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书庄草卷之八

译倚靠凤山、环绕鳄渚的地方，就是潮州郡治。海阳县儒学过去附设在郡学的右边。宋绍兴年间开始迁到制锦坊，就是今天这个地方。此后历代都有增减，旧有文献可以查考。明朝兴起，永乐年间，郑参知在这里修建大成殿和两庑，文教面貌焕然一新。天顺年间再次修建，此后也相继修葺。但年代久了木材难以支撑，更不用说两庑房舍倾颓，先贤先儒只能露天站立。即使是安置先师的殿宇，也危险得几乎要倒塌。长官们犹豫观望，没有人能够兴修。癸卯年，震泽王侯从大埔调任而来，刚到任便举行释奠礼，和各位博士相互顾视、叹息，说：“海阳实在是大县，人才不断涌现，可学宫却缺少修整，这怎么用来向四方展示？官吏的职责又究竟是什么？”只是当时榷税事务繁重，正值财力困窘，难以筹措这笔费用，因而拖延了很久。第二年政事通达、百姓和乐，王侯亲自承担此事。工匠费用取自公廪，百姓不承担；钱财取自俸禄，国库也不承担。因为损坏有缓有急，所以先修两庑，后修大殿；建筑有尊卑之别，所以大殿修饰文采，两庑修治质朴。工程始于某年某月，不到一年便完工。殿庑高大整齐，各项废弛的事务全都兴举起来了。本地士人纷纷奔走，在其中歌舞庆贺，都说王侯实在是大大造福了我们，于是相继拜访博士骆君、萧君、胡君，请我写文来记载这件盛事。我认为，圣贤道统的传承，因人而有断绝和延续；天地间灵秀之气，也因人而有显现和隐晦。潮州虽然处在苍茫大海的天涯，呼吸着阴阳之气，浦女映照着日月，难道只是吐纳云霓、吼动鱼龙、穷尽造化的神奇吗？大概也有使宇宙文章焕发光彩的人才，只是这里不一一论说。姑且把本地所出的人才都列举出来：洪蒙初开、昏暗未明之时，按月氏职方的户籍记载，本地人才还稍逊于中原。元和以来，昌黎韩愈载道南来，赵天水又以乡先生身份担任乡校教师。韩愈说，孔子把道传给孟轲；假如孟轲之道到我韩愈这里才得到粗略传承，那么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赵天水则能够阐明周先生的道理，著文排斥异端、尊奉孔氏；两人一时际遇相合，影响震动千古，因此能够鼓励本地人负笈求学，专心于文章品行，号称容易治理，这是一代的盛况。咸平年间，陈文惠修建孔庙并奖励后辈，教化振兴海滨，人才文质彬彬，声名盛大。当时林度支一族有十七人登仕，许转运一族总计文武官员四十二人；刘循州父子、王宗伯叔侄，又都成为宋代名臣。这些事大概可见于真西山《潮州贡院记》。万历年间乡试终场人数超过一万，解额屡次增加，获准达到二十六名，这又是一代的盛况。本朝崇尚文教，教化广泛深入，难道会逊于唐宋吗？其中贤良的师长官员竭尽力量陶冶培育人才，难道会逊于昌黎、文惠二位先生吗？应诏赴京的人才接连不断，像串珠一样。即使历科登贤书、屡次中举的人中，东省林太史在廷对时还得到世庙亲自知遇。追溯过去，谈论本地文明昌盛的盛况，又难道会逊于中原吗？可是若要寻求功业显赫、声名与名世人物并驾齐驱的人，那么学宫的掌故都在这里，却也是本地士人扼腕叹息之处。难道是山川的精气还没有完全宣泄出来，将有所蓄积来聚集灵秀之气吗？《诗经·泮水》第二章说：“鲁侯来到这里，他的声名显赫；既有和颜，又有笑容，不是发怒，而是施教。”说的是以身作则。如今王侯亲自依循纲常极则，言谈如宫商般和谐卓越，足以成为世人的模范。现在学宫修复，风气重新完备，各位博士顺着风势发声，他们的声名必定传得很远。只是人们又说：“与其在国家行善，不如在乡里行善。”孔子谈论好恶，必定要以乡人为标准，大概是看重乡里的缘故。诸位生员诵读、效法孔子，又有幸出生在凤栖鳄徙的地方。招徕人才、举荐贤能，正在今天。倘若你们遵守老师的学说，远离偏曲的学问，继承赵天水辅翼圣道的事业，那么使天下处于和熙融洽、赞助清明政治的责任，只有你们；辅佐国家气运的责任，也只有你们。我本来就希望诸位生员宁可成为凤，不要成为鳄，这样才不辜负王侯，也不辜负乡人。否则随波逐流，自取沉沦，就是自己的罪过；那样山川的灵气没有得到发挥，大概也不是王侯修学育才的本意。王侯名演畴，江西彭泽人，壬辰年进士，如今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博士骆君名良图，萧君名来凤，都是南剑人；胡君名与齐，是粤西人；三人都由明经科出身，按例可以入记。《普宁县重修儒学记》

译普宁过去还不是县。设置县治始于嘉靖甲子年。当时山寇屡次侵扰，以至于不得不劳烦军队前往安抚平定。主事者寻求善后办法，都御史张公臬、御史陈公联芳共同议定：潮阳西部的洋乌、戎水、黄坑三都，距离县城一百七十多里，鞭子虽长，也打不到马腹。于是请求在黄坑厚屿开设县治。县治设置便利，朝廷命名为“普宁”，可见朝廷对治理此地寄予了深切期望。只是这里由上天新造，草木荒长，长官相继到任后，正忙着安置流亡迁徙的百姓，砍除荆棘、从事耕种。即使想建学校、培养人才，也因为当时财力不足而迟疑，始终没有人能够办成。到了万历乙亥年，县令刘钝才开始修建堂舍；乙酉年，赵献才开始修建殿庑；丁酉年，王稷才开始修建启圣祠。自洋乌、戎水归入县治以后，物力更加衰竭，各项修建也不过因陋就简，只具备简陋的规模。至于诸位生员，衣食尚且勉强维持，能够赋诗于南宫、登公交车应试的，又有十七人是外县寄籍者。本地士人日日盼望振兴崛起，却始终无法实现。癸卯年，浙江沈公到任，下车伊始举行释奠礼，回头看着学宫，便长叹低徊，不忍离去。他说：“普宁虽然是新设之县，怎么能破败到这个地步？况且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必定有忠信之人；这样一个方圆百里的县，科举功名全靠外来人才取得，这与国家任用师帅的意义又有什么关系？” 今年屡遭灾害，很难兴建工程。只是圣门谈论政事时说过：‘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就会舍弃他吗？’也没有说必须先遍访天下士人，然后才称得上行王道。今天的事情，不如申明土著入籍的法令，再慢慢亲自按照日月考察、选拔他们；这样或许昌盛兴起的运势就会从一方开启，这也是主管官员应当承担的转变职责。过了两场考试，本县士人的成绩胜过外县，便不再有所谓十七名外县寄籍者了。教化通行、百姓和乐之后，才商议修缮。于是捐出金钱、募集粮饷，召集工匠、准备材料。公帑不足，就用余羡补充；余羡不足，就用罚锾补充。这样，官府承担土木工程，百姓不受土木劳役之苦；庙堂、祠庑、棂星门、半璧以及厨房、粮仓、藏室，全都焕然一新。工程完毕，本地士人济济一堂，恭敬奔走，在其中歌舞庆贺，都说沈公实在大大造福了我们。恰逢沈公调任福州别驾，将要启程，博士黄君某、陈君某率领诸生某某等，一同来到我的简陋居所，请我写文以传之久远。我曾经考察过普宁建置的始末，大概已经三叹其事了。洪武、永乐年间开创天下，功业教化广泛深入，五岭以外的淳厚风俗没有改变。这个聚落本来就是潮阳的幽美地区、上游的乐土。嘉靖末年，杨、邹倡乱，蹂躏了三十多个乡。在戎水一战中，首级功劳一千有余，神山都被鲜血染红。