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頴集卷五

译论倭。臣愚昧无能，考察当今世势，疆域万里，东西止于太阳出没之处，南北都抵达大海；边远地区没有烽火报警，士卒没有箭镞耗费。外夷经过多重翻译仰慕风化，表示归顺，翻山渡海而来，没有不进献地方物产的，这是汉唐盛世也未曾有过的事。然而倭奴不过是海东极小的一块地方，却独自违背朝廷教化三十多年；奉使无礼，倚仗险要而动兵，应该斩除它的鲸鲵，把它作为首要诛罚对象。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立即诛灭，想来其中或许有道理吗？臣私下从以往的事情看，海东一带作为国家的大约有百余个，北起拘耶韩，南到耶马防为止；旁边又有夷洲、纻屿，那里的人无不是倭种，大概都与会稽、临海隔海相望。大的有数万户，小的不过一二百里；没有城郭可以自守，也没有米粟可以资用，只是居住山林，捕捞海产为生。汉魏之际，已经与中国交通；他们弱小而容易控制，慕容廆曾掠取他们男女数千人，用捕鱼供给军粮。后来种族繁衍，渐渐懂得用兵。唐朝攻打百济，百济借用他们的兵力，在白江口战败，于是徘徊收兵退去。如今的倭奴，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奴了。从前即使极其弱小，还敢抵抗中国军队，何况如今倚仗险要，实力又超过从前十倍呢？自庆元以来，他们从海上而来，战船数十艘，戈矛剑戟无不齐备；锋刃磨砺锋利，天下没有比它们更利的铁器。他们带着大量货物公然贸易，一旦不能满足欲望，就焚烧城郭，掠夺居民。海道军队仓促之间无法应对，追到大洋之上，边战边退；飓风鼓动巨浪汹涌，前后部队失去指挥，相距不止数十里、数百里，最终无可奈何。使士气受损，国家体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夺取他们的土地不能增加国家财富，掠取他们的人也不能使军队强大，只因为中国这样广大，却让小小的夷族来侮辱我们，那么四方将仰望什么呢？唐太宗擒获颉利可汗后，靺鞨来朝，太宗说：“靺鞨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经归服了。”如今倭奴远不如突厥强大，如果他们归属之后又有许多部族仿效靺鞨，臣恐怕后世会有人效法这种做法。臣推测，倭奴之国距离高丽、眈罗不远；如今戍守高丽、眈罗的军队，应当不少于数百万；戍守庆元海道的，也应当不少于数百万。近年进行水军操练，以振作士卒士气，大舰数百艘逼近海面上下，然而直到现在仍不能以武力使他们服从，因为土地隔绝、海洋险阻，所以以间隔阻碍往来征讨。三军将士感激呜咽，发誓不再见到父母妻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飓风连吹昼夜，大鱼横行，惊撞船篙和舵；强弩来不及发射，只能咬着舌头相互对视。若不幸有船只倾覆的危险，衣襟相连的人淹死后叠压在一起。幸而有人生还，敌人的刀斫向船舷，手指都可以捧起；即使亲戚之间也不能相互救援，连生死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有空闲比较胜负？从前隋人统率五十二万人讨伐高丽，高丽始终拒守不下，所凭借的不过是鸭绿江一条小河。如今倭奴的强盛固然不如高丽，但大海的险阻超过鸭绿水，岂止几十倍？他们大多轻捷强悍，兵器又多锋利，熟习水性，如同野鸭大雁，还能专门从事攻击。而我国海道军队披甲而守，沉重难行，没有一天不面向东海望洋叹息。假使他们凭恃强力不服，即使全部捕获诛杀，也如摧枯拉朽一般。但他们竟然放肆而从未感到恐惧，如果不是倚仗险要，怎敢这样？吴国曾经渡海讨伐夷洲，俘获其人三千，却没有使军力更强；隋朝曾经渡海讨伐留仇，攻破其城数十座，国家也没有因此增加益处。为什么？人民的嗜欲不同于我们，便不能使他们生存；土地不与我国疆域相接，便不能占有。如今的计策，如果果真出兵攻击小小的倭奴，仍然没有益处。古代圣王致力于修养德行，不敢因为远方不服而劳烦军队；对方不服，也不过发布告谕命令罢了。如今又常常派遣使臣奉持朝廷诏敕，驾船渡海，与外夷互市，这是用远方物产来谋利。远方的人怎么能够抵挡呢？魏文帝对辛毗说：“昨天张掖进献了一颗直径一寸的大珍珠，如今想求取它，怎么样？”辛毗回答：“圣王只致力于德行，四夷全都进献地方物产；若还要索取才得到的东西，就不值得珍贵。如今不如停止我国的互市，让他们自己贸易；中国免去贪求利益的名声，外夷知道归顺的实情，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那倭奴之人，心中非常贪爱利益；我们如果不以利益引诱他们，即使不烦劳军队，他们也会服从。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汉建安年间，鲜卑轲比能渐渐侵扰辽东三郡，后来来朝见时，有人责问他说：“我虽然是外族，也是人；禽兽尚且知道选择水草丰美之地居住，何况我们人呢？从前守臣屡次用利益来诱使我，却使我不能畜牧，所以我才叛离；如今反过来实行原来的办法，所以我又来了。”何况倭奴之人已经略知文字，难道反而还不如轲比能吗？他们唯独不知道归顺，这正是臣日夜扼腕切齿、替朝廷惋惜的原因。臣已经年长了，每当想到傅介子、班超的作为，便慨然叹息。