。讱斋对齐鲁所建立的功劳，难道不广大而且深远吗？所以一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醒斋诗集序》从前我和同年醒斋先生谈诗，他说如今作诗的人谈汉魏、两晋、六朝、四唐、南北宋，各家都坚持一种说法，纷纷扰扰，没有固定的见解。既然向上追溯，为什么不直接学习《三百篇》呢？这就像敲击万石之钟、击打灵鼍之鼓；古代音乐即使不能恢复，也自然与繁复的筝声、哀伤的笛声和萎靡的凡俗音调有区别。《三百篇》的诗教十分完备，但《大雅》《三颂》与典、谟、训、诰没有不同，可以庄重诵读；至于《诗经》作者的旨趣和思致，以及敦厚和平的声音，则都具备于《国风》和《小雅》中。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大概十之八九都在《国风》《小雅》中。我偶尔取来读它们，不必把全部篇章一一列举，例如《硕人》《小戎》《七月》《东山》诸篇属于《国风》，《四牡》《北山》《蓼莪》《大东》《小东》诸篇属于《小雅》。流连吟咏，众多妙处全都显现，这就是所谓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图画不能完全描绘，而由诗传达出来的东西。善于学习《三百篇》的人，屈原变化为《离骚》，庄周变化为《南华》，哪一个不是从《国风》《小雅》而来？前人谈论诗歌已经很详尽，却说《蜉蝣》《鸨羽》比不上《驺虞》《鹊巢》，《民劳》《板荡》比不上《卷阿》《旱麓》《閟宫》诸章和《清庙》之什，不能与《兔罝》中那些乡野男子、《采蘩》中那些妇女相提并论。唉！后人拘泥于曲折偏见，能免得被匡衡、孔稚圭之流讥笑吗？汉魏以后数千百年，作者如林而立，但凭借学者深思笃爱，竟没有听说有人专门谈论《三百篇》。不过，我私下又对此有所怀疑。世人说繁钦的《定情》本于《郑风·卫风》，《年不满百》出自《唐风》；王粲的《从军》取法二雅，张衡的《同声歌》也合于《关雎》。前人说得娓娓动听，但若求得像《三百篇》那样的一两句话，恰恰又无法得到，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正是学习《三百篇》的困难。醒斋先生听到这些话，常常认为我说得有见识。如今读先生的诗，只见它爽朗地复归古风，涵泳于《三百篇》的精神义理而得到其遗意；至于文采思绪横溢，争艳斗奇，探幽发越，又兼括历代作者的长处。他的气度从容舒缓，文辞清新流丽，其旨趣最终归于敦厚和平而止。古代音乐仿佛可以复兴，绝不是萎靡的凡俗声调，所谓风雅的旨趣，大概就在这里吧？从前先生曾在大江南北讲学。我在才华、学问和地位方面都远远不如先生，但对于文章的得失、人才的抑扬原因，往往和他有相合之处。谈文章和谈诗，道理是相同的。大江南北有许多奇才，过去我和先生极力赞赏的士人，如今仍聚集在京城。像王子方若、殷子彦、来桐、高氏等人，游历四方、声名远扬，各以风雅之才著称。我想和他们一起读先生的诗，这样就可以证明我谈诗的大概意见并没有错误了。

译《丰原客亭集序》诗道广大，作诗的人一定要胸襟磊落、才华英发，能够凌驾同辈，然后才有开阔心胸、推倒一世旧习的气概。这就是韩愈所说的“李杜文章光焰万丈”。青莲天资本来就高，才思奔放，是著作中的雄杰。考察他的篇章，精神义理深静周密，细密得几乎不容一发。他所作的古乐府，法度取法古人，配入管弦，仍然保有房中曲、铙吹乐的遗意。少陵的诗到了晚年尤其精细，似乎不是只凭才气写成的，但其中矫健挺拔、沉郁瑰奇的气象，又不是容易测度认识的。他使乐府不断变化，写截句也不肯苟同旧调，这是多么豪迈啊！世上奉祀、尊崇李白杜甫，却不知道李杜为何能达到那种境界的人，难道还少吗？然而诗道广大，数千百年来，李杜以前、李杜以后，创作和述作各不相同，流派源流也不止一支，学诗的人势必要纵横驰骋于古今上下，亲自进入险峻浩渺的道路，希望使自己的诗有所进境。唉，诗道确实广大，不能用雕虫小技般的浅薄言语去谈它。否则只是拘泥于狭隘见解，说“李杜、李杜”罢了，这和守着一花一草而忘记园林春风无穷无尽的蕴藏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漆园先生所讥笑的把自己看作醯鸡之人的情形。赵子丰原贯通六经和《左传》《国语》等史书，旁及《离骚》《南华》，又努力探究历代诸大家，发为吟咏，没有一种体裁写得不好。他奉公车之命来到京师，把《客亭集》一编给我看，光芒震荡，使人不能逼视。但这也只是他才华的一斑罢了。从前苏子瞻看见唐人刘梦得的第一篇《竹枝》，感叹说：“这奔放超逸、绝尘而去，无法追赶。”我对丰原也这样说。《丙臣诗序》古人的诗，是靠学习写成的，还是靠才华写成的？我曾偶尔屈指数出几人，谈论其大概：比如初唐的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大概是学问胜过才华。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是盛唐诗人的冠冕，难道果真也是因为学问胜过才华吗？高适、岑参的诗气势堂堂，各自成为一家；但读过几遍，还能看出组织锤炼的痕迹。唯独到了王维、孟浩然，则尤其擅长其中的妙处。我每次读王维、孟浩然的诗，都觉得像天女散花，幽香万片，落在人们的巾帽之间，境界宁静，精神愉悦，不可思议，这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我又私下推测他们的来处，似乎他们胸中腕下平生所得力的，也不过是几卷书，并不像刘向那样广泛阅读、张华那样博闻多识，只是下笔时与众不同罢了。这正是所谓才华。所谓才华，并不是说才力十倍于曹丕，而是说天资高妙、领悟奇特。学习王维、孟浩然却得不到他们十分之一，就像越地的鸡不能变成天鹅，是因为才华不足。以此来谈诗，诗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赵子丙臣的诗，铺陈文辞精美完备，用意闲远，俯视一切，甩开双臂自由行走，简直如天马不受羁绊；但实际上又有按辔徐行、从容自得的乐趣，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胜人吗？何况他如今每天熏染班固、司马迁文章的芳香，吞纳潘岳、陆机文章的华采，哪里容易估量他的学问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真想把自己的一半毛毡割给他。《西山纪游诗序》西山距城不过几十里，我每次退朝时，乘车远望它，只见推开门便有青山迎来，云气下垂，烟霭相接。等到回到租住的房屋，屋墙遮蔽，便再也看不见远峰的一角；想仿效阮嗣宗打破四面墙壁来看山，又哪里做得到呢？从前我任西清舍人时，休假便带着粮食，曾三次探访西山的胜景，但也只在碧云寺、退谷住宿两夜便止。即使偶尔用诗歌记述，也只有零落几章，不足以穷尽西山翠微的总体景色，向西山面对而笑，常常惭愧于山灵。我们平日没有游山的工具，又少有登高作赋的才华，天天困坐在蜗牛壳似的小屋中，没有办法寄托情怀、抒发兴致，也实在太鄙陋了。黄君自先趁着冷僻官署中的闲暇，遍游西山，回来后辑录他纪游的诗，共七十多篇，每篇都有记述；我读了一两遍，觉得清冷而美好。康乐公之于永嘉，子厚之于柳州，可以说都获得了畅游的情趣。子厚暂且不论，康乐公砍山开路，带着千名徒众，虽然穷尽山岩沟壑的奇趣，却很讨厌车马喧闹。黄君带着红藤杖，跟随一个赤脚长须的人，携带军持，不借车马便前往，这才是诗人的本色。因此遇到奇峰幽涧、精美佛寺、著名梵刹、高大树木、修长竹林、烟霭笼罩的村庄、茅屋人家，无不各自写成诗。何况正当此时，寒冷的荒草映着落日，秋鹰在空中盘旋；眺望柘岭的白云，踏过柿林的黄叶，而他的诗也矫健多变，娟秀而苍凉，诗的美大概并不只在一种境界。黄君享有诗名已经多年，所以诗作日益精工；自有西山以来，前后作者都比不上他。我没有再游西山，即使游览也没有诗，只能茫然看着烟峦云霞在几席之间来来去去罢了。读黄君的诗，可以抵得上宗炳的游山了。《紫钧制艺序》古文和时文并没有不同。沉浸于六经，出入于两汉，才可以谈古文；而时文尤其难写。儒生带着《兔园册》，夸夸谈论六经、两汉文章，仍然不足以符合八股文的法度，不得不墨守传注，拘泥篇幅，甚至揣摩声调，以迎合世俗的爱好。正如欧阳公所说，这是顺应时势的缘故。天下那些魁伟杰出、深厚颖悟、秀拔超群的士人，往往被时文困住；既不敢尽力写古文，又不愿违心地追随时俗，从年轻束发读书直到白头穷经，希望得到一次机会，这样的人是有的，实在太困难了！我曾说人的才性禀受不同，所以写文章大不相同。譬如蚕丝，有黄丝、白丝，也有不同形状的蚕茧。至于会稽的野蚕茧，从江淹文集的墙壁间取出，经过鱼化等过程抽丝，最终织成奇异的锦缎，这大概是造化的灵奇、天地的慧巧，哪里是普通蚕妇所能一概而论的呢？懂得这一点，也就可以谈时文了。赵子紫钧，南宫甫成，拿出平日所作的文章一百多篇，刊刻流传，请我作序。我因此说，时文如此，古文也同样如此；紫钧的文章与我的观点相合，大体上以魁伟秀拔的才华，发为光明昌盛、俊伟雄奇的气象，文章技艺达到极高境界。大概因为他接受玉峰先生的教诲，在家庭中接受诗礼教育，好学深思，所以从六经、两汉得到的学问很深，因而能够纵横驰骋于古今上下，摆脱凡庸浅近之见，这就是所谓的异锦。又如天吴、紫凤，色彩翠灿而织成文采。用这种才学写古文，我知道班固、司马迁文章的芳香可以拿来熏染，潘岳、陆机文章如江海般的华采也不足以被他吞纳。古文和时文，难道真有不同吗？我将和玉峰先生斟酒细谈此事。

译《历代诗选序》诗有昭明太子所编的选体，钟嵘的《诗品》以及许多著述家大多宗法它。唐人选唐诗，可以称得上详备；但分集编纂，各种名目纷纷出现，学者若不能深入辨明其源流，只在编次和议论中寻求，往往没有不望洋兴叹的，很少有人能真正通达。到了《诗统》《正声》《品汇》等书出现，从其中一部入手，便可以自称进入作者之林。可是其中各家坚持一种说法，不能相提并论；像历下、竟陵两派，错杂抵牾、胶着固执、遗漏甚多，几乎数也数不清。有的观点流传几个人便发生一次变化，有的实行几年又发生一次变化。理论若不是正统流派就不能长久，学习若没有窥见全貌就不能达到成功。那些有志于风雅的人，被诗坛风气误导，大多如此。《三百篇》之后有《离骚》，汉魏以下历代诸家，风格旨趣不断迁变，源流由此分开；不得不走入险峻浩渺的道路，把它作为好学深思的帮助。古人的诗，只有窥见全貌，正统流派才会显现；这样才可以和他谈诗。冯北海所编《诗纪》，按照人物和时代编排，收录各体诗作，只到唐代初盛时期为止，仍有不够完整的遗憾。从此以后直到中唐、晚唐，再到宋、元、明，上下数千百年，前后有几十上百家。王半山选编《唐百家诗》，曾端伯选编宋诗，元裕之的《中州集》，郭茂倩的《古乐府》，以及下至《诗乘》《古唐乐苑》等各种选本，都应该遍加搜求、广泛采录，缺少任何一部都不可以。否则，即使那个人能够作诗，也一定不能和他谈诗，何况编选诗歌呢？我起初向聪山学习作诗，得到少陵诗的大概；后来跟随宣城、渔洋游学，探究明代唐诗人的体格，这部选本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只是粗略浏览、沿流探源，许多内容都得自同学诸人的见闻。但凡例仍有很多没有详尽说明，删取之处也可能不够恰当，因此一定不敢公开给天下人看，以免开启抵牾的端绪，留下遗漏挂漏的讥评；姑且把它作为有志于风雅者的渡口和凭借罢了。这就是我编选诗歌的用意。《轘辕诗自序》丙子年正月，我奉命出使祭告山川，嵩高、淮水、济水是专门负责的对象，其他岳渎不在其中。祭祀完毕，便穿着蜡屐游览，探寻胜景，往往把它们记下，缀以文辞和诗篇；其他山水不在其中。不久，车辙所到之处，没有一个著名胜地不曾经过；凡是官柳长堤、马蹄帆影之间，都邑城郭、梵宇名园、河桥花鸟等所经历的景物，无不俯仰流连，引发情怀而不能放下，对于山水尤其容易移情动感。平时我曾感叹西山就在眼前，推门便有青山迎来，却因近在咫尺反被尘事牵累，无法攀登。如今除了嵩高、箕山、桐柏、王屋之外，所经过的独鹿、大伾、韩陵、苏门、夷门、太行、北邙诸山，有的远远望见高峰，有的近处登上层层山顶。水方面，在桑干水以西，有洺水、滏水、漳水、淇水、百泉水；黄河以南，有汴水、汜水、洧水、汝濆水、伊水、洛水、颍水、五渡水、潘水、滍水、淯水、泌水、泜水；有时泛舟清澈的水洲，有时聆听潺潺水声，按照《水经》的记载来记述，并把它们歌咏出来，借此尽情享受游览的情趣。我又曾感叹近年来旧日学问逐渐消亡，如同霜降木落；常常后悔自己年轻壮年时的错误。所谓壮年不如人，老年将至，纵然有胜游，也足以令人悲伤。从前陆务观一生所作的诗，也已经极尽才华情致；等到写《巴东小雨》一篇时，更想求取骚人的遗留哀伤，感到才力已经穷尽，并且遗憾自己的诗没有进步，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掩饰自己的浅陋呢？轘辕关在偃师城南，是进入嵩山、洛阳一带必经的地方，所以用它来命名这部集子。《补刻山防诗自序》《山防诗》开始刻于壬子年，到甲戌年停止。其中辛未、壬申两年没有诗，共二十二年，合计一千多篇。甲戌年时，山防年纪将近六十岁，已经完成一个甲子纪年。陆放翁说：“六十年来万首诗。”和他相比，我常常惭愧自己太少，才有他的十分之一。只是因为闻道太晚，才华和学问都迟钝而疏浅；正当头发花白、旧学荒落、求名之心衰退的时候，反复仔细观看这些诗，又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厌恶它们太多，只是茫然追悔，却无从挽回。每天只想着痛下决心删削后重新刊刻。不久，长夏中病中寂寞，偶然遇到一只废弃的竹篓，便取出旧稿。起初以为不过是土羹破笤帚，没有一篇值得保存；再看一遍，却拿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仿佛与故人久别，彼此鬓发都已苍白，忽然在马蹄和酒肆之间相逢，自然不禁情意恋恋，牵着绨袍不愿立刻离去。因此又检出并刻了一百二十五篇，附在甲戌卷末。前面已经后悔诗太多了，如今增加这些，只能更加值得后悔，不免被世间有见识的人讥笑。然而诗篇的美丑往往不能自行衡量，性情所发实在难以割舍，只能留给自己欣赏，不适合拿来赠人。君山防的诗，大体如同陶隐居所说的岭上白云。乙亥年六月十六日雨夜书。《龙淙唱和诗序》范眉山先生的《龙淙记》一篇，诗八章，和诗一百多篇。我偶然进入滇地，在青溪上得到这部诗文，选取一块临流的石头，坐在那里阅读。眉山有山水癖，凡是车马所到之处，遇到洞壑烟霞，便穿屐拄杖，深入探寻奇景、发掘幽隐，流连一整天也不离去；又常常题写名称、记述胜景，在县岩峭壁之间挥毫濡墨。龙淙就是其中之一。永嘉的绿嶂，使谢灵运带着粮食游览；钴鉧潭的澄澈潭水，使柳宗元忘却尘虑。先生对于龙淙，大概又超过了他们。唉，滇地有龙淙，已经很久了；数百年来寂寂无闻，直到眉山的记文和诗篇流传，先前竟没有人欣赏它清越的声韵。这大概就是苏东坡感叹郦道元记载简略、嘲笑李渤见识浅陋的原因吧？《霞裳咏物诗序》《三百篇》中多写鸟兽草木，如《枤杜》《蜉蝣》等篇，都有《诗经》作者的旨趣。下至《离骚》写香草，庄子写木雁，旁征曲喻、比类取事、联缀文辞，文章也是如此，都可以当作诗来观察。唐代李巨山的咏物诗有六十多篇，但题材并不枯寂，意趣也少有闲远。颜平原的联句以及《大言》《小言》《乐馋》《滑稽》等作品，又过于俚俗而失去雅正。我选唐人诗，往往把这类作品缺略而不收。大体说来，才人写咏物诗，如果不是典雅丰赡、名贵有据，便要能在摹写神态、描绘形貌之间见出妙义和寓言，使笔墨之外另有悠然深意；否则都没有可取之处。柳絮因风而起，难道不就是谢夫人咏雪的诗意吗？袁海叟的《白燕一律》，当时自称独占诗坛；如今得到《霞裳杂题十二章》，大概又超过它了。世上有见识的人，毫无疑问可以把它列入《诗经》作者的行列。