当时是天地间怎样的时代啊！武事接连兴起，文明稍显郁滞，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张、陈二公替百姓请命，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分设赤县，成为潮阳的羽翼，承受恩泽、依附光辉，和附庸相差不多。这也是开辟以来的一大时刻。如今圣人教化盛大畅达，诸位生员有幸亲身遇到，应当招徕人才、举荐贤能，前后相接；人才如云气蒸腾、如蛟龙变化，光彩灿烂，贤才众多。然而追溯建县以来，又并不常常出现这种景象。难道山川灵秀还有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地方，还是土地狭小、百姓劳苦，没有闲暇诵读讲说诗书呢？我回乡督课，经过县城，私下观察到铁山在右、金山在左，群山环抱县城，岛屿一个接一个如同贯珠。即使千条河流万条水道，也都由各自源头汇聚到一起。这里的风俗又朴实简略，重视农业生产，和《粤志》的记载相合，这正是所谓忠信之地。忠信之士，可以和他们讲习礼义。诸位生员应当更加自我激励奋发，追求成为可知名于世、与名贤并驾齐驱的人，不要只以新设县治为借口推诿。若说礼乐必须积累德政百年后才能兴起，那只是汉儒迂阔的说法吗？那么尊重沈公，也就是尊重山川了。沈公名如霖，别号春渠，是湖州世家子弟，性情和易、明敏，在本县兴革了许多事务。以上大略就是这些。《揭阳县修理桥梁道路记》

译揭阳位于潮州西部，从揭岭蜿蜒数百里直到玉窖。南北两面都隶属河流，实在是水乡泽国。通往潮州的道路就在北郊以外。桥梁毁坏，道路泥泞，行人深以为苦。然而自庚子年以来，竟没有一次整修。大概地位高的人有一个原因：把这里当作暂时歇宿的地方；地位卑微、逐流而行的人，又把这里当作店铺市场。就连县治都不加修饰，甚至不肯走下公堂，却到处张扬征赋，还怎能指望他们体恤百姓，像自己被水淹一样看待百姓被水淹呢？壬寅年，吴来虞汪侯来任揭阳县令，励精图治三年，各项废弛事务都兴举起来，于是肃然感叹。钱财取自每年的余羡，劳作费用由公廪余粮支付，选一两位父老督察工程，不到几个月便告完工。行路的人在道路上歌唱，田野之间也一片欢悦。左相黄君瑞写信给我，请我记载此事。我认为这项工程可以用来观察世道。上古时代已经远去，到了成周时期，天下难道不是趋向农桑吗？可是台池苑囿，不过是供九重之尊游乐观赏罢了；经营工程时百姓如同应召而来，歌舞声乐极其奢侈，千百年来还把它当作美谈。到了孔子、孟子时代，情形就不同了。他们选择可以劳作的事情来使民劳作，还要反复权衡；本意是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便又有人认为不让百姓安逸就是虐待。但即便如此，仍然是百姓承担劳苦，官府享受安逸，从未听说有拿年度余羡、公廪余粮为百姓修桥补路的。难道揭阳百姓的心志不如古人吗？为什么劳苦在官府而不在百姓？汪侯世代承受尚书之学，而《尚书》推演《洪范》，没有比皇极王道这一章更重要的了。汪侯处在积弊之后，径直以博大为宽广，以坦夷为平正，以端方为正直；在政务上摒弃繁琐文牍而遵循义理，喜爱先抱婴儿而遵循正道，厌恶拔薤而遵循正路，这还只是他政绩中的一端。左相怎么能列举这么一点来浅窥汪侯呢？左相又说司谏议论世道，还没有议论到揭阳。赋税供给的苦楚，自古已有记载；郡虽大也承受不了额外加派，万县虽大也承受不了额外加派。自从揭阳实行榷税以来，舟车要征税，粮食也要征税，海产要征税，竹笱鱼篓也要征税，税额骤然达到四千多，正是肝胆腐败、骨髓枯竭的时候。汪侯估量本地力量已经困窘，难道还适合拿出余羡来兴修吗？可是怎么能因此让乡里百姓更加劳苦？这正是他把此事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推辞的原因。《周礼》记载，司空按时整治平易道路，划分方野、设置庐舍；司险、遂人等官职，分别负责授田、经营，条例不胜枚举。《易经》兑卦说：‘以使百姓喜悦为先，百姓就会忘记劳苦。’那么，用年度余羡和公廪余粮修路，正是所谓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更不用说工程完成以后，大道非常平坦，男子从右边走，妇女从左边走，车辆相撞、肩膀相摩，衣襟相连可以成为帷幕，举起衣袖可以成为帐幕；从今以后直到永远，人们再也不必等到走邪径才找到落脚之处。把百姓被水淹看作自己被水淹，因而肃然兴叹，这就是天德啊！有了天德，才可以谈王道。汪侯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司谏说他不才，其实是浅薄地窥测汪侯罢了。我起初感叹说：有非同寻常的人，才有非同寻常的事情。这项工程，上顺应天时，下利用地利，中间周全百姓的隐患，一举而具备三种善政，由此便可以看出汪侯了。汪侯名起凤，辛丑年进士，吴地长洲人，在本县有非凡政绩，百姓称他为神明般的长官。负责督察工程的父老某某，按例写在碑阴。《澄海县修溪东寨记》

译澄海是新设的县，潮州把它看作左翼；溪东一寨，控制大海、捍卫疆界。不要说澄海是要地，即使说它是潮州的咽喉，也可以。此前戊午年，倭夷从这里登陆，随即攻破蓬州的防守，因此蹂躏我方土地达数年之久。主事者才下令各村筑城自守。溪东挖土得到石头，堆石筑成城墙，城四周都是水，地势形胜和其他各村不同。丁卯年，林酋在海上聚集万人，唯独害怕溪东成为他向内侵扰的阻碍。自腊月起围攻，炮声震天。城中男子负责守城，妇女负责供应粮饷，主事者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援助。到了三月三日，粮食吃尽、力量用尽，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城于是陷落。鲜血染红山丘，内地如破竹般接连被攻破；曾酋接着而来，祸患尤其惨烈。大概是咽喉先溃败，腹心受到伤害，才到了这种地步。上天保佑海滨百姓繁衍聚居多年，溪东才建成城寨。可是溪东的城墙只有坚固处尚存，隆起处弯曲，低处积洼，坍塌处崩毁，和没有城一样。每年都有盗贼进出，丝毫不顾三老的警戒。人们屡次以修城请求，主事者还总说力量困窘，不能决定。壬子年，县令钱使君以巡视民情为名来到这里，三老像从前一样提出请求，要求整顿兵备。副使曾公巡视县境，钱使君便汇集舆论，上书提出建议。大略追想往事，说起来令人痛心。倘若城墙不能坚固，仍然等于是把城送给敌人。何况旧城基址有五百多处，倾颓超过一半，还不包括裂缝在内。勘察地势、估算费用，没有几百金不能完成。想请求公帑，却已经没有积储；想向寨民摊派，百姓又极其困惫。我愿意亲自作为旗帜带头，俸禄薪资不足，就用罚赎钱补充；罚赎钱不足，就用劝募的钱补充。寨中分为六社，只借用各社社长的名册来登记工役和材料，除此之外不再让他们承担什么。我私下担忧此事或许考虑过度，但看来足以抵挡海上的一支兵力。意见上报后，曾公答复批准，于是发檄命巡检胡正敦负责此事，主簿郑鲸前往查验，便定于某月某日开工，到某月某日完工。