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林集卷之六

译问：圣人的道理载于六经，六经的旨意通过传注才得以阐明。然而各家传承有异同，学问有浅深，难道没有可以讲论考辨的吗？《易经》的卦画画到六爻便有六十四卦，这是伏羲先天之图。为什么孔子从未明说，反而只有邵子得到它的传承？《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为什么这两部《易》都亡佚了，只有《周易》保存下来？京房陷于术数，王弼间杂老庄之说，本来都不足论。程子专讲义理，邵子专讲数理，朱子兼讲理数而专长于占筮，这些能讲给我听吗？果真符合古义吗？《尚书》起初有百篇，后来遭秦火焚毁，伏生传下来的才二十多篇。马融、郑玄的注本，果真是晁错从伏生那里口授得到的吗？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又增加二十五篇，为什么今文、古文在篇章分合和文字难易上各不相同？孔氏把序冠在篇首，蔡氏为什么又删下置于篇后？《诗经》有齐、辕固、燕、韩婴、鲁、申公等传本，毛苌的传本出现稍晚，为什么反而只有毛氏之学流行？朱子为诸经作传注，自称对于《诗经》没有遗憾；但他删去序文、处理音韵叶音以及经纬分别，也各有根据吗？《春秋》的邹氏、夹氏传已经亡佚，后来有左氏、公羊、谷梁以及陆淳以来的说法，不下几十家，究竟哪一家合于经义？近世程、刘、吕、张诸家的说法各有所长，为什么胡氏之说独为当今所采用？《礼经》有《周官》《仪礼》《礼记》三种书，河间献王所得的古书、新都侯所采用的礼书，果真是完整的书吗？淹中山出土的古经、曲台所记的礼射之事，为什么只保存了十七篇？大小戴《礼记》起初有三百多篇，后来删并为八十五篇，又删削增益为四十三篇，为什么今天保存的小戴《礼记》反而多出六篇？《仪礼》既是经文，难道也有异同吗？如今为什么舍弃经文而采用传文？以上只是大略。诸位君子正要凭经学施用于世，考核一定十分精审，请分条陈述来回答。《诗》《书》《礼》《乐》是先王用来教育士人的四种教法；《周易》《春秋》则是孔子赞述、修订，用来教化世人的经典。六经的功用多么伟大啊！它们树立天地之心，安立百姓的性命，使百姓处在最好的治理之中，把这种道传到无穷后世。前圣后圣顺应时代而兴起，制作、传述虽各有不同，但这颗心和这个道理从未不同。学习者保存这颗心来照察这个道理，因而体味各经文字并解释传注，这才是有所收获。如果不能保存这颗心，义理的道路就昏暗阻塞，个人意见也会彼此背离，当然就会茫然不懂圣人的经书。传注承袭之间有异同，是造成迷惑的大问题。大体说来，圣人的道散布在万般差异之中，不是狭小的胸襟所能包容的；它收摄于同一根源，也不是粗浅的见解所能达到的。问学达到融会贯通，思虑通达神明，然后才能看见化育万物的根源，获得上古本初的道理，也才可以谈论圣人的经书。因此，《诗》是人情的抒发；《书》是政事的记录；《礼》是排列义理的秩序；《乐》是陶冶天地和气的工具；《易》是上古圣人用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的经典；《春秋》则是孔夫子用来端正王道、彰明大法的著作。这些都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河图洛书、顺逆生克，是上天用来显示经纬的方式；先天后天、对待交易，是圣人用来阐明本体和作用的方式。这是万物变化的根源、万事的根本，也是六经的门户。《易》的卦画到六爻，是兼取三才而各取两爻；卦有六十四，是八卦相互荡动、重叠而成。先天四图，大概出自伏羲。孔夫子在《系辞传》中“易有太极”一章，已经说明卦为什么这样画；在《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又说明卦为什么这样排列。它只说河中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于此，却不明说是伏羲所作，也正如它只说《易》兴起于中古、作于忧患，而不明说作者是文王一样。