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湖遗书卷一宋杨简撰序

译《诗解》序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世情，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愤。近处可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又说：“情志由《诗》兴起，立身由礼完成，成就由乐实现。”又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又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吧？”又说：“熟诵《诗》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答。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易》《诗》《书》《礼》《乐》《春秋》，文字虽有六类，道却是一个。所以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又说：“志向达到哪里，《诗》就达到哪里；《诗》达到哪里，礼就达到哪里；礼达到哪里，乐就达到哪里；乐达到哪里，哀情也就达到哪里。”啊，真是达到极点了！至高的道就在心中，何必到远处去求？人的心本来就善、本来就正、本来就没有邪曲、本来就广大、本来就神明、本来就没有不通达的地方。孔子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孟子说：“仁，就是人的心。”一切变化和言行，以及《诗》所说的兴、观、群、怨，哪一样不是这颗心？哪一样不是正道？人的心本来正直，一旦生起意念，后来就昏昧了。不生意念而不昏昧，正直地通达出来，那么《关雎》所写的寻求淑女以侍奉君子，就是本心；《鹊巢》所写的婚礼，是天地的大义，就是本心；《柏舟》所写的忧愁郁结而不失正道，就是本心；《墉柏舟》中“誓言没有二心”，就是本心。由此心而形成品节，就是礼；它的和谐快乐，就是乐；得失吉凶，就是《易》；是非，就是《春秋》；把它贯彻到政事上，就是《书》。等到被意念触动而昏昏沉沉、困惑不通，因困惑而求学，学习的人取《诗》三百篇中的诗来歌唱、吟咏，那么本来具有的善心也没有不被激发的。善心虽然被激发，却有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也不相信。舍弃平常而追求深远，舍弃自己本来具有的而向别人寻求，这是学习者的弊病。若能相信自己本来具有的心而学习礼，那么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都是我本来具有而不可错乱的。这就叫作立身。到了光明绵延、纯一精粹，和乐不勉强而自然合于中道，无所作为而自然成就。虽然学习有这三者的次序，但心却没有三种不同。知道我心本来具有六经之道，就没有什么不相同、没有什么不通达。受到感触而产生兴发，曲折变化万端，可以；观察万物无穷无尽的形色，可以；与人群居，相亲相爱，相互接近、相互治理，可以；表现哀、乐、喜、怒、怨，可以；近处侍奉父亲，可以，远处侍奉君主，可以，交给他政事可以，派他出使四方可以，没有什么不通达、没有什么不归于一，这就叫作不面对墙壁。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就会阻塞隔绝；道没有两种，正道也没有两种。独自说：所谓《周南》《召南》，从它们的首篇来说，也是因为其中没有杂乱。毛公的学说，自称本于子夏。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大概说的就是子夏。曾子又多次责备子夏说：“我和你在洙水、泗水之间侍奉老师，后来退居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百姓把你误认为老师，你的罪过之一；你的父母去世，却使百姓没有听到你的哀情，你的罪过之二；你的儿子去世，使你丧失明察，你的罪过之三。”子夏胸中的学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学问如何便可以不问而知，更何况子夏起初还没有章句，只是传述孔子的说法，后来转传到毛公那里呢？齐诗、鲁诗如今已经亡佚，韩诗还有其说。韩、毛两家也有好的地方，现在间或取用它们。《先圣大训》序 世人所称的先圣，是指孔子。我恭敬地思考先圣的宏大教诲，除《论语》《孝经》《易》《春秋》以外，散失隐藏在各处，虽然有时在杂说中出现，却没有受到尊重，也没有单独流传。