城墙上的雉堞高大雄壮，楼门高峻挺拔，经过的人凝目观看，觉得坚固得如同金城汤池。总共费用将近二百金，城便建成了。当初钱使君提出建议时，他还认为这种非同寻常的工程难以从一开始就谋划；我不自量力地陈述末议，也希望用一点微薄的劳力使钱使君的决心更加坚定。工程完毕后，他写信到我的简陋居所，托我为此刻碑。我只想到，如今做官的人，大多只对文书、期限和会计事务兢兢业业；谈到保障地方，却还说幸好没有涉及自身，又有什么利益值得他们承担呢？即使是居于上位的人，也说这是迂远空疏、不合实际的事，于是更不肯在力量困乏时拿出余羡来兴建。一旦发生意外，又到哪里去登城防守？殷代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这难道只是主管官员的过错吗？戊辰年春，主事者果然连一箭一镞都没有到达溪东。又怎么会造成城中九百多人一齐被杀，如同田横部下为义而死那样？最可恨的是，林酋占据城池，挟持抚郡倅，却还拿着名帖前去慰问父亲丧事。千古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如今山川依旧，城郭却已经不同。钱使君在百姓穷困、财力耗尽之时，能够果断决策、谋划疑难，重新兴举长期废弛的大事，不需反复计议便定下方案，不满一年便建成。回头看那些迟疑观望、逃避事务的人，当然相差悬殊。即使是贤能而喜欢办事的人，仓促施加劳役百姓，功效只有一半，又怎么能同日而语呢？从前《春秋》记载筑城二十八次，其中用于捍卫王室、保护诸侯的有十七次；只有一旅之众、狭小土地，不设县邑而筑城的有十三次。圣人仍然郑重其事地一一记载，是为了给后世树立准则；因为保护土地、人民和政事，是首要事务。溪东控制大海、捍卫疆界，比起小小的谷地和屏障，重要性不止大一倍。借此可以平息盗寇、消除祸患，内部便可安睡。即使使地方风气完备、人才聚集，突然接连登贤书，开启海滨人文昌盛的运势，难道不是有利百世的事情吗？古语说：‘聪明的人能够筑成城池。’钱使君正是这样的人。使君名梦松，是浙江龙游人，由建昌补任而来，任澄海县令两年，筹划施行了许多善政。这里只就城论城，姑且把其中重要的事情记述如此。后世的人还应继续修治它，希望潮州永远依赖这座城池。《海阳县重修东津沙衙堤记》

译《周礼》记载，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教导百姓耕种，栽植百谷；小司徒丈量土地，规划井田和牧场；闾师又负责督促农民从事耕作，责成每个百姓种植五谷。许多官员共同治理，总的目的都是辅佐君王安定、安抚国家。到了冬官治理沟渠水道的制度，论说堤防时必先考察地势：小堤要广而高，大堤要在外侧修筑，因此专门设置了堤防制度。当时遇到灾害而不致成灾，正是因为预先有所准备。后世的史起在邺地、郑国在秦地、白公在赵地、谢安在新城，都能顺应百姓和万物，补助天地的功用。至于泰州抵御海潮的堤防，范文正公凭一名盐官便把它建成；即使程明道在上元的作为，也还只是代理职务而已。他说：‘盛夏堤坝决口，倘若等到上报府署、漕司后才去堵塞，难道要先让百姓变成鱼吗？救助百姓而获罪，我也不推辞。’一方面是官职卑微而力量宏大，另一方面是时势紧急而意志果决，难道不是千古流传的功烈吗？潮州本是水乡，大概汇合赣、循、梅、汀、漳五郡的水，注入韩江，千里水势如从高处倾下，万条支流归入深谷；从龟湖、凤溪以下，水势转向东方，东津正处于要害。沿江两岸依赖堤坝来稳固。春夏交替时，淫雨连绵，江水上涨，云色昏暗、天光回旋，几乎撼动地轴；白浪跃过城墙，人们望着都心惊胆战。夜里雷声震响，刚刚躺下便惊惶起身；这样的情形有十多天，有时五六天，每年三四次，渐渐成了常态。突然有警报时，百姓扶老携幼、背负财物，哭喊声传到数里之外，其他惨状就不必细说了。东津、沙衙两处堤坝，自庚子年以来已经三次溃决。庚子年溃决时，幸亏直指李公采用薛孝廉的建议，发放帑金八百，交给司理姚公筹划修治，又从虎豹陂培土增筑石矶，一直修到这里，不能说没有作长远打算。无奈旁边流沙很多，水又容易冲蚀；壬子年刚堵好，癸丑年又溃决，东厢、秋溪、隆眼、城苏、湾等都的禾稼几乎全被淹没。当时直指周公正代替巡按进入潮州，士民许绍等联名以灾害疾苦请求，周公肃然叹息，于是捐出一百金作为倡导，但因灾荒未能兴工。过了一年，观察陈公首先重视百姓疾苦，捐款也相称；太守陆公又捐出超过一半的数目，这就是所谓同心协力治理政事。县令沈公刚到任，便毅然补救，认为这里容易溃决，不在中间砌筑地龙就无法阻断渗漏，不在外侧培筑荒石就无法抵御冲击，不在上游加筑石矶就无法阻挡狂澜。他把建议上报各位大吏，全部得到批准，于是命主簿黄君大德召集乡老义士廖一潜等人，披星戴月地督促办理；沈公也不耽误县务，亲自出郊考核勤惰、核验工程，因此百姓像子女归父母、扛着锄头一样，不待告诫便纷纷云集。工程始于乙卯年正月，到三月完工。堤坝绵延若干丈，高二丈有余，底基六丈，顶面宽度为底基的二分之一。各项规划，都如县令沈公的议案所说。辛劳一次便可长久安逸，捐出的金钱还有剩余，难道不是不朽的功绩吗？工程完工那天，水势恰好来到，堤坝像山冈、像高阜一样，屹立如长虹。秋冬两季收成，万物丰收告成。四都百姓看着水流安定，安心吃饭，感念明德的人相继托请知友廖生某某、梁生某、萧生某、薛生某，来到我的简陋居所，请我写文刻石，以传之后世。我认为潮州地处江边，依赖堤坝稳固，利害就在眼前，生死只在呼吸之间，并不像一般百姓的隐患那样难以察知。从前人们不加防备，把它视为常事，往往等到堤坝破败后才设法补救。姑且不说远处和细小的事情，只论眼前重大的工程：弘治年间，太守周公鹏修筑北堤，征发数千丁夫，经过六月才完成；成化年间，御史曾公昂再次下令修筑北堤，征取百姓二千金才完成；正德年间，我乡人御史杨公琠上疏修南堤，请拨盐利三千金才完成；万历年间修筑许陇堤，我已故乡前辈文林郎、观察任公可容，征收民间一千多金才完成。这些全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救治，哪里比得上事先预防更好呢？沙衙这次工程幸而已经完成，它所保存的是禾稼、救活的是遭水淹的百姓、保全的是风俗、安顿的是房屋坟墓，其功劳可以和史起以来的治水功绩相匹敌。只是它开始施工的困难，比弘治、正德年间更加多倍，为什么呢？救荒的政务，第一是发放利益；如果没有可发放的财物，又怎么能要求出钱？向百姓征赋很难。第四是减轻劳力；灾害接连发生，百姓力量自然衰弱，征发劳役也很难。何况刚堵好便又溃决，谈到洪水就脸色变，路旁放置筑堤材料，又有谁愿意勇敢承担？这是第一重困难。如今监司主持议论，郡县分别筹划，他们的精神、智慧和力量，已经被山川形势逼到难以谋划的地步，后来却把容易之事遗留给后人。在《易经》蛊卦中说，甲日前三日、甲日后三日，大概是圣人教人，事情发生前赶快谋虑，事情发生后赶快防备。继任者遵守《易经》的训示而不懈怠，那么万世都将长久依赖这项工程。这项工程费用超过一百金，施工仅三个月，似乎很容易。但《春秋》记载水灾、饥荒，次数多得不胜枚举；如今正值百姓穷困，四都的命运系于此，一次劳作便可长久安逸，能够避免饥荒和溺亡，又怎么可以不记载呢？周公名应期，楚人；陈公名一教，吴人；陆公名典，沈公名凤超，都是浙江人，并由进士出身。《周氏大宗世封列祖家庙记》

