呉文正集卷二十

译《周易本说》序 《易》，是天地鬼神深奥的道理，也是五经的根源。哪里容易穷究呢？古魏人齐履谦，字伯恒，父亲笃志求学、穷究经书；他立志刻苦，思考深邃。他研究《易》，完全去掉诸儒枝蔓的说法，保存其中的本旨。著成《本说》四卷，文辞简约，方法严密，能够用一个字一句话概括卦爻的意义。我读了以后有所取法。解释乾卦的乾时说：“上面是卦名，下面是卦名。”解释坤卦的“黄裳”时说：“不涉及外部事务，不向上侵犯。”解释蹇卦的“来反”“来连”时说：“反指第二爻，连指第三爻。”解释解卦的“负且乘”时说：“负指第四爻，乘指第二爻。”把“悔亡”解释为功劳能够掩盖过错，把“无悔”解释为功劳和过错都消亡。这是他训释得好的地方。解释屯卦九二说：“辞意谦逊，是为了显示覆亡的危险；把期限说得遥远，是为了说明守持的坚定。”解释讼卦六三说：“享用旧有的德业，别人就没有理由同他争；能够从事君王的事务而不求成就，别人就没有理由同他争功。”解释遯卦九三和上九说：“系，是感情被私情牵累，而功业不是他所勉力追求的；肥，是宏大宽博而自我夸大，职守事务却不是他所屑为的。”这是他的文义通畅之处。把无妄卦的“妄”说成《史记》所作的“望”，意思尤其明白；这同先儒相同，而取舍更加精审。坎卦六三的“来之”被称作语辞，而不解释为往来反复；解释彖辞中的“来复”时，说是一阳在冬至之后开始萌生，却认为十月已有微阳萌生的说法不对。这不同于先儒，而所说很恰当。姑且举出大概如此，其他地方来不及一一列举。唉！伯恒大概知道《易》的教义以清洁、安静、精微为贵吗？然而他的简略严密也太过分了。读者很少能够仔细玩味、详尽窥察，这大概不是容易同见闻浅少的人议论的。有人说：“齐氏的说法同你的说法不完全相同。”我说：“是的。他同我相同的地方，我本来就佩服其简约严密；他不同于我的地方，难道我敢只肯定自己的正确，而一定要别人同我相同吗？自己也将因他的不同而深入思考。这样看来，无论相同还是不同，都是我的老师。”伯恒学问孤高独特，品行清正耿介，所守持的信念确实坚定不移。我曾同他做同僚，他是君子，不只是经学老师而已。《春秋诸国统纪》序 读三百零五篇《诗》，说其中有赞美也有讽刺；读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说其中有褒扬也有贬斥。大概孔子去世以后，编次《诗》、传述《春秋》的人本来就这样说过，所以这并不是秦汉以后的儒者创立的说法。解释经书而迷惑于这种说法，已经有千年了。等到朱子《诗传》出现，人们才知道《诗》并不是为了赞美、讽刺而作；如果《春秋》也不是为了褒扬、贬斥而作，那么朱子不著论述，又有谁能纠正这种说法呢？有疑惑的和不疑惑的各占一半。邵子说：“圣人的经书，浑然天成而没有刻意的痕迹，如同天道。〈春秋〉记载真实事件，善恶自然显现在其中。”说得很准确吧？朱子说“据实直书，而善恶自然显现”，意思也是一样。唐代啖助、赵匡，宋代孙复、刘敞以下，不拘泥于传注、对经书有所功劳的，何止几十家？然而褒贬之说的蒙蔽，仍未完全消除，必须等到宋末李氏、吕氏以后，才不再大惑。所谓褒贬，就是记时、记月、记日有详略，以记爵位、记人、记国来表示荣辱；对于君主，则以记字、记氏、记名、记人来表示轻重；对于臣下也是如此。唉！事情有时、月、日的分别，君主有爵、人、国的分别，臣下有字、氏、名、人的分别，难道这些固定不变的书法，真是圣人有意在其中抬高谁、贬低谁、给予谁、夺去谁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魏邑人齐履谦，字伯恒、父，他解释《春秋》，却与此不同；不承袭鄙陋的旧说，所以处处苦心思考、深入推究而自有所得。除去尊鲁尊周之外，经书所记诸侯之君去世的，有十八国，于是分别汇集各国的统纪，共二十篇。各项独到见解都附在经文之后，逐条列举并旁通相关内容，务求符合《春秋》的书法；其他事情则缺略而不记录。他的义理比李氏更加明决，文辞比吕氏更加简洁纯净。我所认可的，没有不同意的地方；间或有不同，也只是他探求得太过分了，并不是苟且发言。不具备九方皋相马那样的眼力，又哪里能够识别它呢？伯恒、父笃志于经学，我早就知道；晚年看到他两部书完成，难道能不心中大为快慰吗？两部书指什么？就是《易》《春秋》。《周易辑说》序 《易》的道理，其广大如天，其宽广如地，其完备就像天地之间的万物，没有什么不存在于其中。世上解释《易》的人，各自随着自己的见解发挥；只要不违背义理，他的说法必定有可观之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易》广大完备，无所不包、无所不遍罢了。金溪曾先生，名子良，在宋代两次参加乡试，考中进士，官做到县令，晚年隐居，讲学授徒以通晓经学、研习古道，能诗能文，是后辈的老师。临川人饶宗鲁游学于他的门下，每天接受《易》的讲授，听到的都能记忆。老师去世以后，他便继承阐述老师的意旨，撰写新的文辞；口头讲说质朴俚俗，传注文字却纯正雅洁，命名为《周易辑说》。其中有些意思他认为还不安妥，也不敢随意改动，大概保留了汉儒治经、谨守师法的遗意。曾先生的年辈同我父亲相近，是我一向敬仰爱慕的人。如今因这部辑说，得以窥见前辈的学问，又赞赏宗鲁能够守护老师的学说，所以替它作序。

译《中庸简明传》序 《中庸》是传授道统的书。汉代儒者把它杂入记载礼制的篇章中，能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幸运了。程子表彰这部书，把它同《论语》《孟子》并列；然而其中蕴含深奥，难以看见，读者哪里能够轻易看懂？程子多次对学者说，《中庸》所说微妙而深切，大概是真正得到了千年以后道统传承的人，不是只在文字之间推寻测度就能得到的。到了他的门人吕大、杨时，才各自作注。朱子依据他们的注释，撰写《章句》《或问》，取舍精审，言说详尽了。只是过于精细，精细而又精细，便接近巧饰；只是过于详尽，详尽而又详尽，便流于繁多。浑然一体的道理，被巧饰便割裂了；灿然明白的道理，被繁多便使人迷惑。虽然如此，这只是小的瑕疵，并不妨害它总体上醇正广大。庐陵刘君惟思，字良贵，按照朱子《章句》讲授，考索玩味了五六十年，八十岁时才把平日教人的内容编纂出来，写在纸上，言辞简约而义理明白，仿照孔子解释《蒸民》诗的方式。初学者最容易通晓学习，恩惠实在不浅。汉儒解释稽古，动辄数万字，而郑康成对《中庸》二十九字，只用十二字作注，朱子对此深为取法。既然如此，良贵父的简明，也正是朱子的用意；但遇到见解不同的地方，他并不委曲迁就。我年轻时读《中庸》，也有一两处同朱子不同；后来看到饶氏伯舆父的见解，也有同样情况，只恨自己出生太晚，不能亲自前去请教辨正。如今良贵父，是同我父亲同辈的人。皇庆元年夏天，他的儿子秘书监典簿复初任满从南方归来，我在东淮同他相遇，他拿父亲的书给我看。我读完以后，已经知道前辈用功不苟且，而良贵父也已经去世了。从前希望向伯舆父请教辨正的问题，如今又不能向良贵父请教而订定。三人的不同，各有各的理由，三个人最终仍不能合于一处，又怎么能不因此惆怅悲伤呢？所以我替它写在书的左边，并把书归还给典簿先生。《春秋集传释义》序 古代求学的人淳厚诚实，不肯背离老师的学说。我看《公羊传》《谷梁传》的门徒，既然传授老师的学说来作为传注，其中又有特别称作“子公羊子”“子谷梁子”的，是为了记载他们老师亲自说过的话。唉，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三代以前那样的人的原因吧！汉代儒生研究经书，也谨守各家的师法，不用丝毫个人臆见扰乱所听闻的学说。唐代陆淳起初拜啖助为师，啖助死后又拜啖助的朋友赵匡为师，于是把两位老师的学说合编成《纂例》《辨疑》等书。直到今天，啖氏、赵氏的学说还能流传于世，都是陆淳的功劳。新安俞皋，学问广博，才华优异，资质美好，跟随乡里的经学老师赵君学习《春秋》，恭谨地遵守所传之学，又融会各家学说，在经文下面撰述《集传释义》，会通众说，选择精当，措辞审慎，纯粹无疵。经文后面又完整载录《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胡氏传则采用当今所推重的说法。考察经文下面的解释，四种传注的是非不用辨析就自然明白，真可以说是专门而又通达了。我喜欢他具有淳厚诚实的风气，于是为他的书卷首作序。赵君名良钧，是宋末进士及第，授官脩职郎、广德军教授；宋朝灭亡后便不再出仕。皋字心远，居住在朱子的乡里，和人谈论经书，总是一开口就说“赵先生说”，再开口还是说“赵先生说”。求学而能做到这样的人，实在少有。我因此对他的喜爱格外深。《字体正讹》序 隶书在秦代兴起，篆书到汉代便衰废了。起初不过是为了图方便，使自己使用便利而已。汉隶流变为晋隶后，又专门追求姿态妩媚，以取悦别人。它的妍美工巧有千般形状，见到的人没有不喜爱的，学习的人竭尽精力去摹仿，还唯恐不像。文字，是用来传经载道、记述历史、治理百官、考察万民、贯通天地人的，其作用是很大的。把它缩减为简便，装饰为妩媚，偏旁和笔画渐渐失去本真。不加省察、不加顾惜，只想以悦目为美，这是把文字的作用看得多么狭小啊！汉晋以后，如唐、宋两代，声名文物盛极一时，各有三百年，颇有愿意寻求籀书源流、上溯科斗文和鸟迹遗意的人，比汉晋时优胜；然而这种人也只是偶尔出现，并不容易得到。若就唐、宋两代来说，唐代擅长者胜过宋代，宋代擅长者多于唐代，古代遗风还没有完全消失。番易吴正道，承继世代的文化典籍，擅长篆书，不只笔法精工，还探究字体的本源。他把所订正的偏旁编成一册给我看，我常常感慨古代技艺延续得像一线将断，却忽然遇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由衷地喜爱呢？《贞观政要集论》序 夏拥有天下四百五十多年，商拥有天下六百三十多年，周拥有天下八百六十多年。三代以后，享有国祚长久的，只有汉和唐。唐代值得称道的君主，只有三位。太宗文皇帝一身兼有开创基业和守成治国的责任，采纳劝谏，寻求治理，振作精神而不懈怠。他所取得的成效达到米价每斛三钱、外户不用关闭的程度。因此，贞观时期的盛况，是开元、元和时期所不能相比的，太宗也卓然成为唐代三位宗主之首。史臣吴兢把朝廷的施政、君臣的问答、忠臣贤士的谏诤议论分类汇辑，编成十卷，名为《贞观政要》。事情核实，文辞质朴，读者容易明白。唐朝子孙奉它为祖先的训诫，圣明时代也重视这部书。我任职经筵时，曾经拿它进讲。超过唐太宗的，是汉孝文帝的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值得作为镜鉴；超过汉孝文帝的，是夏大禹喜爱善言、厌恶恶言，远离酒宴，值得效法；继承夏禹的，是商成汤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货，值得师法。周代以夏、商二代为鉴，礼乐文化兴盛，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周公旦、召公奭的谋略，全都载在《二南》《二雅》《周颂》的诗和《召诰》《立政》《无逸》的书中，道理明白融通，教诫深切；若能遵循实行，难道不能达到尧舜时期那样盛大的祥和局面吗？然而这就像走远路，必定从近处开始；又像登高山，必定从低处开始。那么，《贞观政要》这部书怎么可以没有呢？抚州士人戈直考订字音和解释，附上各位儒者的议论，又足以开阔将来讲授这部书的人的见闻，它所带来的补益，难道还少吗？

