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正集卷二十六

译送郭以是序 有人说：写文章不能不读书。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大概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又有人说：声音的精华是言语，言语的精华是文章。像叹气发出的声响，万窍随着所受的触动而发声，这是自然形成的天籁。为什么要把古人已经陈旧的糟粕拿来呢？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实际？读书所可贵的，并不一定是袭用古人的语言来写自己的文章。蜜蜂酿蜜，难道可以不从花中采集吗？但花蜜融化混合而成，纯净无渣，人们只看见它是蜜，却看不出它来自什么花。世上有些博闻强记、广泛浏览的人，发为声音、形成言语，有时却阻塞不通、凝滞不化；读者厌恶他们，于是说还不如那些空疏浅薄的人说话和谐流畅。唉！这难道是书籍妨碍了文章吗？庐陵郭以是的古体、近体五七言诗，远远达到盛唐水平；长短句和骈俪文，语言接近南宋末期；他涉猎的丰富，援引考据的严密，使那些空疏无本的人低头不敢仰视，而他的文章并不闭塞固滞，整天玩味也不会厌倦。庐陵自欧阳公成为百世文章的宗师以后，后来往往有很多擅长文章的士人；以是的父亲，大概可以和他谈论韩愈、杜甫了吧？送张相士序 内心明净、外表清瘦的人，是谁呢？是月梅相师。他的谈论绵密不绝，如山林间众多声响，长声远远传来；他的记诵清朗如玉，如江汉顺流，滚滚而无穷；他判断祸福奇异而准确，如蜡烛、明镜照见事物，又如龟卜所得。大概相师见过的人太多了：有的人本是刑徒却后来成为王，有的人本是奴仆却后来成为侯爵，有的人原是厮役却后来成为将相。相师一见便能辨认出来。也有些人身材微小，相师说应当饿死；有些人年少而卑贱，相师说应当隐居佛门，但后来却完全不是这样，这些也都是相师能够辨别的。虽然如此，人的身体是上天生成的，一旦接受了形体，似乎就有定数。孟子却说：“居处可以改变气质，涵养可以改变形体。”气质、形体既然会因居处和涵养而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改变？那些肌肤柔美、仿佛冰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骨肉消融、随风而去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形体资质消解，只剩人的外貌而天性空虚，便不是阴阳五行所能拘束的了。相术的应验，另有一套法则。若遇到这样的人，请试着把这些话告诉我的老师金溪张氏。送虞叔当北上序 文章只是士人的一种技艺罢了。然而文章的高下，和世道的盛衰相互影响。能够写出好文章的人，不是上天所赋予的才华，就不可能得到。这种关系也真重大啊！从东汉到中唐六百多年，文章日益衰败。韩氏、柳氏出现后，文章才开始革新。晚唐到中宋二百多年，文章又日益衰败。欧阳氏、王氏、曾氏出现后，文章才恢复。唉！这多么困难啊！同一时期，眉山竟有苏氏三人，才华集中在一家。唉！这又多么兴盛啊！自苏氏三人以来，将近二百年了。眉州分为陵州，陵州的虞氏，先世以文士身份建立武功，做到宰相。数代之后，有孙子及，寄居江南，他的文章清正醇厚。他有两个儿子，叫集、槃。一家中能写文章的有三人，其中两个儿子又显著超过同辈，正像眉山有苏氏三人一样。唉！又是多么兴盛啊！虞子及曾两次任大郡教官，厌倦奔波而居家。长子集任国子助教，升为国子博士，长久居住京师。他的文章，人们本来已经看见了；他的名声，人们本来已经听闻了。次子槃由书院长赴吏部参加选试，他的文章，有些人还没有看过；他的名声，有些人还没有听说过。子由的文章像子瞻，名声可以和兄长齐名。从前苏轼、苏辙兄弟齐名，实在是欧阳公奖掖成全他们。如今朝廷中，难道没有欧阳公那样的人吗？槃这次前去，一定会得到知遇。兄长已经先行显扬名声，弟弟又将在今天显扬名声。虞氏兄弟为子及增光，正如苏氏兄弟没有辱没苏洵一样。盛世正在实行贡举，贡举本来是用来振兴这种文章的，可是文章的衰败往往也由贡举造成。为什么呢？文章是要流传千万世、与天地日月同样长久的东西；贡举文章却只是在一个人的眼光下决定得失，不过是为一时谋求利禄罢了，哪里有闲暇替千万世谋划呢？贡举在宋代最为兴盛，朱子虽年轻时登科，内心却实在轻视它。他曾作《学校贡举私议》，直说举子所学习的经书、所写作的文章，成为经书的盗贼、文章的妖孽。如今本想尊崇经书、推重文章，却反而成为盗经、害文，难道可以吗？这种弊病，只有让像欧阳公那样的人主持贡举，或许才能治好吧？在弊病尚未发生时防范，在将要发生时挽救，使它不至于成为盗贼、妖孽，不被朱子所鄙薄，这就好了。如果当今有欧阳公这样的人，请试问他防范、挽救的办法。皇庆二年十月甲子日。

译王德臣求赙序 丧事有赙助，这是古已有之的；赙助合乎礼，求取赙助却不合礼。那么有人在数千里之外做官，父母去世，力量不能把灵柩运回安葬，该怎么办呢？求取赙助不合礼，不求取又不合孝道。这两者之间，必定有适当的处理办法。河东王君任县令时，到江南迎接母亲来奉养；他的弟弟德臣也放弃仕途，奉养母亲同行。兄弟早晚奉养母亲，十分谨慎。不幸母亲早亡，便依礼入殓。家中一向贫困，县令又清廉，灵柩只能装载后寄放在钱唐的佛寺，打算运回故乡；数千里的舟车费用，却没有办法筹办。没有人来资助，而作为儿子的人也不肯开口求取。怜悯他们的人，向仁人义士哀告，有人作序叙述此事，有人作诗表达情感，接连不断。我说，世俗之人有三种不孝：做官却不带母亲同行，是第一种不孝；不带母亲同行却自己做官，是第二种不孝；父母尸身尚未冷却，便把他们交给烈火焚烧，是第三种不孝。这些事连鸟兽都不忍做，而人却有人做。唉，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县令迎母奉养，弟弟在母亲丧事期间不去做官，有人以家贫路远为由劝他们，也有人像佛教徒那样劝说；兄弟二人坚决拒绝这三种说法，他们难道不比世俗之人贤明吗？像这样贫穷却清廉，又这样贤明，即使仰慕义行、勉力行仁的人，谁能不为之感到悲伤？何况仁人义士呢？虽然如此，我却有一点奇怪德臣出行时还没有练祭，今天祥祭也将过去，禫祭也将到了。到了除丧的时候却不能除丧，长期带着丧服、面容憔悴，寄居异乡靠粗食度日，惶惶然没有归宿。为他作序的人有了，为他作诗的人也有了，那么资助丧葬的人是谁呢？难道如今世上没有一个仁人义士吗？还是有仁人义士却没有彼此遇到呢？所希望的是仁人义士，但仁者义者不可见，大事难道可以不把它办完吗？这里面一定有办法。俗语说：亲人的丧事本来就应当由自己竭尽心力。既然要自己尽力，就可以自己设法。求仁人义士却没有找到，不如试着求有智慧、知礼的人，同他们商议，他们一定会有合乎人情的办法。不然，长久滞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益处？皇庆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于王氏别墅。送翟生序 洛阳翟生曾经做过学官，滞留金陵，困顿于旅途寄泊，却不急切追求名声，也不辛苦奔逐利益。他离开时，诚恳地只等待我的话。有人说翟生迂腐，翟生难道迂腐吗？有人说翟生奇特，我的言论与世人所追逐的名声、利益，在我看来都同样是土偶泥人，那又有什么奇特呢？虽然如此，对于翟生所期待的话，我不敢不回答。世上那些惶惶不安的人，所看重的不过两件事：名声和利益罢了。如果不去追求这些，那么到哪里去不能自在适意？然而富贵是人所想要的，翟生难道果真不想要人所想要的吗？还是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暂且采取退缩的姿态呢？想要显贵、想要富裕的心，翟生不能没有，也不必没有。我不责怪翟生想显贵、想富裕，只是责怪他所想要的东西太小。人人都有高贵的爵位、尊崇的俸禄，安稳的住宅、肥沃的田地，接近就可以取得，居住就可以治理，这才是无可再加的尊贵、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富足。翟生想要这些吗？如果想要，自己求取、自己获得，不必借助别人。若得到这些，再看世间小小的名声、琐碎的利益，哪里只是不如土偶泥人，简直不值得一顾。翟生不急切奔逐那些名利，这是对的；但若对这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反而懵懂悠然，那就不对了。翟生如果因我的话而警醒反省、跃然醒悟，那么我的话就没有白说。否则，虽然说了话，仍等于没有说。洛阳是四方中央平正之地，是古代圣贤汇聚的地方。二百年前，邵子、程子曾在这里游历居住，他们的遗风至今还依稀可闻。翟生试着玩味推究他们留下的话，一定不会在这里懵懂悠然了。我的话就到这里，翟生回去以后尽可以自行求取。老师姓某，字良甫。赠陶人郑氏序 古代四种民众都世代继承自己的职业，所以工匠有世代做工的，也有子孙因此以职业为姓的。虞氏一族崇尚制陶，后来阏父做了周朝的陶正，周朝依赖他制造的利器和用具，阏父的儿子因此被封在陈地。如今东昌郑氏以善于制陶著名，方圆数百里之内，凡是百姓使用的器具、官府礼仪所用的器具，全都依赖他们。他们的功劳难道比不上阏父吗？我只是因郑氏善于制陶而私下有所感叹：工匠作为工匠，只知道当今；士人作为士人，应当既知道当今又知道古代。知道当今的工匠不丢失自己的职业，知道古代的士人却有时丢失古礼。这是为什么呢？古今的适宜有所不同，日常器具可以适合当今，礼器却不能不符合古制。礼器改变古制，便不是礼。簠、簋、大尊都是陶器，却改用金属制造。不只是陶器如此，木器也如此。山罍、牺尊、象尊、壶尊之类的酒尊，爵、觚、觯、角、散之类的饮酒器，原本都是木器，却都铸成金属器。这种风气，大概起源于宋朝盛时一两个偏僻儒生的言论，后来终于在南宋末年亡国奸佞谄谀之人的手中形成。陶器、木器全都变成金属器，岂不是中国将要变成金属的防卫之物了吗？逐渐发展到今天，将近二百年了，公家宗庙和私人家族的礼器都沿袭这种错误，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不对的。而且这不只是与古制不合，即使对今天来说也不合适。赤金的气味，用来盛饭、盛酒，合适吗？不合适吗？改变古制、丧失礼法，而士人不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不如工匠，已经很久了。郑氏是谁？名守忠，号野堂。

译送方元质学正序 学习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改变人的气质。学习却不足以改变气质，那么还学习做什么呢？世上固然有任性而建立功业的人，也有放纵情欲而败坏国家、残害百姓的人。他们有的刚强，有的柔弱，有的善良，有的邪恶，任凭自己的气质如何，却不再加以矫正、克制、修治来成就自己。学习的人却不是这样：昏昧可以变得明智，软弱可以变得坚强，贪婪可以变得廉洁，残忍可以变得慈爱。学习的作用多么重大啊！凡是气质中不美好的，都可以改变而变得美好，何况天生气质美好的人呢？天生气质美好的人，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我在交游之中遇到了清江方元质。最初在京师认识他时，望见他的相貌，已经知道他气质美好；听他说话而相信，观察他的行为就更加相信。又向别人询问，或者有人同他相处很久，或者有人只和他接触一次，没有不啧啧称叹说：“善人，善人！”他凭什么得到众人的这种评价呢？不是因为他的美好充盈于内而显露于外，怎么能这样呢？具有这样的气质，即使还没有学习，也不会妨碍他建立功业而不至于败国害民。元质又勤勉地学习，那么他将来的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如今他任扬州路儒学正，扬州正处在南北交通要冲，四方学者都会聚集在那里，人们都能受他美好气质的熏陶而变得善良。元质又用自己的所学来使人受益，那么气质随之改变的人也一定很多。虽然如此，学习这个名称是一样的，但人们学习的内容却可能不同。有些人表面上大声向人宣称“学习”，实际上却追逐欲望、奔逐利益，沉沦于卑污苟且，终其一生，和那些不学习的人竟看不出有多少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学习的不是我所说的学习。如今学习的人所学，不过两件事：读书和写文章罢了。读书本来是为了寻找成为圣人的道路，有人却只把它用来充实口头和耳朵；写文章本来是为了阐述流传后世的教训，有人却只把它用来炫耀华丽文采。这样学习，却想借此改变气质，不是很困难吗？难怪越学习越没有益处，即使白了头、过完一生，仍然和普通人一样。我的元质学习并不是这样，我也就不再多说了。中山王京甫客居扬州，沉浸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著作已经多年，年近五十却不求在当时显名通达。元质前往参加考试，曾同他谈论学问。延祐乙卯年十二月己亥日作序。送何庆长序 我出生得晚，来不及看见前代贤者盛大德行的事迹，常常面对末世风俗而深深感叹。南宋末年，士人从成年以后，只要能写进士考试的程文，稍稍在当时显得出众，就往往轻浮傲慢，认为没有人能赶得上自己，十人中有八九个如此。他们不必等到科举中选、做官以后才骄傲。偶然在乡里被贡举，骄气便更进一步；偶然进入太学，骄气又更进一步。夸夸其谈、气势凌人，足以震动府县、炫耀乡里。他们早晚所想、始终所做，无非是个人私欲的发泄，哪里有一丝救世济民的意思呢？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超越流俗的，我从前在乐安见到何君伯玉父，他就是这样的人。何氏一族的儒学，在一县最为兴盛；伯玉父的文章高出同辈，却退让谦抑，不自以为有才能。他和乡贡中受到学人尊敬仰慕的人相处，却谦逊自守，不自以为与众不同。他内心恬淡，行为纯正，直道而行，评判是非不苟且；不因希望别人称许而闲言媚人，却和万物相处如春风一般。唉，真是君子啊！后来默默无闻，这正是天道令人不可知的地方。赞美善人的人都为他悲伤。唉，伯玉父已经不可见了。他的侄子季新，精通医术；侄孙庆长，世代继承医业。他们都属于儒者一流，以词章为业，同时兼擅技艺。季新已经凭医术在近处行医，庆长又将凭医术到远方行医。他一定会像伯玉父那样立定心志、约束行为，并把这种志行推广到救世济民上，那么他的功效应当超过儒者一流。我怎么能不在他的行动上对庆长寄予深切期望呢？送鳌溪书院山长王君北上序 自古以来就有感叹人才难得的说法。所谓人才，是以木材作比喻：可以建造房屋，可以制成器械，大小、长短各随其适宜，各自适合用途，这就是木材的才性。像周公那样圣明、像孟子那样贤德的人，我们已经不能亲眼看见。既然生在这个世上、成为这样的人，每天纷至沓来的事物接触眼前，没有一件不是事情。没有相应的才干，将凭什么应对呢？从前在圣人门下，季路善于用兵，冉求善于理财，公西华善于主持宾客礼仪，端木赐善于应答，这些都是他们各自擅长的才能。后世的士人中，清谈高论、享有雅望，安坐饮食，却一件事情也不能处理的，有的是。见识之士怎么能不兴起人才难得的感叹呢？我之所以赞赏好友王君南叔，是因为他有学问、有文章，主持县学两次、三次，都有实绩；主持书院又有三四年了，庙宇中应当修缮的没有不修，课业中应当办理的没有不办。上级来巡视的，虽想伺察，却没有可指摘的过失；下面的学生观察他，虽想欺骗蒙混，却没有可乘的空隙。宾客朋友往来，他接待得无不得当。不因琐事繁多而懒惰废事，也不以巧妙的借口逃避事务。有时别人厌恶烦劳琐细，而王君处理起来却从容自如。他才干在小事上的试验尚且如此，可惜处在闲散卑微的位置，不能扩大施展自己的作用。陈献侯分肉，陶侃公运砖，这些小事已经能够预示他日后的大用，从小事中便可看出大才。然而用人者依据年资、资品、私意和邪门歪道，任用的不一定是有才之人，有才之人也不一定得到任用，那么即使周公、孟子重新出现，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又哪里能肯定王君将会得到怎样的际遇呢？栋梁、椽子、斗拱、楔子各有用途，札木、砂木、箭竹、芝草一类各自并蓄，只有工匠、医生的技艺精良，才知道如何使用。王君的才干是可以任用的，有怀抱宰相才能的人，一定会知道我的话是对的。

译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 临江黄良孙世弼将任建昌南城的教官，临行前对我说：“旴江这个郡，有李泰伯、曾子固，他们的学问、品行、文章，是百世的师表。我将只仰慕、效法这两个人，以此率领乡里的士人，希望能够少犯过错。然而从前曾听先生谈过，教育人的人所依据的教育方法，应当进达到古代圣人的境界，那么似乎不能像二位先生那样自己画地为限；其中的详细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我说：“如今担任教育职务的人，如果只是打发年月等待升迁，能够思考自己的职务、仰慕效法先贤以求少犯过错的，大概很少。何况你又不肯安于小成，而想进达到古代圣人的境界，你的志向如此，值得尊敬。只是古代圣人教育人，起初并不是故意追求高远，也不是拿人所不能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情强加给人，而是顺着人本来具有的特点，革除人本来不应有的行为罢了。人生下来就爱自己的父母兄长，敬爱自己的兄长，出外便把这种情感实行于朋友之间，结婚便实行于夫妻之间，做官便实行于君臣之间，这是从上天得到的良知良能，是人人共同具有的。由于各人所禀受的气、所赋予的资质不能都清明淳厚，所以在人伦关系中，有深厚的、有浅薄的，有完整的、有偏失的，有顺从的、有悖逆的，于是便有万千不同的情形。” 圣人的教育，是使人顺应人伦，克制自己的气质；顺应人与人相同的本性，革除人与人不同的偏失，从而使共同之处更加相同。契的教化，是顺应人伦的共同之处；禹的教化，是克制人们气质上的差异。世弼在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处置，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在讨论讲习、修养省察、身体力行方面，又有每天增长、每月进益的功夫。因此，他对于顺应共同之处、克服不同之处，已经确实知道怎样用力；精心钻研，熟练践行，坚持不懈，勤勉努力，以此修治自己，期望一定成功；再以此率领别人，别人难道会有不跟从的吗？” 赠一真道人序 我第一次见到一真，就认为他很高明。为什么认为他高明？是看重他所有的东西。他所有的是什么？只是“一真”罢了。他再次来到谷中，拿出一部书，都是从老师那里接受来的言语。我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并不是不愿意看，而是不用眼睛看；并不是不愿意听，而是不用耳朵听。言语可以废弃，书籍可以焚烧。没有书，没有言语，而只有这个独自存在。什么东西独自存在？只是“一真”罢了。唉！大道宗旨难道能靠歌唱传下来吗？玄妙的宝珠难道能靠吃骂而得到吗？所以，《道德经》五千言，还不如末章开头的二十四个字。送彭泽教谕刘芳远序 我与刘君景同年，他二十岁进入太学，二十六岁考中进士，授任江陵户曹，还没有领取俸禄，任期便被替代、改任。他有五个儿子，都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他的小儿子俎桂，字芳远，年纪虽轻，已经能够参加艺业考试，考中学官，充任彭泽教谕。彭泽已经把治所迁到江边，不是古代的彭泽，但靖节征士陶渊明的遗风仍然存在。我曾经过那里，徘徊惶惑，不忍离去。前往那里做官的人，难道不会听到他的遗风而奋发吗？谨慎守持自身，熟练应对事务，厚待人伦常理，明白古今变化，居处而不失正道，行动而不失适宜，这正是靖节之所以成为靖节的地方。他表现在诗文中的，只是冲淡退让，然而绚丽雄健都蕴藏在内；后世的文人竭力学习他，也不能达到。名叫明，字叫亮，大概是把自己比作诸葛亮，真是一代豪杰。士人如果能够向贤者看齐，假如学到他一二分，那么他做学官一定不同于常人。以后任满升迁归来，一定有话告诉我，我也将从中观察你的成就。送陈洪范序 金溪陈洪范家在石门，从他家到临川，再到崇仁，再到乐安南面，走了三百多里，才来到我居住的地方相见。问他来这里的用意，他便拿出一大册书，里面有各位君子的赠言。我看了以后叹息说：唉！古人所致力的是内在修养，所谋求的是实际成就；如今人却致力于外表，谋求虚名，为什么呢？你的年纪正当壮年，资质非常美好，应当及时努力学习，以成就自身，使父母喜悦。如果这样做，朋友会亲近你，乡党会敬重你，长辈会喜爱你，子弟会效法你；把这些余力推广开来，又可以像世俗之人那样取得爵位俸禄。你却不做这些，反而进行如今这样的远行，你的打算错了。况且你的家乡，是陆九渊的家乡。陆九渊是怎样的人呢？你也曾听说过他的遗风吗？朱子的教育人，必定先让人读书讲学；陆子的教育人，必定使人真正理解并亲身实践。读书讲学本来是求得真知实践的基础，真知实践也必定从读书讲学进入。两位老师的教育本来是一致的，可是两家平庸低劣的门人各自树立标榜，互相诋毁，到今天学习的人仍然困惑，唉，太严重了！这是道统没有传承、人又容易迷惑而难以明白的结果。替你打算，应当把朱子注释训解的《四书》，早晚昼夜不停地研读，玩味推究其中的文辞，探索其中的义理。文辞义理已经通晓后，再反过来向自己求取印证：书中所说的，正是我本来具有的；要切实用力，在心中明白它，在自身做到诚实，而不只是读诵、讲说它的文辞义理罢了。这是朱子教育人的方法，也是陆子教育人的方法。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外表一定要庄重，内心一定要专一；不是这样，就不能读书讲学，又怎么能够真正认识并实践呢？你赶快回去求取这些，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你的了。以后再来，我将看看你有没有进步。赠许成可序 往年我们这一地区的部使者邀我到新安，程君达原来到临汝书院，为诸生讲说朱子的学说。达原的父亲待人，少有称许。那时我还未满二十岁，屡次登门，见他和许君端朝交情深厚，而且称赞他的儿子。二十多年以后，他的小儿子成可在临汝同我相遇，拿出两代遗留下来的文章以及各位公卿往来的亲笔书信给我看，其中的言论多有益于教化，足以传名后世。他父亲后来交往的，都是一时贤能的士大夫。唉！这样的人，已经不能再见了吗？成可没有坠失家声，把心思放在诗文上，又广泛阅读群书，努力探究它们的宗旨。从此明白善道并在自身做到诚实，谁能阻挡他呢？十多年间，我想求得一个像成可这样的朋友却没有得到，如今得到了，怎么能不说个不停呢？赠无尘道者序 太虚之中，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在太虚之上形成形象的，是星辰；在太虚之间形成形体的，是人。尘埃之中的尘埃。人所遭遇的各不相同，是尘埃之中尘埃的尘埃。如今无尘道人以尘埃之中的尘埃，来说明尘埃之中尘埃的尘埃，他的神妙啊！知道无尘之无尘，就知道他的神妙为什么神妙。还没有人，还没有星，还没有天，这就是无尘。这就是神妙之处。

译赠医人陈良友序 临川的良医陈良友，已经三代积累德行了。他行医不选择病人家庭的贫富，也不计较病人有没有财产。有一天，他乡里的恶少以繁重的差役向他勒索，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恶少就把他推入沟中，打断了两条腿。虽然经过接骨、续接、增减治疗，双腿最终也没有恢复正常，直到今天他还要拄杖行走、倚靠站立，不能坐下。有人说，行善到了这种地步，却得到这样的报应，施行善事的人难道会因此懈怠吗？良友不这样想，反而更加发誓把救济众生作为自己的责任，感动了神明，甚至在梦中显现。每天炼制丹药，勤勉配药，仿佛唯恐来不及，又总觉得还不够。唉，真是贤者啊！于是肃政廉访使程公作诗赞美他，命令他的门客吴某一同作诗，又为这件事作了序。正直行善是施惠，不是贪求；大腿折断、手臂尚存，幸好还没有三次施报；稍有违背便怀疑自己有所懈怠，精诚坚定地自我发誓，反而更加无愧于人。即使身体有小病，怎肯坐视不救？药物一试便有奇效，站着交谈片刻就能见效。炼丹的火候谁知道其中的消息？事情相逢便相视一笑，请问图南吧。送雷友谅序 剑江雷尚书的堂弟友谅，是当今技艺巧妙的人。他对各种技艺没有不能做的，见到器物便能仿造，仿造没有不成功的，成功以后没有不精巧的。把他的技艺充分发挥出来，即使是古代的垂、般，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他将游历匡庐山、前往武当山，寻访高僧、高道，询问更高层次的道理。有人说，他在世间技艺上已经如此巧妙，如果把这种巧妙从外在事物转移到内心，专心于内在修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我说：“你暂且舍弃你的巧技而趋向朴拙，把平日的技巧全都忘掉，像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人，必定能够达到最大的巧妙。因为你应当知道，不能靠技巧求得明珠。”友谅听了，神情怅然。送陈中吉序 庐陵人陈植，是延祐四年江西省贡入的士子。他参加礼部考试后落第回乡，更加激励自己的志向，读书作文从不间断。有人对他说：“你的学问，是向古人学习的。士人贵在通晓古今，为什么不也向今人学习呢？”于是他将要游历四方，借此遍览山川，广泛结交人物。经过我这里，向我说明了出行的意图。我说：“男子初生，便用蓬箭射向四方，本来就把天下四方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人们说司马子长的史学、杜子美的诗歌，都是从游历中得到的，未必如此。然而孔夫子是大圣人，他到周国去询问未曾询问过的礼制，从卫国返回而订正尚未订正的音乐，征求夏、殷的文献而一定要到杞、宋去求取。何况圣人以下的人呢？见闻不嫌广，知识不嫌博，见闻不嫌多。如果不广、不博、不多，就难免有孤陋寡闻的讥评。我哪里敢禁止你游历呢？”不过，已经广博而且见闻很多之后，还有返归简约的道理。尚未广博而见闻不多，却径直追求简约，那是不可以的。你去吧！等你日后见闻广博而丰富时，我应当在那时为你指明所谓“简约”是什么。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又何必从事游历呢？《吴文正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八 元代吴澄撰 序 《赠梁教谕序》南安的梁君担任金溪教谕已经三年了。延祐丁巳年春天，我从金溪经过，他请我写几句赠言。唉，我将用什么来赠给你呢？如今做官的人，可以由儒官转任民官，再由民官升入清要之职，即使官位做到人臣之极也可以。然而做官的大要，不过是廉洁和有才能罢了。廉洁而没有才能，就会失职；有才能而不廉洁，就会丧失自我。廉洁是德，有才能是才。有德有才，谁不称赞他的美好呢？我已经亲眼见到你一两方面的才能了。将来做民官，历任清要之职，只要充实这些长处，就没有什么困难。以廉洁作为根本，你难道不会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吗？如今尊重儒者而轻视吏员，尊重儒者，并不只是尊重他的才能，大概更是尊重他的廉洁；轻视吏员，难道是说他们没有才能吗？是厌恶他们不廉洁罢了。你现在正学习儒术，以响应上面的要求，顺从上面所喜爱的，避开上面所厌恶的，这是做人臣的道义。除此之外，我还能用什么赠给你呢？《送李教谕赴石城任序》从前宜黄李君防友，凭太学名士的身份脱去布衣，出任赣州教官，还没有领到俸禄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仲谋考中教官选，又任职两次后得到石城教官的职位。石城是赣州所属的县。我年轻时客居宜黄，亲眼见到赣州是怎样教育他的儿子的，又见到仲谋在家中是怎样学习的，往往与常人不同。大概从宋朝末年开始，天下都逐渐沉溺于利益之中，诱导士人学习的风气大坏，从儿童到白发老人，都只诵习那些疲软、烂熟的应试文章，再也不知道求学应当以经书为根本，也不知道做士人应当谨慎修养品行。赣州教育孩子却不是这样。仲谋九岁以前，《论语》和各部经书都能背诵，年纪虽小，德性器度却像老成之人，不用等父亲和老师约束，便循序遵守礼法。到他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父亲去世后，他孝敬奉养母亲，谨慎修饰自身，更加勤勉学习，终于有所成就。如今他前往石城，对我说：‘新制定的取士制度把经书明白、品行修养放在首位，所尊尚的接近古代，看来应当有所改变，或许可以达到正道。’可是学校沿袭旧弊，不知道自我革新的方法，内心惶恐，唯恐经书尚未明白、品行尚未修养。唉！如今任教的人，没有不夸夸其谈、好像绰绰有余的，而仲谋独自谦逊自惭，仿佛还有不足，这样看来，他远远胜过别人了！” 我年轻时曾经立志学习古人，但荒废散漫已经很久了，哪里还能对当今的俊杰有所帮助呢？不过，我不敢不诵习所听闻的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经书。先儒已有成说，不能因为求异就违背众说，也不能空着心只玩味文辞；应当反省自身来验证其中的实理，广泛阅览而归结于简约，旁通各端而贯通于一，一旦豁然有所领悟，那么所得到的就不只是古人的糟粕。人的一身，内有父母、兄弟、夫妻，外有宗族、姻亲、朋友，近有乡党，远有四方；把我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推及他们，哪一个不是我应当厚待、善待的人呢？宁可厚待，不可薄待；宁可过于厚，不可有所不及。果真这样，经书哪里会有不明白的，品行哪里会有不修养的呢？而且这并不是特别高远、难以实行的事情，只是人们不肯去做罢了。你这次前往石城，试着把这些话同一县的士人详细商讨并实践，大概一定会与过去在家庭中所听闻的相契合。你的母亲恐怕嫌我的话浅陋。延祐丙辰年九月十五日。

译《送黄文中赴西涧书院山长序》从前孔夫子删定《诗经》、校定《尚书》、编次《礼》、订正《乐》、赞述《周易》，五经已经完备了。他还说：‘寄托在空泛言语上，不如载入实际行事之中。’于是写作《春秋》。汉代专门治经、精通经学的儒者，往往引用《春秋》来裁断国事、议论政务。其中最纯正的，是江都董仲舒。他认为：‘作为君主、作为臣子、作为父亲、作为儿子，都不能不懂《春秋》。’既然如此，《春秋》的作用真是大啊！我的朋友黄孚，字文中，家世代学习《春秋》，文中钻研这部遗经，贯通《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二百四十二年的往事，历历分明，如同用蜡烛照着计算一样清楚。他发表言论、处理事情，每每援引经文、参考传文作为证据。假使汉代那些专门治《春秋》的学者再生，也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他又推类而阅读《通鉴纲目》一书，一千三百多年间的得失、治乱，纵横考察、反复商议，好像亲身处在其中。这是读经、读传所产生的额外功效。如今他要主持瑞州西涧书院，有人认为西涧的事务难以处理，不是其他书院可以相比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明白《春秋》的人，面对重大事情、裁决重大议论，就像劈竹、解牛一样，没有任何凝滞。何况只是任小官、处理琐事，哪里会有什么困难呢？持这种说法的人，大概是不知道《春秋》的作用，也是不知道文中为人的缘故。他将要出发，我斟酒为他饯行，并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赠袁州路府掾张复先序》淦地的张复先以儒生身份被选为吏，将要到大府任职，因此托同乡李弘道请求我写几句有益的话。耕田要问农奴，织布要问婢女，这是适宜的；如果借助盲人的视觉、聋人的听觉，那就不行。做吏本来应当向吏师请教，却反而向迂腐的儒生求益处，岂不是颠倒了吗？不过，其中必定有原因，我怎么敢默不作声呢？古代在官府任职的平民，称为府史，所受俸禄与下士相同，对待他们也并不轻慢。当时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他们的贤能，本来已经足以被推举为治理百姓的官员。至于府史的职位，也一定要由乡里推举，难道他们唯独没有士君子的品行吗？自从风俗不像古代，吏员习惯贪婪、习惯刻薄，使人为之畏惧而不为人所爱，于是世人开始轻视吏员，却不知道应当责备他们。如今用儒生来做吏，上面的人大概是想革除吏员的内心弊病。以慈爱为根本，以公正来实行，不被利益淹没；凡事的是非曲直，无论高低，都不颠倒黑白；文书没有害处，百姓不受冤屈，这难道不是古代盛世的府史吗？假如不是这样，即使一时满足自己的心意，祸患也会殃及自身乃至子孙，指日可待。我的朋友弘道有才略、有气节义气，我同他相交，便知道复先的为人，他一定不会把我的话看作迂腐。” 《送传民善赴衡州路儒学正序》学正是教授的副职，这个职位并不轻微。传民善年少而才俊，文章清雅，品行纯粹，被选任这一职务，岂是窃取俸禄、尸位素餐的人所能相比的呢？天地间的元气聚集而高耸的成为山，山中高大的是岳。衡岳是南方的巨大镇山，衡州郡城就坐落在它的山脚。衡岳的灵异、怪物、奇珍异宝尚且不足以相当，于是便孕育伟人。沿着衡岳向南，舂陵从前有周子，确实承继了圣道失传的统绪；而文定胡先生父子兄弟，也都在衡州讲论道学。两百年间，遗留下来的风尚还没有泯灭。如今的衡州，怎么知道没有有志之士卓然兴起，能够追踪胡氏而探求周子的道统呢？民善到了衡州，试着寻访这样的人同他交谈。如果衡州的士人不过是为了应举求官才做学问，只怕还不足以完全发挥衡岳的秀美灵气。民善，你要选择交往对象。延祐五年七月初一日。《送唐古德立夫序》古代做官的人，是要用来施行自己的志向；后世做官的人，是要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志向也是欲望，但有公私、义利的不同。唐古德立，是已故御史中丞覃国公的儿子；如今佥典瑞院事薛超吾，是昻夫的弟弟。他在江西行省任职时，志向有所不乐，于是离去。我看昻夫也在这里稍微施展了自己的才干，离开后到朝廷做了显达之官。立夫的才干，难道在哥哥之下吗？他接连入朝做官，大概是可以期待的。志向能否实现，本来有它的时机，并不在于急急忙忙游历杭州。写这些话赠给他，是勉励他安处常道、等待命运。如果他的父亲急于满足自己的欲望，立夫就不会这样做了。《赠兰谷曾圣弼序》临川西乡查林的曾氏唯斋翁，专门研究《周官》六典。宝祐乙卯年，第一次参加乡贡；咸淳庚午年，第二次参加乡贡。第二次参加乡贡时，我有幸与他一同升贡。又过五年，到甲戌年，免去礼部考试而登进士科，被授为赣州瑞金尉。后来随着运势、时代更替而隐居不仕。二百里之内，彼此杳无音信。延祐庚申年，距甲戌年已经四十七年了。有一人名荣祖、字圣弼，前来访问我。他是唯斋翁的次子，擅长陈列卦爻，察看形色，推算人的生辰干支以及七政的运行位置，判断吉凶祸福。各种小术、旁门技艺，不止一种。他巧妙发问而屡屡奇中，几乎像东方朔猜射覆物一样，没有不惊骇的。看起来像神明一样，没有人能够测知他所以然的道理。他的大哥和小弟，也都出外游历。哥哥凭儒学得以做官，弟弟凭阴阳家得以做官，都能顺应世俗选择技艺来求取名利。唯斋翁真是有好儿子。圣弼将要游历梁、宋，去看望他的哥哥。我特意叙述他家世的大概，使人知道他是儒官的后代，而不只是技艺之流。平生我所认识的名士大夫，赠送言辞的人很多。圣弼自号兰谷。《送医士蔡可名序》我家在夫容山的东南面，山的西北面是乐安县境，蔡氏居住在那里。我居住的地方与蔡氏住处虽然分属两个县，却相距不到二十里，所以声名踪迹常常互相听闻。蔡氏的先祖中有一位叫伯珍，是著名医生；传给他的儿子光叔、光升，再传给他的孙子明德。明德又传给他的儿子可名，到如今已经五代了。医生积下的阴德，施予别人而由上天给予报答，家境日益富裕，子孙中也多有学习儒学的。学习儒学的人都不再行医，守护家传医术的只有可名一人。大概他的心志最为专一，医业也独不改变，用医术救济乡邻，修制丹药丸药，来救治突然发作、危急的病症，对人尤其有功。蔡氏先前施行的善事，既然已经得到报答，如今可名更加厚重地施行善事，那么上天将更加厚重地报答他。蔡氏家族的兴盛，哪里能够估量呢？”

译《赠长沙王秀才序》长沙王秀才，世代都是儒学之家，家中有固定产业。他六七岁读书时，就能作文，受到慈母的教诲。九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有郡妾，又有继母。他十五岁时离开家出外游历，二十岁时回家娶妻，娶妻后又再次出游。他的诗文雄伟俊逸，震动人的耳目。他凭借才气，不肯向别人屈服。别人稍微不了解他，他就常常愤怒激发。他游历所得的钱财，随得到便随即耗尽。穿着破衣、破鞋，奔走在尘垢泥泞之中。湖广、江淮、两浙，没有不走遍的。现在还将北行中州，抵达京师。有的人认为他奇异，有的人认为他怪诞；有人说他是毁坏节操来满足欲望，有人认为他是要钓取声誉以求升进。但他内心究竟怎样，实在不容易测知。我只是感慨长沙有很多才士，近年有才气而出游的人，我见到两个，一个显达，一个隐晦。然而既不能以公名显扬于世，又不能以私力保全自身，这是可耻的，但也不值得计较。屈大夫不得志于君主，即使遭到放逐，仍然依恋怀念而不忍离开，甚至流泪哀吟不能停止；他之所以成为千古词人的宗主，难道只是因为文章奇异吗？走遍九州，为什么一定要怀念这座都城？贾谊还能够成为理解屈原的人吗？” 臣子对于君主，儿子对于父母，道理是一样的；而做儿子的尤其没有远离父母的道理。古代圣人的怨慕之情最为卓异，后世的王祥、薛包，大概都可以作为榜样。不顺从父母，不能做儿子。即使文章盖世，又有什么足以取得别人尊重的呢？有见识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每次同来访的朋友谈论孔孟之道，秀才似乎很厌烦听闻，于是请我写赠言。我私下担心彼此的言语不相契合，所以谨慎落笔。酒喝到兴浓时谈论诗歌，他非常喜爱后山、简斋。我兴奋地说：“你对二陈能够喜爱他们的诗，一定也会喜爱他们的人。二陈的为人怎样呢？”秀才说：“我出游，不是为了利，不是为了名。我是要览观天下山川，认识天下人物，以开阔我的胸襟；等到心志开阔之后就回去治理田地，守护祖坟，终身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相处，还求什么呢？”我又惊喜地说：“起初我以为你只有才气，现在才知道你有这样的见识，人们实在不能了解你。真正的奇士，真正的奇士，哪里可以把你当作狂士看待呢！” 《赠张希德序》乐安县南面叫云盖乡。从前有位云岫长者居住在那里，家境富裕而内心慈爱。他对待别人，不论亲疏远近、新旧贵贱、贤与不肖，一律以慈爱为原则。慈爱弱者，有时会招来强悍者的欺侮，但他也不计较、不发怒，始终不改变内心所安的原则。他的儿子希德像父亲一样慈爱，温和谨慎，一点也不逾越规矩之外。他重视幼儿医术，用余力学习它。只要有名医名术，必定访问并拜师；只要有奇方，必定设法求取抄录。乡里婴孩有病，他总是赠送良药，使其痊愈；修制丸药，号称丹药，用来防备危急。其用心多么慈爱啊！扁鹊因为秦人喜爱小孩，于是撰作《小儿医》，他大概是为了获利；而希德则出于内心的慈爱，并不是有所图谋。慈爱是仁德的发端，而慈爱的施行，开始于幼儿。《周官》所说养育万民的政事有六项，也从慈爱幼儿开始。尧赞美孺子，文王首先怜恤孤儿，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况且人有疾病，一定要把病情告诉医生；婴孩不能自己说话，只能听凭医生根据情况揣摩。如果诊察不够周详，危险立刻就会到来。所以医生对待小儿，尤其应当存有谨慎之心。能够在这件事上激发恻隐之心，表现出哀怜之情，就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慈爱。不过，慈爱的施行开始于幼儿，而慈爱的推行则应扩及众人。《大学》所说使众人得到治理的方法，不过是推扩爱护幼儿的慈爱罢了。所有百姓都是我的幼儿。因此，保护百姓应当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我私下奇怪那些治理百姓的官员，往往对百姓的安危冷漠无情，好像与自己毫无关系，究竟是什么心肠呢？如果能有几千个召公、杜公那样的慈父慈母，分布在各郡各县，百姓的疾苦大概就会有所救治吧？我喜欢谈论希德用心慈爱的事情，也想借此劝勉世上的治理百姓者。希德姓张。《赠涂云章序》丰城人涂云章，是判官熊先生最杰出的弟子，他的才干与进士周赞、府尚以及翰林揭应奉傒斯处在兄弟之间的水平。揭应奉傒斯已经入朝任职，周赞也考中进士，而熊先生门下人人都考取高科，唯独云章带着自己的技艺参加有司考试，两次应试两次落第，于是心中不能不郁闷。他将沿江浙道经过扬州、徐州和中原，到达京师，借此扩大见闻来排遣愤懑。临行时遇到我，我劝解他说：“衡量你的才干，你的成就并不在周赞、揭应奉傒斯之下；迟早快慢则有上天决定，不是人力所能预定的。你还是安然处之、等待时机，不要担心没有职位，应当担心自己凭什么立身。经书已经明白，就更加阐明已经明白的地方；品行已经修养，就更加修养已经修养的地方。这样难道只会被人看见、知晓，不会被上天看见、知晓吗？”被上天看见、知晓，那么你应当得到的东西就会如期到来，上天难道会吝惜不给你吗？”云章听了我的话，欣然从耳中接受，心中陶醉，仿佛再也不知道世间还有富贵利达之事。我仔细看着他说：“你真是奇异的大丈夫，我说一句话你就能领悟；你真是奇异的大丈夫，我还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人却长久居于人下的。”

译《送河北孔君嘉父官满序》如今天下的风俗，就像黄河之水决堤横流，水势浑浊，没有谁能使它澄清。风宪这一官职，号称是天下人取以为正的标准；如果没有像岁寒不凋的松竹那样的操守，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改变，而对其他人又能责备什么呢？风宪之家，到了后代而败坏了世代的美德，是有的；风宪之身，后来改任其他官职而改变了当初的节操，也是有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因为没有见识、没有羞耻心、没有操守。没有见识，就不知道廉洁正直值得尊崇；没有羞耻心，就不知道贪污放纵值得羞愧；没有操守，就会为子孙打算，为妻妾供养，为饮食衣服不如别人而忧虑，厌恶贫穷、羡慕富贵，以至于苟且图利而妨害道义。在这种时候，若有人能够从尘埃泥滓之中脱身而出，鲜明地保持洁白，不被污染，我在河北见到的孔君嘉父就是这样的人。嘉父是诸侯的属官，职位处在同僚之末，却刚强而不可屈服，明察而不可欺骗，公正而不容私情，廉正而不受污辱。百姓有是非曲直未能判明的，无不仰望君；他们注视着他，大概是因为在无处申诉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就像濒死待毙的病人，依靠他来维系生命一样。百姓竟然如此可怜啊！嘉父虽然不故意激烈表现自己，也不炫耀自己，更不以违逆众人来博取名声，但百姓暗中在不显眼的地方受到他的恩惠，恐怕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家族一向担任风宪之官而世代美德不堕落，本人曾任风宪之官而不改变初始节操，这不是有见识、有羞耻心、有操守，能够做到吗？任期已满，将要有人来接替他，士人和百姓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我认为，嘉父所到之处，人民一定会受到恩惠；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都是上天的百姓，他又怎么能够把恩惠只施给我们父母之邦呢？我不能探知接替嘉父的日期，也不能在路上为他饯行，因此不能不说几句话同他告别。希望他此后官位更加尊崇，声名更加显著，操守更加坚定，恩惠更加广泛，这就是我的愿望。因山长黄孟安来信，写下这些话寄给他。为姜曼乡赴泉州路任录事作的送行序。泉州，是七闽的都城和屏障，是番货远方物产、奇珍异玩的聚集之地，也是异域他乡的富商巨贾聚居之处，号称天下最为繁盛的地方。当地百姓往往机巧而趋利，能够明白义理的人很少。近年来这种风气尤其严重，但大概并不是从最初就如此。我曾经考察过它的起源。唐代时，闽地肥沃丰饶，百姓安于自己的生活，沉溺于自己的欢乐，没有人把出仕游览、到上国去见世面放在心上。常丞相来担任一道观察使，劝导百姓学习；有能读书作文的人，就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他们，于是百姓因此知道奋发向学。欧阳詹于是考中进士，和韩文公齐名；欧阳詹是泉州人。闽人重视进士，从泉州人开始；从此文教逐渐兴盛，流传到宋朝末年，闽地的儒学风气冠绝东南。这种成效显现在数百年之后，常丞相的教化确实开启了它的先端。民俗的美好或败坏，又哪里有一定不变的呢？关键在于治理和教化它的人做得如何罢了。我的同乡姜曼卿廉洁方正、公平耿介，担任漳、汀二路录事将近十年，办事一概依照法度，从不屈服动摇；即使屡遭挫折，持守得反而更加坚定。如今又调任泉州路治所，我知道他始终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录事的职位虽然卑微，但面对一城百姓，其责任本来就不轻。泉州人有本地土著，也有侨居者，大多沉溺于逐利，很少有人用义理来陶冶自己的心性。假如能够把常丞相教化一方的办法推广开来，教化全郡百姓，使人人都知道学习；即使还不能完全脱离经营财货，也不会再不知道自己沉溺得有多深，那么不仅民风会大大改变，治理起来也会容易。如今进士科取士，不以疆界为限制，也不拘泥于种类，人人都可以得到重用。将来一定会看到泉州百姓中像欧阳詹那样以进士身份起身的人，有几十、上百，成为朝廷的羽仪；他们同终身沉溺于财货利益的人相比，距离难道不是相差万万吗？姜曼卿不能独自推行这件事，难道没有像常丞相那样胸怀宏大、见识高明的贤太守吗？请把我的这番话告诉他们。为送李道士云游四方作的序。混成师凭借使人明见的方术游历东西南北。人们说：“天下的盲人遇到师父而复明的很多，这是多么幸运啊！”我说：“是的，是的；但人们只知道师父能够医治肉眼的盲病罢了。世上还有眼睛明亮却到处遇到障碍的人，他们的盲并不在肉眼。”南华仙说：“盲人无法参与文章的观赏，难道只有形体才有盲，知识也有盲吗？”师父曾经见过方外的至人，得以听闻最高深的道理；这次离去，希望用这些道理自我度化，又用来度化他人，使人人都具备正确的法眼，放出广大的光明，照破各种妄见，不昏暗、不迷惑。这样一来，师父的方术难道还只是去除五轮人廓之间的外障和内障吗？师父就要出发了吗？我将到混成师所在的地方去寻找师父。赠给刘相士的序。观察一个人所凭借的东西，考察他所走的道路，审察他所安处的状态，这是孔夫子观察人的方法。听他说话，观察他的眼神，再看他见面时的神情是否充盈、背部是否端正，以及这些表现施于四肢的状态，这是孟子观察人的方法。像左氏那样，论说就更加详细了：根据他执持玉器时手势的高低、身体容貌的俯仰，观察人的死生；根据他在礼义、动作、威仪方面能否做到，观察人的祸福。甚至他说话时懈怠，举步时高抬脚，行走时曲折逶迤，他的应验也像回声一样迅速。尤其没有比叔服观察难谷更明显的了。我私下认为，后世像唐举、许负那样的相人方法，其技艺都源自叔服；而圣贤观察人的方法，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大概圣贤详尽观察的是人的言语、行为和威仪，后世的术法观察的却是人的容貌和眉目。假如只看容貌眉目就足以完全了解这个人的一生，那么老虎的相貌像孔子，项羽的相貌像舜帝，我们又凭什么来观察人呢？刘相士善于相人，他所相的人多有奇异而准确的应验。我喜爱他正当盛年、才华美好，说话清楚明白，只是担心他或许会受唐举、许负那些说法和术数的局限。因此先提出圣贤用来观察人的方法。为送方实翁作的序。鄱阳人方实翁，是儒者一流。他对父母孝顺，同时学习医术；通过把脉判定未来的灾祥，施用药物救活已经沉困的人。能够预知未来，是智慧；能够救治已经陷入困境的人，是仁德。把他的智慧推广到医治国家，他的谋略一定长远；把他的仁德推广到医治百姓，成效一定迅速。从前他曾到京师一行，得到乡郡教授的职位后回来了。如今当权者再次推荐举荐他入仕，他一定能够得到美好的官职，用来施展医治国家、医治百姓的事业。然而我曾观察世间的儒者，他们平日谈论国体、议论民间疾苦，并不是说得不娓娓动听；一旦得到任用，所作所为却大多与自己的言论不相符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空话，而方翁所能做到的是实事。唉！难道要说儒者的空谈反而不如医者的实学吗？方翁出发吧，我期待他遇到紧急事务时，观察他的作为；我要表彰他的实绩，以使那些空谈的儒者感到惭愧。

译为送胡夫中作的序。往年我曾为庐陵胡大中作《字说》，用大中之道勉励他。有人认为我的说法太高，竟然拿难以做到的事情要求别人。大中之道虽然看起来非常艰难，但人人共同具有这种本性；既然人人共同具有，那么人人都可以达到。不用这个道理自我勉励而自我放弃，便是不忠；不用这个道理勉励别人，也是不忠。大中将要到东广担任学官，经过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他一定会每天都有进步。想要达到大中之道，没有什么比《易》之子的严谨更好。您凭《易》学考中科举，《易》本来就是您家传的学问。虽然如此，《易》作为《易》，难道仅仅是用来考中科举而已吗？君子说：“先天图就是环中。我整天所说的都不离开这个道理。您试着在乾卦的诚明、坤卦的敬义上用力，并切实付诸实践，那么对于大中之道，或许就差不多了吧？” 赠给黄生的序。富城人黄志凭借能够预知祸福，谈论人的命运。玉霄滕君写下“至诚”二字赠给他。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这是上等智慧通达神明的事情，不是普通人容易做到的。有人说滕君善于戏谑而轻视我，仿佛是在侮辱圣人的话；唉，未必如此。至诚虽然不容易做到，也在于人怎样努力使自己达到它。所谓“至”，是达到极点的名称；所谓“致”，是求得达到极点的方法。“至”属于天，“致至”属于人。努力达到这种极致，所以说：“其次是致曲，能在细微曲折处下功夫，曲折之处也能具有诚。”如今谈论命运的人，往往像游说之士揣摩人情、迎合取巧，以侥幸求得一次说中。这些人都不使用真实可靠的方法，只是用妄语欺骗人，还有什么比不诚实更严重的呢？黄生质朴厚重，他说话不妄言；不妄言，就是实行至诚的开始。继续努力达到它，再努力达到它，又继续努力达到它，难道还会有达不到至诚的时候吗？难道仅仅是不靠揣摩迎合来欺骗人而已吗？为送孔能静作的序。人们说，盛大的德行一定能享受百世祭祀；这只是概括而言。像圣人的恩泽，哪里只是百世而已呢？即使经过千万世，也仍然如同一天一样。我们的孔夫子在当时没有得到任用，但他的恩泽施及后世，从汉代直到今天，反而更加隆盛。世世代代承袭封爵，主持孔子坟庙；世世代代担任卿相、治理封邑，掌管百姓和土地，这还不算完。又特意设置官职教育他的子孙，而他的子孙有的务农、有的读书做士人，都恢复了他们家族的身份。唉，这真是极其隆盛了。他的后代迁居长江以南的，有三衢一派、清江一派，所受恩典与阙里相等。如今兴文署丞也是清江一派，在朝廷做官；他的两个儿子都任教授，小儿子又将成为奉常属官。长子能静将要前往常德，我怎么能不深深感慨圣人的恩泽流传得如此长远呢？不过，孔夫子是万世儒学教育的宗师，而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贵在能够不背离孔夫子的教诲。世人所谓的儒者，有的不过涉猎章句，有的不过编缀文辞，便张口高谈、挥笔写作，用来向当时人炫耀、向世人自称：“我是儒者，我是儒者。”孔夫子的教诲本来是这样的吗？能静此次前往任教，一定要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作为。《鲁论》完整记载了孔夫子教诲人的话，不容易一两件数尽。其中最切近实用的有：在家一定孝顺，出外一定敬爱兄长；言语行为一定忠信笃敬；修养自身一定要有羞耻心；见到可取得的利益一定要想到是否合乎义；自己不想要的事情一定不要施加给别人；不要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不要聚居在一起却不谈合乎义的事情，反而喜欢施予小恩小惠。能静以这些道理约束自己、示范他人，一切都从这里做起，就能大大改变世间儒者学习上的陋习。人们一定会说：“这才是真正的孔氏子孙啊。”如果能够这样，不仅不会辱没先圣，还将看到您的声名光彩焕发、不断腾达，您的仕途也会兴盛上升。偏远地区的初次任职，怎么足以束缚您呢？为送乐晟远游作的序。我的同乡侍郎乐公所著《寰宇记》一书流行天下，然而如果不深入考察，也终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书的精妙。侍郎出生于唐代之后，在宋代初年显达，在《抚州登科记》中显著列为首位。他的儿子、孙子科举功名接连不断，直到宋末参加贡举的人仍没有中断；一个姓氏中文人儒者如此兴盛，大概是我们同乡中最为显著的了。乐晟，字防诚，也是他的后裔。他喜爱吟咏，具备多种技艺。从前他在闽中侍奉当今翰林学士程公，程公非常器重他；他将从江东、淮东、山东、河北游历到四方，这正是男子汉的志向。一路所经历的山川风土都清清楚楚地留在眼前，他可以用这些经历来验证先世的著作，真正可以无愧于他的祖先了。不只是我赞美他，出门送行的同人也赞美他；赞美他、再赞美他的人，哪里只是十百千万呢？《送曾叔诚序》士人重视多见多闻，由来已久。经史传记等书，没有不阅读的，用来通晓古代；居家时有来往交游，出门时有交际往还，对各郡县的山川没有不遍览的，对政治教化和风俗没有不周知的，用来通晓当今。乐安曾叔诚，世代都是儒学之家，不经营其他技艺，专门以亲近名胜、传抄记录文字为业。他奔走在洪、瑞、临、吉、抚、建几个郡之间，把东边见到听到的事告诉西边，把西边见到听到的事告诉东边，使人不出门户便能坐知千里之外的事情，确实足以成为增长见闻的一种帮助。因此人们都盼望他到来而感到高兴。我在他出行之际赠给他这些话，也是赞许他。《赠谢有源序》崇仁有三位谢氏名人，其中一位叫野航先生。嘉定癸酉年，他中乡贡；第二年登第。内任历任监察御史、太常卿，外任历任江西提刑、福建转运使。操守清廉耿介。他兼任江西宪司并代理赣州太守，任期届满时，有人作诗说：‘琴鹤也没有空载月色而来，旌旗不动，只疑有香气。’任福建漕运使时，有一位故交担任属县县令，知道他不接受馈赠，便献上桕木蜡烛一百枝。因为是旧交送的物品，野航认为微薄而没有推辞，也没有查看。过了一个月，打开封存的盒子准备取蜡烛照夜，奇怪蜡烛很重，便用力辨验，发现烛心全是黄金。他立即用运司官印把原来的盒子重新封好，命令县尉派弓兵送回那个县，取来交接保管原物的文状，最终始终没有张扬这件事。他就是这样清廉而宽厚。第二位叫万安令君。嘉定壬午年中乡贡，宝庆丁亥年凭开禧丁卯年初次贡举的名次免试而登第，官至万安县令。他文雅含蓄，治理县邑有许多惠民政绩。第三位叫徽州使君。嘉定丙子年中乡贡，己卯年再次中贡，第二年登第，后来做到徽州太守。他也像兄长一样清廉耿介。他的侄子从一甫，晚年号玉溪翁，擅长作诗。玉溪翁的儿子寿，文孙有原，带着才学游走于士大夫门下，所到之处都受到礼遇。有源是野航先生的曾孙的后代。《吴文正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九 元代吴澄撰 序

译《送崔知州序》朝列大夫、新淦知州崔侯文质，我起初在京师见到他时，虽然一次也没有交谈，已经看出他是有才干的官吏。不久我因病辞官回家，而崔侯恰好治理新淦；我居住的地方与新淦相邻。听说崔侯施政如神明，人们对我说，他的政令像疾风吹倒草木，他的威势像迅雷击破柱子。差役分配公平，遇到丰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赈济救助勤勉周备，年成歉收，百姓得以免于死亡。不久任期届满而由人接替，新淦的士人百姓作诗歌颂赞美他的，汇成了巨编。崔侯究竟凭什么得到百姓这样的爱戴呢？我的门生夏志道与崔侯是姻亲，抄录士民颂美的话，请我为诗卷写序。唉！有才难以长久保持，像崔侯这样的才干，世间并不多见。新淦的著名姓氏有邓氏、邹氏，都是我的旧交；崔侯同他们关系极为深厚。大户人家所仰慕的人，一国之人都会仰慕，这正是孟子施政的方法，而崔侯具备这种长处。崔侯作为有才的官吏而有志于儒术，我作为迂腐的儒生也有志于吏事。如今崔侯屡屡取得政绩，而我年老，不能得到机会施展。假如我生来是新淦百姓，能够像邓氏、邹氏那样同崔侯交往，以我迂阔的见解帮助崔侯精明敏捷的才能，就好比在盐海中调和五味，适合众人的口味，品尝的人没有不喜悦的；这样崔侯显赫的声誉一定会比今天加倍增长。可惜我没有机会同崔侯相遇。不过，怜惜人才、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是我的本意。凭崔侯的才干、凭崔侯的政绩，而新淦士民的颂美又如此之多，我怎么能不乐意称道他，既赞美他过去的成就，又勉励他将来的作为呢？崔侯名叫显祖，是齐地人；他任职所到之处，无论在京任职还是在外任职，都有声誉。至于新淦的政绩，则是我亲自听闻的。《送四川行省译史李岩夫序》我曾听先达长者说：做官的人，对于接替自己的官员，有子孙相承的亲爱；对于同僚官员，有兄弟手足的情谊。这是说恩义越久越深，关系最亲最厚。陇西李仲渊胸襟开阔，意气慷慨，是非可否，连细微之处也毫不隐瞒。先前他任集贤直学士，我有幸与他互相交接；如今他任翰林侍读学士，我又同他成为同僚。共同相处数月，情谊深厚，确实像先达长者所说的那样。他的儿子师尹，承继家训，具有当世才华，精通国语，熟悉国字，口头宣讲、耳中接受，指点图画、目辨字形，如同水向下流、火能够照明一样，近来已能通晓明白，几乎没有停滞。即使把他放在阴山、天大漠以北，与当地同族之人相比较，也未必逊色。他曾经凭借所学在南甸路教授，又凭译史才能任职云南省，随父亲客居京城。想到母亲在蜀地，长久不能早晚奉侍，思念之情迫切而不能放下。朝廷体察人子的心情，任命他为四川行省译史，以便奉养老母，同时命令他的弟弟留在京城侍奉父亲；这样一去一留，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安排。凭我同他的父亲如兄弟般的关系，他告别后将要出发，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难道能不留下一句话给他吗？” 你这次前往那里，在内要恭敬顺从地奉养老母，在外要忠诚谨慎地侍奉长官，名声将日益增长，俸禄官位也会日益提升。我年老多病，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依靠你的父亲庇护，才勉强容身于此。你年少，才思敏捷、精力强盛、志气锐利，应当以你父亲奋发任事的作为自我勉励，又以我这样软弱无能、尸位误事的样子自我警戒。能够做一个好儿子，才能做一个好臣子；显达的官位若不是你，又会属于谁呢？师尹，字岩夫。《送申屠子迪序》从前，御史申屠公以清正的名声和峻拔的节操著称，在世上声誉卓著。他的儿子申屠迪，是他的第四子。申屠迪勤奋学习，谨慎行事，以此增益光大家族的声誉。他尚未出仕时，寄居淮地，教导学生，生活萧然如同寒士，几乎没有向往外在荣华的念头。出仕以后，他先后在宪府、省部任职，声誉卓著。进则治理文书簿籍，退则研读经史，即使公务纷繁，也没有停止吟咏。他的资质和见识，都很不平凡。其议论不断，其著述累累，往往可听可观。照他的资质和成就推想，他所达到的境界必定不止于小有成就。如今他将前往江西行省任属官，来请求我赠言。唉，我的话不过是空泛之言；他已有实际的学问和实际的德行，为什么还要把别人的空话放在心上呢？虽然如此，我难道可以就此默默不说吗？凡是在下位做官的人，上面都有长官。长官的心意，不可能保证每一件事都与属官相同。做属官的应当怎么办？也只是遵循事理、守住法度罢了。事理和法度是天下共同的准则，谁能另立一套不同的标准呢？如果偶有意见不合，就应当积累诚意、保持敬意，以感动并使长官醒悟。感动和醒悟的契机非常神妙：一经感动便有所回应，一经醒悟便能相通，几乎就像云中飞鸟顺着风势翱翔，水中鳞鱼游在清澈的水波中一样。若能这样，哪里只是江西两道的士民值得庆贺、江西一省得到贤能属官而已，作为长官的人也将为自己的属官得人而庆幸了。申屠迪，你启程吧。《送何友道游萍乡序》梅窗何先生的四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长子任宜章县令，次子任永州教官，次子任道州判官，幼子任广昌主簿。他的幼子出继给萍乡柳氏，成为柳氏后嗣。袁、柳、抚、何两族，各自都以儒学出身而显达，但他们的祖先其实都是姬姓。文王一系由鲁国的展氏发展为柳氏，武王一系由晋国的韩氏发展为何氏，虽然姓氏不同，源流却同出一姓。宜章任职萍乡时，嫡长子友道出生，如今已成为宗子。友道不忘自己的来源，所以成年后作此行。萍乡的棠阴还在，那里留有先世遗下的恩爱。如今在他乡显耀的，是我父亲的幼子。按照礼制，作为别人的后嗣，就不应再顾念亲生父母；唯独对于宗子，却没有断绝亲族联系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仍然把宗族看作根本：本源只有一个，支派却分散开来，突然在合聚之际，孝悌之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唉，典章礼制废弛、世俗日益浅薄，已经很久了。能够追本溯源、尊重根本的，只有学士大夫才能做到。我将从这件事中观察其中的准则。

译《赠李庭玉往岳州序》宋熙宁年间，开始用经义来考试进士。起初的文体，有张庭坚的书义文章，载在《文鉴》中。到了宋朝末年，文体越来越变化翻新。浙东的温州，江西的吉州、抚州，他们的书义文章都号称有利于取中选官。吉州以安福为代表，抚州则以乐安为代表。而乐安县北部的李氏，又是书义文章的大宗师。李庭玉的曾祖父以上，世代都凭书义成为进士的老师，向他们受业的人遍及数郡。他们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培育人才，春季应试、秋季荐举，人数多得难以一一列举。本朝贡举尚未恢复时，人们争相聘请李庭玉的父亲来教导优秀子弟。贡举恢复以后，抚州考中科举的人有两个，都凭书义考入高等。追溯他们受教于师友的渊源，都说出自李氏。如此看来，乐安书义有利于取中选官，不仅在从前如此，如今也同样如此。然而，宋人有一种不知名的药，卖药方而离去的人获得了封赏，而保存药方的那家人仍在水中漂洗丝絮，大概从未把药用于水战。如今打开旧箱子，药方还在，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假如把它用于对敌作战，难道能独占功劳吗？庭玉，你应当努力啊！我又听说，取得显贵有方法，守住显贵有道理。庭玉将前往岳州路湘阴州，拜见黄、张两位贵官；养原、国宾二位贵人，都懂得取得显贵的方法，而我还希望他兼备守住显贵的道理。长久守住自己的显贵，是诸侯的孝道。因此我借庭玉出行之际，寄托我的心意。《送卞子玉如京师序》淮东的卞子玉，家世代代做官，对于政事，从讲习听闻中已经很熟悉了。他才思和见识明敏，器量深厚宏大，贯通儒家经典，熟悉官府文书，难道不能说是全能之才吗？把这些才能施用于政事，本来就应当像陡峭斜坡上滚下的弹丸、从高屋上倾下的水一样顺利，水流难道还会有什么阻滞吗？可是前些年在审理诉讼时，他仍不能没有过失。大概因为长官所审问、宪官所复核的事情，他明知已经如此，却没有再提出异议，最终事情又不是这样，于是和审问、复核的官员一起受到因过失而获罪的惩罚。他由宁州判官降为崇仁县官。征召赴任那天，除办理官员考课之外，把其他事务全交给同僚，自己一点也不计较，只与贤士朋友讨论学问、文章；遇到事情时更加安详，也更加谨慎周密。人们都说：“子玉素来安详谨慎，如今又更加用心了。”这难道不是所谓跌倒一次便得到一次便利，经历一件事便增长一分见识吗？孟子曾说：“人的心志受到困扰，思虑受到阻塞，往往是在有过错并改正之后；一定会认为这是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的缘故。”那么，子玉本来不应有过失却偶然有了过失，大概正是上天想增长他的见识并成就他吧？他在崇仁任职五年，人人都爱戴、敬重他。任期届满接受替代官员、将要前往京师以后，去吏部谒选时，人们无不赋诗，抒写依依不舍、不能忍心分别的感情。而我正期望他这次离去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官，所以写下这篇序来赠送给他。子玉名瑄，父亲是少中大夫、宝庆路总管；他的祖父以上历代都在宋朝做官。《送傅民善赴桃源州教授序》我的同乡傅师孟，字民善，近年任衡州路儒学正，代理主持教育事务。他承顺郡牧的意旨，使学校焕然一新。任期考核期满、将被替代时，士人朋友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如今他接受朝廷命令，任桃源州教授。他操守品行的清白、职务职责的修治，在衡州都已经有实际验证。一州得到贤能的师儒，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了。金陵王云起，字霖仲，也是我临川人，是荆国丞相的后裔。此前任湖北沣州教官，廉洁的声名和能干的才名远播四方。民善到了桃源以后，沣州大概就不能独自享有美誉了。然而，我了解民善，并不在他任官办事的时候，而是在他平日的日常生活中。怎样了解他的平日呢？就是考察他的言语和行为是否真实。古代的学者，大体都把谨慎说话、谨慎做事作为原则。如今的人拿起笔来，勉强能写些文章，便说儒者不过如此。至于平日的言语行为，哪里还有时间去计较呢？任意出口的话，大多是鄙陋悖理之言；任意行事，也免不了有过失污点。既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他交游相处的人也安然不觉得奇怪。士人不以谨慎言行作为学问，已经不是一天了。民善在父母身边侍奉时，已经不同于一般儿童；等到他长大后同我交往，我考察他的言语行为，竟没有一处可以挑剔。他曾经客居武昌，拿诗文拜访铁峰张氏，张氏一见面便称许他的清苦俊秀，极力奖掖进荐。张氏待人最不轻易许可，却唯独喜爱民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的诗并非只崇尚空洞的文辞；他平日谨慎言行的实际修养深厚，表现在文章辞藻上，自然不同于别人。他的仕途如今才刚刚开始，应当积累平日一贯谨慎的实际修养，并且更加努力。把它用在政事上，将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胜任，担任什么官职不能做得好呢？难道只是能够做贤能的师儒而已吗？《赠九山山人序》池州的九华山高峻险绝、陡峭如削，〔原文有疑似脱误字〕像春笋纷纷乱生，又严整地像酋矛排列直立；又像狂风逆吹旗幡的末端，纷纷向着天空。我经过山下，心中惊惧、眼目震骇，徘徊凝视，不能离去。三百年前，有一位偏远地区的伪臣专有这座山的名声。这个人善于夺取别人的所有，把别人的基业移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把别人的著述掩盖起来作为自己的才能。这样还不算，最终连别人的性命也一并夺去而不肯宽贷，真是危险啊！他的险恶比山的险峻还要厉害，岂止十倍百倍而已？如今皇朝的疆域平坦开阔，万里如同磨刀石一般，却有一位中州的平民士人寄居江南，也专有这座山的名声，把它据为己有。九华先生的事迹已经陈旧，而“九山山人”的称号刚刚出现，我更加感到奇怪。仔细观察这个人，他任意议论人的命运，往往希望别人承担责任。他不但不使人的命运困厄，反而希望使人的命运昌盛；不但不夺取别人的所有，反而把上天所有的东西轻易给予别人，毫不吝惜。这种心胸平正、宽广、亲厚，哪里有丝毫像从前那位先生的险恶呢？专有山名这一点相同，但用心却不一样。假如山有灵性，难道不会把从前给那位先生的祸转而给如今的山人降福吗？我把九华、九山这两个名称合在一起观察，起初感到疑惑，不久便释然了。于是写下《九山山人序》来赠送给他。山人是谁？他姓陈，字良卿，是汴地人。

译《赠陈立仁序》永丰陈氏，世代学习儒业、参加科举，家族中有任建宁佥判的，有任建德察推的，有任信州司户、福州教授的，我都曾认识他们。教授的从孙陈立仁，是察推的曾孙、佥判的元孙。他能够守住世传的家业，以授徒为生来奉养父母；各种技艺和数术，他大多熟悉，凭七政运行和星宿次舍来推断人的吉凶，非常灵验。他带着这门技艺出游，往往受到人们的敬重。我观察立仁的父亲，安守本分、处于贫约，不沾染当时社会狡猾险诈的习气；家族积累的德行已经深厚，子孙众多，而能够继承其后的人一定会兴盛。立仁只应当努力行善来等待命运，一种技艺的长处，不过是暂且寄托心意罢了，哪里能把它当作事业呢？你用星数推断人的命运，我用天理来推断你的命运，知道你暂时困窘终究必会通达。不要因为一时不能振作，便懈怠于行善啊！《赠西麓李云祥序》前辈说，陈所翁默坐潜思时，似乎同神奇之物在混沌无形之间相遇；有时酒醉后意兴到来，忽然挥笔泼墨，即使画在墙壁和绢素上，也仿佛能够飞跃而起，大概是得到了龙的真神。湖南李云祥，居住在岳山西麓，如今是吉州安福人。他从小喜爱画龙，每当得到陈所翁的画，便凝视一整天，目不转睛，甚至忘记吃饭；一天忽然有所领悟，恍惚如同亲自得到陈所翁的传授。前御史大夫彻里公、集贤大学士李叔固，都认可他的技艺，但两人如今都已经去世了。于是云祥离开京师，奔走四方，忙碌不安，却一直没有遇到知音。人们说福气和智慧很难同时具备，难道是他的智慧增长了而福气减少了吗？荆公曾感叹两位画工怀才不遇，他的诗说：“一时二子皆绝艺，裘马穿羸久羁旅。华堂岂惜万黄金？若道今人不如古。”我为云祥吟诵这首诗，劝他出行，哪里知道不会有舍得花万两黄金来聘请他的人呢？哪里知道不会有像前代那两位贵人一样赏识他的人呢？《送邵文度仕广东宪府序》上饶邵宪祖，字文度，祖先世代有人考中儒科。文度凭借家传的《易》学，在延祐四年中乡贡，第二年在京师参加〔原文作“防试”，疑为科举考试名词讹误〕，未能考中进士，便退归故里。不久，宪台赞赏他的才干，让他到广东宪府任职。人们说，文度家族世代科举兴盛，才名又好，却使他屈身在偏僻地区做官，处于低微职位，似乎不是他应当处的位置；可是文度却宽裕自得，毫无不高兴的意思。他大概已经领悟了《易》的变通之理，能够随处安顿自己吧？古代君子未遇时，有人做乘田，有人任委吏，有人守关击柝，有人在伶官手下做事，他们全都安然处之而不推辞。宪府属官属于清流，既有权力又有声势，人们多以为尊贵、荣耀，不像乘田、委吏的卑浊，守关击柝的低贱，也不像在伶官手下任职那样受辱。因此，随着所在之地而尽力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本来就是儒者安于命运、安于义理的表现。近些年宪府选用属官，一定排斥不是荆扬地区出身的人，大概怀疑荆扬人轻浮狡猾、阴险机诈，难以驾驭，所以摒弃不用，只让他们在岭海之间周旋。人才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在哪里都可以；如果确实不能任用，那么到哪里都不可以。哪里会有在彼处不能任用而在此处却能任用的人呢？三道的宪府，难道不是朝廷的宪府吗？两广的百姓，难道不是朝廷的百姓吗？为什么对他们却有轻重厚薄的差别呢？即使如此，在受到重视、优待的地方，他们所选用的人，果真能够全部得到合适的人才吗？不论人才本身怎么样，只论某地出产什么人才，这是为什么呢？唉，风宪之职并不轻微。下属不能把上级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属官不能把长官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他们用来指责别人的那些过错，往往自己居于上位、做长官时也未必没有。做长官的人不愿意显露自己家族的丑事，便不得不防止自己的子弟暴露短处。这样一来，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文度这次前往，一定会显著地表现出不同于同辈之处，使人知道儒者所做的事业，果真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也使任用人才的人知道，自己没有任用的人，未必都比自己任用的人差。《赠刘泰观序》庐陵的山水奇特秀美，所孕育的人才往往俊秀超迈、卓绝群伦。这是土地所造成的吗？自古以来，山西多出名将，可是评论者却只取苏属国、赵营平两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像山西人。大概良金美玉，是天下共同珍爱的东西，不能只按照产地来评定，也不是一地的风气所能限制的。庐陵人物冠绝天下。两百年来，名位最为隆盛、福禄最为深厚的，没有比得上益国文忠公。文忠公未显达时，他的心志、气度和操守行为是怎样的呢？有这样的心志气度，有这样的操守行为，便有这样的名位和福禄，正如形体必有影子、播种必有收获一样。刘泰观是庐陵俊秀超迈的士人，才气卓然，却奔波不安、怀才不遇。我本来怜惜他的才华，尤其希望扩大他的成就，所以拿益国公的名位福禄来期望他。古人有话说：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如此，不要因为如今没有遇合就自行沮丧。《赠襄阳高凌霄鹏翼序》东汉以来，荆楚一带号称多出奇才。大概因为那里地势便于用兵，善于谋略的人往往从那里出现。驰骋一世而建立功名的人，常常有之。这可以说是人中的豪杰了吗？回答说：还不能。孟子所说的豪杰，是指即使没有文王，也能自行奋发兴起的人。所谓兴起，是说他能够自我感发，去求取文王之道。文王之道在哪里？近处在周公，远处在孔子。周公、孔子遗留下来传给后世的文章，有《易》《书》《诗》《礼》，以及《春秋》和各位弟子所记、子思、孟子所述的著作，直到今天仍未消失。能够从这些典籍中求取并得到其道，这就是以文王为师。世上没有文王，却能在两千多年以后仍以文王为师，这不是豪杰之士又是什么？难道只是在一世中驰骋、建立功名而已吗？襄阳高凌霄，是荆楚的才士，与他的朋友张师善一起跋涉数千里远道而来求学。我已经把为学的大概启发给他们了。如今他们要回去，我又举出孟子所说的豪杰来勉励他们。《赠南阳张师善序》南阳张师善有志于求学，通晓朱子的《诗传》，已经能够参加进士科举了。他不远数千里，来到我的门下求学。师善啊，如果只是想应试求官吗？作为同辈的才能，人人都可以具备；作为应试的技艺，人人都能够掌握。为什么还要到远方去寻求呢？如果你的志向另有所在，并不是为了应试求官，那么我曾经听说古代圣贤求学的原因了：一定要明白人伦，探究事理；一定要去除私欲，保存本心。使自身有主宰，处理事情处处恰当，如此而已。师善在这里居住游学几个月，每天听到的不过就是这些。如今将要回家探望父母，又向我求取赠言，我便把大意再归纳出来告诉你。希望你仔细思考并努力实行啊！

