篁墩文集卷二十五（1/2）

译天下治理得好坏，取决于牧养百姓的官员是否贤能。而当今所谓牧民之官，只有县令最为艰难。大凡政务的利弊，藩镇辖下有郡，郡辖下有县，县却不敢擅自决定；百姓的安危祸福，由牧守分给郡守，郡守再分给县令，而县令无处推诿。县令的品秩在人臣之下，而责任却总在人臣之前，这就是县令之所以艰难。即使如此，县令如果确实贤能，就能对利弊直言不讳，对百姓的安危亲自负责；有所主张而没有人能夺取，有所建言而没有人能阻挠，那么牧守即使地位高、权势大，又能把县令怎么样呢？这样看来，我又看到了做县令其实很容易的一面。苗时雨君任合江县令时，他同乡在京做官的周麟、荣君为他送行，想表达古人赠言的情谊，托人请我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告诉他说：‘士人通晓经书，谁不想把使君主受益、百姓蒙泽作为志向？但有的人言论违背了这个志向，所施行政务不是他所学的内容，为什么呢？是利益迷惑了他。利益难道是贤者所应齿议的吗？贤者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那么对上辅佐君主、对下施泽百姓，都有广大而充足的余地，天下的治理就可接近理想，何况做县令呢？县令与百姓关系最亲近，所以贤者怀抱泽被百姓的志向，应当从做县令开始。’ 苗君，出发吧！把所学推行到方圆百里的地方去实践，难道不应当努力做到足以相称吗？蜀地距离京师万里，合江县治理泸水以东的地区，边界接近牂牁；当地百姓习惯刀耕火种，经过百年教化，才逐渐接近内地，而如何安抚聚集他们、教导引领他们，更是县令应当尽心研究的事。苗君能够办好这些吗？天下的治理固然不系于一县，士人的志向也未必满足于一县。政令所能通达的地方，不要夺取它的公正；百姓所仰望的地方，不要扰乱它的廉洁。我看见上面的牧守，将要大有作为，从而与贤令相合，使东川百姓得到福祉；县令不再艰难，也就可以实现了。君家世居锡山，多次在科场失意，最终入太学完成学业，学问更加老成，操行更加坚定，而且明白义利的区别，已经很久了。你进入吏部铨选时，考试成绩位居前列，声名突起，绝不是庸庸碌碌之人可比。我因此借周君之名，用不丰厚的言辞告诉贤者，最后还要以远大的前程期许你。《推府陈公考最荣还赠行序》嘉禾人陈公明遇，以成化辛丑年进士身份被任命为徽州推官。三年后，部使者认为他贤能，让他赴京奏报政绩；吏部和都察院共同将他的考绩列为最优。听说朝廷谢恩那天，在京做官的徽州人共同庆幸本地得到贤能的辅佐来主持刑狱、使百姓得福，请我作文章庆贺。陈公刚到任时，我正居住在松萝山中，听人说陈公最有名的是经学，曾与友人在他乡里的东塔寺读书，诸生跟随他，刻苦攻读、甘受淡泊，不达到成功不肯停止，后来先后考中进士甲科；传习他的学问、等待科举成功的人尤其多。他还发挥自己的长处，诗歌典雅有法度而又清新，三吴善于作诗的人有的也未必能超过他。这样的人，难道会在吏事方面不足吗？我说：不是这样。经学和法律可以相互发挥作用，已经很久了。伯夷制定典章，裁断民事只依据刑法；汉代人引用经义断狱，世上怎么会认为二者不能并存呢？所以，有人把对方看作迂腐的儒生，有人把对方看作狡猾的胥吏，都不对。哪里有精通经学却浅薄于法律的人呢？何况八音与政治相通，却说诗歌不足以通达政事，难道懂得根本的道理吗？我知道陈公必将有内在深厚而声名日益显著的实绩，绝不像浅薄之人沾沾自喜，只求一时邀取名声。你姑且等待吧！过了一段时间，便听人说陈公果然有过人之处：性情不嫉妒，也不苛刻；才干不外露，不以此炫耀；他坐在官署中，门庭肃然，没有私下请托的人；他巡行县境，必定以奉公自誓，从不留下后悔的话。确实，若不是精通经学的人，不能做到这样。于是又有人回答说：还不能这样说。《易》戒人没有恒心，《诗》告诫人要善始善终，世上本来有开始时明察清白、后来却改变的人。你不再等到他任期结束吗？如今又过了三个寒暑，他的节操更加严峻，刑罚更加公平，百姓更加信服。对外，部使者认为他贤能；对内，台部大臣把他的考绩写为最优，传达给天子，让他回来继续治理当地士民。可见经学和法律相互发挥作用，就是这样，并非虚妄。当地人乐于让他的恩惠长久延续，因而为他庆贺，确实应该如此！刑罚是国家最重大的事务，刑罚清明，其他事务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廉洁却不明察事务，或有才干却被私心蒙蔽，对百姓造成的祸患总是相同。世上哪里有像陈公这样几乎能够兼具两者、不断向前的人呢？近来颁布法令，御史缺员时由府推官中选取补任，那么陈公早晚一定会有回朝任职的命令，百姓想让他的恩惠延续下去，就不可能了。东南偏远郡县，号称山水最美的地方没有超过徽州的；陈公屈尊来到这里，凡是登临远眺以及劝农问俗的事情，多半寄托在诗中，常常抄录给我看，气息和美，确有古代风人之意。分别后再次相见时，公的篇章更加丰富，也更加精工，那么今后他的成就又有谁能阻挡呢？赠无锡医学训科施君克文序

译去年有诏令向天下征求名医，交给有关官署以礼送往京师，常州无锡医学训科施彦清也在其中。彦清北上以后，无锡于是缺少医学训科，官吏共同在公事上商议，士人百姓又私下议论，说：‘医者救助人的疾病和夭折，以辅助一县仁民的政务，关系不小。何况训科这一官职，是用来统领诸生、裁决众多疑难的，他的举措尤其不可不慎重。施彦清在无锡的声望如此，何不去求访他呢？’于是找到了彦清的侄子克文。克文学习医学而且擅长书法，能作诗，又以孝顺友爱闻名。于是从县令以下联名发文，署名上报吏部；吏部送他到太医院考试，成绩很好，便在朝廷授予他无锡医学训科之职，让他回去。盛舜臣当时任礼部官员，因与克文有亲友关系，请我说几句话作为祝贺。我常常认为，医学这门道理，大概出自古代圣人神农等人，相关医书都在，但要弄明白它十分困难。后世学习医学的人却把它看得容易，开店列肆，拘守医方来应付病人，大概数也数不清。人们遇到这些医生，幸运或不幸，也就有难以言说的了。我曾经过锡山，在舟中认识彦清君；后来在京师又多有往来，认为他才思清奇，是文苑诗社中的英才，而他的医术尤其难得。他以《素问》《难经》为根本，又参酌守真、洁古、明之、彦修诸家学说，用来推究治疗人的方法，很少有不见效的。他是以儒学修养行医的人。克文继承了他的官职，难道不应继承他的事业吗？医学以学问著名，是要用来辅助一县的治理；医学训科以教训著名，是要用来教导一县的医学。没有相应学问却进行训导，没有相应训导而妄自施教，都是君子所不赞许的。克文，回去吧！要想到古代医学的艰难，以此自我勉励；看到如今学医的容易，以此作为戒备。将来从一县医官中被召入尚方，继承家世的功业，取得治理国家的医术功效，这才不辜负上下对克文的期望吧？我又听说施氏的先人，在宋代有人做过翰林医官，在元代有人做过南雄路医学教授，在本朝初年有人做过无锡医学录，大概都是一时名流，一定有著述保存下来。我一向多病，又喜爱医学，假如能因克文而预先见到其中一二，岂不是又一件快事吗？思远诗序 宫保尚书大学士寿光先生辞去政务向东归去，门下士以及同乡中在京任职的后辈，作了若干篇诗，准备寄给寿光先生；翰林编修敖山君题作《思远》，让我要我作一篇说明。我私下看先生由进士起家，成为文学近侍之臣，历经四朝，位居元老，又确实在春宫辅导今天子，尧舜般使君主成为圣明之君、百姓受到治理的心愿，几乎没有一天忘记，却忽然上疏请求解除官职离去。我又私下观察圣天子对于先生，依靠他的启发辅导，把他安置在机密之地，将要让他承担太平的责任，几乎一日也不能没有他，却竟然同意他的请求让他离去，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天下最大的美事，必定要彼此成全才能实现。古人中有被衰老逼迫，却贪恋进用不肯停止，直到被斥退驱逐后才离去的。先生年仅六十，离去的志向坚定而且已久，与古代贤者相比也毫不逊色。圣天子对于先生离去，则有玺书褒奖、内帑赏赐、给驿传送的荣耀、每年俸禄的供养以及公人供役，恩典礼遇层层叠加，超过前代。先生离去，是为了振作廉耻之风；圣天子顺从他，是为了笃定君臣始终相守的道义。君臣之间彼此以道义相尊崇，于是天下的美事就达到最大了。何况先生还有父亲，年过八十，安然在堂，能够回去奉养他。又有几个儿子，彼此争相出众、共同秀异，而且多半接受俸禄，跟随先生之后；玉带朱衣，照耀门庭，所到之处都使山川增辉，正好享受慈孝之乐，并共同迈向期颐之寿。让后人仰望前辈的高尚风范，认为远不可及，那么先生的归去，在我朝就是独一无二的人了。虽然如此，先生的年龄和头发还未衰老，精神体力正健，天下仍寄予厚望；古代贤相本来就有再次、三次入朝任职的。圣天子不忍违背旧日学臣的志愿，一时优容使他实现高雅志向；然而前代把召还归朝视为盛典，也有旧例可循，若讲求并实行它，难道不是天下的福气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醉白堂的聚会、耆英会的聚会都不会长久，魏公在邺都终老、司马光在洛社终老的事情，也就可以预见了。歌颂盛世君臣的美德，表达门生后辈的思念，这就是这首诗作的缘由。云中寄兴诗序 户部郎中瀛海人戈勉学在大同督办军饷时，同乡进士、宝应人陶敬学作《云中寄兴之图》赠送给他。图画已经精美绝伦，又加上词林诸君子的诗篇，像金石相击、玉声相应，令人疑心无从下笔了。敬学因为我与他有同乡之谊，又请我说几句话。大同是西北重镇，即古代云中之地，历代都驻屯重兵以防备它；本朝更加严密，常派老将到这里建立军府，而军队所需的物资，必定交给朝廷中有才干的大臣总管，授予玺书让其专门办事，文武大吏不得从中干预。法令如此严格，说明我们任用勉学，大概是经过慎重选拔的。边塞不是美丽的地方，理财大臣也不是安逸享乐的职位，又有什么兴致值得寄托呢？但陶君为他作图，诸位君子为他作歌，怎么能把这些事情一概而论呢？如今圣天子在位，多次派偏师出塞，敌人越来越向北迁徙，诸将也多次报告胜利；烽火稍稍平息，牛羊遍布田野，边地百姓安然足食，已经很久了。勉学在公务之余，轻车慢行出游，巡视山川，考察营田；下马坐下，展开画卷作诗，四面眺望，心情悠然，景物与情怀相会，忘记一天的劳累，这本来就是君子不应废弃的事情。虽然如此，我对于这件事还有进一步的看法。像我们勉学这样身材高大、面貌丰厚、气度开阔的人，有封侯万里之地的相貌，又正值盛年而处在重要职位，难道可以满足于小小的成就吗？从前张魏公在熙河办理公事，遍行边地营垒，把老校、退伍士卒召集到颓垣废堡之下，共同察看地形，指授方略，询问战守的适宜以及前人成功失败、利害得失的缘故；后来他出任将相，在四方接受符节，独自镇守一方，筹划边疆事务如同指掌，最终成就捍卫边疆的功绩，名垂后世。古人所谓寄托兴致，大概就是这样，并不只是留连风光来彼此慰劳罢了。勉学难道还不应甘心自我放弃，认为这些不是自己所能达到的吗？这就是赠言的意思。应天府乡试录后序

译应天府臣在成化丙午年主持南畿乡试，考试前请命官员主持考务。恰好臣谐、臣敏政都承乏受命前往。七月十五日之前一天辞别皇帝，八月初一渡江。第七日封锁考院，二十七日撤去棘围。大概在路途中兼程赶路，在公事上通宵办理。录取士人一百三十五人，取其姓名、籍贯和文章优异者，以及内外典礼事务的职名，刻成《乡试录》，进呈并流传。臣敏政私下在后面写道：应天府就是古代的金陵。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后在此建都，于是平定中原，扫除群雄，为亿万年无穷无尽的时代开启了一代文明的运数。所谓清谈的风气、浮华艳丽的文辞，逐渐流入辅郡，夹杂着偏安末世所崇尚的东西，如今都荡然无存了。太宗文皇帝怜惜幽州、冀州是元代旧地，虽然教化还没有完全使人信服，却想以南方来济助北方，于是又迁都于此。这样建立大一统制度、统制诸夏，而南畿正是帝业由此兴起的地方。与周代的丰、镐相比，士人应时而出，本来就应当如此兴盛。自洪武庚戌年在京府考试畿甸士人，到甲子年，培养人才、选取士人的制度更加严密，用来使考试制度纯粹依据经术而不夹杂其他，所以士人的习尚端正，儒学的功效昌盛，这是汉唐都不能相比的，至今已经一百年了。受到圣明教化的熏陶，又经过命官的甄别选拔，姓名登上天府的名册，考取的文章传行四方，那么凡是列在录中的人，本来就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和天下贤士争胜，接受廷对而进入官府任职，确实由此开始。然而应当怎样谋划，才能与此相称呢？■〈艹马〉问学，并把自满自矜、嫉妒他人作为最大的戒律；谨慎对待名节，并把贪得躁进作为最大的耻辱；安于职分所应做的事，并把矫揉情态、标新立异、结党煽动风俗视为最大的过错。使文章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符，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成为天下士人吧？难道只是南畿的俊秀更加勉励自己而已吗？如果这样，即使进一步成为圣贤之徒，又有谁能阻挡呢？难道只是科举功名的荣誉吗？我愚钝地曾奉职经帏，又侍奉春宫讲学，长久仰望圣天子求贤图治，能够继承先人的谋略，考察古代、崇尚文教，修明家法，扩大太平事业，进而达到唐虞三代的盛世。若不是士人，又有谁来辅助完成这些事业呢？从畿甸出身的士人，应当思考自己的职责，以行动成为天下人的先导，实在不能因为偶然取得一次功名便苟且自满，辜负列圣培育人才的恩德，使选拔人才的人受到责难和惭愧。欣喜这部乡试录迅速完成，冒昧为它作说，用来相互告诫。赠应天府学教授黄君序 三山人黄思贤君，以乡进士身份任河南陈留教谕九年，他的门人如户部主事马辂等人，都已经先行显达。于是吏部考核他的政绩，记为最优，把他的文章列为首选，上报朝廷，提升他的品秩和俸禄，让他任南京应天府学教授。他的朋友太仆少卿王政夫等人，都为他的升迁高兴，又为他的离去惋惜，请我作文章赠行。我想，士人从儒生做到教授，也可以说是艰难的了。治理没有比政教更重要的，而教授与郡守共同承担这项责任，难道不艰难吗？何况又是在京府呢？但是教授是九品，品秩那样低微，领取下士的俸禄，俸禄又那样微薄，责任却与京尹相同，教化还要施行于都城百姓。他一年到头所仰望并致礼的，不是留守后方的大臣，就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寝庙的华美、宫阙的壮丽、江山的秀美，足以激发才气、增长见闻，不是一个偏远藩镇所能相比的。又与大司成一同处在都城之中，师道可以仰望，教规可以取法。这样看来，若不是考绩列最、文章居首的人，我还没有见过谁的才能足以胜任这项责任。黄君少年时在家庭中学习，有通晓经书的声誉；长大后在学校任职，有培育人才的功劳。经过考察认为可以任用而晋升他，用来补充京城学校教官的空缺，确实没有比君更合适的人了。然而，如果在前一方面有所获得、在后一方面有所欠缺，在彼处有所长、在此处有所短，那么品秩低、俸禄薄，却要谋求与京尹大臣共同承担政教之责，想来足以胜任它，这恐怕又没有比君更难的了。君难道能不勉励吗？从前宋代起于归德，建立南京，也称应天府；范文正公曾经在学官中主持教务，以身作则，培养成就了许多名士；他的专心致志和刻苦守节，传记中都有可以考见的记载。何况他一生以中庸之说启发大贤，以先忧后乐之心辅佐君主，确实深得圣贤政教的大旨。那么如今以后学身份在旧都主持教务，所应仰慕其德行、努力践行的，不就在这里吗？虽然如此，文正公是百世罕有之士，谁不愿站在他的身后，求得追随他的足迹呢？这在中世本来就是难事。与人谈论而不推尊古人来振奋激励他们，是轻视别人；不自己努力，哪怕只想仰望并做到古人的一二分，反而自我沮丧，认为不敢担当，是轻视自己。庆贺戚里张君荣授鸿胪卿序

译成化丁未年春天，有诏令选得兴济张君的女儿入宫，上配青宫太子，事先特授张君鸿胪卿。礼成以后，凡是与张君同乡而在朝廷任职的人，谋划着如何庆贺，请我作文章。我恭敬地回答说：‘这难道只是张君一人的庆事吗？我私下听说，张氏的先人从河南迁到山西徐沟，又迁到河间兴济。张君的祖父知事公，以及张君的伯父乐素先生，都以文学起家，有的辅佐大府政务，有的主持名邑教育。到了张君的兄长都宪公张来凤，便凭进士甲科显名当世。张君承受父兄的教诲，多次参加秋闱考试，在太学中有声望。秀异之才所汇聚的精华郁积未能发泄，■〈艹马〉生下贤淑的女儿，使她匹配太子。张家敦厚长久的恩泽、诗书传家的事业，培植丰厚而积累日久了。祥瑞迅速显现，更加兴盛昌隆。这难道不是一家之庆吗？’《河间志》记载，汉魏之间，成为天下之母的人间或有之，但有的出于追尊，有的出于旁亲入继后加以尊崇，从未有像今日这样光明正大地接受册封，侍奉两宫饮食起居的。这样使山川改观、草木增辉，一郡的庆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自文皇帝以来，声容文物都已经完备，唯独青宫的嘉礼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礼典，确实从今天才开始。旷古未有的典礼举行，令人快意地观看整整一月，流传四方，欣喜欢庆没有止境。那么使宗社绵延万万年、无穷无尽的基业，也从今天开始了。请允许我把这件事作为天下的庆典。庆典达到天下的范围，意义重大。追溯这庆典的源头，君也曾警惕地思考过如何守持它吗？精心选取德行高尚之家，难道不是因为得到了那些头戴貂尾、排列戟卫的贵族之家吗？儒家推恩于近亲外戚，难道不是没有奉车、骠骑之类的官衔，却授予他们礼官职位吗？这大概是圣天子念及继承宗庙的重大责任，严格遵守正始之礼；若不是儒学之士、通晓礼法之人，就不足以谈论治国。君难道能不勉励自己吗？以九卿的尊贵地位，处在外戚显盛之家，却能够不忘俎豆礼仪的旧日学习，那么岂只是自身和家族的荣耀、与国家共同享受福祉，并且不断进步吗？凡是椒房外戚，都将退让叹息并受到激励，说：‘儒者的学问、礼官的操守，确实是约束自身、保全家族的规范；而裘马游乐、沉溺声伎、争竞田园宅第，实在不足挂齿。’美好的声誉传达到宫廷，使俭朴谨慎的德行更加增长，以此为王化奠定无穷的根基，难道不是很正确吗？我没有什么才干，却充任宫廷属官，至今十年了。嘉礼完成，恰好赶上这一盛会。我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学问日益更新，宏大的福气更加降临，又得到像张君这样贤能的外戚，可以作为自己的辅佐。我乐于与诸位共同致上大庆，也不只是因为同乡之谊罢了。赠黄君宗镇同知处州府序 近来圣天子认为政务在人，然而任用官员的成效长期不能达到理想，于是赫然发愤，想用办法重新振作一番。于是朝廷内外的臣僚没有不恭敬畏惧、洗心自新的，都谋求奋发自强来符合圣上的德意。成化丙午年冬十一月，吏部铨选官员，正当首选之时，黄宗镇君得到同知处州府事的任命，专门督理银课。处州在浙东，是古代缙云的旧地，统辖十县，山河相连绵延千里，而且军卫也与各县并处。论地域，是大郡。银课所在，上有藩司、按察司专门官员，有制使兼管；同知的地位仅次于知府，品秩五品，领取大夫的俸禄。往下无人敢与他均分责任、参与其事；论官职，他是上级辅佐官。何况正值选拔人才、革新政治之初，吏部以四项政绩考察，他显然名列数百人之上，名声和实际没有一点不同。论人选，他是经过精选的；在公正选拔之中，承受上佐的荣誉，面对大郡的重大责任，黄君此行难道不应内心警惕，寻求足以胜任的方法吗？而我们也因此知道君足以担当此任。银课关系国家重大利益，催逼过急就会失去民心，放任过缓就会失职，这是有志之士所难以处理的事。而君研究《春秋》，对于是非、褒贬一向有确定的见解，义利之辨在你那里必定十分明白。祁门黄氏世代是大宗族，君的父亲封刑部主事舍▯先生，操行很高，对子弟的教导十分严格；所以君的兄长宗器如今任刑部员外郎，凭通晓经书而取得科第，刑法典章和政务制度都有家传法则。接受父兄的训诲，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对此一定很熟悉。君在科场困顿将近二十年，见闻广博、经历丰富，对于世途的险易、公务的张弛，他的思虑一定周全。见解明白、学习纯熟、思虑周全，凭这些即使处理天下事务也没有困难，何况一个郡，何况只是郡守的辅佐官呢？这样看来，黄君虽然开始时似乎内心警惕，实际上胸中却有充分的把握吧？将来政绩完成，在一藩传播开来，人们会说：‘这是我们浙江东部的贤能官员。’又传播到一乡，人们会说：‘这是我们黄氏的优秀子弟，是太学诸生中经学有成的人。’再传播到四方，人们会说：‘这是吏部为革新政治而精选的人才。’表彰他，有诰命颁下；提拔他，有晋升品秩的恩宠；记载他，有郡志编纂；离任后，还有百姓思念、遗爱留存的碑刻。那么君胸中原有的充分把握，将来又会更加光明地显现出来了。这难道不足以在上下之间验证任用官员的道理吗？与人谈论却不以远大的前程期许他，是轻视别人；听到别人的言论，却不以远大的前程自我期许，是轻视自己。于是监察御史谢廷献君与我们徽州在京任职的人一起为黄君饯行，我为他作了这篇序，情况就是这样。赠沙县丞叶君致政南还序

译休宁人叶尚节君，于成化癸卯年夏天，经吏部铨选，朝廷授予他福建延平府沙县县丞。丙午年冬天，他进京述职朝见，获准辞去职务回乡。有人认为君任县丞三年，年龄和头发都未衰老，精力还很强，辞职回去实在太早，替他感到惋惜。我听了说：不是这样。士君子处置自身，最难的是开始，尤其难的是结束。本来不应因俸禄厚薄、责任轻重而进退取舍。那些在学校读书的人，终年勤苦，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有的遭到斥退，不能列名于诸生之中，等到能够进入太学，就以为幸运了。然而他们的勤苦更加严重；有的终身未能施展抱负，直到老年仍然困顿，等到能够进入吏部，便更加以为幸运。然而又承受不了更加严重而且长久的勤苦，于是有人请求获得一个职名便离职归乡，到最后始终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看看君从正途出身，辅佐大县，上官赞许他的才能，百姓喜爱他的恩惠，平生所学略有施用，这样的开始又如何呢？何况入朝觐见的臣子，无论职位大小，本来就有因贪墨、因残暴而被削夺官职、除去名籍的人。这些暂且不说。至于平时的藩司、按察司大臣，本来就有不称职而被部使者弹劾，或被官吏百姓诉讼，以至于自身被贬谪、声名受污的人。这些也暂且不说。至于平时台省中的重臣，本来就有因为不检点而受到清议责罚，离开京城、流放荒远之地，甚至被编入普通百姓、列入远方戍卒，想求得一个低微冷僻的官职都不可得的人。与君已经壮年才出仕相比，他们的仕途实在太差。君在《易》中所说未老而归，归去时仍然强健可喜，而且又以引年辞官、领取俸禄为理由，没人能够非议他；这样的结局又怎么样呢？我因此实在是在替君庆贺，而君用来安置自己的方式，以及别人用来看待君的方式，也都不能不自行庆贺。只是想到正统年间，先尚书襄毅公因公务经过家乡，实际上是他最先送君进入县学；俯仰之间今昔相隔超过四十年，如今我又能在都门与君握手，参加为你饯行的席宴，不能不感慨。因此，故乡的山水仿佛仍在眼前，君的朋友大多安然无恙；乡里饮酒的活动、乡射的聚会，和乐融融，其中的快乐可以想见。而我正被世事缠绕，埋首于简册之间，不能同乡人一起在山丘沟壑之间饮酒赋诗，岂不令人惭愧？所以我为叶君出行作序赠别，凡是同乡中在京的人，都署名在后面，将以此作为君归乡的荣耀。赠知松阳县事谢君致政南归序 祁门人谢文莹君任处州松阳县知县五年，端正谨慎、廉洁公正，是浙东各县之冠，表彰提拔的荣耀指日可待。可是文莹一向恬淡安静，不屑于奔走求进，毅然有离任的志向，向布政司、按察司说明，两司知道他贤能，挽留他；后来又向监司说明，监司也挽留他。随后他因述职上京，当时文莹的叔父知武陵县事文英、弟弟乡贡进士文温、监察御史廷献知道他的志向，都委婉劝他留下，但他意志坚定，不因人情改变，向通政司说明后上报吏部。各司入京朝见的官员都共同挽留，却没能成功，铨选官也遗憾地说：‘知县年纪还轻而且有才，为什么决意离去到这种程度？’于是文莹获准请求，南归乡里。同乡士大夫共同惆怅地说：‘我们这些做官的人，不是没有辅佐庙堂、列身朝班的，也不是没有任藩臬副职、主持州郡的；但要找一个性情见识、操守品行像文莹这样，有志于乡里而不肯苟且屈从的人，大概一两个也找不到。我们正希望他登上显达的职位、履行重要职责，逐渐施展自己的抱负，为乡邦增光，却无力挽留他，怎么办呢？’于是共同对我说，请我为君归乡写些话。我私下听说，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用知耻来激励臣下，任有官职的人也一定要用知耻来激励自己；这样士风才能振作，治道才能成就。所以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孔子称‘鄙夫不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都是有道理的！丙午年冬天，圣天子因为士风不振，赫然颁下明诏，督察群吏以求治理功效；可是述职的臣子中仍有人请托，希望侥幸免于考核，有人上报自陈状时隐瞒自己年老将暮而希望留下，有人听到退职的报告便脸色失常，甚至抽泣不能自持。士风如此，正应由上位者用知耻来激励他们；能够在进用时有施惠百姓的仁德，退处时有果断离去的勇气，像文莹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既然如此，作为乡邦的光荣，难道一定要等到官位尊崇、俸禄丰厚、势力盛大之后才算痛快吗？我只是想到古代君子，从来没有因为仕进或退处而忘记世事。文莹本是祁门大宗族，曾祖父子温以儒行著称，是东野汪环谷先生真正的朋友和传承者。祖父和父亲积累德行，声名远播，旁支也得到长久继承，在各姓中居于首位。凡是族人亲姻，都将以他为考察德行的对象。文莹精通《春秋》之学，年轻时在乡试中举，以儒学修养装饰吏治，取得政绩而不厌弃事务。凡是后进之人，都将以他为请教道业的对象。他正当壮年出仕，未老而归，经历已经很多，见闻更加广博；举行乡射礼时，一定会推尊他。凡是担任县令、县丞以及年高德劭之人，都将到他那里访求政务、观摩礼法，使跟随他的人多成为喜好义理、懂得羞耻的人，足以成为盛世兴道善俗的助力。文莹难道会对这些没有心意吗？请把这些话作为归乡赠言。至于他手杖鞋履所经过之处，山林沟壑增添光辉；饮酒赋诗所到之处，鱼鸟也献上欢乐。这些不过是退居辞职、放情适意之人的常态，大概不足以对贤者特别说道。赠陕西按察司佥事潘君序

译成化丁未年春天，大理寺左寺正潘世隆君根据吏部的意见，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他的同僚评事汪守贞等人，一同为他的升迁感到荣幸，请我赠言。我认为，圣天子临朝日久，担心官吏懈怠、法令废弛，正值天下官员述职之时，特地下达明诏，考核的制度比过去更加严格。因此，铨选大臣和御史大臣谨慎奉行诏令，贪暴专横、不称职以及不合众望的人，有的罢免，有的贬谪，使各级官员都肃然知晓皇上的意旨所在，想要自我洗濯改过，以图报答皇恩。后来又从朝廷内外选拔，得到若干有才干的官吏，补充各处空缺，潘君也在其中，确实可以说是荣耀。然而近来关中发生大饥荒，百姓流亡，甚至互相吞食；圣天子屡次下令赈济抚恤，不足时便派大臣祈祷山川，拿出内库钱财救济，仍然不足，甚至到了出卖爵位的地步，而地方大臣多以百姓困苦为由，停发俸禄已经很久。灾祸渐渐平息了，但是要铲除贪婪顽梗之徒，扶助受伤残破的百姓，使一切恢复旧日景象，实在要依靠按察之臣。因此，潘君此行虽然荣耀，难道也可以不加倍用心吗？不把皇上的宽严当作敬畏，不因任期长短而分勤惰，不因地方难易而退缩或前进，这是做臣子的法则和操守，也是潘君应当勉励自己的地方。不过，君以进士甲科出身，最初在大理寺任职，从左评事历任副职、正职，八年中多次奉命到各地审理案件，早已获得贤能的声誉，长期没有非议。此次在考核之初被选拔，在凋敝困顿之后承担繁重职务，理应不是可以轻易看待的。然而凭借你一向练达的才干，坚持不懈的操守，辅佐长官考察、举劾属官，清理昭雪冤屈积案，使受伤者得到苏息，使倒下者重新站起，用来回应一方百姓的厚望，并辅佐圣天子综核名实、谋求治功盛业的深切心愿。升迁的荣耀，本来就将随着功名一同进步，难道只是为大理寺的官员增添光彩而已吗？潘氏先世居住在钱塘，后来迁居京师。你的父亲八十二岁，母亲七十五岁，二老德行相合地在堂上安享晚年，而你的儿子又很像你，能够继承你的学业，等待在科举名次上取得成功。人们由此可以推知，你执法时本来就怀有宽恕之心，而高贵的官阶、显要的职位还没有尽头。赠温州教授汪君序 祁门汪秉忠君，是景泰丙子年的乡贡士，前后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被录取；到顺天庚辰年参加考试，列入乙榜，得到河南新蔡教谕的职位。赴任不久，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过了很久，起复补任抚州金溪教谕，第二次任职于台州临海。成化丙午年升任温州教授。这样算来，君奔走四方，守着一条毡席，已经二十多年了。在金溪时，曾三次主持顺天、福建、山西乡试；在临海时，又两次主持河南、山东乡试。你的门生不下二三百人，其中有人考中甲科，做了显贵官员，而你的儿子汪浩也接踵而来，考取了乡贡士。你受到巡抚大臣以及藩司、按察司和郡守的知遇，他们有的上奏章推荐你，有的下达公文委任你。你一次在上饶代理政务，又一次在乐安代理政务。正值年成荒歉、吏治败坏之后，你所蕴藏的才干也略有施展。那么，如今做教官的人中，学问最优、操行最卓、政绩最多的，谁能超过汪君呢？县令的选任、台宪的提拔，都以你为首，谁还能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又让你主持一郡的教育，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读书人学习圣人之学，本来就要明白事理、通达实用，而实用之道没有比政教更大的。教育一个县的人，责任等同于县令；教育一个郡的人，责任等同于郡守；教育一个国家的人，责任等同于六卿。教育的责任可以说很重了；至于俸禄的高低、职位的顺逆，又不是有志于圣人之学的人所应当计较的。汪君历任三地教官，号称良师，推荐你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得到升入通显之位，这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损失。即使升入通显之位，而志向不能得到施展，反而和龌龊卑劣的人同处，没有一点功绩来证明自己，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何况你读圣人的书，尤其精通《春秋》。《春秋》中保存着圣人施行教化的用意，褒贬之间关系着荣辱，那么你所自处的道理自然十分明白了。我知道你会欣然赴任，同时也会暗暗忧虑教化工作将更加困难。忧虑教化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责任等同于郡守。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我听说温州在宋代有周行己先生，是程门高弟，考中进士后任本州教授，温州人从此才知道伊洛之学；汪君的官职也是教授。又有林石先生，在王安石的新经盛行之时，独自用《春秋》教授乡里；汪君所学的也是《春秋》。如果能像周先生那样探求道学源流而不沉溺于辞藻华饰，像林先生那样守护先儒遗经而不迎合当时的爱好，大概就足以成就教化，并辅佐郡守的政务，使治理一郡没有什么困难了。然而，这难道不正是你的志向，也是我们这些人对贤者的期望吗？近来朝廷颁布法令，台宪官员的提拔，要从教官中有成绩的人里选取。你的志向虽然在于那里，并不在于这里；但高厚的俸禄、显达的职位如果突然到来，平坦地获得，也有人不能推辞。我不才，尚且要和各位乡人拭目等待，并预先说出这些话来赠给你。双桂堂诗序

译句容有一位徐君，号樗轩，他和妻子虞氏，名为能教育子女，四个儿子大多勤于学习而有所成就，其中有两人名列乡试榜上：一个叫玉琢，在天顺己卯年考中举人，但才华未能长久施展；一个叫钦承，在成化丙午年考中举人。乡人认为这很难得，于是把他们的堂命名为“双桂”。士大夫中有许多人赠诗给他们。钦承请我作序。我读了那些诗，感叹说：“天下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可是孩子有才还是无才，以及是否能接受教育，常常不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假如能有一个成才，就已经觉得幸运了，何况像徐氏兄弟这样接连考中乡试，使父母感到荣耀呢！”过去郄诜在对策中应当列为第一名，还说自己只是“桂林一枝”，这大概是自我夸耀的妄言，并不是乡里的公论。窦禹钧五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当时人有“丹桂五芳”的诗句；可是他们大多在五代时考中，到了宋代才入仕，见识明达的人仍为此感到遗憾。至于樗轩君夫妇，在句曲山下德行相合、志趣高尚，两个儿子又在盛世成名；他们的德行足以教导子弟，子弟的才华也足以接受教育。乡人为他们感到荣耀，士大夫为他们作诗歌颂。假如有人登上这座堂就有所仰慕，诵读这些诗就有所感发，那么它对于教化世人的劝勉，岂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难道仅仅是一门之中的盛事、当时的一段美谈而已吗？丙午年秋天，我正奉诏在南都考试士子，钦承的文章在参加考试的八百人中最为优秀，却没有得到分考官的赏识。我在落选的试卷中发现了它，惊异惋惜不已，便把它擢为经魁。同僚汪公怅然说道：“如果不是他的先人积下了大德，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打开试卷一看，原来是钦承。一堂之人都哄然认为这是得到了人才。过了很久，听人说钦承有极高的德行，父母去世时守墓服丧，而且侍奉几个兄长极其友爱；他读书作文，不追求口头耳听的浮名，大概是有志于古人所谓“为己之学”的。如今取他为一经之魁，士子们认为是合宜的。我没能见到他的父兄，却常常把没有错过钦承这样的人看作幸运，于是作序并将它带回来。钦承今后学问应当更加深厚，品行应当更加坚定，所树立的事业应当更加长远而伟大；这样一来，这座堂的名声也会更加显著。士大夫所作的诗文，用来歌颂徐氏先人的德行并赞美我的，也将不止这些；这篇序不过是一个征兆罢了。奉送沈君出判徽州府序 仁和沈文进君，起初考中进士，历任刑部官员，出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前后十多年。虽然所任职务没有超出刑名事务，却能把洗雪冤屈、施惠百姓作为志向，在士大夫之间很有声誉。后来因牵连过失被贬，出任远方郡府的通判，很多人为此议论不平。君安然说道：“只求内心没有惭愧罢了；至于民政，难道敢不努力吗？”如今改任徽州郡，徽州与杭州相邻，了解你的情况特别详细的人，便相互说道：“沈君虽然暂时屈居此职，但将来使我们这些人在异日得到充分施展，还要依靠他呢。”于是大家又请我说几句话赠给你。我曾认为，士人努力学习、准备为世所用，应当把百姓的安乐忧患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不计较俸禄职位的大小进退。有些士人适合小职位而不适合大职位，有些人能安处大职位而看不起小职位。像沈君却不是这样。你凭借《易》学立身，对于人情物理以及否泰、屈伸的道理，认识得十分透彻，所以第一次出仕在各曹任职，就有善良谨慎的声誉；第二次出任、专理一道事务，就有平反冤狱的功绩。得到职位不欢喜，失去职位不恼怒，若非内心有超过常人的修养，是做不到的。何况如今你辅佐一郡，郡不过辖六县，不必担忧远近事务的筹划、补缺、堵漏；所处理的一件件事情，不过是街巷田亩之间的事务，不存在举劾、禁令、诘问以及周密筹划、纷繁委积的困难。那么在号召和筹措之间，本来就会有不用劳力便能办成、不下命令便能使人信服的地方，又哪里需要我多说呢？然而徽州是京畿附近的郡，其地位隐然可以和一个藩国相抗，其百姓的富庶显然可以居于各府之首；因此，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得到兴办、成为我们的安乐，有弊端的事情得到革除、不成为我们的忧患，也不能不寄望于贤者。《易》说：“官职有所变更，守正则吉。”敢把这句话诵给君听吗？不过我私下想到，君虽然不把俸禄职位的大小进退放在心上，士人的舆论却大概不能忘掉牵连复出的恩情，藩司、按察司的命令将会接踵而来，而我们这些人一定有不能让你的恩惠贯彻到底的时候。于是大家一起在礼部司务方君的宅第为你饯行。天气清爽和暖，南风刚刚吹起，酒菜摆满席面，情意和文辞都十分融洽。我们郡中在座的士人，六曹、两法司以及宫廷僚属、近侍、藩府和州县的众位官员，大略都到齐了。沈君欣然赞赏这里人才众多，也以官吏百姓能够和自己谈论治理为乐，于是把酒喝尽，众人这才散去；我私下作了这篇序来赠给他。赠徽府仪卫副黄君序 黄君驿近来接受任命，出任徽府仪卫司副职，秩品为五品，品级相当于武略将军，并且享有俸禄世袭的恩典，恩遇极为优厚。于是入朝谢恩将要还乡时，凡是乡亲和亲戚，都想称述他家的庆贺，夸耀皇上的赏赐是藩府僚属的荣耀，请我说几句话。君是仁庙贵妃的侄孙，中兵马指挥黄昱的儿子，神策卫指挥黄锺以及秀王妃的弟弟，徽王妃的兄长，驸马黄镛的堂兄弟。一门显贵兴盛，在当时首屈一指；而君又跟随徽王前往藩国钧州，入内侍奉宴饮闲暇之事，出外负责扈从，长期受到王的礼遇和爱重。王替你向朝廷进言，于是获得了这项任命。这固然是圣天子深厚亲近宗藩的恩典，但君恭敬谨慎的将养、谦逊退让的操守以及孝友的修养，也确实有获得俸禄的道理，不能抹杀。黄氏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得到山川秀美之气，积聚而且专一，所以生男孩便奇异，生女孩便淑媛；秉承■〈霝上土下〉之精气，光耀前后，足以联缀玉牒的记载，完备国史的编纂，这不只是门第的庆幸而已。既然如此，诸位君子追溯他先世敦厚积德、践行善事留下的丰厚根基，仰承圣天子宏大的仁德和充沛的恩泽，庆贺君归来，勉励君前行，用来祝愿黄氏正处于兴盛、前途无穷，也不只是乡亲故里的好意而已。何况一府之中，文臣只有长史和左右长史，武臣只有仪卫正、副，他们都被称为元僚，辅佐藩王的德义，掌管藩府禁卫的防守，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更何况你兼有宗亲和贤能的身份，又出身于皇室亲戚、姻亲世家，承继着联姻配德的旧日关系呢？黄君应当勉励自己，以谦逊自持而不自夸，以节俭持家而不奢侈，以勤勉任官而不懈怠；亲近贤士，乐于听取善言，用来辅助自己，不被流俗改变，使品行随着年龄增长，声名随着职位提升。这样才不会有辱于家谱，不辜负恩典，也能回应乡亲亲戚的赠言；将来获得金印紫绶的荣耀，或许可以和父兄的显贵在异日相媲美吧？这确实可以预先断定。我和君同乡，曾经在堂上拜见你的祖父，既为他祝寿，又为他作铭，因此对你家的世系了解得很详细；我同你父兄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所以毫不推辞地作了这篇序。

