呉文正集卷十八

译《澹轩康氏诗稿序》我年幼时，已经听说澹轩翁的诗名，却没能结识他。翁一生把全部精力用在诗歌上，同时代的诗人替他选录，都选取其中最出色的。今天能够见到的，有《淳祐稿》耐轩吕开选抄八十七首，《宝祐稿》同郡陈藏一选抄三十六首，东樵揭斋邱选录八首，《开庆稿》后林李义山选抄三十一首，《景定稿》约山朱汉选抄四十五首，汲泉李涛选抄三十二首；大山萧山则最初选录五言十句、七言十二句、全篇十一首，续选五言三十六句、七言十二句、全篇六首；小山萧泰来又选录五言十句、七言十四句、全篇三首。各自附上和诗，增写赞美之辞。矩山徐经孙、雪坡姚勉、止庵林实夫、芸庄萧澥、冰崖萧立之，也有题诗和赞语。一时的知名人物共同推重他，盛况如此。翁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诗光彩灿然，直到今天仍未泯灭。他的儿子同老请我为《咸淳稿》作选序，我正好没有闲暇。唉！《诗经》三百篇是诗歌的祖宗，学习诗歌的人，应当从中懂得近则侍奉父亲、远则侍奉君主，这是切实有用的道理。翁有个儿子急切地宣扬父亲的美德，尽力表彰他的诗，使之流传后世。侍奉父亲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已经懂得学习诗歌的实际意义了吗？父亲能作诗，儿子能尽孝，都值得流传。翁姓康，名应弼，字辅德；同老字圣与。《周易略例补释序》伊川程子《易传》尚未完成时，常常让学生阅读三家《易》：一是王辅嗣，二是胡翼之，三是王介甫。汉代儒者喜欢用术数谈《易》，从义理角度注释《易》，是从王辅嗣开始的。唐初诸儒作《周易正义》，全部废弃各家的注释而独取王辅嗣之说，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王辅嗣在解释经文之外，又著《略例》二篇。上篇分别论述彖文、卦象、爻位，各为一章；下篇先列五条总说，最后论述十一卦，大略总括一经的要旨而已。唐代邢璹为《略例》作注，如今潮阳陈禧为它作补释，阐发了许多意义。他是王氏的忠臣，也是邢氏的益友。陈禧年纪很轻，却专心于经世武功，同时从事文章写作。他是诸侯的儿子，却同庶民之士一道学习，这是他的天资异于常人的地方。《李学正小草序》袁州路儒学正李长翁，过去曾跟我学习，他的资质聪颖而特别。他任石城、金溪二县教谕时，声誉很高。看他的文章，从不草率写作；韵语、骈俪之文也都很精工。若有这样的人，百代学者都布满各州县的学校官署，文章事业大概就会兴盛吧？不过，还应当在这上面继续进步。打个比方，文章如树，仍只是枝叶花朵；通晓经书是培植根本，修养品行是使果实美好。文章啊文章，不能只是末流技巧和空泛言辞。《叶氏瞽谭序》宋代乾道、淳熙年间，当时士人学术的美盛、人才的兴盛，几乎赶上嘉祐、庆历年间。那些名实显著的人，已经如此。至于我们临川的叶英叔先生，却韬光养晦，不求显耀。看他所著《瞽谭》一编，读经读史，评论古今，见识高明，议论端正，有些地方不是一般文人才士所敢于企望的。丞相益国周文忠公对他极为推许。他在当时应当也曾同朱、陆二位先生交游吧。距离今天一百多年，往往能先说出我心中所同意的见解。与世上那些实际上毫无见识、靠剽窃拼凑来著书的人相比，何止相差一倍五倍。先生的孙子叶谊，贫困劳顿，急切地宣扬先祖的美德，向人筹措资金，刻板来流传这部书。仁夫，我既为我们乡里有这样的人高兴，也为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孙子高兴。因此记下这些话。《王实翁诗序》黄太史的诗必求奇，苏学士的诗必求新，荆国丞相的诗必求工，这就是宋诗不能赶上唐诗的原因。王实翁作诗，奇不必像黄山谷，新不必像苏东坡，工不必像王半山；他的诗从性情自然流出，自然而然，充分发挥自己的所得，即使唐代的元稹、白居易，也不过如此。前永州教授何君周佐评论他的诗说：“兴味寄托闲适婉转，得到诗歌天然的情趣，这就对了。”又评论他本人说：“精神情态旷达平和，光明清朗显现在脸上。”唉，不是这样的人，哪里能有这样的诗呢！《息窝志言序》我兄长李季安的诗，矫健如云中的龙，轻捷如风中的鸿雁。