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頴集卷十一

译《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后序 从前我曾在钱塘的寓所见到永康先生胡公，常常感叹古今道术的不同。如今读到他的论著，更加看出他父兄学术的源流、师友讲习以及在是非取舍方面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大概自近世周敦颐、邵雍、二程开始，推究圣贤关于理数的学问，以此使众人受到善化。然而学者把这种学问秘藏起来，就说它的学术来源久远，有其端绪，却不说师承。如今的说法又称濂溪所接受传授的学问，实际根本出自寿崖佛门之徒。先生特意写文辨析，来彰明此事，竟不容人置喙。这大概正是当时士君子深为感慨的地方。周程理学如此兴盛，邵雍的数学之学尚且不能与之并传。于是朱子凭借东都文献遗风，把它传到闽地延平，又兼在楚地岳麓讲学，确实可以说集中了濂溪、洛学诸儒的大成。当时，二陆又在抚州金溪奋然兴起，想接续孟子，并不把循序渐进作为阶梯，而特别以一跃顿悟为学问的究竟。如今竟说朱学支离、陆学简易，必须直接看见人心的妙处而义理自然明白，然后才算求学。自称是陆学，实际上就是禅学。因此说：世上的学者知道禅而不知道学，知道学而不知道禅，难道不是因为深深沉溺于异端外学，竟反过来诬蔑自己的祖师吗？难道要把尧舜以来七位圣人相互传授的道，以及洙水、泗水以来四位先生所传的道，全都说成禅吗？可惜我年纪很轻，只得到一两次见面的机会，不能亲自请教其中详情。即便如此，春秋战国时代，圣人不再出现，处士横加议论，天下杂治方术的人也不可谓不多。因此老学与《易》并称，儒家与墨家并誉。世上的学者有的想援引儒学进入道家，有的推尊道家来附会儒学，最终都没有益处；但也因此日益混杂。流传到后世，秦人把方士称为儒者，汉人把研究黄老之术的人称为儒者，晋代王弼于是用老氏的说法来注释《易》。唐代韩愈甚至说孔子、墨子的道相同；如果道不同，就不足以称为孔墨。然而佛教徒只是因为西方教化突然传入中国，语言不通，服饰不合，趋向不正，如今却想把一切混合起来、完全视为相同，难道不会荡然无别吗？如果天下人心中的义理不分古今、不分彼我、不分华夷、不分内外，那么即使想把它们混合而视为一体，也未尝不可。这正是道术所在。假如有的学说与古代圣贤不相契合，那么它招致后世喧闹争辩的原因，就不能立即停止。先生一点也不以此为顾虑，反而直接把这条道路当作自己的责任，并加以阐明，我实在不能妄加揣测。自江左开始平定以后，皇上立即派使者重新选拔南方贤能的士人。士人一时幸而逃脱兵火扰乱，在城郭化为废墟、田野荒芜之后，天下大定，却怀抱才艺而不肯出来稍加试用，这样最终也不过是保全自身、扰乱伦常罢了。先生大概自宋朝末年起就是渝州人，因此得以参与四川大幕府最后的议论，号称南中八士。宋朝归附以后，有人推荐先生的姓名，于是召见他；本以为先生将受到重用，他却再次出仕，在广陵教授。历经几任，只是默默无闻地处在州县下属官吏的位置上，没有达到很显达的地位。然而观察他所到之处，他教导士人必定说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教导百姓必定说孝悌忠信。这种道术的纯正，出仕与退处的合宜，文章的美善，政事的显著，确实大大胜过今人，而且不落后于古人，难道会因为处境平常就作罢吗？我初次见先生时，先生曾对我说：“观察人的面色，脸皮黑而多皱，嘴唇和腭部张开而不能闭合。多皱便没有光泽，不能闭合便会失气；既没有光泽又失去元气，不是长寿的征兆。你为什么不闭住元气，然后再闭眼呢？况且你难道没有见过你家中装酒的瓦瓮吗？夜里瓦瓮如果没有盖好，酒到早晨便失去味道，不能饮用。你失去元气也正是这样。” 我本来怀疑先生或许懂得摄生养气的方法。等我从燕南回来，又和鄱阳董仲可、会稽方九思、福唐高骥、建安虞光祖以及金溪傅斯正等五六人再次拜见先生。先生便指着我说：“世人观察一个人，从出仕或退处、进退、任用或舍弃、得意或失意这些关头，早已有一定的评判。你们莫非颇有怨恨责怪吗？”傅斯正的曾祖父本来师从陆学，他自己也喜欢谈论陆学。近年以来科举推行朱学，朱学盛行，而陆学几乎断绝。世上的学者玩守常规、因袭旧说，沿着旧行迹摘取字墨，更加显出这是学术的弊病。或许他们幸而能打开金溪旧藏的匣子，稍稍洗涤自己的心吧？不到几年，先生竟然沐浴更衣，穿戴整齐，端坐着寂然去世，我哭泣得不能自已。唉，面对长川而叹息逝者，难道还能够再见到他吗？还能够再见到他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六人〕