译庆许孺人吴氏七十寿序 我们乡里的妇女，她们性情品行的美好，大概是各地都比不上的。她们从少女到壮年再到老年，没有一天荒废纺织劳作；对于仓廪的收入、牲畜的饲养、家中饮食事务的管理，都谨慎督察，不敢因为自身尊贵、家庭富裕而稍有放纵。头饰、衣服和日常用物，朴素而不华丽，有上古荆钗布裙的遗风。按照已婚妇女的规矩，她们的足迹从未越过大门；近亲至戚中，有的人终身也没有熟悉她们的面容。她们却专心致志教育子女，尊重老师、选择朋友，不怕劳苦费用。她们勤于妇女的劳作，但刺绣、剪裁和制作，并没有吴越妇女的技巧；谨守妇女的容貌，却不以粉白黛绿追求燕赵女子的艳丽；谨慎遵守妇德和妇言，在操持门户、陈述言辞、处理诉讼方面，却没有男子那样的强健干练。因此，乡里的旌表相互矗立于境内，长寿的喜庆在各家相望，闺门之中的声誉在宗族乡党之间彼此争高，光明显著。像歙县琶塘许君示惠的妻子孺人吴氏，也正是这样的人。孺人的美好性情和品行，表现在孝敬公婆，丈夫认为她贤惠；教育抚养两个儿子文升、文瑾，使他们都能立身成才；她对孝敬家庭内外的长辈亲属，庄肃和谐，这些都是世人难以做到的，而孺人从未把自己看作异于常人，即使她的儿子和近亲至戚，也都把这些当作平常之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乡里的人安于行善，不被流俗改变，才会这样吗？成化丁未年七月二十日，正是孺人诞生的日子，到这时她已经七十岁了。她的女婿汪惟用寄信到京师，请我作几句话为她举杯祝寿。此前，圣天子以孝道治理天下；近来又恭敬地给太母加上徽号，向天下施加恩惠，使老年人得到供养，真是万世难逢的盛会，而孺人正赶上这样的盛世。七十岁只是长寿的开始，我知道她的心情会更加舒畅，身体会更加康健，享受子孙供养也会更加丰厚；活过八十，望至九十，达到期颐之年，这些都不难实现。可是，孔子谈到长寿时说“仁”；《洪范》所说五福以好德为主，这说明长寿必定有根本，然后才足以称为真正的福寿。因此我称述我们乡里妇女品行的美好，又仰望盛世赐福的隆盛，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惟用的从子、乡贡进士汪祥，让他带回去为孺人祝寿。我虽然没能拜见孺人，但汪祥是我儿子的友婿，我们有亲戚般的情谊。谨作此序。《篁墩文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明）程敏政撰 ○序 赠李君知大名府序 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刑科给事中、临汾人李廷玉君出任大名府知府。入朝谢恩那天，许多人议论说，李君考中进士出身，出入黄门、青琐之间将近九年了。在朝廷内部封还、驳正各司的章奏，在朝廷外部到四方勘察重大案件，他一定与诸公的意见相协调，从不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当时，能够符合皇上心意的给谏之臣一向难得，而李君积累了多年的劳绩，没有非议，正应当接受显要的提拔，以此激励当时的官员；如今却出任一郡的长官，人们怀疑这还不足以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我认为不是这样。做臣子的道义，《尚书》中说得明白：“对上，要为君主树立德行；对下，要为百姓谋利罢了。”郡府与百姓最亲近，郡守就是用来宣扬皇上德化、做百姓师帅的人，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如果轻视郡守之职，难道是懂得事理的人吗？李君过去以进谏为职，凡是群吏的廉洁或贪污、仁厚或残酷，都可以上报朝廷；百姓的善恶、政务的利弊，也可以进言于上而加以革新，不过只是从言语上说说而已。执政大臣还可以表示赞成或反对，那么他的意见能否实行，哪里能够保证呢？如今出任一城之主，不说便罢；只要说了，就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不做便罢，一旦去做，就必然关系百姓的安乐和忧患。我知道李君将忙于履行自己的职务还来不及，所谓才干不能充分施展的疑虑，大概并不是看重你的说法。然而，约束自己的廉洁、体恤下属百姓的仁爱，本来就是你的志向，不能改变。兴起百姓中的善行，惩治他们的恶行；讲求对百姓有利的事情，除去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这些都是你能够做到的，难道只停留在言语上吗？但我知道君完全能够办到这些。你担任近臣时已经有成绩了，总是担心不能完全做到为君主树德，何况如今得到像郡守这样可以实际施行的职位呢？有人说：“大名如今是辅郡，台省官员轮番出入，督察吏治；驿站往来频繁，公文堆积如山。做郡守的人，即使有为下属和百姓尽力的志向，也免不了俯仰应付、受到牵制的困难，那么所谓可以实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能够预先确定。”这又不对。君子居官，只需尽到自己所能尽的责任罢了。自己能尽的责任尽到了，那么对方如果贤明，本来就会帮助我治理百姓；如果对方不贤，也会自行惭愧退避，不足以妨害我的政务，又何必为私事忧虑、过度谋划呢？大名在前代，任守的多是名臣，有的后来出任大藩，有的入朝辅佐朝廷；他们遗留下来的爱民事迹都记载在图经中，重大的节操也显著于史传，明亮可见。把他们取来作为榜样，那么你的功业之崇高、声誉之兴盛，将不会逊色于前代贤哲，并且差不多可以成为盛世的良吏了吧！” 这时李君出发的日期已经确定，他的同僚赵良度君等人知道我一向与李君友善，托我写几句话作为饯行赠言，我无法推辞，于是把上述意思编次成文。赠郑君知临高县序

译我们郡里有一个人，具有通达的才干，怀抱成熟的学问，却长久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他就是郑文振君。他参加南北各地的考试，人们都常常认为他应当考取第一，可是君命运多舛，往往不能如愿。不仅后辈以他为师，同舍之人也谦让于他；外有提学、按察等官员，内有大小司成，那些在文章品行方面老成而不轻易许可别人的人，也都为他惋惜不已。不仅贤能的有司礼敬他，寄居外地的官员和经过此地的宾客也来拜访他；外有分陕重臣，内有天子的元辅以及六卿中选拔人才、喜爱贤能的人，也都把远大的前途寄托在他身上。大概因为君的学问长于《春秋》，对于古人的高下得失以及世务的成败利钝，都看得明白、判断得审慎，并且凭借余力旁通诸家学问，如六书之法以及方脉之象、堪舆禄命之书。我曾认为，像郑君这样的人，难道还要等到考试以后才被发现吗？观察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在；听他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的才能。可惜我的力量不足以振拔他，而君的年龄也超过四十岁了。成化丁未年夏天，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向吏部进言，请求让君到远方任职，以便施展才能。吏部替他向皇上进言，皇上答应了，授予君广东临高县知县之职。入朝谢恩后将要出发，我因为礼部司务方良弼君与君有姻亲关系，听到此事便称赞说：“从前本来就有人经过卭崃九折坂，害怕乘坐它的险道而退回车马的；也有人带着被褥入值三省，反复叮嘱内顾之事，说个不停。临高虽然是琼管的大县，但处在南海岛屿之中，古代被贬谪、流放的人的遗迹大多还在那里。君得到这个职位却安然自若，仿佛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难道将要借此来发抒胸中郁积的抱负吗？才华通达却不能施展，学问成就却没有机会验证，君应当勇于前行而不可停留，难道不是这样吗？”君世代居住在歙县贞白里，先祖中有郑令君，在宋朝末年曾用一句话解救了即将屠城的军队，至今仍享受当地祭祀；又有师山先生，以气节闻名，事迹见于《元史》。君承继几代相传的学术，学问、政事和典章，都有家传法度，想来不必等待别人的评价。然而君子不因自己已有的才能而满足，而忠告之言又不是你所厌恶听闻的，君以为如何呢？要在盘根错节之后显出利器，在轻车熟路之上驾驭六辔，不要因为地处远方就轻视那里，不要忽视那里的百姓，使循良的声誉在岭海之间兴起，成为各县的榜样。大府记载你的贤能，部使者推荐你的才能，升任为一郡的佐贰，成为一州之长，那就更加显著了；或者进一步入朝做官，这些都是平日故人对你的期望。君的志向确实壮大啊！你的堂弟郑达，以进士出身任浙江黄岩知县，正因为才能廉洁而有声誉，被召入朝，马上就要到了。将来，你们兄弟二人才能相互辉映，使贞白里的声望更加光彩。让那些与你们结交、联姻的人，也预先分享到荣耀。我还应当拿起笔来为君继续写下去。侍卫承恩诗序 本朝禁卫制度规定，凡是诸位将军中魁梧强健、勇武有力的人，另行选取一位功臣或外戚统领他们；入内侍奉殿陛，出外护卫皇帝车驾，通常佩带箭囊、弓袋和御剑随从。这一职务最为亲近而且重要，不会轻易授予别人。近来职位空缺，皇上下诏选拔充任，得到的是驸马都尉洹溪樊公。樊大振接受任命那天，大夫士中与公有文字交往的人，在他的宅第相互庆贺，并且为他作诗，把作序的事托给我。我私下听说，周朝盛世时，在君王左右侍奉的人，从三公以下，没有比虎贲、缀衣之臣更重要的，所以周公十分慎重，一定让众多常选的吉士来担任。实在因为君王的德行所系，必定从身边亲近的人开始。今天子继承世业，尊崇文治，力求比肩成王、康王，凡是一技一艺之人，都务必充分任用，常常担心有所遗漏，何况像樊公这样得到选拔、为皇上所知的侍卫之臣呢？公虽然年少便居于外戚之家，但身材伟岸高大，具有老成宿将的风度；勤奋读书、成就文章，有经生学子的志向；通晓时势、懂得变通，有谋臣策士的才能。士大夫中听说这些，已经很久了。如今一旦得以陪乘皇帝车驾，接受殿廷近侍的选任，承担心腹之臣的托付，应当把这些事传播在诗歌中，互相倡和，以记载一时的盛事，成为国家的光荣。古代与帝室联姻的人，大概更换仆役来计数也数不尽。我在唐代找到一个人，叫杜仲立，曾经一次任卫尉，两次统领金吾，三次升任常侍，都是奉命在宫禁中值宿警卫的职务。史书称他任官精明，多次进献忠言和有益的意见，深受皇上礼遇看重。在宋代又找到一个人，叫王晋卿，他的辞章书翰一时精妙，又和苏轼、黄庭坚等名士友善，风流文雅，谈论者都很推重他。如今樊公所任的职务，是杜仲立所任的官；所承担的才能事业，则是王晋卿所拥有的。难道只满足于拥有这些条件、安于平常便算有所成就吗？一定要使所任职务更加光大，使所承担的事业更加崇高。应当想着接近周成王时代吉士的行列，不辜负今天子隆重选任的恩典；这样，诸位君子写诗歌咏、传布此事，也就不只是为了加重交游情谊、夸耀恩礼而已。旃溪十景诗序

译我一向听说，旃溪张氏的居处在我们县山水最优美的地方，看宅相地的人多次称赞它。张氏中的杰出人物张士贵，最初在那里选择居所，到如今已经四代了。士贵的曾孙张尚相因事来到京师，便来拜访我，说他家住在金山脚下；山势秀美挺拔，不同寻常，徐谷水从那里流出，清澈得可以照见毛发。山的四面，平坦而可以耕种的地方叫富疃，深幽而可以入内砍柴的地方叫桑坞，山势蜿蜒如彩虹；有竹子万竿，可以沿路登上的地方叫横冈；沿着溪水行走，从灌木丛中出来再上行，可以和客人徘徊观赏的地方叫荆台。水流沸腾而后停蓄，有翠色山壁夹持着，可以坐下垂钓的地方叫亭潭。沙洲和岸边相对耸立，有松树一千多株，在苍翠之间行走，即使盛夏也可以在风中休息的地方叫高港。山的背面有山峰像一支笔，卓然直冲云霄，使人仰望而看不到尽头的地方叫瀛尖。溪水东面，重重山峦层层叠叠，像堆积的螺蛳、排列的屏障，山岚云气浓郁，使人目不暇接的地方叫拥埵。旃溪的景色大都集中在这里，而张氏又把它们全部拥有，所以曾经把景色分为十处，并请士大夫吟咏歌唱，只是还没有序文；张君坚决请求我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写道：旃溪的景色确实优美，但如果不是他们先世积德累善打下根基，子孙又以勤学砥行来继承它，那么又怎么能享受这样的景色，使山川与人物彼此增重呢？”},{ 张氏先世居住在歙县绍川，以富厚闻名；同宋代祝半州等人一样，张光国最喜爱行义。他曾经修建临清桥来便利行人，建造凝翠亭来使中暑者得到休息，构筑双溪书舍来教诲乡族子弟；这大概就是士贵的父亲。士贵也能继承父亲的志向，把先人留下的产业全部让给兄长，自己来居住旃溪，修建迁善堂勉励自己，设置义田，建立义仓，创建金山桥，功劳与临清桥相当。到了他的儿子张以明、孙子张斯宽，都能守成并使家业更加壮大；他们捐出钱财，打开粮仓，帮助有司运输粮食救济边地，后来又建造挹秀轩，尽收金山的胜景，乡人取世代行义之意为他们的堂命名。尚相又能承袭先人的遗芳，寻求光大宗族，并且为使他的山川更加出色而筹划，这难道不是因为土地的灵秀足以产生人才，而人才的美善也足以彰显土地的灵秀吗？这件事是值得流传的。我又听说，尚相在富疃修筑岁寒台，在横冈开辟潇湘深处，园池深邃，亭馆幽静，四时节日饮酒吟咏的快乐非常盛大。将来有一天我得以辞去职务南归，一定带着童子，驾一叶小舟访问旃溪，向张氏的老人寻求在山岩洞穴间的旧约，在涧水中洗濯冠缨，抚摸耐寒的松树，玩赏修长的竹子，同钓翁、樵夫、耕夫和野人一起。在清澈高远、空旷辽阔的天空下放声高歌，相互应答；穿过晴朗的云彩，踏着清凉的月色，经过荆台然后离去。那时，我虽然已经是病弱闲散之人，仍然能够迎风作赋，为群玉般的美景压卷，夸耀张氏的胜景。这里只是姑且叙述它的大概罢了。顺德堂诗序 上天所施行的德行，只有顺从而没有违逆，所以人从上天那里所得的福德也是如此。顺从天理就是君子，结果吉祥；违逆天理就是小人，结果凶险。好比水顺着地势流动，逆着地势就会淤塞；好比鸟逆风飞行，逆风就会退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人从上天那里所得的福德，最大的莫过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因此古代先王把孝悌作为顺德，写在经书中，也杂见于传记。大意是说，孩童没有不能做到孝悌的，而其功效可以达到感通神明、光照四海；同时又深深忧虑天下后世能够顺从天理的人或许会越来越少。祁门谢以敬君曾经以“顺德”命名自己的堂，用来表示警诫。考察他一生侍奉双亲非常孝顺，一定要使双亲欢心才停止；跟随兄长谢以美，兄弟情谊极为友爱，相处六十年没有一句间隙之言，大概可以说无愧于这个堂名了。喜好德行的士人听闻后都称赞他，很多人写入赋诗歌咏之中。他的儿子谢文温奉这些诗作来请我作序。我读完后感叹说：古代后世的君王确立亲爱、敬长的原则来率先教化天下，把世间安置在大顺之中，大概是有道理的。司徒的职掌包括教化和刑罚，典乐之官用来引导、惠及这些百姓，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它见于诗歌的，有《南陔》《白华》诸篇以及《常棣》《斯干》诸什，至今还可以考察。后世君王施行德化的典章不再实行，人性更加离散，风俗更加偷薄。因此，有的人贵为王公，有的人名为师儒，诵读那些诗，学习那些事业，却知道它们是用来感发人心、惩戒过失的地方，这就困难了。这样一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竟有人用脸色和忧虑对待父亲，用尖刻的话回答母亲，甚至为了求得食物而扭伤兄长的手臂。然，朝廷的法律并没有废弃，植根于人心的德性也没有泯灭。因此，不孝的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应当被杀戮的人；不敬爱兄长的人，人们一坐下来就能推知那是一个将要败亡的家庭，这正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情。可惜宁愿踏入凶险而不谋求吉祥，甘愿做小人而不归于君子的人，常常很多。又多么幸运，谢君出自我们的乡里，而我有机会为他的事情作序呢？那么，这些诗的流传，难道只是为了勉励谢氏子弟吗？有时用来讽劝，有时用来诵读，使看见它的人感到惭愧，使听到它的人受到感发，或许能够得到诗人遗留下来的意义，对天理民彝起到一点帮助，不也是好事吗？谢君如今八十一岁，身体无恙地在堂上安享晚年；文温又在春秋经学考试中考取京城考区第一，主持长垣的教育，这就是所谓顺从天理而成为君子、因此获得吉祥，大概已经显露征兆了。然而德行的积累是逐渐形成的，所获得的上天报答也必定深厚而长久。我本来就知道将来会有更大的福报，可以预先写下这些话，使这座堂的光彩永无穷尽吧。却金诗序

译已故诸暨人冯履吉君，以乡贡进士出任沛县知县，有独立特行的操守。他曾经向朝廷上疏提出十多件便利百姓的事情，多数得到批准。遇到辖境内有疾病、痛苦、死亡、水灾、火灾、盗贼、饥饿的人，他从来没有不拿出自己的钱财救济，即使倾尽钱袋也不吝惜。有个叫俞绘的人，是一个落魄江湖的游士。君怜悯他的贫困，借给他一镒黄金，没有要求抵押契券。冯君去世不久，俞绘也考中进士，主持湖湘地区的教育；两人互不通音信，已经十五年了。成化乙未年，俞绘派儿子带着加倍利息的金子来归还。冯君的儿子朋玉不知道这件事，急忙推辞不接受，说：“先父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而且又没有契券，您难道弄错了吗？”俞绘的儿子没有得到允许，便把金子祭奠放在冯君墓下而离去。朋玉无法推辞，便把这些金子拿来救济我乡里贫穷的人。当时太平恒斋李君在诸暨分掌教育，他的两个儿子惟诚、惟敬与朋玉同在一张书桌读书，从来没有不为他的行为感到惊异赞叹，认为这有古人难得的操守。然而朋玉从不以此自夸，人们也很少能够知道这件事。于是惟诚兄弟共同商议说：“假如我们朋友的行为不能昭明于世，就无法用来激励世间贪婪的人。”于是为俞绘绘制图卷，请士大夫吟咏歌颂，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唉！自从义利之说不明以来，世上本来就有因为贪利而争斗诉讼，以至于离弃亲人、违背朋友的人。也有伪造抵押契券、欺骗有钱人，把由此积累财产看作得计的人。哪里会有明白义所在之处，明知有可以接受的道理，却毅然坚决拒绝，把利益像瓦砾一样挥弃而离去的人呢？如果人人都能扩充这种内心，民风就不会不厚，官吏的操守就不会不廉洁。朋玉所做的事，与宋代开封人归还寄存金子的事情恰好相似。距离今天四百年，而这样的事情只出现过一两次，可见士人真正明白义利之说，确实很难。或者说，朋玉难道是故意做出矫饰而不合人情的行为，以求取一时的声誉吗？只是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勇敢去做，明察事理，力求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惟诚兄弟深厚地珍重友谊，急切地为他传播，又能使诸位君子相互观摩而行善；他们所作的诗文本于《诗经》六义的旨意，声势盛大，颇有挽回颓败风气、振作衰末习俗的力量，这件事确实不能不流传。不过，宋代开封人的史书没有记载姓名，得到包孝肃、吕荣公为他表彰后，事情才昭然于世。至于朋玉，又何必担心姓名不被记载呢？我只是认为，官位越显赫，责任越完备，对义利的辨别也越严格；他用来回应朋友的期望、成为这些诗篇依据的事情，应当还有更大的发展。至于我的话，哪里足以决定士人的轻重呢？朋玉名珏，如今任刑部员外郎，分司南京；惟诚名赞，如今任吏部主事；惟敬名贡，如今任户部主事；他们都是进士出身。正将要在当世以功名相互辉映。赠甘君同知徽州府序 丰城甘廷望君，成化戊子年考中乡贡进士，前后七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成功，于是上报吏部，被列为铨选士人的首选，朝廷授予他徽州府同知之职。于是徽州人在京师做客的人认为，君接受任命应当庆贺，君出行应当饯行；庆贺和饯行都不能没有文章，于是把这件事托给我。我辞谢说自己不才，未能推辞，便说道：“官吏治理百姓，好比医生治疗疾病。诵读医圣的书十分精熟，又见过很多病证并使用过药物，诊断审慎，那么疾病痊愈的有十分之九。虽然精通诵读医书，却仗恃自己的天资敏捷，遇到病证就拿药来试，而这种病证本来不是自己熟悉的，只凭意测而已，那么疾病痊愈的只有十分之一。把医书放在一边不读，对病证和药物都完全不了解，任凭病情发展，妄自猜测而侥幸猜中，那么疾病痊愈的就很少了。那些治理百姓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甘君命运多舛，在科举场中屡屡不顺，志向却更加坚强，学业也更加修养精进。他和众多被选拔的士人一起接受考试，其他经学没有人敢排在他前面。他正是那种诵读医圣之书而精通的人。君二十年不能在实际任用中施展志向，然而与君同时升进的、在君之后起用的，有的确实显达通达，名声也随之而来；也有的在当时碌碌无为，毁誉都无人听闻。至于那些担任郡县长官的人，有的适合治理百姓，有的不适合治理百姓；哪些事情可以作为法则，哪些事迹可以用来警戒，都是君亲眼见过而不是只听说过的。如今你见过的病证很多，前往任职以后，就应当顺应百姓的愿望，兴办有利之事；顺应百姓所厌恶的事情，除去有害之处；观察百姓的富足和不足而加以增减，不要因此损害天地自然的和气，使病倒的人重新站起来，使瘦弱的人变得强健，使呻吟变成欢笑，这些都将从现在开始。所谓审慎用药，本来就是君的长处啊！徽州是南畿的辅郡，处在万山之中，风俗质朴而不奢侈，简约而知羞耻。过去人们常常认为当地人爱惜乡土，因此吏治有好有坏，便随之附和，把治理徽州看成难事。徽州难道真的难以治理吗？天下的郡县，本来就有坐看百姓患病却不能为他们医治的地方。能够达到使疾病十分之一痊愈，已经算幸运了，何况能够达到十分之九呢？我对于甘君此行，私下诵述所听闻的这些话来告诉他，也暗自庆幸我们这里的百姓将要获得痊愈。为处士汪廷悦君七十寿作序 歙县西部有个地方叫讯行，汪氏世代居住在那里。这里的原田十分肥沃，所以汪氏的产业很丰厚，人口也很兴盛。有位处士廷悦君，尤其以乐于行善、喜好施舍、厚待族人、和睦邻里而闻名乡里。他有两个儿子，叫道铭、道常；又能勉励品行来继承父业，对父母极尽孝道。因此廷悦君心境安适，没有世事牵动心怀；居家有精美饮食供养，出门有杖履之乐，自己都不知道岁月已经流逝到哪里去了。这样，他已经七十岁了。宗族、姻亲、亲戚和乡党把十一月九日定为君的生日，举酒登堂，依次向他祝寿。徐君昊是他的外甥，依据两个儿子的心意，绘制《日出扶桑图》来致庆，请我申述其中的意义。我听说治理得好的国家，太阳运行舒缓而白昼漫长，古人称孝为‘爱日’，徐君应当正是取这个意思，来为舅父祝寿吧。太阳丽于天空，照明白昼，所以取它来命名时序中的‘日’；日积累起来成为月，月再累积起来成为年。大概日是年岁由此开始的。奉养父母一天，子女就要尽一天的孝心，何况是一年呢？由一年年积累直到七十岁，称为‘古稀’，那么奉养父母的人更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了。从七十岁活到超过七十、接近八十、将近九十，直到百岁，都是子女最大的愿望；何况有厚待宗族的仁德，宗族的人就会这样期望他；有和睦邻里的义行，邻里的人就会这样期望他；有乐善好施的德行，那么全乡的人没有不这样期望他的。何况徐君是他的外甥，又受到他的教诲，是有子女之道的人呢？我知道汪君的心境会一天比一天舒畅，身体一天比一天康健，寿命一天比一天增长，将和康衢击壤的老人一起，在尧天舜日之下共享欢乐；在乡饮酒礼中端坐宾席，接受天朝赐予的命服。到了那一天，哪里只是当下一时庆贺的盛事而已呢？《城北汪氏谱序》

译徽州郡中，汪姓最为显著，族支也最多，所以古人有‘十姓九汪’的谚语。然而每一族都以居住地命名，休宁城北汪氏就是其中一支。他们都以唐越国公汪华为祖先。汪华在隋朝末年起兵平乱，保有歙、宣、杭、睦、饶、婺六州之地；及至乱事平定，归附唐朝，获得世代承袭的土地，死后享受庙食，所以他的子孙在郡中最多，而家谱是不可不修的。旧谱称，越国公的先祖出自鲁成公的支子汪，汪食邑于颍川；到他的孙子诵，便因祖父的名字而以汪为氏。传二十九代到文和。文和在汉末随军讨伐黄巾，侍奉孙氏，任新都守，于是定居在那里；新都就是今天的徽州郡。文和九代传至叔举，任宋护军司马，又定居于郡中的登源；再传四代，才有越国公。其先世能够考见的，大致如此，恐怕是魏、晋、隋、唐官谱的遗存。越国公有九个儿子，都显贵：俊任右卫勋府参军。传十八代到彦一，又迁居登源梧村。彦一的孙子德彰任宋直秘阁，正值咸淳、德祐年间，再次迁居休宁，依附外祖曹氏居住，这就是今天城北各支汪氏的起源。直阁的长子瓛在宋亡后不再出仕，曾建楼作为藏书修业之所，孙元京先生曾为此作记。瓛的曾孙群也是儒者，有《北庄集》；他续修的家谱，则由陈定宇先生作序。群的孙子永昌开始以儒业行医。其两个儿子应麟、应凤更加世代研习儒学。应凤的五个儿子都很贤能：克敬隐居而能作文；克和任太学上舍。他利用闲暇，根据克敬续修的旧谱进一步修订、阐明，编成两卷，寄给我，请我校正。家谱这种东西，是用来使分散的众体合而为一，使隐晦的众名显明，并向众人显示劝善惩恶道理的。假如饮食谱缺失，五味就无法调和；草木谱废弃，群芳就无法兴盛；技艺谱亡失，各种工艺就无法治理，何况一家一族的盛大事业，又是出于神明后裔的血统、忠臣勋业的传承，以及诗书礼乐的教化，经过数百年浸润涵泳而成的呢？克和兄弟大概正是懂得这个根本。况且他们把简略处补充，把亲近的内容详细说明，用条例概括，用图表验证，又附上行状记录，打开书卷便秩序井然，确实可以彰显先世的继承事业，向后人显示劝善惩恶的准则。我与克和兄弟交情深厚，又器重克和，预料他将在功名场中迅速奋发，以光大这部家谱，前途远大，所以乐于见其家谱完成，嘉许他们的志向，特意为此作序。《赠南京吏部主事吴君序》吴君一清以成化戊戌科进士身份任南京工部主事，不久因父母丧事离职。丁未年春，起复任用，改任南京吏部主事；两任合计三年，将政绩上报朝廷，得到诏旨，仍回原任。于是礼部司务方君良弼，集合同乡中在京师的人，说一清的考核是最优的，应当为他的远行离别祝贺，也应当设宴饯行。但饯行和祝贺必然要设宴，正值国丧，不能这样做，请改用文章来表达。私下看来，太祖高皇帝在南京定鼎，以戊申年即位；开创万世太平的事业，实在由此开始。如今皇上以圣明继承帝位，改元弘治，第二年恰逢戊申，天运又运行一周，各项政事焕然一新，天下内外都伸长脖子盼望太平，何况旧都的臣子呢？彼此勉励、彼此规劝，共同振作，成就各项事业，为天下作倡导，本来就是士君子的愿望。这样看来，为一清祝贺并与他作别，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一清世代居住在徽州歙县，他的祖先大概有守节的贤妇，也有以儒业为事的长者，家族根基栽培得十分深厚。到了如今一清更加通晓经学、研习古道，以承继先世，因此获得今日的显达荣耀；如今考核又是最优，昌盛他的家族，便会有加恩封赠的恩宠；在朝廷上显扬，便有升迁的阶梯。职位逐渐升高，责任也逐渐加重。乡人对一清的期望，本来不只是今天这一件事。太祖高皇帝垂留下来的政治传统，教化十分严肃，法度十分完备，听说这些就足以令人凛然；南京的臣民诵习这些传统更加纯熟，因此官员功业有成而过失少，成为一时优秀官吏的常常很多。一清在工部任职时参与孝陵工程，曾到两川采办木材，经过马湖、邛部等险阻之地，工程完毕才回来，终于完成了他的功绩。仰望太祖陵寝，想到自己食国家俸禄，就一定会称道这件事；所谓诵习更加纯熟的人，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又看到各司考核官员，只有南京南台的公论最令人畏惧；端正之人、正直之士以名节相互砥砺的，也常常能在那里见到。彼此观察，把值得进取的方面作为勉励，把不如人的地方作为警戒，那么我料想一清所成就的事业，一定有过人之处。宏大地推行治国之道，继承圣祖的谋略功业，这是皇上的远大志向。中外群臣都奋发努力来辅佐，即使不只系于一人，但就个人才力所能做到的而言，一清难道可以落后吗？他上辅佐长官，下带动同僚，以古代忠臣贤者自我期许，难道不会在旧京郎署中显露卓越才华，名闻四方吗？何况这样一来，所承载的也不只是乡人的期望。《赠丰润伯曹公奉诏总领南京操江兵序》

译自六朝、五代以及宋朝南渡以来，都是划江而守，因此江防比各镇更为重要。太祖高皇帝从淮西渡江，在金陵定都，终于统一中原，于是江防比前代更加严密。每到操练江防水军的时候，船只首尾相接，旌旗遮蔽天空；用来震慑奸邪、安定南方的声势十分盛大。因此设置总领操江兵的一人，若不是世代有功的宿将，不能参与这一选任。有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便下诏让南京守臣兼任，可见对此职慎重到这种程度。弘治元年，今天子第一次临朝接受群臣朝见，认为南京是帝业的根基，而操江统帅正缺，于是根据廷臣公议，命丰润伯曹公赐玺书赴任。曹公出发那天，许多旧交相继到郊外为他饯行，并且让我写赠言。我听说，位于都城南面的地方，没有比水军更有利的；位于都城北面的地方，没有比骑兵作战更重要的。我朝自文皇帝迁都北京，设置三营，作为以重驭轻的策略；而南京操江的装备却沿袭旧制，战备松弛，无人振兴，有见识的人常常以此为忧。先帝时，任用南宁伯毛公，才得以恢复旧有制度，功绩取得成效，进而升任副居守；如今曹公接替他，公议所归，大概确实如此。过去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来演练水战，魏国修建玄武池来训练水军，勤于经营远方战略、谋划非常之事，这些都不足以与我朝相比。只有我高皇帝[缺字]风沐雨，平定僭乱，创立养育百姓的民主事业，为圣子神孙建立万世基业，都是依靠水军；他的遗迹至今还可以考察。这样看来，操江之任十分重大；何况今天子继承大统之初，首先因为慎重选择而任用曹公，难道曹公不应当求得足以胜任此职的办法吗？曹公的父亲庄武侯，在先朝建立了显著功勋，功绩藏在册府之中，是中兴名将；曹公作为他的元孙，敦厚崇尚诗书，又能继承他的武业，曾任宿卫，掌管京营，积累了多年的劳绩，不是只在一时建立功勋的人可比。我知道他此次前往，士众之心会预先归附，军政会修明：向上足以报答圣天子授予兵权的心意，向下足以彰显先代元戎登坛授命的教诲，使江防得到合适的人才，远远超过前代；这样也就没有辜负故人对曹公的期望了吧。先少保襄毅公在辽东督运粮饷时，曾与庄武侯共事并交好，曹公又曾在馆舍中受学于他，所以我与曹公有世代讲学的交谊，得以参加送别宴席的末座，便叙述这些事情来赠行。《寿蒋翁八十序》成化丁未年夏，我宪考在清宁宫恭敬地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以隆重奉行大孝，并把恩泽推及天下；有年高德厚的人，赐给冠服，荣耀其身，我乡的蒋翁廷槐也在其中。第二年戊申，改元弘治，孟春初一日的后一天，是蒋翁的生日；这时他已经八十岁了。礼部司务方君良弼是蒋翁的近亲，又一向敬重他的为人，于是把详细情况告诉我。我不觉为此赞叹说：‘这难道可以不传扬吗？’从前有虞氏尊崇德行而重视年长者，《箕畴》所说的五福，没有比长寿更先的，但根本在于好德。德，是长寿的基础。然而德又有刚柔之分。我唯独奇怪世人谈论德行，必定要说一个人像妇人一样温和柔弱，像幼儿一样谨小慎微，然后才认为足以称德，并祝他享有长寿、承受远大的福气，说：‘这才是有德之人。’却不知道柔弱不足以称为德。柔，是阴柔之道。那些秉有刚强德性的人，性情必定果断，气势必定昌盛。果断而昌盛，那么自身所得便有向善嫉恶的公正之心，从上天所得便有光耀前人、振兴后世的美德，这难道是可以掩饰装作出来的吗？刚，是阳刚之道。我听说蒋翁最为孝顺友爱，而天性严正刚劲，处身待人，都公正而不阿谀。郡守孙公曾让他审理一里的诉讼，一里的人都心悦诚服，于是间或把一县的诉讼交给他办理；他操持审判长久而不改变，后来又间或把一郡的诉讼交给他办理，诉讼更加得到治理，人们也更加信服。更换了龙公、周公、两位王公，共四任郡守，他们对他的委任更加没有改变，而这时蒋翁已经老了。像他这样具有阳刚德性、性情果断而气势昌盛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样的人当然应该长寿。假如蒋翁早年专心从事儒业，稍有进益而位居地方官员，那么他的作为又哪里只会如此呢？然而他在极其隆盛、全盛的时代承受了皇恩，能够和康衢击壤的老人同列；乡射礼举行时，巍然坐在宾席上，衣冠与俎豆相互辉映，那么上天给予他的恩赐，也已经很丰厚了。何况当今皇上以圣明继承帝位，振兴朝纲，开启盛运，使百姓登上仁寿之境；这一切正从现在开始，而蒋翁的生日恰逢其时，他心情舒畅、身体安适，在山林间增添声望，以迎接那正在兴起而未有止境的福气，这本来就是乡亲亲戚对蒋翁的期望吧？蒋氏本是歙县西部的旧家族，先祖居住在河南，有个名叫义的人，是宋代翰林学士；他的孙子继任歙县县令，才开始在黄山定居；到了蒋翁的祖父蒋擅，又迁居山垕，大概家谱上是这样说的。然而蒋翁有五个儿子，叫显、耀、光、荣、岩，都倜傥不凡，有父亲的风范；有时还从事儒业，说将要拓展蒋翁所达到的境界并使之壮大，使蒋翁的声名流传无穷，谁能给它划定界限呢？我与良弼也有姻亲交情，便依据他的心意作此序，作为给蒋翁的庆贺。《奉使湖南诗序》

