呉文正集卷十七

译《切韵指掌图节要序》。声音所用的三十六字母，古已有之，但俗本流传讹误，却没有人加以订正。“羣”应当改作“芹”，“非”应当改作“威”。“知、彻、牀、娘”四字应当删去，“圭、缺、羣、危”四字应当增加。乐安陈晋翁根据《指掌图》编成节要，卷首有《切韵须知》。在照、穿、牀、娘下注说：“已见于某字母之下。”在经、坚、轻、牵、擎、虔之外，另列扃、涓、倾、圈、琼、拳，这说明哪些应删、哪些应增，已经很清楚了。晋翁纯厚笃实，勤奋好学，到老也不倦怠，哪里是那些顺从俗说、沿袭讹误的人所能相比的？所以他的著述能有这样的见识；而我写下这些话，也是因为知道可以同他谈论，所以才同他说。《新编乐府序》。《诗经》和《楚辞》的变化，到乐府长短句时达到了极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品不断传入耳中。午窗下坐得困倦，梦游钧天，忽然听到这种声音，便为之猛然清醒而起身。善于作诗的人精妙地选择，手笔尤其精妙。这个人是谁？是清江严以仁。《运气新书序》。天地阴阳的运行，往来交替、前后相续；木、火、土、金、水有始有终、终而复始，像圆环一样循环，这是六气相生的次序。岁气从子时中点开始，到子时中点终止，所以称为冬至；子时的一半就是天心，运行从未改变。子午年从冬至开始，先运行燥金三十日，然后交接给寒水，依次到相火，每一气各六十日，共五气；到小雪以后再运行三十日，重新归于燥金。丑未年从冬至开始，先运行寒水三十日，然后交接给风木，依次到燥金，每一气各六十日，共五气；到小雪以后再运行三十日，重新归于寒水。寅申年以下也都是如此。这样经过六十年乃至千万年，气的次序相互生成而没有间断；并不是小寒末尾无气可交接、大寒初始无气可承接，隔越一气而不能相续，然后把大寒截断作为下一年初气的开始。这是造化的奥妙，《内经》秘而未发，启玄子也有所缺漏而没有说出，近代杨子建开始推演而得知。医家关于运气的学说，只有《阴阳大论》七篇完整保存；启玄子取它来补充《内经》，但医家能够探究到其中究竟的很少。邓焱景文通晓儒家书籍，精通医术，为人纯厚谨慎，专心求学；他推演阐释七篇大论，分条分类，题名《运气新书》，经文和注释的义理搜集得没有遗漏。凡是著书想要阐明运气的人，没有谁能像这样完备而详尽。我又根据杨氏的推演，特意把古代圣贤尚未揭示、尚未说明的奥秘表明出来，写在这部书的篇首。邓氏这部书流传于世，也可以说不会有丝毫的缺漏了。《黄养源诗序》。自《诗经》的风、骚以来，只有魏晋五言诗最接近古风；到了宋人，变化已经很细微了。近来学习作诗的人，很有一些知道这一点，却往往搜罗模仿得过分，声调辞采极像古人，却失去了自然。黄常养源的诗清新而淳厚，正在不断进步，应当和世间那些学习魏晋诗的人有所不同。然而养源年少而有志，他的学问难道只在于精工作诗吗？我所期待他的，正在诗之外而不只在诗本身。《淝川书塾序》。淝川书塾，是旴江人包淮仲邳为自己的读书塾所取的名称。包氏家族自赠太子少师克堂公以来，早年就在朱、陆二位先生门下求学；资政殿学士文肃公考取儒科，进入政府，在文学、政事方面都成为一代人的师表。包淮是文肃公的曾孙、少师的玄孙。他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也可以成为有声望的人。于是追溯自己的来历，取龙图孝肃公发迹之地作为书塾名称。包淮的志向很远大。过去周子家居舂陵却称汝南，朱子家居建安却称新安，都是不忘本源。它和太公受封于齐却不忘周朝，是同一个意思。这种心意，哪里是庸俗儒生所能理解的？仲邳年少而才俊，博通古今。从文肃公上溯到孝肃公，文学、政事的美德，本来已经不必再向别人求取。又充实并扩展自己的成就，继承朱子、周子的学问，那么包氏世世代代都会有人才，也将使先祖增光。仲邳，努力吧！《杨桂芳诗序》。清江杨桂芳精于词赋，又善于歌诗，诗作非常淳厚优美。然而桂芳的才华和年龄一同增长，他并不是山泽间枯槁避世、田野中闲散空旷的人。他应当由词赋进到歌诗，由歌诗上达屈原、风雅、颂的境界；声调要传达它的声调，内容要充实它的内容。这样，作为儿子就会孝顺，作为臣子就会忠诚；治理政事可以用官职来表达，也可以使诗成为真正的诗，大概就应该如此。难道只是吟咏风花雪月，像如今所谓的诗人那样罢了？我将等待你的成就。《周立中诗序》。