这些图一定要等到希夷先生多次传授给邵子以后，才在天下大为显明。后世文章的气运，有关乎上天，也有赖于人的努力，正是如此。《连山》以艮为首，表示终始交接之际；《归藏》以坤为首，表示静守而等待发动。这两部《易》与《周易》同样掌管于官府，其经卦都是八卦，别卦都是六十四卦，而只有《周易》保存下来，是因为孔子为它作传阐明，后世学者又传承它。理是驾驭数的依据，数是寄寓理的形式。京房吹律推演，把数理弄得只是烦琐推衍；王弼抛弃卦象谈理，终于流于空疏高虚。程子阐明《易》的义理，又提出加一倍的方法，可见在数理方面没有谁比得上程子。邵子阐明《易》的数，一动一静之间，显出天地人的至妙；邵子本来就是以理来使这些数显得精妙。天一至地十，以及充满天地之间的万物形象，都是上天用来向人显示的数。而这些数之所以成为数，其中都有义理存在。善会得到吉，恶会得到凶，以及导致悔恨、导致吝惜的原因，都是人自身自然具有的道理。若对其中的道理有所疑惑，而要向鬼神考察，就必须借助蓍草和策数。所谓占筮，就是义理和数的结合。预知未来的神妙，数理没有穷尽；藏往知来的智慧，其义理不可改变。《易》是为卜筮而作的，朱子因此融会程子、邵子的学说，阐明《易》的根本宗旨。冠于《周易本义》之前的九图，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启蒙》中专门标出的六图，以及孔子所说八卦相荡、因而重叠的说法，文字虽然不完全相合，但朱子借此推演邵子“一生二”的意义，与程子“加一倍法”的说法相同。《尚书》百篇遭秦火焚毁，伏生传下来的才二十八篇；马融、郑玄的注本又有伪造的《秦誓》一篇。自唐代以来，孔安国所传的二十八篇盛行于世，马融、郑玄的注本反而不再流行。今文、古文的篇章有分有合，文辞有难有易；看它们文理相接，可以知道原来或许合在一起，如今却分开了；看它们体制差异很大，又使人怀疑为什么那一部分独自艰难，这一部分独自浅易。像这样的问题，自朱子、吴才老以来本来就有人怀疑，世上的大儒也已经有人加以明辨并整理订正了。

译古文《尚书》的序本来各自成篇，孔安国的注引用它们，分别冠在各篇篇首；序文与正文主旨往往并不相合。蔡氏把它们删下置于篇后，是为了保存旧文，大概也是朱子传授下来的意思。汉代儒者传《诗》的有四家，毛苌出现较晚却独自流行，是因为他的义理胜过其他三家。孔子说：“《关雎》快乐却不过分，悲哀却不伤痛。”齐、鲁、韩三家却把《关雎》解释为讽刺诗，这大概就是它们的传本不能流行的原因吧。朱子解释《诗经》，本于欧阳氏的主旨而删去序文；采用吴才老的说法而处理叶音；又依据《周礼》的六义，使赋、比、兴“三经三纬”各得其所，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憾了。《春秋》有五种传，邹氏、夹氏传已经亡佚，陆氏以来的说法纷纷不一。大体说，《春秋》虽然是圣人诛乱讨贼的笔法，却出于仁慈宽厚、忠诚敦厚之心，所以它立法严厉，待人却宽厚。能够因其笔法而得到精微的本旨，务求真实而不流于空虚，推究《春秋》的书法而不陷入惨酷刻薄，这才算合于经义。程、刘、吕、张诸家的说法各有所当，而胡氏的传独用于今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金陵王氏掌权时，废弃排斥圣经；胡氏对此愤慨痛切，遵循程子的意思，为经书作传，以辅翼圣经、恢复其地位。依据《左氏传》的义理，取用《公羊传》《谷梁传》的精华，胡氏能够汇集三传的长处，对圣经确实功劳很大。《礼》有《周官》《仪礼》《礼记》三书。《周公六典》本来是用来任命官职的，并不是专门记载礼制的；其中所载礼制，只是各官职掌所涉及的内容。各官以土地安置百姓，考工又不是司空一官所能包办的，因此六典本来就不是完整的全书。三百篇经礼毁于焚烧，高堂生传下来的只有十七篇。大小戴《礼记》是汉代儒者编纂的，如今保存的小戴《礼记》是四十九篇。淹中出土的古经、曲台所记的礼射之事，这些都见于《汉书·艺文志》。自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序目》以来，戴记篇目的增删多寡，在史志正史等书中都记载得很详细，仓促计算也不能说完。