呉文正集卷十九

译《元复初文集》序 儒者把文章看作小技，然而文章哪里容易写好呢？正因为写好文章不容易，却有人反而把它看作容易。昌黎韩子也不敢这样。况且文章之所以不容易，究竟为什么呢？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没有学问、没有见识，不足以培厚文章的根本；没有才华、没有气势，不足以发挥文章的作用。这四者有一项不完备，文章难道能够纯粹完备吗？有的失于轻易，有的失于艰涩，有的失于浅薄，有的失于晦涩，有的失于狂妄，有的失于萎靡，有的失于俚俗，有的失于绮靡。所以说，写文章并不容易。学士清河元复，年轻时就凭才气负有声名，大概他从天分所得的东西不同于常人；又逐渐沉浸于群经，搜罗百家，用来增益学问、扩大见识，大多不与世人相同。后来他出仕于内外各处，办理天下事务，接触天下人物，他所凭借来增益扩充的，又岂只是纸面上的陈旧言辞而已？所以他的文章脱离了时俗流行的狭窄门径，能够追及古代作者留下的正统文章；而且不轻易却也不艰涩，明白却不浅薄，深刻却不晦涩，不狂妄也不萎靡，不俚俗也不绮靡。登上昌黎韩子的文坛，难道不应当对这个人寄予希望吗？我同他交往已久，如今他从湖广参政赴集贤学士之召，在江州同我相遇，拿出近来的三帙稿本给我看，所得比从前更多。我不是擅长写文章的人，只是喜欢谈论文章；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共同谈论文章的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虽然如此，希望我们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共同牢记韩子的话，终身奉行不变。《六经补注》序 先代圣王教导士人，用《诗》《书》《礼》《乐》作为四种学术。所谓《易》，是占筮的繇辞；所谓《春秋》，是诸侯国的史记。自从孔子赞述《易》、修订《春秋》以后，学者才把《易》《春秋》合入先王教士的四种学术，成为六经。《经》在秦代被焚烧，唯独《易》保存下来；经典在汉代重新出现，而《乐》却永远亡失。幸而没有亡失的，如《书》、如《礼》，往往已经残缺，只有《诗》和《春秋》比较完整罢了。汉代儒者专门传授经学，谨守老师的学说，并非对经书没有功劳；但圣人的本意，在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阐明。魏、晋至唐，注释义理逐渐增多；到了宋代诸儒，经学才达到极盛。程子的《易》立说，几乎可以同先圣并列；然而如果自成一书，是可以的，若作为经书注释来论，就不可以。若论经书注释，除了朱氏《诗集传》之外，其余都不能没有遗憾。后来的儒者对于那些精当之处，有时尚且不能细细体会其可取之处；至于那些不够精、不够恰当的地方，又哪里是人人都能推究出其不足的呢？我曾对此深为感慨，而可以共同讨论的人很少。蜀地儒者黄泽，字楚望，贫穷而努力求学。往年我在筠州初次认识他，今年又在江州遇到他。他读《易》《尚书》《春秋》以及《周官》《礼记》，都想为它们作补注。补注的书还没有完成，但各经已经先有辨析解释，宏大的纲领和重要的义理，彰明其大处而不遗漏小处，推究详审，确实有真知灼见。先儒旧说中可以遵从的，他都恭敬信守，不敢轻率地放纵个人臆见来相互评判。用功深厚，用意诚笃；以我所见，通晓经学的人还没有能够超过他的。晚年看到这样的著作，难道能不感到非常快意吗？楚望不轻易把它给别人看，而徳化县令王君却替他刊刻传播。我感叹赞美还嫌不足，于是借此告诫学者：大概只有对各部经书沉潜反复地研读，才知道其中用功的不容易、用意的不苟且。《事韵撷英》序 从前欧阳公、苏老泉、王荆国等人，把“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八个字分韵作诗，送别裴吴江苏，分得“而”字。他的诗说：“谈诗究乎而。”荆国就在席间拟作两篇，一篇题为“风作鳞之而”，一篇题为“两忘我与而”。