自从进士科的学业被废弃以后，有才华的人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巧思，往往寄托在古体诗和今体诗上。然而稍微有些才能，就自负地说：“我能作诗，这就够了。”哪里知道士之所以成为士，还有超出诗歌之外的东西？豫章周逷立中性情纯谨、才俊秀美，能够学习进士业，又能作诗。他所作古诗可以逼近魏晋，律诗可以达到唐人水平。世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经以此自满了；立中却不是这样。假如他继续努力，就会知道根本并不在诗上。我因此赞赏他的见识，而不只是称美他的才华。才力所能达到的境界，大概已经很难得；而在才力之外，还一定要有新的领会。希望他能把这一点告诉我。

译《运气考定序》。邵子说，《素问》《秘语》一类著作，已经得到运气学说的道理。郓城曹君大本彦礼父喜爱邵子的书，尤其深入研究《素问》《秘语》中关于运气的学说，汇集《大论》三卷、《秘语》七卷，也很勤勉了。我乡里有一位医士邓氏，编写《运气新书》，与此相近而略有不同，我曾为它作序。唉！世上谈论运气的人，大都把每年大寒节看作本年六气的终点、来年一气的起点，认为终始交接之处隔越一气而不能相续。我曾对此感到疑惑，后来看到杨子建《通神论》，才知道这种说法已经先于我提出。彦礼父喜爱邵氏之学，我请用先天、后天卦位来说明它。风木，是冬春交接之时，在东北方位，属于艮、震；君火，是春夏交接之时，在东南方位，属于震、巽；相火，是正值夏季，在正南方，属于离；湿土，是夏秋交接之时，在西南方位，属于坤、兑；燥金，是秋冬交接之时，在西北方位，属于兑、乾；寒水，是正值冬季，在正北方，属于坎。这是主气固定分布的位置。地之初气，即从子中到丑中，属于震；地之后气，即从丑中到卯中，属于离。天之前气，即从卯中到巳中，属于兑；天之中正气，即从巳中到未中，属于乾、巽；天之后气，即从未中到酉中，属于坎；地之前气，即从酉中到亥中，属于艮；地之中正气，即从亥中到子中，属于坤。这就是客气加临的次序。主气中的土位于两个火之后，客气中的土运行在两个火之间；终在艮、始于艮，是后天卦位；始于震、终于坤，是先天卦序。世人把岁气起于大寒，似乎符合后天“终艮始艮”的文义，实际上却不是。杨子建把岁气起于冬至，正好契合先天“始震终坤”的意义。子午年的冬至从燥金开始，在丑中生寒水；丑未年的冬至从寒水开始，在丑中生风木；寅申年从风木开始，卯酉年从君火开始，辰戌年从湿土开始，己亥年从相火开始，全都以子时中点为起端，六气相生，循环无穷。难道每年都要在传承交接之际发生间断吗？既然如此，那么“终始于艮”只能用来说明主气所居的位置，不能用来说明客气运行的次序。彦礼父对于经传中已经说过的内容，搜集得很详尽；唯独这个说法，是古今尚未揭示的，我冒昧为他诵述出来，以补其遗漏。彦礼父天性淳厚朴实，各种书无不阅读，对邵子更是仰慕。过去司马公和邵子同时代，却把邵子当作老师来尊敬，注释《太玄》，撰写《潜虚》，笃志求学，清心修养。我们彦礼父的资质，难道不可以同他相比吗？我有幸与他相处，在国学中看到他的书，于是为它题写了卷首。《伍椿年诗序》。诗根本于气，表现为语言。伍椿年是既有气又有言的人。作诗应当精工，又应当借助作诗来调治自己的气、审察自己的语言，使气息调和、语言有法度，那么诗便会逐渐接近古诗。他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钝，深得诗道的人就是这样。古代的教法如此，我将通过观察你的气质、考察你的言语，来验证你的进步。《石晋卿易说序》。上古圣人创作卦象，以先天之理为体，完备于八八之数；创作蓍草之数来教导百姓，其作用推演于七七之数。八八的卦象根本于一，而一没有具体形体；七七的蓍数开始于一，而一不直接使用。把卦象和蓍数合在一起，就叫作《易》。中古圣人以卦为体、以蓍为用，作彖辞，作爻辞。那些辞句虽然是为占筮而设，但其中的比拟、推议，义理无不贯通。把它推演开来实行，难道还能只说是占卜吗？秦汉以后，拘泥于术数的人浅陋，演说辞义的人浮泛，《易》的道理于是晦暗了。到了邵子，极力探究卦、彖、蓍数的根源，《易》的道理才大为明白。