他的古体诗飘逸奇特，有翰林、玉川的风格；近体诗精工豪放，有杜工部、诚斋的气势；绝句清丽婉转、通透洒脱，又有张司业、王丞相的韵致风度。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有的能长于此，不能长于彼；如今他却兼具众家之长，没有什么体裁不能写好，固然可以说是天才卓异于常人，但也有原因。他的学问造诣深玄，见识超越凡俗，不能只把他看作诗人。因此纵横驰骋、颠倒变化，无不成为妙用，岂是那些纷纷调弄声韵、铺陈色彩的人所能企及的？“息窝”就是“安乐窝”。《志言》就是《击壤集》。世上有真正懂得这番话的人吗？无名公，是不与李季安同时的高等弟子。《续文鉴序》从前东莱吕成公编纂《先宋文鉴》，新安宋文公读后仍有非议，他的意见载在文集和语录中，可以考察。如今庐陵李文翁辑录《太元文鉴》，他的用心是否公正，广泛确立体例是否严密，果真已经像吕成公所编的那样吗？希望他更加审慎地取精择要：作者一定要是真能作文的人，文章也一定要是确实可以流传的文章。若能这样取舍，不让不如宋文公的人有机会非难、议论它，那就好了。

译《虞氏三子字辞序》孩子出生便取名，成年行冠礼便取字，字还要有训辞，这些都载于古代礼制。父亲亲自作训辞来教导孩子，就如同孔子在庭院中以诗礼教诲伯鱼，又如晋卿写下训诫来表达告诫无恤的意思。辰州路儒学教授虞槃德，曾给他的儿子取字：宣字雷，旦字新，岂字悦，并授给他们训辞。他说：“雷在地中叫作复，雷行天下叫作无妄。知道善而谨慎守持，知道不善而迅速改正，这就是复。认识明白，涵养充足，一行动就不会妄作。”又说：“旦，是初升太阳刚刚明亮的时候。如果求学能够像黑夜重新变得明亮而不断更新，像太阳初升而光明不止，那么昏暗可以变得明亮，柔弱可以变得强健。”又说：“学习是为了使自己喜悦，孝顺是为了使家庭喜悦，忠信是为了使国人喜悦。”这些话已经说得极其完备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这些话。宣、旦、岂，你们能实践这些话吗？希望你们像伯鱼一样能够继承世代的学业，难道只是像无恤那样熟习这些训辞而已吗？我父亲和先生是兄长，虞槃是我的侄子，宣、旦、岂是我的孙辈。因此把这些话记在他们字辞的右边。《皮棨字说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爱得深，就期望得深。做官，希望他官位达到人臣的最高处；被任用，希望他的才能更有益于国家。皮氏之子名棨，字维桢。“棨”指公卿仪仗和地位的高贵；“桢”指国家的栋梁，也指才能的宏大。地位高足以施展才能，才能大足以胜任职务，这样才不愧为人臣，不辜负国家。皮棨是平江州判官的儿子、南雄路总管的孙子。愿他如父亲所期望，以此发扬父亲的教诲，光大祖先的功业。《朱元善诗序》不会作诗的人，连篇累牍地写，句子成章，却没有一个字是诗人的语言。这样看来，诗虽然是小技艺，也很难。金溪朱元善，才思都清新，遣词仿佛毫不经意，而字字都像诗人的语言。不过，我仍不希望他只是像别人。为什么？诗不像诗，就不是诗；诗像诗，固然是诗，却不是我自己的诗。作成诗已经很难，写出自己的诗更难。为什么难？因为不能强求达到。学诗如学仙，时机到了，气质自然变化。元善作诗，已经很像了；等到他真正发生变化，就看不出模仿的痕迹了。我还将等待他达到那个境界。《钟山泉声序》王翊圣韶以《钟山泉声》作为诗集名称，请人作序引三篇，请人选诗一篇。作引的人凭耳朵听无声之声，说有铿锵声，说有泠泠声，仿佛殷师斗牛、石勒听到金鼓；说到沉沉之声，大概已经进入聪敏的境界了，或许耳病也能减轻。选诗的人凭眼睛看有形之物，选取四句的有：“万室机杼夜，千村场圃时。山中有痴事，秉烛报新诗。”“苍白云边天上下，紫玄洞口日方圆。三千世界残棋局，百万尘身一蜕蝉。”选取两句的有：“不见重来燕，空令半卷帘。”“不知春几许，两月住江城。”“炎凉翻覆手，络纬夜如何。”“细雨斜风里，池亭得此人。”“江城昨夜西风急，明月寒砧十万家。”“衣冠不群俗眼笑，山川出色韵士来。”选取一句的有：“无言领取青山意。”“江湖路熟水云酣。”大概如同纪昌看虱子、秦越人看五脏一样，精微透彻。不是诗人，哪里能有这样的识诗眼力呢？我不敢再充当殷师那样用耳朵辨声的人，所以姑且同于纪昌、秦越人那样用眼睛观察。