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頴集卷十二

译《桑海遗录》序 近来我曾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看见福唐刘汝钧写信给括苍吴思齐子善，谈论文丞相宋瑞的事情，说：“当初从江西起兵时，艰难行进于山谷之间，招募义军，有耕田的农民、洞丁，来到军门，请求发给甲胄，人数不下几万。尹玉确实是勇猛的将领，身穿大衣戴大冠，指挥众人，大家都到宫阙前，感动流泪，请求效死。后来主持国政的两位宰相互相阻挠用兵，统帅没有宣谕，士卒没有犒赏，停留一个多月，只命令守卫姑苏一线。张彦带着重兵驻守毗陵，而且已有叛变的意图。尹玉最终因为截断太湖吊桥，首尾不能救援，溺水而死。不久独松关告急，朝廷下了四道诏书，政府发出六封书信，催促放弃聊摄，救援根本。一日一夜之间，仓促上路，到了行都，独松关随即被攻破。又命令驻军余杭，守卫独松关。朝廷议论不一，众人的心意离散。适逢有任命尹京的诏命，余庆仓促夺取他的印信，不肯交给他。汉辅逃走，德刚向北逃走；军队入城与权又断江逃走，于是当天任命宋瑞为枢密使，又任命他为右相，补授与权的职位，并且命令他到军前讲解，他毅然请求前往。等到被拘送到北方途中，他奔逃离散，收集逃亡的士卒，却没有兵力，也没有粮食。天下的大势已经失去了。皇帝和霸主交相驰骋，正统与伪统反复更替，这已经不是一个姓氏的天下了。当时那些担任大臣、元老的人，把改换姓氏看得像翻阅驿站传递的文书一样平常；何况正值沧海横流之际，对方却因为异姓之人还没有深入掌握朝廷事权，便想凭一己之力阻挡他，直到死也不屈服。微、箕二子面对宗国，尚且有惭愧之色。”这封信大致如此。我后来又见到淮阴龚开所作的《文宋瑞传》和《陆秀夫传》，记载大概更加详细。五代末年，藩镇跋扈，武臣骄横，君臣父子的义理不明，而土地和兵甲强盛的人，几乎没有不想自己拥有黄屋左纛、成为君主的。宋朝初年知道这种情况，一旦登上大位，便罢免各节度使的兵符，立即任用儒臣治理国家，但终究不能完全收复石晋割让的土地。到了宣和年间衰败混乱，北方军队南下，形势急迫得像从高处倾水，竟然来不及凭一道屏障、设置一个烽堠，便逃亡而不能守卫。南宋重新建立政权以后，只在东南狭小的山海之间，内部政务没有修治，对外还依靠江淮作为屏障。时间一久，南北夹攻，汴州、蔡州的藩篱自行撤除；其弊端使荆襄受到围攻，鄂渚出现警报，巴蜀被侵占，广西的烽火也没有断绝。此时国家形势将尽，受兵之处很多，几乎像从袋中取弹丸、在包围圈中追逐鹿一样，再也没有潜藏隐伏的地方了。所幸的是，天下学士大夫承受祖宗二三百年培育造就的恩泽，熏陶已久，因此忠臣义士辈出；有的为守节而死，有的为国事而死，大概都无愧于心。最终，文天祥、陆秀夫前后以身殉国，精诚忠烈，确实有存于天地之间而不受古今限制的气概。唉！吴、晋、陈、隋改朝换代之际，哪里还会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呢？龚开，字圣予，年轻时曾和陆秀夫一同居于广陵幕府。等到世道已经改易，他常往来于故都，家境更加贫困，因此旧日朋友宾客每天都来问候。他站立时脚下是泥水，坐下时连几席之地都没有。他有个儿子名叫浚，常俯伏在榻上，就着父亲的背铺纸画唐代名马图，风鬃雾鬣、豪壮的腿骨和兰草般的筋脉，各种姿态都画得完备。画一拿出来，人们往往用几十两金子换取。凭此他得以不挨饿，但始终不向别人有所求；而且他死守志节，极为高峻，仪表气度很是伟岸，文章议论也更加高古。他所写这两篇传记，大体类似司马迁、班固的作品，陈寿以下的作家都比不上。这个人恐怕也没有辜负陆秀夫吧？所以我私下把这两篇传记列出，以发端绪；又向故老询问，征引杂记，题名为《桑海遗录》，并且等待太史氏采择。《古诗考录》后序 我曾跟随黄子学习诗歌。黄子辑录汉、魏以来的古诗，共有数十乃至上百篇。诗歌的创作由来已久。大概古今谈论诗歌，侧重点不同：古人谈诗，重在声音；今人谈诗，重在文辞。文辞是声音寄托的所在。从前孔子由卫国返回鲁国，就同鲁国太师谈论音乐。音乐端正之后，雅、颂才各得其所。司马迁则说：古诗有三百多篇，圣人只取其中三百篇，并配上弦乐歌唱。所谓洋洋盈耳，也不只是以声音为主。有时根据断章取义，想由此引导它所表达的言语；有时依据诗句直指的整体意义，务求使人的性情归于纯正。这难道又不是因为它的文辞吗？制氏世代任职于大乐官，大概很懂钟鼓铿锵的声音，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种曲调，还能作为汉代雅乐来演习，甚至同赵、燕、楚、代的歌谣混杂，也没有妨碍。从文辞来说，古今义理的极致是一样的；从声音来说，乐师和盲人乐工的职责，未必能胜过齐、鲁、韩、毛四家的训诂。即便如此，古代安乐、怨怒、哀思的声音，大概仍将因文辞所寄托的内容而完全显现。因此，当时听到《韶》乐的人，便表现得从容和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观看《武》乐的人，便表现得昂扬奋发、踏步有力。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声音和文辞都完备吗？汉、魏以来，确实不能同古代三百篇相比。上下千余年间，作者间或出现；如果从声音看，沈休文的《乐志》、王僧防的《技录》，自然可以辨别。假如从文辞看，如今没有超过黄子所辑作品的。我还担心，古人谈诗并不专门以声音为主，今人谈诗也不专门以文辞为主。为什么呢？古人谈诗，本来没有固定的声调，也没有固定的韵脚；声调只求和谐，韵脚只求协和。平声本来不曾专指平，仄声本来不曾专指仄；清声本来并非不能同浊声相叶，浊声本来并非不能同清声相叶。自近世王元长、沈休文之流开始创立四声、确定八病，就不再有古人的深意了。新安吴棫材老于是据此补订字音和韵脚。先儒也曾利用这一方法，使诗歌和《离骚》协韵。大概古今文字不同，南北语言有异，而音韵也随之变化；有些字即使不必强行押韵，本来就能自然协韵。因此应当先看它的文辞。这样看来，古人谈诗，是从文辞谈的；谈音乐，则是从声音谈的。如今采诗的官署不再设置，乐府的机构也不再设立，我没有办法把声音作为依据。至于今人谈诗，既然说有古体、近体两种，古体我不敢妄加评论；但近体为什么称为律诗呢？又怎么能不要求声音和文辞都完备，然后才算达到最高境界呢？考察古代的情况，考察这些就够了。请姑且用这个道理加以说明，黄子把它写在文集末编。

