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九

译孟子出生时，距离周代还不远，毕战询问井田制度，已经不能得到详细答案；北宫锜询问爵位等级，回答也只能听到大概。诸侯厌恶这些制度妨害自己，于是删去了相关典籍；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事情了。假使这部书当时确实存在，那么战国时就已经被毁弃了，难道只是被秦火烧掉的吗？假使这部书当时没有被毁弃，那么孟子就应当见到它，为什么偏偏到汉代才出现呢？这个是非，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汉初诸儒通晓经学，确实高明。五经相继出现，已经各自成为名家之学，唯独《周礼》被献王得到，唯独藏在河间，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它不是真经吗？治礼的诸儒，如高堂生、二戴氏，以及曲台《仪礼》，都被纳入讨论，难道周公的书竟只藏在秘府而不拿出来吗？还是因为也知道它必定不是真经呢？建元以后，虽然说是表彰六经，但设置的博士只有五经博士，那么所缺的部分，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假使这部书果真出自周公，那么汉初的耆旧必定有所传闻，为什么不拿它补足六经之数，偏偏要等到刘歆以后才出现呢？唉！我知道《周礼》是从刘歆开始的。然而井田制度，刘歆亲自实行又亲自使它失败；六典制度，后周实行以后也同样弊病丛生。唐太宗即使真有圣人之才来实行它，仍然难以成功；贞观年间建立的制度，最终只是引起纷纷争论；封建制度也终于不能实行。太平的制度典章，只能在成周时代独自施行，却不能推行到后世，难道是周公误导了后世吗？难道是《周礼》误导了后世吗？唉！儒者讨论经书，如果不能以心灵作老师、以见识作朋友，把自己的见闻作为传注，却只拘泥于纸面上的陈旧言辞，最终又能依据什么来取得折中呢？所以遍观汉、魏以来诸儒的传注，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然而既然根本原则已经丧失，一两处章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周礼》究竟是谁作的？古人说：“得到时势的人无需著书，著书的人，都是因为其主张不能在当时实行，只能留待后世实行。”周公想要兼采三王之道，日日继夜地操劳，握发吐哺，尚且没有时间，怎么能拿笔写出这样的文章呢？我的意见是，战国时期一定有深沉而多智的士人，隐伏不显，不能在当世施展自己，所以把胸中积蓄泄露出来，写成了这部书。何休认为它出自六国，这个说法是对的。即便如此，这部书确实不是周公所作；但如果因为它不合经义就全部斥弃，也不对。为什么呢？唐虞以后直到春秋，制度再变化到秦，又三次变化到汉，古代书籍已经不存，无从考证；在这些更替变化的时代，仍有一些古制残存而逐渐改变的痕迹，从这部书中还可以看出来。现在考察宫正这一官职，它就是书中所谓的太仆正。冏命一篇，就是后世所谓的制词。难道宫正这个官职果真只设上士二人，而制命的文辞竟庄重到这种程度吗？这正是保存古制而逐渐变化的例子。注释者不知道这一点，竟把书中的仆正解释为夏后氏的太驭，认为太驭是中大夫；那个官职本来稍微尊贵些，它的言辞本来也应当更加庄重。却不知道文辞同事实相违，彼此不能相应，实在难以强行合并。至于冢宰的长官、王宫各官之间的统属关系、举荐贤能的制度、考核官吏的方法，纤细周详、条理清楚，古代的意味都保存着。所以说，《周礼》这部书正可以用来观察古今制度的变化。假使刘歆能够这样读它，那么他所以尊崇相信这部书，也有什么可过分非难的呢？唉！书籍开始被刘歆确定的有两部，《周礼》是其中之一，《左传》是另一部。《左氏传》是没有传授依据的《春秋》，汉人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二百四十年之间，时代变化所记载的事情，有合有离，也有许多值得观察的地方。刘歆却说是左丘明为之，这就是刘歆的过失。《左传》说是左丘明所作，就同《周礼》说是周公所作一样。后世学者如果能够去掉周公、左丘明的说法，只把《周礼》《左传》用来观察古今制度的变化，那么这两部书仍然值得珍视。假使刘歆能够复生，不知道听到这些话会作何感想。

译论 论述文王、武王之道的大小 道散布在天下，只有圣人能够完整地得到它。圣人，是道的极致。正统相互传承、大本源相互授受时，他们在心中领会、在精神上契合于幽微之处，似乎有一种超越世俗、独立存在的妙理；但为什么又说是从天下得到的呢？因为天地人三才安定下来，人道的准则便确立；太虚存在，万事万理便具备。大的方面如性命的精微，小的方面如日常生活的琐细，从差别来看，虽然所得各有不同，但总而言之，没有一样不是道。前面相隔千百年的开端，后面相隔千百年的传授，中间圣人没有出现，难道就没有道理间断、不再相续的日子吗？其实人心和天理随处寄寓、随处显现；说它小，可以说在人的聪明中，也可以说在人的愚昧中。把这些道理融会为一，那么完整浑厚的道就在我自身，古人所传的道也就不再有间隙了。这不是孔夫子，谁能做到？这不是子贡，谁能知道？洙泗之间的开端，与他们相隔也很遥远，但闻知和见知却如出一辙。这究竟是什么道呢？它在我自身所得到的，就是它存在于人心中的；它在圣人那里完整具备的，就是它散布在天下各处的。难道还要越过宇宙去寻找它吗？文王、武王之道，大小究竟怎样？请允许我从孔夫子所得到的方面来说明。圣人不再出现，道术便分裂为天下各家，这是古代谈论道的人说过的话。天地的纯全、神明的一致，分散在广大而不偏颇的人士身上，贤者明察它而自我砥砺，愚者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有人沉溺于大的方面而遗忘小的方面，有人局限于小的方面而不明白大的方面，就像百家众技彼此不能贯通一样，确实也是弊病。却不想理之外没有心，性之外没有道；虽然所得有精粗，所学有深浅，所达到有远近，但处在宇宙之间的人，没有谁不是在这道之内活动的。圣人如果不出现也就罢了，假如出现，难道能离开这些人去另外寻找道，逃避这些偏见而求得完整吗？朝廷殿堂中传授道统，人们都只谈它的精微，却不知道从耕种、稼穑、陶器、捕鱼的开始，以及在木石鹿豕之间游历时，所听到的是什么话、所取法的是什么善。执持两端的人，已经兼有精粗、小大；在墙上看见尧舜的幻象，不过是精神暗中相通、彼此契合罢了。知道舜之所以成为善人，是因为能够从众人那里取法，也就知道孔夫子传授道统，是从道存在于众人之中取得的。况且从春秋尚未出现，到镐京、丰京初建，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若说文王、武王之道寄托在典章制度中，那么纲纪文章已经荡然无存，这不足以作为证据。若说它寄托在书册中，那么《诗》《书》尚未删定，繁杂芜乱得厉害，这也不容易作为证据。要寻求效法文王、武王的事迹，究竟应当从哪里求取？是用智慧去探索吗？还是用象罔去探索吗？我曾经这样思考：道存在于太极之中，而义理分散在人心之内。家庭中的应诺应答，没有一样不是义理；洒扫、应对，没有一样不是教化。人心所具有的东西，难道会因文王、武王存在或灭亡而有所增加或减少吗？当文王、武王盛盛之时，汝坟、江汉水滨，连虫鸣螽跃都呈现出美妙的生机，成年人和孩子没有不具备德行的。妇女和武夫，也都知道喜爱礼义。周王室的车辙虽然东迁，百姓本来仍然如故。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会兴起；爱好善行的百姓，难道会因为处在衰败时代就喜欢暴行吗？天地没有毁灭，道就不会停息。仁者说仁，智者说智，这固然是道的大方面；百姓使用它却自己不知道，难道不就是小的方面吗？九畴没有废弃，道就没有灭亡。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这固然是大方面；不能合于大中之极，却也没有遭受灾祸，难道不就是小的方面吗？重爻之《易》虽然存在，人心之《易》却更加明显；《洪范》的大中之极虽然明白，人心中的大中之极却更加显著。闺门夫妇之道，难道会因《二南》已经衰歇而灭亡吗？朋友兄弟之间的义，难道会因《小雅》有时散佚而缺失吗？存在于人身上的义理，不可过分诬蔑，又哪里能够舍弃它而去寻求文王、武王之道呢？由此看来，孔夫子从文王、武王那里得到的，正是存在于众人身上的道；文王、武王传给孔夫子的，也正是存在于众人身上的道。存在于众人身上的道是分散的，孔夫子所得的道却浑然完整；存在于众人身上的道有大有小，而孔夫子所得的道则不再有大小之分。否则，老聃为什么要向孔夫子问礼？苌弘为什么要向孔夫子问乐？渔父的话为什么要在下风处说给孔夫子听？孺子的歌为什么有时也被孔夫子听取？随处取法，随处有所得，细小和重大的内容都不遗漏，这就是孔夫子之所以完备地体现道、成就全美的原因。公孙朝询问，端木赐回答，不说是在文王、武王那里，而说是在众人身上；不只说大道，也说小道。这不是深知传道奥妙的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有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圣人心传的奥妙必定超然绝异，所以道明明就在近处，却偏要到远处寻找；事情明明容易，却偏要到困难处寻找。难道我不是这些人的同类吗？这并不是懂得圣人浅近而平实的一面。庄周的书在篇末列举各种方术，并且说：“偏执一端的人，会割裂天地的美。”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昏暗而不明，正因为这种道流散开来，实在令人叹息。可是邹鲁的士人却独独没有列入诸子之中，于是把那些大小、精粗无所不包的内容归入诸子，这大概是为了推尊我们的圣人，实在并不是毫无见识。唉！周公是豪杰之士，也属于贤人；只可惜他不幸生在文王、武王、孔子之前，能够得到大道而遗漏细节，所以他的著作未免有所偏倚。假如其中有一项能够接近圣门的陶铸之功，也就差不多了。可惜周公不能成为完人，所以一并提到他。续作《诗经》和《尚书》，怎么能这样做呢？圣人经典的始终，大概与天地造化相参，决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圣人创作经典，并不是为了求取自己的名声。古今天下，有些事情是不容许没有相应著作的，圣人也不能自己停止不作。造物者在千百年前发动了这一契机，圣人在千百年后完成了这些著作，圣人与造化相互约定了时机。这个契机一旦消失，即使圣人再生，也无从下笔，何况那些区区从事语言文字的人呢！王仲淹不过是世俗所谓的书生，在笔舌之间沾沾自喜，却想僭越圣人的事业，真是不知分量，也不懂什么是《诗》、什么是《书》。要续作《诗经》和《尚书》，请问凭什么能够穷尽其中的道理？古今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有多少书。总要天下不能没有这部书，然后才可以称为书。著书的人，并不只是苟且借此自我宣扬而已。天地之间，有人道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要等到相应的人出现后才能完成。《周易》是等待文王才完成的，《春秋》是等待孔夫子才完成的。遇到那个时代，适合那件事情，圣人有不得不做的地方，这就是造化的契机自行发动。自从有帝王以来，就有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辞。