假使这两个人不在绝域奋发自立，就不免成为田野中的普通人；即使功业没有在汉朝完成，到老死也不会在后世留下名声。臣自量不能有二人的才智，却想建立二人的功业，罪过本来不容于死；幸而朝廷借给臣一条性命，让臣奉持诏告前往劝谕他们，能够去晓喻倭奴，也算一件奇事。议论的人必定说：从前曾多次派遣使者，仍然没有得到要领。最近从对马、绝景等岛渡过大海，径直奔向太宰府；高丽、眈罗百般阻挠，扣留使臣不让通行，忽然在半夜出动守军，推墙破门，喧嚣叫喊，兵火交相举起。后来虽仅仅使他们的使者来到朝廷，最终还是背弃和约而不服。或许只派一次使者前往，还不足以使他们服从吗？臣看来，如今高丽、眈罗已经服从，尚未服从的只有倭奴；然而倭奴也不能不感到恐惧。所以如今派遣使者，不能与从前的使者相提并论。臣一定要对倭王说：海东的土地，连中国一个大州都比不上；他们兵众的多少，也可以推知。以如今中国的强盛，之所以不立即对海东加以诛罚，是天子的德行，不忍心为远方烦劳军队，并不是对海东有所偏爱。

译从前大王率领众人渡海而来，使我国海道军队受到惊扰；你们边战边退，王的辎重兵器损失大半，而我国军队却没有损失一丝一毫。三军将士愤怒含恨，甚至睡梦中也不能忘记。当守卫庆元海道的人，无不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飞舰蔽海向东，士卒跃跃欲试，轻视风涛万里之险，决心以死生向大王问罪。加上高丽、眈罗的军队熟悉海道、习惯水性，与你们国家相同；这是大王多面受敌。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立即出兵，是因为认为大王尚有人心，想用礼义使你归服，又不忍心劳烦军队使大王受苦，所以派遣使臣前来。如今朝廷攻取大王的土地，不像讨伐夜郎、攻取朝鲜那样可以设置城池守卫；即使得到它，隔着大海也不能占有。宝珠金帛堆积如山，并不依赖外夷进贡；异域珍物来朝廷进献，也不需要大王携带重货。停止我国的互市，改由大王自行贸易，就是我国土地所产的东西，反而让大王得到使用。然而大王的名物并不能由译官翻译清楚；一旦长期积累的嫌隙打开，贸易又会受到禁令，这并不是大王的利益。早晚大军将要到来，大王一定会后悔。大王如果听从使臣，便能获得归顺的美名，又可以免受敌军进攻的实际祸患。这就是臣用来劝谕倭王的话。形体的解释。有客人问道：“先生本来已经疲倦了，对当今世道可曾有所了解吗？”如今泰阶平安，沧海无波，仁德渐及八方，恩德遍布远近。东方边角有蟠木，西方尽头接近流沙。麒麟凤凰披羽发光，在山谷间显现祥瑞；神芝朱草萌芽破壳，在水边纳来吉祥。皇上又招求贤良，选拔俊秀，访求遗逸，荐举孝悌；开放承明、广内之廷，设置金马、石渠之署。上等者登用为公卿大夫，次等者也能补任文学、掌故。远方的鄙野之人，仰望歌咏，等待被进用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难道还会有卑污困顿、局促鄙陋而一点也得不到机会的吗？我曾私下立志于此，年轻时开始求学，长大后更加努力。义理分析得像秋毫一样细密，辞章绚烂如春花。已经渡过长江黄河，略经青州、徐州；向东牵连齐鲁郊野，向北远望燕赵都城。英豪不断出现，俊秀之士竞相奔走。面向文苑，细细品尝大道的精华。本来将要追随三皇五帝，和羲皇、蘧伯玉并驾齐驱。然而姓名没有列入仕进名册，身体不能脱离砍柴取薪；嘴上不能争辩，智慧虽足却不能施展，奔走趋奉确实不能与世上丰腴博硕、轻便奢侈的人相提并论。像这样受到拘束，难道是往昔玄造塑造形体时的过错吗？” 我回答说：“是，是；不，不。像客人所说的，是只知道其中一面，却还不知道另一面。天清地浊，交错纷纭；阴气吹拂，阳气温煦，混沌广大无边。洪大与纤细、高与低、肥与瘦，各有不同。抽动机轴，牵引关键，转动造化的陶钧，于是有的进入尧、禹那样的圣境，有的成为桀、跖那样的不仁。气运纷杂交错，形质错综复杂。野鸭腿短，仙鹤腿长；乌鸦黝黑，天鹅洁白，最终不能改变，难道还能再逃离自己的本性吗？因此大的有所不能达到，小的有所不能取得；才有所不能胜任，力有所不能负担。有些人……颠倒错乱，眼力足以察看锥末，却也许看不见泰山；有些人魁伟卓异，精悍雄武，勇力足以抵敌千钧，却也许举不起蝉翼。王良扶车，造父执辔，一定会驾驭飞黄，驱使騕褭飞驰追逐，经过都市、历遍诸国，然后才知道滇僮、僰人的骑术，根本不能用来充任车夫。易牙调羹，屠蒯侍酒，一定要切割肥肉，斟满清酒，尽情饮宴，边歌边舞，然后才知道瓦缶的滋味，根本不能列于鼎俎之间。萧何制定律令，后稷的后代制定礼仪，一定会考核图籍，排列茅蕝，提出奇伟通达、危峻高论，然后才知道穷乡僻壤的曲学，根本不能施用于朝廷廊庙。” 你还因为这些而忧病，为什么不独自看看世上那些不断谋求进身、永不停止的人呢？他们戴着高高的冠帽，拖着长长的佩带，从容游乐，举止像尧、舜一样。他们搜寻古文，摘取奇字，穿凿附会来配合文辞。至于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屈原、宋玉、王褒、扬雄、司马相如那些支离、轮囷、绮丽、艳冶的言辞文章，有的属于蜀，有的属于楚；诗书礼乐、《雕龙》《炙輠》、公平正大、浮夸淫靡的言说，有的属于齐，有的属于鲁。他们一声怒喝便如雷震，手指一动便如云聚；站着谈论，山谷之风便吹动枝条；突然发怒，秋雨便化作积水流淌。他们身材高长，体形厚重，肩背宽博，颧骨和面颊张大。把才能从山野中选出，把俊秀提升到天府；穷困时足以怜悯黎民，显达时足以侍奉圣主。