礼有数和义：名物制度属于数，名物制度所以如此的道理属于义。数不是亲眼看见、亲身实行，便不容易知道；义则是学习者可以推求而知的。《仪礼》是经，记载名物制度；《礼记》则传述其中的义理。远古没有传文，便难以求知礼制的具体数目；不如姑且依据那些可以知道的义理，使学习者尽心体会，寻求古代圣人制作礼制的本意，再由此通达其余内容，这就是设立科目时舍弃经文而采用传文的用意。执事先生用策问来询问后学，我已经分条陈述，准备回复命题了；还敢借策问言外之意，私下再献上一点意见。圣人的道理载于经书，圣人的心意没有穷尽，经书的义理也没有穷尽。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的传述，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的阐发，凡是先儒心术所表现的、精力所达到的，学习者都不敢不尽心。河图洛书异中有同，先天后天分中有合，四围都从中央生起的原因，方圆逆顺往来的妙理，蓍数七、卦数八的实际，九六之用的微妙机括，卦象的神奇，卦变的定法，九畴出于洛书的法象，三位圣人执守中道的本旨，孔门求仁的要义，《中庸》知仁勇三者的统会，孟子存心养性的不同作用，《诗经》风诗篇章的体制，《周颂》音韵的说法，《春秋》书法可以推求之处，礼经中大祀的未明之处，诸如此类，学习者难道不应当各自有必须尽心研究的地方吗？圣人把教诲留给万世，先儒对后人寄托着期望，他们的心意究竟是怎样的呢？保存这颗心来明白这个道理，运用圣贤的工夫，探求圣贤的精微，做到博学而归于简约，这才可以。不然，拘守专门之学、受到“学究”之讥，对于以经术施用于世又能怎样呢？执事先生对此洞察得很清楚，所以我敢借策问言外的旨意，私下再作一点献言。○四书【浙江省试】

译问：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说，就是道。”这样说来，仁与道就是一回事了吗？孟子又说：“三位先生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归趣却相同。”这个相同指什么？回答说：“是仁。”《中庸》说：“依靠仁来修明道。”这样说来，仁与道又成为两回事了。孟子说：“仁就是人心。”这样说来，仁与心是一回事了。但孔子说：“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孟子说：“君子把仁存在心中。”这样说来，仁与心又好像是两回事。然而仁、道、心，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请明白地加以说明，使人考察其中精微的学问。仁，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人得到它，把它作为自己的心。就人的身体而言，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就是仁；就人的心而言，人的心之所以成为心的，就是仁。表现在行事上，符合天理而没有私心，就是仁；论及人心，没有私欲而具有这种心德，就是仁。兼言本体和作用，心的德性是仁的本体，爱的道理是仁的作用。把仁和道相对来说，道是公共义理的名称，仁则是切近于自身的道理。把仁和心相对来说，心兼指形体、气质和知觉；而仁专指我心中真实纯粹的道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解释清楚问题中的疑惑了。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说，就是道。”大意是说：“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仁是道理，人是具体的人，把人的道理与人的身体合起来说，这就是所谓道。仔细体味孟子的话意，仁与道并没有直接合而为一。