译潮阳著名姓氏，没有比周氏更大的。周氏先祖有梅叟，跟随兵部郎，于宋淳祐己酉年出任潮州刺史。从此历任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仕宦踪迹都在岭南。又想到潮阳泗港四面有水环绕汇聚，实在是聚集祥瑞、孕育英秀的地方，于是奉迎祖父承节、父亲朝奉，从舂陵迁来，在此择地建屋。砍除茅草、结庐筑舍，以此为子孙谋求安宁。自宋至元、至明，环绕泗水居住，郁郁葱葱如乔木般兴盛的族人，多到数千。长房五房之中，有毅然公早逝，妻子是贞静的郑氏。族中掌权者常常排斥她，郑氏端庄严肃而富有谋略，于是选择桃溪居住。桃溪背靠南山，环抱玉峡，拥有一方最好的形胜，是百世传承的根基。传一代有图溪直方公，再传有西山乡贤公，两人都追赠中大夫、四川参政。传到第三代，就是今天的耿西公，任宁夏都御史、大理寺卿；其他获赠富川丞、台州举孝廉以及文学方面的人才，难以一一列举。只是江河万流必定源出岷山、嶓冢山，世代的芬芳显耀，全在根本。因此周氏创建泗水祠堂，始于图溪公；西山公又建立嫡系，以主持郁鬯祭祀，置办田产供春祭和秋祭之用，用来尊崇根本、彰明伦理，尤其深厚诚挚。只是墙垣和木石构件虽然已经齐备，涂饰、泥灰和彩绘，难道不应当留给后人吗？于是托付给耿西公，希望他以告老归家、奉养家中为由，进一步继承、承办并光大此事。我曾想到，圣人修筑宫室、设置宗庙，是为了区别远近亲疏，教导百姓返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如今祖父、父亲都有显著名声，我和诸位兄弟也享有荣华，这些是谁留下、凭借什么才达到今天的地位呢？若不在此时追溯先祖事业的起点，内心实在惭愧。于是取传记、志书中所能查知的内容，从舂陵祖承节开始，以梅叟为宗祖，直到各代后裔、配偶、子嗣，以及生卒、坟墓，全都编入谱牒，使异支相联、同宗相统，辨别亲疏、彰明隐微，完整形成一家之言。又捐出千缗，倡导扩展旧址、按照规模重新建造。前后堂屋、寝室各三间，左右两庑各三楹，中外台阶可以容纳千人奔走祭祀。于是把正堂题为“申锡”，亭子题为“惇宗”，世代享用的门题为“周氏大宗世封列祖家庙”，用来表示冠冕世袭、诏命显赫，使子孙世世代代受到福祉。工程始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庙宇建成；又增加田地一百亩，作为祭祀牲醴、黍稷等供品的费用，并对族中贫困、孤儿、寡妇中无力婚嫁安葬者，分别给予救济。落成那天，把圣祖六谕供奉在屏风上，取自己撰写的文字加以宣讲；击鼓、振铎，召集各代昭穆，教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又以亲睦和合为古今兴亡的大戒，见到、听到的人都肃然警惕。每月以朔日和望日为期限，从此祭祀之事有了常规。全族和睦聚会，秩序井然而恭敬，快乐而肃穆，俨然像看见祖先神灵前来享用祭祀；人人都兴起水木有本、饮水思源的感想，明明白白知道自己都是舂陵的后代。啊，多么美好！全宗族的人又想到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孔子曾认为那是夷俗；如今庙宇事务已经完成，庙礼也已彰明。耿西公筹措劳苦，没有比他更辛劳的了。只是创建者是图溪公，记述者是西山公，如果不把二公配祀于庙中，怎么说是酬报前人、劝勉后代呢？于是全族择定吉日，奉二公配享；宗族俊彦多琇、多胤等，还渡海来向我熙春询问记文。熙春推辞说自己才力不足，但三年之间，宗老再三督促，又怎么敢以愚鲁推辞呢？我只想到，《周礼》春官家宗人的职务，掌管家族祭祀的礼仪；可见家族设庙祭祀，自古便有记载。只是志书称潮州风俗，每当营建宫室，必先修祠堂，这正是海滨邹鲁的由来。延续到今天，保存姓氏、承受氏族的人，难道都是借神明之名来僭越、依靠守门人吗？庙宇高耸连云，谁能说周氏的做法不是有传承的呢？志书不采录非世袭封爵者不应祭祀的说法，是恰当的。然而议论者仍说，泗港的祖先始于承节，桃溪又始于毅然，那么图溪、西山配祀其中，按礼制应当处于什么位置？我援引礼义回答说：周氏本来就是周王室的后裔，我看周庙、周礼的精神全都在这里了。从前丰水、镐京是周家王业的发祥地，周公营建洛邑，仍不忘记宗周，是因为重视根本。何况礼书说，圣人治理天下，第一是亲亲，第二是报功，第三是举荐贤能，而不把这些事交给百姓。礼制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收拢族人。耿西公是周氏的大宗，感情不因服制疏远，族人不因居处不同而区别；衣服虽然有聚散离合，天下仍可看作一家，更何况同宗之内呢？这叫作亲亲。有功于百姓，礼制就祭祀他。若没有能够振兴家族的人，又凭什么延续下去？图溪公有振兴发扬之力，正合诏令所说的‘德行经过百年而建立家族，经过两代而兴盛’。即使在偏僻之地也享受血食祭祀，又何必讨论他是否属于宗族呢？这叫作报功。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是合乎礼的。更不用说他确定宗法、创置祭田；西山公讲明正学、兴起斯文，即使在庙庭也应享受祭祀，又何必讨论他是否属于宗族呢？这叫作举贤。对于耿西公，在庙中祭祀毅然公；追溯承节、梅叟，则在宗族之人中祭祀承节、梅叟，并上达于图溪、西山。感情不违背经法，只是效法古礼，这难道不是周家崇尚祭祀、推行孝道的遗意吗？只是礼制开始并不难，难的是善始善终。熙春没有能力创作声歌、刻在金石上以佐助周庙祭礼，只有希望周氏子孙果真把舂陵宗旨视为美善，那么亲族和睦还不能算完全达到志愿；应当没有厌恶、没有怨恨，使美好的声誉永远流传。振鹭之家的家法都在这里，世代守护、不要丧失，即使传到千万世也可以。《潮阳县沈侯苏商碑记》