还想冲破汪罔的封守，驱驰到昭如海滨。车舆尚且有装载不了的东西，三匹马尚且有承载不了的重量。像这样恢宏高大、倜傥不羁、包容广大、胸襟开阔，与平常人不同，才足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称得上天下珍宝。这样看来，我的不足已经非常明白了。如今的我，志气不刚强，筋力不强健；容貌不合世俗，衣冠也不适合通衢。胸中空洞堵塞而没有纲领，荒诞迂曲而失实，不能切合实际。” 处在市井之中，心神劳苦，形体疲病；遥望山林，又见野兽惊骇、鸟儿□。我慷慨长啸，跛行▯以自我鉴察。姑且说，这是上天造形时的过错吗？那么客人难道要怜悯宋人拔苗助长吗？不然，世上本来就有足以任用的人：耸起肩膀便能施展千般技艺，挥动手臂便能应变百端；拿起船桨就能凌越冰霜，给车涂油就能冒犯雪霰。他们前面已经吹扬金张的虚名，后面又攀附许史的秘密援助；王贡弹冠相庆，萧朱结绶互相荐举。这本来就是先声所达到的地方，何况那些微小卑贱的血肉之躯，向上又得不到认可呢？客人于是悠然发笑，又警醒地谢罪说：“古人不是说过吗？形体魁伟的，往往有德；声音洪大的，大多有才能。然而最终却因此招致失败，再也不能振作起来，我不敢再给天下士人相面了。”所以，鲸鱼和鲵鱼一旦离开水，即使是蝼蚁般细小的堤防，有时也能制伏它们；麋鹿一旦被阻隔而离开山林，即使文豹身手矫捷，有时也能任意咬噬它。晏婴明察而使临淄安定，赵武讷言而使故绛得到治理；沈尹瘦弱而能屈伸，白公、孟尝形貌微小而能招徕许多士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吗？我姑且想激励你，使你进步到这个境地。如今你向当今皇上仰慕道德，在中间效法儒墨；巧匠手中没有弯曲的木材，只看它适合制成什么器物；圣人的门下没有可以抛弃的人，只看能否发挥他的才干。不考察你的学问是非，却只被你的形貌迷惑。这样岂不是轻视诗人的忠厚，遮蔽说士的讽谏；把战国沼泽中的紫葫、桔梗舍弃而不采，把成周林中的榛、楛、棫、朴也弃之不取，不也是错误的吗？《改元论》上

译先王刚刚取得天下时，一定要明确一代的崇尚，用来更新百姓的耳目；只听说改变历法正朔，没有听说改换年号。那么，《商训》称“元祀”，《春秋》书写“元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只是史官记述的通常体例，用来记明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并不是王者把它当作重大事情。后世解释《春秋》的人，却想把改元看作大事。《春秋》开头，周平王已经在位四十九年，而鲁隐公又改称元年；假如事情的重点在改元，为什么不沿用王者的年号，累积年数而明白诏告天下呢？或者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后裔，竟擅自改换年号；如果真是擅自改换，按理应当在孔子的笔削中诛绝它，为什么反而顺从事实而书写，难道这不是违背拨乱反正之道吗？大概自古从未有过把改元作为正式制度的事。主张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出于战国、秦汉之间。周朝衰落以后，秦国与诸侯各国争相称王；他们最初即位时，仍按诸侯爵位治理国家，国人都称他们为公。后来开始自称为王，史官想稍加区别，表明他们称王的开始，所以说“某王改元”。这难道是明白地向本国发布诏令吗？不过是写在史籍中罢了。为什么呢？秦惠文王是孝公的儿子，已经即位十三年，到第十四年才称王，于是秦国史书改元；魏惠王是武侯的儿子，已经即位三十六年，到第三十七年才称王，《汲冢竹书》也改元；又过了十六年惠王才去世，此后并没有再改元，这正说明记录的是魏国开始称王的年份。这大概是史官自己记载本国的事情，就像《春秋》记载鲁国史事一样。若要追究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答案，就更加疑惑了。又有人说，西伯处在商纣时代，也曾称王，也曾改元；这种说法的征兆只是由战国时的秦、魏推知的。秦、魏难道果真把改元当作称王的大事吗？解释者常说：国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一定要到宗庙告祭并临视群臣，然后改元。但按照这个说法，告庙是可以的，临视群臣也是可以的，说因此改元却不可以。国君继承君位，在初丧时便已确定；先君去世，就是嗣君开始承继。若说根据终始的义理，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这只是臣子内心的感情，不忍心立刻视君父为已死，所以居丧时自称“子”；而国内百姓的心早已系属于他很久了。史官记录时，因为不能把先君去世之年直接算作嗣君的始年，所以要等到第二年告庙时，才依次书写。正如太甲只见到他的祖先，而“元祀”的文字却见于《商训》。事情联系日期，日期联系月份，月份联系时令，时令联系年份；既然按年份记载，就又要联系到一国的君主。这些都是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所以说，这只是史官记述的通常体例罢了。那么，为什么把“一”改为“元”呢？杜预说：“君主即位，是想使自己的行动合乎元始而居于正位，所以不说一年一月。”这个说法很好。