译《陈氏大衍易数》后序 天下万物，一定先有理，然后才有象；有了象，然后才有数。数从一开始，有一以后才有二。一是奇，二是偶，随后才有阴阳、老少的变化，以及七、八、九、六的区别。蓍数三变而成一爻，六爻变化而成一卦位。这就是圣人观察变化而创立卦象，考察象数而建立卜筮的原因。《易经》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从大衍之数五十来说，总起来又合于太极的一。它们都是天地自然的运行，哪里是等待人力勉强造作的呢？为什么呢？确定不变的是理，虽然它的实体很充实，所包含的却是无形的；尚未确定的是事，虽然它的迹象本来虚浮，却因应合而有理存在。数也不超出这个道理。若想探求它的极致，那么天地的开辟、人物的消亡，甚至都可以用几根蓍草参验推求而完全判断出来；我们的圣人本来就不肯轻率地提出这种说法。为什么世上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却如此呢？自秦朝毁灭六经以后，《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汉代《儒林传》说，孔子传《易》六代到菑川田何，《易》学于是大为兴盛。魏郡太守京房又从外黄焦延寿那里受学，和田何的传授并不相同。汉初河内女子开始献上《易说卦》，大概和《老子》一样，藏在风雨侵蚀的屋墙之间。京房的学说彼此有出入，所以世上考察吉凶、推求休咎的人，都以它为依据。这果真是我们圣人留下的本意吗？其他说法中，以进退来确定一卦主位的叫“世”；以“世”相对待而作为主位之相的叫“应”；“世”所在的位置、阴阳施展的地方叫“飞”；从所配属之处开始，而阴阳始终不脱离本根的叫“伏”。从世、应开始，周遍内外，终始循环，然后动爻、互体、五行、纳甲等变化，无不具备。人人都自以为能够探究河图洛书的奥秘，家家都自以为能够发明周公、孔子爻象的深蕴，其中有的却流入淫邪、盲妄和方术技艺之流，与《易》相距极远。前代正人对此大概有所见，所以一定用名理论《易》，有时却不用象数论《易》。即便如此，这些象数又能全部废弃吗？括苍陈生曾拿出一卷《大衍易数》，偶尔替我占验；我考察它的方法，他说：“圣人创立的卦只有八个，因此天下万物只要合于数，也不过归于八类。我就根据它所值的数，往往用八来乘除；有时依据自身所处的位置，确定坐、作、动、静的不同；有时依据字形的笔画，推测向、背、俯、仰的差异，总之只是八类而已。”由八卦推至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推至四千九百零六种。他采用的就是这套方法。唉，陈生在《易》学上真是勤勉了。归根结底，这只是京房的方法罢了。陈生又说：“这本来就是取法于希夷氏的。难道他就是希夷氏的后代吗？”先天四图，是我们圣人的学问。陈生何不回去努力探求其中的要旨呢？一切造化的中枢、心中的经纶谋划，都在这里了。《泰阶六符经》后序 《泰阶六符经》，本来是黄帝有熊氏时代的著作，后来世代失传。汉武帝建元年间，东方朔开始陈述其中的学说，想用它观察天象的变化，来制止皇上心中的奢侈。应劭，字仲远，又为它作注疏，颇像甘公、石申等人所作的东西，是假托其名的。古代圣人谈论阴阳五行，源流已经很久；他们幽深地赞助神道，阐发天理，难道会没有道理吗？只是不曾拘泥于那些多忌讳的学说，也不想放纵一种固定不变的说法。假如说乾坤开合无不属于造化养育万物的奥妙，某种言论必有某种征验，某件事情必有某种应验；喜乐好恶出于人的情感，丰收、饥荒、花开、花落、冰雹兴起则属于上天的治理；天地人与人之间，好像都能暗中转动那隐秘的机括、运转那枢轴而毫无困难，这不过是管中窥天、以蠡测海罢了。自从刘向说皇极是否建立，京房又推演易卦值日行事，董仲舒、眭孟一类人又分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异的应验，有的人很快因此丧命，有的国家也随之覆亡，却始终没有多少救助作用。然而天文、月令、谶纬、术数百家杂然兴起，不是说龟龙河洛是洞察幽冥灵异的府库，便说钤决是探究祸福根源的秘奥；蜂拥议论，争相辩说，凿开穴洞、开凿窗牖，只足以助长奸伪，实在不足以驱除邪说迷惑。大体上，他们欺骗世人和君主，君主用这些来讨论政事，儒生用这些来讨论学问，真是多么拘泥啊！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变乱和鬼神，又说人的本性以及天道，是无法从他那里听到的；难道竟会有像这些说法所说的事情吗？东方朔陈述这种学说时，皇上刚开始微服出行，行事暴虐，纵情奢侈，逾越制度、没有法度；把盩厔、鄠、杜一带土地物产的丰饶都圈入，扩建上林苑，东征西伐，战争屡起，百姓失去生业，甚至父子相食，这些就是极其惨酷的人祸。天与人遵循同一理，我只知道修治自己的政事来敬畏上天就够了。日食、地震、冬雷、夏霜、阴气蒙蔽、回旋之风、早旱、水灾，是天的作为，同人有什么关系？天难道像世间那些小人一样，沾沾自喜或勃然震怒，人人都想用吉凶妖孽的判定去迎合它吗？即使在一天之内施展千种技艺、百般变化，也仍然不够。总之，天是天，人是人，不要相互亵渎。至于天地所以兼相统摄、贯通为一，明明暗暗之间，道理不变，气却会变化。然而皇上刚即位时，天象已经多次变化，关东发生大饥荒，风红得像血，齐、楚二十九座山同日崩塌。考察人事，却还没有足以感动上天的事情，变化从哪里发生呢？这就像儿子还没有过错，父母却先摆脸色，等待他犯错，本来就是不可以的。假使朝廷多欲之心稍有收敛，崇尚富庶的政策没有改变，难道可以把这归于天运偶然适逢吗？还是因为君德优胜，足以消解接连而来的天变呢？否则，就无法知道了。如今却想用浅薄的学问和寡陋的见闻把这一切解释尽，那就错了。扬子云说：“通达天地人三者的叫儒，只通达天地而不通达人事的叫伎。”唉！只停留在方技层面，这就不是黄帝的书，而是甘公、石申等人假托黄帝之名所作的。即便如此，观看这部书的人，又能不心存畏惧吗？