自孔子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但对于文王、周公的辞句，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至于程子的传注，则依据文王、周公的辞句，发明真实知行、实践义理，推而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当和三代圣人的《易》合为四家之《易》，不能只以一般传注来看待。从前孔子将近七十岁时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我最终就可以用来学习《易》了。”这部经书难道是容易学的吗？主簿傅君把他的老师石君晋卿所著《易说》拿给我看。我读后，很欣喜它说理恰当、解说卦象精妙，大概石君对于象学、理学都曾用心研究。世上那些剽窃、搜集零碎材料来作解说的人，哪里能赶得上它的十分之一？听说石君双目失明。古代的盲人担任乐师，是因为他们能够专心而不分神。音乐只是一种技艺，《易》的道理哪里是一种技艺所能相比的？盲人而成为研究《易》的老师，或许正因为外物不能进入他的视听，内心境界常常虚静，所以能够如此专精吧？有人问：“你对《易》的理解和石君不同，这是为什么？”我说：“我是补充朱熹义理的人，石君是扩充程子传注的人。你解释卦象，我也解释卦象，那么都是程子、朱子没有说到的地方；虽然各有不同，但各自所说本来都有恰当之处。我怎么敢因为自己的说法未必正确，就废弃石君正确的地方呢？”

译《虞舜民礼学韵语序》。古代教育儿童，孩子能够吃东西，就教他怎样吃；孩子能够说话，就教他怎样说，为的是使他懂得区别。又教他和别人分开居处，为的是使他懂得谦让；又教他敬重年长者，顺着他的良知良能加以引导，而还没有涉及诵读。教他计算，教他方位，教他日期，又教他读书、学习计算，学习礼仪，等到已经辨识各种名物，也仍然不是专门从事诵读。弟子的职责，是孝、悌、谨、信、爱、亲；把这些实行得有余力，然后才学习文章。如今世上的儿童刚刚会说话，只不过教他们诵读罢了，这同古人的教育相比怎么样呢？然而古人难道废弃诵读吗？戴氏所记载的《曲礼》遗文，句子有三言或四言；管氏书中记载《弟子职》一篇，句子有四言、五言或六言，都是韵语，句子短而音调和谐，大概是取其容易诵读、便于儿童学习。古书残缺，教法失传，民间教育孩子，大都先用周兴嗣《千字文》、李瀚《蒙求》启蒙；诵读虽然容易，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士大夫家有时知道它没有用，便舍弃不教。儿童刚开始学习，就突然传授《小学》《孝经》等书，字句长短参差不齐，往往不能逐句教授；教的人强行拔高，学的人苦于艰难，又怎么能使他们乐于学习呢？程子曾想作一篇《诗》，大略说明教儿童洒扫、应对、侍奉长者的礼节，可惜没有写成。陈氏五言《礼诗》接近这个意思，但还不完备，君子对此感到遗憾。江东虞舜辑录古代经传记载，编成《训补》并把这些内容缀合进去，裁剪整理成篇，题名《礼学韵语》。其中所讲的事情很完备，文辞也雅正；程子没有涉及的、陈氏没有详说的，一下子全都具备而没有遗漏。又有《名数韵语》一书，与它相辅而行，既不是《千字文》《蒙求》那种无用的言语，又没有字句长短不齐、难以诵读的弊病；反复诵读而熟练掌握，以此逐步深入，进而考察全部经书，难道不能说它对初学者有功吗？他的用心多么仁厚啊！舜民年过五十，求学的志向更加坚定；他的老师谢氏是有节义的人，他所受的学问熏陶，大概是有来由的。《庄子正义序》。《庄子》所讲的是内圣外王之学，洞彻天人之理。遭逢世道混浊，便用放达的言论和诙谐的笔调来玩世。他这个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他所写的书也不容易理解。魏晋以来，注释《庄子》的何止几十家；虽然深浅高下各不相同，但大体都是用自己的见解来解释庄子，而不是用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庄子。玄学讲师侯大中，是蜀地人。他淡泊朴素，喜爱《南华经》。听说清江道士杜充符有唐代剑南道士文如海所作《南华正义》，便命弟子径直前往抄写带回，像得到珍贵器物一样。近来他把书拿给我看，我赞赏文氏作为方外之人，竟能独自纠正郭象玄虚空疏的弊病，并且想阐明《庄子》经世致用的意义。唉，这难道不能说是超拔于同类之上吗？天宝年间，玄宗大概曾赐见《正义》十卷。