《甲子释义后序》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名称确立后相互配合成为六十甲子，却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世传黄帝命大挠创制甲子，也许是这样。汉代时，术数家把六十甲子中的四十八个配合《周易》八个纯卦的六爻，称为浑天纳甲。不过只是把寅、卯二支归木，巳、午二支归火，申、酉二支归金，亥、子二支归水，辰、戌、丑、未四支归土罢了。后来所谓纳音，则每一地支都具备五行，而每一五行周遍于十二支；天干却不是这样。壬、癸各有二水，却有四金、四木；丙、丁各有二火，却有四土、四水；戊、己各有二土，却有四木、四火；庚、辛各有二金，却有四木、四土；甲、乙不归木，却有四火、四水、四金。我曾说，纳甲的五行如同先天卦，纳音的五行如同后天卦。而且纳音始于谁呢？五行之上说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又始于谁呢？我怀疑是末世术数家鄙陋琐碎的造作。我壮年经过德化县丞宋先生光父家，见到他所撰《甲子释义》；其中干支所属的五行，以及五行上加的两个字，都用理论来解释，虽然非常精密，却也不免有牵强之处。我说：“纳音大概是由数推起的：得到木数就是木，得到金数就是金，得到土数就是水，得到水数就是火，得到火数就是土。”先生摆布算筹，计算后全部相合，高兴地说：“应当改正它。”三十多年后，我偶然在夏氏馆舍与他相遇，他拿出修改后的《释义》给我看，把下文的五行概括归入上文的两个字，分析事理更加明白精密。我回想过去，先生当时将近六十岁，却如此好学不倦、毫不吝惜地舍弃己见。唉！如今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感慨之余把这些话记在书的左边。先生专攻进士之业，早年充任贡生，五次参加礼部考试，特奏名授官。做官后转到转运司，又两次以贡生身份参加礼部考试。

译《春秋备忘序》《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圣人加以修订，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左丘明也不能增添一个字。所谓修订，就是约束文字，有所删减而没有增益。凡是违背典礼的，就记录下来；凡是与训诫无关的，就删去。为什么说连左丘明也不能增添一个字？意思是，即使以左丘明的文章才学，也不能知道圣人修订经书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大概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王者的事业停息，礼乐和征伐的权柄下移到诸侯，诸国各自为政，以霸主地位间接代行王权，以远方诸侯压迫近处诸侯，天理紊乱，人伦乖违，灾害显现在上，祸乱发生在下，耳闻目见，一件件都是乱世的事情，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圣人为此悲伤，虽有德却没有地位，想要匡正却做不到，于是把它们记载在经书中，以等待后世圣人。因此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又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又说：“《春秋》匡正王道，彰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的君王而修订《春秋》的。然而这个用意，当时入门弟子中的高才者尚且有人不能知道，更何况后世远方之人呢？既然如此，三传解释经文，怎么能全部符合圣人的用意？我吴澄一向学习这部经书，起初读《左氏传》，看见它与经文不同的地方便感到疑惑。接着读《公羊传》《谷梁传》，看到它们与《左氏传》不同的地方，疑惑更加严重。等到读范氏的传序，欣喜于它判断是非的公正；读朱子的《语录》，认识到它评判优劣的平允；读啖助、赵匡的《春秋纂例》，辨析疑义，佩服他们取舍的恰当，但也觉得仍有未尽之处。