译《抱经斋诗序》《华隐之诗》共十四卷。诗歌具有《大雅》般的崇高气象，保存了三百篇遗诗的意趣，并非汉魏以下诗歌所能比。当时的诗人拘泥于唐、宋两代之间，重声调而背离实际，诗人的弊病由此显露；新奇的作品多有乖谬，古雅的元音也消歇了。华隐对此曾深感忧虑。列子能独自驾御长风，荆轲身旁无人也毫不在意。先生的诗正是这样；那些只爱筝笛声的人，大概听到古乐便会伏地睡在箾韶之中了吧？大夏、季札所观的音乐，深沉而悠远，又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华隐广泛通晓群书，沿着水流探究源头，壮阔的思想如泉水涌流，清新的言论如云气铺陈，独自汇集并标举众多美处。这种文章之道就在这里。二十年前，他作《考槃赋》并歌咏它，声音呜呜然。后来有一天，他从容地任侍从官，列在严安、枚乘、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的行列中。又过了几年，他像鸿雁高翔、鸾鸟飞起，腾入霞际而登上汉廷，掌管制诰，陪侍宰相，在御前传播美誉，被称为儒臣中的文献，难道不能说是得到际遇了吗？唉，初入仕途的人，多半空疏地游走于艺文领域；那些在谈论群书中有见识的人，代替他们入地而死。以华隐看来，他们不过是破旧的酒器和未经雕琢的璞玉罢了。近来他任职承明而感到厌倦，像庄助一样东归；又如司马相如乘驷马车西返，在国门外设祖帐送行。华隐举起酒杯，扬起下巴，笑着对我说：“当今世上，谁可以为我的诗作注呢？”颜师古不曾为之防备，郑康成也少有笺注。我早已焚烧了您的苗砚，实在是因为自愧才疏，不能应命。康熙己卯年初夏。《荆园集》序 唉！南溟已经逝去，遗留下来的文稿还在。读着它，老泪不停地流。说到寻访听讼，仿佛还能看见寒棠；远远回望空营，只剩下衰败的柳树。我思念这个人，难道能不悲伤吗？回想过去，我与南溟最初在西清任官时，舍人颓然，不过是一个丞相属官罢了。我们这些客卿和词臣，志调相同，忧愁吟咏，发出凤叹雉鸣般的感慨。他曾两次把灯檠掷到地上，而先生神态端庄高远，思虑深沉，腹部肥硕，敞开衣襟长声啸歌，失意怨愤的声音从不发出，气度确实非同寻常。等到调任谏官，位居开府，功业光明灿烂，仍不废弃吟咏，在防湖、华不注山之间，诗篇尤为出色。如今保存下来的，不过是吉光片羽罢了。南溟的诗，上承《诗经》与《楚辞》，下兼沈约、宋之问，精美的辞藻和杂沓的文词包罗众妙。譬如进入石季伦的宅第，看见十尺高的红珊瑚，便知道他富可敌国，难道一定要把他的全部收藏都取出来吗？那些铿锵的奏议，能发掘贾谊、董仲舒文章中的奇异之处，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并非那些破碎纷乱的文字可以同日而语。戊辰年，我巡抚夜郎，当时听说南溟因病闲居，正在江上读书。自张衡制作浑仪以后，便作赋归田；自杜预沉碑以来，也就退居乡里。不久，云气回绕着广柳，山路被深松遮没，遥远的山河之间，风流人物顿时尽去。说起来已经令人悲伤了。唉，我壮年时还不如您，如今老年将至，头发也要斑白。匠石因郢人死去而停止挥斧，伯牙因钟子期死去而停止鼓琴。读这部文集，就像经过黄公的酒炉一样。康熙己卯年七夕。《西田集》诗序 世上评论诗歌的人，拘泥于官位门第，局限于南北地域，真像裤裆里的虱子和井底的青蛙。京城朝廷之中，那些从容任侍从官的人，像东方朔、枚乘一类，出口多是凤凰池上的话语，便自称能作诗；如果这样，那么除了徐仆射、沈侍中，世上就没有作者了，岂不是要让猿鹤讥笑人吗？虽然如此，姚黄、魏紫这样的名花，也可称为天然富丽；但深林之下的露菌霜菊，反而有人说山野之花超过它们，这也不是通达的评论。从前人们讲究穷尽工巧，往往以细小言辞破坏大道，琐碎计较，贫乏之人互相在《风》《雅》《颂》面前责难，和诗歌有什么关系？一向即使像辞赋那样精妙的作品，也还嫌华丽辞藻没有用尽；至于两耳只听虫鸣的薛能，以及“饭颗山”一类的杜子美诗作，世人尚且讥笑他们，只能拿来与僧人清谈，哪里足以承受韩愈那样的豪言，这并非没有根据。因此，《驺虞》《关雎》《清庙》《生民》从来没有不光彩绚丽的。庾子山的《哀江南赋》与温子升的《韩陵片石》，一个南方、一个北方，谁能把它们分出高下？佛助撰写《魏书》，喜欢诋毁南方士人，就像越人讥笑戴章甫帽的中原人一样。后世选诗的人，依自己的意旨立论，取悦南方士人而偏袒翰林诗作，就像患病说梦话一样。至于《春婢弄笛声》，又是诋毁北方土地的声音，不过是令人发笑罢了。韩愈的文章只求真实，杜甫的诗另行裁汰伪体，诗歌本来就不能拘泥一说而论。我曾拿这种观点向颛庵先生求教，他一点也不认为我的话荒诞。先生自从入洛那年起，便负有太原名士的声望，确实深于诗学。从前沈约说：“我年轻时喜爱诸子百家的书，亲身参与编纂四代史书，江左风流人物之中，从没有像王氏这样名位相连、文才相继的盛况。”这句话只有先生当得起。先生留心古代典籍，抑扬性情，声调铿锵地在馆庭间流传，文思绚丽而旺盛；他作诗，独自标举清雅的吟咏，篇章连绵如波、铺陈如云，不屑于作唐人早朝时的俳谐诗体，而历下、竟陵的残余风气也被涤荡净尽。别人只有春日繁花，先生却有秋天的果实；各家放纵淫靡的声调，先生则有《韶》《夏》般的雅乐。《西田集》是二十多年游历所编成的，其中《蚕妇》《衲客》《酒楼》《吹台》《新柳》《渔父》《盘山》《燕子矶》等篇，群山仿佛一齐回响，连接银河与云霞；两次经过钱塘，一次渡过富春，江郎山上突兀的三座山峰，仙霞关前一路传来的钟声和木鱼声，品尝噉枫亭的荔枝，眺望谢灵运游过的石门，境界随着意念转换，情感随着言辞加深；即使成连击鼓、水仙离去，列子驾御长风而行，也未必能比得上他的诗格。悼亡之作如哀筝咽管，又正处于哀乐变调的境界了。我读先生的诗，仿佛是登山的人面对极高的山峰而仰望，或是观海的人面对无边的波澜；凭这样的见识，哪里足以评论先生的诗呢？以先生今天的成就来看，士人中那些如疾风飞驰、依附时势、在文坛间闪耀的人，几乎遍布词场；可是先生专擅美誉、推重才华，风情高雅温润，崎岖历落的气概，无不充分折服他们。欣赏这样的诗，大概也就是欣赏他的人品吧？我出行经过袁浦，得到《湖堤截句》三十章。先生挥笔作诗相和。当时正值槐花开放的时节，麦熟时的风吹来，饥饿仿佛刚刚开始，只担忧年老将至。再次读先生的新诗，便不再感叹世上没有萱草了。

译《韩祖昭制艺》序 癸丑年，慕庐先生以文章闻名天下，主持文坛风尚，至今三十年，海内士人都低头尊敬他。先生的文章以六经为根本，出入于诸子、史书之间，力求符合程颐、朱熹的旨趣，卓然自成一家。深沉变化，像昆湖；昂扬强健而峭拔，像方山；体制宏大而构思精密，像震川；含蓄微妙而阐明义理，像临川。此后如正希的深湛奥妙，大士的雄奇，长明的隽永，文止的澹宕，左巗的幽曲，维节的峻异，先生也差不多都兼备了。士人中有高雅襟怀、俊秀姿态，在文艺园地中游猎的人，没有谁不能取得先生文章的余香残膏来润泽笔端；但像游光扬声那样，寻求具备先生某一方面的人，却实在寥寥无几，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江蓠可以佩戴，可海边却有许多追逐腥臭的人；箾韶正在演奏，可耳朵却争相追逐淫靡之声。这也是那些留心时文的人所无可奈何的。如今先生掌管礼乐策论，以儒学功勋传世；趋庭受教的子弟中，祖昭年少而才华俊秀，善于继承家学。因此他写文章，譬如三吴的锦绣、会稽的竹箭、荆扬的金、蜀地的锦、南海的珍珠和文犀，无不陈列在五都的市场上。其中揣摩前辈文章，巧思与精力，又如轮人制造车子，悬定尺寸标准，以墨线仔细校正；此后画圆画方，丝毫不会差错。既已进入史馆，跻身清贵的班列，凭借六经、诸子、史书，沿着波流探究源头，探寻宏大宝藏，广泛通晓群书，他的各种著述都光芒万丈；有一天—— 圣明的天子选拔侍从中的词臣，掌管雷霆般宏大的制作之事，我知道慕庐先生大概就像祁奚推荐自己的儿子午一样吧？我没有什么才德，近年来往往对文章感到遗憾；祖昭的声音必定合于雅正之言，完全符合义理。文章达到这种程度，河汾老人也不会再拿琴弹奏《荡》诗了。《太仓王氏诗总序》太仓王氏的诗学光明昌盛，芝防、揖山、巢松、芦中、西田汇集成一部诗集，我在篇首作序，也算有所传承卜氏的诗学。私下认为，《三百篇》之后再没有能够继承它的作品了，那么《古诗十九首》最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时代一天天更新，文章也随着时代变化。潘岳、陆机虽然可以并驾齐驱，颜延之、谢灵运难道一定声调相同吗？建安有“七子”之称，大历有“十才子”之目。宋代夸称“四灵”，却只是株守常规；明代的“三甫”，常常拘泥于旧闻。即使里巷中有高阳才士，门第有通德之称，不愧列入才子之列，也未必登上作者的堂奥。大体情形如此，难以一一说尽。至于才质不同，如杞梓般树干高耸入云；器物虽不同如埙箎，发出的声音却都合于《韶》《濩》。从来没有像王氏这样诗人众多而兴盛的家族，正如昔日沈隐侯所说的那样。王氏诸兄弟具有江左风流，居住在乌衣门巷；才华处在唐代诗人之间，也不愧对沈佺期、宋之问、钱起、刘长卿；出生于谢氏庭院，也不必计较封、胡、遏、末等谢氏子弟。年轻时在书籍园地中翱翔，年长后也在文坛中广泛涉猎。落梅与芳树，各自同体于百篇；陇水与巫山，虽名称不同，却汇为一卷。打开群玉之府，触目都是美玉；感叹凡马空自奔走，惊异于良马騄駬。让我试着评论：芝防集如天女散花，幽香化为万片花瓣；又如天际行云，自在舒卷。陶渊明说“清雅的歌谣凝结在心曲之中”，说的就是芝防集。揖山集如大风海涛，鱼龙出没，落日下的孤鹘飞翔，境界苍茫高远，大概就是诗歌的豪迈境界了。巢松集敞开胸襟抒发情怀，构思奇特，语言刚健，驱使才华，凌驾古今，如同淮阴侯韩信指挥用兵，不是樊哙等将领所能比。芦中集善于发端谈论，精于持论，考察事物的道理，领会清雅的言论，如通达人领悟禅理，面对春花秋月，诗格极像高青丘。西田集有逸兴和新奇情思，文思纷纷涌出；登高远眺，独坐弹琴，清风入怀，青山仿佛推门而入，如同探访辋川的胜景，金谷、平泉也逊其清远。何况东园高敞，西第闲适，文友与酒友相互邀请，饮酒吟咏连续多夜。即使像姜肱那样终身，也曾享受同被而眠的乐趣；像钟毓那样一生，也不缺少同车出游的欢乐。有时他们或以名声显达而受天爵，或独步文坛而成为人师，或进入承明之庐，或沉溺于泉石之癖。甘愿保持真情而退隐，便有水边之乐、兴歌之趣；头簪笔、位居螭头，便由芝房作颂。这些人各自擅长清俊才思，那些人则铺陈绮丽辞藻。兄弟们如棠棣般的美誉，超过了安平的三张；他们公正无私的声誉，使汝南的二应也感到惭愧。从前老元偷偷改变格律，这又该如何评价呢？如果像佛助那样遭到讥讽，诗坛的风气就会低落。世上若有真正的鉴赏者，应当把它传给真正值得传的人。我从小就喜爱古文，早年便懂得评论诗歌，并非不仰慕六朝风气、寄情于二谢；我以丝绣般的心意推崇东坡居士，以瓣香敬奉山谷道人。如今渐渐老了，才思也忽然耗尽。三冬之中错误地从事著述，过去在书肆谈论书籍，写下千首作品，到头来只是破酒器和未经雕琢的璞玉罢了。世上读太仓王氏诗的人，就像打开武库，五种兵器任意取用；又像面对张锦机上百种锦缎，取用哪一种完全由自己决定。李氏的花萼相辉，窦家的联珠成串，不能只把它们作为同一类作品来吟咏推究。