满座的人都惊叹佩服。宋代以前，和诗只和诗意而不和韵；到了荆国、东坡、黄山谷，才开始把用险韵、奇韵看作工巧。大概他们胸中积蓄着万卷书，随手取用，随取随有，越出越巧，所以能够互相夸尚。假如记诵阅览的广博比不上前贤，就不能不借助查阅资料。于是便有了诗韵之类的书。然而其中往往陈腐，用起来不足以激发人的意趣。江州路教授、西蜀人张寿翁所编《事韵撷英》，删去了陈腐的字，所收都是奇险的韵。荆国曾说晏元献公用典切合，后来看到他的类稿，才知道他的用典也有来由。编纂这类书，也不是没有功劳。寿翁这部编著，可以作为作诗用韵的帮助，它的功劳不是很多吗？放置一卷在手边，那么人人都使用奇险的韵，岂不就同王、苏、黄三位大名家一样了吗？[原文“防”字疑有讹误]《活人书辨》序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我曾感叹东汉文章的气势，再也不能像西汉都城时代那样；唯独医家这部书深奥典雅，焕然具有三代文章的气象，心中很是奇怪。后来看到仲景所作序言十分卑弱，于是知道序是仲景自己写的，而《伤寒诊》就是古代的《汤液论》，大概是上古遗留下来的书，仲景只是加以编纂罢了，并不是他自己撰写的言论。晋代王叔和重新加以编次并传抄记录，误把王叔和的话杂入其中，没人能够辨别清楚。宋代朱肱的《活人书》概括汇集了张仲景的论说，书刚完成时就已经有人纠正弹劾数十条；但流传使用已久，世上的医生把它当作治疗伤寒的法令，谁还会再议论它的错误呢？龙兴路儒学教授戴启宗，字同父，读书之余兼校订医书《朱氏百问》，逐条辨析订正，凡是违背《伤寒论》宗旨的地方，全都剔抉无遗，如同法官审理狱讼文辞，一个字也必定考核，可以说非常精审。不过我私下对此还有疑问，认为以我们儒者的事情来衡量，自汉代以来，《大学》《中庸》混杂在《戴记》中，《孟子》七篇同列于诸子之书，河南程子才开始把这三部书同《论语》并列；当时只有汉、魏诸儒的注释，错乱驳杂之处不止一处，而程子竟然能够上接圣道的统绪。到了《章句》《集成》《或问》等书出现，经过一两代传承，阐发演绎更加详细严密，程氏之学本来应当有继承者。然而传授四书的学者，竟然同只会诵读辞章的儒者没有差别；书说得越明白，道理反而越晦暗。这样看来，轮扁告诉齐桓公的那番话，大概不能只看作庄子的寓言而轻视它。如今同父在《伤寒》这部书上功劳很大，却不知道果真能够给世上的医生带来补益吗？

译《脉诀刊误集解》序 医家很少读王氏《脉经》，却偏偏熟悉《脉诀》。《脉诀》大概是庸俗浅陋的人所撰写的，它疏漏错误，哪里值得奇怪呢？戴同父是儒者，却专心研究医书，刊正《脉诀》的错误，又汇集古代医经和诸家的学说为它作解释。我说：这不过是儿童的歌谣、鄙俗的谚语，哪里值得劳烦博通之人的笔墨来替它删改？况且解释书籍，是因为原书高深玄奥，难道不应当借助容易明白的言辞来阐明难以明白的义理吗？如今歌诀浅近，世人能够明白，却反而援引高深玄奥的内容来作证，这就是用难明白的东西解释容易明白的东西，岂不是像奏响《九韶》《三夏》之类的音乐给聋人听，折扬、皇荂之类的声音给耳聋者听一样吗？同父说：“这歌诀确实浅近，然而医家只知道学习这一部书，私下恐怕因为这部书的错误，反而误导别人。行走时遇见迷路的人，难道能因为只呼喊一声就停止不管吗？”我考察同父这番话，大概仁人的用心就是如此；这样写书，当然是可以的。《萧养蒙诗》序 性情发于情感，就成为言语；言语出自天真真情，又止于礼义，那么一言一事都同世间教化有关。古代作诗的人就是这样，后世能作诗的人也有的能够如此。难道只是寻求声音和文采相似罢了？萧养蒙年少而才华老成，诗作清新，因此我知道可以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所以我用最高深的话来同他说。[原文“防”字疑有讹误]《省心诠要》序 道家一流中，有个叫任永全的人带着一册书来，说是《省心诠要》。我看这部书，可以警醒启发人心，可以扶助树立世间教化，确实是君子的言论。书中没有作者姓名，追溯它的来源，说是和靖处士林逋、字君复的著作。