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湖遗书卷十九宋杨简撰

译志气充满天下，这就叫作“五至”。” 子夏说：“五至已经听到了。请问什么叫‘三无’？”孔子说：“无声的乐，无形体的礼，无服制的丧，这就叫‘三无’。”子夏说：“三无的概略我已经听到了。请问《诗经》中哪些话接近它？”孔子说：“‘早晚建立天命，宽厚而深密’，就是无声的乐；‘威仪雍容美盛，不可挑选’，就是无形体的礼；‘凡百姓有丧事，匍匐前往救助’，就是无服制的丧。”子夏说：“这些话真是广大、美好、盛大，难道说到这里就完了吗？”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呢？君子奉行它，还有五种兴起的层次。”子夏说：“是什么样的呢？”孔子说：“无声的乐，气志不相违背；无形体的礼，威仪舒缓从容；无服制的丧，内心推己及人而极其悲痛。无声的乐，气志已经得到；无形体的礼，威仪恭敬周备；无服制的丧，施及四方诸国。无声的乐，气志已经顺从；无形体的礼，上下和谐同心；无服制的丧，因此抚育安定万邦。无声的乐，天天传闻于四方；无形体的礼，日日进益、月月增长；无服制的丧，纯厚的德性极其光明。无声的乐，气志已经兴起；无形体的礼，施及四海；无服制的丧，施及子孙。”子夏说：“三王的德性与天地相参，请问怎样才可以说与天地相参呢？”孔子说：“奉行天地日月三种无私，用来劳苦天下。”子夏说：“请问什么叫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奉行这三种无私来劳苦天下，这就叫三无私。《诗经》说：‘上帝的命令没有违背，一直到汤王才相合。汤王降生并不迟延，圣明恭敬的德性日益增进。光明地感通上帝而从容不迫，对上帝极其敬畏。上帝的命令施行于九州。’这就是汤的德性。天有四时，即春、秋、冬、夏；有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妙之气，神气形成风雷，风雷流布而有形，众多万物显露而生长，没有一样不是教化。清明之德存于自身，气志如神，嗜欲将要发生时，内心的启发必定先出现。天将降下时雨，山川先升起云气。《诗经》说：‘高大的嵩山是群岳之长，高峻直达苍天。群岳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正因为有申伯和甫侯，才成为周室的栋梁；他们在四国作屏障，在四方施行教化。’这就是文王、武王的德性，也是三代君王的德性，必定先使美好的声誉传布。《诗经》说：‘光明的天子，美好的声誉没有止息。’这就是三代的德性。放开他们的文德，使它协和于四方诸国。这是大王的德性。”子夏猛然起身，背靠墙站着，说：“弟子岂敢不承受教诲吗！” 礼乐的根源，就是五至；五至，就是三无；三无，就是五起；五起，就是能够预先知道四方败乱的根本。道是无法用言语说尽的。孔子本想不说话，不得已才说：“根源已经足够了，何必再说？五至已经很多了，又何必说三无？”子夏沉浸在文辞义理的深渊丛林中，绝不是一句话就能使他明白的。把它铺陈说明，委曲而畅达地阐释，或许可以触发他的机悟。什么叫至人？人人都有心志。志就是至，不再有另外一个‘至’。凡是志，总有思虑，也总有感触。思，又是在思什么？感，又是在感什么？实际上无所思，人却自以为在思；实际上无所感，人却自以为在感。突然产生思虑，却没有任何起因；思了又思，却没有停止之处，人却自以为已经停止。所停止的究竟是什么？那思虑又是什么东西？想要抓住它却一无所得，看它却什么也看不见。不能追究它的开始，不能穷尽它的终结，也不能执取它的中间，这就叫作大同。突然产生感触，感触没有起因；感了又感，却没有停止之处，人却自以为已经停止。所停止的究竟是什么？那感触又是什么东西？想要抓住它却一无所得，看它却什么也看不见。有人说这是气，但气的中间也没有实在之物；有人说这是心，但心也没有固定的本体。不能追究它的开始，不能穷尽它的终结，也不能执取它的中间，这就叫作大同。既然如此，由志而成为诗，诗也是这样；发为礼仪，礼也是这样；于是乐由此产生，手不知不觉地舞动，脚不知不觉地踏地，乐也是这样。人的情感哪里能够整月快乐、整年快乐呢？也会有悲哀，也会有所恻隐；有所哀伤，就是哀。时而悲哀，时而快乐，哀乐相互产生，变化万千。唉，真是深至啊！孔子说：‘即使睁大眼睛端正地看，也看不见它；侧耳倾听，也听不见它。’悲哀即使达到哭颜渊、为颜渊痛哭而不自知的程度，快乐即使达到孟子欢喜得不能入睡的程度，也仍然不可见、不可闻。哀乐必定有具体表现，并不是完全看不见；哭笑必定有声音，并不是完全听不见。然而圣人断然说：‘不可见、不可闻。’众人的快乐本来都不可见、不可闻，众人却自以为可以看见、听见；众人的悲哀本来都不可见、不可闻，众人却自以为可以看见、听见。哀与乐只是名称，闻与见也只是名称。被名称迷惑，就失去了真实。名称就是真实，真实就是名称，名称与真实也都只是名称。被名称迷惑，就失去了真实。志就是诗，诗就是礼，礼就是乐，乐就是哀。志气就是天地，说它充塞天地，并不是过分的说法。说天地与它合德可以，说它包容天地、规范天地也可以。之所以说充塞，是因为人的心胸狭窄固执，井底之蛙不可以骤然谈论大海；大海姑且这样说而已，圣人的话不能用一种固定的解释来限定。有人说是礼乐的根源，有人说是五至，有人说是三无，有人说是致，有人说是行。纵向铺陈、交错论述，没有不可以的。圣人说五至，我说六至、七至也可以；圣人说三无，我说四无、五无也可以。诗、礼、乐属于同一类，忽然接着说哀，为什么？这是深刻说明它们本来是一体而没有二致。无声的乐，就是无形体的礼；无形体的礼，就是无服制的丧。乐未尝没有声音，偏要说无声，并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本身；礼未尝没有形体，偏要说无体，并不是没有形体，而是形体本身；丧未尝没有服制，偏要说无服，并不是没有服制，而是服制本身。声音就是无声，形体就是无体，服制就是无服，本来没有差别，何必说它们相同？只是人们徒然执着于声音，所以说无声；

译徒然执着于形体，所以说无体；徒然执着于服制，所以说无服。《诗经》说：‘早晚建立天命，宽厚而深密。’天命建立在什么地方？天命从哪里开始？开始没有所谓开始，也没有穷尽的边际，说它极其宽广、极其宽厚可以；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思，说它极其深密也可以。说‘基’、说‘宥’、说‘密’，都只是名称。被名称迷惑，就失去了真实。声音就是无声，是天下最真实的东西；但追逐名称和声音的人却被它迷惑。圣人说无声，是为了打破学者牢不可破的固定见解，并不是把无声作为固定结论。又担心学者无从探求，所以让他们穷究根源；得到开始，也就得到终结。所谓‘建立天命’，正是为了追溯它的开始。追溯声音的起点，开始却没有停止；不能追究它的开始，不能穷尽它的终结，也不能执取它的中间。无声的乐天天传闻四方，果然就是天天传闻四方。无声就是声音，无体就是形体，无服就是服制。服制没有本末，也没有粗细，威仪实际上没有固定形体。说它‘不可挑选’，确实是不可挑选。凡百姓有丧事，匍匐前往救助，这本来就是无服制的丧，也就是齐衰、斩衰、大功、小功、缌麻的礼制。父亲服斩衰，母亲服齐衰，兄弟服期，降等则服大功、缌麻；悲哀固然有等级差别，但都是同一颗心所发。也就是匍匐救助丧事的心；若以这种心来丧失自己的亲人，就表现为齐衰、斩衰，表现为捶胸顿足，表现为因悲伤而身体消瘦，实质是同一回事。这不是人为造作，而是天性。天就是人，人就是天地，就是日月，就是四时，就是鬼神，就是礼乐的根源。根源没有所谓本，也没有所谓末；本末的名称因人心而产生，但本末的实质并不因人心而改变。人称它为本，我也姑且随人称它为本；人称它为末，我也姑且随人称它为末；人称它为天，我也姑且随人称它为天。人称它为地，我也姑且随人称它为地。人说是日月，我又怎能不称为日月？人说是四时，我又怎能不称为四时？人说礼，就称为礼；人说乐，就称为乐；人说人，就称为人；人说道，就称为道；说气，就称为气；说志，就称为志；说有，就称为有；说无，就称为无。各种名称纷纷杂陈，各种思虑交错纷乱，但它从来没有不是浑然一体、寂然不动的。人自己以为它纷乱杂陈，所以说：即使哀乐相互产生，其实也不可见、不可闻。这不是追逐名称的人所能知道的，也不是追逐所谓实在的人所能知道的。真实没有可追逐之处，真实也没有固定的实体。抛弃名称而寻求真实，并不是真实；抛弃真实而谈论名称，也不是名称。真实不是学者凭知识所能知道的，名称也不是学者凭知识所能知道的。自以为知道，便是不知道；不自以为知道，反而是真知道。自以为知道，就会混乱昏暗；不自以为知道，反而清明，于是无所不知。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文王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子贡认为圣人是广泛学习并记住它们，圣人却认为并非如此。孔子又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学者如果存有这种用意，孔子一定说不要存有。若执意追求，一定说不要存有；若固执不化，一定说不要存有；若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说不要有丝毫主观揣度，好像云气遮蔽了太空。四方有败乱，怎么能先于众人知道？能够预先知道四方败乱的，必定是那个不自以为识、不自以为知的人。孔子说：‘不预先猜测他人欺诈，不凭空推断他人不可信，却又能先觉察。’为什么？因为主观思虑不起作用，本来清明的本性自然无所不照。这不是口舌所能说明的，也不是思虑造作所能达到的。人心自己清明，人心自己光明，人心自己无思无为，人心自己寂然不动。