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集卷九

译送张都事序 天子建立奎章阁后，设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不是曾经任职于省台、翰林，或著名进士，不得担任这些官职。第二年又增置大学士二人、典签二人，典签官阶为从六品。起初命英宗龙飞年间的进士第一人台哈巴哈兼善，以及丞相属官张景先希哲担任此职。希哲不久离职，任礼部主事，又以丞相属官张中立惟正继任。过了一年，兼善任南台监察御史，惟正因升迁任江西行省都事。天下的选任，没有比省台更重要的；有的从省台入朝担任阁官，有的从阁官出任省台，那么阁官的选任就同省台一样重要，而且还必须由天子亲自擢用。惟正在一年之中两次受到擢升，都是天子所重视的人，他日夜寻求能够相称、充实这些任命，实在是应该的。我和惟正是同僚，一同修撰皇朝《经世大典》。惟正没有一句话不涉及仁义，没有一件事不做到精细周详。我常说，惟正任职办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江西号称事务繁杂、难以治理，然而繁杂在郡县，不在行省。行省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让郡县都致力于简约安静，也仍然易如反掌。江西难以治理的地方，没有比吉安更严重的。然而从前江西廉访使冯君辅、如今扬州总管纳怀在郡县施行的政令，没有不能贯彻的；诉讼没有不简少的；官吏百姓没有不从内心喜悦、真诚服从的，不只是不能欺骗他们，甚至不忍心欺骗他们。因此为政取决于任用什么人，不取决于地方本身。君辅、纳怀在郡县时，上级官员因为厌恶他们与自己不同，便阻挠、压制他们，不遗余力，最终使他们不能安稳任职而离去。江西的政事日益败坏，百姓日益困苦，又加上饥荒，重叠着疫病，有关官员安然自若而不加抚恤，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所以天下郡县不担心没有贤能的守令，担心的是上级官员不能端正自己的好恶，向他们表明应当趋向的方向；不能公正自己的衡量鉴别，分辨善恶；不能扶持善类，以激发他们的志气罢了。因此行省是郡县的标准。假如标准不正、准绳不平，却想使影子端直、秤锤和石砝码平衡，能做到吗？如今惟正辅佐江西，以平章全公的简约持重、廉洁正直，加上惟正的精明务实、谨慎敏捷，共同保存大体，略去细节，以百姓为先、以自身为后，使君子能够实行自己的道义，使小人无法施展奸诈，百姓得到痊愈，必定是可以期待的。惟正要敬慎努力，不要忘记天子亲自擢用你的心意。将来有人评论奎章阁的人物，说到惟正，惟正就是我的同僚，我也将因此感到光荣。送艺林库提举毕申达弃官归养诗序 世人说忠与孝不能同时存在，难道忠孝也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吗？在侍奉君主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叫忠，在侍奉父母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叫孝。人们看见他的孝，却不知道其中存有忠的道理，只说是孝罢了；人们看见他的忠，却不知道其中存有孝的道理，只说是忠罢了。一种行为如果不是孝，也就不是忠；一个念头如果不是忠，也就不是孝。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光明，人物如此众多，其中能够感通人心的，没有比忠孝更迅速的了。即使是平庸的人、幼小的孩子，只要实行一次孝行，风俗也会因此改变，这是世间行政施教所不能做到的。即使是衰弱的士卒、卑贱的奴仆，只要实行一次忠行，天地也会因此更加庄重，这是世间守职办事的人所不能达到的。何况身为名父的好儿子、圣明天子的贤臣呢？出仕和退处，难道会没有所关联吗？艺林库提举樵隐君，兼有才德之名，怀抱忠孝的实质。从前天子夺去他奉养父母的机会，把他安置在艺林库。君不因掌管仓库卑微而怠慢职事；后来又命他代理授经，位列奎章阁。君不因师道尊贵而贪恋荣耀。一旦弃官回去奉养父母，就像孤云遇到飘风，转瞬之间便不可挽留。