但后世解释《春秋》的人却另有说法，也不符合《春秋》的本意了。《改元论》下 解释《春秋》的人说：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东周迁都以后，王政不能施行，诸侯也都各自改元。近如宋、鲁，远如晋、楚，下至邾、莒、滕、薛等杂处的小国，没有不是这样。鲁国有时因此改变历法，晋国有时因此改变正朔，秦国有时因此创立闰月；这些又像是改元，实际上却不是。太史公《三代本纪》中有《三代世表》；因为考察《尚书》，《尚书》没有纪年，所以年份无法记载，只能按世代来记。《十二诸侯世家》中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考察《春秋》、左氏内外传，以及秦始皇以前的《战国策》，都有年份，所以既按世代记，又用年份落实它。但有的已经失去了世系、年代和名爵。况且先王时代有小史、外史，掌管诸侯国和四方的史志，诸侯并没有私家史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到了东周以后才有的。因此二十多个诸侯国的年代才可以编排，但仍有许多无法编排。燕国到惠侯时才开始有君主，秦国到穆公时才开始有明确名号，楚国到若敖时才开始有年代记载；滕、薛、邹即使有文王、武王的褒封，也不过是小国，不值得列数。其他大国在西周盛世时，也只是记载世代数目而已，近处记得详细，远处记得简略。不能因为周朝衰落，就说诸侯各自改元。推究《春秋》的义理，这样还能算是大一统吗？古代的王者并不改元，只使用旧年。每年季冬，把来年十二月的朔日颁给诸侯；诸侯接受后收藏在祖庙，到时便用特羊告庙，请示之后施行。东周已经不再颁布历法，所以鲁国也制定私历，就像有私史一样。诸侯本来大概也各自有掌管日期的官。秦国是偏僻鄙陋的国家，处在边裔夷狄之地，于是才开始设置史官，开始创立闰月，这仍然像鲁国的历法。然而夏、商、周三王的正朔各不相同，只有夏历合乎天时；商、周革命，又改变正朔，以表示不相沿袭，但巡狩、烝祭、享祀、用兵、务农、田猎等，仍然依循夏制。所以《周官》中有“正月”，也有“正岁”；正月采用夏正，正岁采用周正。三种正朔通行于民间习俗，已经很久了。《汲冢竹书》虽然使用夏正来记载晋国的事情，难道曾经有过改元的说法吗？如果说东周诸侯都改元，那么这部书所记晋国之事上溯到殇叔；殇叔是晋穆侯的小儿子成师，另封于曲沃。当时文侯、昭侯还在，殇叔只相当于晋国的一名大夫，没有理由改元。只是武公去世后，兼并了宗国，又不计算文侯的年代，直接把殇叔作为继承穆侯的人来记载，不过是记明他的始封和卒年罢了。太史公所作《汉兴以来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往往在每个国家下写“某王元年”“某侯元年”，这是因为天下刚刚安定，诸侯奉行汉朝法度，使用汉朝年号，本来如此。更何况汉孝武帝新建元年号，便随即自行改元，难道可以吗？《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元年”，许慎注说：“这是淮南王刘安开始受封的年份。”只是史官想表明各国的名爵、年代和世系，所以一概这样书写，并不是改元。考察汉代的情况如此，就可以看出东周诸侯必然不是改元。《秦誓论》上

译秦穆公听从杞子的谋划攻打郑国，郑国人知道了。秦军回来后，晋国人又在殽地击败了他们。秦穆公内心惭愧于没有听蹇叔的话，对外又被诸侯嘲笑，于是叹息痛惜，发言自誓，不过是责怪自己听取意见的过失罢了。他想要作战的心情，原本并没有改变。于是整治车乘、征收车赋，警戒军队，发泄愤怒，寻求报复。他并不是不想询问老成之人、舍弃新进之士。话还没有说完，军队就仓促出兵到了晋国郊外。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唯独把它列入《书经》呢？难道是取其悔过之意吗？回答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悔悟，然后才能改正。改正过错，是君子的心意。以君子的心意行王者之事，是将要平息祸乱，而不是制造祸乱；是将要减少怨恨，而不是积累怨恨。穆公在这方面做到了一点吗？如今只相信他区区自誓的话，却不察看他无道用兵的罪过。即使是解释《春秋》的人，也不敢稍稍责备秦国，反而深深责备晋国，这是不知道秦、晋其实同样有罪。况且还说：晋国人三次击败秦军，秦国受到报复，是人的常情，并没有晋国那样严重；晋国人又立即报复，就错了。所以《春秋》按常情处理，等待晋襄公的事情，等到秦穆公文告后的第四年。穆公如果虽然被攻打却不再报复，才可以使他的悔过之言得到事实证明。这又不对。根据秦国所谓悔过的话来推论，我知道他的真实心思。他一定是追念过去的失败，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写成言辞，用来向国人自我辩解，使国人不只是忘不了死者暴尸荒野的悲痛，而且又激发他们迅速奋起作战的情绪；为殽地的死者收葬，开启陇西称霸的谋略。大概这些都已经包含在自誓的那一天中了。这就是把失败转为胜利，把灾祸转为福分，使斗士的勇气加倍。至于文公四年，穆公并不是不想报复晋国；只是军队连年出动，百姓劳苦，国家疲敝，又在西戎方面有事，开拓了十二个国家的土地，确实稍得休息罢了。他没有哪一顿饭不是想着晋国。到六年夏天，穆公就去世了。