译大明统治天下，四方安宁，淳厚风俗广泛畅达，无论远近都受到影响。它极其隆盛的治理，即使殷周盛世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只是潮州处在海边偏远之地，距离京城万里，重重海洋浩瀚无边。东面控制七闽，外面邻近诸岛，向来被称为险要荒远之地。南澳一山耸立在大海之中，从前是吴、许二酋的巢穴，毒害两地，以至于劳烦天兵讨伐。万历丙子年，朝廷才承蒙圣明决断，采纳群臣策略，设置重镇协同守卫漳州、潮州，由副将军镇压；潮州的柘林寨隶属其中。寨中水兵二千多人，大大小小的楼船约六十艘；船只建造、修缮等费用，则取办于三阳、澄海、饶平。郡府一下檄文，往往牵连五个县；县里一下檄文，又往往牵连百名商人。商人接到檄文，即使正逢核查、折损亏耗，也只能自行承担。只是胥吏的索取，有的本来没有责任也要索取，索取的数目多于实际事务，已经难以言说；各县距离柘林又有数百里，更不用说惊涛怒浪、常常遭遇意外，即使一到那里，索取之人就像刺猬一样密集，稍不满足他们的欲望，便以不合规格驳回，往返多次，只是让商人在途中耗尽财力。因此海阳、揭阳的商人常常援引循州由兵士自行供应、办理的成例来请求，但谨慎改制的议论却被搁置高阁，拖延了多年。乙卯年夏天，正值直指使田公代行巡按，潮阳商人陈振、陈元亨等相继竭力申述先前的请求。沈侯早已看见这件事，痛恨忧愤了很久。他早晨听到申诉，晚上便起草文牍，说楼船的修造实在是军务中的大难题。但若由士兵自行供应办理，前面已有循州的成例；杉木商人陈述苦情，王直指同意潮阳的建议，这无异于成为常法。如今本地木材以及麻、苧、油、铁等商人，又引颈盼望得到恩惠；如果一视同仁，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先苦于采办，继而苦于转运，最后又苦于交纳。想仿效邻郡的成法，替受创伤的百姓放宽眼前的生计，也只是危急时呼天求助的意思。希望使者怜悯他们，明察财力状况。文牍上报后，田公和制台张公都答复批准。这就是剖析多年拘束的成见，通达五县百姓的实情，难道不是可以流传不朽的政令吗？法令确定后，各位商人又来拜访我，请我为此作记，以传之后世。我认为今天天下的商人，没有谁像潮州商人这样苦了。潮州处在岭表，资本薄弱，不像淮、扬的大商人那样能够帮助县官解决急务；而内地榷税动辄数万，真是竭泽而渔、无休无止。即使没有军需，百姓已经承受不了；又把循州不办理的事务加重责令潮州单独办理，若不是主事者观察风俗、体察疾苦，哪里能够除去这种祸害，使人感到宽快呢？只是人们可以共同享受已经办成的成果，却难以共同谋划开始，这本是人情常态。我请求把文牍中没有说到的事情全部说明，使人知道它的利益不只在商人，也在军队。为什么呢？世间由官府修造船只，年限短而船容易毁坏；由百姓修造船只，年限长而船坚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能够得到实惠。如今由士兵办理，材料价值也由士兵掌握。正如俗话说：‘现钱现货，钱轻货真。’这是一种利益。由商人负责采办，船坚固，士兵独占劳苦；船有瑕疵，商人承担罪责。责任不在士兵，而在商人，这是第二种利益。商人中大多懦弱，但也未必没有狡猾之徒。狡猾者善于行贿，又用低劣货物欺骗，表面上有利于办事，实际上对三军没有好处。现在把事务归给士兵，人人都可以查核，这是第三种利益。有了这三种利益，还有什么值得担忧开始办理的呢？所以我说，事情从潮阳开始，但仁惠将惠及四县。事情虽然施行于一时，法令也可以传给后世。我不揣浅陋提笔，不只是为了赞美眼前利益、称颂有德，来安慰商人的心意，也是要使有志于百姓的人推究潮阳的试行办法，以便施行于将来。此文很快便可写成，那么潮阳的恩泽就会更加长远。这项事务由两位巡按主持，观察陈公、太守陆公、海防朱公、查盘潘公也共同努力维护中肯的议案，所以潮阳得以积聚诚意，伸张自己的愿望，达到这样的结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关于潮阳的各项重大政务，我另有著述；这里姑且就商人谈商人的事情，等待掌管国家财政的人采纳。《惠来县尊经阁记》

译当今皇上长久推行教化、培育人才，天下处于安泰昌盛、光明和煦的时代，菁莪、棫朴般培育人才的教化广泛深入。四海之内，士人接受经学而彰明人伦，上可以充任三公九卿，下也可以镇守州郡县邑，这是多么盛大啊！惠来是潮州新设之县，距离世庙乙酉年还不到一百年；它处在极南海边，距离京城万里，仿佛远在天上。其间有许多重视学校的人，如蒋大夫任职时创建，何大夫任职时迁建，林大夫、游大夫相继任职时修葺；他们虽处境艰难，却都竭尽全力，而尊经阁在天下各地多如星罗棋布，与明伦堂并列。为什么惠来却仍然缺少而没有兴建呢？难道是物力凋敝，难以拿出余力兴建；还是一方盛事正等待时机兴起？癸丑年，神泉海水澄澈清明，数里之内映照通透，持续了好几天。县中人争相认为奇异，以为一定会有名世之才出现来应验此兆。不久周侯来治理本县，父老子弟相互看着惊叹：这是科举第三名出身、胸襟超然、视天下为小的人，怎么会把我们这个像鸡肋一样的小县看得重要，竟劳烦他亲自施展才干呢？然而他眼界开阔，也未必会把我们这个天涯小县视为鄙陋。周侯到任后，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清理案牍，整顿衙门积弊，减轻赋税，放宽刑罚，禁止赌博，严禁诬赖讹诈。几个月之内，吏员敬畏如临冰霜，百姓依赖他如同依靠冬日的太阳。公事之余，他召集诸生讲论名理，批阅文稿从不间断。每逢朔望，他都到桥门巡视，常说：夏、商、周三代以党、庠、遂、序施教的制度，以及乡射、养老、尊贤、劝农、考艺、选言、受成、献馘等事，没有一件不是由学校来完成的。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彰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是，这些伦理关系究竟从自身的什么地方彰明呢？儒者所载的典籍极其广博，尚且要从群经中考察求证。因此，君臣之间应当相宜：应当直言劝谏，应当进言，也应当适时止谏，却不应当自取其辱；父子之间应当相宜：应当奉养，应当使父亲愉悦，也应当委婉劝谏，却不应当责求完美；兄弟之间应当和怡、恭敬，不应当彼此猜忌；夫妻之间应当和睦、庄肃，不应当互相责骂；朋友之间应当切磋、相互勉励，不应当因为屡屡规劝而变得疏远。经书确立常道、垂示训诫，千条万绪，都是用来启发人的性灵、打开本原之囊的，是作为纲纪人伦的工具；至于弦歌诵读，还只是其中较小的一端。倘若这些道理不能通彻，却只浮泛地仰慕商瞿、丁宽、施孟、梁丘贺、京房的《易》，庆悊、后苍的《礼》，欧阳生以及大小夏侯的《尚书》，辕固、韩婴的《诗》，董仲舒、颜严、更始、范宁的《春秋》，自以为能够抉发圣贤的精华、阐明后世的奥秘，而论者还说他们有的善于改变师法，有的互相议论废立而各有长短，有的传授夹杂异说，有的专门讲灾异，有的在处理人伦方面行为多有狼藉，这又算什么呢？我朝在学宫中把尊经与明伦一同建立起来，大概伦理要以经书为依据，经书又要以伦理来贯通，因而用以鼓舞人文，远远超过千古。如今惠来西连丽水，东接灵山，环抱沧海而拱卫文昌，这里的形势胜概难道会逊于■〈宀禹〉内吗？积德百年，礼乐的兴盛正在此时。只是回顾经阁，竟一直缺少讲习，姑且不论没有地方鼓箧求学，连讲论经义也无处可去。在这样正值长久施教、造就人才的时机，不能让海滨之地沐浴日月之光，又凭什么来称颂圣天子的明德呢？兴办学校、造就士人，责任在有关官吏。我于是毅然召集工匠、筹办材料，在明伦堂后面建造经阁。大体上费用由官府供给，劳役不使百姓困苦，不到一年便完工了。士人们欢喜相告，把能够登临这座阁楼视为幸事，并且感念侯公对我们有很大的造就之恩。于是博士吴某告诫诸生郑又玄、杨一标，请我作记。我认为古代教育人，重要的是把人引向道；经书用来承载道，经书存在，道也就存在。求学在于以老师之心体悟自己的心，也就在于悟得经书；只是资质各有不同，若资质浅薄而不能顿然造诣，那么讲习、论说中的切磋琢磨，以及舞蹈、视听中受到的涵养熏陶，难道不正是孔子所谓博学于文、孟子所谓反身求约的意思吗？