我遍读宋代诸儒的著作，从孙复、刘敞开始，到赵汝愚、吕祖谦结束，其中各有所长，却不能统一。后来我客居京城，北方学者谈到“春秋专门”，屡屡称道敬先生鼎臣，惋惜他已经去世，却不知道他的书还保存着。先生的从孙俨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此得以看到先生所著《春秋备忘》三十卷、《明三传例》八卷。考察他用功的次序，见于自序：“二十岁开始接受阅读，学习三十年才开始著书，年近七十仍修订不止，前后共五次改稿，汇总几十家的学说而加以取舍。”他的引证广博，采览详尽，编纂勤勉，判断审慎，极其谨慎郑重，战战兢兢不敢轻易改动，可以说是专心致志、穷究经书的人了。不是见识浅薄、闻见狭窄的人所能窥测的。参知政事嘱托我为书端作序，我私下认为，《春秋》这部经书，自从三传以来，各家异同，几乎如同聚众争辩。如今在众说混杂的情况下，剖析它们，使之归于一个正确的结论，确实有助于后来的学者。我吴澄才能平庸，却有志于此的人，也可以凭借先生与自己相同之处而增强信心，又可以凭借先生与自己不同之处而自我考察，于是就不再谦让，为这部书作序。先生名铉，是易水人，金朝参知政事的孙子。兴定四年考中进士，任郏城主簿，改任白水令。适逢中原多难，北渡隐居。本朝寻访前代遗逸，宣授他为中都提举学校官。他过去在大宁山下读书，人们称他为大宁先生。《邓防武诗后引》乐安董直，字心父，是我的老朋友。他有工于诗的人才，董直作了引文。读他的引文，观看他的诗，没有年纪这样小却已经有这样诗才的，是少有的早成之才。引文说：“才华负异而精神灵动，造语警策而奇特。”唉，舅舅了解外甥，真是到了极点。又说：“涵养深厚，见识坚定，厚积而薄发。”唉，舅舅爱护外甥，也真是到了极点。我想再说些什么，又怎么能超过这些话呢？作诗的人是谁？邓氏，字防武。《连道士诗序》连学礼，家中是儒者，自己却修道，因此是故友新喻州儒学教授周君的外孙。道家一流的人，能把诗写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了。我想勉励他登上《南华经》，攀登《道德经》；两部经书融会贯通，志向所到之处、声音所发之处，都是天仙的语言，哪里还是人世间的诗呢？《邬迪诗序》邬孟烈的儿子邬迪能作诗。我曾经喜欢他年少而倜傥俊逸，如今读他的诗，更加相信李太白的《古风》足以压倒全篇，杜子美的秦蜀纪行诗如同图画。像“悲来乎”，像“笑矣乎”，不是李太白诗的伪作；像“黄四娘家花满蹊”，像“南市津头有船卖”，即使是杜子美的诗，也只是随意写成的。李、杜已经远去，姑且放下不谈，试说说我们乡里的近事吧，不要以为齐人只知道管仲、晏婴。甘泳中夫一生没有学习别的东西，精力全都集中在诗上；他壮年所作诗歌严密华丽，极其精工。等到年老，有诗说“大醉颠倒扶归来”，又有诗说“醉倒太极虚空颓”，人们都喜欢这些，却不再谈论他壮年时的精工之作。中夫没有错，错的是人人自己。邬迪倜傥俊逸，我担心他容易流于这种情形，所以举李太白的《古风》、杜子美的秦蜀纪行诗、甘泳壮年所作来勉励他。

译《玄庵铭后序》颜色中正的是黄色，明亮鲜明的是赤色，质地纯白的是白色，昏暗深沉的是黑色和青色。玄色处在青、黑之间，所以远而不可穷究，叫作“玄”，如“玄天”；深而不可测，叫作“玄”，如“玄渊”。“玄”含有茫昧不可知的意思，老氏称道为“玄道”，没有什么比《易》更崇尚这种意义。《易》说深远，说隐微幽深，说幽微，说神妙，却不说“玄”。杨子云仿照《易》作《太玄》，称为“玄”，那么《易》就是玄的吗？我宗族中的人住在歙县，以人生所遇的干支配合易卦来起数，论断祸福。宪使卢公处道为他的庵题名“玄”，并作铭。卢公喜欢写文章，对于数术还没有时间学习。我曾同他谈论一整天一整夜，只要谈到幽微神妙之处，他便欣喜地乐于听闻而忘记疲倦；他虽不懂数术，却喜爱数术。那么，数术就是玄的吗？大衍之数，一衍为四，二衍为八，三衍为十二，四衍为十六，五十减去一为四十九；以四十九策分揲，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是《易》的蓍数。