译虞、夏的浑厚，商代的广大，周代的严明，经历一代，契机就变化一次。《文侯之命》是《尚书》在周代的最后一篇。所谓《书》，难道可以有不确定的内容吗？自从有人的性情以来，就有咏歌、嗟叹一类的辞章。《国风》《雅》《颂》，正声与《韶》《濩》相谐，精妙深远而能通于鬼神，浑厚得像天然生成，浩大得如同银河，其中有些并非人的力量所能创作。文字创作的契机，经过一千多年才逐渐酝酿、显露。王政衰息而诗歌的声音灭亡，元气将要熄灭，所以所谓《诗》，难道容许不删定吗？即使当时还没有到可以删定的时候，即使圣人也有不能作为的地方。到了实在不得不做的时候，圣人难道能拘泥于原来的意旨吗？那些好名的人因此认为圣人是在求得自我表现，那就错了。秦朝倾覆、汉朝兴起以后，天地之间与上古完全断绝，恐怕连梦也梦不到上古了。即使圣人再生于周、隋以后，也只会更加感慨而已。王通是喜好古代的人。他立身行事，虽然拘谨地处在规矩绳墨之中，但看见圣人奔逸绝尘的事业，大概也只能瞠目落后。他固守经典、执着古道，正是所谓书生；人们苦于不能自觉，他却把皇极之道自负在身上，竟说：千年以后，如果有继承宣尼事业的人，我也不能向他退让。所以他说《书》可以订定，我也可以续作；《诗》可以删定，我也可以续作。《书》中有典、谟、训、诰，我就作四范、七业；《诗》中有比、兴、美、刺，我就作四名、五志。《书》从汉代开始，于是说六国灭亡、秦朝兴起，实在不忍听到皇纲竟系于此。唉！假如没有续作《书》，难道史书就会缺少记载吗？《诗》在六代完备，于是说孔仲尼的三百篇始终属于周代；如果这样，就遗漏商颂了。况且所谓六代，是因为正统在那里。晋是中原的后裔，后魏占有中原，隋氏统一天下，这些还可以说。至于南宋、北齐、后周，与齐、梁、陈、隋的篡夺没有区别，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定要端正名分吗？名分如果如此，哪里还有什么经典？王通本来知道后世不如唐虞三代，却又取后世的文章来续接前代著作，他究竟认为文章可以续，还是事情可以续？王通的《中说》，大概是想阐明自己的著述，却模仿《论语》的文辞，仿照圆规制作圆形，模仿曲尺制作方形，完全没有一句出自王通自己的胸臆，只是拾取圣人的句法来显示自己能作；本来想求得工巧，恰好只暴露了自己的拙劣。王通大概只知道名声值得仰慕、书可以写作，却不知道六经不是孔夫子个人的经典，而是天下不可没有的经典。孔夫子的经典一流传，其他书就全都被废弃；王通续作经典虽然写成了，其他史书却自然不会消失，所以王通的书只是多余的。因此，凡是王通所谓的《元经》《礼论》《乐论》，都足以使有见识的人一笑罢了。汉代以后，著书立言的人，以实事为书的，就仿效《史记》以及班固以下的各史；以空泛言论为书的，就仿效《论语》和扬雄的《法言》。《诗》《书》《春秋》都是史书。司马迁改变体例而写成纪传体，司马迁确实是创作者；班固以来的人都没有超出他的范围。荀悦、孙盛虽然僭越仿效编年体，也都沉没而不显扬，可见司马迁的体例是不能改变的。王通所谓续作经典，其实只是史书。他又说，史书的弊病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而自己仿拟经典；王通的见解正与扬雄属于同一类。然而扬雄的《法言》本来浅陋可笑，《太玄》一书虽然说是仿拟《易经》，但它自己建立的结构和纲领很有可观之处，王通又远远比不上扬雄。庄周是异端，他的书虽然荒诞放肆，却也自成一家；他竟慨然认为六经只是先王留下的陈迹，这哪里是续作经典的人呢？庄周的话本来就不是格言。与其看重王通，我还不如对庄周这种豪杰特出的见解肃然起敬。尧、汤的事例已经预先具备。圣人处在天地之间，担负辅佐调理的责任，就是要在天地造化有所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大概事理和气数有时虽然如此，即使天地也不能违背，但使它得以完成的却是圣人。正是在天地不能违背的关头，圣人能够运用其穷尽之处，这就是与造化共同成就功业。因此，有天的天命，也有圣人的天命。天命有时有所不及，而圣人则没有一时一刻可以穷尽无为。如果漠然置之，只相信事情自然会如此，那就会和时势一起走到尽头。尧、舜预先具备相应措施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天下从来不是没有气数，但圣人也从来不把气数当作借口。盈亏消长在于天，辅佐、裁成却在于我。上天之所以设置司牧百姓的人，也只是希望用来补救它的不足。如果我没有一定要做成的事情，却只是听任事情偶然发生，也不是上天对我的期望。阴阳之气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发生乖戾。上天也并非总能勤勉忧恤我的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就不是上天所能做到的了。圣人不只是与天一起运行、一起走到尽头，还必须补救上天的穷尽之处，超越天时，才可以面对上天而无愧。这就是所谓预先有所准备、预先有所具备。上天能够生育万物，却不能主持这些万物；百姓知道使用万物，却不能节制使用。圣人就是代替上天辅佐百姓的人。所以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预先准备，看起来似乎迂缓；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加以救济，却好像神奇。古代有人实行过这种做法，尧和汤就是这样。我想观察尧的政治，然而《帝典》中没有什么足以考察的。我向百姓寻求答案，在他们询问的时候说：“我想观察汤的政治，《商书》中没有什么足以考察的；我将在他以六件事情自我责备的时候去寻找。”十年中有九年发生水涝，我只听说“任用鲧而没有成功”，但耕田凿井的百姓，没有听说有饿死的人。七年中有八年干旱，我只听说“承受了夏桀遗留下来的灾殃”，但那草木茂盛的时代，没有听说百姓面有菜色。假如尧、汤没有预先准备，我将会看见像后世那样迁移百姓、转运粮食的情形；否则，就会像后世那样没有留下一个人。 《王制》说：“耕种三年，余下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余下三年的粮食。没有三年的储蓄，国家就不能算国家。”《王制》这部书虽然出于秦汉之际，但其中的事情一定是从传闻中得到的。尧、汤的事情，难道就是这样吗？《易经》在《益》卦说：“《益》卦的作用，在于应对凶险的事情。”《象传》说：“本来就有储备。”在《益》的时候，为凶年作准备，即使遇到凶年，我本来就已有储备，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圣人对于司徒养育百姓的政务，也首先说：“荒政是聚集万民。”

译这一定不是一天之内仓促实行的。仓人、廪人如果平素没有储备，即使有这样的政令，谁能实行这样的政令？《周诗》说：“我取用陈粮，给我的农人吃。”这就是陈粮相因、不断接续的办法。这难道不是周人积储粮食的政务吗？唐虞三代的开端，都是相互承袭的。由周代推到商代，由商代推到尧代，这件事就清楚了。唉！圣人不只是为了有备无患的方法而已。圣人的心，大概认为上天对我的要求，只在于恩宠安抚这些百姓。如果任由偶然发生的气数，上天就无法施展救济穷困的办法，而我又无法辅佐上天，那么这就不只是君主和长官的责任。后世常平仓、义仓的主张，大概也是尧、汤遗留下来的办法，但有谁懂得尧、汤的用心呢？唉！汉代作为天数之学，是怎样的呢？论述一个朝代步占之学时，选取其中对后世有益的内容来说，这是儒者著书最深厚的用心。步占之学，它的传承已经很久了。自从史官的书志创作以后，那些人的事迹才详细起来。假如不是学术精微，能够推行到千百年以后，史官哪里肯把他们的姓氏私自保存并记录下来呢？况且天与人的距离，相隔实在极其遥远。是非得失的征兆，会在星辰的变化中显示，也会在风云的征候中显示。那种冥冥之中彼此相应的契机，大概比直接告知还要深，而人不能完全知晓。因此有能力的人出现，名声便传于当世。懂得星象的有若干人，能够占察气象和年岁的有若干人。大体上都是由尚未发生的事情推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用来说明天数的方法，确实精微。儒者取其源流而记录下来，使后世因为他们关于吉凶祸福的话，能够把它作为恐惧、修养、自省的依据；这大概是上天赐予世人的，不是赐予这些人的。《天官》一书，是司马迁特别重视的，而天数之学，他独独选取唐都、王朔、魏鲜三人，这种告诫后世的用意深远了。汉代的天数之学究竟怎样，请让我进一步说明。我曾经在羲、黄以前寻找过这种说法。甲子开始形成数理，星象传承已有书籍，谈论天数的人从来不是没有。然而大挠、隶首的姓字虽然还存在，他们的方法却和《八索》《九丘》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虞书》以后，羲和氏出现了，负责寅时迎宾、寅时送宾的职掌，平治次序、平定疆界的区别，四仲之月一定详审，中星一定考察，这些内容在简短寂寥的书中已经逐条详细具备，而这件事的记载尤其完备，使百世以后谈论天文、记载星历的人，没有不以羲和为祖而谈论它的。这样看来，孔仲尼编次《尚书》，其方法本来已经如此，何况后世作史的人呢？司马迁是史官一派的宗师。龙门司马氏父子，其学派本来出自重黎，而文学、史学、星历接近卜官、祝官，当时或许有人因此轻视他们；司马迁藏书名山，其中寄托愤懑的地方不少，《天官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当时显著的重大变异，如平城的月晕、元狩年间的蚩尤旗、荧惑守舍、招摇星的彗气等，他都正直地如实记载，并且在篇末恳切地说到修德、修政的事情。推究司马迁的用心，无非是推明天数的微妙，向后世昭示警戒；想来他的史笔所记录的内容，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如今他指明人物并加以称许，却独独不出唐都、王朔、魏鲜这三人，司马迁究竟看到了什么？那三个人是谁呢？太初年间制定历法，都是由方士奉诏办理的；他们的先辈大概隐居在民间。周南留滞的人，千年也不容易多见，而司马迁却向唐都学习，唐都也是伟大的人物。司马迁叙述唐都的事情，又列举王朔和魏鲜。由此推断，这三个人关于天数的言论，都是当时卓越而显著的人物。现在从他们的学术来看：星宿运行有分部，自从商丘主管火星的日子开始，这种说法已经确定；但唐都推步星象，深奥微妙，有些地方是射姓一类的人所不能达到的。他的方法多么精密啊！云气有一定的征候，自从楚人谈论夹日之应以来，方法已经详备；但王朔的占视，只在太阳旁边判定，实际的息、虚、耗等征象，丝毫不能逃脱。他的方法多么简约啊！至于岁首有占，冬至有占，腊月的第二天又有占，无非都是占卜一年的丰歉；八风自古以来各在相应的日子出现，木星所主之年饥荒、水星所主之年水灾，推验起来像神一样。魏鲜的方法，又是多么简明而恰当啊！三人的学问，或许也有渊源。九州的疆域各有对应的分野星宿，用来观察妖祥，这是保章氏的方法，唐都掌握了它。五星、十二风用来占卜水旱；一祲、二象用来占卜吉凶，这是保章氏和视祲氏的方法，王朔、魏鲜掌握了它们。他们把千百年来占察天象的秘密，在汉代朝廷中阐发明白。司马迁在三人之中加以许可，难道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吗？后世蔡邕、陈卓所说的分野，张衡、马续所论的星宿运行，以及《晋志》所记载的各种占法、刘叡所汇集的妖气，追溯源流，无非都是承袭古代已有的见解。这样看来，三人关于天数的言论，对后世的恩惠深厚而长远，难道只惠及汉代吗？不然，艺文志所收录的作品，如《淮南》《泰一》等书，往往与《国章》一类的书相近，无非都是占星候岁之学。考察这些人的时代，都在太初前后，为什么唯独不能与三人并列呢？司马迁记述的用意，大体可以看出来了。有人不明白，竟说：“灾祥占应的说法，在上古从来没有听闻。保章氏、视祲氏虽然有这种方法，但六典并不是周公完整的著作，后世已经认为它有弊病了。”这难道是司马迁见识拘泥吗？唉！《春秋》不是为了星历而作，但所记灾异过半；《洪范》不是专门讲阴阳的，却把吉凶说得很详细。六经的格言，难道会舍弃事理而专求气数吗？实在是因为明明白白的鉴戒，显现在幽微之中；天谴的告诫到来，无非寄寓着仁爱。占察天象的方法完备，敬畏上天的念头就会兴起；记载变异的书写得详细，消除灾变的政务就会施行。君主想要求知上天，既不能亲自从幽微隐密之处得到答案，而步占的成法又把它看作鄙陋而不肯谈论。我恐怕从此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契机就隐没了。《天官》一书的创作，正是为了对此表示忧惧。有志于当世的人，希望还能以此为鉴；否则，唐都、王朔、魏鲜三人几乎就只剩空话了。司马迁也有遗憾。以大事小者乐天。

译时势变化到来时，圣人安然处之，不去计较，这是因为他的心胸泰然，与万物具有同样的尺度。人只是不能处置变化，所以在其中分别计较是非曲直，内心也忧惧不安，无法自我安宁。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事理，凡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无不有自然使它如此的原因，于是顺从接受而不抗拒，有怜悯而没有忿争。时势到来、事情平定后，恢复正常状态，圣人处置它也只是安然如此。所以外在事物有时离去、有时到来，而我泰然自得的心境永远没有穷尽。这就叫作以大事小者乐天，请让我进一步说明。天下的事情，恰好来、恰好去，就像蚊虫、鸟雀从眼前飞过一样。沿着事物的中道把它作为常法，防止私心来应对世事，就是要使它不能扰乱人的自然和气。如果存心计较其中，那么违逆我、触犯我、与我争斗的事物，就会各自以角力来回应我。外物正在到来而且不可遏止，我又愤怒不安，那么我的内心就始终和外物竞争，片刻也不能得到安宁。况且观察万物变化是最令人快乐的。我知道从外物那里产生的，并不真正出于外物；加到我身上的，也并不真正是外物加给我的。以蝉蜕、蜩翼般轻脱的态度看待世事，那么我常常清爽、宁静、恬淡、泰然，没有什么能够违逆我。有时甚至手舞足蹈，不能自我控制；为什么要和外物相互摩擦、相互伤害，在胶着纷扰中使自己丧失本心呢？从前尧想讨伐宗脍、胥敖，面向南方坐着却不能释然，于是询问舜。舜说：“那两个君主还存在于蓬蒿艾草之间。”这虽然是《庄子》托重言所说的话，也可以借此来描写汤、文王的事情。葛国和昆夷，仍然像宗脍、胥敖一样。他们不肯臣服于我，就像还处在蓬蒿艾草之间。汤和文王安然地对待他们，不愿同他们计较强弱轻重，就像舜的存心，并不是不能释然。当他们自恃而向我提出要求时，若以疆土大小相分，他们的国家比我小；以力量而言，他们比我弱；以德行而言，他们应当侍奉我。宣布他们的罪状而讨问他们，一次进攻就可以把他们打得粉碎；但圣人存心认为，天地之间一物一民都是我的同体。他们不能自量而同我抗衡，我也不能在心中显出厌恶；刀兵相交，又没有缘故地加害我们两国的百姓，仁者难道会这样吗？况且他们这样气势汹汹，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他们难道不愿意安逸，却偏要这样自取灭亡吗？这大概是有某种外在力量在推动，只是没有人能知道它从哪里萌发。凡是我顺其自然地、随势地去回应，并不是顺从他们、回应他们，而是造物者到了这个地步，其意图不可知，所以我暂且随它而行。使自己达到无边无际的境界，并且同它一起成为婴儿，同它一起不受任何界限拘束，从容自在，不同它争执，于是万物没有什么能触犯我；不同它对抗，于是万物没有什么能违逆我。此心正要乘着日月运行，正要挟带宇宙而驰骋，正要清冷飘然如同飘落的瓦片、空荡的船只，实在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只因快乐而忘却忧愁。等到征伐葛国的军队，在胥庆的余绪中显现；讨伐昆夷，在一怒之日赫然发动。这并不是积蓄了愤怒才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因为积存了旧怨才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上天尚未使天下安定，想灭亡它时也可能使它兴盛，想倾覆它时也可能使它振兴。我从未违拗将要到来的形势，也从未把心意留在已经确定的结果上。天时有时偏向这一边，有时偏向那一边，而汤、文王的心却始终安泰。《易经》说：“齐平小与大，在于所处的位置；所谓位置，就是时势。大小本不相齐，却按照时势使它们齐平，那么小的也没有什么不如大的了。”《临卦》说：“以至诚临民，没有灾咎。”这是说事情正好到了应当发生的时候，即使圣人也有不能违背的。这样说来，发动事情的是上天，征伐它的也是上天，而圣人却始终保持原样。这也如同舜释放宗、脍、胥敖等人，到晚年又有征讨有苗之事。征讨还没有等到取胜，便又班师回朝。大概没有什么能够违背的是时机，没有什么能够抗拒的是时势，所以圣人不为外物所凝滞，而随着世势推移，那么又哪里容得下固执求知呢？《诗经》说：“不必苦心知道，也不必刻意作为，只须顺从上帝的法则。”顺从它就会感到快乐，文王如此，汤难道不是如此吗？《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宋代林希逸撰写。记。