译《王氏范围要诀》后序 天文、星历、五行的学说由来已久。黄帝、风后，以及汉代河上公，有所谓三命一家的学说，《艺文志》没有著录。梁代陶弘景开始撰述《三命抄略》，唐代僧一行、桑道茂、刘孝恭都精通这种术数。韩退之说李虚中善于根据人的年月日时，知道人的贵贱、寿夭，就是这个意思。贞元初年，李弼干又推演十一星的运行和历法，后来终南山人鲍该、曹士蒍世代学习这种星历。所谓十一星，就是日、月、五星和四余。然而天体极圆，二十八宿同天体构成经度；日、月、五星都是运动的天体，并且在三百六十五度有余的范围内循环运行，同二十八宿构成纬度。《尚书·尧典》考察四仲的中星，各个时节的位置不同。秦、汉以来的诸儒又推演十二次的度数、十二国的分野以及它们所对应的州郡和星宿位置。假如真有固定而不可改变的地方，那么天运常常旋转、地维始终不动，怎么会又这样参差不齐呢？《晋书·天文志》说，天的东南方有十二国星，这些星一旦发生变化，就各自对应本国。天下覆盖的范围如此广大，难道华夏所占的地方只在东南牛、女二宿之下吗？这十二国星又同前面所说十二国的分野不同。或许牛、女二宿对应十二次时，是玄枵、星纪的交界；对应十二国时，则是齐、吴滨海一带。天运不断旋转，本来就不会固定停留在一处；地维不动，本来就有确定的归属。即便如此，北极位于天的中央，常常处在人们的北方；北斗实际上是天帝的车，运行于中央，也处在人们的北方。我曾到过最北面的幽州碣石一带，那时斗、极几乎正在人的头顶；再向北越过居庸，向西渡过滦水，北斗已经向南斜行而下，人们反而背对着它前行了。由此看来，华夏所占的地方难道只对应东南十二国的星宿吗？不能一概而论。太阳是君主的象征，运行有常；月亮和五星是臣子的象征，运行无常。太阳运行有常，所以有中道历冢，所谓黄道就是这个。月亮和五星运行没有定规，忽南忽北，或超前或退后，有时甚至不在周天二十八宿黄道的范围内，而杂乱地侵入银河内外各星宿之间；这又哪里是区区计算所能稍加测度的呢？其他如紫气被视为祥瑞，彗星、孛星被视为妖异，罗、计、都被用来解释日食；神、首、尾从古以来从未同七政并列。春秋记载彗星，有时进入北斗，有时位于大辰，本来就是以妖星出现为异象。老子出函谷关时紫气临关，也是把云气和灾异混杂起来占验。王朴的五代《钦天历》又说，蚀神、首、尾只运行于民间小历之中罢了。如今这种学说完全取法于《都利聿斯经》。《都利》大概就是“都赖”；西域康居城位于都赖水边。至于现在所谓《聿斯经》，是婆罗门的术数。李弼干确实是婆罗门方术之士，曹士蒍又编作民间小历。它的术数本来就同甘公、石申的旧法不同。天地阴阳的聚散，使庶人和万物都不能逃离其影响；气赋予形体，理赋予本性。人的本性，其本体本来是纯粹而至善的；气的运行，则好比草木春天繁茂、秋天枯槁，忽然凝聚，忽然消散，也是合乎自然的。假如不从共同的一理去推求，而只是被许多不同的术数役使，不也是舍本逐末吗？严陵王生拿一卷《范围要诀》给我看，它的方法都源出于《易》，而且在三命、十一星之外又有所发展。它用千、百、十、零排列数目，又附以气、名、体、性，尤其同《潜虚》《拟玄》的学说相合。这大概是最接近理的一种方法吧？还是创立这种方法的人，也曾领悟到河图洛书的奥秘呢？所以我又特意采录其他说法，为它作序。

译司马子微《天隐子》注后序 司马子微《天隐子》注一卷八篇。《天隐子》失去了作者的姓氏、族属和乡里，有人说是子微假托而作。黄帝、老子的学说，开始于黄帝和老子。太史公《老子列传》说，他把隐遁无名作为追求；至于他的道，只说无为而自然化育，清静而使自身归正，没有其他奇异之处。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到汉武帝时，又喜好神仙、文成、五利一类迂诞欺妄、怪异诡谲之士，谈神光、巨迹，千变万幻。汉武帝虽然曾到桥山举行祭祀，想追承黄帝的遗风，却唯独没有涉及老子的神仙方技，难道又同道家相违背吗？东汉以来，世上的儒者开始把天文、卦候当作内学，受到天子、公卿的礼敬。更有甚者，自己陷入鬼道；左慈开启此端，葛玄继承它，葛玄以后有郑君，郑君以后有葛洪，葛洪以后有陶弘景。葛洪和陶弘景本来都是儒者，只因天下多难，想在方外逸民之间放纵自适。一传到王远知，再传到潘师正，三传到吴筠。司马子微考察他们的学问，如今《天隐子》所述已经把它们说尽了。我看《天隐子》，内容冲淡闲旷，虚静而少欲，不过是黄老遗留下来的论说罢了。然而关于龙虎、铅汞、抽添、吐纳等事情，它没有涉及。难道是有所秘密而没有说出来吗？老子修道养寿，即使太史公都不能完全相信，何况后世那些迂诞怪异的人，难道就一定能够全部考证清楚吗？从今天道家所说来看，那些把性命之学归于儒家的人说：这就是心，必定以觉悟为主；那些把命学归于儒家的人说：这就是气，必定要保持其纯一。人通达天道与人的性命，凭借血肉、口鼻这些粗浅之处，也能同造化混沌之气一同进入无穷无尽的宝藏之妙境。这就是古人所以长生不死的原因，难道另有其他术法吗？否则，《天隐子》的学问也仅止于此吗？有人说，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看来我们的圣人只是承袭古人、借尸还魂的人；只是因为其中有怪异之语而不说，所以说“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里的“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即便如此，老子不过是东周的一名柱下史；幽王时有伯阳父，显王时有史儋，本来是两个人，而且都不同老子同时。老子本来就长寿，太史公想把伯阳父、史儋合为一人，并且都说成老子，也可见他对此不能确定。彭祖本来是大彭氏国的后裔，是陆终氏的第三个儿子，尧时才开始受封。《国语》又说“大彭、豕韦”，注释说商朝灭亡它们是在武丁时期。从尧到武丁中兴前后将近七八百年，时间上也没有可能相承。大彭之国从兴起到灭亡，只相当于彭祖一代人的时间。世人所说彭祖长寿的事，我又怎么能够完全相信呢？孔子所说的老彭，本来是商代的贤大夫，并不是说老聃和彭祖。老子曾向孔子问礼。那么彭祖究竟做了什么呢？难道确实有养生的学说吗？唉！我们的圣人从未谈养生，却也从未不养生。礼，是用来节制人的举止仪态和周旋进退的；乐，是通过咏唱、歌舞表现出来的。礼乐片刻也不离身，无不属于养生，只是从未以“养生”这个名称来谈罢了。天地阴阳开合、屈伸的变化，又有什么不存在呢？又怎么能说只是借尸还魂呢？唉！天隐子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将向东到海上去，向庚桑请教。也许果真会有所遇见，终于能够得到答案吧？