译《甲子年表图》序 宋代司马文正公编撰《资治通鉴》，仿照《春秋左氏传》的编年体例，但不书写甲子；天下没有统一的时候，又不能完备记载各国的年次，所以另外删节正史，编成目录三十卷，采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体例，在上面标出岁阳、岁阴的名称，在下面记载各僭伪国家的年号。徽国文公朱先生依此修订《纲目》，直书甲子干支，大书卜习，以区别国统的分合，明白得如日月星辰。然而书卷浩繁，翻阅不易，有人把纪年和甲子排列成图表，极便于查看，但也不免有所缺略。乐安陈景德直到白头仍勤奋读书，广泛考察历代各国的纪年，从上古一直到今天，汇成一编，名为《甲子年表之图》，间或附载一两件事迹，取舍删削都各有意义；年代久远的只传疑，年代较近的传信，完全没有苟且之处。李防是同县的人，喜欢这部书，便和朋友王开一起抄写、校订，准备刻板来扩大它的流传。他用心公正，值得称许。我因此题写在书卷的开头。《太玄准易图》序 太玄对于《易》，就像大地对于天空。天空统摄太极，总括元气；元气运行而成为三统，在《太玄》中称为三元；三元运行而成为九州；九州运行而成为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运行而成为八十一首。每首有九赞，赞分昼夜，刚柔的作用便显现出来。因此，元的赞共有七百二十九而有余数，用来对应三百六十六日的度数。这大概是根本出于元气而创作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所以《易》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八卦用来掌管八节；又用坎、离、震、兑四个正卦的二十四爻掌管二十四节气；用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十二卦掌管七十二候。这些都是气候和时令，既然各自都有统属，那么周天的度数还没有显示由谁掌管。于是又去掉四个正卦，从中分取六十卦，推演扩展为三百六十爻，各自掌管一日；这样，周天三百六十度以及寒暑进退的规律、阴阳运行的情形就都具备了。这大概是根本出于太极而创作的。由此看来，天地各有生成的数理，彼此互为表里而发挥作用。所以，天数向西运行，向上承接而向左转，这是地上的元气；地数向东运行，向下顺行而向右转，这是天空中的太极。太极在上面运行三辰五星，元气在下面运行三统五行，这就是所谓成就变化、运行鬼神。所谓太玄对于《易》如同大地对于天空，说的就是如此而已。依照这种关系制作太玄图，不也是适宜的吗？至于划分天度、排列星次和舍次、编排节气候次、彰明卦爻、排列首和赞的位置、列出八重，先把夜赞布置在外面，然后把昼赞的首、位、爻象、候、卦气、宫、分、度、数依次排列在里面，再会合于辰极，于是太玄与《易》显明仁德、蕴藏功用的规律，循着数理便可以看见了。因此，它开始于上元甲子、天正朔旦太阳运行到牛宿的起点；过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又会合于太初的上元，这就是元的赞。自上元甲寅青龙之首，节气从未济卦九四爻开始；过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又会合于太极的上元，这就是《易》的爻。推究起始，概括终结，考察它所能达到的极处，那么体和用虽然不同，归宿却是同一个道理。《春秋纲常》序 《春秋》用来阐明名分，这句话虽然出自庄氏，但先儒也有所取法，因为“名分”二字足以概括一部《春秋》的大义。古今研究《春秋》的传注家，何止百家？有的偶尔得到其中的意义，但能够完全概括其意义的，大概还没有见到。淮西张鉴所撰《春秋纲常》，自己不增添一个字，只是在每一行所书的字上分出高低而已。看它所叙述的体例，大义鲜明，正名定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文字简约而严正，严正而简约，真可以作为圣经的辅助，使训诫垂示于千万世。难道不是一部很好的书吗？所以我在篇首作了记。《古今通纪》序 《易》叙述伏羲、神农、黄帝氏，起于尧、舜以及夏、商、周，这是经书中所见的帝王传承系统。秦代以后有史籍可以考查，伏羲以前由异书所记载的事情，则荒诞而不足凭信。过去记载历代传承系统的书，都从伏羲开始，到宋代结束。如今清江何君增补旧书，纂集记载而无所遗漏，一直写到本朝统一天下的盛况，难道不是一部美好的书吗？即使没有读过史书，也能一看便知道古今的大概。他的儿子璋、孙子把刻本给我看，我十分珍爱，于是为它题写卷首。书中那些乱臣贼子，背叛、篡夺、弑君，窃取大位，改换年号，有的不到几年，有的不到一年，有的不到几个月，有的不到一个月便被诛杀灭绝，应当另列一表；这种大逆之人，不可同乘时割据的国家一样称为僭伪。何君名岳，生于宋代，承受父亲的恩荫，任将仕郎；绍定壬辰年进士，是隆兴通守嵩之的儿子。晚年贫困居家讲学授徒，不求声名显达；他的文章明白通畅，适合科举考试，可以作为当今进士的老师。《四书名考》序 朱子解释四书，道理精深。但他所引用的人名和事实，初学者有时不能详细了解。清江周良佐广泛考查并详细叙述，使人名和事实都清楚明白；间或又阐发其中的文辞，疏通它的旨趣，对于读者确实很有帮助。我虽然年老，也愿意得到这部编书，常放在书案之间，难道只是对初学者有益而已吗？《易说纲要》序 清江杨明夫与我同年出生，从年轻时就精通进士学业。本朝恢复贡举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却高兴地参加科举，到了八十岁还没有停止，他的笃爱大概就是这样。看他编纂的《易说纲要》，以程子、朱子之说为根本，同时附载其他各家的学说，是想用来教导子孙。年老而志向不衰，值得称许！如果有人能够依据他的学说，选择其中相近的道理加以玩味、推演并实行，就可以立身，可以应对世事。时间久了，得到《易》的功用而深入理解《易》，即使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是难事。这样说来，这部编书难道只是供杨氏子孙学习的吗？杨明夫名士龙，今年七十九岁，和强壮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译《临川王文公集》序 唐代文章能够改变八代以来的弊病、追踪西汉文章风采的，只有昌黎韩氏；河东柳氏仅次于他。宋代文人比唐代更为兴盛，只有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可以和唐代的韩、柳二人相匹敌。自东汉到今天，已经将近八百多年，合计唐宋文章，值得称道的也只有七人罢了。可见文章这一事业，确实艰难。荆国文公才华优异、学问广博、见识高明，他写文章，气度超过同辈；他的行为卓越，志向坚定，远远超脱于富贵之外，没有一丝一毫被利欲扰乱，从少年壮年到老死始终如一。他的为人如此，他的文章不容易赶上，本来就是应当的。宋代政和年间，官府编书，诸位大臣的文章中，只有《临川集》得以列入。靖康之祸后，官府书籍散失，私人文集最终也没有完整的版本，不像欧阳集、曾集、老苏集、大苏集那样在当时广泛流行。王公是绝世英才，由非凡之气所孕育；同时代文人即使平素意见与他不同，仍然推崇他的文章，口头称许，内心佩服，每每把赞誉推到极致。后来浅陋的人因为不满他的宰相事业，连他的文章也一并废弃；这正是王公一生所说的流俗，在他死后仍然如此。金溪危素喜爱古文，感慨王公文集散佚零落，搜集各类版本，增补、校订，总共编成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几处的旧本更加完备，请我为它的编成作序。唉，王公的文章如同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大海高山，哪里需要借助序文来增光？至于有人对王公的宰相事业不满，也很少探究其中的底细，为什么呢？王公负有盖世的声名，又遇到承载时代使命的君主，君臣之间心意相合，几乎像管仲与鲍叔牙那样；君主凭至公至正之心，希望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臣子凭至公至正之心，希望使君主成为尧舜时代的君主。然而王公学问虽然广博，所未能明白的，是孔孟之学；才华虽然优异，所不能达到的，是伊尹、周公的才德。他不因自己所未明白、未能做到的而自我警惕，反而只以已经明白、已经做到的自满，毅然自行其是而不回头，这就是他的局限。当时议论王公的人，不是偏私就是有私心，既不能帮助他克服这种局限，又怎么能真正符合公正的舆论呢？要说论断公平恰当、足以确定千百年是非真相的，大概只有二程、朱子、陆九渊四人的话吧？《通典》序 古代圣人竭尽心思治理天下，必定建立法度来继承自己的心意，并把它留给后世；流传长久、记载尚存的，书有《禹贡》，礼制有《周官》，就是这些。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都是仿效《禹贡》《周官》的。此后各史所记载的，大多都以司马迁、班固为祖法；然而各个朝代彼此不相连接，国家不同、家法各异，纷乱而没有统一的系统。到了唐代杜佑，才把周、秦以来的法度合并起来，汇成一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类，共二百卷，名为《通典》。这样一来，寻求治国之道的君主、辅佐治理的臣子，如果有志于兴举礼乐、修明政刑，就可以在这里考察前代制度，知道增减损益的依据和草创情形，近在眼前。因此先哲大儒也有所取法，并不因为它是编纂记录之书便轻视它。何况现在用时务策来考试进士，斟酌古今，尤其不能没有考证依据，那么这部书难道不是很有实际用处吗？可惜没有善本。旴江太守谷侯在治理郡务的空暇，准备振兴文教，精心选择、详细校订，在郡学刻板印行，命直学吴漙来索求序文；由此看来，他的用心深远。这部书完成后，谷侯和全郡士人没有不明白熟习法度的。将来如果有一天进入重要职位，恰逢时代有创制建设而自己参与其中，一定能够光大并辅佐圣君贤相制作礼法的盛举，那么这部书的功劳，对国家有所补益，难道还小吗？谷侯名嵓辅，是河南人。《纲常明鉴》序 三纲二纪，是人的大伦，也是五常的道理。君是臣的纲，君臣之间有等级分际，体现的是义；父是子的纲，父子之间有亲爱关系，体现的是仁；夫是妻的纲，夫妻之间有内外区别，体现的是智。长幼之间的纲纪，其秩序体现为礼；朋友之间的纲纪，其责任体现为信。这两种纲纪也不超出三纲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有父子，才有兄弟，进而有宗族；按年龄排列先后，这是一个家庭中的长幼。因为有君臣，才有上下，进而有同伴；按等级排列尊卑，这是一个国家中的长幼。因为有兄弟，从同胞直到宗族，彼此互相帮助补益，这就是同姓之间的朋友。因为有上下，从同僚直到同伴，彼此互相规劝匡正，这就是异姓之间的朋友。概括三纲，二纪也包括在其中，所以总称为纲常。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万物，是因为具有这种纲常之道。旴江吴琢辑录经史传记所载的嘉言善行，凡是与五伦有关的，都汇集成一部书，名为《纲常明鉴》。人如果能把它作为镜鉴，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我喜爱这部书对世道人教有所帮助，于是为它题写卷首。

译《曾子音训》序 孔子去世以后，传承他的道统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汉书·艺文志》记有《曾子》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孟子》一书，就是今天的《孟子》七篇以及赵岐删去的外书四篇。子思子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中庸》果真在二十三篇之内吗？《曾子》现存的只有十篇。汉代戴德把它们收入《大戴礼记》，戴圣又从十篇中采录一篇，收入《小戴礼记》的《祭义》篇。宋代清江刘清之认为曾子的精纯言论不是十篇所能包括，于是另行辑录新《曾子》七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朱子在书卷首作了说明，我私下反复玩味，觉得它的分割编排仍不够精当。本想把《论语》《大学》《孟子》中所有涉及曾子的内容作为内篇，《小戴礼记》所采录的《大孝》一篇附在内篇之后；把《小戴礼记》中《曾子问》和《内则》等篇所载内容作为外篇，把《大戴礼记》所保存的《立事》等九篇附在外篇之后；其中再选择言语较为粗浅的，连同各家群书中的说法，合为杂篇。但又想到，《论语》《大学》《孟子》《小戴礼记》都是人们经常阅读的书，曾子的遗言未尝不时时进入人们的耳目；这部书即使不另行辑录，又有什么妨害呢？只是古代《曾子》十篇的文字多有缺漏和错误，不可不加以考订。豫章周逖参照合并各种版本，订正它们的异同，阐明字音和训释，用心记录而不苟且，可以说是笃爱曾氏之书的人了。逖字立中，性情淳厚诚实，年轻时有余力，擅长诗歌；如今又收敛作诗的华美，把功夫用在勤勉读书的实学上，他的进益哪里能有边际呢？《吴文正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一 元代吴澄撰 序 《存古正字》序 正体字的变化有三次，俗体字的变化有两次。什么是正体字？就是黄帝时代仓颉创造的文字。后世称它为古文，另有分化出来的称为古文奇字。经过几千年，到周宣王时变为大篆；又过了几百年，到秦始皇时变为小篆。古文、大篆、小篆三种字体虽然略有改变，实际上相距不远，所以对于六书的意义并没有差别。什么是俗体字？就是秦代制作的隶书。当时只是为了使官府文书书写便利而已。人的性情喜欢简便而厌恶繁难，从此以后，公私通行的文字全都使用隶书，于是上古最初造字的意义渐渐消失。东汉许氏叔重为此发出慨叹。距离现在又有一千年了吧？隶书变为楷书后，只以姿态妩媚、悦目为崇尚，哪里还知道六书的意义呢？六书的意义不明白，五经的文字也就晦暗不明。为什么呢？五经的文字，是古人的语言；古人的语言却用后世的字来书写，字既然不是古字，那么其中的训诂和名义从哪里能够通晓？如果想让天下人一概废除俗体字，恢复古篆的形势，本来有不可行之处。只有对于世俗通行的字，订正它笔画的错误和偏旁的混乱，那么即使使用今字，也不会失去古义。从前临邛魏公华父大概曾经有意做这件事，但没有能够把文字全部订正。至元末年，我在金陵认识前辈李君仲和父，他精心研究文字学，所辑《稽古韵》深合我的心意。过了三十年，他的孙子李桓把一部《存古正字》给我看，这也是根据《稽古韵》加以简约编定的。凡是华父未能订正的地方，仲和父全都订正了。他对文字学的功劳很大。我尊重他的书，并不只是因为它和我有共同的爱好。仲和父名旬，金宋淳祐庚戊年进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节制司属官。《篆书》序 秦代隶书兴起，篆书便废弃了。汉代四百年没有擅长篆书的人，从汉代碑刻中就可以看出来。三国、六朝之间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人。唐代三百年，只有李当涂一人。自秦代丞相李斯直到宋初，大约一千年，只有徐骑省自许能够继承李当涂的篆书。为什么这种学问如此寥落呢？宋代能写篆书的人比唐代多了不少。蜀地魏文靖公直到今天仍受到人们称颂。陈伯英是魏文靖公的同乡，在游艺之余涉猎篆书。他所写的千字文，字体整齐严谨，可以向魏文靖公看齐。陈氏的先世中，少师公在苏文忠公那里如同祖父一辈；参政公在朱子南渡之际以诗歌名闻当世；咸淳末年，别院省试《春秋》第一名，是伯英的叔父。一家的文学传统没有断绝。伯英名瑛，接受朝廷任命为郡教授。《隶书存古辨误韵谱》题辞 自从《三仓》之类的篇章失传以后，只有许氏《说文解字》成为文字学一家的宗主，但其中的意义并没有全部得到阐明；夹漈郑氏略微订正了一两处，也没有完全订正。近来永嘉戴氏的著作出现，六书之学才大体完备。然而俗体字流行于世，即使是读书人，也很少探究文字的本源，何况不是读书人呢？古代圣人创制书契来代替结绳记事，其中的关系难道小吗？秦人的苟简政策，只取官府书写方便，于是有了隶书；所谓隶书，就是隶役之辈所写的字，从来没有拿它来约束士人。士人甘愿降低身份成为隶书的使用者，正是没有崇高志向。自汉代直到今天，沿袭已久，隶书不能废除，但偏旁的讹误应当订正；在隶书范围内略加改革，使它不至于完全失去仓颉、史籀、李斯的本意，这样是可以的。番阳吴正道，是儒官名家，立志订正俗体字的错误，曾经辑录偏旁的讹误，子固很赞许他；如今又增广此书，名为《辨误韵谱》。这部书如果流行，大概就没有不识字的读书人了。我从年轻时便有志于此，但所学不是专门研究文字，心力又没有余暇；看到有人能做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因此极其欣喜，便为它题写题辞。