译《重建林峬斗门记》。水陂有斗门，就像城郭设有关隘一样。根据时势开闭斗门，那么水量的盈缩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田地通常便不会受害。木兰有水陂，从熙宁年间开始，截取仙溪上游数百里的水流，横向引入，灌溉一万多顷田地，这地方叫作南洋。下游设置斗门三座，用来掌握水势过盛或干涸的关键。莆田谈论水利的工程，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然而洋城、东山两座斗门，有时废弃、有时恢复，这些都见于图志；唯独林峬斗门只留下名称而缺少事实记载，书中没有收录。询问老人，他们说：“创建于元祐年间，庆元年间毁坏后重修，后来又毁坏，大概已经废弃很久了。”只是因为动工会使大众吝惜财力，便没有谋划。咸淳戊辰年，贤能的太守听说后叹道：“治理水陂沟渠以便利百姓，是古代循吏的事业，怎么可以停止呢？”于是命令僧人估量规划。众人说：“没有六万缗钱不行。”太守说：“郡府承担这件事，只管去做，不要害怕费用。”于是乡里人出来说：“太守的心意很好，我们怎么能不共同募集一万五千缗来办理开工呢？”寄居本地的林某当时任延平倅，也捐助四千缗。太守说：“我用四万一千缗把费用补足。”于是雇佣工人、整治材料，又从海路转运石料，早晨告诫、晚上督促，还曾亲自前往监督。夏季四月开始施工，六月宣告完工。乡里人感念太守的恩德，想绘图使他的功绩流传不朽，于是列述这些事情，请我作记，并且说：“这座斗门早已比洋城、东山的旧斗门雄伟。内面用来承受木兰水冲激而来的水流，外面用来抵御宁海昼夜间突然涌来的潮水。内面填塞、外面拦截，工程费用已经占了三分之一。然后左边堆叠、右边重叠，竖立石柱、设置闸键，又占了三分之一；修成两道门，用横木锁闭，仍然沿用旧制度。又增添新的构思，有石柜，也有木柜。过去斗门深一丈，现在增加了四尺。过去八字形的引水道斜伸超过一丈，现在南北两边都长五丈。泄水堤从前宽六尺，现在加宽一倍。迎水的石墙从前高一丈，现在增为三丈。沉入木材作为基础，用盐和蛤蜊灰使它坚固。防护考虑更加周密，构思更加深远，这是想给后世千百年留下恩惠。太守治理莆田，为百姓作长远打算，大多像这样，真是仁厚啊！我因此想到古代治理田地的办法，记载在旧典籍中；其中关于水利的事情尤其详尽。田间沟渠的制度，已经像棋盘画法一样；而《考工记》所记有‘磬折参伍’，有‘为渊句矩’等说法，文字的工巧，几乎像用画笔描绘出来。至于蓄水用来停聚，拦水用来防护，排水用沟渠，我猜想它们的形制一定大致如同今天的渠堰，只是独独没有开闭设施，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果真有这种设施，那么它的图样描写必定奇特绝妙，怎么会略去不记呢？不是当时人的智慧偶然没有达到，就是中原地势平坦而水势缓慢。因此，斗门这个名称在前代不曾见到，却在后世开始出现。从今天看来，建造这种斗门，即使神禹重新降生，也一定会称许它的智慧。这样说来，限制水流来滋养田地，是智慧；使农民生活富裕而得到奉养，是仁爱。恢复原有制度而增加过去没有的设施，推究当初的用意而为长远打算，这也是仁与智的正道。大书特书，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只是我年老昏聩，不配执笔，姑且记下事实罢了。太守赵公名与鉴，是绍兴人；主持工程的莆田尉权丞陈元英，是三山人；登仕郎林应凤，是延平人的儿子，涵江人；僧人则是某寺的无极。《岳安石桥记》。岳安桥，是璜溪吴清君承奉诸位使者的意旨而修建的。辛酉年某月开工，丙寅年某月完工，耗费缗钱八百万。起初吴君与道人谢有真一同负责，谢有真去世后，吴君独自承担责任。众人起初怀疑事情难以办成，吴君竭尽全力使工程完成，各部门也有所资助。吴君来请求我作记，我已经写了工程的始末，于是又作诗十章，每章四句，来赞美他。诗中所说的‘使’，是指帅古心江公万里、漕松壑赵公孟传、宪頥山家公坤翁；先任宪、后任帅的是竹居王公镕。诗说：闽地处在山岭之间，沿着溪流行走，道路漫长。桥短桥【原文“桥短桥日”疑有脱误】，总共要渡过多少次？只有这金沙地方，有一条水叫岳溪。从前桥梁高高架起，水流奔涌，淫雨时节水声喧响，像瀑布一样。壬子年中秋，洪水暴涨，不能再通行。宪使王公怜悯百姓，应众人请求说：“谢有真说吴君已经选定，并且命令他办理，究竟是什么时候？景定辛酉年，谢有真不久便去世归天。吴君一人力量微薄，考虑到长期使用木材，不如改用石头来建造，实在困难。五年才完工。众人捐资已经很艰难，官府又能帮助多少？不厌烦、不吝惜，吴君也真贤能。难道没有像楚地那样的长虹桥吗？看看桧树，曾经只是山村中的东西，哪里能与都城的防护相比？寒暑往来，一铢一寸地积累，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意，怎么能完成这项工程呢？” 把岁月和姓名中较为重要、可考知的部分附在诗后，用诗来赞美他们的心意。

译《福州新建义阡记》。古代治理政事，给百姓施加恩惠，一定要使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葬而没有遗憾。等到德政衰微，这种心意淡薄，寒冷的人不能得到衣服，饥饿的人不能得到食物，更何况死者的尸骨呢？但我曾思考古代的事情，对此感到疑惑。分配田地、制定财产制度，古人对于百姓已经考虑得十分细密：一个成年男子有田五亩，有住宅一处，居住和食用已经足够了；然而没有听说他们还为死者作安排。《吕氏春秋》虽然出自秦代，实际上采录了三代的文章。掩埋尸骨、收葬遗骸，规定在孟春举行，这种事情在盛世为什么会存在？这只是说那些被遗弃的尸骨罢了。苍蝇蚊虫叮咬它们，能不令人羞惭吗？井塌之后长满苔藓，能不令人悲哀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春季才可以处理？人死本来就是百姓人生最后的大事，不能一同安葬也应当成为教训。坟墓没有安置的地方，官府用什么来安顿百姓？侯爵贵族尚且可以责备，普通百姓又能怎么办？这种遗留下来千百年的议论，究竟该如何解决？请求设置漏泽园，直到元丰年间才见于记载；后来“义阡”这个名称出现了。这确实是当今盛大的德政。闽地各郡，大概曾经都有这种设施，然而很难长久继承。朱文公在清漳也曾两次经营义阡；他停办、寄葬这些事，告诫得非常恳切。骊塘危公继承了他的心意，又把它记载下来，并且用治理盗贼、收存遗骨的道理来约束各寺。漳地百姓直到今天还在思念他。如今府帅龙图吴公某，尊崇朱文公的学说，也是诵读骊塘文章的人。他越过地方来到我们闽地，在教化风俗方面有古灵先生爱护百姓的仁心，在养老宴饮方面有横渠先生的教诲。他尽力治理百姓，没有一件事不是认真考虑的。如今又哀怜义阡不能延续，贫穷的人没有办法掩埋亲人。于是丈量城西僧舍的废地，在空旷山地挖掘墓穴，大的、小的共四千三十处，另有丛葬墓二处。考察阴阳方位，审察朝向地势，务求坚固便利，为此作长久规划。用棺木安葬的、用函匣收殓的、尸骸暴露在外的、幼儿夭折的，都分别安置。把墓地称为孝仁坊，交给卧云庵的僧人主持；储存蛤蜊灰砖，以等待使用，并限定完成日期。各寺中滞留的尸骨，全部埋葬；超过期限的，由僧人自行送来安葬。约定春秋两季祭祀两次，耗费金钱二百万、米一百石。郡府财政困窘，急迫得像救治头部的火灾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吴公仍恳切地顾念此事，并且亲自同寄居官一起巡视查看。又作了《结因尔子孙》诗，吴公对闽人真是有恩德啊！吴公以诗学著名。《小弁》说：“路上有死人，还有人把他掩埋。”解释的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内心不忍。吴公做这件事，难道不正是出于这种不忍之心吗？四月开始施工，八月宣告完成。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额手称庆的。本地的老前辈们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我既感慨于今昔之事，又敬佩吴公仁厚的用心，于是记录事实如下。这一年是丙寅年，为咸淳二年十月所记。《福清县修建学校记》。咸淳己巳年春二月，县学众士友写信到竹溪来说：“我们县贫困得厉害，学校破败已久。如今县令刚来，每每皱眉对我们谈起此事。我本来知道他的力量不足，却都敬重他的心意。前年秋天，府公以名法从强镇来镇守我们闽地，怜悯各县的焦急困苦，放宽赋税，除去祸害。过去那些拿着紧急文书在官署中呼号的人，一概严加禁止。于是担任县长的人，稍稍能够安心，以仁慈爱护百姓。我们的县令又以清贫自守，勤勉谨慎办事，善于察看百姓的疾苦，随事设法医治。清除盗贼的巢穴，剔除吏治中的弊病，一片诚恳之心感动天地，雨旸也相应和。年成已经丰收，嘉禾屡次出现为祥瑞，乡里百姓得以饱食游乐，于是才有机会酬答他最初的心愿，把力量用在学子诵读经书的地方。他疏通征收人户名籍所占的田地，援引谯役秋据【原文词语疑有讹误】之例，请求诸生提出意见，随事分条上报，全都是为我们县的士人筹划。他还说，如果经费不足，就用自己的俸禄补足。府帅高兴而答应，下令让我们自行庆贺。于是整治材料、分派工役，选定日期、备办车辆，正殿、讲论堂、防门、经阁，以及厨房、仓库，全都拆除椽瓦重新修建。又建造十先生、四贤、三文等祠堂，改换它们的塑像和房舍。经阁后面开辟为堂，尤其对于邻人侵占的土地，即使对方强横有势力也不畏惧，一定恢复归还。” 工程费用大半由县府承担，他又早晚到场督察查看；这不是修补，而是重新建造。难道可以隐去而不记载吗？”我说：“如今县邑的困难，有的像险滩，有的像沸锅；受到法令规章限制，只能勉强前来任职，视公文簿册如同仇敌，计算着时刻只求脱身，甘愿使自己处于寂寞之中，只求对百姓无愧，已经超越流俗千百倍了。何况他在困窘愁苦之中仍如此诚恳恳切，勤俭自持而惠及他人，辛劳耗费来启迪教化，这种深厚积累一定有它的来由。前代贤人的治绩法则，不是谱牒所能传下来的。总而言之，树立根本就在于端正自身；根本不立，哪里知道政事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呢？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唉！使事情成功很难，遇到合适的时机也很难。如今上有贤能的府公，下有贤能的县令，而我们县的属吏和我的士友，又能把这份公心发挥出来，共同辅助这项工程。我年老了，能够亲眼见到这件事，是多么幸运啊！稍等到工程考核完成，一定还要举行乡饮酒礼，使我能够跟随各位贤者，在其中作揖拜见；将会看到教化昌明、风俗美善，使百世之后的士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时代。若是这样，遗漏它的年月，怎么可以呢？这项工程始于某月，终于某月。府帅洪公，名某，字某，温陵人。县令薛公，名某，字某，永嘉人。福清县人林某记。

