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集卷十

译《富州重修学记》皇上亲临经筵的第二年夏六月，济南姚侯来任富州，行舍菜礼拜见先圣先师，祝告说：只有夫子的道可以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配；运用中正之道没有人敢自以为已经知晓，而中正之道实际上产生在齐鲁交界、紧邻夫子教诲的地方。我恭敬承受皇帝的明命，来守护这个州。如今的州，就是古代拥有千乘的国家，怎敢不早晚恭敬呢？只是回头看孔庙和学校，破败狭陋，不相称，便说：这是我的责任。恰逢教授清江人陈明之继任到达，商议的意见与我相合。第二年秋天，大规模修缮孔子庙，仍旧不变的只有正殿、明伦堂、中庸堂二座、江山秀杰楼，其他都改建并有所增益。规制一定裁定而合乎法度，出入一定限制而从正道。总共建屋近七十二楹，又铸铜制成七十二弟子及诸贤的像，以庄严祭祀。又在正殿前挖出半圆形水池，仿照古代泮宫。姚侯亲自考察经费、规划制度，督察并劳作，官吏忘掉私事，工匠受到激励而勤奋工作，经历冬天到春天，终于告成，于是命傒斯作记。至元二十三年，升丰城县为富州，任河东陈侯元凯为州尹。当时科举已经废止十五年，士人失去职业，百姓失去教化，盗贼遍野，竟然数十里内听不到鸡鸣狗叫。陈侯十分恐惧，于是修缮孔子庙，建立小学，每天召集文士儒者和故老，讲求治理的要领，全部取来作为施政的依据。不出几个月，境内大治，因为知道了应当致力的事情。如今科举已经恢复，也有十三年了，陈侯实际在天下文明复兴、士人恢复本业之时到任，却仍然忧惧急切，把兴办学校、彰明教化作为首要事务；他的操守相同，志向也相同。兼负天下人的父师责任的，是君主；承接君主的志向、施行君主教化的，是宰相和太守。宰相在上面布置，太守在下面奉行。所以人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建立学校来教导，设置科举来选拔，必须使士人有固定的事业、百姓有恒定的志向，然后圣人的道才能彰明，贤能人才才能获得，治理才能完成。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唐虞三代更盛的，却也不能靠取消学校、废除选举来治理。秦国能够取消、废除这些制度，结果两代便灭亡。虽然如此，君子的学习如果把学校的兴衰当作标准，把科举作为进退依据，也就不同于夫子的教导了。真正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在田野间就实行田野间的道，在捕鱼、煮盐、筑墙时就实行捕鱼、煮盐、筑墙中的道，难道一定要等待学校的教导、科举的劝勉吗？然而世间哪里能人人都是伊尹、傅说那样的人呢？却不能不对他们加以教导和劝勉，这是君上的志向，也是姚侯竭力实行的事情。何况皇上正亲临讲筵，详细探求圣人的治理之道，我虽然不聪敏，也愿意和学习孔子的人共同努力。姚侯廉洁谨慎、简约端正，并不靠盛大名声，却使人敬畏。大概是贤能的太守吧。《全州学记》大元治理天下，举凡法度都取法周公、孔子；即使边远荒僻之地，也使风俗同于邹鲁。一郡一县，必定慎重兴办学校，把它作为教化的根基。仁宗时，太子太傅府长史郭侯在靖治五年，风俗兴盛、百姓和顺，能够信行这套道理。泰定元年春天，他调任全州副职。全州处在湖南九郡的极边，地方小而严峻，风气卑下。郡西有湘山，又称无量寿佛入灭之地，世人供奉遗骸，奔走前来，人数众多。而孔子的庙宇荒废坍塌、破损漏雨，竟没有人过问；懒惰软弱的人以劳累百姓为借口，贪污的人以俸禄微薄为辞，讲诵不能兴起，祭祀也无处进行。郭侯到任，防缺，太守侯总学事、教授黄润替他提出请求。于是郭侯率领僚属在上面倡导，士民在下面劝勉。第二年二月开工。前清湘县长法赫进拜元侯，知道县中士人邓桂能够写出实情，便命他主持此事。于是砍伐阴谷的树木，开采阳崖的石头，供给工匠、雇用劳力，百姓并不知道是在服役。太守何公润随后到任，早晚劝勉慰劳，休养与威严一并施行。到期限时庙宇建成，于是更换孔子和十哲的塑像，在讲堂左右分别祭祀先儒和贤能太守。