译圣天子改元弘治的春天，下诏派遣勋戚、文武及近侍之臣，到山川和古代帝王的陵墓以及宗藩陵园，告祭皇帝即位之事。当时景帝仪宾王公司言，正奉命办理襄阳、安陆两藩的事务。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赠送他。我特意告诉他说：‘你年少而资质美好，专心准备进士科举，将要成功时便被选用而取得富贵，本来应当成为富贵之人。然而你的性情所适宜的事情，不出饮酒赋诗。因此当时的名流，上至元老，下至平民，多乐于同你交游。难怪你一出使，不到十多天，诗文珠玉便灿然满卷，这是别人多年积累也未必能得到的。何况襄阳是湖南的重镇，方城、汉水的胜景依旧，羊公、杜预的遗风余韵还在那里。祭祀完毕后，和府中僚属及寓居当地的官员登临山水、凭吊古迹，饱览它清美淳厚的气息，然后乘船向北归去，岂不是一生中的大快事吗？’王公又对我说：‘我家住在易水之上，在京师做官已经很久。幸而这次出游，能够在上游逐日顺流而行，渡过汉水、沔水，下行到武昌，把船停在赤壁，探访苏子的遗迹；沿九江而下，泛舟鄱阳湖，访求白乐天听商女歌唱的地方；上岸取道新安，出桐江，窥望严子陵钓台，直抵钱塘，在海门观看潮水，在西湖纵情游览；歇宿吴门，眺望虎丘，沿毗陵到达京口，登金山，饮用中泠第一泉；渡江驻扎扬州，询问琼花所在；渡过淮河赶赴彭城，逆流而上经过百步洪，登临黄楼；经过东兖，远望尼山，到达京城北面的边境，才进入京师复命。’ 天子认为这并不是故意让你作这种漫无边际的游览，只是道路所经过之处恰好如此。不过，这难道不也是皇上的恩赐吗？我听后赞叹说：‘你的志向也很豪迈啊。即使如此，开阔心胸和眼界，充实、拓展见闻，增长学问，也不只是游玩而已。你交游遍及半个天下，天下有名而能饮酒赋诗的人，你所到之处一定都会有所遇合。解开行囊，把所得诗文求来，与今天已经得到的相比，看多少优劣如何？我还要凭这些来测验你的高兴程度呢。’ 《赠大理左寺副汪君归省序》圣天子继承大统后，赫然发奋，思考效法祖先以扩大至善之治，斥退邪佞，进用贤能，轻视财货而尊重德行，并开辟进谏争辩的道路，各项政事焕然一新。大小臣子无不想在筹划施展事业的行列中自我进取。大理寺左寺副汪君守贞上疏请求回江南省亲，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来问我。我说不是这样：君亲并没有谁更应当偏重，应当根据形势的缓急来分别尽隆重的孝心，这才是善于尽忠尽孝的人。守贞的父亲已经不幸去世，而祖母享年九十一岁，母亲享年七十五岁。大概从他考中进士时起，便获得分给的俸禄来奉养亲人；任评事时，又获得加恩封赠来为亲人增荣。然而他没能在祖坟上焚烧黄纸、称庆尽孝，而膝下的两位母亲年事已高，生命如日薄西山，世间再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事了；他能够安然无愧于心吗？从前朝官不到十年不能请假，自宪宗皇帝推尊圣母之后，改为六年可以归省，并著为法令。当今皇上崇尚孝治以率领天下，而守贞得以先行归省，难道不是知道事情缓急的人吗？守贞家居新安，是唐越国公之后，聚居于婺源大坂，以忠孝相传已有七百年。近代以来凭经术出身的人，前后相望。像守贞的从叔希颜，任八闽副宪，声名很大，不久应当入朝任职；同族叔文粲、弟弟从仁，都因作为御史秉持正道而被贬到郡县任职。算来如今也该依次召回了。这样看来，筹划谋议、施展才略，以辅佐当今皇上初登大位时清明的政治，汪氏并不是没有人才；守贞暂时归家，并不会因此使朝廷少一分力量。守贞出发吧！在鳙溪之上，扫墓祭祖之后，穿着彩衣登堂，举酒祝寿，亲友邻里全都聚集。两位母亲为此高兴，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康健，即使活到百岁也可以无恙。尽完私人孝情后，赶快整装回朝，与诸位叔父、兄弟在盛明时代竭尽忠诚，以报答圣天子教导孝道的恩意，为乡里增光。这样才真是懂得缓急的人。守贞的弟弟、侄子中有几人由乡试荐举：玺，与我弟弟的子女结有姻亲；俨、星，都是我主持考试时录取的士子；嵩也对我友善，而程、汪两姓世代是亲戚，又不只是今天才如此。因此我乐于守贞归省，消除提问者的疑惑，作序赠给他。《赠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译弘治改元的春天，吏部开始录取成化丁未科进士，请示皇上后，依照成例授予官职。当时，高邑人李君相儒获得徽州府推官之职。凡徽州人在京师做官，按惯例都有人赠言，以表达乡情；而我在翰林院供职最久，按例必定被托付此事，不能以文辞鄙拙为由推辞，于是对众人说：‘李公在乡里凭诗才中举，后来进入礼部，他从诗教中得到的涵养一定很深，通达政务也一定容易。他参加廷试，又曾把天下事务极力向皇上陈说，从朝廷大政直到百姓隐情，全都无所忌讳。天子亲自评定他为进士。这样看来，徽州不过是一郡，推官是郡守以下的辅佐官，所治理的不过是一郡刑狱。李君从中选出一二件来做，本来就足以称为能吏，使他的僚属和百姓惊服，又何必等待别人的言说呢？只是因为君的先世出自河北，后来入籍辽东，而徽州在江南山中，民情风俗或许还有未熟悉之处，请允许我对君说几句话。徽州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乡，朱子说过：‘山势峻峭严厉，水流清澈激越，靠食用这里的土地所产之物而生活的人，不能不刚强而喜好争斗。然而君子应当努力把这种刚强用于高尚的操行和奇特的节义，尤其以不合义为羞耻。’ ‘所以，这里的风俗难以用武力使人服从，却容易用道理使人信服。’这几句话，大概是不容易改变的定论。然而关于刚强过度、喜好争斗的话，后世竟拿来作为口实。徽州的诉讼虽然似乎繁多，但争讼的大要有三类：田产、坟墓和继承；其他琐碎怪异的事情，本来不值得计数。他们所争的案件，有的更换了几任大吏仍不能裁决，有的积累数年仍不能裁决；如果说他们确实强悍，但其中的情由也有值得谅解的地方。田产，是世代产业所要守护的；坟墓，是祖先遗体所安藏的地方；继承，是宗法制度所系的根本。其间虽然不能没有出于自我私心的成分，但也有情理和形势所不容停止的原因。君子若对此尽心处理，那么徽州的刑狱清明、诉讼简少，就已经超过一半了。用力量使人服从，是私；用道理使人服从，是公。以公心消除私欲，即使用来审理天下的诉讼，也能得到公平，何况只是一个郡呢？这样看来，朱子的话本来就是学者应当遵守的法则，而在徽州任官的人，更应牢记在心，绝不可忽视。按照成例，推官有政绩的，必定召入朝廷补任御史。御史大概就是分掌审理天下诉讼的官员。李君凭经术出身，又在刑部观政，如今在徽州任职，更加熟悉刑狱。徽州人应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他广施洗雪冤屈、惠及百姓的恩泽，并等到他的政绩完成，朝廷召他入京。我不敢让君子的车辙长久停留在山中，以使自己感到庆幸。《白太夫人六十庆序》宫保尚书、赠少傅南宫白恭敏公，以进士甲科身份历仕四朝，出入中外，建立了显著的文武功勋，是当时的名臣。然而家政全由夫人枣强孟氏主持，白公不必因此劳心。当时公卿之间，大多称白氏有贤能的配偶。白公去世后，夫人教育五个儿子，他们大多能凭才干武略继承父亲的军功，凭卓越文章考中科第；有的则在国学和家塾中等待任用。四个女儿出嫁，也多嫁给乡里的才俊和朝廷的勋戚。内外奴仆各自尽职，没有人敢放纵怠慢。恭敏公在世时，夫人日益严整完备；大概凡是继承白公而兴盛的人，都相继称道白氏有一位贤明的母亲。如今夫人已经六十岁了，计算她壮年时戴翟冠、穿霞帔，三次接受荣封，入朝拜见太后和中宫，屡次承受恩赐。到了老年，享受文武官员的俸禄，受到奉养，端居在高堂大宅之间自得其乐。她有孙辈男女十四人，环绕膝下侍奉，个个俊秀挺立，没有人不为太夫人感到荣耀艳羡不已。然而太夫人始终不因尊贵而自高，也不以自己拥有足以自满的东西为满足，反而以妇人事业、母亲功劳超过常人为自得；这难道是寻常人情所能达到的吗？古代诸侯积累德行、建立功勋而获得爵位，大多根本在于内助之德，所以《鹊巢》《采苹》等诗列在《召南》之首，作为教训。《洪范》所说的五福，长寿排在最前面；但根本在于所喜好的是德行。德行既然崇高，寿命就会更加增长，福分更加厚重，福泽也更加广大而长久，这都是事理必然如此。像太夫人，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我的先父尚书襄毅公与恭敏公同年考中进士，晚年又成为同僚，亲如异姓兄弟。因此我与白公的儿子锦衣镔、太史钺、上舍铨，以及他的两个弟弟铳、钫，常常往来，结为通家之好；每逢节日，都到堂上拜见太夫人。观察她的德容，只见充盈丰润；听她的教诲，只觉质朴而有文采。我私下仰望叹息说：‘长寿的征兆像这样，何况如今六十岁才刚开始，将由此进至七十、望八十，逐渐达到期颐之年，头发变黄、牙齿复生，巍然无恙。’假使人们因为太夫人而想到恭敏公留下的事业，以及她各位儿子成就事业的由来和仍未止息的前途，并从中得到观察效法的对象，那么又哪里只是一个家庭的庆事呢？安乡伯张公的儿子恂，是白公的女婿；他以仲春花朝节这一天为太夫人悬帨的生日，将要集合亲族长辈为她祝寿，于是张公来请我写文章，以表达举杯祝寿者的心意。我不能推辞。《奉使赠言序》《奉使赠言》一卷，是各位缙绅大夫为饯送尚宝卿李君士钦而作的。士钦世代居住在南阳邓州，是故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文达公的长子。他性情明快爽朗，喜好求学，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他的才识足以参与国家大政、承担繁重职任，只是谦退安守本分，以越级进用为羞耻。他乐于同当时的贤人君子交往来充实自己，而贤人君子也爱惜看重他，比文达公在世时更为深厚。大概在凭门第入仕、谨慎操守、负有声誉威望的人中，士钦最为突出。此次出使，竟得到这样丰富的赠言，当然是有原因的。士钦奉命出使，实际是因为今天子继位，前往淮渎以及唐、郑二宗藩告祭；天子的恩德深厚广大，香和币帛都准备得很庄严。他斋戒洁身，专心一意地传达圣天子的敬意，然后顺路回邓州，扫祭文达公的坟墓以表达孝思；回来后又宴饮他的宗族父老，以修缮姻亲和睦之情。公事私情都已尽到，不要耽误他的行程。人们对于天子身边的近臣、世代传承文献的故家子弟，羡慕他的荣耀，赞叹他懂得礼法，难道不更加符合诸位君子的深厚期望吗？古人有经过乡里门前便下车的，也有让县令背着弓弩箭矢在前面开路的。自己的贤能与否，本来就是士钦自己最清楚的，不必等待这些议论。即使如此，士钦是老成持重的人。宪宗在位时，他常常持节出使：一次出使楚地，第二次出使代地，都符合皇上的旨意，且不违背礼法尺度。对于如今这次出行，他又有什么困难呢？我与文达公是馆甥，又是他的门人，对士钦虽然十分喜爱却无法相助，因此特意援引古代作者的用意，写成这样。《太叔父三处士士熙甫寿七十庆序》

译弘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是我太叔父三处士士熙甫的生日；这时处士已经七十岁了。内外宗族亲戚因为正值暮春，天气温和舒适，最适合老人的起居，都举酒祝贺。只是小子不肖，远在京师做官，不能手持几杖陪侍宾客，内心常常感到歉疚。既然不能亲自前往，便私下庆幸太叔父能够获得这样的长寿；又想到还没有说明他长寿的原因，于是叙述这些事情，把我万分之一的祝贺之情附在其中。自从先高太父昌佑府君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先曾太父征君，次子是曾太叔父尤溪府君，兄弟之间最为友爱。不幸征君在洪武年间因牵连获罪而被迁往北方河间，尤溪府君凭才智奋发，在永乐初年才得到尤溪县县丞的职位；我们家族中途困厄到这种程度。征君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先太父尚书公；尤溪府君有三个儿子，幼子就是我的太叔父。尚书公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先少保襄毅公，次子是先叔父明威使君；这样我们家族中又一再显贵。自成化以来，过去居家显达、出仕显贵的人大多已经去世，而我的太叔父仍然巍然独存，安居自得，耳聪目明，是一族之冠。太叔父有两个儿子，叫彦英君、彦华君，都是襄毅公的弟弟；他们卓然有余力，使宗族兴盛，扩大开辟田园，全面更新住宅，加以修葺先世的祠堂和坟墓，以求不失去文献传家的传统。于是我的太叔父心境更加怡悦，身体更加康健，以儿子能够奉养自己为乐，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漫长岁月，直到四百二十多个甲子还没有结束。然而我听说，年长者是四代人共同尊崇的对象，而有虞氏以尊德为根本；德是长寿的基础。我的太叔父天性淳朴，涉猎书史，处在家族困厄时志向不曾毁坏，处在家族兴盛时内心不曾骄矜；曾两次到两京，一次进入八闽，立身合乎义理，待人合乎礼法。到了晚年，他在乡里收敛才华、安静自守，也差不多是古代退处而安、品格高洁的人了。这正是他的寿命超过常人、而不是偶然侥幸所得的原因吧？太叔父的配偶孺人出自西门汪氏，是大族后裔，嫁到程家；今年七十二岁。二人德行相合、白头偕老于一堂，可以写入诗歌、画入图像，传给子孙，使他们有所仰慕、有所效法；至于努力修养德善的人，应当谨慎地等待来日的福报。祝愿他们一人超过八十、接近九十，茂盛地达到上寿之境，为统宗谱增添光辉，难道不是一家之盛事吗？这样的事情，小子我哪里懂得？只是用粗陋的辞句歌颂长者的德行，忘记了冒犯之过。读者请加以宽恕，只取其中的诚意，也就可以了。《送礼部司务方君南归序》礼部司务方君良弼辞去职务，回到新安。将要出发时，他所在部门的长官、副长官和同僚官吏都慨然长叹，认为不能上书挽留他，是自己的责任。宪台、谏院中主持公议的人也怅然，认为君不应离去却离去了，这是什么缘故？跟随君交游的人感到空落，认为诵读学业、请求教益，以后要跟从谁呢？同乡而在京师做官的人惘然，认为劝导规正以及庆贺吊唁、来往交际的礼节，以后要由谁来倡导呢？大凡与君有一面之交的人，大多依依不舍，不忍心立刻分别，于是相继来找我询问。我说不是这样：君子出仕和退处，道理是相同的，并不只是用自己的富贵利达向众人夸耀而已。方君出仕最晚，学问最深，练达而不迂腐，和易而不偏邪；所以他对于事情，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一定有益于公家，也有益于自己。人们本来以为他很快就会受到显扬和升擢，或者主持一郡，或者辅佐一藩，他所能发挥的益处将会更大。忽然听说他要离去，所以听到的人惊骇，挽留的人惭愧，知交的人不住地惋惜。即便如此，君难道会因为得失荣辱而悲喜吗？屏山练水之间，是古人所谓的佳美胜地，景色并没有改变。壮年出仕，未老而归，舍弃轩冕的负累，获得林泉的乐趣。与那些占据高位、享受厚禄，名声却配不上德行，虽然权势可以震动一时、却被人指指点点的人相比，他们所得究竟多少、多少；谁强谁弱，难道不会有人辨别清楚，并把它作为上对官员的箴言、下对世人的谈资吗？君居住在歙县岩镇，出自汉黟侯，远远有端正的源流；到了君这一代，更加努力振兴宗族，人们也确实信服君的品行。时间久了，凡是人情关系没有和睦、礼仪文书没有周全的事情，一定会来请君裁决。后生小子尚未立身成业的，一定会到门下执经请教，把君作为归依。郡县长官有兴办教化、改善风俗的事情，也将向君咨询来辅助自己。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巡行经过郡县，询问吏治、察访民间隐情，也将考察君而荐举君。我又知道，君子退处与出仕相同，也并不只是以游玩安逸来谋求个人享受。即使如此，诸位君子赠言的心意，难道仅止于此吗？古人说：‘留下没有用尽的技巧，还给造化；留下没有享尽的福分，遗给子孙。’方君确实是把技巧留给后世的人。然而君的两个儿子师旦、师夔，俊秀爽朗、聪慧颖悟，学业一同进步，挺拔不凡，很有扬名传芳、超越前人的风采；有见识的人说，君应当享受的报应尚未尽，天将要通过他们把这些福报发扬出来。由此推想并等待下去，那么有技巧的人哪里能够夺走他们的成就？有强大力量的人，哪里能够阻挡他们呢？我暂代史官之职，曾与君有姻亲关系；但我叙述这些事情而不以此为嫌，也不只是因为对君有私情。《阳湖八景诗序》

译江东的孙氏，大多自称出自吴国诸公子，各有家谱，彼此并不相通；休宁阳湖孙氏就是其中一支。阳湖的才俊公润曾在郡学读书，虽然没有出仕，却看重诺言；乡里的是非，大都请他参与评议，说‘这件事应当由他来替人排解纷争’。有司也会进一步以礼相待。公润有个儿子叫用彰，年轻而勤于学习，间或来到京师，拿他居住地的八处景色，请缙绅大夫品题，并请求我作序。我曾经经过所谓的阳湖，距今已有七八年；当时的景色还历历如在眼前，但详细情形已经无法说清。于是用彰对我说：‘居所东面有十亩地，四周围着高墙，杂植花木，繁茂灿烂；在那里建楼用来远眺，叫作万春别墅。西南面凿池引流，建亭于旁，用来宴饮休息，叫作鉴泉幽亭。孙氏住宅旧称王侯社，远自宋末；想来当时认为孙氏是乌程侯、长沙王的后裔，所以把他们的社称为王侯古迹，以礼制表示不忘本始。住宅中部偏左，在长林古木之外建楼，吸纳南沼、西涧的清气，尤其适合赏雪，所以把楼叫作雪林清隐；景色不以常态为准，而取其变化。住宅西面水边有尖锐的山峰，苍翠直入云端；水声淙淙，与山石相互冲击，绕峰流出，于是以响山龙吟为名。住宅东南有七里墩，几个土墩相连；墩边池塘深得可以捕鱼，所以命名为海塘鱼跃。湖中有沙洲，沙洲旁有三万株杨树；风清月明的夜晚，船夫摇橹，欸乃之声接连不断，所以叫作杨洲棹月。住宅前面有肥沃的田地，适宜耕作，都是孙氏世代的产业，所以最后以河田耕雨命名。这些只是大略。幸蒙先生写一句话，鄙陋的居所就会因此改观，山川草木也会显得格外增光吧！’我听了他的话，赞许说：‘公润有这样的儿子啊！’于是对他说：‘天下的景色从来不是故意隐藏的，但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为什么呢？关键在于人罢了。那些沉溺于富贵的人既没有闲暇去经营；受困于贫贱的人又没有能力经营；沉迷弦歌诵读的人又不知道怎样经营。于是这些美好的胜地，不幸埋没在荒烟灌木之中，不能得到发扬洗濯而登上骚人墨客吟咏的领域，十处中有九处如此。像用彰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贤者吗？即使如此，谢康乐喜爱山水游览，世人认为他成了癖好；李平泉酷爱赏玩花木山石，世人认为他愚蠢。大概天下的事情一旦流于过度而不能返回，都足以作为警戒。孙氏世代生长在这里、安葬在这里，教导子孙从事诗书，却不沉溺于富贵；’ 难道会因为贫贱而忧戚吗？他们在林壑间行走，在楼亭中吟咏远眺，只取能够使自己适意的景物，不穷尽幽深、搜求奇胜而形成癖好；只取能够流传的事物，不喜好猎奇贪得而显得愚蠢。大概我乡的大族名宗为自己筹划，多半都是这样。历经世代虽然长久，却不会衰败。孙氏正有这种风范，这就是我吟诵他们的诗、想象他们的景色并乐于称道它们的原因吧？这样看来，这八处景色将会光明显著于四方，而公润父子的名声也会和它们一同流传。前途可以预先断定了。《寿吴节妇汪孺人八十序》当今天子即位之初，下诏命史官修撰先帝实录，向四方征集事迹；凡是士人女子以忠、孝、节、义闻名的，都可以送交官府备采，以供选择记载。我歙县溪南吴君仕荣的妻子汪节妇，也在其中。我当时正暂代史官，读到她的姓名和事迹梗概，既赞叹又羡慕，只恨没有得到详细情况。后来我被贬放归南方，溪南友人吴君峦多次来访，谈起故旧；有一天，他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的叔母汪孺人祝寿，而她就是那位所谓的节妇。我心中怅然，不能推辞。孺人是同县潜川汪处士孟先的女儿，由处士之家嫁出，两族无论长幼都称赞她贤良。当初吴君因以儒业为生而突然去世，孺人才二十四岁，发誓不再改嫁，独自和婆母居住，并教养儿子。当时婆母年老，没有其他准备奉养的办法，孺人便纺纱绩麻、织布缝纫来维持家庭，奉行祭祀，供给婆母甘美食物，从不懈怠，反而更加虔敬。后来婆母终享天年去世，她的儿子广也早早去世；孺人安葬并祭祀他们，各自都尽到了礼数，又更加抚养她的五个孙子，教导他们长大成人。吴氏宗族的祭祀后来没有断绝，是孺人培植得深厚；吴氏的家业没有比从前衰落，是孺人勤勉管理的结果。如今她已经将近八十岁，仍然无病无恙地在堂上。这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是举行加笄礼的日子；凡是亲族中人，都不应当没有庆贺。可是，世上的人可以使自己的身体长寿，却不能使自己的名声长久；可以使自己的名声长久，却不能使子孙长盛不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虽享有耄耋期颐的高寿，名声却不能列于君子之中；也有人在一乡一邑之间偶有一项善行，子孙却已经有的不能振作。孺人守志五十多年，历经四百八十甲子，始终保持节操，享有康健强壮的福气；她的名声和德行将传播于史册，流传给后世，孙子、曾孙满眼皆是，而且个个振作贤良，必将有人杰出而光大门户，彰显她内在教化所成就的功德。那么我对孺人的拳拳之情，难道只是出于一时祝颂的寻常礼数吗？然而这还不止于此。自从我朝列圣以来，都把美善敦厚的风俗教化作为治理的根本，所以凡民间被称为节妇的，按例都有旌表门第的典礼。将来丹书降临，光耀乡里，孺人虽不会因此自我夸耀，但这种做法能够彰明大节，挽回衰末风俗，并且关系到世道人心，岂不是意义重大吗？我没有什么才能，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这件事的先兆。《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二十八 （明）程敏政撰 序 赠刑科给事中吕君出使安南序

译圣明的天子继承帝位、改换年号后，派遣使者向四方颁布恩典。安南一向以文物制度著称，不同于一般夷狄。皇帝下诏让礼部推荐文学侍从之臣中可以出使的人，于是刑科给事中、新昌人吕君丕文，实际作为副使，辅佐翰林侍讲、安成人刘君景元，赐一品服出行。临行辞别皇帝那天，有人问我说：“安南是越裳古国、南交之地，虽世代有文采，足以装饰其国家的偏远鄙陋，但那里的人实在狡诈而不恭敬，以大海为险阻，常常窥探中国的政事，以决定亲近或背叛。周朝强盛时，它经过多重翻译进献白雉；到了宋朝中叶，却大举入侵，发布露布，声讨青苗法、助役法的罪过。他们所以时而归附、时而背叛，大致如此。出使这样的国家，不也很难吗？”我说：“不是这样。窥探形势而决定亲近或背叛，虽出自他们狡黠的戎狄之心，但对他们施以德政就会服从，施以暴虐就会反叛，本来是人人共同的情理。安南这个国家，在我朝最早归附，后来文考、章圣以义讨灭它，又以仁德使它复国，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感怀恩德而畏惧威严之余，即使有戎狄之心，也没有机会发动。何况今天子初理政务，拔除谗邪，擢用俊良，诛斥异端，屏退宦官与嬖幸，并放逐排斥贪图货利之臣，虚心听取采纳意见，谋求成就治功，不达到尧舜盛世的境界决不停止。” 恩泽的施行、刑法的颁布，如同风驰雷厉，不到两旬便遍及天下。天下人无不举手加额，盼望把自己置身于太平之世，何况安南那些善于窥探时局的人呢？我知道他们对圣德的仰慕一定很深。料想天使到达那里时，他们也会很快前来拜跪俯伏，想竭尽忠顺之心，借此传达给九重天子的耳中，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样说来，吕君对于完成出使使命，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吕君通晓经学，研习古道，考中进士后在宫禁近侍之职任职，以端庄谨慎、正直诚信著称。改革之际，他多次与同僚进献直言，以确定国家大政，本来就有比出使更重大的事情将要交给他，何况只是向属国宣达诏命吗？我私下读《诗经》听到一句：“载驰载驱，周爰咨诹。”意思是说，作为使者，若不四处询问访察，就不足以完成皇上的命令。吕君从北方到南方，跋涉万里，经过的郡县不下几十乃至上百处，百姓的疾苦和安乐，官吏治理的宽缓与紧急，以及当地人的贤能与不肖，都是亲眼见到而不是耳朵听来的。等他回来向皇上报告，根据情况调整政令、进退官吏，难道不会更加有助于新政，也使出使者的声誉更加重要吗？于是吕君的同僚长洲人陈君玉汝、广阳人赵君良度集资为他饯行，请我写序来赠送给他。奉赠南京吏部尚书王公序 圣明的天子继承帝位，不到两个月，首先听从廷臣的议论，擢升毗陵人王公为户部侍郎、尚书，赴南京任职。离京不到三个月，又有诏令擢升他为吏部尚书，这都是异常的恩宠。然而旁边仍有人议论说：“王公在景帝初年考中第一甲进士，进入翰林，历经英宗、宪考，做过太史、宫僚、学士、祭酒，在两京任卿佐，前后将近四十年，深负众望，也早已得到历代圣主的简拔。被召入朝后，权柄和任用渐渐加重，士人正以此为慰。如今却一再受命去南京，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是这样。我高祖皇帝在南方建都，文皇帝迁都北方，都是凭据形势险要，面临四方，为万世谋划；南北形势相当、体制相等，不能说哪边更重哪边更轻。况且南京是帝业的根基所在。自高祖皇帝仿照周制，提升六卿的地位，罢除丞相官职以来，尚书便是政务根本的出处。何况吏部是六卿之首，在周代就是太宰，掌管六典，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是周公所任的职务；而周公也曾分陕治理。圣天子任用王公的意思，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人们固然在替王公议论，而王公却从未不勤勉努力，寻求能够称当皇上眷顾任用的方法。” 皇上继承帝位后，擢用英俊，放逐奸邪，听取采纳忠言，斥退玩物珍好，屏除异端，严格宫廷和官府的禁令，所做的事情很多。皇上求治的心情如同饥渴，怀抱忧国忧君、致君尧舜的诚心者，无不感动喜悦，想着亲自效力。王公学问宏博、文章高妙，卓异而不苟且，必定想起古人，同他们上下纵论，显然是儒者宗师；又熟悉当世事务，宏大的才干和深远的见识足以施展他的作用，并非那种只靠试用来求得一时宠幸的人，确实是隐然可称的吏治师表。那么，他肩负政务根本、振兴士风，以此追比周公，仰承圣天子弘治的心意，难道能不分担这份责任吗？王公难道会像唐代东都、宋代西京那些老臣一样，以自我闲暇安逸为得意吗？户部尚书襄城李公、侍郎南海李公、淮阳叶公，惋惜王公南行不能共同执掌政务，又认为他首次任职便蒙受异恩是他的荣耀，请我写些话相赠。我没有什么才能，暂居翰林，实际上是跟随在王公之后，承蒙王公厚爱，于是就以这些话作为说辞。至于圣天子想到劳逸均衡的道理，征求梦卜所示的吉兆，把王公召回身边辅佐自己，也将会有这一天；但我不敢拿这话来烦扰王公。” 半山亭后序

译庐江丁君继仁曾在县治西北约一舍的黄铜山下择地居住。又从那座山的西南沿着山麓向上走约二里，找到一块平整的巨石。两座山环绕在旁边，茂盛的树木遮蔽其上，即使盛夏正午也没有暑气。涧水潺潺，从堤堰中流出，声音铿锵，仿佛金石相击。丁君回头看见，觉得奇异，便在那里建亭，占据这处胜景。再向上登至山顶，只见群峰列巘，远近山色争奇竞秀，让人应接不暇；以至于渔舟、樵夫乘的竹桥往来，丛祠古刹中钟磬的隐约声响，彼此应答，转眼之间处处都有特殊的意味。大概即使把它的清幽尽情观赏，也不能满足；即使把它画下来，也不能穷尽它的妙处。丁君和客人在亭中徜徉，有时饮酒，有时吟诗，往往直到日落还忘记回去。于是题写亭额为“半山”，用来记载它所在的地方；又题作“盛世逸乐”，用来记载他们游赏所得的乐趣。丁君的儿子鉷曾居住京师，把这件事告诉缙绅士人。缙绅士人听说后都赞赏他，得到《半山诗》若干篇，让我为诗集作后序。有人疑心宋丞相王临川自号“半山老人”，后世习惯这样称呼，而丁君的亭子恰好也同名；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幽人韵士之所以自得，有时是触景生情而取名，有时是会心领悟而命名，名字相同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过来说，又何必一定要和他不同呢？王临川的学术和宰相功业，本来不在这里评论；只是他罢官归来在蒋山筑宅，最终没有子嗣守护，以至于弃置给寺院，这些显著的事实成为人们讥议的对象，这是一种“半山”。丁君生在国家全盛之时，以平民身份享受山林之福，没有簪组官服的牵累，又有像鉷这样的儿子足以继承其后、奉养并实现他的志愿，这些隐约而为人称赞的情形，又是另一种“半山”。相同又有什么可嫌的？不同又何必成为狭隘的拘泥？又怎么知道诸位君子的诗不会流传后世，使这里的“半山”有时胜过那里的“半山”？这实在不是现在可以武断的。我往年奉诏回乡省亲，夜里到达濠梁，询问前方应走哪条路，有人请我经定远去巢县，有人请我经滁阳去江浦。清晨进入定远山中，很喜欢那里适合登临观赏的美景；但那里不是大路，无法供给驿传，于是只住了一夜，转而赶往滁阳，可定远的山色仍然一直萦绕心头。如今看了丁君建亭的情形以及鉷亲自写的叙述，才知道庐江的山林沟壑确实是佳美胜地。怎能得到机会前往登上丁君的亭子，和山中人坐在盘石上，舀饮涧水，并且唱和《小山丛桂》之篇，那该多么畅快啊！” 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丁君，因吴地官彦华而认识了鉷，知道丁君大概是幽静贞正、博雅有学的人；鉷也聪俊颖悟，足以称为他的儿子，而且又和我同属南畿，有乡里之谊，所以写这篇序而不推辞。前御史刘君受封、编修赠行序 士人出仕后，如果行为与世俗相违，就不辞远谪；事情违背本心，就来不及请求归去。这难道是为了谋求自身的私利吗？是不敢违背自己所学的道理罢了。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被远谪时便为他申救，他有所托付而离去时便挽留他。这难道是偏爱这个人而为他设法吗？是知道得到人才很难，不敢不替国家打算罢了。像刘君应干这次的行程，我怎么能不对此有所感慨呢？刘君是巴地人，成化己丑年考中进士，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期间曾任余姚、麻城两县知县，奉召入朝任监察御史，奉玺书在湖湘核查边饷，出任山东巡按，因为弹劾当地长吏贪婪放纵，违逆皇旨而被贬为郁林州判官。他清正善良的政绩、激励扬善的作风，都无愧于他所学的道理，并不是为了自身私利。今天子继承帝位，恩泽遍及四方，下诏酌情调动曾被贬谪的言官，刘君升任新淦知县；尚未接到任命，便奉表入朝祝贺，得到授官，自喜说：“这也足以有所作为了。”只是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岁，离家万里，不能早晚侍奉膝下，难道还要以再任县令、苟且求禄为方便自己的打算吗？于是再次上疏请求归家奉养，皇上没有准许。” 恰逢刘君的儿子春考中第一甲进士，任翰林编修，因皇帝赐徽号的恩典，便就近接受封赠，带着封典回乡。起初刘君准备接受封赠时，乡里很多人劝阻他说：“您精通《春秋》之学，才高识远，将来应当有所建树，以成名于世，成为闻人，如今却突然退隐，岂不是打算得太早了吗？”可是归养之事不能拖延，于是大家共同请我写赠言。我本来就惋惜刘君离去，便对他说：“您回去承欢亲膝，享受儿子成就的喜悦，都是世间最令人愿望和欢乐的事，却又是不能同时得到的。然而君子难道不替国家考虑吗？天下这么大，人才这么多，难道少了您一个便会不足吗？何况您已经有所作为了。一个已经有所作为的人，却在群贤汇聚、人才并进的时候离开，这正是我为之感慨的地方。”四川有许多秀美山水，您正当壮年，奉养母亲之余，每天和故旧登临远眺、饮酒宴乐，在功名富贵之外自得其乐；这本来可以拿来和世上那些贪得无厌、争相求进的人相比较。如此说来，您的归去难道会有愧于自己所学吗？编修君才华清俊、器识奇伟，在当时卓然出众，他的声名和官位会随着时间一同增长；能够成为刘君荣耀的事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只是从这里开始罢了。上天珍惜人才、保佑善人，常常要等事情过去很久、舆论已经确定之后才显明；即使朴实正直的人也无法推辞，巧于经营、费尽力量的人也不能侥幸求得。” 送邢挥使袭职还任严州序

译我朝制定法令，凡是武职选授，都由都督府召集武臣的子孙入宫朝见，请大将军考察他们的骑射，评定相当的才能。考察完毕，兵部核查他们承袭的世次和功勋，列出等级威仪上报。此时皇上驾临奉天门，在黼座下召见兵部，亲自当面下令。这一天，皇城东西两门鼓乐喧闹，导引承荫袭职的人回府，仪仗侍从十分盛大。道路两旁观看的人啧啧赞叹，认为身着青紫官服，不劳而得官职，报答功勋的典礼竟然如此盛大。弘治纪元秋季举行武选时，昭勇将军、指挥使邢公的儿子志尹参加了选授。志尹世代是畿内良乡人，他的祖父邢忠历有武功，做到京卫千户，凭才略出任严州守御。正统年间，随大将征讨闽寇，多次升任指挥使。年老后，把职务授给他的儿子尚义。尚义早年以才俊秀异被选为庠生，降低身段向师友学习，谦恭得像寒士，广泛钻研诸子百史，尤其精通诗歌。他七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至于治军事务，他往往不费力便能办成。部使者常常举荐他来激励别人，称他为首选。晚年被推荐在金乡、海宁诸卫统领备倭军队，因病死在军中。志尹也从诸生起家，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接受庭训，具有继承先贤、使家业更加光大的志向。” 朝廷每年举行武选，大约六七年选一次，每次不少于数百人；他们受到荫袭的荣耀虽然相同，但能够振兴祖先功业、不辜负报功典礼的人却很少。像志尹这样，他的祖父、父亲、子孙世代相承，人人都有功勋载入天府档册；在佩弓带剑之余，又不忘学习礼乐，差不多可以说是研习礼乐、敦厚诗书，仰慕古代儒将的规范了。在当时同辈中比较，实在尤其难得。那么志尹既然得到承袭职务的命令，回乡宁居，难道不应警醒地想到要在功名场中自我树立，谋求报答国恩，笃守世代忠诚，使山城没有夜间警报之忧，使营屯享有年成丰收之利，以更加光大他佩金带、袭绮服的家业，成为先人的光荣吗？我家在新安，每次经过严州，尚义必定迎候，饮酒吟咏，常常使我尽情倾倒。而严州又有江山胜景，古代名迹很多。志尹此时正因子弟在旁侍奉；想来他与尚义分别已有五六年，对于生死存亡、离合聚散的感慨，心中必定有难以承受的悲慨。因此我借严州乡里在朝为官的人，请求写下这些话相赠，同时也寄托我对故人的私情。” 英国太夫人称寿序 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张公的母亲太夫人吴氏，世代是吴郡人。她的父亲君选侍奉晋王府时，在太原生下太夫人。她聪明善良、端庄娴静，到了成年便侍奉太师定兴忠烈王。她具备古代贤女的品德，奉行侍奉君子的道义；虽然没有赶上侍奉她的公公河间忠武王，却年年按时谨慎地主持祭祀事务。她生下今天的太傅，教养训育无不周全，直到他成就德行器识，从未停止。因此如今太傅奉行母亲的训诫而处世办事，不敢有丝毫失误。有人知道历代圣主曾擢升他总领六军，参与宗庙谋议，掌领国史，地位居于枢密院之首，恩宠又兼有皇亲国戚之亲近。见识高明的人说，河间王有这样的孙子，定兴王有这样的儿子，足以彰显前人的声誉并使名声流传后世，使天下知道掌管军队责任重大，使四方夷狄仰望中国的尊严。若不是上天保佑世代功勋之家、孕育英秀、钟毓灵气，不能有这样的成就，而太夫人的功劳在这里实在很大。然而太傅侍奉太夫人，左右照料无不周到；她虽年寿已高，心情愉悦、身体康健，却和壮年人一样。至于宣扬她的闺门德行，有天子的褒奖；享用鼎烹美食，有宫中膳食的赐予；服饰命服辉煌，有内库的赏赐。她有八个孙子，从勋卫钦、锦衣卫千户铭以下，年长的和年幼的，都神采峻拔地侍立膝下，像鸾鸟和天鹅一样挺立。” 这就是所谓使家门显耀。太夫人不因尊贵而忘记谦逊，不因富有而忘记节俭，不因有所凭恃而忘记教育子孙，差不多合乎《箕范》所说的“好德”，也合乎《閟宫》诗所说的“纯嘏”。她所享的福气也可以说盛大了。然而谁不会说，太夫人的功劳因太傅的贤能而更加显著，她的长寿也因太傅的孝行而更加增长，值得赞颂呢？但我私下又有所感慨。从前河间王、定兴王两位，在文考南渡以及英皇即位之时，先后以忠诚闻名天下。忠诚，是臣下最大的节操，是一天也不能忽视的；但这难道是仁人志士所愿意看到的吗？上天保佑他们，原来是有缘由的。如今太傅忠诚贤能、诚敬孝顺，而太夫人享有盛福长寿，难道不是先王以身殉国留下的恩泽，使他们享受报偿而不能停止吗？他们留下的恩泽越长久，太夫人的寿命就越增长。由此超过八十、接近九十，达到期颐之年，享有长久盛大的福气，永不衰替而更加隆盛，是可以预见的。何况今天子继承帝位，正逢国家太平极盛之时，四海都归顺教化，边境更加安宁，那么太傅用来谋求奉养母亲的条件也更加完备。贤能的儿子、聪哲的孙子接连不断、没有穷尽，并且更加培植忠孝事业，使之垂名史册，让人知道我朝有这样的世代重臣，而太夫人的名声也和他们一同流传，难道只是张氏一家的盛事而已吗？”},{ 啊！这一年九月二日，正是太夫人设帨的生日，到这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史馆的诸位同僚，如大理寺副于君渊、李君通、鸿胪主簿胡君清、光禄署正陆君华，一同请我撰文，说明庆贺她的缘由。我久已蒙太傅知遇，又一向擅长撰写这类文章，因而没有以文辞浅陋为由推辞。庆贺翰林侍读学士成斋李先生及其夫人宜人徐氏的序

译宪考二十三年，恭敬地为太母加上徽号的礼仪完成，诏令朝廷群臣中有父母的，准许破格加封父母，不受通常法令限制。当时，翰林侍读学士李世贤的父亲成斋先生夫妇也在获封之列。到第二年嗣君即位的八月，诏命才开始颁布，凡符合诏令的人都穿着朝服拜受诏书后出门；云锦的光彩充满街道，皇帝的墨迹在厅堂中光明显耀，无不感激二圣的诚挚孝心，甚至下及臣僚邻近之人，其光辉显赫就是这样。于是，成斋先生由翰林编修、文林郎晋升为侍读学士、奉训大夫；他的夫人徐氏由孺人晋升为宜人。诰词中有“敦厚德行、履行仁义、读书崇尚义理”，以及“勤俭、孝慈、仪范闺门”等褒奖，大概是嘉许他们德行已经成就，并且能够成就他们的儿子。难道不是盛大的典礼吗？凡是和学士君同年考中进士的人，都为他有这样的父母而高兴，羡慕仰慕，便说我也在同榜之中，请我说明庆贺的意思。我私下听说，天下的事情总是凭善行而成就，因不善而败坏。所以《易经》称积累善行为“余庆”，《尚书》称行善为“降祥”，这些都是先民已经形成的说法，不可诬妄。李先生世代居住在海虞，因为善行闻名乡里，并以“成”字题名自己藏书修业的地方，用来勉励自己；又有慈爱贤良、安静贞淑的妻子徐宜人在内相助，共同成就德业。他获得福庆与祥瑞，本来就是应当的。何况学士君才思清俊、器识卓异，学问广博、文章高妙，任职法从已经很久，皇上看重他的旧日学业而提拔他，使他掌管青坊、侍奉经筵、参与国史编修，逐渐成为可以任用的重臣；推究其根源，恩典又有所增加。而成斋先生夫妇平素积累的德行善举，也足以迎接并承受这些恩典，确实如同诏命所褒奖的那样。难道这不是上承《易经》《尚书》的说法，也没有辜负他的斋堂取名为“成”的意义吗？如今先生七十五岁，宜人七十一岁了。看见儿子的仕途已经成就，他们行善的心就更加坚定，身体也更加康健；从七十岁起，一同进入期颐之年的境域，接受学士君为他们请得的加封，并且更加显贵，最终进入六卿三事的行列，成为乡里稳重卓异的长者。假使海虞的士人看见先生夫妇的荣耀，便更加想到要给后代留下宽裕的根基；看见学士君奉养父母、实现父母志愿，也更加想到要使自己的父母显贵。已经成就的人会以此为法，败坏的人则会因此惭愧。并且应当知道，若不是圣明天子登临帝位，收聚福泽并广施恩惠，获得这些福庆祥瑞的人也不能自行实现愿望。既然如此，学士君又怎么能不以努力辅成皇帝的德政为志向，寻求报答皇恩的办法呢？记得过去我曾替先生解释“成”字的意义，向执事请教，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如今看来，这个说法越发得到验证。那么，如今先生之所以得到这些福庆和成就，我本来就应当执笔撰写文章，不能推辞。庆贺太仆丞方君的序 邹孟氏说：“人必须先有所不做，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考察一个人的方法，没有比这句话更切中要害的了。士人居家求学、出仕任官，都不可不把这句话存于心中。不这样存心，就会把一切精力用于琐碎卑下的事情，所树立的志向不能坚定，所施行的政务不能良善，却希望有所作为，怎么可能呢？像我的朋友方君维新，确实可以与这句话相称。方君起初学习戴氏之学，天顺壬午年在乡试中举，原以为功名可以随手取得。然而他仕途坎坷、屡不得志，前后六次参加礼部会试，却从未稍稍降低操守来迎合他人；他的学问更加深邃，品行更加笃实。到了成化戊戌年，才在朝廷考取进士，他这种有所作为的志向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出任台州临海知县后，他把自己的学识才干大略施行于百里之地，凡是兴办学校、勉励农桑、举荐利政、铲除弊害等所谓善政，没有一项不具备。只是不能善于侍奉权贵；有人甚至拿事情来威胁他，方君却安然处之，坚定地应对，最终消除了这场变故。临海百姓仰望方君，如同仰望慈母和良师，认为一日也不能离开他。台州有许多闻名人物，如今的黄侍郎世显、谢侍讲鸣治，以及已故的陈方伯士贤，都不停地称道方君。两司中的贤能官员上报方君的政绩，也一定以廉洁干练来评价他。所谓先有所不做而后才能有所作为，考察我的方君，难道不是明显地超出同辈吗？于是他的政绩完成，受到征召，并获得了御史台方面的提拔。恰好因受任官年限限制而中止，议论者一定认为他应当在部曹任职；后来他进补太仆丞，有些人或许对此不满。我却认为，这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呢？士人居家求学、出仕任官，本来不把任职京官还是外官、品秩高还是低看作轻重，只看自己所树立的志向和所施行的政绩究竟怎样。何况军国大事，没有比马政更重要的了。对此事放松，就会使责任和弊端聚集；逼迫过急，百姓又承受不了。我看太仆寺的事务很难处理，而方君有所作为的才干，在这里应当还会再次显现。虽然如此，认为担任太仆丞不如在台州任职，是只看表面的人才会有的见解。太仆寺卿为三品官，其丞必须经过选择后才授任。入朝遇到大事时，太仆丞穿绯袍，与省部大臣并列；署名列衔、坐镇官署时，则辅佐太仆卿，在一堂之上共同议决政事。京府和环卫各部门的官员，都听从其约束。遇到荐举而升迁时，不是大府长官，便是大藩镇的佐官；再往上升，则可成为次卿或都宪，都能逐步达到。至于台部属官，只能分掌各曹、守着案牍请示，言论有不能尽说的，志向有不能伸展的；这样看来，人们所希望得到的，难道本来就一定在台部而不在太仆寺吗？我又看到了太仆丞这一职位的尊贵和重要，私下里替我的方君感到高兴。于是我把这些话编次出来，告诉他的同乡。那些在京师的人，我把文章送给方君，作为庆贺，也不只是出于对桑梓乡亲的情谊而已。君子将可以由此观察一个人。送别辨上人的诗序 方外之友辨公居住在京师隆福寺，已经十五年了。他开馆授徒，以诗才闻名佛门。我每次见到他穿着破旧的僧衣，在道路上边走边吟诗，遇到朋友就从袋中拿出诗稿，与人相互唱和取乐。有空时，他摘取园中的蔬菜，亲手腌制来吃，滋味比平常更好。他把剩下的分给我们这些朋友，我们吃时一定彼此相顾，大笑说：“这不是辨公的菜吗！”他的高尚情怀和雅正韵致，对于世上那些穿紫衣、享用珍馐美食的人毫不在意，仿佛那些东西将要玷污他。今年秋天，他忽然兴起归乡之意，离开这里，去主持故乡的颐浩寺。他向平日往来的朋友告别，得到诗作若干篇，嘱托我为它们作序。从前那些沉迷于诗歌的名僧，如惠勤、参寥，都号称具有正见、通晓佛法。六一居士与眉山苏氏又在山水之间结下翰墨因缘，彼此上下讨论诗文，直到今天谈论者还称美不已。像我的辨公，大概将要仰慕这两位大师；而我文章荒疏浅陋，哪里足以符合他托付我的心意呢？姑且作序，把诗稿归还给他。辨公法号如海，别号讷庵，是嘉禾人，曾经住在径山。瓜祝唱和诗序