译《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庙记》。仰山孚惠二王庙，在江南是香火极盛的庙宇。考察它显灵的事迹，确实从袁州开始；如今行在的马军司中也有一座。询问它的来历，人们说：从前淳熙年间，本营李统领在西江运送木材，船还没有到达，突然风潮大作，木排颠簸摇荡，篙桨无法施展，船夫正相互惊愕地对望。忽然有两位士人站在木排上说：“我们想抚定这场风潮，把木材运抵京城。”李统领答应了他们，风潮随即平息，散开的木材重新聚拢，船夫也没有觉得奇异。过了一会儿询问两位士人从哪里来、姓什么，他们回答：“我们正要赴试，等靠近京城十里时再告诉你。”到了那里，李统领想请他们饮酒，两位士人说：“我们是袁州仰山人。”李统领曾经到过袁州，依稀记得庙中神像与他们相似，便立即俯身下拜；抬头时，两人已经不见了。李统领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上下，于是在军营中建屋祭祀他们。起初庙宇很狭小，嘉泰年间毕方【原文或为火灾异名】之变时，全营都被焚毁，唯独庙宇保存下来，众人才惊叹奇异，于是扩建它。百姓祈祷更加勤勉，二王的回应没有差错，百姓更加敬重奉事，而庙宇总共已经扩建四次。如今神像陈设庄严，仪式服饰也逐渐完备，众人于是因为还没有记文而感到遗憾，前来拜访我。我说：“北辰安居于自己的位置，众星环绕着它；在天上不能有两个尊贵的中心。诸神分别在各郡国接受祭祀，但它们归心拥戴朝廷，也如同群星朝向北辰一样。如今二王显现神异，已经遍及东南，又来到这里居住，难道不是因为圣明神灵继承并延续宗庙社稷，国运长久，所以想到朝见宗主的道义，产生拱卫朝廷的心意吗？一心忠于君主，神与人是相同的。”二王姓萧，他们的来历始末见于州府图志，不必再叙；我只作一首祭神诗，让人歌唱来享祀他们。当时是咸淳三年春三月，诗说：二王当初显灵化现啊，最初便如同两条龙。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船夫们，享受袁州的祭祀，已经有数百年了。宫殿深邃庄严啊，焚兰为香、以桂为祭。祭祀越发恭敬，湖南北、江西东，各处奉献瓜果花卉啊，与万物共同享有。二王知道我大宋，愿其国运万年啊，心怀朝宗之义，正宜归向帝所。进入京城护卫啊，实在是幽深冥冥中的一片忠心。想把神灵寄托给一位将领啊，于是就在江涛之中变化显现。如今祠宇一天天扩建啊，神像容貌高大庄严。像及时雨一样啊，收敛和煦之风，扫除瘟疫啊，年年多有丰收。赐福给我的百姓啊，巩固我的国家。愿世世代代祭祀啊，将二王的恩德报答到无穷无尽。《重建昆山县广孝寺记》。佛教最初兴起时，聚集弟子听受佛法，一定在长满树木、枝叶茂盛的地方，从来没有专门为此建造居所，所以根据古代记载，有“四佛某树”的说法，其中龙树又是一个。后来只园施舍土地，把佛寺建到城门附近，这就是佛寺建筑萌芽的开始，于是庄严佛寺的说法流行起来。从印度传入中土，开始时也是这样。我看《高僧传》中的诸位贤僧，大多穿草衣、吃木实，席地而坐、依松而居，以此作为最初的修行生活。佛道既已流行，弟子既已增多，于是争相建造坛场屋宇来安置他们的师父。这时，担忧的是没有老师，不担忧没有居所。后来上至官府，下至豪门大族，有尊崇佛教、借佛自我寄托的人，便用华丽的金碧装饰来招致僧徒并供他们居住。因此，佛寺遍布天下，而东南最为兴盛，是梁朝的萧氏、闽地的王氏、吴越的钱氏倡导起来的。如今时间久了，弊病也产生了，居上位的人便利用寺院的居所登记谋利，对它已有的财产征税，又进一步多方取用来困扰寺院，所以寺院逐渐荒废，贫困者也没有力量自行恢复。我常常因此感慨。如今吴地昆山县有一位僧人叫允亲，得到台宗的教法，在印北峰学习多年后回来，想有所创建，却一直没有成功。宝祐年间，因为疏浚茜泾河，在土中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六个大字：“崇庆寺大界相”，旁边有小字说：“咸和元年僧兴远立。”其他文字已经磨灭，无法辨读。允亲高兴地说：“这是古寺的地基吗？我找到地方了。”寺院兴废的情况，本来已经失去传承。所谓“大界相”，就是划定寺界的标志。他向有关官府请求，将寺名改为“广孝”。我曾任职于礼部，参与听闻这件事，公文已经下达。允亲又筹划置办田园，封护培植芦荡，用来作为每年的经费。工程刚开始，允亲便去世了；他的嗣子思梵悲痛于师父的志愿未能实现，竭尽力量完成它。景定壬戌年分派工役，过了五年才完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思梵的儿子文熙、文泰以及他的孙子良珪。于是请我的方外朋友若圭到竹溪来，请我作记。我既感慨于寺院今昔的兴废，又担心它将要穷困下去。允亲能在寺院已经彻底毁灭之后立定心志，想凭一己之力使它兴复，实在困难。思梵为了这项工程，又能耗尽自己一点一滴积蓄，不向别人求取资助，更加困难。如今世上做儿子、孙子的人，能够完成父祖志愿已经很少；从允亲到良珪，只凭佛法相继传承，而四代人同心协力，共同谋求完成此事，岂不是更加困难吗？而且他们不向当时追求华丽文辞的人请求撰文，却来找寂寂无闻的我；不在附近寻找作者，却向远方求取，辛辛苦苦跋涉数千里来提出请求，他们的志趣确实与世俗不同，大概就是如此。我焚香为此作记，并且祝愿说：“如果佛门弟子都能像思梵这样用心，佛教的道统难道不会更加兴盛吗？已经废弃的寺院难道不会全部恢复吗？”这座寺院，是允亲开山创建的，如今由思梵主持。

译记述重建敛石寺的文章 在我们看来，僧寺的兴废，似乎对事情没有什么损益。然而我考察江湖、浙地的和籴、运籴，以及淮东淮西车防夫的脚力钱，它们给农家造成的祸害极其惨重，还不包括其他摊派索取。以我所见推知未见之事，大概也可知道了。唯独我们福建人，靠自己的田地衣食，除了二税之外，其他事都不必过问。问僧寺的情况，才知道上供要银子，大礼要银子，免丁也要银子；每年的赋税，还有祠牒贴补；秋苗则有白米借贷。至于官府的各种需求，无论大小，都按田产摊派。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只说：‘我们这里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大半田地都归入各寺了。’然而吃粮的是本地百姓，难道要把粮食运到外地去吗？买粮食必定要用钱，即使田地在寺院手里，它们仍然是大户人家。所以前辈曾说：‘僧寺，是闽南的保障。’我一向认为这是仁厚之人的话。几千年来，官府忧虑它，官吏忧虑它，大户人家也忧虑它。僧人逃散、房屋毁坏的已经超过一半，侥幸保存下来的也还战战兢兢，不能自保，何况已经废弃后还想求其复兴呢？在这样的时世中，若有人能够独自辛勤劳苦，使它恢复旧貌，也实在太难了！玉融的敛石寺，在县城南面，距离通衢约数里，匾额题作‘龙潭敛石禅寺’。唐代僧人知嵩创建此寺，自文德年间起便废弃了，只剩下一座殿。嘉泰初年，莆田僧人弥清率领众人，鹿门郡倅刘守仁认为他贤能，便向府帅禀告，请他主持此寺。弥清辛勤筹划经营，从庚辰到癸卯，共二十四年，大殿已经重新盖瓦，法堂、弥陀阁、望拜亭、云防寮也都重新建造，藏经屋也已完工，宝轮正在雕刻。他年老疲惫，便把寺务交给觉融。觉融离去后，丁未年由慈榕继任。他给宝轮饰以金碧，彩绘殿中佛像，又修建厅堂和廊庑，磨石砌筑寺院，前后占地若干，这些都是大成法师的志愿。寺院的地基文书失传已久，陈请丈量，直到丁巳年才重新发给凭证。慈榕出力非常艰苦，到现在也已二十多年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所得图经中所记的规模，但寺山主脉从石竹山而来，左右有两处龙湫，时常兴云降雨，祈祷便有应验，这些都载入祭祀典章。朝廷重视农业，怜悯旱情，也给以符牒免除醋课来应验祈祷，并暂时掌管科敷以优待它。弥清过去退居养老，早晚课诵，又过了十多年寒暑，八十岁时安然去世，自号古涧，也是丛林中值得称道的人。慈榕把事情始末告诉我，请我作记，并且说：‘只因我师父的辛劳，恐怕终于湮没无闻，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私求。’我既赞赏师徒二人能够如此，又喜爱慈榕这番话，所以一并记下。福清县重建石塘祥符陂记 陂这个名称从何时开始的呢？《夏书》中已经有‘九泽既陂’的说法了。考察《水经》，自楚人期思以后，天下这样的陂不知有多少，无不是贤能的太守县令为百姓修建的。然而兴废并不恒常，最初创建它本来就难，恢复旧有的更不容易。汝南的鸿隙大陂就是这样，翟子威废弃了它，濯龙之梦、黄鹄之歌，都是怨恨者借此托言以求恢复，最终直到邓晨之后才重新兴作，用力共计数年，其艰难可想而知。何况是今天的人呢？玉融石塘陂，从前是县令郎公蕳建造的，碑已经亡佚。县志记载：‘水源起于闽长县南面，向下五十多里到达县城西面的湖，曲折流行到篮尾，便经小桥向东流去。沿江筑堤，直抵古放生湖，水汇聚起来才开始广大。又流行七八里，便是湖的尽头，灌溉田地五千多畆，是本县上等肥田。因为建于祥符年间，所以以祥符命名其中，后来曾经淤塞毁坏。嘉泰甲子年，张侯大任实际兴复了它，后来时而破败、时而修葺；到景定癸亥年，被洪流冲坏，开始大为毁坏。因此县城东面的各片洋田都没有水可依靠，到了莫留地方，旱时立即枯槁，百姓深受其害。’ 这项工程浩大，费用又多，没有谁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戊辰年，贤能的县令来到这里，向众人询问并了解情况，说：‘县里虽然贫困，难道可以就此罢休吗？我决意恢复它。寄居本地的官员和大姓也乐意帮助筹划。’有一种草名叫‘荟湖’，过去没有，这一年忽然生长出来，卖得钱六万，县令便捐出以助工程。堤基若不沉入巨舰就不能建成，恰好有御人沉没的船，县令立即把它拨给工程使用。富户和服役者都竭尽财力，唯恐落后。县令又不时亲自出来慰劳他们。孟秋开始施工，良月完工，共耗费钱六十万，役工六千人。工程中途几乎两次失败；后来的中秋后三日，洪水在前面暴发；重阳八日，海潮上涨，许多堤岸都被冲没，唯独这道堤还保存着，人们认为是县令一片心意所感动，听到的人都加额称颂。这道堤，在南台庙东边原来逼近江水，现在移开重新修筑，按长度计算为六十五丈，堤基宽三十尺。它的上半段到湖尾长二十丈，堤基宽八十尺，高度为前段的一半，堤顶宽度减少四分之一。县人起初都怀疑难以建成，完工后却很高兴，前来请我作记，我也高兴地写道：‘祥符古陂在县城东面，废弃已久，湖水与江水相通，从前肥沃的土地如今废弃干涸。贤能的县令啊，为百姓重新建造了它。’ 堤还没有修成一半，潮水便猛烈冲来，溪流也泛滥，堤岸却屹然不动，仿佛有神灵在相助，神明监察着县令的心意。县令的心意，只在于为百姓造福，上天也因此回应。嘉禾瑞粟，我已经歌咏过多次了，何况这项工程呢？县令的德行与长江一同长存，江水浩荡，禾黍茂盛，从前有谁能比得上他？贾渠、召埭，县令姓薛。’姓名某，字某，是永嘉人。这一年是咸淳四年十一月，林某记。