译《范氏莛篿卜法》序 莛篿卜法，是楚、越之间的一种小术。楚国屈原最早称说有莛篿之卜，越国相国范蠡颇有关于它的书。但如今这部书特别像后世术士假托的作品；总之，这种方法古代一定确实存在。占卜时，按照所面对的方向取得草木枝条，最初不计多少，左右两手一纵一横地操作，以三为数反复揲取，并计算余数。于是，一时之间的吉凶、取舍、休咎、福祸，立刻就可以看见。通达的贤人君子有时抛弃它而不谈，有时也有可以采纳之处。这难道就是所谓楚人敬鬼、越人信禨的说法吗？从前越国相国范蠡曾和大夫文种一起侍奉濮上计然，计然就是世人所称的文子。范蠡、文种其实都是楚国人，后来前往越国做官；他们完全通晓天地阴阳的纲纪，考察日月星宿的运行，明白鬼神幽明的道理，通达龟卜筮占以及决断方法的奥秘。治理国家、处理政事、谋划对敌、运用武力，无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越国凭此称霸强盛，难道不是因为范蠡、文种能够充分运用他们的术数吗？我曾考察这种方法，大抵出自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风鸟、云气等术数。越王勾践在吴国做人质时，吴国将要赦免越国，范蠡占卜说：“大王问的是吉利的时辰，日加戊，时加卯，功曹为螣蛇，青龙在胜先。” 这就是说，时令克制那一天，若再用辅助此事的方法相助，便不利而且会受伤。后来伍子胥进谏，终究未能获赦。等到越王勾践回国，越国灭了吴国，范蠡离去时，种占说：“大王不要追赶范蠡。”范蠡离去时，画阴六画、阳三画，后来进入天一，前面遮蔽神光，这叫作玄武，是天空中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说话就会死，观看就会发狂。后来范蠡离去，果然不要再追赶。《吴越春秋》完整记载了这件事，而《史记》特意推说范蠡、文种的术数出自计然。然而自越王勾践回国以后，他临朝于明堂，把时日全部演练推算，又类似后世五行、堪舆、丛辰等家的方法。假如有不合之处，便指称为事情触犯了玉门。起初并不知道所谓玉门究竟是什么术数。《吴越春秋》大概是东汉赵晔编纂的，也许当时汉朝末年很重视以天文、谶纬、九宫八卦推占候验的书，把它们作为内学，而赵晔自己把这些说法杂入其中吧？否则，《史记》中关于阴阳而又多所忌讳的说法，详细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范蠡、文种的说法酷似它吗？所以世上那些学习天目、计神、孤单、闭杜、奄迫、关格、制客主、别胜负等术数的人，往往都假托范蠡而施行。用莛和篿占卜，只是其中细小的一种罢了。既然如此，阳气到来便转为阴，阴气到来便转为阳；阳时刚强而行动迅疾，阴时安静舒缓而沉重坚固，又还要观察天地四时盈缩进退的常规。这难道只是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才如此吗？即使是一个普通人想占卜自己的举动和作为，也不过如此罢了。正因为这样，细微之处由思虑形成，言语行为由此发出，甚至天地的灵妙变化、鬼神的幽深奥秘，吉凶悔吝接连到来，仿佛都有应验，确实有不能掩盖其虚妄的一面。即使只是细微的征兆，龟卜、蓍草、旋式、布棋，人心明察，也常常足以预先知晓并作出决定。何况通达的贤君君子，出入起居，浩然与天一同运行；发布号令，幽深地与神一同变化。然而他们尚且不能不借助这些术数，所以才把它们示给众人。莛篿这样细小的占术，有时也有可取之处，难道能说它果真足以穷尽天人之道吗？即使如此，越王勾践阴谋诡术，假如没有其他可以验证的根据，哪怕极其细微末节，也大多出于阴阳时日的占验，然后才采取行动。我还担心他未必能够成就霸业；一定要五谷储备充足，金银充实，府库满盈，兵甲锋利，然后才能行动。这样才能安定越王疑虑，激发越国百姓报仇和威服敌人的愿望，或许才可以成功。因此，如今即使普通人所作的占卜，哪怕只是民间小事，也必须有天地之气与人事相互感应参验，才可以看出事情是否成功。否则，龟不过是枯骨，蓍草不过是朽木，尚且不必拘泥于它们，何况莛篿这样细小的占术呢？我把这些全部记录下来，也足以由此通晓古代各种奇异的术数了。