思虑其实未曾思虑，人却自以为在思；作为其实未曾作为，人却自以为在作为。清明、光明、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知、不知，都是名称。被名称迷惑，就失去了真实。子夏听到三无的论说，问道：‘这些话真是广大、美好、盛大，难道说到这里就完了吗？’这说明子夏还没有领会圣人的旨意。圣人的旨意，不是用‘美’‘盛’这些话就能说出的，也不是语言所能穷尽的。所以孔子又启发他说：‘君子奉行它，还有五种兴起。’奉行它而思考，铺陈它而阐明。五起并不是五个不同的东西。五起如同五个节次，增加一个说六起也可以，减少一个说四起也可以。纵向铺陈、交错论述，没有不可以的。无声的乐，气志不相违背；气志就是乐，并非另有一物，也不是相互违背。无形体的礼，威仪舒缓从容；威仪舒缓从容，难以测度。无服制的丧，内心推己及人而极其悲痛；这种推己及人的悲痛，谁能完全知道？无声的乐，气志已经得到；所谓得到，并非有所得到，也并非一无所得。无形体的礼，威仪恭敬周备；威仪恭敬周备，就是顺从上帝的法则。无服制的丧，施及四方诸国。三者是同一个旨意，三者是同一种德性。无声的乐，气志已经顺从，哪里有不同、哪里有相同？只是光明而浑融。无形体的礼，上下和谐同心；这种恭敬与谦恭，哪里不能贯通？无服制的丧，用来安抚万邦，有安定而无危险，有福庆而无灾殃。无声的乐，天天传闻于四方；人人都听到了，却说自己不知道。无形体的礼，日日进益、月月增长，不勉强，不强求，从容而有常。无服制的丧，纯厚的德性极其光明，洁白精纯，礼与乐的情理相同。无声的乐，气志已经兴起；这种兴起就是停止，变化却没有止息。无形体的礼，施及四海；这种道理广大贯通，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无服制的丧，施及子孙；礼也是这样，乐也是这样。三王的德性如此，天地的德性如此，日月的光明也如此。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人也不应有私人的喜怒。天地日月就是人，人就是天地日月；认为它们不同，是耳目和思虑所能达到的范围；认为它们相同，则不是耳目和思虑所能达到的范围。并不是有一个所谓‘是’和‘非’，也不是有一个所谓能够达到和不能达到；天与人本来没有违背。所以，帝命所授予的人如果违背天道，私意一发动，天命就离开他。得到这道理的人，叫作圣人。圣人无所不敬；敬不是人为造作，这就叫作日益进步。人为造作反而会堕落，再也不能前进；所谓前进也并非真正前进。人们说是前进，我也姑且称为前进；这种前进无思无为，自然光明，自然闲适安乐，寂然浑然，融和从容。

译所以，顺从上帝法则的道理就在这里；使法则施行于九州的道理也在这里。天有四时，即春、秋、冬、夏；有风、雨、霜、露，寂然浑然，而它对我的教化却明白显著。从大地向上，没有一样不是神气；神气中可以指认的，就像风雷。风雷发动，芽甲显现，众多万物显露而生长，寂然浑然，而它对我的教化也明白显著。落实在我身上，就是百骸、九窍，就是视、听、言、动，就是气、志、嗜欲；寂然浑然，又是多么清明，又是多么像神啊！人就是神，只是姑且说‘如神’。怎样验证它的神妙呢？嗜欲将要发生时，内心的启发必定先出现。天要下雨，山川先升起云。宣王还没有出而临御天下，嵩山先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为什么这种神妙的显现会如此之早？大道贯通而成为一体，心极其神妙，神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易经》说包容、规范天地，天地都在我的心量之中。子思说：‘圣人的道广大无边，洋洋盛大，生发养育万物。’万物确实是圣人之道所生发养育的。这一道理并不是圣人独有而众人没有，而是天下人共同具有的。从现在往上追溯千万亿年，都是这颗心；从现在往下推至千万亿年，也都是这颗心。天，就是宣王的高明；地，就是宣王的博厚；山川，就是宣王的流行与峙立；云、雷、风、雨，就是宣王的震动、散布与滋润；嵩岳，就是宣王的嵩岳；申伯、甫侯，就是宣王的申伯、甫侯。在古代不叫先，在今天不叫今，在后来不叫后，浑然寂然，明白显著，不需澄清治理却常常清明，不经思虑却常常明察。为什么只有圣人如此？为什么又只有宣王如此？乐平有一位老士人王氏，前些年曾梦见有人派官吏来传达命令，让他修成先圣的宫室，并召他前去用餐，约定日期为二十七日。到了那天，恰好暗中应验了先前的梦，日期正好相同，因此王老感到奇异，捐出钱财特别丰厚。这也是王老‘有启发而预先知道’的表现。唉！人人都有这种极其灵明、极其神妙、贯通古今的心，这就是天地的道，就是礼乐的根源，就是文王、武王的德性，就是三代的德性；可是人们自己不知道，甚至以不知道为可贵，这实在令人惋惜。能够自知的，千人中没有一个，万人中也没有一个。自知本来就少，而能够恒常知晓、恒常光明的又更少。能够自知，孔子称为‘知达于此’；能够恒常知晓、恒常光明，孔子称为仁，能够守住它。自知不是思虑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舍弃思虑后人为造作出来的。思虑交错发生，如四时交错运行，如日月交替发光。人人都有这种光明的德性，却不能使它自己光明。能够使它自己光明，却又不能恒常光明，偶尔还会昏暗，这就不能称为仁。仁，就是觉知；医家称四肢没有知觉为不仁。前代儒者曾引用这一点来说明仁：没有一件事物不觉知，没有一件事情不觉知，没有片刻不觉知，如同日月高悬中天，如同水镜光明清澈，恒常觉知、恒常光明，自己觉知、自己光明，昼夜贯通。颜子达到这种境界，所以说‘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那些只能每日或每月达到仁境的人，如仲弓一类，也可以说是仁。只有在每日每月之外，时而昏暗、时而违背仁，虽可以说是仁，却不能说已经完全仁。颜子几乎达到完全仁了。孔子六十岁而耳顺，到了那时，便如同用江汉之水洗涤、用秋日曝晒，洁白光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了。

译附录 曾定远已经刊刻先生改订过的文字，又刊刻了先生所作的《孔子闲居解》。《闲居》确实是圣人的言论，伊洛诸贤从来没有谈到它；道理之所以不明白，我知道原因了：不肖之人达不到，贤者又超过了它。所谓中庸，就是平常。抛弃日常平常之道而凭空生出主观解释，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彦悈恭敬地书写。我熠近来在知丞赵公那里侍奉受教，曾说杨先生过去写有《孔子闲居解》，我请求借阅却没有得到，近来才承蒙寄给我看，确实足以启发后来的学者，于是刻在木板上流传它。孔子的言论，见于六经和《论语》《孟子》的，人们都尊敬相信；至于杂见于传记中的文字，虽然是戴圣所传，人们仍然没有完全相信。至于《大学》《中庸》，因为前代儒者推尊它们，所以学者讲习诵读。像《孔子闲居》这样，过去贤者从未留意，如今先生首先阐明并解释它，难道不是所谓‘五至三无’都是人的良知良能的苗裔，在心的端绪中显现，确实可以体察并下功夫的吗？那些只坐而空谈高远之理、却不能落实于内心的人，也可以自我反省了。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学生庐陵曾熠谨慎书写。四明杨先生，也就是已易先生，提取古代圣人用来教诏学者的道理，于是写成这部书。知道这部书的人很多，喜爱它的人却很少。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曾任丞的我说：‘水邑士人曾定远，笃诚信奉、爱好学习，长久收藏这部书。有一天，他携书给我看，说：“先生推阐明心量的广大，使人读它，就能具备一切善行。我想和朋友共同分享，准备刻在版上，请您在后面书写。”唉！定远大概确实从先生的话中有所领会吧？’我恭敬而又谦恭地起身，认为圣人的教化之所以能够改变人，不离开先生的这部书；不离开定远笃信爱好、想要刊刻它的心；不离开刊刻者的手，不离开阅读者的眼，不离开诵读者的口，不离开听取者的耳；也不离开那些不刊刻、不阅读、不诵读、不听取者的耳目口手。这一道理，我确实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以及日常的喜怒哀乐、谨慎勤勉中有所觉察。先生名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学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县丞赵彦悈恭敬书写。杨先生所作的《已易》，是过去先生任乐平县令时曾经增改订正的。我得到他的原本，于是拜访知丞赵公，请他校正是非，刻在木板上赠给志同道合的人。有人仍说先生还会再作修改，近来赵公替我把此书转送到先生面前，先生没有再增删，那么这就是定本了。六经和《论语》所说的天下义理已经完备。到孟子兴起，又提出性善、养气的学说；自孟子去世以后，经过秦、汉直到今天，前圣没有明显发出的旨意，才有横渠的《西铭》。不过，《西铭》的意义，只是把天地看作一家。《易》这部书，却觉悟天地本来是一体；它的流行显现，精细粗略无不完备，它对学者的功效更加广大。学者如果能够沉潜反复地研读，在浑然一理之中，知道万理森然、无不具备，再返回自身，觉察其机微发动而加以体验、推扩，即使逐渐达到圣贤的境界，也是可以的。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庐陵曾熠谨慎书写。杨先生的回信 简信问候定远契合深厚的朋友。您寄来的长信用工整小楷书写，远远寄来给我看，充分表现了深厚情意。