译《药圃诗》序 丙子年春天。朝廷祭祀山川，分别派遣廷臣出使。我出使嵩山，木庵先生出使衡岳，各自持节捧诏。我们奉着圣命出行，从桑干、滹沱一路经过漳水向南，在朝歌旅馆遇到先生。酒意将尽，灯火也残了。先生捋着胡须对我说：“刚才坐在车褥中，得到两首截句；傍晚柳荫下，旗脚转动，才知道前路有诗人。又看文峰两地都十分峥嵘，请看看嵩山和华山吧，这大概是兼为我和阮亭说的。”阮亭夫子出使西方到华岳，所以先生一并提到他。我更加惭愧了。两人举杯畅饮，大笑不止，直到五更登上集市的车子才分别。这一天，长堤上的官柳和微雨沾湿衣服，先生凭吊比干之墓，经过蘧瑗之祠，没有一处不作诗。我只能叙述苏门旧游，写下半篇格律短章罢了。人的才华受到限制，就像大江把南北分开一样，真是可怪。出使事务完成后，比较诗作的多少：我的《轘辕集》有七十多篇，先生作了二百二十四首。登上祝融、天柱，观看日出云海，景象奇异雄伟；山灵如巧匠，风雨争相飞驰，烟云缭绕的山峦时隐时现。先生用三湘、五潴、七十二峰将这些景色收摄其中，襟怀与山川相联，诗的神境便由此产生。又读禹碑，寻访岳麓、匡庐瀑布，在燕子矶头，诗思充盈胸臆，言语如泉水从口中流出。我冒然登临二室山，简直只是个乡野粗人。从前元漫叟在朝廷以文章待制，除去《二风》之外，又补写乐歌十章。他说，国家追复纯正古朴的飨祀大典，必定要演奏《云门》《咸池》《六茎》《九渊》等乐曲，发出钟磬之声，调正宫羽，因此补足古乐的缺失。后来他往来于湘南、衡麓之间，又作《欸乃》五曲。欸乃是渔父拍击船舷的声音；枫林烟雨，早晚猿啼，而曲中似乎有云山间《韶》《濩》般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后人说是湘妃遗留下的意趣，终究属于臆测。大体说来，乐歌是古诗的变体；欸乃曲就是竹枝歌一类。漫叟把山川的秀美、风土的美好，欢娱和细微情态融入声诗之中，难道能说《生民》《清庙》不可以和《兔罝》《芣苢》并传吗？先生关于南岳的各篇都可以谱入管弦；至于《马上鹧鸪》《湘阴红叶》等作品，或高或低地出自歌谣，纷繁地铺陈风诗，都是竹枝歌的别体。我读了它们，后悔没有焚烧君苗的砚台。《黄敬园诗》序 我曾说，杜少陵的诗，作者很少能够匹敌；而《三大礼赋》内涵充实、外表华美，文采丰富而绚丽，简直进入《文选》的堂奥。九天的云向下垂落，四海的水仿佛都直立起来，真是令人惊叹！少陵当然不只是凭诗歌闻名。当代有深思好学的人，可以依据这一点来评论诗歌。诗有从整体来评论的，也有从单句辞藻来评论的。《国风》之首不可没有《二雅》《三颂》；追溯汉魏，也不可没有两晋、六朝和唐代各时期。虽然可以说陶土鼓产生鼗鼓，鸟迹产生篆籀，但风气递相变化，新机不断萌发，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人。诗坛如林而立，这是从整体评论。湘江的瑟声、青翠的山峰，确实像出自鬼神之语；吴江枫树的寒意，诗句有时只是偶然写成，但若拿着径寸之珠去斥责荆山璞玉，那又成了乡野粗人的见识。《齐风·鸡鸣》说：“甘愿和你同入梦乡。”这种幽深的情思和精妙的道理，难道不出自“长笛倚楼上”吗？这就是从单句评论。黄子敬园，和我一同在农曹任官，办事干练，如同左右手。退朝用膳后，他便在唐宋诗歌之间尽力钻研。卢允言是诗人，却掌管国家财政、主管度支，这些都是他的官职。黄子的才华并不铺张，因为谦逊退让，所以他的诗纵横激荡，呼啸吐纳，如天风海涛、鱼龙出没；有时又像大吕、黄钟那样铿锵传响，便又是清庙明堂中的雅乐演奏。诗集中各种体制都已精工，出入于杜少陵、韩昌黎之间；至于单句和对偶句，更令人赏心悦目而不可思议。世上那些学诗的人，面对它就像挚虞那样的小生，我知道只能交错退走了。我老了，回到荒村躺卧，才思忽忽将尽，又怎能挽袖高谈诗歌呢？只是每天拿着黄子的这部诗集，缠绵地在陈无己吟诗的床榻上伸懒腰、打呵欠罢了。《古欢堂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古欢堂集》卷二十六，户部侍郎田雯撰写的序 《送陆郎中视学蜀中序》如今“学使”这一官职，在行省各位大官中位居末席；除诗书文章之外，不参与文书事务；除考核博士弟子之外，也不参与吏民之事。称为学使，也有古代采集风俗、观察民情、兴办贤能教育人才的遗意，名义十分尊重，但实际事权却有高低悬殊，算不上令人畏惧，所以往往说学使这个官职也极难做。然而它又似乎比其他官职优越：主管兵刑钱谷的官署，纷扰牵制没有止境；学使有时为诸生讲学，坐在听事堂上，居师道以面对他们，诸生分列左右，明白长幼的礼节，学习进退揖让的仪式，难道不是很畅快吗？其他官员各自守着职分范围，偶尔到行省拜见大官罢了；学使则车轮和马蹄按例必定遍历各郡县，因此山川的胜景、风土的美好，以及前代贤人的遗迹中尚未湮没的，无不搜寻奇异、发掘隐微，收藏在胸襟之间。学使中善于作诗的人，必定把它们写入篇章，形诸咏歌；后人读到他的诗，乐于称道这些景物。明代前后七子中的空同、沧溟，都是如此。我过去曾在大江南北讲学，尤其听说山川文章的风致，只有蜀地最为突出。陆子才华卓异，以诗人身份担任这个官职，我知道万里桥边、锦官城上，精美的文辞和刚健的语言会成排出现、纵横陈列；他的诗与蜀地山川争奇斗胜，是可以预见的。同人争相作诗为他送别，我写下这篇序。陆子于是登车出发。

译《送冯敬南赴梧州少府序》梧州，是古代苍梧的地方。苍梧，是刺桐花的名称。《舆地志》中没有用花名命名郡的，有的以桂树命名，有的以柳树命名，只有西粤有这种情况，梧州又是其中之一。说苍梧就是刺桐，考察陆玑、邢昺等人的书，《稽含草木状》都没有记载，只有《迁史·虞帝本纪》中见到这一说法，司马贞作补注，顾而用它为郡名。这里连接三湘，跨越五岭，勾漏、藤江之间，山水深奥奇异；桄榔、勾芒、孔雀、猩猩、蚺蛇等物产奇异，在桂、柳各郡中居于首位。从前元结在舂陵时，往来衡山、湘水之间，距离苍梧不远，却始终没有亲自经过此地。至于他所作《欸乃五曲》，其中说“烟雨枫林，云山韶濩”，是为虞帝吟咏歌唱，仿佛流连反复于苍梧的遗迹之间。谷永、陆续等人曾任太守，却竟寂寂无闻；上下千百年间如此冷落，苍梧等待有德之人来使它流传，也确实很明白了。地方要靠人物来流传。宣城、永嘉、柳州的几位君子，大都凭文章著名。如果说苍梧的山水物产是人们耳目所不熟悉、未曾见过的，确实有郦道元没有注释到的地方，也有《尔雅》《山海经》无法全部记载的事物。然而一旦遇到爱好古代、夸示奇异、学问渊博而擅长文章的人，能够宣扬风雅、振发声誉，那么刺桐花之郡也会随着这个人而流传，更何况他的政绩必定卓著而值得记载呢？冯子敬，名南，字敬，山西代州人，于戊辰科登进士，起初任中书舍人，外放后得到这个官职。我在他出行时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送行。《某大中丞寿序》我。我皇上垂衣拱手治理天下三十一年，时在元黓涒滩年。大司马中丞某公巡抚东方四年，政绩已经完成。农民安居田野，旅客在道路上感到喜悦，士人安于礼乐诗书。年年多次丰收，麦生双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物产丰盛，百姓富足，官吏清正，盗贼止息。东方百姓，无论远近、老幼，都和乐地享受太平。教化推行，风俗美善，一变再变，直到达到大道，齐、鲁大为治理。在成周时期，分封土地、赐予爵位，与虞廷咨询四岳、牧伯没有不同。尚父凭开疆拓土的伟大功绩受封于齐，赐给他山川土地，大大拓展你的疆域；又把周公的长子封在鲁，可见周王朝把齐、鲁看得极为重要。从地理上说，无棣以北、穆陵以南，营丘、即墨、斟鄩、牟子等国，纵横延伸数千里。能够表彰大风的地方是齐；从龟山、鳬绎、澹台、单父之间，到邹、滕、邾、莒，山河环绕，绵延于赵、齐、魏的地域，鲁地最为广大。从人心风俗看，鲁地尊敬尊长、亲爱亲族，美好的典章昭明流传，千百世不衰，仍有周公遗风，因此治理似乎容易。至于齐地急于求取功利，喜欢夸张欺诈，车马相撞、肩膀相摩，斗鸡蹴鞠；那里的人轻薄疏阔而足智多谋，喜欢议论，长期受到这种习气浸染，浇薄的风俗形成治理，比较困难。尼山因此有关于至道的训诫。如今—— 皇上神圣慈仁，像抚养子女一样养育亿万百姓，担忧四海之内有任何一物不能得到其所；对于齐、鲁一省，圣上的忧念尤其深重，治理必定要选得其人，于是征询我公这位股肱大臣的意见，让他在东方开设府署治理土地，这也有周王任用周公、尚父的意思。公在朝廷四次担任上卿，曾总领国家法令；双藤车倚在门外，百官在崇高的班列中肃然听命。他风度高峻，功业光耀史册，所以一出任便治理齐、鲁，并不困难。刚到任，首先打击豪强奸邪和隐伏的蠹虫，威名赫赫，所到之处如雷震动，草木昆虫听到风声也都畏惧服从。地方上的几项大政，依次实行，如慎刑、止盗、清理税赋、整顿军务、减免租税、赈济饥民、禁止私自摊派、革除耗羡、兴办教化、培养士气、清理隐占土地的弊端、严查诡寄财产的条例、均平徭役数额、确定编审办法，无不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中最重要的，是积储粮食一事。东方百姓丰年不知道节制，遇到水旱灾害，家中很少有储蓄；百姓生计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上日夜勤勉，对此悲悯已久。公劝导百姓输纳粮食的办法，与皇上极其爱民的心意相合。古代的常平仓、社仓，也没有这样明白而完备的；朱子、富弼等人，也没有这样诚笃周详。公存心真诚，从前祈雨祈年、捕蝗恤灾，凡有所感求，没有不通达应验的。他在清静的夜里焚香向上天祷告，又撰写文章昭告泰山之神。恭敬而恳切，无非是替百姓请命，以此报答君父。皇上至圣至明，深知我公，特意加以眷顾。君臣同心同德，如古代的后稷、契、皋陶、伊尹一样。公平日穿粗布衣、吃粗粮，节俭自奉，见到他的人都惊叹而称奇。公说：“只要我的百姓衣食丰足，其他事情我都不计较。”馈赠财物一概拒绝，始终不改变，每天不过饮七十二泉中的一勺水罢了。公的廉洁如此，明湖的清波、华峰的孤月，也不足以比拟他的清白操守。因此政绩完成之日，政治清静安宁，不再烦琐苛察，也不再轻易谈论兴革，以免造成纷更。雷霆已经震动，风雨便滋润万物，齐、鲁之所以得到大治，正是如此。我在黔地，也承受圣天子治理封疆的寄托，听到公的政绩，便时时磨炼自己，每天把他当作楷模来效法。借鉴公的一两项办法来治理黔地，黔地也得到治理。只是我才力不足、德行浅薄，不能稍稍报答。这才算不辜负皇上的恩德和同僚朋友的期望，我却惭愧了。东方百姓高兴地看见公的政绩，使齐、鲁获得大治；逢到公如崧山般高大的寿辰，山路、水巷、里巷中的妇女儿童，无不手持一瓣香，环绕跪在府门前，为公祝寿。我则和在这片土地上任职的各位官员、诸位君子，一同吟咏《江汉》诗说：“赐给你圭瓒，盛着一卣黑黍酒；老虎般的使者拜而叩首，答谢并宣扬君王的美德。”也一定会和齐、鲁的普通百姓同声诵读祈祷，并没有夸大的言辞。