译《唐律删要》序 我曾经阅读《唐律》，常常苦于它繁杂深奥、难以省察，所以大致删取其中要旨，同时努力考察古今立法的浅深、用刑的轻重，又为此作序论说：古代先王治理人民，用道德教化为主，并以刑罚辅助；后世治理人民，道德教化不足，只是专门使用刑罚。《春秋》传所说的“三代衰落以后，才制定刑罚”。战国时期，魏国李悝首先制定法律，商君接受并用它来辅佐秦国；到了汉代，完全沿袭秦朝旧法，历代相因。至唐代，又承袭隋朝《开皇律》。这大概就是说，唐律的根本在隋律，汉律的根本在秦律；其实都出自战国李悝所定“盗贼囚捕”等法条的余绪罢了，再也没有二帝三王忠厚哀怜、以刑罚达到无刑目的的本意了。然而秦之所以成为秦，是因为焚毁前代典籍，坑杀、戮辱儒生，猜忌凶暴，严厉苛刻；并且下诏天下学习法令、以官吏为老师。隋朝也差不多接近这种做法，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大概在秦代，孔子去世而异端兴起，隐士纵横议论，游说之士妄自推行自己制造的术说，是非矛盾、纷乱争胜；而秦国正抛弃仁恩，崇尚首功，儒者又不肯入仕，所以秦专一任用法律和官吏来治理国家，也是适宜的。至于隋朝初年，江左地区齐、梁崇尚淫靡，代北地区周、齐习染胡夷风俗；天下有幸归于统一，但风俗尚未淳厚。朝廷中议论政事的大臣，大多是世俗官吏和只知柴米盐粮之人，苛刻烦琐，缺乏纲纪。因此隋朝厌恶那种篇篇铺陈风云、满箱吟咏月露、华而不实的文章，却始终没有认识真正的儒者；它专一任用法律和官吏来治理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孟子大概说过：“言语不合礼义，叫作自暴；自己不能居于仁、遵循义，叫作自弃。”秦朝不懂儒术而不用儒者，不是自暴吗？隋朝不懂真正的儒者而不能任用，不是自弃吗？大概秦朝任法虽比隋朝暴虐，而隋朝任用律法，仍然沿袭秦朝的旧办法，甚至有过之。秦、隋两朝只把官吏当老师，只遵守法律，自以为法律严密、督责严峻，就可以在朝廷上肆意施行钳制束缚的手段，所以曾经凭一个人的狡诈猜忌之心，怀疑天下所有人，以至于衡石计量文书、卫士传送膳食，每天都供应不及。等到观察它们造成的功效，秦朝始皇东巡西狩，各郡县供应调发并没有听说不足；隋朝文帝的黎阳、洛口仓库粮食丰盈，后来还足以聚集数百万盗贼而没有耗尽，确实可以说达到极盛了。即使如此，关东地区的祸乱发展到土崩瓦解的形势，却一概诱导人们把它说成防范盗窃、狗偷之类的小盗，不愿听闻真实情况；没有多久，二代便相继灭亡，仿佛出自同一条道路。这究竟是道德教化不足而专用刑罚，终于导致这种结果吗？然而汉朝以宽仁削弱秦法，唐朝以仁义改变隋律，大概都是想完全返回秦、隋所作所为的反面。因此逐渐施行仁政、磨砺义理，使它们深入肌肤、浸透骨髓，必定只有儒者才能穷究其中道理；这实在不是那些只会掌管簿书、催促期限、管理筐箧的俗吏所能测知的。汉唐创立国法、修饰朝廷章典，虽然似乎还辜负了二帝三王忠厚哀怜、以刑止刑的本意；至于后世杜、张的刻深，来侯的罗织，残害民命、损伤国脉，几乎无所不至，但幸而其根本和条目还算端正，尚且足以维持、调护天下，不至于陷入极端混乱。于是马融、郑玄等儒者曾依据法律条文作章句，长孙无忌等十九人也因循律文撰作疏义，有的依从，有的删削，有的减损，有的增益，并且斟酌其中要旨，并非草率完成就算了事。因此汉代曾引用经义来断狱，深得法律的根本；唐代常常用判词来考取士人，也仍然使他们知道法律的实际内容，而不只是空谈。这大概是儒者参与世事的功劳，也是天下达到治理成效的万分之一吧？这距离先王以明刑辅助教化的境界还很远，当然不是秦、隋那种任法用吏的时代能够立即达到的。唉，古今立法的浅深、用刑的轻重，全都已经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了。儒者怎么会不知道官吏呢？但官吏却不能不通晓儒术。崇尚德化的人何尝不任用刑罚？任用刑罚，就不能不致力于德化。这大概就是汉、唐所得，秦、隋所失，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俭解》史书说周高祖崇尚俭朴。高祖常穿布袍、盖布被，并下诏规定天下百姓以上，只准穿绸、绵、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九种服料，其余全部禁止。我认为高祖并不曾真正懂得什么是俭朴，也不曾真正懂得禁令的意义。古代统治百姓的人，为了使百姓整齐一致，于是国家设立服饰等级的禁令，必须使服装不相混杂而有常规。然而齐王穿紫衣，邹君佩长缨，全国人都跟着仿效，直到去掉紫衣、截断长缨才停止。高祖的用意本来是对的，却以人主至尊至贵的身份穿布袍、盖布被，想和百姓相同，难道是在当时故意矫饰欺骗吗？不过自元魏、周、齐之间，战争连年不断，百姓和物资都消耗空虚，高祖又想以俭朴率先天下，使一切奢侈过度的行为都有严厉禁令，那么国家的经费、百姓的积蓄便可以日渐趋于富足丰盛而没有不足，这可以说是好的。但如果真要追求王者之政，这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道理。天下九州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而今世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然而国家经费常常像是不够，百姓的积蓄有时也荡然无余，上面固然不能不以俭朴教化百姓，百姓也应当以俭朴自我教化。