至于孟子回答淳于髡的话，引述伯夷、伊尹、柳下惠的事迹，说三人的道路不同，但归趣都归于仁，是因为三人的行为虽然不同，却都合乎天理而没有私心。孔子回答鲁哀公询问政事说“依靠仁来修明道”，意思是说，修明五种达道，必须运用我心中的仁。五种达道是人们共同实行的，仁却是我个人所独自体得的；把天地生育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如果这颗心不存在，即使实行这些道，道仍然在外；如果这颗心存在，所实行的道就在自己身上了。这两章把仁与道相对而言，二者本来不能合为一谈。孟子说：“仁就是人心。”先儒说，心好比谷种，仁就是谷种生长的本性。孟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仁是人之所以成为心的东西；但只说仁，人们不知道它与自身的切近关系，所以反过来称为“人心”，这样便可以看出它是这个身体应对万般变化的主宰，一刻也不能失去。玩味先儒所谓“反过来命名”的训释，就知道孟子的意思也没有直接把仁和心说成一回事。至于孔子称赞颜渊不违背仁，是说他的心没有私欲而具有仁德。孟子说：“君子把仁存在心中”，是说把仁的道理存留在心里；它发用出来，就表现为爱人。这两章把仁与心相对而言，二者也不能合为一谈。总的说来，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人如果不仁，就不是人的正道。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心。人如果不仁，就不是人的本心。孟子谈仁，既说它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的安居之宅”，又说它是“天下最宽广的居所”，还觉得不够，必须把它落实到人的身体上，说“仁就是人”；又必须直接指向人的内心，说“仁就是人心”。啊，这实在精微啊！◆记◆ 《方山楼记》《西楼记》《勤有堂记》《永思亭记》《四友轩记》《清陂桥记》（并附诗） ○《方山楼记》方山楼，是程静翁新居中的高楼。程氏自东晋时元潭任新安太守，便在这里定居。到灵洗时，他在梁、陈之际显达，确实能够以德行捍卫乡邦、抵御寇难，乡人因此建庙享祀他；他的神明后裔，比其他姓氏更加繁盛。静翁居住在灵洗的旧宅中，自至正年间战乱兴起以来，迁到水南避难；过了几年，才建造新楼居住。静翁是有气节重义气的人，面貌开朗，体格魁梧，善于谈论而重视诺言，使人一见便敬重他，亲近他便愿意依靠他。县邑长官、郡中公卿往往都知道他的名声。静翁曾经出任职役，我却一直没有去拜见他。楼刚建成时，我登楼为它落成。静翁自己考虑到在这个时代未必有人肯容纳他，不能得到安居之所，便请我为楼命名，用来表明自己的志趣。我观察新安江水，从率山东流，曲折地流入浙江，这是楼所环带的水。吴大帝的庙宇建在层层高山上，山名孙王山，这是楼所凭枕的山。这些都是佳美的山水。楼朝向西南，正面的山还没有名称，山体挺拔直立，山顶截然平坦，像塞门前的屏障树木一样。远望它，仿佛面对席筵；靠近它，又像把它迎入座中。这大概正像那些端正卓立、坚守自持而不可动摇的君子吧？给它命名为“方山”，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您的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楼共有若干楹，面阔五十尺，进深为面阔的四分之一。前面有轩、窗、几案，左右有房室和几案，四周环绕着厦屋庭院，外面设高门，以藩篱围护，以隶舍作为外郭，用来接待宾客，让子孙无穷无尽地在这里休息，并不只是为了游览观赏而已。楼成之后，我既用美好的名称题写匾额，又写颂文为它落成，并且推究它所处的世道、主人的为人，叙述他的志向，作文记载此事，使听闻和看见的人不只是羡慕神仙居所般的楼宇，也知道他是隐居于此的君子。癸卯年，乡人朱升书写。西楼记