译《赠方无咎序》我乡里有一位医生，平日有熟悉他的人，通常只是把他当作平常医生看待。一天，远方有人准备厚礼来邀请他，车马显赫地来到门前，见到的人都惊讶害怕。又有人病得十分严重，同族的医生束手无策，病家叹息。有个某县某医生自称具有奇异医术，恨不得赶快把他请来救治危急，听到的人也又敬畏又羡慕。后来偶然到了那个县，询问他的医术，县里人却捂着嘴大笑。我曾经把这两件事举出来与客人共同评论。客人说：“人的常情，是看重听闻的消息，轻视亲眼所见的事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才华、怀技艺的人，往往在远方有名，在近处反而没有名声。孔子的圣德，尚且有时被东邻人轻视，何况其他人呢？”如今那些可以珍藏、值得珍贵的香木，杂生在岭南山中，当地人每天拿斧头砍来当柴烧，谁知道它在远方竟然受到如此珍视呢？谚语说：“离开村落的苏草不香，难道真是不香吗？因为它就在近处、容易得到，所以人们才把它当作寻常之物。”我认为客人的话是对的，但还没有说尽。圣门的议论说：“有闻与有达，各不相同。有闻，是虚名显露于外；有达，是实学充实于内。外在显露的虚名，有时远方听闻而近处不信；内在充实的实学，则先在近处获得信任，之后才传播到远方。” 鄱阳方无咎，家世代代都是儒者和医生，年少而俊秀聪敏，名声还没有远播。然而同乡芳谷徐君称赞他，喋喋不休，不能停口，还把这件事写在书中；他在近处获得信任，竟到了这种程度。古代选拔人才，先从五家组成的比中推举，再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中推举，再从百家组成的族中推举，再从五百家组成的党中推举，然后推及乡里，最后达到国家。实际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是由近及远的，哪里像虚名只在远方听说、近处却不信那样呢？我先前所说所见的两个人，是名声超过实际的人。古人所谓“闻”，就是这种情形；无咎却是实际才能超过名声的人，正是古人所谓“达”。名声超过实际，好比水将流尽的沟渠；实际超过名声，好比逐渐流大的源泉。我没有见过在近处获得信任、最终却不能在远方闻名的人。无咎由乡里参加选举、进而达到国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至于远方的人赞美羡慕、尊敬他而争相聘请，那只是以后的事。到那时，他身边哪里还会有惊讶或暗笑他的人呢？《赠相士吴景行序》吏部吴公的后代吴景行，儒学和世俗事务都很优秀，仕途不得志，于是隐居田里。他曾从方外奇异之人那里听到希夷先生的相术，能够预言人的寿夭、福祸，精确到年、月、旬、日，丝毫不差。人们畏惧他的神验，躲避他而不敢接近。从前庄子说郑国的季咸有这种本领，世人通常认为庄子是在寓言；如今果然有像季咸这样的人。庄子难道欺骗了我吗？吏部公学问贯通天人，声名传入皇帝耳中，有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后代，或许也算光耀祖先了吧。然而我想告诫他，不要轻易相信或传播这些话。处在如今的时代，却有季咸这样的人，是值得惊骇的。可惜没有像壶丘子那样的人，试着让他看看吴景行究竟如何。《赠袁用和赴彭泽求赆序》从前的人，如果有人胜过他的父亲，一定会厚待他的儿子。作为别人的儿子，难道本来就是希望从父亲所善待的人那里得到报答吗？但人的感情，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主一袁君，怀有才华却没有得到施展；他同人交往，诚恳而慈祥；替人谋划，恳切而周到。因此不论亲疏远近，大家都从心里喜爱他，即使相处很久也不会改变。如今他的儿子用和将要赴彭泽任教官，先向父亲的朋友们告别，然后出发。凡是同主一交好的人，对于用和此行，难道会没有感情吗？《赠医士章伯明序》从前的神医秦越人撰写《八十一难》，后人把八十一难分成十三篇。我曾认为这种分篇不恰当，于是重新厘定校正。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至第二十二难论脉，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九难论经络，第三十至第四十七难论脏腑，第四十八至第六十一难论疾病，第六十二至第六十八难论穴道，第六十九至第八十一难论针法。秦氏的书与《内经》《素灵》相互表里，而把论脉、论经络放在前面，难道不是因为医学之道本来就应当先明白这些吗？我喜欢读医书，是因为医书比其他书更古老；我喜欢同医家交往，是因为医术比其他技艺高明。我十五六岁时开始同人交往，到如今七十年，从神京、辅畿、通都、防府，直到天下各处，所听说的名医，已经逝去的无法见到了；所见到而确实可以任用的医生，在成百上千人中只得到两位，而且都在我郡：一位是董某，字起潜；一位是章晋伯。明白脉理并且精通经络的是董氏；明白经络并且精通脉理的是章氏。去年秋天，我在家中患病，董氏为我治疗；今年冬天，我在城中患病，章氏为我治疗。实际试用他们，确有本领；采用他们的治疗，也确有实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明白脉理而又精通经络的是董氏；明白经络而又精通脉理的是章氏。起初得到一位董氏，我已经很高兴；后来又得到一位章氏，更加高兴。年老时遇到两位技艺高超的医生，真是奇事，真是奇事。然而董氏虽是奇才，我还没有深入了解他；真正深入了解他，是从我开始的。章氏虽是奇才，也还没有被人深入了解；真正深入了解他，也从我开始。董氏的医术，如今正在豫章盛行；章氏的医术，此后在远近各地盛行，是可以预期的。伯明对于近代中原各位名医的著述，博览而贯通，不只是研习周、秦、汉、晋以前的医经和方论。我年老体衰时，因中寒之气多日不能进食，他所用的药只三剂、八服，全部以仲景之法为根据，如同印券和钥匙相合，丝毫不差，疗效神速。假如每一个病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医生，世上难道还会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吗？我的病已经痊愈，将要从城里回乡，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写下这些赠给他。《送曾德厚序》平山曾先生隐居在金溪县陶原，以诗文自娱，终其一生。他的儿子观颐也安于贫困、守持本分，在乡里讲学授徒。称赞他的德行、认为他贤善的人很多。他的侄子德厚，文章学问不辱没家世，又有多种技艺，将要出游四方。〔原文“以数谈人福祸噫”有疑误〕你的数术，是用来补救道义穷困的。然而作为臣子说话，应当以忠为依归；作为人子说话，应当以孝为依归，使善人知道所应当勉励的事情，从而成就吉善；使恶人知道所应当畏惧的事情，从而避开凶祸。这样说来，数术也是一种道。你出发吧！一定会有人烧柴煮鱼，和你一起饮酒并讨论《易》的。

译《赠用和谢教授序》文章本来是士人的末技，但也有可以流传后世、因此不朽的东西。人已经死了而他的言论仍然树立于世，这“树立”是什么意思？就是卓然树立在天地之间而不会倒下。福建将乐，是程门高第弟子杨中立先生的故乡，也是南方讲明道学的祖地。士人生长在那里，受到余教的熏陶，往往与其他地方不同。咸淳年间的贡士谢景云，精通科举文章，后来由治《春秋》义改学《诗》，兼治《书》。前辈称赞他潜心研究理学，时时深入到根本。笺表、记、赋、诗词和杂著，没有不精工细致的。他三十二岁便去世了，他的学问和文章已经无法亲眼见到。他的儿子谢中，在战乱之后收拾父亲的文稿，只得到经义、论策二十三篇。读这些文章令人喜悦，当时的同辈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然而这些只是应试文章罢了；它们能否远传，并不在这里。孝子面对父亲留下的手泽，终身悲哀仰慕，仿佛父亲仍然在眼前，一时一刻也不肯放下。这种立身行孝，是显扬父亲的根本。儿子能够立身，父亲的名声便能树立，难道还在于文章能不能流传吗？谢中，字用和，文章学问受到当时人的推重，才疏学浅的人都不敢仰视。他能够在世上树立名声，谢景云真是有了好儿子啊。《送舒庆远南归序》往年河间李岳到我门下，凭研治《周易》经义参加科举。我看了他所作的文章，说：“可以考中科第了。”于是送他离去。第二年，他果然考中进士。豫章舒庆远侍奉父母来到京师，也研治《周易》经义。我考问他，他对难题剖析透彻，隐微之处阐发畅达，明白地把握经典的旨意，符合中式文章的规范。他这次离去而考中科第，难道会在李岳之下吗？明年正是他可以参加科举的年份，如今他侍奉父母南归。我已经以他一定能够考中进士来期望他，又对他说：“儒者的学问不只是能够写出考中科第的文章。为了功名利禄而学习的人，到处都是。将来你已经实现了世俗所追求的目标，假如再经过我这里，我还应当有话告诉你。暂且回去吧。” 《赠墨工艾文焕序》世人称墨为“玄玉”，“玄”取其颜色，“玉”比喻其质地。墨坚硬、青润、有光泽而且黑，是上品；黑青相合称为“玄”，黑色容易而青润难得，只有黑而不青，只能叫“缁”，不能叫“玄”。坚硬和有光泽都具备，才称为“玉”；坚硬容易而有光泽困难，只有坚硬而没有光泽，只能是石头，不能称为玉。前代墨工没有来得及评论。宋室南渡以后，柯山的墨盛行；后来又有我郡的胡氏墨，七八十年来人们争相使用湛然墨；近年又有同乡的艾氏墨。它们如同楚、吴突然兴起，间隔齐、晋而称霸；它们取得众人信任、在当时销售，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实际品质是做不到的，但艾氏墨工还想借助他人的话来增加声望。别人的话哪里足以作为尊重的根据呢？如果没有实际品质，即使众人交口称赞，也只是虚名罢了。文焕的墨已经取得信任、得到销售，不需要借助我的话。我过去就认识这种墨，所以写下这些赠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赠朱顺甫序》葬师之术在南方盛行。郭氏《葬书》，是这种术数的祖本。大概必须追溯山脉来龙的源流，审察地形走势停止的地方，使水聚集来界定地势，使风不能吹散，然后才能乘取大地中的生气，滋养死者留下的骨骸，使其常常温暖而不至于腐朽。死者的形体和魂魄安宁，那么子孙承受其气而出生的人，便不会衰败憔悴；这是自然的道理，并不是有意希求它一定产生某种效果。若说某地可以使人做公、侯，可以使人做丞相、将军，那只是著书者倡导这种说法来愚弄世人，借此索取厚重的财物罢了。这种话哪里值得相信呢？北方土地平坦空旷、广阔延展，原野低湿之地多，山林川泽相距很远；那里的葬法又同南方的术法不同。只有通达的人才能推演运用，适应南北各地的不同，而不拘泥固执。近来见到北方士大夫在南方做官，受到南方葬师说法的迷惑，回去后用南方术法安葬亲人，往往十分可笑。还不如他们的先世不通晓这些术法，而按照古礼安葬，反倒更为恰当。司马公和程子所说的葬师以方位、时日论吉凶，不过是阴阳家择日选时的一种技艺，同地理本身没有关系。如今朱顺甫所传授的肥城孙氏葬法，究竟是南方的术法吗？还是北方的术法呢？将来如果有机会当面询问它的根底，我就能知道了。《吴文正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 元，吴澄撰 序 《送娄志淳太初赴石城县主簿序》〔原文末有不匹配引号〕 石城主簿娄志淳将要赴任。我过去曾和他叔父道舆甫同年中贡士，彼此父亲的交情如同兄弟，看待娄志淳也如同侄子。他前来告别，我哪里能不说几句话呢？娄志淳的祖父艮堂翁，在宋嘉熙庚子年凭《诗经》成为贡士，过了二十九年，到戊辰年，因特恩参加廷试，授迪功郎，任饶州德兴县尉。艮堂翁的长子德刚甫，就是娄志淳的父亲，在咸淳丁卯年凭诗赋成为贡士，第二年考中进士，授迪功郎，任袁州万载县尉。一家出了两位县尉，后来一人升为从政郎，授福州监镇；一人升为从政郎，授吉州法曹。适逢朝代更替，他们隐居不再出仕。后来艮堂翁和长子先后去世，娄志淳的叔父们只剩仲、叔、季三人。他们须发皆白，仪容十分伟岸，俨然如同商山四皓的画像。每逢正旦、冬至、朔日、望日，他们穿深衣、戴高冠，带领郡中子弟，在家中按次序排列，接见宾客朋友，一如司马文正公家训所规定的样子。士大夫之家能够保存太平时代礼法的遗风，娄氏可以称为乡邦第一。掌权者为朝廷搜罗遗逸人才，道舆甫被任命为濂泉、石林两所书院的院长；志淳也因湖北廉访使程公的推荐，先后主持南岳书院，任宁州教官，又任南康路教官，直到如今，终于分任一县，寄居石城。赣地的偏僻县邑，地处偏远，民风质朴，近年隶属于宁都州，百姓苦于同时隶属两处；假如亲自到任的官员又不怜悯体恤他们，百姓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娄志淳家世代代为儒、为官，性情恭谨慈祥，受到圣贤之书的熏陶，讲习仁义的实际道理，这种修养并非一天形成的。他洁身自守，如秋霜般肃然；爱护百姓，如春阳般温暖，百姓大概会稍稍得到救治吧？我不认为担任小官会使娄志淳感到不足，反而认为百姓遇到好官是幸运。有位叫胡廉的人，是石城士人，娄志淳可以向他询问当地情况。

译《送庐陵解辰翁谒吏部选序》庐陵士人中，俊伟卓异一类的人很多，谨慎稳重、诚实厚道一类的人却少。古人评论汉代山西地区的将领，认为只有赵营平、苏属国不像山西人物。我也曾说，益国周丞相虽然家在庐陵，却把俊伟卓异的表现完全收敛在谨慎稳重、诚实厚道之中，所以他的名位所达到的高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众人之上。抚州学正解应辰，字辰翁，是庐陵的善士。他在郡邑学校任职十五六年，文章可以称道，政绩也可以称道，却不矜持自负、不浅薄外露，恭谨温厚，很有国公的气象。他已经年过六十，如今才要去拜谒吏部，参加教授职位的选任，本来不能有乡绅那样的名位事业。然而我观察他的内在修养和所作所为，谨慎而不放纵，稳重而不轻浮，诚实而不虚妄，宽厚而不刻薄；那么他所胜过、所获得的福分，尤其是长寿安康的福气，一定会不同于常人。何况他的先世世代凭儒业建立功勋，却还没有显达；他的侄子已经一次中贡、二次中贡，正踏着青云直上。我将亲眼坐看解氏一门兴盛。辰翁是我儿子的同僚，他的意度同我这个老朽相合，情趣也彼此相投。如今他要离去，我不能不感到惆怅，于是写下这些同他告别。《赠番易柴希尧序》番阳柴献肃公的后代柴得仁，字希尧，能作诗，写出的诗句总能打动人；又喜欢读《论语》，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祖先事业的人。往年他游历于诸位公卿之间，程承旨、钜夫，邓学士善之，石中丞仲璋，郭侍御干卿，都曾奖掖赞许他。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奔波不安，一事无成。近来他来到临川，偶然同我这个老朽相遇。我同他交谈，知道他的才华，也知道诸公对他的奖许并非过分。然而他仍免不了因怀才不遇而忧戚，因急于求取速达而奔忙。我于是诚恳地劝告他。士人谁不想得到际遇并显达呢？但能否得到际遇、能否显达，取决于天命，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呢？所以古代君子，不应当得到富贵而得到富贵，便不接受；不应当处于贫贱而处于贫贱，也不离开；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即使贫贱也觉得光荣。用不合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只是自取羞辱。君子何尝厌恶富贵而不去追求？只是知道富贵有不可强求的道理。既然不可强求，即使忧戚奔忙，又有什么益处？圣人本来就说：“学习，俸禄就在其中了。”“在其中”，是说不去强求而自然会到来的意思。我只管修养自己应当修养的东西，命运一旦通达，富贵来到时，谁能阻挡呢？关键正在于不应忧戚奔忙地追求它。你应当拿出自己已经读过的《论语》，反复研读、深入探究，一定会豁然有所领悟，并相信我这个老朽的话确实可信。不然，守候在公卿门前，在权势道路上奔走，抱着万一的侥幸心理，直到老死才停止，这是唐代李愿所感到羞耻的事。李愿尚且以此为耻，何况不如李愿的人呢？所以我不敢把这种做法教给先正之后的后人、李愿式的人。《赠彭有实序》彭鼎，字有实，家族三代都精通小儿科，在乡里享有声名。他幼年时便医治幼儿，又求教于年长者。接受名医传授的方法，锻炼、炮制出十多种丸药，可以救急扶衰、治疗疾病、延长寿命。服用这些药，能够退却衰老、恢复青春；先在近处取得信任，再推广到远方，以扩大施救范围。我赞赏他的技艺奇特、心胸广大，便说道：“籛铿活过八百岁而没有衰老，养生家都以他为祖，称他为彭祖。你的子孙以彭为姓，彭有实难道是他的后裔吗？”让幼小的人长大直到成年，使衰老的人恢复少壮、回到婴儿般的状态，这功劳多么盛大啊！由此，医方的灵丹可以进而成为仙方的灵丹；人们都能得到像彭祖那样的寿命，就能把整个世代提升到长寿之域。这可以上助圣朝爱惜生命的仁德，哪里只是做乡里的医生而已？即使称作国医也可以。我也有一粒丹药，你相信吗？使用它时，还能使百姓长寿。伊川程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姑且举出这句话作为你出行的凭证。《赠碧眼相士序》从前听说有青眼和白眼：看重一个人，就用青眼看他；轻视一个人，就用白眼看他。善于区别轻视和看重人的，没有比相士更擅长的了。如今彭相士以“碧眼”自号。碧色是青色和白色的合成，所谓合，就是混合为一。那么，对人的轻视和看重，难道会混同而不能区别吗？相士说：“青、白相兼而成为碧色；碧色中既有青又有白，两种眼色都具备，别人是值得轻视还是值得看重，难道不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中吗？”我说：“好。但青色属木，白色属金。木必受金制，金必胜木，所以青色的成分力量弱，白色的成分力量强。木弱金强，我担心你看重人的眼睛常常少，轻视人的眼睛常常多。”怎么知道呢？相士只是笑着没有回答。《赠绍兴路和靖书院吴季渊序》如今世上的学官，大多把它当作通往仕进的阶梯，哪里肯省察自己的职守究竟应当怎样呢？才力所能胜任的，学问所达到的，都不加过问，只是计算任期，等着考满升迁罢了。新安人吴希颜，字季渊，生长在朱子的故乡，往年受到宪使卢处道的知遇，卢公勉励他进学；后来他又到我门下，我也曾告诫过他。他对于朱子所说为学的次第，欣然领会于心。如今他将要主持和靖书院，又来向我请教，我难道可以把他同世上的普通学官一样看待吗？朱子的学问，承自程氏；程子的学问，以敬为根本，用讲求来使它明白，用诚实来践行修养。和靖尹先生是程门的高等弟子，他从老师那里传承来的学问，专门以敬为务。为学能够得到根本的，未听说有谁能超过他。书院奉祀尹先生，季渊又担任主持，在其中阐明教化，难道可以不学习尹先生的学问，糊里糊涂、悠悠荡荡地虚度岁月吗？想要学习尹先生的敬，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朱子的《敬斋箴》已经说尽了。季渊依照朱子的箴言，切实用力去实行，这就是我的期望。若能这样，那么对于主持书院的职守来说，其他事情都只是余事，我又何必多说呢？

译为潘汉章作的送行序 浙东才俊潘汉章违背父母而出游，来到江东，家在千里之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早晚省视父母了。一天忽然彻底醒悟，想要归去，朋友们想挽留他，却无法做到。这是良心发露，不能遏止的表现，人们都赞美他的孝心。如果能够依循这份心意加以扩充，他的孝还会有穷尽吗？孝并不只是顾念父母的衣食奉养。至于考中儒科、登上仕籍，以此荣耀父母，也是世俗所认为的荣耀，君子却不以此为荣。那么孝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生育我的，是父母；使父母能够生育我的，是天地。天地，难道不是我的大父母吗？我从父母那里接受而成为身体的东西，完整保全它而一点也不损伤，这就叫孝子。我从上天那里接受而成为心性的东西，完整保全它而一点也不亏损，这就叫仁人。孝子，是成为仁人的基础；仁人，是孝子的最高境界。所以孝子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仁人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母。这些话，张子在《订顽》中已经详细说过了。汉章大概有些已经学到，也有些尚未学到，希望他以此自我勉励吧！赠给僧人了一、号半间的序 僧人了一，字而号半间。唉！老氏把无名、不可命名的东西称为道，听说佛氏大概也是如此。穷究本意而洞彻明白，闭塞一切渗漏，这才叫“了一”。这种道理没有两样，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既然名已经是多余的，又加上一个字来辅助它；字还不够，又加上一个号来配合它，不是多余得太过分了吗？况且把一切空掉、不把虚无当作实有，正是佛法。加上“片云”，是给昏暗蒙蔽之中再加昏暗；增加“半间”，是给障碍之中再添障碍。微妙光明、莹洁清净，不留一丝尘滓，哪里还会有云？虚空浩荡，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宅舍？哪里还会有“间”？既然是“一”，本来就没有一，所以也不是一。虚幻的言语，谁能把这个“无”当作实有？如果说有云、有间之类，就是执著于形相。具有正觉正知，为什么不把这些有相之物也空掉呢？于是有位居士作偈说：六尘全都消亡，四大一同变灭；没有云，也没有片云；没有间，也没有半间。珍重啊，一上人！你在众人中巍巍然尊贵；不减少，也不增加，彻底明白了这个不二之法。为廖信中作的送行序 船不能用来登山，车不能用来渡河，这是因为器物各自只适合一种用途。人却不是这样，难道竟拘泥于一端而不能相通吗？所以做官不挑剔是什么官，任官也不挑剔在什么地方，世人称这种人为通儒。近年选部担心儒学官员的选任受阻，凡是本应担任儒学教授的人，允许注授各处巡检，而这些地方都是岭海一带的乡地、边远之境。穿着章甫、宽袖衣的儒生，向来从容舒缓，一旦让他们骑马射箭、奔走驰逐，把镇压奸邪、捕捉盗贼作为事务，似乎失去了他们所适宜的本业。这项成例一经开启，趋赴的人纷纷而来，竟没有把它当作怨苦，为什么呢？既然不甘心长期困滞，又庆幸有了变通的机会，那么又哪里敢推辞劳苦、躲避遥远呢？临江人廖珙，字信中，年轻而有才，参加选任十年没有调动，勉力依循成例，接受惠州属县巡检之职而去。我本来知道他的才干最适合做什么，只是又不免替他感到可怜。士人求取俸禄，是想使父母高兴。信中的父母还在，若离开父母去就任官职，不可；要奉养父母却冒险赴任，也不可，那么他将怎样处置呢？东广大帅府宣慰一道，近来的惯例是选取儒官担任属官。以信中的才名，倘若能够参与其中，对公事可以尽力，对私事又便于奉养父母，臣子的道义和儿子的道义就都能兼顾了。大帅府中有许多贵人和显贵公卿，一定会有人怜惜人才，把你罗致到幕府之下。你就去吧！为周德衡赴新城任教谕作的送行序 夏、商、周三代以后，设置官员、建立师儒来使天下向善，应当从一个县开始。县有学校，学校有老师，这并不是轻微的事情。宋朝末年，却让五次参加科举而未中第的人担任此职，这就是上级所谓没有才能、没有用处，只是怜悯他年老而给他恩典；进士不担任这个官职，显达的官员也不经过这条道路。于是这个官职虽然名义重要，声望却已经降低了。如今儒者入仕的资格规定，无不以县学官作为升迁的阶梯，只要得到这个职位，显达的官职便可以逐步取得，所以它的职责渐渐重要起来，而求任此职的多是新进的俊秀之士，昏聩衰老、不能适应时用的人，自己畏缩而不敢前来。然而选任的人未必都适合这个职位。盱江人周君德衡，是名门之子，壮年时继承同宗兄长，在新城掌管学校事务。他平日从家庭中得到的教养，本来已经远远高出一般人，却又不以此自满，勤勤恳恳地奔走四方来增加自己的见闻。因此，他担任这个官职，确实无愧；有人说他这个人是合适的，只是年纪还不合适。我说不是这样。从前王通二十五岁就做了别人的老师，唐初许多名臣有的还说自己是由河汾之学培育出来的，这功劳难道不大吗？周君的年纪比范仲淹还大。新城虽然是小县，什么地方不能产生人才呢？把人才培育成材，他日文学修养卓异，成为国家所用的人才，就可以称颂明天子诏书中所说的教化推行之功，必定会说：这是从周先生开始的。你去吧！为黎希贤作的送行序 泸溪的萧令君深可，是诗人的儿子，文雅风流没有失坠家世风范。从前我曾到他家作客，萧氏父子兄弟和宗族宾友一起饮酒谈论文章，作诗、弹琴、投壶、下棋，每天不下几十人。他们这样的快乐，即使卿相也不愿换取。几年后我再次来到那里，深可已经出仕，任广昌县令，任期满后又调任泸溪。泸溪是个小县，士民和蛮獠杂处，登记在册的户数才两千多，防守居户约占二十分之一，而读书做士人的不过一两个。离开平日的快乐，前往自己不堪居处的地方，是人情所难。能干的人不挑官职，能干的官员不挑地方，一尺土地、一项名位都足以施展志向；如果有所选择、有所不乐，深可难道会是这样的人吗？一天，他写信回来，命同乡朋友黎希贤作为客人前往。希贤年纪很轻，却很有器度，学习诗歌的志向十分勤奋。他正值盛年而有志，得到了这样的主人；身在异乡而没有朋友，又得到了这样的客人。我知道他们会彼此感到快乐。主人心中有快乐，做官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宽裕；客人心中有快乐，学业也会日益进步。风雷相益，水火既济，事物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却能彼此激发、彼此成就，就是这样。这正是我乐于谈论这件事的原因。他们主客之间的快乐，本来与我没有关系，但我也感到快乐，是因为我们的心相同。心意相同，快乐也就相同；即使在数月以前谈论这件事，在千里之外想起那两个人，又怎么知道他们不能彼此感应而快乐呢？我也是令君的客人，希贤到了那里，请把我的话告诉他，他一定会为此莞尔一笑。

译赠给研究数学的胡一山作的序 数学到邵康节时达到了极致。《观物内篇》有六十二篇，推演数学的有五十篇。起于一、五相乘，得到十二万九千六百，这是年数。元会运世共三十四，天干作三圆，地支作一径，其周围象征天。起于四、三相乘，得到一万七千零二十四，这是物数。声音有六吕，十六干四唱，地支四和，它的方法象征地。康节的数理，不过就是这两个例子。从前一千年的事情可以推知，后来百世的事情也几乎可以预知，这只是所谓的数吗？康节的心像明镜和止水一样，不染尘埃、不起波澜，万物都无法逃脱其形态。这就是所谓至诚如神；这种心法没有传下来，但数理本来就在其中。近世的术士用年月日时的干支起数，推断人的贫贱富贵、祸福寿夭，称为先天、后天、太极、皇极，名目极不统一，而且都超出了上述两个例子。他们坐在市肆中，竖立招牌来自我炫耀、售卖技艺，一定要搬出康节；康节说过：‘医家多像卢医，巫师多像禹步，真是太过分了！’只有胡君专门取法康节一家，不借他人名义。他起初大概取法于图，后来大概取法于《易》理；虽然他运用卦爻尚未完全合乎义理，但与其他各家相比已经远胜了。我的同乡胡君，手里纵横铺陈，口中纵横谈说，他所说的话十有七八能够说中；数理相同，但他运用这些数的方法又各不相同。这一定是他心中有独到的领会，而我没有参与知晓，所以我乐于为他说明，并愿意同世上研究数学的人一起留心体会。为李雁塔作的送行序 韩愈称说李虚中，能够根据人出生的年月以及所值的日辰，推断人的寿夭贵贱、利与不利，百人中不过一两个失误。从前听说过这话，却没有见过这个人。乙亥年，今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程公跟随他的叔父在抚州任官，和我一同在郡城中游逛。程公与我同年出生，我们把同年出生的四个人的年月日时写下来，去询问李君雁塔。君雁塔作出判断，毫不迟疑。我想，其中一人一事无成而早夭，一人有所成就却落空，一人借助他人而很快成功，一人靠自己建立功业而较晚成功。当时君雁塔不知道我二人是哪一种人，我二人也不认为他的话正确。后来验证，所谓一事无成而早夭的人，没过几年果然死了；所谓有所成就却落空的人，当时已经由太学考中进士，授户曹之职回乡，没多久改朝换代，来不及做官；所谓借助他人而迅速成功的人，就是程公。这一年十二月，程公的叔父代理盱江太守回京，程公随同入朝觐见，因献城有功而受赏，程公以侄子的身份得到宣武将军、管军千户的官职。后来入朝任职，因文章得到宠信，历任翰林、秘书、集贤等职，出任行台侍御史，又由侍御史升为廉访使。所谓靠自己而较晚成功的人，就是我。从乙亥年至今二十多年，对三个人的推断都应验了，没有应验的只有我。即使是韩愈所称赞的李虚中的术数，难道还能超过这个吗？有人说，君雁塔推断应验的，是把他的术数全部施展出来窥探天机；没有应验的，是没有把术数全部说出，只为取悦别人。把术数全部施展出来窥探天机，就是泄露天机；不把术数全部说出以取悦别人，就是欺骗别人。你的名声一天天增长，术数的流传也一天天扩大。欺骗人固然不可，泄露天机也不可。你可不要改变自己的说法啊！为黄通判游览孔林作的序 我年轻时听说江西部使者推荐人才，称赞黄吾老治理丰城县的政绩为五十四县第一，因此知道了你的姓名，却还没有见到你。过了十七八年，才在盱江见到你。当时你任黄初、幼安、永初元等职。又过了八九年，我在洪州再次见到你。那时你的年纪更大了，气概却更壮，面色十分润泽，谈吐议论滔滔不绝而不衰减。你正要向东游历鲁地，拜谒孔林、阙里和孔子坟庙。有人说你将要在这里求取孔子的道。你求取它已经很久了。孟子说：‘看见而知道，听闻而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不在于他所居住的地方，也不系于这一次出行。’然而你这次出行，难道能同其他游历相比吗？所以我取用孟子的意思。你从前是才华出众的新进士，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是人们寄予希望、认为可以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的人。如今你作为绍定年间留下的遗老、德祐年间的朝士，已经六十七岁，却还能跋涉数十里，纵览宋氏一百五十多年间，想去而始终没有能够到达的地方，这难道不值得欣喜吗？也不值得悲哀吗？赠给研究星禽术的詹似之作的序 东方七宿象征龙，西方七宿象征虎，南方七宿象征鸟，北方七宿象征龟蛇。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后来又用十二辰配十二种动物，并根据类别加以增益，兔、马、鸡一类各有三宿，牛、虎、龙、蛇、羊、猴、犬、猪一类各有二十二宿，又有十六宿，总共称为二十八宿禽。我本来有些不能理解，而占日者用它来判定吉凶，占卜者用它来预测晴雨，兵家用它来统一众人意志、推测敌情，它的方法尤其神妙。至于术士用它推算人的命运，也往往应验。云舟詹似之从中州学得这种术法，比南方旧法相差一宿。我曾随意举出人的年月日时向他询问，他随声应答，连续不断。凡是人所禀受的资质，虽定于出生之初，但出生以后所遇到的事情又很不相同。一个人的气质、意态、祸福和影响，他句句都切中实际，百人中不过一两个失误，何其神妙啊！然而他所论说的，是人的命。人的命同于万物，却又不完全同于万物。把人向下看作与万物相同，这一点已经知道了；把人向上看作同于天，还有未能知道的地方。能够不被万物所役使的，难道只有天人吗？

译赠给张嘉符作的序 圣人谈论天下国家的常道时，把厚重的俸禄作为劝勉士人的方法。古代的府史与下士享有相同的俸禄，俸禄少的足以养活五个人，多的足以养活九个人。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作，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即使府史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供养，所以能够有所操守。国朝官吏的俸禄未尝不厚，可是自中统以来直到今天，物价相差何止几十倍？物价一天比一天昂贵，俸禄一天比一天贬薄，而制定俸禄的标准却仍按旧制。于是小官下吏中，有的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了。他们不能养活自己，却想让他们不在利欲上感到惭愧，实在难啊！其中能够卓然自守、始终不改的人，如果不是资质见识明达、平日习染良好，是做不到的。大名人张嘉符，以世代为官的子弟身份试任吏职，当他在各郡任职时，已经显得特别出众。后来因廉洁能干被提拔为宪府属吏，历任江东、江西两道，八九年如一日，始终没有丝毫污点，人们无不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他所得的俸禄与众人相同，而所持守的品行却与众人不同，那么古人所谓厚禄之后才能劝勉士人，也不过是普遍的常情罢了。至于不把自己看作庸常之人，哪里肯因俸禄的轻重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呢？嘉符家中有一位严正的父亲，清廉谨慎、自我持守，主管风纪法度，俨然是宪府所寄望的人。他平日在家庭中受到的熏陶，耳闻目见，本来已经全都合乎正道；又每天阅读《四书》来充实自己的资质见识，难怪他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如今他的吏职任期已满，将要入仕做官了；把自己所持守的品行带到官场，无论到哪里，必定都会有廉明循良的政绩。我怎么能不赞美他已经做到的，并期望他将来做到的呢？嘉符的几个儿子也致力于学习，推重古代图书，手不释卷，与今天的士人有共同的志趣。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以清白著名，大概就在张氏这一门吧！赠给成用大作的序 成用大对于当今的士流，没有不交游于时务的，也没有不通达的，大概是个有用之士。延祐六年春天，他从和州来，在金陵同我相遇，想要学习《易》。我告诉他说：‘《易》在我自身，不在书本。’坚定你的志向，充实你的才能，收敛隐藏自己的精神，使心志专一；先用小学来明白人伦、敬重自身，再用大学来穷究事理、谨慎独处。能够这样，就可以成为士人了。由此希望成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所谓内心正直、外表方正，要勤勉循序不停止。《易》的道理，难道还有不具备于我自身的吗？从心中得到并在自身实行的，是上等；探求于文辞、在事情上验证的，是次等；只在口耳之间喋喋不休，姑且把它当作名声的，是下等罢了。古代的学习，是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利益，明白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效。如果道义积聚在心中，难道会有无功、无利的道义吗？舜与盗跖的区别，只在毫厘之间。《系辞传》三次陈说九卦，说的是履、谦、复、恒等卦。你想从这里学习《易》，应当深思。赠给洪德声作的序 人皇命令苍颉创制文字，开启了万世人文的先河。到了周代太史籀，文字发生第一次变化；秦丞相李斯，又发生第二次变化，但文字在形、声、意方面的妙处并没有改变。隶书流行而篆书废弃，人文几乎湮灭了。何况后来又有姿态妩媚的楷书，以及简略放纵的草书呢？自汉代以来一千年间，几乎听不到篆书的法度。唐代县令李阳冰、宋代徐骑省徐铉，两人仅仅能够以篆书闻名于世。继徐铉之后，难道没有人吗？只是能够超绝的人太少了。因此，古学没有传承下来，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金溪人洪震，字德声，有志于此。我欣喜古学没有坠落，又看出他的笔法还可以进步，向古人接近。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赠给周尊师作的序 今上即位初年，元代法师周鹤心跟随天师来到京城。第二年夏天，他回归故山。朝廷中的文人各自赠言，为他的归去增添光彩，有作序的，有作诗的。有的赞美他进见皇帝、受到恩宠的荣耀，有的希望他退居修炼、成就大道的高尚。中朝是人物汇聚的深渊，文章聚集的薮泽，而他们对法师所赞美、所期望的，不出这两方面。若论法师自己的心意，或许并不是这样。法师的意思仿佛是说：‘皇上的恩宠虽然深厚，也是身外之物。我自己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尊崇。仙道虽然神妙，也是分内之事。我自己并不觉得它有什么高超。’以众多文人的说法看来，竟没有一个足以真正领会法师的心意。那么法师深远的情怀和远大的趋向，茫茫然实在难以测度，哪里可以凭浅见窥探、任意揣度呢？这样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听说古代的至人，有冲和而不盈满，有顺应而不逢迎；似乎破旧却常常更新，似乎屈曲却常常伸展。法师，你回去吧，伴随你的将是晨钟和暮灯。赠给郭荣寿作的序 有人问：‘看风水和看相，是同一种术吗？’我说：‘是同一种术。’我凭什么知道呢？《艺文志》中有《宫宅地形书》二十卷、《相人书》二十四卷，都归入形法家。它们的序略说：‘总括九州的形势，用来建立城郭房舍；又考察人的形貌、骨法和尺度，用来探求他的声音气息、贵贱吉凶。’既然如此，这两种术实在同出一源。后来的人不能兼通，于是各自专攻其中一种，才分成两种术罢了。庐陵人郭荣寿精通相人风鉴，又喜欢谈论地理，大概是要把两种术合而为一的人。两种术都称作形法，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土地有形，人也有形，所以分别从各自的形态中观察其中的法则。虽然如此，有形态显现的形，也有不显现于形的形，土地和人都是这样。显现于形的形，可以用眼睛观察；不显现于形的形，就不是眼睛能够观察的了。我是从异人那里听到这些话的。赠给建昌医学吴学录作的序 宜黄宗族中有一位名叫霆发的人，宋咸淳庚午年同我一起充任乡贡士。五十七年后，他的孙子一凤担任建昌路医学录。有人讥笑儒学生改行学医，我说医与儒是一回事。儒者用仁爱来救济天下百姓，医生的技艺难道不是救济人的仁术吗？有的人只是以儒者为名，却使别人贫困来肥养自己，损害别人来谋利自己，这太不仁了，哪里能称作儒者？所谓儒者之所以为儒，并不是因为他每天能诵读万言、学问广博，也不是因为他七步成文、才思敏捷，而是因为他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在宗族中敦厚和睦，在乡里忠诚守信；他所厚待的是人伦，所实行的是天理罢了。如今一凤虽然因学医而进身，却能够修养孝悌、敦睦、忠信的行为，这就是名义上是医者、实质上是儒者，又有什么可讥笑的呢？我同贡士先生情同兄弟，把一凤看作孙辈，所以赠给他这些话。

译赠给曹南寿作的序 已经形成的形体中最大的是土地，有形体而最有灵性的，是人。土地的形势，善于观察的人能够相看；人的形貌，善于用手的人能够摹画。曹南寿一身兼长两种技艺，可以说很难得。我认为，看地相人虽然凭形体来取得结果，但难道只是从形体本身去探求吗？古代看地的人说要察理、观法；如今画像的人说要传神、写真。理和法固然不离开形体，却不是形体所能穷尽的；神与真也不在形体之外，难道又是形体所能包罗的吗？曹氏的两种技艺，各自都有老师传授，而两位老师都姓刘。他画像时，人人都说相像，那么形体中的神、形体中的真，我知道他已经得到我乡里刘老师的妙处了。至于他看地，我还没有见过；但形体中的理和法，他的技艺并没有什么秘密，尚且应当向雩都的刘老师仔细询问，看看究竟怎样。为李仲谋北上作的送行序 宜黄士人李敬，内心有学问，文章也好，是太学释褐进士、赣州教授迪功君的儿子。他天资纯美，刚到换牙的年纪，就已经俨然像个老成的大人，人人都羡慕李家有这样的儿子。我摘取曹孟德赞叹孙氏之子的言语，给他取字仲谋，后来以字行世，又改字为敬心。他的学问足以浸润充实自己，文章足以修饰文采，才干又足以承担重大责任，勤于小事。他所在县的学校被焚毁，主管者没有尽到职责而离去，众多士友推举他主持修建事务；负责省察劳役、费用的人用了一年才完工，落成时壮丽程度是从前的十倍。后来他主持石城、临川两县的教务，修补废缺，振兴衰敝，都有光彩可称。升任建昌州教职时，正赶上连年荒旱，学校经费全部耗空，别人无法做到的事，他仍然努力去做。对于表彰前贤、启迪后进，从未有片刻懈怠。任期届满后，他被举荐上报，对我说：‘我将要去京师，想要遍访并侍奉各位达官显贵，应当怎样做呢？’我说：‘哪里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恭敬罢了。’席间有客人责问我说：‘君子赠人以言，有时根据对方的缺点来补益他，有时根据对方的短处来规劝他；没有丝毫虚伪，叫作信；没有丝毫怠慢轻忽，叫作敬。我私下观察敬心的言语行为，他平素说话谨慎，没有虚伪；做事也没有怠慢轻忽，这正是他的优点和长处。如今又拿这些话告诫他，岂不是陈旧平庸，不能对他有所增益吗？’我说：‘告诫别人，就是把自己所能做到的推而告知他。我的能力只到这里；如果因为嫌它尘俗陈腐、平庸寻常，就另外编造新奇的说法来告诉别人，不出自自己的真心，就是欺骗。我怎么敢这样做呢？’孔子回答子张的询问，所说的不过就是这两点；他回答求取俸禄的询问也是如此。即使这是敬心平素所能做到的，也可以更加努力；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他的。敬心惊惧地起身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我虽然不能像子张那样把话写在衣带上，但一定恭敬地牢记在心，不敢失坠。’ 《吴文正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一 元代　吴澄撰 序 赠给李溉之作的序 济南人李溉之凭借卓越出众的才干，正逐渐走向大用，却突然辞去官职离开，打算寻找深山密林居住，默默无闻地同世人隔绝，隐藏自己的声名光彩，这难道是人的常情吗？有人说：君子出仕，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如果不在志向得以施行时，只苟且求取俸禄，君子会以此为耻。溉之离去，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溉之是儒者，儒者活动于世俗范围之内；有一个活动于世俗范围之外的人同他谈话，他才醒悟到人生在世是极其沉重的。世俗儒者被外物役使，疲惫损伤自身却不自知，大概难免有用珍珠弹打麻雀那样的错误。他观察那人的自处方式，发现那人始终不离自身，却不让身外极细小的事物扰动内心，恍然像从梦中醒来、从醉中清醒。到了今天才知道，自己四十四年来都是错的。因此才这样。’这两种说法，果真足以得到溉之的内心吗？我曾听先哲说，人的行为，朋友都可以尽力忠告、帮助，只有出仕还是退处，应当听凭本人决定，不是别人所应参与的。既然如此，溉之出仕还是退处，我就不再询问了。不过有人认为方外之人重视自身，是我们儒者所不能达到的，我却不敢这样认为。儒者的学问，哪一样不是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呢？他们用来存养主宰之心、保全天所赋予之性的地方，大概还胜过方外之人。方外之人所存养主宰的，正是我们平常所存养主宰的；他所保全爱护的，也正是我们平常所保全爱护的。遵循我们的道路，就公正而广大，能够同天地共同发挥作用；遵循他们的技艺，就私狭而局促，只是小心翼翼地独善其身罢了。我们的道足以包含他们的道，他们却不能懂得我们的道。只有末流儒者，追逐外物、顺从名声，忘记根本，外表追求荣华，内里却筑起柴栅。他们看见我们的出仕低于自己，便可以轻易地践踏我们，使我们听到他们的话时反而惊异。我私下料想溉之一定不会被他们迷惑，那么又有什么值得羡慕他们的呢？从前有人把物理、义理、性命之学告诉邵子，这个人的品格并不在邵子之上，而邵子后来所达到的境界，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凭溉之的资质器识，如果同这样的人相逢，他难道不会成为驾驭风云、鞭策雷霆、盖世无双的豪杰吗？我已经驳斥了那个人的说法，于是诵述这些话，把它作为赠给我的溉之的赠言。

译为南安路总管赵侯作的送行序 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郡守的职责，比古代诸侯更加重大，为什么呢？诸侯所拥有的国家，大的不过方圆百里；秦朝一个郡，方圆百里不知道有多少个。汉代的郡小于秦，唐代的郡小于汉，到了宋代以后，郡又小于唐，但也仍然大于古代方圆百里的国家。掌管一个郡的人，难道不仍然相当于古代牧伯的职责吗？所以我说，他的职责比古代诸侯更加重大。两汉的郡守，像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文采品德相辉映，光耀于史册。自汉以来，奉行善政的郡守代代都不缺乏；当时人们非常重视郡守，也不轻易选择人选。本朝选任担任这一职务的，大致有四类：武官凭军功选用，文吏凭资历劳绩选用，侍御、仆从等奉使供职之人，凭恩宠选用。其中也有公卿贵胄、声望卓著的儒臣，处在被选之列的，就像栾阳赵侯伯昻父这样的人。侯是世家子弟，喜好奇异，博闻强记，才思清俊，见识情趣卓异，已经多次治理郡县。近年我任临川郡职时，士民很高兴得到贤能的郡守。没过多久，四民之外有人以隐晦的事情在上司那里扰乱他；上面没有张忠定、包孝肃那样明断的人及时辨明是非，侯只能沉默忍耐，三年后离去，未曾稍稍施展自己的才能，士民都为此惋惜。如今你从临川调往安南，即南安西江上游之地，扼守东广往来的要冲。地方虽然偏僻，却同中州没有不同。侯大概可以在那里伸展自己的志向了吧？从前眉山苏文忠公的文章辞章冠绝一世，初次做官在凤翔时，受到陈公弼的挫抑，大概是因为陈公弼不允许他只做处理文书的俗吏。后来苏公任密州、徐州、杭州、颍州太守，都留下了爱民的声誉。由此看来，承担父母百姓之寄托，难道是刀笔吏和庸俗凡人所能做到的吗？苏公文雅风流的风采，我的伯昻已经略见其仿佛。南安有许多苏公遗迹，你试着前往寻访，追想他的风采，一定会悠然有所契合于心。我将以苏公在密州、杭州、徐州、颍州的政绩来期望侯。为廉访司经历莫侯作的送行序 担任风宪之职却给风宪带来羞耻的，有两种人：污秽不自持，或者软弱无能、不能胜任。幸而没有这两种毛病，却有的苛刻琐碎而不知道大体，有的严厉刻薄而不近人情，他们的过失大致相同。莫侯京父，品行如冰雪般洁白，意志如铁石般坚定，这向来就是他的操守。如今他被提拔为海北海南道宪属之首，将要出行，我赠给他这些话，应当说些什么呢？不必担心他做得不够，只担心他做得过头罢了。世俗的风气像水波一样流动，并非一天积成，不容易阻挡并使它回转。在我之上有长官，与我同列有同僚，在我之下有府史，哪里能保证人人都同我一样呢？在众多污浊之中独自清白，在群雌之间独自雄健，本来就是人所忌恨的。我的自重，只关系到我自身；别人自轻自贱，值得怜悯而不值得嫉恨。难道不要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使别人惭愧，也不要因为别人没有自己的才能而轻视别人吗？自尊而不争强，合群而不结党，这是大中至正的道路，可以终身遵循而没有弊病。老子的书说：‘廉洁却不伤人，方正却不割裂，正直却不放肆，光明却不炫耀。’这句话，君子也应当有所取法。为左县尹作的送行序 宋初分割抚州的南城县设置建昌。靠近城郭的地方多是石山，岩石险峻粗砺，所以当地民俗刚强坚毅；士人出生在那里，行为往往峭拔严正、特立独行，大概是地势造成的。南城的东南边境同闽地接壤，分出一部分设置新城县；那里的山独有奇异秀美、明丽可爱之处，民俗和士人的习气也像山一样。宋代三百年间崇尚儒科，抚州有五县，建昌有四县；九县之中，有八县有人登进士科，难道没有才长能异的人吗？却只能占据第二名以下。唯有新城县出过进士第一名。说人物与山川形势没有关系，是不可以的。宋朝灭亡后儒科废止，过了四十年才恢复；后来士人如果凭善于书写而在翰林国史院勤劳供职，任满九十个月，出仕的待遇便同进士高等相同，恩典待遇很优厚。然而南方士人能够参与这种选拔，实在艰难。贡举刚开始施行时，我在校阅文章时得到一位士人，叫饶抃，是新城人，文才出众，品行淳厚，是个真正的士人。第二年参加礼部试而落选，因特别恩典得以列入儒学教授的选任中；我向集贤院推荐他，让他充任国子助教，却没有被任用。如今我暂任词馆，又在史馆属官中得到一位士人，叫左祥，也是新城人，才干优异、操守坚定，是位良吏；新近接受承直郎、广州路香山县尹之职而离去。我因此更加相信，新城的山川多能产生杰出人才。他的才干优异，必定能够有益于百姓；他的操守坚定，必定不会使自身有污点缺失。左祥，你去吧！我听说东广的郡县中有以良吏著称的人，那一定就是你了。赠给杨谨初作的序 丁亥年秋天，我从燕地回来，到达金陵，才认识蜀地的杨君求仁。翁翁的孙子谨初，和我的儿子文同年出生，如今已经十三岁了。清秀的杨家孩子，真是可爱啊！教育孩子要从婴孩开始，谨慎对待他的最初阶段。十几年前，凡是大夫、士人和庶人的儿子，刚开始会说话、有知识的时候，便有人用趋逐利益、求取俸禄的方法引导他们，这就是从一开始便败坏他们，难怪人才大多衰败以至于沦落。断绝求利这一条道路，难道不应当从今天开始吗？谨初到我面前时，我告诫你：谨初，看人的眼神要顺和而亲切，对长者要恭敬；要降低自己的心意，听从胜过自己的朋友，不要凶狠，不要傲慢；神色一定要愉悦而庄重，言语一定要婉转而正直；每件事情都要究明其中的道理，并亲身努力实践。圣门曾子的学问，不过如此。我一直用这些来教导我的儿子，如今又把它告诉你，来教导谨初，你要记住啊！求仁翁具有文武才干，只是命运奇特、时运不偶，他后来必定会大有成就。谨初，你要努力啊！

译为黄文中游历京师作的序 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必定应当有能够用来服务世间的才能。所谓有用，难道就像器物一样吗？虽然如此，这里面有三等：上等的人，不被当作器物来使用可以，被使用也可以；中等的人，是器物，得到使用便有用，不被使用便废弃；下等的人，器物尚未造成，尚未成器就被使用，而能够恰好适应所用之事的很少。这样看来，士人被任用并不难，难的是使自己成器。器物难道只有一种形式才取用吗？只要适合用途就取用罢了。船车能够便利天下，桅、樯、舵、桨、轮、辖、轸、盖等都是它的器物；房屋能够遮蔽风雨，栋、梁、楹、榱、杗、桷、节、棁等都是它的器物；矛、盾、弓、剑是兵器，钟、鼓、笙、磬是乐器，敦、牟、卮、匜用来盛食物、饮水，也都是器物。这些器物，形体并不相同，用途也不相通，但适合用途这一点是相同的。士人成器，也类似这样。黄孚，字文中，曾经向我学习，我知道他是有用之器。他不远行数千里游历京师，将要通过广泛见闻来增益自己的才能。如今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在上位，他们任用人才如同工匠师傅，聚集各种材料，长短大小各有施用之处。若能得到像你这样的人数百名，错落配置于内外各处，那么没有一项职务、一个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不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吗？我对此很有希望啊！有用的人能够施展自己的作用，无用的人也能够安然处于不被使用的状态，我就有希望了。《易》说：‘出行而有收获，是器物已经成就而有所行动。’器物已经成就，行动又合乎时机，出行怎么会没有收获呢？你去吧！赠给邵志可作的序 五脏六腑的经脉分布在手和足上，共有十二条经脉。鱼际穴以下一寸、内侧九分至尺部以内的分脉，是手太阴经的一条脉。医生往往把左右两手的寸、关、尺分别称作心脉、脾脉、肝脉、肾脉，这是不对的。手部三部都属于肺脏的脉，只是分别取这些部位来候察其他脏腑的气罢了。这一说法见于《素问·脉要精微论》，至于其中的道理，秦越人的《八十一难》开篇已经阐明了。为什么呢？脉是血液流行的通道，是气运行所造成的。脉位于五脏之上，是气出入的门户。脉的运行始于肺，终于肝，又复归于肺，所以经穴称为气口，也是脉之大纲〔原文“防”字疑误〕。全身之气，必定可以从这里考察。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智愚贤否、贵贱贫富、寿夭，都取决于所禀受之气；它的清浊、轻重、缓急、大小、长短，全都能从脉上显现出来。这与根据形貌推断命运的方法相同，但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很少。上饶邵志可君从舅家得到这种术法，能够预知吉凶祸福，穷困和显达的人都认为他神奇。我询问他，确实也是根据肺的一条脉，同时候察心、脾、肝、肾之气，使之分别归属五行，并配合先天卦数、后天卦位。这种术法有道理吗？先天《易》到了您家邵尧夫那里，才大大阐明了观物之学。按照声音、形色、气息、滋味来观察事物，古代神医靠望诊，圣医靠闻诊，技术高明的医生靠问诊，却从未只凭形色、声音、滋味来诊察。如今神、圣、工三种方法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高明的医生切脉候气这一方法流行于世。而邵尧夫以色、气、味观物的学说，也没有传下来。只有声音的数目完整记载在《皇极经世书》中，至于观察声音的方法，却无法得知。有人不过铺排算筹来起卦，那就浅陋了。邵尧夫的学问难道果真如此浅陋吗？研究邵尧夫学说的人说：颜色有一万七千零二十四种，人眼不能全部看尽；气息有一万七千零二十四种，人鼻不能全部闻尽；滋味有一万七千零二十四种，人舌不能全部尝尽。唯独一万七千零二十四种声音可以用文字区别，所以只举声音为例，颜色、气息、滋味也可以类推。我曾经学习过这种学说，却没有学完。志可或许能够根据高明医生切脉候气的方法，领会其中一端，再以类推的方法贯通其余三端，那么您家的观物之学就有传人了。还谈什么神、圣、工、巧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七千二十四人、一万七千二四人〕 送番阳陈仲江序 番阳陈仲江，资质美好而勤奋学习，品行完美而文章美盛。他在翰林院、国史院任职多年。我在国子监时，常常同他交游相处。我南归以后，过了一年，仲江也离开了职任。延祐二年冬天，他到山中来拜访我，同我谈论学问好几天，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浣”。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事物中最能洗涤污垢的，是水；水中最大的是江。凡是有污垢，都必须用水洗去。用江水来洗涤，就是洗得最彻底的了。头发叫沐，脸叫颒，牙齿叫漱，手叫盥，身体叫浴，脚叫洗，器物叫涤，衣服叫浣，都是为了洗去污垢。人不能成为贤人、圣人，是因为污垢留在心中。我将像洗去衣服上的污垢那样，洗去心中的污垢，希望能够自我更新吗？我体察他的意思，赞叹不已，于是说道：用江汉之水洗涤，洁白明净，不能再有超过它的了。曾子从孔子的道中有所心得就是这样，所以他传述《大学》时，记载了汤盘上的铭文，以说明自我更新的功效。如果立志求学孔子之道，难道不应当从自我更新的学问做起吗？洗去旧有的见解，就是使认识更新；涤除旧有的习惯，就是使行为更新。认识天天更新，行为天天更新，越新越洁，污垢尽去而真诚保存。起初是有意从事洗涤，最终则无须再从事洗涤。如今的仲江，已经不是从前的仲江了。洗涤吧，洗涤吧！

译送袁用和赴彭泽教谕诗序 刘祖桂、芳远、袁梅瑞、袁用和都是我的故人之子，先后担任彭泽教谕。从前芳远赴任时，我已经赠送文章勉励他；如今用和又要出发，乡里的朋友们都为他作诗。我于是为诗作序说：“桂花之芳香，在于秋天开花；梅之和美，在于夏天结果。士人能够在世上受到重视，只在于有文采和有实绩罢了。”彭泽是陶渊明任职过的地方，到那里任职的人，大概也会追想陶渊明遗留下来的风范吧？渊明是千载难逢的士人，既有文采，也有实绩。他的实绩，是事业未能得到施展；他的文采，是文章至今仍有流传。欣赏他的文采，可以同《诗经》的王风、《楚辞》相抗衡；推究他的实绩，应当同张良、诸葛亮不分先后。然而他的诗冲淡平和，有文采却不炫耀，就像箱子里的锦缎，读者不知道其中藏有绚丽之美。他的为人隐退自守，有实质却不自我炫卖，就像匣中的宝剑，评论他的人不知道他胸中负有经邦济世的谋略。这样说来，陶渊明的文采和实绩，真正了解的人很少。彭泽正值这个时代，沈冥〔原文“沈▯”疑为“沈冥”〕是一世豪杰，空留下精工的诗话。落笔如在九天之上，能够知道渊明实绩和文采的，没有谁比得上豫章黄太史。如今我对用和所说的话，仍然是从前对芳远所说的话，只是希望他“以渊明为师”罢了。使自己的文采充分显现，使自己的实绩真正建立，树立声名，建立功业，光耀国家，及时有所作为，难道不应当这样吗？如果说：“靖节征士是高人，我哪里敢企及仰望呢？”那就不是尊重自己了。希望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送林雁山序 孟子将要远行，有人馈赠他东西，他便接受，说：“出行一定要用作路费。”只是我对公西华出使齐国那次感到奇怪：那不是远行吗？冉子曾经替他请求过，然而请求粮食只给一釜，请求增加又只给一庾，给予的人好像有所吝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子华拥有肥马轻裘的财富，不必靠别人资助。士君子对于辞受取予，哪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原则呢？本来就是各有适宜罢了。当时鲁、邹、齐、宋之间，出行远不过千里。如今教授雁山的林君赴京师参加选授，经过扬、徐、青、兖而到冀，渡过湖、江、淮、济而到河，远远不止十里。家中只有四壁，囊中没有一文钱，并没有肥马轻裘的财富。舟车费用、旅舍供给，从哪里来呢？青溪陈君替他向人请求资助。君持这些资助前往，一定会有人赠给五秉粮食、七十镒黄金，君应当接受，不要推辞。送李庭秀序 湖北廉访使程公评论诗文，法度非常严格；对人却没有不能容纳的，只是谨慎地给予许可。大德六年秋天，我经过武昌，向程公访求当地士人。程公说：“居住在这里的有某人，游学于此的有番阳李英，字庭秀。”有一天我与他相逢交谈，感到十分惊异，便问他的乡里，他说：“番阳。”我本来就怀疑他是李君，仔细询问姓名，果然如此。第二天我到他寄居的地方拜访他，交谈了很久，更加知道他是值得喜爱和敬重的人。他任武昌学正，适逢朝廷派官员确定西广地区的选授人选，被选为韶州教令所属的教官。凡学正以及书院长任满三年，原本可以凭左券取用人才，但其中十之七八并非才德和声望相称。岭南偏僻遥远，能够得到这样的人主持教化，不应只是向君道贺，更应当向韶州士人道贺。我仓促上路，没有能够尽情同君在乡里交游，私下却为程公善于识人而高兴。程公既为得到好教官而高兴，又为韶州士人有了宗师而高兴，因此不能不写下这些话。赠相士叶秋月序 我不善于给人相面，却善于观察那些给人相面的人。秋月叶道人相过的人很多，我观察相面的人也很多。每次见相面的人根据人的形貌说出某某相貌如此如此，便说这个人可以显贵，可以富有，可以得福而且长寿；如果不符合这些相貌，就反过来说。验证时有十分之一二应验，却不能全部应验。我私下认为，古代善于相人的人并不是这样，如今叶道人相人也不是这样。由此我知道道人有道眼，而不是肉眼。他把自己的名号称作“秋月”，真是恰当啊。送李文乡序 古代做官有三种情况，后世所谓“行可之仕”几乎没有了，而“际可之仕”也有时很少；大体上都是依靠国家供养而做官。既然说是国家供养，那么有父母的人，做官的一切本来都应当是为了奉养父母。如果奉养父母不方便，不做官也可以。因为人的五种大伦，父子关系居首。能够孝敬父亲，才可以把这种孝移用于君主。除非是贵戚大臣，身系国家安危，承担托孤寄命的重任，不得不让公义压倒私情；如果只是守着一官一职，去留由自己决定，却推说“委身为国，不顾私情”，即使说自己不是贪图荣华，我也不相信。我还记得几十年前，有人做官而稍稍亏损了为人子的道义，清议不能容忍，不把他同常人相提并论，因而终身沉沦废弃的也有。可是我私下奇怪，自海宇统一以来，东西南北相距遥远，地理阻隔，有违背乡里而到远方做官的人，对父母有的五六年，有的七八年，有的十多年都不回去看望。不只是问候父母安否、供给甘旨有所缺失，甚至有人在别处娶妻生子、购置肥美的田宅，而自己的父母却在家中自行谋衣食、承担差役，困窘劳苦而无人顾念。年老了没有欢乐，有的不幸永远诀别而彼此不知，更严重的，听到消息也不奔丧，再严重的，甚至隐瞒不发丧。他们照常谈饮食衣服、言语政事，神态洋洋自得，仿佛平日一样。唉！这难道只是没有人心吗？还是因为他们沉染于恶习、陷溺太深，或者因为从来没有讲习听闻礼经的教训呢？真是可悲啊。近来国家典制允许子弟以奉养父母终老、为父母送终为由辞官，这是以孝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在颓败的风气和流俗之中，能够自我振拔的又有谁呢？饶阳李文卿，温和敦厚，具有君子的德行。他家七代不分家，他的曾祖母活到看见玄孙，九十九岁才去世。他的父亲年过八十，文卿在涟海两州担任军幕佐吏，竭力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过了一年才得以买船北渡。于是两州人士以及见到、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作诗作文来褒美他的。文卿此举，是做人子女本来应当做的事；但在世人很少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做到，也足见他天资纯厚，卓然能够自我振拔于世俗之外。他回去侍奉父亲，众多弟弟、儿子、孙子都聚集在他面前。一家人彼此作为师友，对《论语》《孟子》、周公所制定的礼制、戴氏所辑录的礼记，以及汉、魏、唐、宋诸儒的注疏论说，《杜氏通典》《司马氏书仪》《刑统》等书，都参互考察，熟读深究。看到古代圣王所载所议的礼法，同今天的国典虽处于不同朝代却相互符合；由此完全懂得子女侍奉父母的道理，那么树立自身、显扬名声，便将使天下后世听闻其风而产生仰慕。其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我们几个朋友微薄的褒美罢了。

译赠王士温序 古代公卿大夫的子弟，凡是尚未做官的都必须学习，以学习来明白义理，以做官来施行政事。所明白的是根本，所施行的是作用。根本培植得深厚，作用发挥得就优长。我在国子监任职时，如今的平章政事王公伯弘之子思恭，是国子学生。我离职七年后，取道经过金陵，思恭已经担任行御史台属吏。在国学学习的是义理，在宪台任职学习的是政事。朝廷大臣如果想让自己的儿子做官，当天就可以使他升入显贵职位，不必议论便可以升迁。平章公却有意压抑自己的儿子，使他担任劳苦的职务，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这种远见，哪里是庸常之人所能比得上的呢？思恭资质纯美，品行醇厚谨慎，没有贵游子弟骄纵懒惰的姿态。他在学习上达到的境界、在仕途上能够到达的地步，都还不可估量。然而古人十五岁进入太学，四十岁才开始做官，所以培植根本的时间很长。今人的学习时间短促，就必须用加倍的功夫。既然要加倍用功，即使做了官也不能废弃学习。我在京城见到平章公，在这里见到中丞赵公，他们地位已经很高，年纪已经很大，却仍然孜孜好学而不知疲倦。何况你年纪还轻，职位还低，在学习上应当用多大的功夫呢？义理不是可以浅显窥见的，政事也不是可以轻易看待的，怎么可以只粗略知道一点、粗略能做一点便自我满足呢？你在家时，每天侍奉平章公；如今做官，每天亲近中丞公，应该一定能够有所观察、效法并由此奋发。平章公是国家的良臣，思恭是王家的好子弟，都是人们寄予厚望的人；你将用什么来满足众人的期望呢？你又来请我写几句话，我不能没有话说。赠郑子才序 古代研究经书的人，先学习小学。唐代昌黎韩愈也说：“写文章应当略微懂得文字。”因为不通晓字义，训诂就会失真，用字也会不恰当。这就是研究经书、写文章的人重视文字学的原因。自隶书盛行以来，书写只求简便，便于相类，知道今体文字，却不再知道古体文字。刀笔工匠替人刻姓名印章，唯独不能废弃仓颉、籀斯三体文字。然而他们也只是依照旧刻，往往沿袭错误、接连讹误，谁能够加以订正呢？建康郑子，三代都从事这种技艺。士大夫多同他交往，并不只是取用他刀刻精巧这一点。他所写的字，分合、向背，安排恰当；上下和偏旁，考察研究准确无误。从用力方面看，显见他的技艺精巧；从用笔方面看，显见他的学识通达。技艺精巧而学识通达，即使寻求研究经书、写文章的儒者，也有人还达不到这个程度。我推重他，哪里敢只把他看作工匠呢？赠周文暐序 大德庚子年，朝廷采纳荐举者的意见，授予某人应奉翰林文字之职。诏命下达后，第二年春天，郡太守和学官将奉诏到门上交付诏命，随他们一同来的人是周文暐。泰定丙寅年，我以翰林学士身份告老居家，文暐再次来拜访我，距我们分别已经二十六年了。此前的郡太守、学官都已经去世，只有我和文暐还健在。文暐当年不到三十岁，如今已经超过五十岁了，却困顿憔悴，不能得志。他年轻时曾跟随技艺之人赴京，学会了许多奇方秘术。后来参加吏员考试，不愿做医官，又不愿接受道录司中的某一职务，这也不是他的志愿。他大概很懂得畏惧法令、安守本分，不急切追求升进，也不贪图财利。只是命运奇特而困厄，因此成就他的道路十分艰难。我没有权势、财物足以扶助和宽裕他，只能怜悯他尚未通达，长久叹息罢了。他离开时，我写下这些话同他告别。赠罗以芳序 新建教谕袁梅瑞反复称说罗烈、字以芳的学问和品行：他在县学任训导三年，然后回家奉养父母；为人谦退自守，内心充实自得，没有一点向外追求的意思。各位赠言的人也称赞他的为人，只是惋惜他还没有机会进身。依我看，他的学问和品行既然如今天所听到的这样，大概不必占卜，就知道他必定会遇到机会、必定会显达。难道应当把没有进身的途径当作忧患吗？只愿以芳更加努力于学问和品行，像把美玉藏起来等待识货的人，把才能收敛起来等待时机。没有美玉美好却卖不出去、器物制成却没有得到任用的道理。送王东野序 吉永新人王氏世代从事医术，东野开始凭医术发迹，担任官医提领；从州到路，等到京师后，因贵近之人推荐他的姓名，于是得以供职于圣宫，连续受到宠幸赏赐。徽政院请求设置广惠局，以救济百姓的疾病，实际上是东野首先倡议的。他承受恩命，担任同提举官，又升为提举官。一时之间，得到这样的荣宠际遇的人是少有的。后来广惠局废除，东野不再做官，六十三岁时，带着官府钱帑回到故乡。我看那些贪恋仕进的人，舍弃旧职位必定图谋新职位，离开这里必定想进入那里；只要有一点未满足，就回头奔向别处，奔走窥伺，片刻不肯休息，钻营缝隙，千方百计谋求，以侥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谁肯轻易离开名利集中的都府，退居田园呢？如今东野还没有年老，却知道适可而止，调转车头返回原路，恢复最初的生活，洒脱地不再有所系恋，超然具有高尚退隐的风范。他远比常人贤明。东野所受的赏赐无法计算，全都用来买田，供养家乡的医学；家中收藏的验方，又刻印成书流传。财物是人们所秘藏的东西，他却完全不把它私藏于己，这种用心的广博，儒者哪里能比？有的儒者或许做不到，而医者却做到了。我因此再三赞叹，在他归乡时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送乐顺序 宜黄人乐顺，是一位谭姓的俊秀士子。他到我门下请求学习，却说：“我想学习《易》。孔子过去用《易》教导门下弟子，无非是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的事情，使他们在言辞、脸色、仪容之间谨慎自持，在孝、悌、忠、信的行为上敦厚笃实。至于《书》《诗》《礼》，孔子常常谈论；谈到《易》的却很少。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我最终能够学习《易》，这是孔子自述的话。当时孔子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以孔子这样生而知之的大圣人，尚且一定要到将近七十岁才学习《易》，可知《易》不是容易学习的。子贡在圣门弟子中聪明颖悟，才智仅次于颜子，却超过七十位弟子之上。凡是孔子没有明说的话，他往往能够凭意会测知其中大旨。然而他还感叹说，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话，是无法听闻的。如今我才刚刚超过弱冠之年，却要学习孔子将近七十岁才学习的东西，虽然我的经学资质或许可以谈论高深之理，却突然想听闻连子贡也没有听到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大体说来，古代求学的人要求切合自身，致力于实际，并不是为了欺骗世人、求取名声。姑且想做难以做到的事，以此向人博取称号，不是近于虚伪吗？诚心学习，学了却不能得到的情况是有的；从虚伪出发学习，却能够得到它，是从来没有的。你果真诚心有志于学习吗？” 那就有学习的方法：按照次序逐渐深入，不要越级，不要超越节度；走远路从近处开始，登高山从低处开始。等到学问深入而有所自得时，再看那些只求小成、只图眼前利益的世俗人，彼此相差就极其遥远了。虽然如此，《易》难道终究不能学习吗？《易》之所以成为《易》，本来就具备于心、完备于身，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关键在自己而不在书本。邵子从伏羲卦画中，极力阐发大道的根本；程子从《周易》经文中，全面说明显著的人事。启发并阐明邵子已经阐明的内容，发明程子尚未发明的意义。占筮的方法，大略见于《春秋》内传、外传；取象的条例，约略显露于唐代李氏所辑录的虞翻等人的学说。至于穷究神妙、知晓变化的奥秘，孔子已经发明，朱子已经解释，也已经有概略而又详细的说明了。总括这几家的学说，相信正确的，订正错误的，融会贯通，使差异归于统一，使万殊归于一本。把它根本归依于身心，用天地来验证；如果不是学问进入圣人境域、同造化一道流行的人，就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唉，这难道可以靠虚伪做到吗？二位想学习它吗？学习它一定要遵循正确的方法。乐顺，你应当把我的话告诉二生〔原文“二生”所指不详〕。” 《吴文正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二 元代吴澄撰 序 清江皮氏世谱序 长沙、醴陵一带的皮氏，分支迁到新淦；安国的皮氏再次分支迁到清江；崇学的皮氏中，有经商的，有务农的，有读书的，有被荐为贡士的，有登科的，甚至有治理百里之地的县宰，有治理千里之地的侯爵。他们对于醴陵参政公这一宗族，也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了。不过，范宣子谈到虞、夏以来保有姓氏、承受氏族的久远；叔孙穆叔则以立德、立功、立言告诫范氏。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有其一，就能光耀祖先、显赫宗族，没有比这更大的事，而不只是世代做官而已。南雄总管之子潜把家族世谱给我看，所以我用穆叔告诫范氏的话告诫皮氏，皮氏诸君努力吧。井冈陈氏族谱序 有的公卿将相出身于耕田锄地之家，有的世家大族后来沦落到做奴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做人子孙的，只应当想着自我树立。族姓有时衰微、有时显赫，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能够自立吗？即使衰微也会逐渐显赫；不能自立吗？即使显赫也会逐渐衰微。盛衰兴替，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只有自立最为可贵。丰城井冈陈思式编修族谱，他的宗族从殿中丞开始，而殿中丞是晋公的长兄，这个宗族可以说显赫了。我希望他们知道警戒，知道努力，所以为族谱题写开头。如果对此有所省悟，那么使自身显达、使宗族显达，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庐陵王氏世谱序 自从宗子法废弃以后，宗族便没有了统属。唐人重视氏族，所以家家都有谱牒。唐以后不能这样，如果不是世代显贵富有、又有许多文儒，宗族的支派系统往往湮没而无法考察。庐陵王氏从河东迁到江南，至今已有二十多代，名字列入选举名册的人很多。中行叙述世谱以传给后人，希望王氏子孙能够不忘根本。此后如果能够自我修养，在当世振兴，那么这部谱的流传将会越来越久、越来越光耀。詹氏族谱序 乐安有很多詹姓人家，其中崇仁县主簿这一支，文物最为兴盛。詹氏族人多为文儒，而贡士叔厚君的学问和品行尤其卓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学问合乎义理，他的行为不同于流俗。他曾仿照欧阳氏世谱编纂本族谱牒，用来尊重根本、仁爱支派，用意十分深厚。这也足以看出他的学问和品行的一个方面。至于他在家庭中对子弟父子之间的告诫，使他们敦厚地遵循天伦，重视学业；使贫贱者明白义理，使富贵者喜好礼法，那么这些话可以成为天下后世的大训，不只是施用于一个宗族而已。唉！叔厚君已经不可复见了。他的儿子世忠把所修族谱给我看，我读完之后，便在谱的右方写下这些话，又深有感慨。