宋太平兴国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把它刻在木板上，但后来世间没有流传。讲师将要重新刊刻，所以让我叙述得到此书的缘由。至于能领会其中的意旨而忘掉言辞，豁然通达、四面贯通，进而达到南华真人逍遥游的境界，讲师自己一定知道了。《詹沂仲文集序》。乐安詹君沂仲，戊辰年参加太学考试，名列第一；在太学住了七年后回乡隐居。郡侯仰慕他的文章声名，强行起用他，让他在县学任教授。我从前在这里喜欢听他谈文章、谈当世之事，见他见识明达峻拔，言辞激越振发，英气勃勃，颇有永嘉诸君子的风范。可惜我未能看到他施展才用。你的儿子天麟收集整理遗稿，谨慎惟恐它们散失湮没，难道不是因为沂仲已经不能再起了吗？从这些文章中，还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他大概不只是才高的进士而已。《詹天麟惭稿序》。乐安詹沂仲，过去参加考试，补为太学诸生，名次居天下第一。他雄健的文章、高远的议论震动一世；他的儿子天麟能够传承家学，既有诗又有文，这样一来，沂仲就不会亡失了。《象山先生语录序》。青田陆先生的学问，不是可以靠语言传授、靠语言学习的，也不是可以只从语言中求得的。旴江旧有先生语录一册，其中所记录的内容深浅不一。这部编本的开头，是他的高足弟子傅季鲁、严松年所记录的。澄恭敬地读它，觉得先生的道如同青天白日，先生的话如同震雷惊霆；即使相隔一百几十年之后，仍仿佛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先生。杨敬仲的门人陈埙曾在贵溪象山书院刻印此书。至治癸亥年，金溪学者洪琳又在家中重刻。乐顺携书而来，请我题记其成书经过。唉！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古今如一，人人都同样得到它；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不肖，难道会因自身丰足或贫乏而改变吗？由此可知，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自身，不必向外寻求；把它扩充充实，也不必从外面增加。先生教导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最简易、最切实的吗？不在自己身上寻求，却到别人的言语中寻求，这正是先生深深忧虑的事情。如今口头谈论先生、心里仰慕先生的人到处都是，果真有一个人能够懂得先生的学问吗？果真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先生的学问吗？唉！居处相近得如此之甚，时代相隔得如此之近，难道还不应该自己惭愧、自己警惕、自己奋发吗？不要只是把先生的学问交付给他的言语。

译《女教之书序》。女子德行的美好，以柔顺娴静、善良谨慎、坚贞自守、修身洁行最为可贵。即使天资极其美好，也未尝不需要借助教育。古代关于女子的教育，略见于《内则》《曲礼》等篇；但如今教育女子，有的教她刺绣的技艺，有的教她辞章的华丽，这都是不对的。相台许献臣搜集经书、史书、传记中的材料，摘取其中美好的言论和善行，题名《女教之书》，凡是做女儿、做妇人、做妻子、做母亲的道理，没有不具备的。女子在学习女工之余，如果能够诵读学习它，就会知道哪些行为值得仰慕、效法，哪些行为不应如此，值得羞耻、厌恶，因而不去做。它对于世间教化，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从王公直到士人、庶民，没有谁不需要贤能的内助；家庭的兴盛或衰败，往往取决于女子的德行如何，教育女子怎么可以不预先重视呢？许献臣丧亲时尽孝，任官时廉谨，他本人本来就可以成为教化的榜样，又搜集前人的言论和往事，记录在书中。假如此书所教的道理能够在世间盛行，那么闺门之内、深闺室中，人人都会被它的言语感发，受到它所记善行的熏陶沐浴，并与之相伴，甚至将使人人都具备女士的德行。不仅世上的父母能够得到贤女，做舅舅、婆婆的也都能够得到贤妇；做丈夫、做子女的，也都能有贤妻、贤母。教化形成，风俗淳厚，逐渐达到《二南》所表现的风气，大概并不困难。既然如此，这部书难道可以和朱子《小学》一书并行吗？《谭晋明诗序》。诗是用来表达真实情感和性情的。