译西楼，是孙仁远君建造的。孙君已经在祖居的西面建成新宅，前有静山清秀如朝，后有詹溪秋水澄澈；门庭开阔明亮，廊庑深广，燕寝有重屋，四周屋檐和翼舍环绕，约有二百楹。堂、阶、台阶和廊序，都考据经典而合乎礼制；日常起居、游息，都尊贵安适而优裕闲逸。经过他乡里的人，往往欣羡回头观看，认为居室之美已经达到极致。孙君说：“我这样安置自己已经可以了，但用来尊敬宾客还不够。”按照礼制，主人席位在堂的东南方，宾客席位在西北方；西北是尊严肃穆的方位，所以用来尊敬宾客。登阶时，主人登东阶面向西，宾客登西阶面向东。《史记》说韩信得到李左车，便让他面向东坐而以师礼待之。王护在王邑时，席间有数百人，却唯独让王护坐在西面而面向东，因为王护是王邑父亲的宾客，所以降低宾客等级；地位较低的宾客应登主人的台阶，主人若坚决辞让，他才停止，不敢接受面向东的礼遇。因此田蚡自恃为汉相，让自己面向东坐，却让他的哥哥盖侯面向西坐，这就很可笑了。于是孙君就在新宅的右边建楼，另建房屋若干楹；明亮的阳光照进前轩，北斗星仿佛悬挂在屋梁椽角之间。中间设置宾客坐榻，宽高各有寻丈，旁边排列几案席位，可以容纳百人。楼中图画、书籍横陈高置，无法尽数辨认其名目。几重屋宇之下，宴饮和寝息都安稳便利；宾客朋友到来，便可以欢笑歌唱、远眺景物，上下登临，凭栏倚靠，没有不感到满意的。士大夫即使还没有亲眼见过，也会想象并欣羡，认为这里懂得了接待人的道理。我曾感慨世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建造屋室，把厅堂建在高爽平坦之地，把屋宇砍削得高敞明亮，挖池蓄水，开窗正对山景，以娱悦心目、适合起居，无不做到极致。可是到了台阶低矮、接待宾客的礼仪，亭馆中应酬酬答的欢乐，主人深居安处、享受清静温暖宽敞幽密的居所，而宾客、姻亲、亲戚朋友却有时只能住在仆役之处，竟习以为常，仿佛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明智的人，难道不说这种人是不知事理类别的吗？若不是这样，孙君是恬淡安静的人，哪里会喜欢从事这种营造劳作呢？孙君说：“您大概已经懂得我的心意了，请为西楼作记。”我说：依照礼制，供人住宿、接待宾客的人才是主人；这座楼是宾客朋友自己作记，用来说明孙君的德行美好，本来不必等您请求。楼建成于至正九年秋天，记写于这一年冬天。云里友人朱升拜手。勤有堂记 先师陈先生生于淳祐壬子年。二十四岁时，才从县城南面的五城回到陈村居住。过了二十一年，积累书会所得的供奉，才在东阜山下建成新居，并把他的堂题名为“勤有”。这是取自韩公《示儿诗》中的话，用来告诫后来的子孙。先生未满二十岁，已经在乡校中声名远播。乡里的老儒朱楚材认为他非同寻常，器重他，便把族女嫁给他；夫妻确实同心同德，共同成就了家庭。先生以笔耕和农耕作为岁时收入，养蚕织布也参与其中。因此先生建成屋舍后，完成子孙的婚嫁，长大了孙辈和曾孙辈，在科举和著述方面又成为乡里儒者中的第一人。元统甲戌年，先生八十三岁，夫人七十九岁，前后相差六天去世。不到二十年，淮地军队兴起，房屋被毁废。丁未年，先生的曾孙程盘在乡里授徒，把前翰林杨仲弘之子杨宗道所书的“勤有堂”匾额悬挂在寓居的屋舍上，恢复先生的事业，这大概就是它的开始吧？程盘对朱升说：“辛勤三十年才有这座屋舍，是韩公的诗句；‘诗书勤乃有’，也是韩公的诗句。看到我家的堂名，恐怕有人疑惑而不能辨明，请您写篇记来说明它。”朱升侍奉先生二十多年，情谊没有比我更深的。楚材公是我曾祖父的堂兄弟，亲属关系也没有比我更近的。适合为此堂作记的，大概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程盘因为夫人最初居住在这间屋子里，便举出先生夫妇成家立业的事实，并用“勤有”二字来告诫后人，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韩公的两首诗，大概反映了当时士人的习尚，前人已经评论过，这里不必讨论。然而因为勤劳而有所成，因为懈怠而废弃，并不只是诗书和屋舍两件事如此；只是在这两件事中，我们不能不懂得先后次序。你不妨试着想一想。又有比这更进一步的道理：《易》在“豫”卦上六说：‘沉溺于逸乐而造成改变，没有灾祸。’在“升”卦上六说：‘昏昧地上升，利于坚持不息的正道。’先生的心学有超出韩公诗句之外的地方，这是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道理，不能不告诉你。杜少陵赠王砯的诗说：‘我是曾祖姑的后代，你是高祖母的后代。凤凰的雏鸟没有平凡的羽毛，五色之美并非你们这些人所能相比。’你应当努力啊。正月初一日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永思亭记