两侧翼门、序、轩、台阶也按次序全部完成。又开辟庙南的荒废土地，建成三层杏坛，用来仿拟阙里。建造四间明伦堂，用来安置诸生。工程在庙中告成后，教授拜辞，回江西去了。防予在庐陵对我说：郭侯常常因为没有得到您的记文而引以为憾，冒昧请您叙述这件事，并且让众人知道。过去靖州的边远地区属于各族聚居之地，八百多家以劫掠来依附，屡次自行请求官吏讨伐，官吏却不能讨平，而对王朝赋税的供给又不敢怠慢。等到郭侯任守，天子派使者督军讨伐他们，八百多家全都在夷狄地区。郭侯以死力争，于是撤销刑书，使他们重新成为编户齐民。郭侯并不是凭力量能够使他们活命，而是因为这些百姓谨慎遵守魏文靖公的教诲，知道君臣的名分，虽然身处偏远地区，王朝的贡赋却没有缺失。全州四境全都属于中原，又紧邻周元公的故里，父亲传给儿子、后代学习的都是圣人之道。百姓的性情，难道唯独会不同吗？耗尽财力、竭尽劳力去奉事无益之物，未必能得到福报；耕田凿井来奉行圣贤的教诲，未必会遭受灾祸。况且一丝一粒既可以用来养生送死，又能使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分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信义。君子能够进入贤能的选拔，平民能够免于刑罚杀戮，究竟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呢？也是教化使他们如此罢了。做百姓上级的人，哪里敢不敬慎呢？学校在郡治北面、凤凰山南面，是宋绍兴十三年迁建的。东南各山秀丽奇异，湘水、灌水、漓水在它下面合流，大概是全郡的胜景。泰定四年八月丁亥日记。

译《舒城县龙眠书院记》治理百姓的方法，只是使百姓懂得礼义罢了。使百姓懂得礼义，首先只是向他们显示应当崇尚的东西罢了。百姓知道所崇尚的，就知道所趋向的。恰逢庐陵舒城长燮理溥化以湖广举首的身份考中泰定四年进士，得到这个县。他首先治理学校的事务，全都用自己的学问来教导百姓，百姓开始更加懂得人之所以尊贵、儒者之所以重要，也重新懂得如何养生送死。过了两年，他说：“百姓大概可以教化了吧？”于是又治理土地，在县城东面得到李公伯时龙眠山庄的旧址，位于东禅寺东面、舒王祠西面，曾经陷没于寺院之中；他占据山川形势，想象昔日贤人在此游居的情形，于是拨出俸禄收入，招募工匠，估量工程，建造书院来奉祀先圣先师，把它作为出而治理、建立政事的根本。不久便建成，共有殿堂、门廊、斋舍、厨房、库房以及李公祠三十六楹，因为它面对龙眠山，山势端庄秀丽、奇峻高拔，能够吐出云雨、滋润天下，便题名为“龙眠书院”，并且表示不忘李公的旧迹。县中贤人范凤瑞捐出二百亩田供给祭祀和师生生活。工程在庙中告成后，便设立教师，召集诸生来教导他们。凡是前来观看的百姓，一定劝他们学习。这时皇上已经平定乱局、重建大命，但战争还没有停止，饥荒和疫病还没有恢复，郡县长官能够把救荒之政视为己任，尚且哪里有空知道礼乐教化呢？可是舒城实行劝导富户分财，出粮之家只怕落后；百姓中强暴的子弟一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父兄长老便呵责怒骂，只怕被长官断绝关系。正当全力以兴学为事务时，舒城百姓最终没有一个人携家离开、辗转迁徙。长官难道只是贤能吗？是百姓得到了赖以生存的条件。舒字见于《春秋》，所以山有春秋山，水有舒水；起初归入随，后来并入楚。这里的百姓勇敢而好义，并不只是舒城如此，楚地全都如此，所以楚国常常成为强国。后来宋室南迁，依靠这里的百姓遮蔽江淮，维持了二百年。然而当时百姓即使想学习，难道能够做到吗？自从国家有宋以来，百姓不知战争已有五十多年，又有喜爱文治的君主相继出现，但学校教育郁滞而不能兴盛，仁义之政受阻而不能施行；活着的人不能尽享欢乐，死去的人不能完全遵循礼制。这不是上面的过错，就是长官的责任。如今我的君主已经把贤能的长官交给你，你应当一心用诗书礼义启发你的百姓，百姓也知道所应崇尚的了吗？如果说只是登上堂，陈列器物，摆设牲畜和祭品，举行这些典礼，如此而已，那么这只是圣人礼制的一部分，并不是建造书院的本意。