译即使这样，仍然没有做到。国初刚刚取得河北时，才开始议定宣课银绢的数目，河南还没有平定。等到平定河南，江淮、吴、楚实际上是财赋贡输的渊薮，却还没有能够归属度支管理。命令将领出师，运输草料粮食，应该昼夜奔驰，百姓困苦艰难，不能供应巨额军需；然而也没有听说上下因此而感到不足。天下统一六十多年，经费和积蓄两方面都没有实效，又为什么偏偏不同于国初呢？汉朝自文帝、景帝富庶之后，孝武帝承继其基础而更加奢侈；大规模东征西伐要花费，修建郊祀、寻求神仙要花费，兴建土木、营造宫室要花费，巡行防守、游乐享受也要花费，终于使那些以言利掌权的大臣疲敝百姓、蛀空国家，使海内空虚。到末年，才想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来救治，也幸亏还有这一步。如今的时代，一切遵循祖宗成法，边境没有刀箭之警，宫廷没有丹青彩饰，四时常规祭祀，也从未想举行封禅或虚务巡游。然而山林薮泽、土地所产，茶、盐、酒、醋等百姓赖以为业的物资，都一天天增加，一丝一缕地分割计算，全部输送给上面。西域的羊马，云南的毡罽，青齐的丝绵，江淮的粳稻，也都全部进入天府，没有缺少。为什么大户人家失去资财，中等人家破产，小民哀号，竟然没有衣食可得？国家上下始终没有达到文帝、景帝时的富庶，难道还有些像孝武帝时那样空虚吗？在这种时候，皇上想常穿布袍、盖布被，以一项俭朴来教化天下；既然还不能教化，又进一步致力于明确上下服色的禁令。自以为高祖的良法善意可以在天下实行，谁能禁止他呢？谭大夫的诗说：“西方人的子弟，服装鲜明华美；船夫的子弟，却以熊罴皮为裘。”所以奢侈违法的现象，常常表现在上层；百姓的织机和纺织工具空了，日益困苦于下层。人主不思考这些，却想让自身照旧，同时前往敦厚天下的风俗，还说：“我以一项俭朴率先天下，这是墨子的道路。”墨子的道路，难道是圣人君子所应当实行的吗？所以我说高祖不曾真正懂得俭朴，也不曾真正懂得禁令，这仍然是没有得到根本道理的说法。世上的议论者每每探究根本，大概会说：国家经费的问题，必定在于抑制横暴政令、节省用度；百姓积蓄财富的问题，必定在于修治农业、重视粮食。君民上下、贵贱一体，贫富彼此相因。感化百姓，却不只是让他们跟随教化；限制百姓，也不只是让他们知道禁令，为什么不也返回根本呢？从前齐宣王到社山出猎，有十三位父老来慰劳大王。宣王说：“父老辛苦了。”又对身边的人说：“赏给父老田地，免除租税；赏给父老免除徭役。”唯独闾丘生不下拜。宣王对此感到奇怪。闾丘生说：“我听说大王驾临，父老们前来迎接慰劳；大王也希望从大王自身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如今大王赏给我田地而免除租税，这是仓廪空虚；赏给我免除徭役，这是官府没有役使之事，并不是我所敢期望的。我希望大王选拔富裕人家的子弟中品行修养好的人任官，平正法度，春夏秋冬按时赈济百姓，不要烦扰百姓，那么我才可以稍微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唉！高祖的良法善意在天下施行之后，如果又用闾丘生这一句话充实它，那么天下郡县之间，选拔贤能、黜退贪吏，平正法律、减轻赋税，并且将以此作为抑制横暴政令、修治农业的根本。这就叫懂得根本，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得到平治”。这就是我所说的王者之政。于是作《俭解》来贯通说明这些道理。《春秋传授谱》序 《春秋》的道理根本上归于一端，分开后成为三家的传说，又进一步析分为几十、几百家的学说；学说越来越繁多，传说越来越穿凿，道理也更加散失。天下后世，难道就没有能通晓完整经书的人吗？也只在于其人罢了。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弟子的说法各不相同。公羊、谷梁都说自己的学说本于子夏，最早出现；左氏又说自己是古学，应当立为诸儒生的学说，从史书文字和口头传说中承接下来，彼此看起来像矛盾的矛与盾。