译《经传考异》序 金溪余国辅编辑《经传考异》，因为我也曾经在这方面用过功，所以请我为它作序。我年轻时读经书，怀疑其中有错字、错简的地方，就一定广泛考查、详细订正，以求改正。有一天，一位先生长者看到其中一两处，斥责我说：“圣人的经典就像天空中的日月，千古不变，怎么可以改动呢？你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子，竟敢这样僭越妄为！”我鞠躬谢罪说：“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哪里敢不接受？只是古书经过秦代焚书之后，到汉初大多靠口头传授；五代以前，大多靠手笔抄录。口头传授的，难道不会有语音讹误？手笔抄录的，难道不会有字形错乱？语音讹误和字形错乱，对经书的危害很大。如果不加订正而沿袭这些错误，强行作牵强解释，难道不近于亵渎圣人言论吗？我之所以订正，难道是不得已还要故意妄改吗？况且每一处都有依据：有的说某个版本作某字，或者先儒曾有议论，说某字应当作某字；我从来不敢擅自凭自己的意思妄加窜改。”先生长者不接受我的说法，我也没有听从他的话而就此停止。然而从此以后，我每每更加戒惧谨慎、仔细审察，不敢苟且。余国辅是老成的儒者，不过也有和我年轻时相同的癖好，只是他取舍的地方并不全与我相同。什么时候能够相聚交谈，仔细商量研究，最终归于最为恰当的一致意见呢？《陶诗注》序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竭尽忠心和志向，想要使国家强盛；怀王听信谗言，疏远了他，国事日益败坏，屈原最终客死于秦。襄王又听信谗言，把他放逐到江南；屈原不忍心看见祖国渐渐走向灭亡，于是投江而死。韩国被秦国灭亡后，韩国臣子张良，因为自己家族五代都担任韩国宰相，便散尽家财、结交宾客，为韩国报仇；博浪沙的铁椎没有击中秦始皇，便藏身下邳等待时机。山东起兵后，他跟随沛公进入关中，拥立韩公子成，延续韩国后裔。秦朝灭亡后，楚霸王项羽和沛公刘邦都在汉中，又杀死韩成，张良于是辅佐汉王灭楚，之后便隐退。诸葛孔明初次见昭烈帝时，已经知道贼臣必将使汉朝灭亡，于是劝昭烈帝跨有荆州、益州，谋求霸业，恢复汉室，后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预言。晋代陶渊明，自从他的高祖长沙桓公成为晋朝忠臣，到了桓玄篡逆、刘裕从平民起兵诛灭桓玄，又灭秦、灭燕，挟持镇主的威势，晋朝国运将要改易时，既没有可以辅佐来兴复晋室的昭烈帝，也没有可以依凭来报仇复国的高皇帝，志愿无法伸展，他的愤懑郁结之情，往往在诗中显露出来。大概这四位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为人的方式不同，但君臣大义看得最重，因此内心是一致的。张良、诸葛亮得以伸展志愿，屈原、陶渊明则郁郁不得志，只好因自己的情感把心事寄托在空言诗文中。然而《楚辞》中的二十五篇，解释它的人没有谁能够说清屈原的心意；自从朱子作《楚辞集注》后，屈原的心才在千年之后得到昭白。陶渊明的诗，人们也没有谁能说清他的心意，只有近代东涧汤氏略略阐明一二，仍不能全部解释。我的同乡詹天麟遍历庐山东西南北，亲自到柴桑故居，访求陶渊明的遗迹，考察年代，以他的事迹为依据，给他的诗作注释，使陶公的心意也能在千年之后灿然明白。这项功劳大概可以和朱子注《楚辞》相等。我既悲悯陶公的志向，又赞赏天麟能够揭发其中隐秘，所以为它作序。唉，后世如果有重视君臣大义的人，一定会在偶然读到这些诗时流下眼泪。《陶渊明集补注》序 我曾经说，楚国的屈大夫、韩国的张司徒、汉代的诸葛丞相、晋代的陶征士，是四位君子。他们立身行事的方式不同，遭遇时代的情形不同，但内心是一致的。一致在哪里？只在于明白君臣大义罢了。想要替韩国做事、杀死吕氏而灭亡秦国的，是张子房；想要替汉室做事、诛杀曹氏而灭亡魏国的，是诸葛孔明。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心愿，但也大致伸展了自己的志向。屈灵均预先看见谗臣将使国家灭亡，陶渊明眼看强臣篡夺国政，而两人都无可奈何。能够略微伸展志愿的人，事业显现在世间；无可奈何的人，将终身而无人知晓，只得把心事寄托在空言中，发泄忠心和愤懑。这就是我每次读屈辞、陶诗时为之流泪叹息的原因。屈子的辞章，如果不是借助朱子的注释，人们也不能彻底了解他的内心；陶子的诗，能够领悟的人尤其少。他那种淡泊冲和、甘于无为的情怀，是安于自己的命分；他那种感慨激发、希望有所作为的情怀，是在表明自己的志愿。近代只有东涧汤氏稍稍窥见其中一二，我的同乡詹麟若麒依据汤氏的注释加以扩充，考察时代，考察地点，推究诗文次序来推求他的心意，于是屈原、陶渊明二人的内心，在千年之后灿然显明。若麒的功劳，大概不亚于朱子。唉，陶子没有昭烈帝可以辅佐来谋求保存晋室，没有高皇帝可以依靠来复仇，也没有机会伸展自己的志愿，只能寄托在诗中。假使后世读这些诗的人又昏昧不明，难道不是更加可悲吗？屈子不忍看见楚国灭亡而先死，陶子却不幸亲眼看见晋朝灭亡而后死，只是死亡的先后不同罢了；如果处境互换，他们都会这样做，这也实在令人更加悲哀。晋兴宁乙丑年，陶渊明出生；过了六十三年去世。从昔日丁卯到如今丙寅，已经九百年。《古学权舆》序 《曲礼》三千条，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了。《小戴礼记》开篇的开头所引用的四言句，先儒认为是古经的遗文。句子只到三个字，是想让儿童便于口头诵读吗？然而《礼记》各篇中也还有以三字为句的。庐陵士人刘我把它辑录起来，增补在《戴记》篇首的四言句之后；与陈淳安卿所作五言句的《礼诗》相比，更加驯雅；又取朱子所解释的《弟子职》和一两篇训释，合编成一部书。它的文字容易诵读，其中的事情容易实行，真是古学的起点啊！《毁曹操庙诗》序 篡位叛逆的贼人，即使死去千年，看到他的姓名，仍然会激起人的憎恶愤怒；给他建庙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山南江北道宪司巡历到夷陵，毁掉并铲除了冀牧曹操庙，实在大快人心。当涂之人转而凶暴悖逆，汉室的光辉于是失去了光彩。朱子曾经写诗对此愤慨叹息。这项主张是掌书申屠駉首先提出的。申屠駉的父亲御史君，打击奸邪、憎恶恶行，很有声望。駉又喜爱读书，讲习、听闻义理，所以能够启发他的长处，做成这件事。各位君子喜欢谈论并乐于传播它，是应当的。

译《苍山曾氏诗评》序 宋末江右地区擅长诗歌的人，如章贡、庐陵、临川、盱江、清江等地，都各有人才。他们的涉猎范围和造诣虽各不相同，但各有可取之处。若论学问见识，则章贡曾子实是所有诗人的冠首。《诗评》一篇，是他的同乡黎希贤辑录的，可以和朱子答复巩仲至的一封书相提并论，而且还阐发了朱子没有阐发的地方。评论各家诗作，还没有像这篇这样准确、切实、周详、完备的。得到这部书，不仅可以看见前辈读书的眼光和方法，也确实可以作为后进学习的阶梯。子实名原一，居住在宁都苍山之下，三次在乡试中贡士，又因平定寇乱的功劳免除文解。四次参加礼部试都没有考中，朝臣交相推荐，授予官职，官至承奉郎、知南昌县。他有诗文集，去世已有六十八年。希贤名文明，是宁都东韶人。他天性敦厚，从小攻习诗歌，难道他的志向不在于辅翼诗道吗？《学则》序 《周官》所说的三德之教：第一是至德，第二是敏德，第三是孝德。什么是至德？能够认识并实行，使明与诚两方面都达到完备，是德行达到极致。什么是敏德？所知还有未能遍及之处，但实行没有不笃实的，是德行敦厚而敏达。什么是孝德？各种德行之中没有比孝更优先的，这是实行平常德行而专心致力于根本。大概知与行兼备的是上等；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实行笃实而知识还未达到的，也可以算接近它。实行而不知道的情况是有的，知道而不实行的情况却没有。知道却不实行，不是真正的知道；果真知道，哪里会有不实行的呢？所以实行而知识尚未完全具备，虽然还不是至德，也可以算敏德。若只是知道而不实行，虽然有知识仍等于无知，因此不能列入三德的名目。不过实行并不只有一种，如果不能样样纯粹完备，就应先致力于大事；其中具有孝这一德的，是再次一等的。朱子把至德归于河南程伯子，把敏德归于司马文正公，把孝德归于节孝徐先生善夫和莘野王德新君。实事奉双亲以孝闻名，父母在世时奉养使他们快乐，去世时送葬尽哀，州里都称赞他。他出仕为官时如此，居家乡里时也如此，其他行为没有一点污点。这是由孝德通达于敏德的人。有一天我看见他所撰述的《学则》二篇，不禁惊异。为什么呢？惊异于他读书审慎，分析道理精密。过去所听闻的他努力实行的实际情况已经如此，如今所看到的他致力于认识道理的实际情况又是这样，他难道不能达到至德的盛境吗？不过，孔子是圣人，孜孜不倦地好学，功夫没有终点。君实所得已经不同寻常，却不以已有所得为满足，不断进取而不停步，那么他的所得岂能轻易估量呢？《吴文正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二 元代吴澄撰 序 《徐中丞文集》序 御史中丞徐公伯弘父的文章，就像谷物可以食用、桑麻可以制衣；那些灿烂的红花、茂盛苍翠的草木，只不过可以供人玩赏罢了。徐公的儿子守义，过去曾跟随我在国子监学习，因此我认识他。徐公去世后，被追赠资政大夫、中书右丞，追封平阳郡公，谥号文靖。《吴间间宗师诗》序 万物有声音并形成文理，叫作音乐；人有声音并形成文辞，叫作诗。诗和音乐都是声音，而根本在于气。天地之气极其和谐，声音寄托在乐器中，这就是最盛大的音乐；人的气极其和谐，声音从情感中发出，这就是最盛大的诗。自古以来，只有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才有《二南》《雅》《颂》那样的声调。汉魏以后，诗人多了，但成周时代的太和之气再也没有出现。其间即使偶有小康，诗人大多也不得志。自身困顿穷愁，文辞凄凉哀怨，是理所当然的；又怎么能听到太平时代的声音呢？玄教大宗师吴特进，正逢四海统一之时，处于重熙累洽的治世，出入宫禁，早晚沐浴清明的恩光。他历仕六朝，受到的恩宠始终如一。一生享有盛美福运，已经如此；一身所遇到的稀有机缘，又是如此。他沉醉于唐尧、虞舜、三代的春风之中，充满蓬莱、瀛洲三座仙岛的浓郁芬芳。太和之气贯通全身，表里冲和融洽，处在天上人间第一等的福德之中。他发之于声音而成为诗，韵律格调会是怎样呢？旧有诗稿，不止千篇。泰定二年，奉诏代行祭祀江南三神山；四年返回京城，天机天籁触景即吟，所得诗作共有二百多首，名为《代祠稿》。他的门徒李盘中准备把书刊刻出来，他的侄子吴养浩待制请我在卷首作序。他的诗有如风雷震荡，有如云霞绚烂，有如精金美玉，有如长江大河。大概他年轻时曾跟从博学的老师，广泛通晓群书，早已窥见唐宋几位大诗人的门径。何况又生逢圣明之时，泛游变化，气势更加昌盛。太平和气浩大充沛，可以使畏垒之民大为丰足，可以使藐姑射山的仙人也不再有所瑕疵。吟诗作赋不过是余事罢了，只是偶然游戏，却字字都歌颂国家的盛盛，达到英茎、咸韶那样的音乐境界；这本来不是寒微困顿、忧愤郁闷之人所能相比的。能生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幸运；这样的时代拥有这样的诗，真是盛美。李盘中的名是某某，宣授体文翊教渊素真人。《周栖筠诗集》序 世上有些人学术贯通千年，文章冠绝一代，但诗句却未必相称。唐宋六七百年间，有学问、有文章而又能作诗的，不过四五人罢了。这件事哪里容易说呢！善于作诗的人，好比酿花的蜜蜂，必定把渣滓全都化尽，使芳香滋润融为一体，然后储藏在蜂脾里的全都成为蜜；又好比吃叶的蚕，必定内在滋养成熟，全身明亮莹洁，然后从口中吐出的全都成为丝。这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模仿袭取能够得到的。栖筠从少年壮年起游学在外，以诗著名，每写出一句，怎么会如此相似呢？端正却不陈腐，奇特却不生硬，清淡却不枯槁，精工却不艳丽。看他的作品，推想他将来的成就，几乎要登上黄庭坚、杜甫的高处，窥见陶渊明、曹植的境界，却仍然不满足于自己。大概是他的才华高，思想清澈，不必苦心劳力，自然而然便能写成。虽然他得到它很容易，却能知道它的艰难；若不是内心真正有所领悟，就不会这样。晚年学问造诣达到义理之境，文章日益接近古人，那么他的诗更加超拔，本来就是应该的。