译《王少司农寿序》《周诗·卷阿》一章，是召康公所作。宣王时，申伯受封于谢，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都写有篇章赠送他们。那种反复歌唱、表达心声的体制，本来就很美。尹吉甫作为内史文臣，最擅长声诗，因此有“孔硕肆好，穆如清风”的境界。由此看来，自古以来有德高年长的世族，成为著名公卿、学士、大夫的，没有不以文章见长的。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并非没有卓异功业，只是文章没有流传；贾谊、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李白、杜甫一类人，文章光焰万丈，但到了功业爵位方面，上天仿佛又有所吝惜。由此可知，才德功业兼备是多么困难。然而尹吉甫作诗又说：“以古训为法式，以威仪为力量。”可见仲山甫擅长文章。又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大概这个人的诗书学问气息深厚，立身朝廷的风节自然不屑与庸俗之流为伍。如此说来，文章所关涉的意义尤其重大，立言本来就不在德行功业之下。少司农王公王钟，出身于琅琊这一奇特而门第高峻的家族，又以东方海岱的胜景气概来发扬自己的光华操守。本朝文章的权柄，以及在文坛主持风雅的人，已经将近四十年，天下人都称为阮亭先生。虽然他的年龄刚刚经历一甲子，还不能马上称为白发老人，但天下士人尊敬他，他屹然如古代鲁国的灵光殿。唐代以文章著名的人，没有比韩愈更出色的。当时的文人才士，挑担带书来到京师，必定请韩愈为他们向公卿传播声誉，使他们成名。即使寒虫的鸣声值得听，长须奴仆也有诗可咏。孟郊、卢仝等人也都如此。先生就是当今的韩愈。士人带着奇文来求教，站在先生堂下，只要听到先生一声咳嗽，无不喜形于色地离去。先生平日对于人才盛衰的缘故、风雅得失的领域，总是诚恳关注，怀有深厚情意。因此他拿出余香残膏来沾润后学，不轻视今人，爱护古人，这是仁人长者的作风。苏轼在宋代以文章著名，史书称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游学于他门下，称为四学士；后来又增加陈师道、李廌，成为六君子。这六君子飞扬跋扈，各自以著作中的雄才自负。即使苏公虚心谦下，也曾说自己的诗仿效黄庭坚的体制；但六君子向眉山先生执弟子礼侍奉他，却是相同的。我荒陋无学，与先生名分上属于犹子，接受先生的教诲，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私下曾把自己附列于苏门六君子之中，只是不知道先生对于豫章、淮海、济北、宛丘、后山、阳翟这些人，把我安排在什么位置。因此世人都说，琅琊先生的门墙之内，天下文章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何况时代正逢太平光明，先生的学问经术位居经筵讲幄之列，凭他如雷声般的文章制作，呈献于清庙明堂，与古代名臣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我 本朝由其他官职改任翰林的，并不多见，自先生开始。先生遇上重视文治的时代，承受圣天子特别通达的知遇，确实是非常的恩遇。此后担任大司成、宫詹学士、御史中丞，历任少司马，晋升少司农，地位日益尊崇，声名日益显贵，但先生处之淡然。无论晨夕寒暑，他总是手持一部书自得其乐。提笔时风雨争相飞动，操持文章时群山仿佛一齐回响。我曾在退朝用膳的闲暇，带着诗文到先生那里拜访，请教时只见两根藤杖倚在门外，没有车马喧声。登上堂屋，先生正在那里，含英咀华，面色润泽、胸中充盈，谈论古人诗文的源流及其所以然，往往不知疲倦。间或命侍者烹煮蜜云龙茶来招待我。当精神相通、心意契合时，我们相视而笑，忽然仿佛置身山丘沟壑之间；一片素心从早到晚都在，忘记自己已经长久客居京城。每当我感叹近年以来，肩挨肩地混迹于里巷中的奸商市侩之间，那些凭势位互相倾轧的人，令人惊愕咋舌、踉跄退避。先生处在其中，香草和臭草不同，榫头和卯眼互不相入，这也确实很难。然而先生神色自若，大概因为他怀德养和，优游于甘蔗渐入佳境之中，把那些横目而行的两足之徒看作腐鼠、空船，这些又有什么伤害呢？先生每逢集议大事，总是侃侃提出正论，一句话便切中关键；这种严正不阿的气概，容易招致抵触。世上那些饮下狂泉水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先生？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诗经》所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早晚都不懈怠，以侍奉一个人”，正是在说先生。如今黄茅白苇都凋零消歇、不留余迹，而苍松古柏的坚贞树干盘曲奇伟，高高生在山上，枝叶仿佛垂接天边的云，茂盛雄伟，形体完整而精神坚固。这不就是所谓仁者长寿吗？先生正要凭耆德名臣的身份进位公孤，退居则成为更老、参与机密的重臣；即使掌管典章、统领度支，不过如刘晏、韩滉那样的才能，又哪里足以衡量先生呢？悬弧庆生之日，诸位君子驾着驷马车登门，挽起袖子恭敬拜见，依次上前祝寿；因为我侍奉先生已久，常常承蒙先生嘱托我写文章。若只饮一杯酒便铺陈浮夸的祝福话语，那也只是拾取沈约的陈说罢了，我不愿这样说。

译《慎刑纂要》序 刑名之学创始于申不害、韩非，秦朝又以法吏为师，残酷苛刻到了极点。汉代萧何采用李悝《法经》六篇，增加为九篇；叔孙通又增加为十八篇。当时禁网还比较宽疏，大概还接近古代慎重用刑的遗意。到了赵禹、张汤等人出现，深文巧法、卖弄智术，于是增订律令为三百五十九章，这正是太史公写《酷吏传》的原因。张汤年轻时审理老鼠案件一事，天性刻薄，已经在这里显露苗头。有人说班固与张汤的后代张纯同时，于是把张汤列入酷吏而另立一传，认为这在史法上失实。但我考察《汉书·汤传》，完全承袭《史记》，没有稍加删削；即使在赵禹、朱买臣传中，又再次连带提到他。读者往往为此头痛皱眉，把张汤看作酷吏中的最突出者。既然如此，张汤是酷吏，即使班固想稍微替他隐讳，也无法做到；而他的子孙四代显贵，终究也不能掩盖祖父刻薄的行为。世上那些甘愿做酷吏而不知警戒的人，也可以从这里知道应当借鉴什么了。徐文青才华优异而学问醇厚，是当世循良的长者。他任秋官郎，对于三尺竹简上的刑律已经有长期研习。朝廷下诏修订律令，大臣们交相上章推荐他，让他主持这件事。徐君只带着一肩行李，跟随两三个奴仆，隐居在古佛寺中，早晨对着窗光、晚上伴着灯火，积累岁月专心从事此事。又撰成《慎刑纂要》一编。唉！徐君也知道刑罚为什么不能谨慎吗？《吕刑》记载五种过失的弊病，对于后世流弊说得极为详细。然而我认为，这一类危害还算较小的。只有律文和条例互相冲突而不能吻合时，主审官往往略过律文而遵从条例；一旦不慎，判决文书便再也无法挽回了。《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周公告诫成王说：“要谨慎地依照此法，使刑罚合于中正。”那些酷吏敢于罗织罪名、周密构陷，正是因为不谨慎。君以“慎刑”为篇名，就一定要为百姓解开法网，不要像捆扎湿物那样越束越紧；一定要成为祥麟威凤，不要成为苍鹰乳虎。假如掌管刑狱的官署中能有几位像君这样的人，卓然错落地居于其中，为万物吐露不平之气，那么对于酷吏的残酷苛刻、少有恩恕，也差不多可以有所矫正了吧？《萧氏族谱》序 族谱兴起，是因为宗法制度废弃了。古代五宗的制度，如今已经无法考察；而礼经中所见的，只有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大宗，继承祖父庙祀的人成为小宗。像传记所说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十一族，丝线连缀如珠，枝叶分布如条，世次明白而昭穆有序，难道不就是宗法制度的大概吗？宗法制度废弃以后，收合族人的方法不能施行，甚至年代久远，有人连自己姓氏的由来都忘记了。于是族谱这种书出现了，用来挽救这种过失，是贤良子孙不得已的做法。难道说收合族人的方法就全在这种说法之中吗？我曾考察，族谱这类书，对于门第、宗族、阀阅，往往铺张而失实。其中言辞可信而有根据的，如贾执的《姓氏英贤谱》、挚虞的《族姓昭穆纪》、刘知幾的家史、柳芳的《宗正谱》就是这样。各种书繁简不同，大都文辞典雅、内容完备，条理井然不乱。后世编写族谱的人，都沿袭学习它们。韩坡深明其中大义，编成这部书。大宗小宗依准礼经，昭穆和官爵以《左传》为根柢，世系年表又仿照龙门司马迁的史书。凭借贯通经学、服膺古道的才华，来论述水木源本，当然会与族谱之义相合。古人收合族人，在宗子的地方建立宗庙，在宗室共同祭祀，以此使祖先安宁并扩展孝思。亲爱亲族，所以尊敬祖先；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合族人。这是从身为大夫、拥有家族的人来说的。萧氏历代都有闻名人物，官爵达到大夫之位的，世代多次出现。借族谱恢复宗法，关系极其重大。我知道韩坡勤勉不懈，深思长虑，绝不只是仿效潘岳的文章，开篇夸耀家风，仿效陆机的辞赋，铺陈世代德行罢了。因此我把作者的本意作这样的序。

译《陶庵年谱》序 顺治丙戌科进士李陶庵先生，年七十五岁。有一天，他带着自己撰写的一卷年谱来见我。我接过来读后，感叹先生没有得到时代的际遇，实在可惜。同样是进士，上等的可以任翰林，置身承明著作之廷，宣扬风雅，与东方朔、司马相如、严助、徐乐等人相抗衡；次等的可以任御史、谏官，议论政事得失，听到他的人畏惧他的风采操守；再次等的出任地方官，担任邦伯、监司、二千石，各自在职分内有所作为，任期满后逐年升迁，也不能说不荣耀。唯独先生在入洛那年便成为进士，授任延庆州牧，几个月后改任茶陵，尚未赴任，又调任芮城令；所到之处声誉日益增长，推荐他的奏章屡次上达，事迹显著可记，前后仅仅两年，便遭遇寇乱，饱经危险艰难，最终受到排斥而终老，这是多么困顿啊！我起初在京师任官，担任中书舍人，当时有先生的同年进士，享受高官俸禄，乘朱轮华车，出行时前呼后拥，像神人一样，然而那人庸俗鄙陋，没有什么值得畏惧和谦让的地方，却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偏偏能够摧残压抑人才；贤能之士若不前往拜访他的门庭，他就总是以嫉妒倾轧相加。假如让先生处在这个位置上，他的作为必定不会如此，可惜啊！先生的文章、道德、才华、地位和经学造诣，都远远超过同辈，即使那些在丙戌榜中登第而位至显要的人也比不上；可是他却偏偏沉沦失意，这也是世道的忧患。按年谱所载，他记述蒲州之战尤其详细。当姜瓖叛乱时，城破便与城共亡，并不是不能以张巡、许远自居；然而这样对百姓和国家并没有补益，不如秦庭一哭，终于覆楚而使楚国复全。因此他亲历百战，请求援军来消灭叛贼，功劳十分伟大，却被苛刻的议论所阻，最终还被剥夺了官职。当时，掌握用人大权的宰相，也没有听说记录他的功绩、向皇帝申明他的事情。先生因此抚胸长叹，心中多有不平的遗憾。难怪年谱中把这些情怀写成篇章，仿佛燕赵的悲歌、蛾眉的曼声、雍门的琴声和荆山的哭泣。大抵士人不得志、坎[缺字]缠身时，往往喜欢自己叙述生平，用来抒发郁结愁苦、牢骚怨愤的情怀而不使之泯灭；甚至有人在泽畔边走边吟，仰天呜咽痛哭，这正是年谱之所以写作的原因。所以到了老年，有的人寄托心志于禅悦，有的人放纵情怀于酒乡，总要有所寄托来逃避现实。先生自号“陶庵”，大概也是用来自我解嘲的；我知道这并不是先生的本心。陶庵的弟弟星来先生，与先生一同读书，一同以进士身份起家，一同在晋阳做官，罢官后归来，隐居山林泉石之间四十年。从幼年到壮年直到老年，他始终没有与乡里人士不同。至于四方交游的名卿大夫，所称的“南北二李”就是他们兄弟。陶庵住在南巷，星来住在北巷，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把他们比作陆机、陆云和苏辙、苏轼，也不觉惭愧。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先生谦逊退让，自居卑下，器量深沉安静，胸襟广大如千顷波涛，和蔼吉祥之气从眉宇间流露出来。星来先生则性情峻拔磊落，俯视一切，嫉恶如仇，不屑同龌龊之人为伍；他常喜欢谈论古今事，仿效枚乘《七发》的方式，纵谈如悬河。戊辰年去世。他的为人都值得流传，所以附带记述于此。

译《祈雨书》序 我出任黔地巡抚的第二年，岁在己巳，七月仍不下雨，旱情严重，政事错乱，我对此忧虑不已。此前，思州太守王民皥抄录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寄给我并请求祈雨，恐怕未必有效，于是我仓促派遣官吏，昼夜兼程三百里，传檄召他前来，以检验他所学。王君到后，在西郊设置祭坛，斋戒清洁，办理祈雨之事，完全仿照《繁露》记载的仪式，七天后果然下雨。我顿时心情舒畅而感到惊异，知道他的学问并非没有依据。王君也认为自己的方法应验了，于是刊刻此书，想让它广泛流传于世。我考察董仲舒，年轻时专门研究《公羊春秋》，闭门授徒讲诵；他一生所撰著，大抵都是阐明经术、切合当世事务的。《玉杯》《清明》《竹林》等篇十多万字，并不只是《繁露》一书。只是他的学问本于《春秋》，所以其中三[疑字]篇关于天人、阴阳的道理，反复加以阐述。汉武帝重视他这个人，凡是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都予以罢斥；这也是因为他任德不任刑，称许他的学术醇正。如此看来，术数、谶纬、灾异、占验等纷杂说法，应该是董氏所不主张的。然而《繁露》一书对于求雨的记载特别详细，似乎近于荒诞。那么，雨果真可以用书来求取吗？桑林祈雨时，商汤以六件事情责备自己，从未听说他抄取、杂糅了哪部书。弘羊主持烹煮祈雨之事，卜式难道不是认为他多事吗？董仲舒传述《洪范》时，把五行与五事相互联系，杂引《春秋》的经文和传文。班固《五行志》引用断语并加以考证，认为这不是公孙弘、刘歆、刘向父子、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人所能比及的。然而他的学说考察古代多有疏漏，验证后世又多不应验，后世学者群起疑之，怀疑那是蜂拥而出的空谈和强辩，穿凿附会，与那些术数、谶纬、灾异、占验之家的说法没有不同。何况《繁露》共十七卷，文辞俚俗，义理浅显。新安程氏认为它一定不是广川董仲舒的原本。即使《汉书·董仲舒传》也说“求雨时，关闭一切阳气，放纵一切阴气”，颜师古注释为禁止举火、用水洒人之类，和王君今天所做的事情十分相合。然而究竟没有明确说《繁露》一书就是这样做的，难道不是班孟坚记载简略吗？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见蛟龙进入怀中，于是作《春秋繁露》。”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说：“汉武帝迷信鬼神，相信越地巫术，董仲舒多次把这件事告诉他。” 汉武帝想验证他的道术，命巫师诅咒他；董仲舒穿朝服面向南方，诵读经论，巫师于是死去。”这些都是无法考核的事情。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难道会说这些关于董仲舒的事吗？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难道董仲舒偏偏不以为然吗？也许广川本的书已经散失，后来的学者揣摩《繁露》的大意，又把祈雨的方法附会进去，正如新安程氏所辨析的那样。即使如此，士君子从束发受书开始，就以利民济物为志向，也还要看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如果确实足以利民济物，那么拘泥于古法而施行于今日，或者改变旧法而使事情成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大易》是占卜之书，但深究其中的义理，没有不明白的；《周礼》是治理天下达到太平的书，若错误地用于人事，反而会酿成祸害。这就是读书的困难。治理大灾，抵御大患，挽救天时的失常，这是多么重要啊！愿主管百姓的人深自惭愧啊！冢宰侧身修行，以挽回天灾，也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王君才华优异而志向纯洁，学问精粹而职守修明，政绩是黔中最为卓著的；即使不借助《繁露》一书来求雨，雨也未必不应验。别人治理地方的政绩比不上王君，即使有一百部这样的书，恐怕也没有什么能够使雨应验。雨没有应验，便责怪书不足以相信，甚至跟着诋毁它；这样的人不值得同董仲舒《春秋》之学谈论，也实在令人叹息。