译西涯李学士宾的家中有一片菜园，种着丝瓜，每年结实都非常茂盛。他偶尔把丝瓜分送给没有儿子的朋友，取丝瓜绵延不断之意，并作诗祝愿他们。恰好有朋友得了男孩，认为瓜祝之诗应验了。从此以后，凡是没有儿子的朋友，都一定等着他馈赠丝瓜。石城李学士世贤恰好没有儿子，西涯送瓜并为他祝愿，结果一胎生了两个男孩。于是大家更加把他的丝瓜和诗看作神奇。诗作一出，就必定要求别人唱和，不肯只到此为止。士人朋友之间相互传说，把这件事当作美谈。石城的诗卷，从西涯首先倡导起，唱和的有几十人。这件事发生在成化已亥、庚子年间。当时我正服丧居住在新安山中，没有参与和听闻。癸卯年夏天，我回到京师，石城请我为诗卷作序。不久，他的两个男孩中有一个夭折了。我每次抚摸诗卷，都为此悲伤许久。后来石城又得了一个男孩，却始终没有人作诗来应和。又过了一年，我得以辞官归田，闲居之日，才把诸位君子的诗全部读完，拍手说道：“竟有这样的事！丝瓜是蔬菜中低贱的东西，忽然经过品评题咏而变得珍贵，就像获得了一块大璧。人有没有儿子，和丝瓜有什么关系？却拿它来祝愿，谁不说这是妄诞呢？大家轰然附和，却使它变得像真的一样，就像两张契券严丝合缝地合在一起。起初本来只是出于善意的戏谑，推及世间事物，那么贵贱、真假并不恒常，其中能令人惊愕、又令人欣喜的事情，岂不是多得数不清吗？” 然而，难道只有这件事是这样吗？说莲花是君子，槿花是小人，这和世间教化有什么关系？只是谈论者不敢废弃这种说法，那么又何必对瓜祝之事喋喋不休地非议呢？何况《三百篇》中用比兴的诗篇超过一半，丝瓜又是“绵”诗所由产生的事物，事情本来贵在有事实作为依据罢了。既然如此，这部诗卷的流传，借类相联、引物作喻，即使把它比作古代诗人比兴手法留下的余响，难道不可以吗？”西涯的才名传遍天下，在经史学问之外，时常写出善于戏谑的文章，而且最为含蓄有味。一时名流大多乐于应和他，瓜祝之作是其中最雅的一种。因此作序，把诗卷归还给石城。《金坡稿》序 从前朱子说，欧阳公知道政教出于一体，却不知道道德与文章不能分为两件事，因此把这话写下来告诫求学者，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蕴含在内就是道德，发抒出来就是文章，都是同一事物；如果把它们分开，就会成为异端和小技。学习的不是正当的学问，却又能不获罪于孔子之门的，几乎没有！我高皇帝凭借圣明武功从南方兴起，消灭前元，使中国重新恢复古代帝王的政教，一时之间政教归于一体。历代圣主相承，道德教化更加隆盛，士人的习气更加纯正。自洪武以来，大儒硕士前后相望，而镜川杨先生在近代崛起，文章名声传遍天下，尤其以道德为志向，从未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先生世代是四明望族，从他的祖父栖芸先生得到慈湖心学的传授，到先生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于是考取高科，进入翰林三十多年。凡是朝廷考察古事、撰拟诏令的事情，先生必定参与执笔，文章有讽谏、有规戒，从不写哗众取宠的作品。侍奉经筵时，正直进言而不避讳；总领史事时，直言不隐瞒；主持科举考试时，根据言论考察品行，录取士人最多。他的同宗子弟又从家庭中受到经术教育而出仕，有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有任侍从官的，有穿金紫官服的，共有六七人。先生退朝回家，恬淡愉悦，每天以品评风月为乐，自己也没有察觉已经身处闲散职位、逼近晚年。遇到当今天子登极的恩典，他才从学士升任吏部侍郎，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感念皇上的知遇，他首先进献正直的意见，多次上疏，皇上再三挽留他。由此可知，先生的文章确实有志于道德，并不是随便说说空话的人！先生不嫌弃我这个后辈，每当有所心得，就常常拿来给我看。我实在不足以报答先生的知遇，而先生却把自己所著的《金坡稿》若干卷交给我，请我为它作序。我读过之后说：“美啊！这才是所谓文章吧？它的体裁并不相同，也不一味以说理为主，不刻意迎合当时的风尚。我曾冒昧评论它：论政事时，首先要求格正君心，这样的文章可以使人居于丞弼之位；论财赋时，深入探究百姓疾苦，这样的文章可以使人担任计相；论军事时，详尽说明边防事务，这样的文章可以使人统领大军；论刑狱时，致力于洗雪冤屈，这样的文章可以胜任士师；论法令时，首先除去谗言，这样的文章可以总掌宪法法度。读到这些文章而不了解作者的人，一定会认为作者有魁梧而不可亲近的身姿，有深远而不可穷尽的辩才，有纵横奔放而不可羁束的才华。然而先生平素多病，身形如鹤般高立，长着苍白胡须，像山林中的清瘦之士，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性情安静沉默，仿佛不能说话；举步谨慎，务必合乎规矩，像未出嫁的女子，又像普通的布衣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这样的士人，大概只是以德行充实自己，以道义为美味，所以内心蕴藏的东西深厚而精纯，发抒出来的文章正大而昌盛。与世上那些拘拘小小地追求工巧、把它当作技艺的人相比，岂不是天地一般的差别吗？如今皇上每天勤勉学习圣贤之道，更加明白熟悉天下事务，按理应当尊崇王道、贬抑霸功，使政教归于一体，达到古代帝王的盛况；而先生年纪越来越高，德行越来越盛，地位越来越尊贵，他所发抒的文章，必将在重大著作和重大政令中灿然显现。所谓道德与文章不能分为两件事，将要在先生身上得到验证，又不只是像这部稿子中保存的文章而已。只是我正因为平庸浅陋而被时人排斥，我的言论也不受世人看重，而先生却一再命我作序。假如将来读者打开书卷时，认为我这样一个无能之人能够如此称颂先生的文章，那么德行高明、才智善辩的士人对先生的向往和仰慕，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这样，即使我不感到惭愧而为之作序，也是可以的。先生另著有诸经私钞，都是阐发前代贤者未曾阐明的义理；假如送到朱子门下，他一定会发出“启发了我”的感叹。这些著作以后也必将辅助朱子之传流传于世，不收入本集中。《东轩十事诗》引

译隆福寺被征召起用的宗上人，自号东轩，把日常生活起居中的十件事列出来：一是试香，二是品茶，三是勘书，四是课诗，五是临帖，六是鉴画，七是谈棋，八是理琴，九是玩占，十是制药。为此作赋吟诗的人很多。然而有人疑惑，上人信奉西方佛教不立文字的教法，不应当如此多事；又有人借这些事情向上人说明他的本色，说些调侃的话。我都认为不对。上人虽然学习佛教，却博通儒家书籍，能写文章，尤其擅长诗歌；他看待唐代九僧、宋代契嵩、惠勤一类人物，志向是要和他们比高下。因此所谓十件事的名目，也是要舒展他闲适旷达、自得自在的胸怀，使那些沉醉于宠禄名利、沉溺于荤食饮酒和声色享乐的世人感到惭愧。我的同道有的怀疑他，有的调侃他，哪里是真正了解上人的人呢？上人与我有交往，是以文章结交的朋友，他很为没有得到我的诗而感到遗憾。只是我没有早日看破世俗罗网，被时势所排斥，正为此在上人面前惭愧，哪里还能为他作赋呢？将来有一天上人携锡杖南行，遍游名胜，我们在青山之中、澄江之上相会，一同谈论放下行李、歇息肩担的快乐；在捋须一笑之间，我或许会为上人倚歌唱和。姑且先同他约定这件事。弘治二年己酉春二月望日，归田学士程敏政在潞河旅舍中写。《葆贞堂》序 我每次经过镇江，常常听人谈论喜节妇的事，心里记住了，却没有机会探究详情。节妇的儿子春，以儒术行医，偶然因为他所熟悉的人认识我，我才得以了解此事，并为节妇作赞。过了很久，春带来他的同郡人丁易洞所写的传、杨石淙所作的《葆贞堂记》，附上诸位君子的诗，又寄来一封信，请我作序，使这些作品流传。我还没有答复，恰好承蒙恩典离职归乡，路过镇江，春再次请求，这才知道节妇已经去世，为她旌表门庭的典礼也将要下达了。唉！人一死便盖棺定论，何况她的品行光明显著，无法掩盖呢？共姜的贞节被诗人歌咏，列女的姓名由刘向传布。中古以来，君子谈论妇女之事，都诵读并效法这些事迹。实在是因为政教的成就一定从家庭开始，爱好德行的心是人人共有的，并不是都要制造繁饰文辞来向世人夸耀。像喜节妇这样的事，在一个乡里能有几人？在一个时代又能有几人？难道是常常可以得到的吗？诸位君子作诗歌咏并使她的事迹流传，确实是担心她的名声事迹或许湮没，使世上无人再以她为榜样行善；即使有时也借此来满足仁人孝子的心愿，但实际上，听到她的风范而激发奋进、拿起笔来不能自已的人一定会有。乡里有人倡导，把她的事上报，认为这是奇异难得的事；郡县有所感动，核查她的品行，认为确实如此；上级官员有所凭据，便旌表她的门庭，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行为。由此我知道，节妇的刚烈贞节足以自行彰明她的德行，而诸位君子的言论出于一时，也正是所谓好德之心不可缺少。即使如此，推究节妇一生的行为，考察她内心的动机，也不过是尽自己所能而已，难道是有所求取声誉、图谋利益才这样做的吗？只是上天的报应施予显明而不差错：赐给她儿子，使她家业兴盛；赐给她声名，使她自身荣耀；让她完整归天，使她的贞节得到保全。与那些品行污秽、声名也随之败坏的人相比，即使他们有时富有、子孙众多而且长寿，也不被世人看得起，最终只能与草木一同消亡。这样看来，上天厚待节妇并以此劝勉世人，也是明明白白的。诸位君子的言论在这里更加得到验证；我作序使它流传，难道只是关系到她一家人的私事吗？节妇姓法，是镇江丹徒人。她的先祖从大名迁来，是处士用宽的女儿，自幼便有极高的天性。邻居没有防备火灾，节妇当时住在楼上，几乎不能逃生，却具有宋伯姬那样的贞节。长大后嫁给郡中名士喜，一直没有得到公婆的厚待，却竭尽全力侍奉婆母，具有柳家妇人那样的孝行。嫁给喜仅四年，丈夫便去世了；当时春才一周岁，她含着悲痛、忍受艰苦，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具有曹令女那样的节操。春曾经得到遗金，想用来供养节妇，节妇立即命人查找失主，把钱归还，具有崔氏母亲那样的刚介。她平生许多行为都值得称述，大多像这些事一样；只是特别以节操著名，所以举出其中最重要的来称说。“葆贞堂”取名的意思，也正在这里。丁、杨两位先生谨慎地给予赞许，他们的言论一定有事实根据。因此我不再详细叙述建堂的全部事情，只选取其中重要的部分写下，作为这篇序。谢令君张公祈雨救活百姓序

译弘治己酉年夏季六月没有下雨，早稻中早熟的将要枯败而不结实，晚熟的将要萎蔫而不能抽穗。低田只得车水灌塘来救稻苗，早晚车水，塘水也快干了；高田龟裂，将要终于无法再救。米价飞涨，物资匮乏，百姓无论老幼都向县令张公告急。张公说：“唉！这确实是我的责任。”于是召集属官，带领官吏百姓，在这个月十九日全都在公署斋戒，市中不要杀生以免败坏和气，并向山川之神祈祷。若仍不下雨，便又脱去衣服、摘下帽子，赤脚步行祈祷，以表示自己承担罪责。过了一天便下雨，再过一天大雨滂沱不止，远近土地都得到充分滋润。早稻于是成熟，晚稻蓬勃生长，塘水上涨溢满。米价每斗骤降，情形像战败者转而获胜，又像病重之人重新活过来。老人金希杰等相互庆贺说：“这是圣明天子把贤能的侯爵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百姓得到福祉；上天借贤侯的诚心救活我们的百姓，这件事不可不知。请让我歌颂县令的德行，并把这件事交给我来记述。”我正蒙受恩典，被放归乡里，恰好在县令治理的土地上从事耕作，也正为旱灾忧虑，于是又因这场雨而欣慰，便替他们说道：“天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似乎相隔悬远，但使它们感应相通自有道理，不过在于人心罢了。心地仁慈，上天便为之昭然降临，赐给他福气；心地残酷，上天便为之震怒，降给他灾祸，这是必然的道理。前代做县令的人又是怎样的呢？固然有因旱灾而躺在柴薪上，想要自焚来救济百姓饥荒的人；也有指着庭院中的树叶还没有枯萎，便鞭打报告旱情的人。这两种人的存心，仁慈与残酷的差别，何止如天地相隔！若说神明有无灵验，百姓各有爱憎，有人怨天，有人责怪他人，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像张公这样借助神明来感动百姓，难道只是这一时斋戒反省的诚心吗？大概他平日的心思，就是把仁爱百姓作为施政根本，努力不辜负自己所学，所以他的诚心所达到的地方，在天上就是甘霖，在地上就是丰收的庄稼，在人间就是丰年，如同拿着左券，彼此不约而同。我因此知道，天人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可敬可畏；如果不作歌颂之声，又凭什么彰明县令的功劳，并用来劝勉后来治理百姓的人呢？”张公名錞，字汝器，是定州人，由名进士起家，任休宁县令。我没有赶上他开始施政的时候，等到我南归时，正逢一年没有收获小麦，百姓以饥荒相告。张公亲自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贫民，奔走四乡，冒着酷暑，顾不上按时吃饭，有时点着灯召集人直到半夜也不疲倦，只怕鳏夫寡妇、病弱老人和孩子中有一个无处安身。饥民欢呼，好像得到了慈爱的父亲；张公又勤于职守，每天忙得没有空闲。还没有下雨以前，他忧虑得来不及视察政务；下雨以后，常常一天之内就巡视并安排遣送等八十多件事情，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他还曾间或推行自己的学问，给诸生讲授经书，亲自督促教导他们。到了乡试选拔人才的时期，士人到南都应试，他尤其尽力鼓励。大概他教养与管理并举，政务与刑法都办得好，应当是当时州县官中的杰出人物。朝廷表彰循良官员、台省御史征召任用他，指日可待。因此借祈雨一事，一并把这些事写下来，作为日后百姓追思他的开端。《林泉养浩诗序》我的朋友汪思恭将要为他的亲家程景厚祝寿，于是给长卷题名为《林泉养浩》，请各位名人作诗，并嘱托我在卷首说明缘由。我很久没有答应他。其实我和思恭、景厚都是旧日相知的人，难道是吝惜不肯说吗？大概是其中有些话不能轻易说出口。林泉，是士人适意于外在环境；养浩，是士人充实自己的内在。能够适意于外，官府的尊荣、市场的富足都不足以与之相比；能够充实内心，声色的美好、饮食身体的享受都不足以动摇他。凡是这些境界，都是世人不能达到、也不敢自居的。如今把它们归于一个人身上，难道可以轻易说吗？后来我想到，事情固然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若把“圣”归给人，那么谁不会惊骇地看着他而退走呢？然而善于吟诗的称为诗圣，善于书法的称为草圣，善于饮酒的称为酒圣，那么“圣”有时也可以归于人。景厚为人身材丰伟，胡须高大，敦厚诚实而又谦虚；虽然身处市井之中，他所适意的地方往往有林壑的胜景。所谓充实内心，虽然我不敢把他比作孟子所说的境界，然而仁者见到他会说他仁，智者见到他会说他智；他所具有的东西，难道将不能与诗圣、草圣、酒圣所谓的“圣”相提并论吗？我听说景厚明年就六十岁了，思恭因此把这件事作为祝贺他的礼物，这难道和一般人的庆贺颂扬不同吗？蘧伯玉活到六十岁，便六十次改变自己；他进德修业的心志，并不因年老而衰退。他从容行走，谨慎说话，和乐处世，年岁与德行一起增长，事业随时运一起兴盛，怎么知道景厚不能在浩然之气上有所进益呢？也许有人怀疑思恭是偏爱亲友，我认为不是这样。士人初婚，要用大夫乘黑色车、以雁为奠礼的礼仪；士人入学，要歌唱《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华》等诗。大概古人忠厚，多半用远大目标来期望别人。思恭的用意，和这有什么不同？何况《诗经》作者祝愿鲁公长寿，便把他比作山冈陵阜，难道真的是山冈陵阜吗？是希望他享有长寿并彰明德行。思恭把景厚比作山林，又期望他能够养成浩然之气，难道不是希望他增进德行而获得长寿吗？程、汪两家都是徽州旧家，我都曾为他们的族谱作序，所以关于两家的世系详情不再赘述，只吟诵他们的诗并为之作序。《道一编序》

译朱、陆二人的学说，开始时不同，最终却相同，这一点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考察出来。不知情的人往往尊崇朱子而排斥陆子，难道不是因为把他们早年尚未定型的议论，当成了终身彼此不同的学说吗？又被门人记录的文字所迷惑，而不拿朱子亲笔所写的书来加以校正吗？如今考察这些材料，二人志同道合的话写在祭文中，反躬自省、进入德行之门的话见于义理跋文中；朱子又多次自责自己学说支离的过失，并在他的高足弟子杨简、沈焕、舒璘、袁燮等人面前盛赞陆子成就自我的功劳，对陆子拳拳敬佩，使后学能够不断取法于他，扩大公正无私的心胸，却从来没有因彼此异同而存有一点嫌隙。这大概就是朱子本人以及后来的学者所不能测知的地方吧？我在斋居闲暇时，冒昧不自量，取《无极七书》《鹅湖三诗钞》编为两卷，用来说明他们异同的起点，即所谓早年尚未定型的议论。另取朱子书信中提到陆子的文字，编为三卷，并附上陆子的言论。开始时确实如冰炭相反，中间则觉得疑信各半，到了最后便像车辅与车牙相互依靠，而且深深取法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两句话。读到这里，才知道朱子晚年之所以推重陆子的学说，大概超过了南轩、东莱。只是那些不加考察便斥责陆子为异端的人，固然是不懂陆子，难道又真正懂朱子吗？这就是我编纂此书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编末附上虞氏、郑氏、赵氏的说法，认为这样大概得到了朱、陆学说的真实面貌。至于其他纷纷扰扰的说法，大概不足以收录，也没有时间收录。于是总题名为《道一编序》，并在弘治二年己酉冬至日藏书，新安程敏政书写。《水晶宫客诗引》我的同乡汪廷器，自号“水晶宫客”。很多人把诗送给他，他偶尔拿来给我看。我看那些诗人的意思，大多认为吴兴苕霅两水的美景闻名天下。宋代杨次公登明月楼作诗，有“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的句子，吴兴因此得名。元代赵魏公住在吴兴，又自号“水晶宫道人”，并把这个称号刻在印章上。廷器曾经客居于此，也因此给自己取了这个号。然而我考察有关记载，却没有看到水晶宫的实迹，只有《唐逸史》说，卢丞相尚未中第时，遇到异人，把他引入药芦之中，恍如做梦；醒来后才发现自己身在碧霄之上，看见宫殿楼台光明闪耀，有女子说：“这里就是水晶宫。”这个说法出于怪诞传闻，但唐人常常这样说。我怀疑宋元人所说的水晶宫，应当就是源自这里。于是便质问廷器：“世上的人把幻境当作真实，有时启发妄人的羡慕，煽动狭隘者的争夺，这些道理你知道吗？卢丞相的事情是这样，魏公的称号是那样，怎么知道不会有僧孺之‘纪’、安石之‘墩’那样的称号，被人开启并倡导，有人羡慕，有人争夺，使真实与幻象无穷无尽地相互追逐。而你所说的水晶宫，将能成为你自己的吗？还是不能成为你自己的吗？廷器说：“不是这样。卢丞相所见的是碧霄之上；我所游历的是罨画之间。我难道像僧孺所谓的那种羡慕者吗？何况魏公对于吴兴是世代居住的世家，我对于吴兴只是旅居，也不像安石所谓的争夺者。况且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住在临时的草庐中；古今不过转瞬，谁又不是客呢？古人本来就有居住异乡而自号‘蜀山友’的，也有前代正人自题为‘陶庵’的。我客居吴兴而称作‘水晶宫客’，难道偏偏不可以吗？”我拍掌赞叹说：“你的志趣通达啊，这就可以和你谈论了。”于是读他的诗，为之作序。廷器名镒，喜欢读书和史书，虽然偶尔出游江湖，却有鸱夷子皮那样的风度。遇到文人雅士，便鉴别古代法书名画，饮酒吟咏直到整天，只怕错过这些乐趣。他的情趣清雅洒脱，足以配得上这个名号，并不全是出于好事者的举动。《新安送别诗序》临川人曹琏，字宗器，以星命之学游历新安已经三十年了。他为人内心聪慧而外表朴实，有林野之人的风度。他治学兼通诸家，对于文章书法一类，也时常能发挥所长，与名士相抗衡。因此新安许多著名世家都延请他，而同乡汉口宗人用光尤其与他交厚。一日，他对用光说：“你的宗族长辈学士公，命运将要晦暗而不顺，赶快为他作归乡的打算，也许可以免祸！”听到这话的人大多责怪他说：“学士公正受到当时任用，你却偏偏说这种话，不应当听信。”然而用光一向敬重宗器，便写信劝我谨慎处理人事，谢绝应酬，并把宗器的话告诉我。信还没有送到，我果然获罪。幸亏天子圣明，没有把我流放诛杀，只让我离职归乡。出城三天后收到信，我于是感慨地说：“自中古以来，以阿谀奉承来求得内交，听到谄媚之言便自我夸耀，像用光这样的人实在少见。宗器替人谋划而忠诚，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于是作了一首诗记下喜悦，来答谢用光。然而仍然遗憾没有见过宗器。到家以后，宗器在南山来见我。我同他交谈，确认他是有见识的人，也佩服用光能够辨识朋友。宗器将要回临川，作诗赠给我，说我将来还会有后福。唉！我正打算进山更深、进入林中更密的地方，以砍柴放牧来终了余生，尤其害怕那些侧目而视的人还没有停止。可是你却这样说，我担心你的话将来会应验不了，连此前应验的事情也会被一并抛弃吗？于是叙述这些话，把它作为诗卷的序。宗器读到我的话，想必会有所体会。《梁园赏花诗引》

译京师养花的人连片居住在小城南面，古辽城的山麓，其中最兴盛的称为梁氏园。园中的牡丹、芍药有几十亩，每到花开的时节，如云锦铺满大地，花香袅袅，传到一里多远。评论者认为它和古代洛阳的景色没有不同。成化戊子年春夏交替时，我作诗约同僚汪伯谐、彭敷五、倪舜咨、李宾之、宋尔章五位太史，以及同年张汝弼驾部，倡议进行这次游赏。当天，各位君子按照我的诗分韵，每人应作四章，又饮酒宴乐、歌唱呼喊，一同游乐了一整天。所以诗有的写成了，有的没有写成，有的只写了一半。回来以后过了很久，诗稿始终不能完成。癸巳年夏天，我们再次前去游赏。这次参加的有同年商懋衡、陆廉伯、李世贤三位太史，章元镒、张天瑞两位给事，又把上次零散的韵脚重新分配，每人各作四章，诗作的情况大致和戊子年一样。大概两次聚会的诗卷都没能完成，是因为景物太多，实在难以全部写尽；也可能是利用休假间隙出游，时间匆忙，只顾得上寻欢作乐，所以不能专心写作吧？弘治戊申年冬天，我被贬退归还江南，整理行装时得到了这卷诗。想到当时游赏的人中，只有伯谐、舜咨、宾之、廉伯、世贤五人还在；天瑞出任外藩辅佐，敷五、汝弼、尔章、懋衡、元镒都已经成为地下之人。我感叹了很久，便请那五个人有的重新书写，有的补作诗篇，这卷诗才得以完成。从戊子到戊申，前后俯仰已经二十一年了。辛亥年夏天，我在山居中病愈起身，便让童子晒书，翻动书册时发现了这卷。追想帝都风物的美好和当时朋友同游的盛况，已经不可能再有，而我离开京城又三年了。抚今追昔，感叹时光容易流逝、佳会不能常有，于是作序收藏，姑且记下年月而已。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留暖道人程敏政克勤在水南山房书写。《竹洲文集序》从前我们两位夫子在河洛一带倡导这种道学，门下弟子多得如同邹鲁之地。大概从龟山传三代，出了文公朱子；从上蔡传三代，出了南轩张子；而东莱吕氏自吕荣公以来，世代接受程氏之学。当时登门求学的人，与河洛一带相互辉映。像我们休宁县的竹洲先生吴文肃公，就是其中一人。先生最初在太学时，就有志于天下大事，对世俗学问的浅陋极为鄙视。龙川陈公、稼轩辛公都认为他奇异而和他交友。先生并不以此自满，又和止斋陈公、水心叶公、石湖范公反复讨论，并向东莱请教，把东莱的学说作为归宿。于是考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历任官职，做到知邕州。当时南轩正经略岭右，先生有幸接受他的教诲。南轩去世后，又推荐先生给朝廷，亲手书写《论语》中“刚”、《中庸》中“强”、《孟子》中“勇》三章作为赠言，又把胡子《知言》交给他，说：“这是程氏学说的正脉。”先生入朝应对时，便上奏说天下大计在于恢复失地，朝廷大事在于近习之人不应参与政事，言辞非常壮烈。南轩写信告诉文公，称赞他忠义果断，文公也说：“听说他应对时言语不苟且，真是难得。”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世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并任用他。晚年他得到孝宗的知遇，渐渐受到任用。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坚决请求担任崇道祠官而归乡，在县城南面竹洲上修筑房屋，学者纷纷聚集。先生把从南轩、东莱和文公那里听到的学问，一一转相传授。大概自南宋渡江以来，谈论士人盛况总要说到干道、淳熙年间，而像先生这些私下承受前贤影响的人，实际上也出了很大力量。先生去世后，曾孙资深才搜集他的遗文编为二十卷，进呈朝廷，得到赐谥的典礼。后来兵火多次发生，刻板丢失了。如今十世孙雷亨才取出家藏本继续刊刻，让他的侄子俊来请我作序。我浏览其中内容，发现汇编编次不够审慎，恐怕不能充分体现先生的根本旨趣，于是重新校订后交给俊，并为之作序说：“唉！这怎么可以按照才子文士的作品来对待呢？它以严正的资质为根本，以明达博大的学问来充实，所以表现在文字中的，都是有关民间伦理和万物法则的道理，没有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意思。他从前代正人那里得到的学问，纯粹而深厚啊。”先生的道学没有在当时得到施行，地处偏远、官位低下，又没有能够列名史册。只有他与考亭朱子往来的书信，以及朱子在著作中的称许，明亮如日月星辰，不可掩盖。四方士人取来阅读，因他的语言文字仍然存在，考察他的师友渊源由来，使河洛一带失传的道学源流得以追寻，使这种道学不至于在天下成为空话，那么像先生这样的文章，又怎么可以缺少呢？虽然如此，如今距离宋代已经很远了，文章道德方面与先生前后相继的士人，算来一定很多；但没有像先生这样有贤能后嗣，把他的遗响传向无穷，不也令人感慨吗？我是程氏的远裔，幸而与先生同出于文公的故乡，又有机会参与讨论这篇文章的事务，不自量才疏学浅，冒昧记述这些事情，告诉读者。先生起初名偁，字益恭，为避国讳改名儆，世代居住在休宁上山。他的兄长名俯，字益章，官至国学录，也有一卷文章附在文集后面。《篁墩文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九 （明）程敏政撰 ○序 《新安文献志序》

译新安在本朝属于京畿辅郡，坐落在大鄣山山麓，地势陡峭绝险，单独看比其他郡都高。古人测量这里，说它的地势平视天目山山尖；婺源流出的水向西流入鄱湖，休宁流出的水向东流入浙江。这里山川雄伟深厚到如此程度，秦汉以来却有许多仙人列居其间，似乎仍不足以相称。于是本朝开府忠壮公以及越国汪公，先后从平民中起兵，保全了这片土地和百姓，使其免于祸乱；死后成为神灵，千余年来香火不衰，灵验更加显著。到了中古时期，休宁的程氏北迁到洛阳而得到两位夫子，婺源的朱氏南迁到闽地而得到文公，他们继承孔孟的道统，使失传已久的学问得以无穷传续。这里人物杰出伟大到如此程度，一时的名公硕儒，以及节义、孝行、才略、勇武的遗老和贞洁女子之类，文采照耀于典籍，品行传播在乡里。然而记载这些事情的书籍零散而没有统一体系，有志于考究古代、推崇贤人的人，大概屡屡对此留意。可是有的因秘藏而在兵火中散失，有的根据所见而详略不一，读者不能不感到遗憾。我在斋居闲暇时，私下不自量力，发掘先世收藏的资料，搜求别集中的记载；友人汪英、黄莆、王宗植以及族侄隐充，也各自把所藏资料送来。我把这些材料互相参照，考辨选择、校订考核，编成甲集六十卷，记载他们的言论；乙集四十卷，排列他们的事迹。这些材料积累了三十年，才终于完成。唉！宣子出使鲁国，赞叹周公典籍完备；孔子讲述夏商周三代礼制，却感叹杞、宋两国的史事难以考证。那么，生长在本乡而不尽心研究一乡的文献，难道不是大大的缺失吗？凡是我们同道的士人，面对前代正人的嘉言懿行，汇聚于此，生发仰望高山、景仰德行的心志，并且每天从事于修养身心；由一家推广到四海，使言语与行为相符，外在文采与内在实际相称，文章和德业无愧于前人；再进一步诵习、效法程朱学说，向上窥见邹鲁之学。这样，或许新安山川之所以显灵、孕育英才，就不只使一乡更加受重视，而可以闻名天下；不只荣耀一时，或许还可以流传后世，而这部编书也不至于是毫无用处的空言。《重恩堂诗序》古代贤人受到君主赏赐，一定会有所记述，以表明自己没有忘记；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尽心尽力履行职务，不过是臣子的本分。上级反而把这当作功劳来嘉奖赏赐，这样的恩德怎么承受得起？于是退下后把它铭刻在器物上，或者给自己的居室、厅堂命名，让后人继承自己的志向来谋求报答，并不是只想向世人夸耀。一时的君子听说后作诗歌咏，也只是把这件事联系起来作为劝善惩恶的教训，并非想夸大其荣耀、偏私地称赞自己所亲厚的人。我读济南李公《重恩堂》诗卷，不禁整肃衣襟。李公从国学出身，任庆都县知县，不到一年便调任龙阳；在那里有救济灾荒、使百姓活命的功绩，又治理堤防以防患，拿出钱财以接济公用，制止过境军队的喧闹以保卫地方，这些事情都清楚显著，传遍人们的口头。因推荐而获得旌表嘉奖，授予文林郎阶级，追封赠予他的父母和妻室，又升任常德府同知，政务更加修明，施惠更加广泛。他曾中途署理长沙府事务，督率民兵平靖盗寇，负责辰沅总餫、武冈等州的粮饷，使供应充足而百姓不困；监管制造上供的币帛，费用节省而事情办成，又因推荐获得旌表嘉奖，接受诰命，进阶奉政大夫，并加恩于他的父母和妻室。大概百姓对李公的期望正深，而李公却已经有了决意离任的打算。他闲居乡里时，便建造这座堂来供奉诰命，题名为“重恩”，以表示不忘上级明察而赐予的恩典。考察他想要报答恩德的心意，大概从来没有认为这样就足够，反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这难道不是贤德吗？如今做一县之令、辅佐一郡而号称循良的人，固然不能说没有；然而仅仅求自保、不丢俸禄，能够不损害名声，就已经很难了。进一步受到旌表嘉奖，承受深厚恩典，达到一两次，又能引退离任，使百姓留下追思而不能忘怀，像李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千百人中仅有一个吗？李公的本心虽不是为了向世人夸耀，但美好的声誉和丰厚的实际功绩自然不能掩盖。各位君子应当作诗，使贤者受到鼓励，不如他的人受到惩戒并更加努力，使人们看到、听到的都如此充分。李公有六个儿子，都能继承家业。次子宗仁考中进士甲科，历任监察御史，正直明亮而有名声，却因与时势不合，被贬到徽州绩溪县，又因卓异而闻名。时局更新之初，被起用为宣城知府，进而任徽州府知府；不到三年，行台御史两次旌表他的政绩优异。这大概使堂名寄望于后代的意义更加得到验证。宗仁三次接受诰命，身着金印紫绶，诗人的歌咏更加盛大，堂名也更加显扬，观风采俗的人有所采录。这样既彰明圣明君主对臣下的恩德，又表彰循良世代相继的美好，把它同西汉盛世相比，使近代相形见绌，难道只是一个家庭的荣耀吗？我不才，在归耕的第二年，太守公恰好来此相会。不久他拿出诗卷给我看，让我写些文字；我不敢推辞，于是只记述其中重要的事情如上，并一并谈论了他们的家世。《休宁志序》

译安城人欧阳君于成化辛丑年冬天来任休宁县知县，第二年春天把编修县志的事交给我，恰逢我服丧期满将要回朝，因此很久没有完成。乙巳年秋天，我搜集整理后完成了它。全书有图一卷，志十八卷，附文十六卷，附诗四卷，共三十八卷。欧阳君得到后，又大加搜集、编辑并校刻。刻成后，他被征召为监察御史，因此书虽已成稿，其中文字讹误还没有全部校正。于是他又把摹本送来，让我加以订正，然后印刷传播。戊申年冬天，我被斥退归田，欧阳君也出任四川巡按。庚戌年秋天，他又写信给我，并和继任知县中山张君请求完成此事。正值我病中不能执笔，第二年夏天病情稍有好转，而张君又被台宪征召；我才得以翻阅旧本，知道张君曾利用闲暇再次仔细校阅，已经可以传布。于是为它作序说：古代关于地理有图有志，大概由《周官》的职方氏以及小史、外史掌管，并用来引导、告诫君王，并不只是装点官府事务、扩大百姓的见闻而已。根据田赋可以知道公家征敛的厚薄，根据物产可以知道百姓生活的丰足与困乏，考察官员政绩可以知道吏治的得失，考察人物可以知道士人风气是浮薄还是端正、社会风俗是浇薄还是淳厚；这些都和政务密切相关。它的意义就是这样重大而紧要。休宁是徽州所属的县之一，县境占据鄣山山麓，浙江源头的水从这里流出。前代这里曾是郡治，又曾三次从本境分出县来，称为黎阳、归德、婺源。后来郡治迁到歙县，黎阳、归德被裁撤并入，于是这个县其实就是旧日的郡境。并且，民风土俗见于朱子所记《新安道院》的文字，如今已经过去二百年，受到道德教化的浸润，当地人应当更加淳厚。朝代更替以来，徽州作为京畿郡县，承受圣明治理的恩泽最久；加上它原本的风俗应当更加美好，那么所谓图志就可以取足于旧有常规，难道可以随意不加省察吗？然而我对此私下很有感触。从辛丑年到己亥年已经十一年了，欧阳君的惠民政绩还如同昨日；而张君正当政绩完成、将被征召的时候，取出这部书继而完成地图，使它没有遗憾。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缓急，大概都像这样不容易完成。我这个有病的退职之人，对于贤能的县令又能贡献什么呢？如今却能把名字列在图志之上，分得尺寸之功，难道不是幸运吗？欧阳君名旦，字于相，是辛丑进士；张君名錞，字汝器，是甲辰进士。这就是序。《城北查氏族谱序》休宁县城中居住的大姓有十多个，查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先祖有一位名叫昌的长史，南唐时居住在歙县篁墩，生下工部尚书宣公查文徽，迁居休宁瑞芝坊，于是成为江左显赫之家。尚书生有五个儿子：查宋；殿中侍御史元方，生龙图阁待制查道，他的子孙又迁居泰州海陵；查元规，生秘书少监查陶；查陶生职方郎中、兼权中书舍人查拱之，葬在县城北朱紫巷，这就是今天查氏的出处。查拱之后传十三世到惟聪，元末时成为一乡所仰望的人，学士风林朱先生多次称赞他。惟聪生三子，名德轩、怡轩、介轩，都凭借才干卓异、善于置办产业而使家业兴盛，成为孝子。有一个女儿嫁给万安人汪德玄，于是赶上龙兴初年侍奉高庙，保卫乡里的井邑。德轩的儿子继祖，跟随汪克宽先生学习，号藏密，以富厚而长于区分赋税著称。继祖生允中，洪武年间从太学起家，历任两淮运判，有能干的声誉。介轩也曾被征召入京朝见，但不喜欢追求仕进；他曾有志于续写先世族谱，却没有完成。介轩的儿子招祖，生道荫；道荫生思静，思静最为有名，年长而有德，后来凭借耿介正直成为乡中耆宿，人们都敬重佩服他。他的儿子以华，才取出宋开禧元年至元二年的两部族谱，详细考察世系承传的次序、迁徙的缘由以及族人内外经历的详情，编成巨大的谱书，捧来请我作序。我和以华往来很熟，又喜爱他简朴厚道、诚实谨慎，并且治理宗族有方法，于是告诉他说：族谱有根本，也有文字记载，二者都不可缺少。凡是用来区别亲疏、排列昭穆、谨慎守护先祠祖墓，从而增加世代仕宦家族光彩的，是文字；而人的品行才是根本。可是品行难道要向外求取以后才能得到吗？考察查氏的先人，例如龙图的母亲在冬寒时生病，想吃鳜鱼羹却得不到，他哭泣着向河神祈祷，凿开冰取鱼，得到一条一尺多长的鳜鱼供母亲食用，母亲的病于是痊愈，他的孝行就是这样。尚书听到有人贫困，即使不认识也一定救济；自己坐守贫困而不后悔，他的品行就是这样。龙图赴试时借贷三万钱，途中遇到旧友的母亲和兄长去世，旧友无力举行丧事，将要卖掉女儿来办理，他便把钱袋全部给了对方，停止赶考，他的义行就是这样。秘书少监和龙图极为友爱，士族中流离失所的人常有几百人聚在他家吃饭；他得到任子恩，也分给族人，不分亲疏，他的厚道就是这样。孝、义、忠、厚，是士人品行的常道，本来不应当难以做到。然而从一个普通路人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推及一身可以作为天下的准则，乃至普通百姓也可以与神明相通，都不超出这些常道；世人却常常忽视它，反而追求极高而难以继承的节操，或者轻视这些常道，却羡慕富贵显达之人，这是愚蠢到了极点。我读查氏族谱，发现他们祖先的烈行，不禁整肃衣襟表示敬意。因此特意写在卷首，使他们的子孙想着自立自强，努力做到无愧于祖先的德行，希望能为这部族谱增光，也不辜负以华尊祖敬宗、收拢族人的心意。这样宗族将更加繁衍兴盛，声誉和实际功德流传四方，就不只是闻名于一县。否则若把族谱做成过多的文饰，只求供人观赏，难道是世代故家、重视文献、敦厚根本、努力行善的人所希望的吗？《应诏挥毫诗序》