译《李侍读诗序》韩子评论文章，说气势充盛，那么语言的长短、声调的高低，都自然合宜。诗和文章依靠气势，由来已久。翰林侍读学士李仲渊，心性平易正直而气势刚劲强健。他所具有的气势，正像他本人。他的古体五言诗，仿佛生在魏晋时代，几乎没有涉及齐梁以下的风气。他的七言、杂言诗，轻快地游走在钟山丞相、雪堂学士之间，没有一点滞碍。把它们约束成近体诗，也是如此。大概他平日深通古今各位名家的诗，芳香滋润浸染于肝脾，精英华采含咀于口颊。积蓄既然丰富，而气势又足以驱使周围的一切，使它们效力供给，各自尽到职责，不像软弱无能的将帅，拥兵百万却不善于调遣。因此从喉咙吐出、从笔端流出的诗句，与名家诗人的情态声韵，没有一样不像。那些任意放纵嘴笔，随意写成音韵便称作诗的人，哪里能够窥见它的丝毫呢？所谓语言和声韵都合宜，是由于气势充盛，难道还不值得相信吗？这就是我对仲渊的诗反复吟诵而不敢轻视的原因。写在卷册左边，以归入他的诗集。《刘尚友文集》序 西汉的文章，几乎可以和三代相比；品评其高下，贾太傅、司马太史居于第一。汉文经历八代渐渐衰敝，唐代韩愈、柳宗元二人兴起。唐文经历五代又衰敝，宋代五位作家出现。文人称说欧阳修、苏轼，大概只是举出前后两人来说罢了。欧阳修以下、苏轼以上，老苏、曾巩、王安石也很难偏取其中一人。正如道统的传承，称说孔子、孟子，而颜回、曾参、子思本来就在其中。难道这三人不足以继承孔子而又比孟子低劣吗？叙述古文的传统，一定要说唐代韩愈、柳宗元二人，宋代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五人。宋朝迁都江南以来一百五十年，诸位儒者谁不想以文章自成名声？能够追踪并配得上这五人的，有谁呢？本朝初年，庐陵刘会孟突然而起，一时声势震动远近，同乡人尊崇他，把他比作欧阳修。他的儿子尚友能够承继父亲的声誉。一个家族中有两位文章家，从汉代直到今天，只见过眉山的二苏；而尚友承继会孟而不辱没他，正如苏轼承继苏洵。唉，真是盛大啊！然而欧阳修实际上以韩愈为宗，苏洵却认为那不是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修的文章。刘氏与欧阳修同乡，却不专门以欧阳修为宗；我也认为这不是欧阳修的文章，而是刘氏自己的文章。苏洵的文章雄浑奇峭，欧阳修把他比作荀卿，直接将他提升到周秦之间。苏轼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评论者说：“苏轼的文章不是苏洵的文章。”如果说会孟的文章诙诡变化，而尚友的文章浩瀚流转，评论者也说：“尚友的文章不是会孟的文章”，那就是懂得评论文章了。唉！百世之后，如果有比我更深通文章的人，他也会同意我的这番议论吗？尚友的门人曾闻礼，编集他的文章，题名仿照《附于韩门李汉》。我与尚友友善，平素喜爱他的文辞，又赞美刘氏门中有南纪这样的传人，因此在卷首作序。《孙履常文集》序 我家住在崇仁最偏远的地方，距离郡城二百多里，所以郡中的名流聚会我很少参加。孙君履常有学问、有品行，是抚州士人中的巨擘，也是我心中敬畏的人，却往往十年才能见一次。平日听人传诵他的诗，喜爱它就像听到韶乐一样，却仍以很少能看到他的文章为缺憾。至顺壬申年，我到了郡城，旧日同学王远抄录了履常的文章两编，约一百五十篇。我取来阅读，只见文章明洁、整严，委曲周折，根源深厚而日益丰富，议论滚滚而不枯竭。大概根基茂盛，果实自然丰美；膏脂肥沃，光彩自然灿烂，正是韩子所谓“仁义之人的言语和煦可亲”。文章本来是儒者的末技，然而它的高下兴衰关系到天下的气运，难道可以轻易看待吗？我虽然不能做到，却从小喜欢读先汉、盛唐、盛宋各位文人的文章；从履常的作品看来，韩愈、欧阳修的文脉幸而没有断绝，所以写在他的文集上。《遗安集》序 唐宋两代的文章，能够与六经一同流传的，韩文公从小专心研习古学，长大后有人劝他参加进士科考试，才开始以策论、诗赋接受有司考试。欧阳文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苏学士，也都是从时文转而写古文的。柳刺史早年没有脱离时文体制，贬官以后，文章才大有进步。苏洵也在中年抛弃年轻时的作品，转而趋向古文。前进士宜黄邹次、陈悦道，精通时文，少年时在乡贡中名列前茅，取得科举功名；功名成就却没有及时做官，于是隐居讲学，每天从事文章写作。古诗、近体诗、长短句、骈俪文辞，本来都是时文的支流，写得精工是应该的。他们又利用余力间或写古文，渐渐逼近古人。大概他们才气优裕，义理明熟，所以文章有根柢，并不只是长于辞藻而已。子成将他的稿本编成一集，共十八卷，各种体裁都具备，森然如同武库中的兵器。我为它在卷首作序，让有志于文章的人阅读。《盛子渊撷藁》序 我每次经过扬州，谈论文章一定到盛氏那里拜访教授先生。盛教授凭借年高而有声望，在家中养老；他的儿子子渊继承家学，在东淮一带享有声名。除此之外，大概没有可以和我谈论这件事的人了。文章是小技。我小时候也喜欢它，喜欢诵读，喜欢评论，用力很多而成效很少。有时发之于声，不过能写成今人的语言来表达意思罢了。想求得一句接近古人的话，却办不到。近来涿郡卢学士处道所作的古诗，大多是魏晋人的清言；古文出入于《盘庚》《诰命》之间，字字像土盆瓦釜，却忽然出现三代的虎彝、瑚琏之器，看到的人怎能不因此改变看法呢？如今读到子渊《撷藁》中的一两篇，形制多么相像啊！大概是因为他与卢学士交游往来，又受到数家学问的熏陶渐染，本来就有自己的根基。听说子渊不以自己为是，而来向我请正。只是我吃粗茶淡饭，是乡野人共同讥笑的样子，哪里有什么超凡奇异、如金膏水碧般的珍玩呢？估量自己不足以满足他的期望，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日后详细讨论的开端。《金谿刘大博文集》序 宋代太学博士刘君的诗文只保存了若干篇，但都典雅温润，明白通畅，读它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胸怀光明坦荡，几乎没有一点尘垢和崎岖。大概他的天资超凡卓异，品格器宇伟岸，本来就应当处在当世第一流。十七岁时登上吕祖谦的门下，二十四岁入学，二十九岁脱去布衣取得出身，四十四岁便突然去世。我深深惋惜他成就得太早，不能长久亲近老师；又惋惜他去世得太快，不能完成求学的事业。所以他的成就只有这样罢了。他的族曾孙立大，收集遗文、年谱、行状等，刊刻在木板上。因此替他写下题辞，表明我的敬仰爱慕，也寄托我的惋惜罢了。

译《诗珠照乘》序 古代的诗，有的出自深闺妇女、山野小民之手，一经采诗官采集，便把它陈列给天子，交给乐官演习，直到今天还和《雅》《颂》合编在一起，人们尊奉它们为经典。采诗的人难道不是对诗歌有功吗？后世不再设置这样的官职，民间有了诗，谁来采集呢？庐陵郭友仁，是穷困里巷中的士人，却以采诗自称，行走四方；诗中有可取之处，必定采集带走，刊刻在木板上传播，使作诗者的姓名也显赫光耀，照耀一时。譬如珍珠，产出的地方水泽润美而山崖不枯，本来就不同于凡物；但若没有人采来献上，它就会沉潜深渊，世上无人知道，又怎么能看见它照亮车乘的光彩呢？诗歌不能不遇到知音，采诗者大概就是这样。即便如此，唐代翰林李白、工部杜甫，当时有没有人采集他们的诗呢？如今过了五百多年，光焰万丈，越久越明，又不只是如珍珠照亮车乘而已。像这两位的诗，即使没有人采集，又有什么妨害呢？《吏事初基诗注》序 《吏事初基诗注》一部，是四表横浦何君所撰述的。他把五言编成诗，用来提举纲要；辑录各种说法作注，用来备载各方面内容。凡是圣贤的训诫，古今的礼法，公私之间的应酬往来，大事小事，没有不包括的。经史子集、律令条例、旧闻新见、嘉言善行，也没有不引用的。上自帝王，其次公卿，再次府史，下至普通士人，都能从中得到补益，都可以遵照实行。他作诗时，在上面标出一句五字的话，如同书篇有篇名、诗章有题目一样，浅近明白，虽然似乎质朴俚俗却不可忽视，而且容易理解。他作注时，在下面累积数十至数百字，如同经书有解说、史书有志书一样，反复详尽，虽然似乎繁杂却不可厌烦，而且难以通晓。然而，不只是撰述的人困难，阅读的人也困难。所以我读了几天以后才读完，于是感叹他的学问博大丰厚、见识周遍。他所引用、所包括的内容，即使儒者中也有人没有深入穷究，难道仅仅可以作为吏员的老师而已吗？何君幼年学习儒学，壮年参加吏职考试。我在豫章入仕时初次遇见他，已经听说他辅佐风纪法度的美名；后来在京师再见到他，又看见他勤勉地研玩经史。考察他的撰述，过去我所见所闻的情况，仍然可以得到验证。我曾经说过，周兴嗣把王羲之所书的一千个字编排成韵，并不是有意著书来教导世人。其中“知道过错一定改正”“不要依仗自己的长处”“心神因劳累而疲惫”“追逐外物而心意改变”等话，虽然是圣贤留下的议论，哪里比得上这些话呢？何君的这部编著本来只是为吏事设置的，却有这样的话：“道与心相合，便产生各种妙理；精神凝聚，清湛如一泓水。”这就渐渐窥见圣贤、仙佛的境域了，哪里还只是吏事呢？我已经为它作序，又摘出这句话来表彰何君的学问和见识。《周天与诗》序 梅南周天与的诗二十篇，青山赵仪可选得已经很精当了，但他还说等待删定，拿来请我。我说，诗可以选，却不能删，为什么呢？从《商颂》到周文王、周武王的诗，直到陈灵公时代，都是孔子删定的；从《楚辞》到汉魏晋，直到齐梁，都是萧统选录的。删诗不是圣人不能做，选诗则才士可以做。韩子说：“曾经经过圣人的手，哪里敢加以议论？”邵子也说：“删定之后便再没有诗了，删诗哪里容易说呢？”选诗固然可以，然而屈原《九章》选本只存一篇，陶渊明的诗选本只留下四首，难道可以拿这个作为固定标准吗？既然如此，删诗固然不可能，选诗也不容易做到。周君的才气和情思，如雷雨交作，如红花紫花争相盛放，茂盛得不可遏止；这二十篇，不过如泰山上的一根毫毛。他的诗思如云兴起、泉水涌流，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一天新颖。我虽然年老笨拙，仍应当继赵仪可之后为他选诗。《胡印之诗》序 近年以来，学习作诗的人渐渐增多，往往也有清新奇丽的作品；然而细细品味、深入玩赏，不过是模仿别人的形貌声响来彼此夸耀。虽然不能因为作诗者的为人而废弃他的言论，也不能因为他的言论而取用这个人。若胡氏弘印的作品则不是这样：表达意思而不在言辞上巧饰，取法古人而不刻意迎合今人。他在卷首自序自己的志向，希望向道前进，这样大概就可以和他谈论诗了。所谓道，是上天赋予我的，也是自己本来具有的；不必到外界去寻求，只要有志向而不断前进，前进中自然会有所见、有所得，能够站在那里等待它实现，并不只是会说而已。这个志向，我很赞赏，所以希望他追求长远而宏大的境界；现在把他的稿本退还，请暂且搁置这些作品，去寻求他所谓的道。《何敏则诗》序 天时、物态、世事、人情千变万化，没有一样完全相同；有所感触而成为诗，这就是所谓自然的声籁。没有这样的时令、物态、事情和情感，却只凭想象摹拟，安排造作，即使相似也终究不是真实，何况未必相似呢？近代参政简斋陈公的诗，比陶渊明、韦应物更加巧妙新颖。如今看临江何敏则的诗，句意所到之处，清俊无比，大概也参透了这个道理。那些根性迟钝、品格低下的人，谁敢抬头仰望呢？编纂者和评论者已经一一摘取出来给人看了。将来如果能达到不新而新、不巧而巧的境界，那么编诗的人无法再添一笔，评论的人无法再加一句，这又是诗的最高境界。《董云龙诗集》幼深弟拿出《骊海独吟》一篇给我看。我读后高兴地说：“这是什么人？他的诗怎么这样像简斋呢！”读完后发现，他有些地方不像简斋，有些地方接近简斋，有些地方则极其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他还在不断进步。那篇诔文是替他的老师写的，大概和后山《妾薄命》一诗具有同样的悲哀吧。温柔敦厚，说明他从诗教中有所获得；他从老师那里受学，老师生前尊敬爱慕他，死后又哀痛思慕他，可以说没有忘本了。他是敦厚的人，他的诗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也是应该的啊！吟诗的人是谁？姓董，名云龙。

译《空山漫藁》序 我壮年时隐居在巴山北面，谢绝人事读书。一天，空山雷讲师从郡城来，求取大木材营建聚会的场所，谈到老子时与我非常投合。后来多次相会，每次看见老师与人谈论诗歌，群雄之中独占鳌头，听者纷纷折服。大概他才华高、学问广，气势盛、辞藻丰富，横说竖说，无处施展不行，谁敢迎接他的锋芒？这就是所谓衣袖长便于起舞的人吧！老师去世将近三十年后，他的徒孙周惟和带着刊刻的诗集来见我。我读后觉得精深工致、豪健奇杰，大体出自杜甫、韩愈。早年师从赵氏却与赵氏不同，晚年结交曾氏却也与曾氏不同；他和甘氏都出自赵氏门下，却各自擅长一体。老师曾注释《道德经》和《南华经》内篇，三种著作中，诗歌只是其中一项技艺罢了。他年轻时学习进士业，应试不顺，于是寄身于老氏；他是儒家中的巨擘，并不是道家人物。老师名思齐，字齐贤甫，号空山。《管季璋诗》序 赣州宁都在宋末有许多以诗著名的人。苍山曾先生，是其中的巨擘。萧、管两姓作诗的人，都以他为宗师。我已经八十四岁了，才见到管如圭季璋的诗。读后惊异地说：“这个地方竟然有这样的诗人吗？”他不崇尚辞藻的精工，也不追求辞句的奇异，但篇篇都有感受和寄托；如今感怀古人，对今人兴叹、悲伤，感情常常不能自已。由于他读书有眼光，所以表现在语言中，发之于声音，落实到世事变化，最终止于礼义，不是无源的积水沟渠所能相比的。我担心世俗的看法只在他的辞藻上求全，却不知道他的作品是至宝。因此替他题写在卷首。《李元吉诗序》庐陵郭以是博闻强记，擅长诗文。我曾经称许他可以和人讨论杜甫、韩愈。他写信托同乡士人李业来拜见我，带来一卷诗，郭以是为它作了序。从前昌黎韩子勉励李翊说：“培养根本来等待果实，增加膏油来希望它发光。仁义之人的言语，自然和蔼可亲。”如今郭以是勉励李业的话，与韩愈勉励李翊的话，正如符契相合。李业字元吉，诗风淡雅婉转而可爱。他与郭以是居住相近，志趣相投，交游亲密，受到熏陶而不断增长进步，月月不同，年年变化。将来再过些时候，他的诗和学问都会一同进步。我将赞叹说：“鲁国若没有君子，孔子从哪里取得这些呢？” 《孙静可诗》序 孙静可的诗很像唐人，有人却还希望它像汉魏诗。近体诗从唐代开始，学习它而像唐诗，就已经达到极致了。至于古体诗，建安、黄初时期的五言诗，以及《四愁》《燕歌》那样的七言诗，确实是高品。然而制定礼乐，要根据时代选择适宜的形式，文章也是这样。品格高下的关键在于自己，不在于像不像古人。杜子美是唐人，并不是不知道汉魏诗古雅；他改变诗体，自成一家，直到今天仍是诗人的宗师，难道一定要像汉人、魏人吗？所以古诗像汉魏固然可以，但如果一定要求像汉魏，就是拘泥于此；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只知变通的一端、执守一理而废弃百事，还不值得与他讨论。我正为静可诗歌像唐人而高兴，哪里能劝他放弃原来的道路而学习新的步伐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胡助诗》序 金华胡助的诗如同春兰抽芽、夏竹含箨，经露水滋润、雨水洗涤之后，芳香幽美，秀丽洁净。五言、七言的古体和近体诗都是如此，使人喜爱玩味而不厌。自《颂》《雅》《风》《骚》以后，古体以汉人为祖，近体以唐人为宗。长篇像李白、杜甫，绝句像刘禹锡、杜牧，这就是诗的上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大概就是他吧？大概就是他吧？《金陵集》序 乡里的宰相王文公辞去职位退居金陵。他的诗流传到今天，与大江、秦淮、钟阜、石城一同流传、一同矗立。吴梓南杰从我的家乡来这里游历，写有一编诗，题作《金陵集》。他追踪前人的遗迹，并不是随便写作，想使临川诗人的风采声响再次显耀铿锵，往往为这片佳丽之地留下佳作。若与王安石相比，他可以充之，充之又是一位王安石，做到半山那样也可以了。宗人澄书。《谷口樵歌》序 唐初创制近体诗，字句一定讲求对偶，声调一定协调平仄。因此诗分为两体，把萧统选录的汉魏以来的诗称为古体，把近体诗另称为律诗。擅长古体诗的人诋毁说：“古体诗的格律尤其精严，近体诗哪里能专用‘律’这个名称呢？”我解释说：“他们所谓的‘律’，不是说诗法，只是因为它受到对偶、平仄的约束，所以称为‘律’罢了。如果以诗法为律，那么两种诗体各自都有格律，近体诗确实不能独占这个名称。”我正和客人谈论此事，还没有结束，恰好旴江士人吴君定带着他的《谷口樵歌》来到。我读后惊喜不已。大概他尤其擅长近体诗，把它混在李唐诸家的杰作中，几乎无法辨别；我私下把他比作许郢州，而他的浓丽精工甚至还超过许郢州。不过他住处偏僻，出游稀少，了解他的人还不多；只有玄教大宗师吴成季一见便认为奇异，替他刊刻流传，共有一百多篇，可以说是有眼光、能识别珍宝的人了。我也有所取法。我们二人并不是因为同党同姓，才偏偏称赞他；那些崇尚潇洒疏散、看重豪迈刚健的人与他不合调，只是由于各自所学习的风格不同。世间的至宝，人人都共同珍爱；我所取法的，是公允地看待一世；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偏私于自己一人的喜好罢了。珍宝在这里，深藏在匣中等待发现，四海之内，难道不会再有像吴成季和我这样的人吗？吴君定名叫闰孙，是南城人。《刘复翁诗》序 古代的诗都是有所作为、有所寄托才写的，其中保存着训诫，并不只是修饰辞藻、使声音铿锵罢了，因此能够使人感发、能够使人观览、能够使人合群、能够使人怨刺。汉魏诗还颇为接近古意，齐梁以后便衰靡了。流连光景，摹写物象，耗尽精力，却对情性所发、意义所寄托的东西全不在意。唐宋诗人如山如海，那些追随《风》《骚》的，固然已经卓然成为名家；但有它并没有更多益处，没有它也没有什么损害的诗，仍然到处都是。吉士中有许多俊秀之才，有人把才华表现在诗中，大都能写得奇特精工；像刘君复翁这样的，有一百人中未必有一两个。大概他的每篇诗都寄寓训诫而不苟且，借助声韵辞藻表现出来；如今读到他的诗，只恨自己见到得太晚。复翁身材雄伟，志气豪迈，才华足以为世所用，却年已老迈，像是要终身隐退。由此推想，世上的人才沉埋在下层而不能显达任用的，难道少吗？唉！