译泉州重修兴福寺记 温陵是佛国。州城中有一座开元寺，聚集一百二十所僧舍让僧人居住，兴福寺就是其中之一，俗称粥院。传说开山祖师戒行严谨，诵读《法华经》很有功力，常常主持千僧的粥饭，僧人都在这里用食。寺院位于城东北角，起初很狭小。元符年间，圆觉法师本观主持寺务，得到镇海超禅师的掌示；由于佛法教化盛行，学侣云集，寺院无处容纳，于是向州府请求，并合并数座寺刹扩建，寺院才壮大起来。绍兴年间寺院中部被焚毁，旧碑全都不存，后来复建也没有人作记。我从前任州府属官时，曾多次往来这里。淳祐辛丑年发生大饥荒，我掌管赈济二局，早晨在开元寺发粥，中午在承天寺施粥并平价卖粮。修长的廊道东西各有数十丈，吃粥的人列坐其中，买粮的人分批领取，都能容纳几千人，不只是临时这样。当时正值酷暑，若不是这里又能安置到哪里去？所以我曾说，僧舍也并非对政事毫无帮助。当时主持兴福寺的，前任是善立，后任是宗端。善立以有所作为著称，宗端则以安静沉默见长，二人都可以交谈，我同他们颇为亲近。如今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年，听说寺院破败已久。戊辰年冬天，忽然收到圆悟的书信，他以重修法堂、香积厨等缘由来请我作记。圆悟是我的同乡。从前他在双径为演溪担任记室，演溪以高足弟子的礼数待他；我曾为他的《枯崖集》作序，却不知道他的志向和品行竟然如此。他主持这里还不到一年，却不怕土木工程的劳苦。某月开始聚集工匠，某月完工，耗费钱若干，唉，也实在艰难。因此我乐意为他作记。只是可惜寺院开始创建的事情无从考证，老人们相传，只说是华严法师主持施粥的事。当时有一名兵官抢走寺中的桶去喂马，法师取伽蓝画像压在磨石下，并斥责他。一天夜里法师走过廊下，看见一个身高八九尺的人，请求把自己的位置归还。法师说：‘寺里的桶丢失了，你却不知道，你担任什么职务？’回答说：‘正在查找之中。’不久夜里有人敲门归还木桶，说：‘两匹马都死了，看守的人害怕，便把桶送还了。’另一个夜里，法师又见到那个人，说：‘这还不值得说劳苦，你凭什么在这里享受庙食？’神说：‘我愿意为香厨挡住雀鸟。’法师答应了，便为他设祠，到现在香厨里没有这种损耗。神灵固然神异，但若不是法师，又怎能使他如此呢？圆觉寺有传记，开山祖师的名字已经遗失，所流传的只有这些。因此一并记录在这里。这一年实为咸淳己巳年嘉平月，林某记。慧通大师真身阁记 金华大师名叫志防，出生于金华徐氏，起初以永福怀悟为师。三乘教典，他不学便能通晓；穿着锦绣衣服，来往于市井之间，乡里人称他为小舅，法师也自称姊夫。他在市上得到钱，就买猪头来吃，所以被称为猪头和尚。当时他预言吉凶都很灵验。有人说：‘法师是圣人吗？’回答：‘不是。’又问：‘是凡人吗？’回答：‘也不是。’有人问：‘那究竟是什么？’法师说：‘你把我当作圣人，我就是圣人；你把我当作凡人，我就是凡人。’人们无法测度他。周游其乡三十年。景德丙午年，开始住在衢州吉祥院，就是今天的天宁寺。衢州人尊敬信奉他。才过十天，他沐浴后写下偈语便圆寂了，端坐七日，奇异香气不停，于是用他的真身建阁供奉。远近之人纷纷赶来，像对待活人一样侍奉他，祈求旱涝也随祷随应。清献赵公曾为他作赞，以散圣来称许他。元符己卯年，敕赐他慧通大师的称号，实际是曹守公辅请求的。到宣和甲辰年，才开始为他作记，作者是广信郡丞洪公刍。阁屡次毁坏又屡次复建，都是前后贤能的太守所为。唉，释氏的教法也真是幻化啊！传授佛法、传衣钵、聚集徒众、阐扬教化，这是大乘的正宗。至于像扬普化的铃、拖弥勒的布袋，吃虾拾蚬，吞鸽吐鸠，表现得像疯癫、像痴狂，惊骇世人、违逆风俗，难道是随便这样做的吗？他的意思是说：‘你以为盘腿静坐、寂照自心就能得到禅吗？我不这样。你以为持斋守戒就能求得佛吗？我也不这样。’扫除那些固定的窠臼，把自己投入炉火锤炼之中，这又是另一种机锋。法师在世时，人们对他的疑惑和信服已经各占一半。如今他去世已经超过二百年，天僖己未年，寺院遭了灾；绍圣乙巳年，又遭灾；宝庆丁亥年，又遭灾；嘉熙庚子年，又遭灾。阁不知废弃了多少次，而真身仍然屹立不动。即使到了仓皇之间火势逼近、灾祸达到极点，也随着火势平息而安然无恙。这是谁使它如此呢？由此看来，法师生前的种种变化，大概也可以知道了。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狂放妄行，踏入大道’吗？今天宁寺主持如玉写信给我说：‘大师的灵异事迹显著已久，如今郡侯赵公孟奎重新创建殿阁，贤良刘珙又述说梦中献田，虽然已有新记，但往昔事迹不详，旧碑腐朽残坏，传抄又多讹误混杂，后来的人凭什么考证呢？希望您作一篇记。’我便根据其中的讹误杂乱加以条理整理，得到它的始末如此。于是又探究他所以不同于本教之处，并把它说出来。或者法师又说：‘古貌昂藏，是佛法中的王；一千个猪头，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片；陶冶我的真实本性，我就是定光。’既然如此，他吃猪头究竟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呢？世上如果真有定光，就会知道。

译清风峡施水庵记 柯山徐伯东君在清风峡下建了一座庵，又在左边修了一座亭，以‘江月’为名。庵中储存茶叶和茶具，等待过往行人；至于风月，自然有它们的乐趣。他多次写信来索求记文，我说：‘义浆得玉，徐寅曾作赋，那是替杨玄写的。知道您的盛大善心，施舍而不求报答，即使徐寅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姑且谈谈您所喜欢的东西。’如今薰风的和暖、应时，本来就已经见于弦歌之中。自从南华先生著《齐物论》以后，才有宋玉的赋；前后相应的风声，大小不同的和声，以及各种孔窍发出的声音，这些是不能画图显现的，而庄周独能在章句之间摹写出来，笔端的巧妙，竟与造化争胜。那楚人的议论，大概是有所激发而发的吧。雌雄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如今明月皎洁明亮，也同列于风雅之中。自从五言诗兴起，曹子建在前面咏月，陆士衡继之于后，后来又有谢庄的赋，流动的月光徘徊，照在高楼上仍有余辉，想伸手去握却握不满，语言精粹而意味深长，几乎是古今绝唱。至于西园寄托兴致、千里怀念故人、霜露沾湿衣裳，不过是徒然哀伤年华将晚，这只是齐梁时期浮华靡丽的习气，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呢？至于你，让它们在溪谷中纵情流淌，泛入我的帷幔；运行在素净的天空中，进入我的胸怀。我对人有什么偏私呢？只是所见有远近，所得有浅深，都是各人自己造成的罢了。千年以后，便有‘月到天心，风来水面’这种像康节所说的真趣；吹拂人的并不是风，照耀人的也不是月，像伊川所说的滋味；力量产生于所受的激发，形态产生于所遇的事物；盈亏消长虽像那样变化，最终却没有真正的增减。又有如玉溪所记、赤壁所赋那样的境界，其兴味深远，前无古人，不是懂得道的人谁能知道？如今您极喜欢吟咏而且具有清雅的思致，在峡中敞开衣襟，在江上玩赏月影，对于前面所说的趣味，必定有超然自得的体会，我哪里容得插嘴呢？虽然如此，‘幡动还是风动’这一类说法，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相比；这又是幽人野客的一种见解，什么时候能与你握手，试着谈谈它呢？庵建于某年某月，某月某日完工。您的姓名是某，字伯东，现在任淮西马步军副总管兼制置安抚两司计议官。咸淳五年正月某日，林某记。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 京山书舍是潮州进士胡申甫君建造的。戊辰年夏天，他从京城南归，路过溪上，带着书舍图样来见我，请我作记。我观察他的仪容，知道他谦恭而崇尚德行；听他说话，知道他质朴诚实而致力于学习。按照图样观看，前面开凿方池，水光涵映、碧色浮动，架桥如砥柱，门名为桥门，这是进入书舍的地方。里面轩敞开阔，平坦宽广，超过百步；两旁建列屋，彼此分离而相距较远。于是高大的栋梁和高耸的屋檐，形势仿佛要飞翔起来，匾额题着四个大字，光彩鲜明。华美的门扉洞然敞开，宽阔深广；讲堂在正中，两边夹着修长的廊庑，东边叫观善，西边叫藏文，这是师友往来、讲习切磋、质疑辨析的地方。四座斋舍分置在角落，是诵读弦歌的人居住的地方。最后高高建起三座祠堂，安定先生在左，昌黎先生在右，瞻仰仪容，庄严肃穆，以此陪祀我们的圣师。它的规模非常广大，位置安排也非常严整。君又把地势形貌告诉我说：‘书舍之外，三座山峰参差在前，两条水流环抱，京山高峻，如同坐在屏障之中；前后共有柱子一百四十根，全都用石头磨制而成。某年某月开始施工，某年某月完工。’我虽然还没有亲自看见，已经知道它是南州的伟大景观了。君回去一年多，我的记文还没有写成，远方使者来催促我，于是因而思念这件事。祭祀素王，是天下共同的礼制；潮州对于文公，归敬来得尤其久远。您如今尊崇胡氏的姓望，而其源出安定先生，拳拳不忘。您身在岭海之南，却有这样的志向，北方人士有的也应感到惭愧。像您这样的人，实在值得敬重。何况我朝儒学之风独盛于前古，师道废弛已久，胡先生确实使它重新兴起。苕川的学法，贤关取来作为法令，至今还保存着。那时伊洛之学还没有传播开来，如今四方人士都知道尊奉周敦颐、二程，处处都有画像，而安定先生还没有人听闻。您建造这座书室，使它与韩山并峙，是想让潮州的儒生在这里弦歌诵读，知道学问体用的深远源流，成为栋梁榱桷般的人才；让人物仰望如高山北斗，玩赏明月，使它们永远相互辉映。京山之名，能够与衡山、鹿洞相媲美，大概从这里开始；这难道不是三阳千载以来的盛事吗？后人推究它的由来，一定会说是胡君倡导、竹溪作记，我也因此同享荣耀了。咸淳五年己巳年春三月，林某记。《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一 宋代林希逸撰 记 报晖堂记 去年冬天还未过半，莆阳吴毕公来到溪上，向我求作一篇记，记述他所谓的报晖堂。我答应了客人，送他离去，心里却忧伤不已。悲吟了几朝之后，我慨然叹道：‘做儿子容易，奉养父母难；奉养父母容易，报答父母难。’我不幸早年丧父，和母亲相依相伴超过五十年。年少时是个痴顽的孩子，只知道勉强努力求学，不过是想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而已，却没有能力奉养母亲。长大后漂泊江湖，想要侍奉亲人使她欢喜，却比不上真正奉养亲人的心愿。我滞留在两学，经历的挫折何止百次？头发已经半白，后来才勉强获得微薄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又因为与世俗少有合拍，屡次被举荐又屡次遭斥退，每每使母亲为我忧愁。能够让她怡悦欢愉地享受奉养的日子，又能有多少呢？风木之悲忽然降临，而我自己也已经老了。美名没有建立，反而被世人遗弃；面对父母无穷的恩德，我的痛苦又拿什么报答呢？每当想到东野的诗句，没有一次不自悲自愧。如今您建起这座堂，取这样的堂名，早晚侍奉父母、问安省视，而且还以文章向诸公请教，南北寄来的赠言充满堂上。凡是持守这些来奉养父母、博取他们加餐一笑，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呢？何况听说您的出身，是孝子郭氏的后代。我曾诵读艾轩所作的双阙记，追慕那个人；每次经过他的故居，都徘徊不忍离去。幸而我认识了您，就像亲自见到了他一样。以我的悲思、您的欢乐，再加上赞美您的见闻所从来的根源，怎能不感叹羡慕呢？因此写下这篇记，也叙述我的心情；还希望您知道我过去惭愧的原因，从今以后每天更加自我勉励。咸淳五年四月，林某记。