否则，晋国尚未先行发动，秦国便立即出兵，难道不是把怨恨和祸乱结得更深吗？即使康、灵、桓、景这些承继君位的国君，彼此相隔已成世代的仇敌，仍然不能释怀。从僖公三十三年殽地之战，到宣公十五年辅氏之战，究竟打了多少仗？三四十年之间，双方从未真正和好，战争的嫌隙也从未解除。不顾义理的是非，只专门用武力报复，并不是正道。《春秋》也因此把秦国视为狄夷。穆公正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哪里谈得上他能够悔过呢？即使如此，从他所说的话本身来评论，君子不因一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话；这就是孔子唯独把它列入《书经》的原因。从他所做的事情来考察，自二帝三王以来，世道的变化到了这样的极点，这就不是可以用王者之事来对待的了。齐宣王攻打燕国失败，惭愧得不敢见孟子，而陈贾却教他掩饰过错。这样比较起来，穆公之所以还算贤明，难道不是远远超过齐宣王吗？《秦誓论》下 当周朝向东迁都时，周平王的命令，大概与成王、康王太平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这时，哀痛惨恻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周朝的治道难道不是接近衰败了吗？即使这样，圣人仍然对鲁国抱有希望。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是秉持礼制的国家。假如对鲁国也不抱希望，那么天下的形势就会一直并入秦国而不会停止。因此，帝王末年的简册中附有秦、鲁的誓书。我曾经论证，这种看法不对。春秋时期，秦国几乎成为霸主，它大概与王室的盛衰已经没有关系了。自从殽地之战被晋国大败以后，战争日益不断，没有安宁的岁月。东方诸侯不再同秦国结盟，又转而向南与楚国联合。晋、楚争夺霸权，秦国还有什么地位呢？晋国人说：“齐、秦、楚、狄正强盛，如今三个强国已经服从，只剩楚国是敌人。”楚国人说：“除了齐、秦，其他国家请来相见。”这也说明秦国似乎不如晋、楚。况且秦国的兴起，始于孝公任用商鞅，成于惠王夺取巴蜀；地势便利，兵力强盛，蚕食六国，吞并东西二周，这已经是战国时代的秦国，不是春秋时代的秦国了。它距离我们圣人去世也已经很久了。即使根据圣人回答子张“百世可知”的话，也一定会说：“它所因循的是礼，它所损益的是制度，文饰方面不过是在略有过与不及之间罢了。” 并不像后世的图谶、纬书和术数之学那样，怎么能知道周朝一定会并入秦国呢？圣人去世以后，诸子杂说一同兴起。左丘明《国语》记载史伯的话，也说：“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正，昭明地显现天地之道，使柔善美好之物得以生长。姜、嬴、荆、▯，实际上都同姬姓诸国世代相互抗衡。姜姓是伯夷的后代，嬴姓是伯益的后代。伯夷善于以礼事奉神灵来辅佐尧，伯益善于依据万物的法则来辅佐舜，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失去祭祀，却没有兴盛起来的。周朝衰落之后，楚、秦等国将要兴起了。”又说：“武王的后代如果不在应、韩，就一定在邘、晋；并且要使郑桓公不要逼迫他们，还要把财物寄托在虢、桧。可是这与前面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西周末年，王政混乱，史伯知道天下必然发生祸乱，这一点是正确的。齐国本来就是大国，即使晋文侯率军救援周王室的危难，也还只是次等国家。楚国又是一个小小的蛮夷子男之邑；秦仲刚刚到周朝任职，还没有得到岐、丰之地，也没有列入诸侯，怎么能同姬姓诸侯世代抗衡呢？一定要到周朝东迁以后，齐国才开始称霸，晋国也接着称霸；秦国在西方桀骜不驯，楚国在南方暴横强盛，只有郑国正好处在四方的交界和南北交通的要冲。那四个国家一直使郑国困窘。左丘明只是与鲁悼公同时代，又根据自己所见来推论；这些话都是附会之说，并无真实根据，就像战国时代的人看见秦国强盛，便说孔子编纂经书时已经看见了这种形势，特意把微妙的感伤寄托在其中，并不是对历史事实有深切明确的说明。那么，为什么《尚书》中列有《费誓》《秦誓》呢？伯禽刚被封到鲁国，恰好遇到淮夷入侵，于是修治内部防备，抵御外来侮辱，安排得井然有序，各有法度，这大概是圣人认为可取的地方，并不是对鲁国寄予了什么希望。至于《秦誓》，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也就像《诗经》选取《鲁颂》《商颂》一样，不过如此罢了。