信中跋语谈到《大学》，其中有些话我认为不妥。《大学》不是孔子的言论。定远说：‘体察，说是隐藏在内心，这是还没有相信此心就是道，所以又要体察，又要隐藏。’体察和隐藏，都是由主观意念产生的。孔子告诫学者不要存有主观意念，说内、说外，也都是主观意念，这与《大学》有同样的毛病。说‘止’、说‘定’、说‘静’、说‘安’，都是意念。孟子说‘不要预先使心正’，《大学》却说‘端正自己的心’，又说‘先使意念诚实，先使知识达到’，又说‘在于考察万物’，都是意念。更可以验证的是，篇首没有‘子曰’二字。定远还需要我的话，但我已经把《闲居解》改订得很详细了，这里只略作回应，不再一一细说。简略答复。我熠再次写信向老先生请教，大意说：‘平常正直的心，虽然是人人本来具有的，然而被淹没、斫伤、丧失之后，所保存的已经很少。平日心意纷纷往来于利欲之路，就像牛羊被斧斤砍伐之后那样光秃。幸而听到大人先生的教诲，便加以涵养，加以克制治理，等待纷扰暂时停息、清明重新恢复，于是良心的苗裔、善端的萌芽便时时显现。一定要体察它、隐约揣度它，持守遵循，久而久之才安定下来，精熟而不失去我心本来的状态。如今害怕这些又会成为主观意念，所以不敢体察，不敢揣度，只坐在那里听任此心自然发出，那么天理与人情并行，真诚与虚伪的念头交相发生，究竟凭什么洞察其中的是非呢？恐怕放纵此心而想要寻求道理，不能这样做。我私下曾深思，想遵循先生的教诲，保全平常正直的心，不体察，不揣度，不在内心生起主观意念；但又不能混混沌沌、什么也不做，像枯槁之人那样。我想在这里下工夫防止邪念，可以吗？使邪念既被防止，平常正直的心自然显现，就像云层消散、阴影斑驳而日月本体自然明亮。由此坦然行走而无所疑惑，充沛地实行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下学所用的功夫，果真可以这样吗？’ 老先生又赐信答复说：简信问候定远契好。如今又收到您的手帖，充分看到了您的问难辨析，不是草率写成的。定远说心被淹没、斫伤、丧失，所保存的已经很少，要等待纷扰暂时停息、清明重新恢复，这说明定远仍没有自觉自信。《易经》说：‘百姓天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日常生活中难道没有纷扰吗？《易经》说：‘变化和言行。’纷扰本来就是变化，如同天地间风雨使昏暗发生改变。君子见到善就迁移向善，有过错就改正。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并在内心责备自己的人。’这些都是道心的变化，定远难道从早到晚全都是邪念吗？把邪念改掉就够了。孔子说：‘改正而停止。’邪念改正了就停止，不可再去端正自己的心，反而成为新的主观意念，这叫作拔苗助长。所谓锄苗，就是除去恶草，也就是改正过错罢了。《易闲居解》一并收入，已经是四月二十三日的简信。

译我熠刊刻《已易闲居解》，因而记下年月，在卷末冒昧写下几句话。我曾经写信向老先生请教，往复之间，两次承蒙回信教诲。起初认为平常正直的心就是道，而体察、揣度难免产生主观意念；后来又说日常生活的变化难道没有纷扰，只应改过迁善而停止。我反复恭敬诵读老先生的话，才知道此心虚明，万物万化都包含在其中。君子之所以在仁学上用力而不厌倦，必定是心中有实事要做，并不是凭空猜测、推度想象。我于是把《已易闲居解》合为一册，并把两封书信刊刻在后面，怎敢不牢记在心，以免辜负老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嘉定己巳六月望日，曾熠谨慎书写。《慈湖遗书》附录 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 先生名简，字敬仲，姓杨。家世居天台，十世祖从宁海迁到明州奉化，后来又迁到鄞县。绍兴末年，敌军突然进入淮右，父亲避居慈溪，于是就在这里入籍。曾祖父名宗辅，祖父名演，都没有做官。父亲名庭显，是一位清瘦朴实的儒者，却果敢坚毅而有见识器量；对于道义上不可做的事，即使万人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像屹立在倾颓波涛中的砥柱。他奋发自立，振兴家门，约束自己极其严格，整顿子弟，使治家有纪律；书写训诫，累积成篇，字字都值得佩服。然而他待人极其平和宽恕，即使樵夫牧童有一句善言，也把他们当作老师。他从小立志求学，不达到目的不停止；反省过错严密认真，丝毫不宽宥自己，甚至流下眼泪。后来竟至于捶打自己，象山陆文安公为他撰写墓碑，说他年近耄耋而学业每日进步，当今所认识的四明杨公，只有这一人而已。因此曾任承奉郎，累次追赠通奉大夫。母亲臧氏，封硕人。先生天生禀赋异于常人，清和古朴淡泊，是深厚而足以承受道的器质。他出生那天晚上，仍住在鄞县，祥光从屋外照入，直上贯天，四面的人望见，都以为是火，便聚集来围观。他进入小学时，便庄严站立，像成年人一样。书堂与街巷隔着一扇窗，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凡是游玩嬉戏、呼喊喧闹从门前经过，他听见了却像没有听见。每逢朔日、望日按例可以休假，孩子们往往等候数日，等先生出来后互相追逐；先生却安静凝定，守在几案和门边如常，日常功课从未迈出家门。长大后，他承担主持家务的责任，掌管家庭日常开支之外，整天侍奉在通奉公身旁。两位父母睡下后，他遮灯默坐，等他们熟睡才揭开灯罩，占毕功课，有时直到五更天将尽。写文章清润峻整，务求阐明圣贤经典，不肯迎合当时风尚写世俗文章。超过二十岁，进入上庠，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听老前辈说，先生入考院时只是面壁而坐，太阳将要西斜，众人喧闹着争取一刻光阴，他才从容展开试卷提笔书写，文思如水流注，一个字也没有错写；写完后又把试卷收入袖中，从容等待众人出来，不凭自己的长处抢在别人前面。干道五年，凭一经考试在南宫夺魁，选入乙科，授迪功郎，任富阳县主簿。主簿在县中号称清闲冷职，先生确实以待人接物为务，众人敬畏而信服他，互相告诫，奉行他的约束十分谨慎。差役拿着一张纸进入集市，就可以借贷数千钱。先生每天诵读《鲁论》《孝经》，堂上不动声色，百姓自然受到感化并信服。起初先生在循理斋时，曾有一天夜里灯还没有点上，想起通奉公的训诫，默默反省观察自己，已经觉悟天地万物与我心本来贯通为一体，并不是我心之外的事。到了这时，文安公新任归来，任富阳县令，比先生大两岁，平日互相以字相称，作为朋友交往。他留住半月将要离去时，想到天地之间没有疑惑的道理，平日想见一面却不可得，怎么突然就要分别了呢？于是又留到夜间，两人在双明阁上，多次提到‘本心’二字。先生从容地问道：‘什么叫本心？’正好天刚亮，曾经听理扇子的诉讼，文安公立即提高声音回答：‘那两个争扇子的人，必定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如果看清谁对谁错，就一定判断某甲对、某乙错，这不是本心又是什么呢？’先生听了，忽然觉得此心澄澈清明，急忙问：‘难道只是这样吗？’文安公肃然端正，重新提高声音说：‘还有什么呢？’先生来不及再说别的话，只作了一揖便回来。第二天拱手坐到天明，天刚亮，就面向北方拜见，从此终身以师礼侍奉文安公。每每说：‘我感念陆先生，尤其是他第二次回答时又说了那番话，否则便会支离散乱。’这是淳熙八年秋七月的事。此后先生住在山谷之间，观读旧书，仍然疑惑，整夜坐着不能入睡。天色蒙蒙将晓时，忽然心中洒然，好像有东西脱落，于是更加明白。淳熙元年春天，母亲臧氏去世，先生离官居丧，在倚庐中哀毁尽礼。后来营造墓圹、车厩，更觉得日常应酬不能毫无障碍；沉思了多日，偶然因一件事情互相触发，立即起身在草庐中来回走动，才大悟‘变化云为’的道理：各种事物纵横交错，万般变化而虚明之心不动，如同镜中的影像。学习如果没有疑问就不能进步，先生既然屡次穷困、屡次生疑，于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先生到富阳任职后，过了两个月，没有一个士人来拜见，他奇怪地询问身边的人，回答说：‘这个县商人很多，把家业经营肥厚，却不利于读书做士，所以大家彼此观望，没有人来亲近您。’先生很悲悯，当天就到县令白宰那里，说：‘这个强盛的县如今竟成了赤县，而地方风俗如此鄙陋；学习道术、爱护百姓，是县令的职责。况且僚佐按制度兼管学校事务，如果不能以此振动教化、兴起弦歌，我县子弟坐等消耗廪禄，仿效俗吏，拘束于繁重的赋役、程限和刑罚，我吃饭都将不能下咽，怎么办呢？’县令连声答应，于是破格以俸食补助学生，稍稍通晓文理的便收取入学。先生每天到学校讲习，又与县令约定，凡是称为进士的人都优厚地加以待遇，以示劝勉；秀异的士人从此欣喜奋发，只恨自己读书太晚。有一个从山中出来的人，尤其质朴厚实，来请教学习，先生说：‘你暂且学习拱手端坐。’过了几个月，先生说：‘可以了。’便与他交谈，勤勤恳恳，穷尽日夜也不厌倦。先生担心离任时，他就提着书箱跟随，希望他学业完成后能考取功名，成为名儒。县人争相仰慕效法，文风于是更加振兴，故老至今仍感念他的恩德。服丧期满后，因为通奉公害怕浙江的涛浪，先生接受绍兴府理椽之职，便前去供养父亲。凡有奸邪和狱讼，必定亲自到场，端坐沉默地听取，使囚犯自己吐露实情；他的明察如火炬，没有遗漏丝毫。狡猾的官吏只能在公文案卷上动手脚，不敢任意舞弊越法。部、都、台、府各机构鼎立，大多承迎权势者的意旨，没有时间过问事情是否合理。先生公正平允，没有偏颇，只遵从事理。两府的属吏触怒了帅臣，被送入狱审问；先生说明没有罪可审，帅臣却命令审查平日行为。先生说：‘这是属吏的过错。若今天能够免除罪责，那就确实没有罪。若一定要摘取往事罗织入法，我不敢奉命。’帅臣大怒，先生叹道：‘这样还可以做事吗？’回去取出告身交上去，争辩更加有力。帅臣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于是作罢。有一位宪使曾经举荐职官，一天因两方诉讼的是非，压迫先生服从自己的意旨。先生走到庭中抗辩，捧还宪使削夺官职的文书，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立场。宪使改变态度，向他道歉。先生常说，向上官报告事情，必须把情况全部陈述；如果意见不合，就退下反复思考、审慎判断，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动摇。如果有重大阻碍而意见不被采纳，就决定离去罢了。朱文公持节任职时，举荐先生，说他学问能够修治自身，才能可以帮助他人。不久，先生得以升迁。此前太师史越王荐举诸贤，先生列在第二位，说他性理之学通达明澈，文辞华美而条理畅达，孝友的行为使家内受到教化，施行于政务，百姓敬爱他。得到诏旨，任期届满后由都堂审察，只有一次考核便改任他职。先生本不想去，文安公来信勉励他；又因父母亲庭有命，才不敢违背。