从此学术第一次变化：主张公羊学的何休，主张谷梁学的范宁，主张左氏学的服虔、杜元凯，有的抒发自己的见解，有的广泛采集各家学说，大概累计达到几十万字。从此学术第二次变化：公羊、谷梁之学衰微，左氏学便独自流行不绝；解说者不曾寻求由传文解决问题，于是专意从事训诂。从江左来说是元凯之学，从河洛来说是服虔之学。从此学术第三次变化：间或有一两个人想考察三家的长短，排列朱墨以辨别异同，竭力打破前代专门之学，求得恢复先圣人的义理极致，都说是唐代啖助、赵匡二氏。从此学术第四次变化。唉！谈论《春秋》的学术发展到第四次变化，大概可以稍稍确定了。我曾经考察汉初传授《公羊》的学者，从最先显名的胡母子都以下，共有二十四人；其次传授《谷梁》的学者，从申培公以下，共有十五人；《左氏》以国师刘歆为本，尚未立为博士，所以传授它的人还少；到了东汉便兴盛起来。东汉以后，学者分散，师说分裂，不只是舍弃经书而任凭传文，甚至背离传文而听从训诂，争论喧嚣，纷纷趋于卑下。学术的根本本来并没有不同，根本也不是不能归一；可是末流的差异竟然如此。这些想要抱持十二位国君遗留下来的经文，悲悼千古断绝的学术，阐明三家传说并加以取舍的人，究竟是谁呢？我把这些人全部得到并编成谱系，是学术四次变化达到极点的时候。四变达到极点，必定有能够返回起初的人；唐代啖助、赵匡，大概曾有这个志向。继承他们的又是谁呢？古人不是说过吗？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现，圣人的心相同，圣人的道理相同；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现，圣人的心相同，圣人的道理相同。从他们的心和道理来推究，古人中有与我相同的吗？有不同的吗？相同的果然正确吗？不同的果然正确吗？那些终身没有声名的人太多了；其中显著的人，已经编在这里。过去唐代韦表微曾经撰写《九经师授之谱》，并且借此讥讽学者没有老师。唉！人师难以遇到，经师却容易遇到；然而如今连经师也有不能马上见到的了。那么我编写这部谱，难道只是继承韦表微之后的工作吗？

译《春秋世变图》序 古代谈论《春秋》的人，从汉代到现在，不下几十、几百家。大道施行时，天下属于公众，只需用义理作出判断罢了；但即便如此，还不足以穷究当时盛衰离合的变化并加以权衡。即使这样，孔子也曾论述过：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然后诸侯、大夫才得以专擅使用。违背义理越严重，失去天下的时间就越快。这不是泛论天下的形势，而是《春秋》的形势。然而想要讨论《春秋》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一点。公羊子大概深知义理与形势相互依存，还说：“亲眼所见的，措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措辞不同；传闻所得的，措辞不同。”可是汉代的学者特别昏昧，竟设置孔子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用来规定亲见、亲闻、传闻时代的治乱。《春秋》不是孔子家的族谱，只是借此穷究当时盛衰离合的变化并加以权衡。过去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请求讨伐他。左氏记载孔子的话说：“陈恒弑杀他的君主，百姓中不赞成他的有一半。把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便可以战胜他。”程子非难这种说法，大概认为孔子的志向一定是先正名确定陈恒的罪行，对上禀告天子，对下告知方伯，然后率领同盟诸国前去讨伐。至于战胜齐国的具体办法，只是孔子的余事罢了，难道他是在计算鲁国人数的多少吗？从义理来说，鲁国比齐国弱，已经很久了。孔子不是不知道鲁国未必能够取胜，而是致力于彰明君臣的大义，以讨伐天下弑君叛逆的大恶；凭借这一点足以正名，周王室或许还能复兴。从形势来说，周王室已经衰微，晋国的霸业也衰弱了，鲁国又是弱国。陈氏世代掌握齐国政权，百姓私下感念它的恩德，必然正处在人伦大变、天理不能容忍的事情中。于是发动整个鲁国来承接这件事，那么齐国的罪人便可以捉到了。因此，弑君的贼人，是法律上必定要讨伐的，这是义理；专擅国政的奸臣，形势上有时并不容易讨伐，但也必定有可以权衡处理的方法。人们谁不说：“做事只求可行，功业只求成功，这是把希望寄托在智谋末端的做法。”