译我朝宪宗皇帝天资卓异，专心于经史，凡是考察古代礼制文章的事务，一定精选儒臣加以讨论、刊定；而在闲暇之时，又留心佛教经典，即使是校阅、抄写的职责，也不轻易交付。因此当时供奉的臣僧，多能仰承圣意，凭才艺显露自己。如今的僧录司左善世皑，号东白，也是其中一人。东白世代居住在苏州嘉定，以儒学著称于家族；他的叔父在宣德年间任刑部郎中，郎中的弟弟就是东白的父亲。东白出生后，不喜欢荤食和婚娶，于是出家，住在留光寺。景泰年间进入京城，以右讲经古仪缙公为老师；古仪缙又是左善世玉磵清公的高足，佛教内典的学问自有家法传承。然而东白仍认为不够，又跟随驾部东海张君汝弼游学，学习儒家经书，钻研古体诗和律诗，学习楷书、行书书法，学业日益进步。同伴们大多自认为比不上他。成化初年，他被选入大内汉经馆，书写经文，光禄寺供给饮食。凡朝廷举行禳灾、祈祷等活动，东白一定参加。丁酉年岁末，皇上阅览《法华经》并加以讲说，命近臣到经馆选择善于书写的人，近臣都把他的名字上报，皇帝亲笔独自标定皑为第一人，命他率领众人抄写《法华经》。他又奉诏书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年后事情完成，授予左觉义的品阶，并兼任香山永安寺住持，仍留在经馆，所受赏赐非常丰厚。癸卯年升任左善世，弘治初年停止抄经，不久又被召入宫中，照旧供奉。于是他的高足左觉义鍷振威代为主持香山寺，前来请求说：“我的老师受到先朝知遇，在内经馆将近二十年；朝廷中的士大夫不以他为鄙，与我老师往来。自东海以来，像如今的庶子匏庵吴君原博等诸公，常常有诗赠送给他，汇集成卷，准备题名为《应诏挥毫》，但卷首空缺，希望得到一篇序文。”古代以词章书法著名的僧人，如陈智永、唐怀素一类，大概并不只是超出同辈的僧侣；即使号称儒生的人，有时在这些方面也有所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志向专一、技业精纯的缘故。至于有无所欠，姑且不论。像他们这些僧徒，后世能够遇到机会，从而在一时成名的，本来也实在难得。那么东白所遇到的机会，难道不能说是隆盛吗？诸公的诗虽然是为东白而作，但根本上是将经学余力推广到佛典，并且任用人才、成就事务，做到没有遗漏任何一种才艺；那么先帝丰厚恩泽的余润留在人间，怎么能忘记呢？东白号梅乐，又号游幻道人；他侍奉清公，居住在都城北面的隆福寺。我每次经过那里，一定和他饮酒吟咏直到尽兴。我一向喜爱他的豪放，有怀素那样的风度；他又喜好儒家书籍，通达世务，议论侃侃而谈，从不落在人后。凡是佛教事务，大多取决于他；他是佛门之外的伟人、诗坛上的佳友，世间那些卑琐之人，大概不值得一提。《毅斋熊公夫妇挽诗序》挽诗的创作，起于中古时期，但近代最为盛行。它往往不等作诗者是否认识死者，也不管死者是否有值得哀悼、仰慕的事迹，有人请别人作，有人代别人作。请作挽诗的人甚至以得到诗作多少来夸耀，以显示孝心厚薄。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时间一久便没有不发展到令人厌恶的地步，难道只有挽诗如此吗？然而《毅斋熊公夫妇挽诗》这一卷却不是这样。毅斋的儿子实甫在歙县做县令，施行有仁爱而和乐的政务，像子女一样看待百姓；因此歙县百姓不断歌颂他的政绩，并上溯赞美他的父母。这些感情都是由真诚感动而发，并不是有人请求后才应酬作诗。唉！这也可以说是仅见的事情了。毅斋下葬时，我的朋友太史张廷祥为他写了墓志。张君以正统学问闻名天下，谨慎称许他人。他称毅斋名楷，字尔机，世代居住在丰城。他的先祖有世基、世琦兄弟，曾经都受学于朱子。曾祖父是荆阳处士，祖父是乐泉君，父亲是植桂翁，都世代继承学业，而毅斋能够承继下来。他幼年丧父，有志向，以孝友敬义闻名乡里。后来又得到聂、蒋两位夫人相继为妻，内外肃敬和睦，成就几个儿子，使家业得以建立，一直到今天；墓志大概就是这样记述的。唉！这些事已经足以流传了，又何必借助挽诗来传播呢？即使如此，用墓志记述德行来告诫后人，没有比它更好的；用诗歌宣扬德行来感动世人，也没有比它更好的。诗的体制有风、有颂。歌颂毅斋，作为他人的父亲来感化做父亲的人；歌颂聂、蒋两位夫人，作为他人的母亲来感化做母亲的人；歌颂实甫能够继承父母的德行，作为他人的儿子来感化做儿子的人，并借此感动那些做县令的人。这样，这些诗虽然出自一县百姓和一时寓居当地的贤士，音调体裁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对教化风俗并非没有补益；实甫的政绩有根本，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证明。这难道是沉滞而可以败坏的吗？实甫通晓经学，研究古代学问，由乡里进士起家，施政清简，立场坚定而有操守，见识深远；不求显赫的名声，大概正是古人所说的“以一日计算似有不足，以一年计算却有余”，即使称他为古代的儒吏也可以。行台宪臣特意向朝廷请求旌表其政绩优异，大概接下来毅斋夫妇将接受诰命，享有显赫爵位，以荣耀于九泉之下，又不只是下民歌颂他们而已。然而我听说，儿子对于父母，永远怀念他们的德行，却没有办法和他们谈论报答，因此只是希望让父母的名声显扬到无穷无尽罢了。上级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臣下有功劳的人，不只是赏赐本人，必定还推恩及其先人，这是体恤恩德到了极点。下民对于长官给自己带来恩惠利益，也不只是歌颂长官本人；一定还会推及他的先祖，这是因为爱戴深厚。上下共同具有的善良本心，自然会这样而不能停止。传记说：“侍奉父亲孝顺，所以可以把忠心移用于君主；在家中治理得好，所以可以把这种治理移用于官府。”圣人老师的话不可欺骗。那么读这些诗的人，难道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儒学生汪祚跟随我学习，捧着诗卷来，请我为它作序。《歙江村江氏族谱序》

译江村在歙县西北，江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就用江姓来命名这个地方。年代久远，族人繁衍，有一位年长而有文才的人，名叫思尚君，开始倡议族人续修族谱，请我作序，大概已有十年了，我一直没有答应。等到我归隐山中，常年抱病，不能亲自处理笔札之事，但思尚君每次屈驾来访，必定请求我作序，时间久了仍不停止。恰逢我的病稍有好转，才得以翻阅全谱一遍并为它写序。序言说：江氏这个宗族可以说是兴盛了。自从伯益的后裔玄仲受封于江，爵位为子，见于《春秋》所称的“江人”；后来江国并入楚国，废为济阳郡，就是今天陈留、考城、圉城一带。江氏在汉代显贵的有轑阳侯喜，在晋代显贵的有散骑常侍统。统和他的堂侄侍中逌的后代，一同随晋朝东渡，居住在山阴。统有六个儿子，其中显达的有郡功曹俨、国子祭酒霦。霦三代以后，生有宋太子洗马亿、吏部尚书湛、侍郎智深。湛死于凶劭之难，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简，并因儿子恁而获封驸马都尉。智深因孙女成为皇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亿生法成，法成生子一、子四、子五，三人都作为梁朝将领战死。侯景之乱时，子一追赠侍中，谥号襄；子四追赠黄门侍郎，谥号毅；子五追赠中书侍郎，谥号烈。俨的第二代后人中有左卫将军淹，封醴陵侯，谥号宪。恁生齐朝秘书监斆，追赠太常，谥号敬。斆生四个儿子，其中显达的有秘书郎蒨，以及骠骑咨议参军禄旧，追赠光禄大夫，谥号肃。禄旧生陈朝孝子■〈糹丕〉，■〈糹丕〉生隋朝上开府总。大概济阳江氏在史书中有姓名可考的，总共有十人；计算他们的爵位、俸禄、荣誉和声名，确实可以和六朝相始终。而江村的江氏，则出自亿的长子法存之后。法存生建德县令道兴，道兴开始另居清溪。道兴生护军将军世源，世源又因做官而迁居开化，家住衢州。世源传了十一代，生唐朝衢州节度同讨击使中轩；中轩再传，到第十代生军事押衙仁揆。仁揆生吴越侍御史景房，就是世人所传有沉籍功劳的人。景房生宋朝兵部侍郎用晦、都官郎中用缶、职方员外郎用圭、大理寺丞用之，分为甲、乙、丙、丁四房，后代越来越兴盛，于是江氏终于成为三衢的望族。用晦的三世孙基，因为入赘而居住在鄱阳，传了五代，生丞相万里。万里在国亡时为节义而死，追赠太师，追封益国公，谥号文忠。用缶生镐，镐生枚，枚生汝刚，做官任歙州通判，死后葬在云岚桥，于是便在那里安家。子培生峄，峄生■〈山几〉岩，而■〈山几〉岩就是思尚君的先祖。镐生揖，揖生汝言。汝爽，汝爽九代以后生司经局正字秉心，秉心在国初做官，最终任襄府纪善。汝言九代以后生监察御史弘济，和我一同考中成化丙戌进士，他曾经向我详细讲述三衢各支江氏的情况。大概魏、晋、唐、宋以来，家谱都完整保存着；而迪功郎仲长、泉州通判师心所修的两部族谱，则是把甲、乙、丙、丁四房汇总为一部的。思尚君请求我校订刊刻，但未能实现。至于思尚君这部谱，虽然情意恳切地关注本宗，实际上是想把衢州、歙县两房合为一体，他的心意可说深厚，他的力量可说强健。唉！大家巨族重视族谱，难道只是为了夸耀门第、联络昭穆、记载姓名字号而已吗？当然是因为振兴宗族、继承德业最为艰难。考察江氏先祖并论述他们的世代，大概有以身殉职的忠诚，有显扬父母的孝行，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光耀国家的文章，有造福百姓的功劳，有惠及民众的政绩；那些巍然令人仰望、凛然令人敬畏的人，不仅可以作为本家的仪范，实在也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何况事业的开端有根源，后继者承接有次序，祖坟依然存在，文献也清楚可考呢？如果不寻求继承祖先的遗风、振兴宗族，使自己立身于善人君子的行列，那么即使门第显赫，昭穆排列得很盛大，对族谱又有什么意义呢？思尚君的弟弟昌方，以乡试中式进士的身份出任攸县知县；他的族人中，穿着儒者服饰、研习诗书的，隐居山林而笃行仁义的，也往往不断。何况族谱已经修成，宗族盟誓就会更加深厚，扩大孝敬，崇尚礼让，不与流俗同列，使江村这一支能够和三衢江氏相互辉映，世代不衰而更加兴盛，那么或许这部族谱就足以珍贵，而思尚君尊祖敬宗、和睦族人的心意和努力，也可以由此不负了。江氏旧谱的序记文章，如我宗族的老前辈宋徽猷待制北山先生、元代翰林修撰张公子长，以及我朝学士承旨潜溪宋公等人，都是一时名家；而我以浅陋的才学，竟接续他们来作序，哪里足以回应仁人孝子的心意，为这部族谱增重呢？《篁墩录》序 程氏的先祖聚居在歙县篁墩，有远祖晋太守府君和陈将军忠壮公受赐的宅第、祭祀庙宇留存至今。然而没有人知道篁墩为什么这样命名。偶然查考家谱，谱中说：篁墩原本因为盛产竹子而得名。到了黄巢之乱，黄巢军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留下活口，只有地名中带“黄”字的地方，他们收兵不侵犯；当时的居民于是把“篁”改作“黄”，希望免遭荼毒，习惯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读到这里，心中受到触动，认为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向先父尚书襄毅公请求恢复旧名，又告诉当世的士绅君子，得到他们记述、作赋、写铭、赋诗若干篇。唉！名称和实际不相符合，已经很久了。以我们的篁墩来说，“篁”是它的名称，而竹子能够耐受岁寒、节操可以比拟君子，这才是它的实际。黄巢贼乱时，我们竹子的名称可以被玷污，但竹子之所以成为竹子的实际，谁能对它有所增损呢？那些住在槿树篱笆、荆棘园圃中的人，却盗取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的美名，当然是士人的耻辱。由此可见，君子只应致力于务实，哪里应计较名声受玷污还是显扬呢？然而，受玷污的名声有时能由君子为之昭雪，难道不是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终究不可能磨灭吗？我们篁墩正是如此。即便如此，事情一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可评定，也一定要得到君子的言论，之后才足以在人们那里得到验证。假使在黄巢贼军肆虐、伤害人命和万物的时候，我们有人责难说：“不应玷污篁墩的名称。”那就确实违背了孔子所说“行为要正直，言语要谦逊”的宗旨，又怎么能够制止乱臣贼子不把人变成肉酱呢？这样看来，诸位君子的言论虽然是借此给程氏增添荣耀，但他们用来抑制邪恶、扶持正道的意义，难道只是一个山丘一片水谷的幸运吗？因此命工匠把这些文章刊刻出来，告知我族人，使做士人的知道学习，做农民的知道耕作，明白追逐虚名、责求实际的可畏，也不要忘记君子的公正议论；如此或许能够以竹为德，成为篁墩有幸的居民，难道只是要喋喋不休地和那些沙虫鬼蜮之辈，在一时之间争较得失吗？《丘先生文集》序

译关于“文”的说法，起源于哪里呢？我曾经考察过古代。凡是事物鲜明而可以指认的，叫作“文”。“文”是“道”所在的地方。所以显现在上面的叫天文，显现在下面的叫人文，显现在社会上而光明显著、有迹可循的，叫文治，叫文教。这并不像中古以来把拿着简牍挥笔书写的人所做的东西称为“文”。文章固然不是拿简牍挥笔书写所能完全涵盖的，然而《诗》《书》所记载的诰命辞令，雅、颂一类的篇章，也不是偶然草率就能写成的。孔门也设有文学一科，大概是因为道术还没有分裂，言语和行为都以深厚为根本、以茂盛为末用，言语一出便形成文章，正大光明，铺陈畅达。表现在治理上，百姓就会归服；落实在教化上，百姓就会信服。这就是所谓吐出言辞便成为经典，文章的盛美没有谁能比得上。汉代毛公、董子之流，开始以经术著名；邹阳、枚乘之流，则专门凭文章显达。司马迁、班固也把二者分开称述，大概是把挥笔写作称为文，而与经术区别开来。从这时开始，文章逐渐兴盛，到隋唐之间却泛滥倾倒。虽然一两个名震天下的显贵大臣知道文章不只是这样，也略微看到了“道”的大概面貌。但当时谈经学的人专门注重训诂，写文章的人崇尚声律，而上位者又用经义、词赋交替取士，他们距离“道”其实是一样的。到了宋代，程、朱这样的大学者出现，这一道理才重新彰明，清楚地向人们指出只写文章不足以济世救物。然而如果不能在这个时代承担起裁度大道的重任，又怎么能一下子完全革除旧习而最终返回正道呢？大概经术和文章的流弊已经很严重了。既然不得已要提出通达的说法，那么该怎么办呢？也只能说：应当像毛公、董子，而不要像邹阳、枚乘；应当像韩愈、李翱，而不要像燕、许；应当像欧阳修、曾巩，而不要像杨亿、刘筠；应当像陶渊明、杜甫，而不要像徐陵、庾信、温庭筠、李商隐。这样或许可以拓展道术，求得不背离孔门，然后才可以吧？我曾经把这个道理向琼山丘公先生请教。先生认为我的话是懂得道理的，但其实我并不足以参与其中。先生的门人翰林吉士蒋冕和他的嗣子太学生敦，编集先生平日的诗文成若干卷，偶然拿来给我看，请我为卷首作序。我读了好几天，领会到其中的大意，感叹说：先生的涵养多么深厚，文章发出时又多么充沛，竟达到这样的境界！先生曾经对我说：世上作文的人，大多喜欢锤炼文字、追求奇巧，不探究孔子所说言辞通达的宗旨；有的人甚至剽窃他人文字，把这当作功劳，却不懂周子所说文章用来承载道的道理。即使有言辞却对世间没有补益，对世间没有补益，即使工巧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平日不愿意用诗文方面的话去教导学者，先生的话就是这样。先生担心学者没有根本，于是有《学的》之编；担心学者不知道变通，于是有《世史正纲》一书；担心学者明白本体却不能适用于实际，于是有《大学衍义》的补充。先生的言论确凿有力，一定可以落实在行动中；实行之后一定可以兴起文治，融洽文教，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和三代以上的境界。让声名和实际流传于天地之间，成为后世的楷模，使道不至于成为空话。先生的志向就是这样，而他的文章也足以阐发这一志向，不可歪曲。至于这部文集，虽然只是他学问的余绪，却宏阔奔放而精纯，明朗润泽而典雅洁净。探究根本的议论、扶助世道、树立教化的意旨，郁然繁盛而光彩鲜明。它将足以和毛、董、韩、李、欧、曾、陶、杜并列；和世人所谓鄙陋的训诂、卑下的声律相比，几乎会把它们远远抛开，并以谈论那类东西为可耻了。像先生这样的“一代豪杰”，哪里能够多得呢？先生名浚，字仲深，世代居住在琼山。考中进士甲科，历任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多次升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他的名位崇高，声望文采美盛，当然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然而士林中的声望仍然没有完全满足。这样说来，天下后世要想认识先生，先生的著述都已经存在，而这部编集作为辅助流传，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承蒙先生深厚的知遇，又和他一同任职经筵、史局，只是忝列副詹事及同僚的末位。因此因蒋冕和敦的请求，为先生的文集作序，并把文章之所以称为文章的道理，尽量论述如下。《公余爱日诗》序 高邑李公相儒，以进士甲科的身份在朝廷授任徽州府推官，任职三年。他才资俊爽，操守耿介独特，才干明敏果断，受到同僚敬重，在下得到吏民信服，在上也早已得到部使者的认可。然而李公有年过八十、身体无恙而仍在堂上的父亲，每当谈到父亲，他就惆怅生情，有时甚至流下眼泪，见到的人都认为像李公这样的人，真是孝子啊！府学训导进贤艾君英，正是李公儿子的老师，请各位士绅大夫作诗若干卷相赠，并题名为《公余爱日》，这是根据李公的心愿命名的。他不嫌弃我，来到休宁山中，请我为诗卷作序。我因为多病，不能应酬各种文字，唯独对李公很愿意执笔。回想天顺初年，先父少保襄毅公以都宪的身份向东巡视军队，驻扎锦州，在童子中认识李公，把他选入卫学，并告诫守将善待他，说：“这是具有远大前途的人才。”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李公果然凭经术立身，成为当时闻名的人，又能在山乡相见，叙说往事；因而我也知道他的孝心感人至此，只是先父已经来不及看到了。唉！不能长久拥有的，就是侍奉父母的时光。因此扬子把“爱日”解释为孝，孝是百行的根本。用孝来侍奉君主就是忠，用孝来安抚众人就是慈，用孝来对待朋友就是和睦，用孝来任官就是恭敬，用孝来审理案件就是公平。古人善于推广自己所实行的道理，并且有孜孜不倦、永不停止的意义，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难怪诸位君子对李公的事迹会受到感动，吟咏歌颂而不能停止。私下听说，李氏世代居住在真定高邑；从李公的曾祖父伯居中迁徙到辽东锦州以后，生子荣，早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梁氏以守节闻名。梁氏的儿子克明，就是李公的父亲。虽然经历迁徙流离之后，他们仍厚重守本、努力行善，积蓄的德行深厚而长久，所以在李公身上发扬出来。李公又能奉行先人的训诫，达到今天受到旌表、获得特别荣典的地步，受到台宪擢用也不久了。我知道他的父亲心境会更加安宁，身体更加康健，寿命更加增长，并获得追封的恩典，使他儿子的孝行更加显扬。所谓《公余爱日》诗，应当随着李公所处境遇而日益丰富，难道仅仅是现在这些吗？不过这只是开始，所以不能没有序文。《静轩》序

译人的德行，要先安静下来，才能驾驭天下的动荡。因此想要进入德行境界的人，学习一定要从安静开始。安静，心情就安恬而不争竞，志向就坚定而不迷惑，精神就安定而不躁动；用一身应对万变，有所凭借而不致错乱。《礼记》说：“人生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动，是本性的欲望。”《易经》说：“吉凶、悔恨、吝惜都产生于行动。”由此可知，动是静的后随，静是动的根基。如果把心思役使在遥远的外物上，把自身置于纷乱复杂的场合，正要施展智力同世人争一时的胜负，以此炫耀自己，那么即使对他说安静，能懂得安静究竟是什么的人也很少了。歙县双桥郑氏有一位恒性君，名存良，字者，以敦厚稳重闻名乡里。我曾经拜访他，因而完全了解了他的家风。他的先祖有令君的仁慈，有贞白公的廉洁，有师山待制的节操，乡人歌诵流传的这些事，大多都是从静的学习中获得的。到了存良君，他承继先世的功业，更加读书明白大义，侍奉父亲士贤处士十分孝顺，与弟弟袁州通判守道十分友爱，尽力教养五个儿子昌、泽、禄、育、冠，又派禄做儒学生，继承家族文献的传承。存良君正以崇尚质朴、喜好礼仪、周济贫困、和睦邻里的事情为职责，看见乡族之人厌恶安静、喜好躁动，内心有所不满，于是又以“静”题写他的轩名，端坐其中来自我怡悦；这时他的年龄已经六十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八月十九日，是他悬弧庆生的日子，他的女婿汪椿氏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祝寿。我再三推辞而无法推脱，于是写序告诉他说：“圣门所显示的教诲，不超出动、静二者。然而说智者乐水，把它归于动；行动而不失正，动就会使人快乐。说仁者乐山，把它归于静；安静而有所涵养，静就会使人长寿。存良君知道安静的好处，世俗事务也不能扰乱他的心，将来继续这样下去，心情安恬而志向坚定，志向坚定而精神安定，就可以享有不衰减的长寿，享受无所争竞的快乐。假使乡族中见到他的人因此改变行为，听说他的人仰慕他的德行，于是成为一乡的俊彦、一徽州的年高德劭之士，把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四方，把丰厚的德业留给子孙，这难道不是静德所带来的结果吗？”我隐居山中，疾病接连不断，近来才得到痊愈，希望日后能拄着藜杖、穿着草鞋，去双桥拜访您，登上您的轩，与您共同探讨静的道理。您是儒者，应当能够告诉我。难道静会像老子的玄妙沉默、佛家的空寂那样，最终达到茫然无知的状态吗？” 《紫阳纪别诗》序 新城李公宗仁奉命镇守新安的第二年，我有机会看到他尊父常德同守公所获得的两道制诰，这大概是朝廷旌表特殊功绩的典礼。而我们徽州人爱戴今天的太守公，也不亚于湖湘人爱戴自己的长官，赞叹不止，说：“有这样的父亲，难怪会有这样的儿子啊！”又过了一年，同守公的次子宗德从国子监按次等待任用，来到郡斋探望太守公，住了几个月，彼此相处十分欢洽。宗德喜欢求学，才华器识出众，却能持守才华而不自负，有见识的人都推测他前途远大，也知道他从父兄师友那里得到的教益确实如此。同守公今年以寿命达到八十岁，仍然健康地在堂；宗德不能长久留在远方，于是收拾行装向东归去。歙县学校教谕宋昉、司训涂耿绘制《紫阳纪别图》，集合能作文章的人赋诗为他饯行，并派诸生吕佐、程氷延来请我作序。我没有才德，退居新安乡野耕作，太守公对我慰问照顾非常殷勤，我承受了他的知遇之情；所以宗德到山中来访，和我畅谈了一整天，他也没有嫌弃我。既然如此，赠言的道理，虽然我不敢和仁人相比，难道能够默然止笔吗？送给别人言语，也必定要从自己的言语中有所选择；选择自己的言语，哪里能离开“仁”这一句话呢？孝悌是实行仁德的开始，诸位君子也知道宗德平日所努力的是什么吗？他正要奔赴功名场合，却深厚地保持兄弟之间埙箎相和的雅情，这是弟弟的道理；还没有厌倦游览观赏的快乐，却急着准备彩衣侍奉父母而离去，这是儿子的道理。在这一来一去之间，伦理关系都寄托其中，难怪诸位君子挽留不住他，于是把感情写在纸上，传播到诗歌中，确实是有原因的啊！难道只是出于敬爱兄长的心吗？古语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可以把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侍奉兄长恭敬友爱，所以可以把顺从转移到侍奉长辈上。”这是说家庭和国家的道理是一致的。士人君子具有体用之学，也应当不超出这个道理。这样看来，宗德将来考中高等科第，升任美好的官职，和太守公在盛世中相互辉映，使父子增添光彩于家谱，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也只是推广他原来所做的事情罢了。紫阳山在新安城南、歙溪之上，因为朱子而更加闻名天下。凡是为人送行的，必定带着酒具到山麓，观览名胜，向古人寄托怀想，足以摆脱尘世氛围，振起遗留下来的声响，激发志士的气概。那么宗德在旅途闲暇时，面对景物吟咏一两首诗，将会向南远望，悠然间心中有所感慨，说：“这是我兄长治理的地方，这是我兄长的仁政逐渐施及、也惠及我的地方。” 他将更加勉励自己进德修业，以紫阳夫子为老师，求得无愧于洙泗一带的先贤。这样，我们所作的赠言也包含劝人向善的责任，并不只是怜惜时光、叙说离合而已。《湖上青山诗》序

译中古以来，大道隐没而人的欲望滋长，士人中地位高的有的急切贪生，地位低的有的忧虑死后的名声。这样一来，生死关头大概就不值得一提了。于是其中出现了幽贞之士，穿粗布衣、吃素食，终身不轻慢自己所拥有的品德，把生死看作朝夕，保全自己的操守而归还于天地，不把上天所赋予自己的东西据为私有。例如晋代陶渊明为自己预作挽词，唐代司空表圣预先作《塜棺歌》，在棺中饮酒；宋代林君复也有“湖上青山”的诗句。他们的行迹似乎奇异，人物似乎旷达，然而他们高尚的风操和深远的韵致流传至今，几乎接近古人所谓的逸民，哪里是寻常人的情理所能理解的呢？越地山阴有位隐士王晋庵和甫，在正统甲子年间，放情游览鉴湖，后来在亭山朱家墺的原野上发现佳境，铺席仰卧在那里，说：“这座山丘真快乐啊！”又告诉他的儿子镔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这里。”仍然采用和靖诗中的语句，把墓题为“湖上青山”，并让小儿记下这件事。第二年隐君去世，家人把他的灵柩送来安葬。乡里人士大多作诗歌咏赞这件事。四十多年以后，他的次子侍御君明仲考中进士，入朝做官，获得推恩，追赠隐君文林郎、监察御史。所谓“湖上青山”，于是光彩焕发了。后来又请士绅续写这件事，共得到若干篇，我的朋友定山庄君孔阳为它作了序。侍御君担心文章日久散失，于是刻板流传。正好我奉诏在南畿主持学政，巡行到新安，他又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唉，圣贤已经远去了，他们的学说有许多分支，而有所成就、能够自我显现的人，大概不可能完全相同。总的说来，他们活着时不因外物动摇内心，死时也不失正道，这本来就是士人中难得的人吧？隐君年轻时因为父亲生病而停止应举求仕，父亲在世时尽力奉养，父亲去世后尽力按礼治丧；他还断决乡里的诉讼，斥退送来钱财的行贿者，使不孝之人看到后改变行为，而余庆又足以成就他的儿子。他所学的本来就很好，他的修养难道不也很充实吗？推究他的起点，他并不贪生以自我欺骗；考察他的终点，他也不畏死而自我欺凌，确实是有原因的。陶渊明、司空表圣的节操很伟大。林君复生长在奢靡的地方，掌握着足以求取富贵的条件，却退处自守，和寒梅、野鹤一起放情于湖山之间，以得到樵夫牧童的唱和为乐；他的人品高洁，理应受到当时各位公卿敬重，何况是学习圣贤之学的人呢？隐君的世系出自侍郎凝之，书法得到永和年间的家法，又喜欢吟咏，唯独喜爱君复的诗。他所成就的事业，想来将凭此与司空表圣、陶渊明在百代之上神交，用来使沉醉于世俗罗网、违背正道的人感到惭愧。这样来满足他的愿望，那么幽贞之士，世间哪里可以少得了呢？这首诗难道可以不流传吗？不过，湖上青山本来是隐君寄托身后的地方；侍御君才华清俊、学问宏博，历任官职都有声誉，也不愧为琅琊世族的后裔。而此后他所建立的事业将更加远大，这又是隐君寄托心愿、使之流传的地方。因此吟诵他的诗，考论他的时代，把它作为群玉之先导。《弦歌清政诗》序 学习古道而入仕做官的人，做县令一定把弦歌教化作为首要事务。然而这种政教的流弊有时竟达到上面迂腐、下面玩忽的地步，为什么呢？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被役使。所谓道，并不只是不要办理具体事务而已。德性有刚有柔，政事有宽有严。因此礼法虽然严明却能使人安泰，音乐教化虽然和谐却也有节制。使行善的人感受到恩惠，使不行善的人畏服威严，这就是都能使人容易治理。中古以来，却误把柔弱宽弛当作德政，不再认真办理事务。这样不流于迂腐和玩忽的，几乎没有了。歙县在徽州是大县，又靠近府城，军民杂居，事务繁重而诉讼繁多。做这里的县令，往往被称为难以治理。剑江熊君实甫任职三年，有治理政绩，行台把他推荐给朝廷。我曾听歙县人说：“熊县令慈祥，把百姓看作子女；但他执法严明。”我心中记住这句话，说：“这是百姓畏服他的威严，所以不敢为恶。”又有人说：“熊县令哪里严厉？他为人纯粹是儒者，事情经过审慎后才裁决。”我心中记住这句话，说：“这是百姓感受他的恩惠，所以乐于行善。”有志于学习道理、爱护人民的人，熊君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这难道不能叫德政吗？德政难道会流于迂腐吗？徽州郡儒学生汪祚跟随我学习，于是告诉我说：“熊君将要入朝觐见，我歙县人歌颂他不止，把诗文传播开来，题作《弦歌清政》，请您在前面写几句话。” 我于是回答说：“弦歌清政，真是无可再高尚了。世上以德政为借口的人，即使流于迂腐，但他的政事通常宽缓。宽缓只是事务不能集中办成罢了，百姓本来没有什么损害。一概认为德政不可靠，把百姓看成龙蛇而起来谋划对付他们，所以他的政事总是猛烈。猛烈就不费力而能把事情办成，似乎值得高兴，然而百姓却有不能承受命令的人。向武城的政教求取榜样，以刚强补助柔和，宽缓与严厉配合适宜，而不敢夹杂私心。像熊君这样，难道不是能够持守为政之道的县令吗？”熊君治理歙县，事务很多，不能一一记载。他在多年悬而未决之后平反重大案件，有一两件尤其被人们传说，值得写下来。然而熊君治理繁剧之地却不炫耀才干，约束自己却不夸耀廉洁，惠及百姓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真是君子啊！他入朝觐见之时，他的功劳和声名一定会默默显彰，突然兴盛起来；即使想要自行隐晦，也不可能了。诸位君子的诗歌歌颂他，确实不会惭愧；诗中期待他来日更加进步、希望他完成事业，大概正是学习道理而使人易于治理者留下的余绪，本来就应当如此吧？学习道理而使人易于治理，却把德政当作可以玩忽的事情，从来没有这种道理。不能用蛮力使人服从，却容易用道理取胜，先贤用来评论我们的道理，可以得到验证。这件事不能不作序，使它流传下去。《松萝山游诗》序

译松萝山在我们休宁县北面十五里处，以幽静秀美著称。我十年前曾经游览过一次，每次都认为没有尽兴。等到从南方归来，恰逢连续多年抱病，不能再去。弘治壬子年春天，我决意出行一次，但连月下雨，也不敢确定能否成行。暮春二十一日，忽然雨停天晴，天气清爽温和，人的心情十分舒畅，于是写诗约请县学司训黄伦汝彝、乡进士张旭廷曙，一同游览的共有五人：陈荣天爵、詹贵存中、胡昭静夫，以及族人正思用礼、天锡敬之。随行的有三人：弟弟敏亨，以及儿子埙、侄子垲。有的骑马，有的乘轿，连绵出了松萝门，向东转而向北，经过石羊干，只见高冈重岭，麦香扑面，桐花盛开如雪，而红花紫花已经看不到了。走了七八里，松萝水一脉曲折向南流出，两山夹峙，山路盘旋曲折，越往里走越深，景色也越奇异。每转一个弯，就见古松盘踞，怪石错落，飞泉淙淙，鸟声交织，景象格外有情趣；想来所谓兰亭、武夷，大概也不过如此。又走了七八里，到达山脚，那里有古佛庵。我们和客人稍作休息，解开衣服登山，放眼四望，只见群峰相连、山岭接续，遥远得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只听到樵夫砍柴的丁丁声与涧谷回声相应；耕种的人、捕鱼的人在烟云空旷的村落之间时隐时现。我们彼此相看，恍惚间怀疑已经和尘世隔绝，于是靠着松树，在盘曲的巨石上坐下，叫童子挖笋煮茶供饮，联句作诗一章，回来在小阁中饮酒，心情舒畅、精神融洽，好像有所获得，忘记了登山跋涉的劳累。酒喝到一半，限定韵脚，各作一章；兴致勃发而另有出韵的，也不禁止。不久夕阳缓缓越过山背，汪氏亭子正好在路中，又邀请我们饮了几巡，太阳越降越低，于是走出山去。途中有人作诗，有的唱和，有的不唱和，各自取其适意罢了。只有汝彝游兴最勇，诗也写得最好，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上。过去羊太傅镇守襄阳，生病不能辞职，每次到岘山都流下眼泪；但他有所前往，宾客僚佐都跟随，笳鼓载道，是显贵而又喜好游览的人。柳宗元被列入贬谪名册后，搜寻发掘山岩林薮，几乎没有遗漏的胜景；他在游记中说所遇到的人大多是怀才不遇者，是困顿而又喜好游览的人。我没有才德，带着书册入仕，所掌管的是冷清的部门，能够早早休息、自得其乐；没有羊公那样显贵却又受困于吏议，承蒙天子的恩典，没有被流放诛杀；游览又不出本乡，所交游的多是一时寄居公务之地的贤士子弟，彼此相从取乐，十分美好；没有柳州那样的困境，那么这次游览也不能不感到庆幸。即便如此，朱子一生喜爱佳山胜水，曾经请求朝廷允许自己辞官，愿意担任白鹿洞主，管理泉石，这难道只是为了游览吗？远眺远望，是为了在高明之境中陶养心志；效法仁与智，是为了使情性适合长寿和快乐。这些道理都由山水引发出来。那么我的游览，正要从这次开始。观览的人不要讥笑我荒废于游乐，认为我不足以进入圣门学习啊！游览的第二天，我把唱和的诗写成一卷，作序并收藏起来。《送汪承之》序 新安郡学生汪祚，字承之，跟随我在南山精舍讲学。他的资质大概可以进于道，正要赴秋试；南京的埙子和他同坐研习，相互友好，请我说几句话来为他的出行作道义上的赠言。我于是取出案头的一卷书，对他说：“这是我编纂的《道一》之编，你曾经诵读学习过。那么我告诫你的话，难道还能超出这部书吗？”尊崇德性和遵循求学问理，是进入道的两个方法。譬如一个人，如果没有房屋地基，就没有地方安置身体，最终只能做佃农和佣工而已。德性，是人的地基房屋吗？地基房屋已经完备，但器具用品不齐全，那么即使每天向别人租借，也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那些东西也不是自己的。求学问理，是人的器具用品吗？尊崇德性，是存心恭敬的功夫；遵循求学问理，是穷究事物之理的功夫。二者相互涵养、彼此发明，废弃一个都不可以。然而其中也有缓急先后的次序。因此朱子说：“学习的人应当把尊崇德性作为根本，但求学问理也不能不努力。”他所立的言论、所示的法则，确实应当仔细体察。中古以来，学者动辄借用陆象山的话，把尊崇德性置之不论，却急急忙忙地求学问理，也不知道古人所说的求学问理究竟是什么。有的从事文艺而流于杂乱，有的专门拘泥训诂而陷入浅陋。他们说：“我所说的求学问理就是这样。”哪里知道紫阳文公所说的求学问理呢？尊崇德性却不以求学问理辅助它，就会成为空虚的谈论；遵循求学问理却不以德性作为主宰，就会成为只在口头和耳边流传的习气。这两种都不对。唉，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我对学者拳拳用心、在天下人面前犯下不合时宜的罪名，却不能推辞的原因吗？你们应当努力，希望我紫阳文公的道，对后世学习者的期望，不至于一同沉沦败坏而没有人振兴它。埙子说：“汪祚将要把自己的才艺呈给主管考试的官员，先生用这个道理来启发他，怎么样？”我说：“小子哪里足以知道这个道理呢？道理本来无处不在。”陆象山在白鹿洞开讲时说：“许多名儒巨公都出自科举，然而归根结底，他们志向所趋，有的却与圣贤背道而驰。如果真能深入思考功利欲望的习气，痛切地感到心痛，而专心致志于义；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写应试文章，就一定能表达自己平日的学问和胸中的积蓄，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出仕，必定都能尽职，勤于办事，把心放在国家上而不替自身谋划，难道不能称为君子吗？”我紫阳文公深深取用其中的意义，把它刻在书院里，用来告示后来的人，这难道不是今天的学子所应当从事的事情吗？于是汪祚起身致谢说：“先贤所说的遵循求学问理、发扬胸中所积蓄而不违背圣人的道理，正是以尊崇德性为根本。我谨慎地接受教诲并实行它。”于是作了这篇序。《篁墩文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三十 （明）程敏政撰 ○序 《心经附注》序