译《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 欧阳子的《急就章》一卷，大概是依据《元丰九域志》编写的。自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下分裂为十几个政权；到宋代又重新统一，但仍不足以恢复唐代的疆域。没有过多久，南北如虎争斗，天地山河的元气分裂，战争日益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于是我朝兴起，一次挥军便攻取中原，再次出兵便平定江左。然而大军百战之后，乡里萧条，满眼荆棘，户口凋残困顿，百姓流转于异乡。过去那些大藩镇、列府能够控制一方，如今却只像附庸；雄城、重县过去著名于版籍，如今连设置都无人知晓。更严重的是，竟要靠东南财赋的盈余来供济西北，尚且不足以顾及其他。曾听说古人称秦、雍为天府，齐地背靠大海，也号称东秦。唐代颇称扬益州为一、扬州为二，而东西两秦逐渐比不上它们。宋承接唐末乱离的局面，内部总领二十三路，对外控制两个国家。辽占据燕云三关的险要，西夏控制灵武、河西的丰饶地区。黄河以东北及陕西五路的百姓，每年困于战争，来不及自救。一旦南迁，吴、楚、荆襄、两淮又成为边疆，承担迎敌之责。再加上山东张林、李全之乱，淮甸空虚。蜀地本来最为险要，太平时代金珠锦绣的美物，能够供给中原；金人借道，只是表示夹攻之势；黎、嶲一带的奇兵，最终却成了从腹心攻入的力量。由此战争接连不断，创伤残破而不能振兴，也就不再是旧日的蜀地了。然而只有吴、楚靠近京畿的地方，自唐、五代以来，吴越世代奉行正朔，保卫境土、使百姓休养。到了宋朝迁都江、闽、岭海汇聚之地，及至宋亡，又未曾苦苦操持一兵一卒抵抗敌人。因此如今人物聚集之多、土地物产之丰，仍足以称为天下第一。即使一座方圆百里的县城，有时也升为散州，以较高品秩治理。国家经费由度支供给，陆路运输、海运达到百万之数，难道民力真的宽裕吗？这就像富家有万金财产，田地连接阡陌，粮食装满仓库；但取用终究有尽，消耗终究有竭，绝不能只凭富强自恃，而不专心致力于安养。唉！哪里只是东南一隅如此，即使西北，也应当在休养生息之后更加深切地加以关注。因此当今的要务，想使国家富裕，必在于养育百姓；想养育百姓，又必在于慎重选择郡县长官，严格要求守令的职责。如果慎重选择，就能任用他们长久，使他们成就事业；如果严格要求其职责，就能使权力有所归属，事情容易办成。如今每每把三年作为守令任期届满的期限，还没有足以使郡县面貌焕然一新的时间就离任了，更何况用人不能由地方专门选任，遇事不能由地方专门裁议。钱粮全被上级官府拘管，地方不能专门使用；军卒不从民间征发，地方也不能参与。古代治理郡县，可以自行辟置令、丞；唐代的大藩镇，也多能自行辟置幕府僚属。因此太守总管一郡事务，有人主管钱谷，有人审理刑狱，各有分工。太守不劳烦琐，政事自然得到治理。即使县令主管一县，县丞也辅助治理，而只掌管农田水利；主簿只掌管文书账簿；县尉只负责督捕盗贼。县令也不必独自议定政事的是非。如今从最低一级任命以上的官员，全都出自吏部。遇到一件事情，公堂上写完公文，甲方说是、乙方说非，胥吏有时便借机作奸。反复核对文书，修补漏洞，涂改年月，填塞言辞，反而更不能完全了解百姓的实际情况。唐代的赋税，上缴朝廷、送交转运使、留在州里的数额各有定额；军队则由郡中举行都试，只听太守调遣。宋代全盛时，每年有固定贡赋，官府所在地费用有余，过往使客供给赏赐丰厚，所以士人都乐于任职，急于赴任建功。军队虽然不如唐代，但义勇民丁编成什伍，配备衣装、弓弩，进行坐、作、击、刺的训练，各自保卫乡里；敌人一到便立即出动，而郡县本来可以兼领其事。如今官府把钱粮看得最重，不容许盗贼侵扰，但常俸甚至不能自给，贪赃官吏有时还很多。军队则从近处调往远处，既然成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他们只知道坐食郡县租税，却已经不再属于守令管辖了。自行辟置官员治理政事、管理财赋、治理军队，是郡县的四项权力；如今全都不能专掌。因此上下体制看似相互维系，政令却不能统一；法令看似可以遵守，议论却不能统一。做守令的既然不能履行自己的职权，想要讨论法令之外的实际情况，就只能因循旧习，避开嫌疑和违例，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何况一年三时从事耕种，一时讲习武事，不再采用古法那样便利，兵与农更加分离。遇到一年歉收，郡县租税全都达不到额数，军队没有现成粮食，只好东挪西借，仓库空虚；郡县也不再有多余储蓄以备使用。有时水灾旱灾接连而来，乡里一片凋敝，农民面有菜色，郡县又不能赈济，只能坐看百姓流亡。因此，谈治理事务而事权不在郡县，谈兴办利政而利权不在郡县，谈整治军队而兵权不出郡县，还怎么再讨论富国裕民的办法呢？我曾经探求其中的缘故：我朝起于北方，经营中原时，中原豪杰擅自发动军队，保有乡里，于是投降归附，使他们据守自己的土地，像古代诸侯一样，大开幕府，自行辟置官属；钱粮、狱讼全都由自己专断，不再同上级有关。后来山东的悍贼，土地富饶、兵力强盛，跳跃逞强、凭险固守，最终招致征讨诛灭。此后天下郡县所有由朝廷任命的官员，都归吏部管理；钱粮、狱讼大多必须关白上奏，不敢稍有专断。于是郡县守令的职责开始被轻视，不能自行尊重职权。一定要把自行辟置官员治理政事、理财、治军这四项权力全都归还郡县，守令才一定能称职，国家才能富裕，百姓才能宽裕，兵农才能各得其业。这就是我所说的慎重选择郡县长官、严格要求守令职务，大体是以唐、宋旧有制度为依据，实在是当今的急务。于是我依据欧阳子所辑内容，疏理古今郡县的沿革以及政令设施的不同，用来作序。不过，这本来并不是欧阳子的意思，难道也是我说得过分了吗？

译《乐府类编》后序 起初，太原郭茂倩编次《古今乐府》，只取标题，不辨时代先后，内容纷乱庞杂，摹拟沿袭的作品层层出现，使人看听都感到厌倦。如今姑且依照郭茂倩的编次，辨明其时代，并选取其中可以学习的作品，使它们各自形成一家；又进而评论说：“古人谈音乐，必定以诗为根本。诗是音乐的文辞，是通过声音传播的。太史采集它，太师演习它。世道的盛衰、时政的治乱，大概都必定能从诗的正体和变体中看出来。诗恐怕真是难以说明了吧？”自秦朝改变古诗传统，乐官失去职守；到汉代才开始想要修复，燕、代、荆、楚的歌辞稍稍合于律吕，街道巷陌互相唱和。当时的学者如司马相如之流，只凭西蜀雕虫篆刻般的文辞，便想建立汉代一朝的乐府。流传到魏、晋，风气渐盛，而所谓音乐也仅止于此。唉！如今距离汉代又更远了。因此如今有人观看乐府诗，一概指为古辞，即使其中浮靡淫荡、鄙陋悖理，也不敢删削；残缺讹误，也不能增补。为什么偏偏这样呢？实在是因为古辞可贵。魏、晋以后，大概只有唐人颇以诗自立门户，而乐府至此已经杂用古体和近体。唐代初年，江左齐、梁的宫闱粉黛风尚还存在；到了中期，代北蕃夷的风沙和战争有时兴起。