译《丰城洪先生文集》序 丰溪洪先生，是前宋乡贡进士。皇元时期因儒学而任教授，退休后领取半俸来供养文士，这种恩典很少有人得到。他自号永斋翁，生于端平甲午年，八十一岁去世。去世十三年后，他的孙子寄给我所刻的《环中集》十卷。洪翁天资敏捷豪迈，年轻时精通进士业，即使时代改变、科举废止，仍然乐于谈论而不厌倦。他待人坦率平易、和厚宽容，温然如暮春。沉迷于邵子的易学，把先天方圆图悬挂在屋壁上，匾额题作“环中”。能够凭借这些洗涤心灵、清除思虑，自然应该远远超出万物之上；与那些终身沉溺在利欲之海中的人相比，何止相差万万呢！文集中关于井田、封国的论述，都是千年来没有弄清的疑问；引用广博，议论充实茂盛，如江汉的波澜滚滚不尽。《民数》《气运》两篇，我反复玩味而不忍释手。从前聚会时，往往仓促匆忙，未曾共同评论这些深奥的义理。如今抚摸书卷长叹，而洪翁已经不能再写作了。士人勤苦求学，常常担心不能传给后人；如果不能与洪翁同时存在而读到他的文章，那么他所学所知，大概也可以由此知道了。《黄养浩诗》序 世上选录各家诗歌的选本，常常使人手里翻阅、口中诵读而不忍放下；等到阅读他们的全集，却又不是这样。即使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是篇篇都合人意，由此可见作诗并不容易。唯独近代简斋陈参政的诗集，没有什么可挑拣的，大概是他自己选过，凡是不好的便不再保存。乐安黄养浩有一卷诗，不满五十题，也一定经过自己选择，不以数量多为贵。意态、声韵和风格，完全仿佛陈参政。作诗能这样，可以说不是草率作者了。我读诵了三四遍，于是在卷首写下这些话，记载我的喜悦，并把诗集归还给他。《秀山小藁》序 宋代从政郎、建宁府节度推官、南丰人邓元实，是咸淳戊辰年进士。元代至元戊寅年秋天去世，做官还不到十年，年仅四十七岁。他一生留下的文章，仅仅保存了这些，都是一时应俗应用的作品，并不是有意要流传后世的。然而文章的华采光彩直到今天仍然耀人眼目，也是因为他的才思超群豪迈。儿子既昭已经把它们刊刻在木板上；孙子允文又把它们交给众人。大概是想让它们长久流传，并且扩大流传范围。这正是孝子慈孙的心意啊！《东湖集藁》序 我在京师时，曾经对东平申屠駉说：豫章老诗人李庭桂最擅长近体诗。后来申屠氏任江西省属官，才和李庭桂相聚。一两年间，他们唱和的诗编成集子，前后相应，大小错落，都是这两人之间奇异绝妙的声音。像孟郊、韩愈联句，苏轼、黄庭坚和韵，直到今天仍使人爱读，如同美味肉食。为什么呢？两位诗人相逢，彼此激发，于是诗也有了神采。世人所谓棋逢敌手，大概就是喜欢观看这种情形。子迪，就是申屠駉的字。庭桂的字，我偶然忘记了。人们称他为栖碧山人。子迪寄给我《东湖集藁》，因此替他题写在卷首。《吴伯恭诗》序 我还来得及见到同乡的甘、许、谢三位长者，他们谈论诗歌；我家周栖筠也以作诗自得。每次听到谢氏、周氏称赞吴肃伯恭的才华，今年春天留在县邑，才得以看到他的诗。大概他气质刚毅，不因贫贱而改变；假如把他放在不同的环境中，他难道会被富贵迷惑、因威武而屈服吗？有这样的品格而作诗，当然不是凡庸之流所能达到的。伯恭正在研究经书、致力求学，以培养自己的根本。将来根本深厚、义理明白，那么他的内心声音发出时，义理就成为主导，气势成为辅助。即使古代的大诗人，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不过，学问可以充实才华，义理可以增长气势，必须继续用功；他将来一定不只是会作诗而已。我难道只以诗人来期待伯恭吗？恐怕他在诗歌之外还有更大的成就。《吴文正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三 元代吴澄撰 序 《丁叔才诗》序 唐宋以来作诗的人，以出入变化为新奇，以雕琢描绘为工巧，以牛鬼蛇神为奇异；可是《周南》《樛木》等篇，有什么新奇、工巧、奇异呢？临川丁叔才教授学生，利用余力作诗，只求章法辞意通达，不崇尚新奇、工巧、奇异。长篇从容宽缓，短章错落有致，像和陶诗那样，都清淡而有悠然的兴味，实在值得赞美。不过，诗是表达志向的，宁可高雅不可卑下，宁可纯正不可驳杂，宁可端正不可邪僻。您的诗正在一步步接近《周南》。唐宋以来的诗，只能算是它的奴仆。《张君才诗》序 作诗要自成一家本来就难，要极其像前人也难。有时能够有所相似，但像了这一体，却不像另一体，是因为才气各有偏长。能够在各种诗体上都相似的，少啊！庐陵张榉，君材的古体诗、五言诗像苏州，七言诗、杂言诗像昌谷；近体诗中的五言、七言，无论八句、四句，没有一样不像唐人。乐府诗高妙之处，几乎逼近无可比拟的境界；有时淡泊冲和，像超脱尘世的仙人；有时妩媚柔美，像花间娇婉的女子。他不只擅长一项，没有什么体裁不适宜，可以说是全能。已经不是蹈袭，也不是摹拟；他的相似出于天然，进一步充实自己的根本，便能自成一家。他难道不会成为一代大诗人吗？君材通晓古今，学问多、技艺广；我看他的为人，应当凭才华显达，不应当因为作诗而困顿。果真如我所期望，他将来就没有空闲专门从事诗歌技巧了。《璜溪遗藁》序 璜溪张瑞辅先生比我年长十五岁，宋咸淳庚午年，我们一同参加进士贡试。宋朝国运改变以后，乡里的各位名家延请他来，以宾客和老师的礼节尊重他。他不到六十岁便去世了。一生博览群书，记忆广博，胸中浩瀚，随手取用，随时都有用不完的材料。嬉笑怒骂，都能成为文章。诗、词、骈俪等作品很多，死后却没有人收拾，散失殆尽。王德泰是他从前的友人，搜求抄录，得到诗词若干篇。先生才华卓异却没有得到施展，寿命又没有达到下寿，文章还将无法流传。唉，实在可惜！如今即使只能保存他作品的十分之一二，也还是值得庆幸。

译《陈景和诗》序 诗是用来表达真实情性的，贵在自然而然。秋塘陈居士，是我们乡里的有德之人，平生并没有用力专门作诗。他的小儿子以礼传给我他晚年的一两篇作品，这正是所谓有德必然有言。以礼小时候跟我学习，我也从未教他作诗；他只是随着感触写出自己的情感，篇篇都冲淡而有意味。陈氏家族从前有许多大诗人，伯玉甫是唐代第一流的诗人，卓然成为李白、杜甫所师法的对象。宋代履常、去非，在半山、坡谷之后杰出非凡，极其深刻、精妙绝伦，一代之中无人能及。从自然的标准来看，却也不免稍有不足。如今以礼不事雕琢，却也不庸俗腐朽，或许接近自然吧？《黍离》诗说：“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问我有什么要求。”这是情感的极致，也是诗歌的极致。我所作的诗，以礼何不以此来观察呢？景和，是以礼的字。《王友山诗》序 宋代三百年间，文章方面，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各自名重一世，而荆国王文公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因为才华、见识、学问、品行都很优秀。他的弟弟平甫、子元泽，也卓然不群，英杰贤哲集中在一家，出现在同一时代，唉，实在难以有这样的后继者了！文公的幼弟纯甫的远孙王云起，字霖仲，胸怀坦荡，如青天白日，没有遮蔽，没有昏暗；言论挺拔，如迅雷烈风，没有阿谀偏倚，没有隐瞒收藏。他表现在文章中，也正是这样。韩子说：“明白清晰的没有疑惑，从容舒缓的绰有余裕。”霖仲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平甫、元泽之后，难道又见到这样的人了吗？王氏一族真是世代都有才俊啊！内心深险，文辞却平易；见识直陋狭小，文辞却宏大开阔；性情柔媚，文辞却刚劲峭拔；内心污浊，文辞却清整。若以这样的内外不相称来作文，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取之处。《行素翁诗》序 我看湖南行素翁的诗，如猛禽迅速搏击，如骏马疾驰，如弹丸沿陡峭山坡滚下，如潮水退去而奔向归墟，完全没有停留、阻碍和遏制。他眼睛所看到的、脚步所到达的，无论雄伟华丽的都邑、艰险难行的道路、遥远地方的奇异风俗，还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迹，全都一一记载在诗中。大概他虽然经历崎岖坎坷，奔走劳苦，环境不断变化而才华并不枯竭，年纪老了而气势更加壮盛，莫非就是所谓的诗豪吗？唉！翁的诗是今人的诗，却有从前李白、苏轼两位豪杰的才气，这是今人所没有而翁独有的，所以他的诗能够这样。我不认识翁，在京师认识他的儿子。翁姓王，名约，曾经在西南边远地区任官，又任润州副职，如今老在家中。《旷若谷诗文》序 庐陵旷若谷怀抱才华、负有气概，从小就不肯在乡里拘束委曲、随波沉浮。适逢天下统一，他的足迹遍及东西南北，没有固定的地方。他的才气郁积而迸发，吐露为辞章，超然有乘风凌云的意趣。与那些按部就班、数着字句的人相比，哪里只是站在高堤上俯视深谷呢？人们都惊异于他的才能，往往把功劳归于他的游历，认为他得到了山川的帮助。他自己作的叙文，大概也这样说。然而这种说法，是从司马迁《游记赠盖邦式》一篇开始的；后人只玩味它的华美，却没有时间探究其中的实情。司马迁世代掌管典籍，他雄奇的才华和不凡的气质，是上天确实赋予他的。假如他没有游历江淮，没有登上会稽，没有窥见九疑，没有泛舟沅湘，没有渡过汶水、泗水，没有经过齐、鲁、梁、楚，那么后来难道就没有《史记》了吗？何况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史记》的写作却在中年以后，距离他年轻时游历的年月已经很远了。难道他游历所得的东西会长久留存，忽然在某一天才郁积迸发吗？所以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近乎欺骗；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几乎近于愚蠢。若谷的才华和气概，本来就是上天厚厚赋予的。他的诗和文即使不借助山川，也足以超越平常之流。一定要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见到阴风怒涛以后才能写得奔放浩荡，见到朝云暮烟以后才能写得妍丽舒展，我是不相信的。如今既已经看到他的诗文雄伟，又感叹世人被天下名山大川造就《史记》的说法所迷惑，因此把这些话记在卷首。《吴非吾苇间挐音诗集》题辞 从前有一位道士给我看《风月吟》，我很喜欢他的诗。我问他说：“你将要成为诗人呢，还是成为道士呢？”他没有回答。我又问：“做道士本来可以有诗，做诗人也有道吗？”他仍然没有回答。我又问：“诗人作诗，是人的作用；道士作诗，是天的作用。你的诗属于人呢，还是属于天呢？”他始终没有回答，我于是便不再问。如今看三吾山道士苇间挐的《音诗》，更加超脱飘逸。诗人这一流，大概很奇怪他插入这一行而夺取诗坛声誉；而我喜欢他的诗，比从前见到的又更深一层。我想拿这个问题去问从前那位道士，却已经无法问到了。正好有大瀛海道士要去那里，便请他把我的话带去询问，他一定会有话告诉我。愿意听到，愿意听到。