《诗经》十五国风中有田夫、闺妇的言辞，后世文士却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它发自自然，而不是刻意造作。汉魏直到今天，诗歌大体经历了多次变化，其中宏才博学的人纵横放肆，千姿万态，炼字求精，琢句求巧，用典务求切合，模拟务求相似，功力已经极深了；可是有见识的人有时反而舍弃他们，推崇陶渊明、韦应物，这是因为陶、韦不刻意炼字、不刻意琢句、不刻意用典，而性情之真更接近古人。今天的诗人，各按自己的才能有所推崇，各自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谁能真正知道诗歌正道的归宿呢？宜黄谭德生，晋代风神般的天才，飘逸而很有晋人的风致。他写诗不事造作，不事模拟，一概根于真实的性情，潇洒而不沾尘俗，几乎没有拘束局促的姿态。世上以炼字、琢句、用典为工巧的人，或许与他不相合，但我却特别喜爱他，大概因为他不是徒然学习陶、韦，而是真能进入陶、韦的境界。因此，读他的诗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若把诗和诗人截然分开，彼此遥远而不相类似，又哪里足以真正了解他呢？《刘鹗诗序》有位客人带着一帙庐陵刘鹗的诗来给我，我读了它：五言、七言古体，五言、七言近体，五言、七言绝句，共有六种体裁，没有一种不合乎诗人的法度，没有一个字不合乎诗家的声调。人的才华各有所长，学习写诗的人也各有入门之处。唐宋以来，诗人中六种体裁都能写好的人也很少，怎么能不为此赞叹呢？读完诗，又看了各人的序文和引文，才知道刘鹗早年聪慧。他二十岁已经能作诗，北走燕赵，南游湖湘等地，广泛阅览山川风俗，以此开阔自己的胸襟和见闻。他的志气卓异不凡，诗歌不凡也是理所当然的。卷首有一篇序，是他的祖父桂林翁所作。老人年过期颐，还教导孙子作诗贵在真实。他深知作诗作文的要领，并且认为应当把这种真实推行到言语行为中；这样看来，他的学问见识都有根柢，并不只是文士的见解而已。世上教导子孙能够这样的人，有几个呢？听说老人九十五岁时，人们以卫武公每天诵读《抑》诗来自我警戒的事来赞美他。卫武公固然不是容易赶上的，但《抑》诗说：“这些话一旦有了瑕疵，就不可挽回。”又说：“看看你独处内室时的表现，仍然不要在暗室中感到惭愧。” 他谨慎言语、谨慎行为，已经到了极点。桂林翁以真实来充实自己的言行，并把这种教诲留给孙子，大概也是卫武公的用意吧。刘氏祖孙，长者长寿而有德，少者年少而有才，一家之中有两种祥瑞。上天厚待他们家，必定是有缘由的。桂林翁字叔正，比我父亲大三岁，如今一百零二岁。刘鹗字楚奇，与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近，如今三十六岁。我为桂林翁长寿而高兴，敬重他如同自己的父亲；赞赏刘鹗的才华，爱护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因此写下这些话交给客人，留给刘氏。《张达善文集序》蜀地儒者张须立，是张达善的父亲，年轻时跟随金华王氏游学；王氏之学源自朱子门人黄勉斋先生。因此，凡是达善所听闻的格言和高论，都足以规范风俗、流传后世。本朝全部占有南方后，中原士大夫用四书教导弟子，争相邀请达善来讲学。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特命他担任孔、颜、孟三氏教授。邹鲁之地的人直到今天还敬服诵习他的遗训。东昌张逊谦叔得到他的文章若干卷，刻板刊行以流传。喜爱善道、乐于学习的心意，难道不值得赞美吗？达善比我大十三岁，我看待他仍如兄长。从前江东宣慰使拔不忽曾想刊行他的文章，我为书端作了序。如今逊谦叔的从子德光，又请我作序。我悲伤达善没有后嗣，却庆幸他的遗文不会湮没。后来的读书人，凭借前辈的见闻，因而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对人的帮助实在不少。这就是逊谦叔的功劳。《徐君颐诗序》【原文缺失】《吴文正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十八 元 吴澄 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