处士身处宋代国势兴盛而文教清明的时候，肥遁于山林，不被俸禄利禄所动摇，他大概属于隐逸之士、卓异品行一类吧？如今人们不过吟诵他的诗，赞叹其语言清雅罢了。从前范文正公到他的庐舍拜访，赠诗给他，有“风俗因君厚”一句。等到他去世时，还因为遗稿中没有《封禅书》而感到庆幸。后来亲自听闻东封之事，知道天书是矫饰欺妄；即使堂堂的名儒，也不免阿谀顺从，大概是不愿接受这种行为，却又难以明言，于是把心意略微寄托在临终的言辞中，哪里只是以司马长卿为耻呢？品行如此，见识如此，言论可以流传，本来就应当如此。我不能确定这部书果真出自林逋，但因为它有益于人，能够尊重它、信守它，使之流传后世、善化世人，这确实值得称许。因此替它写在篇首。永全是升人，字玄静，年轻时学习儒学，所以能够这样。《清江黄母庆寿诗卷》序 清江镇黄伯原的母亲七十八岁，黄伯原举杯为母亲祝寿。远近听到、见到这件事的人，都作诗来颂扬。哪一个做人子女的不会为父母长寿而高兴呢？然而七十岁的年纪，世上常有；年高而儿子多，儿子多而且又贤能，却是世上难得的事。鲁国史书叙述周代有八位士人，解释者认为这是记载善人众多。古代才子，有八恺，有八元；记载者却独独留意于八士，为什么呢？因为八恺同出于高阳氏，八元同出于高辛氏，各自都有父母，并非一人所生；八士则是一位母亲生了八个儿子，这才是可贵之处。旧友蔡仁杰把黄母庆寿诗卷给我看，我本来就为她年高长寿而高兴，尤其为她有许多贤能的儿子而高兴，于是替诗卷题写在卷首，这也就是《鲁论》记载八士的用意。虽然如此，七十岁有八个儿子，八十岁有九个，九十岁达到期颐；母亲的寿命越高，儿子的贤德越进步，这样才可以说没有辱没自己的出生。[原文“防”字疑有讹误]《书传辑录纂注》后序 自从《乐经》亡失以后，流传于世的经书只有五部：《诗》《礼》《易》《春秋》《书》。它们虽然不能说没有缺漏和错误，但都不如《书经》严重。朱子曾想作《书说》，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门人曾请他解释《尚书》句义，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是因为阅读时有所疑问，便不敢轻易改动吗？他订定蔡氏《书传》，只写到“百官若帝之初”便停止了。其他篇章的文义，虽说承受了老师的传授，但到了《周书·洪范》以后，渐渐觉得疏略脱漏。老师的学说很明确，却有些没有采用。难道是著述尚未完成，后人加以增补的吗？还是草稿已经粗略写成，却来不及修改呢？《金縢》不回避郑玄的说法，孔子的意见却明明白白。既然在选择取舍上已经迷失，又同朱子的《诗传》《文集》不相同。然而说“鸱鸮”取卵破巢，是比喻武庚败坏管叔、蔡叔和王室，这又同《诗传》一致，却同上文周公避居东都的说法互相矛盾。一篇简短文字之中，前后抵牾竟然如此。为什么“召诰”“洛诰”二诰，朱子的说法都具在，却不承袭传文呢？所以我非常怀疑，《洪范》以后，已经不是蔡氏亲手所作了。鄱阳董鼎，字季亨、父，研究圣人的经学和朱子的学说，详细考察朱子遗留下来的言论，旁采诸家之说，附在蔡氏《书传》各条的左边，名为《辑录纂注》。其中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都各有补益。“西伯戡黎”中的黎国，大概在黎阳一带，而不是上党壶关的黎国。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路过黎阳，先攻克黎国，然后才到纣王都城；就像齐桓公讨伐楚国，先击溃蔡国，随后进入楚境一样。《辑录》引用董铢、字叔重的问语，说吴才老把“戡黎”看作武王伐纣时的事。“召诰”中的“三月甲子”，是周公用《书》命令庶殷、侯、甸、男、邦伯和多士的篇章，也就是命令庶殷的文书；而旧注说“多士”作于祭祀洛水次年的三月。《纂注》引用陈栎、字寿翁的说法，认为这里以“三月”告诫商士，是周公到洛邑的那一年。