译先生被差遣为淛西抚干，大尹张公枃一向敬重先生，先生也恭敬地与他相处。幕府中本来没有多少事务，到这时却有许多事情委托给先生，官府文书每天接连不断。庭院所在的天府繁盛广大，事务大多错综棘手，不容易办理。先生从容地站立处理，直接切中事情的要害，没有人不佩服他的神明。京畿发生灾情，民心惶惶，形势难以预料；先生告诉尹官应当防备意外，于是受命督领三将兵，接待他们以恩惠和信义，取得了他们的衷心。他提出诸葛武侯的正兵法，调动并训练军队，军政大为整顿，众人非常和悦。先生由此更加相信人的心极其灵明、极易受到感动，亿万人的心与一个人的心本来相同。若只是依靠欺诈和武力相互笼络，就像虎豹一样，天天担心它们将要吞噬人，实在不可取。所以他常说，元帅应当把四海看作一家，把士卒像室内家人一样抚慰，训练正兵，这样就不可战胜。这就是先生的治军规模。先生入仕以来，本来从未求别人举荐，也不仿效别人，称作门生并请求填写脚色状，按惯例总是谦逊推辞，不敢答应。然而诸公争相推举拥护他，仿佛害怕落后；他总是从部中得到调任，荐举的奏章像车辐聚集一样纷纷而来，超过数份便削去退还。改任宣教郎，知绍兴鄞县，因为母丧而没有赴任。县令饶先生任乐平时，旧有学校宫舍狭窄简陋，十分危险朽坏，只能相互支撑，早晚都可能倒塌。先生说：‘教化的根源，难道可以有一天延缓吗？’于是撤去旧屋，首先进行修缮，登上讲席，县里的士大夫都来会集。他教诲说：‘国家设置科举，是想求得真正贤能、实际有才干的人共同治理天下；设置学校，也是想教育培养真正贤能、实际有才干的人，使他们进入科举，并不是徒具形式。然而读书人参加科举、处在学校中，往往只认为应当取得经义、诗赋、论策的成绩；只要擅长这些，即使士人的品行完全丧失，也不妨碍取得高等科名。’除此之外还应当怎样呢？抱着这种心态读圣人的书，不仅大大丧失圣人启发开明学者的本意，也大大丧失国家教育培养人才的本意。人的本性极其善良，人的本性极其灵明，极其广大、宏大、崇高、光明；这些都是人自身具有的，不必向外寻求，也不必从外面学习。孩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亲人，长大后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看见牛惊恐战栗，谁没有不忍之心？看见幼童匍匐着将要掉进井里，谁没有奔去救他的心？这叫仁义之心，这叫良心，也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心，也就是天地、日月、鬼神的心。人人都有这颗心，却反而被庸庸碌碌、追逐奔走、贪求利禄、忧虑得失的人所熏染灼伤，我对此深感痛惜，所以冒昧先把这些告诉你们。他常说，既然教养这个县邑，就还想使全县的人都成为君子，何况是求学的人呢？因此对他们谆谆教诲，毫不厌倦，剔除他们的习气，脱去心意上的蒙蔽，使本心恢复原有的无恙状态。他的话平实浅近、明白易懂，听的人人人都能理解。有些人过去沉溺于平庸浅陋，把道看作高深幽远；一旦听到圣贤之心与我本心相同，日常平凡的生活无不合乎大道，才知道是自己自暴自弃、自陷昏暗而不自知，有的人甚至流下眼泪，进入斋舍后昼夜忘记睡眠饮食，远近的人都因此受到感动。先生初到任境，访求百姓疾苦，听说杨、石两个恶少凭借粗野强悍，虚张声势地号令官府，奸诈无赖之徒纷纷归附他们，制造事端，残害良善；有些无能的长吏反而从中获利，把他们当作鹰犬，借助他们的声势气焰助长爪牙，谁也奈何不了。上任不久，他们果然张牙舞爪地来到官署庭下。先生明察他们的奸状，立即把他们提到狱中，加以责罚，并把祸福利害讲给他们听，他们都受到感化，愿意终身自我赎罪。从此他们不再踏入官府，县人受到感化，把诉讼当作羞耻，夜里没有盗贼警报，路上也没有人拾取遗失物。任职还不到三考，先生便奉召任国子博士。这是绍熙五年，宁宗皇帝即位的初年。那两个人率领众人一同出境相送，称先生为杨父，哭泣跪拜，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先生到国子监讲学后，反复讲说数千百字，阐发人心本来具有的妙理，使人欣喜自庆，认为这是先圣赞述《易》以来从未听闻的道理。当时皇帝亲笔下诏遵循孝宗的成规，恢复三年服丧制度。先生上奏说：陛下这项举措，是尧舜三代的举措；这份心意，是尧舜三代的心意。顺着这份心意实行，尧舜三代的盛况就会在今日重新出现。但臣深为遗憾的是，上面实行了，下面却没有效法；群臣服丧期满后仍穿常服，其中穿紫、绯、绿等服色，实在大不合礼。北方人从前曾赞叹孝宗恢复古制，还说金主也想仿照实行。如今陛下顺应圣心实行此制，纠正群臣的非礼行为。久远以来的成例也应推广到四夷，使他们心悦诚服，这难道不更加光明伟大，成为万世法则吗？赵忠定公汝愚制定拥立之策，宗英实际参与辅佐初政，推崇道学，拔茅连茹，公论一致振奋起来。人们说，我朝承继二帝三王的道统，不是汉唐所能比拟的，正在于此道昌明，人们知道礼义；所以国家有元气，三纲九法得以维持，这些都是历代圣王培植以及二三位大臣共同主持的结果。天下人伸长脖子，早晚盼望太平。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嫉恨汝愚像山一样挺立，压制他于朝廷之上，捏造无端罪状，污蔑他并将他排斥出朝。祭酒李公祥上奏抗辩此事，先生依据学馆旧例，请求列名联署札子，但没有获准，便告诉同僚，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先生说：“不过拼上一死罢了。”于是上书说：“臣与汝愚是因义理相合的人。汝愚难道每件事都尽善尽美吗？至于被认为不合宜而出任外职，天下人都能明白他的忠心。前些时候局势危急、变故惊骇，其中情形无法一一说尽，军民将要溃乱，社稷将要倾覆，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汝愚冒着万死使危局转为安定，人心安定下来，汝愚的忠心陛下心里清楚，不必再深加辩解。臣任祭酒，近来负责用义理教训诸生，如果见利忘义、畏惧祸害而忘义，臣以此为耻。”汝愚已经离去，就不应再回来。今天这些话不是为汝愚而发，而是为义而发。没过多久，先生也遭到斥退，诸生又因激于义愤替先生辩护，于是先生再次遭到斥退。一时间，正直端方的人都被一概诬为伪君子，像先生这样的人更被视为伪君子中的极端；他们受到严厉贬黜驱逐，被扫荡得不留根株，而灾祸也滚滚而来了。先生主管台州崇道观，任满后再次任职，转任朝奉郎。嘉泰四年赐绯鱼袋，任朝散郎，权发遣全州军州事。临行辞陛时拟上两札，其中一札说：“天下只有此道而已。上天用它覆盖大地，大地用它承载万物，日月用它发明光辉，四时用它运行，人用它群居在天地之间而不发生混乱。所以得到此道就能治理，失去此道就会混乱；得到此道就能安定，失去此道就会危险；得到此道就能获利，失去此道就会受害。这是万古不变、确凿无疑的道理。

译自汉代以来，治理之道夹杂了霸术，所以太平的日子少，混乱的日子多。此心就是道，只有一旦被意念发动，才会失去它。孔子说：‘不要任意起意，意念不可稍微发动，何况大肆发动呢？’一旦生起求利之心就会偏差，生起私心就会偏差，生起权术之心就会偏差；产生喜好，产生厌恶，凡是心中有所不安，都会偏差。臣希望陛下就以这种虚明而不起意的心来施政，不增不减，自然没有照察不到的地方，贤与不肖自然分辨清楚，各项政务自然得到治理，百姓自然安定并受到教化，四夷自然归服。这就是三王之道，也就是尧舜之道。希望陛下不要满足于汉唐的规模。第二札说，国家举行重大行动，必须上合天意。上帝认为可以作战，就作战；上帝认为还不可以，就不要作战。《易》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上帝看待南北百姓是一样的，只有无道到了极点才诛伐他们；没有达到极点时，人心还没有完全离弃他们。如果急于交战，使南北无罪的百姓肝脑涂地，难道是上帝的心意吗？必须等到民心完全离弃，如同独夫纣王那样，上帝才会震怒，前来的军队才会倒戈。这才是汤武的军队。所以《志》说：‘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之人而能够取得天下，也有不肯做的事。’ 《公羊传》所谓九世复仇的论说，不是《春秋》的本意。臣希望陛下成就汤武那样的事业。又有军队统帅克扣剥削各军，怨恨诅骂之声充满耳闻。陛下应立即罢免克扣剥削的统帅，选择任用不把官职看在眼里、不接受私下请托的人，这样三军受到鼓舞，士气就会增加百倍。若再得到一位大贤大智、熟悉将略的元帅，训练治理各军，数年以后或许就可以使用了。朝廷正在议论更改这些事情，边境琐碎的流言纷纷传播，没有人敢阻止它的苗头。因此先生愿意诚恳地陈述这些情况。