译南剑州梅埜徐公祠堂记 陈年腊月还未过半，延平新任太守写信送到溪上，说：‘我们郡有两贤堂，复斋和梅埜一同受祀。两贤堂毁坏后已经复建，但众人认为地方狭窄，配不上两位公的居所，准备把梅埜单独供奉在演山堂。梅埜先生对您来说是知己，您应当替我作一篇记。’我说：‘侯君掌管郡印才几天，郡中事务繁多而费力，却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真贤明啊！’不过我听说，古代贤人以循吏著名的，本来就说：‘他居住的地方百姓富足，他离去之后百姓仍然思念。’然而有任职三年便调任的，有任职五年便调任的，百姓思念他们的德行，千年之后仍像存在一样；桐乡人对于朱邑、密地人对于卓茂，就是这样。如今梅埜先生在某年某月来到本郡任职，某月急忙离去，他留下仅仅六十天；离去时百姓攀住车辕、截断马镫，拦路苦苦挽留，以至于他只好从小路逃走，如今已经去世了，可是郡人祭祀他的心意仍这样恳切，先生究竟凭什么得到百姓如此爱戴呢？有人说：‘先生刚来时，峡阳一带正十分骚乱，先生诚恳地把他们看作自己的赤子，写信发布教令，反复勤恳地晓谕。因此百姓感动于他的心意，都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离开；只拘捕了一两个带头者向先生说明情况，也只是稍加惩罚便释放了他们，全郡于是安定下来。’复斋花费数年劳力去清理整治，而梅埜公在谈笑之间便成就了这一切，百姓不能忘记他，实在是应该的。’ 我说：‘不对，这只是他的事迹之一罢了。儒者凭借道义取得百姓的拥戴，道义难道有具体形迹吗？孔夫子曾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见效。’等到他辅佐鲁国，才三个月便使政治教化大成，难道不是在安抚百姓、招徕远方、推动和谐的过程中，内心相互信服、精神彼此契合，一见面便能领会道义吗？哪里可以用时间长短来计算，哪里可以用一件事来概括呢？先生是学习圣人之学的人，他一生的践履，大概得自伊洛、考亭的遗书；朝廷大廷策问中所谓的得力之处，正是先生自己的心得。所以他居家竭尽孝道，立于朝廷竭尽忠诚；他的仁心充满胸中而根植于内心，见面时便洋溢在背上。想来他到这里任职时，撩起帷幕走出来，凝神坐下，士人见了说：‘这是我们的父亲和老师。’百姓见了说：‘这是我们的父母。’舍弃我们离去，为什么这样急迫！我在心中仰慕他，他离开我不久便去世了；我在心中思念他，也因本地百姓始终如一的心意而激起陈侯仰慕追思的念头。这座祠堂，不是因为外在形象而祭祀，而是因为内心而祭祀。太虚长存，此心不死，那么梅埜之祠应当和演山堂一样长久。梅埜先生姓徐，是信安人，名某，字某，官至工部侍郎，追赠某官。’ 祠堂于戊辰年季冬望日开始动工，第二年三月告成。这是咸淳五年四月某日，林某记。莆田方氏灵隐本庵记 咸淳五年夏四月，我因金凤之丧来到莆田，拜访住在家中的寺丞方君。进去后，我拜过铁庵先生的画像，退出来坐在心田室。方君对我说：‘我的祖先长官葬在灵隐山下，并在南山荐福寺建祠祭祀。荐福寺的田地，是长官的六个儿子共同捐施的。每年中元节在祠中祭祀，六房子孙参加拜祭的有几千人。香火延续三百年，始终如一。近来因为僧人贫困而赋税沉重，寺院几乎废弃。我承接先人的志愿，勉强扶持，幸而有了成效。后村先生已经替我作过记。只是灵隐坟墓距离城三十里，守墓人只有一人，他居住的地方又很远，所以过去常有人损伤那里的柴木。平时拜扫，一年去一次，六房各派一人；其他子孙多半不知道所在。我父亲曾对此忧虑，却来不及扩充守护。如今我和族中老人商量，约定在浇松的时候，不论身份和祭祀分额，凡是命士、举人、监学生都可以参加。又想到来的人没有地方容纳，于是在坟旁建三间屋：中间作为祠堂和饮胙之所，西边住庵僧，东边住守坟之人。买田十二斛供给他们。田地存在，庵便存在；庵存在，松树楸树百世便无忧了。某年某月开始施工，某月完工，取我父亲谱序中的话，命名为‘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果不写下来，就无法告知后人，您愿意为它作记吗？’我说：‘世道不如古代，大小宗法已经亡失，大概是从采地先行废除开始的。采地存在，族人聚集便有所依系，不至于轻易离开乡土而忘记祖先。汉人还把受封为侯、建立国家看得很重，正是我所说的意思。千百年来，这种心意消失了；固然有人在清颍购买田地，却使祖墓在泷冈日渐遥远；有人在阳羡买田，却离开蜀地万里，即使大贤也有不能免的，这终究不可以作为训诫。唯独高平公眷恋姑苏的族人，设有义庄田产，不只是为族党打算，实在也是为坟墓打算。如今莆田奉养坟墓的典制很盛，您家族人众多而血缘联系久远，所以这件事尤其盛大。长官的祭祀在荐福已有田地，您建造这座庵又买田供养守墓者，并且希望六房后代都不忘自己的根本，完成铁庵先生未能完成的志愿，扩大前人孝敬慈爱的心意。您确实懂得根本。过去孟子说过：‘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同出一根。’这是针对墨家兼爱说的。墨家把爱当作仁，却不能穷尽这种心意的道理，所以它的弊病是失去根本，终于达到没有父亲的地步。如今您推扩一念之爱，从自己的父亲延及祖先，又延及族亲，既不流于空泛疏远，也不至于忘记；充实仁爱的端绪，穷尽亲爱的道理，大概是得到了这颗心的正道，真贤明啊！’ 既然这样，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知道自己的根本，靠的是心。人能够保全自己的本心，就能知道祖先；知道祖先，就能知道上天。我说得迂曲了，只是为您试着谈谈这些，您也姑且听听吧。寺丞名某，字某，是长官的第十二代孙。这一年己巳端午后十日，林某记。

译重建应天寺记 应天寺是古老的禅寺。开山祖师名智淳，是白屿人。他起初在江边行走，看见水中青蛙被苔藓遮蔽，撞破苔藓跳出，因此有所省悟，于是舍弃家庭学习佛法，遍游各方，声名震动江湖。崇宁四年，他在京城寺院挂单，皇帝知道他的名声，提拔他主持西宁州万寿寺。法师进献偈语，极力辞谢，后来长期游历后返回福建，寄居在青凤山。边帅用巨大的寺院礼聘他，他不肯前往，便亲自到住处访寻，只见他端坐蒲团，煨芋的烟气充满房间；迎送客人从不跨出门槛，边帅更加认为他贤能。年末回到故乡，于是创建了这座寺，这是过去老人们相传的说法。寺院开始创建于绍兴二年壬子年，梁上题记可以证明，距今一百三十八年。过去有房屋数百楹，距离溪边的集市仅一里多，从石桥向东望去，飞檐横脊隐约在绿荫之间，观赏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因为寺前巨大的积水，昔日的田地变成溪流【缺字】，年收入逐渐减少，官府征收却日益急迫，主持僧人受到官吏困扰，屡次更换、屡次逃走，后来便被其他寺院按年拘取。厅堂、房屋、厨房、库房全都毁坏，四周荆棘长得没过人，牛羊任意出入。佛殿漏雨穿孔，只剩下门和中间一座堂，柱子全都光秃秃地立着。门西边堆着砖土，不满一丈，只有一名僧人守在那里，过路的人见了都感到悲怆。我因溪桥工程的缘故，偶然来到这里，僧人指着残碑告诉我，碑上记载的就是崇宁年间的三首偈语。我一向敬重法师的名声，知道这是法师过去的居所，于是谋划修补。只是当年歉收，乡里贫困，能够捐助多少呢？我当时正勉强把桥的工程完成，于是避开困难、先做容易的事，量力而行以求成功。拆去中殿的椽木瓦片，同山门一起重新修整；又在左右增建翼室，两边廊庑东西相连，共长三百尺，这就是重建的部分。姑且使四周稍微完整，勉强具备大体规模罢了。若有法师的愿力和诸佛护持，日后一定会有人把它完全恢复旧貌。因此写下这些告诉后人，也一并补上它始末失传的缺漏。这项工程始于丁卯年季冬，终于己巳年仲春，耗费钱若干，缘僧某主持工程，林校尉德政负责。此年为咸淳五年三月，林某记。潮州开元寺法堂记 开元寺的法堂，是潮阳官吏祭祝皇帝、祈求圣寿的地方。寺院起初规模宏大，其中有三十六所子院。绍兴年间毁于防御盗寇的战乱，后来虽然重新建造，却只有佛殿、罗汉堂、三门、两廊罢了，其余都被豪民大姓占据，列为店铺。法堂更是没有了。虹节之礼移到光孝寺举行，赵师防侯说：‘这样的嘉礼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向朝廷请求全部恢复旧制，建成礼仪场所，此后朝廷祝赞仪式才开始庄严。那时是嘉泰甲子年。房屋久而破败，壬戌年秋天，大风猛烈刮来，法堂倒塌。虹节之礼又移到戒坛。过了八年，历任四位太守都没有动修复的念头。咸淳己巳年，通判林侯来到这里，恰好代理郡政。他办理郡中簪缨士人和僧道共同参加的寿崇节礼仪，车马仆役纵横交错，肩背相接，喧闹声像空旷集市一样。林侯忧愁地私下想：‘这是祝愿我们的君主万寿的盛典，可是坛场剩下的地方还不到几丈，竟拥挤混乱到这种程度；我们这些人低头苟且应付了事，难道不是不恭敬吗？’于是访求年长而贤能的僧人，说：‘只有靖僧能够把这件事办到开元寺。’他捐出俸金百万，让靖僧完成这项工程，建屋九间，进深一丈六尺，面宽三丈。前后各栋都改用石材，宏伟高大而美好，整齐深广，观看的人无不惊异，而百姓却没有参与其中。仲夏开始筹备工匠，某日开始，经过某月，法堂完工。僧人来请我作记。我说：‘已经废弃而难以恢复的事情，难道都是力量不足吗？只是看有没有这份心意罢了。’这座法堂，经历上下二百年，绍兴年间第一次废毁，由赵侯恢复；壬戌年第二次废毁，由林侯恢复。这两位侯君并不是想从佛那里求取什么好处。尊贵没有高过我们的君主，事情没有比皇帝寿诞更庄严的；按照内心衡量礼制，必然应该肃敬，难道不是臣子本来就该如此吗？那些人在祭祀尊严之处跪拜叩头，却不嫌弃它的名分；在戒律道场中忙乱拥挤，却不觉得这是轻慢，为什么偏偏没有修建法堂的心意呢？唉，千秋不变的节义虽始于唐代，而华封三祝的传说却从尧帝放勋时就开始了。至于《天保》诗祝愿长寿、指向南山，这是诗人歌咏的内容。这样看来，古今臣子，基本上都有这种心意。古今相同的心意，偶尔却被忽略，我对此难道能不肃然起敬吗？只是赵侯当政时，郡中财力正充裕，修建它很容易。如今朱提的纲运文书和催办公文接连而来，火迫般紧急，又有绿林盗寇骚扰，击鼓传警日益严密，郡中的焦虑劳苦已经很久了。侯君在这样的时刻暂时掌管郡印，却急着首先办成此事，比起古人尤其值得敬重。应当记下侯君的姓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以承议郎通判军州事。这一年六月某日，具位林某记。

译潮州重修韩山书院记 关于韩山书院，我从前就听说过。咸淳五年夏季，有人带着三阳士友的书信来到溪上，说：‘韩山是文公旧日的庙址。’前任太守郑良臣公在这里建造屋宇，三门题作‘城南书庄’，讲堂题作‘宗道’，祠堂题作‘泰山北斗’。文公居中，天水赵公在左，濂溪、槎溪二公在右。两廊四斋，职员十人，学生由田产供给双倍粮食；田产是郑公拨给的，陈公圭买来的。从淳祐癸卯年至今还不到三十年，藩篱、屋檐，横木、立柱全都破败，危险得仿佛就要倒塌。如今通判林侯恰好代理郡政，一天带领诸生到祠堂下拜谒，讲学完毕后四处环视，说：‘潮州士人知道学习，是从文公开始的；这就像文翁对于蜀地、常相对于福建一样。本地百姓供奉文公香火至今已有数百年，是不忘文公的教诲。自本朝以来，本州人物有升任从槖、位列广庭、冠绝兰省、脱去布衣进入太学、登科成为英才儒士的，每次诏令都没有断绝。家家有弦歌诵读之声，乡里排列着士大夫之家，这些都是文公赐予的。前人建造这座书院，大概是为了发扬文公的教诲，希望彼此相约于无穷。如今它若不修葺，我将感到惭愧。’ 于是他捐出俸金四十两，命堂长林震曾主持工程。书院各屋的材料，无论大小，折断的更换，腐朽残缺的补修。柱子的础石加高到数尺，拆去破瓦，重新覆盖一层。自门、讲堂、斋舍、廊庑直到厨房、浴室，以及外面的九贤堂，全都完整而牢固。仲春开始施工，初夏完工。郡中正处于焦灼劳苦之际，需要调发的事务接连不断，侯君还能想到这里，实在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如果缺而不记，怎么可以呢？希望您作记。我说：‘侯君治理郡政，急切致力于教育，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确实接近道了。然而士人最难的是学习，学习最难的是尊师。如今潮州人所尊奉的老师是文公，何况每天在这里游息，瞻仰遗像，难道可以不知道敬仰吗？应当怎样仰慕呢？一定要说：‘挽救八代以来衰败文风的，是文章；挽救一代人沉溺的，是道；劝谏触犯君主之怒，是忠；言语折服三军统帅，是勇；汲取衡山的灵气使云雾退散，憎恶鳄鱼的暴虐使风雷驱逐它们。’这些固然是文公可以流传、值得敬仰的地方；但所谓浩然之气独自长存，究竟是什么呢？’描写文公始末，没有比坡仙的一篇记更精妙的了。我们这些人一定要据此去思考，这才叫善于学习。侯君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这一年己巳年孟秋朔日，具位林某记。道山之宇记 莆田方兄与我同年，景揖是他的儿子。他在居所旁边建堂，命名为‘道山之宇’。堂后靠着东岩，旁边依着乌石，正面朝向西山。四季各有台榭：春天叫靓妆，夏天叫来风，秋天叫见南，冬天叫索笑。中间有亭名耸翠，前门叫栎园，后门叫迎隐，和道士的居所相邻。他写信来请我作记。我说：‘乘一叶孤舟寻找山谷，拄着手杖观览云彩，守着八九间屋舍，耕种几百株韭菜，这是贫困却以此为乐的人所做的事。如果有财力，那么陈列奇章之石的谱录，收藏洛阳的花种，栽种千章大树，种植九畹兰花，驾着花外之车，放舟荷花之间，弹筝击筑，在其中飘然往来，当然也是快乐的。然而平泉有诗，主人却不能长久留居；辋川虽有图画，门却曾经上锁。这就是韩愈所说为圬者作传的原因。如今您家传承六艺，便有一座园囿；收藏群书，便有一座苑囿。灯窗之余，您想在这里休息，等到学业有成，等待时机进入蓬莱山的园圃，观览崇文阁的藏书。在煮茶和校写史册之间，在方壶之上举杯畅饮。到那时，您可以吟咏《太液赋》《上林赋》，在退朝归院之后，预先享受赏花钓鱼之宴。’ 那时住所更加华美，景观更加宏大。所谓道山，也只是您起步的地方罢了。从前我任少蓬时，曾经请求题写‘道山’的匾额。后来拜受宸赐，将它悬挂并镌刻下来，却随即因获罪而离去。回头看过去的游历，又来记述这座屋宇，不禁感叹而又惭愧。咸淳己巳年元日，鬳斋林某记。《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二 宋代林希逸撰 序