这里说尊经，不说明经；所谓尊，就是遵循。大概不是姑且知道它，而是真正用自身去践行它，拿这个来教导别人，这就是所谓身教。侯公以“黄裳”“白贲”以及《易》的卦象、爻辞来践行，这就叫尊《易》；谨慎如驾驭绳索，明察如观看火焰，这就叫尊《书》；洁净自身、沐浴德性，像手执玉器、捧着满盈之物那样谨慎，这就叫尊《礼》；喜怒不苟且，哪怕只是一句话也能决定褒贬，那么华衮和斧钺又怎么能超过它呢？这就叫尊《春秋》。侯公又世代学习《诗》，洁身爱民，他大概具有羔羊、驺虞那样的仁厚风范吧？这就叫尊《诗》。众多士人正逢时运，天下太平，人文已经彬彬可观了；还希望你们更加磨砺经学，以自身践行侯公的教诲，将来成为人伦的师表，位列卿相而辅佐国家，或许可以成为国家的伟大人物。否则，只是因循常规、沿袭旧习，拿着尺幅文章去希求当世的选拔，恐怕不是侯公对诸位士人的期望。侯公名之桢，字某，苏州长洲人，癸丑进士，现兼摄潮阳，任内多有善政；这篇文章特意就惠来之事论说惠来而作。《嗣浚中离溪记》中离溪并不是古代就有的。它是薛先生主持疏浚后形成的，如今被称为沟通数县的水渠。据说因年代久远，河道有一半淤塞，百姓希望重新疏浚。我召集诸生，分条整理上下两县的情况；沈侯亲自察看利弊，议定后上报获准，于是拨出帑金八十六，募捐所得超过这个数。丁戌年春天发生饥荒，便把疏浚工程作为赈济之事，挖深五尺，宽度依次有所不同，仍沿用旧有河道，长达二千九百余丈。此外还修整、拓宽了三座桥梁。从此山川更加秀美，人文得以流通宣泄，岂只是可以避免泛海时风涛的剽掠而已。过去只需数月，如今却超过一年；过去动用众多劳力，如今因为百姓贫困而不役使百姓，因此时势更为艰难，而侯公的惠利也更加长久了。薛先生说：“接续疏浚，利益才能长久；从前既然预料会有今天，今天又不能不寄望于后人。” 《潮州司理姚公疏通盐法碑记》

译如今天下每年收入的财赋有四百万，和大司农共同用来供应国家开支；其中依靠盐法取得的，占十分之二三。然而盐务都设有专门官司，并有转运使和有惠文使者加以弹压，所以责任专一，法令也严密。行盐的地区又都联络数省，或者数个大郡，因此道路宽广，流通也广泛。自从榷盐使设置以来，当事者动辄说受到牵制，而每年收入也日异月殊。潮州这样狭小的地方，盐产能有多少呢？天顺以前，盐饷不过四百缗；弘治、正德年间却骤增到四千缗；嘉靖、隆庆年间又骤增到一万八千缗。只是当时虽然道路通塞不一，盐仍可越过汀州抵达赣州，顺着关隘南下，与南盐汇合。近来连赣州的几个县也已吝惜放行，即使到宫门叩诉也不能改变，盐饷又骤增到二万二千余缗。地方越变越坏，盐饷却越变越多，百名盐商坐困，已经无计可施。弊端还有难以尽言的：人心不如古人，谁还能做伯夷、叔齐那样的人？就连郡府幕僚、县尉也能操持牟利的权力，于是法令因而泛滥，委托办事的弊端已败坏到廉洁，仍恐怕贪官借此谋利，而盐商的奸巧也越来越滋长。这是盐法中搭配征派的弊端，涓涓不息，终将成为江河沟渠。私盐盛行，官盐自然滞销；这是盐法中私贩造成的弊端，旧有盐饷积压如薪，终身也无法清偿。封堵它，旧的积弊仍然壅塞；疏通它，新的积弊又会壅塞；这是盐法中存留造成的弊端，奸弊已经不可容忍。只捕杀一只鹗鸟来掩盖群雉的罪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盐法中连坐造成的弊端。名义上说是捆载，实际上却用来索取资财，于是侦缉者追逐臭味，积年胥吏聚集成群，甚至任意抬高或压低秤量，必定要把人治成应受惩罚的罪犯，再索取赎罪的钱财。这是盐法中要索造成的弊端。桥下七县各自称为菜盐；从前大官乘坐高车、巨舰，往往没有一纸檄文便任意行事，一越过揭岭便混入梅州一带。这是盐法中欺诈冒充造成的弊端。几种弊端一旦兴起，利润没有多余收入，课税却重重征收；倘若稍有迟滞，就像审讯吏员一样严厉逼迫，像审治囚犯一样按法治罪，妻子儿女也被拘禁。这岂只是使盐商困苦、拖欠输纳，甚至也会损害国家。大概到了壬、癸年间，百名盐商的愁苦叹息已经达到极点。当时署理府事的，正是司理、会稽人姚公。姚公年少，刚到任时，有人认为盐务琐屑细微，即使桑弘羊、孔仅那样善于筹算的人来处理，也谈何容易；况且新例执行如雷霆，势头极重而不能反转，其中官府加给盐商的弊端占十分之三，更改它很难；盐商自身制造的弊端占十分之七，要洞察它也很难。然而姚公把盐商的疾苦看作自己的痛苦，锐意讲求，终于找到了关键。他说：盐商靠盐获利，我们谋利的办法正在于使盐运畅通；没有先使自己获利而能够使别人获利的法则。从最近处着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记载的。如今的政务，应当没有比重新整顿正官、清理积年差役、放宽文网更重要的，然后再从容商议盘查、发给号票、慎重处理称量和抽验等事，这样或许才会有所好转。单看盐路这一线，盐饷已达到二万二千余缗，却还要让商人今年缴纳课税，明年再转运盐货，这叫百姓如何承受？问题在于运输船只所取的数量：数量少，班次就不快捷；每船装盐斤数过多，贸易转运就更加迟缓。请把它定为法令：每月六十艘改为八十艘，其中用二十艘来缓解过去积压的盐货；每艘四万斤改为三万斤，另外以一万斤预先缓解将来的积压。船只虽多而盐货不增加，轮换既快，循环也容易周转，或许也是使盐商苏息、充实国库的一条办法。奏书上报后，观察使朱公、大中丞、直指戴公、李公都答复准许，沿行至今。依照公的谋划实行十成，不但带征已经缴清，连正征也由船队运进，不再有跨年的苦难。回头看过去拖欠盐饷、妻子儿女被拘禁的景象，何止有天壤之别！百名盐商增加额外捐输，却惭愧没有办法报答姚公。恰逢姚公奉召入京，商人们相互率领诸生，请夏日炎、魏奎光、张凤翮、程章等求我作碑文。余以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濞窃据而称雄，盐所带来的利益由来已久。公以司理代理郡政，大概正如奇骏之马追逐风，不是去拉盐车的马，因而才能掌握筹算。像巧于推历而合乎天命，像中黄之士议论是非，像辨明天下而引导利益，像决开江河一样。他医治了百名盐商的创伤，使三军吃饱，给百世留下利益，给一方留下安宁。功劳还有什么能大过这个呢？大概凭借人的才智来施行法令，功效有限；法令确立而后人遵守，功效才不会朽坏。如今榷盐使四处设置，竭尽天下力量来供奉一人，而大司农常常报告财用匮乏，仍不足以供给九边。姚公入朝任职于承明殿，执笔侍奉皇帝左右，至于治理国家的大计，也应当依次提出了。古语说：“享有利益的人，才是有德之人。”又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也就是后面的事情的老师。”七尺长的石碑，足以抵得上钟鼎铭文。我不自量力地提笔，记述其中大概。公讳会嘉，字仲礼，辛丑进士，治理潮州，三次署理郡政，筹划几乎无不周到，百姓既畏服又思念他。《揭阳县复建钓鳌桥碑记》【戊子】