译《孔子不贬季札论》《春秋》记载：“吴子派札来聘问。”吴国是蛮夷之国，国君只称爵位，大夫称名而不称氏，因为它刚开始与中原交往，大概还没有同中国完全相同。所以这只是与楚椒、秦术同样的体例来书写罢了。解释者说：“《春秋》对贤者的责备是全面的。吴子派季札来聘，《春秋》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贬低他。”那么，为什么要贬低呢？季札是贤者。因为他以辞让国家而导致祸乱，所以圣人特意借他来聘之事贬低他。这是不对的。吴子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再次是夷昧，最小的就是札。父亲知道他贤明，兄弟也知道他贤明，曾经想立他为继承人，又约定按次序传位给他。然而他始终不肯占有这个国家，难道不是说：“立嫡子要按长幼，传国则要按贤能”吗？如果不顾人伦的大原则，来成全父兄的意愿，真不如守住平民的操守，得到退居田野的安宁吗？为什么呢？长幼尊卑的次序不可紊乱，君臣的名分不可侵犯；这样做是将要平息祸乱，不是制造祸乱。如今诸樊兄弟已经去世，夷昧的儿子僚于是即位，我将奉嗣君之命出访上国，哪里料到鱼、剑之变会突然发生在身边呢？圣人本来不能因此预先贬低季札。阖庐的谋划、王僚被弑之事，早已知道季札一定不会从弑君者手中接受吴国；只是借先君传位的次序向国人说明，即使是普通人的常情也能理解，何况圣人呢？解释者却说：“太伯逃奔吴国而没有回来，季历继承君位而没有推辞，武王继承统绪而接受天命，也没有把配享上天的天下事业让给伯邑考。”这又不对。太伯离去，是因为古公想立他的弟弟；季历继承君位，并不是没有推辞过。太伯穿着礼服治理吴国而不回来，难道可以使周家已经成就的事业坠落吗？至于伯邑考，他已经在商朝担任御者，在文王时代被杀了。假如太伯回来，季历就不肯承担西伯的责任；假如伯邑考还在，武王也不肯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太伯的德行虽然在于谦让，但季历的贤明、武王的圣德，并不都是出于不让位。父子相传是世代通行的法则，兄弟相继则是法则开始改变。阳甲、盘庚之间，殷朝因此发生混乱达九代，难道只有季札辞让国位才会导致祸乱吗？解释者又说：“叔齐的德行并不超过伯夷，孤竹国舍弃长子而立叔齐，是出于私意。诸樊兄弟没有一个比得上季札的贤能，父兄眷恋地想立季札，是出于公心。” 这又不对。伯夷把父亲的命令看得尊贵，叔齐把天伦看得重要；他们彼此都把让位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各自尽了自己的心意，所以圣人认为他们贤明。但季札又怎么知道诸樊兄弟是出于公心呢？诸樊兄弟想继承父兄的意志，使季札拥有国家，为什么不看看鲁国隐公、桓公时期的事情呢？惠公想立桓公为嫡子，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惠公放纵自己的邪心而这样做，隐公又探知他的邪意而帮助他实现，不过是给自己招来灾祸罢了。寿梦就像惠公，诸樊兄弟就像隐公；我已经看出其中的邪意，还谈得上什么公心呢？况且说季札因辞让国位而制造祸乱，却完全不知道如果让他拥有国家，祸乱反而会更加严重。解释者又说：《春秋》有许多变例，圣人有特意记载的情况。荆、楚没有大夫，却记屈完的氏；王朝下士以人名相通，却记子突的字；诸侯公子通常以名记载，却记季友为子；没有位次的同母弟弟不登载姓名，却记叔肸的氏；这些都是因为贤明而特意记载。假如仲尼也是贤者，季札一定会依照这些例子而特意记载。又不对。齐桓公召陵会师时，楚国人还没有一定结盟的意思，是屈完请求服从；王室救援卫国时，王室已经衰弱，却又派子弟主持军队，所以子突不能建立功劳。季子归来时，是鲁国国君向齐国请求他，想用他来平定鲁国的祸乱；叔肸去世时，又有人因为他是国君的弟弟而尊贵，后来终于成为卿。圣人特意记载这四个人，是借他们来产生义理，怎么能拿来同季札相比呢？那么，《春秋》的笔法，重点在吴国派人来聘问，而不在季札让国。季子来聘是可以看见的，让国却无法看见。吴国刚开始与中原交往，礼制还没有同中国相同。吴子派札来聘，就像楚子派楚椒来、秦伯派秦术来一样，圣人一概据此书写。至于楚国从州发展为国，从国家有了君主和大夫，后来才逐渐同中国相同。日后楚子派屈巫来聘，国君才按爵位称，大夫才称名氏，楚国由此开始强盛。圣人难道真认为它贤明吗？不是。如今《春秋》记作“札”，而不称“公子”，是因为吴国刚开始与中原交往，还没有达到楚国逐渐强盛的程度。何况吴子派札出聘，是一国的事情；季札让国，是一家人的事情。《春秋》是鲁国史书，着重记载吴国来聘鲁国的事情。至于说季札辞国导致祸乱，不只是圣人不能因此贬低他，即使圣人想因此称许他让国的贤德，也没有办法这样做。总而言之，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公羊传说“认为季子贤明”，谷梁传说“认为派季子出使是善事”。季子本来就是贤者，《春秋》却并不因为他贤明而不称名。公羊所谓“认可夷狄的情况不止一种”，说的就是这个。若认为吴子派札是善于任用贤者，那么称名正是为了成就其尊贵地位。楚椒、秦术只是称名而不是贤者，又将凭什么成就他们君主的名声呢？这大概是因为吴国刚开始通使，后来才有派贤者季札出聘的事。贬低季札，圣人根本无暇讨论。如今却反而根据二传的说法，强行附会出别的意义，还把他贬为不贤，为什么呢？这是失去了圣人立经的本意。《与黄明远第一书论日夜食》