关于周公居东的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并不认为蔡氏采用郑玄之说是正确的。略举一两端，季亨、父对《书经》的功劳就已经很多了。我研究这部经书，也曾因先儒所疑惑之处推究其中可以知道的道理，往往不能完全同旧说相合。看他的辑录纂注，其中竟有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季亨、父笃实守行，在乡里有信用，六十八岁去世。他的儿子真卿来到京师游学，拿父亲的书给我看。我赞赏他穷究经书而有独到见解，又没有党同伐异、掩饰缺失的弊病，于是替它写在卷末。

译《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 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说治理天下不可以没有法。法，是把政令写在简策上，传给后世，成为成法、旧章的东西。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法，商代以前无法考见；到了周代，制度已经大备，推求《周官》的六典，还可以看见一些。六典又亡失了一典，现存五典也只不过是大纲罢了。当时必定另有细目，只是没有流传到今天。姑且拿春官、秋官来说，礼典中必定有三百条根本原则，刑典自身有三千条分类，何况典礼、威仪等细节呢？在三百条根本原则之外，按照上下轻重比附罪行，贯穿在三千条分类之中，其内容该多么浩博？礼经三百条，现在仅存《仪礼》十七篇中的十四种礼；刑法三千条，已经没有原书。《律》十二篇，大概就是它遗留下来的法。自秦以来，官府所遵守、吏师所传授，而各代又颇有修订改变的法律，便是这类书。李唐增补修订，比以前更加严密；柴周继续编纂，比旧法更加精细。凡是因袭、依据古律正文的，有所删减、有所增益，有的附入敕令、格式。敕，是当时君主裁定处理的命令；令，是官府颁行的政令；格式，是各代制定设置的条规。它们同律文相互参照，归于允当。宋代建隆年间，命官员重新校订，号称详定《刑统》，并说“周显德年间的律令以后不再施行”。所谓“不行”，是说周显德编纂的那一部不再施行，并不是说历代相承的古律文也不再施行。大元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后，也像宋初那样，不再施行周律。有说金代太和律已经废止不用，然而不能因此就把古律一并废弃。朝廷中的大官恳切地上奏陈说，也不足以挽回皇帝的听闻。圣意大概是想因时制宜，由我朝另创法制。仁宗皇帝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于是命廷臣把历朝的条文、规定和体例分类汇集为一部书，其纲目有三：一是制诏，二是条格，三是断例。延祐三年夏天，书编成。英宗皇帝善于继承和发扬，又命兵府、宪台以及文臣一同审订，把书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古律虽然废止不用，但这部书就是大元一代的新律了。把古律同新书合在一起看，文辞各不相同，意义却多有相同之处。对于古律，是暗中采用而表面不采用，名义上废止而实质上并未废止。为什么呢？制诏、条格仍然相当于从前的敕令、格式。断例的类别有：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完全依循古律篇名的次序，分类辑录古律中本来就应当遵从的内容；即使想违背它，也无法违背。这难道不是暗中采用而表面不采用，名义上废止而实质上并未废止吗？宋代儒者说，律书是八分书体，而读律书的士人也很少。我郡张绍逐渐浸染儒术，熟习法律，成为研究法律的老师。在《通制》尚未成书时，他编录诏条以及中书省、尚书省等省部议定拟定、通行的条例，按照所掌管的事务分隶于六部，题名为《大元条例纲目》。逐条明白的条例，采集得相当完备。从元初直到如今，将近四十年，功力非常勤苦。