译休宁陪郭的程和卿君，与他的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程贵老，在祖墓旁建亭，题名为“永思”，用来祭享祖先；又置办供给墓地祭祀的田产，订立合族的规约，使后人世代守持，请我为此作记。我从和卿那里得到他的家谱，谱上说：‘凡是新安的程氏，都出自晋代太守程元谭。太守在永嘉末年有德政，朝廷赐给他郡中黄墩的宅第，他便在此安家。到梁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时，他起兵于乡里抵抗侯景，乡人建庙享祀他，子孙才开始兴盛。其后有唐代御史中丞、都使公程澐，又率乡兵抵抗黄巢；他的次子南节任领军，保卫休宁，于是定居在县城的陪郭。南节之后，有宋代开州团练使程全，和金人交战死于池州；他的儿子程先发誓守墓而不出仕，晚年向考亭求道，号东隐先生。他有三个儿子：程永正，任宋代带御器械，分居杭、睦；程永奇，跟随考亭游学，号格斋；程永彰，为乡贡进士。这两支在休宁都显达，就是所谓陪郭程氏。’起初，伊川先生程端彦随宋室南渡，居于池州团练，任池州统制，于是与这一支相互通谱。程端彦的六世孙程祉任休宁尉，居住在县城小东门；而格斋的玄孙程六三没有后嗣，程祉的侄子程荣秀实际继承了他的后代，官至江浙儒学提举，就是程贵老的父亲。乡贡进士程隆的第五代孙，在国朝初年攻下江南时，徽州发生兵变，敌军想屠杀百姓；程隆冒着刀刃进谏劝止，因此被授为本县县尉。他生下永盈库副使程忠甫，就是和卿的父亲。从南节到和卿共十六世，坟墓众多，不能没有修墓拜谒的规矩；子孙繁多，也不能没有统一安葬祭祀的地方。因此和卿与贵老商定建造这座亭子。这样以后每年按时祭奠献供，昭穆次序可以得到安排，实在可以说是永远表达孝思了。然而《诗经》说孝思之后，必定接着说‘维则’，意思是使前人可以作为法则；如果后人不求以先人为法，难道能称作孝吗？程氏的先人，如太守在晋代、忠壮公在梁代、都使公在唐代、团练使在宋代、县尉在国朝，都能够世代继承平定乱事、救活百姓的功业，这些功业都是可以效法的。东隐、格斋对于考亭，提举对于伊川，都私下学习他们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学问，这些学问也是可以效法的。程氏后人登上这座亭子，进而祭享祖先，成为贤良之士而出仕为贤良之臣，那么“永思”这个名称大概就真正合乎题意了吧！贵老名叫程文贵，和卿名叫程岘山，二人都读书而崇尚义理；贵老的哥哥福孙，和卿的堂弟子社、子华，乐于资助财力，出力尤其多，这些事情应附带记载。至正八年戊子，春正月晦日，邑人朱升记。四友轩记 临川吴君来到新安，对我谈起他家乡的胜景，说他伯兄有一座四友轩。吴氏世代是县城东部的衣冠世族，居处的山水之美，就像盘谷那样。战乱兴起以来，他们到外地避难；回来之后，只有屋宇没有损毁，所以伯兄便取周围美好植物的苍翠芳香，以自己的身体居于三种植物之间，并用它们命名轩名，认为既然生在这个世上，能够在这里得到朋友，就足够了。我被仕途牵累，每天都思念那里而不能忘记。您能替我从远处为它作记吗？我说：万物生长，没有一种不各有自己的德性；只有无欲的东西，才能不失去这种德性。徂徕山的松树、淇水岸边的竹子、山中的美好花卉，还有栗树、梅树，它们苍翠芳美、感动人的地方，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起风时聆听它们的声音，有月时俯看它们的影子，暑热时在它们的树荫下休息；到了岁暮寒冷之时，古人便把它们联结起来作为朋友。凡是承受天地之命、贯通四时而不改变的东西，先儒所说的‘枝上有天地’，不就是生生不息的《易》道吗？