译《痘疹全书》序 医学这门道理可以学习吗？学习却达不到要求，还不如不学。长桑君的奇异医术，司马迁都认为不是普通人；扁鹊、仓公也是隔代难遇的名医。医道确实艰难，而世上的粗鄙之人和浅陋士人，偶尔浏览一些医方书，便把草木虫鱼金石等物逐一罗列，作为谋生的手段，招致人们讥笑，原因就在这里。扁鹊能够隔墙察见病情的神妙医术，已经无法传授了。淳于意论说药物十分精细，也不是片刻之间能够办到的。如今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正如夏虫不能谈论冰，却竟然让平庸的医生掌管人的性命，贸然行事而毫不顾忌，实在令人害怕。《本草》一书，旧说是神农所作，汉代《艺文志》也没有收录。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加以注释并增补，世人于是把它当作可以毫无疑问地遵循的书。即使《内经》《灵枢》《素问》《金匮》《玉函》以及桐君、雷公、岐伯所撰的著录，也都散失漫漶，已经不是原本，其中一半出自好事者搜集拼缀的文字，但人们也无不奉为祖述，再没有人加以参订、明辨。前人说过：“同一种药物，生在彼地的和生在此地的不同；秋天采得的和春天采得的有变化；离开本土，形质虽然相同而药性却相反；采摘时节不合适，物虽相同而作用于人却不同。” 名称和实际既然已经错乱，寒热药性也多有谬误。何况把兰花当作兰草，把卷丹当作百合，这是寇氏《衍义》的疏漏；说黄独就是钩吻、术草就是山防，这是贞白《别录》的讹误。学医的人，难道可以连《尔雅》都读不熟，反而被蟛[缺字]所误吗？即使论说药物已经很精细，也不能拘泥古方而使用。因为分、两、铢、寸的衡量制度古今不同，晋代杜预所以对此详加说明。学医如此困难，如果仍然决意学习，就势必要博览群书，广泛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做到像张华那样博洽通达，同时也会笑嵇含的简陋了。还要得到长桑君、公乘阳庆那样的人作为老师，研习十多年；市场店铺中的赝品药材不敢使用，只好亲自去采药，携带粮食跋涉万里，足迹遍及九州四海、名山大川，把药物贮藏在青囊中带回来。又在岩穴中筑室居住，亲自调制药剂，再过几年才出来试验医术，把它作为救活人的工具。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学习医术的人。否则，淄水和渑水的区别如何辨认？车前草的滋味如何识别？如今行医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肱骨是否曾经折断过一次呢。过去越人被称为良医，能够随俗而改变；他向西进入咸阳，听说秦人喜爱孩子，便做起儿科医生来。如今的《痘疹全书》，就是越人进入咸阳时所传授撰写的书。楚人万全得到它并流传到今天。有人说痘疹始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在此以前并没有这种病，那么这部书一定是后人所作，只是把名字假托在扁鹊身上。总之，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当然不能抹杀。《长河志籍考》序 对于桑树和梓树，必定要恭敬对待。《诗经》已经这样说过。我心情郁结而处境寥落，眼看景物渐入崦嵫。反复谈到故乡，俯仰之间便引起感慨。翻阅残缺的地方志，只增添惆怅和遗憾。材料错杂罗列，纷乱而没有条理；杂乱叙述，也纠缠而缺乏要领。方形的榫头插入圆形的卯眼，彼此抵牾而难以贯通；飞鸟游鱼，各自错失而不能相亲。因此我遍览各类舆图和典籍，详细观察图册和文牒；于是提笔搜集，把这些文字汇聚起来。语意彼此相违的，取其长处而舍弃其短处；事情多有重复铺陈的，记载其中一条而删去其余。采择精华，略去芜杂，按类别汇聚编排；用文辞加以修饰，学习骈文的写法。岂敢说已经饱食膏脂、咀嚼精华？希望对于挚虞所讥讽的浅陋小生，或许能够有所补救吧。然而经历寒暑交替，燃烛研墨，辛苦至极。什么时候才能放下笔墨，使它重新得到考核精审？即使有时按照自己的意思彻底更新，又哪里会远远违背旧闻呢？这就像齐丘从谭子那里窃取《化书》，郭象窃取向秀的义理解释一样。然而编写这部书，是因为柴桑有情，秋天的鲈鱼值得追忆；借此排遣胸中郁结，代替种植萱草来解除忧愁。难道是说要让这部藏在山中的书名传播到士林吗？希望乡里的老成贤德和杰出人士加以补缀，使它更加周备，那就是我的大幸。杨衒之的《伽蓝之记》、孟元老的《梦华之录》，大略都值得观览。《家谱》序 编写家谱，是有来由的。苏洵说：“亲属关系尽了便成了路人，本来同出于一个人的身体，分支到最后竟成为路人，令人忧愁叹息，这就是家谱所以要编写的原因。”子孙即使愚钝，经过先人的坟墓，也没有不触动内心的；有时祭祀先人，谈到他们遗留下来的事迹，也没有不追忆哭泣的。所以宗庙制度和祭祀礼仪，君子借此尊崇根本、返本溯源：知道自己，就应知道自身出自何处；知道奉养自身，就应知道我们的身体同出于何处；知道先人的德行光明，就应当使他们的世泽流传、福祚延及后代，并为他们阐明、宣扬。执笔连缀成册，使其长久留存于天地之间，这就是编写家谱的意义吧？我内心深感惭愧和敬畏，四处奔走而不忘思念。抚今追古，逐条分析文辞。我考察挚虞的《族姓》，参照贾执所记的昭穆和姓氏，取法孙秘《英贤谱》的尊祖之论，仿效裴松之《世录》的家记、令狐德棻的家传，摹取它们的体例大略，整理订正以便流传。史家自序，远远比不上班固；家训流传，则私下以王之推为榜样。既然编写家谱，难道可以拖延吗？

译《古韵叶考》序 古诗的韵一定要押合今韵吗？用今韵读古诗，就会押韵。例如把“明”读作“芒”，把“焉”读作“姥”一类。古诗的韵不一定要押合今韵吗？用古韵读古诗，就已经押合了。例如“焉”字本来读作“姑”，“旂”字本来读作“斤”一类。考察前代的《艺文志》，晋代吕静、魏代李登、齐代周颙的韵书没有一部保存下来。沈约的四声韵书流传下来，▯本于司马；孙愐承袭《唐韵》，又改名为《广韵》。平水刘渊把原有韵部合并，创立《韵略》的说法。后世学者如同漂浮在大海之上，很少有人能够找到渡口。陈第《毛诗古音考》大概主张古诗不必押韵。只是他难道没有考虑到古学少有人知、六书也无人讲习，在形声孳乳和五部两界之间，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我的同年张晴峰先生，博览群书，搜罗前代材料，凡是《三苍》《尔雅》《易象》《离骚》《石经》《太玄》《大禹岣嵝》之碑、《周宣岐阳》之鼓，以及下至《宣和博古图》、薛尚功《鼎韵》、顾野王《玉篇》、陆法言《集韵》等，都搜集辑录各家材料，编成《古韵叶考》一书，内容丰富完备、详尽明白，文辞典雅而有变化。当代那些尊崇古学的人，谁不会沐浴班固、司马迁著作的芳香，登上奇字之亭呢？近来著书的人很多。杨新都所说，谈论性命的不过是剽窃程颐、朱熹的糟粕，擅长文辞的也只是拾取《史记》《汉书》中艰涩的文字。先生这部书确实有益于古学，并不浅薄。不过，《爰历》的篇章和《凡将》的字义，读起来不可不及早用功；《风俗通义》的内容和虫鱼方面的注释，也要靠读者自己辨析。先生认为我的话怎么样呢？《古欢堂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古欢堂集》卷二十七，户部侍郎田雯撰写的序 《试牍序一》我来到江南，在庚申年九月开始任事，到辛酉年七月才告竣。按惯例，学使考核政绩，类似计吏考察；我承乏担任前任学使，受日期限制，于是奔走于大江南北，往返不停，陆路水路合计行程一万多里。每年因公前往行省的行程还不包括在内。勤劳校阅，共考察十四郡四州的诸生，试卷计有九万五千多份。夜漏下四刻，便束好衣带坐在公堂，放诸生进来，按次序收取试卷，为他们防止作弊；评定甲乙直到深夜，点着灯一直到天明也不能睡。这样一来，寒天手脚冻裂，夏天蚊蝇交相叮咬，饮食失去节制，睡眠起居也不合宜，常常因此成病，而一切案牍和吏事还不在其中。劳苦烦琐就是这样。过去柳子厚送韦七落第时说，有司一旦收到千万字的文章，连一两篇也读不完，便已经仰卧疲惫，眼花而不想再看，心力衰竭而不愿再处理；像这样却说自己能够不遗漏人才，是骗人的。我曾经深深叹息这番话，并推究其中的弊端，大抵是喜欢安逸、厌恶劳苦的缘故。凡是做官的人都不可如此，学使尤其不可。因为米盐钱谷簿书方面的差错，有司往往漫不经心，充其量不过是米盐钱谷簿书出了错误，知道后改正，也只须早晚片刻便可完成。如果学使不肯仔细省察事务，那么美丑一齐显现在眼前，取舍便会在心中混乱，是非也会在外界混淆；即使想要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士子已经传诵揣摩，积累成一种风气，也无法再改正。这就是古人对文章感到遗憾的原因。我任官以来，每当诵读这番话，总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像这样；但当时事情仓促，也不敢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如今事情已经办完，我住在句曲官署中，门庭冷落，宾客很少来，吏员也渐渐离去，于是能够静坐一室，在其中读书；拿出从前选拔士子时所录的文章翻阅，常常欣然发现其中有合于我心意的地方。唉，人被世俗事务牵引，昏昧于轻重的尺度，那么开始相信、最后后悔的情况是有的。只有处于安静之中观察动荡，身处闲暇时窥察忙乱，才能辨明得失。从今以后，大概可以没有后悔了。因此又重新删选，收藏在家塾中，给后来从事制义文的人看，也让他们知道我一年来忙碌奔波，并不是徒劳。至于说要振兴颓靡的文风、恢复大雅之道，那我只能谢绝，实在做不到。《试牍序二》从前欧阳公给荆南乐秀才写信说：“我对于时文，天资并不好，却勉强去做。然而能够借此取得俸禄、出仕并窃取名誉，是因为顺应时势的缘故。”我起初读到这封信时很疑惑，认为欧阳公的文章本来已经浸润于六经，与两汉文章并驾齐驱；我以为他在是非取舍方面一定卓然自立，远远不同于世俗，怎么反而说要俯仰顺应时势，并把这作为对后进的期望，难道不是错误的议论吗？后来我又读到他为《苏氏文集》作的序，其中说，天圣年间在有司处参加进士考试，看到当时的学者专门追求语言声调和对偶，割裂文意，称为时文，彼此夸耀推尚，皇帝对此忧虑，便下诏书劝勉学者接近古文，这种风气才开始停止。我于是明白了欧阳公所说顺应时势的含义，也曾据此来衡量今天的文章。大概以时文取士，前朝沿袭这种习惯已有二百多年，时间久了弊端越来越严重，文章变得浮薄。于是那些束起书本不读的人，只揣摩声调句式来迎合时尚。在这种时候，如果大谈六经、两汉文章，来求得符合有司的尺度，当然知道彼此格格不入了。我 国家统一以后，天下首先尊崇儒术，鼓励天下士人，使天下人都明白知道圣贤仁义的学说以及文章传授的源流。靠耳朵听来的东西和剽窃来的文章，大家都以为可耻；然而学者仍然守着旧习，专门从事穿凿雕琢，因而违背时势、困顿于仕途遭遇，那是不必再问的。我奉命来到江南时，先召集江宁、镇江两郡的士人进行考试，把这番道理告诉他们。两郡士人一致相信我的话而不怀疑，磨砺才华、洗去浮色，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来同古人争胜，这大概就是欧阳公所说的顺应时势吧。既然两郡可以信赖，那么江南士人也都可以信赖。倘若从此十二郡的士人都像两郡这样相信，并且不断锻炼、编织文章，那么他们距离六经、两汉的文章又能有多远呢？所以我选取两郡的文章，删去其中最差的，交付刊刻，使十二郡士人都能慨然有所振作。