舒城人还应当崇尚并努力实行啊！李公名公麟，是邑中人，博学好古，考中进士，历任删定官、检法官，未老便辞官。苏文忠、黄文节二人曾经到过他的山庄，所以把他们合并祭祀在堂北。这项工程开始于天历三年春天，完工时改年号为至顺。县学的明伦堂也是他所建的，这年冬十月初一日记。《涿州孔子庙礼器记》古代祭祀的器物，如牺、象、罍、洗、登、豆之类，都用木制作；簠、簋、笾、篚之类，都用竹制作。后世害怕它们很快朽坏，又不能按时更换，便用铜来铸造，取其便于有关官员使用，古代圣王的制度只保留了名号而已。只有涿州孔子庙的器物都崇尚陶制，残缺破陋，主持事务的人以此为耻，观看的人加以议论，有关官员却没有把它当作异事。泰定四年秋，庐陵曹君明则来掌管学校事务，开始向有关官员说明，奔走数千里回到庐陵，铸造铜器来替换它们。到祭祀先圣先师时，斋戒肃敬、仪节严整，从前的羞耻转化为诚敬之心，从前的议论消除了轻慢之心。远近的人前来观看，俯仰赞叹欣赏，虽不是古代圣王的制度，也无暇计较了。于是州太守命范阳令杜肃将它们藏在府中，嘱托奎章阁授经揭傒斯写文记述。有人说：铸铜不是古制，难道它也一定有所承受吗？为什么不改用古制呢？礼制有增有减，器物也有适宜不适宜，何况世间珍藏的三代彝、鼎、罍、斝、尊、卣之类，全都是铸铜制作的。这些都由天子以及公卿大夫制作，用来遗留给子孙。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这种做法由来确实已经很久了。如果说铸铜不合礼，古人难道也会这样做吗？他们都是要为长久作打算，都是要给后世树立法则。况且觚如果不像觚，本来就不是觚了；说木制的觚是觚、金制的觚就不是觚，可以吗？孔子的学问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可以说懂得礼了；然而他在鲁国穿逢掖，在宋国戴章甫，舍弃麻冕而采用纯色礼帽，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一定认为古代正确、今天错误，那么涿州使用陶器，大概正是有虞氏所崇尚的制度了。用木、用竹制作器物都不合礼，却可以这样吗？敬是礼的根本，器物是承载敬意的工具。使器物庄严，正是为了保存礼。若对此感到羞耻并加以议论，那么敬意从哪里产生，礼又从哪里实行呢？所以拘泥古制不足以适应今天，胶着于器物不足以谈论礼。古书说：礼要顺从适宜。傒斯说：祭器是用来与神明交通的，并不是为了饮食。假如懂得礼的根本，即使顺从时宜也可以。唉，曹君可以说真正通达礼了。这些器物由有关官员谨慎收藏，按时取出使用，并把器物名目刻在左边。

译《增城三皇庙记》三皇古代没有庙宇，唐天宝年间才开始设置祭祀，春秋两季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配享。五代、宋代都沿袭此制。本朝才下诏让天下郡县都建立庙宇，由医者主管祭祀，建立学校、设置官吏，教化制度与孔子庙完全相同。大德三年，太常说三皇开天立极、创造万物、留下典范，是万世帝王传道的开端。如今太医院请求把黄帝的臣子俞跗、桐君、鬼臾区、岐伯等十位名医，比照孔子十哲配享庙庭，这是想把三皇作为医家的专门祖师，不合礼制。经讨论应当遵从唐制，中书省交礼部议论，议论结果与太常相同。至大元年，中书省又根据湖广行省的意见，按照太医院请求配享之事，交礼部议论；礼部请求把十位名医比照孔庙诸大儒，列在两庑祭祀，于是著为法令。广州增城尚未建庙，每年春秋由有关官员设立神主，寄放在丛祠中祭祀。至顺二年秋九月，旴江左祥先后任翰林从事、广州香山县尹、湖州路经历，以奉议大夫治理增城。他已经在城西冲霄门外的旧址上重修孔子庙学，便把旧学校改为三皇庙，毁坏歪斜的予以更换，狭窄的加以开拓，模糊残缺漏损的加以涂饰、粉刷成黑白色。从殿堂到大门，共建房屋五十二楹，高大辉煌，像初建时一样；这样以后，三皇的祭祀才开始受到尊崇，医学教育才开始施行。以医学专门祭祀三皇，虽然不是古制，但仍足以看出国家如此尊重古代圣贤、重视百姓生命。有关官员只要知道遵守国家常制，修整祭祀礼仪，严肃教化之道，尽到职责便够了，其他事情不敢妄加议论。