译丰城县孙氏世谱序 同造里孙氏，是丰城的大族。自唐代沿至宋代，经过五六百年，子孙繁衍，绵延至今。世代都有科名，但官职并不十分显贵；家中有固定产业，但资财并不十分富裕。人人都学习儒术，其中通晓经学、通晓史学、擅长文章、擅长诗歌的人，卓然不群，即使寻求其他姓氏，也很少有可以与之匹敌的。虽然经历了世运变迁和改易之后，一族聚居，文物彬彬，和过去相比并没有衰减。孙氏居里距离我崇仁的境界只隔一岭，风俗声气大致相同。我曾同孙氏族中的长老俊士交游谈论，所以了解得很详细。泰定元年秋天，我在京城阅读他们的世谱：第一谱记载吴兴以后，隔了数百年，失去世系；第二谱记载五世以后，也缺少一两代，不知道出自哪里，暂且不论。从第三谱起，南唐仓监孙行琰作为始祖，共有十六代。第六代为宋元祐戊辰进士、永丰知县，号敷山；第七代为绍兴乙卯进士、江州司理孙褎，号楚山；第八代为迪功郎孙奇，号玉隐，都因能诗而闻名，也有杂著，当时称为“三孙”。第九代为淳熙甲辰特奏名，任潭州南岳庙监，孙约在乾道癸巳年开始仿照欧阳氏谱例编纂本族谱牒。第十一代为绍熙癸丑进士、临湘知县孙伯温，于庆元己未年辑录事迹，附在族谱左方。此前族谱未能记载、后来事迹未及录入的，到咸淳乙丑年，由第十二代孙沅广加补；至大元至治辛酉年，第十四代孙隐求又扩充重修族谱。谱牒已经重修了两三次，事迹续编也已经两三次了。考订资料的严谨、编纂叙述的勤勉，难道只是一个人的耳目之力吗？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孙氏宗族人才兴盛，也可以看出旧家文献足以征信，怎么能没有孔子面对宋国、杞国文献散佚时的感叹呢？把族谱给我看的人，是孙沅的族孙、孙隐求的族兄孙用拙。邓氏族谱后序 金溪有许多显姓，是抚州五县中最盛的地方，邓氏就是其中之一。邓氏从始祖到三四代，分为六支，第六支尤其兴盛。乡里所贡的士人、太学弟子贡、进士科及第出身的人不止一人；在县里做官、在郡里做官、担任部使、担任朝官的都有。宋朝鉴于唐末藩镇的弊端，把兵和农分开，农民不知道军事，又招募没有户籍的人做兵，国家势力的衰弱由此开始。靖康之变时，金溪邓氏和傅氏组织民兵辅佐防卫有功，这种制度直到宋朝灭亡也没有废止。百姓都熟悉战事，还保留着周、唐时代的遗风。二百年间，邻近盗寇不敢侵犯县境，是因为有邓、傅两姓民兵的缘故。宋朝灭亡了，而邓氏子孙仍有显贵富裕的人，难道只是同国家一起休戚与共而已吗？如今通山县主簿邓希颜，在宋代咸淳癸酉年参加秋贡，以诗赋考试选中第一名，平素同我交情深厚，因此我读到他的族谱，便为它记下末尾这些话。罗山曾氏族谱序 鄫国灭亡后，以国名曾为氏，就像邾国灭亡后以国名朱为氏一样。曾国灭亡、改换姓氏还不到一百年，武城子舆父子便凭学问在鲁国显名。经历秦、汉、晋、隋、唐，又过了一千多年，南丰曾子固兄弟又凭文章在宋朝显名。子舆以孔子为师、同颜氏为友；子固以韩愈为祖、以欧阳修为父辈，他们的声名和实际功业几乎要同天地日月一样长存。曾氏拥有这样的人才，是其他宗族所没有的。我过去曾看到南丰、松江两族所作的叙记，由此知道武城之后，在汉代成为都乡侯。都乡侯之后，王莽时期为避祸迁到豫章。豫章境内，南城甘山有曾崇，崇仁咸溪也有曾盖，都是都乡侯的后裔。甘山这一支，一支留居水口，一支迁居藤山，一支迁居南丰，曾子固是这一支的第四代祖先。推算他们兄弟分别居住各地，应当在唐末五代之间。咸溪这一支，有人迁到吉州松江，最终葬在金龟。至于葬地是杨曾所卜定的，那么从咸溪迁到松江，也应当在唐末五代之间。松江第六代有人居住在罗山，第八代有人居住在流坑。我家距离咸溪十里，所以知道得很详细。他们这一族虽然没有极其兴盛，但与其他宗族相比，人口最为繁衍，延续年代最为久远，自盛唐时就已经如此。松江从咸溪分出藤山，南丰从甘山分出，前后大概处在同一时期。甘山、咸溪是两个宗族的根源，藤山、松江是它们的支派。有人却怀疑咸溪的曾氏出自藤山，难道不是考察得还不够详细吗？藤山从甘山分出时，咸溪已经有人分迁到松江了；哪里有数百年前的宗族根源，反而出自数百年后的支派呢？大体说来，宗族世系只能根据谱牒，以可信的传承可信，以可疑的传承可疑；如果凭主观推测而妄说，必然导致相互抵牾，也会曾圣贤之后。罗山这一支从松江分出，又居住在靠近咸溪的地方，直到今天仍保存着诗书礼义的风气，将有复兴的迹象。我读了他们的族谱，作此记并归还曾氏。

译庐陵娄氏家谱序 娄姓显赫，在汉代没有比建信侯更显赫的，在唐代没有比谯郡公更显赫的。宋朝末年，四明娄氏也有一两位著名人物。如今庐陵归仙的谱牒，本是谯郡公第七子一系；宋代登科的有几十人，被贡举的将近三十人，但还没有卓然闻名于世的。娄天章拿他父亲止善所修的家谱来请求我作序，对我说：“宗族显赫或衰微，不完全取决于富贵贫贱。如果官位达到公卿之极，财产雄厚冠绝乡里，一时固然号称显族；但几代以后衰落，那么过去赫赫显贵的人，怎么能保证不变得默默无闻呢？既然如此，怎样才能使宗族长久显赫而不衰微？回答说：鲁国叔孙穆子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于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就是卓然树立在天地之间，长久而不败坏、不跌倒。世上编纂本族谱牒的人不知有多少，直到今天人们还称欧谱、苏谱，为什么呢？因为有欧阳修、苏洵的文章使它们得以树立。难道这是因为富贵而显赫吗？立功的，汉代建信侯、唐代谯郡公就是这样的人。今后娄氏子孙如果能够像先世那样立功，也就是汉唐时代的娄氏。何况如果还能立德，岂不是又超过这两个人了吗？” 娄氏子孙要努力，难道还能依靠别人的序文吗？能够使这部谱长久保存的，根本不在这里。” 睢阳王氏家谱引 王氏是天下最为繁衍的姓氏，考察姓氏书籍可知其来源不止一处，大体上都是古代王者的后代。晋室南迁以后，江南、江北的王氏族系也有两支，即临沂王氏和太原王氏。如今睢阳的王氏，不知道出自哪一支。杭州推官的家谱中，曾祖父、祖父都没有留下名讳，墓又被河水冲蚀，所以这部谱只能依据讳名来使用。娶时氏、韦氏，葬在忠义村凤凰冈的，是第一世。王用生王珪，王珪生王赟，王赟生王昕，这是第二世。王昕起初在浙东宣慰司任职，授将仕佐郎，主持丹徒县簿事务，升任江浙省掾，调任省检校，转承事郎，任晋陵县尹，又转承务郎，任杭州推官。推官善于治理，声名和政绩俱佳，足以使子孙昌盛。其他宗族编谱，大概是为了保存过去，为什么编呢？恐怕年代久远后世系失次，无法考察。因此睢阳王氏编谱，是为了等待将来，为什么编呢？是要让三代直到百代，连续不断地记载下去。汉代于公提高门庭说：“我做官积累了许多阴德，子孙一定会兴盛。”王氏编谱的用意，或许也正是如此吧？永嘉林君记载了这件事，我又补充这些话，于是作《睢阳王氏家谱引》。青云吴氏族谱序 起初，建昌的吴氏，有人担任崇仁县主簿，娶青云乡张氏女子为妻，便在这里安家。这个地方叫萧家巷，后来改称石桥。人口逐渐繁衍。宋淳熙丁酉、庚子、癸卯年，吴氏族人如山如陵般接连被荐为乡贡；嘉熙戊戌年，方叔进入太学；淳祐乙巳年，终于成为释褐进士。宗族的文名大为振兴。县城南边的沧原、临川的彭泽，都是他们分出去的支派，也可以说很兴盛了。时代运数既已改变，旧日的宗族很少有不衰败的；唯独这个宗族的人仍然治理儒业，拥有固定产业，与过去相比没有衰落。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先世积累深厚、遗留久远才这样吗？把族谱给我看的人，是吴氏第十九世孙吴任，字景尹，因此我为它记下开头这些话。横冈熊氏族谱后序 宗族难道可以不编谱吗？上面没有办法记载根源从哪里开始，中间没有办法记载枝条怎样分出，下面没有办法记载流派所归属的关系，不编谱是不行的。熊氏是大族，上古时代是三皇之后最兴盛的，中古时代是五霸之中最强大的，来源十分久远。天下各郡的熊氏暂且不论，只说豫章一郡的熊氏，其分支何止几十族，但昭穆世次彼此并不相通。为什么呢？同姓却没有共同的谱牒，所以无法考察。如果亲族谱牒不能流传，那么几代以后，他们的枝条流派也将像旁支宗族一样无法考察。这就是熊氏原翁急切编谱的原因。横江这一支编写自叙族谱，几千字，文辞博大丰赡，像广阔的薮泽和深厚的水泽，种种奇异事物层层显现。从它浩瀚充沛、不可拘束的文章来看，便可以预见他们宗族的繁衍昌盛没有边际。丰城徐氏族谱序 丰城富城乡的徐氏，自宋末资政公凭深厚学问和崇高声望在朝廷任职后，乡里便称他们为名门。资政公去世而宋朝国运也终结，如今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了，但族人仍有喜好儒学、以做坏事为耻的，这难道可以期待他们重新兴盛吗？资政公的族曾孙宗礼之子徐本，把族谱给我看，我为它在左边写下这些话，然后归还给他。珠溪余氏族谱序 华盖山东麓有一条修长的山谷，名叫珠溪，余氏一族居住在那里，没有其他姓氏混杂其中，已有将近三百年。起初只是一个人的后代，繁衍到二三百户、六七百口；虽然没有非常富裕的人家，也没有非常贫穷的人家，人人都有田地，有的亲自依靠劳动来供给父母妻子的生活；崇尚质朴充实，不崇尚浮华虚饰。这就是所谓山谷深远、民风淳厚，县境偏远、官府事务少的地方。到了我的外舅玉甫，才开始读书求学，参加宋末进士科考试。玉甫的族孙余璲，继而读书求学，参加当今的进士科考试。余璲谨慎行事，遵循义理，大概可以说学问有根基。族谱从始祖传到第四世、第五世，分出两大支，再分为五支；到第十世，五支又分出三十一支，这也真是一个兴盛而长久的宗族了。有人离开故乡居住在别处，仍然追寻考察、搜集编录，没有遗漏，这是尊重根本、厚待人伦的道理。我因此赞许此事而作序。东川陈氏族谱序 家族有兴盛有衰替，就像国家一样。自天朝取得南方土地以来，出身微贱而崛起、显赫称雄的人接连不断。旧日家族能够像从前那样的固然偶尔有，但也很少了。乐安东川的陈氏，自宋代以来号称显姓，既富裕又有文采。进入本朝五十年，宗族的兴盛同过去相比没有衰落，其他宗族很少有能比得上的。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先世积累深厚、遗留久远才这样吗？庭芝为人敦厚谨慎，士人多生子孙，而且都愿意学习。他汇集族中没有衰败其世系的人，重修族谱来给后人看。所希望的，是本族子子孙孙的兴盛，大概没有边际。庭芝名叫文秀。”

译桐木韩氏族谱序 宋朝东都一百六十多年间，世族中最显赫的，没有超过韩、吕两家；而韩氏两族中尤其显赫的，又没有超过桐木韩家。桐木韩家从参政忠宪公韩亿开始兴盛。他们的兴盛，不只是因为名位和功业而已，而是人人都知道以礼义学问为事业。少师韩维兄弟常常亲近二程。南渡以后，丞相韩绛的五世孙韩元吉，最为尊崇朱熹、吕祖谦。我在洪州结识的国材韩梓、韩炌、韩炣，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一支是忠献公第四子职方郎中韩绎的后代；国芳、韩桂的儿子韩炳正，是忠献公第六子丞相韩绩的后代；韩壵、韩珪，则是忠献公第二子舍人韩综的后代，按辈分韩梓是他们的孙辈。春秋时晋国是大国，国势尚且彼此争竞，而世家贵族已经有的降为奴仆。自金人夺取中原，皇元统一天下，经历了两次大变，而韩氏直到今天仍有子孙。宋朝的国运已经终结，韩氏的恩泽却没有泯灭。韩炳正把他的族谱给我看，卷首有南涧公的一篇序，足以作为考证这一文献的依据。因此我感慨于家国盛衰兴亡的缘故，便把这些话写在后面，以寄托悲慨。宜黄谭氏族谱序 宜黄谭氏一族，在宋朝末年号称兴盛，是富有而且有贵人的大族。在本朝，接受朝廷任命的也有五六支，但兴盛显大的只有一两支，衰败微弱的本来就很多。甚至有的断绝了全族，虽然有旧谱，却不能完整周遍地记载。如今的新谱，上溯到还能查知的先人，推为第一世祖；下推到还能见到的后代，记载到第十五世孙。这样小心谨慎，是害怕年代久远以后失去世系、扰乱次序。他们的用心真厚重，考虑得真长远啊！修谱的人是谁？是第十世孙谭观。窦氏世谱序 燕山窦谏议，一椿五桂。从宋朝建立初年直到宋朝灭亡以后，传到今天，已经超过三百年。竟有一位既居世间又超脱世间的人，把箕子、管夷吾当作朋友，在千年以前的贤人中自得其乐。这难道只是能与其他家族的贤能子孙相提并论而已吗？这个人是谁？就是谏议公的第十三世孙，名叫神清，字也叫神清的人。龚氏族谱序 乐安各乡的家族中，延续长久而且繁盛的，龚坊龚氏就是其中之一。大概从宋初开始，到今天已经传了十六代，中间经历寇乱，房屋被焚毁，族谱也散失了。龚一德，字汝明，开始追溯修订族谱；龚克昌，字士龙，又补充完成了它。龚任，字希尹，和龚士龙都为族谱撰写了序言，只是害怕前代太远而迷失源头，后代太多而扰乱支派。他们的用心很厚重。先前虽然没有特别显贵、特别富有的家庭，却也很少有无才无德的人；他们重视诗书，遵守礼法，各自致力于根本和实际，以增殖自己的生活，隐约还有淳厚古朴的风气。张载说：‘子孙贤能，家族就会扩大。’那么，龚氏一族的才德正积聚着而尚未充分发扬，它将来难道会没有所等待的吗？张载的话，难道是欺骗人的吗？宜黄吴氏族谱序 吴氏是宜黄、崇仁的大姓，历史已经很久了。宜黄吴氏，自朝散大夫公吴某以五次参加科举而特奏名，辅佐县政；奉直大夫公以一次科举正奏名，参与制置司议事，于是因显贵而兴盛。又有奉直大夫的儿子，一人承袭世禄而官至儒林郎，一人承袭世禄而官至通直郎，一人以乡贡而通过恩科，如同他的祖父；他的孙子中，一人取得乡贡，一人登科；他的曾孙中又有一人如此，还有一人凭武职爵位出仕；他的元孙中，一人向宋朝贡举，一人在国初出仕，任永春主簿。我和主簿君交游，如同亲兄弟，可惜他没有享足寿命，在任职后二十四年便去世了。他的侄子京玉，把伯父所修的族谱给我看，我读后感慨万分。唉！吴氏从朝散大夫以来到今天，差不多将近十代；六代之间，正科出身的有二人，特科出身的有二人，贡生总共五人，出仕的总共七人，富有而贤能的人接连不断。吴氏一族可以说是兴盛了。观察国家是否兴盛，要看人才是否众多；考察家族是否兴盛，要看子孙是否贤能。吴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衰落吧。我悲伤于再也不能见到主簿君，所以写下这些话，归还他的族谱，并且以此期待吴氏子孙。龙云李氏族谱序 嬴秦以前，各国都有本系；李唐以前，家家都有谱牒。宋朝以后，这种传统衰微了。贤士大夫往往自己编写族谱，像欧阳氏、老苏氏，都是其中显著可称的。我所见到的各家族谱不止一种，有的意在追溯远祖，有的意在把不同支派合并起来，免不了涉及传闻和疑信难明之处。如今看永丰龙云李氏的族谱，只记录能够查知的内容；年代久远的不必追溯，不同支派也不必强行合并。它确实是传达可信事实的书，可以作为修家谱者的准则。族谱从讳德昌、字天德的人开始。编修族谱的是他的第八世孙慧孙，字景能；把族谱给我看的是他的第九世孙济老，字济可。我嘉许这部族谱编得好，便在卷首记下这些话的人，是临川吴澄。

译宜黄曹氏族谱序 世上的望族，没有不是凭仕宦和科举名次而显赫的。宜黄设置县治以前，有曹姓人接受郡府檄文，监领黄田镇。黄田镇升为县后，他留下没有离去，在县城西十五里的地方置家，如今那里名叫曹坊。监镇曹某是曹氏的初祖。到第三世，宋熙宁年间，有人因特别恩典任太常奉礼郎；第五世，有人因边疆功劳赏赐由承节郎升为保义郎；又有一家父子三人，都因防守功劳补授承节郎。到第六世，靖康丙午年中乡贡，最后任攸县丞的，是奉礼郎的曾孙曹将。第七世，崇宁乙酉年中乡贡，第二年丙戌登科的，是保义郎的孙子曹时修。第八世，嘉定丙子年中乡贡的，是保义郎的曾孙曹万。到第九世，更加兴盛。开禧丁卯年中乡贡、嘉定戊辰年登科的，是工部员外郎曹锡。此后中乡贡的，有次贡庚午的曹镒；又有次举癸酉的曹镒之弟；又有次举丙子，而曹镒和他的堂弟曹鉴、族父曹万一同中贡。嘉熙戊戌年入学的是曹镗。曹镒第二次中乡贡，嘉定癸未年又入学。到第十世，他的儿子曹衍在端平甲午年中乡贡，嘉熙乙未年登科，官至衡阳县令；曹应升也和族父曹镗同年入学。曹应旂在宝祐戊午年以转运司贡名入选，曹金同年中乡贡。曹林在咸淳癸酉年中乡贡，此后宋朝的儒科考试就停止了。曹氏登科的有三人，入学的有三人，中乡贡、漕司贡、国学贡的总共有十三四人；通过特科而做官、因防守功劳授官、因子孙显贵而得官的，在宋朝末年接连不断，所以在本地号称宦族、儒族，受到乡里的尊重。宋朝国运已经终结，但其子孙中仍有人能保守家产、传习儒业。他们的第十一世曹直翁，是曹金的儿子，曾依据族谱，分类记载韩氏一世至十世的年龄寿命、死亡葬地以及是否出仕，颇为详尽。第十三世曹理，是曹衍的曾孙，又拿着旧谱请求我作序。我嘉许他能够继承先世的美德，并希望后世昌盛，不至于自我坠落；这可以称为曹氏贤能的子孙，于是为这部族谱作序。巴塘黄氏族谱序 乐安一县四乡的富家大姓不止一家。我年轻时曾任职，听人们众口夸谈宗族支派繁衍、文物光华、声誉显赫的家族，巴塘黄氏最为兴盛。虽然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从未亲自到过那里；偶尔在别处遇到黄氏族人，也不过十多人。年老后顺道经过，行人指给我看黄氏兴隆之地，却只剩下蒿草、瓦砾，寂静凄惨，不禁为之伤心。然而不只是黄氏居处如此。直到如今看到他们的族谱，才大致考察出黄氏过去声誉显赫的缘故。别的家族有从唐、五代以来延续五六百年的，也有延续三四百年的；而黄氏在宋祥符七年甲寅，才从华容迁来寄居此地，大概只有父子两人。第二代把第一代父母的两座坟葬在巴塘。第三代兄弟共有四人，其中排行第二的生于康定庚辰年，距离迁来时已经二十七年了。兄弟们都是在巴塘出生的。他们起初努力耕作、致力于根本，一代代传给后人，家产渐渐富足。叔房没有曾孙、玄孙，只有伯、仲、季三房后代众多，以仲房最多，伯房次之，季房稍弱。到宋朝南渡以后，家势逐渐雄厚，子孙每天都趋向于读书。祥符甲寅年之后一百九十一年是嘉泰甲子年，黄氏开始参加乡贡。从宝庆乙酉年到咸淳甲戌年五十年间，中乡郡贡的有九人，中漕司贡的有二人，升入太学的也有二人；正科出仕为县令、官至承议郎的有一人，特科出仕为县丞、官至从事郎的有一人；通过太学舍选、廷对而在京城任职、官至修职郎的也有一人。这是黄氏最兴盛的时期。如今稍有衰落，但仍有人不使世代资业坠败，不废弃儒业。淳熙末年，名叫黄筠的人编写了族谱；绍定庚寅年族谱毁于火灾而亡失。宝祐年间，名叫黄栝的人重新修订；名叫黄崇实的人准备刻板印行却没有成功。景定年间，名叫黄楷的人根据黄栝所修的谱继续增补；名叫黄三杰的人作了序。皇元至大戊申年，名叫黄绍复的人润色旧谱，刻印传播，并且刻了最初三代葬地的九幅地图。黄栝的孙子黄复亨，又补齐其中尚未完备之处，请我作序。我看黄氏的兴盛虽然不如从前，但他们的后代急切地想把族谱流传久远，黄氏大概将要再次振兴了吧？从前作序的人字用之，是一位博学的老儒，我是七十年前认识他的。如今请我作序的人字见可，俊秀而能文，近年来我多次和他交往。吕城刘氏族谱序 乐安忠义乡吕城的刘氏，是云盖乡双龙刘氏分派出来的。族人虽然不算繁衍众多，但在我所能见到的人中，他们心地都善良，伦理纲常都敦厚，习俗风尚都文雅，没有其他家族轻浮浅薄、诡诈粗鄙的风气。从前有刘东甫，娶了我的祖姑季平、季德，是祖姑的两个儿子。刘季说和我同年出生，年老后交情更加亲密。其余族人的尊卑长幼，我也多有旧识。刘祐甫以进士业自励，是尚书刘义驰声的儿子。刘季行儒业、品行都修养得很好，没有辱没祖先，把修族谱这件事诚恳地放在心上。族谱完成后，有檄文命令他的族人为族谱作序。韩愈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可亲。’读到他的檄文和序言，确实如此。我称赞刘氏一族善良、敦厚、文雅，难道是过分夸美吗？季仁的儿子刘祖衡、季说的儿子刘润之，拿刘季行所述的族谱给我看，所以我在卷首写下这些话，把它归还给刘氏。

译金谿吴氏族谱序 我曾见过鄱阳吴氏世谱，向上推溯直到吴太伯，又继续向上推溯直到延陵季子，世代连续承接，没有间断；大概是尽心尽力，把各郡各族的族谱汇合起来编成的，便自以为完备。我却对此有所怀疑。吴氏以国为姓，假如不是吴国君王的后代，却改姓、冒姓，或以异姓人为后嗣，扰乱族系，那么天下的吴氏没有一家不可以说出自吴太伯、仲雍，不必等到世系可考才相信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各国谱牒都还保存着，然而《燕世家》中，召公九世到惠侯之间，已经缺少传次、名和谥号；他们还是拥有国家的君主。汉初距离古代还不远，尚且有无法考察的，何况国家灭亡、宗族离散，子孙降为士庶，而从周朝直到今天，遥遥将近两千年，究竟凭什么稽考、凭什么验证，却想把每一代都编入族谱，查得每个人的姓名呢？过去南丰曾氏的自叙，追溯到汉代都卿侯，又上接子舆、子晳，欧阳修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难道不是因为希望传承可信的事实吗？如今看金谿吴氏族谱，以宋初讳词的人为初祖，传到今天共十四代；像荆国王丞相世家谱中没有记载的，族派分开而失去次序的，不去追补；只把能够知道的强行合谱，把不能知道的就不予编入，这最符合事实。他们家族资财产业兴盛，文才儒学也兴盛，宋朝末年凭科举名次显达的人接连不断，但宋朝还是灭亡了。诗书礼义的习尚，直到今天仍和从前一样兴盛而没有衰落。我嘉许这部族谱编得好，所以在卷首记下这些话，作为那些凭空虚构、伪造事实、自欺欺人的人的警戒。云盖乡董氏族谱序 唐朝把临川郡改为抚州，其疆域广大，仅次于洪州、吉州、赣州；文物声名，则在大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居首。宋朝三百年间，一家一族中儒学和仕宦兴盛的，乐、曾、王、蔡、晏五姓为首。若论爵位的尊崇，王、曾、晏三姓最高，乐、蔡次之；若论科举名次的密集，曾、蔡、晏三姓最多，王、乐次之。乐安云盖乡的董氏，计算科举名次，比曾、蔡还多；和晏氏比较爵位，也在乐、蔡之上，可是评论者为什么不把它和抚州五姓相提并论呢？大概是宋朝南渡以前、董氏最兴盛的时候，仍隶属于吉州。绍兴年间，抚州增设乐安一县，才开始把吉州的云盖乡划归抚州，于是董氏才成为抚州的属民。如今董氏隶属抚州已经很久了，那么谈论抚州的世族，难道可以遗漏董氏吗？董氏后人董有庆重新详细修订族谱，他的弟弟董天防拿来给我看，我因此更加详知董氏的兴盛。每逢贡举之年，预先被推荐报名的，有时七人，有时六人，有时五人，有时四人。从祥符八年乙卯到咸淳七年辛未，选拔进入进士科的将近三十人。武举、特奏、世赏、由其他途径出仕的人还没有计算在内。纵观抚州六族而论，仕宦人数没有谁能和董氏相比。直到今天，从事辞章写作的人仍然不缺。不过，从前晋国的范匄详细陈述他的家族，历经一千几百年；鲁国的叔孙豹却认为，保有姓氏、承受封氏、世代祭祀不断，还不如树立德行、功业和言论而永垂不朽。六族中以儒科出身而做官的人大致相同，只有南丰曾氏、荆国王氏可以说是树立了言论。今后董氏的子孙，假如能够立功、立德，那么他们不朽的实际成就，将可以和孔门的颜回、闵损，周室的太公、召公，有商的伊尹、傅说，唐虞的皋陶、契相提并论；至于他们所树立的德行和功业，回头看曾、王两家的言论成就，尚且不值得珍视；超越这五族，大概还在科举名次和爵位之外。董氏的子孙，你们要努力啊！中山赵氏家谱序 人之所以为人，有根本的大道，有根本的本性。应当如此的道理与生俱来，固有的本性也不会随着死亡而消失。但能够不亏负天地所赋予本性的，有几个人呢？中山赵德齐自己作家谱序，以追述祖先的四言诗和思念亲人的五言诗，联缀在谱后。哀悼死者、侍奉生者，亲近的厚待、远祖的追念，显然是良知良能的自然流露，悲切恳挚，字字发自内心；这和自身不实行这些事情、只在口头上姑且说说的人，截然不同。唉！德齐对于伦理纲常的大道，真是笃实奉行的君子啊！不过，阴阳五行的运行参差交错，人的气质禀赋并不一样。诚恳切实的人，有时不能不在宏大的方面有所遮蔽；胸襟开阔、见识高明的人，有时不能不忽略细小的地方。圣人以下，很少有人没有偏向。我起初遇到德齐，只敬重他的端正诚朴；后来逐渐亲近，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洞彻根本大道，好像拨开云雾看见日月一样。他涉猎程朱二氏之学，归结起来以圣人为准则；既登上切实之学的堂奥，又进入高明之学的境界。在这样的时代，竟有这样的人，即使只是困顿山泽、衣着粗陋而怀藏美玉，世人不了解他，难道也可以因为知己稀少而更加珍贵吗？从前臧武仲说，有明德却没有在当世显达的人，他的后代必定有通达者。弗父何本来应当拥有宋国却没有拥有，所以他的后代有正考父这样的贤人、孔尼父这样的圣人。以神明后裔的身份，到今天虽然成为庶民，却仍有仰慕贤人、仰慕圣人的人，那么所谓有明德而不显于当世、后代却有通达者，难道不就可信了吗？德齐名由齐，是秦康惠王的后裔。《吴文正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三 元代吴澄撰写 序

译送彦文赞府序 彦文的祖先是西北人。往年，他的父亲任临川郡副职时，彦文出生了。等到长大，能够写文章。皇朝通过贡举选拔士人，把他的才艺交给有关部门考试。至治癸亥年，他和贡士一起参加廷试，甲子年赐进士出身，授任华亭县丞。他将要赴任，来请求我赠言。彦文年少便从儒科中擢拔出来，如果把他的才干施用于政事，一定会显著地不同于众人。只是我年老昏聩，即使有话说，又哪里能有所补益呢？我私下看到通过吏部选拔入仕的人，按照资格经历年月，艰难异常；而儒科出身者升迁变化很快，为人所羡慕，认为是荣耀。仁宗皇帝尊重儒者而抑制吏员，大概是因为吏员多贪婪残暴，而儒者知道仁义。仁者治理百姓，内心有悲悯慈爱的情感；义者约束自己，行为有凛然高洁的操守。有些人不能这样，像道路上的豺狼，伤人害物来肥自己的腰包，永远没有满足；又像倚门卖笑的妖艳女子，用眼色挑逗、以心意招引来求利，却没有羞愧。这样的人，就是馋兽，就是卑贱的娼妓。稍微自重的吏员，尚且还有些事不肯做，儒者却去做，难道不被他们嘲笑，又拿什么来报答圣明时代尊崇优待儒者的心意呢？外表是人而内心是野兽，身居官位而行为像倡优的人，不仅君子所不齿，众人也都会共同厌恶。彦文是懂得仁义的儒者，希望他始终不做这种事；即使有不能像彦文那样的人，假如能因我的话而明白这一点，也许他的弊病就会痊愈吧？送赵宜中序 汴梁人赵宜中，祖先曾任征收商税的职务，后来在歙州置家。他的父亲赵学易是博通儒学的人，出仕不挑官职，任官也不挑地方，州学县学的清苦、州县事务的尘劳，没有不经历的，却都能从容处置，从不怨恨；他有遗逸之士不以困厄穷苦为忧的气量。宜中在家庭中接受教诲，凭《易》义参加进士科考试，至治癸亥年与进士一起参加廷试，甲子年春天参加礼部试，承蒙圣恩深厚，因是龙飞初榜，特加优异，授任余干州教授。离开宜中，金陵李氏是当地著姓。他的远祖襄国公在庆历六年登科；他的祖父通直君在淳祐十年登科。宜中行为方正耿介，文章精深，人们说他取得世代科举功名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如今虽然还没有成为进士，但也已经脱去布衣而穿上命服了。了解他的人仍认为他的遭遇屈抑，但宜中神色凝定，内心并不因此动摇。那些得志便骄横自满、目中无人，失意便沮丧失措、几乎想要不活的人，真是所谓器量狭小之人。士人所崇尚的，是器量和见识。我以器量见识观察人，因此知道宜中可以承担大任。因为极其为他高兴，所以不能不说这些话。宜中字心道。送葛州判南归序 豫章葛君，字贵纯甫，名润玉。他的为人像玉一样温润；他的文章也像玉一样温润。可以说他的实际完全符合他的名字。他在临川郡任教六年，始终如一日。学校的政务，全都出于公心，遵循正道。粮食和布帛的收支，一丝一毫也不拿来玷污自己。文章范围取法韩愈、欧阳修，法度合宜，不是任意挥笔写在纸上的东西。任期届满到吏部，授任南丰州判官。我当时在词馆，心里想得到这样的贤才；但当时的风气，不论是否有真实才干，必须善于钻营刺探、迎合窥伺，然后才可能侥幸于万分之一，以满足自己的愿望。葛君哪里肯做这种事呢？不仅脚从不踏入权势之家的门，即使像我这样和他最相知的人，也只见过一两次；见面时谈论学问、古今，一句话也不涉及利禄通达。吏部注授刚定下来，他便轻快地南归了。唉！像这样的人，我见到的也很少。葛君家世以儒学显达。他的祖父两次中乡贡，他的伯父三次中乡贡，他的父亲由两次中贡而登进士科，官至承直郎、两浙运管。他父亲的岳父王水监，也是有名的官员。他所承受的家学渊源逐渐熏陶，足以陶冶他的品德器识、畅达他的文辞枝叶，本来就和寒门新进之士大不相同。然而从前我们的夫子已经发出“叔鱼不如叔向”的感叹，何况是今天呢？葛君不断地谈论清雅的话语，恭谨诚实而不谄媚。他身材矮小，不过中等人的身量，又不能凭身躯雄伟来惊动众人的眼光。假如只凭言语和相貌取人，怎么能立即了解葛君呢？我过去居住乡里时，因为乡里得到这样一位师儒而感到幸运；如今居官任职时，却因为官署不能得到这样的僚佐而感到惭愧。所以葛君离去，我心中不能没有耿耿之意。送曾巽初序 世家贵族的子弟，在朝廷做官，博览群书，尤其熟悉典故，能够写文章，尤其擅长制诰，我如今见到的有翰林侍讲学士袁伯长、应奉翰林文字曾巽初二人。巽初是前代监察御史、追封武城伯者的幼子，也是近时翰林直学士益初的同母弟。他在翰苑将近十年，正要按次序升迁，却忽然产生了归隐的志向；我因年老多病，私下为听到这个消息而惭愧。巽初归去，我高兴地愿意和他同行。巽初是儒者中的杰出人物，却乐于和方外高人交游，整夜静坐，世俗的忧虑淡然无存。那些碌碌钻营仕进、依恋人间爵位的人，哪里能够测知他的高情远志是什么样呢？从前钱澹成学士尚未显达时，陈希夷赞赏他有神仙般的风骨，麻衣道人认为他是能够在急流中勇退的人。后来钱澹成由翰林学士任知制诰，升入执政行列，在盛年时解除机要政务，果然如麻衣道人所说。既然如此，急流勇退的人即使还没有达到神仙境界，大概也算是神仙一类的近支吧？巽初已经归去了，他将在武城的学舍等待我。

译送毕宗远序 过去汉朝选取士人，常常把先圣的学术和当世的事务并提。因为不通晓世务，不能有所作为；不明白圣人之道，不能有所守持。两者有一项不具备，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必须兼备二者，才称得上是有作为、有操守的士人。如今任用人才，对儒学和吏事不偏废，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汴梁人毕光祖寄居湓江，他的父亲出仕后，命他留在家中守持家业。他治理家事井井有条，没有一件不处理妥当；整齐严肃，没有一件不安排得当；一一顺承父亲的意愿而不违背。德化县学向来没有廪给，礼殿将要倒塌，官员往往因无法支撑而离去。郡县推举选择他的才能，让他代理学校事务。没有过多久，他就能劝导率领乡里的士人，使学校面貌几乎焕然一新。孔庙宏伟壮丽，在各学宫中居首。砖石砌筑、涂饰工巧，庙宇的形貌和器物细小处都完整无缺，仿佛没有费什么力气。他在家中治理事务的表现，可以看出将来把这种能力用于官府；他在小事上的试验，可以看出将来在大事上的作为。由此便相信他的才干能够有所作为了。他刚正不阿而不随便曲从，孤高自守而不妄自交游。他每天向我询问学问，和他谈论圣贤之道，他悠然有所领会，欣然有所收获，并不是那些只在耳边听听、表面顺从的人可以相比的。由此又相信他的志向能够有所守持。宪府征召他为属吏，可以说是任用得很合适了吧？不过，我仍然担心你的才能太优异，而优异的才能是不可依恃的；志向太耿介，也不可自满。依恃才能，常常夸夸然自以为有余；自满，常常怏怏然自以为不足。夸夸然，所做的事有时会过分；怏怏然，所守持的原则有时又会达不到。那些不懂得学习的人，还不能和他谈这些。你既然懂得学习，然而懂得道理并不难，还是应当警惕地思考如何自我警戒、自我勉励啊。赠清江晏然序 我的座主清江黎先生的孙女婿，姓晏名然，字与名相同。他任播州儒学正，任期届满后到京师谒选，经过我这里出行。晏然的岳父和我的儿子年纪相仿，晏然和我的孙子年纪相仿，我看待他就像孙子一样。他出行时，我既没有财物为他送行，难道可以没有话来赠送他吗？晏然的才艺本来就足以为当世所用；他是前任应奉翰林文字范惇德机所教授的学生，又是已故翰林学士元明善复初所造就的人才。德机清苦自守，家中徒有四壁，他选拔贤人也非常严格；复初英迈自负，眼空四海，他进用人才也非常不容易。晏然求学，能够以不苟且的人为老师；晏然出仕，能够以不轻易取合的人为主官。这难道可以和寻常流辈同等看待吗？如今晏然出行，不过是要寻求人们所看重的东西。人所看重的东西，在国家有固定的法则，在自身有确定的分际；没有巧智权术可以帮助晏然求取，也没有奇谋妙计可以使他很快得到。我虽然赠言，又怎么能对晏然有丝毫益处呢？但不能停止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寄托我的情意罢了。或者我所听说的“贵”有两种：一种是世人所贵，一种是上天赋予人的真正尊贵。以合乎正道的方式去求，能否得到要听凭命运，这是世人所贵的；求取它在于自己，得到它可以有把握，这是上天赋予人的真正尊贵。晏然既然已经得到世人所贵的东西，又以长者之礼对待我，我应当把上天赋予人的真正尊贵告诉这个已经尊贵的人。晏然本来就具有这种尊贵；晏然的“然”，圣人也如此。所以说：‘先于我而获得我心中所共同认同的，这就是尊贵。’不必通过吏部考核，不必接受宰相恩惠，从最低品级到最高品级，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取得，不依赖借助于他人。晏然现在就去吧！这件事姑且等待将来再说。送李晋仲序 金陵人李桓，字晋仲，任上饶县教谕。至治癸亥年，他与进士一起参加贡试，甲子年春天参加礼部试，稍有退失，未能完全承受圣恩的隆厚；但因为是龙飞初榜，特意给予优异待遇，授任余干州教授。晋仲出自金陵著姓李氏。他的远祖襄国公在庆历六年登科；他的祖父通直君在淳祐十年登科。晋仲行为严正耿介，文章精深，人们说他取得世代科举功名就像拾取地上草芥一样容易。如今虽然没有成为进士，但也已经脱去布衣而穿上命服了。了解他的人仍认为这使他受了委屈，但晋仲神色凝定，内心并未因此动摇。那些得志就骄横自满、旁若无人，失意就颓丧沮败、几乎想要寻死的人，真是所谓器量狭小之人。士人所崇尚的是器量和见识。我以器量和见识观察人，知道晋仲可以承担大任。因为为他高兴到了极点，所以不能不说这些话。送李见翁巡检序（并诗） 往年，儒学官员到了吏部，名额多而职位少，当权者便通融改变办法，凡是应当注授教授的人，都让他们借补警逻职务。我的同乡李见翁出身将门，却读儒家书，又精通象胥、译鞮的语言学；恰逢公朝选派官员确定两广选任，他由象州蒙古字学正改授柳州柳城东泉镇巡检。他将要赴任，来我这里告别。我私下想，文武技艺、番汉语音、军民政事，见翁没有不熟悉精通的，我还要说什么呢？只是因为儒生的习气，我一向仰慕柳宗元的文章，每次诵读《罗池碑》，都觉得柳子仿佛还活着。假如你因公事到州府去，请替我前去询问前任刺史柳宗元的英灵：当年春天的猿、秋天的鹤，他的精魂如今怎么样了？将来任期届满归来，还请把这些告诉我。诗说：武事传家的声名已久，文才儒学和国语都很精通。初任官职掌管警戒巡逻，美好的声誉听来轰然有声。南海的鲸鱼和大蛇已经安静，东泉的牛犊正在耕作。假如因公事外出，请斟一杯酒祭奠柳先生。李季度诗序 李季度是我的异姓兄长，博览群书而且记忆力强，确实有豪迈之气；只是命运奇特而不遇，家贫身贱，常从声音中流露出来，往往发出不平之鸣。他才华丰富、思维敏捷，所作诗歌很多，但保存下来的没有几首。孙宏祖曾拿《月航》旧稿给我，我在卷首作序，让他回去搜集散失的作品。如今他又拿来一卷，说：‘近来的稿子，尤其未能收得十之一二。’难道要让这个人不幸沉没湮灭，连同他的言论也一起湮没吗？可惜啊！季度是儒者，旁涉方术，涉猎长生之说，精心专研救死的医术。我过去奉养父母时，常常借助于他。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三年以后季度也去世了，那是大德庚子年。唉，已经三十年了，看到他的诗，怎么能不想起这个人呢！

译送临汝书院山长黄孟安序 临川郡城西南门外有临汝书院，规模宏大宽敞，是宋淳祐年间常平茶盐使者所建。我过去曾在其中游学，有饱学老儒在上面主持，有当时英俊之士在下面受学，肩膀相摩，脚跟相接，谈论道义、评论文章的人文质彬彬。白天来聚集的人像集市一样，夜晚留宿的人像在家中一样。皇朝新兴，学校仍然沿用旧制，但我和城府的交往渐渐疏远了。临汝书院是我年轻时游学的地方，顺路经过，偶尔去一次，却见屋檐外蓬蒿丛生如同遮蔽，梁柱内尘土堆积如山，听不到人的声音，只有檐雀啾啾，也看不见人的影子，只看见成堆的鼠穴。墙壁房屋东倒西歪，上面漏雨、下面潮湿，我只能为之忧郁叹息。后来，旧有的楼阁，经过六十多年，竟一夜之间毁于火灾；新建的房屋，耗费万余株木材，却一旦被风摧毁。不只是人为灾祸，也仿佛有上天的惩罚。没有别的原因，是主持者不得其人。衰败到了极点必然复兴，这是事理形势循环的结果。几年来，听闻所见忽然不同：粮仓有余粮了，府库有余钱了，斋舍中有弦歌诵读的人了。倾塌漏湿的房屋修缮并已完好，被火烧毁、被风摧残的建筑也重新巍然耸立，像鸟张翼一样飞檐翘角。为什么以前是那样，如今却是这样呢？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庐陵人黄顉，字孟安，任山长。一个书院的兴废盛衰，关系到主持者是否得人，这确实说明治理世事不可以没有人才。孟安是部郎官的曾孙；他的祖父以儒学科举成为乡里的典范，直到今天人们还诵读他的遗文。孟安没有丢弃家学，没有使家声泯灭；把党庠学校的事务交给他，他宽裕有余地办理，却还不足以施展他的才能。至治二年冬天，考核任期届满，将要接受替代，前往吏部参加选任，要跋涉数千里。我没有财物为他送行，难道可以没有话赠给他吗？孟安气质容貌温和纯粹，是馆阁人才。家学确实美善，更应思考怎样勉励自己使学业精进；家声确实美好，更应思考怎样使声名宏大。没有学业优长而出仕，却使声名宏大、影响微弱的道理。将来成为馆阁人才中的声望，本来也是今天主持学校所得的余绪。事情将要成功时最容易懈怠，希望你不要在功业完成之后懈怠啊。送江州路景星书院山长吕以能序。士大夫如果把家事看作官事，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办成？然而自从人心不如古人以后，若不是有利于自身、偏私于子孙的事，往往不肯去做；即使肯做，也不敢去做。不肯做，是志气偷惰；不敢做，是气势怯馁。于是习惯成了风气，凡是任官的地方，都把它看作暂住的驿舍，等到任满有人替代，便像脱掉鞋子一样离去，谁还会把它当作家事而作长远打算呢？修水人吕以能，是名门之后。多次任学官，所到之处都以才能显名；供养学生，没有不周全的；修缮学校，没有不完备的；一切应当办理的事情，没有不办成的。他先前任南康县学教官时，有一片稻田，约有数石之田亩，被豪强之家占有八十多年；他把这件事报告上司，恢复了它的土地。后来主持景星书院时，有八处鱼湖，共数百顷，被豪强之家占有四十多年；他又把这件事报告上司，恢复了它的土地。供给学校的产业，任何人都不得争夺侵占，皇帝的诏令明白昭著，颁布天下，谁敢不敬畏而不执行？那是罪过最大的事。学官难道不知道吗？一旦揭发此事，公府有答辩争讼的劳苦，私家有结仇树敌的怨恨，所以他们畏惧退避，不肯做，也不敢做罢了。这并不是为了有利于自身，也不是为了偏私于子孙；他耗费时日，长久坚持，尽心竭虑，不怕劳苦，不躲避怨恨，最终使强横者、狡诈者无力可施、无计可用，理屈词穷而服从。学校供养士人的产业能够恢复原状，如果不是把官事看作家事，谁能做到呢？吕以能专心致力于文学，尤其擅长古诗；侍奉上级、对待下属，各自都能使他们欢喜。他任旴江学录时，受到寓居官员程承防的礼敬；程承防常常推许他的文章和议论，可以称为有才之士。他已经主持景星书院，将要接受替代，诸位儒者作诗文赞美他的政绩。我正好留在盆浦，唯独标举他前后这两件事，写在卷首，来劝勉世上任官办事的人。唉！把这种心思用来办理其他事情，对于什么事不能成功？把这种做法推行到任职其他官府，对于什么官职不合适？吕氏是许国、申国的后代，世代由北而南，绵延不断直到今天，祖先遗泽没有泯灭，闻名之人也不缺少。以能难道还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吗？海水、月亮，果真会有消长盈亏吗？苏轼不是说过：‘你也知道水和月吗？知道海水不会消长、月亮不会盈亏，那么人的生命也未曾有过荣枯休咎。’这样就不会迷惑了，但世上大概还没有能真正明白这一点的人。赠王相士序 中州有个王姓人，年轻而且多才多艺，既会行医，又会相面。他寄居在荆门的当阳，认为京师是人口众多的都会、人才汇聚的地方，于是带着这两种技艺前来游历，打算扩大施展技艺的范围，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两种技艺，能精通其中一种已经很难，兼通两种就更难了。我曾听说古代的神医，观察人的脸色便能看出疾病，不必等到询问病情、切脉以后才知道，这大概与相面术是同一种方法。扁鹊得到长桑君的传授，能够洞见人的肺和肝，那么他不只是能察看外在显露的气色，连内在脏腑隐蔽的情况也能一眼看清了。他的眼力也真神奇啊！凭这样的眼力来给人相面，即使各种方面都能看出，又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呢？这样看来，医术和相面两种技艺，本来就可以互相贯通而成为一体。我又曾听说相面术中，观察人的形貌不如考察人的内心。形貌显露而容易看见，内心隐蔽而难以知晓。所以王生在给人相面时，常常说某人贤能，某人不贤；某人正直，某人邪恶。连这种隐蔽而难以看见的内心都能照察，那么那些显露而容易看见的形貌，谁该尊贵、谁该富有，又有什么难以辨别的呢？因此我高兴王生能够相察人的内心，胜过世上那些只会观察外貌的人。不过王生来到这里，置身于熏染名利的都会，所相的都是达官显贵，他们的贵贱富贫各自早已有定数，我也就不再询问了。将来到了宽阔闲旷的原野、寂静冷落的水边，若有耕田和垂钓的人，果真贤能，果真正直，可以成为伊尹、吕尚那样的人，假如你认识这样的人，我愿意听你说给我。王生名德元，朝佐是他的字。

译赠给篆刻家谢仁父的序 古代天下统一，文字也统一，文字的作用太大了。可是崇尚武力的人说：“文字不过用来记姓名，难道不是太小了吗？”然而自从篆书废弃、隶书兴起，晋、唐以来崇尚楷书，古代的书法便几乎湮没无闻了。近代图书上的标记、书札上的封题，还使古代书法凭借记写姓名而保存了一二分。谢复阳，字仁父，是儒学世家子弟，擅长篆刻。我每次看见他一方方累累的印章都很高兴，难道真是因为他的笔法、刀法精工吗？大概是希望古代技艺还能够保存下来，将来可以与爱好古代、考究文字的君子相互证明吧。赠给竹隐医士的序 从前扁鹊秦越人得到长桑君的医术，凭医术周游天下，遍历各国，往往顺应各国所崇尚的习俗，改变自己的名目来推行医术，有时做妇科医生，有时做儿科医生。唉！秦越人确实多才多艺，但他善于推销自己的医术，也实在太厉害了！所以他只看了桓侯一眼，就知道他已经有病，可以说是在疾病尚未显露时便看见了病情。桓侯不相信他，反而怀疑他贪图利益，把没有病当成有病，最终竟至于死亡。谁会不认为桓侯愚蠢呢？唉！难道只有桓侯这样吗？世上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有利、拒绝防治疾病又忌讳医生的人，到处都是。医生能够医治他们，他们却不肯让医生医治，这正是洛阳少年所痛哭流涕的事。难道只有桓侯对扁鹊是这样吗？既然如此，替秦越人打算，应当怎么办呢？有人说：深深隐藏自己的医术，不拿出来求售，一定要等别人来求医，实在不得已以后才答应；自己尊重自己、看重自己，这样大概才能被人相信并被人任用。有人说：你替医生打算是可以的，难道唯独不替病人打算吗？这岂不是杨氏“为我”的学说，而不是仁人扶危救急的心意吗？我说：是的，救急扶危，仁人本来就有这样的心意。但遇到危险和急迫的人不相信我、不任用我，又能怎么办呢？一定要等到别人相信并任用他，然后救急扶危的心愿才能实现。善于推行自己医术的人，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是自己尊贵自己、自己看重自己罢了。我因此对竹隐医士这次出行，恳切地说了这些话。竹隐，是隐居行医的人。一天，众人纷纷作诗为他送行，他要到四方去，这正是想显露自己的医术。我所担忧的，只怕他的医术不再隐蔽。越隐蔽就越显贵，越显贵就越受重视，越受重视就越被信任，越被信任就越被任用。越被任用，那么即使他以“隐”为名，他的名声难道还会始终隐没吗？回去见到萧令君时，试着拿我的这些话问问他。送谢见山的序 有的人因受到激励而奋发，前后简直像两个人，所以说：“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用新的眼光相待。”谢岘，字见山，凭地理术游历临川、清江诸郡，所到之处人们都为他避席礼敬，乐安夏氏尤其尊信他。后来夏氏改从别的老师学习，窥见并识破了其中的奥妙，对谢岘的礼遇很不如从前，谢岘惭愧自责，终于离去。不久他再次到来，地理术顿然大有长进，与夏氏所得相比，没有丝毫差别，而且更加精密。夏氏于是十分敬佩，他的老师也十分敬佩。夏氏啧啧称叹地告诉我，我起初没有立即相信，验证后果然如此，于是更加敬佩。江西有这种地理术，大概始于唐末天下有禁令之时，有人带着秘传文字为避战乱南下，把它传给赣地人，流传渐渐广泛。然而这种术数往往秘而不传，传授者又未必得到真传，只是剽窃相似之处，冒充其名号，敲开人家门户自行兜售的，何止百千万？谢见山的术数已经在当时盛行，他却不因此自满，深入雩都，礼敬大师并拜其为师，于是得到真传，一步便可以接续杨氏、曾氏二人的传承。唉，奇异啊！我看如今世上所谓的儒者，能够舍弃自己的成见、听从别人而达到自己未曾达到境界的，实在太少了。儒者做不到的，术士却做到了，这难道不是百千万人中也难得有一个吗？即便如此，我私下仍有忧虑：自己的才能并不多，能够了解自己的人也不多，百千万人中甚至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如今他再次经过从前曾经交往的人家，那些人看见他的外表仍和从前一样，谁知道他的内在已经大不相同了？而他们的眼光难道还会是从前的眼光吗？屠龙的技艺练成后却无处施展，这正是古人所叹息的事。即便如此，如果世上有聪明人、有福气的人，既然已有这样的人，他们就一定会认识他、遇到他。谢见山这次出行，将会使人悚然惊骇，以为他是天仙降临人间，以为他是聪明超过常人的人，以为上天将要使他的家族昌盛。赠给邓自然的序【附诗】天地之间有六气：少阴君火的温暖和煦，本身不会致病；阳明燥金的清肃之气虽能致病，但病势也轻微。它们不像厥阴木的风、太阳水的寒、太阴土的湿、少阳相火的暑气那样，侵入人体、损伤人体十分严重。然而寒、湿、暑三气伤人，有时只是单独一种，有时与其他气相合，它们的病名和证候也不复杂，所以治疗寒、湿、暑，只说寒、湿、暑就够了。唯独风这一种病，不只称为“风”，而称为“诸风”。因为风善于遍行、善于散布，病名和证候不止一种，必须说“诸风”才足以概括它。寒、湿、暑的病就不称为“诸”。如今世上的医生，大多治疗四气侵伤人体的病，把寒病作为首先要务；至于风病名目多、证候多，有的便不能一一普遍治疗。因此治疗风病有专门科目，也有秘传医术。论说者于是把风疾和劳气、肿病三种疾病相提并论，认为非有专科秘传的医生不可治疗。我曾见患风病的人，医生不能医治，又遇不到精通专科秘传的人，有的久治不愈，有的病危而无人救治，真可悲啊！青云乡祈真观道士邓自然，专门治疗风病，他的秘传自有来历，能够治愈数十年不愈的疾病。我亲眼见闻他的神奇疗效，已有好几次了。有这样的奇异医术，可是知道它的人仍然很少。邓自然也珍重这种医术，不肯炫耀求售，因此我感叹：古代治理国家，常常忧虑没有贤才；等到有了贤才，却不知道、不任用，这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医生能够治病却不让他施治，这就是贾太传所痛恨的事。于是我作诗赠给邓自然说：治疗风病，遍知各种风病的症状；论说疾病，把风病推为百病之首。林下的散淡之人，想来淡然守着囊中的秘诀。这门医术专门斩屠龙之技，不必耗费家中钱财。学习扁鹊，亲自遇到禁方秘药的传授。世间有多少能治理国家的医生，实际才高而声名晦隐，也实在值得怜惜。送陈景和的序 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医之业。同乡的陈景和，从祖父以来就有恒心，家产大多是田地。即使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恒定的志向，依然如此。他凭自己的力量从事医业，资质敦厚，和人说话端正谨慎，总怕伤害对方的心意；做事只怕有愧于上天，是个诚敬谨慎的善人。像这样做医生，大概可以说是有恒心了。医生只是技艺之人，而陈景和具有士人的品行，亲身实行士人的品行，同时掌握医家的技艺，这难道是专门从事方术技艺的人所能与之相比的吗？我听说医生一定有阴德，何况是有恒心的医生呢？有阴德的人得到上天的报偿，就像播种必然有收获一样，那么陈景和难道会始终困顿吗？《吴文正集》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四 元代吴澄撰 序 送何太虚北游的序 士人可以出游吗？如果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那么还要出游做什么呢？士人可以不出游吗？男子出生时要射六支箭，表示有志于上下四方，又怎么可以不出游呢？孔子是上等的智者，到了周地询问礼制，在齐国听到《韶》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雅乐和颂乐才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假如孔子没有到周、齐、卫去，那么仍有尚未询问的礼制、尚未听到的《韶》乐、尚未各得其所的雅乐和颂乐。上等的智者尚且如此，何况才智在他之下的人呢？士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那么，那些说不出门便能够知晓天下的人，难道不对吗？我说：那是老氏的意思。老氏的学说，是修治身心而把天下国家置之身外的学说。他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中已经具备天地万物；我只要在自己的身心中求取，便已足够，没有必要再向外求取。这固然是老氏的学说，但我们圣人的学说不是这样。圣人生来就有智慧，但他生来所知的，只是上天赋予人的善性罢了。至于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制度、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如果不从外界广泛取得见闻，即使是上等智者又怎么能全部知道呢？所以见闻少，也免不了被讥为孤陋。选择朋友，一乡还不够，就扩大到一国；一国还不够，就扩大到天下；还认为天下仍不够，便进一步与古人交友。陶渊明之所以想在中都寻访圣贤遗迹，正是这个原因。那么士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可是后来出游的人，有的却与此不同。当他们出门到上国游历时，奔走于掌管爵禄的地方，在权势之家门外窥伺，摇尾乞怜，耸肩讨好，以侥幸求得一点升迁。等到已经得到职位而游历四方，难道是有意施行自己的志向吗？难道是有意称职吗？只要能够像强盗一样攫取他人的财物，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钱袋装满了，就扬扬自得地离开罢了。因此从前的游历是为了求道，后来的游历是为了求利；出游虽相同，出游的目的却不同。我对于何弟太虚的出游，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太虚凭聪颖敏锐的资质，刻苦求学，擅长书法，精于作诗，缀辑文章，研习经书，修养自身而不求别人知晓，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口中从不谈爵禄，眼中从未看见权势，一旦忽然要远行万里，这是别人觉得奇怪的事，但我知道他的内心。士人能够执笔，只会记写姓名，便说“我能书法”；所作辞句稍微合乎声韵，便说“我能作诗”；语言和布局粗略像从前所谓的举子业，便说“我能作文”；关起门来自称雄强，自负自大，就像醋瓮里的鸡、浅井中的青蛙，根本不知道瓮外的天空、井外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却依仗自己所会的那点本领，能自以为足以终其一生、死去也没有遗憾吗？如果这样，又何必出游？太虚难道会这样吗？书法一定要达到钟繇、王羲之的水平，诗歌一定要达到韦应物、陶渊明的境界，文章若达不到韩愈、柳宗元、班固、司马迁的水平，决不停止。况且他正要窥探圣人的经书，那广大如天、深厚如海而无边无际的境界，哪里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满呢？这正是太虚今天出游的原因。这次出行，他结交的人会一天天增多，经历的事情会一天天明白，见识会一天天增长，志向会一天天超拔；追踪圣人的足迹，体会圣人的心意，他一定会知道，士之所以为士，恐怕不只是研习经书、缀辑文章、擅长诗歌和书法而已。见闻将越多反而越觉得少，所得越多反而越觉得不足，那么天地万物都具备于我身的道理，才真正可以做到不出门而知晓天下；这不是老氏所说的知晓。这样出游，是光耀前人、超越后世的出游。我将由此观察吴澄侍奉过的祖母，也就是太虚的从祖姑，所以她称我为兄，我称她为弟。

译送廉充赴浙西照磨的序 皇庆元年春正月，国子司业吴澄因病离职，到江南求医。三月，诏令国子学生廉充授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照磨兼承发架阁，命令下达后给他驿站车马，催促他上路。夏四月，廉充到达江南，经过家乡探望父母，我留在金陵。恰好相遇，我很高兴廉充能够学有所成并出仕。廉充的禀性，表里如一，办事如同理丝、射侯，必定顺着丝缕寻找头绪，端正地分析、审察，考核试验事务；即使辛劳疲惫也不推辞。他所说的话善于表达，能够沟通双方的情意，没有一次不达到成功，也没有一次不符合人的心意。号称才智辩说的人，都要让服他的才能，没有谁能超过他。我已经由此知道廉充是有用之才；他出仕，难道不能充实勋阀之家吗？他不是凭勋阀而进用，而是凭学业被选拔，这不是很奇异吗？宪官的属官中，这是最能发挥职分的职位；事务优裕而简省，没有比这个职位更好的了。培养德行、增长才能，也没有比这个职位更适合学习的了。他已经出仕，又继续勤学不止。将来能够担当重大责任，实在是以此为根基；将使前代功勋更加光大，使廉氏的美名更加显著、更加久远，这难道不在于廉充吗？否则，就不是我对廉充的期望了。送赵仲然赴循州长乐县主簿的序。新安人赵仲然，出生在朱子的故乡，研读朱子的著作，尤其专心于《易》。然而《易》并不容易明白。伏羲开始画卦，一画为奇、两画为偶，由二而成八卦，由八而成六十四卦；卦图不过尺把大小，天地万物却全都具备在其中。学问没有达到相应境界的人，想要知天，也未必能够知道。用它来占筮，只是它作用的一个方面。文王、周公依据卦画，为它系上卦辞爻辞，虽然是为占筮而设，所论之事却关乎民生，所说的话又蕴含圣人之道，因此广大如天、深厚如海，无法窥测。自孔子作《十翼》以来，能够阐明它的人有多少呢？从汉、魏直到唐代，注释不止一种，李鼎祚汇集三十多家的说法，大概情况也可以看到了。宋代诸儒的研究，是汉、唐所没有的。伏羲的卦画，邵子已经阐明；文王、周公的《易》，也各自阐明自己所能阐明的部分。阐明义理，到程子才达到极致；阐明占筮，则从朱子开始。项氏平甫尊崇程子而阐明卦辞，大概得到了其中六七分。朱子发以虞氏为宗而阐明卦象，十成之中只得到一二分。朱子不是不知道卦象应当阐明，《本义》只在《大壮》卦说明卦象，其他各卦却不说，难道不是因为卦象不容易用语言说明，所以干脆不说吗？蔡氏是辅翼朱子的人，徐氏又辅翼蔡氏；老师所缺漏的地方，他们也同样缺漏。近年谈论卦象的人纷纷出现，越说越博杂、越说越详细，却始终免不了有毛病。那么《易》难道真容易明白吗？我愚昧浅陋，却有志于此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只是默默体会，不敢说出一个字；大概是因为对自己来说不容易说，对别人来说也不容易谈。像仲然这样的人，大概可以和他谈论《易》了。去年我在金陵初次认识他，因为各有行役，没有时间谈论；今年又在金陵相遇，又因为有行役而无暇交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话谈完呢？仲然从前做师儒，如今奔赴偏僻之地做小官，有人或许怀疑他这是离开高处而进入幽暗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易》这部书，言辞看似卑近浅显，实际上极其高深；《易》的道理虽然说是高深，却不离开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地方没有美恶之分，官职没有大小之别，道理本来无处不在。到了任所，应当调节饮食，使睡眠起居适宜，使邪气不能侵入；不要因为地处荒远便鄙视当地百姓，要像抚养婴儿一样抚恤他们，治理他们完全如同治理中州内郡；内心对天地无愧，事情可以向鬼神质证，《易》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宪使郑公不是其他官吏所能相比的，观察仲然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有所收获。将来仲然北归经过我这里，我先观察他用来合乎《易》道的方法，然后再和他共同讨论《易》这部书。送陆教授的序 自汉代以来，各郡设置文学官，而以“教授”作为官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大概授业还可能做到，教人却不容易做到。只是吟诵所记、熟习句读，能够授业而已，谈不上教育。所谓教育，就是自己这样做，而别人仿效这种行为。虞廷所说的五种教化，讲的是六德、六行；孔门的四种教育，讲的是文、行、忠、信。所谓“文”，难道只是吟诵所记、熟习句读吗？我国朝廷设置官职，沿袭唐、宋旧制，路、府、州都设有教授。我到中原，看到那里所谓的教授，聚集几十名学生，每天从事吟诵所记、熟习句读；虽然还不能知道他们的教育究竟怎样，但就教授这一职务而言，他们并没有荒废。江南有的地方却不能这样，凡是授业之事，往往在教授以下另设一个职务来掌管授业；尚且如此，那么教育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问教授的职掌是什么，便说：“我有政务。”问政务在哪里，便说：“核查钱粮，修缮学舍。”这两件事，即使货殖之家的一个奴仆、营造之家的一个胥吏也能办理，教授的职务本来就是这样吗？唉！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实在可叹。浙西陆君经任教授，为人朴实周详谨慎。他刚到任时，士人中喧哗的人，有的侮辱，有的怠慢，有的嘲笑，有的讥讽，但陆君不和他们计较。过了一年，众人都安定下来；过了三年，人人都受到感化。深沉的人改变了内心，浅薄的人改变了外表，仿佛不用命令就服从、不用说话就信服，这难道不是能够以身作则教育人的结果吗？像这样进行教育，才是可以的。至于那些只负责授业的人，不过是教育的末节罢了。陆君对钱财一丝一毫也不私取，人们佩服他的廉洁；房舍每天都必定修葺，人们佩服他的才干。这就是他能够不用命令而使人服从、不用说话而使人信服的原因。过了六年，接替者到任，士人们爱戴他、尊敬他，如同父兄一样，又舍不得他离去。赠送他的言辞写得华美，饯行的礼仪办得盛大。陆君之所以得到人们这样的对待，难道是偶然的吗？近年由教授出任掌管民政的人，大多因贪污而败坏，因庸碌而不能任事。何况陆君不只是善于教育，又有治理政务的才能；他多次代理州事，沉着审慎、简约持重，属吏不敢轻视他。若充分发挥他的廉洁和才干，让他参与政务，又哪里只配做教授呢？

译送皮昭德的序 孔门弟子中可以让他从政的，端木赐通达，冉求多才，仲由果断。清江人皮溍，字昭德，承受父亲的恩泽出仕，按例应当赴省部供使，以考察他的才能。他出行时，西江数郡的士人相继作诗文赠送给他，并请我加以勉励。我说：“端木赐的通达、冉求的才艺、仲由的果断，虽然不容易做到；但你对国家典章都熟悉，也可以说是通达；你对世间事务都历练过，也可以说是有才艺；你的谈锋和处理事务的机敏果决，也可以说是果断。再者，概括地说，按照不同朝代选取人才的标准来看，所谓言辞的辩丽，正如所谓楷书笔法的劲健优美；所谓文章义理的优长，你无不绰绰有余。凭你的才干接受当今的考验，应当没有什么职位是不能胜任的。”我既赞美你的才能，又曾把你列在圣门求学者的行列中。通达却能守持得像愚钝，才艺很高却处之若无其事，果断而发作时又从容徐缓。这样，不夸耀自己以急于求别人了解，别人自然会了解你，必定会说：“这才是真正可以让他从政的人。”那么你登上显赫官位，也就指日可待了。送程鼎实的序 凡是冬天下大雪，来年一定大丰收。松脂埋入地下，时间久了成为茯苓、琥珀，这是什么道理呢？阳气闭藏而不向外发散，土地的力量就深厚，所生长的万物也就茂盛。树木输送到叶子上的汁液不容易顺利完成其作用，就回流灌注到根部，凝结成为灵药异草，这个道理本来是适宜的。世上的贤人君子，可以受到重用，却不能完全施展自己无穷的余力和恩泽，因而流传滋长于后世，往往也是这样。月岩先生程公，名明戴，是乡里贡士，被选入上庠，卓然成为众多士人的前列。他的志向和品行清正高峻，严肃谨慎而不苟且迎合，不轻易求进，却温和地怀有使四海如同春天般的心意，在高峻卓绝之中施行。唉！假使程公能够施展自己的蕴藏，成为名公卿大夫，那么受到他的恩泽的人将有几千万人。然而他命运坎坷，年过五十才考中乙科，官做到经府元僚便止步了。历数一开始，便以安康长寿终其一生。唉！天地如龙争战的变局，很少有不受伤害的。三百年的雨露滋润之物，茂盛得像春天的花木，一旦便枯槁得如同秋后的园林，这大概是天运如此，而柳子所说的“各有其宜”、韩子所讥讽的“薄功而厚赏”，难道不对吗？程公归隐田园山中后，家业一天天富足，子孙繁衍众多而且贤能。程公去世以后，子孙全都受到当权者礼遇，起于家门而出仕，这难道不是程公留下的东西吗？我是程公的门人，认识程公的两个儿子。程公的世孙鼎实任海陵教授，任期届满后，士人们对他的称颂始终不变、不曾衰落；他的家学没有辱没世代的德行，这难道不是程公留下的东西吗？唉！上天生贤人君子，是为了百姓。程公具有贤人君子的才能，一百件事情中却没有一两件得到施展；如今他的两个儿子和众多孙辈都有官位，正一天天进步、一天天升迁，凡是一命以上的官职都可以用来施惠于百姓，只是职位大小、施惠多少各有不同罢了。程公从前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如今便让他的子孙凭借这些才能在当代施展；这正是贤人君子的后代继承先人的志向，也是上天生贤人君子的本意。有人说：“职位不足以施展。”有人说：“时机不允许施展。”可是古今时势虽然不同，今天的百姓仍然是从前的百姓，上天难道竟然忘记他们了吗？这些话，我从前曾听程公说过，并不是迂腐之谈。鼎实回去后，希望把这些话告诉父兄。赠给番易吴岫云的序 自从隶书在秦代兴起，篆书在汉代衰废。起初不过是为了图求简便，适合自己罢了。汉隶流变为晋隶以后，又专门追求姿态妩媚，以取悦别人。妍美巧妙的形态千姿百态，看见的人没有不喜爱的，学习的人竭尽精力去模仿，唯恐不像。文字，是用来传载经书和道理、记述历史和事情、治理百官、考察万民、贯通天人地三才的，它的作用太大了。为了简便而缩减文字，为了姿媚而加以华饰，偏旁和笔画渐渐失去真实。不加省察、不予顾念，只把悦目当作美，这把文字的作用看得多么狭小啊！汉、晋以后，唐、宋两代，声名、文明、制度和物质文化各自盛行三百年，颇有人愿意寻究籀书的源流，上溯蝌蚪文、鸟迹书的遗意；与汉、晋相比固然优胜，但也只是间或出现，实在难得。只论唐、宋两代，唐代擅长者的水平超过宋代，宋代擅长者的人数多于唐代，古代遗风仍未泯灭。番阳吴正道，承袭家传的文献学问，擅长篆书，不只笔法精工，还考究字体的本源。他把所订正的偏旁文字一卷给我看，我每每感叹古代技艺已经危如一线，却忽然遇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为之深深高兴呢？送罗养正北游的序 庐陵印冈的罗氏，自涧谷翁以来，以有学问、有文章、有声望闻名于当时，族中人才众多。往年我在金陵认识恭有甫，得到他的杂著几十篇，谈论当世事务，篇篇精实可取。当时我和侍御史程公一起阅读并赞叹不已，然而他最终还是隐藏才华而未被任用，以至于今天。养正能够学习家学，出嗣成为伯父的后嗣；他的外貌好像十分恭顺，言语好像十分迟钝退缩，退居山泽、清瘦憔悴的样子，但谁能看出他的谨慎、审察、周密、坚毅和进取作为，实在与迂腐疏略的儒生完全不同？大概罗氏的才子要游历京师，兴文署丞孔君是他的姻亲。过去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认为董邵南不得志，即使那些仰慕道义、勉力行仁的人，也会为他爱惜。如今养正没有遇合，与董邵南有什么不同呢？京师才俊云集，难道没有心怀恻隐而仁厚、挺然有义、偶然相遇便像旧交一样欢喜相亲的人吗？何况还有姻亲在旁牵连、援引呢！养正这次出行，我知道他一定会得到知遇。

译赠给尹国寿的序 秦丞相李斯焚烧、毁灭圣人经典，给万世留下罪名；但他能够损益仓颉、史籀两家的文字而创制篆书，直到今天仍同日月一样光明灿烂，固然不能因为他的罪过就掩盖他的功劳。李斯被诛以后，以篆书著名于世的书家有谁呢？七八百年间仅见唐代李阳冰，又过二百年才仅见宋初徐铉。宋人中有才能的比唐人多，但卓然著名的却不过一二人，唉，何其孤单啊！大概也是有原因的。秦人把苟且简略、烦琐、严峻、急迫作为治理方式，一味任用刀笔吏，甚至以衡石规定他们每天应写的文书数量；他们厌恶篆书繁难，便省略笔画、改为径直简便的隶书，以便官府使用。人人只求便利，谁还会顾问背离当时风尚的方向，甘心学习繁难的篆书呢？篆书学问的孤落，大概是形势必然造成的。唉！篆书的兴起由于秦，篆书的衰废其实也由于秦；推究其源头，是任用刀笔吏造成的过失。上饶愚溪人尹国寿，出身儒学和仕宦名门，正逢世代变迁，世袭官职无法恢复，于是打算通过考选吏职来保全自身，却屡次应试、屡次被拒。既然无法实现这一打算，便专心研究篆书，游走于士大夫门下，把得到的片文只字都视若珍宝。假如他当初应试做吏，每天劳碌于案牍之间，随波逐流、随群逐队，忙忙碌碌地连学习奴隶书的时间都没有，即使想精研笔画，在千年之上与古人相交，他又怎么能做到呢？这样看来，尹国寿没有在当时被任用，也未必是不幸。篆书的流派，从秦代任用刀笔吏开始衰落；尹国寿篆书学得精工，却正是由于他没有做吏。二者此消彼长，竟是如此。研究这种学问，时间久了便会神妙，达到神妙便与天合一；如果他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将来也一定会和李阳冰、徐铉齐名，从而光耀先世、使家声不致败坏吧？做一时的刀笔吏，所得的暂时荣辱，和这相比难道不是相差万万吗？赠给之金陵的序 金陵是东南的都会。在秦代以前，未曾听说有龙盘虎踞的奇异形势。汉末忠武侯诸葛亮才真正揭示了它的奥秘，当时英雄豪杰各自营建巢穴，这大概悠然触动了人们的心思。自孙氏以来，金陵便成为僭伪霸主的居所。中原衣冠士族流离殆尽，司马氏把仅有的一点文物制度寄托在一隅之地。从此金陵的声名与中原相等，所以士人游历那里，往往徘徊踟蹰，回头瞻望，悲叹哭泣而不能停止。它形成这样的缘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今四海统一，金陵偏处长江之滨，昔日豪华的遗迹已经消歇，狡黠争夺的念头已经断绝，诗人墨客的悲叹题咏也将要穷尽了。地方会因时势而有轻重，如今的金陵难道还可以和从前的金陵相比吗？那为什么还要急切地来这里游历呢？我问他，他说：“士人有志于天下，如果在过去没有所得，就一定要在今天有所收获。过去人兴亡盛衰的缘由，确实与我们的事情无关；但今天百姓安乐或忧患的缘故，难道不是我们应当动心的吗？”当今设置中书省，分治长江以南的三个地区，又在金陵设置御史府，以便纠察治理。东南百万生灵的安乐忧患，难道不都系于这里吗？我将前往观察。”我回答说：“是的，你的志向既然如此，就可以出发了。”我多次游历金陵，中原的大夫有的在那里做官，有的在那里安家，大多才华出众而且非凡。你到了那里，观察当地的人，考察他们的作为，探究他们的用心，回来告诉我，你一定会有足以启发我的见闻。你的志向既然如此，就可以出发了。送邓性可的序 男子各有职业，女子各有归宿，不必为自己的婚姻忧虑，这是大道为公的时代。唉！这样的时代再也看不见了。男女能够及时婚嫁，诗人称美他们，大概是受《二南》教化的结果。大道已经隐没，《二南》的教化难道还能长久如此吗？自从士人没有固定产业，即使从事养育子女，也有可能供养不足，更何况嫁娶呢？世上有亲睦姻亲、任恤朋友乡里、对同类施仁的人，往往被称为卓异的行为。嫁女给钱五十缗，娶妻给钱三十缗，范文正公亲睦宗族就是这样。如果有人能够推广范文正公的心意，对姻亲施亲睦之情，对朋友尽扶助之责，对乡里加以救济，完全像他亲睦宗族那样，那么男女及时婚嫁的幸运，也就是《二南》所写的时代了。诗人的赞美，难道只能专属于过去吗？邓性可家中贫困，徒有四壁，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年并许配了人，婚期临近，却全然没有办法筹措婚资。他的宗族中难道有像范文正公那样的人吗？没有。姻亲、朋友和乡里之间，却未必没有这样的人。我也忝列他的朋友之一，只是财力不足，所能赠给他的很少，于是又用这些话来补充。