译《閤漕山陵云内集》序 甘叔怀心性与杨林文相契，杨林文又是百世可为师法的人；他们又处在万乘之君的时代。这就是閤漕山的人物和文章之所以卓越非凡、其他山都不能相比的原因。山云彭氏编集《山中高人诗》，接续甘、杨二人之后，题名为《陵云内集》。它深沉的光辉、充沛的润泽，足以照耀映衬这座山了。不过，这座山所以厚重，是因为有葛仙师使它厚重。葛仙师距离今天将近一千年，在山中隐居修行的人，何止几十、几百；但没有听说再出现一个葛仙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能使世间呈现祥瑞的人多，而遗世独立的人少吗？我将要向山灵询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漕”字旧作“皂”字的黑色形体，古代没有这个字。按《字书》解释，“草”字下部从“早”，读音如“造化”的“造”，释义是斗栎。实际上因为这种草可以染黑，所以民间把黑色称为“草”。这个字后来借作草木的“草”字，恐怕彼此混淆，于是去掉“早”上面的“卝”而加上“丿”，便又不成字了。后人借它作为“皂栎”的“皂”。《汉书音义》说：“给牛马吃食的器具，用木头做成槽。”那么“皂栎”的“皂”字本来应当从木旁、从“槽”，只是借用了这个同声字。又借作“皂隶”的“皂”，也是因为养马的器具而用它称呼养马的人。“早”字在“日”下从“甲”，“隶书”省去“甲”成为“十”，后来又把“十”的末笔弯曲成“七”，于是更加不像原字了。《韵书》说，用水道相通运输叫作“漕”；民间也把水流从高处流向低处叫作“水漕”。“漕”就是水道相通流动的名称。丰城乡间有个地方叫“同漕”，这座山叫“閤漕”，都是因为两山之间有水相通，意谓两山的水汇合成一股而流，所以叫“同漕”“閤漕”。这里的“漕”是借“合并”的“合”字，使用了“闺閤”的“閤”字。“漕”读去声，“皂”读上声。把“之”读作去声的情况很少。我曾经和丰城的孙素少、初乐安的周栖梧、朝阳的自皮氏家一起到閤漕山，各自写了一首诗。我的诗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三、第四句说：“水流交汇之处，大地横向分开；群山四面环绕之中，天空只剩一线。”大概说的是这座山得名的原因和山势形状。如今写“漕”字的人一定会认为我擅自改动山名，因此不能不把这个说法写出来。通晓古今的诸位，希望详细考察我的话，订正它究竟是否正确。《医方大成》序 用一种药治疗一种病，是《本草》所讲的；用几种药治疗一种证候，是医方。医方以《本草》为基础，而把几种药配合成一个方剂。审察五气，斟酌五味，确定君、臣、佐、使，如同乐师调节音律、军师布置阵势，主次配合、处置恰当，每一项都要合宜；若不是心智能够通达天地万物的变化，智慧能够周知细小事物，是做不到的。这大概出自上古圣神之人的创造，后世名医又逐渐增益完善。可是上古的方剂，如所谓伊尹的《汤液论》，已经不能再见到了。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伤寒论》的方剂最古，《千金方》次之。后代贤者不断增补，一直到今天，数量很多。官府的《圣惠方》过于繁杂，私家的《易简方》又过于简略。最近我看到道士陈子靖，天资清纯，求学精审谨慎，用心于医学尤其专一。他把古今各家的方剂分类汇集，取舍编订，名为《医方大成》。其中所选，大多是已经试用而有效的方剂，完备却不繁琐，简要却不粗略，实在是医方中最完善的著作。它大概可以辅助上古圣神之人和后世名医广泛救济百姓的功业吧。《古今通变仁寿方》序 世上的医方并不一样，只有那些有传授来源、又经过试验的方剂，多半有效。我最喜欢严氏《济生方》中的药物，既不浮泛，也不繁杂，使用后往往有效。大概严氏是师从刘氏的，那些方子都是他平日试用而见效的。淮南的张道中向朱炼师学习诊脉之法，永明的朱炼师又师从刘君，刘君名开；刘君的老师崔君名嘉彦。伤寒这一科，张道中专门向李祖学习。李氏将各家所用的药物汇集起来，按门类、证候分别编排，题名为《古今通变仁寿方》。我看其中关于中风、伤寒两部分的药物，都精审恰当，比《济生方》更加详备。这也是有传授来源并经过试验的，难道会是随便编成的吗？他从崔氏、刘氏那里学到的，深入探究医理本源，另有编纂之书，又不只是药方而已。《医说》序 旴江名医黎民寿曾经撰写医论、辑录医方，至今仍盛行于世。医学教授严寿逸也是旴江人，他用药治病，随试随效。为什么旴江独多精巧高明的医生？看看他所述的《原脉》《原证》《原病》《原治》四篇，也可以看出他的医术大概了。《周官》记载疾医的职掌说：“以九藏的脉动来参验。”大概说的是诊察脉象的技巧。又说：“以九窍的变化来相互参验。”大概说的是辨别证候的功夫。邪气有所侵犯叫作病，正气有所亏损偏颇也叫作病。从外部排除邪气、制服邪气叫作治，从内部调养以恢复正气也叫作治。有精于察脉、精于辨证、能够查究病因，却在治疗方面有所不足的医生；脉象、证候、病因都好，而且又善于治疗的医生，这样的医生难道容易遇到吗？寿逸字仁安。我亲自考察过他所治疗的病，知道他在医学上并不只是熟悉医书文章而已。旴江有严氏、黎氏这样的医生，难道能让他们专美于前吗？《瑞竹堂经验方》序 世间有句常说的话：“收藏方书三年，却没有病可治；治疗疾病三年，却没有药可医。”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有治疗疾病的方子并不难，难的是方子确实有效。旴江郡侯历任风宪之职，爱护百姓、治理地方，处处都能看见他的一片心意。他有仁慈之心，也有仁爱的声誉。受到他恩惠的人，何止百千万？而且他在治理政务之余，仍然留意医药方书的事情，常常思考探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审察药物应该怎样使用。有的方子由王公贵人之家传授，有的出自隐逸高人的手中，大多是《和剂局方》《三因方》《易简方》等书没有记载的。遇到得到的，必定谨慎收藏；遇到疾病，必定谨慎试用。反复试验，反复有效，积累久了便越来越丰富。他镇守旴江时，召集一两位医生，一同订正，题名为《瑞竹堂经验方》。于是刻印成书，以扩大施用范围。这一切都寄托着他爱护百姓的仁心。他已经用善政施行仁爱，又用良药施行仁爱，谁能像侯这样仁厚呢？唉！世上的医方极其繁多，使用后就有效的却很少。如今所辑录的，全部经过验证，因此不是其他方书可以相比的。侯名萨德弥实。“瑞竹堂”这个名称，是因为过去侯在堂前插竹作篱，竹子重新生根，又长出枝叶，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于是侯便用它给自己的堂屋命名。

译《地理类要》序 从前学习佛法的人，北宗神秀博览群书；南宗慧能却一个字也不认识。不只是佛法如此，葬地之术也是如此。我年轻时曾看过书市出售的《地理全书》，书多得装满一车，没有不完备的内容。兵火以后，那部书已经不完整了。我的乡里饶敬德家收藏的地理书非常丰富，他把其中的要点编成三帙，我从前所见的内容全都具备。又加上近年新出的术法，把过去没有的也收录其中，篇幅简约却足以包括广博内容，真美好啊！虽然各种术法彼此有异同，不能贯通为一体，但也在于选择和运用它的人怎样罢了。我还记得壮年时遇到一位赣地葬师，曾和他讨论地理术。他回答说：“您是博学多闻、通达经术的儒者，我是一个不识字的愚夫。若问我的术法，没有一个字可以传授，也没有一句话可以说明。”我无法回答。看来，术家确实也有神秀，又有慧能。两种术法不知道哪一种更好，有谁能够对这两者加以权衡吗？《葬书注》序 新喻人刘则章，是前代贤者的后裔。他的上世公是、公非二位先生，博览群书，研究无所不至。如今他们的后代兼通方技、术数，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世间流传的《葬书》，被庸俗荒谬之人妄自增加猥琐鄙陋的说法，搅乱了原书的真义。我曾为它删削订定：选择最精纯的编为内篇；精粗相杂、纯驳参半的编为外篇；粗陋驳杂、应当删除但姑且保存的编为杂篇。即使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或者有人能够知道我这样安排的深意，刘则章独自承继采用这些内容，将要为它作注以便流传。我对他说：“我所删定的是去除繁杂芜乱，你又增加繁杂芜乱，可以吗？”注本来不一定需要作。则章笑着说：“好。”于是我把这篇序写下来送给他。《唐仲清先生遗文》序 我们郡中研究《春秋》的人，自从前进士李宗叔先生去世以后，只有唐仲清先生专门继承他的学问。宋朝灭亡、科举停止以后，仍有曾到他门下求学的人。贡举制度重新实行，他的门徒逐渐兴盛。先生天性刚直，不阿谀逢迎，不苟且敷衍；在众人或少数人的意见是否相合方面，大概正是古人所说的狷介之士，或者也接近伯夷那样的清正吧？他八十九岁去世。生前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死后又没有后代，实在可悲啊！他的女婿严士清辑录他的遗文，连同他所著的讲义、经义，一并准备刻印流传。他关于偶像等问题的十多篇论说，驳斥异教欺骗愚民的妄说，指责时俗昏昧、违背礼教的过失，言辞确切、义理正大，足以扶持和树立教化之道。我赞赏他的见识通达，怜悯他的命运困顿，因此为他作这篇序。浚是先生的名。《吴文正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四 元代吴澄撰 序

译《滕国李武愍公家传》后序 上天降生不世出的君主，将要建立不世出的伟大功业、开创不世出的宏大基业，一定会降生一代奇才来辅佐他，成为他的羽翼和爪牙。有汉高祖，就有何参、张良、陈平、韩信、彭越、英布、樊哙；有汉光武，就有冯禹、寇恂、冯异、耿弇、马援、邓奉、臧宫、来歙；有唐太宗，就有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世勣。圣元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凡天所覆盖、地所承载之处，没有不臣服的，这是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当时文臣武将和宰相将帅，有的贡献智谋，有的奋勇作战，各自发挥所长，辅助国运兴盛，如云随龙、风随虎，共同成就伟大而不世出的功勋事业。与汉、唐诸臣相比，也大为增光。滕国李武愍公是西夏人，他的祖父因贵戚身份奉命镇守边城。朝廷军队到达时，城防守将战死守节，只有李武愍公的父亲忠守其职。公刚七岁，准备殉父而死，元军统帅惊异于他的幼年聪慧，把他献给皇弟；皇弟得到他后十分珍爱。后来他担任州牧，治理淄州，有十三个儿子，公排行第四。他成年后从军，熟悉行军作战，技艺精湛、气势锐利，所向无敌。朝廷谋划平定南方，从荆州、襄阳开始。公统率万人，率军随行，修筑包围工事，断绝敌军援助，使敌军势力孤立。因此攻取樊城、襄阳，精锐士卒在前引导，与宋军奋力交战。公额头中箭，却越战越勇、越战越坚毅，杀死宋军勇将，挫败宋军老将。军队于是渡过长江，洞庭的防守部队被击破，岳阳归附；沙市被攻破，江陵也降服。有一道军队分三路进军，一路直趋浙江，一路收取湖广。公以副帅身份与大帅平定江西，军队逼近洪城，只交锋一次，洪城不支便投降。抚州、建昌，瑞州、临江相继投降。军队转而指向吉安，吉安人侦知军队所过之处不杀人、不扰民，赞叹说：“这是仁义之师！”于是开门迎接。赣州、南安听说后，也来归顺；百姓安居不动，竟不知道战乱已经到来、朝代已经更替。临安归顺朝命后，宋臣揭氏、益王、卫王航海到闽中建立政权。江西靠近福建的郡县，逃亡的官员和遗民聚众响应。公驰马到达旴江，众人全都败散。洪城兴起大狱，诛杀并籍没豪门大族。公听闻后急忙回去，替他们平反，救活了数百人。当时局势还没有安定，其他军队前往援助，公独自镇守洪城，派遣偏将清剿赣地。半年以后，宋朝忠臣又从汀州出兵，公率精兵追击他们，沿着赣江边境追到吉安边境，党羽全部被平定。宋益王死后，卫王继立，列船停泊在广州崖山。公和张弘范一起担任蒙古、汉军都元帅，约定一定攻取崖山。至元十六年春，两位元帅集结军队。宋军虽然规模小，却坚固强悍，不容易摧毁。双方相持二十多天后，两位元帅率水军合力进攻。大战从早晨持续到中午，宋军溃败，陆秀夫穿朝服抱着宋主投海，后宫以及文武官员、妻子儿女跟随殉死的有一万多人。将领张世杰冲出包围逃往南恩，几个月后也溺水而死，宋朝国运于是终结。这是公一生战功中最大的一次。公留守洪城五年，调任湖广行省，治所设在潭州；过了两年，治所迁鄂州；又过了两年，随皇子征讨交趾。第二年抵达交趾时，那里已经空了，追捕逃民直到夏水上涨，军队返途中中毒。公膝部受伤，仍转战而战力更加勇猛，护卫皇子脱离险境。行军七日，驻扎思明州，最终去世。公的官职起于淄莱路安抚司郎中，继而授诸军总管，又授副万户，继任益都、淄莱两路军职，升任副都元帅、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遥领福建道正使。不久改任江西行省使，由宣慰使授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由都元帅授行中书省左丞，官阶为宣武、明威、宣威将军、定远昭勇大将军；以镇国上将军换授资善大夫，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号武愍，加赠推忠靖远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滕国公。公的长子是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世安；他的长孙翰林直学士、中议大夫屺澄，是我所认识的人。我因阅读公的行状和神道碑，知道其中记载公的忠勇、武功和勤劳很多。屺澄又多次向中州诸位老先生请教，私下听说世祖皇帝特别相信孟子“能够统一天下”的道理，也熟知曹彬当年平定江南的事迹，圣明的谋略和果断，专以不杀人为本，所以南征将相一定被反复叮嘱告诫。能够恭敬承受皇帝旨意的人固然有，但难道人人都能像曹彬吗？只有公天性仁厚，江西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尤其优厚。公离开洪城前往潭州时，老人和孩子都叹息惋惜，流泪拉住他挽留，仿佛失去了慈父。天道喜爱生养，道家忌讳世代为将，因为世代为将的人多有杀戮。如今公的子孙在政事、文学方面都显著有成，正处在兴盛不衰的福运中，如长江大河的水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观察上天对公的报答，便知道公对百姓的勉励和施予究竟怎样了。我亲眼见过公的盛大德行，很乐意向江西人说起这些。至于公那些难以全部列举的卓越功勋，碑文和行状都已完整保存，就不再一一论述了。公名恒，字德卿。《赵国董正献公家传》后序 上天命令皇元统一天下，降生许多杰出人才以供任用。河北的史氏、董氏两家最为著名。董氏从龙虎卫上将军董俊开始归附元朝，他竭尽忠力作战而死。四十多年后，他的孙子董文炳终于辅佐丞相伯颜攻取江南，功劳居第一。他的弟弟董文忠以近臣身份侍奉皇帝左右，早晚进言议论，对君德、国体、军事谋略、百姓疾苦有所裨益的事情很多。他恭谨正直，世人把他比作石奋、魏征。官至资德大夫、佥枢密院事，加赠体仁保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号正献。他的嫡长子董士珍，官资政大夫、御史中丞，赠纯诚肃政功臣、太傅。其余官职、功勋、封国都与父亲相同，谥号清献。他的嫡孙董守中，如今任参知湖广行中书省政事。董守中认为正献公的行状、墓志、神道碑中记载的事迹有遗漏，便嘱托他的门客修成家传，编纂叙述得全面详尽。评论、撰写并称扬祖先的美德，刻在宗庙彝器和祭祀礼器上，以明白昭示后世，这是古代孝子孝孙的心愿。记载礼制的人对此很赞美，参政的心意也正与这种心意相同。唉！做人臣下，能够忠于君主；做人子孙，能够孝顺父母。忠孝的行为，集中体现于董氏一门。他们世代相传的美德长久而更加显著，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崇仁三谢逸事编》序 崇仁县西部谢氏一族中，有一位名九成、字子韶的人，因儿子显贵而赠承议郎。他曾前往拜见临江谢尚书谢谔，尚书称他为同宗，并把前代贤人的训诫言辞写下来送给他。承议有六个儿子：长子公旦，字清父，又字景周，生于淳熙壬寅十一月；嘉定癸酉年中贡士，第二年登科。起初授迪功郎，任永新县主簿，按班次改授通直郎，任通城县知县，转任奉议郎、承议郎、朝奉郎三官，入直宝章阁、华文阁、焕章阁，外任制置司机宜、州郡通判，内任监察御史、崇政殿说书，升太常少卿，因请求奉祠而离职；后来起用为赣州知州，任浙东、浙西提刑，最后任福建漕运使。淳祐乙巳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次子洪，字申父，申父又字景范，生于淳熙丙午二月；开禧丁卯、嘉定壬午两次参加乡贡，宝庆丙戌年免乡试而登科。起初授迪功郎，任江陵县主簿，按班次改授通直郎，任万安县知县。淳祐丙午年十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三子琳，字贡父，生于淳熙戊申六月；嘉定丙子、己卯两次参加乡贡，庚辰年登科。起初授迪功郎，任南丰县主簿，按班次改授宣教郎，任郢县知县，官至奉议郎、承议郎、朝奉郎，任文思院、审计司、三省门下、枢密院编修，拟任尚书右司文字，出任徽州知州。淳祐丙午年因长兄去世奔丧回家，悲痛成疾，四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第四子公浩，第五子灏，最小的儿子公望。常卿的儿子东之，字若水，官至儒林郎、淮西总领所辖干官。万安的儿子镕之，字若砺；右司的儿子清之，字若冰；父亲泽曾授将仕郎。总干的儿子宗斗、宗礼、宗周，宗礼有一个儿子，宗周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过继给宗斗。我的从曾祖梦隽，嘉定庚午年中乡贡；过了五年，到甲戌年，随长卿一同参加礼部考试，从此结下交往。又过了五十七年，咸淳庚午年，长卿的孙子宗斗与我一同中乡贡，想和我一起编纂三位谢先生的逸事，多方搜集，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征信。又过了五十七年，宗斗的弟弟宗周把所得的一篇表文拿给我看，表文前面冠以尚书公所赠的前贤训诫，承议有跋语，常卿也有跋语，另有长卿、总干的遗文若干篇。虽然仅仅保存一两篇，但仍然是幸存下来的文献。三位先生都没有行状、墓志，不过三座墓圹的记文叙述得相当详细。今后如果还能再次搜集编纂，希望谢氏世代美德不要失传。唉！三位先生兄弟叔侄接连登科，长兄和叔父以清正节操著名，仲兄也被称为贤者；如今长房同门的三位杰出人物光耀一时，多么盛大啊！万安、右司不幸早逝。后来长卿的后代能够像这样，也值得称赞，也令人感慨啊。《邢氏孝行》序 晋代散骑侍郎贺乔的妻子于氏，把丈夫的二哥贺群的儿子贺率收养为自己的儿子，给他喂奶、抚养教育，都和亲生孩子一样。贺乔广置侧室，后来有个妾生的儿子名纂，于氏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如今看大同穆氏的妻子邢氏，她抚养丈夫哥哥的儿子和丈夫妾的儿子，恩情和操劳都极其周到，这两件事恰好相似。不过于氏是士大夫的妻子，通晓经史，能够作文。咸和五年，她向朝廷上表，援引古今事例，文辞义理都很盛美。作为妇人而有这样的贤德，本来就是她应有的条件。邢氏生长在民间，并没有见闻方面的益处，也没有受过专门学习的功夫，可是她的贤德不逊于于氏，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唉！近世士大夫不能端正自身来治理家庭，放纵妻子凶悍嫉妒、没有道义；妻子没有儿子，却不肯把兄弟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又钳制丈夫不许纳妾，阻隔妾室不许生子，最终导致断绝后嗣，成为没有祭祀的鬼魂，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听到邢氏这样的德行，难道独独不会在内心感到惭愧吗？妇人并非没有威仪，难道一定要等善行传到别人耳中，君子才乐于称道吗？邢氏的贤德，也将使世上那些不贤的妇人感到惭愧。《项氏守节诗》序 从仕郎、法物库副使黄汝贤的妻子项氏，十六岁出嫁，三十七岁守寡，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她发誓守节，不再改嫁。她的姻亲孔善卿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赞叹不已。《易经》说：“长久保持自己的贞德，妇人吉祥。”《象传》说：“妇人守贞而吉祥，是因为专一于一个丈夫直到终身。”唉！世俗衰败，人心浇薄，士大夫有时尚且丧失良知，何况妇人呢？有的人已经有七个儿子，却仍然不能安居于自己的家庭，这种事是有的。正值盛年而没有儿子，却能够守一而终，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从前卫国有共姜，汉代有陈孝妇，魏国有夏侯令女，前代圣贤把她们载入经典，后世贤者把她们记入史书。如今项氏与这三位贞妇，虽然所遭遇、所处境地、时代、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她们端正贞洁、自守一志则相同。喜爱这种美德的人，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诗来赞美她、著书来褒扬她，把她作为世人的榜样呢？我因此记述这件事，等待将来续写《列女传》的人来考察。