译《试牍序三》从长江以北来说，隶属于江南行省的郡中，扬州最大；扬州以西，淮安最大。那里以黄河为衣襟、以淮河为腰带，连接大海；境内又多名山胜地，有奇伟瑰绝的景观。当地物产有鱼盐、菱角芦苇以及优良的果蔬水产，在江南居首，也惠及附近州郡和其他省份。因此那里的人多半安乐无事，生活并不艰难，可以利用闲暇治理诗书，携带笔墨在学宫中登记求学。每年参加有司考试的，通常有一千多人；考中科第而入朝为官的，前后相望。他们文章驰骋纵横、丰富秀逸的名家，也常常流传到四方。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近些年来，江南旱涝失常，河淮又相继成灾，河堤溃决，洪水四处泛滥，田地、房屋和庐舍都被淹没，踪迹全无。百姓有的编结茅草居住，有的在水中捕鱼为食，有的携带妻子儿女在路上乞食，几百里间大都是这样。于是 天子连年从大司农拨出钱财，按户赐给、按家供应；又下诏命治河大臣察看百姓受害最重的地方，设置堤防，按时巡察，派遣数万士卒堵塞决口。使者日夜率领官吏督促工程按期完成，两郡士人也不时有人背着柴薪前去相助。他们本来应当忧愁居处、惊惧灾患，哪里还有闲暇专心于文章呢？等我来到这里，看到当地人都聪明质朴、丰厚敦实，进退揖让，周旋行礼很有仪容；又看到他们的文章能够磨炼并扫除时俗习气，以六艺为依据，很有体制而值得观赏。这难道不是良好风俗教化历代积累而不改变，即使士人笃志自我修养，经历饥寒困苦，内心终究也不曾动摇、改变往昔吗？既然如此，那么 圣明天子涵养教化、长期培育并抚慰这些人，使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大概绝不是一天的功效。至于宣 扬皇上的恩德，鼓励爱好修养的士人，这是学使的责任。所以我把这篇序放在文章卷首，叙述其中的大略。《试牍序四》今年春天，我渡过长江到滁州，又从滁州到安庆，共在四郡依次考试，录取士人几十名，得到文章几十篇，交付刊刻，并作序告诉他们说：“我曾考察古今图志，江淮之间号称三楚。楚国旧都寿春，那里北可通往齐鲁，西可通往三晋，南可通往巴黔，东面俯瞰大江；彭城、淮泗、陈掾分布其间，正是所谓四面险塞之地。楚国凭借这里向四方争雄于中原，中原常常避开它的锋芒。此后每当发生战争，三楚之间往往首先出事。元代末年，郭子兴、孙德崖先攻陷濠州，刘福通占据亳州，徐寿辉从襄阳出兵争夺安庆，同我左丞阙力战多年。到了明高帝在和阳崛起，进入建康，又回师攻取濠州、亳州，后来还同陈友谅、张定边在潜山、江州一带转战，经过十多年才安定下来。一时之间，凭武功建立功名、封为侯王的人大多出自四郡之内，所以当地风俗喜欢豪迈旷达，自负刚强狠戾，崇尚意气和任侠，不愿拘束于细小礼法；即使有人治理诗书、遵守章句，也不过以取得科第为止，从未有像古人那样卓然显著的人。因此终明一代三百年，四郡始终没有闻名之士，大概是长期熏陶浸染、习惯形成风俗的结果；若不是圣人出现，没有谁能改变它。” 我 国家承受上天的命运而拥有天下，天下人都低头请命，不敢凭借险阻，进行抢劫剽掠、作奸犯科。因此不用动用兵革，天下安然无事，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天子使天下更加达到治理安定，于是专心以文教为要务。想到江南、三楚一带世代屡受兵灾困扰，便特别用心抚慰安置那里百姓。而主管行省、治理这些地方的大臣，又能够宣扬贯彻 天子的德意，磨炼、调教并改变他们，使他们趋向善良。所以如今江淮诸郡的人，都能改变原来强悍勇武的习惯，凭借儒术进身；其中杰出超群的人，以文章和经世济民的才能作为 辅佐天子治理政务、充任侍从的资本；次一等的，也带着笔墨进入学宫，努力符合天子的尺度。像这几个人，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吧？然而我担心他们懈怠而忘记自己的来由，所以特意追溯本地风俗加以推崇。我要把圣朝的德意告诉他们，使他们有所兴发感动，不懈怠、不半途而废。这样将会看到四郡士人道德明达秀异，蔚然成为国家的光彩，而不只是改变当地风俗罢了。《学政条约序》【附十五则江阴示诸生】自古以来兴办学校，是为了明白人伦、储备人才，关键在于确立教化。因此整顿激励风俗、振兴文教事业，都是学使的专门责任。如今 天子宣示德意，崇尚教化，想到江南是人才汇聚之地，所托付的责任不轻，于是慎重地选派朝廷使者前往视察学校；又诏令大臣共同举荐三人，于是使者的名字错误地登上了奏事文书。召见回答皇帝的问题竟达两次，特别承蒙 皇上知遇，前来治理这片土地。接受命令的那一天，我又惭愧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退下来后自己思量：使者从束发读书开始，就曾补任郡学弟子员，其中的甘苦得失，本来已经全部亲身经历过了。如今做了官却忘掉这些，惭愧就更加深重。使者因此俯仰今昔，洗心革面，自我发誓，要用来教导你们这些诸生。人才的产生，是极其广泛的。在江南求取人才，不亚于从黄河取水、从燧石取火。使者哪里敢轻视你们？只是士人的品行衰落，并不是一天的事；后生耳濡目染，越来越放纵流荡，再没有名誉节操。时文俗学又足以禁锢蒙蔽心思，于是使六经昧于章句，诸子史书迷失于字形。即使有一两个学臣有意振兴诸生，又被人看作具文，安然不想改变。朝廷中也有人知道这种弊病，所以特意选派使者前来。假如使者沿袭旧例，平庸敷衍而没有发明，使你们诸生的实际修行无人知晓，学问日渐衰落，人们就会说这是使者没有教导造成的，这又是使者最害怕的事。所以我先折中前贤的意见，斟酌其中微妙高尚之处，整理成十五条款，希望你们诸生抛弃旧习，和使者一起重新开始。这就是使者用来报答 天子知遇之恩、完成大臣推举之意的方式，也是希望东南的风气蔚然成为天下的先导；这一切都寄望于你们诸生。诸生应当恭敬听取使者的话，不要忽视。第一条 自古以来，秀才这一科，本来就是用来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魏晋时期尤其重视这一选拔。在九品中正制之上，有司举荐不当还要获罪。唐代则用它作为乡贡进士的名称。直到近代，郡县弟子都可以称作秀才，只是品第高下由使者主持。至于学业，则责成郡县博士管理，有司不得越权过问，可以说已经很受重视了。可是近年以来，秀才进入长官的厅堂，差役可以辱骂他们，县令县丞可以鞭打他们，乡里的小人可以嘲弄羞辱他们，这又是多么轻贱啊！难道是风气改变，一天比一天低下了吗？还是长官折节礼贤、谦下待士的事情古代有而今日没有了？抑或是你们诸生自我约束、洁身自爱，不如古人，因而自己招致这种处境呢？人并不全是君子，却没有不知道君子值得尊崇；人也不全能免于不肖，却没有不知道不肖值得憎恶。诸生如果真能以孝悌自我激励，以廉洁节操自持，行为修养和学问都达到标准，成为文采斐然、为儒者所宗的人，那么有司忙着为你们表彰门闾还来不及，哪里敢轻视你们？如果不是这样，那不过是乡里少廉鲜耻之徒，却还奔走于郡县厅堂，弯腰跟在吏胥身旁；即使是他们的父兄和宗族，也会深深厌恶并排斥他们，更何况有司呢？诸生应当顾念秀才的名义，思考如何使自己配得上秀才的实际，做自重自爱的事情；这是使者对诸生最殷切的期望。第二条

译圣贤的精义都在五经之中，它们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切近，就像布帛、粮食不可离开一样。然而汉代儒生在秦火之后搜集整理经书，功劳看似艰难，经学却极为兴盛；如今人在全盛之后表彰经学，力量似乎容易，经学反而衰落了。使者曾私下思考其中原因。汉代学者研究五经，各自专治一家，前后师承清楚有序；至于章句、音释，也都有传授，所以守持得牢固，所得也深厚。他们把经学施用于事情、表现在言语中的，无不以经为依据，所以称为兴盛。晋宋之际，经学失去传授，师承无所依凭；后来又崇尚博览综合，不愿专守一家，所以有的选择不精，有的论说不详，经学便衰落了。到了宋代儒者，才开始获得独到的理解，洗去训诂的陋习；到了元明，师承又混乱，如今竟把五经等同于陈旧话语。三传、三礼，不知道它们的异同；今文、古文，也不知道它们的真伪。即使有一两个杰出之士慨然思慕古学，又同谁取正呢？天下没有老师，已经很久了。学者应当以古人为师。诸生进入乡里私塾后，各自学习一种经书，只需专心精研，广泛采纳各家的说法而归约守持；深处可以用来探究性命，浅处可以用来写文章；大处可以用来研究礼乐、政事、天文、地理和经世济民的事业，小处可以用来研究山川草木、官名、象数、车服之类。无不探究它们的本末，辨析它们的异同，然后再研究其他经书，彼此互相验证，那么所得自然深厚；这就是你们诸生自己的老师。使者将在四书文字之外，分别以五经中的疑义设问，来观察你们的回答，诸生不要漠然置之。第三条 经学既然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史学。史学的困难，古人本来已经说过。然而不只是写史困难，读史也困难。史家包罗古今、广泛搜集百代材料，能够使所记载的事情和人物、是非善恶，都清楚地留在心中；又要对古人加以折中判断，阐明体例、创立条例，因此取舍有法，详略有体。但是古人立言的深意往往引而不发：有的人物事迹在另一传记中才互相参见，有的事情得失要用别的事情旁证。因此离开篇章便无法寻得脉络，摘取章句也不能得到精微。怎么知道班固和司马迁为什么有同有异，陈寿和范晔为什么有详有略，《新唐书》和《旧唐书》哪一部较差，欧阳修的《五代史》为什么特别精工，《宋史》为什么被前人讥评，《金史》为什么相对胜过后辈史书？书帙堆满案头，徒然成为催人入睡的媒介；卷册堆满眼前，也不过只能挡风。所以说：“作史困难，读史也困难。”从前司马迁曾说过：“要喜爱学习、深入思考，心里才能知道其中的意义。”这样做，才能贯通二十一史的前后，明白史家精微脉络所在，考察它们的得失，辨析它们的体例，才算善于读史。诸生专心研习八股文，哪里有空暇旁及这些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然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足以称为大儒；对于五经和四子之文，也完全没有什么发明。难道可以不努力吗？第四条 五经、四子传注等书，不下数百家。自马融、郑玄以后，有孔颖达汇集各家的注疏；自程颐、朱熹以后，又有明代儒者编纂的《大全》。只有朱子集注是他亲自订定的，立论尤其醇正。近日功令规定遵从它，是应该的。然而精微的言论并没有断绝，学士的心思一天天产生新的见解，其中的议论也有相互契合之处，这要看读书人能否用心体察。怎么可以全都放置不看呢？朱子的书中，《或问》最为精深。过去只有《大学》《中庸》二书，近来《论语》《孟子》才有刻本。书中所载苏文忠的说法，都是一般人未曾见过的；而《大全语录》中有些问答条目，与《全集》中的说法稍有不合。至于各家的经解，都足以发明朱子深微的意思。如果相信它们而近于拘执，或者抛弃它们而流于固陋，难道是善于读书的人吗？诸生如果能够不违背朱注，也不妨旁及各家，广泛观览而归约取用，自然会有更深的心得。第五条 古人读书作文，一定先立下志向：要做古人，不要做今人；要做通儒，不要做俗学。这个志向一旦确定，是非取舍便能在流俗之中自立，一切荣辱得失都不足以震撼精神，胸中开阔，再没有其他杂念。这样，见识便明；见识明白，操守就坚定；操守坚定，积累就深厚；积累深厚，发抒出来便旺盛而有源头，郁积而有光彩。这样要成为古人、成为通儒，也就不难了。如今士子从幼年求学直到白头，志向不过是拾取科第来自我夸耀罢了，所以所守持的是章句，所学习的是时文，所趋附的是风气，难怪卑琐浅陋、见识昏昧，不能得到有司认可。至于古今文章和经世济民的事业，他们完全没有梦见过；每逢一件大事、遇到一个疑难，就张口结舌，如同坠入云雾。颜之推所说的“有识之人在旁观，看见这种情况，恨不得代替他钻入地下”，并不是使者对诸生的期望。第六条 其次贵在有见识。所谓见识，是用来驾驭古今、纵横八方的，哪里能只从语言文字中求得呢？如今各种物品都要从市场取得，但之所以能够到市场买东西，必定是因为家中先有取物的依据。如果空着手进入市场，那么即使满眼琳琅、光彩流离、各种物品陈列在面前，也全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如今五经、诸子史书和百家之书，也像各种物品陈列在眼前一样，诸生将凭什么取用它们呢？难道不是空着手进入市场吗？他们即使读遍五经、诸子史书和百家言论，也等于从未读过。只有喜爱学习、深入思考，精神见识所关注之处才能内外洞彻；凡是五经、诸子史书和百家之书，都成为自己的东西，任凭自己取用。从经书中取用，可以培植根本；从史书中取用，可以结出果实；从诸子中取用，可以使文思流畅；从百家中取用，可以穷尽变化。把众人的言论融会为一，再将万物凝聚到笔端，这才可以谈得上文章。第七条

译文章没有所谓奇正、浓淡的固定标准，关键在于各自形成一家之言；这样才不会雷同，不会抄袭，之后才能抒发自己所得的思想，发表独到的议论。这正是古人文章能够流传后世、传播久远的原因。自从揣摩应试文章的方法兴起，士人没有实际学问，于是按照有司的尺度，匆忙逐句摹写、逐字模拟。一科的房稿刚刚出来，前一科的文章已经束之高阁；一个学使的试卷刚刚颁布，前任使者的文章就被当作唾液一样弃置。大家卷舌同声，步伐和足迹都相互仿拟。苏子瞻所说“极目望去全是黄茅白苇”，真值得为此发出感慨。诸生难道不看看古人吗？古人流传到今天的文章，有哪怕一句半句彼此雷同、相互抄袭的吗？诸生只须深入探索、竭力取法，那么古人的异同就会真正显现出各自独到的地方，而诸生安顿自身的方式也必定有了依据。韩愈说：“自古以来写文章，若不能从自己出发而降格去模仿，便是剽窃盗取。”诸生不要用自己不能做到来推卸责任。第八条 八股文沿袭流行三百多年，它的源流、正变本来都清楚可见。试为诸生大略说说：明初文风开始形成，文章接近训诂，于是有人直接抄写集注中的话来成篇。到了王文恪，能够自己创出写作方法，依照古人来看，他的变化离合，渐渐接近昌黎韩愈。荆川舒缓有余而顿挫分明，几乎进入庐陵欧阳修的堂奥。昆湖深沉温雅，很像南丰曾巩。方山出入经史，峭拔刚健，直逼临川王安石。后人尊崇这四家，称为文章正宗，确实不是虚妄。归有光本是王文恪一派，又出入唐宋诸大家之间；他的说理接近程朱，行文则近曾巩、王安石。体制宏大而思想精密，文辞流畅、气势通达，真是制义文中的豪杰。思泉的文章接近昆湖，又增加了昌明博大之气。临川取材于晋宋，标举其名理，又有自己独到的领会。防言[疑字]超然自得，虽然根本出于四家，但体裁又有一番变化。此后作者不止一人，其中才华明显超过众人的，如金正希的精深，陈大士的雄健，包长明的隽永，罗文止的淡宕，黎左岩的幽曲，杨维节的高岸奇异，越变越奇。诸生必须辨别和裁汰虚假的文体，摆脱凡庸浅近，在古人之中另寻一个自己的位置；这是学使最为赏心的事。如果只是拾取别人已经说过的见解，那也一定是使者所必然黜退的。九则 文章写得好还是不好，本来不能只按科举得失来评判。然而前辈对于考场文章，往往预先排定其名次先后，细微之处也不差分毫。这难道有什么特殊方法吗？只是因为他们见理明白而且自信坚定。如今的人奉一家之言为准，写得与之形式相近；写得好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写得不好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自己尚且不能自信，却想让别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道理吗？但所谓自信，又不是以自己的偏见为是、任意逞强的意思。必须在平日读书时，澄清心思，安定情绪，与古人相互参照：我写文章，能像古代雄健的作家那样纵横驰骋、上下贯通吗？能像古人那样以经史为依据而典雅有法吗？能像古人那样任意变化、随意开合而不失法度吗？一定要使自己的精神、见识和才力没有丝毫遗憾，然后形成自己独到的眼光，独立往来，与古人相较。这样即使相隔百世，也还可以相信自己的文章必定流传；至于一时的际遇得失，似乎就不值得谈了。十则 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人的精神创造出来的；用功深厚的人，获得的声名也会流传久远，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式。从前李学士李怿说过：“我年轻时考中进士，也只是偶然罢了；假如今天再参加礼部考试，未必不会被黜退，哪里能替天下英才制定统一的标准呢？”古人尚且如此，使者又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把平日读书所得，向诸位士子略略说出大意罢了。诸位士子要好好防范，不要拘泥成规、胶柱鼓瑟，以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十一则 文社的兴起，始于明朝末年。起初，是一两个乡绅先生聚集门徒讲学，人数一天天增多。依附他们的人于是借此求取名声。这样一来，加入的人便称为同类，不加入的人便称为坏人，朋党的势力就形成了。朋党形成以后，朝廷之上彼此倾轧，直到国家倾覆还不醒悟。评论世事的人因此感慨万分，连连叹息。如今 朝政清明，百官协和，谦让从容的风气传遍天下，本来应当不会再有前明那样的作为。可是听说三吴的士子争相倡导文社，各自设立名目，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呢？难道是想让依附者借此托名求取声誉吗？况且诸位士子又哪里知道什么叫名士呢？据使者所听闻，古代的名士，风尚气节、文章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才能，都卓然显著于天下；天下人信服他们，这才可以称为名士。如今诸位士子所追求的名声，究竟是什么样呢？不过是聚集轻浮浅薄的少年，以酒食相互追逐，谋求一时的快乐；耳朵眼睛不懂诗书文章，口中不说忠信之言，心里不知长幼礼节，私下结成朋党，互相诋毁，甚至动手辱骂，连尊长亲属也不避讳。这就像把苍蝇聚集在厕所角落，把群鼠聚集在洞穴里一样，尚且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罢了。诸位士子对此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郭林宗是汉末的高士，却不参与所谓清流；刘景升才智不过三品，却也被列入俊杰。由此可见，世人的是非评价，不足以决定轻重，这一点诸位士子也应当审慎明白。诸位士子若能依照使者所听闻的道理，亲身实践，声名自然会到来。所谓金之精、玉之美，不必主动接近人，人自然会来亲近它们，又何必刻意求取名声呢？从今以后，诸位士子能够潜心修养、自立于世，这是上策；能够改变态度、改变思想，把各自为是转化为公正，这是次一等；否则，使者将来一定会依法惩治你们。十二则 古人著书，都是有所作为的；即使是科举制义文的选本，也不随便评定取舍。从前艾东乡忧虑天下人表面奉行孔孟、暗中归依佛老，于是尊崇程朱，排斥佛、老二氏，坚定地以维护圣道自任。因此《定待二书》凡是文章稍微背离先儒的地方，必定涂改并作出标记；他的用意正确，立论也恰当。其他如郑峚阳的《四十名家》、韩乌程的《文室文在》、文闲陈溧阳的《名家制义》，虽然取舍有一定法则，有见识的人仍嫌它们不够醇正；可见主持选文之难竟然如此。后来的学者，对于圣贤的宗旨、文章家的宗派，大都没有听闻，却随意主持选文；甚至有些纨绔小儿，自己署上先生的称号，巧作商人模样，也标榜自己参加了参阅，请学究代作假文章，希望别人不能识破；又用钱收买乡村儿童做弟子，夸耀自己门下有徒众。取舍任凭己意，哪里知道文章的难易、美丑；随波逐流，哪里还顾得上是非？这样辗转相承，误导后学，正是使者所叹息而且深为痛恨的事情。如今除了先正和大家的文章，以及当世大人先生所选的文章以外，一概禁止刊行；书坊若擅自刻印，一定按罪治罪。十三则