圣人不是这样。唉！自从王政失去纲纪，后来才有霸业；自从霸业的谋略失去统绪，后来便没有霸业了。人情和事变虽然从来不固定，但义理却没有不确定的。因此古代学习《春秋》的人，才总是谈义理而不谈形势。如今看来，天下的形势就在这里，《春秋》的义理也会随着形势所在而显现出来。《春秋》初期，距离西周还不远，王室还想亲自有所作为。到了中期，齐、晋两位霸主相继兴起，于是霸主便借《春秋》来寄托自己的事业。到了末年，周王不能成为真正的王，霸主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霸主，秦、楚用兵，大夫专权，这就是战国的萌芽。世道的变化也在这里达到极点。公羊子所说亲见、亲闻、传闻而措辞各异，大概正是深知义理与形势相互依存的道理。汉代学者还说：隐公、桓公时代已经遥远了，而孔子只处在定公、哀公之间。远古时代混乱，近世时代安治；圣人因此制定一代王者的法则。这难道是因为找不到根据，才勉强这样说的吗？又幸亏有这种说法，后世才能推究当时盛衰离合的变化，以及圣人权衡处理的方法。前代儒者大概说过：有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代的《春秋》，有文公、宣公、成公时代的《春秋》，有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代的《春秋》。这三种说法，难道不是公羊子的遗说吗？既然如此，我之所以绘制这幅图，并不是个人偏见，也不是穿凿之说，而是公羊子的意思，也是孔子的意思。

译《春秋举传论》序 黄子读《春秋》已有四十年，年老而不疲倦，曾经撰写《春秋举传论》一编，排除专门门户之见，搜集剔抉传文和疏解，使它们全都归于这一旨趣，然后才停止。过去圣人创作《春秋》，该记的便记，该删的便删，全都由圣心裁断。像闵子骞、子夏这样的高足弟子，也不能用一句话来赞助说明。公羊、谷梁却说自己从子夏那里得到传授，文字多琐碎，语言又彼此龃龉。总之，这两家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书，只是在一时讲师的口头中互相传授。有人说孔子正处在定公、哀公时代，故意把言辞写得隐微委婉，又不把其中的秘密教给别人，所以弟子们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孔子以后，《春秋》第一次因战国和秦朝嬴政之乱而废绝；汉初学者辛苦搜集补缀，以为是焚毁残缺、散失脱漏的遗文，既然不是藏在屋壁之中，就一定记载在简册上，不只是口耳相传罢了。何况《春秋》文字有数万字，单凭口头互相传授，怎么知道不会有讹误呢？济南伏生讲授《尚书》，皇上派掌故晁错前去受学，却只有一个女子转述他年老衰惫时的言语。世人说伏生是齐人，说齐地语言，言语多艰涩，所以如今《尚书》文字也难以断句阅读。然而古人作《尚书》的，并不是齐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说明公羊是齐地学说，谷梁是鲁地学说，并不是两位作者有误，而是学习两家的人有误。况且孔子何曾因为正处定公、哀公时代，就故意多用隐微的言辞呢？如果说使用隐微言辞是为了躲避祸患，那么《春秋》根本就不必写作。何况定公、哀公时代又是孔子亲眼所见的时代；对于亲耳所闻、传闻所得的时代，一概褒扬或贬斥，甚至涉及他们父祖所处的时代，却总是故意隐微，我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圣人难道是躲避嫌疑的人吗？否则，乱臣贼子只在死后篡夺、弑杀、抢夺时受到诛罚，对于当时仍在世时却无所畏惧，这难道又是圣人的意思吗？一定是这样：《春秋》的写作，从来没有秘密到不传授给人的地步。西狩获麟的第二年，孔子便去世了。《论语》《礼记》中弟子们的问答，大概没有一句谈到这件事。能够得到其中义理的人，大概很少。然而左氏约取经文来撰作传文，下至鲁悼公、知伯被诛之事，已经在《春秋》之后，而孔子去世也很久了。有人说左氏是鲁国人，有人说左氏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至于晋代王接的说法，则认为左氏传另是一本书。或许在西汉末年，左氏为了与公羊、谷梁两家争立博士，于是又杂入各种凡例，广泛采集其他说法来附会经文。这难道是左氏原来的旧传吗？如今黄子把这些都列举出来，正是如此。从前晋代刘兆曾说《春秋》一部经书却有三家不同的道路，于是取《周官》中调人的义旨，撰写《春秋调人》，共七万多字。调人的职掌，是主管天下百姓的仇怨并使他们和解。撰写《春秋》的人，也想让三家不要互相仇视，使天下的道理不要不协调而归于统一，并且让后世的议论能够容许它们潜藏在心中；如果这样，为什么还要以调人为名呢？所以唐代啖助、赵匡，近世刘敞，都对传文有所取舍，各自撰写著作；如今黄子又继承此事，可以说是听到风声便奋发兴起的人了。并不是一定要说这一家有短处、那一家有长处；去掉它们的短处，便显出它们的长处，这当然可以取用。否则，完全抛弃三家的传文，只抱持圣人的经书，还自以为一定能够得到圣人的心意，我又不相信。这就是黄子的意思。