医家既然得到专门祭祀三皇的待遇，可以说是非常尊贵了；如果反而怠慢祭祀、懈怠学校政务，不知道百姓生命为何重要，那就是在失礼之中更加严重地失礼，罪过很大。凡是这样的人，难道能不谨慎吗？左君为人开明、宽和、公平、宽恕，所到之处都有善政，而且知道当前最先应办的事。这项工程能够尽力帮助它完成的，是医学教谕邓友益。南康路儒学教授李显奉左君之命请求作记，于是我为此写下这篇文章。《建都水分监记》通河建成后的第四年，才在东阿景德镇建立都水分监，掌管一切河渠、坝、闸的事务。如今用通河输送朝贡物资，使天下物资汇集京师；地势高平，水流便迅速泄去，所以筑堰蓄水。水积聚后，便设置机关，用绳索牵引船只上下，称为坝；地势低下倾斜，水便迅速干涸，所以筑堤调节。水溢出时，便提绳悬起闸板，使船只往来，称为闸。都设置官吏掌管船只牵引、闸门启闭的时节，并审理有关诉讼。雨水将要降下，便命令积聚土壤，准备簸箕、铁锹，以防水势奔突冲击；水将要干涸，便征发役夫疏通淤塞、修治堵塞和崩溃之处。还要按时巡行周察，考察服从命令与不服从命令的人，分别赏罚。所以都水分监的责任重大而繁杂。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张侯仲仁历任詹事院、翰林院、太医院和医学院佐官，都能胜任其职，而且周知河渠事务，被选任为都水丞。冬十一月，分司东阿。诏令规定，凡河渠政务，不得沿袭旧例、习于私情，不得因权势阻挠、因威严畏惧，只应适当遵从。若有扰乱法令、败坏政务的，即使是天子使者、五品以上官员，也要列名上报；其下属还要按轻重判刑，不得有所宽免。张侯北起承济渠，南到河东汶水、泗水的源头，停滞和决口之处共一千九百余所，都得到妥善治理。他退下后立即来到官署，看到文书库房狭小、杂乱、俭陋，官吏只能侧身站立，无处安置。于是向众人说：“我奉命来到这里，只图恭敬尽职。可是凭一丈见方的屋子，如何制定千里之外的政令？下面奔走的众多官吏，在哪里听取命令？乡遂的老人、州县的长官，在哪里接受政令？荆、扬、益、兖、豫数千里、亿万百姓的官吏，在哪里观察禁令？山戎、岛夷、边远绝域的朝贡使者，在哪里行礼？朝廷的重臣使者，在哪里停宿？”于是从库中拿出钱财，与官吏共同谋划，开采石料、选择木材，在旧官署西面偏僻低洼处建造厅堂，使厅堂开阔幽深、四周环绕、高大穹隆；藻饰彩绘的华美不压过质朴，几案席位的精美不逾越规矩。左边是厨房，右边为〔原文缺字〕，整齐严密而高峻完整。前面在两侧厢房排列官吏住所，其次在重门以内设置洺、魏、曹、濮三处差役的办事处，后面安置使客馆舍，都环绕拱卫、向内排列，有翼然之势而庄严整肃。外面面对方形池塘，长堤像隐约的彩虹，又转向西面通到大路。高大的柳树遍布阴凉，周围的墙环绕如城，远近的人纵目观看，仰头惊叹，低头赞美。他们说：“只有张侯处理公事明察谨慎、周密敏捷，不徇私情，所以工程虽大而百姓并未觉察，工程完成而都水分监更加尊严。分监更加尊严，政令更加施行，这正是河渠的利益永远所要依赖的。” 于是考察往昔，自丞相忠武王在江南初平之日提出建议，少监马之贞在海内统一之时奏报功绩，从那以后，分治此地的人很少有不显著勤劳、功劳载入史册的；而官署的工程，正是等待张侯而兴建的。这样做并不是喜欢夸大名声来向百姓炫耀，而是为了端正官守、整肃上下、尊崇根本并建立政务。实在应当建造却不敢轻举妄动，只因为国家一天也不能失去河渠的利益，河渠政务一天也不能交给不合适的人；像张侯这样的人，正是合适的人。这项工程开始于张侯到任第二年的某月某日，完成于至治元年的某月某日。内外房屋合计八十余楹。这年九月初一日，具官揭傒斯作记。