那些舞文弄墨的小吏，像狐狸老鼠一样玩弄威福，冒充掌握兵权的人，声势张扬得厉害。先生到修门之间，有人怂恿他写一封短札，他回答说：“我没有这些话。”还没来得及当面辩论，事情就停止了。此后战争接连、祸患不断，百姓肝脑涂地，先生的话竟像符契一样应验。知情的人遗憾先生的意见没能上达天听，都为此痛惜。先生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嘉定元年，皇帝励精图治、革新政事，首先访求年高有德之人，授先生秘书郎，转朝请郎，升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先生平时日夜深思，却没有机会把意见告诉皇帝；轮到当面奏对时，便极力陈说时弊，提出治理国家的要领。首先奏道：陛下也知道都城内外有因饥饿而抢夺市场食物的人吗？有因为势力不足以使一家人共同活下去，便把儿子或女儿沉入江中的人吗？”},{ 都城东边有个妇人，因为公婆请求而忧愁，便卖身来供养婆婆；婆婆听说后自缢而死，公公知道婆婆死了，也自缢而死；儿子回来知道父母都死了，便也自杀；妇人因为公婆和丈夫都死了，又自缢而死。又有人把小孩抓来烹煮食用。唉，真是悲痛啊！这事发生在京城附近，却到了这种极端地步，更何况淮地百姓互相吃食，妻子吃丈夫的尸体，弟弟吃兄长的尸体，甚至父子互相吃食对方的尸体。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却出现这种事情，这是群臣的罪过。希望陛下赶快下诏命大臣召集群臣详细议论：内外有多少财赋落入贪赃官吏手中？有多少财赋白白耗费在迎来送往上，而不考虑选择贤能、让他们长期任职？有多少财赋耗费在科举取士所采用的轻浮、昏乱、妄诞、违背事理、伤害正道的时文上？各军虚报的军籍不知有多少，拿供养虚籍的钱来救济饥民，有什么不可以？我听说淮地饥民想渡过长江，郡守却阻拦他们，因而与饥民结怨，这是激使他们作乱。我又听说赈济官把百姓聚集的情况报给上司，屡次查问却不予回复，昏聩谬误到了这种地步，而朝廷还没有听说对此有所黜陟，我非常害怕这是在养寇而危害社稷。臣又奏报：如今的守令大多昏庸，而听讼的官吏多怀私心、徇求私利，把有理的诉讼反说成无理，把无理的反说成有理，使百姓饮恨含怨，却没有地方申诉。已经缴纳二税的人又被追征；他们即使伏地求情，也仍被拘讯拷问，有的借债，有的变卖产业，严重的甚至卖妻卖子。陛下试想，百姓的处境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的怨恨会怎样？加上今年旱灾和蝗灾，郡守又不肯减免赋税，残害百姓的弊政多得无法记述，这都是没有选择贤能之人的缘故。外地官司把贪污当作常规，公开索取、暗中窃取，彼此互相馈送，一次馈送就达到千缗，双方都从本库支取。遇到生辰有馈送，生了儿子或孙子也有馈送，子弟又有馈送。如今国家忧患于没有财用，束手无策；如果得到贤能之人，官库中没有公开索取、暗中窃取的盗贼，财物就会多得用不完，这又是没有选择贤能之人的缘故。元凶肆意妄为，小人势力增长，风俗大坏；如今即使诛杀了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消除。陛下应当急切谋划，不要听从士大夫庸碌苟且的议论。臣自从懂得学问以来，熟思治理政务，只有一个策略：每一路选择一位贤能的监司，让监司各自征辟本路的郡守，郡守征辟县令，守令各自征辟所属官员，优先选用本贯人，本贯没有合适人选才涉及外邑。既然得到贤能之人，就一定要让他长期任职。选择贤能并长期任用，百事就能成功；不选择贤能并长期任用，百事就会荒废。选择贤能并长期任用，社稷就安定；不选择贤能并长期任用，社稷就危险。宰执和台谏知道社稷安危取决于此，就应共同坚守这一原则，不因亲故私情败坏国家公义；征辟非其人的，连同举荐者一起治罪。这项命令一下达，人们就知道做官进身的道路完全以实际作为为依据，不采用空虚的文饰，于是舍弃恶行而归从善行，舍弃虚伪而归从真实，官吏的奸邪很快扫除，百姓欢悦，财物丰足。从此可借助保甲逐渐修明比闾族党的制度，登记他们的孝顺友爱、和睦婚姻，登记他们的恭敬敏捷、任用和体恤，登记他们的德行、技艺和兴办事业；其中贤能的人和有才干的人，就会使成年人成为有德之人，使年轻人有所成就，恢复尧、舜、禹、汤以及三代盛世的局面。又奏报说：古代六军的军将都由卿来任命，如今各军将领大多只是从事武职，武勇尚未成熟，是否重新遵循古代先圣先王的训典，践行《诗》《书》《礼》《乐》的实际教化？德行方面，各军不过只是练习射箭、刺击、系缚和作战罢了。如今陛下应当精心选择文武兼通的儒者，效法古代司马来统领、匡正和教导他们，奖赏士卒中孝顺、忠诚、善良的人，那么恶人就会暗中消退。教化百姓，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使国祚稳固如泰山，全在于此。殿司十三军如今过于强盛，应当分出其中一小半，再补充司马所属的士卒，用来防备三司；这样各方势力均衡，就可以防止后患。三篇奏札情意恳切，皇上多次低头仔细阅读，读到饥民互相吃食的地方，皱着眉头悲伤了很久。人们争相传诵，流传到邻近境内，看见的人就流泪，举起双手说：‘这是江南杨夫子啊。’三年遭受旱灾和蝗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先生又上密封奏章。

译臣听说，旱灾是灾祸凶厉之气造成的。天地人三才同是一气，就像人的一身一样，腹脏发生痛苦，四肢、头部和眼睛也会因此不得安宁。人事乖谬凶厉，天地之气也会感应而变得乖谬凶厉。孔子说：‘圣人治理国家，日月不会发生食，星辰不会运行失常，海水不会泛滥，河水不会满溢，川泽不会枯竭。’连年旱灾和蝗灾，虽然有时是因为军事兴起、杀人，以及流徙途中死亡的人太多，但其余的人事也大多违背常理。郡县官吏所到之处，贪赃污秽和怨恨诽谤充斥其间，难道不会感动天地而造成旱灾和蝗灾吗？近来凶人图谋大逆，幸赖上天保佑宗社，很快就被败露擒获；但官司中多是非其人，又没有德教。以时文取士，不考察实际德行，所以放纵、偏僻、奸邪的风气盛行，难道不会感动天地而造成乖谬凶厉，造成旱灾和蝗灾吗？旱灾和蝗灾的根本，近在人的内心。陛下虽然在宫中精心祈祷，又分别命令各处备办祭祀以求群神保佑，但所降雨泽很少，仍未达到广泛救济的程度，这是因为旱灾和蝗灾的根本尚未除去。臣在腊月所上三篇奏札中陈述的，都是消除灾厉、消弭祸变的方法，希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仔细谋划。天官汪公逹、小宗伯章公颕，都相互敬重礼遇，希望亲自接见并听取教诲。汪公兼任考功郎官；江西有一位姓吴的隐士，漕司申请给他追谥。先生考察吴氏时说：‘为了安定社稷，却把宫闱之事放在心上，不懂得做臣子的道理。’孔子说：‘用孝道侍奉君主就是忠。’吴氏既违背了先圣的训诫，又启发诱导人们使他们不思念父母。他的儿子曾看到先儒的话，问：‘乱臣十人中所说的太姒是谁？’吴氏说：‘是武王的母亲。’儿子问：‘为什么母亲也称为臣？’吴氏回答：‘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他的儿子说：‘这是尊崇君主、天下不能有两个最高君主的意思吗？’吴氏因此认为他很奇异。我私下认为，有个妇人如果正是武王的王后，而让臣子把她当作母亲的说法得以实行，就等于驱使天下做儿子的人不把自己的母亲当作母亲；不孝便是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就会大乱，人人都变成夷狄和禽兽，这样的人很难议定谥号。章氏也兼任本部郎官。先生举荐贤能，不拘泥于等级次序，只要确实了解其为人，就亲自举荐。举荐章已经上奏，然后才把有关部门的牒文拿来，按照所举荐的人办理；他曾说：‘为国家荐举贤能，是我的职责。’而且先把有关牒文私下交给别人，又把举荐章交给他，让他自己上奏，这是什么道理？西府因为亲故之事询问京城的情况，先生再三责难，始终不答应。后来想举荐某氏某人，却不知是否曾嘱托当权者。原来赞善先生的人问：‘果真是当权者吗？’ 先生笑着说：‘这个老人想举荐人，就应当自己举荐。我一开口，事情就会败坏了。’先生被授为著作郎，升任将作少监，原来的兼任职务也照旧。三年入朝面对皇帝时，有一位左曹郎官因为在前班而受到皇帝眷顾，记载说先生破格降为左曹。先生首先奏道：‘陛下已经相信自己所具之心就是大道了吗？舜说：“道心就是明心，明心就是道。”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孟子说：“仁，就是人的心。”这颗心虚静明澈，没有固定形体，广大无边；日常的一言一行，没有不是变化。因而《易》说：“变化云为，虚明泛应，如日月之光。”心中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却能普遍照见万物。陛下已经自有这个大道，而且圣性澹然，没有什么嗜好，应当清明而举措没有失误。然而仍然有祸变等事，我担心您的意念或许稍有发动，就像云气兴起一样，因此日月的光芒会有照不到的地方。舜、禹相互告诫，尚且把精诚专一看作难事。希望陛下兢兢业业，不要生起意念；不生起意念，就会自然知道当柔当刚，知道谁贤谁不肖，洞察治乱的关键，始终清静明澈，就可以消除天灾、平息祸乱。’接着又说，如今江、淮、湖、湘一带的盗寇同时兴起，是因为贤能与不肖混杂，监司、守令以下大多不是合适的人，是非颠倒，残酷暴虐而不体恤百姓，所以百姓怨恨叹息，聚集成为群盗。陛下应当精心选择众人推重佩服、正直不屈的人，让他们巡行天下，黜陟监司和守令。从前范仲淹先生、富弼也说过：‘把一路的事务交给所选的知州，把一州的事务交给所选的知县，并且仍然让他们长期任职；有特殊政绩的，就立即升迁。’臣深思当前政务，没有什么比选择贤能并长期任用更重要。