二乘四为八，四乘八为三十二，八乘十六为一百二十八，十六乘三十二为五百一十二；画卦加一而成八，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共计四千零九十六，这是《易》的卦数。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再乘以九而成七百二十九，这是杨氏的玄数。一生十二，十二生三百六十，三百六十生四千三百二十，四千三百二十生十二万九千六百，再乘到三，成为五万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这是邵氏的皇极数。至于子配壬一，亥配癸六，巳配丁二，午配丙七，寅配甲三，卯配乙八，酉配辛四，申配庚九，辰、戌配戊五，丑、未配己十，这是天地生成数。子、癸配坎一，午、壬配离九，卯、庚配震三，酉、丁配兑七，戌、亥、甲配乾六，未、申、乙配坤二，丑、寅、丙配艮八，辰、巳、辛配巽四，这是九宫纳甲数。甲、己、子、午为九，乙、庚、丑、未为八，丙、辛、寅、申为七，丁、壬、卯、酉为六，戊、癸、辰、戌为五，己、亥为四，这是五行纳音数。这些都可以依照成例推求，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有什么玄妙呢？数是器具，器具不是玄；数是踪迹，踪迹不是玄；数是粗浅之物，粗浅之物不是玄；数本身也不是玄。能够运用这些数的东西，才是玄。可是，玄有三种：深远而不可命名，这是玄的真实；茫昧而不可追问，这是玄的相似；浅近而不可言说，这是玄的反面。是这样吗？还是不是？主持庵舍的人说：“是。” 《罗垚诗序》豫章罗垚，我认识他时，他年纪还很小，来不及同他详细讨论。如今他已经死了。看他若干篇诗文，超然自得而有见识，不像专门学习辞藻言语的人。假如上天给他足够的寿命，他的学问日益充实，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他不能长寿，难道不是古代贤哲所说的机缘偶合艰难、寿数不能长久吗？可惜啊！我的次子衮，年轻时也学习写诗文，同样二十八岁就去世了。罗垚父亲的悲痛，就如同我的悲痛。而我之所以更加痛惜他，难道只是像他父亲那样惋惜而已吗？《明良大监序》罗垚年少而俊秀敏捷，天才卓绝，诗文足以感动人。受到贵戚卿大夫的知遇，成为其属官，得到八品官职。二十八岁时客死京师。我的朋友姜肃为他的初稿作序，又把他所著《明良大监》给我看。我曾告诫后辈和晚进，不要轻易著书。罗垚著书太早，去世也太早。可悲的是，他关于宰相事业的一篇文章，多有好语。唉，假使他能享有长寿，学习不以速成为目标，而以大成为目标，那成就将多么不可限量啊！罗垚字奕高，豫章人。《金溪傅先生语录序》陆先生的学问，不在言语文字上。因此朱子的《语录》有一百多卷，何止千万亿句话，而陆先生的《语录》只有一帙。其实，这一帙也可以没有。先生平日教人，专注于内心和自身，要求切实用功；一时精神的感发，心意的恳切周到，如同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巧妙得无法仿佛，又怎么能用笔记录呢？朱子的言语周详，但记录下来的多有重复；陆先生的言语峻洁，但记录下来的有时隐晦浅劣。这就是语录的弊病，所以说可以没有。陆门高才弟子傅季鲁，人称琴山先生；他的玄孙傅斯正把一篇语录给我看，共记三十五条，其中五条已经载入陆先生语录，准备刻板流传。我说，流传它不足以彰显世间的美好，阅读它也不足以得到陆氏家学。孟子说：“万物都具备在我身上了，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由傅氏上溯到陆氏，由陆氏上溯到孟子，道理正在这里，哪里用得着语录呢？我虽然这样说，但他刻板流传的心意不能停止，于是替他在篇首题写了这些话。《大酉山白云集序》文章只是一种技艺，诗又是技艺中较小的一种。技艺虽小，哪里容易掌握？我知道它不容易，所以一个字也不轻易写出。世上稍有才华的人，任意写作，连篇累句，片刻之间便完成，好像非常容易。可是，这样的作品可以听，却不能观看；可以观看，却不能玩味。