译西山先生真氏文忠公曾经摘取圣贤的格言，编成《心经》一卷，开头列举“危、微、精、一”十六字，最后以子朱子所作的《尊德性铭》结束。我每次恭敬诵读它，都觉得仿佛上帝降临在上、圣贤老师就在眼前。然而我尤其怀疑其中的注释有时称作《西山读书记》，而程、朱等大儒开示、警诫、切实劝勉的话，大多不在这一卷中。于是我猜想，这部经书本来出自先生，而注释则是后人杂乱加入的缘故吧？斋居闲暇时，我谨慎地为它参照校勘，并把注释附在正文下面，又在卷首题识说：“唉！人能够得到‘人’这个名称，可以与天地人三才并列，可以从万物变化中超脱出来，只是因为能够不丧失自己的本心罢了。然而一个人能否守持、放纵、获得或丧失它，都在一念之间、片刻之中；圣人和狂人、舜和跖，就由此分开了，事情是如此可怕。古人用来涵养本性、检点防范的办法，甚至不敢撤去琴瑟，不废弃身边的箴言警戒，使本体树立、功用宏大，显明与幽微不相分离，达到希求成为圣人、希求合于上天的最高功夫，实在是有道理的。”圣学不明，人心沉沦，把生命寄托在耳目感官上，在口舌之间腾挪义理，狂涛无法挽回，怪异之事层出不穷，将要沉沦为异类却自己还不知道，这正是先生深为悲痛的事情，也是《心经》之所以写成的原因。那么学习的人应当在哪些方面用力，之后才不愧于“人”这个名称呢？我曾反复研读推究，得到程子的说法：“天德王道，关键只在于谨慎独处时的念头。”又说：“求学的人必须以敬使内心正直，涵养内心的正直是根本。”朱子也说：“程先生对后学最有功劳的，正是‘敬’这一字。敬，是圣人之学始终的关键。”既然如此，这部经所训诫的内容不出“敬”这一句话，所以在附注中尤其详细说明。难道敢借此向先生的著作求取更多吗？只是想把心安置在圣贤经传之中，作为研究穷究、熟读复习的地方罢了。追念先生生于宋朝末年，当时正把心学视为伪学，只有他与鹤山先生魏文清公慨然以程朱为师，直接向千年以前探求此心之学。他深得其旨，安居讲学，曾把《大学衍义》进呈讲筵，思求匡正君心、重新振兴古代的政治，却未能实现志愿。在此以前的议论者甚至称他为“真小人、伪君子”，道术的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先生的心志当时没有得到昭雪，实际上却对后世有所期待。像编纂这部书的人，难道不是阻挡洪水的砥柱、指示方向的指南车、照亮幽暗的明镜，对此道大有功劳，是在仓促困顿中也不可忽视的人吗？我这个晚辈末学没有什么见识，只是随手抄录成卷，来告知同道，希望大家共同竭尽力量致力于此。庆贺致仕同守李公八十寿序 没有积累却能在天下获得声誉和实际成就，哪有这样的道理？堆积泥土成为山，汇聚水流成为河川，积累德行而获得长寿和福气，三者是一样的。世上难道没有长寿有福的人，却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德行能够积累吗？那么我的说法岂不是没有穷尽了吗？完全不是这样。山一定是积土而高，水一定是积流而深，人一定是积德而尊贵，长寿和福气随之而来，这是常理，也是君子所看重的。突然在平地上出现高山，突然在广阔陆地上冲成河川，见到的人一定会惊骇，认为是怪异。长寿和福气对于人，也是如此。侥幸得到而不感到畏惧，安然享有而不觉得惭愧，这难道值得君子看重吗？像常德同守李公这样获得长寿和福气，正可以验证这个道理必然如此。李公世代居住在济南新城，他祖先积累的德行已经很久远了。李公凭经学出身，做过两个县的知县和一郡的佐官，急于办理公家的事务并使百姓得利受惠，他存心仁厚，施惠广博，即使古代的循吏也没有超过他的。于是奉檄代理府事一次，被荐举而接受旌表殊异的典礼两次。他年纪还未老便毅然请求退职，想把自己的余力留给后人，大概是在林下逍遥、与造物同游时，自己还没有察觉已经八十岁了。像李公这样的积累，哪里是浅薄的所谓丈夫可以相比的呢？李公有六个儿子，次子叫宗仁，由进士甲科出身，历任监察御史，因为触犯权贵而被贬谪，却不屈服。正值今上初年革新政治，他屡次被起用，出任徽州知府，存心立行，一切以父亲为老师。宗仁的兄长行医，喜欢救济别人；弟弟在国子监读书，才气负盛；其余兄弟也都各有成就，共同承继在李公之后，因此他所积累的德行更加扩大、更加绵长。譬如山，积累得越多就越高，将要高至接天；譬如水，汇聚得越多就越大，将要汇入大海。由此孕育灵秀，使众多后代繁盛；广施恩泽，使下土普遍受惠，这都是常理，不可欺罔。我知道李公从此将进入期颐之年，享受诸子的奉养，并接受金紫官服的封赠；见到他的人会受到激励，听说他的人会仰慕向往。将来会有不止一篇文章，使人知道真正厚重而声名宏大，受到君子尊重的在于这里，而不在于别处。唉！积善的说法写在《大易》中，积功的道理载于《周礼》，人怎么可以不努力行善，却把自己置于默默无闻之列呢？如今太守公将入朝觐见，李公的生日在明年正月九日，太守公将取道山东上堂祝寿；而我对太守公有过一席之地的恩惠，所以借着他的请求，论说李公的积累来为他祝寿，也借此劝勉世人。为吴世美君六十寿作序

译我曾经过歙县溪南，看见那里的山秀美、水清丽，其中田地肥沃，园林池塘、住宅楼榭，选择幽静胜景而居的地方，巷陌彼此相望，大概都是吴氏世代居住之处。吴氏的杰出人物世美君，尤其勤于经营生计、兴建家业，使宗族显扬、族人和睦，在乡里享有美好的声誉。当时虽然没有来得及拜访他，但心中认识他已经很久了。近来我北归，经过清源，因而认识了他的堂弟以时和他的儿子本中。这两人都按照乡里子弟的礼节来对待我，说话温和、容貌恭敬，经营商业却爱好儒学，很有大家巨族的风范。以时曾得到若干首诗来为他的兄长祝寿，请我作序，我答应了却还没来得及写。到了己酉年五月十三日，正是世美君出生的日子，而他已经六十岁了。于是以时又写信来催促我，我不能推辞。古人把一百岁称为上寿，八十岁称为中寿，六十岁称为下寿，大概人到六十岁才足以说是长寿，难道可以不加庆贺吗？卿大夫通过射礼举行乡饮酒礼时，六十岁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表示尊敬一乡之人，不只是一家人。先王因视察学校而举行养老礼时，五十岁的人在乡里奉养，六十岁的人在国都奉养，给予一国的优待，不只是一乡而已。这样说来，寿命达到六十岁而人们为之道贺，并不是过分的文饰；接受祝贺的人也不是奢侈自满，这都是古代的道理。我虽然还没有完全了解世美君，但从他的弟弟可以推知他的兄长，从他的儿子可以推知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寿数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增长。不过我私下还要向君进一言：古人难道只是祝愿长寿而已吗？年纪越高，德行越美，就从六十岁超过七十而接近八十，直到期颐之年，巍然成为溪南众望；这样土地会更加美好，宗族会更加显赫，我的话将会得到更多验证。不一定要享受每日两餐精美食物和三位宾客的尊礼，也不一定要享受六豆的供奉，卿大夫所举行的那些礼仪，如今仍与古代相同。不一定要在学校奉养、不一定要在朝廷扶杖，而赐予肉帛、赐给华美命服，圣朝用来申明考察古制、奉养老人的盛典，也时常可以见到。我不才，姑且先替他执笔作序，期待将来与乡人一起拭目以待。程氏节寿堂序 凡是我族中年老而长寿的人，一定要请我写文章来颂扬；寡居而守节的人，一定要请我写文章来表彰。长寿，是人的大庆；守节，是人的最高品行。因此凡有人来请，我一定欣然答应。然而长寿的人十之有九，守节的人十之一二；既守节又长寿的人，就更加少见了。难道可以不加以颂扬和表彰，用来作为我族的劝勉吗？槐塘族人泰亨甫的妻子朱孺人，出身于堨川的名门，十六岁嫁到程家。对内处理事务无不合乎礼法，而且有高明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公婆格外喜爱她。她最重要的事迹，是拿出自己的嫁妆，帮助丈夫赎回被侵占的祖坟。族人至今还能讲述这件事。不幸途中丈夫客死于广地，孺人发誓至死不改嫁。她教育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能有所成就。如今她已经六十岁。四个儿子中，长子轮也早已去世；其余叫恩、辙、轼。女儿嫁给岑山江氏的儿子。孙子们围绕膝下，辙是县学学生，努力求学，想使宗族显扬，事业将有所成就。恩、轼同心协力经营家业，家业因而富裕。于是族中老人无不称赞她是贤妇，年轻人无不敬重她为慈母。现在正逢她诞生之日，即二月九日，将要合家庆贺，因此托我写文。唉！长寿出于天命，不能强求；守节根本在于本性，不能改变。正因为改变节操的人多，长寿才有许多不可强求之处。守节而又长寿，难道不是上天所给予的可期待之事吗？槐塘这一族与我同出于陈将军忠壮公。这个家族又有宋丞相文清公，兄弟子孙分为四房，号称四府。泰亨出自旧府之后，我曾经过他家，文献传家的风气、慈爱孝顺的恩泽，百代之后仍如同新的一样，大概有不是其他宗族所能比的地方。这样说来，朱孺人的节行虽然根本出于天性的美善，也由于平素受到母师的教导，但名门大族的家规、妇德的美好规范，彼此辅助而成，彼此观摩而向善，难道能说完全没有帮助吗？照这样下去，她将由六十岁活到耄耋，直到期颐；年纪越高，心境越安适，身体越强健，德行越美好。享受精美流食以供养身体，抚育曾孙玄孙以获得快乐。一乡的人都仰慕她，六亲都尊奉她。从今以后当会如此。仁厚的人一定长寿，行善便降下祥瑞，这是公正的天道，不可欺罔。为她颂扬表彰，难道只是我一家私下的言语而已吗？庆贺监察御史谢公寿序

译崇尚年长、奉养老人的礼仪，大概贯通夏、商、周、汉四代，从朝廷通达到乡里，所以在那个时代，礼仪得以实行，风俗淳厚。到了后世，先王的制度湮没了，人们所能见到的只剩乡射礼。然而乡里之间相互祝寿，情意深厚而礼数周备，难道不是尊养老人的道理自古以来就如此，而礼存在于人心中，自然不能停止吗？祁门谢公七十岁，他的女婿休宁李琼与我是同乡，请我写几句话为谢公祝寿，我不能推辞。我曾听说祁门谢氏出自晋太傅谢安，家世有端绪可考。元朝末年，有玉泉先生谢俊民，是当时的宿儒。我每次诵读他的遗诗，都知道他是有志之士，只是困厄而未能施展。至于谢公，又凭简静的资质、敦厚朴实的品行，继承了家族风气；谢公的儿子监察御史谢罃，又与我有朋友之道。我为此赞叹羡慕说：“七十岁，在古人看来已经是稀有的年纪，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礼制规定，任官者七十岁退休；退休者七十岁享受两份膳食；宴饮时七十岁的人在学校奉养；优待尊崇时七十岁的人在国中扶杖。这就是所谓崇尚年长、奉养老人的礼仪。”如今谢公虽然不一定在朝廷任职，但身有天爵，承受恩封的典礼，戴着獬豸冠、穿着绣衣，足以光耀山林乡里、提高门第声望；虽然不一定在学校奉养，但俸禄奉养的荣耀可比于两份膳食；虽然不一定在国中扶杖，但在一乡之中行走坐立都受到尊先待遇，足以与正大宾、坐大席相当。这样看来，谢公所以获得长寿，以及李琼为谢公祝寿，虽然说是亲族的私情，但对于劝善敦厚风俗的助益，难道不是兼而有之吗？从今以后，谢公的心境一天比一天安适，身体一天比一天康健；侍御君才华清俊、声望卓著，步入显贵之途、享受通达的仕运，日益久远而宏大，那么恩封将更加尊崇，俸禄奉养将更加丰厚。用来供养八十六岁老人的常珍，用来奉养九十岁老人的六豆，谢公即使想推辞，也有不能推辞的时候了。虽然如此，祝愿年寿如果没有使其更加隆盛的内容，就不足以尽到尊养老人的心意。礼制称百岁为期颐，是说人的寿命以百年为期，而老人饮食起居、行动坐卧无不需要奉养。华美的席面铺陈开来，春酒正在斟酌；可惜我居住在异县，不能参加最后的祝庆，只好援引古典，以期望谢公达到百岁，希望这样能使李琼的情意得到万分之一的表达。谢公名用和，所居之地叫赐原，祖父是赣州知事子周，父亲是处士显光，弟弟是武陵县尹用杰。谢公的原配是章君，继配是王君。章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是侍御，次子叫光、苏；有两个孙子，名字…… 凤说：“麟先生的生日，在这一年的三月十二日。李琼所说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作这篇序。” 《篁墩文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明）程敏政撰 序 奉送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贾公致仕荣归序。弘治六年冬，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束鹿贾公先后三次上疏请求停止政务、回乡养老，皇上没有允许。第二年春天，他又上疏，辞意更加坚决，皇上才答应了。下诏供应驿站车辆让他回乡，有司每年供给俸禄二十四石，并供给随从四人。贾公当时在家中接到诏告，起身谢恩，选择日期上路。侍郎徐公、谢公率领同僚在都门外设帐送行，并把赠言的事托付给我。我一向承蒙贾公知遇，彼此年时往来已非一日，也本来想写些东西赠给他。只是中古以来，士人很少能够自重，年纪到了却不知道停止，一定要等到因言语获罪、因政事败坏、被人厌弃之后才离去，使上下之间不能没有遗憾。难道古今之人果真相差得不能相比吗？贾公侍奉英祖、宪宗以及今上，从御史历任外台佐官，升任都宪、少司空，正式居于六卿之位，又兼任辅导太子的重任。他巡视所到之处，南至浙江，西到陕西，奔走于山东东西、河南南北，又奉玺书督理三关，镇守灵武，巡视京畿，足迹遍及天下一半。匡正时弊的谋略，救活百姓的功劳，抵御外侮的业绩，明明白白地流传在人们口中。他任职冬官最长，安抚群工，节省国家费用，修缮太庙，并参与国家大政，劳绩很多，功勋显著。他质朴厚重的行为、耿介谨慎的操守，始终没有改变，几乎是近来未曾有过的人。然而贾公因为守边时苦寒，患了末疾，不能上朝拜谒。只是他的精力仍然强健，而且还不到按年资退休的期限，坐在家中处理省中事务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奏章上了两三次，得到批准才停止。保全晚节而不贪恋本来可以继续停留的职位，是古代大臣的道义。圣明天子认为他是三朝旧臣，不能轻易舍弃，所以在他告归时下优诏慰留，直到他第四次请求才同意。朝廷按等级发给公廪以帮助他的供养，给他的随从以供给劳役，恩典更加优厚。这是表示特殊礼遇，却不强迫他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是古代圣王的仁德。道义尽到，侍奉君上的礼节就完备；仁恩普施，推及下属的恩惠就广博。像这样，当然不只是关系一个人的轻重而已。束鹿距离京师六七百里，乘安车走平坦道路，不久便可到达。乡里的父老子弟拿着几杖等待听到他的声音，络绎不绝来到庭院。难道不会纷纷赞叹说：“与那些要等到被贬谪、政事败坏、为人厌弃之后才离去的人相比，贤与不肖相差太远了。这样的归乡多么荣耀啊！”等到后来的人知道自重，并以能够及时退处为戒，这对激励士风，岂不是更有益吗？我不才，曾充任史官，私下考察贾公侍奉君上的情形，以及皇上对待贾公的情形，大概是千年难逢的时机，不能不记载下来。所以借着徐公、谢公的请求，不推辞而写下这篇文章。至于放下轩冕的束缚，获得田园的闲适，如同镜湖、香山的故事，那是个人的私下打算，并不是我想托付给贾公的话。都尉周公赠行诗序

译我曾读《云汉》诗，仰见宣王谨慎对待灾害、重视祭祀，反省自身、忧虑百姓；他这一念真诚，竟能使灾害转为祥瑞、歉收变成丰收，使君主的德行盛大、国家的气运亨通。虽然相隔千年，诵读它时仍警醒得仿佛身在当时；感受这件事，又因此知道他的臣子仍叔是贤臣，而诗歌的教化可以与政治相通，确实不假。弘治七年春，谏官以南京是帝业的根基，而去年冬天那里发生了风雷警异，应该命一位大臣奉奠孝陵，礼部为此复奏请求。皇上严肃警惕，认为此事正确；朝廷中的臣子论亲疏、论贤能，大概没有超过驸马都尉周公的，于是撰写告文，寄托反省过失的深意，并配以香帛，命他斋戒；临行遣发时又赐给玺书，告诫他认真办理此事，俨然如同皇祖亲自在宫中一样。于是周公叩头辞别宫阙，当天便上路。朝廷的大夫士人，从尚书倪公、都宪大理二屠公、给事孙公以下，许多人都写文章赠行。平江伯陈公请我作序。我仰想圣天子谨慎面对灾害、重视祭祀、反省自身、忧虑百姓的心情，正是宣王的心情；朝廷中同心同德的臣子因为周公出行而赠言，其用意可以比拟于仍叔。虽然古今时代不同，声律格调不同，但忠君向善的情意却是一样的。我知道周公晋谒太寝时，一心精诚谨慎地传达皇帝的命令，使我皇祖降临鉴察圣天子的孝诚并加以保佑，使各种福气全部来到，四海清平安宁；与宣王盛大的德行和事业相比，也将美好无穷。后世诵读这篇诗的人，将知道亲近大臣中有像周公这样贤能的人，所以应当为此作序，以此进一步警醒任事之臣。周公号草庭，嗜好读书，博学雅正，喜欢作诗。这次出行，他将周游山川，对所听所见有所感触，也一定会有不能停止于言语的情思。等他复命回来，我将请求观看他的作品；那么他用来副当重大委任、增重使者声誉的表现，也就更加可以验证了。赠贵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年秋七月三日，正是今上皇帝的圣诞日。凡各地镇守一方的大吏，都上表送到京师祝贺。山东按察副使、新安人汪公希颜也在其中。汪公到达东昌，得到驿报说，皇上已经下旨提升他为贵州按察使。他到京师后，在陛见的第二天才入朝行谢恩庆贺礼，礼成之后又入朝辞行，前往赴任。监察御史谢廷献君来对我说：“七年以前，吏部曾经拟任汪公为山东按察使，没有实现。如今他以副宪的身份获得这项任命。凡是了解汪公的人，谁不替他高兴？何况我们还有同乡之谊呢？”这件事应该有文章为他饯行赠别，所以冒昧来请。我与汪公有姻亲关系，不能推辞，便告诉他说：“我们之所以替汪公高兴，难道不正是因为他长期滞留而通达艰难吗？古代主持铨选的人，像裴光庭那样任用官员拘泥资格，或许失之于固执；像寇莱公那样不拘成例，或许失之于过于宽通。仕途上的议论纷扰，已经不是一天了。到了中古以来，又更加不同。意在拘守资格的，便说：‘这难道可以扰乱法令吗？’否则便说：‘此人的才智，应该破格提拔。’大概一切都把创造命运自任。所以，一个人长期滞留还是很快通达，究竟容易还是困难，确实有不是舆论所能预先料到的地方。即便如此，士人难道能因此改变平日的操守吗？处于困滞时，不因忧愁而改变自己的处境；处于通达时，也不因喜悦而害怕自己不能胜任职守。能够这样，就是君子。滞留时间长、通达很艰难，像我们希颜这样，又有什么会因此增损他这个人呢？希颜从进士入刑部任主事、员外郎，出任佥宪，后来任副职和长官，历任闽、楚、山西、山东以及如今的贵州，前后共三十年，足迹遍及天下一半。凡是难以判决的案件、难以收拾的事务，经希颜之手的，不知有多少都判决得明白、办理得果断。他的头发虽然也渐渐变白，但志气更加健旺，见识更加精密，对政务的体察更加熟练。何况如今担任一道提刑的首长，可以专断行事、独力成事呢？我看他一定能够胜任，没有什么困难。贵州在京师西南万里之外，所管辖的都是羁縻州郡。近来刚下诏命边帅出兵讨伐叛乱的夷人，那一带不安宁已经好几年了。希颜前去吧，施展你的才略，辅佐军务，振肃风纪，安抚远方之人，以副皇上的宠命，也回应公议稍得伸张的愿望。显贵的官位将接踵而来，大概就从现在开始。士人替汪公高兴，还不止这些。大体说来，长期困滞而终于大为通达，是命数的常态。人固然不能把它怎么样，也只求做一个君子罢了。” 赠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译弘治癸丑年秋七月，江西按察副使钱唐人洪君宣之来京祝贺圣寿，途中得到邸报，说他因荐举得到圣旨，升任四川按察使。洪君仍然到京师礼成之后才入朝辞行赴任。当时，同乡翰林侍读江文澜君、修撰李子阳君认为洪君的升擢实在是特殊的恩数，不同于通常的选任，应该有文章为他饯行赠别，于是托付给我。我记得成化乙未科，先皇帝在朝廷策试士人，我充任考官领取试卷，洪君的名字已经应当列为首选。辅臣因为同乡关系需要避嫌，把他置于二甲第三名。听见的人大概没有不替洪君惋惜的，而我亲眼见到这件事，常常感叹士人的出处进退，往往有命数默默存在其中，哪里是人的力量所能安排的呢？洪君初入仕途任刑部主事，升员外郎、中书舍人，曾兼理其他部门，有时巡按四方。他才思敏捷，见识通达，操守公正，上官确实倚重他，同列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吏部曾经拟任他为大理丞，没有实现，后来有江西的任命。过了很久，江西人无不称赞他的贤能。吏部又拟任他为大理少卿，没有实现，而有了如今的任命。从考中进士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他学业所成、志向可以施行的地方，有时辅佐长官，有时直接通达于上层，洗雪冤屈、施惠于人的功劳，几乎不能一一列举。他的才略积累、声名施行，如同水从山中涌出，理应使他达到三品官位，担负一方提刑的职责，获得今天的地位。自中古以来，士人有的受权贵困厄而不能施展，有的被衰老逼迫而行动不及，有的困于谗毁和猜忌而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即使有颜回的学问、伊尹的志向，也确实没有办法。假如洪君当年因策士列为首选，悠游于文翰之场，往来于官班之中，自得闲适、安逸无为，像退隐的人和处子的状态，那倒是可能的。哪里还能使他的学问通达、志向弘大，像今天这样光明显著呢？刑法，是圣王所重视的。过去周穆王命吕侯向四方讲明刑法，所谓主管政事、掌管狱讼的官员，不就是如今十三道提刑的职任吗？然而先儒认为，公布刑法、引导百姓，舍弃皋陶而称道伯夷，是探究根本的议论；那么如今主管提刑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四川距离京师最为险远，诉讼难以审理，以及当地官吏宽纵或暴虐、廉洁或贪污而难以考察举劾的情况，从来就是如此。我看洪君的学问和志向，将会大有作为，以古人为老师，求得副合今天子急于任用他的心意。将来位阶升高、优厚奖赏，使他在后日显达，难道还会有谁能在其中阻挠吗？” 但我私下还有话要告诉他：我曾经认为，显达与否有命数。守住自己的学问，坚定自己的志意，始终如一，不因时势而进退，那么就不能把一切推给命数。洪君难道不知道吗？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说这些话，也是出于爱护和帮助他的意思。赠康君召和赴曹州判官序 弘治六年春天，我从新安奉召入京，同乡友人国学生康君召和也将赴吏部候选。我们在上吏部时得到同船同行的机会，五月抵达京师，康君得到曹州判官的任命。我到他的寓所祝贺，康君起身，脸上露出忧惧之色说：“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承受父兄的教诲，也想着有所建树；然而十次参加科举都不顺利，如今已经疲倦了。现在将要在大州试任官吏，很害怕没有办法称职，完成作为佐官的责任，只希望乡先生您能教导我。”我说：“您为什么要害怕？这件事难道一定要等到别人说几句才重要吗？我听说，积蓄得深厚，施展就会广大；困顿到了极点，就会通达。起初，您的先父以进士甲科授任主事，历任户、兵、工三部，任辰州知府，是当时闻名的人物。他用求学问来教导诸子，斥责他们纨绔华丽的习气。因此，您的兄长用和从监察御史历任礼部侍郎，在宪宗朝廷大为显达；您的弟弟致和任邓州学正，曾主持京闱文衡。大概新安一带以世代经学闻名于当时的，必定要说祁门康氏。而您命运奇特，不能早早凭才华显现，晚年才出来辅佐一个州，大概就是所谓积蓄深厚、困顿极深吧？然而您现在所处的职位不足以完全施展志向，所任的职务不足以承载平日的积蓄。从形势看，您的仕途通达应当从此开始，可您仍然面露忧惧之色。不过，谨慎做好小事，大事就可以逐步成就；守住最初的操守，便可以知道最终能够保全而不改变。”曹州隶属兖府，辖有二县，土地方圆一千多里，在前代号称富州，曾经因为建立宗藩而兼领节镇；但近世以来多次遭受水灾。巡按的官员和分掌事务的上官，车马来往繁忙，文书堆积如山。虽然州中有正佐官员承担责任，但判官实际上与他们平均分担劳苦。事情办成就有声誉，办坏就会受到责罚。不是操守谨慎而且勤奋努力的人，也没有见过能够办成的。因此，您起身而面露忧惧，确实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如果不是积蓄深厚、困顿极深的人，大概也不足以谈论这些。您对《春秋》的学问已经纯熟，足以应对变化；而政务典章、文书格式又出自家庭教育，足以得到老师。我看您施展的事业会日益扩大，取得名声和官位，提升父母的显达，也与您的兄长相媲美。过去令您害怕的事情，最终将转为令您欣喜的事情。至于我这不丰厚的言语，哪里足以决定您的轻重呢？不过，辰州使君是我先父的朋友，我没能亲自执几杖听取他的教诲，却有幸与侍郎公深厚交好。学正君又是我丙午年京闱评定的优秀人才，我们两家交谊深厚，并非一天形成。因此对于您的出行，我怎么能闭口不说一句，使自己混同于普通人，而稍稍表达一点爱护和帮助的心意呢？《瞻云远意图》诗序

译富阳处士何秉彝，五十岁时，就被推为乡饮礼的介宾。县中的大夫又常常把他的品行义举写在旌善亭中，用来劝勉一乡之人。县令大夫因他的德行善举而尊重他，已经很久了。处士生有五个儿子，都加以教导；五个儿子也都因孝顺而闻名。长子何洽，以明经科考中弘治庚戌进士，而处士这时已经六十岁了。每年十一月十六日，是处士出生的日子。进士君因为职务在身，不能亲自带一杯酒到父亲膝下祝寿，于是绘制一幅图，题为“瞻云远意”，并配以诗，想借此寄托归乡祝寿的心意，请我为它作序。我听说，宣圣说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道，前代正人也有孝子珍惜时日的说法。知道父母的年岁，就会想着有什么办法引导他们享受快乐；珍惜相处的时日，就害怕没有办法使奉养更加隆盛。这些都是人子最真挚的感情，不能自己停止。一年如此，何况年岁循环一周呢？一天如此，何况父母出生的日子呢？既然想着用办法引导父母欢乐，又害怕不能使奉养隆盛，那么将要怎样做才可以呢？色彩不足以使眼睛欢悦，音乐丝竹不足以使耳朵快乐，于是便为父母绘制图画来表达，为父母作诗来歌咏，使父母亲眼看见而欢悦、亲耳听见而快乐，说：‘这就是我儿子的心意。’ 这样一来，父母精神愉快，身体安适；他们所经历的年月，即使从六十岁一直达到耄耋、期颐的境界，也是完全可以的。这样说来，进士君用来使父母心情快乐、奉养父母志意的做法，与人们用来祝寿的方式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望云”一事出自唐朝宰相狄梁公，后世凡是思念父母的人，通常都用它来表达心意；但士人中能够有志于成为狄梁公那样的人，大概很少。狄梁公的父亲虽然没有显赫声名，但后世之所以知道狄梁公有父亲，正是因为望云的故事流传人口。进士君凭清俊的才华、精妙的器识出仕而为世所用，将来应当有给父母加封的典礼，为父母增添荣耀；有俸禄收入，用来奉养父母；有任官立身的事业，彰明父母的德行。他有志于成为狄梁公，不只停留在绘图祝愿而已。处士居住在富阳山中，年少时失去母亲，侍奉祖父菊庄翁夫妇，极为孝顺。到了中年，自号怡庵，纵情山水，适意自得而没有外在的欲望，大概很像古代所说的逸民。我知道，随着他的年岁增长、德行更加美好，进士君珍惜时日的情意会更加深厚；引导父母欢乐、使奉养更加隆盛，那么用来作图和作诗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他的志向足以仰望大贤君子的地方，也会更加广大而长远。我与石埭张进士辉有一日年长的交谊，而张辉与何洽友善，曾经和他一同来访；我本来就由这件事知道何洽是可以交往的人，因此作此序使它成为称颂。祝酒者先说：“ 大司马致仕薛公八十寿庆序 世上能够享有各种福气、获得高寿的人，也一定是有拯救溺水者、平定乱事、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裕的功劳，然后才能享受相应的报偿而没有止境，使庆福延续而有余，不是劳绩浅薄、积累不足的人可以相比的。如今濡须薛公先生，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薛公的曾祖父在元朝末年跟随高皇帝渡江，实际参与帷幄谋划、参预朝廷决策，历任大司空，却没有充分施展才能，最终因家事迁居琼州。薛公七岁时，就怀有光大宗族的志向。后来考中甲科，任地官属官，直到任侍郎辅佐工部，升任大司徒，又升任大司马。他曾治理汴梁水患，供应两广军队，统筹京师粮饷，在南京辅佐机务。宪宗时，他前后两次请求退休，才得到批准，并赐诏褒奖晓谕。闲居十多年，寿命达到八十岁。期间按照恩例晋升为荣禄大夫，位居一品。大概英宗朝的臣子中，从壬戌进士起步而达到六卿，侍奉三朝、恩礼始终不衰，福气寿命都隆盛的，只有薛公一人。盛大啊！这是中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然而我私下考察他获得这种福寿的原因，是因为薛公在汴梁时，把城郭、王宫、官署、民舍从水淹冲决之中救出，保全救活的人非常多。他又疏浚陈留河道四十多里，从此汴梁人才有安稳睡眠的快乐。他在两广时，正逢岭南海滨经历凋敝困病之后，便尽心筹划，使士人没有饥饿的脸色，百姓不再诉说困苦；又辅佐主帅攻破积年累月的盗寇，从此两广人才有卸下肩上重担的幸运。大概薛公一生在朝廷建立的功勋很多，而拯救溺水者、平定乱事、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裕，确实有很大的贡献。这就是他获得福寿的根基，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吗？中书舍人李君王弁等人与薛公的儿子丕有同僚之谊，绘制《嵩岳春光图》并作诗歌咏，将在这一年十月三日到薛公府第为他祝寿，请我赶来作序。我已故先父少保襄毅公与薛公同年考中进士，像兄长一样侍奉薛公，彼此极为友爱，所以我以通家子弟的身份得以拜见堂上，亲近他的几杖。大概看他的容貌，清劲古雅，使那些侧媚、浮躁、傲慢的人自然惭愧；听他的言谈，详实练达，使那些迂曲、浅陋的人自行惭愧；考察他的行为，忠厚谨慎，使那些险诈、轻薄的人自行沮丧。世上哪里有这样伟大的人，却不能享有各种福气和高寿呢？这幅图取《诗经》“维岳降神”的意思，又兼取所谓“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的意思。这样说来，八十岁还能像宋代文彦博那样议论军国大事，九十岁还能像魏国高允那样位居中书令，百岁还能像汉代张苍那样担任计相，使我朝出现人瑞的征兆，圣明天子实行向老人求言；实行在朝廷扶杖、在学校奉养的礼仪，彰显君子阳德的强健，显示吉人的晚节坚贞；若以此作为这幅图可以预先占验的征兆，本来应当有名公巨卿用大手笔为国家的老成人作颂，而我这个卑微小子所作的称述，哪里足以使薛公增重，哪里足以副合崇尚年长、喜爱美德者的心意呢？赠知霸州徐君考绩荣归序

译近来担任州县长官的人，大多不能按时把政绩上报朝廷，有的被钱粮事务牵累，有的被文书工作束缚，上官一定加以扣留，士人也常常担心自己的事迹被淹没，不能自行振作。有能够振作起来的，一定是才干足以适用而且超过常人的人。然而君子难道会把这些当作得失而放在心上吗？也只是求得尽到职责，不辜负自己所学罢了。弘治癸丑年八月，霸州知州长山人徐本良君把政绩上报朝廷，考核文书列为最优，入朝谢恩后归来。同乡教授仇东之君请我写一句话表示祝贺。我一向喜爱仇君，知道他的朋友一定正直，不便用辞谢绝，便告诉他说：“考核政绩的典制由来已久。根本在于严格考察官吏操守，放纵官吏的好坏，治理的兴盛衰败便由此决定。这个制度大体内外相同，但对外官更加详细，是因为重视百姓。我每次见到州县长官因考绩入朝，必定先由上官核查，然后交给吏部；吏部核查后送交都察院，都察院又核查，然后引见到皇帝面前，说某人如何，是否称职。称职的继续任用，不称职的要求他日后取得成效。于是皇帝亲口认可，这种劝善惩戒作用很大，士人怎么可以把自己混同于普通人，而不求使自己的名声符合实际呢？” 霸州在京畿以内属于支郡，辖有三县，低洼之地多水灾，高处又多被豪强兼并，所以劳役繁重、事务繁多，百姓常常饥饿，治理成功并不容易。徐君把所学施用于政事，钱粮事务不能牵累他，文书也不能束缚他，上官赞许他，下民歌颂他。若说不是他的才干足以适用而且超过常人，那是不可能的。何况徐君以进士出身，历任赵州宁晋、福建松溪两县知县，曾上报政绩，考核列为最优，升任一州长官。到现在已经三年，他的政绩再次取得成效；这样下去，对外升任大府长官，对内主持部署事务，他的施政应当更加广大，声名应当更加宏大。徐君虽然不把振作自强当作得失，但考核官吏、劝勉功业，是朝廷用来使君主重视民命、谋求治理的大事，难道可以迟缓吗？我家在河间，与霸州接壤，常常听人说徐君的政绩优良，不只是在本州如此；凡是其他地方难以平息的诉讼、难以办成的事务，上官也多委托给他。我想徐君也曾到过河间，所以我虽然未能认识本人，却熟知他的名字，料想他能够不辜负所学，因此随手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并不是能够借此增加徐君的分量，只是用来为日后相会预先打下基础罢了。赠南京刑部员外郎白君序 每年冬至，南京各留守衙门按惯例都要上表祝贺，于是便委派本衙门属官一人奉表进京。只有弘治癸丑年冬天，南京刑部员外郎、武进人白君圻辅真的亲自前来。当时，君父刚由右都御史升任刑部尚书，正深受皇帝宠信，而白君恰好来到，得以侍奉父亲饮食起居一个多月。他将要回去时，刑部各司属官设祖帐为他饯行，并请我写文章相赠。古人对于远行者一定要说几句话，为什么呢？大概是想借离合无常之际，表达劝善忠告的道理。说话一定要对这个人有益才行。白氏在毘陵是大族，自永乐以来，奉诏参加廷对的有六人，在乡试中举的有三人，关于政务、典章、刑法的学问，都有家传法度，自己已经可以得到良师了，又何必等待别人的话呢？何况尚书公历事三位圣主，出入任事勤劳，几近四十年；他在朝廷有匡救时弊、谋划国事的忠诚，奉使出行有查究奸邪、拯救危难的功劳。他所存养的是敦厚持重，所履行的是清廉谨慎，白君都能朝夕亲见、熟记于耳目，不必向外求取。即使有人有所规劝，也不过是迂阔偏执的寻常话罢了，对白君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古代君子不因自己已有的成就而满足，反而更加追求达到远大境界；也不因别人已有才能，就不以远大目标勉励他。因此，我对​​白君也私下有所进言。两京做官的人很多，而像白君这样，父亲身居六卿之位，辅佐天子掌管礼制后前来，又尽了子女的职分才离去，父子相互辉映，簪笏前后相承，既尽了侍奉父亲的责任，又能够实现自己的求仕愿望，这样的人实在很少。这确实是皇上的恩赐，也是他家的庆幸，是不能同时遇到的好事。那么，白君应当怎样来相称，才算不辜负它呢？应当惕然自省，不因门第而自我夸耀，反而更加收敛；应当不以才力自满，反而更加勤勉；应当不因声誉名望而自得，反而更加恭敬。坚持这些来报答皇恩，使家世的功业更加宏大，继承尚书公的美好足迹，这难道不正是诸公所要赠给你的话、并且足以对你有所帮助的吗？不过，白君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只是出于朋友的感情，爱护你却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实在不能不说这些话罢了。你的叔父廷臣尹崇仁，以治理成绩优异闻名，也在这个冬天考核政绩来到京城，父子兄弟一同聚会一堂，彼此商量告诫的，无非是做官理政的良好准则、修身处世的常道，以及相互传授、勤恳勉励的话，其中大概有不是寻常情谊所能达到的地方。我的迂阔话语，正好可以作为送行饯别的旧例罢了，对你又哪里有什么益处呢？我没有什么才德，却承蒙尚书公深厚的爱护；过去一同参加礼部考试时，曾结识你的从父尚宝卿宗璞；考核南畿官员时，又结识你的弟弟坊。我们世代交好，情谊已经很久了。我本来很应该对你有所进言，何况又有诸位先生的请求呢？赠送成都太守鲁君的序

译弘治癸丑年冬天，吏部因成都缺少太守，请求选择官员去担任，并把大理寺正鲁君永清的名字报上去，皇帝下诏批准。入朝谢恩那天，有认识鲁君的人高兴地说：“真是选得其人啊！”鲁君以进士出身任评事，后来在大理寺任寺副、寺正十多年，在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大约有上千件，罪行轻重和疑难案件的裁决，都由他酌情处理。当今皇帝即位之初，他曾叩宫门议论天下大事，意见多被采纳；何况如今郡守以及藩、臬两司中有声望的人，大多出自司法官员，鲁君确实应当接受这项任命吧？有人说：不对，有关官员把抚养爱护百姓作为职责，司法官员则以清廉强干为才能，所以谈到治理一定说要措置刑罚，而你为什么反把这看作司法官员的长处呢？这是我所知道的道理。刑罚是用来辅助治理的，并不是要严厉伤害百姓；这样说来，清廉强干的人难道不正可以把它作为牧养百姓的根本吗？使一个人受到伸张，善人就会受到鼓励；使一个人受到惩罚，恶人就会受到警戒。这样之后，恩惠才可以通达，政事才可以治理；所谓措置刑罚，正是把道理推到极致，难道只施加在别人身上才是这样吗？因为有怠慢废弛的法令，自己便更加恭谨；面对贪污受贿的条文，自己便更加廉洁；看到欺诳虚妄的文书，自己便更加忠实。这大概就是古代君子约束自己的方法：心中必存刑法之戒，爱护百姓也必以刑法为鉴。说如今司法官员出任郡守以及藩、臬官而多有声望，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如果一味借他们的手，依靠吏胥来治理，刻薄苛察其中细节，把百姓当作盗贼来仇视，这是用法者的过错，难道是法律本身的过错吗？成都距离京师万里，管辖之地几乎占一藩的一半，镇守抚治的重臣和三司都在那里治理；地位重要，事务繁剧，百姓劳苦，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鲁君凭借周详练达的才能、博大深厚的学问，掌管天下司法之事，已经很久了。他此去，应当以清廉强干来率领僚属，以牧养爱护百姓；善良的人有所依靠，不善的人有所警戒，那么他的恩惠能够通达、政事能够治理，就可以预期，而且将得到进一步验证。司法官员善于治理郡县，即使升任一藩长官，又有什么困难呢？那些一概以德化为借口，什么事也不做，只说要以此来措置刑罚，结果使善人不能伸张、恶人日益放肆，优游闲散于其间而想求得良好治理，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的郡人汪公文灿，原任御史，因上言论事而被降调，历任成都太守，近来又任陕西参政，鲁君正是接替他；而文灿的侄子守贞因服丧期满起复任官来到，又将接替鲁君。因此鲁君出发时，守贞率同僚为他饯行，请我写话。我与二位汪公是姻亲，又了解鲁君，也私下替蜀地百姓高兴，所以叙述前面那位人的话来赠送他。至于考核政务、办理事务的严宽，以及修缮、徭役、供应和传送等事的简繁，属于有关官署的常规职责，都不在这里详述；不是不写，而是没有什么必要向外人报告吗？送学士曾君赴任南京的序 弘治六年冬天，吏部把南京翰林院缺少掌管事务的长官一事上报，皇帝下诏给内阁大臣，大臣把左春坊左谕德、泰和人曾君士美的名字报上去，前后一再请示才得到圣旨，升任侍读学士，并仍然加俸一秩，让他赴任。大概圣明天子重视儒臣，首要职位的选择不轻易交给别人，所以特别向来往的普通官员表示如此的重视。曾君选定日期入朝辞行，按照旧例，从元老以下的人都要写话相赠，再依次交给他。序敏政我没有什么才德，恰好任职缺员，只好不能推辞。只是世上议论的人说，翰林官有清简安逸而没有繁重劳苦，我一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翰林官每天从事于书籍典册，考察探求圣贤的成法来作为学问，又没有具体的吏事，因此有人疑心这就是清简安逸。然而，他们要把这种学问收摄于一心，再安置、施用于万事万物，并推广到四海而成为准则，如果不是极其繁重劳苦，便不可能获得成效。何况他们所掌管的事务，上面有讲筵、记注、贡举，用来辅助皇帝的学问，裁定一代的纲纪，并从天下招揽俊秀人才，这些大都不是可以让别人代替办理的。下面有文章、歌颂，虽然作用不像大业那样重大，但要借此宣达民情、通达政务中应当培育而不可预先确定的内容，也不足以用来酬答事物、传行久远。这样看来，做翰林官的人确实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能说他们清简安逸呢？那些人只是看见吏治事务繁冗而不能胜任，便猜想翰林官有宴饮安逸的舒适生活，所以才这样说。然而，士人有才学却没有被任用，一旦任用他，他的操守就会有根本，他的作为就会有依据，又哪里值得担忧事务繁冗呢？曾君在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进入翰林院任修撰。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在馆中却像后学一样谦退恭谨；曾连续主持礼部考试，人们称赞他善于选拔人才；遇到灾异，便叩宫门议论政事。改制初年，他从南京侍读被召回，参与编修先帝实录完成，才升任春坊侍讲、侍讲筵，于是有了这次任命。然而曾君生性非常强健，才力精明敏捷，即使才华英秀的人有时也赶不上他，所以众人还惋惜他没有早日得到任用，这种说法也不对。君子的学问只是为了自己修养，难道要等看到什么外在结果才算有所得吗？从事书籍典册，考察圣贤成法来作为学问，并且幸免于繁琐吏事；所谓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按曾君的心意来看，难道会因年老年少而有所不同吗？学问越深厚，操守就越简约，施展才越畅达，又哪里有什么清简、繁重、安逸、劳苦的区别呢？古代有人晚年才取得成效，而声名功业仍然光华茂盛，直到今天还显著可见。此前南京翰林院由张君廷祥任职，他因为母亲年老获准请求归还南昌，曾君便接替了他。张君的门生是祭酒谢君鸣治，他的年纪比张君大两岁；谢君的门生是侍郎董君尚矩，他的年纪又比谢君大四岁；董君的门生是曾君，他的年纪又比董君大六岁。大概年老而有奇异才华的人，长久被埋没而不能自行显露，不是有识见的人也无法认识他们。曾君，去吧！用来答复圣天子慎重选择儒臣的心意，符合送行者对你的赠言，也只有不辜负这门学问罢了。敏政我在翰林院中最为迂拙迟钝，没有资格同人并列，便借曾君这件事说明翰林官所能做的事情，和他共同勉励。送马君任堂邑县知县的序