这正是古人所说乱世的怨怒、亡国的哀思，唐人的文辞全都具备了。想找寻像汉、魏古辞那样的作品，已经很少了。即便如此，汉承接百王衰败之后，治理尚且比不上古代；唐朝同汉代相比，又远远不如汉代。因此秦国、虢国列侯的宅第，杨国忠执掌政权，妖邪淫乱、蛊惑人心，逐渐酿成祸乱，天下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蕃戎制造战祸，陇右陷落，侵凌侮辱，逼近我们的疆场，天下形势终于日益危急。人们披甲执兵，没有休息的时候。唐朝强盛时，虽然还没有显露出衰败、动乱、灭亡的悲惨景象，等到它衰落以后，便终于无法挽救了。那么唐代的治理固然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唐人的文辞也在其中预先显露了征兆。唉！世道的盛衰、时政的治乱，大概都一定能从诗的正变中看出来，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从上至朝廷、下至闾巷僻巷，假如观看它的诗歌，就一定要根据语言辞意所达到之处、声音所发出的地方，完全领悟它所表现的心术和气数所达到的程度。我听说唐代有个宋沈，是开元宰相宋璟的曾孙。每当太常乐工奏乐演技，他就能推测乐声所预示的吉凶。遇到一个擅长吹筚篥的乐工，他还说：“那个人将要神游坟墓，虽然技艺高超，至尊也不适合接近他。”后来果然如此，众乐工都大为惊异。春秋时代，郑国七子曾经赋诵古诗，赵孟想借此观察他们志趣的趋向；如今宋沈却能因为精通音乐，察知人的生死贵贱，丝毫不差，这是多么神奇啊！唉！诗本来就是用来配乐的，诗恐怕真是难以说明了吧？如今的学者不讲深沉的思考，却讲求粗疏鲁莽的语言；不协调中和的节奏，反而形成寂寥简短的声调。这正是他们心术的表现、气数的所归，不仅赵孟能够看出，也全都会被宋沈讥笑。因此我特意加以评论，使后世读这部编录、想学习这些诗的人，难道能不谨慎吗？《春秋释例》后题 汉初本来没有人为《春秋左氏》作传。刘子骏首先阐明它，想把它立为学官，诸儒却没有响应。但传授它的人也已经很多。贾景伯、服子慎都作过训解。到了晋代，杜元凯又撰成《经传集解》三十卷、《释例》四十卷，而且逐一斥责刘氏、贾氏的错误，唯独不提服氏，难道是没有见过服氏的书吗？按理也不应没有见过。世族谱本于刘向，世本地志本于《泰始郡国图》，长历本于刘洪。乾象历一向被人称道其天文星历高明，但解释经书多迁就传文，似乎不能算是忠于左氏的人。南北分裂时，馆陶赵世业家藏有服氏《春秋》，是晋永嘉年间的旧抄本。华阴徐生前往阅读，便撰写《春秋义章》来教授学者。可见永嘉时期还没有崇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和他的弟弟杜骥世代传授此业，所以齐地也有很多人学习它。杜坦是杜元凯的玄孙。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后来又兼讲杜氏之说。刘兰、张吾贵一类人则进一步综合两家的异同，阐发无穷的义例。唉！汉初学习经书的人专守一家，而如今河洛一带学习传文的尊奉服子慎，江左地区则推崇杜元凯。晋代刘兆开始取《公羊》《谷梁》和《左氏》的说法，撰作《春秋调人》，如今刘兰、张吾贵又会通服氏、杜氏的学说。圣人之道不是因此越来越分散了吗？自唐代孔颖达的《春秋正义》一概采用杜氏之说，不仅刘氏、贾氏的说法不再保存，服氏的义理也不能完全见到；本来不如两家都保存下来，以看清服、杜两家究竟谁更优。如今《释例》还在，其中有刘蕡的序。刘蕡在太和年间应贤良方正科，对君主直言讥切，斥骂宦官，文章极为激烈。他的学问完全依据《春秋》，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相互辉映。刘蕡也把自己比作董仲舒，并且说：“从前董仲舒替汉武帝说过而没有说尽的，今天臣再替陛下说出来。”刘蕡真是壮烈啊！至于他为《释例》作的这篇序，却完全不像唐文衰败到极点时的文章。《春秋纂例辨疑》后题 自唐代谈论文章的人，第一次变化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第二次变化是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第三次变化是韩愈、柳宗元。他们的文章虽然振兴了八代的衰弊，但当他们看到当时经生研习训诂、整理义疏时，却十分敬重。太常殷侑新注《公羊传》，韩愈想为他作序，很庆幸能够把名字列在经书卷首，希望借此不朽。等到寄诗给卢仝时，又说卢仝怀抱遗经，捆束三传。然而卢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偶尔见到其中一二篇，也没有被学者特别看重。只有柳宗元答元饶州的信，常常希望能到陆先生门下洒扫，行弟子礼。恰逢陆先生生病，柳宗元出任邵州，最终没能完成学业。陆先生大概就是河东陆淳，字元冲。他同柳宗元是同郡人，并且说陆淳师从天水啖助和赵匡，懂得圣人的微旨，兼用二帝三王之法。到了陆淳，终于完备地撰成《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书，包罗广大，贯通上下，一概出于正理。于是《春秋》便有了啖氏、赵氏、陆氏之学。过去我北上到京师，才从国子监学看到陆氏《纂例》十卷，那是金泰和年间礼部尚书赵秉文的手抄本，太原刻板刊行。后来又得到陆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唯独《集注》已经久缺。