译《安福州东岳庙记》五岳自古都由天子按等级祭祀，唯独东岳是天下所宗仰的山。如今郡县不建庙，人们便认为有所缺失。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达鲁花赤哈喇丹开始在城东门外的秀岭建东岳庙。知州郭恢台等协助谋划，佐吏和州中乐善好施的百姓一起察看财力、地势和物产，良材、能工全都努力施工。第二年秋，庙宇建成。重重门楼、复层殿宇，高大宽广，华丽深邃，两侧配列七十二座祠庙。神像庄严可畏，台阶高峻隆盛；上面接近飞云，下面俯瞰急流，旁边牵引群山，低头可见井栏。早晨阳光照耀、傍晚阴影笼罩，仿佛神灵往来其中。老人、孩子、男女像蚂蚁一样登上山去，俯视着拜跪，仿佛正在面对父母。又凿石建桥，名为“秀川”，并在桥上建六楹屋舍，用来通达、远望和行走。砍木建亭，名为“一览”，供游览者休息，并命道士姚某守护。百姓十分欢悦。又过一年秋天，州人、前肇庆路濂溪书院山长彭德昌请我把文章刻在石上。东岳是鲁地所仰望的山，在这里建庙，是顺从百姓的意愿。百姓不懂得行善，只知道依靠神灵，这是迷惑。假如政事不公平，年成不能满足愿望，祭祀神灵能有所得吗？赐福善人、降祸恶人，是上天恒常的道理；祭祀神灵、治理百姓，是国家恒常的礼制。礼不可亵渎，道不可欺骗。没有到达而不来的，神灵不会感应；不能沟通的，是因为没有诚意。诚意与神灵相合，福禄才会降临，只有君子能够做到。至于修明常典、端正国俗，则是国家的事务，也是君子的本心。具官揭傒斯记。《浮云道院记》我正窃居俸禄，周游任职时不能对时世有所补益，退下来又不能自我追究过错，有位客人谈到浮云道院的事情，我于是起身环顾四周，茫然自失，渺小得仿佛天地没有容身之处。客人说：“我所居住的郡叫庐陵，县叫永丰，是欧阳文忠公的故乡。我的乡里在鸡山南面、鹫溪水边，山川深厚，草木繁茂秀美；那里的人秀雅而长寿，弦歌诵读的声音传遍四境，耕种的百姓遍布田野。时局危急、朝代更替，战乱不能侵扰这里；水灾旱灾、疾病疫病，盗贼不能进入这里。人家没有特别富裕，也没有特别贫穷。我们刘氏聚族居住在这里已经三百一十二年，环绕我乡的数百家没有别的姓氏，数百顷良田从未离开刘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必定按照礼制，供给公家的物资必定按时，没有金玉、狗马带来的祸患，没有高爵、厚禄带来的灾祸，各自凭劳动取得食物，各自守住常道。我虽然客游四方，但心中安于这里。”泰定四年秋，我从河南回来，于是开辟数亩园地，种桑树、柘树三百株，枳树和橘树各一千株；还有一种树，果实、树脂可以食用、照明，俗称山茶，又叫木子，种了七百株；茶树五百株，桃树、李树及各种杂果，松树、竹子之类，也同样种植了许多。每年先前田地的收入虽然不足以供自己生活，但预计几年以后，树叶、果实、树脂、嫩芽可以食用，能做材料的可以制成器物，能作燃料的可以烧火，各自发挥作用，那么我春秋两季的事务、早晚的供给、宗族乡党宾客的奉养，难道还会不齐备而充足吗？我又有兄弟、子侄几十人，承受祖父的教训，都颇懂得学习，足以成为守护家业的主人。上天给我的东西已经很厚重了，还要再求什么呢？于是建造四楹房屋，其中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取孔子“用不义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如同浮云”这句话，题名为“浮云道院”。又作五言诗二十多篇，写在墙壁之间，闲暇时让子侄歌唱以自娱。有人喜爱这些诗而来唱和，我不敢拒绝；有人抄录传播，我也不敢阻止；出仕或退隐、任用或舍弃，一切听任上天。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想求富贵、厌贫贱，两者并没有相差太远；但圣人不求一定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求一定无法摆脱的处境，安于可以安处的地方，乐于可以快乐的事情，遵从自己的爱好罢了。普通人却不是这样，一定要追求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摆脱未必能够摆脱的处境，危险在前面也不回头，祸患在后面也不知道，早晚勤勉不止，直到死去才罢休。于是圣人就像天地日月一样，经历万古而不可磨灭；而众人纷纷扰扰，忽然成为老虎，忽然成为老鼠，忽然成为虫子，转眼就消失了。圣人与众人相距何止千万里！我不敢希望成为圣人，只要能稍微不同于众人，不辱没前人，也就够了。于是唱道：“浮云啊悠悠，忽然消逝啊忽然停留。我将归向哪里啊，孔丘？”