所任用的既然贤能，其余不肖之人就是残害百姓、败坏国家的人，不值得过分忧虑。又说到改过，这是圣贤的大德。近世士大夫大多以改过为可耻，所以别人也不敢直言劝告。王安石本来享有非同寻常的声誉，众贤臣纷纷议论新法，最终导致他离职。王安石难道没有动心、产生疑虑吗？但他不改变决策，是因为把改过看得很重。因此到了后来，他手下的小人大多得到进用，祸害也波及国家。陛下如果选取群臣中能够改过、服从正义的人，加以表彰、升迁，使凡是建议未能实行的，不是修饰言辞推卸责任，就是汇集众人智慧归于一个正确意见，那么国家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尧、舜、禹、汤的大道也就会在今天重新大放光明了。先生从前曾当面奏道：‘陛下自己相信这颗心就是大道吗？’皇上说：‘心就是道，一点也没有疑惑和二心的神色。’先生问：‘日常运用这颗心时怎样？’皇上说：‘只是学习安定心性罢了。’先生说：‘安定不必学习，只要不生起意念。’ 这样自然就会安静、安定而澄澈明朗。皇上说：‘日常所做的，只是不生起意念罢了。’先生称赞说这就是至善。不生起意念而达到至善，是非和贤愚自然就会明白。当天先生又奏问：‘陛下的意念已经不再发动，是否已经觉察到它如同太虚一样？’皇上说：‘正是这样。’先生问：‘贤与不肖、是与非，是否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于心中？’皇上说：‘朕已经照见并彻底看清了。’先生说：‘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这一问一答往来交谈，经过了八刻漏时。先生出来后，皇上久久目送他。先生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请求把史法改回编年旧制。他说：孔子作《春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某事，人们读了就认为正确的，是道；认为错误的，就是非道。这样记载，大道自然明白。自从司马迁把编年体改为本纪、世家、列传，使后世只看见事情、看见人物，却看不见道。司马迁不懂得道，所以敢于完全废弃先圣的法度。后人又纷纷随从他，因此大道不能在天下彰明。我们不敢苟且随从，以免败坏圣朝的大典。后来这件事没有实现。皇上总共两次下诏挽留先生；先生以年老为由请求祠禄，也都没有获准。不久，先生当面所陈述的意见长期没有施行，于是竭力请求离去，获授温州。先生常常感叹风俗败坏，从皇上亲自下诏启行禁止群饮开始，直到拘捕、处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章〕

译后世即使风气很坏，有时还会赐民聚饮，但也不纵容群体饮酒。倡优和下贱之事，是人们所不齿的；只是有人把他们当作货物看待，用来媒介饮酒，妖冶打扮、列肆卖艺以诱导淫乱，钓取利益、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先生到郡的第二天，妓女们成群来庆贺，他立即告诫她们，命她们具状前来。众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到任后，先生把她们全都判令从良。往日催督赋税的官吏像星驰火急一样奔忙，上下相互约束，惶惶然不能过一天；到了这里，却寂然无事。他巡视各县，首先发文废除妓籍，首先访求贤者，以礼延请他们，树立表率；首先推崇孝养，申明宗族相互救助的法令；首先推行乡里的规范以及《周官》中所说的敬慎、勤敏、任用、赈恤等制度，只记录善行而不记录恶行，愿意和士大夫、军民共同遵循这条道路。上下欢呼雀跃，路上都充满了欢声，如同脱离沸汤而洗入清波，如同从寒冷山谷中迎来春天。诉状很多，按日分配处理也难以迅速送达。先生在官署门外架起大锣，命诉讼者自己鸣锣；一鸣锣便引来询问，立即剖析裁决，不限时日。每次接收诉状，都访察县官是否贤能，甚至不问一句就能知道实情，众人一致认可后便实行黜陟。给僚属的公文按例只写姓名而不押字，依据案卷才书写判词。有人在庭下应诺，不论是谁，先生都放下笔，拱手答谢并作揖请入。所说如果合乎道理，即使是卑贱的差役也必定恭敬听取；凡在道理上不妥当的，即使是至亲也不替他改变。有五百名私自贩盐的人结成一伙，越过境内分司干官的檄文，永嘉尉和水寨士兵前去捕捉他们。巡尉轻率好胜，想把事情自行处理而不报告郡府。先生惊道：“这件事可以轻易发动吗？”五百名贼徒聚集起来，家族成员何止两千人；一旦拒捕而相互杀伤，变乱顷刻间就会发生。万一招致骚乱，给朝廷留下忧患，即使你们全都死了，又怎么赎罪呢？况且军队的节制权在郡将手中，违背节制，就是不严格执行天子的命令；违背节制，按理应当斩首。”于是竖起旗帜，设置巡尉，在庭下召来【缺字】手，分两行夹立；郡官穿着正式官服站在西序，列数他的罪过，命令斩首。郡官一起上前阻拦，恳切地表达悔罪之意，过了很久才得到释放。先生上奏罢免分司，纪律就是这样严格。有一件诉讼是说卖掉产业的人，寄居此地的官员欠了他大约若干钱。先生说：“此人本来就是有文名的名流，而且年长、地位尊贵，怎么会这样？”对方回答：“现在申诉的就是这件事，难道有文名就可以作为说辞吗？”又回答：“那就更加应当受理他的诉状。”不久，陆续来了十八个人，申诉的都是同一件事，先生立即命官吏计算官库的钱，每人都给了钱。他把众人的诉状藏在袖中，到了那官员家里，对他说：“我知道您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是申诉者的精诚感动了您，您因为有所触动，不得已才吐露实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口〕 先生说：“我知道您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幸亏把申诉者交给属吏处理。”寄居官员却吝惜不肯承认，最终还是追究裁定，让他偿还所欠的钱。沿海地区的胶禁十分严格，商人藏匿税物，私自越界出海。当时副端恃威弄权，把宫府的人当奴仆看待；他的两个儿子刚刚丧母回来，便穿着丧服来到官府，挺身出来替父亲冒险。先生从容地在文书末尾写道：“杨某年老而昏昧，不能胜任郡守，预先请求上章放归田里。”最终仍依法处理犯法者。府第挡住官河，建屋出租，扼住船户的咽喉。住在巷中的百姓苦于灌溉和洗濯，而官府又没有防备火灾的措施，历任政务都堵塞不通。有官员进言，先生命厢官立即拆毁它；厢官畏惧胆怯，不敢上前。先生说：“你不吃天子的俸禄，不肯为我效力吗？”于是把为首者戴上刑具押去，当天就拆除了房屋。全城欢呼跳跃，把河刻石命名为杨公河。纸钞称提法施行时，所到之处都严酷执行。后来惠文任从事，告发检举成为风气，家破人亡者接连不断。先生宽和公平而不逼迫，市场价格自然上涨。天子派使者来，郡中正闹饥荒；这位察使与先生有先世交情，出城迎接却不敢当面相见，从小路绕道进入州城，到了客位。先生听说后不敢进城，往来传话几次，才驱车返回。将要下车时，使者赶出来，站在戟门外；先生也赶出来，站在使者外面，叩头说：“您是天子派来的使者，我不敢不恭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使者虽然是世交家的子弟，但礼制上有固定的尊卑。先生说：“我是守臣，使者奉天子之命辱临敝邑，是天子的使者，我不敢不恭敬。”于是二人从西侧廊翼一同进入，按礼制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先生行走时总在西边，常常落后；到了台阶，不敢登上去，后来才一同从西阶上行，脚步小心拘谨，不敢走向主位。使者说：“这是国君的庭院，礼制上有固定的尊位。”先生说：“《春秋》记载王人虽地位卑微，也通常写在大国之上，是为了尊重天子。何况如今您是天子的使者。”先生坚持得更加坚决，使者推辞得更加用力。这样过了几刻，使者知道先生始终守正不改，才说：“我不敏，岂敢不恭敬接受您的执事之礼，以尊天子之义。”随即作揖退出。到了馆舍以后，先生才按照宾客之礼接见他。这种礼仪旷古罕见，当地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无不惊惧肃立、屏息观看。使者的友人向朝廷报告说：“像永嘉这样执行称提法，可以作为法则。”后来宪台也奉朝廷旨意巡察郡务，先生像先前一样以礼谦让他。但事情体制不同，天使登上阼阶，面向西坐下，先生没有一直推辞。从前每年采摘朱栾，蒸制馨木使其转化，称为柑香，分送遍及朝廷各路，号称地方物产名品。先生又免除纸钞、真柑、介馈等费用，把各种苛扰全部削除，日常饮食也十分俭朴。厨房里都生了尘埃，先生对家人说：“我们儒者一向受天子委任来安抚养育百姓，怎敢把郡中事务当作享乐，难道不以吸取百姓膏血来肥养自己为羞耻吗？”虽然没有严厉督促赋税，财赋却从未匮乏；没有另立法规、增加定额，征收也从未亏缺，这大概是由于他以廉洁俭朴自持，不在无益之处耗费。内心诚信足以感动万物，百姓自然受到感化归服，不忍欺骗他。士人都向往正道，知道致力于学习。有冒用同姓身份考中科举的人，已经过了几年，忽然大为觉悟，到先生那里缴还出身凭证。有时贵族游宦沉溺声色、放纵傲慢，见到先生便局促畏惧，互相告诫说：“老先生恐怕听说了吧？”于是全都把这些事情收敛起来。一位名卿修建宅第，十分华丽，其中有一座厅堂尤其宏伟精美，平日是交接宾客的地方。先生前去拜访，他特意曲意周旋，把先生引到别馆，仍羞惭得脸红。过了一段时间，豪奢之风顿时消失，兼并之事渐渐停止，乡里和睦，没有争吵声。各类前来诉讼的人即使要远道跋涉，也心甘情愿到郡府接受杖责，挨了杖责到底也没有怨言。军民怀念爱戴先生，把他当作慈爱的父母，家家都画他的像祭祀。人们都祝愿“阿翁长寿”。五年后，先生被授为驾部员外郎。离任那天，老人和孩子成群结队争着搀扶拥送，沿路说：“我们的阿翁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全城人倾巢而出痛哭。有一户织机工匠曾经受过徒刑，也亲手织成写有颂德文字的绵帷。