译《赵氏庆寿诗》序 爱戴父母的人，希望父母长寿，这种心愿没有限度。上寿是一百岁，中寿是八十岁，下寿是六十岁。下寿希望达到中寿，中寿希望达到上寿。做子孙的心情，都是这样。广平人赵庆甫过去任转运司属官，为父亲庆祝八十寿辰。乡里的贵人马尚书德昌首先作诗倡导，朝廷中的杰出人士、当代名流无不作诗，一时之间为这件事增添了荣耀。距离那时已经三十五六年了，如今庆甫又迎来八十寿辰，而且身体健康强健。行御史台宣使礼是他的孙子，也像当年一样为祖父祝寿。庆甫为父亲从今日的八十岁中寿祝愿到百岁上寿，而礼所期待的仍然没有止境。赵氏世世代代都有贤能的子孙，能够表达爱护父母的诚意；世世代代都有高寿的父母，能够享受子孙的奉养。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家族长期积累善行，怎么会获得上天如此厚重的报答？礼准备把诸位庆寿诗汇编成一卷，我为它作序。礼字仲敬。《赠琴士李天和序》【天历己巳】新淦人李天和，是儒臣士大夫的后裔，年轻时倜傥任侠，游历四方，后来在襄阳定居。公务技艺之余，他寄情于琴瑟。儿子嵩寿，十八岁，已经善于继承昭文馆琴师的技艺，年少聪慧，值得称许。天历二年秋天，他从襄阳来到新淦；到了冬季仲月，让他的儿子来到我家，送信来评论三种琴操的差异，考察五弦音调的和谐，意思仿佛是要向乡野老人求正。各种技艺都有专门的学习对象，天和专门研究琴艺。老人只是个迂腐的儒生，颇为用心研究礼乐的名物制度，却没有实际学习琴艺，哪里足以和他讨论呢？老人所知道的，大概是：工匠的眼睛即使灵巧，也不能不凭借规矩来制作方圆；乐师的耳朵即使聪敏，也不能不凭借六律来校正五声。琴工调弦时，间隔两徽便按九徽，间隔一徽便按十徽。宫音与徵音、商音与羽音、徵音与半商音，都在九徽处间隔两徽而和谐；角音与半宫音，则必须前进半徽。商音与徵音、角音与羽音、徵音与半宫音、羽音与半商音，都在十徽处间隔一徽而和谐；宫音与角音，则必须退后一徽。按照音律确定音高就是这样。如果只凭耳朵辨听而不凭借音律，就好比仗恃眼力灵巧，不使用规矩却想制作方圆一样，这是老人做不到的。至于琴操是否古雅，这又关系到天地气运和国家政治教化，更不是用空话容易说明的。音乐声调随着天地气运而有善恶，天地之气又随着国家政治教化而有醇薄。三皇五帝三王盛世，如同春天万物萌发、夏天万物生长、秋天万物成熟，百姓一时之间在天地大化之中熙熙皞皞，陶然处于太和之气中，充满六合；这种气运发于声音和音乐，成为《咸》《英》《茎》《章》《韶》《夏》《濩》《武》等乐章，尽善尽美，后世无法超越。周朝衰落，诸侯放纵；周末进入战国，纷争不断，礼乐早已沦废。到了秦朝焚毁《诗》《书》，礼乐于是彻底灭绝，不再留下什么。汉朝兴起后，不能急切讲求礼乐以恢复古制，逐渐衰落，一直发展到晋、隋。唐初采用祖孝孙所制的音乐，竟说音乐声调与治乱无关，这是安于现状而无意恢复古乐。开元年间制定一代典章，难道还能以所承袭的鄙陋为耻吗？礼尚且如此苟且，何况音乐呢？宋代也曾多次讲求音乐，终于在大观年间制定大晟乐。当时是什么时代？国家的政治教化怎样？天地的气运怎样？却可以制作这样的音乐吗？难怪听的人总是昏昏欲睡、厌恶听闻。沿袭到今天，不过是拾取唐宋遗留下来的余绪罢了。音乐有八种声音，革、木二音暂且不论，五声也暂且不谈；金石之声厚重舒缓，匏竹之声悠长流畅，只有丝弦之声不是这样。大乐中的瑟、俗乐中的筝，一弹便发出一个声音，短促而容易停止。古代登堂歌唱时有四位工师，四把瑟一同领唱一声，三把瑟相和，连续四次成为一段，然后才可以配合其他乐器的一声。如今琴的韵味取声于托、擘、抹、挑、勾、剔、打、摘，又有吟、猱、绰、注、泛指等技法，用来延长声音。一张琴之中，已经有了古乐四瑟领唱叹息的意味。可惜它的音调虽然不能与教坊俗乐相比，最终却没有脱离郑声、卫声的旧套。以今天的三种琴操来说，北操稍微接近质朴，江操是衰世之音；淛操兴起于宋氏传至第十四代的时候，浓艳急促，凡是世俗耳朵没有不喜欢的。然而若想替它讳饰，说它不是亡国之音，我恐怕唐代诗人会因此嘲笑歌女。唉！这关系到天地之间气运的大数，哪里是民间私下传习所能改变的呢？天和精通琴艺，又通晓琴艺的根本，请试着把三种琴操互相参照，或增或减，也许能够接近古乐吧。如今皇帝英明、臣下贤良，超过前代；但各地郡县仍有官吏贪婪荒谬、百姓忧愁怨恨，仍不免损伤天地的和气。这只有等待政治教化取得信任、上下融洽，从上层向下推行，从近处逐渐推广到远方。等贪婪荒谬容易转变为循良，忧愁怨恨转变为安康快乐，在这种时候改制琴操，乘着变革乖乱、恢复和谐的美好运势，它接近古乐便会不期然而然了。老人虽然已经年近九十，还幸而暂时没有死，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天和父子将要北游京师，那里人物荟萃，难道没有深奥学问、卓越见识，愿意帮助明君良相制定音乐的人吗？如果有，希望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不会把它看作乡野老人的衰老之言。嵩寿谨记这些话，写成《赠琴士李天和序》。《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庐陵支县的偏远乡里有董氏一族，从宋初到宋末，凭借文学儒业出身的有七八十人。祥符甲寅年，淳、滋、渊、湘一家同父的四兄弟一同参加乡贡；第二年乙卯年，淳登科。明道癸酉年，洙和他的弟弟仪、汀，以及子师德、师道一家父子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乡贡；景祐甲戌年，都登科了。这是他们科名最为密集的时期。登科的儒者接连不断。敦逸官至侍从，德元官至执政，这是他们官位最为显赫的时期。绍兴年间，临川分出一支，县里又划出庐陵支县的乡隶属临川。由此董氏隶属抚州，但文风士气仍然像隶属吉州时一样。到了宋朝末年，咸淳庚午年，定得、雷、先、省、翁一家同父的三兄弟一同参加乡贡；第二年辛未年，定得又登科。又过四年到甲戌年，江西混补试中选为太学进士的人，是讳德、屯田员外郎文肇的第十代孙。科举文章非常精美，直到宋朝国运终结，他的孙子仍然不停止学习。等到贡举恢复，他的孙子天衢在至治癸亥年参加江西乡试并中贡；第二年泰定甲子年，礼部考试取士，他的文章百试百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三人〕