译替赵法曹请求赙赠的序 杨林的赵法曹，孤苦清贫，家中有一位贫弱女子尚未安葬；我正替他向仁人发出哀求，又忽然听说他的妻子也去世了，这是多么困厄啊！唉！古代传记中记载救济丧家的事不止一件，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游历北方时，见有人去世，一家人号哭，所有事务都停废了，丧家不能生火，邻里便为他们煮粥做饭，供给丧家的人，也供给从远方前来吊唁的客人。刚死时，各家带来衣服和被子作为襚礼，于是为死者入殓；入殓以后，各家拿着钱财来作赙赠，于是办理安葬。所以即使十分贫穷的人家遭遇丧亡之祸，也没有筹办丧事、接待来客的窘迫，没有仓促忙乱、物资缺乏的忧虑。死者能够完整地举行丧礼，活人也能够专心哀悼，这就是中州微薄却可贵的风俗。如今教化正从北方推向南方，法曹如果告知旧日乡里邻族之间的情谊，必定会看见人人像范文正公、范忠宣父子那样动心施情；使异乡风俗也成为中州在办理丧事方面的美俗，又有什么困难呢？赠给一飞相士的序【有诗】我年轻时有狂妄的癖好，立志想要学会飞行。凡是可以使人飞行的方法，我都用心研究。有人劝我说：“天地之间能够飞行的东西，只有鸟类。飞得最高而且能够长久的，没有比鹰隼、鸿雁更好的了。然而鹰隼贪食肉，鸿雁贪食谷物，如果所贪求的食物不能吃饱，那么它们飞行的力量就不能不疲倦。人的飞行却不同。人谁没有骨骼、肌肉、血液、骨髓？谁不依靠外物来养活自己？要能够不依附于人，与云霞、长风一同飞行，必定要专注于内在而遗弃外在。凡是用来增益身体的东西，都不拿来混杂口腹、污浊肠胃，使自己的骨肉血髓消解变化，起初像尚未出生的婴儿，最终像太虚中的无有，然后才能忽然往来，飞行于上下四方而没有阻碍。”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却不能做到，因为不能离开我的父子、兄弟、门徒、朋友和同伴。因此我舍弃了这种学说，守住自己的常道。我感叹自己已经老了，再也没有这种志向了。然而夜间睡觉有时仍然梦见飞行，这说明年轻时长期沾染的旧习，根源还没有完全清除。今年我七十六岁，恰好在京师，遇到一个自号“一飞”的人，互相解释姓名以后，不知不觉欣欣然为这个名字感到高兴。于是我自己笑道：“我的病根，难道只是在梦境中还有没有清除的吗？” 这个人很会谈论，他所知道的人的穷达以及他们未来的吉凶祸福，清楚得如同蜡烛照见、明镜映照。于是我长叹着对他说：“飞行者眼力应当很好，你因为能够飞行，所以善于相面吗？”骚客有话说：“黄鹄飞起一次，便看见山川的曲折；再飞起一次，便看见天地的圆方。”这是说飞得越高，眼睛看得越远。大鹏在九万里高空上下逍遥，把人间看得不超过瓦罐之间；成百上千的蚊虫片刻间便生灭，它们区区的穷达吉凶又值得说什么呢？从前听说华山隐者、麻衣道者一类人，翩翩飞游于尘世之外，虽然不替人相面，却神智超然，没有什么不能预先知道。如果仍和世间那些食粟食肉的人混处在尘埃中，就像纷纷的蜂蝶、缓缓的蜻蜓，虽然也能飞行，却和在地上行走的东西相差不了一寸，哪里能够在一瞬间把八方之外都纳入眼中呢？你的飞行究竟是怎样的呢？”相士回答说：“人寄托形体于行走的一类，我也是人类，只能在地上行走。普通人的行走，有的终年不出门户，有的终生不进入城府；而我在燕、楚、齐、秦之间行走千万里，仿佛近在咫尺。以地上行走的一百里抵得上飞行一里，我也只是行走一类中的飞行者罢了。你却一定要拿真正的飞行来作比喻，您的话难道不是说得过头了吗？” 我道歉说：“我被你的名号所震慑，你如今亲自说出了真实情况，我的话确实过分了，姑且赠你一首诗。”一章诗用来解释先前说错的话。诗说：“自己说只是追逐眼前所见而行走，却徒然惊讶有人刺向苍天飞翔；无论何处都不留下足迹，却总有尘土沾满衣裳。空中悬着五只眼，方外冲破三重机关。见识遍及六六之数，善于给人相面，谁敢说不是？” 送程平父的序 上饶月岩程公，往年任职于我郡，在诸生中特别出众；他把我看作今天的湖北宪使郢人公，郢人公与他同宗，当时也游历我郡，和我友善相交。不久，时局改变，他便隐退了，无从打听程公是否安好、如今怎样。只有宪使出仕而为时所用。过了很久，才听说程公享高寿而终，他的儿子、孙子也都能自立，使家族昌盛，于是才相信盛德必有后代。又过了几年，我在广陵学舍遇见程公的儿子防公；十多年后又在广陵见到程公的族孙衡。他英俊爽朗而纯厚温和，学习古文，近来又作诗，五言、七言诗如雄风舞雪，令人卓然出众而目不暇接，真是奇异啊！程氏一族，祗公在广陵，祯公在新安，条公在江南江北，自六朝以来就是著名的氏族；他们成为才子，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程衡正受到当权者的爱重，考取学官，渐渐将被任用，日渐成长而人们还没有察觉。凭家世和名望闻名于世，也就可以了；至于诗，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看待月岩公仍像看待老师一样，公已不可再见，如今能够见到他的族中还有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欢喜，怎么能不尽情说出来呢！赠给贩书人杨良甫的序 古代的书写在方册上，篇卷既繁多又沉重，不可能人人都有。京师通常靠口头传授，求学者用耳朵接受，有人终身也只能通晓一部经书。唉，可以说真难啊。正因为得到书很艰难，所以学习得很精深，往往能够凭借所学使家族扬名。自从历代有了方册以来，得到书已不像古代那样困难，但也不能说没有传抄记录的辛劳。雕版印刷兴起于五代，书写的功夫因而简省，又免除了字形讹误的弊病，难道不能说这是对书籍有功吗？宋朝三百年间，雕版印书成为市场上的商品，刻本遍布天下，连宫中秘府所收藏的书，也几乎家家收藏、人人拥有。不仅如此，凡是世上过去没有的、以及本来不一定有的书，也都日新月异地增加。书越多，得到越容易；生在今天的求学者，是多么幸运啊！没有汉代以前靠耳朵接受学问的艰难，也没有唐代以前亲手抄书的辛劳，读书人可以事半功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他们依仗查找、考证书籍容易，便在实际玩味、思考、推究方面偷懒，这未必不是书籍太多、太容易得到反而造成的误导。唉，这难道是雕版印书者的罪过吗？是读书人的过错。汴地人杨氏，字良甫，以雕印贤圣之书为业，到市场上广泛搜求并购置世间没有的书，用来资助求学者。我赞许他的功劳，却担心读者有人因此不再自我勉励。大概只有人人善于读书并且能在心中有所体会，杨氏的功劳才不会落空。

译送叶钧仲游历孔林的序 盱江陈子实写信给我说：“广信叶钧仲，是湖海间的士人；他是静德祝君的同乡，而祝君所特别礼敬的人，将要前往曲阜，希望您能写些话为他壮行。”唉！我有幸与祝君交接任职，却不到约定期限他就因病去世了。交接任职者之间的友好，犹如兄弟；活着时来不及相识，死后又来不及哭吊，悲痛怎么说得尽呢！公文催促我急赴任所，我的悲痛还未忘却，却又不忍动身。祝君再也不能相识了，如今能够结识他所爱重的人，我难道敢不尽心吗？钧仲擅长诗歌而且多才多艺，凭这些才能游历天下，谁会不爱重他呢？只是曲阜圣师的林庙，虽然逢盛世而受到褒扬崇奉，却不免寂寞荒凉。登上那里的殿堂，哪里还能听到钟磬琴瑟的声音？游观他的故乡，哪里还能看见浴沂风雩的欢乐？孔氏子孙，大多像农夫乡野之人；即使有所谓读书人，耳闻目染、所学所习也不过是南北陋儒的庸俗谬误之学，对于他们先世所以能够成为万世之师的缘由，茫然不知。您到了那里，难道不会惆怅地仰望、兴味索然，收拾行装而归吗？您如果想要观见圣人，那么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大概都具备在心中，俯仰之间就可以游观，又何必远道前往呢？虽然如此，游历也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离开扬地的轻浮，趋向鲁人的质朴，这就是出门后的第一段路程。我这样告诉您游历的道理，他日再见到您的面容，您应当惊喜地起身祝贺说：“幸运啊，我已经游历了圣人的门庭。” 送范文孺行医治痔疮的序【并诗】痔疮这种病，是最下等的病；而治疗痔疮的医术，却是最高明的医术。为什么呢？因为药方秘传，医术奇特，而能够治疗的人很少。豫草范文孺从事医术，是他外祖父家的行业。他的父亲娶自外祖父家，外祖父家七代传承，门中代代传授这种医术。古人称医术传至三世已经难得，如今文孺从外氏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总共已经九世了。父子二人为人治病，已经治愈了不止几百人。去年治疗我的朋友，他的病很重，三个月痊愈；今年治疗我的儿子，他的病较轻，一个月痊愈。都是先用毒药攻治，除去坏死的肉，然后用良药调养，使新肉生长。这如同士人治理自身，除去恶疾而培养善心；如同农夫治理田地，除去恶草而使良苗生长；如同官吏治理国家，除去恶类而养育良民。事情虽不同，道理却一样。凡属有血气的生物，疾病即使很小，也不可以留在身上，何况痔疮久而成为漏疮，漏疮不止，便会杀人，反而以病人为功。患这种病的人，难道不得不求助于高明的医生吗？我喜爱并看重这种医术，言语不足以表达，于是用歌来咏唱它。歌词说：“庄周在世外超然自处，祸患就不能侵及自身。借寓言贬斥秦国的医者，托此讥刺当时的人。谁知自己是血肉之躯，稍有痛苦便皱眉呻吟。哪里才能得到像范希文这样的人，普遍救治患病受苦的百姓呢？” 《吴文正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五 元代 吴澄撰写 记 瑞鹤记 神圣的皇帝对于上天来说，与天合为一体而没有间隔；处在天之后而我不违背天，先于天而天也不违背我。凡是智慧足以认识天、仁德足以侍奉天的人，他们的出入往来、游行宴息，没有不与天同在的。看见太阳时刻监临于此，难道只是说它高高在上而已吗？古代圣人凭借认识天的智慧、侍奉天的仁德，把这种道理寄托在祭祀礼仪中，在名山举行升中之祭，在吉土祭飨上帝，其中的道理深远啊。因此甘露降下，醴泉涌出，朱草生长，四灵借各种祥瑞出现，全部响应，并非偶然如此，而是诚意感通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所以说这是以真实诚意体现信德而达到和顺。自从祭祀礼仪不如古代，而君主敬天的诚意没有寄托之处，便专意依靠掌管祈祷祭祀的官员。祭祀的仪式文辞各不相同，但敬天的诚意却是一致的。今皇帝元年春天，左丞相传达诏命，命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在崇真万寿宫依照玄教举行完备的仪式；诏命向上天禀告，有报答也有祈求。告天的文辞由皇帝亲自署名，省、台以及近侍之臣恭敬肃然地列位，没有人敢懈怠。宗师静心凝神，专一地面对上天。朔方、南方的玄教道士，穿着各自的服装，担任各自的职事；在斋宫供役的有一千人，行走进退，佩玉铿锵作响；赞咏、倡叹，舒缓而有节奏，庄严和悦地取悦上皇，人人都竭尽其能。将要举行仪式时，有三只鹤从东南方飞来，低临祭坛，在上空盘旋飞绕很久，才翱翔而去。仪式完成的早晨，又有两只鹤从青霄飞下，再次来到祭坛上空，飞翔鸣叫很久，才振翅高飞而上。参加祭祀的臣子亲眼看见，心中惊异，都想刻文来彰显祥瑞的应验。不久此事上报朝廷，诏命词臣撰写记录。恭敬地想，天子的尊贵承受上天眷顾，登临天子之位，心意与上天相通。考察古代，第一次变奏的乐曲能够招来羽族，九成演奏的《韶》能够使凤凰来仪，何况我们圣明天子敬天的诚意呢？诚心所感，哪里有不能达到的地方？鹤是羽族中的一类，是与凤凰同类的祥禽，它们被招来、飞来，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况且听说先朝祭祀时，也曾达到这种诚意感通、祥瑞响应的境界，今昔正相符合。宗师严格奉行教法，群臣恭谨遵奉皇上的旨意，从而协助皇帝的诚意，召来灵物的祥瑞；这件美事不可不记录。我冒昧称述圣天子敬天之心，推究古代圣人认识天、侍奉天的道理，写下这篇记。有见识于此、从中领会这种道理的人，可以以此为镜鉴。泰定甲子年季夏望日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都运尚书高昌侯祠堂记 高昌侯有祠堂，是为什么呢？因为顺从百姓的愿望。侯是高昌人，合刺普华是他的名号。至元年间，他接受任命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兼管诸蕃市舶。当时盗贼蜂起，盐法运行受阻。侯起初与招讨使答失蛮共同捕杀盗贼，后来又与都元帅课儿伯海牙一同抵御，终于消灭了两股盗贼。不久，朝廷命将出师，攻取海岛上的小夷。因为侯有智有勇，便委托他负责军饷运输。侯到达东筦、博罗两界之间，遇到凶猛的盗贼横截石弯。侯对部下说：“军饷是重大事务，畏惧困难而退避，就是不忠。”于是身先士卒，一边战斗一边前进。箭用尽了，马也受伤，他便徒步格斗，击倒了几十人。由于敌众我寡，最终被盗贼擒获。盗贼想让他活命，侯却骂道：“我是方岳重臣，难道会跟从你们这些蛮贼吗！”于是遇害。这是至元甲申年二月十九日，享年三十九岁。三十五年后，公朝念及侯的忠节，追赠他为通议大夫、户部尚书、上轻车都尉、高昌郡侯。侯有两个儿子，长子偰文质，曾任江西行省断事官，监临抽分舶货到广州，如今任通议大夫、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侯有六个孙子，在延祐乙卯、戊午，至治辛酉，泰定甲子、丁卯，至顺庚午六科考试中，六个孙子相继考取进士。第三个孙子偰哲笃最先登科，历任陕西、江南二行台监察御史，如今任中顺大夫、佥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他廉洁明察，宽厚慈爱，是非自有公论；遵循良法善政，知道劝勉，奸恶之人纷纷收敛行迹。广州人士都说，佥宪的祖父、父亲、孙子三代都给南海带来了恩惠。过去凡是有功德的人，都在当地建有祠堂，何况都运的节操如此显著，难道可以没有专祠吗？众人相继向当道官员禀告，又向佥宪请求。佥宪认为：“我的祖父死在这里，诸位孙辈有幸获得官位；我从父老那里询问此事，哪里敢因为建祠而麻烦地方百姓呢？”众人请求不止，他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购买木材、砖瓦，租赁濂泉学宫空地一处，宽六寻有四尺，长七常有八尺还多。在周元公祠右侧营建祠堂三间，两侧建厢廊，正面建三门，外面又竖立衡门。癸酉年立春日开始施工，一个多月后完工。又买田若干亩，供春秋祭祀使用；契券及收支账目交给濂泉学司管理。宪掾、前乡贡进士易景升述说地方人士的意思，请我写文记载此事。我私下听礼书说：“圣王的制度是，臣下以死尽力办事，就祭祀他。”侯献出生命、为国殉难，难道不正是以死尽力办事的人吗？他应当得到祭祀，这是适宜的。但祭祀典制出自圣王的制度，贵在有上面的命令，不是下面的人可以私自设立的。大概礼乐和征伐，都应当由天子发出。祭祀为节操而死的臣子，是大礼；若不是由天子发出，可以吗？后世固然有百姓为官员建立祠堂的，因为官员的恩惠留在百姓身上，死后百姓不忍忘记。这是礼制和法令没有规定的，只是上位者姑且顺从民情而不加禁止罢了。作为人子孙的孝道，父母本来在家中自有常规祭祀，难道一定要另外在官府建立非常之祠，才算孝吗？非常设置的祭祀，可以建立也可以废止；既然可以建立也可以废止，就不是正规的祭祀典制。所谓典，就是常；祭祀典制，是有常规的祭祀。狄梁公是名臣，任魏州刺史时，百姓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后来他的儿子贪婪暴虐，百姓便毁掉了祠堂。最初建立祠堂，并不足以增加狄梁公的尊重；后来毁掉祠堂，却成为对狄梁公最大的羞辱。这样看来，哪里比得上当初根本不建祠堂更好呢？大体说来，众庶之情只趋向权势。一个人有权势时，百般谄媚奉承，无所不用其极；一旦失去权势，就不是这样了。古代君子谋划事情，不会苟且顺从眼前，而会为长远永久考虑。佥宪拒绝地方人士的请求，是对的。既然无法拒绝，只好顺从百姓的愿望，但一旦建成祠堂，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丝毫不劳烦百姓，这大概可以说两方面都处理得当了。然而我对佥宪的期望，不只是这样。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把儒者视为珍宝，特意开设科举之路，网罗天下英才。自从设置科举以来，直到至顺初年，总共举行了六次考试，而佥宪一家兄弟每科都中选，从未间断。科举功名的兴盛，天下没有可以相比的；即使唐宋文章极盛之时，世代为儒、世代中科的美事，能够达到这一家的也很少。上天降下的福报落在忠臣身上，已经很厚重了；特别优厚的恩宠集中在一家，已经很荣耀了。将要怎样才能承受上天的恩赐、报答国家的恩德呢？何况进士所学习的，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些都是古代圣贤传授道理的书。这些书的深奥旨趣，难道只是为了考取高科、取得优美仕途吗？大概是希望他们使义理明白于心，使德行修养于身，使政事治理于官，使功业显耀于当世，没有丝毫瑕疵，取得伟大的成就，卓然成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使声名洋溢四海，赞誉照耀百代，让今人和后人都人人羡慕、称颂、谈说。高昌侯忠节之家，知道有这样的孙子，那么光耀祖先的事情，哪里还要计较有没有祠堂呢？至于那些庸庸碌碌、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常人的人，甚至给有见识者留下笑柄和讥刺，却不知道惭愧；近些年凭借儒科进入仕途的人，大多如此。佥宪的家世这样显赫，人品又这样高尚，我本来就希望他卓然不同于众人，难道肯这样做吗！

译江西廉访司经历司厅壁记 风宪官职关系到人心和世道，意义不小。国朝设置官职之初，各道设提刑按察司，后来才改名为肃政廉访司。这个名称的意思仿佛是说：如果治理只专门依靠刑罚，对待天下人也太刻薄了。因此不称为刑，而称为政。政，就是使不正的人归于正。用政来引导他们，在前面先加以教导；如果不听从，再在后面用刑罚使他们整齐，这难道是专门崇尚刑罚吗？济宁田君赟任肃政廉访司属官之长，参贰是清江范君梈；二人志趣相合、品德相同，都能以清苦淡泊自守，以清白自我勉励。当时的宪官凛然有风骨操守，而他的属官又如此，于是江西的宪职大为振兴。我在山中，久已听闻他们的声誉。至治三年春天，我奉召经过洪州，根据亲眼所见验证耳闻，仍然相信田君治理官署，在墙上书写“正己”二字作为匾额。我看见后，更加感叹。肃政，本来就是为了使人正直。使人正直的手段，有法律、制度、禁令和命令。能够执掌政事的人，有时监察细密到能看见深渊中的鱼，有时苛刻到穷究隐蔽的角落；以揭发隐秘为神明，以弹劾攻击为威势，并非不让人畏惧。然而只是制止奸邪，奸邪却没有停止；收敛贪污，贪污却没有减少；想要使人正直，人却更加不可正直，这是为什么呢？想使人正直，却不知道正人的根本。正人的根本在哪里？就在于端正自己。先哲曾说：端正自己，以穷究事物之理作为治理官吏的方法。所谓格，就是作为法式、榜样。自己成为榜样，用来端正他人，谁敢不正呢？近则端正一司所统辖的府史，远则端正一道所管辖的郡县，全都要以自身为根本。表木直，影子就直；源头清，水流就清；其效果大概是不期然而自然如此。那些自己没有做到，却想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有所不足，却想责备别人，哪里配谈这些道理呢？像田君这样，可以说是懂得了政治的根本。所以我为他记下墙壁上的这件事，用来告诫今后继任此官的人。宁都州判官彭从仕平定盗寇记 县中设尉官，负责捕盗，已有很久。州判官的职掌与县尉相同，这是国朝的制度。延祐二年六月，赣宁都州发生盗寇。判官彭君因运送粮食留在总管府，同知州事赵某代理他的职务，随州长官出兵抵御盗寇。七月己酉朔后的第五日癸丑，赵某与盗寇交战，战死。州中没有镇守军官，设置的捕盗士卒不足百人。当时太平日久，武备全无。彭君听到警报，立即向府中报告，拿出私钱购买弓箭，飞驰返回，修缮城墙堡垒。四日后的丙辰，盗寇逼近城下，关外百姓的房屋全被烧毁。彭君谋划计策，悬赏招募能张弓、操机炮的人，亲自参与射箭投石，率领民兵出城与盗寇交战，杀死盗寇五六十人，收拢部众入城。等到总管府长官赶到，万户府的官员也率军到来，才击破盗寇的包围进入州城，使人心安定。州中正副长官与彭君以及大户人家分守城池四面。第七日壬戌，盗寇退去。七日后的戊辰，官军与盗寇在延福里交战。彭君率先冲入敌阵，连发六箭，全部射杀敌人，缴获两匹马。盗寇设下伏兵，官军失利溃败。盗寇再次进兵包围州城，彭君竭力守御，废寝忘食，向上司遍告危急，组织集合两乡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月初无月光，巡检官率领民兵驻扎在州城外七里处。第二天己卯，万余盗寇从城下前来交战。彭君不避锋刃，率先向前，众人齐心奋力逼近盗寇，杀死了很多人。彭君命士卒登高挥旗，招呼城中士兵出城，内外夹攻；盗寇不能抵挡，奔逃渡溪，但溪水上涨无法渡过，溺死过半。盗寇遭到惨败逃走，州城再次被围，共十二天才解围。四日后的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兵统领军队，台宪官员也都聚集而来。有指挥使、副元帅、江浙省平章，都是奉朝廷命令来督察赣州路长官及六名万户的，共统率六郡军队捣毁盗寇巢穴。彭君担任向导，首先攻下一个寨堡，官军随后推进，把盗寇一伙彻底践踏消灭，擒获首领，这才班师。州中百姓因此获得安宁，州里的士人和百姓相继到彭君府上慰劳并祝贺说：“君侯辛苦了！盗寇两次围城，第一次守城七天，这是君侯的第一项功劳；第二次守城十二天，这是君侯的第二项功劳；与盗寇交锋三次，出城杀贼取得小胜，这是君侯的第三项功劳；射杀盗寇、缴获马匹取得小胜，这是君侯的第四项功劳。大战大胜，终于解除城池包围，这是君侯的第五项功劳；率军深入，终于扫清盗寇，这是君侯的第六项功劳。保全一城百姓，使他们免于成为鱼肉，是君侯的恩德；救活各乡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化为鬼物，也是君侯的恩德，我们怎敢不来祝贺？何况君侯驻兵的地方叫仙亭，按照民间传说，从前有飞仙在这里升天，大概是吉祥之地。交战那天，盗寇既死于兵刃，又死于水中，仿佛有冥冥中的帮助。士民愿意在这里刻石，记载君侯的功劳，使我们永远不忘君侯的恩德。”彭君忧惧地说：“唉！我作为州中佐官，治理无方，牧守失职，不能在事情发生之前消弭变乱，使作为百姓父母官的我让百姓拿起兵器，祸患波及良民；遭到杀戮、俘虏、被迫跟从的人，不知有多少。以至于盗寇攻打州城，震动邻境，声势一直传到京城。朝廷内外文武重臣亲自来到偏远之地，调动数路军队，才把盗寇荡平。留下的人疲于供应军需，出征的人死于刀箭。盗寇所污染、军队所经过之处，被牵连、践踏、掠夺而不能享尽天年的人，往往都是无辜百姓。想到这些令人痛心，说起来也哽咽，这些才值得哀悼，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我哪里敢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功劳？”士民说：“君侯有功却不自居，真是谦逊。不过盗寇一天没有消灭，州人就一天遭受祸患，关系到生死，这不是小小的利害。君侯的恩德，我们怎敢忘记呢！”于是我的朋友、前任叙浦县尹萧君士资备具文书，陈述士民的意思，来请我写文章。我认为彭君不自居功劳，他的话体现了仁；士民不忘恩德，他们的话体现了义。上面的人都能实行仁，哪里会招致盗寇？下面的人都懂得义，哪里会成为盗寇？从今以后，如果官吏、士人和百姓人人都成为仁义之人，宁都就会成为行善之地、安乐之土。我也乐意写下这件美事，以劝勉彭君。彭君名淑，字仲仪，是济南历城人，年少而见识高明，慈爱敏捷而廉正公平，受到州人称赞。

译廉吏前金溪县尹李侯生祠记 我闲居时，思考天下的治理方法，认为禹、稷、伊尹的志向，如果能够治理一个县，也可以略加试行。为什么呢？县与百姓距离最近，县令施加的福惠也最快到达百姓。没有哪种官职像县令这样重要，可全天下昏昧不明，有谁知道他的责任并不轻呢？只专心使自己肥足，哪里顾得百姓贫瘠；阻塞我君主的恩德，使它不能下达；忧愁怨恨之气充满天地之间，以至于上干扰阴阳和谐的事情，十件中有八九件都是这样。聚集一群羊却让一只狼去牧放，任凭它吞食，为什么要使这些百姓陷入这种极端境地？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出来，慰藉、满足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那么百姓爱戴他，怎么会不像孩子爱戴父母呢？金溪县尹李侯就是这样的人。论说县政的最高标准，必定要说五件事完备；我认为，其中只有简化诉讼、均平差役两件是真正的要务。户口增加、土地开垦、盗贼平息三件，是前两件产生的效果。贪官喜欢百姓诉讼繁多，因为索取贿赂的道路更广；他们捏造虚假、诬告之事，欣然接受审理，案件拖延多年而不判决，使被诬告的人严重时丧命破家；有事希望申诉求直而反被枉屈的人，先要交纳财物，那么真正有理的人便再也无法伸冤。役户议定差役的时候，几乎到处都有人买卖差役名额，只有无力请托行贿的人不能免除；仅这两件事，想让百姓勉强活下去，可以吗？李侯却不是这样。诉讼者来到公堂，他当面追问缘由，稍有虚假妄说，往往就理屈词穷；有时用道理感化劝导他们，事情便停止。应当辨明处理的案件，责成乡都办理；即使偶尔逮捕审问，也不派一个士卒。等到人来到官府，只用几句话判明是非，没有滞留；即使理屈依法获罪，也无不心服。上司命他审讯案件，他也这样办理。户役完全按照资产高低分等，只把来年的差役定在年末；几户同时被差遣，就考察各户力量，按照多寡分配服役日期，像秤一样公平，没有偏高偏低。由此百姓不能欺骗，诉讼自然简少；吏员不能作奸，差役也就均平了。诉讼简少、差役均平，县政的大纲就建立起来了。此外都是具体细目。事情只要有利于百姓，各种利益便全部兴起；只要不利于百姓，细小的祸害也一定除去。凡是关系伦理纲常、风俗教化的，尤其认真办理。富户既得到安宁，百姓也乐于从业，百里以内一片和谐，如同春天；邻县又敬畏又羡慕，遗憾自己不能成为金溪县的百姓。李侯治理县邑共四次，最初治理华容，接着治理临湘两个县，各处三年如一日；后来治理高安郡，因为有人以私情扰乱县政，李侯到任才七天，便迅速弃官离去。金溪的治理，与华容、临湘没有不同。李侯之所以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他有五种长处，而廉洁是根本：廉是一，明是二，仁是三，能是四，公是五。世上固然有廉洁的人，但如果见识不明，就会被吏员蒙蔽，虽然廉洁又有什么补益？也有既廉洁又明察的人，但如果内心不仁，便自以为不取于民；不被事务所迷惑，却深刻严酷，又放纵属下搜刮掠夺、践踏百姓，完全没有恻隐之心。有的人内心虽然仁厚，却短于决断处理，只是有仁心，百姓却不能受到恩泽，这是仁厚而无能的缘故。有的人才能虽然足够，但心意所向不免稍有偏颇，最终也不能没有小的瑕疵，这是有能力而不公正的缘故。要完整具备这五种善德，真是太难了！而李侯独自兼有，因此卓然成为当今治理县邑的最优者吗？李侯资质美好，又用学习来充实自己，办公之余手不释卷，研习四书；祭祀先祖完全遵循朱氏《家礼》。闲坐时，匾额上写着“絜矩”二字：百姓所喜爱的，他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是实践絜矩之道的实际行动，并不只是虚设匾额、挂个名称而已。他在金溪六年，离任时士民思念他的德行，传写纪念文字有数千言，作诗歌颂的有数千首。又在学宫建立生祠，离任四年后他又回来，士民请我作记，想使这座祠堂长存久远。我看汉代《循吏传》中六个人，从文翁开始，到召父为止，蜀郡、南阳世世代代祭祀他们。如今李侯从百姓那里得到这种待遇，与汉代循吏虽处异代却完全相同。我一向知道李侯的名声，乐意称道他的善行。李侯名有，字仲方，是平阳人，美好的声誉著称于世，后来升任掌管风宪的官员，渐渐将被显著任用。有人说：“李侯曾经在墙上写下‘廉勤公慎恕’五个字，如今您却称赞他廉、明、仁、能、公，这是为什么？”我说：“那五个字，是李侯用来勉励自己的；这五种善德，是我用来赞美李侯的。‘恕’就是絜矩的意思，是他所以仁、所以公的根本；说仁、说公，其中已经包含恕了。说到明、能，李侯持守谦逊，不把这些归于自己；他对于五种善德勤勉努力而不懈怠，就是勤；小心谨慎而不自恃，就是慎。李侯自我勉励的内容和我称赞李侯的内容，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李侯的善德有五种，我却特意标举“廉吏”，是摘取五善中的根本来说。请我作记的，是前任县尉曾文枢以及金溪士人彭瑀。

译临川县尉司职田记 规定俸禄，是驾驭臣下的权柄；使俸禄丰厚，是劝勉士人的常道。君主驾驭臣下，却一定要使俸禄丰厚，为什么呢？是为了厚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用俸禄养活家庭，这样就可以不必为私利经营，得以专心治理官务。夏商周三代以后，俸禄等级的增减虽各不相同，但使任官者足以自我供养，其用意是相同的。本朝制度规定，凡在京内任官者，每月有俸币，又有廪粟；在外地任官者，每月有俸币，又有职田。职田制度通行天下，但有时没有公田可以供给，分配有所偏颇，不能完全均等，上面的人却不知道。县设置县尉，已经很久了。官职虽然小，职责却很重要。近年以来，廉耻之道衰微，贪污浑浊成为风气。有些官资清显的人尚且不能廉洁，何况处在普通官员位置上的人呢？有些人拥有丰厚田禄尚且不能廉洁，何况没有职田供养的人呢？临川是抚州府的附郭县，而县尉司没有职田。齐地人张雩从事风宪事务，起初授将仕佐郎，来到临川任县尉，独自在众多污浊者中保持清白，而他的才能又与他的志向相称。他明察，不可欺骗；刚毅，不可侵犯。盗贼在境内平息，胥吏在公堂上无事可做。郡县的诉讼纷繁纠结，需要费力梳理；案件拖延而不能结案的，上级官员通常命令他审讯。他剖析疑案，没有停滞；打击强暴，没有畏惧退避；审理判决，一一恰当。他廉洁能干的声誉远播。即使自己能够坚守，也深深担忧后来接任的人不能如此。于是他以临川尉司没有公田为由，上报上级。抚州路曾经增设治中一员，后来不再设置，而治中所占的职田归行中书省所有；官府拨出一顷作为临川县尉的职田，这是根据张尉的请求办理的。每年收取的米以斗计，约有三百五十斗有余。郡府推选原乡士人饶宗道，赞许县尉能够自守廉洁，又有这样的公心和远虑，请我写记来流传永久；职田的条款则刻在碑阴。我认为士人的廉洁如同女子的贞节，本来就是分内当然之事；即使冻饿逼迫、刀刃临身，也宁死不改节操，哪里会顾虑俸禄厚薄呢？但俸禄希望丰厚，是君主厚待臣下。君主厚待臣下，而臣下不自我勉励来报答君主，就不是人类了。在今天的世道上，能够见到张尉这样的人，大概千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我怎么能不喜欢谈论、乐意称道呢？世间也偶尔有号称廉洁的人，有的开始廉洁而后来不廉洁，有的在这里廉洁而在那里不廉洁，有的在地位卑微时廉洁而地位升高后不廉洁，有的在所得少的地方廉洁而在所得多的地方不廉洁，不过是一时假装廉洁来博取名声罢了。唉！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的真正贪官，是抢掠财物的盗寇；至于沽名钓誉却没有实际操守的假廉洁者，是钻墙打洞的小偷。二者相差几乎不到一寸。张尉字志道，是益都沂州费县人，祖籍属于儒学之家。他熟悉吏员文书，学习国语；自己已经能够廉洁，又希望人人都廉洁，这一点值得赞美。我怎么能不喜欢谈论、乐意称道呢？

译抚州路达鲁花赤祷雨记 至顺三年六月没有下雨，一直到了七月，水田干裂，禾苗被拔起后枯萎，早熟稻谷仅仅收获，已经损失了一半；百姓人心惶惶，各处祈雨，都没有应验。抚州路元侯答不花，是蒙古人；自从总管刘侯退休离去后，郡中事务全压在他一人身上。他忧虑百姓的忧虑，白天没有时间吃饭，夜晚没有时间睡觉。六月二十一日以后，每天带领属官，哀切地向上下神祇祈求，十天又十天，一个月又一个月，吃素、宿于室外，内心反省自责，发誓不得到雨便不停下祈求。到了七月下旬，旱情更加严重，侯说：“我在道观、僧寺祈求雨水，心力已经用尽了。”崇仁县的华盖山、相山，山势高峻，能够兴云致雨，向来以灵验著称，为什么不前往祈求呢？于是二十四日午时离开郡城，走了一百多里，三更到达崇仁县，分别派遣崇仁县令崔显前往相山，自己亲往华盖山；四更起身，又走了一百多里，在山的北面休息，距离山顶四十里处住宿。二十六日癸巳，早晨起身到达山麓，穿草鞋步行登山，中午到达山上，向山神表达诚意，忽然雷声震动；午后下山，很快便下起雨来。二十七日二更回到崇仁县，又下起了雨。二十八日乙未，子时初刻离开崇仁县，中午到达白虎窑；距郡城三十里处下大雨，到了距郡城十五里的龚家渡，又下了一场雨；未时回到玄妙观，阴云雾霭四面聚合，又下起雨来。那天夜里一更以后，密云布满天空，风雷闪电交相发生，大雨倾盆而下。二十九日五更，大雨又倾盆而下，持续了约一个时辰。三十日辰时，又降下雨来。侯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山神显灵响应，如同回声应声而答，可以说神速了。侯说：“雨虽然回应了祈求，但恐怕远近旱情严重，有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充分滋润；我们应当向社稷申请，于是命郡中士人查找天旱祈祷社稷的坛礼。”八月二日己亥，天亮前率领属官在社稷坛祭祀，儒生赞礼协助，一切遵循礼典；侯进退拜跪，内心恭敬，仪容肃穆，直到礼成没有差错。祭祀完毕后，四日、五日、六日夜里都下雨，有时滂沛，有时淋漓，渐渐降落而不骤急，雨水滋润遍及各处，而且下雨的势头还没有停止。七日傍晚，大雨一直下到八日早晨，整日绵绵不断；连续三天以上下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霖雨吧？郡中父老都说：“这个郡四五十年以来，从没见过郡侯这样忧虑百姓、这样敬畏神明的人，也从没见过祈雨有这样灵验的。” 我们百姓都愿意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以永远不忘侯的恩德。我的儿子澄之在郡学领取俸禄，每天跟随侯奔走；我到儿子那里接受供养，也留在郡城，亲眼见到郡侯忧虑百姓的仁心、敬神的诚意以及祈雨的应验。因此根据父老的话，顺从郡民的愿望，把事情叙述如下。唉！旱灾，是天数；祈祷，是人事。用人事改变天数，难道容易吗？诸侯能够祭祀社稷以及境内山川，这是古代的礼制。发生旱灾而求雨，就应当向自己有权祭祀的神灵祈求。侯不怕辛劳，不顾炎热，亲自前往名山，并且替百姓向侯社请命。既符合礼制，又尽到了诚意。从登山那天直到七月晦日，一场雨、两场雨、三场雨、四场雨、五场雨、六场雨、七场雨、八场雨；从祭祀社稷那天直到今天，又一场雨、两场雨、三场雨、四场雨、五场雨、六场雨，终于整日下雨，干涸的沟渠重新通流，枯竭的池泽充满溢出，千里旱地顿时复苏。此前己巳年大旱，庚午年大饥，百姓饿死的，哪里只是几百几千人？如今这次旱灾若不能救治，将又会像以前那样。侯竭尽力量，使几百几千百姓得以活命；他的内心诚意深厚，所以神灵迅速响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他的德行仁厚深切，所以百姓感受他的恩德也深。我一向居住乡野，以农耕为宝，和这些百姓一样感受侯的恩德。晋锡堂记【见楚国程文宪公雪楼先生五世孙、行在吏部郎中南云家所藏墨迹】大德八年十一月，广平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九年五月，任命下达，催促他启程。临行已有日期，到了八月甲申，他在中和堂西侧整理儿子的住宅，准备让次子、幼子在那里举行婚礼。早晨召集工匠，还不到一个时辰，第二道命令又下达，使命者已经到了门口。命令说：“仍任翰林学士，议论中书省事务，骑驿马速赴宫阙。”随从马匹正好四匹。于是郡邑长官及属官、乡里的老幼、远近内外的亲友，都聚集起来拱手祝贺说：“公在朝廷的职位和所受的宠光，本来就是平素积累的；如今以儒臣身份参与政务，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为公一家祝贺，而是为天下祝贺。”十天以后，新堂建成。于是夸大皇上的恩赐，以此使这座堂显荣，并命名为“晋”。广平公将“晋”字赐给吴澄说：“《晋》卦本体的卦象，是上离下坤。坤为顺从的臣子，进而接近象征光明的离卦君主；互体的卦象，是中间的坎和下部的艮，两个男孩在君臣相遇之时繁衍成长。公正营建私宅，为儿子承继家业、侍奉双亲作打算，而天恩恰好在此时到来，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大概上天保佑忠臣贤者，不只施及本人，也施及他的子孙，绵延不断，百世不衰，其征兆就像这样。公的‘晋’，与齐桓公占得《否》卦、魏国毕万占得《屯》《比》卦，实际都同样吉祥。请允许我借齐、魏的卦占来赞美公的堂名，可以吗？”堂前称为“朝晖阁”，象征离卦的大光明刚刚升起；堂后称为“衍庆楼”，象征坤卦厚重的德行无穷。合起来也仍然是“晋”。公说：“您真是善于颂扬的人啊！”我便写下这篇记。是月二十五日，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司副提举、临川吴澄记。《吴文正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六 元代吴澄撰写 记

译建昌路庙学记 唐代以来，建立先圣庙、设置塑像来祭祀先圣，在礼制上没有可考的依据，但用来表示庄严敬意的做法却更加隆重。建昌郡的庙学依地势而建，面向东方；西北角有燕居殿，这是其他郡所没有的。庙廊的左边、书阁的后面，都是学宫的地界。百姓租地建屋居住。庙廊左边的房屋，民户鳞次栉比，逼近庙墙，喧闹污秽而不得安静；书阁后面的房屋，面朝北、背向南，横截其间建成一片住宅。庙和燕居殿被隔成两处，另开一扇朝西的门，不与前庙共用原来的门出入。当今天子即位之初，想到百姓的安危休戚系于郡县守令，精选人才，擢升江浙行中书省郎中萨德弥实为建昌郡侯。他治理政务已经很好，对教育尤其留心。闲暇时来到学宫，亲眼察看，心中思量，准备改建一新。教授方寿列举应办事项：凡是学宫地界内的民房，一律命令拆除，改建后把土地归还学宫，使庙学前后通达无碍；四周围以宫墙，凡是不合礼制的地方，依次加以整顿修缮。前任守臣赵侯积存的学田收入，计算每年还略有盈余，可以实现侯的志愿。邦伯答失帖木儿把这件事交给长官宋贞，众人共同商议，都认为可行。将从祀诸贤的画像绘在墙上，年代久了便模糊，于是改用木头雕刻神像一百零五尊，左右各设八室，供奉在庙前庭院。原来地方狭窄，春秋两季以及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礼仪时，容纳不下众人。外门东边旧日是教官署，于是拆去房屋，把屏门迁到外面，距离庙前屋檐一引五寻，比旧址增加四常，通常还多出二尺。屏门外开凿半月形的泮池，架石桥横跨其上，池外仍依旧制。建造棂星门，门外砌筑街道作为通衢，南北两端各立一座命教门，并加上封条以示勉励。下诏命令在右边重刻两块碑，建亭相对立于泮池旁。燕居殿低洼狭小，不合官署制度；又有一座废屋可以仿照殿堂的规制，便扩建为三常又二尺宽、三寻又六尺六寸深，迁建到书阁后拆除民居的地方，使燕居殿与前庙相对成一直线，面向东方，很像右边前庙后寝的格局。筑坛三层，宽八仞，高三尺五寸，仿照阙里的杏坛。先贤祠位于右侧，太守祠位于左侧；增加祭器，备齐乐器，补刻书板，修葺斋舍，建造仓廪。教官旧署拆除后，学宫西南有尹、周两家的住宅，其中一半属于学宫地界；他们把房屋拿来出售，正好舒嗣隆代替宋贞担任郡属长官，志向相合、谋划一致，赞助促成此事，于是付清价钱，得到尹家的房屋安置教官，得到周家的房屋安置正录。整体气象开阔，可以彰显师儒的尊严。它北面的空地作为听事之所：一处供众官共同处理公务，一处供教官共同办公。工程自泰定元年开始，至四年完成。门、廊、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厨房、仓廪和教官、正录两长官的廨舍，内外南北宽二引五常，东西深六引四常，横纵各有六尺，规模宏大。墙面粉刷光彩鲜明，道路平坦宽广，辉煌壮丽，蔚为壮观。士人百姓惊叹，认为是从前所没有的。若不是郡侯胸襟宏大、志向坚决、力量坚定，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邦伯怯烈，副守刘珪，府判伯颜察儿，郡属张赓、刘秉忠、克协、克一，以及前任教授倡议以后继任教职的郭建中，都谨慎承行郡侯的命令。正录是石良贵、岳天祐。蒙古字学教授杨太不花主管这项工程，郡吏李方平、王进、周植办理具体事务。工程完毕后，乡贡进士、旴江书院山长聂公并代郡中士人陈述请求，请我记载工程的功绩。郡侯虽多次任职风宪，声誉才能确实远近闻名。如今做百姓的父母官，既有治理又有教化，他的美政值得记载。虽然，扩建学宫来培养人才，是官府的职责；增进学业来应对时代需要，是士人的职责。身处当今时代的士人，今后共同居住游学于郡中，难道只是涉猎抄录、记诵旧闻，炫耀修饰辞章来钓取名声、谋求利益而已吗？一定要真正通晓经书，并且内心有所领会，能够体会圣贤的心意；一定要真正修养品行，并且身体力行，能够实行圣贤的道术。这样或许上不辜负圣明天子取用人才的仁德，下不辜负贤郡侯勉励他们的恩义吧。

译潮州路重修庙学记 两广是南方边远地区的最南端，三阳又是东广的最东端。古代圣王的声教大概没有普及到这里，所以这里与中原并不相同。上天生育这些百姓，百姓禀受这种本性，难道会因为地域远近而有差别吗？有人说，潮州人起初不知道求学，自从韩文公任刺史以后，士人才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韩愈到潮州以前，本来已有赵德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潮州人不知道求学呢？本朝承接宋代文章昌盛的余绪，潮州士人的学业，已经不是唐代元和年间可以相比的了。至元戊寅年，郡学毁于战乱，宪官、牧官相继修复，却一直没有完成。丁侯聚任郡守时，开始建造讲堂和斋舍；张侯处恭巡按地方时，庙殿、门、廊大致完备。潮州人认为规模低小，不足以称合王者祭祀先圣的礼仪，都希望重新建造。百姓方面，蔡氏献出石柱二十根；官府方面，判官小云赤海牙捐助钱一百千缗。既然有了资金，便商议把孔庙迁到学宫右边。第二年，佥宪任侯仲琮亲自率领各官捐出俸禄，当面命令郡中士人输送木材，于是大成殿很快建成，巍然高耸，宽敞开阔。又过一年，郡牧王侯元恭为它加以美化，涂上黑色和白色的装饰，并在左右建造廊庑作为两翼。百姓住宅杂乱聚集，喧闹逼迫，官府晓谕他们后迁移出去。把混杂的地界合并起来，四周围以宫墙，庄严幽静，成为从前所没有的景象。又私自拿出五百缗钱，塑造两廊从祀诸贤的像。明伦堂高高耸立在孔庙左边。这样，潮州的庙学历经五十多年才大体完备。主管营建的是学正刘贡珍、教授李复。至顺三年春，在大圣祠举行祭告，报告工程完成，乡邦人士都很高兴，于是来请我写文记载。临川吴澄说：王制把泮宫作为诸侯的学校，鲁侯修建泮宫，诗中歌颂了它，却没有记在《春秋》里，为什么呢？大概《春秋》对于通常的事情不记载，只有不寻常的事情才记载。修建学校是通常的事。那么潮州学宫的记文，是仿效诗人歌颂美德的文辞吗，还是仿效《春秋》记事的笔法呢？我认为，其他郡修建学校是通常的事，潮州郡修建学校却是不寻常的事。为什么呢？潮州是东广各郡中最重要的地方，中等以下的人往往喜欢到那里做官，也有一向被称为名流的人，一旦进入潮州境内，就像饮用了广地的泉水一样，没有不毁坏节操、败坏名声，安于沾染污泥、坐在秽物中却不觉悟的。难道只是掌管民政和教化的人忘记了自己牧民的职责，即使有时掌管刑宪的人也失去了所谓的法度。像这样顺从外物而丧失自我、灭弃天理而穷尽欲望的人，又哪里知道崇尚士学、引导民众遵循常道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呢？如今掌管刑宪的有任侯这样的人，掌管民政的有王侯这样的人，他们如此专心于庙学，这种不寻常的事情，难道不可以特别记载吗？此前张宪、丁牧以及郡判官所做的事情，也都可以记载。然而，《春秋》所记载的不寻常之事，是记它不同于古制，用来表示惩戒；如今我所记载的不寻常之事，是记它不同于众人，用来表示劝勉。唉！世上的凡庸之人，谁不受流俗的改变？只有豪杰不是这样。难道在潮州做官的人中竟没有一个豪杰吗？我曾考察古今、暗中观察天下的事理，知道居上位者的教化本来能够引导率领下面的人，改变他们原有的习俗；下面的风俗也能够感动上面的人，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作为。虞、芮两国的国君争夺田地，一看到周人的百姓互相谦让田界、互相谦让道路，便惭愧得面红，停止了争执。潮州士人果真能够明白经义、修养品行，那么他们治理内心、修养自身，就会像秋水一样晶莹清澈、没有污秽，像冬雪一样洁白而不染尘埃。即使隐居未仕，人人也会仰望而敬重他们。潮州官员如果看到这样的士人，即使行为有悖理，也一定会颇感惭愧；即使还没有完全翻然悔改，也一定会稍稍收敛放纵恣意的行为。今后我在二三千里之外，听说潮州郡任职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地遵循这种风气，就可以验证潮州士人的学业足以转变上位者，而不只是像今天这样。潮州的士人，你们要努力啊！

译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 天子把治理百姓的职权分给侯、牧。分封建制变为郡县制后，郡太守实际承担的就是古代侯、牧的职责。他治理百姓，有政务，也有教化。政务用来引导百姓，使他们不作恶；教化用来感化百姓，使他们行善。教化百姓一定从士人的学校开始。后世教化百姓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牧民的长官必定尊崇士学；从汉代直到今天，从未改变。尊崇士学的具体事项不止一项，但尊立教化之人的做法是纲要。古代建立学校，必定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春秋两季入学，也都举行释奠，表示不忘根本。我们的夫子是万世儒教的宗师，历代都尊敬奉事，随时举行祭祀。到唐代开元年间，给孔子穿上兖冕之服，确定面向南方的尊位，按照王礼祭祀，于是成为定制。凡是释奠，都一定大规模合奏音乐；沿用古代释奠的名称，对礼仪加以损益，用来祭祀孔子。祭祀一定使用音乐，是仿效古制。唐、宋、金的礼制大体相互沿袭，没有很大差别。本朝取得天下后，郡县儒学都沿用旧制。世祖皇帝在京师首善之地首先创建国子监，春秋释奠时依照前代的音乐举行仪式，各郡都遵循实行。南安位于以西地区的上游，中大夫东平张侯昉前来任太守，想到孔子庙的音乐尚未完备，便警惕不安，于是商议兴办乐舞，命教官在庐陵制作乐器，命学官到真阳采集磬石；簨簴、钟、磬、琴、瑟、管、箫、笙、埙、柷、敔之类，无不精工而优良。延请擅长这件事的人担任老师，教习乐舞。乐器运到时，亲自出郊迎接；演习乐事时，常常进入学宫察看，始终恭敬谨慎。这样做或许会有懈怠，但他敦促礼乐，是为了尊崇圣师；尊崇圣师，是为了激励士学；激励士学，是为了成就良好的教化，成为良好政事的根本，这才不辜负牧民之任。张侯刚到任时，知道往年虚增的赋税是百姓的祸害，当天就上报朝廷，请求免除，以使民力得到恢复。他体恤百姓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施行政务的情况也可以想见。可是，政务是张侯亲自能够办理的，教化却不是张侯可以亲自完成的；张侯对于教化的纲要，已经知道应当从哪里开始。教化的具体内容应当怎样呢？如今的士人，无不读书作文，但考察他们持守自身，未必都能坚定不移地守义；等到他们面对百姓，未必都能恻隐仁爱。百姓需要以他们为榜样，而他们在仁义之道上有时还不能没有亏欠，那么怎么能指望他们成为乡里的表率，熏陶百姓，使百姓化为善人呢？张侯在士人中选择懂得孔圣之道的人，讲求其意义，分条陈述其内容，用来教育今天的士人，使他们不废弃已经学习的内容，同时又能进修尚未学习的内容。一切都按照我们夫子在经书中施教的方式去做，在行为上明白道理，在品行上有所修养，就可以敦厚人伦、美化风俗。士人的风气大大改变，百姓的风气也会大大改变。将会看到南安境内人人相互敬让、相互慈爱，和善地成为仁义之民，不再有争辩、盗窃之类的诉讼。至于官府，那么张侯治理郡政，难道还只是像汉代文翁治理蜀地、唐代韩愈治理潮州那样吗？我的乡里人陈幼实掌管南安属县的教化，奉张侯之命，来征求我的文章，记载音乐制作完成的事情。因此我得以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教官是庐陵马某。临川县学记 自唐末衰败动乱，到五代时期，文治时兴时衰。宋朝兴起后，几十年间逐渐恢复太平时代的制度。临川是抚州府城外的属县。咸平庚子年，县令陈从易开始建立学校。学校在郡城东南角，位于青云第一峰的右边。地势高亢爽朗，人迹稀少，喧嚣之声、华靡之景都不能传入耳目，适合求学者游息、讲诵。年代久了房屋破旧，百余年后，到隆兴甲申年，县丞郎余庆重修。嘉定庚午年，朱子的门人黄文肃公干实际任县令，在明伦堂北面建造咏仁堂。后来赵令崇尹重新建造明伦堂、文武堂以及两旁的斋舍，东面四斋名为尚志、亲仁，西面四斋名为务本、好礼。嘉兴庚子年，县令李义山又修新大成殿、两廊和屏门，在青云峰顶修建亭子，以满足登临远眺的乐趣。淳祐己酉年，县令赵必瑛又购买民地扩展学宫范围，建造外门，于是学宫完备美好。本朝沿袭前代崇尚文治的政策，急切以勉励、培养人才为要务。从至元、元贞、大德、至大年间，诏令再三丁宁，有所兴隆而没有衰替。皇庆、延祐年间贡举实行以后，即使中等以下的人也都知道受到劝勉。文治可以说很兴盛了。然而临川的学校到今天又将近百年，还没有重修。成都人马寿长来任县令，巡视学宫，认为有些地方不合意，立即命学官修葺整治。教谕邓文恭敬谨慎地奉行命令，倡导率领县中士人，不怕劳苦费用。木材腐朽的更换，瓦砖缺坏的增补，破损的墙壁修补，歪斜的楹柱扶正；屋顶覆盖得更加严密，粉刷得光彩鲜明。没有损耗学宫一丝一毫的钱财，而祭祀君王的殿宇、众人居住的房屋，都焕然一新。工程落成后，众士人都很高兴。因为学宫旧日没有碑刻，担心事迹年代久远后湮没，想把始末备载下来传之后世，于是托请我写记。我私下认为，崇尚文儒，是圣明时代深厚的恩泽；修缮庙学，是贤能县令的善政。不过，有治理也有教化，今天文治日益兴盛，而文教仍有应当阐明的地方。前任县令黄文肃公用朱子的学说教导临川士人，其流传的风气还没有消失。朱子的学说以程氏为宗、以孔子为祖，孔子的道理像日月一样明白，是人心共同禀得的。探究其中的礼，践行其中的事，以我心共同禀得的道理，与圣人先已体会的道理相契合。认识一定要是真知，实行一定要是真行，难道只是抄取四书五经的零碎话语，迎合时俗以求进用而已吗？临川士人从今以后，应当勇猛奋发，洗涤磨砺自己，以革除旧习，渡入圣贤境界。有一天风气大变，使士人的新风尚与学宫一同焕然一新，即使把临川比作洙泗，也可以了。这样，才不会辜负圣明时代长久培育人才的仁德，也不会违背贤能县令承接并宣扬教化的本意。

译宜黄县学记 宜黄是抚州的属县。宋皇祐元年，县令李详开始建立学校，南丰先生曾文定公为此写了记文。学校靠近社坛旧址，如今已无法考察。后来迁到城隍庙北面，绍兴初年毁于火灾。县令邓庾改建在县治北面，县令叶上达又改建到北门石头下面，并把旧学改作县尉治所。县令邓昌朝认为那里靠近水边，低洼狭窄，于是迁到现在的地方。绍定庚寅年，邻近盗寇侵犯县境，官舍民居被毁了一半以上，唯独学校保存下来。淳祐初年，县令赵希防、主簿黎璹重新建造大成殿、御书阁，县尉陈寀在两廊祭祀县里的前代名贤。宝祐年间，县令杨允恭又修新两廊、四斋。至元丙子年再次毁于火灾。过了两年，教谕成都人胡端宜就在原址营建。大德乙巳年，居民失火，学校又被烧毁。宪访分司郝俟鉴巡按恰好来到，召集诸生商议重建，把这件事命县长爱忽都鲁办理。当时学官离职，县中士人李仲谋主持工程，从官山取材，有力量的士人捐资帮助。不久，庙殿、讲堂建成，两廊从祀之室各五间，斋舍四处各三间，中门五间，外门六楹。又立先圣像。至大辛亥年，教谕南丰人陈敏子增加陶瓦，严密覆盖门廊，树立四先师及从祀十子的像，又绘制两廊七十二子和诸儒的画像，祭祀县中先贤乐公以下十二人。在这以前，前进士邹次陈来信请求我写记；到这时，教谕又来请求，准备把南丰先生的旧记刻在石碑上，与新记并列。唉！学校、庠序的设置，从三代直到今天，凡是有社、有民的地方，大都没有谁敢落后，实在是因为国家的命运系于人才，人才又系于士学。士人求学，难道要等到官府建立学校才开始吗？然而官府一定建立学校来安置士人，使求学的人能够在这里学习，这是厚待士人。上面厚待士人到了这样，士人自己厚待自己应当怎样呢？所以居住在学校中却不求学，是自己轻视自己；求学却不知道求学的目的，是自己耽误自己。求学应当怎样？像南丰先生记文所说的那样，就是了。唉！三代以后，正统的学问湮没，士人各自凭借自己的资质所接近、心意所便利的方面来求学，只学习自己选择的学问，不是三代士人所学习的东西。南丰先生这篇记文，处在孟子学说失传以后、程氏学说尚未显明以前，但他的言论精细周详而切实，体用兼备，有些内容是汉唐诸儒都没有听闻过的。宜黄虽然是小县，自古以来有许多优秀士人；从今以后，士人求学人人都能像南丰先生记文所说的那样，就可以上接程氏。上接孟子以前，通达到孔氏之学，不必再向别处寻求。内心有所获得，身体有所操守，对时世有所用处，这才无愧于居住在这所学校中。否则，不学习的人，学业荒废、品行败坏；所谓求学的人，也不过是夸耀博闻强记、炫示文辞，用来钓取名声、求取利禄罢了。这难道是上位者对宜黄士人的期望吗？乐安重修县学后记 皇庆元年，乐安人陈仕贵以前任学录的身份代理县学教职，奉县令刘汝弼之命，与诸儒同心重建夫子庙殿，我为它的落成写了记。但讲堂、斋舍、左右廊、内外门还没有来得及一一修缮。延祐三年，豫章人邓镕担任教官，当时县长倒刺沙负责督察学务，商议修缮。延祐四年冬，县令黄栋孙到任，首先倡议此事，命令完成他的谋划；教官也不怕劳苦，亲自参加工程。有富户捐出至元钞一百贯，专门修缮讲堂，诸儒大都出力相助，从内到外无不用工。左右四斋以及东边从祀室，倾斜的加以支撑，缺损的予以补修，楹柱、檩木、桶木中腐朽的予以更换。西边从祀室破败到了极点，无法支撑修补，便拆去旧屋重新构架。中门在庙殿前，外门在东南角，黄县令全都命令重新建造，规模宏大宽敞。棂星门也重新竖立，比旧制更高更宽。又有贤牧祠，用来表示对有功于学校者必定报答；还在外门旁新建公廨三间，厨房、仓廪各得其所。上至陶瓦屋顶，下至铺地的砖瓦，内到华美的粉饰，外到环绕的墙垣，全都焕然一新。绘制两廊诸贤的画像，铸造爵、尊、罍、洗、簠、簋等铜器。这样，乐安的学校既完备又美观，于是又请我写后记。我认为，官府修建学校，是职责分内之事；但能够像这样加意用心、勤劳尽力，大概已经值得称道了。至于士人求学，更应当比官府修学校加意用心、勤劳尽力。如果官府修好了房舍，而士人不修养自己的学业和品行，那么游居在学校中，将要做什么呢？宋朝末年儒学科举兴盛，乐安在各县中居首；皇元刚开始兴办贡举，乐安取得士人的时间又早于其他县。虽然士人求学的目的不只在于此，但应当乘着这种新气运，勤勉不懈，等到将来学术大明，其端绪正从今天开始。学校房舍一新，刚刚使看见、听见的人无不赞叹敬慕，难道不伟大吗？这也是一县长官、教官共同的愿望。

译武城书院记 武城书院，是吉州永丰曾氏建立的。它名为武城，是依据曾氏祖先的出身而命名的吗？查《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是南武城人。他的后裔有从鲁国迁到江南的，所以南丰的曾氏追述世系，自认为是曾子的后代，永丰的曾氏也是如此。大概武城的曾氏在鲁国兴盛，过了一千几百年，南丰的曾氏才开始兴盛；南丰曾氏在宋代兴盛后，又过了几十年，永丰曾氏接着兴盛。兄弟二人都在翰苑任职，他们的父亲是前进士、宋代的监察御史、元代的儒学提举。因为儿子显贵，追封为武城郡伯。于是建立书院，祭祀先圣、先师以及他们的父亲，用来安置宗族中前来求学的人。翰林院长官移文给集贤院，转而上报朝廷。朝廷议论后表示同意，命令在曾氏子孙中推选有儒学而且贤能的人掌管教务。我从京师归来，曾氏请我记载这所书院兴建创立的缘由。我观察前代的书院，都不是没有缘故而虚设的。至于近年来各处增设的书院，多得数不过来，有的只是沿袭书院的名称而已，有它没有益处，没有它也没有损失。曾氏自称是先师的后裔，又向朝廷请求建立书院，并且以向上承传道统、向下继承祖先的遗风为期望；朝廷对他们的期待十分深厚，对他们的责任要求也十分重大。难道可以再像其他地方那样，使书院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吗？那么武城书院的教化应当怎样呢？学习曾子的学问就可以了。曾子的学问，大体切实反省自身、专心务内，没有丝毫为了迎合他人而追逐外在的私心；一定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一定忠诚守信；行为一定没有污点，言语一定没有虚假，使近处的宗族、远处的乡邦，众口一词称赞他是君子，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了。否则，只要有一个毛病，人们就会议论嘲笑；如果只是涉猎旧闻、炫耀修饰文辞来作为求学，恐怕不是继承祖先遗风的办法。何况是承传道统的大事，怎么敢轻易议论呢？我吴澄虽然不是曾氏，却愿意学习的正是这些，因此敢于勉励武城后世子孙。武城伯名叫晞颜，翰林直学士名叫德裕，是他的次子；应奉翰林文字名叫巽申，是他的幼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广州路香山县新迁夫子庙记 广东是百粤之地，是三代政令教化不能达到的地方；到了汉、晋、唐代，风俗才逐渐改变，宋代更加文治兴盛。香山县设置最晚，起初是东莞县的香山镇。绍兴壬申年才升格为县，距离宋朝灭亡不过一百二十年，但士人的风气也已经能够与其他县相抗衡。本朝崇尚文教，仍沿用前代旧制，教化所到之处，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而教化事业的兴衰，也取决于治理官员能否胜任。旴江人左祥在翰林国史院任职十五年，至治乙丑年奉诏授承直郎、广州路香山县尹。他在院中传达言语、办理事务都很出色，我观察他的才干足以任官，已经很久了。等到他赴任，我也归隐田园；但江广相距三千里，此后彼此音信全无。过了四年，到戊辰年，他调任潮州路经历，写信告诉我说：‘我左祥凭借不足的才干，冒昧承受百姓的托付；想到治理的根本在于教化。’到任之初，他首先拜谒先圣庙。庙在县治西面，低洼潮湿而狭窄简陋，不合庄严祭祀的要求。他与同僚商议，打算迁到高爽干燥的地方。第二次到学宫时，命教官召集郡中儒士商议，众人都说：‘县城东面有文庙旧址，后面枕着高岗，前面面对笔峰，土质干燥坚实，山势环抱。’ 宋朝末年迁到现在的地方，迁移以后士风衰败，如今迁回旧址最为合适。’于是左祥与同僚前去查看那块地，果然像众人所说。有前任直学杨仲玉站出来说：‘如果迁建庙宇，我愿意与前教谕高玄生献出栋梁、柱础。’不久，郡中士人各自准备大小木材供应使用，又节省养士的余款，购买瓦砖等物。至治丙寅年初秋开工，第二年春天先建成大成殿，高三寻六尺，宽是高度的两倍，深度比宽度减少四分之一。仲秋落成。接着建仪门，九根檩木、九间房屋，高二常，宽十三寻，深三寻一尺，季冬落成。只有明伦堂和东西廊没有完工；左祥离任后，也储备木石，嘱咐同僚继续完成。至顺辛未年，左尹来访，说：‘左祥任潮阳县官时，香山县的旧同僚、教官和县中士人已经把明伦堂和东西廊营建完毕。明伦堂有十一根檩木，中间为五间正堂，高二常，宽七寻七尺，深三寻一尺；左右夹室各两间，高度比正堂低三尺，深度与正堂相同，宽五常一尺。天历己巳年冬天建造，第二年春天完成。东西廊各有七根檩木，每边十一间，高度与正堂夹室相同，深度也相同，南北长度七常一寻。至顺庚午年冬天建造，今年夏天完成。’左祥在潮阳县任职已经一年多，请假回乡，迎接并侍奉双亲归来。我左祥自认为在岭海之间做官，两次侥幸没有因失职而荒废政务；而香山这个小县，能够把庙学迁到吉利的地方，开始谋划虽出自左祥，最终完成此事，实在依靠县中同僚和士人的力量。县长那海，县丞张仲谷，教谕陈介、汤思义、黎某，以及捐献木材、竭尽心力的县中士人杨仲玉、高玄生、陈志、袁珏，都恳请先生记载事情始末，流传后世，使人不忘同僚和士友共同完成工程的辛劳。我认为左尹有三种善处：做官的人往往只顾自己，哪里会顾惜百姓；左尹却不谋私利而有志于百姓，这是第一种善处。有的人政务处理得好，却无暇顾及教化；左尹既善于处理政务，又顾及教化，这是第二种善处。官员的政务和教化，离任以后便停止；左尹虽然已经离任，仍不忘在任时尚未完成的事情，把官事看得如同家事一样，这是第三种善处。我曾考察郡志，宋绍圣年间，广州守臣章楶认为郡学位于城中西部，靠近市场而喧杂，诸生有一百五十一人，共同请求选择地点迁移；于是参考阴阳家的说法，把学校迁到牙城东南角。左尹迁建县学，是由西向东，这与二百年前章守迁建郡学时虽事不同而意义相同。从前章守亲自写迁学记，希望广地风俗大大改变，像齐、鲁一样；如今左尹托请我记载此事，他对香山士人的期望，难道也像章守的心愿吗？既然庙学已经迁移并焕然一新，那么士人的习气也应当怎样迁移更新呢？答案是：贡举诏令已经颁行，其中完全具备谋略和训诫；做士人的也只应当明晓经义、修养品行。开阔志向，破除愚昧；趋向道义，舍弃利益；保存天理，去除私欲；增长善行，消除恶行，这就是明经的功效。能够孝顺、敬爱兄长、慈爱、和睦，能够忠诚、守信、知耻、谦让，这就是品行修养的实际表现。如果经义不明、品行不修，却只是拼缀科举试文，蒙蔽主考官的眼睛，以求获取科名、苟求官禄，那么岂只是近处辜负圣朝的恩德、远处辜负圣师的教诲，难道不也辜负县令迁建新庙学、更新士人风气的本意吗？

译乐安重修县学记 宋绍兴乙巳年，从抚州、吉州、崇仁县划出四乡，设置乐安县。设置县后第六年，县令魏彦材开始建立学校。建学第七年，清江人谢尚书谔当时代理县尉，县令王植把考核、推荐诸儒的事情交给他；当时人数不到二百，大概是因为建县不久，教化还没有普及。后来人数增加到最初的十倍；到宋朝末年，升入国学、贡送礼部以及考中进士的人数在各县中居首。虽然当时所崇尚的还没有脱离文艺，但一个后来建立的县在一百年间士人求学达到如此程度，也可以说很兴盛了。县学建立一百二十二年后，土地归入大元。当地偏远，战乱纷扰，士人百姓连逃生保命都顾不上，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弦歌诵读、祭祀礼器之事呢？能够来到学校的人寥寥无几，宫墙之内长满茂草，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后来战乱稍稍缓和，军官王佑巡视庙学，悲悯感慨，不与县中同僚商议，也不向士民筹资，亲自役使军卒，取用没收官府的废屋材料，建造讲堂，使它焕然一新。过了几年，讲堂又破败，县中士人陈士贵率弟弟陈进购买民房五间，运送材料到来，拆除旧屋，再次修建。又修建中门三间，修葺庙殿和两廊，设置从祀的房室和学习的斋舍，环绕建造三座门，厨房、仓廪全部完备；县令王英大略主持，教官前大学进士董德以及诸儒共同出力。皇庆初年，庙前的正屋将要倒塌，县令刘汝弼商议重新建造，把地基筑得比旧址高二尺。教官阙具把情况告诉陈仕贵，陈仕贵从自己家中筹资，从自家山中取材，首先倡导此事；学校士人和县中热心公益者都节省费用来帮助，陈仕贵的弟弟负责管理收支，县令在公务空闲时督察巡视，从不懈怠。八月召集工匠，九月竖立楹柱，第二年秋天报告完工；把圣师和从祀神像重新安置在新庙中，举行上丁日释奠礼，士人都来聚集。众人一致说：‘如今文教在上位者那里大为昌明，但下面的士气还没有大振，而我们乐安从甲申、辛卯、甲午直到壬子年，庙学的栋宇已经四次更新了。官员不敢因为事情不切身而放松，也不敢因为来不及而怠慢；士人不敢因为费用而推辞，也不因劳苦而畏惧。从前孔子作《春秋》，凡兴建营造之事，修建新延廐、修建新南门、修建新雉门和两观，都加以记载。僖公修建泮宫，诗人歌颂它，《春秋》却不记载，为什么呢？《春秋》是惩戒性的史书，通常的事情不记载，只有失礼失仪的事情才记载；记载它，是为了贬斥它，用来表示惩戒。诗中的颂，是歌颂美德；合乎礼、合乎宜的事情便加以歌颂，歌颂它是为了褒扬，用来表示劝勉。庙学更新，是合乎礼、合乎宜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它更重大呢？既然不能仿效史克作颂，却让这件事默默无闻、没有流传，用来劝勉后人，实在不可。于是请我把兴建的年月刻在石上，流传给后世。我考察乐安建学的开始，代理县尉谢公首先为它写记。他对乐安士人的期望十分深厚，希望他们成为临川的王氏、南丰的曾氏、庐陵的欧阳氏以及清江、豫章的刘氏、黄氏那样的人才，而且还不止于此；他还准备借助他们来探寻入道的津梁，进入圣人之门，归于仁义道德，不愿使后人对古代士人自我期许的志向感到惭愧。难道可以不达到谢公的期望吗？唉，声名和利益的纷争，是身外之事；道德仁义，是本性固有的东西，只要追求就能得到，不必借助别人。振作精神，追随前辈的高尚步伐，谢公的记文已经说过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把末节当作根本，把根本置于末位；抬高卑下的东西，贬低高尚的东西，这不是答复官府修建学校的本意，也不是符合朝廷任用儒者实际目的的做法。《吴文正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七 元代吴澄撰写 记

译岳麓书院重修记 天下四大书院，北方有两所，南方有两所。北方的是嵩阳、睢阳，南方的是岳麓、白鹿洞。最初它们聚集门徒、接受学业，并不依赖官府供养。然而嵩阳、睢阳、白鹿洞都是民间兴办的，只有岳麓书院是在宋代开宝末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建立的；此事的倡议出自彭城人刘嶅，最后由潭州太守完成。当时陆川主簿孙迈为它写了记。绍兴年间毁于战乱，乾道初年，郡守建安人刘珙重建，当时广汉人张子敬夫为它写了记。德祐年间又毁于战乱，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学正、郡中人刘必大重建，当时奉训大夫朱勃为它写了记。到了延祐甲寅年，距离重建将近三十年了。庐陵人刘安仁来任郡中别驾，主管儒学事务，看见书院破败，慨然整治；朽木更换，漫漶的墙壁重新粉刷，上面换瓦，下面换砖，拆除旧物重新建造。前面是礼殿，旁边是四斋，左边是诸贤祠，右边是百泉轩，后面是讲堂，讲堂后面有尊经阁，再后面有极高明亭，全都依照旧制。门、廊、厨房、馆舍以及四周宫墙，没有不修缮完备的。化州主簿潘必大督促这项工程，朱某、张厚先后任长官，他们备述始末，请我记载年月。我认为，书院的最初创建、重新兴建以及今天的增修装饰，前后四位刘氏志向相同、道义相合，难道是偶然的吗？开宝年间最初创建书院，大概因为五代乱离之后，学校长久没有修治，而湖南地处偏远，儒学风气尚未振兴，所以让求学者在这里读书。乾道年间重新兴建，大概因为州县学校的教化沉溺于世俗学问，科举功利的诱惑又蛊惑士人的心灵，所以让求学者在这里讲论圣贤之道。他们对后来求学者的期望，虽然有深浅不同，但都不是毫无用意的。这从前面两篇记文中就可以看出。唉！自孟子以来，圣贤之学失去传承，空旷了千余年；衡山的灵气孕育出奇异人物，周子出生在湖广道州，地位仅次于孔子而与颜子并列，接续曾子、子思、孟子失传的学统。源头一经开辟，支流便随之扩展。又过了一百多年，有广汉人张氏定居潭州，有新安人朱子在潭州任官。张子健在时，朱子从福建来到潭州，留住两个月，彼此讲论，阐明千古以来的奥秘；他们很快游览岳麓，一同登上岳顶，然后离去。从此以后，岳麓作为书院，就不再是从前的岳麓了。地方因为有了人物而更加受到尊重。既然如此，那么至元年间重新建立书院，难道不是因为先正开始创办的功劳不能废弃而无人承继吗？难道不是因为真儒教化所留下的影响不能断绝而无人延续吗？别驾君如此恳切地加以关注，难道只是为了攫取美名才这样做吗？他对诸位学生的期望，大概是非常深厚的。况且张子所作的记文，曾经说过当时郡侯的期望：希望成就人才，以便传道济民；而其中的要旨就是“仁”。唉！仁道广大，是先圣也很少谈到的。轻率地谈论它，学者有时便会因此自高自大、自我扩张，最终却一无所得。《论语》一书，大体上是在向学者说明求仁的方法，却从未直接指明仁的完整体。仁的本体广大，就像天空没有穷尽；而它在事情上的作用，无处不在。近处如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细微到一句话、一个动作，也都是仁。饮食起居稍有一项不谨慎，就不是仁。行走趋进、应答唯诺稍有一项不谨慎，就不是仁。冬温夏清、早晚省视父母稍有一项不谨慎，就不是仁。应酬交接、彼此酬答稍有一项不谨慎，就不是仁。凡是这些最切近、最细小的事情，非常容易做到，并不困难，可是聪明敏捷、才俊杰出的人，往往忽略它们，认为不值得去做，于是仁就难以企及了。唉！仁，就是人的本心。失去了这个本心，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难道熟于记诵、精于辞章、长于求取功名，就足以成为人了吗？在书院学习的人，还是要向别人详尽询问，自己慎重思考，明白辨析并且切实实行它啊！

