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这是论语第十三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子路一日问为政之道，孔子告他说：“凡民之行，要当以身先之。如欲民爱亲敬长，必先自家躬行孝弟。凡民之事，要当以身劳之。如欲民丰衣足食，必先勤勤的劝课农桑。盖能先之，则民不令而行；能劳之，则民虽勤不怨。”请益曰无倦益是増益子路喜于有为，意谓为政之道不止于此，又请増益其说。孔子说：「只把先之、劳之两件去，深思力行，不肯倦怠了，便是为政之道，不必更求他说。」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宰，是家臣之长。仲弓为鲁大夫，季氏宰，一日也问为政之道。孔子告他说：「为政当先要委任属官，使各有职掌，然后考他成功，则已不劳而事毕。举故曰先有司。凡人有过失，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治。若些小过误，寛宥他，则刑不滥而人心悦。故曰赦小过。至于有贤徳才能的人，又当举用他。能举贤才，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故曰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舎诸？”仲弓又问说安得尽知一时的贤才，举用他？”孔子说：“但举尔所知的贤才，尔不知的贤才，别人却知道，各自去举用他，岂肯弃了？盖荐贤举能，是为政之先务。若妬贤嫉能，如何成得治道？此章虽为季氏宰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过此。”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卫君是卫国之君，蒯辄。子路一日问孔子说：「卫君欲等候夫子出来为政，夫子所行，把那一件事为首？」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是名分，君臣父子乃名分之大者。孔子说我若为卫国之政，必先要正名分。”当是时，灵公之子蒯聩欲杀其母，得罪于父，逃出去了。蒯辄是蒯聩之子，又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不当为君。夫子必将上告天子，下请方伯，立灵公次子郢为君，庶几名分得正。盖名分既正，诸事方可举行。然夫子正名虽为卫君而言，其实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首。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是迂，阔子路说蒯辄已立了十二年，若夫子为政，以此为先，太迂阔了，何必正名分？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野是鄙俗。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责子路说：“鄙俗哉！”仲由之为人，凡君子人遇他所不知的事，便阙而不言，岂可轻率妄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又说：「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等名分不正了，自然开口有碍于理，如何说得去？既说不去，却要做君臣父子的事业，自然掣肘，人都不服，如何做得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若君臣父子间有名无实，便于道理上都错乱无序，乖戾不和。既无序而不和，其所行的政事必然颠倒。本是小人当罪的，却不罪他；本是君子不当罪的，却去罪他。这等刑罚颠倒，教人如何趋避？将见下民战战兢兢，无容身之地，都从这名分不正上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茍而已矣。茍谓茍且，孔子又说，君子之人于有名的事，便词严义正，好开口说；于可说的事，便循名责实，好下手行。所以君子之人，自家说话不可茍且，有一事茍且，则名不正，言不顺；无一事不茍且了。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稼是种五榖，老农是种田的老者，圃是种蔬菜，老圃是种菜的老者。樊迟一日请学种五榖之事，孔子说：“我不如那老农之人晓得。”樊迟又请学种蔬菜之事，孔子说：“我不如那老圃之人晓得。”樊迟逰圣人之门，不学礼义，却要去学这两件事，其志卑陋，故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老圃”，以拒之。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小人是细民，须是樊迟的名。樊迟既问了，出外面去。孔子怕樊迟不晓得拒他的意思，反去求学于老农老圃，越差得逺了。故又呼其名以「小人哉」警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是指在上有位的人。礼、义、信这三者是大人之事。孔子说：“在上的人，若能好礼，使上下大小都有个定分，则下面百姓谁敢不恭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在上的人若能好义，使所行的政事件件都合宜，则下面百姓，谁敢不畏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的人若能好信，但发言行事都诚实无一些虚假，则下面百姓谁敢不以诚实应？在上的人。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是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孔子又说：「在上的人，果然好礼、好义、好信，能尽大人之事。如此则四方的百姓闻风慕义，襁负其子，都来归服，种田纳税，不可胜用。又何必自为耕稼？」
译《子路》第十三。这是《论语》的第十三篇。子路问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以身作则，使百姓勤劳。” 有一天，子路问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告诉他说：“对于百姓的行为，应当以自己的行为作表率。比如想让百姓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就必须先亲自实行孝悌。对于百姓所做的事情，应当使自己先付出劳苦。比如想让百姓丰衣足食，就必须先勤勉地劝导、督促他们从事农桑。能够先作表率，百姓不用命令也会行动；能够亲自劳作，百姓即使辛勤也不会怨恨。” 子路请求进一步说明，孔子说：“不要倦怠。” “益”是增加、补充的意思。子路喜欢有所作为，认为治理政事的道理不止这些，所以又请孔子补充说明。孔子说：“只把以身作则、亲自劳作这两件事深入思考并努力实行，不肯懈怠，就是治理政事的道理，不必再寻求别的说法。” 仲弓做季氏的家宰，问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说：“先任用属官，赦免小过，选拔贤能。” 宰，是家臣的首领。