又唱道：“悠悠啊浮云，来时没有踪迹，离去没有边际。我将归向哪里啊，义与仁。”歌唱完毕，我请他写下这些作为记文。客人名鹗，字楚奇，他的学问以六经为主，文章以义理为根本，诗歌风格接近陶渊明、柳宗元之间。他的祖父大概活到一百零三岁。天历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记。《抚州灵感庙记》从临川向西南走九十里，有一座山巍峨高大，隆起如波涛，遮蔽全州，叫连珠山。山中有一座谷，苍黑峭拔而深幽，仿佛与世隔绝。谷口有寺，寺名与山相同。南唐升元年间，有位肉齿和尚名叫智通，曾经居住在那里。进入山谷几十步，有一座庙，名为灵感庙，是宋庆元四年赐予的匾额。天历元年，寺院住持如海、知事从善改建大殿五间，朱红柱子、藻饰天花板，高大的屋脊和飞翘的屋檐，在殿壁上涌现出海潮庆云的形状。仰头看，灯烛映照着承尘；俯视看，广阔庭院如镜。从夏天到秋天，终于完工。神灵享受了祭祀，人们享受了工程的成果。第二年，经我的姊妹之夫陈君用清介绍，请我作记。考察图志，这个地方起初有一株古杉，常常听见笙箫之声飞旋缭绕在树上。杉树上有泉水，人们汲取泉水并向它祈祷，能够使旱地复苏、治愈疾病。有一天，神灵附在童子身上，谈到梦中告诉肉齿和尚说：“我是朱森秀才。兄弟三人都隐居在这里。你建庙祭祀我们，我们就会给你的百姓降福。”于是砍伐杉树雕成三尊神像，冠帽衣服、形貌类别全都与梦中所见一样，建庙祭祀他们。灵验显著、享受祭祀，已经两百多年了。到景定三年，才得到封号，分别为净感、净应、净佑三真人。我认为神名中有“朱”字，是“株”的意思；“森”字，是杉树的意思；“秀才”，是美好的树木之意。所谓兄弟三人，是因为“三”是树木生长的根本。大概这是木德的种类；木主仁，所以行善而不作恶，带来祥瑞而不造成灾祸，并且能够大大庇护这里的百姓。这难道就是这座山的灵气吗？山没有神便不能成立，神没有山便不能显验。只有这座山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这些神也与山一样没有穷尽。他们一定会与我们元朝相伴而无穷尽吧？然而没有这座大殿，就不足以壮大神灵的居处，也不足以与这座山相称，怎敢不恭敬地记下这件事呢？唉，百姓还是应当更加努力行善，不要使自己被神灵抛弃啊！天历三年夏四月初一日，揭傒斯记。

译《胡氏园趣亭记》豫章胡叔俊凭借高超的才华和博大的学问，隐居在进贤县官溪之上，整治他的祖父西园，在园中建亭居住休息。因为东南方向早晨向阳、傍晚背阴，适宜种植树木果树，便种李树、梨树、栗树，作为正阳方位所宜种的树；又因为那里花木芳香繁盛，便成列种植海棠、松树、竹子，使它们经历全年严寒而后凋零，所以种在西北中央一带。又杂种梅树几十株，称为“松竹之友”。如今都茂盛成林了。菊花、牡丹、芍药之类，丛生而可爱，都排列在亭子的左右，以便观赏。合起来给亭子取名为“园趣”。园子的出入道路在正东面，靠近住宅。海棠西面有两个池塘，夹着道路挖出小渠，引水经过住宅，流入东池。水渠上方古木参天，是他的祖先亲手栽植的。东池之外，又建成大池，春夏水势泛滥，可以划船。池塘北面建堂屋八楹，作为子弟讲习的地方；再往北建堂屋六楹，用来安置宾客；再往北建重屋六楹，用来收藏历代书籍。这些是园子外部的安排，也是形成园趣的根本。叔俊治家有法度，遇事果断，凡是供给公家的物资，必定先行交纳，所以叫嚣催逼的官吏不能到他家门前。田园山林的事务，一定要选择贤能的子弟、善良的僮仆，分别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职务来治理，所以琐碎纷杂的政务不会牵累到自己。教育子孙，一定要隆重讲究礼节、厚赠礼物，聘请良师益友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日积月累地取得进步，也足以使自己的志趣感到快乐。除此之外，除了祭祀、宾客、庆贺、吊丧之事，不得参与议论。每天坐在亭上，同园丁、乡野老人谈论农事园艺的要领，清除丛生的杂草，修习经术，疏导流泉，按时灌溉，观察花木果实的生长，考察阴阳变化，从而体察消长盈虚的道理，忘却世间的忧虑。