译后来稍有挫折，参加考试的人感到失望，而有见识的人却说：“这是上天将要使他的才华经过磨炼，使他的成就更加宏大。”他承受特恩，担任龙兴路宗濂书院山长三年，职务办理得很好，公私双方都敬重爱护他，认为他不但可以凭文学著称，也可以凭政事著称。他将要到吏部参加选官，士友们写序、作诗赠行的人很多。天衢的祖父是宋朝三百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人，如今他的孙子成为皇元万亿年进士的开端。董氏一族有人继承儒学科举，即使时代更替也没有衰落，真是盛大啊！天衢来向我辞行，我对他说：“您的家世如此，才艺又如此，对前代有所光耀，对后代有所开创，将成为皇元董氏文学儒业的第一位祖先。”我于是因天衢的宗族向上追溯，考察他们得姓的久远历史：自黄帝以来，在春秋时期、汉唐之际，名扬一世的人很多，其中真正和庐陵董氏一族相辉映、成为古今第一人的，是江都相公。大概“以正义为原则而不谋求私利，以阐明道义为责任而不计较功劳”这几句话，已经登堂入室，进入孔圣人的境界。三代以后直到今天，诸位儒者没有能赶上他的。若充实您家的家学，追溯并达到这一境界，那么文学足以使您成名出仕，政事足以使您治理官职；您既然已经走在人们前面，又将可以成为孔门四科之首，而不只是一个家族儒林中的佼佼者。天衢的字叫方达。《赠饶熙序》宋嘉熙庚子年，抚州郡贡士中以《春秋》经列为第一、充任第一名的，是饶君鐆；以《诗经》列为第一、充任第六名的，是娄君建。两位贤者性情长厚，君子般温和纯粹，有如美玉的品德，不是凭一时轻浮张扬、峭拔出众的才能在同辈中取名。晚年二人都经特别奏名授官；娄氏的儿子一人登进士科，一人参加进士贡试；饶氏的儿子和孙子也接连继承娄氏的足迹。然而宋朝灭亡，科举废止了。两家后裔都孝顺友爱、慈善仁厚、忠诚信实、谨慎稳重，人人都是这样。观察他们的仪容，听他们的议论，往往可以看到他们与当时俊彦一样，能够成就世间美德、不使家声坠落。五十年前，我已经和娄氏的儿子文辅一同中贡；饶氏的曾孙熙也曾一两次来到我门下。我与两姓交往，有时间长短、关系深浅的不同，但知道他们后裔贤能这一点却是相同的。熙在我家宴坐时，有人劝他出仕进取，我回答说：“士人的出仕或退处各有自己的意愿。熙的才干固然可以出仕，但他进退取舍在于自己，不是我所能劝阻或鼓励的。”我是抚州人，而且为他讲说抚州的事情。宋朝盛时，抚州的曾、王两姓最为兴盛。曾氏连续两代登科，后来出了中书舍人曾巩；曾氏同胞兄弟五人都成了进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王氏一代便登科，后来出了丞相、荆国公王安石；同胞兄弟三人都成了进士，其中一人又特别赐予及第。然而这两个姓氏之所以兴盛，大概不只在于科名。中书丞相王安石的文章，如同照耀天空的日月，可以和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相提并论；而丞相的志向和操守，正如我的老师陆子所说，是“洁白的操守比冰霜还要寒冷”的人，百代之中只有一个。饶、娄两家贤德祖先所积累、所酝酿的德业，从宋末直到今天，积蓄得长久而深厚，那么它的发扬也会宏大而深远，乘着皇元文运兴盛的时机。饶、娄两姓的兴盛，怎么知道不会像宋代的曾、王两姓一样呢？娄氏已经参加过小试的子孙，不可以因此自满；饶氏还没有参加过一次考试的子孙，也不可以因此自我限制。志向操守的卓越，文章的古雅，科名的显达，是我对两姓所期待的，远大而深厚；不希望他们因眼前的小利和小小考试成绩而自我安顿。我因此写下这些话送给熙，使他自己勉励自己。《赠陈与道序》陈与道天资谨慎厚重，行医时周详审慎。他留居洪州将近十年，凡是台省官员、达官贵人、乡里百姓、朋友旧识、远近旅客，来请他诊病问药的人纷纷而至。他诊脉没有不准确的，用药没有不见效的。他廉洁，不对病人有所觊觎；人们既重视他的医术，又推崇他的品行，不只亲近他，而且敬重他。后来他从洪州回到家乡，以前的周详审慎又增加了精巧。这难道不是因为经历更多、试验更熟练而这样吗？人们求医时，为什么喜欢世医、老医？因为他们经历多而试验熟。可是我认为，经历多、试验熟，难道一定取决于做医生的世代久远或年龄老吗？世代相传却荒废祖业的人是有的；年老而昏聩糊涂，甚至还不如年轻人的明察，也并不少见。秦越人年轻时曾做舍长，可见他并不老；后来遇到长桑君传授禁方，也并不是因为世代行医。他的医术神妙，本来就不必等待长期经历和反复试验才形成。然而他仍然到过齐、晋、秦等地，足迹遍及天下大半，所到之处广泛，所治疗的疾病不一，因此见得越多、经验越熟。即使是神医也不能不这样。我希望与道学习秦越人的医术，使他的医术不只在当今获得声名。还要继续努力啊！

译《赠教谕荣应瑞序》豫章的武宁县，分宁一带山势陡峭、水色清澈，出生在那里的人，大多任侠尚气，即使读书人也是如此，大概是当地风俗造成的。荣应瑞也是分宁的读书人，他在崇仁县学任教谕三年，与年轻人相处融洽，与年长者关系和谐，对内没有隔阂，对外没有棱角；从任职开始直到任期届满，始终如一，和在洙泗乡里周旋揖让一样温和。看他的性情与家乡风俗没有一点相似，我怎么敢把他列入分宁士人之中呢？出生于某地而不同于当地习俗，这是世人所说的非凡之人。何况他开口说话，驯雅而不谄媚；处理事情，雍容而不懦弱。这又是取得当地风俗中美好的一面，同时合乎中庸之道。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担任言官，必定不会依附逢迎、诡诈随从；如果让他掌管政务，必定不会懒散软弱、不能胜任。可惜他沉埋在下级官署，局促于清冷职位，未能施展胸中所蓄，因此我在他离职时勉励他更加培养自己，等待将来遇到机会。在我没有死之前，还将看到他在世上有所建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至顺庚午】敏中是崇仁县尹史侯的儿子。几十年来，风俗大坏，做官的人习惯于贪污，和盗贼没有区别，已经不以此为耻，人们也不觉得奇怪。其中稍能自守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史侯是真定人，真定有史、董几个大姓，都是凭借才干武略起家的，全都沉毅质朴而不事文饰。史氏的险峻机警，也没有儒者流于文饰的习气。他的子孙出来做官的，往往能够廉洁。史侯到了崇仁，首先公布教条，告诫百姓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他治理政务几个月，按照自己的见解办事，一概没有私心。他因公事经过我这里，我问他说：“史侯能够始终像这样自守吗？这个县没有职田，俸禄不足以养活自己，怎么办呢？”敏中回答说：“我在沔阳种田，如果没有旱灾水灾，粗略地可以供给一年的食物。以前我任钱塘县佐，那里风俗浮华奢靡，喜欢用贿赂污染官吏，而我没有沾染他们的污秽。我的身体虽然在官府，耕田的人却在家中，并没有荒废一年的收成。家里收获的东西，用来供给我做官的开销。”我听了他的话，为之赞叹。居官三年，他一一践行自己的话，和当初没有不同。唉！人们常常把做官时搜刮来的东西使自己的家产肥厚，唯独史侯把居家经营所得来供养自己的官职，这是当今世上少有的事。不只是这样，凡是做官时有所施舍，大多都是空话而没有实效。史侯修建庙学，自己资助钱二十万；史侯家里送来供养使用的钱财，实际又捐出二百缗，交给主管修学的部门，这也是少有的事情。当今贪官的儿子，跟随父亲做官，父亲收受贿赂，儿子又在外面索取；有的父亲虽然不受贿，儿子也私下向别人索取。敏中洁身自持，没有损害史侯的廉洁名声，可以说是贤明的儿子了！任满后侍奉父亲回家，请求我赠送教诲的话。我说：“人能够保持最初的节操容易，能够保持晚年的节操困难。如今史侯六十岁，晚年的节操已经保全了。敏中正值少壮，将来得到任用，如果始终不改变父亲的操守，那么史氏世世代代都有廉吏，难道不是给真定的世族增添光彩吗！”敏中的字是逊卿。赠给何仲德的序 西汉初年，任用文吏做宰相的人，往往是从小吏做起的。吏员地位尊贵，所以吏员自己也看重自己。严酷的人或许有，但贪污污浊的人很少。后来吏员的地位逐渐降低，到宋朝末年，已经降到了极点。本朝任用吏员，很像西汉。至元年间，我曾游历京师，有机会接触朝廷中的诸位公卿，除了贵戚世臣、军功武将以外，大多都是从吏员起身的。因为当时儒者入仕没有别的途径，只有做吏而已。称作官，称作吏，并没有轻贱与尊贵的区别。今天的官就是过去的吏，今天的吏就是后来的官。官与吏之间，感情如同兄弟，常常以字相称，不以势力地位相互凌驾。当时的吏员大多修身洁己。过了十几年，吏员的习气大变，为什么呢？是因为混杂了南方旧日的吏员。南方旧吏，是人们轻视鄙贱、不列入大夫士人行列的人。本朝的吏员又受到尊重，甚至可以做到宰相；他们本来处在可以做到宰相的地位，却又卑微得不被士大夫看得起。他们没有见识、没有羞耻，哪里能够自我尊重呢？不只是他们自己不尊重自己，那些原来稍微知道自重而且受人看重的人，也将互相熏染，最终同样变成毫无顾忌的人。天下到处都是这样，已经无可救药，真令人叹息啊！近年有儒者被选拔出来做吏，就与此不同。浔阳人何自明，字仲德，年轻而擅长儒学；他的先世考中进士，官做到御史中丞。仲德是儒官的后代，读圣贤之书，在临川郡做了三年吏，一刻也不刻薄污浊，显然具有文儒的气象；和世人所说的吏员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他考核期满而升迁，当权的达官争相招致他。将来他能够像我过去见到的那些著名公卿一样，又有什么困难呢？我舍不得他离去，又为他的升迁高兴，于是赠送这些话给他，既是赞美他，也是勉励他。赠给周南瑞的序 天下的姓氏，虽然分支各别，最初其实都同出于一根本。舂陵的周氏和庐陵的周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安成人周南瑞，字敬修，在书房题写“濂溪”二字，有人对此提出非议。我认为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仰慕濂溪的名声，应当继承濂溪的实际。濂溪的实际，不容易继承。我曾有意仰慕效法他，六十多年中寻求它，仍然茫然，只不过略知道路所通向的方向，稍稍窥见门径所在。敬修想做濂溪的后人，也很知道这门径和道路吗？这件事很难做到，所以我不敢轻易把自己所知道、所窥见的告诉你。你回去后寻求它，取《通书》熟读精思，有一天豁然开朗而有所领悟。将来你再次来这里，我只要一看见你有吟风弄月的气象，便当面同你交谈，那一定会使我有所启发。我将感叹说：“这才真可以做濂溪的后人了！”濂溪说过：“圣人的道，蕴藏在心中就是德行，施行出来就是事业；如果只是把它当作文辞，那就浅陋了。”敬修的文辞，本来已经远远超过乡里的儒生；但从濂溪看来，仍然是浅陋的。何不暂时放下已经学到的，努力增进尚未学到的呢？

译赠给道士谢敬学的序 乐安招仙观提防曾法师的弟子，大多才华出众，而且各有所爱好。年长的叫黄大有，次子叫袁天启，年少的叫谢师程。黄大有喜爱道书、佛书，袁天启喜爱儒书，谢师程喜爱医书。谢师程来到我门下，停留了很久。我们谈到五运六气时，我对他说：“医家论六气运行：丑中到卯中为一，卯中到巳中为二，巳中到未中为三，未中到酉中为四，酉中到亥中为五，亥中到丑中为六，这样一年之气就运行一周。又从大寒节开始作为下一年的开端，在交接承续之际，间隔着一个气，彼此不相连接；从自然变化来考察，似乎不相合。宋代青神人杨子建善于读《内经》，认为气运开始于子中：冬至后第三十天在第一气之前，这是年初的初气；冬至前三十天在第五气之后，这是年末的终气。地气六十日分为两段，各自主管开始和结束。子午年，燥金在泉下，那么子中到丑中的初气三十日属于燥金，向下生出丑中的寒水；第一气以及亥中的相火第五气结束后的终气三十日，又与初气的燥金相同。丑未年，寒水在泉下，那么子中到丑中的初气三十日属于寒水，向下生出丑中的风木；第一气以及亥中的燥金第五气结束后的终气三十日，又与初气的寒水相同。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各年都是这样：燥金生寒水，寒水生风木，风木生君火，君火生湿土，湿土生相火，相火生燥金。六十年循环往复，继续相生，没有间断。”谢师程听了我的话，高兴地领会了。我的确广泛阅览过医书，却从未学习医术。谢师程既然跟随老师学得医术，又肯在医书方面深入钻研，他这样不断进步，成为良医是可以预期的。因此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谢师程的字叫敬学。赠给易原调任袁州掾的序 古代做士人的人，只要可以出仕，就在乡里选拔，在乡中推荐，然后长久治理乡里百姓。在公事上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在私下可以凭借俸禄奉养自己。这就是古代士人能够安于自己的本分，而没有非分愿望的原因。后世选取士人的方法不一，虽然保留了选举的名义，实际上却和古代不同。为什么呢？所取用的不是实际可用的才能，而是不可实际使用的虚浮技巧。可以出仕的人有时不能出仕，而不可以出仕的人反而有时得到任用。时代的许多失误，士人常常失意，往往都由此造成。学者易原，是庐陵人。他的父亲在抚州做官，于是便在那里安家。易原资质敏捷、才华俊秀，学习进士之业，才华远远超过同辈。然而一再参加考试都不顺利，家贫无法养活自己，不得已接受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俸禄，在郡中任事已经四年了。上级没有人责怪他，下属也没有人怨恨他。他尽力做好自己的职务，声誉很好，按惯例应当调任其他郡。于是从抚州调往袁州。他出发时，留下的人都惋惜他离去，却没有办法挽留他。他经过我这里，告知出发日期，并请求我赠言。我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要谨慎修身，以此养成平民之孝。努力吧！将来凭才艺进身而列入士子行列，就尽力去做；早晚快慢，则有命运安排。你应当安然处之来等待时机。《吴文正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吴文正集》卷二十五 元 吴澄 撰 序 送董中丞赴江浙右丞序 天子全面更新各项政务，御史中丞董公改任江浙行中书省右丞。于是朝廷内外的正直君子都叹息感慨，彼此说道：“人臣用来献身报国的，不外乎两件事：负责进言和承担事务。事务有大小，不能互相越权；而进言的责任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所以董公公开直言、气节刚正，心中认为不可以的事，没有不说的，往往因为承担事务的人不合适而受到阻碍，不能实行；如今政局将要改变，难道不是董公施行自己言论的时候吗？而且又以一方事务的责任出任，这难道不是关系到个人地位轻重吗？”我对诸位君子说：你们忠诚深远的考虑固然深厚，但古人也说过：“臣子侍奉君主，不选择地点，只求使君主安定，这是最盛的忠诚。”董公的先世出任总领军队的将领，在外便破敌摧坚；入朝任职禁宫，便纠正错误、进献可行之策。这就是所谓不选择事务而尽忠。董公廉洁正直、刚强明察，得自天性，成于家训；遇到事务敢于担当，承担进言责任时敢于直言，不辱没家门，不辜负国家，只知道尽忠罢了。至于本人或出或入，又哪里会放在心上呢？如今以大臣身份出任行中书省的事务，比古代的牧伯更加重要。江浙之地，董公的先辈和董公都曾经治理过它，这和召伯世代掌管东方诸侯相比，任职有什么不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难道这件事轻微而又小吗？近年以来，上下彼此猜防，远近互相仿效，政事乖乱、百姓怨恨，到处都是这样。何况江浙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向来号称难以治理的地方呢？各种弊病的根源、蛀虫藏身的孔穴，董公大概已经清楚地了然于胸，铲除剔抉，没有什么困难。以廉洁正直、刚强明察作为根本，以精密周详、审慎细致加以辅助，不要偏听，不要轻信，不到一年政事就会成功。孔子论述治理国家，最后说要远离佞人，又再三申说佞人的危害，圣人恐怕不是故意说危险的话来吓人吧。那些佞人，他们的话有可取之处，他们的才干也令人喜爱，谁知道却不可接近呢？江浙是东南的都会，是人才汇聚之地，而董公爱贤乐善，天下没有人超过他。在听取言论、相信并施行的时候，希望他尤其谨慎！我希望看到董公政事成功后回来，能够解除诸位君子叹息感慨的忧怀；那时我即使在烟霞泉石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也将和天下人一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