译政叶侍郎适写信与先生告别，说：“您任职两年，勤于治理，公事私事都得到喜庆；恩惠利益所及，白发老人都认为这种情形从未记载于史册，也未曾绘入图画。”人们聚集如云、欢声如山，欢乐沸腾于乡里，这确实是实录。十多年以后，国学中有名望的士人还极力谈论当地百姓对先生的思念没有止息，并且说当时确实有三代的风气；如果让先生任职更久，那就更加完美了。后来改任工部，入殿奏道：“臣有当今第一急务，要禀告陛下。世俗常情喜欢顺从、厌恶违逆，所以人们相处时大多奉承，即使对于同僚的过错明明知道，也不敢说出来，怕违逆他的心意，最终会害了自己；这种习惯形成风俗，牢不可破。因此即使明知吏部任官只看资格而不问贤能与否，也不敢改革，怕违逆不肖者的心意。即使明知选择贤能并让他们久任是上策，也不敢实行，因为官缺多而人选少，怕不贤者不能任职而违逆其心意。以至于内外审理案件的官吏用刑逼供、索取贿赂，把直说成曲，把冤屈造成无从申诉；当职者害怕麻烦，接受属吏已经办好的结果，同僚拱手沉默，不再审听囚徒的供辞。州县承受公文，吏卒使百姓困苦，平民遭受各种苦难。同僚即使知道，也不敢告诉长官，反而视为常事，怕违逆属吏，姑息容忍他们欺瞒上官。刚正有德的人有时才会按察上奏，但漏网的人已经很多了。百姓怨恨吏卒，吏卒怨恨官府，官府的怨恨最终又波及朝廷，臣对此非常恐惧。内外积累的怨恨久了，只要一个人呼喊，跟随的人就像赶集一样多。如今圣朝虽然有善政，仍像拿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燃起的大火；盗贼接连兴起，都是乘着百姓的怨恨而起。希望陛下明白告谕大臣：凡是长官能够接受逆耳之言、小官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或者知道过错便能改正的，都要特别加以表彰，并向天下公布，千万不要因为那只是小善就忽略它。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成汤改过毫不吝惜；改过的好处，只有孔子真正懂得，后世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加以表彰公布，使天下改变看法，众人就会以改过为耻，这实在关系到治乱安危。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朝廷在前面用重赏引导，御史、监司在后面加以纠察，这样或许愿意听取过错、寻求忠告的人会多起来，完全扫除喜欢顺从、厌恶违逆的私情，善政全部推行，弊政全部革除，百姓的怨恨自然消除，祸乱也不会发生。”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他工部员外郎。六年，轮到先生当面奏对，皇帝对他说：“我深思熟虑五十年，没有什么比选择贤能并让他们久任更好的策略了。”先生已经多次把这些话告诉皇帝了，其他还能说什么呢？只要这一主张实行，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治理不好的。这件事还没有完成，他又想从旁边列举一些具体事务，姑且试着写成奏牍上奏。先生说：“我不能这样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没有苟且之处，何况是向君主进言呢？”于是又详细写札子申明这一主旨。授军器监，兼工部郎官，转朝奉大夫。先生不喜欢用磨勘制度升迁，起初任官后，确实过了几年也没有转官，因为一个旧例，自那以后便互相照应办理。这一天，工部的长官和副长官在朝堂上请求为他转官，先生仍向尚书省申明，请求停止这项任命。七年，任将作监，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因两院进呈御集和实录，转朝散大夫。金国发生大饥荒，北方百姓扶老携幼归附我朝，像蜂群聚集、蚂蚁拥塞一样，每天有数千万之多。边吏有时不知大体，排列弓弩面对淮水射击，把他们赶退。先生悲痛地说：“得到土地容易，得到人心困难。三代取得天下，是取得了百姓。何况海内外都是我们的赤子；不幸中原百姓陷入腥膻之地，一旦因饥荒被迫出走，离开涂炭而投奔慈爱的父母，反而吝惜给他们一斗一升的粮食，迎面将他们杀死；吝惜让他们脱离死亡，反而使他们很快死亡，这难道是上帝安抚四方的道理吗？”当天便上奏，以悲痛之情陈说此事，但没有得到答复。十天后当面奏对，他又说：“如今最好的策略，没有超过选择贤能并让他们久任的。” 他多次向朝廷说明，朝廷也已经渐渐知道“选择贤能并让他们久任”的好处，而且已经有了验证。但朝廷沿袭长久以来的旧例，科举取士专门崇尚浮文，严重败坏士子的心术。吏部授官只看资格，不考察才能和德行。郡守按例任期二年，知县任期三年有余，京官和选人也各有固定期限，不肖之人前后接踵，因此肆意妄为、残害百姓，招致怨恨和祸患，大盗屡屡兴起。朝廷又害怕改革，这很不符合祖宗的期望，也不符合圣子神孙的意旨。如今军队统帅多非其人，军人心怀怨恨，有人说：“听从命令作战的没有恩赏，不战而逃的反而得到提拔任用。”将帅兼具各种才能的人很难得到；有些人有智有勇，而且不刻剥士卒、能够获得士卒之心，不能说他们没有价值。朝廷大大失信于百姓，百姓相对哭泣，痛苦怨恨。后来虽然稍稍放宽，但称提州郡钱钞的规定过于严苛，百姓十分冤苦。盐法又屡次改变，过去按照年月日次第支取盐，现在规定旧钞占二分、新钞占八分，因此旧钞几乎没有用处，商人怨恨深重，直达骨髓。军器物料尚有欠额，商人涉及的钱数多达千万缗，不知道已经支还还是尚未支还。又有遣散军人失去安置，心怀深怨，不知道是否已经清查收拾。最大的一项利害，是社会习俗常说把大公至正的言论看作迂阔，把迎合时势、苟且权变的办法看作通达多才。权术和苟且之举只能暂时应付眼前，而人心不会服从，上帝也不会赞同，祸患必定留在后面；这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孔子说：“一件事失去道理，就是混乱和灭亡的开端。”如果违背这条道理，百姓背叛就会纷纷而来。希望陛下明察静思，大臣也能虚心求言，听到过错便愿意改正；君臣同心，那么天下就会蒙受如苍天般广大无边的恩德。后来先生叹息说：“我也老了，应当离去了。”难道还不能停止吗？正好患病，于是接连请求休假。先生自从永嘉任职以后，请求告老、乞祠的奏章又上了十多次，每次都恳切地说明平实的道义，认为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义，上可以符合天意，下可以合乎人心；治理家族的人遵循道义，上可以侍奉君亲，下可以面对百姓。臣超过七十岁已经好几年，三次进入修门，四次接受陛下召对，所说的话没有一条值得采纳，也没有施行于天下，只是徒然列在朝班而不离去，这合乎义吗？不合乎义吗？”到了这时，他更加极力说明自己应当离去的道理，理由更加明白确切，请求也更加坚决，于是授任直宝谟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十二年，授直宝文阁、亳州明道宫，再任十四年，授秘阁修撰、绍兴千秋鸿禧观。十五年，特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鸿庆宫，赐紫衣金鱼。

译十六年，授宝谟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赐金带。十七年，皇帝即位，授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之职仍旧，接连赐带。宝庆元年，以朝议大夫、慈溪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不久授华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皇帝亲自洒翰，多次颁下诏旨，说先生是先朝的老德臣，朕一向记取并器重，命所在军州以礼护送他到行在。先生卧病上表推辞，前后达到五六次。宝庆二年，授敷文阁直学士，加累中大夫，仍提举鸿庆宫，不久以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在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先生心地清明纯一，对生死没有区别。临终那晚，神情安怡，像平常一样。遗奏上达，特赠正奉大夫，按照规格授予其后代官职，赙赠银绢共二百计。诰词说：“原本希望你来归朝廷，为什么没有病愈？士人叹息明师失去国家，怎能询问黄发老人？学者看到这些，为之悲痛。”乡里人像仰慕父母一样，奔走哭吊，交错于道路。公卿大夫士无论远近，前来吊奠的人接踵而至。四朝保存旧籍，先生成为百世宗师，生时荣耀、死后哀荣，实在无愧无怍。娶林氏，封为令人。二子：恪，承务郎，任滃海制置司准备差遣；克，继承家学，勤勉进取而没有止境。怡早年去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孙谊、宣教郎知湖州德清县童居善，以及宜倅舒公名璘的儿子铣。五个孙子：埜、【缺字】、基在堂。两个孙女，长女嫁将仕郎韩夑。曾孙金，于三年四月乙酉葬在本县五峰。唉！三代衰落，圣人之教熄灭，异端邪说争相在天下驰骋。后来把传注当作经书，把章句当作学问，洙泗的家法徒然剩下纸上的空言；经义被穿凿割裂、剥蚀错乱，真伪混杂，像杂草丛生。