其中有讹误，也有诬妄；道心本来相同，只是昏昧和明达不同，细微差别也会造成差异。即使当面见到圣人却不能有所察见，圣人明白告知也不能领会，这就不必奇怪圣人的话本来相同，而记录者却各不相同；也不必奇怪承接错误、听闻谬误，最终竟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夜光之珠，长久混杂在沙砾之中；日月的光明，时隐时现于云气之间。不知道固然没有责任，知道了却不尽力阐明，便不合义。因此我参校各家记载，汇集成一部书，刊正诬妄，保留疑缺，希望不至于增加后学的疑惑。我不敢把这部书当作确定无误的定论，只恭敬地等待明智之人审订，共同匡正。《曾子》序 圣贤的等级虽然不同，圣贤的道却相同。所谓道，就是用来说明没有什么不通达的称谓。正因为相同所以通达，不通达就不能称为道。孔子说：“谁能出门却不经过门？为什么没有人从这条道走呢？”既然如此，哪里只是圣贤的道相同？即使愚昧不肖之人的道也相同。只是愚昧不肖者沿着它走而昏昧，贤者沿着它走而明达，圣人沿着它走而大为明达。《易大传》说：“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孔子对曾子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曾子说：“是。”孔子出去后，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忠恕的旨意，直到今天仍使人产生疑惑。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因为认为有若像圣人，想像侍奉孔子那样侍奉有若，便强求曾子同意。曾子说：“不可以。”又说：“像江汉之水洗濯过，像秋日暴晒过，洁白光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了。”学者到这里更加疑惑。唉，有什么可疑惑的？我用来侍奉父母的就是这个，我用来侍奉长辈的就是这个，我用来应接事务、对待万物的也是这个，没有必要再用心思考，哪里还需要再怀疑呢？曾子认为只是忠恕罢了，学习者却怀疑它而远离它，说：“忠好比水流不息，恕好比万物散殊，似乎广大却细小，似乎通达却闭塞。” 正道不明，主观臆说便使人沉陷。曾子的书，世上很少有人传诵，小册子和幼纸本的讹误脱漏尤其严重，危险得将要完全湮没。而蒙蔽学问的异端邪说蔓延充塞，更有甚者，文人墨客的俳谐言语、游戏议论、淫邪谈说、污秽辞句，竟相互把它们奉为祭祀对象，写入特制的大册，充满书案和屋宇。痛心啊！人的心怎么能不相继陷入昏昧谬误、习惯腐烂、越陷越深的污泥呢？我谨慎地取曾子的书，参校古本而加以订正，间或解释其中的疑义，还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扶持正道，使人心返回正道。庆元三年夏四月，四明杨简谨序。【以上为训语】

译《陈规守城录》序 古书说：“天子有四夷守卫，天子地位卑下时，守卫在诸侯；诸侯有四邻守卫，诸侯地位卑下时，守卫在四境。”这个道理非常容易明白，也非常容易实行。但自从孔子去世，孔子的门徒又去世以后，士大夫大多没有思考它，也没有实行它。唉！人不是草木石头，我爱护他，他怎么会不爱护我？我尊敬他，他怎么会不尊敬我？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如同一家，四海之内都是我的赤子，怎么忍心把赤子取来杀害呢？然而事情有本末，法度关系到盛衰。我有志于武备，在四十多年前，经过数年，才得到《陈规守城录》，其中所说条理极其详尽。我由此顿然明白了守城备御之道。怀虑待制陈公当初在九江刻印此书，如今士大夫很少见到这部书，即使见到，也未必放在心上。待制知道我喜爱此书，便从九江取来，交给东嘉郡库。我立即命人多印成帙，准备分送给士大夫，以扩大国家的武备。又担心读者不明白以四夷为守卫的根本道理，所以不得已写下这篇序。《乡记》序 权发遣温州杨某深信人的本性都善，都可以成为尧、舜。只是被意念触动，那么即使是日常平常的生活，正直的本心也无不属于大道。这本来无法逐一书写，如今姑且仿照《周官》，记载他们敬慎、勤敏、任事、体恤，记载他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有学习县学、担任官职而贤能的人，有主持记录、担任士人的贤者，又能书写他们的德行和道艺的，就尤其记载其善行；只记善，不记恶。愿他们敬慎而审察，我愿与四县的士大夫、军民共同沿着这条道路行走。嘉定三年冬十二月。【以上为甲稿】《慈湖遗书》卷二，宋代杨简撰。记 《申义堂记》嘉泰四年春，昌国葛县令到慈溪石鱼拜访我，我们从容交谈；到了县学，他忽然起身说：“给这座学堂命名，用来申明义理的愿望，我来申明它。”我欣然接受他的吩咐。县令说：“这是人心本来具有的，只要申明它，使它彰显罢了。”