译近来看到有人举出《谷梁春秋》在日食、夜食的辨析上有错误，等到读到刘氏《权衡》，也说《春秋》是根据所见来记录，不应当记载日食、夜食。何休反驳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郑康成却强行替它掩饰过错罢了。我曾经考察，太阳和月亮的盈缩有固定的规律，那么日月的薄蚀也应当有固定的时机。圣人作《春秋》，本来是为了阐明历法数术而给众人看，当然不能断定太阳不可能在夜间发生食。庄公十八年三月记载日食，上面没有注明日辰，下面也没有称晦朔，这就说明《谷梁》是在寻求解释经文时，足以知道太阳确实可能有夜食。郑君知道可以凭什么验证太阳有夜食，因此宁可分担《谷梁》的过错，也不回避。古代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世代修习这种职务，研究这种技术。孔子为了作《春秋》，也修订殷朝旧历。历法，是《春秋》所重视的。后世儒者，有的创造自家历法，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历法，都必先推算日食来验证《春秋》。为什么呢？太阳运行有中道，月亮运行有南北九道；在晦朔相交的时候，有时日食浅，有时日食深，有时连续数月交替发生日食，有时多年没有日食，这些都是后世善于计算的人所能推知的。何休反驳说：《春秋》记载日食而不说月食，是因为太阳没有固定形体，所以对可疑之处加以阙略。怎么能把夜食写出来呢？我曾推究郑君的说法，知道太阳必然有夜食。若说前一个月的月底太阳已经落下很久，若说下一个月的初一太阳升起时已经有亏损，这大概是以天地的昼夜由太阳出入来划分，而人的昼夜以天色明暗为标准。传文所说的，是因为根据王者早朝的时间，才看见太阳已经有亏损。如今若说一昼一夜合起来算作一日，太阳刚升起时亏损还没有结束，这就是朔日发生的日食；如果没有看见它的亏损，就可以说是夜食。若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余来论，天体平稳运转而舒展，日月则在其中运行而收缩。太阳一日一夜运行一周天，在天体上却还不到一度。月亮已经落后太阳十三度有余，凭太阳的快速和月亮的迟缓来追赶，一个月之间积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相会，这就是二十九日少半日。天体运行有参差不齐之处，日食发生在白昼还是夜间，不能用固定规则来论定。难道一定要太阳刚升起才算白昼日食，太阳已经落下、在地下运行时就不能算夜食吗？徐邈说：发生日夜食时，群星都没有光，大概是因为群星依托太阳而获得光亮。世上登泰山的人，半夜观看海上日出；即使在人间黑暗之时，海面仍然如故。在这种时候如果发生日食，可以说是朔日的日食，但还不能说是白昼日食。又怎么能不说是夜食呢？我曾远考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发生日食，太阳在地下发生亏损，从西南角开始。近来据宋代淳熙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太史说月食发生在夜间；新历学家杨忠辅说月食发生在白昼。庆元四年九月朔日，太史说日食发生在白昼；草泽陈大防说日食也发生在夜间。月亮尚且有白昼食，何况《谷梁》已经有日夜食的传文呢？历法本来就是《春秋》所重视的。如今却说孔子遵从周历，哪里曾考察过殷历？即使说他考察过，如今《论语》《孔子家语》《礼记》《中庸》中也都看不见。即使这样，《论语》所记载的那些礼乐书籍，孔子都曾讨论，唯独没有一句提到《春秋》。难道能说《春秋》不是孔子所作吗？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季没有冰；哀公十二年，记载冬季十二月有蝗虫。本来不应该有蝗虫却有了蝗虫，本来可以有冰却没有冰。这两件事，仲尼或许是指出司历官的过错，说明鲁历已经错乱。那么，殷历难道就有不考察的地方吗？如今又有人说杜元凯曾采用刘歆的三统历，撰成《春秋长历》，也没有根据《长历》的推算来说明日夜食。即便如此，杜元凯的《长历》对晦朔的日期有参差，对甲乙干支有错乱，曲折地迁就传文，反而说经文一定有错误。虽然它没有明白说日食发生在夜间，但我以天体运行考察，就必然知道太阳有夜食，不敢说圣经一定没有这种情况。况且《长历》还考察古今十种历法，才知道三统历最为疏略，所以并不肯据此采用它来撰写《长历》。《长历》大体上是刘洪的《乾象历》。乾象历的斗分精细，所以不能同古代殷历相通；斗分粗略，才可以不与当今历法相通。姜岌有这样的话。怎么知道《春秋》不采用殷历呢？如今又有人说，自尧以来就根据太阳的出入来划分昼夜；若太阳升起时已经有亏损，便是白昼日食，不必说夜食。因此早晨可以验证太阳初升，黄昏可以验证群星。这种说法很好。然而圣人作《春秋》，是为了阐明历法数术给众人看，难道会不再根据日月薄蚀的情况来确定吗？否则，当然不能断定太阳不会发生夜食。唉，天文历数之学实在不容易谈论。圣人观测天象，有些可以用度数求得，有些不能用度数求得，但其中的道理本来就在运行着。又怎么能因为我们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就仓促作出结论呢？不过如今说日夜食，经文本身没有明文，只有《谷梁子》中见到。谷梁子是鲁国学者，到汉代郑君相信它，晋代范宁也相信它，如今世上的学者以胡氏为主，胡氏也相信它，我本来不敢不相信。然而黄明远所举出的说法，是不相信传文，只考察何休、刘敞的遗论，所以我又敢从头到尾加以辨析。《渊颖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渊颖集》卷六 元代吴莱撰 《与黄明远第二书论左氏二事》承蒙你示意举出传文来评论，左氏确实有可以举证的地方。世上谈论《春秋》的人，一定先要确定五霸的功罪。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强盛，虽说只是诸侯，实际上却做着天子的事情。