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超过他的决心。济南的士人，难道会没有因此触动内心吗？” 即使让您每天居于朝廷之上，担任一个职务、尽一份官责，您的忠心也不过如此而已。如今退居家庭之中，尽心供奉父母，谨慎遵行冬温夏清的礼节。父母为之快乐，乡党为之称赞。使天下听到这件事的人，父亲用它教育儿子，兄长用它训导弟弟，彼此相率归于孝悌的教化，共同促成太平之治，这样的忠心难道不是更大吗？所以君子退居也同样是忠孝，出仕也同样是忠孝，怎么可以把它分裂成两个方面呢？从前父母壮年时，却不知道侍奉君主，这是对父母不孝；父母已经老了，却不知道侍奉父母，这是对君主不忠。天下难道有不忠的孝、或不孝的忠吗？这样看来，樵隐君的出仕与退处都得到了正确的道理。您走吧，我想回去奉养父母，却没有地方施展我的心意。车已经加好油，马已经喂饱，凡是擅长写文章的人，都作诗为您送行。奎章阁承制学士李公命我为这篇序。

译送伊苏达尔齐序 自从科举废止，天下士大夫的子弟，不做农民就做工匠、商人；自从科举恢复，天下武臣和百姓奴仆的子弟，都成为士人、儒者。并不是从前的人没有见识，而只是看在上位的人用什么方式引导他们罢了。国家使万邦臣服，统一南北，已经六十多年，但教化没有兴盛，风俗日益败坏，奸邪屡屡发生。这是因为掌权者只任用法律、专门致力于财利。仁宗皇帝奋然振作，礼聘天下贤能而任用他们，即使刀笔小吏、掌管箱笈之类的末流，也想把他们传授给士人。天下谁不放下农具而谈论诗书，丢下兵器而从事笔砚呢？施行二十多年，孔孟之道最终仍不能在天下大为普及，是因为仁宗皇帝在位时间短，得到的人才不多，培养出来的士人尚未成熟；新生的嫩芽不足以胜过根深蒂固的旧弊。牛羊又日夜在那里放牧，笃信道义的人大多被指为迂腐疏阔，稍稍显露锋芒、想为国家分忧的人，全都被压在低下的职位上。急于求取功利的人于是随之弥补缝隙、依附权势，只想窥伺朝夕之间的残余利益，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别人驾驭的马。自此法律越来越严酷，儒者越来越被轻视，众人鼓舌如簧，说士人不足任用，科举对国家生计没有补益，不废止就不停止。唉，究竟谁才是在为国家谋划呢？至元初年，朝廷出兵襄樊，有个叫察尔齐的人，是哈喇娄人，因功成为千夫长。察尔齐传给图噜罕，图噜罕传给图琳台，祖孙三代都戍守建昌，三代也都贤能。图琳的儿子伊苏达尔齐，跟随郡人李宗哲学习进士之业，已经有了声望。今年夏天，他跟随岳父增城左君来到京师，拜访我的老师程文宪公的故宅。他相貌纯美、气度温和，才华清俊、志向锐利，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进士。然而君子的学问，并不是用来作为求取富贵利达的媒介，而是用来增进德行、发挥才干的。因此他的学习不能只限于成为进士。文章用来治理国家，武力用来平定祸乱，法律用来辅助治理，财用用来建立国家，这些都是君子应当学习的事情。况且文武并不是两条道路：用来治理国家就是文，用来平定祸乱就是武，并不是文之外另有武、武之外另有文。法律不是不能任用，而是把它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不是把它当作治理的根本。财用不是不应当经营，而是要有道地生产、节制地使用，不是损害百姓来使国家富足。所以君子的学问，用来辅佐君主，就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用来治理百姓，就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并不只是用学习使自己区别于农民、工匠、商人而已。国家培养士人，必须依照正确的道理；对待士人，必须以诚意；任用士人，必须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不能只把他们当作窃取任贤名声的工具。然而，学问在我自己，国家是否培养、是否任用，并不是我所应计较的。可是是否任用，实际上关系到天地是闭塞还是通达，国家是兴盛还是衰败，我的道统是通行还是阻塞；这些才是君子所忧虑的，是不敢计较个人得失的。你回去后只管读书求学，不要因为科举的兴废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假如天下掌权的人还有仁人的心，不忍心坐视百姓沉沦在苛刻暴虐之中，就一定会有人为国家谋划。