我因此更加高兴，县令的话非常恰当，第二天便写下这篇文字。孔子说：“人，是天地的心。”又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孟子也常常讲性善，又说：“仁，就是人的心。”这话意义多么宏大，开启了万世人心本来具有的灵明。谁会不爱敬自己的父母？有不爱敬父母的，就不是人。谁不知道慢慢行走而让长者先行？有不让长者先行的，就不是人。这颗心是人人本来具有的，不学习便能做到，不思虑便能知道。心的精神，就是圣。果然如我们圣人所说；至于有不这样做的，并不是心本身的罪过。只是民生敦厚，后来因外物而迁变，受到外物感触便昏昧了。心的精神没有固定的方所和形体，极其宁静而虚明，有变化却没有营求。【此处“营”后缺字，无法确定】禹说：“安定你们的止处”，说明它本来就是静止的。舜说：“道心”，说明这颗心就是道。孝，是天经、地义；人侍奉父母、侍奉长辈，正是天地之心、历代圣人的道，怎么能不自知？怎么能不自我敬重呢？《内讼斋记》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并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如今见到这样的人了。先公有这种品德，二哥也有这种品德。”我亲眼见先公自己悔恨、自我怨责，以至于流泪，以至于自己捶打自己，这样的情形屡屡出现。二哥也深入体会到其中的意味，曾告诉我：“我到今天才知道古训所说的‘内自责备’是什么，我有了过错就实实在在地自我责备，所以叫作内讼。”把书斋命名为“内讼”，就像如今国学中有书斋名为“自讼”，有了大的过错便住在那里。士人以此为耻，而二哥却以此为乐，是因为他深入体会了其中的意义。改正过错的道理多么宏大啊！有过错却害怕改正，是因为不能自我责备。只有贤者才能自我责备，只有贤者才能改正过错。圣人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而以改正过错为可贵。成汤圣明，改过毫不吝惜；子路非常贤良，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子贡说：“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等到他们改正，人人又都仰望他们。”二哥不只是内心自责，又用它给书斋命名，这是达到人人仰望境界的道路。这是周公的道、成汤的道；这是孟子的道；这是先公的道。道只有一个，这就是天地的道、日月的道、四时的道、万世百圣的道。我肃然起敬，恭敬地阐明其中的意义。庆元元年正月，写于行在所仙林寺北面的官舍。《莫能名斋记》四明杨某任浙西抚属时，淳熙十一年八月初一，已经接任事务，却租住在狭窄简陋的宅屋中，外部高而内部低，没有宴饮休息的地方，客人来了不能留宿，也不能奉养父母。偶然在宝莲山山顶得到一所官有的僧屋，帅君雅礼遇士人，替我更换住所，又让杨某随意规划营造，于是在高敞清爽的地方建起书室。东边是大江、西边是西湖，云山绵延千里，幽居之人和文士来到这里，没有不说奇妙、壮丽、快意的，并且说这里不能不命名。我思考应当如何命名：向东望大江，巨大的波涛与天相接，越山相对如作揖，连绵起伏如画；风帆、飞鸟、夕阳、烟霭、荒草，早晚明暗，变化百出。难道应当因此命名吗？如果命名只是游乐放纵、迷失沉溺于外在景物，就不能说真正认识江山。向西望钱塘江水，洁白如玉、明净如镜，茂密的树林、奇异的山峰，楼台景观光辉明亮，烟霭苍翠迷蒙，美景难以描画。难道应当因此命名吗？如果命名只是游乐放纵、迷失沉溺于外在景物，就不能说真正认识湖山。于是回到本来真实之处，收敛放纵的情怀，放下对外物的羡慕，穷究【原文此处缺字】幽深微妙之处，探求玄妙珍珠般的幽冥境界。否则便是事理两相融合，曲折通畅、旁支互通，百川汇合，归宿于其中。又或者悠然无事，只随心意所向，不刻意造作，快乐也融融和和。难道应当因此命名吗？如果命名只是游乐放纵、迷失沉溺于外在景物，都不能说真正认识本来真实。遍思天下古今的名言，没有一句可以用来称说这种境界，又哪里只是我不能命名呢？恐怕穷尽万古以来明智卓识之人的心思，用尽昼夜的力量，最终也没有谁能够命名。因此题名为“莫能名斋”。既然如此，难道终究不能给它命名吗？回答说：有能够命名它的。书斋南面，高大的松树枝叶疏朗，微风吹过，发出萧然声响，这就能命名我的书斋了。书斋东面，巨大的波涛驾着风势，怒吼着翻腾上空，这就能命名我的书斋了。书斋西面，湖光翠色迷蒙，云朵飞行、鸟儿啼鸣，这就能命名我的书斋了。书斋北面【缺字】，与山麓像鱼鳞一样排列着万家屋舍，人物来往，细碎嘈杂、忙忙碌碌，这就能命名我的书斋了。有人嘲笑说：“既然说不能命名，又说这些能够命名，为什么立论这样没有定准？”我说：“有定准。”淳熙乙巳年仲春，杨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