译今上即位十五年，揭阳陈侯任满三年，当时因民间考核成绩上报天官；各项破败废弛的事务，大概已经陆续兴办了。适逢钓鳌桥倒塌，应当修复，县中诸生、官吏和百姓都到陈侯那里上书，说揭阳这个著名地方，自秦朝使尉佗迁徙五十万人时便已存在；而开辟治理玉窖，则始于宋绍兴年间。此地前后都依带长江，横跨三山，飞泉岭绵延数百里而来，刚进入县城治所，便是岭海之间的一处名胜。西门有座桥叫钓鳌桥，不知创始于哪个朝代；旧桥从城门直直通达，有人只看到这样便于往来，却不知道它连接山川的脉络，顺应阴阳的规律，其中的考虑实在深远。嘉靖丁酉年间，当时有谋求私利的人迷惑当权者，听任把桥迁到南面，堪舆家往往为此忧虑。复桥的建议上书后，陈侯召集乡中缙绅大夫商议，他们的意见也大都与诸生、官吏和百姓所说相同。于是陈侯上报获准，并捐出禄米作为修复的先导。不久，县里的士人百姓无论远近，都捐钱来成就这件盛事。陈侯慨然说：“可以兴办了。”于是托付真庭谢先生主持内外事务，工程便大举兴修。计算墩台，每座应有若干，各自高若干、宽若干，共用石料几百几十块。计算桥梁，每座应有若干，分别长若干、宽若干，按相称的尺寸计算，共用石料几十块有余。计算工力，每日应付工钱若干缗，共计工役几千几百人。工程始于丁亥年某月，完成于戊子年某月。费用约为金钱几百几十，都是所谓捐出禄米、捐输钱财而没有动用公帑。秋收将熟时，陈侯巡视郊外、减省征敛，乡中缙绅大夫一起攀住车辙为他送行；登上桥远眺，只见紫峰洗濯于银河之中，黄岐山直插云天；极目向西，岭峦缥缈高耸；向东看城郭，万家屋脊鳞次栉比。随后俯视南北流淌的江水，浩浩荡荡，水面浮光映照太阳，甚至生出横跨六合、凌入荒远之境的遐想。山河的胜景真美啊，一方的灵秀全都集中在这里了。乡中缙绅大夫回头对谢先生说，这件举动难道可以没有文章来记载，使它永远流传吗？谢先生于是请会山叔父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说：“好。”有人说，《尚书》所说的邦家庆典，关键在于归结于有德还是无德；邹孟子谈论修成徒杠、舆梁，是说为了百姓不受跋涉渡水之苦。现在揭阳复建钓鳌桥，序文却把渡水之苦拿来和我谈，并拘泥于堪舆家考察阴阳山川，难道邦家庆典的成败都在这里吗？你答应写作，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说：“古人称昌明博大的时代，没有超过周成王时期；而当时裁成辅弼、赞襄政务的贤臣，也没有超过周公、召公。” 考察营建洛邑之事，当初占卜的是涧水一带。东边是瀍水，西边是涧水，先由召公主持，继而由周公主持；又以四方诸侯的和谐会聚来验证。因此，顺应民意、察看地势，即使周公、召公两位圣人，也不能置之不顾。用来为这个时代造福的，今天这座桥虽然只是一小节，但它所系的一方灵秀极其重大。陈侯能够不动用公帑，早早采纳舆论，复建此桥，借此宣泄百年人心的郁结，借此安定一县地脉的偏斜。陈侯真是深知为政根本的人，难道可以没有文章来记载，使之永远流传吗？陈侯名某，字某，是江西壬子年著名进士；在揭阳任满考核得第一，入朝后以诗歌称颂功德的，大概有一百几十年；这件事我已经叙述过了。又为此作歌说：“揭岭三峰险峻啊，河水分成两支；南北两水交汇啊，曲折流向瀛洲。划分土地啊，钓鳌桥在西；长虹般的桥梁迁移啊，德星也随之移动。老人啊，兴奋地咨议；青衿学子啊，上前致辞。召父说‘好’啊，于是改变它；改弦易辙啊，禹门高耸。大张罗网啊，网罗英豪；一钓之下啊，连六鳌都钓起。问是谁的力量啊，是侯公的劳绩。” 《附乙丑复桥题词》揭阳西门有钓鳌桥，县志已经记载了。嘉靖末年桥塌毁，万历戊子年修复。我因真庭、会山二位先生的劝请，曾经承当执笔撰文的差事。去年回乡时，这座桥已经拆掉了，心中十分惭愧。桥有利于往来，是王政首先要办的事；不知道主张复桥的人是什么心思，主张拆桥的人又是什么心思？偶然询问一位知交，他说：‘城门就像耳朵，桥就像针，耳朵不能承受针刺。’我说：‘郡中有浮桥、门桥，横跨数百寻，那根针岂不是变得更大了吗？’彼此一笑而别。不久，父老请求复桥的接连不断，士民捐助复桥的也接连不断。桥刚拆便又复建，当事者一定自有见解。弘治年间，白沙先生曾记载我郡三利溪，津津乐道地称颂太守的功劳，后来因听到别人议论，竟占诗为悔。如今这条溪流的便利依然存在，却没有看到江门夫子因之而羞于下笔。恰好父老郑、陈等人携带簿册，请我题写几句，我冒昧写下数语，以供公论评判。《为次孙尔扬立后记》

译孙子名绍鍹，字尔扬，是长子所生。长子又生第二子，名少而聪慧。我因为他善于记诵，命他学习《戴记》。十二岁能写文章，十四岁补为郡学生。自从稍有知觉以来，他在家中就很熟悉家事；每当事情涉及兄长或弟弟，总要一概禀告我，心中十分亲近他。这就是我近来诗中所谓‘年少时就笃守人伦，只有他对我唯命是从、格外亲近’的意思。为他选择婚配，以志趣相投为标准，娶得社友止玄萧先生的女儿。萧先生像当面教诲孩子一样教导他，不只是因为他是快婿而疼爱他。丙辰年，请名师到甥馆教导他，与次公相互砥砺。每当一篇帖括文写成，萧先生都亲自为他删改。即使是平生很少称许人的萧先生，也常常急切地鉴赏他的文章。从此声名日益传扬，亲朋相互说道：‘先生有了好女婿，我有了好孙子，应该为我们两家庆贺。’只是我的孙子平日常说，坊间讲说大多出自学究之手，对根本道理很昧。他渐渐涉猎《大全》，探讨濂洛关闽诸位大儒的根本宗旨。每写一篇文章，便苦思竭虑，不探究到根底决不停止。因此心中劳苦，有时甚至咯血，却仍不让我们和萧先生知道，恐怕给我和萧先生增添忧虑。三个月没有告知，突然来到饶阳叔弟的书斋，难道是专心静养吗？大概也是因为他有锐意求学之心。没过几天，他又出现血症，仍然忌讳不说，却照常写文章。第二天病势大作，叔弟才陪他回家医治。两个月后病情更加严重，他却一句也没有提及身后之事。到了五月十九日，孙媳妇进来问候，他只说：‘你勤劳节俭地做人，而我的气息就这样断绝了。’唉，痛苦啊！孙子性情醇厚沉静，在家里、在外面，都没有与人发生过抵牾。他本应长寿，却终于没有长寿。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奔走流泪的。除此之外，搜寻他留下的文稿，多是看淡生死的话语；少年人就有这样的达观，难道也是李长吉一流的人吗？只是想来我全家痛苦割舍，这本是世间常有之事；而萧先生是我的亲家，早晚哭，行走时哭，坐下时哭，面对我哭，面对别人也哭。究竟修了什么德，才得到这样的外孙女婿？孙媳妇正值芳龄，却跺脚哭踊，言语举止一一合乎礼法，发誓至死不改嫁，甚至两次咬舌想要殉死。难道不是说丈夫就是妇人的天吗？她守孝三年背负母亲，只是仰仗还有上天。如今天已经崩塌陷落，她将依靠什么呢？我听到这些，为孙子哭，又为孙媳妇哭。即使我已经老了，难道敢逃避这份责任吗？上天崩塌，我要用一只手把它补起来；上天陷落，我要用一只手把它培固起来。怎样培固呢？孙女呱呱哭泣，我想到她的辛苦悲痛，便把她像孙子一样抚养，以此来补救。”}], 长孙的支子应璇，按次序本应承继，我也应当像抚养孙媳妇和孙子一样厚待他。唉！如果说上天没有知觉，为什么给他如此丰厚的资质？如果说上天有知觉，为什么又给他如此短促的寿命？只是人定也能胜天，上天的权力有时也会被人利用。