译溧阳人马君世杰以乡试中举的身份在吏部等待铨选，过了很久，到弘治癸丑年夏天，才被授予东昌府堂邑县知县。乡里的朋友、户部主事史君文鉴，请我给他一句赠言。当时我正奉召入朝，没有来得及答应。后来马君赴任一年多，史君也将要到淮上督办粮饷，临行时顺道来拜访我，再次说明请求。我想到终究不能不给马君写点话，便说：“堂邑与馆陶接壤，汉代陈午因娶馆陶公主为妻而封为堂侯，后世沿袭其名，把堂作为县名。唐宋以来，有时隶属魏州，有时隶属博州，博州就是今天的东昌。堂邑不过是一个县罢了，在汉代却是侯国，是贵戚的汤沐邑；当武帝放纵奢侈之时，百姓苦于供应徭役，实在有说不尽的苦楚。在唐宋时隶属于河北，处在魏州、博州之间，又遭逢三镇以及辽、金的扰乱蹂躏，恐怕苦难更加严重。自从我高祖皇帝建国初年，即命将领平定山东，回来后安定、收容百姓；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堂邑成为乐土，已经很久了。国家赋税有固定制度，守臣各自安守职分，以求符合皇帝的德意，过去那种供给徭役的痛苦、战乱蹂躏的灾祸，全都听不到了。如今担任这个县的县令，难道不能说是幸运吗？把自己所学的推行出来，在百姓中表现自己的才能，难道会有不能胜任职务的吗？不过，近年以来，太行山以东一带常遭大旱大涝，灾害时常发生，百姓逃亡十之八九；天子对此十分忧痛，忧虑东方，甚至劳烦大臣拿出国家钱粮来帮助赈济，那么堂邑作为一个县，又不能不说是难以治理了。难道天下的大势就是，困苦之后转为安乐，安乐之后又转为困苦，来来往往相互接续，必须等待贤能之人依据自己能力所及去治理，之后才可以逐渐趋向太平吗？马君研习伏氏的经书，明白治理的方法；他居住南畿时见闻广博而且善于取舍，不是一般迂腐浅陋的人可比。他不迂腐，所以才能足以建功立事；不浅陋，所以见识足以领导别人。把这些才能推广开来，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何况治理一个县呢？如今东部的灾害已经平息，饥民得到振作，逃亡的人逐渐回来，这是治理开始见效的第一步。努力吧！以不懈怠的态度治理它，坚持到底而不自满，使堂邑恢复为乐土，让你的功名同它一起增长，使人们知道儒生做官的成效可以如此。这就是我写来赠给马君的话。” 新昌县县令佐时侄六十寿序 佐时年轻时是绩溪县县学的生员，性情朴实而学习勤奋，写作经义文章，常常压抑自己的长处。年纪十九岁时便参加南畿秋试，但命运不佳，未能考中。将要到了壮年，他便把自己的学业送入太学，来跟随我游学。过了很久，参加畿北考试，才考中。这时有关官员计算他的年龄，已经四十三岁了。又过了十年，才进入吏部接受铨选，得以由朝廷授予浙江新昌县知县。新昌政务繁重，百姓喧扰，号称难以治理。佐时任职六年，治理成绩卓著。他刚到任时，便亲自走遍百姓的田地，核实情况，为他们减免十五分之一的税粮。县令如果连续两年不能缴纳粮赋，就停发俸禄。佐时忧愁地说：“我不忍心这样急迫地征收，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等百姓粮食成熟。”于是亲自劝导农民，无论远近都去，果然连续获得丰收，赋税也全部交清。佐时自我约束极其清廉俭约，子弟居舍出入有禁令，凡有购买食物用品的，都写在簿册上以便核查。他审理诉讼，轻重只按应当判处的处理，不因权势人家而受到扰乱，因此常常驳回请托。有些诉讼拖了五年、七年，他便慢慢加以调解，勤恳恭敬地依据大义劝告，使暴横的人改过，使顽固的人受到感化。估计自己的政令已经取得信任后，便利用空闲兴办学校，修筑义冢，建造渡口桥梁，开辟新路，修缮养济院；对于广泛储蓄粮物一事尤其周详。因此，百姓中的优秀者有了教育，困苦者有了救济，居家时不用诉说饥饿，出行时不再苦于涉水；生者得到养育，死者得到安葬。威严得以施行，恩惠得以流布，盗贼收敛，奸邪平息。成效甚至达到猛虎自行就擒、茄菊呈现祥瑞。巡按、布政等使者多次嘉奖慰劳他，认为他是全郡六县中最优秀的县令。适逢巡按御史与宪使交恶，凡是被巡按御史认为贤能的人，都一定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佐时也在其中。然而实际上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过失。佐时于是自己请求解下官印离去，官吏百姓大为喧哗，奔走到上官那里恳求挽留，未能如愿，牵挽着哭泣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后来又共同立碑歌颂他的功绩。佐时一点也没有显露恼怒的神色，对父老说：“我正乐意回去呢。”他在故乡山中筑造“归乐窝”，每天和兄弟、子侄治理家业、讲习学问，更加敦厚自己的品行，成为宗族乡党的表率。当初佐时壮年时没有儿子，晚年才得一男孩，取名范，十分聪慧而不平凡。人们认为这是积善所得的报应。佐时到了六十岁仍然更加健壮。他的弟弟素时以及女婿冯语各自写信来，说：“愿有庆贺之事。”佐时虽然是我的族侄，但实际上也是我的老朋友，这篇序实在不能推辞。凡是积蓄长久而发作迟晚的事物，它的凋零一定较晚，果实也一定坚实。就像长松古柏经受风日、饱经雪霜，历经千年而颜色不改；它们的脂液余留，有时化为茯苓，凝结为琥珀，往往就是这样。佐时四十岁中科举，五十岁入仕，虽然恩泽遍及一个县，却还没有完全施展他的才用。到了老年，晚来的福分将会完备；他自身相像于贤者，儿子的继承也将美好，就像松柏繁茂一样，没有不由后代承受的，这不必占卜也可以知道。因此我把他的政绩逐一叙述如上，不只是为了增添寿宴的光彩，也将使郡志中那些采录循良官员、为他们立传的人，有所考察依据。至于他的家世详情以及平日孝顺友爱的品行，已经见于世谱和其他文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赠进士徐君赴任宁国推官序

译弘治甲寅年春天，武清人徐君文渊以进士身份由朝廷授予宁国府推官。临行时，有人在饯行席上说：“徐君刚放下书册、离开笔墨没有多久，竟然突然出任官府中主管文书而掌理法律的属官，想来他对吏事还不熟悉，怎么办呢？”我说：“不是这样。士人的学问难道只是空话而已吗？本来就是要用来适应实际事务的。何况徐君的祖父曾任东阿县令，父亲曾任稷山县令，在山东、山西都曾有声望，治理的典章和家传的法度都在。徐君正可以说是驾着轻车走上平坦道路的人，治理一个郡又有什么困难呢？”有人说：“徐君的前两位县令长辈所主持的是养育百姓的政务，徐君所辅佐的是制裁百姓的刑法；施惠养民与禁止、诘问、考讯，怎么能够相互配合呢？”我说：“不是这样。养育百姓的人害怕伤害他们的生命，刑治百姓的人害怕损害他们的天性。刑罚正是用来辅助养育的，二者相互补益而不可互相缺少，谁说它们最终归向不同呢？”有人说：“徐君是畿北人，他的先辈历任官职的地方在齐、鲁、晋、绛一带，如今宁国是旧日楚地，在京畿以南，相距数千里，风气不能相通，民俗也有不同，我又看到了他初次做官的困难。”我说：“不是这样。四方天下，正是男子应当有所作为的地方。徐君通晓经学，才华通达，又为自己家族的恩泽尚未广泛而感到遗憾，将有安抚救济天下的志向。他参加廷试时，已经抒发了胸中的积蓄，想要有所表现。后来在朝廷各省试理政务，又对内外各种事务大略看到了它们的纲要。何况徐君是故太保、大冢宰、盐山王忠肃公的外孙，他从内在教诲中得到的熏陶、私下向元老学习的传承，都有来由；他的器量功业宏大，门第声望显耀，长远根基应当由此建立，议论的人却拿南北差异来担忧，恐怕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吧？近世制定法令，凡是御史缺员，便从推官中选取政绩有成的人补足；虽然暂时外任，日后仍可入朝任职，能否达到这一点，也只在于努力罢了。努力去做，等待成就，使人称赞说：‘这是有用之士，这是没有过失的司法官，这是畿北的俊秀，这是循良官员的后代，这是忠肃公教诲恩泽的遗留。’如果这样，徐君就没有辜负他的先辈和学问，对于朝廷任命官员的心意，大概也差不多可以相称了吧！于是众人都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我早年从忠肃公那里受到知遇，他的公子锦衣卫挥使君与我交往很厚。休宁县与宁国府的太平县相邻，我过去曾在那里置有一所房屋，也确实私下庆幸他的恩泽将有一天逐渐惠及那里，所以按次序写成这篇送行序。太淑人江母陆氏八十寿诗序 古时候说妇女不出内室，近世却有人用文字来宣扬、称颂妇女的德行和长寿，为什么呢？大概所谓不出内室，只是概括说通常情形罢了。周成王时代盛治之时，诸侯、大夫的夫人亲自养蚕、奉行祭祀，辅佐丈夫、惠及下人的美好风俗，见于《召南》；鲁国又有歌颂母亲长寿的诗篇。那么所谓妇女的内在品行，本来就足以光明显著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谁能遮掩得住呢？如今有人得到朝廷颁发的诰命封赠，在做官的家族中显示仪法规范，那么对于她的德行和长寿加以宣扬、称颂、庆贺，不也可以说是领会了古代诗人的遗意吗？太淑人陆氏，世代居住在钱唐，是已故山东布政使江公的夫人，也是如今翰林侍读文澜君的母亲。自从她最初嫁给大参公，历经辅佐丈夫初次做官于黄门的时期，获得了孺人的诰命；她训导培养侍读君，使他继承美德，考中甲科、任职翰林词林，又获得了太淑人的诰命。她具有贤明聪慧的性情、俭朴谨慎的德行、慈爱孝顺的行为，从未因为尊贵而骄傲，也从未因为年老而懈怠。姻亲族党以她为师，做官的人家也敬慕她。侍读君的兄长名叫澄濚，都能够继承家业；他的弟弟名叫深溥，也确实多在学校求学，使家学世代相传。侍读君又把俸禄分给故乡，用来供养太淑人，使她起居安适、身体康健，至今八十岁才开始显现她的德行和长寿；与《诗经·鹊巢》《采苹》诸篇所宣扬的风教，以及《閟宫》所歌颂的情形相比，大概没有什么逊色。于是修撰李君子阳与侍读君既是同僚，又是同乡，因为太淑人的生日在本年五月十五日后的第二天，不能登堂拜贺，便让工匠绘制王母蟠桃图，请各位荐绅作诗题写在上面祝寿，并嘱托我写序。我已故父亲尚书襄毅公曾与大参公一同任给事中，号称莫逆之交；而我与侍读君结为通家之好，也已经很久了，因此没有推辞，反而赞叹说：‘太淑人的寿命和德行都很盛大了，假使她的声名和功德不能传出内室，可能吗？’这样看来，这些诗流传给乡里人，进而为四方所知，歌颂她善于辅佐丈夫，足以成为妇女的榜样；歌颂她善于教子，足以成为母亲的榜样。虽然古今时代不同，声律曲调不同，但出发点都是尊敬年长、喜爱德行的心意。为此作序并加以说明，是很合适的。侍读君凭借清雅的才华和奇异的器识，侍奉于经筵，他将来受到时世任用、振兴家业的道路还很长，那么太淑人的内心将更加安乐，身体也更加健壮，由八十岁延至九十岁，直到达到期颐之年。朝廷丰厚的恩典和嘉美的诰命，用来褒扬德行、延长寿数的，将来还会有不止一篇的文字接续在后面；我这浅陋的话，只不过先替它们作个开端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扬州同守方君考核政绩后回任的序

译弘治六年春天，我奉召北上，路过扬州，旅居途中听扬州人把同知方君的贤能谈得十分详细。方君也不嫌弃我，出城到旅舍中相见。我观察他的相貌，听他说话，真是一位美善的君子啊！由此大概可以推知他的政绩优良了。渡过淮河进入徐州时，我遇到巡抚都御史和巡按御史诸位先生，谈到他们所管辖的属官中列入考察优异名单的长官和副职，也一定说到方同知，我心中更加看重他。到了京城，方君也因考核政绩来到这里；大概他治理扬州，到这一年已经六次更换任期了。在吏部核定，说他称职；在内台再次核定，也说称职，没有不同意见。入朝谢恩后，他将要辞行回去履行职任。凡是与方君同乡而在京城做官的人，如今任尚宝丞的商君汝谦、礼部员外郎程君愈，便相继来到我这里，请我写几句话，又进一步详细说道：‘方君名璇，字文玑，世代居住在淳安。他学问扎实而才华广博，气度温和而品行端正。考取浙江乡荐后，多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于是参加铨选，成为第一名，辅佐京畿内的大府办理政务，百姓的隐情对他来说就像平日熟悉的一样。循良的声誉传遍四方、感动人心，而方君不因此自我夸耀，正忙于举办公务还来不及，难道不是一时守令副职中最杰出的人吗？’ 商君、程君的话就是这样。我因此更加了解方君的贤能，也觉得这些话不能不说。不过，方君的政绩确实已经有了头绪，远大的前途也将从这里开始显现。只是《尚书》说过：‘谨慎对待事情的终结，正是为了谨慎对待它的开始。’这就是说，事情到了最后最难保持。方君回到扬州，等到政绩完成而接受全面考核，也不过三年罢了，要更加努力，守住自己的道路而不改变。我看方君的政绩不只胜过今天做官的人，即使古人也可以期望赶上。将来他穿着金色、绯色官服，担任独当一面的专城之任，使朝廷考察贤能、升迁官员的典章增添光彩，那么方君勤勉自身、施惠于百姓的成就将会更大。我的话哪里足以替他衡量高下呢？淳安原本是歙州旧地，和我们东西相邻，像两家人一样。从前我的朋友礼部司务良弼，正是与方君同乡，也曾向我讲述方君的为人，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早就听闻方君的名声，又兼有乡里的雅谊，所以对他的期望很深，并表达这种爱护、帮助的心意。《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三十二 （明）程敏政撰 ○序 赠河间太守谢君考核政绩的序 金城人谢君道显担任河间府知府六年，将要向朝廷上报政绩，预先把政绩状文送给巡抚都御史张公、巡按御史武公。两位大人共同上奏说：河间是京畿辅郡，百姓正告饥，而谢君任职已久，百姓依靠他才得以安定，不能让他解下郡府印钥，应当仍旧留任办理事务，使他进一步完成施政，等待丰收年景。状文下达后，谢君果然没有成行，同僚们都相互庆贺说：‘我们从今以后可以坐享他的成效而逃避吏部的责罚了，按情义不能没有祝贺。’因为我家乡就在河间府中，他们便写信送到京师，请我写几句话。我看天下人的才能，一定要有所培养，之后才足以施用。士人有才，往往自己毁掉自己，实在是没有受到培养的过错。谢君出身于关西诸生，考中进士后，被选入翰林院培养。诸位老先生常常引导他，认为他是大器，将有远大功业，不是琐屑浅薄之人可比。谢君自己也刻意求学，过了很久，授任监察御史。在同列官员中，他的风采气节卓然超出众人。不久，他在长芦治理盐法，在两淮勘察漕运事务，在四川核查军储，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显著成绩，声望更加宏大。因此吏部向皇帝请示，才有了任命他为河间太守的诏令。谢君治理河间，一切以惠爱百姓为要务，吏事精明敏捷，各项废弛的事业都重新兴办起来。凡是难以裁决的诉讼、难以办理的事务，即使发生在别的郡县，涉及武职卫所，也多交给谢君处理。他任职六年，受到表彰、升擢的奏疏有四次，入朝觐见并在考绩中被列为最优有一次，皇帝赐给诰命、晋升官阶，并封赠他的父母以及妻室，以表示特别褒奖。他一出仕就登上宪台，再出仕就镇守大郡，成为有名的御史和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即使他本来才华过人，如果不是有所培养使他成就起来，又怎么能取得这样的声名功业呢？那些被上官斥逐、为同列嫉妒、被百姓痛恨的人，与他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吗？不过，士人的培养固然出于上级，而能够自己培养自己来符合上级期望的人，常常很少。谢君以戊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同期升迁的二十八人，如今还在世或仍有名位的只有十五六人。从御史起步而最终成为当时闻名之人的，也不过十分之二三。那么谢君能够自我培养而没有失误，尤其是士人中难得的。难道值得庆贺的只有他的郡政吗？藩司、臬司中的升迁，以及朝廷赐予燕享、钱币等，都是朝廷优待循良官员的盛大典礼，悬在那里等待相称的人。将来除了谢君，还有谁能当此荣誉呢？我承乏任职翰林，尊重谢君文章的雅正，已经不是一天了。况且河间正是程氏祖先坟墓所在之地。我家在河间的一所住宅之下，所受的恩惠已经非常多了。因此因为谢君留任，不能不感到高兴；想到谢君将要升迁官秩，而我们乡里将失去盼望已久的利益恩泽，又不能不感到忧伤。愿谢君前程远大，以增光于文章事业，成为儒生和官吏中的首领，那么我又不能不反复叙说这些话，以表达我私下爱护、帮助的心意。参政李公二亲寿诗序

译云南参政、富顺人李公克谐奉命赴任时，将顺道经过四川省，他的父母正在堂上。工部旧日同僚曹君元以及荣公等人为李公此行感到荣耀，绘制《双寿图》，各自作诗，让他带回去献上祝庆，并请我为此写序。我听诸位先生说，李公性情最为孝顺，他在京师做官时就分出俸禄来奉养父母，并且因年资和功劳两次获得可以追赠亲属的恩典。李公的父亲原任营缮司主事，升任屯田郎中，如今七十七岁；母亲胡氏原由安人进封为宜人，如今八十三岁。夫妇二人德行相配、共同偕老，一乡之中很少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又亲眼看见儿子身居三品，手持象笏、穿着朱衣，奉酒祝寿，使父母膝下得到极大的荣耀，这样的荣显真是盛大啊！年高长寿的老人，世上谁没有呢？但李氏二亲却独自显著。说是因为有儿子，那么辛劳服侍、奉养父母的男子谁没有呢？但参政公却独自受到人们称赞，因为他既尊贵又贤能。这样看来，诸位先生为有人有这样的父母而高兴，绘图并作诗歌颂，难道不是尊敬年长、喜爱德行的心意无法遏止吗？《古诗三百篇》中有颂诗，也有风诗，体裁并不相同。大凡世上为人祝寿的，多出于颂；借祝寿来作为世间劝勉的，多出于风。总之，凡是值得尊崇、值得喜爱的人，一定有可以叙述的事迹。参政公考中进士，历任冬官属员的时间最长，谨慎办理输送、营造等事务，筹划国家费用，不把削减下级、奉承上级当作忠诚，士大夫舆论多称许他。正因为有这些表现，才有今天的任命；云南是大藩，地势险远，驻扎重兵，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安抚整治极其艰难。以李公的才能担当此任，本来就足以满足士大夫的期望，符合皇上的宠信任命。所谓既尊贵又贤能，将会更加显著。地位越尊贵、才能越贤明，诰命提升官阶、俸禄增加赋税收入，用来荣耀二位亲人的恩典也将更加丰厚。郎中公夫妇以儿子能够奉养双亲、仕途有成而喜悦，内心将更加安乐，身体更加康健，由耄耋之年进至期颐之年，成为君子所歌颂的对象。人们越多听到他们的美德，就越受到劝勉；这不可以没有序文来使观看的人明白，难道只是交给歌童在酒席上助兴、充作寿宴旧例而已吗？四川多有美好的山水，我年轻时曾游览过；听说李氏居住的富顺鸿鹤镇，尤其秀丽。古人说四川多仙人，并不是真的有仙人，而是因为承受的禀气美善，积累的德行深厚，奉养父母诚笃，所以得到长寿之道。不明白的人却疑心其中有异，我在李氏一家身上便看到了证据。送高君赴任光山县令的序 高君时宜以乡贡进士的身份，长期在铨曹等待任用；到弘治甲寅年夏天，才由朝廷授予河南光山县知县。凡是乡里的人，没有不为高君感到荣耀的，大家纷纷集资庆贺，并请我写话赠送给他。高氏世代居住在河间府献县，号称大族。他们家族中有许多人质朴厚重而又有文才。其中名叫溥的，最初以儒学起家，历任淇县、万县县令，有惠爱之政，百姓都称善。时宜专心侍奉父母，竭尽诚意；侍奉兄长鸿胪司仪君时举，恭敬谦下，不敢放纵；教育诸位子弟，恭谨守持礼仪法度，进入学校后竭尽全力读书，没有绫罗绸缎的奢靡习气；督促僮仆勤于种植耕作，并戒绝从事末业。肉食酒醴、腌菜肉酱、糕饼点心之类，也都按时精洁准备，不烦劳外出购买。接待贤者、礼敬宾客，一定使他们尽兴而后停止。家政各项事务都得到修治，祖孙相承，几乎可以成为一县的表率。我的弟弟与高氏有姻亲关系，因此得以在时举兄弟之间交往，对这些情况最为熟悉。我弟弟与高氏有姻亲关系，因此得以同高氏兄弟交往，对这些情况最为熟悉。如今时宜一旦出任，拥有百里之地，谁不会想到他是初次做官呢？他应当借鉴听取外界意见来增加自己的益处，但我认为不必向外求取。为什么呢？孝敬父母，是把奉养父母之道推广到奉事上级；敬爱兄长，是处理同僚朋友关系的准则；训导子弟，就是教化百姓；勤于种植，就是养育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两〕 治理家庭有条理，就是施行自身的原则；督促僮仆，使他们各司其职而不喧哗，就是驾驭下属的道理。做到这样，治理一个县又有什么困难呢？何况那些政务准则和家族规矩都明白地在人们耳目之中呢？谨慎地实行它们，守住这些道路而不改变，即使有比县令更大的责任、比一县政务更繁重的事务，我看也没有难以治理的。世人有时说，人与自己不同，家事和官政的处理途径也不同，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只是想到光山作为一个县，上面有州，再上面有府，再上面还有藩司、臬司等许多监督官署，因此任事繁重而自身劳烦。如果不是修养深厚、阅历长久、详尽核实而且通达练达，像时宜这样的人，哪里可以轻易看待而不替他筹划呢？朝廷制定法令，知县中有政绩的人，可以起用为侍御史以及省部官属；其中进士出身的十分之九，乡贡进士出身的十分之一。以时宜的才干，筹划时宜的志向，本来将会有远大前途，难道只是在一个县里取得成就就够了吗？这就是乡人的心意，我把它辑录下来作为告诫。时宜，努力吧！陆君廷玉哀诗序

译金陵人陆厚仁甫以贡生身份升入太学时，赶紧把悼念、挽歌诗若干篇送来，请我为它们写序。仁甫前些年曾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诗为他的父亲祝寿，那时我们已经互相知道了。丙午年，我主持南畿秋试，仁甫没有能够中选，却恭敬地屈身来拜访我；我因此了解到，他的父亲贤能而且善于教育子弟，所以仁甫才能这样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到现在已经过了九个寒暑，他父亲的安葬也已经很久了，哀挽诗却接连不断，更何况仁甫是我素来相识的人，我怎么能推辞他请我作序呢？人处在世上，生时快乐，死时悲哀，本来就是人情，并不是勉强而成的。因此欢乐有颂诗，悲哀有哀辞，也都是随着感情产生，足以完备地表达孝心。世人却往往厌恶它数量多，讥笑它篇章繁，难道不是过分了吗？礼仪开始于简略，完成于文饰，终极于隆盛。达到隆盛之后，仁人孝子厚待亲人，大概没有什么感情是不尽力表达的，难道只有哀挽一件事例外吗？歌颂活着的人，我没有空闲讨论；至于哀悼死者而写作辞章，那么《蓼莪》《黄鸟》这样的篇章，以及《薤露》《蒿里》这样的作品，清楚地见于经典，著录于传记，它们篇数多、文辞繁，正是礼仪隆盛之意。古代起初还不实行安葬，后来才逐渐制作棺椁、衾被，卜选墓穴方位，安置在祠堂中祭祀，来使遗体安稳的安排十分完备。又在墓室内外刻写铭文，并且作祭奠的文章、哀悼的诗篇，这本来就是要彰明死者的品行。谁不希望自己的遗体安稳、品行显扬呢？做儿子的根据内心感情这样做，大概是由于要备尽礼物、达到隆重礼制而不能停止，哪里会计算篇章太繁、次数太多呢？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得到称誉。’这是说他没有行善的实际，何况确有善行的人呢？陆君安葬时，太常莆田陈公师召为他作铭，称赞他崇尚礼仪、秉持义理，有俭朴、安静、谨慎的品行，大概不是虚妄之言。至于斥责点金术的荒诞、拒绝龟蒙一类的谱牒，更是卓然可见，几乎可以追及古人。然而他还没有达到上寿，也没有来得及看见儿子成材，这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地方。陆君有孙子凤愿，曾作文割股来治愈母亲的疾病，如今学士、长沙人李公宾之已经为此事作书记载并传播，这大概是陆君身教美德的影响。陆君名琼，字廷玉，曾因输送粮食赈济饥民而任义官，如今不书写他的官名而只称他的字，是因为他的荣显还没有赶上他的德行，也姑且等待他的后代昌盛。赠福建按察使朱君序 弘治癸丑年春天，我奉召返回京师，路过东昌，得到邸报说：吏部拟定山东按察副使朱君朝用任浙江按察使，士大夫舆论认为合适，但最终没有任用。第二年夏天，皇帝才采纳吏部的请求，任命朱君为福建按察使，士大夫舆论都称赞说：‘合适啊！’本朝斟酌古代制度，废除藩镇，设置都司、布政司，分别治理军务和民政；又担心政务败坏、官吏刻薄贪婪，设置按察司，让它监察其中的事务，正使为正三品，下面有副使，再下面有佥事，分道提领印信，督察各郡，最后总归于按察使。一个地方的治理好坏，取决于按察使是否得人，因此这种选任难道不严格而且重要吗？朱君考中进士，任县令时有特殊政绩，起用为御史后，风采操守凛然可敬；他在山东任职时，威严和恩惠更加显著，军民中有冤屈压抑来求他审理的，一定要到朱宪副那里才肯罢休；巡行各部的官员遇到难以裁决的诉讼、难以办理的事务，也说：‘除了朱宪副，没有人能够办成。’他的声望达到如此程度，所以按察使的任命，先是浙江，后来又是福建，如果不是朱君，还有谁能轻易替代呢？难道是朱君不足以胜任这样的选拔，还是因为他私下获得了这样的偏爱吗？有人说：福建距离京师遥远而且地势险要，百姓受官吏之苦，很多不能自行申诉，甚至怨恨到发生变乱，朱君也不能不自我勉励。这又不是这样。您担任山东按察副使时，职权有所偏重，责任有所分担，尚且还绰绰有余；何况如今可以专断独行，没有人敢从中阻挠呢？我看您必将在岭海之间声名显赫，成为福建人的福祉，这意义实在广大！将来位居高官、享受厚禄，作为您洗雪冤屈、施惠于民的更大施展之地，也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这些都不足以用来对您说。我想起圣天子登基时，您和几位同志多次叩击宫门上书，请求斥退奸邪、进用忠贤、诛除左道、拒绝进献，使朝政焕然一新；天下都盼望治理，而那些感到不便的人知道您是不能用利益诱惑的。不久您出任山东，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被排挤到外地；岂止排挤，还要进一步论罪吗？从此纷乱了六七年。如今国事再次安定，您也升任外台长官，公论一致，正如革新之初一样。我因此不只是庆贺您的升迁，也暗自庆幸善类可以不再恐惧。您取道回乡省亲，河间太守谢君道显将召集同僚举杯为您饯行，写信请我作赠言。我与您同乡，承蒙您特别厚爱，本来就应当有所凭借来赠送给您，何况谢君又郑重托付呢？赠送侍御陈君出任松江府知府序

译弘治七年夏天，侍御、光山人陈君逊之根据吏部的意见，升任松江府知府。任命下达那天，有人在旁边说：“国家的财赋全都仰赖东南。南畿有十三个府，只有苏、松、常、镇号称四大府，不是有才能的人不能授予。而松江比这三个府尤其难治理。它有两个县，分割出来足以另设州；辖区有十多个，分开足以另设县。每年输送到京师的米以百万计，还不包括各种杂征。此地濒临海边，驻扎军队，盗贼不时发生，诉讼也越来越多。然而这里群峰、湖泊环绕，郡境景色优美，百姓多秀慧能文，往往有人在科举中夺魁，名震一时；如果不是才艺兼备、通达事务的君子，也没有谁能取得这里百姓的信任。这样看来，求得治理好松江，确实有所谓不容易的地方吧？”我说：“不是这样。陈君是通才，又精通经术，无论处理什么事务都适宜；治理松江一定有不感到困难的地方，也正好可以施展才干。陈君考中进士，任安东县令，有子谅那样的政绩；起任宪台官员，又有贤善谨慎的声誉。他曾出巡按察顺天四府，又在应天考察积弊。从他初次做官以来二十多年，京城南北的地方本来就是他所熟悉的道路，驾轻车走熟路，自然安行无虞。” 至于民情土俗，也有不必查阅地方志、不必询问老人便能了解的。亲自治理百姓，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创办事业，没有比御史更有力的，这两种职务您都做得很好。这样看来，何况治理一个府呢？我知道您对待县令和奉行部使者的方式，一定都有恰当处理的办法；这样，财赋不必催督便能办妥，诉讼和盗贼不必严厉压制便能平息，士人百姓不必反复晓谕便会信服，美好的声誉和丰厚的实绩可以冠绝各郡，成为接近古代循良之臣的开端了。当时有人怀疑您不屑于治理郡府，替您解说道：‘京畿以内的大郡，郡守可以看作小方伯。’我也认为不是这样。王畿方圆千里，有事可以直接上达，圣上的恩泽也先行传布，这一向不是远在藩国之外的地方所能相比。东周时期，刘子、单子在齐、晋、宋、鲁诸侯之上，难道是因为土地大小、爵位高低而有先后吗？虽说三代以后制度沿革不同，但尊重王畿、统制诸夏的用意是一样的。您当然知道京畿之地的尊贵，不会羡慕那些地方。何况崇高的阶位和显赫的官秩，是留待君子将来成就治绩的，其前程又哪里可以估量呢？我的族孙寛曾任光山县令，谈到陈君的贤能，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来到京师，才得以认识陈君，知道他是宪台中贤良的人，又亲眼见到他获得如今这样的荣命。于是松江在朝廷任职的人，从大理卿王公以下，相继为他饯行。京兆检校府袁君佩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请我作文章。我一向敬重陈君，于是不推辞，按照所听闻的情况编次成文，作为赠言。赠营缮所正张君七十寿序 从前文皇帝迁都北方时，全国被征召到京师的各种技艺人才有数十万人，长洲张氏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剥金制成金箔，号称最精良，用来供应殿庭、宫闱以及皇帝车舆服饰的装饰，常常符合圣意。四方来的人，都把所售金箔与张姓相配，称为张金。如今营缮所正张君克仁，尤其谦逊自持，爱好礼乐，亲近当时的贤士大夫。远方来的士大夫，大多寄宿在他家，因此张君的声誉更加显著；他春秋七十岁，步履反而更加健壮，令人感觉不到衰老。他住所东边是洹溪樊都尉大振，西边是南阳李太常士钦，两人都与张君交好。因为张君的生日在这一年季冬望日前一天，大家和各位缙绅绘制《海屋添筹图》，作诗祝寿，请我写序。我也多次与张君交往，知道他的品行有值得记述之处，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些。成化年间，京城人争相进献以谋利，府库因此一空，有见识的人都为之遗憾。张君处在那种环境中，却独自不参与。后来今上革新政治，凡是靠谋利进献的人，全都败坏身家，被流放到荒远之地；他们的财货归入内库，田宅归给异姓。过去那些显赫得能动人耳目的、自以为得计的人，荡然无存了。而张君却巍然存在，他的世业安然无恙，自己置办的产业还有增加。君子说：‘张君真是聪明人，实在难得。’也有人说：‘张君并不是善于取巧，只是安守本分罢了。’然而张君淳朴出于天性。当时人们以豪华奢侈相互夸耀，婚姻馈送不计其数，宴饮聚会也不分时节，唯独排斥张君；张君却从未与他们争竞。客人来往，不过饮茶谈话而已，一泉一勺、一粒一粟都不轻易给人，却常常稍稍捐助，以救济士人的困乏。他为人就是这样：谨慎守护家业，不妄求非分的福气；对自己生活节俭，却不顾同辈的讥笑。因此，他有许多穿着衣冠、缝缀衣服、读书学习的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更不用说那些混迹于市井利道的人了。各位君子祝愿他长寿而不能停止，大概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吧。寿命是五福之首，没有德行不能获得，没有财富也无法养护。张君已经富有，却以俭朴谨慎为德；他奉养自己又喜爱简朴，重视廉洁。积累寿命的根由，哪里知道不会由此而达到八十、九十以上，接近期颐，像诗画中所祝愿的那样呢？张君的先父张彦政，起初以吴地人迁居京师；到张君时，因中贵人推荐任营缮所副，获得奉敕任官的荣誉，后来又升为所正。他晚年的福泽大概还没有止尽吧。庆贺处士汪君本忠与孺人洪氏寿辰诗序

译汪氏和洪氏都是新安的大宗族。汪氏的祖先是唐代六州总管、越国公汪华，洪氏的祖先是唐代河北黜陟使洪经纶，子孙散居在郡中的各个县，十分兴盛。汪氏居住在稠里的，到宋代有提刑汪应元；洪氏居住在洪源的，到宋代有待制洪中孚，两族更加显赫。提刑这一支近世有处士汪本忠君，他的妻子洪孺人，是待制洪中孚的族人。自他们年轻结为夫妻，便彼此以和睦恭敬相待；壮年有了子女，便以慈爱和孝顺相互成就；老年享受田园之乐，便以长寿安乐相互媲美。一乡之中，确实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于是顺天府判吴廷璋君来见我，请求说：‘洪孺人生于乙邜五月十二日，如今寿数已经满一甲子了；本忠君生于戊午十一月七日，曾因输送粮食赈济饥民而按恩例受赏，获得冠带荣身的待遇。他们有两个儿子，都能守成持家，一个叫俊杰。俊杰后来有三个儿子，某某的次子稚潭，就是他的女婿。稚潭来到京师，得到缙绅诗作若干篇，将要带回去在堂上致庆，希望您写几句话来申述作者的心意。’我与汪、洪两家交往很熟，又曾看过他们的谱牒，知道其文献传承的由来；还曾到过一次稠里和洪源，浏览那里的山川胜景，知道那里世代都有贤人显达于朝廷，也有长寿者在乡里闻名。我常常羡慕他们祖先留下的恩泽深厚、风俗淳厚，流传到后人身上，确实不可欺妄，正是如此。尊重年长者的道理通行于四代，庆贺寿辰的意义也由此开始。祝愿老人，有时说‘使您长寿’，有时说‘赐给公纯厚的福气’。贺寿之情见于歌诗，是感情不能自已的表现。古今之人虽然不能相互接触，但爱好德行的心、敬重长者的礼、赞美善人的义，难道会因时代不同而有隔阂吗？各位君子作诗赠给本忠君和洪孺人，称颂他们美好的德行，祝愿他们长寿永久，声调流丽宏畅，也可以说是善于颂扬了。而本忠夫妇的贤德，确实足以承当这些赞誉而无所愧歉。只是他们家族门第的源流久远而详细，各位君子出生在异地，也可能不能完全了解。因此我特意为这些诗作序，不以文字多余为嫌，使读者有所考证。赠编修吴君克温南归序 翰林编修、义兴人吴君克温说，他幼年丧母，由祖母抚养，才有今天。如今祖母年老多病，不能经常起居活动，他因此忧郁成病，不能承担入朝拜见之事，请求暂时离职回乡。诏令准许了他，但尚未出发，又有在讲帷供职的命令。有人私下议论说他不应离去，克温却坚持得很坚决。阁老以下的人固然竭力挽留，不能留住，终于还是出发了。靳君充道与克温同官，他家在京口，京口与义兴都属南甸；又与克温交情深厚，不同于一般人。他说我也与克温交好，请我写几句话为他送行。当初克温参加秋试，我承乏担任主考。那时南甸士人将近三千人，学习《尚书》的尤其号称多有佳士，而克温名列其中五六人。这五六人，按照平时的评价，都是第一等的考生。后来考中进士的有四人，克温也在其中，我因此暗自庆幸没有错失人才。与克温交往久了，知道他的为人实在美好，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他修饰自身，嗜好学习，常常怀着不足，想要继续进步、永不自满的心，所以被选入翰林任庶吉士。他因病请假离去，过了一年回到京师，授任编修，声誉日益宏大。谁料他竟毅然又有这次南归呢？士人得到一项任命，便计算日子领取俸禄来养活家人，积累官阶来作为自身的荣耀，总是害怕别人领先自己。克温凭借优异才华走上通达仕途，却两次因病离职，难道不是因为他看重义而轻视利，利禄不足以容纳在他的心中吗？开始就能谦让而不失其本心，后来又因利禄而获得更高名声，像刘清江所说的那种人是有的。至于克温，他第一次离去，是因疾病而实践敬重自身的道义；这次离去，是因祖母而实践尽孝的道义；一切都出于至诚的感情，没有别的缘故。他有所请求，一定要得到许可才罢休。君子大概正可由此看出他的为人，知道他所保存的美德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士人如果不能明白义与利的区别，就不足以谈论学习。理与欲的分别，就像黑白、净秽的分别，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士人若谨慎对待这一点，就会成为廉洁之士、吉祥之士、宽厚美善的臣子，君主可以依赖他，天下国家也会暗中受到他的恩泽。反过来，如果在功名场中有所成就，却违背这个道理，那是士人的耻辱。克温如今将进入讲帷侍讲，和群贤一同在馆阁中交游；他的学问会更加深厚，品行会更加成熟，世人所说的远大成就或许可以实现。他的病很快痊愈，祖母也平安无恙，便应抬头望着朝廷，立即启程回去，不辜负圣天子养育贤才、优待士人的恩宠；也借此显示君子敬身尽孝的紧迫心情。将来他的成就果然异于众人，这就是我对克温的期望。这就是充道君对友朋如此情意恳切的缘由。《澄江文集》序