希望你努力啊，不要自我限制。沇溪先生文集序 丰城文物兴盛，自汉代徐孺子以高士的节操在龙泽山中读书，受到太守礼遇；唐代王中丞有风后、力牧那样的声望，防守滞江湖，受到诗人的赞叹；到了宋代，文采彬彬、不可胜数。黄氏居住在沇溪之上，数代相望，凭文章学术显名天下。大概从柳州公开始。公名得礼，字执中，元祐三年进士，三次升迁后任柳州推官，三十九岁去世。他享年短，做官时间也不长，所以他的事迹不能广泛显扬于天下。看他的遗文，便可以加以评论了。公的诗歌沉郁刚健，有矫正齐梁、晚唐诗风的意旨；公的文章辩博宏大，有忧虑天下的心情。大概当国家盛治之时，风气浑厚，政治平和，所以发之于文章，和谐而庄重，正直而不改变。至于评论唐太宗对魏徵的遗憾，说有以臣下的过失为耻、却赶不上臣下的过失；评论牛李之祸，说罪在李德裕不能以公灭私；评论阳城爱护弟弟而不娶妻，甘愿抛弃父子、兄弟、夫妇的大伦，作为素隐行怪之举，那么他对于世道的志向究竟如何呢？绍兴初年，公的玄孙原编纂他的遗稿，得到诗九十二首、长短句五首、史论十篇、杂著九篇、拾遗诗二首、长短句一首，以及附录四首，分为四卷。到了淳祐年间，他的儿子脩纪才开始刻印，不久便毁于战乱。如今公的七世孙璧将要重新刻印，并嘱托我为它作序。黄氏从金华迁到丰城，至今大概已有数百余年了。到宋代结束时，考中进士的有十三人，其中公的儿子吏部郎中次山、公的孙子礼部尚书畴若最为显达。他们的事迹载在国史中，文章则有吏部的《三余集》、尚书的《竹坡集》，世间多有流传，所以不再论述。

译《无底书囊》序 《无底书囊》二卷，是我已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的书。先生名垚，字汝和，世代是豫章丰城人。父亲名泾，伯父名士林，都在清江张文宪公门下受学。文宪公器重他们，稍有不及之处，便拿书信询问先生。先生十岁时父亲去世，只有母亲抚养他。母亲性情端方严厉，言语神色一点也不宽假。先生也努力学习、竭力践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从他做子弟直到终身，没有人曾看见他的过失。他胡须稀疏而额头宽广，眉目高耸秀美，瘦削得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居住在碧山之下、万竹之间。竹林中有泉水，甘甜清冽而不枯竭。每当清风徐徐吹来，他头戴幅巾、手持藜杖，来到泉边，望去仿佛神仙。早年跟从前辈先生交游，如本乡翰林学士徐公经孙、户部郎官李公义山、临江萧左史山、监察御史泰来、兵部侍郎徐公卿孙、庐陵秘书监丞欧阳公守道、湖南安抚使李公芾。每次与他们谈论，都引据经史，慷慨激烈，风采气概令人凛然，所以没有不屈尊敬重他的。晚年在乡里教授学生，凡经他指授的，都崇尚气节，不庸碌地跟随别人之后。远远一看，就知道是揭先生的门人。他一生所读的书，都亲手编校。他的论著，必定以扶助树立世道人心为根本。这部书尤其只是他的见闻余绪，尚且如此确凿精实，何况其他著作呢？元贞元年冬十二月，他卧病。第二年正月十四日早晨，他沐浴后更换衣冠，拜谒先祠完毕，回来坐在堂上，亲手写了几封信，与亲友诀别，作五言诗八句给儿子载看，并且告诫他不要让释、老之说玷污我。随后端坐而逝。三十六年后，他的嗣子将刻印此书流传，命傒斯为它作序。迎风打开书卷，仿佛清楚看见他的风采仪容，历历听见他平生的言语，只是他永远不能再生了。唉，真令人悲痛！谨将大概情形叙述如上。至顺三年七月某日作序。《临江路张同知自然颂》序 自然，是道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而给万物品评、节制，是圣人的教化。老子、庄子阐明自然，却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所以儒者不谈它。河南张侯任临江副职时，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并不由我私自决定。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刑罚和赏赐也不由我私自决定。这都是自然之道。”实行了三年，政绩果然有声誉。