译自唐代以来，学者解释经书，一概以孔颖达的《正义》为本；到了宋代盛世，解释经书的人有的不用《正义》，六经各有新的注本，争相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想胜过先儒已经形成的学说。宋子京撰写《唐书》，还对啖助不满意，难道是因为啖助确实有所启发而造成的吗？即便如此，啖氏、赵氏、陆氏的学说也不能毁弃。后世学者放任自己越出门户界限之外，靠口传耳闻，却不以议论经书为难，必定引用啖、赵、陆三家来为自己辩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吧。《春秋折衷》后题 自西汉学者专守一门的风气盛行，年老儒者和经生世代守着训诂，不敢稍加改变。后来旧说一天比一天磨灭，后出的新传却独独流传至今。《春秋》这部经，先建立了公羊氏学，又建立了谷梁氏学；东汉时左氏学又兴盛起来，后出的古传日益胜过旧说。后来的儒者给古传作注，世人也取后出的学说奉为宗主。公羊氏有胡母生、严彭祖、颜安乐，后来只有何休最有名；谷梁氏有江公、尹更始，后来只有范宁最有名；左氏前有刘子骏、贾逵、服虔，后来有杜预，所以杜预也独有名声。唉！难道杜预一定能够做左氏的忠臣吗？何休本来是陈蕃的门客，自称精妙地获得了《公羊传》的本意，所以如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谷梁废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郑康成却独自反对这种做法，学者多笃信郑康成。如今仍能见到范宁所辑的《谷梁》解说，也有服虔自己的左氏三家学说，后出的学说全都流传至今。却不知道胡母生、江公、刘子骏等人又会怎么说呢？假使这些人的说法都不废弃，直到今天一并流传，谁能用大公至正的道理把它们统一裁定呢？否则，就像整理乱丝，只会使它更加纷乱。讹误一天天增加，错乱一天天加深；不以圣人的经书来考察经书，不以贤者的传注来解释传注，反而又拿何氏、范氏、杜氏的说法来相互验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幸好如今三家的学说还没有泯灭，那么唐代陈岳所作的折衷之论，或许多少有所收获吧？从前汉儒曾经用《春秋》来断狱，我认为不只是经书的法则可以用来断狱，狱讼的法则也可以用来考察经书。为什么呢？双方的供词都完备以后，偏听一方的迷惑便无从产生。扬子云说：“众多言论混杂纷乱，应当拿圣人的道理来裁断。”读《春秋》的人竟然不明白汉、晋诸儒留下的见解，那么学习者懂得经书又有什么可贵呢？《春秋权衡意林》后题 刘子撰作《春秋》权衡，自称此书写成后，世上没有能够读懂它的人。到了《意林》一书，稿本还没有脱稿，已有许多遗漏和残缺。大概从前左氏说孔子作经，是根据各国送来的告急文书，所以又广泛采集其他事情来附益经文。如今刘子却根据《闵因叙》，说圣人把一百二十国的宝书全都征集来，传述者也都遵从圣人的做法。这些当时各国送来的告文，难道各自都有书吗？还是这其实就是墨子所说的一百二十国《春秋》呢？东周迁都以来，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鲁国有《春秋》，秦国在《世家》记载秦文公以后，才开始有史书来记事。王道衰微，诸侯凭武力处理政事，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是经传中可以见到的，共有一百一十七国。晋代《地理志》还引述夏、商时代的国名，如斟、豕韦、过、戈之类，这些并不是周代旧有的国家。齐桓公、晋文公强盛之时，朝见、聘问、会盟、设防、侵伐、败亡等事，动辄有几十起；至于附庸小邑、蛮夷杂处的族类，又哪里能全都有书可供征验呢？史书称鲁君资助孔子前往周地，孔子因老聃而得以观看周室的典籍，并且先后聘问了七十国。又说孔子与鲁君子左丘明一起观看史记，从鲁隐公一直记到获麟。总而言之，《春秋》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因为麒麟出现，便把它作为应验而使这件事空置，所以孔子只是取来加以修订，并不是这部书的原本。所谓获麟，也只是观看周室典籍中的事情，孔子所见同样很少。周史《孔子世家》说，孔子曾往来于齐、宋、卫、陈、蔡的郊外；晋国是过去的霸主之国，孔子听说赵简子杀了窦犨、鸣犊，走到黄河边却没有渡河。楚国也想把方圆七百里的书社之地封给他，子西坚持不同意，他又立即返回鲁国。这样看来，他所聘问的也未必有七十国。那么，他又哪里有时间把各国的书全都征集来呢？墨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不过妄称有一百二十国《春秋》罢了，并不是圣人留下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杞、宋是王者的后裔，它们所称的“公”都是大国君主。宋国还保存了不少王者的礼制，而杞国却因为偏僻鄙陋而采用夷狄的礼俗。孔子说：“文献不足，所以这样；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够加以征验了。”古代的官名，只从郯子那里听到过；除此之外便没有见到什么了。即使如此，圣人作《春秋》，也只是借鲁国的事情来寄托王道之事。鲁隐公、鲁桓公初年，周王的政令已经不能施行，而鲁国同齐、郑、宋、卫交往。齐桓公开始建立霸业，鲁国便事奉齐国；晋文公继而建立霸业，鲁国又事奉晋国；到了鲁襄公、鲁昭公以后，霸主的统绪将要断绝，鲁国又事奉吴、楚。因此经文所记载的，大多不出这几个国家的事情。既然这样，《春秋》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鲁国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圣人确实无法加以删改取舍，又何必等待把一百二十国的书全部征集来呢？唉！闵因的说法，也是没有证据、不能令人相信的说法了。《春秋通考》后题 自从宋朝末年德安溃败之后，有一位赵先生，向北到达燕、赵之间，跟随他的学生几乎有一百人。他曾亲手拿出一两部经传以及《春秋》胡氏传，所以如今胡氏的学说特别盛行。胡氏《正传》三十卷，传文之外又有总括纲领、条例、证据和史传的文章二百多章，子宁把它们编集起来，命名为《春秋通考辅传》并刊行。当胡氏为《春秋》作传时，光尧皇帝南渡，父亲的仇还没有报，国势日益危急，将相大臣离开主战立场而主张议和，渐渐忘却东京的宫阙、西京的陵寝，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因此他特意借《春秋》的学说在经筵上进言，并且表明内亲晋、外亲楚竟然严酷到这种地步，君主受辱、臣下死难竟然惨烈到这种地步，希望君主一旦醒悟，那么长淮就不至于自行划界，江左也不可以偏安。这本来就不是后世研究《春秋》的通行论说。然而胡氏传文大体取法于程氏，程氏门人李参所编集的程氏学说与胡氏传文颇有出入，胡氏大概多有采纳。想要读《正传》，又一定要先寻求《通考》。所以说：史书文字如同绘画的笔，经文文字如同造化之工；如果一概按照固定条例来看，那么造化之工与绘画之笔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它能随事变化，所以才是史书文字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也是圣人随时处中的大权。