古今贤淑的妇女，常常凭借苦守节操来光大家门，使家族显耀并载入史册的，往往都是这样。孙媳妇努力坚持这个志向，十年之间，堂上或许就能称她与我一样白首。即使像《柏舟》诗中那样的处境，也还会在早晚之间遇到转机；不要说光耀我家的门楣，连地下的亡人也可以因此不朽。即使从根本上说，难道不会不断诵读你亡父的教诲吗？我含泪提笔，用来安慰你贞洁的心。《潮州府复澄海县官山记》【丁亥】潮州沿海向南，澄海大概是它所辖的县。澄海以西的群山，从望天犀直到龙船岩，再到长岭、大湖，绵延在鳄浦、鮀江二都之间；有的因形势得名，有的因地名得名，无法屈指计算，总起来都是澄海的右臂。遍查乡里旧志，澄海尚未开治时，全部隶属于海阳、揭阳二县；再考察各家名人志书，葬在这座山上的，也都称它为官山。所谓官山，近年以来，被依附山势的豪强据为己有，以致百姓死后无处安葬，人与鬼都怨恨悲痛。乙酉年，司戎实庵王公任潮州处守；当时直指汪公正代天子巡察潮州。汪公询问百姓疾苦，王公从中替他们申诉，因此澄海百姓戴胄等几十人到御史台，请求恢复官山，以仁惠一方。事情交给王公议处，王公认为这件事正应当由当权者怜恤幽冥、铲除强暴，诸位有司和各位办事官员怎敢不承担耳目之责？于是选派属官中有才干的人，发给檄文前往勘察。他们查考户籍，寻找土地界址，过了一年才完全查清各家占据的情况。于是上书说：天地之间的山麓，归官府或归百姓本来是同等的；只是归百姓所有的，每座山缴粮三升，这是山峰定额的制度。如今竟只凭少量粮食，就席卷占有千百座山峰，按照法令说得过去吗？况且潮州的盐业十分兴盛，并不像古人所说煮海那样艰苦；灶户名籍中的壮丁依法已经恢复本身的户籍，又沿海盐户不下万家，却只有这些豪强凭借人口势力煎盐。凡是高峻的山岭、大的山场以及众多的山峰，全都被他们兼并，难道不违背国家法令吗？我私下认为应当恢复官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奏书上报后，御史同宇俞公答复准许，并且说：‘这是前任使者的意思，也是司戎王公出力的结果。’ 于是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使它永远流传。王公还认为豪强的贪心或许尚未被真正遏止，如果只是把禁令写在宫门之外，并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政事。于是召他们到庭下，对他们重新说明：‘官山是王土，而各位豪强却执意把它据为私有；按照国法，这样做必定要治罪，能不能宽宥，要看你们的表现。现在分别为你们订立界约：以前占据的土地，立即放弃；只是你们中有祖父或父亲的坟墓，或者有地契并向太仓缴纳过赋税的，都按照制度为你们划定界限。界内百姓如果侵损一坏土，罪罚归于百姓；界外豪强如果擅自侵占一尺土地，罪罚归于豪强。’豪强和百姓都唯唯应诺，发誓互相告诫，不敢侵犯。于是诸位博士弟子都来到我某某的住所，希望我写一篇文章记述此事。我认为这项举措难道只是仁惠一方而已吗？过去有修整田地、疏通沟壑的人，大体都因此受到尊重；孔夫子这样评价他们，不过是说他们惠及一时的子弟，救济一时的困苦罢了。近来又有人在梧丘打猎，安葬五个被斩首的丈夫，挖开城北壕沟发现古墓并备办祭品。用酒祭祀他们，虽然在后世算是美谈，但怎么能让人人都得到安葬呢？况且祭祀的范围狭小。如今追查恢复各座山岳，明文立为法令，不许与百姓私占；这样富有而能安葬的得以安葬，贫穷而不能安葬的也得以安葬。今天那些不能安葬的人得以安葬，直到千亿万年，世世代代尚未得到安葬的人也都能得到安葬。山岳长久存在，生者死者都有所寄托；仅凭这一点来同那四位先贤比较近与远、衡量狭与广，这项举措难道只是仁惠一方而已吗？汪公名言臣，巴县人，丁丑进士。俞公名文伟，南昌人，很有风度操守。王公名懋中，南城人，甲戌进士，以文章著名。他任潮州巡抚时，曾议定改革盐钞、革除系累等事，实行了许多大德政绩，各自都有碑记。奉公命办理此事的，是主簿三畏陶君、典史尚仁周君；主持此事并把它刻在石上的，是生员某某等人。《外父陈怀川公立后记》

译公姓陈，讳君政，别号怀川，是亡妻赠孺人的父亲，确是槐庭公的长子。次子名某，号前川；三子榕峦；四子松川；五子榕川。公娶官路林氏，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富沙王氏，次女就是赠孺人。公生于嘉靖乙酉年，于万历壬寅年十月十三日无疾而逝，享年七十八岁。年轻时学习儒业，稍有不顺，便离去隐居山林，偶尔写近体诗，虽然不完全合乎格律，只是随口成声，取其适意罢了。公性情耿直，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然而乡里有人构陷他人时，他又常常委曲为之解释，因此人们不愿意让他作裁断，而主管官吏却愿意请他裁断。怀川公受到人们如此看重。至于他谈论入殓衣服的事，常说晦翁是宋代大儒，而《家礼》一书无论贵贱，为什么都要取同一意义？直接以居家常服作为形制，接受完整归葬的服制，则没有比玄端更合适的了。这番话实在是晦翁作为忠臣所应做的，远远超越千古。公生前想让余为他安排后嗣，我到公家中，依据各项礼制却发现不相符合，因而不敢轻易答应。按照礼制，长子不能作为别人的后嗣，只有支子可以承继大宗。如今前川的儿子朝佐、松林的儿子德辅，都是孤单且将要没绝的支系，这些情况姑且不论。想立榕峦的儿子朝纪为后，似乎又违背礼制，因为没有同时承担两家丧服的道理。于是稍稍听从榕川的儿子朝立、朝桂、朝藩的意见，选择其中一人。余私下认为，这不违背支子承后的说法；但公又说：‘礼制规定庶子不能主持祭祀，是为了彰明嫡宗。既然应当由自己成为继祢之宗，绝不能取榕川的三个庶子，必须让朝纪的儿子应熺承继。’公把应熺当作侄孙，辈分已经很远；公作为伯祖，血统又不能直接延续，这是重视宗法而执守礼制过严了。只是礼制到了穷尽处就应当变通，变通才能通达；没有别的办法，暂且让朝纪主持丧事，权且称应熺为嗣孙，等他长大后承继祖庙、主持祭祀，这样或许朝纪不会在榕峦一房之外另立后嗣，而公也可以在应熺那里得到祭享。所有遗留下来的房屋产业都归朝纪；田地和店铺的一半用来奉养槐庭公，作为五房轮流祭祀之资，按照公的遗命办理。特作此记。《城南书庄草卷》之八 ●《城南书庄草卷》之九 海阳林熙春志和甫著 铭 状 传 ◆铭 《明诰赠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图溪周公墓志铭》《明冠带乡宾官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铭》《明乡宾黄善士墓志铭》《明广西平乐府通判北庭陈公暨配孺人林氏合葬墓志铭》《明奉训大夫广西南宁府横州知州东旵夏公暨元配陈宜人合葬墓志铭》《明诰赠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图溪周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