译国家选取士人，第二场考试用表，第三场考试用策论（原文作“防”，疑为“策”字之误），是为了考察士子排偶文章的能力，以及通晓古今、通达事理的见识。实行日久，大家把它看成具文，于是有人连四六文属于什么体制都不知道，连策问所问何事也不知道。不是临场请人代作，就是任意胡写，以为主考官所出的策问不过如此，几次判卷也没有什么要紧。不知道四书经义只考一场，而表、策却单独考两场，难道可以把它们当作无用的糟粕而抛弃吗？排偶文章，最工整的是崔蔡，其次是徐庾，再其次是郑穆、眉山诸家，都有法度可以学习。诸位士子若能在平日写八股文时对此加以留意，那么临场时自然从容；这与临渴掘井、临战铸锥的人相比，差别将大得多。至于策问的作法，只需从经史中取材罢了。十四则 世间少有全才，人的学问各有偏长。有的人读破万卷书，却不擅长文辞；有的人长于写诗和古文辞，却不擅长科举文章。若只凭考场屋檐下的短暂时间来求取人才，途径已经很狭窄了。如今正值 崇尚文章的时代，正需要广泛寻求学问宏通、深厚雅正的人才。江南一向号称人才聚集之地，诸生中有古学优长、文采斐然、能够著述的人，是使者尤其敬重的。应当在正考结束后，另出诗赋等题目，以考察有长期学问积累的人；如果确实有出众之才，自然应当破格提升奖励。如果不出题，也不必让他们混杂扰乱正考。使者从前有杜、韩、白、苏、黄、陆六家的诗选，可以交给刻工刊刻，并与诸位士子一起订正，详细讨论。十五则 文、武两条仕进途径，国家同样重视。士人中有慷慨自许、不屑于章句，想要投身马蹄之间的人，本来应当有；但那些出身街巷、粗鄙无才、没有通晓武略，只凭戏车、扛鼎等杂技混入武学的人，也并不少见。于是十人百人聚成群体，赌博作戏；一旦失意，便借酒发泄，甚至徒手互殴，完全没有了名教的约束和诗书的气息。所以士子一旦列入武生，便被视为另一条途径，学使也厌恶这种情形。凡是一切校阅下文，以及武生一等先行约束的条目，都不在此限。如今使者替国家收取奇异人才、访求奇士，不再追问他们原本从哪条途径来；文生、武生一律平等看待，不再有所区别。但自古以来的豪杰，没有不通晓诗书、不学习礼让而能成为名将的。如果只是粗野刚暴、崇尚意气、轻慢他人，不但仕途不能达到，临事时也没有谋略，反而误了国家所托付的事情；国家对这种人有什么可取，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列入学校、交给儒师督教呢？从前戴若思年轻时没有操守，陆机劝他入学，他于是改变节操、自我勉励，成为晋朝名臣。岳飞性情喜欢野战，宗泽把兵法传授给他，他便低头读书，成为宋朝贤将。诸位学生有志于功名，必须以古人为目标，遵循使者的教诲努力实践，千万不要以武人身份自我夸耀。《江阴示诸生》科举文章这条道路，根本在于六经，出入于诸子、史书，以仁义礼乐的学说为标准，并且沉潜反复地研读唐宋大家的文章，以求符合圣贤的旨意，卓然形成一家之言。没有雷同抄袭、穿凿割裂、堆砌琐碎辞藻而可以成为科举文章的。使者初到江南时，颁布教条，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些。后来考察上下江各属，每到一处便到学宫拜访诸位士子，又当面教导他们如此，由此可知使者所崇尚的是什么。至于刊刻考试文章，是为了鼓励作者；同时也担心诸位士子沉溺于旧习、见识尚未确定，所以特意选择其中最好的刊示给大家，使大家知道使者所崇尚的是那些文章，而不是其他。并不是想让诸位士子逐句模仿、逐字摹拟。近来巡行考试各属，看到有人剽窃试卷，敷衍成篇，甚至生硬地割取字句，强行模仿声调；把天吴、紫凤之类的华丽辞藻颠倒杂糅在粗布短衣之中，又把冷炙残杯杂放在大官的宴席上。姑且不论所剽窃的文章一定写不好，即使写得好，也正如已经滤过的酒糟、已经吃过的甘蔗，其中哪里还会有滋味呢？文章心思的变化，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世上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天下人都认为美。然而不能人人都像毛嫱、西施那样美，却终究不至于令人厌恶，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面貌。如果因为自己的面貌不美，便戴上一张假面，去装扮成西施、毛嫱的样子，即使把姿态容貌做到极其妍丽，人们反而会厌恶他，何况所模仿的未必真是西施、毛嫱呢？因此使者主持考试以来，这类文章一律列为劣等；上江各郡都是如此，如今已经推行到下江了。下江的文笔本来很高，苏州、松江二郡又是下江之中的佼佼者，按理不应有剽窃割裂来作文的事；但恐怕有人受到传闻迷惑，以为使者真的喜欢这种文章，便借此迎合，这实在不可。使者所遵循的是六经，所学习的是诸子、史书，所尽心用力的是仁义礼乐之说和唐宋大家的文章。至于雷同抄袭、穿凿割裂、堆砌琐碎辞藻，简直如冰炭不能相容一样。诸位士子应当明白这一点。《黔墨序》从前欧阳公评论文章，他为苏轼作序时说：“革除了五代遗留下来的风气。”

译为郑荀作序时说：“应当以正确的人为老师。” 至于他为曾巩秀才作序，又极力批评主考官的尺度不足以衡量天下杰出卓异的人才。欧阳公的议论就是如此。我曾经奉行他的学说，在大江南北考校士人；当时试卷刚刚公布，四方观看的人都说风气为之一变，但矫枉过正的讥评也随之兴起。欧阳公凭文章享有盛名，主持贡举，所取的又都是天下士人，尚且免不了遭受世人议论，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理解我的人和责怪我的人，大概都是悠悠众口，各占一半罢了。只有我的朋友、西浙的徐子华隐，眼光明白、见识坚定，不被世俗的取舍牵引；他不远数千里寄送书信往来，徘徊追寻、反复赏析，与我对于这件事的始终看法完全相合。从此以后，我忙于风尘事务，也就收敛目光、堵住耳朵，不愿再谈文章之事了；文章实在太难了。虽然如此，大江南北一向号称人才聚集之地，那些研治诗书、携带笔墨而来的人，就像进入五都的大市场，满眼都是美玉琳琅，美好事物多得收不尽；但要把同样的话说给像弹丸之地、荒僻角落、说鸟语、执木棒的黔地人听，却又难了。我任贵州巡抚以来两年间，每逢劝农讲武的空闲，便召集诸生考察他们；又在武乡、阳明二祠旁结茅盖屋，为诸生设置闭门读书之所，供给他们饮食，给他们分等考核，看到他们聪明质朴而有文采，进退揖让，很有礼仪；他们的文章能够磨炼、洗去时习，以经史为依据，有体制而且值得观赏。像管子、遴黄子之骖、李子绅、周子国栋、许子文魁、徐子时成等人，都是所谓杰出卓异的人才，是振兴颓靡风气、恢复大雅传统的人才；与大江南北相比，实在并不逊色。我曾经举出他们给别人看，说：“黔地士人能够如此，可惜没有让华隐见到。”华隐知道我身处夜郎天边、蛮烟瘴雨之中，却还总是挽起袖子下车，大谈文章。庚午年，华隐奉命主持考试，并且比我晚五年与李君一同来此，我于是深深为黔地士人感到幸运。发榜以后，我平日所防举的人才一下子全都收取了；在《苹鹿》三阕之后，我与先生握手大笑，堂下的官吏左右站立，从旁观看，个个睁大眼睛，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世俗评论文章，大多以柔弱浮薄为风气；那些积习成风、束起书本不看的人，揣摩时下声调，以求迎合主考官，众口一词，步调相同，放眼望去尽是黄茅白苇。作者固然鄙陋浅薄，主考官果然又以鄙陋浅薄的见识取士，风气日益败坏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件事关系到社会风气和人心，并非小事。何况我朝平定四海，崇尚儒术，即使相隔万里山川，也无不家家弦歌、户户诵读，明白圣贤仁义的学说和学问传授的源流；若没有合适的人掌握选拔人才的权柄，绝对不可以。如今得到华隐掌握权柄来衡量黔地士人，黔地士人因此得以全部显现出来。圣明天子用人的明察，学士大夫遵循古道的努力，难道是偶然的吗？因此想来，我在黔地考核士人，不过是采集风俗、访察民情，驱车来到江上，并不是掌握选拔人才权柄的人。珠玉兰芷平日在我眼中，即使没有人来把它们收取带走，也就罢了。然而今天黔地士人能够获得幸运，是因为我与华隐对于文章的看法始终相合；能够深思其中缘故的人，自然会明白。抚今追昔，想起自己在大江南北坐在讲席上、带领学生讲学的往事，恍如昨日。即使我奉行欧阳公的学说而受到讥评，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江南武乡试录序》臣是山左的鄙陋儒生，恭敬地承受 皇上破格提拔，出任江南巡抚。接受任命那天，我乘一辆车到达官署，向所属地区的官吏百姓宣布圣天子的德意。事情办完后，恰逢丁卯年武科乡试，按例由臣主持考试。因此定期入省，心怀如临冰渊般的谨慎，早晚不敢懈怠。因为替国家选拔人才，不敢不周详谨慎。于是臣把学使录送的三千八百一十名武生集中在第一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并兼试技勇；第三场考试策论（原文作“防论”，疑为“策论”）。按照定额，录取合格者一百六十二人。撤去帘幕后，把策论题目和武举姓名汇编成一册。臣为它作序如下。臣曾诵读《诗经》，因而对先王盛大地选拔人才之事有所感触。先王因得到贤才而喜悦，有《南有嘉鱼》诗；因得到贤才而欢喜，有《南山有台》诗；因培养人才而喜悦，有《菁菁者莪》诗。当时在位者得到人才，风雅诗篇接连出现。然而《兔罝》歌咏贤能之材，却独独称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干城”，为什么呢？解释《诗经》的人说，《兔罝》所写的是鄙事，武士不过是卒伍之人。能够在鄙事中知道尊敬，在卒伍中又喜好德行，然后才能使贤才众多，教化大为成功。古代选取士人的方法，文武并不分开：在庠序中培养他们，在泽宫中考试他们，教他们诗书歌诵和礼乐的大道，训练他们俘获囚徒、割取敌首、射箭、驾车等具体技艺。所以那时的人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平定祸乱。所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说的是文才；“武夫洸洸，经营四方”，说的是武略。先王平素培养他们有根基，教育他们有方法，选取他们有制度，所以盛况如此。后世选士之法多次改变，文士凭帖经、墨义取用，武士则凭戏车、扛鼎取用。这关系到人才进退得失，不可不赶快讲明。我 皇上创制立法，远远超过三代；设立科目选取人才，最称得上得人，却仍认为武臣不学习，终究只是粗疏之才，于是下诏要求他们在军旅空闲时带着书册读书，通晓经史，诵习 圣谕十六条，使他们懂得忠孝的大节；而隶属于学宫的武生，也都能够感激奋发，努力达到要求。符合皇上的心意。因此臣等所取的士子，都文质彬彬、儒雅有文，内在资质与外在文采兼备，都是我皇上长期教养、鼓励的结果。只是臣是什么人，竟能参与这盛典？唯有撰写这篇文章 来宣扬圣德，使远近之人共同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欢欣，并勉励将来，这也是臣职责中应当做的事。臣庸碌浅陋，没有才学，曾经凭毛氏《诗经》考中进士。私下想依照《诗经》作者寄寓讽谏的义旨，诵读《兔罝》三章，用来庆贺得到人才，可以吗？