译瑞州路正德书院记 瑞州路正德书院，是防山银场提举侯君孛兰奚创建的。荆州、扬州进贡金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周官》所说的丱人掌管这些地方，以禁令守护矿产，按时开采，大概仍是把宝藏秘密藏在土地中，把财富保存在百姓那里，而不是把它的利益全部搜括到官府。防山跨越瑞州、袁州、临江三郡的边界，本来就是宝藏之地。唐代以前没有听说这里开采，到了宋代中期，山附近的百姓渐渐私自获利，设置矿场、派设官员，则是从本朝开始。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天天只图谋获利；既然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又有谁会有教化百姓的心意呢？处在纷纷兴办营利事业的矿场中，却殷切地致力于兴办学校，这个人的见识和谋虑大概很长远了。然而书院创建之初，工程尚未完工侯君便离职了。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田租微薄，收入不足以供给，房屋也日益破败。延祐二年夏，提举陈君以忠到任，恭敬拜谒先圣，环视四周，感到惆怅，当天便修缮殿堂、门廊，一派焕然一新；道路、台阶和庭院，砖石砌筑端正美好；圣师的像位、龛帐、案座，没有不整齐庄严的。又置办田地，增加田租，每年收入约二百斛，比旧日多了七八成，修缮费用全都已经筹出，没有向别人求取资助。聘请师儒，招集学生，在这里诵读学习；公事退下之后，还亲自劝勉督促。辅助他筹划经营的是前龙兴路学录邹民则。我曾感叹，天下被名声诱惑、被表面迷惑而不顾实际的人，总是很多。像这样设置书院，难道只是顺应名声而已吗？本来就是要讲求实际。防山偏僻地处万山之中，接近宝货，所以百姓贪逐财利；远离都邑，所以风俗鄙陋；自身没有在学校中游学，耳目没有受到礼义的熏陶，几乎就像孟子所说的吃饱穿暖、安逸居处却没有教化的人。因此，让他们居住在群体相处的地方，用善于教化的人来教导他们，使求学者在这里学习自己应当学习的事情，这就是陈君用来继承侯君志愿的做法。那么诸位怎样才能符合陈君的心意呢？这在学习者自身，当然也系于教化。如今用来教、用来学的东西，最下等的不过是追随当时的爱好，苟且求取利禄；稍高一些的不过是采集华丽辞藻，以求工于文章；再高一些的不过是记诵浏览群书，用来增加博闻；最高的也不过是剽窃先儒的片段议论，用来谈说义理。这四种全都是虚浮的，并不是实际。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里的地方，里门设有塾，塾中有老师，不只是读书人学习，百姓早晚出入，也一定要先接受教化然后离开，所以风俗淳厚，伦理纲常分明，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宗族姻亲、乡里朋党彼此交往、互相帮助扶持，呈现出和蔼的仁爱谦让之风。忠诚恭敬从家庭中形成，推广到道路之上。即使是里巷中的百姓，也没有不具备士君子行为的。当时的教化，一定与今天不同。如今书院中的教育，如果真能像古代那样，旧有的习气就会大为改变，防山的百姓也会焕然一新；否则，教导几十年，仍然只是普通人。书院名叫“正德”，但在端正百姓品德的实际效果上，又在哪里呢？陈君的期望，果真是这样吗？陈君是瑞州高安人，宽厚平易，洒脱不拘，重义轻财。曾在兴国冶炼银矿，所得盈余全部拿来施舍。客游天京时，受到贵近之人的喜爱。接受中防的任命，来担任这里的官职。在此以前，征课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使百姓十分困苦；又从瑞州、龙兴征取木炭，骚扰不堪。陈君向当权者说明情况，于是凡矿场输送的木炭减少四分之一；官府自行买炭，骚扰不再波及二郡。他约束自己公正廉洁，办理征课又优异敏捷，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看他对自己所任职责如此认真，那么他对别人所抱的期望，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

译明经书院记 六经的道理，就像照耀天空的日月，贯通古今而永远明亮。明白道理在于经书，而能否使经书明白则在于人。圣人的学问被荆棘堵塞，世俗的学问沉溺迷失，能够真正阐明它的人很少。汉代以明经为专门之学，传授的只是章句训诂。唐代以明经为专门科目，应答对策的只是文字和记诵。宋初的学防，就是唐代的明经科。后来废除学防，进士改学经义，名目不能说不好，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崇尚言辞。等到体制和风格发生变化，到了宋代末年便败坏到了极点，有见识的人对此很不满意。新安胡氏的先祖，唐末曾有人以明经科中举；其十四世孙胡淀，在始祖读书的地方建塾，每天跟随父亲和几位叔父在那里讲学。后来苦于房屋狭小低洼，便与弟弟胡澄、族父胡炳文商议，在西山山麓改建房屋数百楹。右边建先圣燕居之殿，左边建诸生讲学之堂，左边又建斋舍四间，前面再建两间。书塾题匾为“明诚敬义”。山顶建亭，凭高眺望远方。工程始于至大庚戌年，完成于皇庆壬子年。拨给土地田产，以每年的收入供养教师和学生。胡淀所捐的土地按面积计算有三处，胡澄所捐的有五十亩。知州黄侯惟中命胡炳文掌管教务。为了彰显前人的美德，给后人留下谋划，他们向上级请求，以“明经书院”为名。过了一年，贡举制度下达，选取士人务必要通晓经学，和书院的名称恰好相合。乡人乐安主簿汪震祖来转达请求，请我记述它的始末。我认为“明经”这个名称虽相同，但实际上有三种区别：内心与经义融合，身体与经义相合，仿佛古代圣人仍在今天，这是真儒所说的明经。分章析句，辨析文字，文辞通达而义理精密，后来的学者能够从中考察古义，这是经师所说的明经。只是从帘隙中窥看、隔墙偷听，涉猎跳读、剽窃掠取，用来润饰言语、钓取声誉利禄而已，这是时俗之流所说的明经。汉唐的情况暂且不论，三代以来，经学的兴盛没有超过宋代的。那些言论有益于经书、可以流传后世的，何止几十家。防山的胡氏、安定的胡氏，是其中最突出者。他们所守持、所实行的，不违背儒者行为的常道，固然是因为天资特殊，还是因为学术纯正？对于经学，可以说已经明白了，却没有离开经学。要成为老师，也必须尊奉共城邵子、舂陵周子、关西张子、河南二程子，然后才是真儒所说的明经。因为他们所明白的，不只是经书的言辞，而是经书的道理。继承邵、周、张、程的，是新安朱子。他对《易》《诗》《四书》的阐释，是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他的著作流布天下，何况新安是他的故乡，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响仍有保存而没有泯灭的吗？既然如此，胡氏振兴不衰的子孙、新安文质彬彬的俊秀，以及四方来游来观的士人，看见书院“明诚敬义”的匾额，应当怎样使自己明白？怎样做到诚？怎样做到敬？怎样做到义？在心和身上必须有真实的用力之处；对于经书，难道只靠口头吟诵、手中翻阅，按着篇章逐字读过就能够明白吗？唉！这并不容易明白。忽视它，认为容易，不可以；因为畏惧它，认为困难，也不可以。有志于此的人，要思考它，要勉励自己！思考而贯通，勉励而达到，真儒明经的学问在朱子的故乡重新出现，难道不会流传下去吗？否则，所知道的并非真正知道，所能做到的并非真正能做到，却茫然地说“明经很高深”，那么从前只是经师低下，如今也只是时俗之流罢了。有志于此的人，思考它吧！勉励自己吧！胡淀接受最初任命，担任龙泉主簿；胡炳文此前任长信州路道一书院山长。明经府君名昌翼，所居之处叫考川，在婺源以北三十里。潮州路韩山书院记 孟子以后，儒者中懂得道的人大概很少。西汉诸儒，文章颇为接近古文，贾太傅、司马太史，是其中卓越的人。仔细考察他们的言论、见识和旨趣，大多不是商鞅、张仪、苏秦一类人的遗绪，但对于道究竟怎样呢？降至东汉，不仅道丧失了，文章也衰败了。经历唐代中期，昌黎韩子出现，追踪西汉文章，力求合于三代；至于《原道》一文，直接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说成传到孟轲便中止，这又是写文章而且对道有所见。难道是三代以下的文人所能比得上的吗？韩子曾因谏阻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来潮州人为他建立祠庙来祭祀。宋元祐年间，祠庙迁到州城以南七里；到淳祐初年，又在祠庙处设置城南书庄，让学者在那里居住、游学。皇元占有此地后，房屋毁于战火。至元甲申年，韩山书院重新兴建，就在祠庙旧址上建先圣燕居之殿，由先师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侍奉左右，并附设韩子的专祠。唐代祭祀先圣，只有颜子配享。宋代儒者推溯孟子所承继的传授，由子思、曾子向上接续孔氏；这说法本出于韩子《送王埙序》。于是配祀孔子的共有四人，祭祀韩子作为继承一圣四师的老师，实在是适宜的。然而书院刚刚恢复规模，仍然狭窄简陋，营建修缮多有缺失。前任守臣打算重新建造，却没有成功。至顺辛未年夏，总管王侯到任，和他的长官防里沙、副官哈里蛮共同谋划，命山长陈文子计算费用，于是拆除旧建筑，重新建造韩祠和燕居之殿，位置彼此对齐，宽度深度相等；后面有深池，宽约十丈，便用土箕运土填平。在上面建讲堂，题匾为《原道》。两侧廊庑开设斋舍和馆舍，每日饮食供应有厨房，年租收入有仓廪，教官的寝处、祭器的收藏，也一一具备。建筑宏大宽敞、雄伟壮观，比以前扩大了一倍。五月开始动工，九月完工。海阳县长忻都实主持了这项工程。第二年，山长带着潮州士人的意思来请我作记。我认为，书院开始奠基，是因为韩子能够认识道；书院增修，是因为王侯能够有志于教化。潮州士人也应当这样做，难道还有别的要求吗？学习韩子的学业，使学问精深、品行完美，进而成为贤才，那么哪里只是向朝廷贡士而已，岂不正如韩子奏牍中所期望的那样？由此学习四位先师的学问，使道理明白、品德确立，逐渐达到圣贤境界，那么哪里只是专心于文章品行而已，岂不正如苏氏碑文所赞誉的那样？否则，在书院学习，过去是普通人，今天仍是普通人，想和赵德一样都做不到，这就是深深辜负了君长和老师创办、培养书院的心意，又怎能指望他们高视圣贤的深奥道理呢？陈文子说：潮州城东面，隔着水有一座山，是文公平日休息的地方，他亲手栽种的树木还在。潮州人把那棵树称为韩木，把那座山称为韩山。后来取城东韩山之名，作为城南书院的名称。王侯名元恭，是蠡人。

译丹阳书院养士田记 黄池镇很早就有书院。宋景定甲子年，贡士刘君开始创建。郡守朱公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赐予“丹阳书院”的名额，拨给僧寺没收入官的田地二顷，供给书院食用。后来僧人又把田地取回，书院于是没有办法养士。至大戊申年，宪使卢公商议割取天门书院有余的田地来补丹阳书院的不足。命令已经发出，卢公却离职了，事情没有依照原议办成。后来匠人提举陈侯分司黄池，闲暇时与群士游学讲习，了解到书院的始末，感慨万分，便移文儒司，上报行省，行省下达郡府，郡太守尽力主持，终于按照宪府最初的议定办理，使天门书院把田地归给丹阳书院，按亩计算共有四百亩。陈侯仍认为不足以供养书院，于是劝说有田地的士人几十家，以及一两位爱好义举的官员，各自出力相助，有的十亩，有的五亩，有八亩、七亩的，也有四亩、三亩、二亩的，积少成多，所得田地按亩计算共有二百亩。唉！丹阳书院创建将近五十年，而教养方面的缺失已有三十多年，如今一旦拥有了六百亩田地。卢公开创此事，陈侯完成此事。卢公勉励学校，本来就是他的职责；陈侯主管织染设色的工匠，却用心于儒学教化，有超出职分之外的地方，难道可以说这是尸祝越过祭祀之职、去管理厨房吗？《唐风》的诗说：“要思考自己的职分。”又说：“还要思考职分之外的事。”职分之内，是自己的本分；职分之外，是多余的事情。《唐风》所思虑的是长远之事。在职分之内已经尽到本分，同时又兼顾职分之外的事情，所思考的可以说已经很长远了。陈侯就是这样。陈侯所劝募的人中，隶属匠籍的占五分之一，隶属儒籍的占十分之八。这难道是用气势和利害来迫使他们听从吗？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乐意资助，大概是有原因的。若不是才能优异、见识坚定，谁能这样感动别人呢？田地的疆界、田沟和名称数目，时间久了就会湮没，群士请求把它们刻在石碑上，而陈侯的功劳尤其不能泯灭。春秋记载通常的事情，特殊的事情才记载；陈侯这件事非同寻常，应当记下来。至于士人既然已经有了供养，就一定会知道应当怎样学习，这就不用我再说了。侯名童，是单州人。都昌县学先贤祠记 秦汉以来，孔子的道统传承中断，经历千百年，才有宋代河南程子，远承孟子的事业；而道国元公周子，实际在前面开创了端绪，徽国文公又在后面集大成。这两位先生在熙宁、淳熙年间，都曾任南康郡守。南康是偏僻的地方，两位传道的大贤曾经经过并教化此地。都昌是南康所属的县，过去仁爱之风吹拂之处、教化之雨滋润之地，流传下来的芳泽，百代之后仍未泯灭。为他们立社祭祀、奉为神主而祝告，本来就是适宜的。考察江丞相所撰修学碑，周子、朱子在县学中原有专祠，近年来废弃而无人兴办，难道不是掌教的人没有合适人选，因而不加留意吗？天历己巳年，教谕万钧到任后警醒而深感不满，向主簿黄将士孚说明，转达给县丞何进义；县尹李承务某等共同商议并协调，于是在明伦堂西边的翼室营建房屋，设置二子的祠堂，题匾为“先贤祠”，确实可以说是知道教化根本的人。乡贤过去也没有祠堂，如朱门四友、西坡黄氏、梅坡彭氏、厚斋冯氏、昌谷曹氏，便集中祭祀在明伦堂东边的翼室，强斋彭氏、深居冯氏，以及古心江丞相配享，题匾为“乡贤祠”。在表彰、尊奉之外，没有人不肃然敬慕、受到激励；对于人心和世道教化，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何况当今圣明时代崇尚义理之学，两位先生都从祀孔庙。学者如果不以二位先生为老师，反而沿袭卑陋习气，与同辈一起追逐眼前小利、迷失长远志向，那就辜负朝廷，也愧对先师了。学习二位先生，应当怎样做呢？心志安定而没有一物留滞于心，遇事应对而没有一件事违背义理；思考一定要通达精微，行动一定要审察事机；博览文章以明白善理，约束自己遵守礼制以使自身真诚；在内心以敬为主，在外在行为上以义裁制，这样大概才可以吧？教官应当勉励并率领县中的士人，精熟朱子所注释的各经各传，以及周子所著的一图一书，反求之于自身，做到真正认识、真正实践。再说，从古到今，有教化就必然有政事。小小的县学，在教化方面幸而已经知道所应当致力之处。我听说明伦堂北面有豪民侵占疆界，长久以来不能纠正；主管官员往往被他的诱饵引诱而不顾此事。如今教谕承接前任官员已经办理的工作，备文向县簿、赞丞、县尹以及督府史司等申诉，最终追根究底上报郡府，终于能够把六十年来已经失去的土地归还给学校。教化之外的政事，这就是其中一件。我曾经的学生主簿黄孚请求我作先贤祠记，因此连同一县中值得记载的治官、教官之事也一并写下，用来劝勉后来的官员。

译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记 宋淳祐戊申年，冯侯去疾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提举。到任当天，因为他的先师徽国文公朱先生曾经被任命为此官却未能赴任，于是在抚州城外西南面选择高爽之地，创建临汝书院，专门祭祀文公，作为学者讲论道理的场所。第二年己酉，书院建成，位置和布局大体仿照太学，所以房屋的规模制度不是其他书院所能相比的。在左个的左边建起高楼，把各种经书和群书收藏其中，题匾为“尊经阁”。大元延祐乙卯年，楼阁毁于火灾，官府命令重建。过了六年，到庚申年四月，庐陵人黄镇来主持书院，才得以架设梁木。又过了三年，至治壬戌年九月，工程全部完成，楼阁重新恢复旧日的壮丽。同知总管府亚中大夫马合睦提调这项工程，协助他的是前经历赵谐，后来接替的是金经历张允明。这年春天，我前往金陵，经过抚州，山长请我为楼阁落成作记，但我因有行程未能写作。那年冬天我从金陵返回，总管大中大夫杜侯到任，和巡按官防访、副使董侯登上此阁，周遍巡视观览，称赞山长的勤劳；又把外门、斋舍、廊庑以及池亭全部重新修整，没有一处不修葺一新，并写信催促我作记，命山长亲自到我门下请文。唉！汉代贾生曾说：“庸俗官吏所从事的，只在于刀笔文书和箱笼簿册。”杜侯刚到任，座席还没有坐暖，就恳切地把儒学教化所应当致力的事情作为急务，他比庸俗官吏贤能得多了！书院创建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却从未刻石记载兴建的始末，难道不是缺憾吗？如今杜侯把别人认为缓慢的事情当作急务，补上前人的缺失，我怎敢以浅陋为理由推辞呢？所谓“尊经”，难道只是说把群书放在高阁中，以此表示尊重吗？“尊”这个字，根本意义在哪里？曾子说过“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子思说过“尊重人的本性德性”。“尊”，就是恭敬奉持、侍奉，不敢怠慢。经书所说的，都是我们德性本心之内的事情；学者听到经书的话，只是听到还不够。对于经书中的话，要像覃怀许公所说的那样“相信它如同相信神明，敬重它如同敬重父母”，然后才可以称为尊经。读了经书的话却不实行它，便是侮慢圣人的言语，这能称为“尊经”吗？从前冯侯为此阁命名，今天杜侯重新题写这块匾额，他对学者的期望究竟是什么样呢？我年轻时曾一两次到书院学习，并未长期居住在那里；后来退居私下钻研经书，一句一字都不敢轻忽。可是资质平凡、力量微小，用心又很辛苦，到了老年仍然没有什么成就，只能通晓训诂和文义中对道理而言极为粗浅的部分，仍然昏昧无知，对冯侯的心意实在辜负得太多了。从今以后在书院学习的人，难道不应当深深以我为戒，警惕而惊惧吗？一举一动、一静一息、一言一语，都必须知道应当尊重什么，以求不辜负杜侯的心意啊！杜侯名毓贤，有文才，常常担任勉励学校的官员，所以他对儒学教化如此用心。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 晋代靖节陶先生，家居浔阳柴桑，曾任彭泽令；后来从彭泽县分出地方，创建湖口县。湖口也属于原彭泽之地，所以境内往往有靖节先生遗留下来的遗迹。孙侯文震任湖口县令，因巡视乡里来到三学寺，民间相传这里是靖节先生读书的地方。旁边有望月台，旧日台基还保存着，于是孙侯拿出私钱，在台基上建造房屋；又在县学东边修建三间祠堂，来祭祀先生。湖口是小县，凋敝困乏尤其严重，又扼守江湖要道，处在驿站交通的冲要之地。孙侯兴办补救废弛的事务，应接来往人员，精神明亮，意气从容，处置困难如同处理容易之事，承担劳苦如同享受安逸；这固然是因为他的才略优异，同时又追慕先贤，尊崇并表彰先贤，以此激励末世的风俗。这难道是庸俗官吏所能做的吗？正好我乘船经过湖口，他便请我记述这件事。我私下认为，靖节先生志向高远、见识超越古今，而他所施行的事迹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见之处。他任彭泽令，不过是当时州郡长官征辟、举荐、提拔授职，使他得到公田的利益来自我供养，正如古人不得已而做小官一样，并不是接受天子的诏命入仕。曾经什么时候，他不肯向督邮屈服，离职来充实自己的志节？后来又哪里肯忍受在两个不同姓氏的朝廷之间受辱呢？看他所作《述酒》《荆轲》等诗篇，几乎想要做汉相孔明那样的事业，只是没有相应的资财和条件。他有诗，我有疏；志趣相同，苦乐相安，作为一家父子夫妻，又是如此。人的伦理以三纲为首，先生一人便使三纲得到体现，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忘却言语而体会真实意旨，听任命运而顺应天地大化，就几乎可以说与大道相同了。谁说汉魏以来会有这样的人呢？唉，先生并不容易被真正了解。后人只能从他的言语文章之间窥见大概的形貌罢了。然而先生既没有显赫于当时的名位，也没有著称于后世的功业，千年以后仍使人眷恋不忘，他凭什么获得人们这样的情感呢？我对于孙侯的作为，怎么能不喜欢谈论并称道它呢？孙侯是燕地人，所到之处都有政绩，也很有声望。滹南王先生祠堂记 滹南王先生是藁城人。金朝时考中进士科，直到今天人们还诵读他的经义，把它作为典范。他博学而有卓越见识，所见所至，都不随便苟同于众人。他留下的言论和议论流传下来，足以警醒启发后来的学者。藁城的王、董、赵三姓，都是功勋阅历深厚的世家，平日尊敬礼待父兄子弟，师法王先生的言论，熏染他的德行，时间越久越不忘记。因此三姓与乡里的儒生共同协力，在县学讲堂右边建立祠堂，以表达报答的诚意。国子助教董士防请我作记。我听说古代以《诗》《书》、礼、乐教人，即使是各种技艺也各自有老师，每年按时入学，都要举行释奠、释菜礼，以表示敬重道统。何况先生的品行和学识，足以流传后世而不朽，正是古代所说的乡先生死后可以祭祀于社的人；有祠堂来祭祀他，本来就是适宜的。也可以由此看出藁城风俗的淳厚，这难道不是先生的教化逐渐浸润人心而形成的吗？先生名若，字从之。他在朝廷任职时正直敢言，具有正气，官至翰林直学士。金朝灭亡十年后，他游历防山，走到山腰，坐在一块大石上，神情凝定地去世了，当时七十岁。《吴文正集》第三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第三十八卷 元代吴澄撰 记

译建康路三皇庙记 自从天地开辟、万物产生以来，人类、飞禽走兽、草木以及各种生灵混杂在一起。如果没有大圣人出现，成为他们的君主和老师，他们凭什么能够生存？即使生存下来，又怎能使自己不同于羽毛、鳞甲、介壳之类的动物呢？自洪荒以来，典籍无法考察，大概不知经历了几千万年，才有伏羲氏、神农氏、皇帝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卦创制《易》，实在开创了人文和民生日用的先河；医药方技也由此肇始发源，又在十三封备物之外。三位圣人对人类有功有德，难道不就像天地一样吗？有功德的人一定要报答；能够安定九州，就祭祀为社神；能够繁殖百谷，就祭祀为稷神，何况三位圣人与天地具有同样广大的功德呢？古代祭祀上帝的礼仪，以五位人帝配享，所谓木德、火德、土德之君，就是这三位圣人。让他们配享上天，尊崇不也很重大吗？古礼缺失废弃后，唐代开元年间，三皇与五帝一同列入庙祀。皇元制定新制，路、府、州、县的医学都建立三皇庙，规格等同儒学孔子庙，可以说没有忘记三位圣人的功德。建康是大府，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在这里，而三皇庙低矮简陋、没有修缮，快要倾圮了。御史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它不符合圣明时代崇尚古道、重视根本的旨意，于是根据监察御史的建议，命有关部门修理。只是庙学的地面狭窄，无法在城中扩展；在城西北角找到十多亩官地，是宋代公馆的旧址。测量之后，横向宽度为八丈有二尺，纵向深度为三十七寻有半。于是谕告有关部门说：“庙迁到新的地基，就应当采用新的建筑，旧有的木料石料一概不要使用。”便购买木材，召集工匠，选择吉日开工。不久御史公、荣禄大夫伯颜从京师来到，御史中丞资德赵公简、治书侍御史奉政公帖木歌率领属官以及各位监察官员、从事，各自捐出俸钱来资助。于是郡县官吏，以及医家和士民，没有不捐出俸禄、资财的。建康所辖一司、二州、三县，全都前来出力。延祐五年冬开始创建，到六年秋将要完工。正殿居中矗立，前面是中门，后面是讲堂，分别各有七间。中门左右有塾，各四间。外门六楹，东西两庑各七间，东西斋舍各九间。厨房、仓廪、便门也各有五间。建筑高峻宏敞，规模宏伟，是江南各郡中最出众的。又得到若干顷官地，让它收取每年的收入，以充作庙学春秋祭祀的经费。大概若不是御史台专心关注，郡县奉令尽力办理，就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世人说风宪之官，只是负责监临督察事务；哪里知道还有人思考天地生养百姓的根本、古今治道的起点，而具有这样深远宏大的思想呢？我曾私下论说，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内心所希望的，不过是使百姓能够生存自己的生命而已。能使百姓生活下去的人，就提升任用他，所以有抚养治理百姓的寄托；损害百姓生活的人，就罢黜他，所以有纠察惩治的职务。劝勉农桑，疏通商贾，使他们衣食有余、财货丰富流通；振兴学校，彰明教化，使他们遵循礼义，免于刑罚杀戮。凡是替百姓谋划的，都是爱护百姓、希望他们生存。考虑到疾病瘟疫可能使他们没有医药，于是设置惠民局。仍然认为不够，又设医学、置医官，使医生学习专业，如同儒生学习儒业一样。希望他们通晓脉象、病情和治疗的原因，审察温凉寒热的运用，不误害人而使人无辜早死，这不是仁德吗？这种心意，推究到防护百姓生生不息的根本，便想到三位圣人开创万物、造福人类的伟大功德。圣明君主在上面制定制度，贤能臣子在下面承接他的心意，竭尽尊崇之意来报答根本，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如果说只是要使建筑宏伟壮丽，装饰神像容貌，以便使人肃然观瞻罢了，那么怎么足以了解圣明君主、贤能臣子的用心呢？参加这项工程者的姓名，都刻在碑阴。这一年是己未年，七月十一日甲子记。

译抚州重修三皇庙记 自李唐以来，直到今天，天下各地都在学校中普遍建立孔子庙，以表明儒道所尊奉的祖师。本朝继承金、宋而兴起，各郡县都设置医学，与儒学并列，于是在医学中建立三皇庙，以彰明医道所尊奉的祖师。上天生育亿万人民，而人类之中有圣人，卓然超越众人，上天命令他们掌管亿万人民的生命。天地元气混沌初开，经历几百上千年，才有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氏，这就是三皇。继承他们事业的，有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以及尧、舜、禹、汤、文、武；这十二位圣人，面向南方做君主。面向北方做臣子的，则有周公；这是十三位圣人，通达显达而处在上位。困穷而处在下位的，则有孔子；这是十四位圣人。有的凭借他们的道成为天下的君主，有的凭借他们的道成为天子的宰辅，有的凭借他们的道成为万世帝王的老师。他们的德性合于天德，心意合于天心，养育并保全天下百姓的生命，虽然地位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完整地体行他们的道，使后世享有安定和平的福祉，使百姓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儒道。运用他们道理中的一部分，使后世免受疾病、灾害和枉死的祸患，使百姓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医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称为儒道，称为医道，都是圣人的道，只是有偏全的不同；但它们使百姓生存、保全百姓生命，本来没有彼此之分。本朝设置医学，使它与儒学平等并列，难道是随意这样做的吗？因为它们同样都包含在十四位圣人的同一道理之中。三皇在十四位圣人中处于最前，孔子在十四位圣人中处于最后。儒学祭祀尊崇最后的孔子，是因为他汇集了群圣的成就；医学祭祀尊崇最初的三皇，是因为他们开创了群圣事业的先河。《易传》叙述三皇的制作，从画卦开始，到创制书契结束；使百姓吃得饱、穿得暖，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兴起利益、消除祸害，以及礼乐刑政、纲纪法度，凡是用来使百姓保全生命的，而《易》没有明说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三位圣人开创先导的功劳？圣人承受上天所赐的最高智慧，各种技艺没有不通晓的。试试看《易》卦三百八十四画，其中有什么不能包含、有什么不能具备？《本草》辨析药性，《内经》探究医理，今天流传的著作虽然不免有托名附会，但大体都必定尊奉归于圣人。由此可以看出三皇对人的生命有功，像天一样广大，浩荡得无法称说，宽博得没有什么能够超出，难道只是医道的祖师而已吗？医学奉三皇为祖，尊重他们所应尊重的对象，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抚州号称江右名邦，儒学比其他郡更为兴盛，而医学建立也已经有数十年。至顺二年秋，佥宪聂侯巡行到抚州，拜谒三皇庙，看到旧屋不相称，便报告请求祭祀修缮。民牧刘侯承接他的意思重修，戎帅章侯全力协助。正好官府有废弃的物资，积存的木材可以拿来使用。二位侯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近处的属官、远处的士民，凡是谋划一致、心志相同的人，都欣然共同供给资财，开始施工。每天处理政务之余，郡守亲自督察。朽坏蛀蚀的木材全部更换，缺损的瓦和檩条全部补充；栋梁高大，屋宇高耸，覆盖严密，涂饰周遍，即使雨打霜侵、风吹雷震，也没有忧患。庙殿居中，后面高耸着一座堂，前面敞开三座门。殿旁通向两庑的翼室，两庑从门向北，环绕殿宇，东西各七间；左右斋舍各五间。外门称为棂星门，共六楹；工程既完成又美好，光彩辉煌。配享的神像十尊，过去没有，现在增设。东序、西序设置祭坛席位，重新建造更换服装的房舍。所有费用一点也没有取自百姓，所有劳役一点也没有加到百姓身上。秋季开始动土，初冬完成工程。郡从事南丰人李士宏实际主持营建修缮，工程完成后刻石，记载重修的年月。二位侯转述宪官的意思，来征求我的文章。聂宪、刘牧，是我不曾认识的人。我私下听说，聂侯巡视所属各地时，严肃端正自己，以此约束他人；态度谦和诚恳，彰明伦理、教化风俗；收敛威严，慎重审察弹劾之事，因此奸邪贪婪的人都惶恐警惧、收敛退缩，可以说是有才干的部使。又听说刘侯治理郡政时，诚恳地鉴察古代得失，反复询问当今的利弊；品行如秋日般明洁，心地如春天般慈祥，而禁令一定得到推行，狱讼没有积压，可以说是贤良的郡守。章侯是我的旧交，出身于门第，却崇尚文雅；身任军职，却熟悉民间事务。他为别人谋划忠诚，和别人相处和谐。前后的宪官短期来到这里，郡官长期任职于此，无论初次相见还是长久交往，没有人不受到他的礼遇并与他推心置腹。三位贤者的美德共同参与了这项工程：作为臣子，敬重圣代所崇尚和重视的事业；身处当今，思念太古圣人的恩泽；任官一方，知道百姓生命所关涉的重大意义。一项举动而三种善行都具备，这就是我乐于记载这件事的原因。聂侯名延世，是怀孟人，官为奉政大夫，任佥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刘侯名承祖，是东平人，官为亚中大夫，任抚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章侯名伯颜，是汝宁人，官为明威将军，任镇守抚州万户府万户。医学三皇庙在郡城东角庆延坊。

译宜黄县三皇庙记 医学有学校，学校有庙宇，庙宇用来祭祀三皇，始于皇元，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制度。上古圣人承接天心，建立百姓生命的根本，开创万物、创制法则，为天下谋利；直到今天仍受他们恩惠的，没有谁比得上三皇。然而历代以来，没有听说建立庙宇来祭祀他们。唐天宝年间，制定制度建立三皇庙，与五帝庙一同设置，命有关部门按时祭享，大概只是说祭祀古代圣人而已，并不像今天医学专门建庙、特意祭祀。如今各路、府、州、县的儒学都有孔子庙，都是沿用旧制；医学建立三皇庙，与儒学孔子庙相等，则是新的制度。宜黄县儒学重修孔子庙，在各县中最为完备；但医学没有三皇庙，每年春秋两季只能在废弃社屋中设置神主来行礼。延祐元年，资阳史君被推荐担任县令，政治清明敏捷，百姓大为安定，于是又想到神祀之事。他见三皇祠宇尚未完备，感慨地说：“这难道是用来尊崇古代圣人、敬奉上级制度的做法吗？”于是诚心兴建，开辟废弃的坛地作为地基，砍伐官山的树木作为材料，百姓乐于资助费用，他自己也乐于亲自承担劳作。延祐三年二月，礼殿建成；又过一个月，左右廊庑、内外门建成；不到几个月工程便全部完成，四周环绕围墙，四面重新铺砌砖石，完备而美好。设置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三位圣人的塑像，配享、从祀的名次和位次，完全按照朝廷议定的礼制。有人来信，请我记述这件事。唉，我听韩愈说过：“古代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圣人为人们制作医药，使人们免于夭折，这是圣人所做的一件事。”三位圣人的功德流传万世，就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日月照临四方，难道只是医药这一件事吗？然而神仙医药之术，往往以先天八卦图为根本；《本草》对药物品类的说明、《内经》的问答，虽然或许有后人假托增饰之处，但直到今天仍是医家方术和理论的祖本，也正因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们聪明睿智留下的余绪，仍足以周备地应用于这些细小事物。皇元崇尚礼制的规定，大多不是那些妄议礼制、聚众争论的人所能听闻的；天下守土的臣子，敬谨承奉皇帝的制度，没有谁敢不防守执行。像史君这样做，可以说真是善于任官了。而且史君不只在医学方面如此：儒学学舍偏在西边，受地方狭窄限制，无法扩展，史君便节省冗余费用，在城中大族那里买下学校外的空地，扩大学舍；又累石筑基，在明伦堂后建造三间藏书楼，题名“仰高”，并把《儒行篇》书写在墙上，用来激励后来的求学者。史君做官以来，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他治理宜黄，这件事便是其中值得称道、值得观瞻的一项。江州城隍庙后殿记 城隍，是郡县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有社祭，又有城隍祭，这是为什么呢？社祭兼祭五种土地之神，而城隍专门祭祀城墙和护城河之神。祭祀典礼没有比天地更重要的了；但天尊贵而地亲近，尊贵的天只有天子一人可以祭祀，亲近的地则人人都可以祭祀。因此，拥有天下的天子在北郊祭地，又在社祭地；诸侯有国，只祭社。大夫以及士、庶人居住的里，都设置社，祭土地神以报答大地，这是一回事。土地又有广狭不同：王社、大社，是天下的土地神；侯社、国社，是一国的土地神；里社，是一里的土地神；国家设置社，家中设置中霤，中霤就是一家之中的土地神。蜡祭用来祭祀四方百物，即使堤防和水闸，也都可以参与祭祀。古人报答大地的礼制，周密而完备。既然地势有险要之处，如山川丘陵，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时，就一定要依凭险要地势：有的凭借山岭丘陵筑城，平地则堆土筑城，仿效山岭的险要；有的凭借河流开挖护城河，干燥之地则掘土疏浚护城河，仿效河流的险要。“城”和“隍”这两个名称，起源于古史造字，其作用又见于《周易》的爻辞，来源已经很久远了。然而《礼经》和国家典制中，却没有祭祀城隍的文字。儒者说，社祭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那么城隍本来就在其中了。但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堤防和水闸尚且在祭社之外另行祭祀城隍，用来抵御寇敌、保全人民；它们的功劳难道会低于堤防和水闸，却唯独不专门报答它的功劳吗？如今郡县各有城隍祠，这就是所谓“礼虽是先王未曾制定，却可以根据义理创立”的一类吧！土地神应当在坛上祭祀，而城隍却在庙中祭祀。我曾经探求过其中的道理：祭祀一定有配享之人，社以句龙氏配享；而爵位尊贵、德行高尚、年长有齿德的人，往往可以在里社中受祭，民间所称的土地神就是这种情况。里人有时为他们建庙，城隍有庙，大概也是为了让配享、受祭之人的神灵有所栖居。试用祭天的礼制来比拟祭地的礼制：在坛上祭社神，并以人配享，如同南郊祭天；在配享者的庙中祭祀城隍神，则如同在明堂祭祀天帝。江州地处荆州、扬州交界的要冲，前面面对崇山蛮地，背后倚靠大江；城墙和护城河，都是山川自然形成的险要，地势雄伟，其他郡没有可以相比的。城隍配享之人，相传是汉丞相、颍阴侯灌婴。郡志说，高帝六年，颍阴侯筑成湓口城，就是今天的江州一带，因此说侯应当配享城隍。也许有人说，其他郡县的城隍也都由侯配享，难道是因为侯曾经平定豫章诸郡吗？旧日江州城隍庙在郡城东偏北处，百姓祈祷不方便。宋宣和壬寅年，郡守把它迁到现在的地方。经过多年，房屋破败；淳祐乙酉年，沿江制置使率领部属和郡民修缮完毕，并在门上建起景福楼，高耸地临近交通大道。有个钱氏，祖先是河北人，名叫安道，绍兴初年，江淮招讨使张浚任命他世代掌管城隍祠。其来孙钱大通，钻研阴阳方术，涉猎三教的言论，熟悉人情世务，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游。他嫌庙地狭窄，不能扩建，便勤劳经营，买下庙后数亩土地，兴建寝殿；材料巨大，工匠精良，比从前的建筑更加宏伟，修缮扩建得高大宽敞，与外面的楼相称，两侧配以东西两廊，规模十分壮伟。他家没有一铢一两、一斗一斛的储蓄，但乐善好施的人纷纷捐资，帮助完成他的志愿。若不是他的诚意足以感动神灵，才干足以感动众人，又怎么能把神灵的居所建得如此壮丽呢？皇庆壬子年开始创建，延祐己未年落成。正值我经过江州，大通请我记下年月，我赞许他的为人，于是不推辞，叙述古今祭祀典制的大概，留待后来的礼学家考察。

译崇仁县社稷坛记 天子任命诸侯时，把社稷和人民交给他，使他主持祭祀、掌管治理。秦朝废除诸侯、建立郡县以后，郡有太守，县有县令，仍然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因此，太守和县令承担着人民与社稷的托付。崇仁县安抚人民，壮大县土，使人民安乐、风俗淳厚，治理百姓和社稷的官员，大多都能尽职。旧社稷坛在县城东南。以前有人提出建议，说建立国家时，神位的右边是社稷；如果位置不合礼制，就应当改迁。前任县尹王侯奉郡府檄令，把社稷坛迁到县西巴陵坊：小溪环抱在前，大河环绕在后，罗山、杯山远远高耸在右边，普安禅寺近近映照在左边。前面是数百顷平坦田野，宽广延展如棋盘。巴山一峰高峻耸入云表，因为此地吉祥，所以神灵享祭而人民安宁。坛场、门墙年久毁坏，如今县令史侯感慨而起兴，修缮完善它。他先捐出俸禄倡导，人们又捐资接续。东社、西稷、北风师、雨师，分别筑成四座坛，砖石砌筑都合乎规制。坛旁的台阶、台阶下的道路、大门一座、四周的围墙，举行礼仪所需的一切都已齐备，道路和堤防也更加美观。选择材料、召集工匠，拆除旧的、营建新的；砍伐、测量、弹绳取直、砍削加工，无不按规矩进行。在坎方建造三间斋舍，作为行礼之处；在艮隅建造三间次舍，作为更换礼服的地方。每天计算工程进度，竹木、斧锯等工匠共七百四十人，瓦砖、泥工和镘工共一百五十人，其他工役也与此相当。所用各种物资，都按当时的价格向百姓支付。斋舍高处，上梁高出屋面三尺，下檐伸出五尺；进深是檐高的两倍，面阔是上梁高度的两倍而稍减。延祐四年八月开工，致和元年七月完工。建筑轮焕一新、光彩照人，观看的人都很高兴。当地百姓请求记下年月。社稷和人民，都是县令所主管的。履行职务各有先后。孟子说：“人民最为尊贵，社稷次之。”《春秋》传也说：“先使人民有所成就，然后才致力于神灵。”史侯清廉如水，却给万物带来春意。百姓把他看作父母，他既知道什么应当优先，又能恭敬地祭祀社稷，把坛堂建筑彻底更新；爱护人民、敬奉神灵，确实两方面都做到了，也防[“防”字疑误]守住了根本。世上的官吏，有的只是一时作为，有的出于虚伪；史侯的作为发自真心，始终不改变，难道不只是一个县少有，大概也是全天下罕见的吧！因此应士民请求，特意为此写下记文。侯是真定史氏，名景让。迎恩桥记 迎恩桥在宜黄县北门外，是县人邓应元独力建成的。天下的险阻，没有比水更险的了。一条河横在中间，两岸的人就不能往来。古代圣人制作舟船来渡水，使交通不通的地方得以相通。水大而且深，就必须用船横渡。水不是非常大的地方，把船首尾相接横贯两岸，叫作浮桥。《诗经》说“造舟为梁”，就是这个意思。水不是非常深的地方，竖立木柱，在木柱上架梁，不必让浮船停在水中。木柱有朽坏的时候，后人便用石墩替代。浮桥不如木柱安稳，木梁不如石墩坚固；而凿石的费用同竖木相比，岂止多出百倍？宜黄县的两条水在东北汇流。一条水从南边绕向东边再向北流，源头较远，水流稍大；另一条水从西边绕向北边再向东流，源头较近，水流稍小。旧桥在东岸，河面宽、桥身长，而且通往郡城的道路稍微曲折，桥名叫百丈桥，毁坏后容易修缮却难以持久。宋末，桥迁到北溪，溪面狭窄、费用较省，通往郡城的路也更便捷，桥名叫丰乐桥，百姓非常方便。东边的长桥于是废弃了。但溪面狭、两岸高，水流不分散；春天水涨时流速很急，桥柱也承受不住水势。本朝县主簿专门负责桥梁，因屡次修缮而疲惫不堪。延祐甲子年，主簿谋划修建石桥，但官府想出资而府库没有可支出的钱，百姓可以出资却难以聚集众人，只建成了两个桥墩；石料多脆裂，工程最终没有完成。天历庚午年，县令何槐孙劝导有名望的人出力，完成前面的工程；邓应元慨然愿意以一家的力量独自承担。于是命良工开采坚硬石料，建成两个新桥墩，又把旧石墩移来，防[“防”字疑误]两岸桥墩纵横都为七尺，横向长度通常有四尺，高度为五分，长度的三分。将巨木堆积叠放在桥墩上，填土砌砖，并在上面盖屋，共十六楹。桥梁的长度是桥墩高度的十倍。工程始于仲夏，完成于仲冬。计算费用，达到至元年间标准的缗钱一万二千有余。将要完工时，何县尹因忧患离任，杨县尹景行继任，改丰乐桥名为迎恩桥，亲自书写匾额，以表示嘉奖。众人看见石梁牢固坚强、经久耐用，卓然壮伟、十分壮观，欢呼颂扬延祐以来的政绩，请我写文记载。邓氏从前居住在南乡最偏远的地方，他的父亲邓兴家崇尚义行，我曾经寄居在他家。应元是邓兴家的幼子，刚到换牙年龄；长大以后与叔父一起住在县城，家业丰盛，日益发展，号称全县首富。他遵循义理、敬畏法令，从未干扰玷污官府；用度不奢侈，也不吝惜施舍。今年已经超过六十岁。像这样的义举，是内心乐意去做的事，对百姓利益很大而且可以长久。公而言之，是治理一县的贤能县令；私而言之，是惠及一家人的善事；两方面都值得记载。

译奉新县惠政桥记 新吴是豫章郡所属的县邑，境内有一条水横贯县城，叫冯水。冯水源出百丈山，流行一百多里，到达县城西边时，水流分成两支：主流在北边，绕过县治南面向东流；支流在南边，经过南市北面，到县城东边与主流汇合。两条水各有桥梁供人渡过，但水势漂急凶猛，桥梁不能承受，屡修屡坏。南桥长超过二百尺，北桥长将近七寻，所以北桥尤其容易毁坏，屡次修建也尤其困难。宋初，县中大户胡氏架木为桥。太平兴国年间，胡家有国子监簿胡仲尧的弟弟、秘书省校书胡仲容，请杨文公杨亿为桥作记，把桥命名为安固桥。后来改建为浮桥，又改名为安济桥。淳祐年间，浮桥破败，晋城乡的罗鉴和奉新乡的王珣率领各大户合力用石料筑成桥墩。至元末年，石墩也破败了，县令、县丞等役使百姓竖木为柱，在上面铺板，又改名为行教桥。财力、夫力全都取自百姓。九皋王德全，是王珣的玄孙，轻视钱财、重视义行，能够继承祖先的作风。他看到服役的百姓每年遭受督责之苦，役夫常常遭受鞭打，怜悯不已，于是把修桥作为自己的责任。大德戊戌年，他耗费自己的资财，建造了五十多丈长的新桥，不向官府借势，也不借助众人的力量。第二年春天，桥被水冲坏，他便造了两条船来渡人。到冬天，又修好了桥。从此以后，桥一坏就修，从不把这件事推给官府。他买下晋城乡数百亩杉树林，长期培育木材，为长远作打算。乙巳年，他察看水势平缓的地方，在桥上游二十步处，两岸叠石，重新建造新桥，宽度和长度仍按旧桥。临终时，他留下遗命，嘱咐儿子王文炳兄弟不要使前人的劳绩废弃，并拿出六百石田租和晋城杉林，专门作为修桥费用。延祐甲寅年，桥又毁坏，王文炳兄弟再次造两条船渡人；到了冬天，又建成了新桥。南桥旧名惠政桥，大德以后历次修理全靠王氏之力。到这时，南边水流渐渐变小，于是耗费七千多人的力量运土石，填筑堤道，堵住南流使水向北流；南桥废弃后，便可以把工力集中到一座桥上，并把原来惠政桥的匾额移来，改掉行教桥的名称。县人都很高兴，请我写文记载此事。我说，古代把治理桥梁作为官府政务，如今也是这样；但官府没有可用的钱，只能依靠百姓，那么恩惠还没有施及百姓，祸害却先落到百姓身上了。王氏一家独自承担了这项功劳，使官府不必操心便获得了惠政之名，使百姓不必出力便得到好处。这种政绩实在贤能；况且世上本来有喜欢帮助修桥的人，但能和众人一起做的多，能独自完成的少；能做一时的多，能历经长久的少。我私下听说，从大德年间直到现在，桥毁坏后重新修建已有五次。每次兴工，用木材不下千株，用工人不下千人，费用计算达楮币一万缗。其间有时水势摧毁桥梁，可能连续几年修一次，也可能半年修一次，费用还在这些数目之外。如今还打算世世代代继承这项事业而不厌倦，唉，谁能有这样肯于担当的心呢？德全字义甫，一生喜欢施舍、救济贫困，乡邻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帮助。灾荒时赈济饥民，低价卖粮；本来应当接受朝廷赏典，却以年老为由推辞，不肯接受官职。他的儿子中，次子文炳、叔子文谟，都谦让而以[“防”字疑误]行事；幼子文杰，也有这样的仁爱谦让之德。王氏的昌盛，难道还会衰落吗？从前县里的胡氏积累德行，两个儿子都担任朝廷官职，子孙考中进士的有八九人。王氏积德如同胡氏，苍天难道不会把本来要报答胡氏的福报转而报给王氏吗？王氏的子孙，难道不更应思考怎样善于继承这项事业吗？龙泉济川桥记 延祐五年正月，龙泉县新石桥建成，县人请我记载始末，说：“龙泉县左右两边的江水，都发源于柳衡，曲折流行一百多里，到了县城汇成一条横向的水道，把县城和市镇从中分开。架木筑桥，以沟通南北；干湿交替，木材容易朽烂，支撑、倾倒、修补、破败，劳力费用延续不断。宋末，有大户捐出田地，每年交纳田租收入，用来准备修缮，桥因此没有毁坏。宋朝灭亡后，这家人败落，田宅归于官府，桥也就无人依靠了。如今官府常把桥梁视为急务，大多命里长驱使编户百姓，逼迫催促着建成；建造草率，毁坏也快，毁了再修，修了又坏。桥坏了就靠船渡；春夏暴涨，船不敢前行；秋冬水浅而多滩，船也难以移动。等待渡河的人迟迟不能前进，苦于涉水的人接连不断，公私两方面都受阻，却没有办法解决。”项司丞振宗家资富足而喜好义行，怜悯地动了心。至元辛卯年，他砍伐木材、聚集工匠，桥远近的百姓都非常高兴。然而桥每三年就要更换一次，已经更换多次。司丞说：“与其这样，不如开采石料建桥，使它永远坚固，历经数百年而长存吗？”他访求良工，没有找到，司丞便去世了，事情于是中途停止。他的儿子丞事郎、永昌府同知项时俊，追念先人，在任职时找到浏阳工匠；甲子初年，便开始兴工。到如今将近五年，工程才完毕，费用约十二万五千缗钱。石墩共六座，每两墩相距三常有余；高度二寻又超过半寻，长度四寻，厚度一寻又超过一些。桥墩上叠放七层木材，木材上铺板，桥板宽度与桥墩厚度相同。桥板上建造屋舍，共三十七间，桥长四十二寻又四尺。两岸上下坡道通到岸边，长一寻又七尺。桥屋南北两端设门，中间建神祠。从此人们没有等待渡船、苦于涉水的忧虑，桥也没有屡坏屡换的祸患，南北往来如同在家中行走，如同走在平地上，不再知道有一条江水阻隔。众人无不赞叹，归功于项氏。假如没有文字记载，恐怕后人会不明白兴建的缘由；这并不只是县人的私下欣喜。我向来与时俊友善，知道他能够继承父亲的美德。父亲曾经修整县学，他便扩建了父亲已经做过的；父亲想建石桥，他便完成了父亲尚未完成的。他有继承先志的学问，有救济众人的仁心，所花费用不可计算，却不把它放在心上，忘却自己的富有，超然于尘俗之外；这些都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到的。因此应县人请求，特意写下他的美德，以劝勉后来的人。《吴文正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三十九 元·吴澄撰 记

译后山记 清江人黄正道的父亲尚干君，住在市镇却喜爱山，题写“苍山”二字，每天早晚都在它下面，悠然自得，仿佛有所领会；大概是把苍苍的山色藏在心中，而别人不知道他的心意所在，只有正道知道，可以说是善于继承父亲的心意了。后来正道又把自己学习的地方题名为“后山”，有人议论说：“世上有把藏山之术藏得很牢固的人，尚且不免被《南华经》的仙人庄子讥笑；你的先君子已经迷恋山了，你又想世世代代独占这座山吗？”正道说：“我听说移山的愚公，聪明人都笑他愚蠢；他却说我的子孙没有穷尽，而山不会增加，怎么会不能移走呢？我仔细体会这句话，怎么知道嘲笑他的人不愚蠢、移山的人不聪明呢？他的山是有形的，而使有形之山移动要靠力气，尚且约定子子孙孙一定能够做到；我的山没有形体，丝毫不需要力气，子子孙孙守护它，又有什么困难、什么不能做到的呢？何况作为子女，对于父母，应当思念父母一生志趣所爱好的事，不敢忘记。我看见自己的匾额，就看见山；看见山，就看见父亲；这就是子女的心，又有什么可讥笑的呢？”议论的人无话可说。我恰好遇见并听到这番话，听后很赞赏。孔子说：“仁者喜爱山，那么尚干君不就是古代所谓的仁人吗？”所以说“高山仰止”。孔子又说：“《诗经》赞美仁德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正道不就是当今所谓的孝子吗？”于是正道肃然端容向我致谢，请我把这些话记在墙上。絜矩堂记 人的内心没有什么不同：眼睛所共同看见的，耳朵所共同听到的，嘴巴所共同喜爱的，都是一样的。尊贵、荣耀、安逸、快乐、福气、富有、长寿，是人人共同喜爱的；卑贱、屈辱、劳苦、灾祸、贫困、夭折，是人人共同厌恶的。古代君子，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敢专门据为己有；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敢施加给别人；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人的内心和自己相同。《易经》“同人”卦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天下这样广大，千千万万人的内心极不相同，而我的一颗心却能同它相通，为什么呢？只是和他们共同拥有的心愿相同罢了。父亲能体会儿子的心，就是慈；儿子能体会父亲的心，就是孝；兄长能体会弟弟，弟弟能体会兄长，就是友爱而恭敬。用同样的心看待宗族，宗族就如同自己；用同样的心看待姻亲，姻亲就如同自己；用同样的心看待朋友乡里，朋友乡里就如同自己。然而父子兄弟是最亲近的关系，世上的人有时连他们的心都不能相通，何况其他人呢？这就是君子看重絜矩之道的原因。用矩来比量，长短便相同；用衡来比量，宽窄便相同。清江人聂守愚把他的堂命名为“絜矩”。我曾到他家，看见父子兄弟和睦融洽；对宗族没有不和睦的，对亲戚没有不亲善的，对朋友没有不信任的，对乡里没有不体恤的。难道不是名实相副、确实称得上这个名称吗？虽然如此，絜矩是《大学》最后的功夫，它的开始一定还有所用力。乾卦与离卦相合成为同人卦，运用离卦就能明察而不受蒙蔽，所以能够知道别人和自己相同之处；体察乾卦就能公正而不偏私，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心推及别人，使别人和自己相同。学习运用离卦，就是格物致知；学习体察乾卦，就是诚意正心。这才是古代的大学之学，而不是今天的世俗之学。聂君是淳厚谨慎的人，父子兄弟都有文才而且乐于学习，所以我这样说。必葺斋记 古人对于自己斋居的房屋，有的称作斋宫，有的称作斋庐。“斋”本来就是用来命名这种房屋的名称。后人去掉所谓宫、所谓庐，只称作斋；于是又广泛选取美好的名称来给所谓的斋命名，名称越来越繁多，意义却越来越不相同。然而其中的用意，仍然如同古人在门、窗上刻铭的用意，因此君子也不加以非难。汴地人张仲黙在淮南做官，租下一间房，题名为“必葺斋”。任期满后离开，有时做官，有时闲居，迁徙不定，便随所居之处都称作斋，而“必葺”这个名称也因此始终不改。有人对此感到奇怪，张君说：“我所说的斋，难道是所谓宫、所谓庐吗？上面覆盖、下面铺砌，不依靠陶工；大梁小桶，不依靠木匠；涂饰不使用泥土，锁闭加固不使用金属。我所说的修葺，又哪里是别人所能知道的呢？”我听后赞许他说：“您的用意十分勤勉！如今有一间房屋，每天一定修葺，这已经算勤劳了；但您的修葺却不容易做到。吃完一顿饭便离开，吃完一顿饭就必须修葺；片刻之间便离去，片刻之间就不修葺了。谁不会修葺呢？但这座斋要找一个善于修葺的人，千万人中不一定能见到一个；十世百世中也不一定有一个。您可要努力啊！”有尘土就拂去，有污秽就刮除，有缝隙就填塞，有渗漏就修补；严重的，虫蛀了就剔除，朽坏了就更换，缺损了就补齐，倾斜了就支撑。并不只是为了显出房屋高大宽广的外貌、涂白墙壁的装饰，给外人观看，也不是想让人称赞它的美观。修葺难道容易做到吗？虽然如此，还是有它的道理。房屋有人居住，即使长久也常常像新的一样；一天没有主人，毁坏败落就会立即到来。您的斋之所以能够克勤不懈，勤于‘必葺’，或许是因为作为主人，出入没有固定规则，往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出入漫无定规，便不能形成常态；如果勉强规定为常态，便会不必修葺而始终不修葺。以‘必葺’开始，以‘不必葺’结束；上下四方，都是我的斋。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以至于超越天地、没有终始，全都是我‘不必修葺而从未不修葺’的时候。这样，才真正足以做‘必葺斋’的主人。那么您应当怎么办呢？答案是：修葺它啊！修葺它啊！”

译立本堂记 你可曾观察过高山大林中的树木吗？那些树干挺直高耸、向上伸展的，直入千层云霄；那些横向伸展、盘曲下垂、向旁边延伸的树枝，隐约可容纳千辆车；它们茂密美好的枝叶，蓬蓬勃勃如同车盖，宽大浓密如同厦屋，足以遮蔽日月。它们不会因为春夏雨露而更加繁茂，也不会因为秋冬霜雪而受损枯萎。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根基深厚而且牢固。那些浮沙浅土，被水侵蚀、被风摇动，根基悬空孤露，树梢颠倒而且容易拔起。根基既没有立稳，却想求得像高山大林那样的枝叶繁盛，是不可能的。人以父母为根本，身体和兄弟是枝干，子子孙孙则是枝条和叶子。厚待根本的，枝叶繁茂；薄待根本的，枝叶稀少，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河北槀城董氏，自龙虎卫上将军董氏兴起后，田亩承受风云，取得官位功勋，开创世代家业，子孙日益显达，家族大为繁衍。忠献公兄弟，文武兼备，出则为将，入则为相，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重臣。传到三代以后直到现在，御史中丞公一族，尊卑长幼、居官居家有几十人，人们都知道董氏兴盛，其根本是有来由的。龙虎公早年丧父，侍奉母亲极尽孝道；居丧极其哀痛，祭祀极其恭敬；全家三族和睦融洽，如同万石君家，子孙谨慎地守护这种家风，直到今天没有衰落。这就是他们树立根本的做法。上天使董氏昌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论语》把孝悌列为首章，开卷第一章就说：“根本树立了，道就会产生。”董氏三代父子兄弟，对君主忠诚，对百姓施惠，与乡里和睦；远近交游、内外亲戚，没有不厚待的，大概都是从孝敬父母开始的。御史中丞公从前任侍卫指挥使时，正值忠献公服丧，因此为参政商公撰写神道碑，借机书写“立本”二字，给董氏的堂命名。后来御史中丞公又建造新堂，把这块匾额显著地悬挂起来，给子孙看，使他们不要忘记。公的子孙早晚来到这座堂上，看见这块匾额，难道不应悠然有所思考吗？想一想从祖宗以来，爵位之所以显贵，俸禄之所以丰厚，门第之所以高大，宗族之所以繁盛，世世承受这些余庆遗泽而无穷，究竟是谁造成的？是根本。既然如此，祖宗的家法，哪里敢片刻忘记呢？拿树木来比喻，龙虎公种植它，忠献公培土施肥，如今御史中丞公保护它，公的子孙又继续灌溉滋养。它的根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牢，树木枝叶会越来越茂盛、越来越长久。从现在三代直到十代、百代，也如同一天一样。根本树立起来，就是这样吧。我还没有机会登上御史中丞公的堂，却乐意为他阐述这些道理，是想用来劝勉世上厚待根本的人，并不只是为了让公的子孙不要忘记而已。崇仁县招隐堂记 世上有探究万物变化的本原和一气运用的奥妙、超出万物之外而游处于尘世之外的人，这种人叫作仙人、道士。他们起初都必定深藏在偏僻之处，吃粗食、穿破衣，排除人事、断绝世俗牵累，然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道家所谓宫观，有时已经喧闹杂乱，不能居住，于是好事的人往往另建道堂、道院，等待这样的人到来，帮助他们成就道业，用意很深远。然而主持者不是合适的人，维持又没有方法，能够长久不废的，大概很少。崇仁县水北有招隐堂，创始于宋朝南渡以前。绍兴年间，县中大族赵氏喜好仙道，乐于供养道士。头戴道冠、身穿衲衣、手持葫芦、脚穿草鞋而来的人，每年有成百上千。赵氏重修这座堂，供奉纯阳真人的祠堂；历来居住其中的人已经无法详细考知。后来有吴集虚，洒扫修治，比以前更加完备而没有毁坏。吴集虚去世后，很难找到继承者；不久刘天瑞来到这里。刘天瑞是庐陵人，得到秘方，专门医治眼病，能使眼睛的翳障消除，像失明的人重新看见一样。他的医术既神奇，内心又仁厚，求药的人接踵来到，像集市一样；他自己生活充足，还有余财。于是他谋划兴建，正殿、旁房、内廊、外门、云堂、斋房、厨房，全都拆除重建。他度量并收录徒弟李某和徒孙共二人为道士，命令李某前往凌云观拜道士邓某为师，而他的徒孙又拜李某为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他买下五十亩田，把遗留下来的契约交给凌云观掌管，使其节制、核量田产收入和支出；大概是不想把这些私有于自己，只希望他的徒弟世代守护并传承下去，永无穷尽。分划完毕后，县人陈德仁请我写文记载此事，准备刻在石上流传后世。我是孔门弟子，对于仙人道士的事情，哪里能窥知其中微妙呢？我私下认为，世上喜爱、崇奉仙道的人，未必人人都真正明白；他们的门徒中，学习并修行这种道术的人，也未必人人都能做到。然而从前创建这座堂、如今守护这座堂，竭力维持它使之长久存在，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只是我正走出山林而作为上国的宾客，难道有仙人道士招呼我回去隐居吗？唉！招隐这件事是一样的：淮南小山招隐，是招人出仕；张太冲、陆士衡招人出来，是招人归隐。我或许会一出仕便隐居在这里，还能反用小山的意思，继承左思、陆机的文章，作一篇《招隐赋》。远清堂记 “香气传播得越远就越清幽”，这是濂溪先生周敦颐用来赞美莲花的话。周敦颐把莲花比作君子，并描写它的品德说：不受污染，不显妖媚；不牵蔓，不旁生枝节；内心贯通，外表挺直。所谓香气，大概就是君子的品德化成流风美韵，传播到别人那里吧？使一乡一国受到熏陶而趋向善良，使天下听闻后兴起，还不止于此；还有所谓流芳百世，把余香留给后人，香气传播得越远便越清幽，大概就是这样。河北人马仲温寄居仪真，他的住宅面向城墙，城在北面，住宅在南面；有一个方圆百步的大池，与城内外的沟渠相通，船可以在其中往来。池中种有一万株莲花，盛夏花开、荷叶茂盛时，交错绚丽如同锦绣。南风徐徐吹来，香气弥漫天空。他建堂俯临池水，把香气全都收纳其中，命名为“远清堂”。莲花具有君子的品德，内通外直，是根本；不旁生枝蔓、不妖媚、不受污染，是余德；香气传播得远而更加清幽，是余德之外的余韵。从前的人借莲花寄托自身，后人因莲花而尊敬并结交古代君子。有根本，才有余德。内里的贯通、外表的挺直，是莲花的品德，也是周敦颐学说的要旨。那么应当考察什么呢？答案是：考察周敦颐的著作。周敦颐的著作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心境静谧虚明而通达，行动正直而公正宽广。这是圣人之学，却不容易用言语说明。程伯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学习，最终得到了他的传承。如今仲温纯厚谨慎、长者宽厚，教导他的两个长子，也将以圣人之学教导他们；他的志向已经很可嘉了。如果他果真能够跨越时代向周敦颐学习，并在自身立下有根本的修养，使余德为人所闻，那么香气传播得越远便越清幽，就可以和君子之莲相同；至于世俗所称谢庭之兰、燕山之桂，它们的香气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

译可山记 学士卢公写了“可山”二字，赠给医士王迪；客人拿来给我看。有一同看的人问：“可山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回答。有人说：“山镇定高耸、屹立不动，王迪的稳重厚道很像它，所以叫可山。”有人说：“王迪家在江南，环绕住宅的山峰高峻明秀，都是令人喜爱的山，所以叫可山。”我说：“你们说的是可山这个名称。卢公推许王迪，果真是因为他的名声吗？还是因为他的实际呢？我所知道的是可山的实际。试为你们说明。”今年夏天，我从京师回来到广陵，初次认识王迪；到了仪真，看见他开设的药铺，考察他的相貌，确实有你们所说的镇定稳重、厚道深沉；询问他的乡里，也确实有你们所说的山峰高峻明秀。然而，这些都是外在的；他的内在并不在这里。王迪迁居江北将近二十年，凭借医术往来于公卿大夫之间，下至闾巷士庶之家，不论远近，不怕往返劳苦，不避严寒酷暑，有人求医就一定前往。对于贫穷困苦的人，卖给他们好药治好疾病，却不要求他们报答；这是他的内心仁厚。他所在的淮境寄居人口很多，五方风土不同，人的气质也不同，医治方法不能一概施用。王迪审察病情的虚实，权衡病势的轻重，依照古方，斟酌今日的宜忌，没有丝毫差错；一用药往往便能对症痊愈，这是他的医术精湛。从黄帝、岐伯、扁鹊、仲景、叔和、士安等先觉者的著作，以及南北各地历来新旧医家所撰写的方书，他都一一详细考察；诊持脉象，辨别二十四种脉状，再参照外在症候，推知某个脏腑、某条经络有偏差、有邪气，清楚得如同烛光照见、镜子映照一般；这是他的学问和见识所达到的境界。王迪所拥有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而不在于他的名声。我想给他命名吗？说他可以比作山，可以；说山也因为他而可取，也可以。庄子说：“哪里才算可以？是在可山这里可以吗？不是山吗？有山吗？没有山吗？还有什么不可以呢？”话还没有说完，客人便非常高兴，拍掌大笑说：“善于理解可山的人，没有比这番话更好的了！请把它写下来，我将拿去告诉王迪。” 复庵记 同外物相互冲突、相互磨损，终身忙碌奔波，却不知道归宿在哪里，这是漆园通达之士庄子所讥笑的。李谦甫在天下统一之初做官，先后辅佐诸侯、方伯，职务得到履行，政事得到治理，清廉谨慎、慈爱惠民的声誉取信于人。掌权者将要逐级提拔他时，他年纪刚满五十岁，却突然在仪真归老，于是因仕宦游历所到之处而定居下来。在城西南十五里，他结草建庵，命名为“复庵”。每年春夏秋三季都住在其中，观察耕种和收获；事务繁忙时便读书，疲倦时便枕卧；有空闲就与宾客朋友共同饮酒，徘徊在花卉竹树之间。望着江中船只桅樯来往，上下穿梭，交错如织，络绎不绝。江外群山高耸森立，苍翠之色随着阴晴而变化，早晚呈现万般姿态，却始终高峻不改。农夫和乡野老人争着同他坐在一起，欣然与他相忘，大概有晋代陶渊明的风度。唉！古代的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之后有的停止前进，为什么呢？古语说“可以做官就做官”。那些出去做官而不再回来的人，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乘着风浪颠簸的船，冲撞豺狼虎豹出没的丛林，惊惧、狂乱、喘息、流汗，却不停地向前奔走；考察他们最终成就了什么呢？更严重的，父子兄弟凄然悲伤地相互对视叹息，追忆东门之犬、华亭之鹤；到了那时，即使想回来，又怎么还能够呢？我怎么会不赞美我们李君善于归复呢？陶渊明年轻时担任州祭酒，后来参任镇军将军府属官，不久又做县令，忽然写下《归去来兮辞》回归田园；因为误入歧途还不远，庆幸自己年纪尚轻而未老。按照世俗的眼光看，似乎计划得太早了，但谁知道士人的高见远识，本来就不容易向普通人说明呢？全天下的人都滔滔忙碌、熙熙攘攘，而看到这样的人，在《周易》中难道不可以说是“独复”或“不远复”吗？唉！古今之人所遭遇的处境、所怀抱的志向，并不完全相同；像李君这样的归复，大概已经接近古人了。李君是河北安平人。有人说：“离开官职后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却寄居在异乡，这算归复吗？”这不对。所谓归复，重在道义而不在地点。迷失在声名、利禄、权势的道路上而能够归复的人，古今有几个呢？只有随遇而安的人，或许才能做到。若一定要回到故居，才算归复，那和迷失后不能归复就没有区别了；李君难道会这样吗？我曾与友人元复初评论所知道的人，说：“安守本分而没有嫉妒之心，内心坦荡而没有愧疚，这就是您的岳父吗？”元复初回答说：“是的，岳父说的就是李君。”

译滁州重修孔子庙记 滁州学正刘默说：滁州学宫在城东偏僻处，滁水流经它的南面。宋朝末年，安抚使金之才修筑州城，修缮官署和各神祠，也重建孔子庙。当时滁州靠近边界，每天都有戒备之事，却在事务繁多之际兴办百项工程，不到几个月全都完工，大多只是苟且简略地取具而已。距今才四十多年，已经败坏得难以支撑。奉训大夫徐侯任滁州知州，防御边患而爱护百姓，任职一年，百姓都感念他的恩惠，士人都佩服他的善政。他看到庙宇没有修缮，礼器也不合规格，便和同僚商议改建。一天拜谒孔庙完毕，他感慨地说：‘滁州是古代有名的郡，前代太守多是贤人，都是用文教治理百姓。治理百姓的根本，大概就出自孔夫子。天朝尊崇圣道、兴办学校，以彰明教化的根源。如今庙宇面貌如此，凡是我们这些执政者和你们这些学生，能安心吗？’听到这话的人都受到感动而奋发，捐资出力，先购买优良木材，命良工拆除旧庙重新建造。徐侯亲自劝导督率众人，工程始于癸卯年夏，完工于甲辰年秋。正殿四面屋檐高六仞二尺，南北五筵，东西四筵有余。两侧廊庑高三仞五寸，东庑十七楹，长十筵，西庑也一样。大门高度和廊庑相同，深通常有四尺，宽五寻一尺。正殿东、中、西共设六扇门，排列二十四道门闩。东塾有三间屋，西塾有三间屋，外面三座门共有六根楹柱。祭器用梓木和陶制成，都是古制。大尊、山尊、著尊，以及明参所说的壶尊；犠尊和壶尊的数量相当，象尊是牺尊数量的两倍。爵二十九只，俎五十四件。笾、豆都按十件计算，簠、簋都按三件计算，各有八件。罍和洗各两件，篚七件。爵有承托，笾尊有覆盖，罍和酌尊都有勺子。各种器物都相称合宜。这些都是刘默所掌管的事务，而能够免于旷废，都是徐侯的恩赐。刘默请我记下此事，使后人有所考察，也希望将来有人继承而修缮它。如今观察那些执掌政事的人，不是昏庸贪墨、只顾满足私欲，就是苟且敷衍、逃避公事责任。谁知道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为先呢？那些自以为懂得治理的人，不过是在审理诉讼、处理文书之间精细谨慎，便以此自夸。谁知道治理是有根本的呢？徐侯的政绩值得称道，而且知道士人以求学为重，知道圣道最为尊贵，也知道天朝敦厚教化、勉励风俗的意旨，不能不加以承继和宣扬。这可以说是懂得治理的根本了。徐侯的百姓和滁州的士人，也应当懂得求学的根本吗？若只是用博闻强记来夸耀自己的知识丰富，用辞章来炫耀文采华美，那都是末节。必须无论居家还是出仕，都有孝、慈、恭、逊、知耻、忠、信的行为；明白人伦日用中的显著道理，通晓天道物理的精微之处，审察公私、善利之间的分界；存养仁义礼智之心，检束自己的气血筋骨身体。静时合乎中正，行动时和谐适宜，周全地处理家庭、国家、天下的事务，做任何事都恰当；退居时有志向、有操守，进用时有谋略、有作为，这才差不多可以了。如果每天讲习圣贤老师的书，却不能真正了解，也不能亲身实践，那么上述几项一项都没有做到，也不过是剽窃训诂、涉猎文义罢了。和那种只重记诵辞章的末流学问有什么不同呢？这难道是徐侯对滁州士人的期望吗？徐侯名叫君庆，是许州人，世代都有美好的声誉。刘默是卫州人，学习《四书》和朱氏的学说，他的传承有来由，并不是把记诵辞章当作学问的人。滁州是下等州，不设置教授官，而由学正执行教化之事。《麓泉记》麓，是山脚；泉，是水的源头。盱山从西面而来，包围山地形成城郭。城中有一口井，水甘甜清冽而寒凉，名叫西麓泉。医士余明可住在它旁边，翰林学士程公书写‘麓泉’二字，题在他的药室匾额上。我听说医家用水来比喻人的经脉：水流汇注的海比作合，流行的川比作经，水孔比作俞，水满外溢比作荣，而刚刚涌出的泉水比作井。《易经》说‘井’，并不是取泉水刚涌出的形态，而是取汲水上达的形态，所以取‘木上有水’的象。坎卦不说水而说泉，只有‘蒙’卦是这样。坎水在艮山之下，其象辞说‘山下出泉’，麓泉就是‘蒙’卦的象吗？余明可起初专长于小儿科，后来广泛精通各科。人的童年幼稚之质，就像山脚刚涌出的泉水，水势浩荡，想要充盈却还没有充盈；涓涓流动，想要流远却还没有流远。搅浑它，清水就会变浑；堵塞它，通流就会阻滞。养护它、疏导它，必须有合宜的方法才行。君子观察这一点，以果断的行动培育德性；培育德性，是养护的方法；果断行动，是疏导的方法吗？坎卦中间的爻就是‘蒙’卦的泉水。研究《易》的人，于是把坎卦中爻作为治理‘蒙’的主旨，为什么呢？超过中正就是过分，低于中正就是不足。幼童的资质，精神尚未完备，血气尚未稳定，容易虚弱，也容易充实；容易发热，也容易受寒。治疗稍微过分或稍微不足，都会失去适宜。周子解释‘蒙’义说得好：‘谨慎啊，只有合乎时宜的中正。’这本来是在论学习，却也可以用来比喻医术。医道以三皇为祖，三皇也是三《易》的开端。医家的《素问》《难经》，往往与《易》中的‘蒙’相契合。余明可的医术没有不精通的，但‘童蒙’还不能说出自己的病情，因而治疗尤其困难。我将把他引向《易》，详细讲‘蒙’，而略讲‘井’，希望他在治疗幼儿方面更加谨慎。余明可名澄孙，现在任建昌路医学正。

译《怡怡堂记》父亲的慈爱，子女的孝顺，兄弟之间的和睦亲爱，温和地融成一家春天般的气象。这大概就是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是天地之间太和之气贯通于人心、流行不止而不能自已的结果。人谁没有这种心呢？可是世上的兄弟有不能相亲相容的，这是为什么呢？起初，他们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出生后各自有了形体，便已经有了分别。肌体日渐长大，血气日渐旺盛，而私心日渐隔绝，那种浑然无间的心也日渐消失、遗忘。等到与异姓妻子日益亲近，同一门户所生的子女日益增多，各人只顾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各自私藏饮食、衣服等供给，各自占有田宅、财宝等遗产，于是争胜之心萌发，争夺之心乘机而起，猜忌之心扰乱，嫉妒之心滋长。彼此漠然相视如同路人，怨恨对待如同仇敌，在墙上设置防御，到官府相互诉讼，败坏风俗、损害伦理，没有什么极端行为不做出来。哪里还知道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呢？世道教化衰败，百姓的行为沦丧，实在可悲。国子监进士胡景贤兄弟之间友爱非常深厚，弟弟去世没有子嗣，便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弟弟。庐陵城中有一处五代相传、居住了一百五十年的住宅，取名‘怡怡堂’，意思仿佛是说：‘从前我们的兄弟关系就是这样亲爱。’如今即使想恢复往昔，也已经无法做到了。从今以后，我的子子孙孙兄弟都还健在，想到我们今天这种再也无法得到的悲哀，那么他们将来要怎样才能保持怡怡和睦呢？有人说，‘怡怡’的教诲，是孔夫子特意用来纠正子路偏激性情的，这不对。兄弟之间固然有以严肃恭敬相处的时候，也固然有互相劝诫教导、彼此成就的事情，但和睦友爱的情意从未不流行在其中。这就是所谓‘怡怡’。所以兄弟之间只怕不能怡怡，哪里怕怡怡过分呢？《常棣》第六章说：‘陈列你的笾豆，尽情饮酒；兄弟已经齐备，和乐而亲爱。’第七章说：‘妻子和谐相合，如同琴瑟相应；兄弟已经和睦，和乐而亲密。’周公描写怡怡的情感，恳切深厚而反复叮咛。胡氏子孙想要不辜负祖先的教诲，还是应当反复诵读周公的诗。《松岩记》江西上游一带物产丰富，吉州占据其间的险要，不只是山林中的树木如此。木材中，松木最好，生长在岩石上的尤其坚硬挺劲。崔国良是吉州的才士，以‘松岩’自号，难道不是把自己比作最上等的材料吗？然而我乡工匠选择木材，柏木最贵，杉木次之，桐木、梓木也贵，槠木、樟木又次一等，而松木不在选择之列，因为认为它不能和这些木材相配。于是松树生长的地方，工匠从不寻找；凡是被风雷折断、被樵夫牧人摧折的，僵死在山中，丢弃在路旁，漂没在水里，腐烂在泥沙中，竟没有人顾惜。农夫砍它作柴，冶炼者烧它作炭，把最上等的材料充作最下等的用途，而松树哪里知道自己会这样呢？古书往往把松柏并称，并不总是把柏排在松前面。可是杉木的名声如今不显，原本不居先的反而居先，不显贵的反而显贵；而原本居先、显贵的松树却退居其后，甚至不列入中等材料，几乎和樗树、栎树等散木相同，这是多么困厄啊！我曾游历中原，宫室和棺椁都用松木，而松木材料很难得到，松木的珍贵就是这样。可是长江以南却把松木看作下等材料，因为蚍蜉喜欢侵蚀它。那么松木在江南被轻视，是木材本身的过错吗？只是处在不适合它的地方罢了。如果把它转运到北方，即使一寸一尺也没有不合用的。松木可以做栋梁，可以做禅杖，旁边施以丹漆、黑漆或白垩涂饰，光彩夺目，受到世人珍视。松木、杉木，怎么能掩盖它们的美好呢？可是我眼看斧头和锯子天天接连不断地砍伐它们，即使想让它们在岩石上长久承受雨露冰霜而生存，也做不到吗？如今松树偏偏生长在长江以南，因为不合用而被排斥，却能欣欣然、挺立茂盛地生长：春天享受温暖阳光，夏天承受清凉微风，秋天映照明月，冬天傲对急雪，贯穿四季而始终不改青翠。行路的人可以在树下休息，站立的人可以倚靠，坐着、躺着的人可以游玩，行游和观赏的人可以欣赏它。这难道不是松树最可贵的地方吗？又何必一定要把它用作木材呢？国良考中进士，还没有来得及做官便成为庶民，如今已经老了，仍然勤勉地在学校谋求俸禄。这正像松树还没有离开岩石。唉！国良是否会像楚地的材料一样适逢机会，置身于柏木、杉木之上呢？还是老在江南，成为崔岩中享有千年寿命的松树呢？请你自己选择。《吴文正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吴文正集》卷四十 元 吴澄 撰 记