宾客到来，就饮酒吟咏、长啸歌唱；有时在松竹之间迎风，有时在清池之上垂钓。云山烟水交错于举手顾盼之间，园中的乐趣，即使万钟厚禄也不愿拿来交换。因此，志向坚定的人不会改变，通晓事理的人不会迷惑，事情治理妥当就心情闲适，心胸开阔就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即使有高台重阁、奇花异物的观赏，名姬淑女、哀弦急管的侍奉，又哪里足以同它相提并论呢！叔俊在这方面已经无人能及了。他的儿子棣请我为此作记，于是我叙述这番道理，使它刻在亭上。杨氏忠节祠记 庐陵杨氏修建忠节祠，为什么呢？从前金人侵犯宋朝，沿江各郡都望风奔溃。杨氏的先祖忠襄公杨邦乂，以建康通判的身份被金人擒获，痛骂金人而死。韩侂胄专擅国政、独揽权柄，文节公杨万里当时以宝谟阁学士身份居家，听说此事，三天不进食而死。因此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祠中另外祭祀建康通判、赠通奉大夫者，为什么呢？他曾经以正直抗拒蔡京，是杨氏忠义事业的先导。另祀广东经略使长孺、吏部郎官孙子、同知昆山州事学文，为什么呢？经略使仁厚有声望、忠义有实绩，名声闻于天下；在广东任职三年，俸禄收入七万缗，全都替百姓缴纳丁租，自己不带一文钱离开。吏部郎官开通敏捷、慈惠待人，奉行法令、遵循事理，是当时的良臣。昆山崇尚德行、尊重义理，能够拿出私钱修复文节公的故居，划出田地百亩来修建祠堂，这些人都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天下杨氏都奉汉太尉杨震为祖先，庐陵的杨氏则从蜀地迁来，大概是太尉的孙辈。唐代国子祭酒杨膳，跟随僖宗到蜀地并居住在眉州，是他的后代。从秦汉以后，天下出现卓然具有三代遗风的朝代，只有宋朝罢了。当它兴盛时，欧阳文忠公以古文端正天下文坛的宗旨，阐明王道的根本。到了宋朝衰落时，杨忠襄、胡忠简以大义挫折敌国的气焰，奋力推动中兴的时运。到了宋朝灭亡时，文丞相在燕市被斩首，以自己的死结束三百年火德的国运，成为万世亡国者的光辉榜样，而这些人全都出自庐陵，这是多么兴盛啊！能够卓然继承三代的，是宋朝。然而夏朝灭亡是因为桀的暴虐，殷朝灭亡是因为纣的残暴，之后又有汤、武继承其统治，所以他们向东征伐、西方百姓便怨恨，所到之处无人不服。只有周朝以衰弱而灭亡，与宋朝相同；可是周朝东迁时，难道有杨忠襄、胡忠简这样的人吗？周朝灭亡时，难道有文丞相这样的人吗？使周朝的乱亡反而对宋朝感到惭愧的，正是杨忠襄、胡忠简、文丞相。文丞相之死，难道不是有忠襄公、文节公作为他的榜样吗？不然，为什么又都出自庐陵呢？忠襄公已经无人能及了。至于文节公，年过六十，已经辞官告老近二十年，听说一位权臣专擅国政，竟然绝食而死。假使他处在文丞相的时代，会怎样呢？所以庐陵的欧阳氏、杨氏、胡氏、文氏，以及亲身造就干、淳年间治绩的周文忠氏，都是国家的元气。而欧阳氏又是庐陵的元气吗？昆山的杨子元正请我为忠节祠作记，所以一并说到这些。唉！观看杨氏祠堂，就可以知道庐陵人才众多的缘故、杨氏人物的兴盛以及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成效了。世上喜欢说读书人对国家没有益处，这难道可以吗？元正也是杨氏贤能的子孙。祠堂由太常的俸禄供奉祭祀，他任江西行省属官。祠堂建成于大德七年，记文写于元统二年。

译孝通庙记 临江新淦上游有一座镇，叫作峡江镇；有一座龙母祠，叫作孝通庙。龙母的古祠在今天德庆的悦城镇。峡江汇合吉州、赣州、南安等地的水流，也是豪商大贾聚集的地方。两山像束带一样夹住江面，水势湍急凶猛，每年多次冲坏船只。一定是有人曾经在岭海之间受到神灵恩赐，于是分建祠庙来压制水患，但具体情况已经无法考察了。凡是船只上下经过，遇到水旱和[疑有脱误]，都一定来祈祷。至大二年，镇民广文寿已经倡议捐资修整楼阁。延祐改元，王友忠又重新修建殿宇。至元二年丙子夏天，我随从皇帝到上都，庐陵人龙立忠开始托请临江的孔思济以及当地人李源，请我为刻有祭牲礼仪的石碑作记。