僖公二年，狄人灭亡卫国，卫文公迁都楚丘。齐国于是率领诸侯军队为它筑城。《春秋》没有排列诸侯，只写得像鲁国自己筑城一样。它的意义大概是不赞同齐侯擅自分封。如今说“让诸侯为它筑城”，就应当像筑邢城时书写齐、宋、曹三国的军队，或者像筑缘陵时书写诸侯；至于楚丘却不是这样写的。难道不是霸主命令鲁国独自承担责任吗？左氏却说因为鲁国军队在后面，所以不排列诸侯。左氏错了。如今考察此事，左氏确实不对；但若说是鲁国自己筑城，那就更加不对。狄人攻打邢国时，齐、宋、曹三国军队在聂北救援，邢国也因此迁到夷仪；后来三国军队根据先前救援的缘故，前往为它筑城。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却处在东夷之地，又受到徐、莒的胁迫；齐国还在谋划向东方经营。杞国在咸地有战事，第二年春天才前往为它迁居的缘陵筑城。这两次战役中，邢、杞迁移时仍带着自己的国家前往；即使是救援并为其筑城，也没有显出齐国擅自分封，所以可以书写齐国和诸侯。至于荥泽的败战、漕邑的处境，卫国已经国破君死，遗留下来的男女流离失所、迁转不定，于是去救援他们，又为他们筑城，难道不是所谓擅自分封吗？所以不能书写齐国和诸侯。如今又说：“楚丘在卫国，小谷在齐国，都按鲁国自己筑城来书写。”大概庄公二十二年筑小谷城，左氏说是鲁国为管仲筑的。然而鲁国也从未有过替别国筑城的事情。杜预注释小谷，说管仲的私邑如今在济北谷城。谷城另有齐国的谷邑，鲁国曾与齐襄公在此会盟，而萧君入朝的地方并不叫小谷。小谷本来是鲁国的城邑，曲阜西北有旧小谷城。孙明复是鲁国人，考定此事是对的，却不能用它来证明楚丘。况且在筑楚丘的前一年，齐、宋、鲁、郑、曹、邾在朾地会盟，难道是要这六国共同筑城吗？何况亡国遗民，难道是鲁国一国所能独自承担的吗？戍守郑国的虎牢，并不是鲁国独自戍守；把粮食归还蔡国，也不是鲁国独自归还。都是霸主和诸侯共同做的。僖公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齐国称霸将近三十年。左氏却把阳谷说成谋划攻打楚国，近世儒者也多同意这种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为什么呢？楚国僭越名号而称王，欺凌中原，这是齐国应当忧虑的门庭之寇；齐国想声讨其罪而发动讨伐，谋划已经很久了。军队若不以正义取胜，出兵若不合乎正道，反而不在开始时周密询问，那么将来凭什么妥善处理胜利的结果呢？如今说齐国联合八国侵伐蔡国，蔡国溃败后便攻打楚国。这等于说齐国攻楚是因侵蔡而顺势进行的，而且没有使用江、黄两国的军队。那么阳谷之会究竟谋划了什么呢？事情并不是这样。齐桓公用兵讲究节制，军队有聚集起来作为正兵的，也有分散开作为奇兵的。先以文告之辞告诫楚国，又在陈地耀武扬威的，是齐国和八国；以形成犄角之势，又按兵不动于边境的，是江、黄两国。乐毅将要攻打齐国，先约定韩、魏分断齐国同盟国的援助；诸葛孔明将要攻打魏国，先同江东重申友好，以确定鼎足之势。楚国如今的都城在江陵，江、黄两国如今在汝、蔡、光、黄一带。从江陵到它们的国家，不止千里。但它们是楚国的同盟国，熟悉楚国的事情，又乐于向齐国报告；这就是阳谷的一次会盟。齐国之所以敢于全力攻楚，难道不是依靠江、黄两国的谋划吗？等到召陵接受盟约时，齐军已经疲惫了。陈国的辕涛涂确实误导了军队的道路，使它陷入沛泽之中，讨伐他确实正确。江、黄两国的全部军队守卫边境，从未出战，所以又让鲁国主持此事，后来才在陈国使用它们。否则，陈国怎么会得罪江、黄两国呢？如今又说左氏记叙蔡人把蔡姬嫁走，所以齐国侵伐蔡国；那么这难道是预先谋划攻楚吗？由此可知，阳谷之会一定不是这样。即使如此，蔡姬还没有被断绝关系，蔡人却把她嫁走。如果说齐国认为以侵伐蔡国这种小事不足以号令诸侯，想用攻楚来命名，这就近于诡诈了。孔子又称它为正义，为什么呢？或许蔡国自从莘地失败、献公和武公被俘以后，楚国人又释放他们，于是蔡国成为楚国的属国。姬姓诸国陷入蛮夷之手，是从蔡国开始的。齐国因此侵伐蔡国，只以蔡姬为借口挑起衅端，想使楚国人没有察觉。一旦蔡国溃败，就把这件事转移到楚国，那么齐国和八国的威势已经在鄢郢都城震动了。阳谷之会，同江、黄两国谋划这件事，已经十分周密。即使晋国称霸时，也同样如此。楚国逐渐强大，如果不是东方崛起的吴国，就没有谁能够制伏它。晋国开始在钟离会盟，又在戚地会盟，又在柤地会盟，又在向地会盟，屡次与楚会盟。然而晋国从未在楚国境内同它交战；楚国每年都有吴国军队侵扰，实际上是晋国指使的。难道晋国利用吴国的办法，也是从齐桓公约请江、黄两国那里得到启发的吗？或者说，这两件事也是齐桓公霸业特别兴盛的表现吗？筑楚丘城是为卫国封建，阳谷会盟是为了攻楚，都是《春秋》的大纲要目。这些事情如果不辨明，就谈不上真正懂得经书。其他如“邾仪父”，其中“父”不是字，应当同“邾子克”区别开来，其实是同一个人。近世黎氏也有这种说法。然而庄王的弟弟王子克，字确实是子仪，这又是一个证据。至于单伯是鲁国的大夫，左氏说他是周朝大夫，我要对此作深入辨析。但是鲁国有单父这个邑，单伯是鲁国任命的卿；周朝有单子，《姓苑》说成王的小儿子臻封在单地，或许周朝另有一个单邑吧？还不能确定。我的著作卷帙还很多，以后还要等见面后再详尽讨论。《与傅嘉父书论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