译安晚先生丞相郑公文集序 远古盛世，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臣子同时存在，他们在朝廷之上相互赞叹应答，大多都是有道德、有文章的人。看《尚书》便知道，虞舜时代的禹、皋陶、伯益，商代的伊尹、傅说、仲虺、周公、召公，他们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上合于皇天；至于歌、谟、训、诰等文章，凡是扬雄所说浑厚广大、庄严盛大的作品，都是这些君子写成的。唉，何等兴盛啊！欧阳公曾说：‘文章和事业，一个士人不能同时擅长。’这句话大概不是针对那个时代说的。汉唐的辅相，难道没有能兼具二者的人吗？然而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功名显著，却不以文章著称；韦贤、平当、康海、薛、常、杨、燕、许等人，辞章才艺出众，但事业没有值得记载的。评论人物的人往往对此感到遗憾，大概是三光五岳的精气已经分散了。唯独我朝诸位大老，前有韩琦、富弼、马光、吕公著，后有张、李、二赵，他们的人品如泰山高岳，他们的文章如黄钟大吕。记载在旌旗常典上的，宏伟显赫，流传久远；保存在简册中的，光耀我宋的美德。因此可以上比帝王，而诸公也承受了天地的完整美善。考察近世，则有像安晚先生、丞相郑公这样的人。先生早年防守太学，便已声名不凡。从经筵侍讲一直做到执掌大政，所作高文大册流传世间，文饰两朝政绩。既然已经充分发挥文章的作用，向九重陈述的无非都是仁义之言。谏诤奏稿大多焚毁，仅存其大略。至于孝宗潜龙未显、初继大统之时，两宫政见异同，皆可考见于治平之际。先生竭尽忠诚以辅助圣上的孝心，当时有《甲申尊亲书》。逆臣全氏骁勇跋扈，声势震动江南，朝廷议论不一，类似唐代淮西、淄青之乱。先生赞成决断，最终成就圣上的功业，当时有《绍定当国书》。亲自处理法宫事务，朝廷纲纪刚刚整顿，先生忧虑政权旁落，极力折服权臣，这时有《政柄疏》。议和使者往来，国事尚未统一，先生分条陈述间谍和祸患，后来果然如蓍草龟甲所占，当时有《边备疏》。其他如《敬思铭》二篇、《元吉箴》十篇，以及四言《祖训》，发挥皇帝梦中的启示，也是关系宗庙社稷的大计。功业和言论共同树立起来，难道还不伟大吗？何况端明改定年号，任用贤良、斥退凶邪，天地间光明灿然，比美于元祐。中途遭受排挤嫉妒，先生本人虽然退隐，但当时诸贤始终没有遭遇王安石、吕惠卿那样的灾祸。即使嘉定、淳祐以后，政局屡次变动，贤者与不肖者难道不是交替进退吗？而丁大全、史嵩之的罢去，竟如同丢弃帽带和冠饰，难道不是圣学高明、黑白终究分明，讲明道理、辅导君主早已有所准备，这全是甘盘之类的辅弼之力吗？当先生第二次任宰相时，曾以辅政没有成效为辞谢。穆陵指着自己的圣心说：“丞相的功劳就在这里。”这样看来，大人匡正君主的功业，先生确实拥有。天下人有不知道的，先皇却独独知道。文章反倒只是余事罢了。我曾因此想到，元丰末年，若能安排燕王诒为傅，使他酬答神宗的期望；若鼎湖龙驭上宾之时，能让神宗在世上多延续些年岁，使温国公司马光在其中尽力辅佐，那么后来所谓“绍述”的一句话，必定没有地方施展奸邪，于是邪正纷争也不会像这样惨烈。先生所学所遭，颇与文正公相似；追念往事，更加感叹穆陵的圣明，也因此对先生有所感慨。如今先生去世已经十七年，诸孙汇集先生遗文刊行，因为我曾得到先生格外的知遇，便让我为它作序。我回想往日初入朝廷、先生留在经筵时，能够从容地侍奉笔砚，知道先生的学问穷尽古今，出入经史，胸中积蓄浩瀚无边。经过熔铸锤炼，片刻之间便能写出千言；把它写成诗歌，兴味尤其深远，哪里是寻常文士所能达到的？而且先生乐于取法众人，不断叩问切磋；只要有一句说到要害，便击节赞赏，仿佛是自己说出来的。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出先生集思广益的好处和容纳他人的气度。因此一并记在这里。次云方先生诗集序 我曾因谈论世事、以古人为友的话，才知道古人为什么对人物感到慨叹和惋惜。把与天下士人交游还认为不够，还一定要从诗书中寻求古人，这难道是忽视近人而追逐远古吗？只是天地茫茫，能够与我们同时的人物能有多少呢？伊尹尚且有莱朱、献子这样的朋友，却已经被后人忘掉了三人；若不是孟子说了一句话，他们都将默默无闻。网山先生曾说：“过去干道、淳熙年间，莆田人物最为兴盛，其中几位大老，如文节、次云、景韦、渔仲，都是千载难逢的人物。如今艾轩以文集流传，夹漈有《通志》，溪东有《艺圃》，都已长久传于世，可以读他们的书而知道他们其人。唯独麟台方公去世以后，后人渐渐衰微，平生著述一纸也没有保存下来，能够流传的只有古体、近体诗两卷，也又沉没不显，姓名仅见于艾轩的铭文。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深慨叹惋惜的吗？”先生曾自言：“我的文章如同大雨沛然降下，便奔流汇入百川，充满万条沟壑；平时却一滴也没有，蓄积在深水潭中，一旦发出便宏大奔放。我的抱负究竟怎样呢？”听说先生当初接受试题时，属吏报告说按照防题的惯例，应先取得题目，先生挥手斥退了他。翰长听说后很不高兴，于是取三国六朝战争中险要之地的错综事势来出题，想以此使他困窘。先生拿到题目提笔作文，看一遍便笑了，从容奋笔疾书，写完全篇一万多字，把南北数百年攻守得失说得如同指掌，哪里比欧阳修、苏轼逊色？这就是所谓沛然如雨。假如他的全部稿本有幸流传下来，难道会在古人之下吗？至于他的诗，有长有短，能够感发兴起，也能够供人观览，这就是学问的鼓吹。飘逸洒脱处像李白，浑厚沉重处像杜甫；从《风》《雅》中得到遗留的声调，把超逸的情思寄托在《庄子》《离骚》中，即使白居易、元稹、孟郊、贾岛也应当面向他称臣，其他人又算得什么呢？我二十一岁时得到先生这部诗集，日夜吟诵玩味，仿佛见到先生本人，所以书箱中保存长久，几乎被虫蛀尽了。后来访寻先生的家，房屋已经换了主人，何况诗集的刻板呢？每次追忆，都惆怅得像失去了什么。如今先生的族孙岩尹访求寻得，幸而抄录寄给我，得到失散的宝鼎、归还的明珠也没有这样高兴。我写序并珍藏它，于是对岩尹说：“千年以后有谈论世事、以古人为友的人，一定会从我们这些人中寻求先生，我们彼此共同珍惜他，好吗？”

译陈西轩集序 士人最难的在于明白道，文章只是寄托道的工具。因文章所寄托的内容，才知道道得以保存。然而这样说来，文章也不可以忽视。茫茫天地之间，明白道的人能有几个？即使有这样的人，在世时保存道而未能施用于当世，死后文章又不能流传后世，这难道不是谈论人物的人所惋惜的吗？西轩陈先生，是有道而又有文的人。他生于洋万山之中，却学得圣贤的心法；文章接触神明深奥的境界，趣味旨意幽深微妙，从口中吐出芬芳华美的辞章，大都超脱在尘俗污浊之外。他在当时，与次云、老艾、溪东、溪西同出一地，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艾轩对于人从不轻易赞许，唯独说先生的学问并非因师传授而来。他把先生看作与横渠同时代、只有真正明白的人；文集中诸篇铭文，只有次云称他为“子方子”，先生称次云为“子陈子”而已。至于他的文章，艾轩说：“如今的佳作，和玉石同样有光彩。”这难道不是因为世人知道黄色的才是金，却不知道白色的玉更为珍贵吗？这大概是在为不了解先生的人叹息。我先生年寿不到六十，做官不过一县；生前不求声名显达于世，而后世在莆田记述人物，也遗漏了先生。关于金玉的这番话，在先生身上确实得到了验证。我生得最晚，二十岁时从先师乐轩那里得到先生《月圆沲沲》赋。我的老师深深敬重先生，我本来早已焚香仰慕他了。最后才从先生的曾孙子高那里得到这部集子；看其中的记、序、论、赞，颇有《檀弓》《谷梁传》《史记》的风格。古今五言、七言诗，可以和陈子昂、元结、孟浩然相匹敌。至于《桃花》《瑶华》等赋，即使孙卿、屈原见到，也应当击节赞叹；而《西轩》一篇自有自己的风格，又同鲍照、谢灵运争奇幽洁。这就是先生所得以寄托的地方；艾轩已经不能复生，还有谁能评论它的高下呢？然而先生防戏于此，岁月已经很久了，难道应当流传的只有这些吗？如果不是残篇破箧沉沦弃置在地，化成灵芝，流成醴泉，那么其中蕴积的光芒，必将成为灿烂的华星、祥瑞的云气。又有谁能够看见呢？这就是我对这部书格外惋惜的原因。先生名某，字某，兴化人，承议郎、知长乐县。生于政和辛卯，卒于乾道丁亥。艾轩所作的窆铭和墓志，在其中关于先生仕进、退处和言论的部分，略见于《黄钟燕话》。我的大母就是先生的族孙。丘退斋文集序 有文字传下来，作为文士，谁不想凭它为世所用？然而有些事不能由人强求，决定它的是天，不是人。老艾一派的学问，本来不只是为了写文章；而艾轩的文章，视干道、淳熙诸老更为卓绝。一两代传承之间，如大著正字、二刘、季冶、黄、怀安、网山、乐轩二先生、黄石、吴叔达，都是以笔力驾驭造化的人。网山深奥而清丽，乐轩奇特而有法，即使诸位高足，也应当避让。然而艾轩在朝任职不久，二刘任职尤其短暂；奏篇、讲卷已经震惊一世，其余诸人却都困穷而死。假如人人都能把胸中所有尽情吐露出来，那会是怎样的人物啊？我曾为世人感到惋惜。兄长在乐轩门下，是我们这些人行礼敬仰的人；二十岁时参加乡试，漕台主考惊异而敬重他，颠沛三十年后才考中进士。在尚未登第时，他已经是龙学信庵二位赵公门下的宾客。三京战役时，传檄中原的文书、帛书和露布，都是先生所作。后来往来于各路军门之间，办理军务应酬，有时向诸使陈述，有时在朝廷辨析，文辞气势激昂，议论精到；世人称道的《执讯书》、史氏惊叹而认为足以成风的檄文，兄长哪里逊色？从前唐代徐濠在宣州掌书记，宾客如韩愈记述、称道的那些人，大都由藩府升入朝廷而得到重用，接连不断。主人公的功业正要创立，而兄长镜中的白发却已经盘结了，难道不是特别令人感慨吗？至于襄城赴援、仪真料敌，勇敢胜过李泌，精明超过柳浑；人们说，信庵的门客中有兄长，就像紫岩的子羽一样。病重将死时，亲手写下告别书，辨别秦桧、张浚的毁誉，字字恳切周到，光彩灿然；在生死关头还能如此，实在难得！假如兄长能够充分发挥才用，那么司马相如晓谕蜀地的文章、宣公谋划制敌的议论、房乔临终前的奏疏，便可以兼有并且一同流传了。我年轻时与兄长共事，和乐轩有笔砚之交，关系非常亲密；中间南北离散，将近二十年，才同为乙未进士。我南归时，兄长以信庵的身份留我在别京楼饮酒告别，握手不忍放开；刚过三年，兄长便在仪真军中去世。未及冠时留下的稿本几乎全部散失，如今只有甲能传世科，痛惜他的文章，访求十年所得仅此而已。我读着它流下眼泪，说：这文章的作用难道只能到这里吗？这个人的流传难道只能到这里吗？姑且为它作这篇序。