在始封之地修建的庙宇，已有唐宋碑刻；如今为分祠作记，必须概括说明神灵的始末，使来求神灵保佑的人知道根源。查考唐代李景休、赵令则的碑文，说秦地温氏的老妇在程溪捕鱼，得到一个巨蛋，藏在家中，生出七条龙、五条雄龙和两条雌龙，便把它们饲养起来。等到鳞甲和角都长成，就把它们放入江中。老妇每天在江边等候，龙就常常给老妇送鱼，像是在供养她。秦始皇听说此事，召见老妇。老妇行船到江心，龙挟持船只返回，老妇因此死去。邻人把她葬在程水左岸的水边、绛水之滨。后来有人穿着丧服、拄着哭丧杖到墓前哭泣，又嫌墓地逼近潮汐。一夜之间，雷电把墓迁到高冈，乡人于是祭祀她，从此开始。自唐代天祐年间历经宋代，龙母由永安郡夫人五次受封，升为崇灵济福妃；五条龙子都封为彻侯，两条龙女都封为夫人。庙额起初称“永济”，后来改为“孝通”，这是大观二年所赐的名称。天地间的万物，没有比龙更神奇的；对天地有功的，也没有比龙更大的。因此龙的德性可以与乾相配，是鳞虫之长，出入变化不可测度。老妇并不是龙的生母，只因有饲养之恩，龙出生时她献上鱼肉供养它们，死后又穿丧服为它们守护，迁移墓地使它们安宁。士大夫的子孙有做不到的事，龙却能做到，由此可知忠孝的大节，也没有超过龙的了。龙的德性达到极致了吧！龙潜伏在深渊中，等待时机而行动，所以能够感应雷电、降下雨泽，掀起巨浪、摧毁山崖、劈裂岩石，这些都是龙的能力。至于说龙喜欢翻船溺人，并不是龙的本心。那些违背孝道、悖逆忠义、残害仁德、伤害道义、自绝于上天的人，只是恰好遭遇了这些灾祸罢了。宋代时，我乡有位孙先生伯温，代理象州太守，押运军粮支援淮地，渡过巢湖时，遇到大风巨浪，几乎翻船。先生穿着朝服在船上礼拜，龙仿佛出来回拜，水上的风立即停止。龙如此保佑善人，假如人行善，龙难道有不保佑的吗？由此看来，人遭遇翻船溺水，并不是龙造成的，而是人自身的行为造成的。赐福善人、降祸恶人，是上天的规律；求取福分而不违背正道，是做人应遵循的道理。天与人的关系，龙已经知道了。老妇凭借慈爱获得龙的孝敬，享受庙祀一千五百多年。龙难道还可以被诬蔑吗？我谨将这些写下，告诉前来求神灵保佑的人。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记。两年后的己卯年，才请求重新书写，刻在石碑上。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撰写。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 城隍神，是天下共同祭祀的神祇。有的受到天子册封，有的没有册封。他的城墙、庙宇、器物和服饰，都完全按照王者的规格。即使有刚强果断、聪明明察的官吏，也不敢废止祭祀；遇到水旱、疾病、疫灾，一定要祈祷。《易州》的定兴县城隍庙在县城西南角，形制古老而地处偏僻，大树遮蔽，莓苔覆盖的墙和长满苔藓的台阶阴暗深沉，仿佛乌云升起，肃穆得如风吹过。经过的人心中惊悸，进入的人心意改变，而祈祷也往往应验。庙屋梁柱倾斜毁坏、破损漏雨，就按时修缮，不另行改建，唯有围墙完整。于是县人张伯祥等，借翰林从事杜德远来求我作记，将文字刻在石上。山川所积蓄的精气、都邑的聚合、百姓万物的繁盛，精气汇合、气机融通，一有活动就必然有神。神，是阴阳最高的德性，是祸福的关键。体察它就会得到回应，感通它就会相互贯通，并不是一定要依赖祠庙、祭祀和祝官。祠庙祭祀和祝官，是古人用来侍奉神灵的方式，并不是神灵的根本。后世耗尽财力、用尽智虑，亵渎法令、扰乱制度，想用这些来侍奉神灵，神灵难道会享用吗？只有这座庙宇铺张而不逾越，节俭而不失礼制，也许可以说是能够按照礼制侍奉神灵，应当接受祭享，使百姓安宁。然而，作记本来是要记载始末、叙述沿革，如今这些都无从考察，只能记下它侍奉神灵合乎礼法这一点。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文安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安集》卷十一 元代　揭傒斯　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