译《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上天用来生成人的，是人的德性；人之所以成为人，也在于这种德性。然而自孟子以来，圣人的传承没有接续，士人的学习没有宗旨，谁还知道有这种德性呢？汉、唐一千多年间，儒者各自夸耀所长，奋力奔驰，却不知道自己的缺失。董仲舒、韩愈二人，隐约有几句话接近于此，但根本却始终昏昧，也不过是汉唐的儒者罢了。宋初如胡氏、孙氏，首先阐明圣经，建立师道，当时号称有体有用之学，卓越的品行和奇异的才能多出自他们门下，对人心世道并非没有补益。然而考察他们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超过董仲舒、韩愈的地方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所谓德性，他们从未知道应当如何用力。到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兴起，才开始上承孟子而融会为一。程氏传到第四代而有朱熹，他对义理精密分析，对句子谈论、对字逐一辨析，这是孟子以来从未有过的。但他的门徒往往停滞于此，使自己的心沉溺其中。他们既然把世俗儒者的记诵辞章视为俗学，自己的学习却也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的末节，甚至专守一门技艺，不再旁通其他书籍，只拾取陈腐说法，连一句自己的话也说不出来，反而让记诵之徒讥笑他们浅陋，让辞章之徒议论他们拙劣。这就是嘉定以后朱门末流学者的弊病，却一直没有人能够挽救。圣人之学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完全承受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上天所赋予我的，就是德性；它是仁义礼智的根株，是形体血气的主宰。舍弃它而到别处寻求，所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呢？即使行为像司马文正公那样，才智像诸葛忠武侯那样，也免不了只是习惯没有落实、行为没有察验，不过是资质器量超出常人；若说真正得到了圣学，还谈不上。何况只是像北溪陈氏、双峰饶氏那样训诂精细、讲说缜密，与那些只重记诵辞章的俗学相距又能有多少呢？汉唐儒者尚且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圣学在宋代大为彰明，而后来承继它的人却如此，实在可叹。清江皮公给他的儿子取字‘潜’，又取名‘昭德’。他的老师把他读书的书斋命名为‘学潜’。他跟从我游学，请我把‘尊德性、道问学’改作斋名匾额，把父亲和老师所取的名称合为一体。唉！父亲所命名的，也是上天所命名的。求学者不过就是学习这个罢了。或者你在辞章方面的学问已说达到极致，在记诵方面已说十分丰富，但德性却没有参与其中。姑且不说我吴澄在文义上钻研，分毫缕析，仍然常常认为陈氏还不够精细、饶氏还不够缜密。我陷在这种窠臼中将近四十年，才开始觉察它的错误。因为你的请求，我警觉到岁月已经流逝。如今我对你说这些话，难道敢拿从前误了自己的东西再去误你吗？从今以后，在一天之内要像从子时到亥时那样循环；在一个月之内要从朔到晦；在一年之内要从春到冬。常常看见自己的德性光明昭著，如同天地运转、日月往来，不让它有片刻中断，这样对于尊崇德性的道理，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在这方面有不能做到的，就向别人询问，向自己学习，而且一定要达到极致。至于用力的方法，不是语言可以说明的，也可以细读《中庸》首章和《订顽》以及篇末，自己领悟。能够这样，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登上圣人的境界，如同播种必有收获，完全可以预期。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如果只是这样标榜自己，务求把名称装饰得新奇美好，却不务实地履行其内容，这就是近代假托欺骗的儒者，用来误导天下、误害国家，也误了自身，使不同于自己的人有借口说这是伪学；这种弊病反而超过朱学本身，而你不要这样做。《俨斋记》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用一句话概括其要旨，就是‘敬’。‘俨’是敬表现在外表上的形态。自古圣贤教人求学，没有不是从这里入门的。孟子以后，孔夫子的道统没有得到真正传承。汉唐有名的卿相大儒，有的只是资质暗合，有的只是言论偶然说中，但能够明确知道学习有根本要领的，有谁呢？宋代河南二程在千年之后接续孔孟未传之学，提出一个‘敬’字来启发后来的学者。新安朱夫子又充分阐发它，于是他的学说更加显明。当时伊洛之学只在南方独自昌明。近年覃怀许公读朱子之书而有所心得，又恢弘河南学统，于是伊洛之学盛行于中州。跟随他游学的人，立身处世、临阵作战，往往和常人不同。人们一见他们不同，不必询问就知道出自许公门下。上至宰辅，中至百官，下至秀才，其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崇仁县令田侯若思是曹州人，平时私下取法许公，大概曾听闻许公的学说，于是把书斋命名为‘俨’，难道只是因为自己的名字而产生这个意义吗？古代《曲礼》三千多条，散失于秦火，汉儒搜集其遗文，把它列在《礼记》首篇的开头，共十二个字，开头说‘敬’，接着说‘俨’，为什么呢？求学的道理没有别的，内心所主宰的就是敬。敬的道理也没有别的，表现在外部形态上的就是俨。外表严肃，内心便安定；容貌庄重，心志便专一。俨是敬的第一要义。孔夫子传到孟子，孟子传到程子，程子传到朱子，许公从朱子那里得到的学问，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侯已经听闻许公的学说，难道也对这里有所体会吗？侯以前任长乐县令，著有能干的声誉；如今任崇仁县令，到任以来，寝食从未回到私宅，遇到休沐日才回去看望一次，随后又出到官署，专心处理民政，早晚不知疲倦，勇于担当必做之事，政务没有积压。年成歉收、天气干旱时，若有赈济抚恤或祈祷禳灾之事，便急切办理，唯恐落后；不畏惧强悍的豪强，把御史属吏治理得像捆束一样。数十年来所称的贤能县令，在勤勉、强健、坚定、果断、严肃、整饬这六点上，从没有像侯这样的人。这六点是敬的实际表现，而侯兼备它们。六点是条目，俨是纲领。侯的仕途和学问都不断进步，没有停止；他所施展的作用会更加广大，所听闻和所成就的学问会更加充实，那是可以估量的吗？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定，正是由此开始。我没有来得及结识许公，但很注意朱子的学说。将来侯为我诵说他所听闻的学说，一定会有不约而同却彼此相同的地方。俨的本体极其精微，俨的功用极其广大，我还要在俨斋之下尽情谈论它。

译《忍默堂记》一次愤怒可能导致丧身，一句话可能导致亡国；事情小的，也可能因此招来祸患，或败坏事情。纠正这些过失，所以有取于忍和默。豫章黄幼德是诚实谨慎的士人，取山谷老人《养生四印》中的两条，把他的堂命名为‘忍默’，用来警戒自己，也用来告诫儿子，用意不是很严肃吗？不过我听说古代君子宽舒而有容度，诚恳而谨慎；有容度就能自行平息愤怒，谨慎就能自行约束言语，何必一定要忍，何必一定要默呢？应当忍时就忍，应当决断时就决断，只要合宜；应当默时就默，应当说话时就说话，只要合乎时机。又哪里是专门拘泥于忍、专门拘泥于默呢？前面所说，是仁所能做到的；后面所说，是义所施行的。仁者宽厚而沉静庄重，义者裁断制约而精密审慎。既然如此，‘忍默’这个名称可以废弃吗？如果是根据字形取象，在‘心’上加‘忍’；借助事物取形，把嘴封上三道，借此表示警戒，那也很好。不过这都是矫正偏差而走向另一端的意思，不是大中至正之道。幼德暂且放下太史的诗，把心思留在圣贤之书上，居于仁、行于义而真正有所获得，他一定会欣然领会我的说法，请我为他写下这些话，记在堂壁上。《有原堂记》半亩方塘像一面镜子展开，天光和云影共同徘徊。问它为什么能这样清澈如水？因为有源头的活水流来。这是朱子的诗。朱元明摘取诗中的‘原’字来命名他的堂。水有源头才会流动，流动才清澈；没有源头就会停滞，停滞就会污浊。理存在于人心中，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昼夜生生不息而不枯竭，这就叫有源。心中之理的显现，如同源泉刚刚涌出；不要搅乱破坏它，不要堵塞断绝它，它就会浩浩荡荡地流来，永远有活力，永远清澈。那些污秽之地的积水，没有源泉不断生发，即使有时达到一勺之多，也只是死水，是臭腐之地、泥泞之穴，黄浊停滞，很快就会干涸，怎么能当作镜子，又怎么能在其中取得天光云影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君子对于心中之理，难道可以让它的源头受到搅坏、堵塞和断绝吗？果断行动、培育德性，在《易》中取‘山下出泉’的象；所谓培育和果断，就是不搅乱、不堵塞。孟子说：‘仁义礼智这四种萌芽，扩充它们、充实它们，就像泉水开始流通。’孟子的学问传到朱子，朱元明承接并疏通这条传承，那么也可以说是学习朱子而追溯其源头。朱子的学说，大概不是俗儒所讲的那种学问；听闻之后要思考，再三思考而有所获得，获得之后去学习，学习之后才能成就。朱氏世代都应当有成就的人，难道只是用来称呼这座堂的名称而已吗？《拙闲堂记》人的性情，没有不以拙为耻、羡慕机巧，以闲适为喜、厌恶劳苦的。因此只知道闲适胜过劳苦，却不知道拙朴胜过机巧。善于谋利的人，忙忙碌碌地经营财货；善于求名的人，急切地奔走于权贵；精于技艺、精于谋略，凡是号称机巧的人，都忙碌不休，劳累精神，憔悴身体，从早到晚，从春到夏，从年轻到老，即使想求得片刻闲暇也不可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机巧使他受累。拙朴就不是这样。然而人生活在世间，具备耳目鼻口而成为人，有心思智虑而与万物接触，如果事事都一味笨拙，能不先受阻后受阻吗？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所以世人所谓的拙，往往不是真拙。有的人借拙来运用自己的机巧，有的人借拙来隐藏自己的机巧；这样的人反而是最机巧的。清江皮季章，是南雄总管公的侄子，总管公非常疼爱他。总管公显赫昌盛时，依附攀托、求名求利的人挤满门庭，不分亲疏远近，纷纷前来，几乎像发狂一样。但季章在这时淡然退居在十五里之外，除非岁时节日来问候起居，平时一次也不来。他求取机巧的做法都被人议论为拙，而季章俯仰于一室之中，笑傲从容，正因得到闲适而自得，把自己燕坐的地方命名为‘拙闲’。我评论季章，说他闲适是对的，说他拙朴却不对。那么，他是用拙来施展机巧，还是把机巧藏在拙中吗？也不是。庄子说‘机巧的人劳苦’，周子作《拙赋》，偶然取用他的说法而说‘拙朴的人安逸’。庄子的话固然多有激切过分之处，周子也因为世人崇尚机巧而故意用相反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将它约束到中正。君子安守本分而无所求，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哪里一定要说是拙呢？所以我说：季章不是拙，而是安守本分、无所求。崇尚机巧的人把他看作拙，他便借用别人给他的名称来自称。季章说：‘你很了解我。’于是我写成《拙闲堂记》。《中和堂记》‘中和’是子思传授道理的著作中所说的。儒家一派，不过指着文字辨析说‘中和’，说的只是中和；口中诵读其音说‘中和’，说的也只是中和。即使善于训诂的人，也不过说‘性情没有偏倚，情感没有乖戾’罢了。真正能够体会并通达中和的人，又是谁呢？持正崇玄通妙法师是道家一派，却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堂。这是子思所说的中和吗？还是另有所指呢？法师说：‘儒家的精微深意，我不敢说自己能够了解。我的《道德经》说守中，说知和；子思说致中和，也在于人能否知道它、守住它、实现它，究竟怎样罢了。儒家、道家所说的，有什么间隔呢？’我说：‘法师身属道家而能这样说，真美好啊！我儒家说“致中”就是心的端正，“致和”就是气的顺畅。唉！这是体会真实、通达顺理的道理，不容易说清，不容易说清。大概听说道家的宗旨，是让万物纷纷活动之后又回归到静的境地；也是以绵延不绝而不勉强运用和气的境界为最高目标。使虚无达到极致，使柔弱达到如婴儿般纯和，这就是致中、致和的功夫吧。’我是儒家一派，却这样说，法师认为怎样呢？法师笑着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志之法师值得作为老师，曾任龙兴、吉州路道录，如今退居闲处而老了。世间事务全都交给他的弟子孙王汝能、王恬淡朴素，他们和世上的道士不同，足以称得上继承老师的托付。弟子中年长的十多人，也都各有成就、有操守。将来一定会有超然领会这座堂意义的人，这正是志之所等待的。法师姓朱，名时中，字时可，所居之处名为‘清都之观’。

译《临江路修学记》官职对于人，应当不违背他的才能；人对于官职，也应当不违背自己的职责。这是治理昌盛的时代，但人却不能都做到这样。担任纠察的官员，本应明察如水镜，但也有软弱无能、昏庸糊涂的。担任州县长官的，本应慈爱如父母，但贪婪暴虐的人却往往很多。至于为儒学设置官职，这是古人所谓用道义取得民心的事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说确立师道、使一世人得到善教，本来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假如能够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不使自己的职位荒废，也就可以了。大德十年冬天，我主持江西、广东儒学事务，考察教官中能够振作职务的，没有不把临江列为首位。第二年，我因病请退回家，路过临江，看见它的学宫整饬，学生聚集，学田收入丰足，学校事务兴办，心中非常惊异。不久，诸生一同进言说：‘临江学田的收入，平时到三四月就已经用尽，收入不足，事事都松弛下来，前任教授也不能挽救。真定人刘德原以学正身份兼行教授之事，才做到这样。学正本来是辅佐教官的。长官所要做的事，辅佐官有时不愿做；辅佐官想做的事，长官有时又不赞同，这就是事情废弛的原因。现在让辅佐官兼任长官，没有互相牵制的忧患，所以能够专心尽力，进行规划。’ 殿堂楹柱中朽坏虫蛀的，换成良材；殿墙中破败的，用坚固的砖砌补；前面的屋檐敞开，又增建五间重檐房屋，使行礼奏乐的人遇到下雨时不用担心衣服被淋湿。两廊陪祀神像的绘画全部更新，礼器如尊、爵、罍、洗，全都铸成铜器；乐器如琴、瑟、笙、镛、柷、敔，也都按照太常旧制开始铸造。购得英石，制成十六枚编磬；执事人员各自制作祭服；讲堂、书楼、府库、厨房、粮廪没有不修治的。学生有读书学习的斋舍，教官有宴饮休息的地方。对于学田收入，追收拖欠的钱粮，使收入增加；节省浮费冗费，使支出减少。到三年时，钱粮充足有余，把剩余的至元钞折合成贯，运送上缴四千多贯。学校在新淦郊外有田地，和僧舍相邻，被僧人冒占强夺将近二十年。官府过去派人询问，贪婪的人中了他们的诱饵，怯懦的人害怕他们的蛮横，最终没有人能追究。如今刘君把这件事竭力报告给上级，僧人计穷，送来贿赂请求，他拒绝接受，最终追回被侵占的田地，得到米一百四十多斛。’我听说后更加赞赏。唉！官职不论高低，只要廉洁而有才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刘君的仕途，这只是开端罢了，难道不能说他的才能没有违背自己的职务吗？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充实，什么官职不能胜任呢？不过从前临江的人才在江西最为兴盛，集贤刘公的经学，古人之中没有可相比的；尚书谢公的古文，可以追配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曾中书、李直讲而无愧，只是没有听说有人继承他们。如今在学校里的士人，有宫室可以居住，有粮食可以供给，藏身休息、学习生活在这里，是否也在求取能够登上二公之上、与古代圣贤相合的道路呢？内在所学的是什么学问？对外所作的是什么文章？众人聚居时所说的是什么话？日常生活所做的是什么事？如果只是像如今所看到的这样，那么尚且不能赶上二公，更何况超过他们呢？居家则成为名儒，做官则成为名臣，一定要有根本。你们要思考啊，要努力啊！于是诸生请求我记下这些话，我便写下来留给他们。《逸老堂记》日月运行，四季运转，没有片刻停止，所以总是常新而不会衰老。天地之所以能够这样，是为什么呢？虽然运行不停，却没有私心。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而能够与天地相似，也就能这样。人不能没有血气、知识和思虑的牵累，能够自我克制的，又有几个人呢？受制于自身血气，心中的知识思虑又和事物相互纠缠，进行无边无际的计较；欣喜、忧戚、得失的供养，以及满足耳目口鼻私欲的事情，没有一件知道满足。求名的人急切追求升迁，逐利的人勤勉追求财富，士、农、工、商各自施展技能，在一生中奔驰忙碌，谁肯甘心安逸呢？等到年岁运行、身体日渐衰败，筋力和志虑种种都不能像年轻壮盛时，于是才寻求休息和安逸。这大概是被迫到了不得不如此的地步，哪里是他真正安乐的所在呢？我家士英却不是这样。他年轻时有意于进取，研治《尚书》，号称时俊，磨炼自己，从不稍息。年仅四十，这件事便停止了，于是详细钻研计然、白圭的经营之术，尝试一次便见效，尝试一次便成功，家业因此富足。还不到六十岁，就把全家的事务交给儿子，建造新堂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翰林学士程公书写‘逸老’二字题在额上，他和世俗中忙忙碌碌而不知满足的人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然而，士英读过孔子的言论，难道只因为比世俗之人贤明就可以停止了吗？不曾安逸却又不曾不安逸，不因年轻、壮年、老年而有所不同，这是上等；年轻时不能不劳作，年老时能够安逸，这是次等；终身忙碌劳苦直到疲惫衰竭，钟声响了还不停下行动，这是下等。下等的人还有所不做，次等的人已经说能够做到，那么上等的人又应当怎样呢？发愤而忘记吃饭，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孔夫子大概就如同天地吧？没有必然执着，也没有固定的自我，他的安逸就是这样。士英姓吴，名升，他的居所在乐安县南六十里。

译《南楼记》古代的大夫和元士有家。所谓有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封邑中有作为食禄的田地，用来供奉宗庙、养育子孙；虽然爵位不世袭，却世代享有俸禄。继承家业的宗子，世世代代守护宗庙所在之地，旁支子弟不能参与。宗子出奔到别国而不再回来，才命他的兄弟或族人主持宗庙。这就是古代大夫、士之家能够和国家共同兴盛、从不衰败的原因。后世的大夫、士便没有真正的家了，所以即使田地连接成片，也都是他们私自置办的产业，可以分割，可以买卖。既然不是君主赐予的俸禄，势必不能长久。大夫、士的身份尊贵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大姓名门的富家呢？兴衰无常，迁徙不定，于是祖宗留下的堂屋房舍，子孙有时不能长久拥有，难道不令人深深怜悯吗？国子监伴读鄱阳人李亨说，他的先祖大夫文学曾经建造南楼，教子弟在那里读书，因而号称南楼翁。南楼翁去世后，住宅分成三份，楼归长房所有。后来迫于世事变迁，长房避乱离去，楼便落入族人手中。他的父亲时泉居士是南楼翁的第四子，也迁居他处。他感慨这座楼不再属于自己，追念往事而心如刀割，于是在住宅南面重建一座楼。族祖父宗正寺丞为它书写匾额，仍然题作‘南楼’，以表示不忘亲人。我听说后又叹息又赞许。叹息的是，后世的族姓不能像古代的大夫、士那样；赞许的是，居士君懂得做人子女的道理。做人子女，对于亲人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看见书册就想到亲人留下的手泽，看见食器就想到亲人留下的口泽，想到亲人平日所喜欢的事，想到亲人平日所嗜好的东西，想到亲人居住的地方，想到亲人志意所寄托之处。所谓南楼，不正是亲人居住的地方、志意寄托的所在吗？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一样，应当怎样思念呢？有后代而不抛弃祖业，这是父亲对子女的期望，人人都相同；如果不能如人所愿，也已经没有办法了。把父亲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是子女终身思念亲人的表现，不能因为嫡支、旁支不同而有所隔阂，怎么忍心以自己是异居的旁支子弟为借口，冷漠得一点也不动心呢？像居士君这样，才可以说是孝子。又何况人的身体承受自父母，一时一刻都不敢不谨慎对待自己的身体，正是因为不忘记亲人的缘故。李氏世代儒者和官员都有声望，居士父子果真能够使自己的身心上达圣贤的境界，让人人都称赞说‘这是某人的儿子，这是某人的孙子’，这样才算完全保全从亲人那里承受来的身体；其中所关系的事情，又比一座楼重要得多。李亨勉励自己，恭敬地领受我的请求后回去，告诉父兄，希望能有一些事情来符合我的话。李亨说：‘是，是，我恭敬地接受教诲。’先生请把这些话写下来，我希望把它张贴在楼的墙壁之间。于是我不再推辞，写下这些话留给他。《约斋记》召公受封于燕国，燕地有邵姓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康节邵子迁居卫地，又迁居洛阳，伟然成为百代豪杰。我常常把他当作古代的朋友，乐于听闻他的高雅风范，推究他的姓氏本源，如今邵姓还存在后人吗？大概是尊敬他到了极点，仰慕他深到了极点而不能自已，所以来到京师。康里衍中对我说：蓟州的邵权，是平衡的贤良之士，性情谨愿而操守坚定，志向笃定而学问纯粹，安守本分、喜爱修养自己；凡是委屈自己迎合别人、超越时序争逐名利的念头，一丝一毫都没有产生在心中。他在蓟州东门外、翁同山脚下建了一间屋子，命名为‘约斋’，在那里读书，淡泊自守。我听说后赞叹不已。唉！世上求学的人，知道务求简约的有几人呢？精工于辞章，炫耀博览，藏书五车，文牍三千，谈论考究古事数万言，以此争奇斗胜、夸耀博多，这是俗儒的俗学，本来不值得说道。幸而窥见圣人的门墙了，却以格物穷理来达到知识，以前人的言论行为来积蓄德性，终身却漫无边际，像无所归宿的游骑，这难道是善于学习吗？圣门中地位很高的弟子如子贡，早年也不免有这种毛病，何况比他更低的人呢？那么，知道约束自己的人就卓越了。邵子自己说，他向乡里学习，向乡人学习，向国家学习，向古今学习，向天地学习，穷尽乡里人、乡人、国人、古今天地的情理，以去除自己的杂质。天地、古今、乡里、国家的情理，不容易穷尽，但它们的要旨归根到底只是去除自己的杂质。所谓约，大概就是这样。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说明，最终要返归简约。’守持简约的是曾子；用礼来约束自己的是颜子。邵子的学问源自孟子，孟子与曾子、颜子相同。曾子、颜子从孔夫子那里得到的，就是‘我的道由始至终贯通为一’，这难道是简约的极致吗？平衡如果知道这种学问能够由邵子继续上达曾子、颜子和孟子之上，还有谁能阻挡他呢？衍中说：‘我将回蓟州，你能把这个道理写下来留给平衡，并记在他的斋壁上吗？’我说：‘还不能。学习不能不简约，直接追求简约也不可以；不简约，就不是圣贤以务本为要的学问；径直追求简约，流弊有时会进入异端，不可不谨慎。’将来遇到平衡时，再和他共同详细讨论。《融斋记》我曾听至人说：“天地之气向西融合，向北凝结。”又说：“凝结就成为山，融合就成为川。”曲阳李惠父的家在北岳恒山脚下，却把书斋命名为“融”，这是为什么呢？国子学生张庸李出身说：“我舅舅对待家人，家人都和悦亲爱；对待乡里，乡人都和乐欢欣。他在任官时，虽然勤勉努力，却又从容舒缓。他闲居时，喜欢读书来增长志趣，喜欢行善来救济世人，不贪婪，不嫉妒，不争竞，不违逆。大概是要与万物一同成为春天，这就是我舅舅之所以名为‘融’的原因吧？”我说：“如今的读书人，凭借老师来资益自己，向朋友质问请益，自己学习实践，向别人谈论，没有不说‘我想仰慕贤人、圣人’的。等到察看他们私下的情形，却见他们喜怒爱恶偏颇，名利嗜欲炽盛，内心被杂乱之物堵塞，仿佛有什么把它凝结起来。如今有这样一个人，混迹于众人之中，却能做到这样，真是奇异啊！”张庸说：“先生不是轻易认可别人，却认可了我舅舅；请您写下来，以此作为劝勉。”我说：“‘融’的意义很大，不容易用语言说尽，姑且试着说说：舒缓流动啊，像冰融化一样；轻柔和畅啊，像风吹散一样；充盈明亮啊，像阳光映照一样。这就是‘融’的天性。惠父的天性，与圣人贤人的天性相同。天性与天性相合啊！列子所说骨肉都融和的境界，也还不值得称道。张子所说理趣如春天般融和的境界，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了吧？”张庸把这些话转告给他的舅舅。

译《时斋记》春夏秋冬，是时序的运行；温凉寒暑，是时序的变化；阴晴风雨，是时序交替而来、却并不齐一的现象。上天的时序如此，那么人的时序应当怎样呢？先于天而行动，天也不违背；后于天而行动，便奉行天时，这是德行与天相合的人才能做到的。至于君子做到处事合时，称为“随时措置适宜”，称为“把握时机、做在恰当之处”，这就是人所能做到的。康里子渊在国子监西面选择地点筑屋，把居住的斋室命名为“时”，其中的意义大了啊！从前先文贞公是国家的名臣，跟从贤师，通晓圣学；他施行于自身、推及家庭、表现在事业上的作为，本来已经做到了适中、合宜和恰当。子渊淳厚端正而明敏，又得到平日家庭中所听闻的教诲；众人纷纷争逐，他却退然独处，仿佛对世事没有兴趣。假如事情应当辞谢，即使很近也畏缩不去接受；假如事情应当接受，即使很远也勇于前往。他所谓的适中、合宜、恰当，大概也没有辱没先公。这就是他把斋室命名为“时”的意义。虽然如此，“时”作为时的意义，没有比《易》说得更完备的了。先儒称之为随时变化，以顺从大道。孔子为六十四卦的卦辞作传，只有在十二卦中阐发其大旨，赞说“时”、时的意义以及时的作用之大。一卦代表一个时，所以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种不同的时；一爻代表一个时，所以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三百八十四种不同的时。从乾卦的初爻开始，到未济卦的上爻结束，就是四千九十六种不同的时。由此引申触类，时的变化百千万种而没有穷尽，但我们用来顺应各时的方法，却只有一个。子渊喜欢读《易》，所以我这样说。子渊又擅长晋人的书法，便把这些话写下来，记在他的墙壁上。《吴文正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一 元，吴澄撰 记 《儒林义塾记》庐陵郡南面一百八十里，有一个县叫万安。万安县西面二十里，有一地名叫邓林。山水明丽秀美，人烟聚集，这里又名儒林。自唐代以来，文物之盛，其他地方很少能与它匹敌。宋代三百年间，考中科举和贡士的人数不胜数。旧家族极为兴盛，其中中等人家有刘氏，从郡城迁居此地，世代兴盛起来。他们的资财在一乡中居首，其父老喜好行善、乐于施舍。五个儿子都致力于学习，次子桂平感慨叹息说：从前这里儒学风气文雅兴盛，如今却有的人懒惰而放弃学业；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地方学习、没有人教导他们罢了。于是设立学塾，聘请老师，凡是乡党里的子弟，从儿童到成人，都允许来学习。不久又苦于房屋狭小低湿，于是全部重新营建。中间建造供奉先圣的燕居之室，左右建两廊作为翼护。前面是中门，中门前面是外门，后面是讲堂。讲堂后面是炉亭，设有斋舍来安置学生，设有厨房来供给饮食。拨出若干亩田地，每年收取田租来供给费用。匾额题为“儒林义塾”。他们不远数百里来到我的门下，请我记述这件事，想把它流传久远，使之不至于毁坏。他们立意真是深远啊！我考察前代义塾的设置，睢阳义塾最早，号称有学舍四五百间，是崇尚义行的人家自行建立的，并不隶属于官府。后来它终于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五代衰乱之后，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学校，而读书人仍能读诵、传习而没有废弃，睢阳义塾的功劳很大。如今各地的书院鳞次栉比，然而教人的老师实际上由官府设置，却未必认真选择，任期满了就离开。供养书院的费用，官府虽然总理，却不能完全弥补其中的亏缺，费用匮乏就停止办学。因此在其中学习的人往往有名无实，成效微小，本来也是应当的。刘氏义塾既不受官府约束，这一点和睢阳义塾初建时相同。它供养学生的费用有持续来源，那么教导学生的老师又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否则，学生们铿锵作揖，书声琅琅，表面上并非不可观看、不可听闻；但归根结底，他们所成就的，优秀的不过是为了应试求利、求得显达，低下的不过是认得字、记住姓名罢了，这又值得说什么呢？教的人和学的人应当怎样做？一定要遵循朱子的明确训诫，恭敬地牢记实行，不到彻底明白于心就不停止，不到真正落实于自身行动就不停止；一定要能够教化人民、改善风俗，才能够治理国家、救济时世，而不能只是把呻吟诵读、铺陈辞藻当作学问。这样，如果当世大儒从这里产生，或许才不会辜负建立学塾者的心意吧？

译《安福州安田里塾壁记》世上有极其容易达到的事情，人们却有时懒于达到；也有极其难以期待的事情，人们却常常一定要去期待。吉州安福的上田李氏，是儒学世家。宋室南渡以后，有一位淳熙年间的布衣献上《中兴颂》，被艮斋尚书赏识；有一位庆元年间的贡士著《史评》二十篇、《怀古词》八首，被益国丞相赏识；淳祐年间又有乡贡士；咸淳年间又有漕贡士；本朝至元年间又有人在县中掌教。前后四代，都研习儒术以求取人的爵禄，最终却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传到第五代辛翁，他是至元年间县学教官的儿子，淳祐乡贡士的孙子，《史评》作者的曾孙，献《中兴颂》者的玄孙。他在安福城西五里之外创办乡塾，建造礼殿，供奉先圣先师，设置讲堂，建立斋舍，门、廊、厨房、仓廪一应俱全。正要请公家题写匾额，分割私田来供教学和养士，显然是有所作为；事情还没有完成，他却突然去世了。儿子刚当时还年幼，过了几年逐渐长大，也能够捐出田地一百亩，供乡塾春秋释菜的费用，表示不改变父亲的道路。天历二年春，刚的外祖父姚贡士霄凤和友人周南瑞经过，向我说起这件事。我说，父亲创办乡塾而有所作为，已经很好；儿子捐田而不求有所作为，也值得嘉许。然而，刚的先世期待取得人爵的尊贵，最终却没有取得，正是因为人爵本来就不能保证一定取得。世上有一种可以必然取得、而且尊贵胜过人爵的东西，刚也愿意去求取吗？人爵的尊贵，只是小人和卑贱奴仆所看重的；大人君子并不把它当作尊贵。天爵的尊贵，才是大人君子所看重的，即使在千百代以后，人们仍然认为它尊贵。况且求取人爵的方法，必须仿效别人写作浮华空洞的言辞，虽不能说很难，却有人做不到；修养天爵的方法，只须反求自身、用真实功夫，虽不能说容易，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人人都能做到，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自己本来具有的，不必借助外物。仁义礼智，人人都有；不去做就算了，去做则人人都能做到。有慈爱之心并把它推广开来，就是仁；有羞耻和厌恶之心并把它推广开来，就是义；有敬重谦让之心、有辨别是非之心并把它推广开来，就是礼和智。温和顺从地对待父母叫作孝，和睦友爱地对待兄弟叫作弟，尽心尽力替别人做事叫作忠，推己及人地对待别人叫作恕。仁、礼、义、智、孝、弟、忠、恕，难道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吗？有人不能做到，并不是不能，而是不去做。去做而能够做到，能够做到而逐渐纯熟，纯熟而达到极致，那么即使尧舜之道，也不过是孝弟罢了；即使孔子的道，也不过是忠恕罢了。一个人如果能孝、能弟、能忠、能恕，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和孔子。这样一来，即使名声传遍天下、法则流传后世，虽然没有人爵的尊贵，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看一看那些小人和卑贱奴仆一时所获得的荣耀，活着与鸟兽同群，死后同草木一起腐朽，彼此相差难道不是万万之远吗？至顺元年冬，周南瑞再次前来，为刚请求文章。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让他悬挂在家中座位的右边，刻在乡塾墙壁之间，用来自己勉励、自己警戒。凡是和刚交游相处的人，也可以多次引用我的话来勉励他、警戒他。唉！人爵的尊贵不可期待，即使九品之卑，也艰难得很；天爵的尊贵却一定可以达到，即使一品之尊，也可以循序渐进而容易取得。世上的人往往不去做那容易而可以达到的事，却把可以达到的事看作困难，把不可期待的事当作目标，这难道不是迷惑吗？” 《朋习书塾记》礼义植根于人心之中，本来就是我们所具有的，大概不必等读了圣贤的书以后才知道。曹州楚丘的朱仲敏，性情淳厚谨慎诚实，并不以从事语言文字作为学问，却能够设立书塾，聘请有礼的儒士，来使乡里子弟受到善的熏陶，意在使他们共同归向善道。这种发自本心的礼义，是从内心产生的，并不是从外界熏染而来。在这里教的人和学的人，应当怎样来实现他的心愿呢？一定要从孝、友、睦、婣、任、恤这六种品行开始。六种品行完备之后，再约束和节制情感，涵养本性，使它明白于心，以扩充所知；使它真实落实于自身，以笃实所行。这样，或许就不会辜负朱君建立学塾的心意了。否则，把记诵当作学问，把辞章当作华饰，那就是世人趋逐末流的学问，而不是君子致力于根本的学问。朱君建立学塾，是从他内心根植的礼义中发出的；教的人和学的人却不从自己内心根植的礼义出发来教、来学，行吗？学塾名为“朋习”，意思是同住的朋友在这里彼此学习。“习”这个字，是说即使已经知道、已经能够做到，仍然要反复熟习、反复实践，不停止于礼义，必须使它明白于心、真实落实于身，然后才算有所获得。前进士张士良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嘉许它，所以写下这些话，让它记在墙上，作为书塾的规约。

译《旧冈义塾记》古代政治昌盛的时候，一万二千五百户的乡设有乡学，由乡大夫主持；又把教育的方法颁布到州、党、族、闾，使他们教导百姓。二千五百户的州，由州长召集民众学习法令，按时在学校练习乡射礼，并崇尚功绩。五百户的党，由党正召集民众学习法令，按时练习乡饮酒礼，并崇尚年长者。即使二十五户的闾巷门口，也有学塾；闾中退休的老人早晚坐在那里，百姓进出都必须接受教诲。这就是教化成功、风俗良善，人人都有士君子品行的原因。后世即使是太平清明的朝代，也只有郡县设学校，住在远离城郭之处的人，子弟没有办法到学校去。旧豫章郡丰城县，有揭氏家族住在长宁乡旧冈山下，家族以儒学著名，有揭商霖、揭飞雄、揭三京，在宋绍兴、淳熙、绍定年间考中进士；有揭先觉、揭著，也因多次应试而被奏名任官。到了本朝，做官的有养直儒学教授傒斯、翰林应奉正、孙盐司丞、时益县主簿司丞。某君任官时，命长子德在旧冈旧址建立义塾，聚集族人来教导他们；少子懋在其中协助成就此事，建起高楼一座，前面建小楼两座，中间供奉先师，旁边安置学生。主簿君割出右边的土地，扩大义塾面积，又建造燕居之堂、廊庑和门，使它完全美好。拨给土地五百亩，供给学生食用。建立学塾的用意，大概和古代的里塾没有不同。揭德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章记述此事，想用来给后人看，并期待它永远流传，又担心它会毁坏废弃。我说，古代的里塾有教化却没有供养，如今揭氏义塾已经有供养的条件了；但它将怎样教人，还不知道。古代的学校教人明白人伦，如今的学校所教的不过是学习对世事无用的文辞，来钓取对自己有利的爵禄罢了。假如义塾的教育也是这样，即使有学塾又有什么益处？一定要把选择老师放在首位。老师不必博闻强记，也不必善于辞令，而应选择那些实际实行孝亲、敬长，厚待宗族，诚笃对待外亲，信实对待朋友，仁爱对待乡里，行为自守而知廉耻，对待别人能够做到忠恕的人，来使一家一族的子弟受到善的熏陶。取朱子《小学》一书，熟读并实践，长期受到熏陶浸润，自然会发生变化；将会看到，一家一族没有一个人不明白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并推及宗族、外亲、朋友、乡里之间，和和睦睦、一片和谐，充满融洽温厚的气氛。尊贵的人一定会获得当代名贤的称誉，富有的人一定会保有世代相传的长久产业；即使不求名、不求利，还有什么名利能大过这个呢？我看到丞、簿两位兄弟承受父亲世代积累的资财而不分家，已经与浅薄的风俗大不相同了。揭德、揭懋如果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那么家族人伦的敦厚，正是出于上天赋予的本性。上天将使揭氏昌盛于此，是可以预见的。今后如果再用古代的教化来教导他们的家庭和宗族，那么人的昌盛就能与上天使其昌盛的意愿相合。揭氏的悠久、广大和兴盛，哪里能够估量呢！”},{ 《成冈书屋记》成冈书屋，是乡里人李幼常季从居住的地方。李氏家族从吏部侍郎公开始显贵，家在白沙，族中的支派分居于邱方。幼常是侍郎公的来孙，离开邱方，迁居成冈，与侍郎公的旧宅遥遥相望。梅僊一峯在屋前高高耸立，大溪横向环绕，像一条带子；屋后枕着山峦丘阜，山势曲折绵延，层层罗列，环抱守护。选择这里建造住宅，尽情收取了山水的秀美。有人劝他出仕，他回答说：“生逢盛世，列身太平之民，做一个普通百姓也已经是幸运了。若在仕途之外另有希求，就是不安于本分。”住宅建成而且完美之后，有人想送来匾额，于是我替他写下题名的说辞：“我听说，行冠礼之后，便加重自己的名，并以字来相配；却没听说还要再轻视自己的字，改用号来称呼，这大概是末世流俗的做法吧？既然是我居住的地方，就题写我所居室的名称，称作‘成冈书屋’就可以了。”我和季从同乡，向来敬重邱方远仲的贤德；幼常善于承继父亲的事业和品德，不改变父亲的志向，积藏书籍以教导后人，将要使后人接续侍郎公的遗风，他的志向实在值得嘉许。如今这个时代，品行污浊的人荣耀地建造一所房屋，借此求得不同于平民的身份；品行清正的人则标榜两个字，借此向士人夸耀自己的高尚，这些做法都是我所不愿见到的。幼常的见识超越众人，岂不是很明显吗？《尔雅》说：“山重叠两层称为英，只有一层称为坯。”邢昺的疏说：“成，仍有重叠累积的意思。”成冈的山，大概就是山势层层重叠而高峻的山。从今以后，凡是居住在成冈的李氏子孙，都应当使一家人的事业不断积累，使自身的学业不断积累，全都像山势层层重叠而高峻一样；这样才可以不辱没“成冈书屋”这块匾额啊。

译《重修李氏山房书院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读到这首诗，说：“这首诗赞美仁德到了这样的程度，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孔子又读到这首诗，说：“写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仁道吧？百姓秉持常性，所以喜爱这种美德。”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出生之后就知道爱自己的父母；这种和天地生养万物之心相合的仁爱，和生命一同生成，并不是有人教使他这样做的。心中有这种仁爱，就一定会喜爱它：正如山势高耸，眼睛必然要仰望；正如道路宽广，脚必然要在上面行走。然而，仁作为一种德性，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我有这种仁，他也有这种仁。既然喜爱我本心固有的仁，难道会不喜爱那些同样具有这种仁的人吗？所谓“秉彝”，就是人人固有这种仁的本性；所谓“懿德”，就是人人共同具有这种仁的人所表现出的美德。具有这种常性的人，内心没有不喜爱懿德的，因为大家同样具有仁心。南康李文定先生，年轻时学习科举之学；还未满二十岁时，朱子来任南康守，内心暗自仰慕他。后来考中进士，便前往拜师求学；他一生都严守礼义的界限，淡然处于功名利达的境地。大概是因为从老师那里学习而有所收获，所以他把自己的老师看得如同巍巍高山、平坦大道一般，仰望而向往，践履而奉行，从未忘记，也从不懈怠，低头勤勉，每天都孜孜不倦。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喜好仁德的人吗？他所居住的县叫建昌，从前有同县同姓的兵部尚书，清白的名声和美好的节操在一乡之中享有声望。他把藏书放在庐山五老峰的增舍，号称“李氏山房”。后来遭逢战乱，书籍和山房一起焚毁。宝庆丙戌年，他向县令曹豳说明此事，仍沿用“李氏山房”的旧名，在县西创建书院，祭祀这位尚书，并叙述他的学问和出处大略，为此作记。文定推广自己喜好仁德的心，进而喜好他人的美德，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尚书的人品固然高尚，却未曾听闻圣学。文定师从朱子而又仰慕尚书，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喜好仁德，就一定会学习圣人，以充实仁德的全部内容。对于别人的美德，只要他的天性美好、操行卓异，有合于仁这一种德行，就可以喜爱他。”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却多次称许伯夷、柳下惠。伯夷、柳下惠虽然不能像孔子那样德行全面，但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定，使鄙陋的人宽厚，使刻薄的人敦厚，也足以补益世间教化。文定诚恳地推重尚书的美德，难道不正像孟子称许伯夷、柳下惠吗？文定去世后，与尚书一同受祭祀。皇元实行新政，建昌由县升为州，山房才得以设置专职官员。后来由州学正兼掌管山房。起初学正李仲谋想要修缮书院，却受到有关官员的牵制。进士高若凤任州判官，总管儒学事务；由于志向相同、谋划协调，于是终于能够重修书院，修建新的祠堂和讲堂，又迁建燕居之堂，使它焕然一新，比旧日更加壮丽。仲谋作赋记述大略，请我写记。我来不及详细说明工程的年份和房屋的规制，只阐明文定喜好仁德、喜好美德的心意，用来劝勉后人。今后如果人人都知道喜好美德，那么在这里任官的人一定能继承修葺，使二李的祠堂永远不致废毁；如果人人都知道喜好仁德，那么在这里学习的人一定能登上文定之堂，窥见朱子的门墙，从而无愧于燕居之堂中所祭祀的先圣先师。而尚书公的美德，也正是水木本源所分出的支流。尚书名常，字公择；文定名燔，字敬子，世人称他为弘斋先生。”},{ 《十贤祠堂记》黄河、洛水之间，处在四方的中央，是天地交合、阴阳调和的地方，本来适宜成为圣贤居住之地。周成王时营建东都，以此控制诸侯。周公是大圣人，毕公是大贤人，都以父辈和老师的尊贵身份治理那里百姓。周平王东迁以后，这里遂成为王国。我们的夫子孔子也曾到过一次，却没有久留。从汉到唐，名士大夫居住在洛阳的并不少，但都不如宋代中期兴盛。我们的夫子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却没有天子和大臣的职位，道不能推行于天下，只能私下传授给弟子。然而只有颜子、曾子二人得到传承，再传到子思，再传到孟子。孟子去世后，传承者没有合适的人，夫子的道便湮没了。经历一千数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出现，孟子的传承才得以继续。同时有邵子，他是卫地人；司马公，他是陕地人；二人都迁居洛中。张子是秦地人，也因为邵子、二程在洛阳而时常前往拜访。五位贤人聚集在洛阳，是周公、毕公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洛阳人张顺中，称美乡里有五位贤人，又追念程子的学说。程子学说的源头发端于营道周氏，流传扩展于婺源朱氏、广汉张氏和东莱吕氏。直到覃怀许文正公，尊崇信奉《四书》《小学》来施教，本朝士大夫才开始知道有朱子的学说。皇帝下令让十贤从祀孔庙，后来的学者受到鼓舞，开始有所振兴。张顺中把情况告诉父亲，在洛城宣仁门北面买地，建造祠屋祭祀十贤，以表达严肃敬奉的诚意。祠中依次以邵、周、司马、张、程、朱、张、吕、许排列，大概是按照年龄长幼和时代先后确定的。他来到京师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我说，顺中是一介士人，却有志于尊崇仰慕圣贤之学，值得嘉许。如果真能遵循许文正的教诲而上溯到司马光，来实行天下通行的大道；遵循朱、张、吕三家的言论而上溯到程、张、周、邵，来建立天下的大本，这才是实学。将来河洛之地有所光显，难道不在于此吗？如果你只是建立祠堂来祭祀他们，那也不过是虚文罢了。道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圣贤是人人都可以学习的；成为圣贤，也只在于切实用力罢了。顺中，努力吧。”},{

译《宁都州学孙氏五贤祠堂记》赣州都孙介夫，名立节，在宋熙宁实行新法时，不肯担任条例司官；又以桂州节度判官的身份审理鞠宜州的案件，抗拒经制司的意见，使十二人免于死罪。苏文忠公称赞他刚强而仁厚，作《刚说》留给他的儿子，于是闻名于世。一百多年后，宁都县令就在他的居所延春谷建立祠堂，并把他的两个儿子一同祭祀。庐陵杨伯子作记，推究其本源，又把他的祖父一同列入祭祀。浔州史君夫因为一个人的善行，上推到他的祖父，下及到他的儿子，古人的用心，可以说深厚了。建立祠堂以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宁都县升为州，孙氏祠堂建在州学右廊，是延春谷一支的祠堂。有同知东川路总管府事寿甫，名登龙，年轻时为乡贡士，品行美善、文章醇厚，受到学者推重佩服。他重义轻利，恩惠泽及万物；上天保佑他的家族，几个儿子都文雅出众，做官而且多才。去世后，州中士人共同谋议，请求把他附祀在孙氏四贤祠中。州长同意，又转报大府，在州学讲堂西面重新建造祠堂，祭祀孙氏五贤以及乡里的先贤，并按年齿排列。又因公文征求我的文章，让我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唉！喜爱美德，是人所共同具有的常性，古今都是一样。所以君子赞美善行的心意长久存在，宁可过分厚待显贵之人的善行，也乐于弘扬道义而不忘记乡里的美好风俗；对于众人共同的公论，乐于顺从而不拒绝官府的美政。如果有一种善行，活着时就敬重仰慕他，死后就表彰显扬他，这样用来示范劝勉，意义该是多么重大啊！我的朋友萧令深说：“东川君对父母仁爱，对兄长仁爱，对乡里仁爱；财富丰足却不自满，学问丰富却不自夸，谦逊谨慎，处处有长者的风范。他的慈爱善良熏陶了人们，出任掌教于古宜，又代理属县事务，辨明伪钞案件，昭雪无辜者总共有数十人。他和桂君所处时代不同，所作事情相同，前后相继使美德显扬。”把他附祀于祠堂，是合宜的。我说：“崇尚善行来使浅薄风俗变得敦厚，这是众人共同的公论，不是某一家的私意。”虽然如此，论述并撰写先世的善行，刻在礼器上，使它清楚地流传后世，按照古训来说，也正是为了显示孝子的心意。所以说：‘有善行却不知道，知道了却不传扬，是做人子孙的耻辱。’孙氏祠堂的祭祀，不就像孔鼎上的铭文吗？这件事一方面美化了官府的政绩，一方面美化了乡里的风俗，一方面美化了孙氏世代都有闻人的事实，又一方面美化了闻人之家有孝子；一件举动而四种美德都具备，难道不值得记述吗？”},{ 然而，儿子要厚待自己的亲人，必定先要厚待自身，行正大的道路，达到最高的成就，使乡里、国家和天下都称赞说：“好啊，有这样的儿子！”德行建立了，功业建立了，使亲人的名声流传不朽，这才是根本。内在不依赖外在，又哪里只是因为祠堂建立便尊贵显赫、碑记建立便长久流传罢了呢？《黎氏贤良祠记》宁都州的著名大姓，黎氏最为兴盛。从唐末直到宋代末年，延续到今天，已经兴盛很久了。黎志远年长而有德，喜好礼仪、崇尚文教，修订家族谱牒，刻在木板上传播。他的十世祖的堂兄弟中有十一位贤良，其中字汉儒、名仲吉，祖父名球。后梁时任防州刺史、百胜军节度观察使。仲吉端庄稳重、学识广博，士林称誉他；在金精山结庐居住，南方带着弟子礼来拜师的，常有数百人。淳化年间，郡将陈殿院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分条陈述当世事务数千言，名人都愿意同他交游。不久考中进士丙科；天禧年间叩击宫门上书言事，丁谓厌恶他不依附自己，立即授予他洪州文学的官职。丁谓罢相后有诏令征召，他以疾病为辞，授任袁州户曹。有一天拜见太守，请求解除职务回到梅川，自称方外高人，著作数十万言，八十一岁时寿终。这些事见于章贡地方志。治平四年考中乙科的黎珣，官至右文殿修撰，追赠少师，是贤良的第四代孙。宁都学院虽然把贤良列在乡贤之首加以祭祀，但在黎氏家族中还没有建立祠堂祭祀。至治壬戌年秋，志远召集工匠、估量材料，在州城东北角三江之滨选择地点并择定吉日，于是建立祠堂。建立祠堂，是厚待先人的方法。孝子慈孙的心，谁不想追念并彰扬先世的美德？假如家谱世系不可考察，有人像崇韬那样妄称自己是汾阳之后，那就是欺骗自己的祖先。志远既然弄清了谱系，分清支派，具有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的义理；又建立祠堂祭祀，亲情深厚、心意笃实，具有悠远而不忘本的仁心。在义和仁两方面，他可以说都得到了。”},{ 《吴文正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二 元，吴澄撰 记 《乐闲堂记》心中感到畅快喜悦叫作乐，身体得到闲暇安逸叫作闲。然而世上的人只把不在官位、不承担事务当作闲，这个意义并不全面。金台耿文叔，积蓄修养、才能出众，享有清白声望，有时掌管朝政，有时执掌邦国法纪，声名和实际都很显著，为当时所知。他是治理国家的才器，适宜任用而不适宜舍弃，适宜施展而不适宜隐藏。但他家中开辟数亩土地，种植百株菊花，似乎对隐逸之花有所喜爱，又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乐闲堂”。谁不会说耿公虽在官位，却没有忘记在野的快乐呢？与那些依恋权势、不肯脱离，沉溺利禄而不知满足的人相比，真是相差万万。可是我认为“闲”的意义并不专指隐退，为什么呢？所谓闲，就是安安稳稳而不劳累，是宽裕从容而有余力。隐退固然是闲，做官进取也可以是闲。处在繁杂紧迫的事务中却从容简易，面对纷乱纠葛却井然有序地处理，这难道不是闲吗？邵子说：“虽然忙碌，心意自然闲适。”说的就是这个。琐碎事务堆满眼前，二十种刑罚的案卷都亲自阅览；强敌压境，百万大军也不容易抵挡，但诸葛亮宁静以致远，王安石以和平安定镇服万物，难道有片刻不闲适吗？在危难之中奔走劳作，却如同在南阳亲自耕作时一样；在部署兵甲的时候，却如同在东山高卧时那样闲适。没有任何时候不闲适，就没有任何时候不快乐。难道一定要隐退不做官才算闲、才可以快乐吗？做官可以，停止做官也可以；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但闲适是一样的。这就是古代君子终身快乐的原因吧？耿公从江西宪长升任参知行省政事，他的属官请我为他记述乐闲堂，所以我推述古代君子的心意，来尽量说明“闲”的意义，不敢拿世俗片面的见解来揣度耿公。

译《观复堂记》“复”这个名称相同，但实际意义有两种。有动于初而复归的复，是复见天地之心，也就是静极之后的复。万物一同生发，我由此观察它们的复归，就是这个意思。清江聂文偁把自己的堂命名为“观复”，他大概也是有志于观察静极之后的复归吧？草木不收敛它的汁液，就不能繁茂开花；昆虫不蛰伏身体，就不能振奋活动。这就是人之所以看重“复”，而“复”之所以以静为贵的原因。寂静是感应发生的主宰，收敛是开放生发的根本。冬天的收藏，是一年中的复归；夜晚的休息，是一天中的复归；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是片刻之间的复归。观察万物、观察自身，大概就要从这里观察。文偁资质纯美，器量见识深沉，爱好善道并以之为宗旨，勤奋学习以充实自己，他大概已经可以谈论这个道理了吧？然而我们圣人的道有一种所谓“诚之复”，仙人的方术有一种所谓“命之复”，这些都不是可以用言语说清的。既然不能用言语说清，那么应当怎么办？用心去体会心本身就可以。自己寻求、自己复归，不要忘记，也不要强行助长，必定会有豁然觉悟的时候。我将等待那一天。《存与堂记》公侯的子孙，想着保全自己的国家；卿大夫的子孙，想着保全自己的家族。为什么呢？国家的疆土，是从先公那里继承来的；家族的土地和城邑，是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承受了先公、先祖所给予的东西，却不能保存，不能称为孝。做人子孙之所以诚恳地守护而不敢失去，正是这个原因。难道只有古代的公侯、卿大夫如此吗？如今的士人和庶人如果不能保存先世所留下的田宅，难道可以称为孝吗？南丰州判官葛君，世代居住在豫章新建县石江。他的父亲与山翁，是景定壬戌年的进士，有六个儿子。宋朝历数已终之后，便隐居不仕。他把住宅建得壮丽，以供自己安逸养老，又为几个儿子各自创建了一处住宅。南丰君是他的次子。他出嫁到外郡的女婿家五年后才回来，不愿因土木工程劳累父亲，于是在旧居东边自己建屋，却把父亲建造的房屋让给一个兄长和四个弟弟。大德甲辰年，父亲去世，南丰君留在燕地的几个兄弟争墙斗屋。南丰君听到讣告，急忙赶回，替他们平息愤怒。至大戊申年，他在郡学任职三年；辛亥以后待次闲居六年，一直调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仍努力让他们聚居在一起。延祐丁巳年，他任临川郡教授六年，后来才得到替代。六年之间，他的兄弟们把各自继承的祖屋全都卖给了强邻。南丰君从临川回来，悲伤而痛惜，慨然发誓说：“我的父母辛勤劳作才有了这所房屋，一旦归属别人，将来我凭什么在地下见先人？”他不愿争讼而伤害乡里的和睦，于是按双倍价钱偿还，从豪强强行夺取者手中买回房屋，幸而保全了祖上的旧物。嘉许他的人把堂命名为“存与”，意思是说他能够保存山翁所留下的东西。南丰君写信给我，请我作记说：“希望求得训诫的话，放在堂屋墙上，使葛氏子孙，过去的有所惩戒，将来的有所劝勉，早晚思念前人创立家业的艰难，或许世世代代都能保存先人留下的东西。这不只是葛氏的幸运，也是敦厚人伦、美化风俗的事情。”我说，君能够保存前人留下的东西，在家产几乎已经丧失之后仍然做到，可以说是孝了。然而，父母留给人的东西，并不只是屋舍房产，这些还是身外之物，尚且必须守护；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给自己的，应该比身外之物更加看重，那么又应当怎样守护呢？身体的形体不可有损伤，身体的行为不可有亏缺污点。这就是曾子所以战战兢兢、乐正子所以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的原因。保存父母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君博览群书，擅长辞章，已经为前人增添了光彩；如果再学习曾子、乐正子的学问，更加谨慎，充实自己所达到、所保存的境界，那么上天所给予我的广大居处，就不只是汾曲的房屋和善和里的住宅可以相比了。所以一并说这些话，用来勉励《存与堂》中的贤子贤孙。《修齐堂记》圣人门下的教育，先从学习《诗》开始。学习《诗》，先学习《周南》《召南》，为什么呢？因为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是根本。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实践《周南》《召南》，就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面对墙壁，虽然距离极近，却被遮蔽堵塞而什么也看不见，受到阻碍而无法前进。对于自身来说最接近的，是家庭。家庭中有夫妻关系，有父子关系，有兄弟关系。人的大伦有五种，而家庭中就有其中三种。必须先使夫妻之间的伦理深厚，然后父亲才能慈爱，儿子才能孝顺，兄长才能友爱，弟弟才能恭敬。这就是学习《周南》《召南》的功效。如今世上的人，每个人都读《大学》，其中把修身、齐家列在八条目之内，更可相信《周南》《召南》的学问切实而不可缓慢。学习《周南》《召南》，难道只是诵读它的文辞吗？难道只是练习它的声调吗？只是诵读文辞，只是练习声调，对于家庭有什么补益？应当思考：家庭中具有《关雎》《鹊巢》所表现的德行，究竟是因为什么才能达到？大概也只能反求于自身罢了。自身不实行大道，连妻子儿女都不会实行；自身不修养，家庭能够整齐吗？太和康斯济，家世代积善，重新营建房屋，以“修齐”命名他的堂，命令儿子武宗到我这里请求作记。我观察吉郡的风俗，大体上都凭意气、好强争胜，只有斯济这一家，恭谨谦逊，如同孔子居于乡党之间；有冒犯也不计较，有争执便相互谦让，确实已经超出同辈之流了。他又认为治家应当从修身开始，于是在堂屋匾额上写着“修齐”二字，早晚都瞻仰省察，以此效法仰慕。唉，真值得尊重啊！不过，治家的根本在于修身，那么修身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有两点：明白善理，是第一点；诚实行善，是第二点。什么叫明善？就是读书来开启智慧和见识，不被事理蒙蔽。什么叫诚善？就是在独处时谨慎，以端正自己的操守行为，使自己无愧于上天。智慧见识没有蒙蔽，操守行为没有愧怍，那么男女之间的区别就谨慎，内外之间的界限就严明，家庭礼仪就庄重而和睦，仁爱之意融洽充盈，和顺之气交融周遍。凡是这样的家庭，没有做父亲却不慈爱的，没有做儿子却不孝顺的，没有做兄长、弟弟却不友爱、不恭敬的。自身的行为没有一处亏损，叫作修身；家庭的政令没有一处参差，叫作齐家。斯济能够使一身一家都如此，又尊崇古代圣贤，亲近良师益友，难道还不能进步到这种境界吗？所以我为他说这些话，交给宗武，让他回去转告他的父亲。这就是《康氏修齐堂记》。

译《柏堂记》青云乡刘绍可的妻子熊氏，是儒家女子。她的祖先曾考中进士，官做到州牧、郡守；她的叔父也考中进士，任职于州县。熊氏嫁给刘氏，二十五岁时便【原文疑有缺字】，有一个儿子刚满两岁；【原文疑有缺字】后又居守四十多年，如今六十九岁了。儿子克尽奉养之责，新建这座堂来供奉母亲，早晚侍奉。豫章人掲曼硕给它题名为“柏堂”，并作诗赞颂。过去卫共姜，丈夫死后没有再嫁，亲自作《柏舟》诗，表达自己的志向。如今刘母的志向和共姜相同，因此有人作《柏堂》诗，赞美她的节操。所谓《柏舟》，难道真是用柏木做船材吗？所谓《柏堂》，难道真是堂院中真的有柏树吗？不过是触景起兴，以柏树命名，借柏树来比喻妇人的德行罢了。各种树木在春夏之际茂盛繁密，到秋冬便枝条枯萎、叶子脱落，只有柏树经历风霜冰雪的严寒，仍然像从前一样青翠。自古圣贤论说柏树的德行，是因为它到了岁寒之后才凋零，是因为它四季不改。妇德的贞正，配偶关系以及人的伦理共有五种，其中第二种叫“二纪”，第三种叫“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为纲，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天。臣把君看作自己的天，儿子把父亲看作自己的天，妻子把丈夫看作自己的天。天只有一个，世上没有两个天。父亲也只有一个，人没有两个父亲。儿子把父亲当作自己的天，这是天伦关系，自然不能有两个。臣子对于君主，妻子对于丈夫，虽然是由人为结合而不是由天为结合，但既然人为结合的关系以天理而言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两个，那么也同天伦关系一样，只有一个所奉之天而没有两个。唉！君主对于臣下，地位尊卑相差极其悬殊，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天，谁会不这样认为呢？丈夫对于妻子，配偶关系平等，并没有相差悬殊的地位形势，但妻子把丈夫当作自己的天，与臣下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天没有不同，这个道理实在深远啊！考察礼经，女子未出嫁以前，以父亲为天；出嫁以后，以丈夫为天。以丈夫为天，就是转移了所奉的天，不再以父亲为天，所以降低为父亲服丧的等级，而专门穿着原本为父亲所规定的服丧之服来服侍、服丧于丈夫，以表明所奉之天不能有两个。这层意思实在深远啊！这就是我赞美《柏堂》以柏命名的原因。唉！道德衰落、风俗败坏之后，昂扬伟岸的男子，对于与自己地位相差极大的所奉之天，能够始终不二、专一奉守的，或许已经不多见；何况幽静柔弱的女子，对于与自己地位并不悬殊的所奉之天，竟然能够这样专一而不二，大概是她禀赋的资质和本有的善性所形成的美德没有消失。此正是我因《柏堂》以柏命名而感慨的地方。熊氏的儿子，侍奉母亲孝顺，作文学习都很用功；有这样的母亲而有这样的儿子，是理所当然的。《大中堂记》人的气质形体，会随着所居住的环境和所受的教养而改变。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是用来培育人的。古人对于自己的居所，像柱子、门、窗，有的为它们刻铭，难道不是想让训诫的话常常处在眼前，从而培养成就自己的德性吗？后世已经没有这种做法了。近代士大夫的居所，有的用美好的名称题匾，有的用优美的文章作记，虽然是古人未曾有过的做法，但我也有所取，因为它合乎在柱、门、窗上作铭的用意。乐安南乡士人刘楚兰，希望有所涵养来改变自己的气质，把读书斋居的房屋命名为“明明”，请我作记；又把闲居的房屋命名为“大中”，再次请我作记。我感叹说：“刘氏给居所命名，意义真大啊！‘明明’是《大学》的要旨；‘大中’是《中庸》的要旨。程子承续孔子之道的传授，独能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圣学的门庭和深奥处。如今刘氏又分别从两篇开头选取它们的要旨，用来命名房屋和堂，这正是希望学习程子的人，他的志向难道不值得赞美吗？不过，‘明明’是进入德性的开始，事情还可以说得明白；‘大中’是成就德性的最高功夫，却不容易说清楚。” 中道本来是一个概念，却有两层含义：有作为根本的中，有作为通行原则的中。子思说：‘喜怒哀乐还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中，是天下的大本。’这是把内心不偏不倚说成中。周敦颐说：‘中就是和，合乎节度，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这是把事情没有过度也没有不及说成中。不偏不倚作为大本，是体；没有过度也没有不及作为达道，是用。体和用都称为大中，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没有不能包含的，它的用没有不能贯通的，所以都称为大。前代哲人立言，总是先说体而后说用；后来的学者用功，应当先从用入手再达到体。《论语》记载圣人教人，多在日常生活和经常实行之中。曾子的学力深厚、功夫纯熟，他在实践方面已经全部周遍，孔子才告诉他说：‘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通一切。’大概到了这时，才指示给他那个作为本体的“一”。学习《中庸》的大中之道，也应当从日常生活和经常实行开始。凡是与人交往接触，都必须求其恰到好处，没有丝毫过度，也没有丝毫不及。这样日积月累，便没有一件事不合于中；由此再进一步，即使在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也戒慎，即使在耳朵听不见的时候也恐惧，那么不偏不倚的中，也就成为没有过度、没有不及的根本，始终存在而不会丧失了。” 至于开始用功，也不过是广泛学习文章来明白经义，谨慎对待独处之时来克制自己罢了。先取得达道之中，再逐渐取得大本之中，后来的学者岂是容易说到的呢？不过，我也不能不略作说明。使居所安适，在行动和休息中都得到涵养；所受的涵养纯熟了，所学也会随之而行。气质的改变，将会不期然而然地发生。这就是学问造诣，也是程子所谓堂室的端绪。楚兰，你细细体会我的话，切实用功就可以了；否则，匾额名称虽美，不过是装饰景观；记文虽好，也不过是空话。这就不是我对居住在这座堂中的人的期望了。

译《九思堂记》我从中年起听说御史申屠君的名声，敬仰爱慕，希望结识他，却最终未能见到。至治三年，我在京师结识了他的儿子駉。一天，他告诉我说：‘先父家在东平，晚年喜爱高邮的山水，营建了一所别墅。他曾说君子有九种思虑，是立身的根本，常常用这教诲子孙。駉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我们追念先父的遗志，把居住的堂命名为“九思”，又请集贤大学士郭公篆写匾额。冒昧请求您说几句话，阐发其中的要旨，使我们早晚观看省察而有所警醒，或许可以少犯过错，不辱没生养我们的父亲吧？’我说：‘好，好。你先父用来修养自身、期望子孙的志向实在深远啊！以我的浅陋，不能充分说明它的实质。不过，也不能不略述其大概。谨按《论语》所记，思虑的项目有九条，前六条是存心治身的要领，后三条是明理克己的功夫。为什么呢？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面部的神色，举止的仪态，口中说出的话，以及待人接物的事情，都属于自身。看时要思考，听时要思考，神色、仪态、言语、事情没有一样不需要思考。思，是心的职能；身体的职能都统属于心的职能。内心有所主宰，外在行为便听从它的命令。” 所以眼睛看便会明察，耳朵听便会聪敏，神色和仪态便会温和恭敬，言语和办事便会忠诚敬慎。这就是颜子的一切视、听、言、动都依循礼，也是孟子所说先树立根本，枝节便不能夺取它。六种思虑，是圣学的根基，也是学者应当学习却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难道不也应当先把后三种思虑作为努力的重点吗？因为欲望最容易诱惑人，利欲尤其如此；看见利益便思考它，必然不肯舍弃，即使是合乎义的事也会被玷污自己。情感最难控制，愤怒尤其如此；遇到应当愤怒的事便思考它，就一定不会贸然行动而伤害自己。对于疑惑而未能通晓的事情，一定要向人请教；那些不思考又以向下请教为耻的人，宁可终身不知道。对疑惑加以思考并请教，事理就没有不能明白的；思考困难之处和义理，自己就没有不能克服的。事理没有不明白的，自己没有不能克服的，那么操持自己的心，心便能存守；检点自身，身便能治理。聪明、温和、恭敬、忠诚、敬慎，本来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了。思虑的功用真大啊！程子说：‘九种思虑各自专注于一件事。’谢子说：‘没有一刻不自我反省察看。’你要我阐发九思的要旨，我私下诵读程子、谢子的说法来回答你。况且你先父光明磊落、气度轩昂，卓然自我奋发，有古代刚烈大夫的风范。你从家法中求取教诲已经很多，又以圣人训诫为师并加以考察，建立堂名来表示不改变父亲的道统。” 如果兄弟们聚居在这座堂中，果真因为“九思”这个名称而达到九思的实际，在任何地方都思考，没有片刻忽略、忘记和懈怠，那么地位卑微的可以成为贤人，地位尊贵的可以成为圣人。并且还将光辉灿烂、显赫耀眼，使先人的德行增光；这样就不会辱没先人了，其意义远不只是少犯过错而已。至于在行动、静处、说话、沉默之间，对九件事不能一一做到，却只想着切实践行它的实质，反而只是喜欢它的名称，那么你先父对你们兄弟的期望，大概不会是这样。御史名致远，字大用，授任南台都事、江东佥宪、翰林待制，都没有赴任，后来以淮西佥宪任内去世。共有七个儿子：长子伯骐，次子骥，第三子骊，第四子駉，第五子骅，第六子骝，第七子骆。有的已经出仕，有的尚未出仕。某年某月某日记。《拙逸斋庐记》宜黄的士人乐寿说，他们的县令李侯贤能，可以称为当今循良之吏。他早年在郡、道、省各级任职，后来出仕而治理三个县，都有声誉。他对待百姓，满怀怜悯同情，真诚慈爱；救活濒死的人，繁殖养育生民，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于天地之间，不知有几千人。宜黄的政务，不炫耀显明，也不苛细精察，把百姓当作慈爱的父母。他读圣贤之书，喜爱程朱的学说，反复咀嚼而深有滋味，并不只是涉猎门墙边缘而已。他曾取周敦颐《拙赋》中的“拙逸”二字来命名书斋，来到宜黄后，新修了三间茅屋，仍旧悬挂原来的匾额。虽然我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他希望得到一句话来阐发“拙逸”二字的含义，怎么样呢？我说：君子遵循道义，大公无私，极其正直而不偏颇，既没有所谓拙，也没有所谓巧。从世俗的眼光看，便把君子遵循义理、谨慎守持、安守本分而无所求看作拙，把小人放纵欲望、任意妄为、侥幸求得利益看作巧罢了。周敦颐因为别人说自己拙，便作赋来自我表明；这就像陈司败讥刺孔子党护昭公，而孔子接受这个说法，认为自己有过错一样。至于周敦颐所奉行的大中至正之理，又怎么可以用巧拙来命名呢？” 而且君子对于求取名声很廉洁，对于求取利益很笨拙，看起来似乎很拙，但推究到最后，他有福而没有祸，安稳而没有危险，从来不是真拙。小人巧于谋求爵禄，巧于贪图财物贿赂，看起来似乎很巧，但计算他的后果，人的祸患立即显现，上天的刑罚也会逐渐降临；巧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古人说过：“心安逸，日益美善；心劳苦，日益笨拙。”所谓拙，是心安逸；心安逸，便日益美善；所谓巧，是心劳苦；心劳苦，便日益笨拙。谁说“日益美善”的是拙，“日益笨拙”的是巧呢？侯如果甘愿承受“拙”的名声，享受“逸”的实质，那么安逸就是真安逸，拙也不是真拙了。乐寿说：我愿意把先生的话传达给李侯。侯名复，字守道，祖先出自女真氏，现在是真定人，曾任汉川尹、绥宁尹、宜都尹，后来调任宜黄尹。某年某月某日记。

译《卷舒堂记》古人心灵和品格的寄托流传于世的并不少，但颜鲁公的书法至今仍被天下人视为珍宝，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字势劲健吗？因为他的志向节操如同他的书法。庐陵文信公的志向节操，大概比颜鲁公更高大，那么他的字值得珍视到什么程度呢？“卷舒堂”三个字，是文信公过去为同乡刘氏静隐公所作。老人家的两个儿子建了书塾，悬挂这块匾额，让家中子弟和乡里的子弟在其中时而卷起、时而舒展书籍，阅读学习。一位老人和两个儿子前后相继成就美德，他们的爱好和志趣远远超出流俗。所谓卷而舒、舒而卷、卷了又舒，是因为书籍不可不熟读。读书将要追求什么？一定是有目的的。然而世上的读书人，不过把它当作资助口头和耳朵的记诵，不过用来增添辞章的华美，像鹦鹉学舌、翠鸟鸣叫，只求悦耳悦目罢了。考察他们的为人，检验他们的行事，即使胸中装有万卷之书的儒者，有时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夫，为什么呢？因为读书却不知道为什么读。况且书中所记载的，究竟说的是什么？是理，是义。理义，是我们心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圣贤先认识了它们，才把它们寄托在书中。善于读书并有所收获，那么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自己本来具有的，不必向外寻求。否则，就是买下了装珍珠的匣子，却把珍珠退还；即使手不停地翻阅，口不停地吟诵，一天读上成百上千卷，书自管舒卷，我自管读书，终身仍和普通人一样，又有什么益处呢？” 不仅没有益处，过失严重的还有这样的人：增长自己的骄傲、傲慢、荒诞妄言和阴险诡诈，无不以书作为滋长的凭借。那些胸中一个字也没有的人，有时反而不会这样。唉，这难道是书祸害人吗？是人祸害了我们的书罢了。我不认识刘氏的两个儿子，但我的朋友刘光泽称赞他们安静诚实、温和文雅，又称赞他们明达干练、爽朗豁达，那么他们的资质本来就可以学习圣贤了。凭借这种可以学习圣贤的资质，作为子弟的楷模，引导他们读书，他们一定能够得到书中理义，而不会空读。文信公作为臣子，确实是从书中有所得的人。他把所得的道理推行到做父亲、做儿子，推行到做丈夫、做妻子，直到做兄弟、做朋友，无不如此。这才叫善于读书。我因看到刘光泽所作的记，附上自己的说法，来告诉那些在卷舒堂中卷舒书籍的人。某年某月某日记。《致乐堂记》所谓“致乐”，是什么呢？就是圣门教导人子侍奉父母的道理。所谓乐，是使父母的心感到快乐，并不只是使他们的耳目愉悦、口腹适意、身体安适而已。“致”是要达到极点，而且常常像尚未达到一样。能够把这套道理做到尽善尽美，实在很难啊！铜陵人胡伯恭，家居宣善，侍奉母亲，即前宪使庐公的夫人。处道给他的堂题名为“致乐”，并为此作记。我对胡侯的期望非常深厚。田地和蚕桑所供给的衣食，许多甘美精细的饮食，亭台楼榭、园林池塘的美景，水、竹、花卉、树木的佳处，笙竽琴瑟、歌舞的娱乐，酒器和祭器陈列相对的欢乐，都可以用来使父母快乐。侯家中本来就有余裕，但侯所要达到的，并不在这些方面。自古贤母以孟母为首，孟母的贤德流传至今，是因为她的儿子成为大贤。父母的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贤能？有儿子而且贤能，是最大的快乐。居于乡党而被称为善人，做州县官而被称为循吏，位居朝廷而被称为良臣；儿子能够这样，就是贤子。使父母的心快乐，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侯做善人一向已有根基，他成为循吏，从如今崇仁的政绩中可以看见；将来成为良臣，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侯用来使母亲心中快乐的，就是卢公所说的“声誉显著、成就显达”，大概正是这个意思。侯名愿，历次做官都以廉洁能干著称。他任崇仁县尹将满两年，百姓像感念父母一样感念他；有一天不在官署，百姓便惶惶然好像有所失。我因他在任职时仁爱百姓，相信他在家中也会仁爱父母，所以把这些话写在《致乐堂记》的左边，用来说明卢公对侯的期望。某年某月某日书写。