译《孟子弟子列传》序 太史公《孟子列传》开头写孟轲，接着写邹衍、驺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子，说他们都在孔子之后。荀卿还可以说得通。那几个人的道路各不相同，为什么要放在同一篇传记中？难道是要把孟子列入战国辩士一流吗？这又是不懂孟子。孟子一方面说继承唐虞三代的德政，另一方面说继承仲尼的思想。那几个人有哪一个具备其中一项呢？战国时代，士人多用游说、纵横、攻战、刑法之说来行事，而当时的君主还想喜好儒术以装饰自己。吴起本是武将，却穿儒服去拜见魏武侯。武侯的儿子魏惠王和齐宣王都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聘请孟子，然而他们只是急切追求事功，最终认为孟子迂远迟缓，不合时宜，只说他喜欢辩论罢了。儒家、墨家并称，百家杂说也混淆在一起了。难道太史公竟然见惯而沉溺于所听闻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吗？当他叙述《孔子世家》时，把孔子列在十二诸侯之中。《周本纪》《十二诸侯世家》又都记载“孔丘卒”，这是对孔子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等到记载中多采用《左氏》《国语》的杂事，想用来说明圣人多才多能，圣人难道果真是靠多才多能著称的吗？他又作《七十弟子列传》，只是把《论语》的问答分割开来填充其中，其余证据取自《孔子家语》《弟子解》，其他便没有证据；这也和《孟子列传》一类。东汉赵岐开始为《孟子》作注，他的序说：“孟子曾受到慈母三次迁居的教育，史书没有记载，如今还可以在《故列女传》中看到。又说孟子将要离开齐国时，母亲年老，扶着门楹叹息，面有忧色，母亲大概引用《诗》《易》来教导他，这似乎与充虞在路上询问时的意思相同。”赵岐又说：“另有外书四篇，文字不能宏大深刻，如今还略可见到。刘向《说苑》所谓‘人知道给田地施肥，却不知道给自己的心施肥’，怀疑就是《性善辨》中的话。至于其他散佚的事情，即使太史公也不能全都知道，何况后世呢？”战国时期以儒者自称的有八家，其中四家最显著：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的学问出自曾子、子思，荀卿还由此讥讽他说：“世俗那些鄙陋愚昧的儒者喧嚷不休，只是略取先王之法，考察过去的旧事来创立说法，却不知道其中的统绪。我则不同，治理国家只效法后王罢了。”至于子游、子夏，也说：“这是儒者中卑贱的一类，他们所尊重的必定是仲尼、子弓。”子弓究竟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韩非子说：“仲尼的弟子中有馯臂子弓。”汉代《儒林传》说：“商瞿从孔子那里受《易》，孔子把《易》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 子弓与仲尼并非同时代的人，事迹也没有什么特别卓异之处，不足以和孔子相配。邢昺《论语疏》引用王弼的说法，认为逸民朱张，字子弓。然而王弼的说法又看不出有其他根据。总之，孔子曾称赞冉雍可以面南而立、担任君主，并且把他列在德行一科。冉雍字仲弓，大概与子弓是同一个人，就像季路又称子路一样。荀卿的学术实际上出自子弓的门人，所以尊崇自己老师的师承源流，把它与圣人并列，也已经渐渐沾染异端思想了。此时孟子去世已经很久，所谓鄙陋愚昧的儒者，正是指万章、公孙丑一类人。荀卿在战国被称为大儒，尚且同门而分成不同门户，何况邹衍、驺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诸子，违背正道、荒诞怪异得多了，怎么可以和孟子同传呢？荀卿死后，李斯掌权，孟子的门徒也全都消失了。可悲啊！所以我以太史公《孟子列传》为根本，删去那些诸子，并且增入高足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十九人。