于是把自己居住的屋子命名为“自然”。当地贤能而有文采的人陈宗元，倡导他的朋友、前乡贡进士易方猷等若干人，为此作颂并请我作序。张侯依据自然之道施政，不以奇异的举动博取名声；宗元等依据自然之政作颂，不夸大赞美来形成说辞。正因为不猎奇，所以百姓能够顺遂本性、安乐地从事职业；正因为不溢美，所以文章能够充分表达辞意，并且在远方获得信实。这些都值得嘉许。而且凭张侯的贤能，得到宗元这样的百姓，必能用亲爱亲人、尊敬长者的道理引导他们，使张侯的政令容易施行；凭宗元的贤能，得到张侯这样的上司，必能把奔走劳役的征发放在后面，使宗元的教化更加得到推广。这又都是值得庆贺的事。只是因为他们懂得自然，所以能够与自然相合。这就是为张侯《自然颂》所作的序。《送燮元溥序》庐州舒城的县长燮元溥，是泰定四年进士。元溥是蒙古人，名字叫燮理布哈，没有氏姓，所以人们取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加在他的字之前，仿佛氏姓一样，便于称呼，这是如今天下通行的俗例。元溥治理舒城，廉洁敏捷、明察宽厚，受到士大夫的赞许。他赈济饥民、兴办学校，对百姓很有恩惠。当时郡县官吏刚到任，凡是所属地区，都一定举荐元溥作为劝勉。我的《龙眠书院记》曾记载过他的梗概。如今他调任抚州乐安，那里百姓仰慕廉洁，官吏思念惠政，与舒城百姓相同；又大多有文才、爱好学习，容易用礼义教化。然而抚州五县都没有公田收入可以自行供养，如果不痛下决心节省开支、裁去多余食禄的人，很少有人能够自保。何况元溥以进士名望为人所期望，也因此受到更深、更严的责望。他决不敢拿其他官吏来宽恕自己，改变自己的常道。如今天下共同听闻的事，是海南治理公田收入，使其达到通常赋税的十倍，百姓无法承受，于是起兵聚众数万，攻破州县，杀死贼害将领官吏，屠戮士民，战乱祸患相连，数年不能平息，成为朝廷的忧患。他们有田而征赋不得其道，危害尚且如此，何况在天下经历兵乱、饥荒、疫病之后，又经过横征暴敛、剥削搜刮，民力耗尽之时，没有田地却残害百姓来逞强，难道不会发生海南那样的事情吗？这是我和元溥深深忧虑、极力思考的事，可天下人实行这种做法却像平常一样漠然，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唉，元溥，读书人不做官便罢了，一旦做官，就一定要尽到为官之道，不要给父祖留下羞耻，成为天下后世的辱骂和笑柄。《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临川人彭仲宝凭温厚的品德、深沉的学问、雅正的文章，在奎章阁协助编修皇朝经世大典。他将借授衢州龙游水北寨巡检，临行时对我说：“我是儒者，舍弃礼器祭祀而使用弓刀，并不是平素所从事的事情。既然从事并非平素所从事的事，又离亲人遥远而且困苦，不能长久。既然离亲远、处境困苦不能长久，却从事非平素所从事的事，荒废官职怎么办？”我说：“天下太平时，以礼让作外郭，没有什么能够攻破它；以诗书作铠甲，没有什么能够进入它；以仁义作盾牌和大盾，没有什么能够侵犯它。所以用谨慎严明的士人守护它，也绰绰有余。天下混乱时，高城深池不能算坚固，长刀大剑不能算锋利，强弓利箭不能算威势。所以用熊虎般的将领守护它，还嫌不足。如今天下百姓受到涵养、沐浴教化，喜爱善行、憎恶恶行，安于耕作而厌恶战争，已经有五六十年了。即使有强大的诸侯、叛乱的将领，在数千里之外逞强，也不过派一个使者，拿几寸大的书牍，便能把他们捆来送到宫阙之下；看那些小小的狗盗鼠窃，甚至不如蚍蜉蠛蠓。因而拆平城塞、沟堑，收束兵器、卷起铠甲，安然具有万亿年稳固安定的形势。您凭数十里土地，善恶不能不听见，强弱不能不看见，是非不能迷惑于心，即使穿着轻裘、衣带宽缓，也足以安坐镇守，哪里值得害怕荒废官职呢？” 我只担忧那些不被人忧虑的事，思考那些不被人思考的事，防备那些不被人防备的事，以仁爱的言语、合乎义的行动去做，即使守护数十座城也可以，何况数十里之地呢？”仲宝认为说得对，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文安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安集》卷十 元代　揭傒斯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