译《极高明楼记》临川东乡饶仲博君的父亲过去有一座读书堂，乡里的先生金溪曾县令给它命名为“极高明”。后来旴江程学士书写了“极高明”三个大字。饶君的儿子宗鲁能够继承先父的志向，延祐甲寅年在堂屋东面新建一座楼，用来收藏父亲的书，并把堂上的匾额移到楼上。东边有竹，西边有松，春日晴朗、夏日清风、秋夜明月、冬日白雪，都与此相宜。北面是重重山冈和层叠山岭，起伏回环；南面是林木的影子和湖水的光色，葱茏荡漾。龙角柏峯等山峰高峻突兀，苍翠如画。他请我作文章记述此楼，并说：“建楼并不是为了被景物役使，而是早晚在这里藏修、休息、游览，仰头看着匾额，俨然如同父亲和老师正在面前，希望听到一句话来勉励自己。”我说，世人给自己的房屋命名，姑且只是取这样的名称罢了，难道一定能践行它的实际意义吗？你想借楼的名称，来求得“极高明”的实质吗？唉，这不容易说啊！高明，就是天；只有圣人可以与天相配，所谓“极之”，是使学习的人穷究它而达到那种境界。那么，凭什么能够达到它呢？唉，这也不容易说啊！我私下曾听鄱阳饶氏讲解《中庸》，大概以“尊德性、道问学”一句为纲领，而“道问学”的条目有八项，其中四项说“知”，四项说“行”。“极高明”是八项中的一项，是达到致知极点的功夫，是尽心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达到它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求取它有一定的方法。譬如这座楼，登楼观看，与站在楼下观看，当然不同；但把这当作高明，还不够。达到它，再达到它，又再达到它，直到没有可以再停止的地方，才叫作高；直到没有什么不能看见，才叫作明。一定要使心的认识充满周遍，没有一丝一毫障蔽隔绝；一定要使万物的道理明白透彻，没有丝毫渣滓残留。就像身处九万里高空，俯视九万里以下，四面八方通达，一览无余。学习者想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容易做到吗？子思在“极高明”之前说过“尽精微”，在“极高明”之后说过“温故知新”。这四者都属于论述“知”的条目，虽然说是四项，实际是一件事。想要“极高明”，应当怎样做？也只是“尽精微”罢了。从来没有不尽精微而能极高明的。想要尽精微，应当怎样做？也只是温故知新罢了。从来没有不温故知新而能尽精微的。温习而有所知，有所知而能穷尽，这就是达到极高明的方法。为什么呢？穷尽人的本性，必定从认识本性开始；达到知识，必定从推究事物开始。沿着这个方法，高明的境界就可以逐渐达到。楼的匾额写着“高明”，而我所说的却浅近低下；正如楼上匾额所指的境界难以达到，而我所说的道理容易入手。宗鲁字心道，志向坚定，勤奋学习，所以我不敢隐瞒，把自己听闻的道理说出来作为这篇记。你不要厌弃我这些浅近的话啊！《吴文正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三 元·吴澄撰 记 《善乐堂记》“为善最乐”，是汉代东平宪王刘苍的话。“善乐”，是皇元治书侍御史高唐人王懋德给他的堂取的名字。善，是上天的道，也是人的德。上天的道，什么是善？元、亨、利、贞四德随四时运行，这叫作天命。人的德，什么是善？仁、义、礼、智完备地存在于一心，这叫作人的本性。这种善，是上天赋予人的，也是人从上天接受的。上天赋予人的东西，公正而不偏私；人从上天接受的东西，人人相同而没有差别。即使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但善性却是相同的。不必人人都是由真诚而明白天理的圣人，也不必人人都是由明白天理而达到真诚的贤人。上天所生的百姓，没有不具备这种准则的；人所秉持的常性，没有不好这种德性的。人的善性，就像水往下流；人乐于行善，就像水乐于流向低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罢了。刘苍生来具有帝王之子的尊贵，长久享受封国的富足，身体所享用的与平民不同，但内心所得却与圣贤相同，所以能够超然领悟行善的快乐。高唐在汉代东平国的北部边境，有王氏一族，世代积善，王懋德是他们贤德的子孙。他的资质接近圣贤之道，内心仰慕学问，过去在金陵时，曾跟随我游学。他出仕于朝廷内外，任河南宪司官员，因而得以回乡省亲，修葺祖屋，又增建新屋，追念并赞美祖父、父亲的心意，把堂命名为“善乐”。翰林学士承旨郭贯为它篆写匾额，并写信给我说：“懋德的曾祖父谨慎厚道、谦逊温和，有人冒犯也不计较，宗族乡党都称他为佛子，八十六岁去世，远近之人都为之悲伤。祖父克肖，不幸享年不长。我的父亲名祐，虽然曾经办理吏务，但内心长久厚道，处理政务廉洁公平，广施恩惠仁爱，死后追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懋德承继祖先积累的事业，适逢这样的时代，都是先世积善所致。在堂上悬挂这两个字，大概是要用来告诫子孙不要忘记先人的德行罢了。先生若写一句话记下它，那么我祖父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内心却常存不死；庇护他们的后代，使其长寿，不也是很大的恩惠吗？”我最初认识懋德时，他的官位还不显达，但已经料定他一定会显达，并且料想他的显达必有根源。如今看来，仍然没有错。唉，末世风俗浅薄，人们往往把迅速升到青云之上当作自己的能力，谁还会寻求考察水源木本呢？如今王懋德近处享受先世善行所积的福报，远处又推求先世善行所施的恩泽；如果没有贤德的祖父和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贤能子孙呢？” 不过，王氏先世把行善当作快乐，也只是独自为善、独自享乐罢了。他们的后人逐渐升进显达，将要把自己独善独乐的事业推广给他人，做到兼善天下、与人同乐。这是孝道的大成，也是德行的盛大。愿他更加努力，使自己已经努力做到的继续发扬光大。

译《具庆堂记》延祐元年秋，江西行省考试士人，我在贡院校阅文章。郎中杨士允、都事石国器多次称赞东昌周珪的美德，我问其详细情况，他们说：“他为人，早年曾试任吏职；试任吏职时在吴郡，获得廉洁能干的声誉，于是升入宪府，继而升入察院，历任外台、内台。他正式任官时，第一次任江西宪司属官，第二次任广东宪司属官。已经做官后又补任吏职时，任行台、行省的属吏；已经做过吏职后又授官时，主管一路府的属官。他最初在江西任职时，迎接父母到洪州家中奉养。后来奉台檄任南台属吏，因为双亲年事已高，不愿赴任，而在洪省任职，以便奉养。再后来奉朝廷命令任肇庆官，也因为双亲年高，不愿离去，宁可放弃官职来终身奉养。”我以前曾听人评论江西宪司属官，已经知道周君的名声。等听到二位所说，更加赞美他。校阅完毕，我将要回去，周君写信请求说：“我幼年受到双亲的教诲，后来置身风宪，任职台省三十多年，幸而没有留下瑕疵玷污父母。去年双亲都满八十岁，我在内外宾友【原文疑有脱误】奉养父母、共享欢乐之时，恰好翰林侍读贯学士来到洪州，为我的居所书写‘具庆堂’三个大字作匾额。希望您赐下一句话，使我得以听闻侍奉父母的道理，不至于给这座堂子带来羞耻。” 我说：“父母都健在，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年寿都很高，更是值得庆贺。做人子女侍奉高龄父母，应当珍惜时日，诚心尽孝，依礼使他们快乐，勤勤恳恳，唯恐来不及。这是人的天性本来如此。名声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接受它们不算荣耀，辞去它们也不算耻辱。世上贪恋名位而不顾父母奉养的人，确实存在。你能够知道轻重，不因身外之物改变爱父母的天性，远远超过常人啊！天地的德性叫作生养，人得到天地之心叫作仁。仁首先要做的，是爱父母；把这种爱推及君上就是忠，把这种爱推及下民就是惠。一个人的子女之道在家中修养好了，出仕为国，难道肯怠慢上级、残害百姓吗？”我本来愿意表彰你弃官奉养父母的美德，用来劝勉后人，激励浅薄的风俗，向天下人显示子女侍奉父母的榜样，使那些鄙陋小人贪恋名位的心感到惭愧，希望多少有助于风俗教化。不过，我听孟子说过：“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曾子侍奉父母已经达到极点，却还只说“可以”，由此可见为人子女的道理很难穷尽。你应当更加努力。将来立身扬名，使父母显赫，又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事情，你也应当更加努力。《谦光堂记》河南人杨友直擅长书法，精于作诗，文章也文采斐然。他长期任职于风宪部门，才艺出众，权势厚重，受到人们敬仰羡慕，大家都认为难以企及；但他自己却感到不足，好像一无所有。金陵有一所寓居的房屋在秦淮河以南，地处十分幽静，车马的尘埃、市场的喧闹都无法侵扰。过去他任职宪台，留在京师，翰林承旨赵子昂为他篆写“谦光”二字，用来命名寓屋中的居室，众人都说这个名称正好符合他的实际。至治壬戌年，我客居金陵，友直任行台属吏。我看了子昂的篆字，于是说：《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的占辞最美；孔子解释卦辞，也只有赞美谦卦的辞意最盛。谦卦内卦三爻都吉，外卦三爻都利，卦辞又说“亨”并且有善终，其他卦的占辞没有像它这样完美的。上天所增益的，土地所流布的，人所喜爱的，鬼神所降福的，全都聚集在能够谦逊的人身上。其他卦的赞辞没有像它这样极其盛美的。谦的含义，不过是降低自己、尊重他人罢了。但是，如果自己本来就卑下，再自我降低，那么这种卑下本来就是已有的，不能说是降低自己；如果他人本来就尊贵，而我去尊重他，那么这种尊贵也是他本来具有的，不能说是尊重他人。” 谦卦，是地中有山的象。内里蕴含高高的山，难道它处在人之下吗？它怎么会肯自我卑屈呢？坤地处在山下，外面接着低低的土地，难道它在自己之上吗？却让高大的艮山压在自己的上面。自己本来不卑下却能够自我卑下，他人本来不尊贵却能够尊重他人，这大概正是有谦德而且能使光辉显著、盛大明耀于当时的原因吧？友直谢辞说：“今天承蒙听到《易经》的深奥义理，我实在不敢当。”于是把我的话记录下来，作为《谦光堂记》。《拂云堂记》凡是植物生长发育，都是从出土一寸一尺的低微状态开始，突然间便能高耸入云；在这方面，竹子生长得最快。人们希望地位和德行迅速进步、很快有成，往往借竹子作比喻。乐安桐冈黄氏一族，多以儒业为生，前后取得儒业成效的不止一人；与可是族中杰出的人物。在住处四周种竹，在左边建造书塾，题匾为“拂云”。我看杜甫诗中说“拂云”的有两处，一处指树木，一处指竹子。树木从刚刚生长到能够拂云，所需时间以年计算；竹子从刚刚生长到能够拂云，所需时间以月计算。论生长迅速、成就容易，有什么能超过竹子呢？在早晚学习功课的地方题上这个名称，是希望儒业迅速取得成效。黄氏一族的儒者，有的在乡里被荐举，有的被朝廷列名推荐；如今凭借平素所学习的功业，取得已经验证的成效，不过数月之间，难道不像竹子只用数月便长到拂云的高度吗？不过，这只是平庸之人和世俗之徒所崇尚的。大人君子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个，为什么呢？地位的提升而变得尊贵，不如德行的提升而变得尊贵。向黄氏一族寻求这样的例子，在汉代有叔度。爵位并不可贵，年齿也不值得尊崇，可是人人都把他看作颜子。世上地位达到公卿宰相的极点，而史书不载、湮没腐朽的人，哪里数得过来？叔度以平民士人的身份列入传记，名声像日月星辰一样显赫，百世都在青云之上，不只是当时达到拂云的高度而已。叔度只是因为受到风气的熏陶、禀赋的资质，便能卓然特异到如此地步，何况又用学问充实自己而超过叔度呢？我愿与可本人以及他的子孙，地位不断提升，德行也不断增进；他们的高尚将如同上天那样不可企及，流传百世，难道不会更加增添“拂云”的光辉吗？”

译《一乐堂记》金溪人朱元善的父母年纪都不到六十，兄弟共有七人，孝顺友爱、和睦亲善，颇为人们所知。他在住宅东面建楼，题名为“一乐堂”。我经过他家，他请我作记。我读孟子的话说：“君子的快乐有三种：一种由自己而来，一种属于他人，一种系于上天。只有系于上天的最不容易得到，所以列在快乐之首。”有幸从上天得到这种快乐了，但能够有这种快乐的人大概很少吧？为什么呢？有父母却不知道如何孝顺，有兄弟却不知道如何友爱，那么又有谁知道父母兄弟都健在、没有灾祸是值得快乐的呢？元善大概不是这样。他的父亲在京城做官，他便思念不忘；母亲在家中抚养子女，他早晚都不违离。兄弟中分居在不同地方的，他一视同仁、平等爱护，大概差不多可以说他懂得这种快乐了吧？那么这座堂的题名，就不只是借用一个名称而已。人的孝顺友爱，本来根于天性；把它充实发展到极点，圣贤和普通人并没有不同。有的人只是天生资质偶然相合，有的人是为了好名而勉强做作。偶然相合的人，虽然实行了却不显著；勉强做作的人，时间一长必然改变。只有能够用学问来充实它，天性中的爱才会完全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侍奉父母像古代的曾参、闵损那样，和兄弟相处像古代的伯夷、叔齐那样。做到这样，才可以说是君子的一种快乐。” 元善，你应当努力学习，以恢复自己本性的完整啊！《百泉轩记》过去孟子谈论道，说：“好比泉水开始通达流出，叫作源泉滚滚而来。泉啊，泉啊！为什么要取法于泉呢？泉，是水最初涌出的地方。”《易经》八卦中，坎代表水；六十四卦中含有坎卦的有十五卦。水在天上，是云，是雨；在地上就是泉。所以含坎的十五卦中，象征水的有十一卦，象征云的有两卦，象征雨的有一卦。只有下坎上艮的蒙卦，水从山下流出，它的卦象是泉，用来比拟“果断行事、培养德行的君子”。岳麓的泉，是山下的泉。岳麓书院在潭城南面、湘水西面、衡山北面，本来就是山水极佳的地方。书院右边有泉水，不止一处：有的像雪，有的像冰，有的像白绢，有的像白鹤，从西面流来，向北奔去，转向东面，环绕而南，汇入成为清池。四季都清澄，没有丝毫污滓；万古长流，没有片刻停息。在泉水之间建屋，称为百泉轩，也是书院中景色最美的地方。朱子元晦、张子敬夫曾一同聚居游览岳麓，白天在这里安坐，夜晚在这里栖宿，一定就是这样。两位先生酷爱泉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并不只是赏玩外物、满足情感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只有懂得道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唉，这难道是普通儒生和世俗士人所能听闻的吗？后来经历兵火，百泉轩和书院一同焚毁。至元丁亥年，才恢复旧日的面貌。距离乾道丁亥年两位先生来此聚居的时候，已经一百二十一年了。延祐甲寅年，潭郡治中【原文人名首字疑为“刘”或其他字】陵刘侯又重新修建了它。刘侯与我相交友善，我也了解他的为人，所以他修缮这座轩时，我为它作了这篇记。侯名安仁，字德夫。我是谁？临川吴澄。《闲靖斋记》安闲从容，是大智慧；纷扰不安，是最大的愚蠢。有智慧，便能安闲从容；能安闲从容，便安定了。所谓闲，难道是偷懒怠惰、放纵自己享乐的意思吗？从前有个人，大敌压境，全国都惊恐不安，而他却在别墅中下棋，神态安然如常。有人进献意见，他便说“安排处置已经决定”，最终因此使危局安定、渡过了难关。唉，这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不是把事情推给无可奈何，而是他的智慧周密地应对事变，纷乱不安不能留在心中。这样的人，不是浅陋之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了解他的人称赞他和顺安靖、谋划深远，不了解他的人只把他看作故意做出镇定姿态来压服外物罢了。乡里陈升可承袭世代积累的家业，每年四时和伏腊祭祀、宾客往来的供给，不用节省也绰绰有余。假使愚人处在他的地位，便会贪婪如狼、侵吞如蚕，还要左顾右盼，忙忙碌碌如苍蝇，纷纷攘攘如蚂蚁，醒着睡着都在思虑，日日夜夜都在企求，谨小慎微地使自己越来越富足肥厚，哪里肯有片刻安宁，哪会有丝毫满足呢？而升可却安然自若，淡泊自守。他每天和孔门弟子在巷中悠游，有时又同老氏一流的人在世俗之外淡泊遨游。然而家中的事务没有不治理的，人情世故没有不应对的；治理事务从容宽裕，应对人事绰有余裕，没有忧劳的痕迹，也没有废弛的苗头。”}], 没有匆忙仓促的忧虑，也没有忽略遗忘的毛病。我的朋友虞子及要为名宴设宴，把他的堂命名为“闲靖”。我担心人们会把苟且偷安、放纵自逸当作“闲”，这样就与这个名称不相称了。放纵自逸，是各种事务所以败坏的原因，也是各种弊害所以滋长的根源。事务败坏、弊害滋长，在《易》中叫作“蛊”；一旦形成蛊乱，事情就会很多，即使想要清静，能够做到吗？“靖”的意思，是安定，也是谋划。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安定，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谋划，只有从容治理、宽裕应对的人才能做到。从容治理、宽裕应对，不是靠智慧，谁能做到这样呢？治理洪水，勤劳没有谁能超过禹，孟子却认为他只是顺着事情本来无需人为的地方去做。所谓无需人为，是什么呢？就是顺应自然。因此身体虽然劳苦，内心却很闲适，所以说这是最大的智慧。智者的闲适，就是闲适者的安定；用来治理国家、天下尚且绰绰有余，何况治理自己的家庭呢？那些纷纷扰扰、自以为事情很多的人，哪里足以窥见其中的门径？[疑字]地终日操劳，[疑字]地终身奔忙，也太愚蠢了。唉！

译《雪香亭记》洛阳名园中名花的盛况，自唐代以来，曾经一直是天下第一。宋朝南渡以后，直到金朝灭亡，接连遭受兵祸，几乎不能恢复旧日的样子。然而这里地气处于中正之位，民俗又习惯于太平生活，所以即使在刚刚达到小康的时期，士大夫往往也修建亭台，作为游览观赏的乐趣。杨献卿是河南的旧族，住宅后面有一座园子，在园中种梅，筑台建亭。从前郡守东平严侯曾为它题写匾额，称作“雪香”。“雪”是梅花的颜色，“香”是梅花的气味。只说花像雪，却没有想到还有香气传来。前人咏梅说：“远远知道那不是雪，因为有幽暗的香气飘来。”后人咏梅说：“语意稍有转折，而意境更加超逸。”诗人本来曾把白雪的香气用来咏梨花，但梨花不敢承受这个赞誉，于是全都把它归给梅花。大概梨花能够像雪一样洁白，却不能和雪同时洁白。严冬凝冻，万木枯槁，天地之间的生机萧索，而梅花却在阴寒极盛时傲然开放，在阳气初生时首先迎接春意，成为百花之首而得到春天，位列岁寒三友之冠而独自开花。它的白色和清香，像士人的清白节操；它尤其具有异于众芳的声誉，并能远播。严侯用这些意思来命名这座亭子，难道不是希望杨氏世世代代都做清白的官吏吗？献卿任大都官，在外省任职时没有污点而且颇有声誉。他的儿子子益在风宪机构试任，也同样如此。难道可以不愧对严侯为亭子命名的用意吗？洛阳的园林，自古以来互相夸耀，以富贵艳丽的花为第一。如今不取富贵艳丽之花，却取清寒孤高的节操，爱好实在与众不同。献卿名庭实，最终官至南阳府判官。为这座亭子请求记文的，是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彰显父亲的美德，也坚定自己的操守。我也乐意为他写下这篇记。洛阳人争相喜爱牡丹，唯独杨氏的亭子因梅花而得名，由此可以看出杨氏是清白之家。《致存亭记》故同知东川路总管府事孙侯，品行笃厚而且能文，家境富裕、身份尊贵，七十一岁时去世。翰林承旨姚端夫已经为他撰写墓志铭，集贤待制冯子振又为他撰写墓表，我则为他撰写墓道碑。他的儿子大府监左藏库提举毅臣，把灵柩安葬在陂阳乡君封里的奎塘原。又在墓旁建屋，把诸人所撰的碑志等文章刻在石上，放置在屋内，并将屋子题名为“致存之亭”。意思是说，子女对父母表达爱意，无论父母的遗迹在哪里，都应当像看见父母仍然存在一样，不只是在祭祀时如此。古代大夫、士都有宗庙来祭祀祖先；近世臣下之家，若不是有特殊许可，不能建立宗庙。在家中祭祀的地方只称“祠堂”，有的在墓地建屋，也称作祠堂，这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墓地是为了前往瞻视亲人，并不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亭”的意思是停留。瞻视省墓时，在这里休息，命名为亭很合适，同时也寄托孝子侍奉亡亲如同侍奉在世亲人的意思。孙侯的儿子追念父亲而不忘，只要能够显扬父亲，没有什么事情不尽力去做，可以说已经把爱亲之心发挥到极致了。祭祀时，就像看见父亲仍在家中；省墓时，就像看见父亲仍在墓中。亭子上悬挂这个匾额，难道只是徒有虚名吗？《恭安斋庐记》恭敬，是礼的开端；礼，是恭敬的条理。它体现在天道中，是亨通的原则；它是火的神明，而人承受它才得以生存。恭敬并不容易做到，所以人的恭敬往往伴随着劳苦。劳苦就不是安然；能够安然地做而不感到劳苦，才是恭敬的最好状态。彭城人彭克温，字威卿，从前客居广陵，和学佛的人交往，便把斋居之屋命名为“恭安”。恭安，是我们圣人的盛德。佛教徒竟然也能谈到它，这就如同闯入我们的门墙，却可以和我们一同相处。彭君如今在江右宪府任职，向我询问“恭安”的道理，我难道可以轻易说明吗？古人中大概有像恭敬的人。“象恭”的人，恭敬是虚假的；也有“足恭”的人，“足恭”是浮泛的。这两种都不对。尧的“允恭”，是出于真诚的恭敬；文王的“懿恭”，是合乎中正的恭敬。这才是大圣人所说的恭敬。尧把它传给文王，文王又传给孔子。我们的夫子孔子的恭敬，就是文王的恭敬，也是尧的恭敬。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合乎礼，这是盛德达到极致、恭敬而安然的境界。学者虽然不容易达到，却不能自暴自弃，也只在于实行和习惯它罢了。一定要庄重严肃，一定要周详谨慎，不要轻慢侮辱，不要傲慢懒惰。实行久了，习惯熟了，既久且熟，就会不期然而然地做到，恭敬而安然的境界也就渐渐可以希望达到。我们的夫子是大圣人，具备阴阳的德性；他的恭敬充沛而温和，像春天的和煦；他的恭敬庄严而威严，像秋天的肃杀。和煦之中有肃敬，所以说“温和而严厉”；肃敬之中有和厚，所以说“威严而不凶猛”。他的阴阳之德兼备而不偏，他的恭敬到哪里会不安然呢？彭君以温和为名，以威严为字；他的名、字和斋居的称号，都表明他有志于仰慕圣人。我怎能不乐意为他说这些话，勉励他继续进步呢？《明明斋室记》乐安士人刘楚南，把自己的斋室命名为“明明”，来向我求言。我告诉他说：“人从天那里所得的有五种德性：水的神明叫智，火的神明叫礼，木的神明叫仁，金的神明叫义，土的神明叫信。智之所以居于开始，是因为天一生水。人的智慧，像水的明澈。水之所以明澈，是因为内部没有积存，外部没有扰动。因此人有智慧，也是因为内在没有尘垢污秽，外在的作用没有错误，这同样是由于能够虚静。假如不先以敬慎为要务，使内心有所主宰而常常虚静，外界不能扰乱而内心常常安静，那么就像水中有泥，泥积存在里面；又有风在外面振荡，水便污浊翻涌，丝毫没有清净明澈的地方，也没有片刻安宁的时刻。即使读书应事，推究事物、穷尽道理，见闻虽然增多，心中的认识反而更加闭塞，又哪里谈得上明澈呢？程子说：‘把全部渣滓都澄清净尽，便会浑然融化。’邵子说：‘能够穷尽里人、乡人、国人以及古今人的情状，自己的渣滓可以去掉一二成，再去掉三四成、五六成、七八九成。等到穷尽天地万物的情状，自己的渣滓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掉的了。’两位先生实际用功、实际取得成效，就是这样，这就叫作‘明明’。” “明明”，就是使自己本来固有的光明更加明亮。使它明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尊崇德性，遵循问学。楚南对此有志向吗？请详细玩味、深刻体会我所说的话！”

译《凝道山房记》永平郑侯鹏南，严肃端重而清廉谨慎，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却不以自己的才能自满。他认为做官必须凭借学习，学习必须以追求道为志向。他在滕州有别业，修筑山房作为游息居住的地方，取子思的话题写匾，称作“凝道不远”。他跋涉二千余里写信向我征求文章。世上建造房屋的人，往往请人作记；所谓记，不过记载屋宇的规制和营建的年月罢了。稍微能写文章的人就可以担当，为什么还要请我来写呢？郑侯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我曾经有幸听到儒学前辈的绪论，想让我说明他所谓“凝道”的含义吗？唉！道是不容易说明的；容易说明的，未必是真有见解。没有真切见解却妄加谈论，就是妄言。我又怎么敢呢？孔子说：“做起来尚且困难，说出来难道能不谨慎吗？”虽然如此，郑侯的心意不能不答复，难道能不说吗？请姑且谈谈它近似的意思：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水存在于大海中。道中有人，就像水中有器物。浸润灌注这个器物的是水，容纳承受这些水的是器物。水中的器物，有的下沉有的漂浮；器物中的水，有的流入有的流出。器物和水还没有合为一体。水在器物中凝结成冰，器物和水就难以分离，水也就成为器物所拥有的了。人对于道，也是这样。有办法使道凝聚于自身，道就在我身上；没有办法使它凝聚，道只是道，我只是我，道哪里会成为我的所有呢？人出生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贤能，有的不肖，但都具备这种本性，也都承受这种道。它不会因为贤能聪明的人而增多，也不会因为愚笨不肖的人而减少。愚笨不肖的人不如贤能聪明的人，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不能使道凝聚于自身不同罢了。唉！子思谈论道，是因为能使道凝聚于自身是可贵的。使道凝聚的方法，就是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所谓德性，就是我得到这种道并以它作为本性；像尊敬父母、尊敬神明那样尊敬它，就能使它保存而不丧失，滋养而不受损害。然而还有进修的方法。德性之内本来无所不备，但事理固然如此的地方不可不知，事情应当如此的地方不可不实行。想知道事理本然，想实行事情当然，除了问学还能怎么办？德性只有一个方面，而问学的条目有八项，子思已经说得很详细，不需要我再说。之所以分为广大、精微、高明、中庸，是这个道理；新、厚、礼，也都是德性本然、当然的方面。把它们推究到极致，询问而知晓，问学用来增进我所知的；把它们推行、实践、敦厚、崇高，问学用来修养我的行为。尊崇德性以敬为根本，遵循问学则兼顾认识与实践。以敬立根本，兼顾知行使二者相互启发。问学的力量达到、功夫深厚，德性的本体就能完整，作用就能广博，道也就因此凝聚了。虽然如此，这不是可以靠空话说成的，也只在于切实去做罢了。这种道人人都可以拥有，何况像郑侯这样卓异的人呢？他能否使道凝聚于自身，我将从他的行为来检验。郑侯名云翼，如今任江南行御史台都事。《心乐堂记》庐陵士人吴用奎，字彦章，来拜访我，对我说：“我家世代居住在永新的烟冈。南方归属天朝以后，祖先的房屋被烧毁，于是避地迁居安福的吉村。我的父亲维甲，喜欢宾客，四方来的人，不论认识不认识，都住在我家。加上用奎兄弟四人，居室便不够容纳。延祐庚申秋天，我和弟弟璧、字彦和，在旧居南面筑了一间屋，来奉养老人。父亲取程子诗中的两个字为它题名，叫作‘心乐’。屋前有一小池，横向宽约数丈，种着莲花，命名为小西湖；远处正对着三座突兀苍翠的山峰。”我叹息说：“你父亲对你的期望很深厚啊！乐是人的感情，谁没有自己所乐的呢？鸟鸣是鸟的快乐，鱼游是鱼的快乐。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然而各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快乐虽然相同，所快乐的事却不同。商人有商人的快乐，工匠有工匠的快乐，农民有农民的快乐，而士人的快乐尤其不止一种。以文章为乐，是欧阳文忠公的快乐；以事业为乐，是范文正公的快乐。记载在《鲁论》中的，还有孔夫子的快乐和颜子的快乐。孔夫子的快乐，即使身处极端困厄之中，也仍然存在；颜子的快乐，即使处在常人无法忍受的忧患中，也没有改变。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快乐；曾晳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后咏歌而归的快乐，已经接近它却还没有完全达到。经历千余年，程子拜周子为师，才使人探寻孔子、颜子的快乐，究竟是以什么为乐。程子对此有所领悟，吟咏风月而归。除了周子、程子两人之外，能以这种快乐为乐的，还有谁呢？如今你居住在这座堂中，父子的快乐、兄弟的快乐，已经是别人无法相比的。文章之乐，应当以欧阳文忠公为目标；事业之乐，应当以范文正公为目标。快乐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这种快乐，果真就是孔子、颜子、周子、程子的快乐吗？程子的快乐足以包含你的快乐，而你现在所乐的，还不足以穷尽程子的快乐。不要以今天的快乐自我满足，说‘程子的心乐大概不过如此罢了’。你回去后，试着把我的话拿去向父亲求证。”彦章说：“是。”请把这些话刻写在墙壁上，于是我写下来送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吴文正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四 元·吴澄撰 记

译《心远亭记》有人把自己混迹在世俗之中，却远远超出尘埃污秽之外；也有人隐居在幽静闲适的地方，却在声名利禄的道路上奔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心和外在行迹不同。同样是人，有的行迹接近尘世而内心高远，有的行迹远离尘世而内心却很近。居住在屠宰市场却把三公之位看得如芥草一样的人，是什么人呢？他的行迹并不远离尘世，但内心高远。身在江海之间而精神驰骋于朝廷的人，是什么人呢？他的行迹并非不远，但内心并不高远。君子观察一个人，难道可以只看他的行迹，不看他的内心吗？把芳草和艾蒿混杂在一起，把独自清白的东西沉没在泥滓之中；若从行迹上看，即使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那样的清洁，哪里能高飞远举，离开人世呢？然而《远游》一诗的创作，却让他和世外飞仙一同翱翔在辽阔高空之上，他的内心该有多么高远啊！君子观察一个人，难道可以只看他的行迹，不看他的内心吗？晋代陶征士，也像楚国的屈大夫一样。陶潜年轻时任镇军参军，曾经过曲阿；任建威参军时，曾经过钱溪；后来凭借长史秦川，想要在京城一带纵目游览。他什么时候曾经遗弃世俗、断绝人事而忘掉天下呢？《义熙归来》的赋，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结庐在人境之中，却能够隔绝车马喧嚣，这是为什么呢？喧闹还是寂静在于内心，并不取决于外在行迹。所以说：心高远了，居处自然就显得偏僻。东篱的西面、南山的北面，那悠然自得的真意，有谁知道呢？唉，真是高远啊！国学生成克敬，家住砀山安阳，这同样没有离开人境，却建亭命名为“心远”，正合陶潜的心意。陶潜是品行卓异的贤人；你每日同国子监学生讲习、听闻圣学，难道只是希望成为贤人吗？虽然如此，陶潜《时运》诗中写到暮春时节，感慨追想曾晳在清沂咏歌而归的快乐，谁能说陶潜不知道圣学呢？你是有志于学习陶潜吗？努力吧。《顺堂记》魏郡李寿卿的儿子郁和弟弟显，率领众兄弟侍奉父母，身边侍奉而没有违逆。京兆萧维斗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顺堂”。王伯益对我说：‘我和李郁同乡，年长后一同求学，他是个纯厚笃实的人。他勤奋读书，厚重守礼，全家和乐、和睦。给堂命名，大概取自《中庸》“父母其顺矣乎”的意思。你能引申一句话送给他吗？’我先以礼推辞，然后为此感叹说：‘上古神皇开始创立人文，最初画出乾坤来象征天地的德性，不过是健、顺罢了。五常百行，全都由此产生。顺的意义真是广大啊！它贯通物与我、内与外、远与近、上与下，一点也没有违逆，才叫作顺。就一家来说，妻子顺从、儿女顺从，就是父母之所以安顺。一个顺德显现出来，宗族会称许，乡党会称许，声名就难以停止。如今当时的贤俊之士赞美他的名声，乡里的朋友肯定他的实际德行，我怎能不为此感叹，并赞美李家有这样的儿子呢？虽然如此，顺虽然只有一个道理，实行它却有五种落实方式：尽力表达爱，尽力表达敬，尽力表达和乐，尽力表达勤劳，尽力表达诚笃。能够在顺道上做到这五点，就差不多了。但这仍然只是末节。子女顺从父母，还不如父母顺从子女；’ 父母顺从子女，还不如子女顺从道。子女顺从道，内心就和道合一；父母明白道，内心就和子女合一。这才是顺的最高境界。勤奋读书、厚重守礼，再加上我的这些话，大概可以相互合宜吧？” 《可堂记》鄱阳徐君研究《易经》，以程氏为祖宗、以项氏为宗师，同时旁通邵子关于经世的著作。卦意、卦辞、卦象、卦数，都是《易》的全部内容；从邵氏那里得到其数理，从程氏、项氏那里得到其辞义，《易》的道理就已经理解过半了。然而徐君的学问无所不窥，才干无所不宜，宏伟洒脱，年纪虽老而气概壮盛，志在当世，却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使自己的才干受到压抑。他主持书院，文教大为兴盛；上书天官，又有人进献他的《易》说，推荐他破格任用。徐君到了京师，看见纷纷求取仕进的人，十之八九都和权势利禄相互勾连，于是把他们的书退还，藏在箱箧中，不再上报。后来按照常规调任宁越郡教授，浩然归来。他对我说：‘我给自己燕居的屋子命名为“可堂”。问我为什么，我说：“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停止就停止，我的老师是孔子。”唉！徐君真不是白读《易》的人。“可”是《易》的作用。虽然如此，“可”有三种：有合乎道的可，有合乎时势的可，有合乎自身条件的可。自身条件允许而时势不允许，便不可；时势允许而道义不允许，也不可。所谓可，究竟是什么可呢？只是对于道来说是可罢了。时势和自身条件，都应当顺从道。实行这三种可，又有三种可：有圣人的可，有贤人的可，有士人的可。’ 圣人就像气候四时的寒热温凉，像万物的生长收藏，变化万端而没有固定常态，人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人们看见可行的地方，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固定的可行；人们看见不可行的地方，他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不可行。这叫作圣人的可。贤人认为可以的便认为可以，认为不可以的便认为不可以，这叫作贤人的可。士人则审察什么可以做便做，辨别什么不可以做便不做；如果把不可做的当作可做，士人哪里还配称为士呢？这叫作士人的可。徐君有时做官，有时退处，只以是否可行为准，他究竟是士人、贤人，还是圣人呢？都可以用《易》来衡量。六十四卦并不只用来应对六十四件事，三百八十四爻也不只用来对应三百八十四个人。通过变化而贯通，一可以分化为万般差异，万般差异又都可以追溯为一。士人运用它成为士人，贤人运用它成为贤人，圣人运用它成为圣人。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有深浅不同，但道理是一个。这样说来，徐君做官，我不能断定一定可行；徐君退处，我也不能断定一定可行；但徐君运用《易》，却是我能够断定的。士人成为贤人，贤人成为圣人，归根到底都是运用《易》，也就都是可行的。徐君所谓“可”，大概就是这样吧？’ 徐君说：‘是的，您所说的，正是我的志向。请把您的话记在我这座堂的角落。’徐君名麒甫，字就是麒甫。

译《思存堂记》和靖书院山长吴希颜说：‘我的祖父把曾祖父安葬在靖安里的存山，在墓旁筑屋，四周种了万竿竹子，题在屋檐上。翰林承旨赵子昂为它书写“万竹寓隐”四字。我的父亲去世后，又安葬在山脚，如今这里是每年按时前来省视、祭奠的地方，于是命名为“思存”，冒昧请求文章来记述，希望它不要泯灭。’我说：‘你的堂名起得美好啊！孝子慈孙对于亲人的坟墓，因为那里藏着亲人的形体和魂魄所栖的庙宇，无论亲人在哪里都思念他，就像看见亲人仍然存在一样。所以说“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生者”，又说“把爱充分表达出来，亲人就仿佛存在”。我还认为，孝子思慕亲人，没有一刻不思念，也没有一刻不把亲人当作仍然存在，难道只在省墓、祭庙时才思念吗？每抬一步脚都不敢忘记亲人，因此不走邪僻的小路；乘船而不嬉游；愤怒的话不说出口，恶毒的话不还回去，无论到哪里都不是不思念亲人的存在。大体说来，尽力表达敬意而不忘，是侍奉亲人的孝；谨慎行事、唯恐辱没亲人，是立身处世的孝。既有侍奉亲人的孝，又有立身处世的孝，仍然还不能算达到孝的极致。’我赞美你给堂取的名字，又扩充说明你的孝心，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垚冈堂记》陈德可的父亲居住在临川山的南面，山脚有祖先的旧居，已经修缮完备而且很美观了。但由于屋宇靠山太近，每年春夏连绵下雨时，山水冲击射入，恐怕不能长久居住，于是察看住宅左侧的地方，渡过溪水向南走，不到半里，找到一片宽广平坦的土地，便在那里改建住宅，称作“垚冈”。平坦田野中间突然隆起高阜，溪水从后面分界，山势不再向前延伸，它的形势止住，地气聚集，本来很适合有人凭借它的旺盛气势居住，于是德可定居在那里。仍然用过去给这块地方起的名字来命名厅堂，请我作记。我说，地名已经旧了，堂名却是新起的。这个名称大概出自乡间的称呼，而且又不是图志所记载的名称，我怎么可以妄自解释呢？既然不能搁置，那就姑且就这个名称查考字书。“土高”叫作“垚”，“山脊”叫作“冈”。从宽广的土地上腾跃而起，高耸挺拔成为山冈，就可以远远隔绝尘埃，俯视低矮的小丘了。然而我看诗人所歌咏的内容，《周雅》《鲁颂》都把“如冈”作为期望之辞，为什么呢？山冈高耸挺立，难道不像事业创始时的隆盛吗？山冈长久存在而不亏损，难道不像守成的坚固吗？《雅》中所说的单厚多益，《颂》中所说的黄发台背，大多是期望禄位长久、年寿永远。德可咀嚼诗书的滋味，纵览古今的事迹，什么道理不能明白？什么事情不能鉴察？如果他常常守住家中的富裕，永远保全自身的寿命，符合诗人所期望的境界，那么垚冈的实际意义，我也能够享有并拥有，难道只是袭用“垚冈”的名称吗？所谓垚冈，就是堆积泥土增高而成为山冈。享有垚冈的实际意义，又能常守财富、永保长寿，应该怎么做呢？也不过是不自我夸高罢了。我又把它比拟《易》的卦象：三土构成的“垚”，象征坤；山脊的“冈”，象征艮。上为坤、下为艮，组成的卦就是谦卦。“谦”，就是内心自觉不足而自居卑下，不自以为满足。假如内心自觉不足而不自满，那么惴惴戒慎的心就会产生，警惕反省察看的方法就会实行。凡是有一点违背礼法而可能损害家庭的事，都不敢触犯；凡是有一点触动气血而可能损伤身体的事，都不敢放纵。哪里敢夸张地依恃自己家业丰厚、身体壮盛，而说没有人比得上我呢？一谦逊，各种道理没有不包括，各种事情没有不善；这是人所喜爱的，也是鬼神所保佑的。既尊贵又光明，处于卑下却不可逾越的，难道不就是垚冈吗？《弘斋记》士人为什么以弘大为贵呢？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也正是我的心之所以成为心的原因。如果不能充实心体的广大，使它与天地一样广大，那么对于心体的完整来说，就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心体不完整，那么我心中具备的道理，不能知道、不能实行的就很多。能够和天地同样广大，是心体本来的状态。心量之所以贵在弘大，就是这个原因。心量不弘大的人，知识和实行大概还不到全部的十分之一二，却夸张地自以为满足，满溢而骄矜傲慢，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心胸狭窄浅陋，不能容纳储存万物罢了。正因为心胸弘大，所以拥有得越多，反而看作很少；拥有得越多，反而看作没有。大概是因为心量宽广洪大，能够容纳的没有限度。集贤侍讲学士中山王结，字仪伯，读圣贤之书，以圣贤自我期许，把斋居之所命名为“弘”。考察曾子的言论，弘大和刚毅不能偏废。刚毅像乾卦的健，弘大像坤卦的广。刚毅用来增进德行，弘大用来承载事业。没有刚毅，功夫力量就会间断，不能日新；没有弘大，容量狭小，不能丰富拥有。二者缺一不可。从前南康李文定先生李燔，字敬子，登科以后，三十五岁才开始向朱子求学。朱子把曾子关于弘大刚毅的学说告诉他，于是文定回来后取“弘”字命名斋室。朱子兼说弘与毅二者，李氏为什么专取其中一个呢？文定自己衡量平日所学，觉得颇接近刚毅，而在弘大方面或许有所不足，所以取自己不足的方面来勉励自己。这就像古人佩带熟牛皮和弓弦，用来矫正自己的偏失一样。那么，仪伯把斋题名为“弘斋”，是不是也和文定命名“弘斋”的意思相同呢？前人的这些事迹，本来就足以启发人，不需要我再说。王氏命名斋室，与李氏没有不同，我怎敢不援引这件事作为证明，并把它记在弘斋的墙壁上呢？

译《种德堂后记》古人称颂皋陶大力播种德行，后世有时借用“种德”二字来赞美善人。古代播种德行，是把德种在百姓中；后世播种德行，是把德种在家族中。种德于百姓，天下人都会蒙受他的恩泽；种德于家族，子孙会享受他的福报。钜野李氏家族向来积累德行，他们的先祖名成教，子孙努力耕作、勤奋读书，周济姻亲亲戚中的贫困者，并代他们服徭役。他的后代名珪、名璧，都能继承先人的志向。父母去世数年后，兄弟仍共同居住、共同使用财产，没有争执的话语，重义轻利，一如他们的父亲。于是乡里的儒士特意写下“种德”二字为他们题堂，大概是说他们已经两代播种德行，如同好庄稼已经播下，禾苗茂盛、庄稼整齐，很快就可以看到收成。李氏家资丰裕，成教的孙子珪的儿子名好义，正在学习进士之业，仕进的道路渐渐可以谋求，他的富贵将要兼得。所谓把德种在家中而子孙享受福报，不正是这样吗？况且播种必然会有收获，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然而播种以后、收获以前，难道就没有事情可做吗？既然播种了，就不能不除草。除草应当怎样做呢？也只是致力于学习罢了。所以说：‘以义播种，以学除草。’行义却不讲学，就像播种了却不除草。学习应当怎样做呢？也只是崇尚德性罢了。所以说：‘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如果把学习看作在德性之外的事情，就不是君子的学问。祖先和父辈的德性，虽然出自天赋资质；子孙的德性，却一定要靠学习的力量来充实。资质的美好，是过去播下的种子；学习的笃实，是今天所做的除草。这样收获，难道不会超过播种的十倍吗？如果不是这样，除草只是草草应付，果实也会零落。播种时的种子不是不好，只是除草的功夫没有做到。努力吧，治理、耕耘自己的事业！这是韩愈的话。好义跟随我学习，所以我诵述这些话来勉励他。《自得斋记》盛昭，字克明，依据孟子“深造自得”的说法，把书室命名为“自得”。克明致力于学习，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看他所题的名称，他的志向不是很大，含义不是很深奥吗？我考察经史传记，“自”的意义有三种：有表示由来的“自”，如“自诚”“自明”之类；有表示独自的“自”，如“自省”“自讼”之类；有表示自然的“自”，如“自化”“自正”之类。孟子所说的“自得”，也是说自然有所获得罢了。为什么呢？天下的道理，不可以用急迫的方式求取；天下的事情，不可以用苟且的方式趋赴。功夫力量积累得久了，等待自然有所获得，然后才可以。先儒曾经喜爱杜元凯的话，认为其中大概有传授。他说：‘从容柔和地引导他，使他自己去寻求；不断满足他，使他自己去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忽然像冰融化一样通达，怡然自得、道理顺畅，然后才算有所获得。’这些话大概与孟子“自得”的旨意相合吧？从容柔和地求取，是不因求速而荒废，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实现所求；不断满足而趋向，是不因饥乏而疲倦，使他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所趋向的目标。像江海和膏泽的浸润一样，是逐渐进行而不是突然完成。等到胶着的船遇上初融的冰，解牛时遇到各种纹理顺畅的地方，胶着之物便豁然流动，解牛的人便怡然喜悦，不再需要施加功力。这就叫作“自得”。然而“自得”说的是功效和验证，却不曾说明用功的过程。并不是不说功力，而是功力不容易说明。所以只说“按照道理罢了”。所谓“按照道理”，就是沿着道路循序渐进。君子固然希望深入地造诣，哪里能一步就突然达到深处呢？一定要逐渐前进，等待长久积累。要反复思考，再思考，再反复思考，用来达到知识，等待有一天豁然贯通，努力吧。努力了又努力，用来使行为笃实，等待有一天脱然达到纯熟。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自得的时候。克明啊，你现在所取得的，难道就是自得的功效和验证吗？何不先在用功用力的地方多加思考和勉励呢？

译《养正堂记》京尹耶律氏把别墅的堂命名为“养正”。他从前任参知江浙行省政事时，翰林承旨赵子昂曾为他书写匾额。如今他在京师请我作记，我只见“养正”二字，它最初出自圣人传授《易经》的文辞。诵读学习、进德修业的士人，有的终身也不能究察并实行它。耶律尹身居公侯的尊贵地位，却能悬挂这个名称，早晚瞻仰玩味，他的志趣超越常人，真是卓异啊！我没有机会走进这座堂，亲眼看见这块匾，也没有考察它的建筑规模和完工年月。于是我发挥阐明堂名的意义，为它作记。我听说，邪是正的反面，偏是正的对偶。事情违背道理叫作邪，内心偏向外物叫作偏。所以“正”这个词，有从事情上说的，有从内心上说的。所做的事没有邪曲，是事情的正；内心所存没有偏倚，是内心的正。正这个名称只有一个，但正的实际有这两个方面。所谓所养的正，是事情的正呢，还是内心的正呢？回答说：事情没有邪曲，只要去做就行，不需要培养；内心没有偏倚，假如平素不培养、逐渐不培养，怎么能一下子达到呢？所谓养正，就是培养自己的内心。内心凝定在中，不偏近四方外物，这就是心的正。喜、怒、忧、惧一旦有所偏倚，就不是正。在尚未端正以前，不能失去培养；培养以后，才能得到正。正为什么贵在培养呢？就像土地养育禾苗一样，不能没有雨露的滋润，也不能没有耕耘培土的勤劳；又像山林养育材木一样，不能有斧斤砍伐，也不能有牛羊放牧。当内心处于安静而没有思虑时，要以主敬来端正内心；等到活动起来有所作为时，也不能不在外在行为上培养它。外在行为上如何培养呢？也只在于所做的事情全都没有邪曲罢了。必须做没有邪曲的事情，然后才可以培养没有偏倚的内心。外在无邪和内在无偏虽然不相同，却并不互相违背，实际上还互相资助。凡是不能拿来质问上天、不能拿来告诉别人的是邪曲而不正的事情。对于邪曲不正的事情不肯去做，就是养心的方法。培养久了，渣滓全都净尽，本体浑然完整，正而不偏的心，哪里还需要向别处寻求呢？堂上悬挂这个名称，本来就是要使它的实际得到实现。我说的话难道可以只是空的吗？怎敢不述说圣人养正的实际功夫，以此告诫并附上箴言。箴言说：心的正体，像明镜和止水；尚未发动时本来中正，却有所偏倚。比圣人低一等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这样；但善于在作用上培养，心体就不会偏倚。用义战胜利欲，用道理制约欲望。外在行为一定果断，内在德性才能生长。渣滓澄清，水便洁净；尘土扫尽，镜子便空明。不向南，不向北，不向西，不向东。[疑字]养圣的切要，由此达到极致，希望你勉励自己吧！安居于仁德之宅。《香远亭记》鄱阳人陈广居家中有园池之胜，池中种莲，池上建亭，把亭子题名为“香远”，请我作记。我说，周子用莲花比喻君子，描述莲的德性说，它内空贯通，外表挺直，这是德性完备于自身；又说它出淤泥而不染，经过清水洗涤而不妖媚，这是德性不因他人而改变。它的香气传得很远，就像君子的声誉远播，这是德性的验证。德性一定要先有根本的真实，然后才有外在的验证。想要声誉像莲香一样远播，必须具备君子的德性。君子的德性是什么样的呢？静止时不被外物遮蔽，因此内心常常明亮；这像莲花内部贯通。行动时不违背道理，因此每件事情都端正；这像莲花外表挺直。即使和污浊的世道相合，也不被它污染；即使和流俗相同，也不被它带走；这像莲花不染、不妖。德性如此，声誉难道会没有远播的吗？况且莲花的香气远播，也不过能在寻丈之内闻到。德性的香气，则从一个乡里开始，传到一个国家，远到可以让天下效法，更远还可以流传于后世，哪里只是像莲香远播而已呢？广居如今任蒙古字学教授，正当学习翻译鞑靼语，却又仰慕香远的莲花。假如他因为周子所喜爱的莲花，能够有所仰慕并加以思考、学习、领悟、获得，那么将会无处不香、无时不香，香气所能远播的地方没有比这更远的了；对于莲花而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仁寿堂记》金陵人家世代积累仁厚德行的，以王氏为首，世称王子渊、王深源之家，堂名叫“仁寿”。我过去曾与他们的弟子清寅、叔防交往，如今又与他们的弟子霖、起岩交往，见到他们叔父仁甫的善行，又听到他们先父国济的遗事，于是知道王氏世代积累仁厚，确有其实。李桓仲防是位耿介之士，他告诉我：深源的先父讳君久，平素号称长者，祖先本是汴人，宋室南渡时迁居霅川，后来又迁到金陵，勤俭经营产业，以至富裕；周济别人的急难，即使花费很多也不吝惜。至元年间，郡城已经投降，士兵仍在郊外四处抢掠。有个秦氏，过去曾经见过面，被士兵抓住，索要财物却没有得到答应，将要被杀。秦氏谎称有白银寄存在姻亲家，愿意一起去取。士兵揪住秦氏，径直来到老翁家。秦氏绕着房屋呼喊：“赶快救我！赶快救我！”声音十分悲哀。老翁怜悯地动了恻隐之心，出来迎接军校，请他们坐下，用酒肉招待，众人都很高兴。说到索取白银时，老翁指着秦氏对他们解释说：“他是个穷人，哪里会有寄存的财物？而且他也不是我的姻亲。你们需要多少，我应当代他交纳，用这些来换取他的性命。”众人受到感动，答应了他，交给他们若干白银，秦氏因此免于一死。又有个许氏，曾经在他家做客，妻子儿女被俘，老翁派人带着金帛到各处寻找，终于把他们赎回来了。许家已经耗尽资财，老翁又给他六十头牛，让他回去耕田治业。许氏得以恢复旧业，后来成为富裕人家。秦、许两家的子孙直到今天也不敢忘记老翁的恩德，而外人很少知道这些事；他一生所积的阴德，大多类似这样。我出生得晚，不能全部知道。我听了仲防的话，感叹说：“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吗？子渊有这样一位兄长，难怪会有仁甫这样的弟弟；仁甫有这样一位弟弟，难怪会有这样一位兄长。”以“仁寿”命名堂屋，实在没有辜负这个名称。有一天，深源请求说：“子渊作为人子，不能宣扬父亲的美德，常常郁郁地记在心中。先生有幸知道这些事，冒昧请求您把这些遗事记在仁寿堂的墙壁上，使后世子孙世世代代都能鉴察观看，您意下如何？”我说：“可以。”仁德的施行不止一种，而长寿的报应有三种：年寿达到耄耋，是一身的长寿；家业长久，是一家的长寿；子孙繁衍，是一族的长寿。深源胸襟坦荡平易，才智见识明敏，不坠失先人的德行，年近六十，面容却像儿童；资财源源不断，生下的儿子接连不断而且都是贤才。所谓一身的长寿、一家的长寿、一族的长寿，是人们想求得其中一种都不可得的，他将要三者齐备，却并不困难。上天对王氏的报答，正在日益丰厚。不过，上天对于人，正如泥土对于树木：栽培它的，就培育它；人对于上天，也正如器皿对于水：空虚的，才能承受。深源既已知道用什么来光大祖先，就应当思考用什么来使后代善良，把所居住的乡里教化成“仁里”，把所到之处拓展成“寿域”，这一切都以这座仁寿堂为根基。努力吧！深源说：“谨慎地听取您的教诲了！”于是写下这些话留给他。密斋记 宪府郑万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密”。前翰林属官欧阳南阳通过教授傅民善来讲求“密”的意义。我说：“有了这个名称，必定有它的含义；探究它的含义，就应当认识这个字。认识字义，就是古人所说的‘小学’。”我小时候曾经学习过这些，如今就把小学家所学的告诉研究大学之道的人。请不要因“密”字而生气：“宀”下面与“必”同声的部分，表示房室的安静；“山”上面与“宓”同声的部分，表示山的功用。“宓”“密”二字可以通用，所以“周密”的“密”写作“宓”，而“静宓”的“宓”也是假借字。洗净内心、退藏于“宓”，说的是安静幽密；处理事情若不周密，就会造成祸害，说的是周密。安静幽密，是说内心不被胶着扰乱；周密，是说做事没有疏漏。这两者本来是安心处事的重要方法和处理事务的大原则，但实行它们，也不能保证没有弊病。安静幽密的弊病，是沉寂灭绝、与万物隔绝；周密的弊病，是诡秘而自私。若所谓密竟然成为这样，就不可以了。只有《中庸》所说的“密察”，《聘义》所说的“缜密”，其意义才与周密相同。用“密察”的密来分析事理，就是辨析精微，已经精细还要更加精细；用“缜密”的密来修治自身，就是详细地自我省察，已经谨慎还要更加谨慎。精细而更加精细，就是《诗经》所说的“如切如磋”；谨慎而更加谨慎，就是《诗经》所说的“如琢如磨”。这就是“密”之所以成为密，也是大学之道所以成为学问的原因。命名书斋的君子，难道也有志于此吗？观复楼记 万物的生长，开始于根；人的生命，本源于父亲。万物在春天萌发繁荣，在夏天生长茂盛，在秋天成熟完成，这些都是生机流行的表现。到了冬天，生机潜藏而坚固幽密，回归到根，这就叫“复”。来年再次萌发、茂盛、成熟，也都以此为根基。人以父亲为本，也同样如此。从幼年到壮年，从衰弱到老年，学问品行充实于自身，事业功业加惠于他人；德行达到圣贤的境界，地位达到公卿的地位，凡是能够成就的，都属于我这一身；而我这一身，就是父亲之身。所以说：“身体，是父母的枝条。”那么，父母就是身体的根，不正像美好树木的根一样吗？因此君子侍奉父母，在父母生时使他们尽享快乐，送终时尽到谨慎，追念远祖时保持庄严，是为了报答根本、返回始源，不忘记自己由何而生。高安人陈以忠，过去就有孝行，孝敬父母；父母去世后，仍终身怀有思慕之情。如今他任防山银场提举，在官署旁边修建楼阁，池塘背靠集市，右边耸立着大防山，左边高耸着钟秀峰。楼阁两旁配以圆明丈室，他退食之后，便在其中安坐，悠然遐想，以此不忘父母。楼阁始建于延祐乙卯年冬天，到今年丙辰年春天落成，于是题名为“观复”。

译尚古堂记 人们所崇尚的事物有千万种不同：崇尚名声的人，用各种途径谋求升进；崇尚财利的人，用各种办法谋求丰厚；其他足以使人沉溺心志、动摇意志的小技末艺，也都能使人终身崇尚而不厌。嵇康通达，却沉溺于锻铁；刘毅雄豪，却沉溺于博弈。比他们更低下的，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人们所崇尚的不同，是由于见识不同。见识卑下的人，所崇尚的也卑下。宜春人黄元瑜，循规谨慎而忠厚，无论居家还是处乡，从未故意激烈以求异于众人，但他所崇尚的东西，自然有与别人不同之处。名声、财利、小技、末艺，以及世人所喜爱的一切，他都不崇尚。他在住宅旁边建了一座堂，聚集群书、法帖和名画，充满其中，并把堂题名为“尚古”。我听说后，赞美而感叹。大概世人所崇尚的是当今，而元瑜所崇尚的是古代。那些崇尚当今的人，喜欢它能使自己快意，喜欢它能在俗人面前炫耀，反而嘲笑崇尚古代的人淡泊而迂阔。谁知道淡泊之中有最深的滋味，迂阔之中有最大的乐趣呢？孟子说：“读他们的书，诵他们的诗，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尚且要同古人交朋友。”这个堂名与孟子的话是相合的。他的见识不也很高吗？元瑜所崇尚的本来已经高于常人，而我又替他排列其层次：法帖名画虽然古老，却还不算最古。古老的东西没有比书更古的。书有文集、诸子、史书，这已经古老，却还不是最古。最古的没有比经书更古的。《春秋》是古代鲁国的史书，不是司马迁、班固以来的纪传之史；《仪礼》是古代周代的制度，不是叔孙通、曹褒以来的礼仪；《风》《雅》《颂》是古代的乐歌，不是苏武、李陵、张衡以来的五言、七言诗。《尚书》是上古的书，《易经》是经历上古、中古、下古三代的《易》，古代没有比这些更古的，谁还能超出它们之上呢？黄氏的儿子和弟弟沉浸于这些经典，细细体味这些经典，依据古经的文辞学习古人的道，体会古人的心，那么即使生活在今天，也会与今人不同。这就是崇尚古代来陶冶子弟所取得的成效。它同崇尚今世、误导子弟，使他们一天比一天趋于下流的做法相比，距离岂止如九地与九天那么遥远吗？元瑜名璧，是防茶都转运司的属官。他在江州向我说明建堂的意图，我便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吴文正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五 元代吴澄撰 记

译庆原别墅记 新淦人龚翊，字舜咨，来信说：“距离家乡三十里左右，在新淦、乐安之间，有一座名山叫隆中，山势回环；山脚下有水潭，四季不干。我喜爱这个地方，便营建别墅，打算在这里安度晚年，将来有幸能够保全天年，也归葬在这里。把房屋题名为‘庆原’，冒昧请求您写一句话，来医治我这个癖好。”我一向听说舜咨喜爱佳山好水，如今题名“庆原”，难道不是认为人杰得益于地灵，并希望把无穷的福庆延续给子孙吗？读完来信后，我对龚氏门客邹志宏、字可道说：“前代儒者有的诋毁《葬书》‘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的说法，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程子是明白道理的人，认为土地美好，则祖先神灵安宁，子孙兴盛。就像培土拥护根部，枝叶便会茂盛，这种说法与《葬书》的说法有什么不同？把福庆的根源归于土地，说不对；把福庆的根源归于土地，说对，也不对。今生得到好地，后世延续福庆，说明福庆不只来自上天，也可以凭人的力量取得。那么，福庆果真有根源吗？还是没有根源呢？我们的夫子已经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就是福庆的根源。为什么呢？土地的吉利，可以偶然遇到，却不能强求；能否遇到，取决于善行积累与否。” 我曾见过富贵人家，礼请葬师，选择吉兆，自以为可以保佑子孙数百年富贵，然而转眼之间就衰败了；祖父本来想用这种办法给子孙带来福气，反而成为祸害子孙的原因。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积善；上天难道肯用吉地来赐福吗？凡是兴盛的家族，它们起初哪里曾有意求取土地呢？都是上天自然赐予的，不是人的私意所能求得的。”邹可道说：“舜咨不到二十岁就失去父亲，却卓然自立，能够振兴宗族；世事万变、纷繁复杂，而他的家业却更加拓展。只要有一件善事，他就一定说是父亲的教训；家中的宝器，必定在器底刻记父亲的名号。他的母亲宋氏早逝，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像孩子思慕母亲一样按时省视。刘令君将要为他孙辈撰写碑文，极其悲痛凄怆。当初，他的叔父曾与父亲同甘共苦创立家业；父亲去世后，他像尊敬父亲一样尊奉叔父；叔父去世后，又恭敬顺从兄长；兄长去世后，又扶助、培植兄长的遗孤。他感慨世道衰落、风俗刻薄，族人不收养关系疏远的宗族成员，便在高祖葬地修建追远亭，岁时率领全族列队拜祭，并编定全族的昭穆谱系。刘提学岳申为此写序，说明其意；他的族派出自乐安龚坊，程钜夫书写‘淦龚坊’三字来表彰其闾门，这是不忘根本。” 长子名卫大，幼子名衢，任石城县教官；他有三个孙子，便让第三个孙子承继长子的后嗣，他对伦理纲常的笃厚就像这样。他招致名师，接待四方宾客朋友，来的人多了，居所不足以容纳，于是改建、扩建园池亭馆。各位贤士都有诗文；园中花木、游观的美景，并不只是用来供自己享受。有空闲时，他便带领客人焚香品茗，共同观赏清雅景致。花晨月夕，饮酒赋诗，彼此欢聚；他与朋友交情深厚，就像这样。他曾被授予天全招讨使，经历任职却没有赴任。一次到京师，拜见朝廷中的诸公，不求进用便离去，知情的人都称许他。等到他南归时，得到许多赠言，可见他的器量见识不受外在仰慕所动，就像这样。他读书通晓古今，写诗格律稳妥，诗集名为《桃原渔唱》。书信往来，文章书法都很优秀，却还认为自己的记文不够博大、言辞不够文雅，因自己志趣不能满足于内在修养而自我惭愧，就像这样。我认为可道所称扬的舜咨之善，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现在再举出一个“善”的道理，说明它是福庆的根源：所谓善，就是仁义礼智植根于心。舜咨曾经用“心一”作为自己的字义；心志专一，那么本来具有的善德就完整保存，立身处世、应对万物，一件件都纯粹合乎天理的公正，丝毫没有利己的私心。至于他对伦理纲常的笃厚、对朋友交契的深厚，以及器量见识和志趣的不凡，本来也都是善的一端。既然如此，他的心就与天相合，而上天赐福龚氏，就会像水流汩汩滔滔一样到来。这就是福庆的根源吧？土地的吉利不用求便自然遇到，但他的福庆并非根源于土地的吉利，而是根源于内心的善。可道说：“这话意义多么宏大，足以使舜咨所祈求的愿望得到满足了！”请我写下来留给他，于是又附诗一首。诗说：“美好啊，舜咨！资质挺拔高超，光耀你的祖先，远远超过同辈。广泛交友，喜爱贤者，勤奋读书，善于作诗；才华显著，已很伟大，却谦逊恭谨，越发自处卑下。世俗学问庸庸碌碌，夸耀博杂，崇尚辞藻；我告诉舜咨，学问不在这里。本心极善，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勤勉行善，古代有大圣人。鸡鸣便起身，还没有与外物接触；怎样行善？只是以主敬为要。什么叫敬？就是心志专一而不分二心。我听说舜咨以此自我勉励：心志专一而不趋向旁骛，心志专一而没有欲望，只有心志专一，万种善德都具备。涵养并扩充这种善心，如泉水冲破阻塞、河流奔涌，清除尽自己的私欲，上合于天。只有心志专一，只有心地至善；它的根源深远，它的流布绵延。它的流布绵延，施及子孙。” 什么是福庆的根源？就是心志专一。十章，每章四句。相泉记 我乡吏部侍郎李公的家在巴山北面。山下有一条源泉，水流自南向北，大约十里，流到住宅西边；又从西向东，绕过住宅南面，汇入大溪，然后再次向北流去。侍郎的侄子、阳春县令李涛，擅长作诗，把吟诗之屋题名为“防泉”，因为这泉从山下流出。阳春的孙子允思追念祖先，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相泉”。原来乡人敬仰汉代尚书栾叔元，在山顶祭祀他为仙，在山麓祭祀他为神。叔元名巴，曾任沛国相；为避讳他的名，便把巴山称为相山，把巴山下的泉称为相泉。过去阳春用卦名命名泉水，大概取的是“果行育德”的象义；如今他的孙子用山名命名泉水，是不忘继承祖志、述行祖业的孝心。泉水昼夜不停，流满一个洼地后继续前进，孟子称赞泉水有这样的德行，这本来就是阳春希望自己能够实践和培育的。允思持身温和谦逊，处理事务通达融洽，他所继承、所述行的，没有辱没祖先。我将看到它像泉源一样恒常，也将看到它像泉流一样渐进。这泉，是《蒙》卦所象征的泉，是亚圣孟子所称赞的泉。孙子所命名的，就是祖先所命名的。泉源混混而出，泉流涓涓不息，世世代代不会枯竭，这就是李氏的相泉吗？允思，字汝德。

译墨庄后记 “庄”这个字，从草字头，下面与“壮”同声，大概表示草木茂盛；后来假借作其他用途。容貌修饰得庄重叫庄，路途交会处叫庄，田业所在之处叫庄，都含有盛大的意思。农民的事业在田地，士人的事业在书籍。士人的书籍就像农民的田地，田地称为庄，那么书籍称为“墨庄”也是可以的。然而农民经营庄田，只是用来养活自己；士人治理自己的书庄，用途也不止一种。随着世道衰落、风俗浅陋，人们用力的方向也有不同：用书来明白义理、成为圣贤，这是上等；用书来增长博闻、写成文章，这是次等；用书来谋求利禄、取得富贵，这是下等。庄田只有一个，作用却有三种，只是志向有高低不同。古代圣王率领人民以义播种、以仁收获，无不依靠礼义廉耻等四术的教化，书籍的作用非常大。后人说经书训诂只是文章的田地，这已经是把末流当根本了。何况把取得青紫官服的希望推本于通晓经书，把乘车骑马的荣耀归功于考察古事，为什么把书的作用看得这样小呢？宋初三司磨勘刘公夫妇，把家中收藏的书命名为“墨庄”，并勉励儿子以学习来增益学业。传了一代又一代，果然都因志向坚定、勤奋学习而成名，接连考中进士；这些都只是余事。” 磨勘公的孙子，是集贤学士公是先生；刘敞中书舍人，是公非先生；刘攽学问贯通古今，声名充塞天下，芳名流传百世，于是被称为江西儒学宗师。他运用“墨庄”的方式，本来已经达到上等之中的次等，也就是次等中的上等。中书舍人的族曾孙清之与新安朱子交好，仍担心人们怀疑他们经营书庄的志向出于下等，于是请求朱子阐发祖先对后代的期望，说明这种志向在上等而不在下等。这志向多么卓越啊！中书舍人的后代有一支居住在抚州金溪，其中第八世孙自得、自弘拿着朱子的《墨庄记》来给我看，希望我增益其中的文字。我迟疑数月，不敢僭越答应他们的请求，不能不在朱子记文的左边写下这些话。士人立定志向，全在自己，别人不能夺去。过去墨庄的子孙常常跟随通晓大道的大儒交游，从今以后读书，难道不应当奋发努力吗？如果不立志于下等，而是上溯公是、公非二位先生的学问，进而上达周公、孔子之道，那么我能够看到刘氏书庄像田地在春天耕作、仁谷在秋天成熟一样，岂不是多么幸运啊！西园记 园池的美景，对治理之道并没有直接补益；然而君子观察政治，有时可以从园池来验证治理，难道不是这样吗？临川山水清幽辽远，不以险要坚固自恃；田地肥沃，年成出产丰富；当地风俗崇尚文雅，过去有许多大儒先生作为礼法典范，又蒙受国家数十年深厚德泽的涵养。居住在这样郡中的人，理应有名胜之士修治亭榭、栽种花竹，以尽情享受视听之乐。然而我多次经过这里，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园池。是古人的风流渐渐消失，没有人继承了吗？还是有人孤高自守，认为山川奇景已经足够，不愿劳心费力来供耳目享受吗？还是他们只顾谋生、追逐势利，无暇做这种事呢？以江左著名的郡，又正处在国家太平极盛的时代，为什么几乎还要有鄙陋的感叹呢？延祐戊午年，我再次经过这里，客人才开始向我谈起棠溪饶睿翁的西园。于是我知道那里建筑宏伟壮丽，树木花卉奇异，宾客盛多，游览快乐，而且又知道园主人能够凭文学使家业世代相传。唉，我本来料想应当有这样的园林，只是我过去没有听说罢了。建造西园的力量足够的人，不只有一个棠溪；而饶氏独以西园闻名，是因为有他这个人。棠溪成为棠溪，已经不是一天了；而西园的美景独独在今天声名显著，是因为遇上了太平时代。否则，谁能够拥有这样的园林并享受它呢？我将到西园之下寻访，上可以歌咏圣朝安定富足的盛况，下可以为棠溪充分写出它的盛美；等我下次再经过这里时再说吧。

译小隐源后记 抚州金溪县城东二十里，朱氏是当地的望族。过去有一位豪迈不羁的人，在崇宁、大观以前，带着弓剑，骑着骏马，奔走于大梁旧地，意图与人争胜以取得功名富贵；最终没有遇到机会，便回来修治园池亭馆，种植奇花异木，命名为“小隐源”。他每天与宾客饮食宴乐，自号仙翁。本人死后，子孙不能保有这片族产，任其衰落了将近二百年。他族中贤能的子孙得到这里，重新修葺园池亭馆，使之如旧，仍旧沿用原名。有客人经过这里，说：“所谓隐，是道不能施行，自己不能被任用，潜藏而不显现，并不是追求显达或不显达的意思。所谓仙，是炼气消除形质，不冷不饿，脱离群体、断绝世俗，高飞远腾，逍遥于山岩海岛之间，缥缈于烟霞云雾之外。世人无法看见他的形迹，最多只能依稀听闻。他看待人间一切所有，都如同糟粕粪土、污秽腐臭之物，弃之如同遗弃。哪里会有像朱翁所拥有的东西呢！”如今您又能拥有朱翁所拥有的东西，却不更改原名，这是为什么呢？”主人说：“‘小隐’是我家的旧物；东西如旧，名称也如旧，为什么要改呢？况且从前我们的仙翁以此为乐，如今我也要在这里延请师儒讲解义理，召集宗族、乡党和子弟来学习、养育并教导他们；这种快乐，比过去仙翁所谓的‘小隐’又大得多。名称虽然沿用，实际内容却已经改变了。”客人说：“您这种举措真伟大！这是承继先代深厚的名德，不把耳目之乐私自享有，而把义理之乐公之于人，可见见识不同。不过，您的志向究竟在哪里？有人说，五代时窦禹钧曾经这样做，培养成就了许多人，一家五个儿子都在宋初显达，这确实值得羡慕。如果您的志向只是这样，那就浅陋了。五代末年，战争纷乱，弦歌诵读完全停止；窦氏在这个时候笃行义方之教，并且推广到别人，也是值得称许的。当时他所教的是哪些人？所学的是什么？一家所成就的不过窦仪、窦俨这些人，哪里值得过分羡慕呢？如今文教制度已经统一，从京师到郡县，诗书义理的教育充满耳边。您兴办私塾来辅助太平盛世，大有裨益，这才可以。为什么呢？所教和所学，必须有不同于今天一般教法和学法的地方。”主人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客人说：“干道、淳熙、绍熙、庆元年间，大儒的门徒遍布东南；如今他们的书流行天下，人人都在诵读讲说。然而他们所教、所学的，往往不是世俗儒者所能知晓、所能做到的。您这项举措，是想借此辅助时政，还是想借此光耀宗族？把这个志向充实起来，所造就的人，如果能够像洙泗之门的颜回、曾参、闵子骞、冉耕那样，是上等；如果能够像伊洛之门的谢良佐、尹焞、游酢、杨时那样，是次等。否则，过去的源头只是徒然借用这种诡激虚假的名称，现在的私塾又只会成为粗疏马虎、支离破碎的实际。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这样又怎能光耀宗族，又怎能辅助时政呢？以这样的源泉办这样的私塾，教的人凭什么教？学的人凭什么学？不能粗疏，不能支离。这里有一个朱氏，那里也有一个朱氏，怎能不请云谷遯翁从九泉之下起来，问主人说：‘客人的话是对的。’小隐翁的儿子平，如今的主人元善；元善的弟弟受益来访，把事情的始末告诉我，于是我写下这篇记。” 景云楼记 当初，毛侯掌握军务，统领万人，在松滋居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弟弟从广平奉迎双亲到任所奉养，毛侯使父母高兴，事事都尽心尽意。有供他们游处的地方，有供他们寝息的房屋，又建造一座楼，让他们尽情享受登临眺望的乐趣。双亲享寿而终，依礼安葬完毕后，毛侯在外奔波办理王事，弟弟留在军幕中辅助，守护坟墓。过了几年，楼阁破旧了，便扩建加大，并写信向长兄请示楼名。毛侯悲伤地说：‘我还忍心给这座楼命名吗？这座楼，是我父母过去登临眺望的地方。我曾读《唐史》，狄梁公登上大行山，回头看见白云孤飞，便说：“我的父母住舍在那白云之下。”惆怅地望了很久才离开。古人怀念父母、追念远祖的心，没有一刻会有所改变。如今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楼又重新修好了，我还忍心给它命名吗？如果非要命名，就取狄梁公回望白云的意思，命名为“景云”，以表明我不忘父母。’当时毛侯年过六十，却仍有孝子终身不衰的思慕之情，他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常人。临川吴澄说：‘汉代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别人都不赞同，只有真正了解孔明的人相信他确实如此。孔明最终没有辱没管、乐二人，反而使他们更加光彩。毛侯暗中仿效狄梁公，也是这样。狄梁公是唐朝社稷之臣，他忠诚的盛大成就，都是孝心推广的结果。毛侯历任官职，遇到事情都尽心竭力，本来已经具备把孝心转化为忠诚的气概；让他承担重大任务、决断重大疑难，他难道不会成为狄梁公那样的人吗？既然如此，毛侯对自己的期许，难道只在于给一座楼命名吗？”毛侯名渊，字巨源；弟弟名洧，字巨济。这座楼尚未命名为“景云”时，名叫“先月楼”。