译《贵州武乡试录序》庚午年，按例应当在乡里选拔士人 国家科举制度的典章，与文科同样重视。臣学识浅薄、见识平庸，担任主考，怎敢不周详谨慎、恭敬奉职，以仰承我 皇上选拔远方人才的深意，臣只是按规矩在乡里贡举士人，遵循旧典，鼓舞人才。周礼所说的六德、六行、六艺，把士人提升到乡学中培养，其中并不包括军旅之事。到了后来，人才日益增多，研治诗书、携带笔墨的士人，无不从容往来于泮宫，周旋于儒师讲席之间；而张弓执箭、雄赳赳气昂昂的人，也都能够交错在其中，摩肩接踵地排列。若不是按名册呼名，就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文武两途于是合而为一。正因为合而为一，所以三年一次的大比，先衡量文章选取士人，文事结束后才开始武事。文科按例由朝廷派遣京官主持考试，武科则由巡抚主持。臣能够主持贵州武乡试，是一种荣耀的遭遇。臣请谈谈射箭。弓箭的制度始于黄帝，设侯行射的典礼见于《虞书》。杜佑说：“士人所学的技艺，以射箭为首。”马融认为箭靶的鹄在正的里面，贾逵认为鹄在正的外面。乡射、燕射、宾射、大射各有不同，驺虞、貍首、采蘩、采苹各有节奏，这些难道仅仅是形式文章吗？射箭是用来观察人的德行的；由此兴起贤能、选取良士，正是射礼的根本意义。《诗经》说：“决拾已经整齐，弓箭已经调好。” 这是取其技艺精湛；又说：“射出那只小猪，射死这只大犀牛。”这是取其力量强大。向来技艺精湛的人命中必多，力量强大的人射程必远。如今考试士人，骑射中增加三箭为四箭，步射以八十步为射靶的标准，正是这个缘故。射箭考试结束，又考察他们平生所学，求取全才的意义就在这里。学问尚未优长，即使能射穿铠甲、使箭镞没入羽毛，终究不是通才；学问已经成就，能够谈礼称诗，又不辱没将帅的谋略，像鹳鹅、鱼丽这样的阵法应当熟悉，地利人和、战术谋略也必须全都通晓。孙武、吴起的学说详见各家注释，李靖以自己成为只讲章句的儒者为耻，尉缭的学说近似商鞅，穰苴的兵法承袭司马氏。三略讲的是根本道德，传自圯上老人；六韬多讲权谋，传自渭水之滨的尚父。士人能够广泛贯通群书，博通经史，对它们融会贯通、灵活变化，深刻明白学问的源流，清楚忠孝的大义，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不断出现，贤才之路才会光明昌盛。考试士人的策论（原文作“防论”）用意，正在这里吗？臣用这个标准衡量黔地士人，希望策论考试能够有所适当。黔地士人为什么能有今天呢？贵州是夜郎的偏僻土地，处在荒远的边服之地。自从战乱以后，免除租赋，放宽徭役，农民勤于耕种，商人在店铺里安居，凭文章入选的士人文质彬彬、人才济济；而登记在博士名下的武生，没有不感激奋发、想着入学求进的。因此文科榜上得到人才二十人，臣所取的武士也同样是二十人，全都出自我 皇上的仁德渐渐施行、义泽广被，安抚柔化、涵养浸润人心的力量深厚。臣因此召集诸位士子告诫他们说：“你们诸位士子，不要只以武人的身份自我夸耀。你们应当磨炼光彩、洗濯品行，脱颖而出、淬炼锋芒；用名节自我勉励，用道德彼此砥砺，用学问互相规劝。还要深厚积蓄才力，熟习技艺，期望将来成为儒将、名臣，用来报答朝廷。你们诸位士子，难道可以忘记这些吗？”臣又是什么人，竟能参与这样的盛典？不过是率领诸位士子一同勉励罢了。《策试录后序》丁丑年，按例考试天下士人 皇上命臣赐履、臣英、臣琠、臣雯担任正副考官。臣雯是山左的鄙陋儒生，回顾自己荒疏浅陋，身居掌管国家法禁的副职，辅佐教化又怀有惭愧，加上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越发害怕不能报答任用。接受命令那天，携带笔墨跟随前往，这是臣的荣耀。恭逢盛典，能够在简短篇章中扬言陈说，臣私下感到幸运。这一次任职，臣的事业大概处在《泰》卦初爻的位置。欣逢圣天子文明和乐、长久施行教化而成就太平的时代，天下人才像茅草相连一样汇聚，难道正在今天吗？臣私下想到，今天选取士人，大概凭的是文章。士人所写的文章，不过是几寸长的试卷罢了。在极细微的篇幅之间，要由华美的文辞考察实际内容，像照镜子一样探究本源，在片刻之间辨明黑白，在掌握之间分清淄水和渑水，实在难以言说。臣凭什么才能不辜负任用，怎敢不战战兢兢？文章是用来阐明经术的。经术修明，通达治国之体，才可以称为文章。汉代的儒者专门研究一经，立说多达百余万言，都列入学官，由太常掌管；他们各自发挥平生所学，使之施行于当世。因此他们所讲的经学，通达而适用于实际。后来的儒者墨守成说，经学注解彼此没有区别，文章徒有文饰，实际作用迂阔；这还称得上阐明经学吗？选取士人的人又凭什么来鉴别他们呢？然而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譬如在洞庭的废墟上奏乐，必定要合乎律吕，否则钟磬丝竹就不能和谐发声。像在矍相之圃考察射箭，必须射中端正的鹄的，否则箭矢密集如云，也不能算入选。今天我们鉴别诸位士子，依据圣贤经传的旨意，以仁义礼智忠孝的学说为根本，运用唐宋大家精深雄厚的气势，表现为盛大光明、昌盛奇伟的景象；这正是科举制度的律吕、衡量人才的鹄的。选取士人的道理，确实不外乎此。至于诸位士子的文章，是你们拜见献纳之前的资本，也是将来做官者应当具备的仁义廉洁之德，难道不重要吗？诸位士子登名仕籍，出则可以治理一州，入则可以参与兰省政务；在功名事业的关键处，能够先选择正道、坚定志向，老成持重、明白治国之体的，是上等；卓然有清正节操、不随波逐流欺骗虚伪的，是次等；喜欢生事、贪求名声、乖张浮薄的，是下等。如今看诸位士子的文章，大多能够以道德为根本，阐明经学，不寄托于空话，不流于迂阔；用在当世，必定议论通达明白，行为才能纯正完备；同时能够磨炼廉洁操守，以自身风范显示官场准则，端正内心而趋向公正，奉行职守周密，以治理政绩取得实际成效，上报 朝廷以中正诚信之道，出力辅佐太平之世，难道都可以从文章中检验出来吗？这样一来，人才如茅草相连、汇聚而出的典礼，就会在君臣交泰的盛世中实行，历久而更加光明。美好啊，盛美啊！

译《李大司徒寿序》当代士大夫祝福称颂、表达道德声誉，大多只是拾取别人说过的话；挽起袖子，恭敬作揖，张设寿筵祝寿，丝竹间杂奏起，宾客饮酒至醉，费尽力气求取文章，拼凑家常话来夸张虚饰，用来写成应酬文章。他们引用洛社耆英、绛县老人，说什么寿命无穷、年高德劭，甚至有人拿玉笥金简、安期生、羡门子的说法来进献。堂上的主人毫无惭色，堂下的宾客、随从、属官，大都只是有眼睛有双足的普通人；有见识的人因此扼腕击掌，掀起胡须、整理冠缨走上前说：“这能叫祝寿吗？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把万物一概齐等来议论，就像把狐白裘反过来穿一样。”况且长寿是福分的第一项，实在难以得到。近来的士人满脸惭愧地提笔，哪里足以读书论世呢？从前汾阴善于占筮的人，总是先说人事，然后才解释卦象；我从这里可以明白祝寿的道理。我同年进士、大司徒醒斋先生，在敦牂月四日过生日，这已经是六十个春秋了。前来祝颂长生的人挤满门路，先生处之淡然，完全不屑一顾，说：“这应该用山谷的文章来为我祝寿。”山谷的诗篇多么宏大，风格多么舒展美好，就像尹吉甫对仲山甫那样。先生是江右的名门望族，又是陇西著姓，直至高祖一代就已自负声望，源流久远；从父亲司马公以来，声名荣光更加显赫。先生的根基盘结于函谷，秀美之气聚集在石阳；仿佛降下太乙之神、下临文昌之星，天地精粹灵秀的气息独独聚集在先生身上。当他还年幼、乳齿未落，豫章尚且年少时，人们已经把他看作千里马和栋梁。后来他深沉好学，研读六经、诸子、史书、《左传》《国语》和《离骚》，反复咀嚼、精心探求；他写文章，有振衣于千仞高处、睥睨尘世的气概。等到际遇通达显贵，担任史官，在帝王朝廷上从容行走，石渠阁中典诰一类的文章，挥笔便能写成；间或创作诗歌，含英咀华。他曾经替我作《轘辕集》序，对于风雅诗歌一事，反复郑重地表达了意见。他在江左考校士人时，把挽救时文的弊病作为自己的责任。那时我正好进入吴地，先生举酒细细谈论说：“衡量文章如同审定音乐。古乐已经失传很久了，万石编钟、灵鼍大鼓，其中的节奏在哪里？作者已经稀少，能够欣赏的人又少。习惯了筝笛之声的耳朵，喜欢听郑声卫声，我难道肯听诸位士子的靡靡之音吗？时文与古文在根本上没有不同。如今把贾谊、董仲舒、班固、司马迁的文章拿去覆盖酱瓿，却偏偏喜爱淳于髡、郭舍人诙谐嘲笑的言辞，这是什么道理？”诸生抱着《兔园册》一类的小册子，不知道文章的大道，我想努力追踪正始以来的传统，崇尚并奖励实学，希望你能赞同我。”我听了对他五体投地。他这样娓娓道来，距今将近二十年了。我已经老了，而先生忽然也六十岁了。我与先生有三项相同，有五项不同。庚子年秋天，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这是第一同；在大江南北登临讲席、教授学生，心怀千古，像鸾胶凤髓一样相契，这是第二同；在长流的官署中担任长官，在度支府中总领稽核事务，这是第三同。先生初次做官，便迅速登上清贵显要之位；我却只是潦倒的散官，失意无欢，这是第一异。先生既掌管国家法禁，又掌管国家教化；我却骑着破车落在后面，只能在屈原、宋玉的门下充当小吏，这是第二异。先生位居公卿，仕途接连升进，簪缨相接；我年少失父，命运困顿，只能弹铗而歌，这是第三异。先生一登上宰辅之位，成为黄阁宰相；我却仍未完成归隐之志，只能伏在槽边空自嘶鸣，这是第四异。先生有山川般的仪表神采，金石般的性情；我年轻时便不如人，老来将要白发满头，声名踪迹寂寞，几乎同秋草一样，这是第五异。如此说来，我哪里足以为先生祝寿？虽然如此，我们相交四十多年，我长期熟悉先生，深知先生的深微之处，除了我还有谁足以为先生祝寿呢？先生为人，气度深沉如渊，体格挺立如山；喜悦不伤阳气，愤怒不伤阴气，遇到一切如蜗牛争斗般的琐事，都把它看作浮云来去。他敦厚如未经雕琢的朴木，旷达如空旷的山谷，根本在道德的修养；精神日益充足，形体日益坚固，这就是长寿的道理。汉阴丈人的话说得好：“有机巧事务的人，必定有机巧的心。机巧又哪里可以使用呢？”有人耗费心思、刻凿骨髓，早晨规划、晚上筹谋，一瞬之间都害怕有所遗漏。处理事情时显得苟且，和人说话时虚浮轻率，气势当前还自鸣得意；但那种虚空的姿态、浮游的声响，早晚之间便寂然消散，这就是所谓朝生暮死的菌、槿花。先生却像松柏一样，姜尚八十岁，卫武公九十岁，他们也不过是轻易取得上寿罢了。从前有人说，福气像水，道德像器皿；拿小瓶灌水，超过一勺就会溢出；若把河川湖泽当作酒杯，水深广而蓄积无穷，哪里还有边际呢？先生的福气，就像舀取大海来灌注。今后先生进则位列三公，退则成为更老，白发苍苍，巍然如鲁国灵光殿一般；先生的子孙也都风采翩翩、才华秀美，接连着衣襟出来，真是美好而盛大啊！我提笔写成这篇序，并没有华丽的辞章；世上那些拾取别人余唾的人，应当咋舌退去了。

译《寒绿堂读诗定本序》诗的道路广大啊！上自汉魏齐梁以前，休文、彦和等人所说的，已经低于这个境界。唐宋元明千百年间，诗人诗作如繁星排列在天空、孤霞托着太阳，却从来没有人把它们鳞次编成一部书，区别正声与变声，厘定升降的缘故。诗道到了今天，想求得篇章的光泽、文采的林薮，哪里还能够得到呢？虽然如此，钟嵘的一部书，皎然还要讥评它；郑玄笺注的光彩已经消磨，匡衡的声音也已寂静。聚集千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做成裘衣，优秀工匠也独自辛苦，成就篇章实在不容易。世上即使有袁豹，也不过把诗篇交给洛水之下吟咏罢了。试着谈谈这些：三百篇最初从哪里来？《古诗十九首》难道就已经是末流了吗？世人说五言诗起源于《行露》《沧浪》，歌行起源于《黄娥》《▯戚》；陶渊明以应璩为本，李陵以屈原为基。像井中之蛙、裈中之虱那样的见识，难道能有恰当的判断吗？唐代太原公子年少从军，堂堂然攻城临垒；有人说这是孙武、吴起神灵传授，或许确实如此。平阳柴氏的主人，混杂着众多奴仆宾客，统率七万士兵，开设幕府，与秦王击鼓进军、张旗而行，声势如风驰电掣。千年以后，还能想见清渭映照着他的军容。神尧父子为之动容的时候，这大概就是另有非凡才能吧。诗也是如此，所以诗道广大。我的见识浅陋困顿，思路狭窄鄙俗，言语既没有雅正的声调，也不能作文；何况资质极其迟钝，晚上点灯通读，到了清晨便忘记，只好勉强厕身于诗人之列，想从纷乱杂陈的篇章中抽取精妙的实质，却是挽回时用不了一寸力，推移时反倒退后一尺；俯仰今昔，谈起来实在令人伤感。回想三十多年来，诗稿像龟须兔角一样，现存的卷帙，大致仍像齐丘之于谭子、郭象之于向秀，真如南箕北斗，半数出自蜡泽栀黄之类的加工，这也正是鞭打贾岛般的羞惭。我已经衰老了，再没有悬绳入海、凿山搜寻宝藏的力气，只好重新编录旧稿，用来代替鼓吹之声。躺在青峰的茅屋里，供老人消磨岁月。偶尔挽袖读诗，不是陶处士的作品，就是白香山的诗吗？秋日清爽时将要游历历下，也带着誊清的稿本同行，不妨与大腹鸱鸮寄托在车驾之下。癸未七月题。《古欢堂集》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