译世上读《春秋》的人，自然能够明白这一点，本来不可以因为过去歆、向父子的学问而另作一番议论。赵先生名复，字仁甫。国初向南征伐时，攻打德安，德安溃败，仁甫被俘，在军中遇到了姚文献公。文献公与他交谈，确认他是奇士；仁甫当时正因为国家破亡、家庭残破，不愿向北走而且只求一死。半夜月亮出来时，他便逃走了，赶快备好鞍具跳上马，在堆积的尸体之间呼喊，看见那些人披散着头发、脱掉鞋子，仰天呼号哭泣，大概是想走到水边而没有被淹死。文献公晓谕他说，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他才回来。随后文献公把程朱性理学等书以及各种经传全都拿出来给他。正因为如此，如今文献公和许文正公遂成为当代儒学宗师，而仁甫是促成这一局面的人。前代正人曾说：世人距离圣人越来越远，所以学者以传述经书最为困难。仁甫处在天下扰乱纷争之时，却能够全面发掘先儒的传注并把它们传下来，这不也是很难的吗？皇上还在潜邸时，曾召见他说：“我想要攻取宋国，你能引导他吗？”他回答说：“宋国是他的父母之国，从来没有引导别人的军队来攻伐父母的。”所以仁甫虽然长期身在燕地，常常怀有思念江汉的情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仁甫对于胡氏传《春秋》的学问，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渊颖集》卷十二 附录 《渊颖先生碑》浦阳江上，有一位大儒，名叫渊颖先生吴公。他以精深玄妙而美善的学问，发抒沉雄奇绝的文章；闭合阴气、开启阳气，出入神鬼之间，纵横变化，其精妙难以命名。他活着时虽然不能显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死后却凭文章立名，浩浩荡荡、丰富充盈，他的著作堆满了家中。确实是一代伟人，足以把芳美的功业传播到永远不朽。他名莱，字立夫，姓吴。他的先世是毗陵人，迁居一次到睦州，又三次迁居到婺州浦江的新田。唐干宁初年，有一位名叫公养的人，又迁到县城西面的吴溪，那里正是德政乡尊仁里。高祖名闻，追赠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护军，追封渤海郡公；高祖母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名蕃，屡次追赠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上护军，追封渤海郡公；曾祖母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父伯绍，屡次追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缺字】国公；祖母金氏，追封【缺字】国夫人。父亲名直方，任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退休；母亲盛氏。当初，盛夫人怀孕刚满七个月时，翰林公忽然梦见西域神人从空中飞来，径直停在夫人的寝室，心中觉得奇异。过了第二天，先生便出生了，于是取名为“来”。夫人很懂得读书，先生四岁时，就教给他《孝经》《论语》《春秋谷梁传》，他随口便能背诵。七岁时擅长写文章，有奴仆说了命题作骚体文章的话。岩南先生方凤见到他，认为很奇异，说：“这是国家的人才。”便取《南山有台》诗中的话，替他改定现在的名字。父亲吴敏家中素来藏书很多，先生常常出去同群童游玩，暗中夹带一册书回来，整夜读完，第二天又去换取别的书。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吴敏，他逼着先生来考察，原来是班固的《汉书》。吴敏指着谷永、杜邺的传记对他说：“你偷偷看我的书，如果能记住这一篇，我就不责备你。”先生清亮地背诵到整篇结束，一个字也没有遗漏。吴敏以为他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又换了三部别的书，他背诵起来都和刚才一样，于是把藏书全部拿出来给他阅读。方凤更加惊异，答应把孙女嫁给他，并且教给他《易》《书》《诗》三经的义理以及秦、汉以来各位文章大家的作品。先生一看就完全明白其中的旨趣。方凤退下后对人说：“像吴某这样明达聪慧，即使是汝南应世叔，也实在不值得过分称道。”从此以后，先生博览群书，对于制度沿革、阴阳律历、兵法谋略、术数、山经地志、文字学、族谱之类，更是没有不通晓的。当时朝廷将要向东方用兵，先生便自己奋然说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丑类罢了，何必让皇上的军队劳苦出征，只要让我拿一封书信去晓谕他们就足够了。”于是撰写奏疏论述这件事，因为生病而没有成行。皇上延祐年间，贡举法施行，有司把先生的姓名上报；豫章熊公朋来、巴西邓公文原，以及我们郡的胡公长孺主持士人的取舍。这几位公都年长老成、学问广博贯通，如果不是博古通今、明白道理而又能适用于实际，都会担心自己不能入选，而先生却入选了。于是他向东经过齐、鲁、梁、楚的郊外，向北到达燕地；每当遇到中原奇特绝胜的地方，便瞪大眼睛久久远望。平坦的山冈和茂密的草莽，一眼望去达千里；古人歌舞、战争的地方，全都在尘沙霜露中忽前忽后地呈现。于是同当涂李翼、余姚方九思、临川傅斯正一起买酒高歌，天气寒冷、北风急劲，毛发都向上竖起，自认为颇有司马子长的遗风。不久因为议论与礼官不合，退职归居田里。他从东洲出发，经过蛟门峡，路过小白华山，登上盘陀石，写作《观日赋》来表明志向。回来后寄居在同县陈士贞家中，士贞的住处与龙湫、五泄相邻，丛生的榛树和竹林遮蔽四周，仿佛不像在人世间。先生每天在其中长啸吟咏，畅快自得，有时直到天黑还忘记回来。公务和游览之余，他也没有停止编纂著述。他重新取来五十多家《春秋传》，各自顺着它们的言辞反推其意旨，全部用义理加以折中评判，就像法家审理案件、传讯拘捕并制作爰书一样，既能查得事情的真相，曲直真伪也无从隐藏。至于《繁露》《释例》《纂例》《辨疑》《微旨》《折微》《权衡》《意林》《通考》之类，也都有论著。