译山间明月楼记 龚舜咨居住在新淦的偏远郊外，志气卓越。他曾游历京师，本来将有天命降临、登上仕途。有一天忽然改变心意离去，在禁林向我告别说：‘我想回去观赏栖碧山中的月亮。’我非常赞许他，赠诗给他，末句说：‘浩歌归去浑无事，栖碧山前月上东。’舜咨回去以后，我也回去了。有过客来告诉我：‘舜咨有一座楼，题名为“山间明月”。’我品味这个楼名，更加赞许他。万古长存、始终耸立的是山，万古常明、始终明亮的是月。眉山苏轼把“山间明月”指为取用不尽的无穷宝藏，这话是对的。他又说月亮有盈亏如同这样，最终却没有消长，这一点不免令人疑惑。月亮本来没有消长，难道真的有盈亏吗？古今人都说月亮盈亏，大概是根据人的眼睛所看见的来说，而不是说月体本身就是这样。月体如同弹丸，面向太阳的一面始终明亮；始终明亮，就始终圆满，并没有亏缺的时候。到了望日，太阳在月亮下方，月亮的光明朝向下方，因此下面的人看见月体圆满。到了弦月，太阳在月亮侧面，从下方观察的人只能看见它一半的光明，于是把弦月看作亏缺了一半。到了晦日，太阳在月亮上方，月亮的光明也朝向上方；从下方观察的人完全看不见它的光明，于是把晦日的月亮看作全亏。假如能够飞步太空，从侧面观察，那么弦月就像望月；乘着光影飞到上方俯视，那么晦日的月亮也像望月。月体始终圆满，只是人的眼睛有所看不见；因为眼睛看不见，就断定月体有所亏缺，可以吗？知道天上有始终圆满的月亮，就知道人所说的盈亏，都只是根据所见而言罢了，这对月亮本身有什么损伤呢？登楼赏月，或许也能从这里有所领悟吧？至于春天的花月、夏天的竹月、秋天的桂月、冬天的梅月，影色淡雅，香气清幽，兴致无穷，足以使赏心愉悦，足以提供欢乐之事，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取用不尽，是众人赏月的一般乐趣。客人喜欢我的话，我便写下这些赠给舜咨。龚氏主人和宾客试着登上这座楼，对酒高歌，再把我所说的话拿去问月亮。蛾眉亭重修记 姑熟的水向西流入大江，江湾处有一座山突起，叫采石，横在江流冲击之处。江势冲撞激荡、侵蚀喷射，浩荡而无法抵御。山石峻峭削立，裸露如刻，险绝而不可攀登。山下有一处江矶叫牛渚，是晋代温常侍温峤燃犀照见水中怪物的地方。山上有一座亭叫蛾眉亭，是宋代元祐年间张守环所创建的。俯视远眺淮甸平原，天门山之间一水贯通，三山在旁边如鸟翼展开，绵延曲折如蛾眉形状，这就是亭名的由来。凭借险要俯临深水，登临高处远望，水天一色，景物千姿百态，一年四季、早晚之间变化各不相同，即使是巧妙的画工也不能完全描绘。沿江的奇观，没有能够与它相比的。自元祐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亭子后来修葺，大概也多次了。延祐五年秋天，我乘船经过这里，又得以看到它，感叹亭子将要破败。第二年夏天，我留在金陵，姑熟郡侯命他的门客带信来见我说：‘采石镇距离郡城三十里，自古号称要地。多事之时，英雄豪杰像鹰飞虎斗一样在此争战；太平时代，文人雅士醉中吟咏、醒时欣赏，遗留下来的风流气概可以想见。我承蒙恩命镇守此地，有幸与千里之内的百姓相安。凡是前代遗迹，不可坐视它毁坏。蛾眉亭有三间，屋椽腐朽的已经更换，瓦片缺损的已经补齐，倒塌的墙壁如今用砖砌好，墙面涂上白灰，四周用栏楯围绕。年初开始谋划，春末完成工程，一时间听说此事的人都乐于赶来参与。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亲笔大书亭额，亭子和匾额焕然一新。重修的年月不能没有记述，冒昧请求您写一篇文章。侯曾任江西行省官员，素有美好的声誉。他治理郡府，政绩与在江西时一样，声望和实际都得到上下信服；郡中事务治理得好，心思又无所不周，一座亭子的修缮，便可以看出他的政绩。将来郡民思念他，触目所见都是他遗留的恩爱，难道只是让四方来游览观赏的人啧啧叹美而已吗！唉，近年来风气日益变化，做官而不感到惭愧羞耻的，十之八九。早晚像抽丝一样榨取百姓，只要搜刮到满足，便轻快地飞走。官府不过是旅舍罢了，该做的事情尚且没有空闲去做，更何况本来可以不做的事，又哪里肯去做呢？像侯这样做事，他的见识谋虑真是长远。然而侯的声誉并不是到今天才显著，侯的实际功业又哪里会因时间久远而改变呢？侯名铁柱，是亚中大夫、太平路总管、翰林学士承旨、司徒公的儿子。这年五月丙辰记。”},{

译《道山记》崇仁山在县城的西北面，又名罗山，高大巍峨，是全县的镇山。县城南面的山丘，横卧如几案，正好与罗山相对，前面没有遮挡，极目远眺，可以尽览县城北面群峰的秀色。山下的水向北流而后向东，到南门外汇聚成大池，水面平静澄澈如镜，这就是南湖。湖山的北面为乐安县尹李氏所有。县尹的儿子李弘道新近修建了这座居所，面向湖水，背倚山岭，占据了南郭的胜景。山中有一座神馆，用来祭祀已经过去的仙灵，等待将来降临的仙人隐士，因此把它命名为“道山”。道山的主人告诉客人说：“我曾听说海中的蓬莱诸山，是飞仙居住的地方，凡人的足迹无法到达。自汉代以来，宫廷的图书秘府清静严密、幽深隐秘，是众人所敬仰向往的地方，人们把它看作道家所谓的蓬莱山，所以秘府也有‘道山’的称呼。蓬莱诸山是取其相似来比拟，这里则是希望它成为真正的道山；山名虽然相同，但命名的缘由却不同。”客人说：“这座山能够得到这样的名称，真是幸运啊！所谓‘道’，大到天地也不能承载，小到人的日常行为也不能离弃，不容易用语言和图画描绘出来。唐代韩愈在《原道》一篇中，大略说明了它的作用；这道统大概是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一直传到邹孟氏。” 周朝衰微以后，世道丧乱，道统失传，柱下史老子守护藏书，并著成五千言的书，论说道的纲要，以清静无为为根本。孟子去世以后，孔子的道统失传，人们只看到老子所说的道超越世俗，于是专门把老氏一派称为道家，把学习孔子的门徒称为儒家一流，却不让他们参与“道”这一名称。韩愈作《原道》，虽然辩论极为有力，最终却也没有能够夺回“道家”这个名称。到了宋代，孔子的道统在天下大为彰明，不是汉、唐时代所能相比的；然而老氏专享“道”这一名称，仍然像从前一样。战国时期，燕、齐之间的人把蓬莱三岛称为三神山，后世于是又把神山的名称改为道山。道啊，道啊，难道是神仙之道吗？难道是清静之道吗？道山的主人，世代都出仕做官，遵循的是孔子经世致用的道路，不同于老子的清静无为。何况道家一流，第一步降为神仙之术，第二步又降为法术、符箓和科教，越降越低下，已经远离老氏了。这样怎么可以用“道”来命名呢？如今治理百姓，能够说得上子游那样的仁爱；治理才用，能够具备冉有那样的才能；这些无一不是孔子之道的实际运用，又何必羡慕把图书秘府比作蓬莱仙山呢？古语说：‘仁者乐山。’又说：‘义重如山。’ 有乐山一样的仁德，人民就会受到他的恩惠；有如山一样厚重的义，事情就能合乎适宜。这就是道山之道，也就是韩愈所说的把仁与义合起来而言的道。老氏抛开仁义而谈道，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于是，道山的主人欣然微笑说：“客人说得对，深深契合了我心中所认同的想法，请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道山记》。” 《静虚精舍记》心学的奥妙，自周子、程子揭示其中的秘要以后，学习的人才有所领悟，从而能够下存养不失的功夫。周子说：“没有欲望，所以能静。”程子说：“心中有所主宰，所以能虚。”这两句话，是万世心学的纲要。不被外物所动叫作静，不被外物充实、塞满叫作虚。静是根本，虚是功效。江州柳从龙说：“您家处在市井之中，厌恶喧嚣的嘈杂，于是选择幽静空旷的地方，建造一所藏身休息的居室。在早晨省察修身之余，便在这里安闲休息，尽情赏玩圣贤的书籍，并题名为‘静虚’，是想使外物不能扰动止水般的宁静，也不能堵塞心灵府藏的空明。”您的志向如此卓异。听说您年纪已经大了，却还向我求学，所以我特意为您陈述其中的大意。周子说静，程子说敬。所谓敬，就是心专一地有所主宰，不向其他地方驰骛。如果心专一而不向外驰骛，那么在尚未接触外物以前，寂静而不动，难道不就是静吗？接触外物以后，随事应对而不被外物充塞，难道不就是虚吗？“静虚”这两个字，用一个“敬”字就足以概括。学习“静虚”的人，也只须以敬来存养自己的心罢了。所存养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仁、义、礼、智之心。这不是异教所谓枯木死灰般的状态；仁、义、礼、智四者统属于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仁。仁，是天地不断生发万物的心，而人得到了它，便把它作为自己的本心，所以爱人利物的心充满胸中，丝毫没有伤人害物的念头。从父母兄弟，到宗族姻戚、朋友乡里，都希望人人各得其所，使天下九州四海温暖和煦，如同都处在春天。看到别人所希望的，就帮助他实现；看到别人所忧患的，就加以救助、防备。因为同生在天地之间的人，都是我的同气同体。即使伤害他人能使自己获利，也不肯去做，何况既不能使自己获利又会伤害他人的事，难道肯做吗？周子所说的“窗前的草木与自己的意念同为一体”，程子所说的“静下来以后，看到天地万物自然都具有春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够保存这种本心，妄念就不会产生，恶事也不会留存。这颗心空阔明朗，与天地同样保持宁静虚明，这是圣学的最高境界。然而这哪里容易达到呢？应当以求学来达到它，只须以主敬的功夫保存自己仁爱的本心，大致就是这样。具体内容，周子、程子的著作中都有。云卿对此已经欣然醒悟并决意奋发，确实正在用力学习；下次相见时，他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吴文正集》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六 元代吴澄撰写 记

译《梅峯祠记》抚州崇仁县境内，环绕南、西、北三面百里之内，山势耸起而高大的有五座，都有仙灵神异的遗迹寄托在山上。最南面的一座山叫华盖山；由华盖山向西北的一座叫夫蓉山。夫蓉山北面的支脉向西迤逦而去，叫杯山；杯山东北面叫罗山。夫蓉山东面的支脉向东迤逦而去，叫巴山；巴山东北面就是梅峯。梅峯，世代相传认为是因汉代梅子真而得名。子真过去曾任南昌尉，而这里在汉代隶属南昌；也许是子真曾经经过、停留于此，也许是后人在这里祭祀他，因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此山，大概已经无法详考了。子真名福，是九江寿春人，年轻时通晓《尚书》《春秋》。汉成帝时，外戚王凤专擅权力，京兆尹王章因忠直触犯王凤，被下狱处死，没有人敢进言，王氏势力更加炽盛，五侯骄奢僭越，新都侯也受封。宗室刘向极力劝谏成帝，成帝虽为之叹息悲伤，却不能采纳。永始年间，子真上书，以吕后、霍氏、上官氏危害社稷的往事作为鉴戒，请求抑制削弱外戚的势力。他见识深远、思虑深沉，预先知道王氏必将对汉朝不利；以远方小吏的身份越职进言，可以说是忠于君主、爱护国家到了极点。后来王莽的势力形成，他便抛弃妻子儿女，改名换姓逃走；有人在会稽见过他，最终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有人传说他成了仙。贤人哲士困顿于下位，不忍心坐视国事被移易的灾祸，而力量又不能挽救，于是便洁身自守、保全性命，逍遥于尘世之外。他们的高尚风范凛然可敬，即使百代以后听闻其事，也还会使人受到激励而奋起。考察、追想他们遗迹所在的地方，怀着敬意仰慕并祭祀他们，这是爱好德行的良心，是不可磨灭的。世人因为子真是仙人而祭祀他；宋代封他为灵虚妙应真人，既在巴山合祀，又专门在梅峯祭祀。因此，故吏部侍郎李公把家迁到梅峯山阴，他的弟弟博古捐资建屋、购置田地，备齐各种器物，度胡守真为道士，让他奉守祠祀。他的儿子修以及侄子涛，又度罗日新为道士，接续胡守真的职任，希望永远不致废替。中间却遭遇火灾，守祠者失去职守，有人乘机占据了祠产。侍郎的曾孙允思把此事告诉官府，才得以恢复旧制，于是度邹嗣昌为道士，接续罗日新的职任。有人请我写文记述事情的始末，我认为子真忠贞清正而仁厚，是箕子、伯夷一类的人，本来不会因为有没有祠祀而改变其轻重；而梅峯高峻险绝、特然挺立，是山川精气聚集而成的秀美之地，山的灵异与子真的名声相配，节操贯通古今，与它们同样长久。李氏子孙善于继承先人的志愿，能够找到勤勉谨慎的道士世代守护此山，这些事情都 值得记载，所以写下这篇记。《相山四仙祠记》凡是山势巍峨、高高耸立的，山中的气势就盛大。气势盛大，神灵也就强大；五岳次之，五镇又次之，再次便是一郡一邑的山。假如有挺拔耸立的山，成为一方所仰望的名山，往往就会显现灵异，祈祷的人也纷纷前往。古代礼制规定，只有诸侯可以祭祀境内的名山；如今庶民以上都可以祈祷祭祀。然而他们祭祀的并不是山神，而是假托某些人为神灵。凡是山所凭托的人，必定称为仙。所谓仙人，也不一定是驾风乘云、飞腾在天空之中；有的人功德、修行或法术能够救济人、利于万物，也就祭祀他。抚州西南有一个县叫崇仁。崇仁县南面六十里有一座山叫相山。所祭祀的人有梅仙、栾仙、邓仙、叶仙，称作四仙。考察史传，梅仙曾任南昌尉，栾仙曾任豫章太守，这座山在他们治理的境内。邓、叶二人都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方术道士一流的人物。此山起初名叫巴山，唐代称为临川山，而民间称呼没有改掉旧名；巴是栾仙的名字。众人都说应当避讳，但栾仙曾任沛相，所以改名为相山。山顶有祠屋，那里地势高而寒冷，雷电和疾风迅猛猛烈，云雾湿润，冰雪凝结，木材石料都难以承受，容易朽坏破裂。祠屋虽然屡次修缮，却不久又重新破败。住在山中的道士黄守正聚集了木材，但还没有来得及营建就离开了。泰定丙寅年六月，黄本初来接任他的职务，增添所储存的材料。七月己未，建成新屋十八楹。屋子的进深叫寻衡，宽度与进深相同而多一尺。恰逢上清孙庆衍奉命督长此山，于是把工程做到完美。本初来告诉我说：“仙祠焕然一新，黄师实在是开创之人，孙师实在是完成之人。我本初也略微出了一点力，想来合乎大家的愿望，应该刻石记下年月，用来勉励后来修葺治理的人。”我看到宋咸淳末年，郡守黄侯震为道士罗端英作《仙祠记》，感叹掌管祠祀的人只图谋攫取微薄利益。由此想到如今本山的提举，不把利益据为己有，也不把名声据为己有，而是出于公心为长久打算，这就值得记载了。何况这座山远离人世，超出尘俗之外；有灵秀之地，理应有杰出之人。居住在山中的人，如果能虚心守道，难道不就会使一丝尘埃污秽也无法留存吗？天地四方之间清纯和美的精气，只管收取来充实自己的内心；逍遥于远近之间，保持坚固长久的生命，也将与四位仙人共同显灵。这也是道家本分以内的事情，所以连带说到这里，以勉励今天奉守祠祀的人。

译《玉华峯仙祠记》我家南面有一座山，名叫华盖山。山上祭祀浮邱王、郭三位仙人，远近祈祷的人奔走如同集市，一年到头、整月整月没有休息的时候。抚州、吉州两郡境内，凡是秀美奇特的山，必定设置分祠，往往以“华”为名。清江郡东南三十里处，有一座玉华峰耸立，能够防止水旱灾害和疾病瘟疫，有所祈求就必定应验。乡里民间相传，也说是王、郭二仙曾经休息的地方，因此与华盖山所祭祀的是同样的仙人。然而华盖山有屋舍用来祭祀，玉华山的祠却没有屋舍。此山靠近郭氏，郭氏敬神爱善，父子两代都打算建造仙殿，却没有成功。等到孙汝贤、汝敬继承先人的志愿，才聚集木材石料，兴起工程。泰定乙丑年九月丙辰，开垦、平整地基；十月乙未，竖立屋架和栋梁。山势险峻，俯视岩壑，屋檐如鸟翼飞展，像冠冕一样覆盖山顶。工程不劳人力，仿佛有神灵在暗中帮助，于是让陈道人掌管洒扫。我朋友皮溍、范梈替他们请求我写记。我家住在华盖山下已经好几代了，祈祷祭祀的盛况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却不能考究仙迹的真实情况。我私下曾这样想：自古名山有功于百姓，接受报答，但只有诸侯才能祭祀境内的山。如今下至士人庶民都可以祭祀，古代诸侯所祭祀的是山中的人而不是山本身，那么庶民这样做大概还不至于成为亵渎吧？山中精气郁积而发，众人的心意归向于此，必定要有所寄托，所以必须寄托在超脱尘俗、翱翔于广阔天空的仙人身上，才能与山势孤峭峻削相称。唐代诗人说山有仙人便灵验，我却认为仙人是因为山而显灵。玉华峰我虽然没有到过，但到过那里的人说，葛仙的山洞、令威的坛台拱卫在左边，雷公的石壁、瑞云的山峰在右边作揖相迎，后面倚靠着圣岭、烂柯，前面卓然耸立着凌云一峰以及三十六峰。奇花幽草、嘉美祥瑞的生物，都不像凡俗之物。其中尤其足以使人惊骇耳目、激发敬意和信心的，是早晚出现的圆光，以及静夜里的天灯。那里灵异的遗迹，大致与我乡华盖山相同；而郭氏兄弟近来又有人出仕，参与当世事务，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这是孝行。我又重视皮溍、范梈的请求，因此写下此记。《涂山庵记》涂山庵，是抚州宜黄涂允瑞墓地旁的庐舍。涂氏这个姓本出自涂山，所以涂允瑞生前以涂山为号，墓地旁的庵也仍用它命名。宜黄的涂氏由豫章迁来，文献彬彬、人才兴盛，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允瑞名立可，于宋咸淳丁卯年六月庚子出生。他的前三代先祖都是乡贡进士：曾大考骥子，于绍定辛卯年中乡贡；大考良佐，于嘉熙庚子年中乡贡；父亲登，于宝祐乙卯年中乡贡，并于开庆己未年进入太学。涂姓本来就是一县的望族，允瑞更是一时的杰出人物。他诗书涵养深厚，能够继承前人的传统；才识和经世才能，又足以在当今称道。他孝顺友爱、恭敬谦让，行止合乎规矩法度，从容处在礼法之中；然而与英俊豪杰交游，亲密得如胶似漆，没有人因此责怪他的放纵。他才俊洒脱、气度不凡，精神意气超然于尘俗之外；然而对纯正的儒者、庄重的士人，却亲近得如同兄弟，也没有人议论他放荡。东西南北来往的人，士大夫都以同他结交为荣，能够认识他也感到光荣。他在江边建亭，可以俯临江面远眺；由于那里隐约传来浦边寺院的钟声，便题写“小潇湘”三个字，意趣真是深远啊！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早逝，便抚养他们的孤儿，教育他们成人、婚嫁，和对待自己的儿子没有不同。他的儿子子埙、子均、子坦都致力于学习，其中两人还在世。天历己巳年七月乙亥去世，十月丁酉葬在县城南面仙桂乡的上池，靠近先祖坟茔。他曾经亲自在坟墓旁营建房屋，题名为“于斯”；他的儿子又命名为“涂山”，大概是因为在这里就如同见到了父亲。我每次经过宜黄，允瑞都以礼节待我，像对待父亲和老师一样。他去世以后，远近的人没有不叹息追念的，都认为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了，我也这样认为。他将要下葬时，朋友侯恭为他写了行状；下葬以后，宜春夏镇为他作志并撰写铭文。子坦继承两个兄长的意思，请求我写庵记，于是我把自己赞美允瑞的原因如上写出；至于已经在前文叙述过、属于他自己的志愿，便不再重复记载。《豫章甘氏祠堂后记》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官职分为卿、大夫、士，都有宗庙来奉祀先祖，这是古代的制度。自从封建制度废止、郡县制度设置以后，臣子中拥有封国的很少了。逐渐到了叔世末代，即使处在卿大夫的地位，有的人把官职当作家业，却终身寄居在外，哪里还会有国、有家，并且有宗庙来满足他们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心愿呢？秦汉以后，只有宋代儒者懂得礼制，河南程子首先修订《礼略》，认为家中一定要有宗庙，宗庙一定要有神主。新安朱子对司马氏《书仪》加以损益，撰写家祭礼；因为家庙不是得到赐予就不能建立，于是称它为祠堂。古代庶民只能荐献而不能正式祭祀，士人没有田产时也是如此，大概是估量他们的力量不足，所以这样规定。依照朱子《家礼》实行，也只是举行荐献礼而已，比起古代的祭祀礼来较为简略。然而古代卿、大夫、士祭祀时不设置神主；庶士有一庙，适士有二庙，卿大夫也只设一昭、一穆，加上太祖共三庙。如今礼制下达到了庶人，普遍祭享四代先祖，又设置神主，这两点与古代诸侯没有差别，礼制不可谓不隆重。它既简略又方便，但流俗之人仍然没有实行。豫章甘景文独自对此念念不忘，追溯本族的世系统绪，来记载他家祠堂的情况。建昌州学正曾仁复转述他的心意，请我写几句话。我认为，奉祀先祖的礼，是孝子慈孙应当尽心尽力去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借助别人的言论呢？即便如此，在礼制长期废弃之后，而甘君却非常喜爱礼制，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天生的资质厚重吗？难道不是因为他的见识远远超出常人吗？甘君是豫章奉新县人，先祖从丹阳迁来；他的族人繁衍兴盛，长期以儒者和小吏出仕，立身谨慎恭敬，唯恐辱没先祖。起初他在宪府任职，后来成为郡守属官。

译《雪崖书堂记》临江贡士黄先生钺，在宋淳祐壬子、宝祐乙卯戊午、咸淳丁卯四年考中乡贡；他的议论慷慨激昂，才略卓越出众，没有迂曲士人那种局促狭隘的姿态。如今袁州路儒学正黄良孙，就是他的儿子。过去他曾跟随我游学，家中有一座楼阁，题名为“同予”。准备等我经过时，就在其中接待我。时间久了楼阁破败，儒学正任职袁州时，长子振祖把它翻修一新，又在楼阁后面创建书堂，准备在那里祭祀祖父。他父亲回来后赞赏他的心意。今年五月，他来山中拜访我，请我为书堂写记。过了几个月，振祖又来温请，我感叹说：“孝子慈孙厚待亲人，竟然能够这样啊！”贡士先生四次应举都没有成功，儿子和孙子却建堂祭祀他，是想使他的名声长久流传。然而名声能不能长存，并不取决于有没有祠堂，也不取决于记文是否流传。听说要显扬亲人，在于先立身而已。自己能够立身，自己的名声就会显扬，父母亲人的名声也会随之显赫。立身的途径是学习，但不是如今世间士人所谓的学习。现在的学习，不过是应试求官，幸运而得到官职，志愿就满足了。若想凭此永远保存自己的名声，大概是不可能的。关于立身扬名的学问，我私下曾从前代儒者那里听闻过，只是自己还没有做到。振祖的资质纯粹美好，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进益；如果愿意听，我以后应当再对他说。“雪崖”是贡士先生自己取的号。《临川饶氏先祠记》饶氏先祠，是临川唐坑的饶氏把田地施舍给武林寺，想要长久保存扫墓祭奠礼仪的地方。古代大夫、士家中有宗庙，墓地却不举行祭祀。近代没有皇帝赐予便不能建立宗庙，前代儒者制定家祭礼，于是把家庙改称为祠堂，而在墓地祭祀的礼俗也随从民间习惯。既然已经在墓地祭祀，又在僧舍中建立祠堂，不知合乎礼制的情况怎样？礼书中没有听说这种做法，但孝子慈孙的心情不能不如此，这种心意难道不可悲吗？为什么呢？古代人居住不离开自己的乡里，各姓都把祖先安葬在族墓所在的地域；有掌管墓地的大夫按时巡视坟茔，划定界限，不许互相侵占，并且在其中设置官寺来守护坟墓，防止侵扰墓地，禁止砍柴放牧，不只是把责任托付给本家子孙。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守护坟墓的子孙有的外出游宦，有的迁徙异地，不能不离开故乡。即使不离开，家业有时也不如从前，那么每年按时扫墓的礼仪，难道没有废弃的时候吗？深思远虑的人认为，世家大族的兴盛终究比不上僧寺的长久，于是把墓祠托付给僧寺，希望它永远存在，这种心意不是很可悲吗？我过去在金陵时，曾和一位达官同游钟山寺，看见荆国王丞相父子三代的画像，香火灯烛的供奉非常奢侈，那位达官惆怅地发出感叹。大概因为经过二百多年，荆国王的子孙已经衰微零落，而僧寺中的祠堂却独自没有断绝，这正是孝子慈孙爱护亲人的心意之所以不能不如此；临川唐坑的饶氏也是当地的著姓，情况由来已久。居士君名从木从区，死后葬在乡里的叶地；方叔旸，名鐆，是他的儿子。他考中神童科，又在嘉熙庚子年考取乡贡第一，晚年因特恩授为迪功郎，主管石城县学，死后葬在乡里的武林。武林寺距离墓地不远，于是把田产施给寺院，用来祭祀居士君。石城君有两代后人：孙子文甫，名成功，附葬在居士君的墓地；曾孙睿翁，名璿，附葬在石城君的墓地；玄孙熙又增加施田，并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饶氏自石城君以来，研习学问、写作文章，行为笃厚、喜爱义行；到了熙，更加进取、更加修养，家声日益隆盛而没有衰替，在乡里间十分显著，可以说是世代继承美德的家族了。起初施舍田地的是熙的祖母黄氏；后来增加施田的是熙。寺僧名慧颜、妙碧。熙请求我写先祠记，大概又是想借助文章使他的祠堂长久存在。我赞美他深厚的爱亲之心，能够深思远虑，所以不因这种做法是古礼中未曾有过的，就抹杀它的美意。《灵杰祠堂记》蜀地西部草木秀美，所以产生了苏氏父子那样的才华；江东山水奇异，所以孕育了孙氏兄弟那样的雄才大略。它们见于经书，便是甫、申的出生得益于崧高之岳。人杰与地灵相联系，由来已经很久了。自从后世盛行选择葬地的术数以来，家族的兴盛就一定归功于葬地的美好。那种说法认为，祖先遗骸得到地气，遗体便能受到荫庇，某种事情就会有某种应验，牵强附会、支离破碎，甚至超过汉儒《洪范传》所说的远方君子致治；有的人厌恶这种说法鄙陋而不相信它。然而把它比作树木，根本扎在适宜的地方，枝叶就会茂盛，即使程子大概也这样说过，那么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忽略。古人获得富贵福泽，往往推究到其后裔所出自的根本，所以世代有本系，宗族有谱牒；家族兴盛，一定有它的由来。后世有的人从徒步平民而做到卿相，从寒门而可以比拟封君，既然无从推究其根源，又不把功劳归给根本所托之地，那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了。抚州金溪县的世族，比其他县更为兴盛，与宋朝国运相始终的，何止几十家？到了本朝，县中又有王氏代代兴起，在乡党中有声望，在官府中受到礼敬，资财在全县首屈一指，声名可与传承二三百年的旧家相齐，若不是地灵，怎么能这样呢？葬在绕城地方的是王君杰。他的儿子谦亨、谦道在墓旁建堂，作为岁时扫墓、奉祀的场所，题名为“灵杰”，并来请求我写记。我认为，地的灵气已经过去了，但人的杰出才华正在到来，而且没有止息。人能特别挺立，就像树木特别高耸一样，叫作“杰”。王氏子孙渐渐趋向于文学，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如果能像苏氏、孙氏以及甫、申一样，也只是本分之内的事；他们的德业流传后代，是为了增加前人的光彩；修养自身，是为了增加此地的厚重。这就是杰出人才正在到来而不会止息的情形吧？我将等待着它的实现。《吴文正集》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四十七 元代吴澄撰写 记

译《御香赍江陵路玄妙观记》皇庆二年，总摄道教所掌书记唐洞云恭敬接受皇帝的制书，被授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江陵路玄妙观住持提点，并兼任紫府真应宫住持。后来又兼管本路各宫观的事务。道教所嘉奖他有能力，把他留在任上不遣返，只是遥领原来的职务而已。延祐六年冬，提点奉命携带御香前往武当山和江陵玄妙观为皇帝祝福祈祥。将要出发时，遇到国丧，未能成行。至治元年冬，提点像前次一样，又奉命兼程前往紫府真应宫、武昌武当宫、庐山太平宫。至治二年春，乘驿站快马到武当山，随后到玄妙观，举行盛大的斋醮，以竭尽报答皇上的诚心。宿德冯提点主持斋醮事务，提举胡道隆为副，观中胡道安任都监，任惟杞以及远近道众也都恭敬肃然地就位。宣慰司、行省两司以及军民各官，都聚集在斋坛前应答皇恩，俯伏叩首，仿佛侍奉在天子清光身旁，一同参加斋宴，以此盛大地显示恩荣。一时之间欢声和气充满上下。随后前往真应宫、武当宫、太平宫三宫，逐一办完仪式，才返回道教所。江陵道士们都说：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开始创建天庆观，它比各宫观都格外受到尊崇。我世祖皇帝至元年间，改赐“玄妙”的名额，其尊崇程度和从前一样。而江陵玄妙观承受皇帝的恩宠，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现在吴大宗师身逢圣明之朝，继承并阐扬玄教，将要使奉命出使的臣子不辱使命，用来彰显皇帝的政教，理应有所记述，以昭示永久。我恰好被召到京师，他来请求我撰文。我私下认为，道教的源流久远，专门掌管祈祷祭祀，大概是近代才如此。我朝历代圣主降赐御香、祈福祝祥，更加尊崇敬重；负责祈祷祭祀的臣子奔走供奉，唯恐来不及，拳拳之心用来报答皇上，实在与《天保》诗的意思相同。我对其中君臣之间的义理很有取法之处，所以姑且叙述大概，让人刻在石上。《南山仁寿观记》开府张公有幸遇到世祖皇帝，在宫廷中待诏，早晚亲近侍从，历事五朝，皇帝的宠爱始终如一。他的品秩名号越来越尊崇，却更加不自以为高；皇帝赐给他的恩典频繁而厚重，他却更加不自以为安泰。天子把他看作心腹，宰臣把他看作宾友。他近在日月之旁，却退然如山林中的隐逸；与卑贱之人交往，也不因对方显贵而有所不同。在朝廷将近五十年，上下之人都心悦诚服。他的德行深厚而谦虚，不自满是他的内在；慈爱节俭、不争先是他的外在。他与玄元之道精妙契合，这是天生的本性，并不是先学习而后知道、先得利而后实行。至大辛酉年，他七十四岁，洒脱地离世。继承教法的子孙奉送他的遗蜕回到故山。今上命有关部门依礼安葬。泰定丙寅年，嗣教宗师特进上卿吴全节将要奉命祭祀信州、建康、临江三座名山。事情办完后，便在十二月甲申把张公开府的冠帽和佩剑安葬在贵溪县南山的月峤。连续十日阴雨，这天早晨忽然放晴，风和日暖，明丽如春。信州、饶州两郡以及所属各县的军民官员奉诏督办，恭谨异常；官僚士庶、僧道前来送葬的不下万人。活着时享有荣显，死后受到哀悼，可以说盛大至极了。这里向北距离龙虎山十五里，两山在旁边并立，一条水流从中间贯通，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走到其中，忽然开阔起来，平坦的田野广泛延展，四周群山环抱，像排列的屏风帷幕。月峤西北面创建仁靖观，殿名混成，堂名玄范，作为开府公的祠堂；又取“辅成”二字题写在南轩上，称为悠然轩。总共建有若干楹屋舍，仓库、粮廪、厨房、浴室以及各种器物都已齐备；命令他的门徒世代守护，供奉香火，省视坟茔，并有田地供给他们的食用。山的东面又营建别馆，围以外门，题榜为“南山道域”。工程在这一年落成。主持安葬、最先督办工程的人是李奕芳。特进上卿报答老师，完全像孝子对待父亲一样。开府公想做却来不及做的事情，他一一继承，没有一件废弃败坏。我曾经说过，人的天性之心，只有亲爱所亲近的人，才能尊敬所尊敬的人。特进从前对父亲尽孝，如今对老师尽敬。亲爱亲人、尊敬尊长，原本是同一颗心。有人竟认为道家一流的人出游方外、超出尘世，就不屑于遵守人间的纲常伦理，能说懂得道吗？特进虽然以玄元之道立教，但他亲爱亲人，是以恩情为本来尽到义；尊敬尊长，是以义为本来尽到恩，这大概与周公、孔子的道相合。我深深赞美这一点，所以趁他的门徒请求我写观记，特意为此写下文章。

译《金华玉山观记》乐安县栎步的澄氏，祖先坟茔在那里。坟茔面向金华山的北面，山的南面有一座道观，名叫玉山旧观，位于东华山下，已经废弃很久。宋建炎年间，全山道士谢居义在金华山麓的金石原创建道院。谢居义的弟子冲隐大师杜行正，工于诗歌，擅长下棋。清江谢尚书谢谔代理乐安尉时，对他非常礼敬。于是扩大道院，在山麓左侧另行迁建。有人说，道院不属于官府，终究不能长久，于是请求赐予玉山旧观的废弃匾额给杜行正。弟子詹季立向官府陈述，认为东华山下原来的地基形势狭窄逼仄，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难以建观，于是把旧匾额施给金华山麓的道院，这就是今天的玉山观。詹季立的弟子李拱辰亲自出力，首先营建殿宇；好施舍的人又为它建造门屋和廊庑，从此道院升格为道观。嘉泰甲子年建造经藏，嘉定己卯年乡士邬克诚为它作记。四十年后，景定庚申年，李拱辰的弟子丁寅宾才把记文刻在石上。道观过去没有固定产业，丁寅宾传到第三代成为谢若玉；在本朝至元丙子年以后，谢若玉购置田地数百亩供养道众，建楼一座用来礼拜天神。道观逐渐兴盛。至治辛酉年，游泳祥装塑各尊神像，使观中景象更加美好。观中的道士保真明素冲静法师邹嗣昌，分居于崇仁梅仙峰，接受天师命令，提举华盖山崇仙观。他多次来见我，请我写玉山观记，我一直没有空闲撰写。泰定丁卯年，我前往祭扫先祖坟茔，到了玉山观，和邹嗣昌的祖师陈文亨、邹嗣昌的徒孙康仁寿一起察看地势，观察其中的人，看到此观的兴盛还没有止息。金华山一峰高大挺拔，山中气脉到达道观便聚尽；水流环绕前方，群山围在外围。我泛观各处道流，有悠闲懒散而荒废事务的，有急切经营私利的，有悻悻然喜好争事的，有放荡越过界限的。这几种情况只要有一种，便免不了败坏道业、招致罪过；而玉山观一样也没有。因此我知道它的兴盛还不会止息。杜师字正甫，詹师字孳斋，李师字筠窗，丁师字苍桧，谢师字石屋，游师字沧州，陈师字山居，邹师字梅窗，康师字虚碧。继承康师的是姜兴渭，再传便是邹性善。清溪、南华二观，也都由玉山道士分居掌管，所以称玉山观为祖山。《瑞泉山清溪观记》抚州西南二百里以外，山势最高的是华盖山，山上有浮邱三仙祠。华盖山向西北是芙蓉山，芙蓉山东面的一支是巴山，西面的一支从上阜岭延伸而成为杯山。杯山下面溪水分为两支，不到一里又汇合为一条。两条溪水之间有一座道观，以清溪为名，没有碑记可以考察，不知道它创建兴起的缘由。民间传说它是华盖三仙祠的分祠，又说曾有异人品尝这里的水，认为味道甘美，称它为瑞泉，后来有人建观，于是称为瑞泉山清溪观。小钟一口，是宋咸平辛丑年道士徐玄德所铸。大钟一口，是宋宣和壬寅年道士萧延宰及其弟子邓处谦、陈处正所铸。传承中间曾经断绝。宋室南渡以后，临江闪山道士詹季立来主持玉山观；他的一个弟子李拱辰留居玉山，另一个弟子邹指南前往清溪居住。邹指南的弟子传给黄，黄再传给陈，陈以后传了七代直到今天。观中又有保真大师李泳沂；李泳沂的弟子康绍庄于延祐丙辰年创建一座十分壮伟的殿堂，不到一百天便返回。当地流民住在观中，遗火将道观焚毁，前后左右新旧屋舍没有一间留存。过了三年，到戊午年，李师亲自出资建法堂；第二年己未，康师再建寝堂等屋舍，全部朝向丙方，道士居室、厨房、仓库也都齐备。泰定丙寅年，康师的弟子黄文静劝说并率领乐于助人而有财力的人家，建造金阙寥阳宝殿和三门，全部朝向庚方；装塑神像，墙壁涂饰、砖瓦铺砌，都完备而美观。康师、黄师奉李师的命令来请求我写记。我过去听说清溪观遭遇火灾，大家都为之惋惜悲痛；到今天还不到十年，营建修缮就能做到周全完备，如果不是他们用心公正、力量坚定、才干优长，怎么能够这样呢？唉，世间有用的人才如果收敛才华，把踪迹寄托在方外无为的教门中而不被发现，怎么能不令人慨然追想这样的人呢？幸而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不深感喜悦，乐于道业并称赞他们的才能呢？因此我为此作记，不推辞。《乐安县招仙观记》抚州所属的乐安县，是最后设置的县，虽然地方较小，北郭有一座僧寺叫郁林，南郭有一座道观叫招仙，地势幽静雅致，可以隐居。招仙观原来的地基在今天县境东面五里之外，设置县以后，便迁到现在的地方，因此称为铅田招仙观。绍兴以来，道士杜谭、李曾、詹陈、董许相继主持祈禳事务。董许在宋朝末年，修建了新的栋宇。当时，市井老人中有归还生业于道观、把终身托付给道观的人。不久，本朝取得南方土地偏远的角落，兵祸盗寇践踏，道观也衰败破损。董许虽然受封为灵远大师、掌管教门，却没有来得及营建。太和诚一仁静法师曾德贵，开始竭尽自己储蓄的钱财，合并众人所施舍的财物，建造殿堂和东西两庑。太虚冲妙高远法师黄有大，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出力，不懈怠也不吝惜，开始建造藏经室。善士们各自出资相助，军官夏镇抚夫妇尤其信奉深厚，给田地来丰足道众的粮食，捐资来增益居处，度人为道士来使道统长久流传。因此道观的兴盛超过从前一倍。曾法师的母亲是澄祖姑母，他和内外兄弟以及弟子孙谢师程一同来拜访我，请我写观记。乐安县县内旧匾额的道观还有南真观，县外新匾额的道观还有石泉观，招仙观实际是它们的总观，而其弟子分别居住在各处。三座道观的道众共有十八九人，是同一派道统的流传。道观占据胜地，而子子孙孙都能使道观兴盛不衰，这是理所当然的。

译《崇仁县仙游昭清观记》仙人而称作“游”，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仙人能够飞行于天地六合之间吗？这里的“游”，不是行走的意思。阴性的形质消尽，阳性的精气浑然成形，忽然到这里，忽然到那里，没有任何阻碍；近在咫尺的地方与八方极远之地，转眼之间便可相隔万里。《漆园真人》所说的逍遥游，楚国骚人所说的远游，郭景纯称为游仙，佛氏经书把它列为十行仙，大体都是把仙人能够飞行称作游。仙人在虚空中翱翔，有时会遇到天边的孤峰、海中的绝岛，便在那里栖息。因此凡是世间高峻挺拔、特然耸起的山，或人与世隔绝、很少有人到达的地方，往往比拟为仙人游行栖息之地，并在那里建造祠宫。崇仁县百里之内，高出群山的山有四座：罗山、巴山、芙蓉山、华盖山，都在山顶祭祀仙灵，而华盖山的祠堂，信奉归向、奉祀的人尤其多。山形只要相近，便建立行祠。县城东面五里有一座山，虽然不高峻，但向南望去，华盖等山峰高耸奇特，直上空旷之境；视线所及，天空清明澄澈，没有一丝尘埃污秽。我每次到那里，都觉得清冷而舒畅、超然脱俗，仿佛要驾风乘云。那么这座山虽然处在人间，实际上却如同仙人居所，名为仙游，实在恰当。前代有昭清道观，占地五亩；环绕道观的山地有二十多亩，供养道观的田地有三十五亩。道观没有碑刻可以考察，不知道创建的缘由。传闻观基和山田都是邑人吴氏施舍的，开山道士是汴梁人周觉之。中间曾经重修，建炎丁未年秋，贡士吴沔为它作记，但碑文残缺，已经不能读。自本朝取得这片土地以来，居住在那里的人死去，所住的屋舍也毁坏了。至元年间，玉清观道士姚时升兴复废观，让他的弟子居住其中，购买田地二十五亩，增加他们的粮食。大德乙巳年，北里谢录出力修葺仙殿。到了泰定乙丑年，居住的人不称其职，道观又破败了。东里陈祥协同姚时升的谋划，与祥符观道士黄守正共同举荐道士余希圣掌管观务。陈祥出资修建三门，黄守正出资修建道寮，余希圣又亲自修建厨房等屋舍；施舍粟米、田地、山地的人接连不断，另有记载刻在碑阴。于是道观再次兴盛。余希圣是宜黄县南华山招福观的道士，遍游罗浮、天台、武当、东岳等地，也曾一次到过京师。他淡泊清净、持守自身，通达变通而能与世俗和谐相处；有他在此山，道观可以借此长久存在，而仙游的胜迹，大概也能像仙道一样永远不至于毁坏。陈祥、陈毅以及上方观道士彭南起请求我写文记述事情始末，于是我借此谈论仙游之“游”，等待有志于仙道的人来加以印证。《抚州玄都观藏室记》玄都观，是前任道教都提点张师次房最初创建的。观中的藏经室，则是他的徒孙黄仁玄新建的。张师本是临川梅仙观的道士，至元年间跟随天师北上朝觐，留在宫廷侍奉了几年，被宣授为崇道演法弘妙法师，江西道教都提点，住持浮云山圣寿万年宫、抚州梅仙玄都观，然后才回去。凡是能够接近日月、沾受雨露而又返回山林草野的人，所受宠遇光耀显赫，地位声望特别尊贵，人人都夸赞他，以此为荣。张师却不这样，说：“皇上的恩泽确实优厚，但不是我们门徒所应当享有的，也不是我们教门所应当拥有的。”道教设置官职，完全像官府一样，每天在公署临政施刑。张师说：“我们的教门清静无为，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官府所治理的地方广大、百姓众多，不施行政令就无法整治，不使用刑罚就无法整齐。如今我所治理的都是与我同类的人，有什么事情应当审讯，有什么罪过应当惩罚，却要凭借权势居临其上，凭借囚禁鞭打对待他们吗？”当时掌教天师简易不扰，所到之处宫观安宁平静。张师的话已经说得这样明白，后来风气逐渐改变，道流不能承受其中的困苦。到这时才知道张师见识深远、预见在先，他仁厚的心地和深厚的德行是无人能及的。道官出入时侍从车骑极其盛大，前面呵喝开道，后面簇拥护卫，行人纷纷退避，看起来与都刺史、郡太守没有区别。只有张师不改变平日的习惯，偶尔不骑马，有人便用“不要太自卑”来讥讽他。张师说：“我难道缺马吗？只是旧相识满眼都是；不下马，人们就议论我傲慢；频频下马，自己又要承受劳累。哪如放慢脚步徐徐前行，遇到相识的人就恭敬作揖而过，对身体很方便，对心情也很安适。”玄都观起初在郡城南角，后来迁到现在的地方。考察唐代旧观，里面只有一尊玄元像。到了宋代中叶，才装塑天神，增添名号，虚妄地防范亵慢，却没有人纠正。唯独玄都观遵循唐代旧制；仅此一事，就可见张师判断是非、审慎取舍，远远超过千万人。张师厌弃尘世之后，他的弟子周秉和准备在玄元正殿左边修建藏殿，大概因为玄元曾任周朝藏室史。材料还没有备齐，周秉和也去世了。仁已能够继承他的志愿，到至治辛酉年才开始营建，次年壬戌完工。建筑高大深广，宏伟壮丽，令人震动瞻仰。里面收藏圣贤的经传、历代史记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储藏的。仁已请我作记，我说：佛寺有藏经阁，所藏是各类佛经。佛经铺陈繁衍、内容繁复，以多为贵，若没有藏经阁就无处收藏。老氏以简约为准则，以不广博为智慧，以少为贵，《道德经》两篇不过五千字罢了。即使《南华经》内容广博，也不过六万多字，并不像佛经那样铺陈繁复，那么为什么还要收藏呢？所以道观建藏室，是追仿玄元所掌管的藏书之室，并不是仿照佛教的藏经阁。虽然如此，玄元重视简约，并不重视广博。等到回答孔子关于礼的问题时，连细微末节和详细防范都说得周密完备、恰如其分，那么他的上等智慧，兼具广博与周遍，难道会因篇幅少就显得浅陋吗？张师道行纯美，默默契合玄元；他以慈爱、节俭、谦让、谦下为宝，他的弟子世世代代相传，不辱没祖师的教法，也不是那些纷纷杂杂的道流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我详尽叙述张师的美德，作这篇玄都藏室记。张师字绍隐，号松谷道人。“一初”是仁已的字。他来到我门下时，和徒孙毛允执一同前来。

译仙原观记 仙原观，是宜黄县仙原邹氏创建的。邹氏以儒业为俗业，世代居住在县城西角。宋治平丁未年中进士，名讳极，官至度支郎中、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死后葬在县城南面的小山麓。墓旁有赤松，僧寺负责泛扫，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得到度支公所托付的，是先任湖北转运使、永年转运使之人；又过数代，生下石城县丞之子、宜黄县丞，二人都曾以乡贡身份应试，晚年因五次参加科举而受恩得禄。长子次传，次子次陈，都在咸淳癸酉年联名贡于乡。甲戌年，次陈考中进士科，还未授官宋朝便灭亡，于是迁家到刺桑。贡士君次传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友直，在本朝做官，任韶州路儒学教授，后来在广东宪府任职；一个叫众，任武冈路儒学教授；两人都先于贡士君去世，没有儿子。最小的叫明善，遵照父亲的命令，承继伯兄众的儿子。明善的外甥，娶同县乐氏为妻，辅佐丈夫，侍奉伯兄伯嫂如同父母，一点也不缺礼数，并且很努力地经营生计。丈夫四十岁时得了重病，自知病危，回头对妻子说：‘按礼法，弟弟继承兄长是不安妥的；况且我也没有儿子，只能求族兄的儿子寿珍来继承伯兄之后而已，使他回去奉祀贡士君，并抚养叔父次陈的孙子荬蒌，作为自己的儿子。’ 他终于因病去世。乐氏遵守丈夫的遗言，一点也没有违背。丈夫去世的第二年，即泰定丁卯年二月，葬在待贤乡萧家原，修建两穴，等待日后合葬。她向道教请得仙原观的匾额，在墓宅右侧修建道观。前面有殿，后面有堂，塑像、钟鼓都按仪制设置；左廊右廊、外门内厨房，一应俱全。堂后有一间祠屋，用来祭祀她的公婆和丈夫。她施舍水田七十五亩，并把陆地、山林一并给出，用来供养守观人的食用。我孙女的丈夫谭观来请求我作文章，将把它流传到永久。唉，我曾同县丞君、贡士君父子兄弟交游，见他们一家人敦厚和睦、慈爱善良，想来神人都不会责怪；如今世间珍贵的德行却无人传述，实在令人悲伤。度支公的坟墓，幸而托付给佛寺；贡士君父子的祠堂，又托付给道观，这虽然不是礼经规定的常制，却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权宜办法，难道不可以吗？乐氏名德顺，孝敬公婆，对丈夫贞洁柔顺，年未四十便去世；在夫家祭祀已经断绝之后保存了夫家的祭祀，思虑深远，不因家族兴盛衰败而改变心志，一心一意从始至终，具有古今节妇的风范，写下来可以用来激励浅薄的风俗。上方观记 上方观在崇仁县青云乡。崇仁是抚州的大县。县城西北有一座拔地而起、格外高大的山，叫罗山。罗山南面，宋初侍郎乐公父子兄弟接连考中科举，所以把他的乡里命名为青云。后来，罗文恭与丞相赵忠定公同时执政，安定了宋朝的社稷。山的灵异之气聚集而生伟人，其中蜿蜒磅礴、郁积不尽的气势，往往又化为仙佛之徒。近年以来，道观中最兴盛的就是上方观。民间传说晋代曾有飞仙往来此地，因此建立道观。道观三次迁徙，后来建在旗峰旁边，今天的上方观就是它。中间道流的传承一度断绝，道士陈逢吉出自东京寿圣观，苦行而文雅，得到邑令范清敏公的知遇。嘉定末年，他来主持观务，道观的重新兴盛从此开始。传了几代之后，到吴惟一时，他朴素正直、诚实宽厚，成为众人归向的人；田园每年的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二，道观日益走向兴盛。后来陈次抟、陈复宗志向宏大、才华优异，同心协力，因此能够建立成就，道统世系更加昌盛广大。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扩大了，所享用的粮食不止是过去的数倍，光彩显赫而兴盛，声誉和实际地位都与大户富家相等。县令以下没有不恭敬礼待他们的。陈复宗曾奉他的老师陈次抟之命，来索取观记，但我还没有空写。恰逢我接到集贤院的任命，因为我出行有日期，催促得更加急切。我说：国家和家族的兴衰，取决于它的子孙；臣下是否有才能，即使是游离于方域之外的人，也同样关系到人和国家。上方观的兴盛，以吴惟一为根基，以二陈为成就者，若不是才能与志向相合，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看那些寄身于清净教门之中，却汲汲谋求自身丰厚、斤斤计较而自私自利，一点也不肯为自己的弟子谋公利、为后世谋利益的人，他们的用心是多么狭窄啊！我既赞美过去的吴惟一和今天的陈氏二人，而人们尊称他们，各以号相称：吴惟一号竹隐，陈次抟号林居，陈复宗号昶山。昶山是文恭公族中的后人。起初，观的构架有多么宽广，共有多少楹柱，土地增加了多少顷，都不能一一记载。年月日记。《吴文正集》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吴文正集》卷四十八 元 吴澄 撰 记

译紫霄观记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日，紫霄观道士张惟善来告诉我说：“紫霄观在南丰西南八十里，岩洞的胜景，是世间少有的。但它远离四通八达的都市和重要道路，所以搜寻奇景、探访幽境的人，很少有人来到这里。只有那些遁迹山林、脱离尘俗的人，保养精神、炼养元气，栖息在这里，却也默默无闻，很少有人听说。进山的道路，石岩陡削而立，中间凿出一百多级石阶，通到梯云洞。洞上面右边有一条小路通入华阳洞，正路曲折上升，又有七十多级石阶，然后才到观门。立正殿来礼敬天神，殿屋的三分之二处在岩石下面，前面的屋檐受到雨水飘打，所以用瓦覆盖。正殿左边建屋来礼敬玄武神，右边建屋供道流居住。前面是法堂，再前面是藏室，藏室正对观门。正殿后面石洞中有蜕化的骨骸，颜色像金，长约八尺。再往上小岩中有仙床，再上一座岩石，形状像瓮盎，名叫经洞。观的左边有挂冠石、赤松岩以及蛟湖、金坑之类的景物。观的右边有丹井，四季水都不会干涸。从丹井进入中岩，有张丹霞读书的山房。由中岩向上到山顶是上岩，那里有浮丘祠。祠下有一座小岩，叫妙仙洞，踞于高处可以远望，军峰高耸挺立，群山秀丽耸峙，盱水像带子一样在军峰下曲折横流。水流形成的小涧绕过观前，像一条线穿行在山石之间。五七里之内共有九曲，流出双莲桥，与大溪汇合。观后有方峰像屏风，观前有一座山，名叫香炉峰。前后左右的小岩洞多得数不清。观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名为妙仙观。五代时倾圮废弃，宋大中祥符年间，道士王士良重新兴建。治平初年改为现在的名称。淳熙年间，道士吴源清知书能诗，赐号善远大师，获赐紫衣，把殿堂全部更新。至今已经一百多年，我张惟善忝居此山的主持。大德丁未年，善士捐钱修葺旧有建筑，我已经把年月记在石上。延祐丁巳年，又因善士捐资创建藏经室。正月开工，九月完工，十一月开藏。出力施财的有王子茂、陈哲、谌檝以及远近各位善士；王应祥继承父亲的志愿，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我过去曾游历江右、江左，从两淮、荆襄到武当而归，如今已经老在山中了。希望求您写一句话，使它流传久远，可以吗？”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清凉，顿生御风而行的想法，想飞到那里去观赏幽奇景色，却不能如愿。张惟善通晓儒家、道家著作，朴素而不粗俗，逍遥而不放纵，是一个超出尘俗的奇异之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才适合有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不足以居住这样幽奇的地方。我既然因未能亲自到达而感到遗憾，便把他口述的情况写下来，用来向山中神灵表达我的心意，还希望日后能前往游览并作诗吟咏。

译西阳宫记 文章流传于后世，虽然只是圣贤余事，然而它盛衰、断续的时机，实际关系到天地的气运。周、秦以前的情况，年代已经久远。自西汉贾谊、司马相如二人以来，经过八百多年，后来唐代有韩子。自唐代韩子以来，经过二百多年，后来宋代有欧阳子。上天降生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是多次可得的。因此百世以后，万众异口同声地称他们为文章的宗师。尊重他的文章，就会敬重他本人；尊重他本人，就会敬重他的亲属。如果敬重他的亲属，那么这种敬重就无所不在，何况是他亲属坟墓所在的地方呢？这就是我不能不为西阳宫作记的原因。西阳宫是什么地方？它是欧阳子父母亲坟墓所托之处。从前韩子三岁丧父，先世的坟墓在河阳，他有时还可以前往祭扫。欧阳子四岁成为孤儿，父母都葬在吉州永丰的泷冈，他终身不能前往一次。因为他的父亲崇公在绵州做官时生下他，他又在泰州做官时突然去世。母亲越国太夫人郑氏带着儿子依附叔父随州推官；过了一年，崇公归葬吉州。葬后母子返回随州。欧阳子二十岁时参加随州乡贡；二十四岁考中进士，此后任职多在江北以及京城留任。四十六岁时，太夫人去世；第二年，他回去把母亲附葬在崇公的墓穴中。后来返回颍州。崇公下葬距越国太夫人下葬已经超过四十年，越国太夫人下葬距文忠公去世又有二十六年。六十年间，他想像韩子那样前往省视坟墓，却始终不能做到。幸好他的坟墓有西阳宫托护。宫在永丰沙溪镇南面，旧名西阳观，不知道始建于哪个朝代。宋至和乙未年，道士彭世昌兴复废观，掘地得到一口钟，钟上铭文说是贞观三年己丑西阳观钟。崇公名观声，名字与钟铭相同，于是向朝廷请求，将观改为宫。宫后有祠堂，把崇公父子的阡表、世系和次序刻成两块碑，竖立在一座亭子中间。祠堂破败，乡里陈氏重修了它。淳熙丙午年，诚斋杨先生为它作记。堂后后来又破败，陈氏子孙再次修葺。咸淳丙寅年，巽斋欧阳先生为它作记。莆阳方侯崧卿任吉州长官时，拿出钱十万，命县尉陈元勋修筑泷冈墓道的门和墙。绍熙辛亥年，艮斋谢先生记载了这件事，尤其完备。唯独西阳宫没有一篇文字可供考察。祠堂最初的记文写于丙午年，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四年；祠堂续记写于丙寅年，到现在也将近六十四年了。而西阳宫道士鞠文质，才派他的弟子萧民瞻来请求记述建宫的始末。民瞻说：宫面向山、背靠溪。山川环抱明丽秀美，金华、桃源两山在左边如翼，龙图、凤冈两山在右边对峙。土地面积六亩有余，安放神灵、安葬先人，房屋都很完备。宋室南渡以后，获赐紫衣的道士有四人：刘师禹、陈宗益、彭宗彦、曾若拙。田地每年的收入，按斗计算有三百多，宫观借此长久维持，是很适宜的。可是我私下颇有感慨。常听说礼士劝阻要离开国家的人说：‘怎么能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子路离开鲁国时，颜子让他哭祭坟墓之后才走。这样看来，古人未尝不因不能守护祖先坟墓而悲伤。可是唐宋两位大文人，奔波不定、无处归宿，晚年分别到了京城和颍州，而家人都不能回到靠近坟墓的地方。这难道是他们心中乐意的吗？如今泷冈的墓道，按时节前往展拜省视，如同子孙一样的，正是西阳宫的道士。按照礼制常规、衡量正义，虽然似乎可以稍稍弥补遗憾，但如果不是欧阳子的文章上承韩子，像照临天空的星斗一样光耀下界、与天同久，人们的尊敬仰慕，以及由此推及对他亲属的爱敬，也将怎样能够与天同久呢？那么，又凭什么能使他的亲属得到人们这样的敬爱呢？能使他的亲属得到人们这样的敬爱，难道不能称他为孝子吗？既然可以称为孝子，却只把欧阳子称作文人，难道可以吗？唉！这就是我不能不为西阳宫作记的原因。

译仙岩元禧观记 信州的山水本来就奇异秀美，而龙虎山是其中最好的。山西面十多里处，山崖岩石嵌空高峻，下面俯视溪流渡口，有数以百计的洞穴，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个，号称仙岩。这里地势险绝，人迹不到，明处显露、暗处幽深，仿佛有人居住其中。龙虎山的胜境，成为奉行老子道法者的宫观。到了本朝，龙虎山声势极盛，冠绝天下，一本三十六支，着褐衣、戴冠巾的道士有一千多人。它的崇高隆盛、丰厚规模，地位声望可与亲近大臣相比，资财用度可比封君，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这大概是因为当地地气积聚郁结而发达显现。开府大宗师以龙虎山道士的身份，遇到世祖皇帝，依凭日月光辉历事五朝，恩宠始终如一。继承他神奇道统的有若干人，在故山发扬其支派的有若干人，分别设置宫观，遍布南北各郡县的，更是数不胜数。至于仙岩的卓异奇特，自然应当乘着龙虎山兴盛的气运；开府的徒孙张师嗣，才在仙岩北面开始建观，面对玉屏、钵盂、天马诸山，命名为元禧观。张师胸襟开阔、慷慨大方、刚直自立；有人犯错，他总是当面斥责；有人有急难，他便周济而毫不吝惜。他很爱读书，也能吟诗，常说富贵如浮云，死生不过如夜旦；假如没有听闻大道，就好像没有出生在世上一样。他选择地方营建观舍，使弟子能够安于内在修养而忘却外在事物，希望他们守持清静、虚无、谦让的教诲，前后相继，永远不致失坠。他曾随开府入朝觐见仁宗皇帝，奉诏授予体道通玄渊静法师，主持潭州路岳麓宫，于是把元禧观的事务交给弟子何斯可。致和元年，奉诏授何斯可为明素通玄隆道法师，主持仙岩元禧观。何氏的徒孙薛玄羲详细写出建观始末，薛氏的徒孙曾吾省到我这里请求文章，想刻在石上。薛玄羲说：‘元禧观于延祐三年丙辰开始建造，六月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钟楼、鼓楼分列左右，如鸟翼相对。堂名玄范，东西两厢分别叫楚樵、爱梅；东西两馆分别叫清真、宝玄。外面设置听事之所，两边的廊庑分别叫兴仁、集义。中门匾额题作“渔樵真隐”。池前的水面叫环翠池；一条溪水横绕，又架桥便利往来，桥名通德桥。观后有闲机洞、芳润圃、玉泉井，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子、名贵的花卉和奇异的果实，罗列聚集，葱郁青翠。买田若干亩来供养众人，经营筹划四五年，工程大体完成。泰定三年丙寅，张师羽化，何师能够继承先志，凡是营建尚未完备的，都一一修缮完成。’ 观南面的各座岩石陡峭，有的张口如洞而中间空虚，有的瑰丽奇伟而外形显露，溪流从中间贯穿，风在上下回旋；探寻偏僻之处、搜索奇怪景物的人，时时会来到这里。从前陆文安公和七十八位文学之士来此游览，留下了姓名。如今元禧观建成，难道可以没有记文吗？希望得到一篇文章，与文安公的记文一同刻下，用来给后来的观览者作记。我早就听说仙岩的名字，却没有亲自走过一步，也没有办法摹写它大致的形态。因此感叹龙虎山、上清宫的兴盛，固然有地势的关系，却也有天意，更有人力。天运将要使他们的教门昌盛，而教门世代承继，无不依靠杰出的人才。人才杰出，有赖于当地地气的灵异；地气灵异，又有赖于天运的昌盛。天地与人三者合而为一，龙虎山、上清宫如今达到极盛，难道是偶然的吗？仙岩的元禧观，正是杰出人才的流衍、灵异地气的汇聚、昌盛气运的蓄积。清溪道院记 希夷处士名允，字从道，姓氏采用老子的姓氏。年纪还不到六十，胡须已经洁白，容貌也像老子。不求自身显达，不与时俗争竞，随顺世俗而沉浮，隐居在市井之中，实行老子的行迹。观察他的内心，仿佛混沌无物；看他的行迹，仿佛虚空冲和而不充满。他又是将要阐明老子之道的人吗？他的祖先是河间壮，曲阳人。年轻时怀有豪气，常登恒山，眺望大海说：‘我的心意想要挟持百座山岳，跨越东海，腾跃九霄，使天地四方都显得狭小。’后来渡过大江向南游历，望见龙蟠之丘，俯视虎踞之城，叹息说：‘这里是偏僻之地，地势怎么竟有类似京洛的地方呢？’于是留下居住而不离去。他尤其喜爱清溪水面浮光涵映、清莹透彻，买了几亩地，建了几间房屋，前面俯临清溪，中间供奉老子，匾额题作“清溪道院”。泰定乙丑年冬天，我经过金陵，他请我写文记述这件事。我说：今天的处士，大概不是古代的处士吧？否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祠堂？玄妙之中又有玄妙，其中一定有悠然默契的地方。他正要与光同尘，正要承袭老子的名号，正要像善于经商的人那样深藏不露，不向人显示可以看见的东西。天下的事不出门户也能遍知，天道不从窗牖窥视也能知晓，乾坤不过一叶浮萍罢了。人世之外的外在世界，哪里只是尘垢糠秕而已？难道这些东西竟足以污浊我吗？况且处士和老子，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他们姓氏相同，容貌相似，行为也差不多可以赶上。为什么唯独在道这一点上还要感到困难呢？老子本来就说他的道容易知道、容易实行，却感叹人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实行。小则只把自身私有化而保全真性，大则把一世之人都公诸于世而返归虚无，都在于人的作为罢了。如果他的志向果真在于此道，我有《道德经注》二卷，可以充实藏室中的收藏，那又何必还要我的文章呢？

译大瀛海道院记 向外观察可以通达天空，向内包容可以涵盖大地，三面没有边际、下面没有底的，就是大瀛海。若不是胸怀冲和、智慧周遍寥廓，能够把六合容纳在方寸之间，就很难同他谈论这些。有位客人把大瀛海的图交给我，我惊讶地说：‘这怎么可以画出来，又是谁画的呢？’展开图来看，只见荒凉的山崖、空旷的沼泽之间，浮沙浅水之上，一勺大小的低洼泥地、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哪里是冲和清澄、深邃明秀之气所聚集的地方？却有人在那里建堂造屋，作为栖霞餐露的馆舍，竟用“大瀛海”来命名它。我又长叹一声。送图的人说：‘通达之人何必把它探究得这么深呢？’鄞县东南，有一条壮阔的水道通向海边；航行八十里到象山，那里设有县治；县东二十里是爵溪，潮汐冲刷侵蚀，商船往来不绝。向东可以望见日本，向南通往天台，世传神仙安期生曾往来这里，所以直到今天当地人还喜好仙道。这个乡叫游仙。至元癸未年，乡人王翁抛下妻子儿女，改名一真，在水湾角落建屋，延请接纳方外朋友。前代善于书法的人曾写过“大瀛海”三个字，他买到这幅字，于是把它作为匾额。大德丁未年，天台崇道观道士吕虚夷任县令，为祈雨而祷告并得到应验；王翁一见他就与他意气相投，于是共同居住。王翁去世后，吕虚夷继任主持教门的人，命令他世代守护这里，正要借助众人的力量扩建居所，又想借一篇文章使它的名声长久，所以把这幅手绘的图送来。蚂蚁的土堆、蜗牛的甲壳、马蹄中的积水，对于广大的居所和园囿来说，各自也都适合各自的需要。通达之人何必把它探究得那么深呢？于是我进一步对道士说：‘你生长在海边，请让我为你讲完瀛海之说。《禹贡》叙述天下直到四海就停止了；所谓“到头”，是说土地的尽头。海水环绕旋转，东西南北彼此相通；可是西海、北海，人们看不见，为什么呢？西北地势高，有人登高向下俯视，就能看到极深的沟壑，深沉得像井，大概那就是海。东南地势低，海水向四面漫溢，不止有万余里。其间洲屿、岛国和土地多得数不尽，像三神山这样的地方，大概也不知有多少。难道只有蓬莱、方丈、瀛洲吗？那些典籍没有记载、人迹不能到达的地方，只有那些长年累世修炼、形体消融、神气澄凝，在太空中逍遥飞行的人，才能够到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里〕 他们虽然不是常规教化和庸常行为所能概括的人，却禀受了天地间的精气，见识和超越凡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万万倍。仰望并羡慕他们的人，人人都是这样；但能够稍稍接近他们形迹的，又有谁呢？名声不混同于世俗，实际也不脱离世俗；众人纷纷忙碌，最终与细小、柔弱、低微之类一同化为尘泥，这不是很可悲吗！如今你超出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不和游走世间的人同流，难道可以只把扩建居所、延长名声当作事业吗？一定还应当有所作为，这才可以。将来早晨在朝廷、晚上到越地，转瞬之间遍游八方，清凉自在地驾风而行，经过三神山顶峰，临高回望故乡而一笑，向下俯视人间，自称为道人，难道不就是你吗？道士改变了脸色说：‘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留给他。仙城本心楼记 龙虎山的形势奇异秀美，没有地方可以和它匹敌，本来就应当是神君仙子栖息的地方。它后面的山冈名叫象山，金溪陆先生也曾在那里建屋讲道，直到今天仍使人尊敬仰慕而不能忘怀。上清道士刘立中，号致和，生长于儒家，寄身于老氏，所奉行的法术和爱好远远不同于众人。他在龙虎山仙城得到一块地方，修筑宫观来祭祀老子。仙岩、台山、琵琶诸山，左右前后森然排列、环绕聚合，一眼都能看见。象山正对着东方，于是在西侧建造三间房屋面向象山。楼中收藏书籍数百卷，题匾为“本心”。他在楼中焚香读书，俨然像看见文安公站在面前。致和来到京师，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请求作记。我感叹说：‘致和的见识本来就达到这里了吗？人出生时，凭借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体，凭借天地之理赋予而有本性。心，是形体的主宰，是本性的外郭。这一颗心，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直到孔子，他们的道是相同的。道作为道，具备于心中，哪里有离开心而到外面求道的呢？孔子教人，从未直接谈说心体，大概是日常事物无不是这颗心的作用；在它发挥作用的地方各自合乎事理，心的本体也就在其中了。’ 心的把持或舍弃、保存或丧失，说的就是心。孔子有这样的话。这句话不见于《论语》的记载，却由孟子传下来，由此可知孔子不是不谈心，只是一时的学者还不能同他谈论，因而没有说到罢了。孟子传承孔子的道，担心学者丧失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始明确指出本心来教导人。他说：‘仁，就是人的本心。放失了自己的心却不知道寻求，真可悲啊。’又说：‘求学问的道路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又说：‘耳目这些器官不思考，便被外物蒙蔽；心这个器官能够思考，先把大的方面立定，小的方面就不能夺走它。’唉，这道理真是达到极点了！陆九渊之学正是由此而来。孟子谈心而称作本心，是因为心是万理的根本，就像草木有根本，苗、茎、枝、叶都由根本生长出来。如今人们谈论陆九渊之学，往往说是以本心为学；但问他们为什么，却没有人能够说明。陆九渊所讲的学问为什么是这样呢？“本心”二字，人们只是习惯听到这个名称，却没有究竟了解它的实际。陆九渊之学不是可以用语言传授的，何况可以只凭名称去求取吗？但是这颗心人人都有，反求自身，便是它。以心为学，并不只是陆九渊如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邵、周、张、程诸位先生，大概没有一个不是如此。因此只把陆九渊的学问称为本心之学，是不懂圣人之道。圣人的道体现在应接交往、言谈酬答之中，千变万化，没有一件不是本心的显现；在这些地方看见天理本来应当如此，就叫作没有丧失本心，并不是专门离开事物，静止不动地固守自己的心而已。致和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身体在一座楼中，心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有一天豁然领悟，超然有所获得，这颗心就是陆九渊的心，这个道就是圣人的道。这样看来，龙虎山的奇异秀美，难道还只是凭借老子的宫观而闻名天下吗？

译紫极清隐山房记 内心不混浊叫作清，行迹不显著叫作隐。古代清静无为、隐约无名的人，我在周王室守藏史老聃那里看到了。姑且考察老聃的著作：‘深远啊，沉静啊’，这是清静的极致。小则隐居在柱下，大则隐居在西方边疆，隐者还有谁能赶得上他呢？汉初尊崇他的教法，把它称为道家，说张良、曹参拾取其中的余绪，尚且足以辅佐汉朝。用它来治理自身，难道不能从容有余吗？后世的道流寄身于老氏法门之中，豫章各宫观里，紫极观独占江山胜景。它的道流分为七派，其中一派从玉隆观管辖传来。孙师元明开始，孙传章继承，孙传魏继承，到了我的老师孙永和，他曾把堂命名为“清隐”。我这一支又由胡传给汪，汪传给刘，到了我的老师天熙；他是清隐一派的后人，在家族中是同宗的侄辈，出家后是承继祖师的玄孙，号称玄谷道人。他的居所处在交通要道和闹市之中，却静坐独处，不愿同事务接触，不愿同外物竞争。将要使自己的心空虚，以期达到清；使自己的行迹隐晦，以期达到隐。他的弟子傅以诚，善于应对远近世缘，士大夫没有不与他亲厚的；他从容善于应对，正是他的老师能够安安稳稳处于定境的原因。至治辛酉年，我命令傅以诚创建楼阁，题名为“太古”，其中意味非常深远。至顺辛未年，傅又命令他的弟子萧自颖在堂前修筑丹室，奉养他的老师，用中门环绕丹室，匾额题作“清隐山房”。我看到前一位我的老师首先标举“清隐”的名号，后来我的老师终于践行了清隐的实际。傅又善于侍奉他的老师，使他不受任何事物扰乱心志、滞碍行迹；使心越来越空虚，步步前进而达到无为；使行迹越来越隐晦，渐渐达到无名。玄谷老师能够保全他的高尚境界，是可以期待的。我每次到豫章作客，一定前往紫极观，得以结识孙师安定。至治乙丑年，我从禁林返回，船停在宫门外，留宿两夜，同余、傅二位老师聚谈，赞美他们师弟之间不相互沿袭，而是相互成就。八年以后，至顺壬申年，傅老师来见我，叙述清隐山房的始末，于是我悄然感叹说：‘我读《易经》，窥见圣人洗心斋戒的境界，那就是清；遁世潜藏，那就是隐。然而圣人的心永远清明，行迹的隐显则随时而变，并非一定要隐居。老氏和孔夫子同生在周朝末年，专门守持无为无名之道，本来也是我夫子所尊重的。直到今天，他仍能建立自己的教法，与孔夫子并立，确实可以称为博大真人！’ 受其教法拘束、沉浸于其道理的人，大概很少。道流的宫观中，看到“清隐”的名号，已经足以令人惊喜，何况又有像玄谷这样仰慕清隐实际的人呢？怎么能不敬重他？我认为这很奇异。从前我曾写过《太古楼》诗，所以现在又写下《清隐山房记》。傅以诚，就是梅岩师。崇贤馆记 龙虎山以北十里左右有白云岭，山岭险峻，道路艰难；凡是前往龙虎山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无论贵贱老少，缓步攀登，都无不气促力乏。上清外史薛玄卿在静中观察动态，怜悯他们的劳苦，于是在山岭东面建两座亭子，在山岭西面建一座馆，让人们能够休息。又买了若干亩田，收取每年的收入，供应用汤水茶茗的费用，等待过路客人，为他们滋润干渴的喉咙。他的心也真是仁厚啊！有人说：‘玄卿学习老氏，老氏以玄妙为贵，以玄妙之道为贵而轻视温柔小惠的仁。如今他做这些温柔小惠的事，莫非是用自己所轻视的东西来对待人吗？’又有人说：‘在这里劳累困苦的人很少，卑贱的人也有无法免除劳苦的。老人可以休息，贵人可以安逸，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到这里呢？一定是有什么牵累。终身劳碌，疲惫不堪，实在值得大为悲哀，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感到悲哀。这哪里是仅靠言语就能劝解的？不如让他们在这座馆里停下脚步，在这座亭中放眼远望，观览群峰奇异的胜景，容纳六合的广大；在劳苦疲惫之后悠然遐想，恍然顿悟，将外在境界全都忘掉，内心忧虑像冰一样消融，知道清闲、安静、退让的高尚，明白喧扰奔逐的愚痴。这大概是善于用玄妙深远的道理来启发这些人的方式，哪里只是用温柔小惠来行仁呢？’ 又有人说：‘玄卿对于老氏，不过是寄托行迹罢了；他的内心其实是儒家的。儒者的内心，寒冷的人就希望给他温暖，炎热的人就希望给他清凉；即使看见一头牛喘息，听见一只孤兽哀号，也还会悲悯地动心，不忍伤害，何况是人呢？救济饥民本来应该打开粮仓，便利行人渡水本来应该修成桥梁。粮仓还没有打开，便先煮粥给饥民吃；桥还没有修好，便先用车舆帮助人渡过，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善举，胜过仅仅等待条件具备。怎么能说这是小恩惠，就不去做呢？’这三种说法各不相同，我把它们逐一举出来询问玄卿，玄卿只是笑而不答，于是我把它写成《崇贤馆记》。《吴文正集》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吴文正集》卷四十九 元 吴澄 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