译李君瑞奇正赋格序 自从韩愈提出诗歌有正有奇的说法，文章家便有了用正奇互相品评的做法。我曾思考，张说、徐坚评论文章时说“像良金美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用”，这不是正吗？又说“像孤峰绝岸，峭壁直立万仞；浓云郁积而兴起，震雷一齐发作”，这不是奇吗？正奇并用并不妨碍二者都美。前辈却说“喜好奇异本来就是文章的一种毛病”，韩愈自己也说“怪怪奇奇，不能施用于当世，只用来自我嬉戏”，这样看来，奇终究不如正。然而李长吉的辞章崇尚奇诡，当时人都称赞他完全超越了翰墨的常规。李义山从令狐楚那里学习骈偶之文，等到自己创作时，竟超过楚体，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本来就瑰奇吗？长吉的奇见于歌行，义山的奇见于骈偶。所谓骈偶，就是今天的赋体。假使今天人的赋能够像玉溪那样奇特，又有什么愧于古人呢？莆阳同舍李君瑞以赋著名，多次在乡试中被荐举，优等升入学校；他常常凭奇取胜，自称这为伏兵。因为前后受到主管官员赏识，都是靠铺叙的体制取得的。如今集中收录的赋作，无论大小试题，从兰省、三舍、诸郡、鹿鸣一直到堂补、巍缀，都在这里。每一道题先写正，接着写奇；除铺叙之外，有时以韵取奇，有时以立意取奇，有时以句子简洁古雅而取奇，有时把开头和末尾的三韵、两韵混合起来构成篇章。所谓正，人们本来都知道；但不时出现的奇，往往超出同辈苦心思索所能达到的范围。譬如孙膑减灶削木、淮阴侯背水列阵并以沙囊示假，这些并不在堂堂正正的阵势、端正整齐的旗帜，而同样可以扼住敌人的咽喉、击破敌人的胆气。把君瑞藏在肘后的秘方当作已经验证的药剂，不加保密而传给别人，得到它的人应当参加万次选试而万次都能中选。然而唐人论诗有“六迷”之说，也有“七至”之说，其中说：“把诡异差错当作新奇，是第一种迷误；达到奇而不差错，是第一种至境。”所以一定要懂得什么是至境而去掉迷误，用诗的毛病来验证赋，或许就能得到君瑞传授的方法，又完全领会他达到至境的妙处。我年轻时学习赋，苦于不能写奇，如今已经老了，听到这个说法很高兴，所以不推辞君瑞的请求，作这篇序。方君节诗序 近体诗兴起于唐代，并不是古诗。如今人们用绳墨规矩来要求诗作，所以江西诗派的长篇诗歌受到讥刺，紫芝曾写诗评论此事。紫芝在狭窄的见识中求奇，以肥厚来追求瘦劲，常说：“五言诗每句五字中只用四字，七言诗每句七字中只用五字；如果再增加一个字，我的力量就不足了。”他的方法严格到这种程度。如今诗集中古体诗极少，也只是选家反复删改磨炼，苦心到了极点，淘洗得极为莹洁罢了。即便如此，浑厚雄健的气势比过去还是有所欠缺。此前本朝诸位大家中，论律诗精工，没有超过半山的；有些地方是杨亿、刘筠所不能及的。论古诗的深奥，没有超过宛陵的；有些地方是苏轼、黄庭坚所不能及的。中兴以后，陆游、杨万里两人也都在这方面用心。然而杨万里偏重兴致，接近李白、陆游；偏重雅正，接近杜甫。唉，诗到了李白、杜甫，真是圣妙、神妙了！北山仰慕的境界高远，抱负宏大；吟咏自适之作，古体比律诗多。骨气表现在丰厚，意态寄托在简约，不肯寄人篱下，收放自如。譬如老禅不被格律束缚，譬如精纯的学问不逾越规矩。造诣一定越来越深，积累一定越来越丰富，那么杨万里、陆游的心传，除了我还能归属于谁呢？北山是莆田方氏，名应发。陈子寛诗集序 子寛是我的同乡朋友。我起初在温陵任职时，子寛任安溪尉，留在幕府中。他性情喜爱吟诗，我颇能听到其中警策的语句。从此以后通常每隔几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以诗相互咨询切磋，很有追踪陶渊明、谢灵运，凌驾孟郊、贾岛的意趣。近来我南归，路过溪上，他把这部集子藏在袖中给我看，说：“一定替我选择删定。”子寛离开后，我诵读了几天，长短五言、七言都有情趣，古体和律体兼备，像春日明媚、秋日清朗，姿态很美。还用得着选择删定吗？我知道他在诗歌上争胜的心还没有停止。从前杨万里的诗前后接近四千首，自己说创作屡有变化：第一次变化在绍兴壬午，第二次在乾道庚寅，第三次在淳熙丁酉。同时尤梁溪也认为杨公的诗每变一次就进步一次，又说：“壬午以前有一千多篇，全都烧掉了。”他对延之诵读数联：“露水巢中的蜘蛛在织网，风中燕子诉说着怀春；坐忘日月只凭三杯酒，卧看江湖只乘一叶舟。”梁溪惋惜这些诗被烧掉，杨公说：“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然而看杨公如今流行的诗集，这类句子在变化以后也未曾没有，难道是把可以改变的改变了，而不可改变的终究还在吗？因此我不愿意子寛也想有所取舍，免得将来又有梁溪那样的惋惜。从前蔡端明喜欢写记，每一轴作品上总要亲自题写：“某处作，某年。”竟是用来作为自我鉴照。子寛年纪正盛，吟诗必定会越来越丰富，应当按照杨万里的方法逐次编次，时时用那些改变的和没有改变的作品来自我鉴照，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刘元高诗序 诗歌好比射箭：把鹄安置在靶上，以此检验工拙，这叫靶子的强弱；力量大小决定能否射中，技巧决定是否精妙，没有靶子就无法分别。譬如良弓，它的材料有六种规制，这是诗的材料；三参九均、四种调和，这是锻炼；弓干的中心一定要正，不正便会与视线相违，这就是“思无邪”。射箭对于吟诗，大致可以这样作比。不过靶子有远近高下之别，能否看准在于自己，诗也是如此。陶渊明、谢灵运是一种靶子，韦应物、柳宗元取法他们；李白、杜甫是一种靶子，苏轼、黄庭坚取法他们；孟郊、贾岛是一种靶子，四灵取法他们。随着所取法的对象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可以追踪古人，列入名家；否则便都只是后羿了。如今谈江西诗派，大抵以黄庭坚为靶子。高安刘兄寄来《山居前后稿》，诗思清新而兴味深远，辞藻丰富而格律严整；从诗派中寻求，神情风格都具备，我私下已经知道他所取的靶子了，于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他。虽说射箭只有一种道理，但假如达到由基射猿、纪昌射虱那样的程度，哪里还有什么靶子射不破呢？刘兄名元高，字某，现在任侯官县令；尊父实斋，是与我同年的朋友。

译悟书记小稿序 悟上人是我的同乡，本来出身儒家，儒生的习气还没有忘掉，非常喜爱诗歌，也喜欢写文章。从前他为偃溪、径山掌书记，拜访我于西省时，我曾赠给他几句话。如今他南归，寄居朋山，作品更加丰富，又寄给我两编，题名为《枯崖》，并且援引信无言的先例，请求我作序说：“信无言为佛日作记，寺僧稍有空闲，不是到园中锄菜，就是下田赶牛；他有一部集子叫《园夫》。”他拿给徐师川看，师川为它作序，改名为《奇葩》。我说：“皮毛剥落，树叶尽归根部，这才是你宗门的本色。贯花、散花，全都是毛病。”师川取这个名字，岂不是认为它有毛病吗？假如悟遇到师川，一定会说：“枯木已经发芽了。”我因此想到，自己年轻时也喜欢吟诗，年老后却没有什么长进，便独自诵读玩味《心珠》《证道》等诗歌；许多人阅读保宁、雪窦诸位老和尚的颂古，也时常有这样的作品，或者正是为了逃避禅宗的讥讽。然而我作为书生却喜欢古代尊宿的言句，悟作为僧人却玩弄穷秀才的生活，恐怕彼此都有毛病。从前鲁公扈、赵齐婴向扁鹊问病，扁鹊对公扈说：“你多于谋虑而少于决断。”对齐婴说：“你少于谋虑而过于专断。” 这叫作两人共同具有的疾病。如果交换你们的心，就都能达到善的状态。于是扁鹊让两人喝下迷药，剖开胸膛取出心脏，互相交换后放回去，再给他们服神药；两人醒来后和原来一样，疾病全都消失了。世上如果有扁鹊这样的人，我愿意请他来，把我的心和你的心交换，使运使谈论禅理，临济宗的后人讲说文章，各自去掉自己的毛病，也许就不会有越界争夺的疑虑，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上人认为怎么样？介石语录序 介石从前住在南山，我曾见过他一次。他道貌纯粹，言语很有意味。因为他是同乡，我爱重他；因为他是名流中的人物，我敬重他。如今他寂灭已久，侍者景恢于是把这部语录远道送来，请我作题语。我说：“有句也好、无句也好，就像藤蔓依靠树木；横说竖说，就像水中捞月。老师既然如此，供通也如此，我又如何分别辨明呢？”不过，老师曾七次拜见浙翁，最后一次举出黄龙三关的因缘，于是得到关南一拳，打在鼻孔上。这里有许多防忉，也有许多作略，一生受用不尽。又想把它交付后人，那么究竟是为谁的呢？是介石的，浙翁的，还是黄龙的？古人有句话：“一个字写三遍，写出来竟把乌写成马。”何况后来还有人把它刻上碑石，又有人在下面加注脚。不要把黑豆当成自己的眼睛，否则木马将在风中嘶鸣，泥牛便沉入大海了。莆田方氏义庄规矩序 铁庵先生忠惠方公，是声名厚重、德行深厚的人。他对宗族亲党的拳拳之心，大概是今人所没有的。他已经编成六房的世系传记，又考虑怎样振兴自己的德业，常说：“文正范公，是我敬仰爱慕的人。像范公那样的大节，固然不敢企及，唯独义庄还差不多可以仿效。”只是我的力量微薄，虽然不能平均惠及六房众人，对于礼部这一房的后代，或许还可以做到。中年在朝廷任职，因为正直之道不被容纳而离去，滞留岭南军府共七年后去世。假如他能够回来，这个志愿就实现了。如今寺丞君孝敬父母，追念父亲的志愿，始终不能忘怀。他解下章贡县印归来，已经经营荐福寺来祭祀长官祠，又创建本庵来守护长官的基业，为本房作长远打算。于是就在旧日请求得到的琵琶槽土地上筑堤造田，田成以后每年收入三百石，仍然不够使用，又捐田五十石来补足。于是取用范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仿照实行，把每年收入按等级发给族人，姑且从亲近的人开始。因此九世祖礼部以下若干人，高王父福平以下若干人，都有相应供给。加冠、及笄有馈赠，婚嫁有馈赠，丧葬有馈赠，男女出生有馈赠；延请老师在家塾教导子孙，每月有俸钱，每年有供给。考中科举的，赠送庆贺礼物；秋试被荐举入学的，资助其行装。有父母而家贫的，有亲疏关系较远但贤能的，年成歉收而饥乏的，遭遇意外患难的，都给予救济。这些都是范氏义庄的旧规。每年季秋，又和族人共同举行忠惠公的祭祀；祭祀所用的器物、服饰、牲牢、献奠、祝辞赞语，一件件都合乎礼法。因此它的用意大概是说：“馈赠就是恩惠，但只有恩惠并不是古礼，必须借此使人私下受到教化。”所以器物一定合乎礼制，希望人们由俎豆礼数而知道成圣的学问；服饰一定合乎礼制，希望人们由衣冠制度而知道修饰仪容的学问。升降、灌祭、献祭都有节度，就能学习朝廷宗庙的礼制；尊卑、饮酒、拜礼都有次序，闺门之内孝顺和睦的道义就会彰显。这种用意深远，也是范氏旧规中没有的。何况文正公的子孙，见于奉使公所记载的坟山集，共十代只有二百人。如今礼部以下三大房，从祖父一辈直到兄弟，几乎有五百人，后来增加的人还没有停止。啊，真是兴盛啊！这一点又是范氏所不能及的。从前钱公记述姑苏义庄，举晏子的事来说明，便说：“晏子的仁德只到生前，范氏的义举却流传到身后。” “大概是因为俸禄赏赐的惠及，不如义田流传得长远。”我起初也赞同这句话，后来思考却觉得并不是这样。春秋时代田界尚未开辟，如果不是国君赏赐，便不能私自取得土地。殿邑既已辞去当时所有的封地，只剩北郭六十而已；这是三等采地。采地废除以后，才有义庄之名。范公曾倡导义庄，如今寺丞君能够继承它，这又是不能不明白古今缘由的地方，所以一并说到这里。《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