学者越是笃信它，因而遗害也越深。要寻求真正的所得，使它与我心中本来共同明白的道理相合，洞见千载以上古圣人的本心，却没有这样的道理。光明伟大的圣人啊，笃实地生出贤哲，而先生又从诸儒之后挺然而出。伏羲开始画卦，起初没有文字义理可以传授。孔氏遗留下来的书，也不能只从言语文字上得到本心。本心之圣，没有固定形体和方所，虚明而变化不息，无不属于精妙的作用。这一道理，尧用它安然治理，舜用它无为而治，禹用它实行而不妄自作为，汤用它努力发扬光明，文王用它顺应上帝的法则，武王用它访求《洪范》，周公用它师保万民，孔子用它表现为刚健、安定、系辞和笔削褒贬；这就叫作中，这就叫作极，这就是秉持常理的法则。茫茫千古以来，人们凭借智慧探究、用巧思寻索，像聋人辨认音律，像隔着薄膜指认斗柄，而先生却得到了它。此道因此大为彰明，为后学开辟平坦道路，扫除群迷的浮泛议论，他对圣门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这大概是由于他天资醇厚诚实，浑然纯粹而没有杂质，所以立志刚强，进学勇猛，实行起来也很有力量。既然有了大彻大悟，终身都以此自我勉励，始终没有片刻稍微懈怠，并且因此获得长寿。长期学习而更加纯熟，终于达到纯明的境界。先生真可以说是所谓上天降生的百姓中先知先觉的人吧？他从国子监回来后，在家生活了十四年，在德润湖上筑室，更名为慈湖馆。四方学子在和煦光明、咏歌春日之间受到启发教诲，于是先生开始传授《诗》《易》《春秋传》。曾子开始采集先圣的大训，从各种杂说中间接发现的内容，刊正讹误，剔除诬妄，汇成六卷并为之作解。他说：人们都把《易》当作一本书，而不把《易》看作自身；把《易》看作天地的变化，而不把《易》看作自身的变化，所以面墙而立、不能通晓的人比比皆是。天地，就是我的天地；变化，就是我的变化，并不是其他的事物。私心使它分裂，私心也使自己变得狭小。先生因此有《己易》。人们都顺从眼睛把所见当作见，顺从耳朵把所闻当作闻，却不明白哀乐相生、不可由见闻把握的妙理；不明白礼乐无形无声的奥妙。因此，先生撰有《间居解》。人心本自明白，本自灵妙；人人都具有极其明达、灵妙、广大而圣智的本性，只是其中微微生起了私欲。所以一旦被遮蔽，就必然会有遮蔽；一旦被遮蔽，就会牢固地受到遮蔽；一旦被遮蔽，就会产生“我”的执着。正因为被遮蔽，圣人不能把道直接给予别人，只能去除人心的遮蔽。譬如太虚从来没有不清明的，只要除去云气，就会恢复清明；这种本性是人本来就有的，不必求取便能获得，不必攫取便能得到。因此，先生撰有《绝四纪》。学者不返观自己本来具有的本性，有时反而沉溺于诸子百家的纷杂言论，被似是而非、支离破碎的说辞鼓惑，坐困其中，最终不能见道。因此，先生撰有《启蔽》。先生认为，治理天下最紧要的有五件事：第一，慎重选择左右大臣、近臣和小臣；第二，选用贤能之士，使内外官员任职长久；第三，废除科举，改由乡里推举和选拔贤能之人；第四，废除讲说邪法以诱导淫乱的做法；第五，教练、学习正确的兵法，以防备意外。次紧要的有八件事：第一，招募士兵屯田，以节省养兵的费用；第二，限制民间田地的占有，逐步恢复井田制；第三，废除妓籍，使她们从良；第四，逐步废除和买、拆帛以及后来陆续增加的各种赋税，并废除榷酤，禁止聚众饮酒；第五，选择贤士，教授他们《大学》；教成之后，让他们分别掌管各州的学校，又让他们各自选取井里中的士人，聚集起来加以教导；教成之后，让他们各自掌管本邑本里的学校。第六，取用《周礼》和古书，集会讨论、反复讲习其中适合当今施行的内容，由三公确定议案后上奏施行。第七，禁止淫靡音乐。第八，修订书籍，删削邪说。因此，先生撰有关于治理事务的论述。先生的学问，大概以古代圣人为目标。他曾说：“不是大圣人，终究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对于子思、孟子，他仍觉得有所不足。谈论治理时，他以三代的制度规模为标准；如果只是成为汉、唐那样的功业，即使地位尊贵显赫，也是他所不愿意的。他掌管玉局而归来后，门人更加亲近。即使远方偏僻山岭之间的妇女和儿童，也知道有一位所谓的慈湖先生；他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成为斯文的宗主，像泰山高岳一样崇高，又像秋月一样独自明亮。他首先传授古文《孝经》和《鲁论》，并校正、整理它们的篇次。一生著述很多，片言只字无不在阐明大道。著作散落在天下各处，不容易立即搜集齐全，正在搜集编纂之中。已经编成的，有《甲稿》《乙稿》以及《冠记》《婚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都已经成书。我当时从恩师门下受教，恩德深厚至极；回顾自己庸陋浅薄，哪里能够阐发先生的学问呢？然而，先生的德行和事业，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相违背，拿来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评定也不会迷惑，原本并不因世人的议论而改变其轻重、可否。安葬已有日期，于是不得已奉同道者之命，姑且诵述自己所听闻的内容，恭谨撰写这篇行状。宝庆三年正月十五日，门人严陵钱时撰写。

译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状》后。慈湖先生将要下葬时，叔谨写信来，命德秀说：“先君的墓志铭，你来撰写吧。”先生的门人、建昌人傅正夫君不远千里，到粤山山麓来拜访我，也以此事相请。我私下追念嘉定初年，先生以秘书郎的身份召德秀来充任馆职，德秀才得以跟随先生交游。我见先生斋戒整肃、盛服而立，不合于礼的事绝不去做；即使在闲居私处，也庄严恭谨，仿佛面对君主和老师；对于期服、功服之丧，直到缌麻之服，服制都按期数一一遵守，以经礼为准则，而容貌神色也与之相称。平日与人交往，从容和乐，从不故意显得不同于众人，但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却使人无法企及。同僚有过失，他只是委婉讽谏、暗中警告，从不严厉急切，但听到的人常常惊惧警醒。一天，他见到我，对我说：“希元有志于求学，只是还不能忘怀富贵利达，这是为什么呢？”德秀茫然，不明白先生所指。先生慢慢说道：“你曾经因为命理之事询问过占卜者，所以我知道这一点。一定要去掉这种心念，之后才可以谈论道。”先生对于德秀，可以说是爱护深切、教导诚笃了！可惜当时我正以缪直的身份在禁林供职，忙碌于语言文字之间，所以对于先生的学问，虽然私下听到过一二，但始终没有能够探究其中的精微。自从遭遇忧患以来，我才粗略知道归向大道，想要亲自到先生函丈之前叩问其宗旨，却已经没有机会了。唉，先生已经逝世，德秀今后凭借什么作为增进德行的依据呢？我尚且不能深入了解先生的道，却想把先生的心传给百世之后的人，这是德秀所不敢做的。虽然如此，事情还有一层：如今流传后世的文章，有行状，有墓志铭，有时还会有墓表。先生门下贤哲众多，如今撰写其事迹的已经有人，若非科举高中者，实在不宜再作此事。像德秀这样的人，或许可以让他为先生叙述大概，并在墓门前撰写墓表；这样所承担的责任稍微轻些，也还可以勉力完成。正夫如果认为这样可行，希望他再回复叔谨，并把这件事交还给叔谨来命令我，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行述之后，等待决定。行述是正夫编纂的，正夫大概确实领会了先生的道，因此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实录。宝庆丁亥七月初一日，建安真德秀跋。《慈湖遗书后序》我年轻时读过许多讲性理的书，却还不能拿它们与圣人的学说相互印证。后来见到有一位所谓杨慈湖先生的人，却不知道他的学问，也不知道他是陆象山的高足。如今我巡按江右，秦公经过信州时，亲手拿这部书给我看，说：“慈湖是我们乡里的先贤，他的遗书还保存着，只是其中多有错讹，你何不校正它，使世上的学者能够窥见他的学术源流？”我这才得到此书并加以玩味，知道先生的学问承受于家庭教诲，也……【原文“吾之扇讼”疑有讹误，语义不明】；又在静观体会之余大有所得。他探求内心的精神，便说：“圣就在这里。”看到孔子所说的“绝四”，便说：“没有主观臆测，欲念就不会生起。”他自认为学者舍弃这一点，其他都只是第二义。因此，他在鞭辟入里地剖析时，仿佛抵御强敌；一旦融会贯通、脱落拘滞，几乎如晴云映照长空，舒展卷合都自然自如；又如和风丽日，其端绪和深意有不可测度之处。然而，我曾听孔子论诸子求仁，知道其中道理并不相同：有的说克制自己、复归礼制，有的说敬，有的说恕，有的说恭，有的说忠，有的说言语迟讷，有的说先难后获，有的说爱人，有的说宽厚、诚信、敏捷、慈惠；孔子依据各人的资质，笃实地教导他们，使他们会通万端而归于一理。慈湖难道会认为这些都不值得重视吗？大概学者的器量各不相同；敬使内心正直，义使行为合乎规范，这是万世心学精纯专一的纲要。否则，难道又没有听说过太极无形无迹，而万象森然已经全都具备了吗？这就是“一以贯之”的宗旨。尚未达到慈湖境界的人，应当自己考察。我本来粗疏鲁莽，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只是承蒙秦公把此书给我看，便记下这几句话。至于篇章错乱重复、散逸失落很多，而大意仍然蕴含其中；经过整理、校订、汇辑，最终编成一集并刊刻流行，以此不违背秦公教诏世人的最初心愿；这也是共同任职的查原博所开创事业的余绪，至于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谨作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