那些对此安然习惯而不感到惭愧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知道。古代善于作诗的人已经很遥远了，近年庐陵刘孟能融会贯通各家诗法，评论达到了极高境界。我的同乡甘中夫，年轻时专心攻诗，年老后才达到奇绝境界，自成一家。像这两位在诗歌方面，大概才称得上可以。永丰曾可则常说，刘孟称赞他的老师王太初的诗，认为是庐陵八县之冠。我本来敬服刘孟的见识，却未能见到王太初的诗。如今得到他的诗集，整日观读玩味，舍不得放手。因为他的诗精心雕琢、工整锤炼，高高吸取古意，深入搜求，字字不苟，句句不苟。把它放在唐人诗中，应当占据上品。于是更加赞叹刘孟的见识不凡，认为他对王太初的推许并不轻率。王太初是忠州太守的孙子，父兄都做官，意态本来就不是寒士可比。可是仕途际遇没有赶上，屡次应试又屡屡受挫，为了衣食，只好寄居在别人门下。他的侠义之气仍然如旧。晚年遇到世道变故，家中灾祸特别惨重，既贫穷又患病，但诗却写得更加精工。无法抵御忧患，只好颇多借助西天竺空幻的学说来自我欺慰。然而年轻时欢乐舒适的感情，有时还会流露一二，并没有完全忘却。最终还是不得志而死，真令人悲哀。太初名泰来，曾梦游大酉山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大酉山白云》。

译《刘巨川诗序》唉，诗并不容易写好。世上的事物，表现这种技艺的很多：有的像春花那样灿烂，有的像秋树那样凋零；有的像洪河那样汹涌，有的像弱水那样停滞；有的像骏马那样奔驰，有的像跳蚤虱子那样爬行；有的像遵守礼法、进退有度的士人，处处合乎规矩；有的像疯狂患病、呼喊乱叫的人，翻墙登屋；有的像三军听从一将号令，整齐严肃而精明；有的像一只器皿里百种蛊虫，蠕动混杂。人的才能有无，万不相同，哪里能够强求呢？淦地刘济，字巨川，才气健拔，格律端正，琢句炼辞，即使唐宋大诗人，大概也不过如此。唉，可以说是善于作诗了。既然如此，那么他能比得上李白吗？能比得上杜甫、王维、苏轼吗？回答说：可以。凭什么可以？因为还没有谈那四家，先谈《风》《骚》；还没有谈《风》的变化、《骚》的继承，先谈它们的正宗。《国风》二十五篇、《离骚》二十五篇，可以使人相聚，可以使人怨愤，可以感动天地，可以与日月齐光。为什么？大概有一种存在于辞句之外的力量，李、杜、王、苏也无不如此。唉，巨川已经懂得这一点了。《曾可则诗序》庐陵曾可则，才华俊秀，辞藻华丽。像健壮的鹘鸟横过天空，像快马驰过土块，像春园里的桃李，像秋日水岸的蓼苹。他超逸不群，又妩媚可爱。过去我喜爱他的乐府小词精工，如今又看到了他的诗。问他的渊源所自，他说：“来自酉山王氏，听闻于湏溪刘氏。”又说：“庐陵八县的诗，没有谁能超过王氏。”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淮南王鼎炼成后，鸡犬都可以成仙，何况亲自受到教化的人呢？集中古体诗很像李贺，近体诗也很有姿态。将要把它刻在木板上，希望它长久留在天地之间。唉，诗歌从古到今能够长久流传，难道是偶然的吗？《张氏自适集序》古代的文章，从虞、夏、商、周，经过秦代到汉代，到了后汉，衰败之气日益低弱，没有办法振兴。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七人，开始恢复西汉以前的文风。他们之外难道没有别人吗？只是都难以同七人并列。用文章评论人，是这样。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同时代，还有司马文正公，难道不在这几人之上吗？但读者却不肯放手，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术正直，伦理纲常深厚，操守严格，践履真实；内在积累从外部发出，言辞气质和平，不只是把语言文章当作追求。以人的品德评论文章，是这样。河南张仲美，名道济，是一位修身洁己的人。官职卑微、俸禄微薄，隐居在远方将近三十年，家中屡屡空乏却不忧愁。身外之物，一件也不苟取；天下之人，一个也不轻易交往。他作诗作文，都根本出于内心，每句话必定合乎义理。世上那些铺陈声色、调弄音韵，外表灿烂铿锵来装饰文章的人，能做到这样吗？