译《宋铙歌骑吹曲》序 自宋朝南迁以后，谈论者常常想要收复中原土地。他们大概认为，大江以南东到沧海，西边包括巴蜀，北面以淮河作为外部屏障。然而禹的足迹所到，也只是从蜀江往下；文王的教化，也只施行到江汉、汝坟一带，并没有到达江南。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下几百个，江南只有吴、越、楚三个国家。楚国最初受封时，走着荜路，穿着蓝缕衣服，开辟山林；吴、越也剪断头发、身刺花纹，披荆斩棘来建立国家。大江以南有一半是山海险阻，是没有人的地方。这就是天地气化在古代极其衰弱、到了今天反而一并兴盛的原因。唉！世上那些迂腐的人，果真是不懂国家形势、通达时务吗？春秋时代，吴国最强，越国乘吴国疲敝而逼迫吴国。越王勾践于是能够不参与霸业，而安居于蛮夷之地。到了越王无疆，才听信战国游说之士的话，想要称霸、攻打楚国，结果被楚国反击而逃走。越国东面完全占有吴国旧地，北面接近齐、韩、魏的边界，西面压迫巫郡、黔中，确实是大国。但没有多久，又一次转折，全部输给秦国。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终究不足以抵抗秦国如天府陆海般的丰饶。当汉朝兴盛时，江西一带的人口户数还不到六万。唐朝中期，江淮地区于是成为财赋的渊薮，每年供奉朝廷、承担度支经费，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从今天看，鱼盐、米粟以及牧养、灌溉的利益，比古代多吗？还是不如古代呢？谋划不周密，力量没有积蓄，军队没有训练，财物没有充足，却想凭空话收复中原土地，不也很困难吗？过去景德澶渊之变时，皇上正因为北方军队深入两河而震动，却没有把用岁币讲和看作忧患；这本来是想捐出几十万匹、两的银绢来抛弃此事，只求苟且安定罢了。宣和年间京城被围，还来不及交战，便已经请求讲和、缴纳钱币。绍兴年间重新建立政权，没有想到祸患已经酿成，又跟着实行这种做法，渐渐造成完颜氏的大崩溃，这足以作为鉴戒。开庆年间鄂渚有忧患，又想遵循那条覆亡的道路，最终因为不能履行诺言而造成灭宋之祸。自祖宗时代以来，内部军队弱小而不加整顿，外部财物匮乏却又割让土地，此事实际上已经长期衰败了。完颜氏大败时，谁不说时机可以利用、机会可以乘取？黄河以东北的土地，敌人已经弃而离去；关辅以西，也随之陷没；山东十几个郡，突然被盗贼占有。宋朝的部署号令，似乎还可以在青州、齐地施行，然而对方以一个已经衰弱、即将灭亡的国家，尚且能够派使者来督促岁币，派军队直窥江淮，宋朝还不能因此就认定必然胜利。何况想凭这样的力量抵挡西北方向王者的气势呢？东都兴盛时，还常常因为承受天下全部贡赋却担忧不足；三司条例、青苗、保甲等政策危害百姓，损害国家，却从来没有顾恤。绍兴以后，国家更加衰弱，财力更加匮乏，山林、原野、低湿地、陂泽所产的一切，都逐项计算、逐缕征取，甚至不足以供给自身。东南地区百姓和物产的凋敝，已经到了极点。购买公田、制造关子，也仍然是三司条例的遗留办法。即使如此，又能补救什么呢？这大概是连自守都做不到，很难再谈作战。宋朝也不再知道有中原土地了。老人说：理宗在宫中曾经醉酒，登上芙蓉阁，看见淮河上有黑色的妖气，十多年不散，向南逼近长江，他凄然流下眼泪。不久彗星布满天空，灾异如此，却只空谈春秋战国时的事情来鼓吹自己的说法，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迂腐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不通晓国势、不明白时务吗？难道不是吗？武夷的谢皋羽，过去是庐陵文公的门客。于是他根据建立根基、树立纲极，以及亲自征讨、派遣将领、东征西伐等事情，创作铙歌、骑吹等曲，文章光彩夺目，音韵雄浑壮烈，仿佛使人亲自置身于短箫鼓吹之间。这也足以完全表达孤臣孽子的心情了。唉，还能再说什么呢？当初，汉代乐曲有二十二篇，魏、晋又重新创作新曲十二篇，只歌颂国家功德，不谈其他事情。太乐令失职，唐代柳宗元困顿崎岖于龙城山谷之间，也仿效魏、晋创作乐曲，却来不及在乐府演奏。如今我翺又仿效柳宗元。铙歌从《日出》到《上之回》，共十二篇；骑吹曲从《亲征》到《邸吏谒故主》，共十篇。《渊颖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渊颖集》卷十二 元代吴莱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