他又认为孟子是仅次于圣人的大贤大才，司马迁不应当让他同邹衍、驺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合在一篇传记中，于是删去诸子，增入万章、公孙丑等人，作《孟子弟子列传》。古今乐府各不相同，郭茂倩不应当只取标题而不考察时代先后；他便根据编次辨明时代，使各自成为一类，命名为《乐府类编》。古代的赋学专门崇尚音律，必须使宫、商相互协调，徵、羽交替变化；自宋玉以后，只有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够调和音律，于是汇集四人所作，命名为《楚汉正声》。其他这样的著述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四方学士仰慕他的声望，很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学习。吴敏先生接待他们，总是像抚养自己的子弟一样；如果饮食衣服有所不足，便供给他们。周之监察御史许克学巡视浙东时，把先生作为茂才推荐，任命他为饶州路长芗书院山长；还没有出发，疾病便发作了。邪风夹带灾气，血气交相侵袭，面部浮肿发黑，两条小腿疲弱无力，不能越过门户的门槛。至元六年重纪，先生四十四岁，困居床席之间，病情越来越重，自己也不能振作。忽然梦见作《重汪踦赞》，醒来后对人说：“汪踦是未成年而死的人。我自从患病以来，什么药没有尝过？可是病势竟变成这样，今年大概不能起身了吧？”夏四月九日，终于死在家中。遗命办理丧事，不采用佛教的仪式。诸生胡邦翰、郑铭等前来料理后事。两个儿子士谔、士谧于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灵柩下葬在乡里的盉坞，距离家南面五里左右。登门求学的人认为他的经义深奥、文辞端正敏捷，私下谥称他为渊颖先生。郡太守、县大夫又分别在学宫中为他建立祠堂。先生从小就有远大志向，专心想着泽被万物，不愿以文士著称。他常常仰慕张宣公的为人，推阐明辨义与利，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肯苟且取用，表里如一。他同人交往十分欢乐，却对人有恩惠，时间越久，情谊越坚定。

译他的身体虽然瘦弱，仿佛连衣服也承受不起，但双瞳呈碧色，明亮得像岩石下的闪电，看见他的人都会改变容色。他鉴别裁断精妙绝伦；人们拿古诗文给他试读，他一听辞气，立即就知道是哪一代、哪一个人写的。他作赋吟诗，敏捷得如风雨骤至。一天在故人家中，看见几案上放着几十张推剡纸，便开玩笑作成长歌，片刻之间便写完了；对偶严整精巧，文采繁丽，观看的人惊叹以为神奇，说不是常人所能赶上的。他所著的书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若干卷、《唐律删要》若干卷、《文稿》六十卷。另有《诗传科条》《春秋经说》《胡氏传考误》等，没有完成便散失了。自从文气日益低下、士人没有真正的鉴识以来，人们往往依靠别人的议论来评定高下。他评论古代作者时说：“雄浑丰赡，只有汉代的文章才是这样；淳厚质朴而高雅深奥，也只有汉代的文章才是这样。如今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怎么能够赶得上呢？”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假如把先生的各篇作品放在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王褒之间，我知道他未必会感到惭愧。只是因为命运屡屡与时代相违背，始终没有得到一项任命，直到死亡，也没有在世上大大显达。所幸他的雄伟篇章和巨册著作，光彩显赫，如同日月星辰，还应当收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世有知音来认识。扬子云说，铭文写道：“大火星光明炽盛，掌管南方星辰；重重光明宣扬昭示，这是神灵的舒展。有显赫的神灵之光，郁郁纷纷、盘曲盛大，铺陈成为最高的文章，降临到人间。文采如斧藻交错，礼服上的黼黻如此辉煌；变化凌厉，行动没有一定的方向。云气流动，疾风运行，万类都在其中亨通；它的光辉寂静无声。为什么积聚了如此丰厚的精华，却不能显现它的施用，反而返回混沌之中，处在朱鸟所主的区域呢？骑箕星的精魂，上升而成为列星，显发上天的符命，符合大地的灵气。”石室中的收藏，雄奇的文章吐出光芒，有鬼神呵护守卫，禁止不祥之物。泰山、华山高峻嶙峋，黄河长久深广奔流，永世光耀，与它们一同存在。门人、前史官、金华人宋濂撰写。谥议 《传》说：万物产生之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之后才有滋长，有了滋长之后才有数目，数目形成之后，文理便显现出来了。这样看来，文固然包容在天地之中，实际上却能够护卫、辅翼天地，品评裁定六度，协调三灵，铺陈五常，开导四德。哪一样不是文所起的作用呢？所谓文，不过是这样的道罢了。因此圣人把它载入典籍，便成为经；学习圣人的人，必须以经为准则来写文章。这譬如树木，经纬它的躯干的是经，文饰它的枝条的是文，怎么可以把二者分开看成两件事呢？自从史官失去职守，把训诂归入儒林，把辞章列入文苑，虽然想要彰明后世，却已经失去古义很远了。像长芗书院山长吴公先生这样的人，风采操守高峻明正，才略功业确实丰茂；吸取六艺的芳美滋润，成为一代文章英才。他勤于编纂著述，竹简上的文字日益积累：对于《诗》《书》，分科理清脉络，标明纲要；对于《春秋》，超越三传的表面疏略，发掘其中的深意；对于诸子，考核真伪，把各家的言论探究到底；对于三史，分辨义例，作出严密的判断。他文采所涉及的地方，没有一样不华美；浩大如长江，高峻如高山，激越如雷电，和畅如春日阳光。他的妙用通达于造化，他的变化通融不受拘束，如同应龙一般不可羁绊。看他的志向，确实想要同秦、汉以前的作者并列。他认为一切流俗的、剽窃而没有根基的学问，以及孱弱而不能振作的文章，都不足以窥见他的门墙，更谈不上追随他的轨迹。唉，盛大啊！门生和学生都说：“经义深奥，若不是‘渊’，还能是谁？文辞端正敏捷，若不是‘颖’，还能是谁？”于是私下谥称他为渊颖先生。门人金华宋濂等谨慎议定。《渊颖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