所以我不以文章评论他的为人，而以他的为人评论文章。往年我在清沧之间偶然遇见他，一见如故，一同到了京师，相聚居住数月，曾为他的诗集作序。十五年后，仲美由绍兴知事、黄冈县尹升任宁州判官，因年过七十请求致仕而离去。他曾同我在江西校订文章，我得以看到他的全集，每篇都读了三遍并赞叹。如今再次为它作序，把稿本归还给他。唉，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这是我从孔夫子那里听来的。《张仲美乐府序》“风”是民间风俗的歌谣，“雅”是士大夫的作品，所以风篇有文采而雅篇端正。后世诗人的诗，往往只存雅体而失去风体。表达人的情感思绪，使听者悠然受到感发，仍然有《国风》遗意的，大概只有乐府吧？宋代诸家所作，已经很高明了。本朝初年，太原元裕之凭此擅长成名；近来涿郡卢处道也有可取之处。河南张仲美，年龄同卢处道相仿，并且曾与他交游，韵致风度极其相似。他能作文、能作诗，而尤其长于乐府。然而仲美是正直的人，他的文辞华丽而合乎法则，哪里能同那些华丽而淫靡的人相比呢？《吴文正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十九 元 吴澄 撰 序 《唐诗三体家法序》谈论诗歌本于唐诗，并不是拘泥于唐诗。自从河梁之后，诗歌的变化到唐代才达到终点。在一家诗人的作品中有诗法，在一首诗中有句法，在一句话中有字法。谪仙李白号称雄奇豪放，但法度最为严密，何况其他人呢？立意不专一、用心不精纯，却想达到诗歌的精妙，从来没有这种可能。元和大概是诗歌最兴盛的时期，诗体从这时开始确立。后来用冷僻典故、险韵来显示丰富，任意遣词放言来显示通达，这些都有渐变的过程。一变就成为五代的鄙陋了。后来有人厌弃纤碎，努力追求古制，却仍不免暗中步入元和的弊病。长篇大作暂且不深论，近体诗的三种诗法却先坏掉了。一只斑鸠、两只燕子，有人还谦称不足；而“落木长江”这样的得意句子，却自以为从唐人那里得到了作诗诀窍。名声浮夸而实际空虚，这是当时昧于诗道者的过错。永嘉一派曾经有意改变诗体，但姚、贾以前大概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如今编纂此书，搜集阅览、吟诵数百家诗作，选取三种体裁的精华：有诗法，有句法，有字法。大体都是关于规矩准绳的要言；有些地方略写而没有详述，是希望读者亲自体会、自己领悟，不要只停留在玩味言辞上。《春秋类编传集序》拆开车轮、车舆、车盖、车轸来探求车的构造，然后才能认识完整车辆的形体；指着栋、梁、椽、桷来探求房屋，然后才能认识整座房屋的功用。车和房屋本来就要借助于分解考察，来探求它们所以成为完整车辆、完整房屋的原因；如果不像这样详尽考察，是不行的。朱子说：“分解时能够达到极其精细而不紊乱，然后综合时才能穷尽整体而没有遗漏。”唉！读《春秋》的人，大概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探求吧。《春秋》如同化工，化工随着万物而赋予不同形态；《春秋》如同山岳，山岳只移动几步便会呈现不同形状。抱持一种概括的说法，拘守一偏的见解，哪里足以同圣人创作经书的宗旨相论说呢？进贤陈君某把他所著的《春秋类编》给我看：他分解经文，以传为主；分开传文，使之归属于经文；创立义例，广泛推演条例，分类论说，条理灿然。这大概是有所得于朱子的教诲了。《春秋》并不是凭借人的分合才成其为《春秋》的；像这样去探求，或许才能有所收获而得到它的全貌。连接文辞、比合史事，是《春秋》的教法。连接文辞是为了综合，比合史事是为了分解。不懂得比合史事，就像舍弃车轮、车舆、车盖、车轸而只说车，离开栋、梁、椽、桷而去求房屋；懂得比合史事而不懂得连接文辞，那么车和房屋也就不存在了，何况化工和山岳呢？陈君难道已经能够认识这个道理了吗？把事物分析到极其精细，正是为了穷尽它的整体；不能穷尽整体，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形体。陈君一定已经能够认识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