张绍已经在前面写了自序，我赞赏这部书可以辅助《通制》，所以又替它写后序，借以推重它，也符合古律的意旨。研究律学的人，大概应当对此有所感慨吧。《何养晦诗》序 何养晦是儒家子弟，清正耿介、朴实厚道，没有世俗不正当的嗜好，可以同他交游吗？在尘世之内，他的诗也洁净、淡雅、明快而有光彩，不是轻薄戏谑的作品。唉，这样的人不容易多得。然而他年少丧父而且贫穷，寄身于老子道法之中，却不肯像同类那样混混沌沌地陷于污秽；志在游于尘世之外，所以把自己的诗命名为《天游》，这是值得称许的。[原文“防”字疑有讹误]唉，这种境界不容易浅薄地期待。游有三种：有苏相国之游，有司马太史之游，有南华真人、三闾大夫之游。相国之游，是欲界之游；太史之游，是色界之游；超越无色界的，难道不是南华真人吗？南华的游，才是真正的游。三闾大夫知道这一点，只是把它说出来罢了。请问你安处于哪一种境界？《颜子》序 考察《汉书·艺文志》，孔门弟子中只有曾子有书。他的十篇如今见于《大戴礼记》，而《小戴礼记》中的《曾子问》《檀弓》《祭义》等篇，也记述曾子的言论。宋代儒者备考《论语》诸书所载内容，把《大戴记》中的十篇合为《曾子书》，又汇集子思所说的内容成为《子思子书》，于是有了《曾子》《子思子》，而颜子没有书。大概颜子虽是孔门第一人，但既没有享有长寿，又没有收徒，所以他的言论没有得到记录。孔子曾说：“我同颜回说话，他整天没有一句违逆。”又说：“对于我的话，他没有不喜悦的。”又说：“告诉他道理，他从不懈怠。”由此看来，孔子平日同颜子说的话很多，却悄然没有流传下来。可惜《论语》中颜子自己说的话只有一章，孔子同他谈话的也只有一章；孔子说而颜子回答的有两处，颜子问而孔子回答的有两处，其余都是称赞、追忆颜子的言辞罢了。河北文安李鼐、江南高安李纯仁，各自仿照《曾子》《子思子》两书的体例，编成《颜子书》，以《论语》《中庸》《大传》为先，附录诸子、传记中的杂说。两人的编纂略有不同，但用意是一致的。纯仁见闻广博而质朴厚重、端正谨慎，本来就具备可以达到颜子境界的资质。根据书中所说去学习颜子的学问，就必须对所知的道理无所不知，对所做的事情有所不做；勤勉不懈、循序渐进，有进步而没有退步，那么自然可以做到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三个月不违背仁道，逐渐达到颜子境界而获得他的快乐，这大概是很难向别人说清的。这样看来，他对于颜子，简直可以仰慕其人，而不只是辑录他的书罢了。我将等待他的成就。《周圣任诗》序 丰城人周圣任寄居在皮南雄门下，他的议论精辟强劲，文章俊秀高妙。 我曾多次同他交谈，赞美他的才华。如今他的儿子把父亲的文章汇编成一册，南雄的儿子、平江判官溍拿来给我看。我读他的文章，如同见到他本人，不禁感叹周圣任再也不能复生了。写下这篇文字，归还他的稿本。

译《萧独清诗》序 诗，是天地清明之气所形成的。屈子的《离骚》《九歌》《九章》《远游》等作品，可以追及十五国风。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从污浊之中蜕身而出，浮游在尘埃之外，在楚国风俗中洁白清净而不受污染，所以能够独自清明。陈拾遗的《感寓》三十八首，像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那样超然，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流。李翰林具有神仙般的风姿和道家的骨格，神游八极；他的诗清新俊逸，继陈拾遗而兴盛，没有人能超过他，不正是因为他的清吗？朱子论作诗，也希望洗净肠胃之间的荤腥血气，漱饮芳香润泽，所以说：“诗，是天地清明之气所形成的。”道家一流，本来应当是超脱物外、自在清明的。如今世上的道士流派，污浊鄙秽，有时竟比普通人更严重；但万安道士萧独清却不是这样。看他的诗，晶莹如冬日的冰，清润如秋天的露，澄澈如石井的泉水，清冷如松林的风。哪里料得到道士之中竟有这样的诗？又哪里料得到道士之中竟有这样的人？