伯氏吹埙，仲氏吹箎，尚且推重它们的德性，于是建轩题名；竹子成丛，松树茂盛，绕着屋檐寻求欢笑，只有我的德性芬芳。正当这时，兴起情思便赋诗，脸色因酒而红便放声歌唱；天地间太和至顺，彼此是否都与天地合一了呢？它们是物吗？是老师吗？是朋友吗？是三者吗？是四者吗？是五者吗？无法知道。这里面有天然真趣的浑然融合，也有世运返本归初的意味，难怪您不能忘怀。吴君说：‘您的话确实美好，虽然只是颂扬，却没有先……’他看见我便说：‘对于无欲而不失其德的事物，不能轻易浅薄地看待。记载说：竹箭有竹膜，松柏有内心，这两者居于天下事物的大端。考察《说苑》等书，梅因花而显贵，是从战国开始的，此后写诗的人借物寄托情意，没有比梅更早的。内心正直可比松树的心，外表坚毅可比竹子的竹膜，英华发散、馨香传闻、洁白姿态，都不惭愧于梅花，然后才可以同这三种植物交朋友。如果还能进一步，因为它们不失其德而扩充推展，达到做人之道的极致，像这样与三者为友，那么冢宰可以与五卿并列，六官、乾坤也可以像六子和八卦那样排列，这也没有失去自身所应有的东西。否则，这三种植物将对人说：‘论德行，您只是侍奉我们的，怎么可以同我们做朋友？’我惊惶地跪下谢道：‘您的话多么丰富啊！请允许我写下来寄给伯兄，让他刻在轩壁上。’ 清陂桥记（附诗） 歙县、休宁县以南的五岭，是淛江、番江往来的要道。岭北十五里叫五城，谋划建桥已经有好几代了。去年夏天，五城的耆儒黄伯固对我谈起这件事，并说：‘这是我乡邻程子珍大概要完成的事业。’我高兴地说：‘如果他完成了，就写篇文章记载它。’今年我来到这里，桥已经建成。总计架设木板的桥座，大约每几联用四根木头作为板材；两块板合成一段的共有若干；工人耗费了多少力气；合计费用按米计算有多少。又向官府请求免除附近几户人家的徭役，让他们负责桥梁的系缚、架设和拆卸；还请求拨给田地，以田租收入等待日后修缮。程君用心良善，谋划长远，既应当赶快为他写记，又应当用诗来赞美他。诗说：淛水流入大海，番江称为南江；两地彼此相通，越过山岭才得以往来。歙县统辖休宁，婺源分流于此，是交通道路必经之处。山岭共有五道，溪水涨满反而成为便利；想要涉水，却没有尽头。五岭的险阻，没有比清陂更厉害的。难道没有小船吗？从早到晚谁来停泊？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仿佛相隔千里。难道没有陆路吗？那就凿开岩石、穿过山岭；行旅希望走捷径，乡里往来，只有这座新桥，功劳没有什么可以相比。近处使一方得到渡济，远处通达广大土地。木桥座竖立，桥板横架如鳖背，跨成一道长虹。不分早晚，不论东西。前人有此心愿，到如今才得以建成。美啊！程君拿出自己的钱财。程君曾从军，用来捍卫乡里；仅仅建一座桥就如此尽力，从中可以看见他的其他作为。五城是有名的乡里，世代多有君子；德教涵养熏陶，所以能够承担这件事。既不在力量大，也不在财物多，关键是谁有善心？我为此作歌。说

译梅桃程氏三位老人、九个儿子、十一个孙子的字说。程伯顺字说 梅桃程氏三位老人、九个儿子、十一个孙子的字说。我二十岁时，才游历县城南乡，从此便同梅桃的三位老人交游。三位老人是亲兄弟，各有三个儿子。长老人的长子比我大四岁；小儿子和二老人家的小儿子，比我小十七岁。我十九岁时，长老人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很有礼节，我往来时一定到他家去。三位老人和他们的九个儿子，无论老幼，都把我看作一家人。后来二老人家的两个小儿子到我石门山中读书，三位老人请我为九个儿子确定字；我已经说明其中的道理，留给他们了。今年秋天，长老人对我说：‘九个儿子如今都各自有了儿子，如果不早些给他们表字，恐怕他们的名字无法同众人区别。’于是他和塾师古林先生黄君启商量，为他们命字，并说明道理说：‘长老人有三个儿子。景颜的儿子叫佑，佑的字义源于“右”；右就是帮助。人的手左手使用笨拙，右手使用灵便，所以“帮助”的意义取自“右”，“友”也有帮助之意。“又”字相从，是古文字的形体；“右”适合用作字，字子友。景卓的儿子叫承，“承”和“奉”意义相同。“承”是两手相拱的会意字，“奉”是两手捧持、以“丰”为声的字；字形虽然不同，意义没有差别。