仲弓是鲁国大夫，担任季氏的家宰，有一天也问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告诉他说：“治理政事，首先要委任属官，使各人都有职掌，然后考核他们的功绩，这样自己不必劳苦而事情就能办成，所以说‘先有司’。人的过失，大的有时会损害政事，不得不惩治；如果是小的过错，就宽恕他，这样刑罚不会滥用，人心也会喜悦，所以说‘赦小过’。至于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也应当举荐任用。能够选拔贤才，属官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政事也会更加修明，所以说‘举贤才’。” 仲弓说：“怎样才能知道贤才并举荐他们？”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不举荐吗？” 仲弓又问：“怎么能把当时的贤才全都知道并任用呢？”孔子说：“只举荐你所知道的贤才；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却知道，各自会去举荐，难道肯让他们被埋没吗？荐贤举能，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任务。如果嫉妒贤能，怎么能够成就治道？这一章虽然是对季氏家宰说的，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不过如此。” 子路说：“卫国国君等着您去主持政事，您将先做什么？” 卫君是卫国国君蒯辄。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卫君想等候夫子出来主持政事，夫子将把哪一件事放在首位？” 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 “名”是名分，君臣、父子是名分中最重要的。孔子说：“如果我治理卫国，必定先正名分。”当时，灵公的儿子蒯聩想杀害自己的母亲，得罪了父亲，逃亡在外；蒯辄是蒯聩的儿子，却又占据国位抗拒父亲，他们都是不守父道的人，不应当做国君。孔子必定要上告天子，下请方伯，拥立灵公的另一个儿子郢为君，这样才差不多能使名分端正。名分端正以后，各种事情才可以施行。不过，孔子所说的正名虽然是针对卫君而言，实际上治理政事都应当把它作为首要之事。” 子路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您的迂阔也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正名？” “迂”就是迂阔、空疏。子路说，蒯辄已经即位十二年了，如果夫子主持政事却把正名放在首位，未免太迂阔了，何必正名分呢？孔子说：“仲由，你真鄙俗啊！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暂且不说。” “野”是鄙俗的意思。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责备子路说：“鄙俗啊！”仲由，一个君子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事，就应当暂时搁置而不说，怎么可以轻率妄答呢？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理；言语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孔子又说：“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样名分不正，开口自然就违背道理，怎么说得通？既然说不通，却要去做君臣父子的事情，自然处处受牵制，众人也不会服从，怎么能够办成？” 事情不能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该把手脚放在哪里。礼，不过是使关系有秩序；乐，不过是使人心和谐。如果君臣父子之间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事情在道理上就会错乱而无秩序，乖戾而不和谐。既然没有秩序也不和谐，施行的政事必然颠倒：本来小人才该受罪，却不惩罚他；本来君子不该受罪，却去惩罚他。刑罚这样颠倒，叫人如何趋利避害？最终百姓会战战兢兢，没有容身之地，这都源于名分不正。” 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就一定能说得通；既然说得通，就一定能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是不肯有丝毫苟且而已。“苟”是苟且的意思。孔子又说，君子对于有确定名分的事情，就使言辞严正、义理分明，能够开口说明；对于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就依据名分考察实际，能够着手施行。因此君子说话不能苟且；只要有一件事苟且，名分就不正，言语就不顺，没有一件事可以苟且。”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稼”是种植五谷；老农是种田的老人；“圃”是种蔬菜；老圃是种菜的老人。有一天，樊迟请求学习种五谷，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懂得。”樊迟又请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懂得。”樊迟游学于圣人门下，不学习礼义，却想学习这两件事，他的志向低下浅陋，所以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老菜农”，以此拒绝他。” 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啊！” “小人”指普通人；“须”是樊迟的名。樊迟问完后走到外面，孔子担心他不明白自己拒绝他的意思，反而去向老农、老菜农求学，那就更加错远了，所以又直呼他的名字，以“小人啊”来警醒他。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重。“上”指在上位、有权势的人。礼、义、信，是大人的事情。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喜好礼，使上下大小都有确定的名分，那么下面的百姓谁敢不恭敬？” 在上位的人如果喜好义，使所施行的政事件件合宜，那么下面的百姓谁敢不畏服？在上位的人如果喜好信，使发言办事都诚实而没有虚假，那么下面的百姓谁敢不以诚实来回应？在上位的人如果喜好信，使发言办事都诚实而没有虚假，那么下面的百姓谁敢不以诚实来回应？在上位的人如果果真如此，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襁负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归附，哪里还用亲自种庄稼？“襁”是用丝织成的带子，用来把幼儿缚在背上。孔子又说：“在上位的人果然喜好礼、喜好义、喜好信，能够尽到大人的职责，那么四方百姓听闻风声、仰慕仁义，就会背负自己的孩子前来归服；百姓来归，种田纳税，财用就会多得用不完。又何必亲自耕种呢？” 孔子说：“即使背诵《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