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原文“防”字疑有讹误]所以说：“诗，是天地清明之气所形成的。”然而，独清将成为诗人吗？还是成为道士呢？由诗而悟道，由道而成诗，从有名之清逐步登上无为之清；达到这种境界，那么诗大概就成为他的天性了吧？像如今这样的诗，清是清了，却还没有脱离人的境界。独清的名号，又是取“复清”的意思。《州县提纲》序 天子，是天下百姓的牧养者。治理天下不能逐一亲自办理，于是任命州县官员，划分土地来治理百姓。他们肩负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可是近些年往往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有的贪污，有的残酷，有的愚昧昏暗，有的庸碌懦弱，常常只图谋自己的利益，哪里有一丝一毫为百姓谋利的心呢？[原文“防”字疑有讹误]唉！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让这一类人像鱼肉一样宰割他们呢？我的同乡姜曼卿任录事，出仕于闽地，甘愿贫穷而自守清白，遇到事情一定追究根源，悲悯地唯恐伤害百姓。前代贤人所编的《州县提纲》一书，他拿在手中从不放下，大概因为书中的宗旨同他的心意没有一点不相合。所以章贡人黎志远又替它刊刻木版，以扩大流传。唉！州县这些亲近百姓的官员，如果人人都能遵照这部书去实行，百姓大概就有希望了吧？曼卿立身本来就谨慎，志远的用心也很仁厚。哪里才能得到这样立身、这样用心的人，让他们遍布天下州县呢？[原文“防”字疑有讹误]《黄定子易说》序 《易》的道理广大而完备，学者各自根据所见作解释，然而也各自有其义理。这是因为《易》的道理无所不包。用义理来解释《易》的，有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到程子而达到极致；用卦象来解释《易》的，有虞仲翔、朱子发，近世又有丁氏、范氏，遍究诸家，兼收众说，搜罗得没有遗漏。然而有的失之穿凿，有的失之空泛，都不能算极其恰当。《易》取象，有时采用三画的正体，有时采用三画的互体，有时以四画为一体，有时以五画为一体，有时采用六画的全体，有时采用六画的复体。卦变，是刚柔相互变易，一往一来的变化；爻变，则是一画变化、五画变化而有一画不变的情况。只有旁通、飞伏之说不可取。友人黄定子，字委安，研究《易》已有多年，专门以一画变化、一画不变化来发明义理，大概同《春秋左氏传》中沙随程氏的说法以及朱子《启蒙》三十二图相合。浅薄的见识有时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我赞赏他用意勤苦、取义精密，所以写在篇首来让读者明白，使他们知道他的说法不可轻视，并不只是因为喜欢它同自己的意见相同。《陆宣公奏议增注》序 三代以后，臣子论说政事，没有人能够像陆宣公。大概因为他的学问正当，见识精微，气度平和，文辞通达，所以所论说的内容如此深切而明白。即使唐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读到他的奏章，也没有不心服的。凭眉山苏氏文章的敏捷精妙、新安朱氏义理的精深细微，至于奏议篇章，必然仿效他们的体制，这难道不是百代臣子向君主进言的楷模吗？庐陵钟士益博览群书，喜欢读奏议，在每篇之下考辨有关事迹的始末；他所引用的依据，也都附载出来，接着列出诸儒的评论，再扩充自己的说法，因袭郎氏旧注而加以详备。凡是陆公的言论，有的当时已经施用，有的后来得到验证，没有不清楚明白、容易看出的。他可以说对前代训诫有功，对后世贤者有所补益。《吴文正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 元代吴澄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