承适合用作字，字子奉。景虞的儿子叫安，圣贤说静下来以后才能安定；不是保存它就不能改变吗？《易》说“成就本性而不断保存它，这是道义的门径”。安适合用作字，字子存。’ 二老人有三个儿子。时飨的儿子叫佛，这是西方竺法中对浮屠的称呼，只是记录它的声音，原本没有意义。佛教解释为‘华言觉’，是不对的。《诗经》说‘佛时仔肩’，佛读作符勿反。根据《学记》的求证，它的意义大致同‘拂’，佛适合用作字，字子顺。时用的儿子叫肇。《尔雅·释诂》说‘肇，是开始’，释言说‘肇，是敏捷’；先儒引用《酒诰》，本来就是按《释言》解释的。时用生于庚寅年，‘寅’应读如‘夷’；如今世俗都把寅读作夷，按本音反切则解释为敬。寅适合用作字，字子敬。时行的儿子叫观。《尚书》说观是逸游田猎，分开来说观并不是游；但古人往往笼统地这样说，例如宋代秦观字少游，又字务观，已经有先例。景仰先哲，便可字子游。小老人有三个儿子。明善的儿子叫葆，葆是用来遮蔽覆盖的东西，便可字子荫。明达的儿子叫辐，车辐处在轮毂之间；《考工记》说贵在坚固而且强，应当字子强。明复的儿子叫尚，‘濩’有通‘上’、增加之意；濩又是商汤的乐名，取布施流行、使百姓得到恩泽之义。尚可字子加，濩可字子和。唉！我从幼年开始交游直到今天，已经三十三年，没有照水镜，也没有端详自己的须眉；和三位老人、九个儿子、十一个孙子一起沉浮逍遥，只看见树干生枝，枝上再生枝，竹子成丛，兰草萌发，造化蓬勃生长，不过是一股浩荡的生气罢了；几十年就像经历了一个周期。谁知道年龄已经五十二岁了呢？二老人早年相信星命，十多年前自己推算，认为六十岁以前会有灾厄，又苦于一直没有孙子。如今超过七十岁已经两三年了，已有四五个孙子前来见他，而且还没有停止增多。他的哥哥年近八十，接待应酬仍不懈怠，像年轻力壮时一样；他的弟弟六十二岁，正飘然往来于江湖之间，经营陶朱公那样的事业。庭院中的树木日益茂盛，家业一天比一天兴盛。这是凭什么达到的呢？难道不是因为他平心静气地率领众人，急切地救助人的疾苦，生机和善意盎然，心胸宽广开朗吗？九个儿子的孩子如今已经看到了十一人，福庆的源流滚滚而来，谁能限量呢？我渐渐进入老年，笔力或许已经衰退，恐怕不能频繁麻烦自己为他们再写字说了。不过，古代礼制规定给儿子命字，必须带着礼币请教乡里的先生。我又抚摸着书箧和行囊，告诉家人，为此替他们高兴。正至十年庚寅年十月一日，朱升书。程伯顺字说 休宁南传营的程存君，字伯顺。有人向我询问这个字的意义。我说：“顺应天命而保存自身”，是孟子的说法。人做人的臣属已经很久了。天下有崇尚贤德的时代，否则就有崇尚势力的时代。处在有道的时代，本来应当选择贤德的人来仰望；不幸处在崇尚势力的时代，也只能顾念自己的弱小而安处于此。这就是所谓顺应天命而能够保存自己。有人请求我再说详细些。我说：有道之世，义理总能胜过一切；无道之世，势力总能胜过一切。义理取胜是常态，势力取胜是非常态。君子处在非常态的时代，也不应丧失常道。有人又请求我说明。我说：处在非常态中而顺应它很容易，扭转非常态而使它归于正道却很难。在无道的时代，人们不知德行；我凭仁义行事，他凭财富行事；我凭义理行事，他凭爵位行事。即使想不顺从，怎么能不顺从呢？至于拨乱反正、使混乱的时代回到正道，就不能只是一味顺从。孔子之力不能施加于世卿，却请求讨伐陈桓公；孟子的地位不比滕国国君的弟弟尊贵，却不回答滕更的询问。伯夷是圣人，处在下位，不肯以贤者的身份侍奉不肖之人；子思是贤者，也说：‘论德行，您应该侍奉我。’只有君子能够顺应天命，只有圣贤能够扭转天命。顺应天命，是保存自身；扭转天命，是保存这条道。这不是我的话，是孟子的话。” 伯顺是学习圣贤的人，希望他能够由君子之道继续进步。有人称善，请我把这篇说写下来，交给伯顺质正。癸亥年，友生朱升拜手书。《朱枫林集》卷之六完。《朱枫林集》卷之七。新安明代儒学士朱升著。晞阳居士范涞校订。裔孙时新阅览辑录，时登参阅。颂 赞 铭 书简 讲义 颂 行枢密院判官邓公勋德颂（附序） 清苦先生颂 行枢密院判官邓公勋德颂（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