译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泰和尹公先生已经辞去政务，退居在故乡澄江之上。门生弟子共同编次他的文章，题为《澄江集》，共二十五卷。门下士、进士吴君必显当时正任知县，接受文集并刻印。刻成后，恰逢考核政绩，他上京师，便赶来观看，奔走请求我作序，以便流传。我从头到尾诵读一遍，暗自叹道：‘盛大啊！皇明开国至今一百二十年，文化大为兴盛，作者接连出现，他们保存下来的篇章，确实足以装饰治功、弘扬道术。像尹公先生，当然是其中一人。然而如果不是他的才识高超、师资优良，又遇到通达的时运，本来就没有人能卓然成名于世。’尹公天生具有非凡资质，又以求学问道来充实自己，会试考取第一名，进士考入高等。见识敏捷、才干充足，常常想着以自身承担天下事务，从不作污浊卑下的姿态。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非常丰厚。泰和前辈如杨文贞公、王文端公以及梁伯庵、陈芳洲诸位老先生，尹公曾侍奉其中一些人，或私下以他们为师。又因任庶吉士而得以遍览宫中秘藏，与他交游的必定是一时才俊；对那些迂腐偏执的人，他认为不值得交往。他从众人那里得到的益处也非常广博。尹公在景泰、天顺年间任编修时，就已经有了声名。先师南阳李文达公首先器重并礼遇他。后来侍奉宪宗，任侍读，升为学士，又升为侍郎，历任两京、三部的官职，终于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加授宫保、尚书。到今上即位、访求遗老之初，尹公有所引退避让，获准辞职。他从皇上那里得到的恩遇极其隆厚。尹公的文章，最初在科举场屋中显露时，就足以名震一时、成为后进的榜样。他在经筵侍讲、史馆任职时，秉笔直书，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直到考核士人、议定国家礼制、掌管皇帝的诏令制度，他都能甄选善类、援引古典，使四夷畏服、百姓受惠。天下人固然有因具体事务考察他的言论而惋惜他没有完全施展的。然而他的成就以才识为根本，以师资传承，又逢通达兴盛的时代，卓然得到任用；如今把这些文章刻印流传，使人知道上天孕育人才并非偶然。他保存下来的篇章，将与前辈相互媲美，皇明文化的盛况也可以由此考见。吴君的功劳，岂只是没有辜负门墙旧谊而已？我想起成化丙戌年，已故永新刘文安公、眉山万文康公共同主持会试，尹公与今吏部尚书巨鹿耿公、已故礼部尚书南昌谢公分阅《尚书》试卷，而我也有幸被选中。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那些浅陋的章句不足以劳烦您奖掖提拔，而您对不肖我的期望又尤其不是其他士人可比。只是我在失意之后长期患病，学问更加荒疏，见识更加浅陋，实在不足以理解您的文章，何况敢用不丰厚的辞句置于文集卷首呢？向西南遥望西江，心中无限倾注敬意，谨作此序归还给您，借此略微寄托问候和敬意，仅此而已。赠云南按察副使谢君序 弘治七年夏天，吏部向皇上建议，任监察御史谢君莹廷献为云南按察副使。任命下达那天，有人啧啧议论说：‘谢君考中进士，任行人，又任御史，曾督察都城，巡行两浙盐政；他的才干宏大强健，可以询问军务，辅佐掌管财政的官员。出使湖襄，分巡京畿以北，他的风操气节清正峻厉，可以总理宪纪、掌管国家刑法。何况谢君以《春秋》学闻名，又任河南道事务，承担考核之职；他的文章优美丰赡，见识鉴别精明，可以主持校阅、执掌铨衡。当时的人才，大概屈指可数。如今却让他到万里之外的六诏辅佐外台吗？虽然官位是四品，服饰为金绯，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但对谢君来说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公论会怎么说呢？’有人回答：‘不是这样。天下的官职，应当为天下选择人才；一味替个人谋求便利，不是君子的心意。君子立身行事，被人知晓不欣喜，不被人知晓也不忧戚。如果说谢君受到人的知遇，那么他曾两次被拟任蜀中、山东的副宪，一次被拟任京府丞，只是没有援助而没有成功。如果说他没有受到人的知遇，那么他曾触犯权贵，被下入诏狱，众人害怕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他却不因权势而恐惧，上章申诉辩理，最终使事情得到昭雪。’ 由此看来，君子难道会因为仕途的远近、事情的难易而怏怏不乐、内心动摇吗？云南距离京师最远，险要之地与民夷杂居；自开国以来长期驻扎重兵，派遣世袭将领开设府署来镇压控制，时间久了弊端日益滋生，依仗地处偏远而使法纪废弛。如今要起而整治，使我朝百姓安居边地、整顿吏治，确实不是借助贤能的宪臣不可做到的。因此，当权者宁可不把您留在近而容易治理的地方，却让您到遥远而困难的地方去，大概正是出于为官职选择人才的意图吧？您应当能够体会这一点。凭着像您这样宏大强健的才干、清正峻厉的风节、优美丰赡的文章和精明的识见，功名会随着日子一同积累；将来调入朝廷、主持宪台，按照均衡劳逸的道理，再入朝辅佐天子，公论清楚明白，号称真正知人，您怎么能推辞呢？如果有所凭借而得志便欢喜，有所顾虑而逃避困难便忧戚，都是您的耻辱。谢氏是我们新安的著姓，居住在祁门的，世代以衣冠诗礼相传；自中古以来，您叔侄兄弟中通过科举、取得魁选的有七八人，从谢方石先生门下出来的也常常显达于当时。您与我尤其号称知己。我正想以朋友身份辅助您，但形势不能把您留下。于是乡居京师的人共同为您饯行，我特意把听到的情况编次成文，作序赠给您。赠方君出任济南府知府序

译我的朋友方君维新，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授任临海知县；过了六年才被召回，任太仆寺丞。任太仆寺丞不到六年，又因吏部请求而升任济南府知府。凡是我们新安人在京师的，都为维新获得这项任命而高兴；他上路之日，当然不能没有赠言。职方黄君硕夫来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他的话反复申说其中情意，殷切得仿佛不可更改。但他大概并不知道我和维新的全部交情。我与维新交往二十年，敬重他的为人，难道竟吝惜一句话而不给他赠言吗？维新任县令时，治理成绩非常卓著，只是被权贵阻挠，仕途停滞而守志不改。他辅佐群牧时，更加竭尽心力，曾经列举十多件可以停止或改革的事情上奏。既不损耗马匹，也不使百姓疲困，声望显赫，日益上升，如今获得这个任命，才稍稍得到振作。大概他的仕途停滞时不因此忧戚，振作时也不因此欣喜，只随自己能力所及，实行自己的志向，力求不失去属于自己的本分，这就是君子之道，维新正具备这一点。这样看来，哪里还需要借助我这不丰厚的辞句来增加它的分量呢？不过，济南是山东的首郡，辖有四州、二十六县，属吏将近千人，户口以数十万计，不像从前治理一个县那样可以亲眼看到、坐在那里处理。济南这个地方，有亲王国在这里，三司在这里治事，朝廷内外的重臣奉命开设幕府来控制一方；吏治、民间疾苦、学校政务、军务、刑狱、营造，以及各种文书、钱粮的数目，庆典、会集、祠祀的礼典，传呼召集、厨传供应的事务，纷纷堆积而来，每天都没有空闲，又不像从前只考察牧马一件事那样可以专断而独自办成。维新对此也将警惕地思考，寻求足以副其升迁而不感到惭愧的办法吧？古人创办事业，贵在善于推类。大《易》教诲人，首先就是触类旁通。维新曾经发挥自己的才力，在治理县邑时得到一次验证，在考察牧马时又得到一次验证，都有明显成效，不是那种一时侥幸获得虚名而没有实功的人可比。既然如此，治理一个郡府，也如同治理一个县；处理百般事务，推而广之便有依据，触类旁通而无所阻碍，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什么地方不能处理、什么官职不能胜任其责任呢？将来总理晋地的藩、臬事务，入朝辅佐政务，这条道路也不过如此罢了。有人怀疑维新才刚刚稍有振作，赠言者便立即这样期望他，这不是责备并勉励善人的道理。其实又不是这样。古代诗人宴享时歌颂人物，大多以福禄为辞，并不是希望他富贵，而是希望他的志向能够实现。我之所以不敢吝惜这些话，黄硕夫认为可以吗？那就请您把这些话遍告给我们的乡人，并把它写下来作为赠给维新的文章吧。庆贺丰地李翁七十寿序 丰地本是徐州的大县，有许多旧族，而李氏是其中最著名的。李氏宗族中老人既多又贤能，而应祥翁是其中最著名的。翁年幼时失去父母，侍奉继母，以孝闻名。他靠俭朴勤劳起家，终于富足，却仍崇尚清简。读书守礼，与当时的名士交往来增益自己。凡是古今图书和墨本，他一定重金购买，放在座右。有空时便穿深衣、戴幅巾，焚香煮茶，时时展开阅读，仿佛在与古人交友。他曾开仓赈济饥民，按恩例授予七品阶，待遇如命士；又让儿子云、孙子鼎升都成为学校生员，督促教导得非常用力。因此丰地无论老少，都知道翁是贤人，而他的年龄已经七十岁了。鼎升入太学时，因为路远不能登堂拜寿，便求得各位缙绅的诗作，准备带回去祝寿，请我为之作序。古人所以庆贺一个人的寿辰，并不只是因为他经历的甲子多，大概是因为他有值得庆贺的实际德行。以今天看来，一乡之中难道没有七十岁的老人吗？但如果品行不敦厚、名声不美好，又凭什么来为他庆贺呢？所以李翁一生固然未必有特别突出的行为、卓绝的名声，但君子为他祝寿，是因为他确实有值得庆贺的德行。由于孝顺，悖逆乖戾不会发生在自身；由于俭朴勤劳，奢侈僭越不会出现在家中；由于结交名士，亲近谄媚之人而疏远正直之人的风气就会消失；由于喜好图书，声色享乐就会被排除；由于有赈济饥民的心，便没有吝啬之意，施舍也广泛；由于有教育子弟的用心，便没有放纵娇养的习气，所培植的影响也长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他各方面的品行既然如此，享有古稀之年，在山林田野之下享受太平之乐，比得上古代在康衢击壤的老人，得到君子的称颂，不也是可以的吗？根本牢固，枝叶就茂盛；实际厚重，声名就宏大，这是常理。我知道李翁七十岁只是开始，他将逐渐进入耄耋之年，达到期颐。因乡射礼而端坐大宾之席，遇到养老的诏令而接受肉帛的赏赐，使行善的人受到更多劝勉；那时他将不只成为一家一乡所称道的首善。何况他的子孙都凭经术奋发，将来有人出仕、考中甲科，在盛世取得显著功业，使人称道：‘这是丰地李翁的儿子，这是丰地李翁的孙子。’那时翁的心情更加怡悦，身体更加康健，名声更加彰显，君子称颂他的理由也更加充分，大概将有不止一篇文章来记录他的后世，而我的话只是为此预先打下基础罢了。《秋江别意图》诗序

译太平人黄君汝彛任休宁县学司训九年，将要上京师考核政绩。县人胡静夫、汪克成、詹存中选取休宁的景色，分成十二个题目，绘成《秋江别意图》，各作一首诗为他饯行。来信请我作序。我过去被放逐南归时，结识汝彛，与他交往了三四年。汝彛性情高远旷达，大概不能苟且迎合，却独独善待我，极其喜爱诗歌。凡是闲居抚览景物、抒写胸怀、酬答外物，都寄托在诗中。休宁山水优美，县北的松萝山是胜景，丝毫不比兰亭逊色；县西的齐云岩尤其奇绝，可以与武当山相抗衡。县东有古城岩、石门天险，差不多可比仇池；县南纹溪的水清澄碧绿如带，沿溪上下，有石人峰、落石台、玉几山等可以登临、涉水、垂钓、游赏的地方，美景多得无法形容。我的别墅在南山，学舍在枫林原，相距很近。汝彛和我常常乘车骑马，有时坐竹轿、驾小船，饮酒赋诗直到一天结束。又有静夫、克成、存中三人，和我们一起在水云山月之间忘情放纵、寄托傲意；渔夫樵子往往看不起我们，但我们心里以此为乐，不知自身正在被放逐、受尘世羁绊。我被召回朝廷以后，庆幸汝彛将要到来，又想到静夫等人还在故乡山中；所以为他们的诗作序，难道不是因为我与汝彛交情深厚吗？人活在世上，大多苦于没有朋友，并不是确实没有朋友，而是互相吞噬、争斗的人太多，感情便有不敢尽情流露之处；交往过于严肃，心意又有不能融洽之处。所以即使交游遍天下，号称相知的人也总是很少。像我与汝彛这样，大概可以称为朋友了。同时交游的静夫、克成、存中，也都雅好山林，可以同他们结社而不感厌倦；难怪他们写下这些诗，抒发临别时缠绵的情怀，不忍心让汝彛离去。汝彛是已故侍郎黄世显的侄子，受到大司成谢方石先生的知遇，在休宁以善于教育闻名，从他门下出来的人多能考取首选。如今他来到京师，吏部将按名册提升他，或者有人了解他而荐举他；他的诗也将得到在世间施展的机会。这样看来，歌颂圣德、配入管弦，和善于言辞的人并立，歌唱一代盛世，这难道不是我和诸位君子对汝彛的期望吗？送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序 我承乏担任史官时，曾伏案阅读金匮中的史书，考察得知我朝孝慈高皇后以美善圣明的德行，向上辅佐真主，成就万世基业，教化远及海边，可以与任姒相比。我又曾奉诏回乡省亲，途中住宿宿州闵子乡孝丰里，看见大字题写的‘徐王坟’匾额，便下马恭敬行礼，又诵读《尚书》中陶凯所撰的碑铭，知道我太祖高皇帝感念徐王早生圣女而没有其他儿子，便把祭祀之事交给有关官署。我又听人说，徐王的祭祀实际上由武氏主持，但没有了解到详细情况。弘治甲寅年冬天，有人请我作文章赠给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腾霄，我才知道事情的始末：武氏先祖中有名原的人，与高皇后有姻亲关系；明朝兴起初期多次跟随征伐，被授为武毅将军。到他的孙子武戡时，便任徐州卫指挥佥事。于是朝廷命武氏子弟中名忠的奉祠，名聚的任祀丞，隶属太常，守护徐王祭祀，那是洪武已已年。太宗文皇帝曾巡行北京经过此地，又寻找武氏后人，找到名贵的人承继武聚，历经定、闳到腾霄，已经三代了。腾霄因牵连误事而被罢职三年，今年夏天到宫阙前自陈，皇上怜悯他祖先的功劳，特许他恢复官职。所以过去与腾霄交好的人向我请求，我才得以听到这些详细情况。古代拥有天下的帝王推施恩泽，逐渐由亲及疏；何况圣后的先祖有开创祥瑞、孕育秀异的功劳，却不能在生前享受一天奉养呢？所以我高皇帝承受天命登上帝位，首先厚待亲亲之伦，推恩于徐王，又由徐王推及武氏，与古代帝王遵循的是同一道理。祀官的品秩相当于中士，但受到的恩礼格外优厚。他们有田地收入，有众人替他们耕作，有猎场可以养牲畜，有林木可以供薪柴；虽说这些是为祭祀的需要，实际上由祠官总管。上公的尊贵、外戚的显赫，也没有能超过他们的。那么武氏后人应当怎样做，才可以说是报答恩德呢？应当谨慎洒扫，洁净牲畜和祭器，从心里体会我高皇帝推施恩泽的盛大心意，而不敢放纵。又要利用闲暇教训子弟，使他们学习诗书、遵守禁令；让居家的人不违犯法令，做官的人不误用荐举，享受太平之福，悠然生活在衣冠礼乐之乡，那即使说他们与国家共享安乐也可以了。腾霄应当努力啊！我正任太常，又兼掌前代史实，听到这件事很高兴，也乐于称道，所以写下这篇序交给他。请我作文的人名叫何姓而玉名；所谓善待腾霄的人，参加饯行的有武安侯郑英以下若干人。送都阃徐弘范南归诗序

译佐理浙江都阃事务的兴徐君弘范，是今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谦斋先生徐震器的儿子。今年秋天，他带着儿子文焕来到京师探望先生，正赶上先生接受诰命，加授三代勋衔，都是一品。先生随即又奉命晋升三孤，像往常一样总领百官、参与机密政务；而子孙一同前来侍奉饮食，左右承受非同寻常的恩宠，享有无可估量的庆幸，羡慕赞叹之声传遍京城，几乎是近来未曾有过的事。过了些时候，弘范向先生请求南归；词林中的人各自作诗叙说他的行程，我退下来赶写此序。先生以醇厚的德行、端正的学问侍奉三位圣主四十年，政治革新之初进入内阁，处在宰辅之位，使英明天子安然接受成就，而先生从不把功劳据为己有。他心胸宽广，正召集众多正直之士，广开四方耳目来培育君德、惠及百姓；对家事一件也不挂心，因为弘范替他承担了儿子的责任。弘范从小努力学习，聪慧明悟超过常人，也想着有所作为、显露才干；适逢先生把家政交给他，于是不再专心参加举子考试。他曾多次开仓赈济灾年，救活了很多人，朝廷也嘉奖他。正因为有这些，弘范在京师任官时常常感到不安，急忙回去督促耕作、奉守祖坟，以此减轻父亲的忧虑。他遇到别人时尤其退让回避，像晚辈见长辈一样，恭敬谨慎，不敢自认为身份尊贵。像这样，虽然也有他自身资质美好的原因，但出自家庭训导的美善，难道是寻常情理所能达到的吗？何况这次来京问候先生的起居，亲承先生的声音教诲，他从先生身上得到的可供观法学习的东西更加深厚。先生高兴弘范能够继承家业、可以把全部力量用于公事，对他的教诲也更加周全。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凭借浅陋的文字来喧嚷呢？不过我私下听说，袁闳到官署探望父亲时，来去都没有人知道；柳仲郢甚至不敢以父亲幕僚的身份与父亲抗礼；范纯仁继承父亲的志愿，用麦舟救济别人。志向高尚、以古人为友的人，不应忽略这些事。弘范所建立的品行似乎已经接近他们；文焕年纪日长，器量日益宏大，如果把他所得的一二分益处再加以努力，进一步成就美德，也用来勉励自己的儿子，使先生再次见到他时得到慰藉，岂不是赠言者的心意吗？词林诸君子每天跟随先生之后，仰望并体察先生的心志：对于袁彭城的清廉耿介、柳山南的风范操守、范文正的功勋谋略，必定要追随他们而与之同道。因此借弘范南行这件事乐于称道这些，令荆溪人诵读这些诗篇，想见一时慈爱孝顺的盛况；希望这种道德承传和风教的益处将来大有作为，岂只是敦厚世交、叙说离别而已。樊母贾孺人七十寿序 驸马都尉樊公的母亲贾孺人，到了今年弘治甲寅年满七十岁，清健无病；季秋二十五日是她的生日。凡是身份尊贵而佩金貂的人、贤能而列于荐绅的人，以及姻亲、亲戚、同僚，登堂祝贺的接连整月；乡郡中的庆贺又更加厚重。于是鸿胪司宾贾君、锦衣千户季君，认为我也与樊公交好，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但我曾经作过一首诗，题为《南山图》，已经为孺人祝寿，怎么可以再作呢？我推辞，他们又说：‘诗篇简约而序文繁多，繁多正是为了表达隆重，请您一定不要推辞。’贾孺人出自安阳，是已故兵马副指挥樊公的妻子，有五个子女。都尉公排行第三，出生时极其俊伟，孺人认为奇异，说：‘这个孩子一定能使家族显大，但不学习是不行的。’于是送他入学读书，聪慧颖悟、才思敏捷，见到他的人都估量他将来有大才。恰逢他被选中迎娶英宗广德长公主，驿站召孺人来到京师；她入朝拜见两宫，皇帝赏赐金帛以使她身上荣耀，赐给第宅以安置她的居所，颁发诏令褒扬她的德行，恩宠礼遇接连不断，旁观者纷纷赞叹。然而孺人不因尊贵而懈怠勤劳，不因富有而改变俭朴，对都尉公的教导反而更加用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都尉公每天跟随各位老先生讲学、学习诗文，执守礼节更加恭敬；他的声望在当时的勋戚中居于前列，于是受到选拔，掌管禁军，入宫值宿，侍奉经筵，接受心腹重任。上天赋予人非凡的资质，又把非同寻常的富贵给予他，这种情况哪里常见呢？只是要培养成就他的德行器度，使他承受光荣恩宠并把福泽发扬下去，其中孺人的慈爱训导确实有不可抹杀的作用。都尉公奉养母亲极其孝顺，又善于侍奉兄长；教育自己的子侄，拒绝纨绔绮丽的习气，而让他们学习诗书、遵守礼法。长子琦，次子瑶，虽都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秩，却都循规蹈矩，像儒生一样。孺人因此感到快乐，更加得到长寿的吉祥。经历的日子多达四百二十甲子，并逐渐迈向期颐之年，福寿还没有止尽，难道可以不庆贺吗？从前西周盛世，诸侯、大夫的妻子中贤德的，多在《国风》中得到赞美；母亲长寿之事也有一篇颂诗专门记载，确实因为王道教化一定从闺门开始，所以圣人选取这些事写入经书，留给后世作为教训，光明显著。像贾孺人这样，妇德美善，母仪尊严，生逢我朝历代圣主道德教化逐渐普及之后，享有高寿，又像这样享受儿子的充分奉养；用古代诗人的遗意来作文祝贺，难道不是很接近了吗？难道仅仅是出于乡亲桑梓之间的私交和喜爱吗？我的文章一向被认为鄙陋拙劣，虽然依据诸位君子的请求而把辞句写得繁多，也不能超出《南山》诗所题写的意思；这样看来，只是显得多余罢了，又哪里足以表达筵席宴饮中的欢喜和隆重呢！《古林黄氏续谱》序

译我乡的大姓，一定要用其居住的地方来标明自己；那些不以地名为姓的，不必问也知道是小姓。因为姓氏一定依托于土地，君子便有所凭据而联姻，小人也有所依靠而得到庇护；但若不是数百年聚居，并且有道义维系，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自魏晋以来，按照门第和乡里取用人物，确实有封建遗意；然而中原战事频繁，即使是崔、卢这样的大姓，以及朱、陈这样的土著，如今也已不知道他们所在何处了。江南地势险僻，不是适合用武的地方；我乡又多深山长谷，风气聚集而不消散，人们习于礼义而重视安土重迁，所以大姓比其他郡更为兴盛。古林的黄氏，就是其中之一。黄氏的先祖元集，曾任晋代新安太守，开始在郡中定居；他的第四世孙碧璇居住在郡中的黄墩，碧璇的第十世孙益谦又迁居休宁西涌，他的孙子文■〈日上永下〉便是古林黄氏的先祖。自元代以来，我乡先达认为程颢、程颐、朱熹三位大儒都是本郡人，因此仰慕圣贤之学，不轻易出仕；黄氏的先人也多曾与他们交游。文■〈日上永下〉的第十四世孙伯固，以《易》学著称，朱风林学士称他为可敬的朋友。伯固的堂弟君启，跟随江明安先生学习，与东山赵征君交友，又在师山郑公处受馆教，师山多次称赞他。君启的三个儿子都能继承他的学业：子运跟随风林学习，尤其以品行和义行著称；他把祖产让给弟弟子中，自己开辟后园居住，供学者求学，人们称他为后圃先生。东山著有《春秋属辞》等书，子中参与了校订。伯固的孙子叔宗也跟随风林学习，开始亲手编纂《古林黄氏族谱》，由汪蓉峯司直作序，那是洪武庚戌年。当时江南刚刚脱离战乱，百姓尚且不能自给，而叔宗却专心致力于尊敬祖宗、收拢族人，他的志向实在长远。可惜益谦以上的旧谱已经失传，叔宗也无法将其记载下来。到现在又过了一百多年，云孙后裔日益繁多，于是后圃的曾孙世瑞，依据父亲景高的志愿，重新编纂族谱。世瑞不认为自己的谱本已经完备，出外向四方求证，得到浮梁黄氏收藏的黄墩旧谱，才得以上溯源流，考得益谦以上三十二世；下推后代支流，凡子孙后出的后裔也都记载其中。总计五十四世，以小传详述一族的行实，附录备载一家之言。这样一来，古林黄氏的族谱大概没有什么遗憾了。世瑞请我作序，我一向很看重世瑞的品行、学问和见识，曾经前往古林拜访他。我看见那里的山色苍翠，耸立在面前；听见那里的水势浩荡，流向东方，便说：“这确实是山川的秀美之气聚集在古林黄氏先人身上的缘故。”向南望去，是璜源的吴氏；向北望去，是会里的程氏；向西望去，是斗山的程氏；向西南望去，是大畈的汪氏；向东望去，是商山的吴氏；向东南望去，是汊口的程氏，于是又说：“这些确实是大家巨姓，与古林黄氏相互扶助而立，共同以师友相交、以婚姻相通的家族。”然而考察他们的先祖，验证他们的后代，没有不是由于祖宗积累学问、累积德行，才使家族兴盛；也没有不是由于子孙遵循德行、继承先业，才使家族长久。既然如此，修订族谱，难道可以不知道根本吗？唉！今天的祖父，就是前一天的子孙；今天的子孙，就是后一天的祖父。若能亲疏有别而共同崇尚孝敬，谨慎守护祖坟，奉行诗书学业，使门第传统不至于坠落，那么这部族谱大概就不会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器了。古林黄氏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宪副朱公与孺人王氏同寿图》诗序。《偕寿图》一幅，附诗若干篇，是工部屯田主事祝君萃、李君堂请人创作的，用来赠给他们的长官、员外郎朱君恩。朱君的父亲宪副公今年七十九岁，母亲王孺人八十岁，二人都安然健在堂上；员外君远在京师任职，所以同僚们依照他的心意作图作诗，以表达远方的祝贺。古人对于父母的年岁，不能不知道；孝子珍惜父母在世的时日，于父母诞辰计算寿数、为之庆贺，大概就是从这种做法开始的。父母长寿，当然不能不庆贺；何况他们既贤能又尊贵呢？宪副公由进士出身，授官监察御史，历任山西按察副使，在内外任官二十年，年过五十便辞官归去。他通晓练达的才能、清廉谨慎的操守、恬淡退让的节操，至今仍为人称道。王孺人以大族贤女的身份嫁给宪副公，天性贞洁贤淑，治家俭朴勤劳，实在与宪副公相互匹配而成就彼此，携手同老。他们如此尊贵而贤德；又有员外君能够奉养双亲、继承他们的志向，在科举中取得佳绩，任职六部，使家传的诗礼传统不衰。他既贤能又有贤能的后代，也到了这样的程度。难怪诸位君子要彰显他们的高寿，为他们作图、作诗；这难道不是大家共同具有的尊老尚德之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吗？起初，祝君倡议此事为宪副公祝寿，不久便被荐举去治理江南水利，不能完成此事，于是把责任交给李君，我也长期未能重新办理。如今到了孟冬，员外君忽然奉命到荆湖册封亲藩，因而有经过家乡的便利；从前所作的图，本来是为了向他远方的父母致贺，如今终于可以亲自到父母膝下拜寿了。龙章凤节照耀乡里，山川草木也显得格外荣美。东吴的老人捧着酒杯前来祝贺，年轻人拿着几案和手杖，恭敬地侍立等候；人们仰慕他的德行，受到风气感化，整月都没有停止。我知道宪副公夫妇因儿子能够奉养自己而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康健，即使由此进入期颐之寿，成为一乡的人瑞，也并非难事。宪副公的诞辰在九月十四日，孺人的诞辰在十二月十二日，恰好与使者归来的日期相合；而我的拙作写得迟缓，似乎也有所等待，未能偶然合适，所以姑且先把它写在图额之前，并替员外君申述珍惜父母在世之日的孝心。庆贺沈母太孺人蒙受恩典并享高寿序

译中书舍人沈君冬魁因任职三年考核优异而蒙恩，接受诏命，追赠他的父亲隐德府君为征仕郎中书舍人，追赠母亲陆氏为太孺人。当时太孺人七十二岁，因迎接儿子奉养而来到京师。凡是在朝廷任职的同乡，都为沈君有母亲而高兴。大家将要共同庆贺此事，便把作序的任务交给我。我私下听说，喜好德行就会得到福祉，这是《箕畴》所陈述的道理；玉瓒盛着黄流酒，则见于《诗经》雅诗。意思是说，福禄赐给一个人，是上天所授予的，但上天一定把它赐给安详、和善、美好、贤淑的人，并非人可以侥幸求得。太孺人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她贤明贞惠，侍奉祖母以孝顺闻名。长大后嫁给隐德君，能够尽到恭敬谨慎之道；不幸隐德君早逝，留下两个孤儿，她又竭尽全力侍奉婆母，婆母在世时尽心奉养，去世后尽礼送葬，持家教子，使丈夫的事业不致衰落，人们都称赞这件事很难做到。陆氏是阜城的大族，太孺人的叔父都宪公、宪副公以及她的弟弟宪使公，先后考中进士，出入朝省，声名显赫、仕途通达，家法也更加完备。太孺人常常谆谆勉励中书君兄弟说：“如果不努力学习，怎么能达到今天的地位？”中书君恭敬谨慎地奉行教诲，于是考中高第，成为皇帝近臣；他才华清俊、器识卓越，在当时十分突出。君主的恩典和上天赐予的长寿，太孺人如今兼而得到。在一乡之中寻求这样的人，难道很多见吗？这当然应该庆贺。有人说：“七十岁的老人，世上难道没有吗？因三年考绩而颁发恩命，又是常有的典制。”我说不是这样。《箕畴》所陈述、《诗经》雅诗所歌咏的，正是说一个人具有安和淑善的德行，然后才配享盛大的福禄和耄耋之寿。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君子便认为那是侥幸获得；即使有寿命和恩典，又有什么可取呢？像太孺人的德行，实在美好！她受到龙章奎画的褒奖，穿上翟冠霞帔的服饰，清健康宁、宽裕安泰，巍然安坐堂上；这不正是传记所称的归结于极盛、趋向于五福，而黄流美酒不倒入瓦器的情形吗？何况中书君的名位日益升进，太孺人的恩典和寿命也随之增长，将从如今的封赠逐渐登上高品，由七十岁安然渐至上寿，使乡里观看的人羡慕，听闻的人振奋；福禄、荣誉和声名与陆氏相辉映，大概不只是使家族光耀远播而已。既然如此，乡人的庆贺难道不正是从这里开始吗？我没有什么才德，但与宪副公叔侄一向往来，中书君又是我所器重的人，所以特意叙述此事，作为举杯祝贺者的先导。《潞州志》序 彭城人马君任潞州知州的第二年，搜求州中的图籍，阅览后得到两种抄本：一种成于永乐年间，一种续成于成化年间，大体上对近事记载详细，对远事记载简略。文字粗俗而不雅，事情杂乱而没有条理。马君私下以此为忧，于是召集五名科举贡士，与学正、桐城人刘崧一同从各部史书和别集中旁搜博采，凡涉及潞州的事情，全都检索记录下来，亲自删削订正，编成若干卷。他翻阅资料的辛劳和编次取舍的审慎，大概是竭尽日夜之力才完成的。马君因为我一向与他友善，急忙备好副本，派人送信到京师，请我作序并刊刻流传。图籍对于世人的帮助，历史上由来已久。《周礼》中的外史掌管四方之志，土训掌管以地理告示君王，诵训掌管以诵读古训告知政事，并使人了解各地风俗。当时作为君上的人，大多明白熟悉天下事务；德业能够隆盛，是有原因的。后来训官、史官的职掌废弛，便没有什么可以考证了。然而各地疆域的图志、粮食财货的书籍、人物事迹的记载，在后世不可缺少，这本来就是周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吧？潞州据有太行，踏临蒲津，号称天下的脊梁；物产不缺，尤其所产秬黍足以招致大和、确定古乐。前代曾经把这里设置为军府。我朝设置州治，统辖六县，曾建宗藩大国一处，封国十多个，大概是山西的巨郡。豫让的忠诚，鲍永的孝行，任敖、李抱真、王彦的功勋事迹，都鲜明地留在人们心中。至于凭借高龄德望而位居丞疑、辅佐兴盛国运的人，如杜斆先生，更是其他州所没有的。像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图籍记载，使文献残缺断裂，让著名郡州等同于偏僻鄙陋之地，这是谁的责任呢？马君的志书完成后，潞州作为郡的声名更加显著；大概因为它文辞畅达，事实核实，后来在这里做官的人可以依循它治理政事，在这里出生的人可以以其中人物为友而求学。不仅如此，邻近州县得到此书而阅读，体会马君的用心，各自为本地编纂图籍而流传，那么将来朝廷之上设置一史、二训等职官，便可以帮助我们的君主全面了解各地物产丰歉、民风善恶、人才盛衰，考察事情的原委和改革的依据，谨慎行礼、体恤百姓，节省财用、养育士人，使德业的隆盛可以比拟成周，岂不是圣王求治的一项助力吗？马君可以说是知道当前最要紧的事务了。马君名暾，字廷震，以乡贡士身份居家奉养父母，曾编纂《徐州志》若干卷，初次入仕时任蒲州知州，后来改任潞州知州，所到之处都以公正勤勉、治理爱民闻名。这五个人是：李玺、李壕、牛良、李堂，在乡试中举；王卿由国子监贡出，都是潞州人。《篁墩文集》第三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第三十三卷 （明）程敏政撰 ○序 《辞金诗》序

译弘治庚戌年秋，占城国王古来言：“从前安南国王不行正道，接纳我的叛将并帮助他作恶，夺取我的国土，把它授给他，假借天朝的封号。我无处投命求救，幸赖先皇帝的大恩，把这件事交给都宪屠公办理。屠公不嫌弃我国鄙陋，越过山岭海洋察访事情原委，采纳众议，把册封诏书和印信交给我。”我写信告知安南，责备它不能体恤邻国的道义，揭破它的奸谋，说明逆顺之理。安南从此不敢放肆逞凶，我得以返回本国，才有今天。这全是圣明天子的盛德和屠公的功劳。我上表谢恩之外，另备白金若干锭、黄金器物饰品若干件、异香及番地物品若干盒，托使者送给屠公致谢。冒死上请皇上裁决。”皇上嘉奖他的诚意，命令屠公收受。屠公坚决推辞说：“安抚远方的仁德、接续断绝国家的义举，都在圣明天子。我有什么功劳呢？”皇上不准许。屠公又恳切辞谢说：“我没有才德，身为都察院长官，却收受外国的金银，这以后凭什么率领属下、昭示四方？”即使皇上的诏令再次传来，屠公也不敢奉诏。皇上知道他的志向坚定，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把这些礼物储存在礼部，以备外国使臣的需要。于是士大夫间流传此事，纷纷称羡，把它写入诗歌，积成一部大编，推请我来作序。我曾经读到屠公辞却金帛的奏疏，看见圣上谆谆告诫，起初命他接受，最后却听从他的辞谢，不禁整衣肃容，叹道：“美好啊，这不是前代君臣所能比得上的！”从前汉代陆贾出使南粤，接受赵佗的馈赠，装在囊中的有千金，其他物品也相当多；回来后没有提及此事，高帝也没有追问他。宋代赵令接受吴越送来的瓜子金，宋太祖即使不知道这件事，也命令他收下，同样没有听说他极力辞谢。这样看来，谋划国事的功劳虽然伟大，但端正自身的道义却有缺失，这难道是尊重名节、向天下显示仪范的做法吗？屠公任侍御，历任都宪，多次担任重要职务，接受重大托付；他的见识足以察知细微变化，才干足以应对变故。若论陆贾的学术、赵令的功勋谋略，屠公大概都具备；但在辞金一事上却超过他们。远近士大夫仰慕屠公的清廉风尚，也为圣明天子成全大臣美好的谦让而高兴，歌咏此事，使廉洁与贪婪的教化可以有所期待，使《伐檀》那样的讽刺诗不再产生；这确实关系到风俗教化，成为后世美谈，不能不流传。我与屠公同年考中进士，相互了解很深，所以不因文辞浅陋而推辞，写下这篇序。屠公名滽，字朝宗，世代居住四明，如今官任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他身材魁梧、胡须伟岸，秉持气节，远远望去便知道是重臣和辅弼之才。《端友斋录》序 《端友斋录》一编，是现今锡山人盛虞舜臣所作。舜臣曾得到上好的端石制成砚台，取钟鼎和黼黻的形象，共有四类。给它们命名后，又清洁一间屋子来收藏，题名为“端友斋”。他又摹刻它们的形状，汇集所得的传记、铭文、诗歌等，刻在枣木上流传，请我作序。大凡诸位君子用来阐发“端友”含义的说法，大体都已完备；我过去也曾为舜臣的一方砚作过铭文，还能再增加什么说法呢？从前米南宫外出，看见奇石，便穿好袍服、持笏向它行礼，称它为石友。舜臣如今正凭借文章书法供职于礼部印局，他对这些端石如此专心，大概是有所仰慕吧。然而《录》中所载，各人的说法各不相同，这难道不是诸位君子为了亲近舜臣、扩大他的志趣见识吗？有人说：“钟鼎是用来象征饮食的，黼黻是用来象征服饰的，若不是盛德之人，不敢承当这些名号。把这些名号加在器物上，又称它们为朋友，就近于僭越而且穿凿附会，可以吗？”这话不对。舜臣的意思，是因为端石有“端”的名称，又有坚贞的德性，所以取钟鼎、黼黻的形象；这是希望增益自身，并借此教化世上像逄蒙那样的人。说它僭越而穿凿，实在过分了。有人把砚台称作“陶泓”，封它为即墨侯，使它安然享受人的称号，又假借命名而赋予它德行和权力，那又该责备什么呢？有人说：“内心充满仁义的人，不愿意像凡人那样追求肥甘；享有美好声誉的人，不愿意追求外在的文绣。恐怕那些根据名义追究实际的人会误解，反而抚弄这些东西，认为端友根本不屑于此。”端友究竟屑与不屑，别人哪里知道；但舜臣的心意却可以知道。又有人说：“舜臣如果想教化世人，那么建屋收藏它们、作铭文配在旁边，就够了。何必刻在枣木上广为传播，长久保存这种嗜好呢？至于命名所取的意义，又何必费心讨论？”这也不对。古代君子把玉佩带在身上，士人无故不离开琴瑟，是怕内心放纵而失去性情的修养。端石产自端州，价值可比美玉；用它制砚，使它长期用于书写简册。这样从亲近自身的角度说，它和玉、琴瑟一类，哪里只是像米南宫那样姑且把一块石头当作朋友呢？唉！酒令、棋谱之类的东西，纷纷制作出来向士人出售，世间也有人乐于诵读它们；舜臣有这种嗜好，难道不是好得多吗？我因此为他的《录》作序并使之流传。即使把这种说法比作谈论郢书、听取呓语，终究也是教化世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为了成全他的嗜好才替他辩说。《为前侍御黄公祝寿序》

译黄公用逊退休后居住在芜湖的驿矶，已经三十年了。弘治辛亥年，他满七十岁而且身体更加康健。乡里的后辈都想向黄公致贺，商议后认为需要我写几句话。当时我被放归新安山中，没能完成。第二年我回到朝廷，他乡里的国学生郑文博通过庶吉士胡仲光来见我，再次提出请求说：“这是黄公的志意。”我答应了。又过了一年，文博出任濳县县令，请求更加恳切，说：“黄公已经七十四岁了。”我于是惶恐地说：“我没有才德，和黄公同出于畿南，向来敬重他的风节；又承乏任史官，对黄公的事迹了解得很详细，难道能不写几句话来满足尊老尚德者多年的愿望吗？”黄公考中进士，授官御史。景泰年间，他上书论事，获罪后贬为营山县典史，稍后升任安岳县知县。英宗复辟时，起初录用旧日忠臣，许多被废黜者重新起用；而黄公正逢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才仅仅得到督府都事之职，仕途也渐有起色。可是黄公又将上疏弹劾当权者，于是被诬陷，贬谪戍守边地，长久不得归。当权者败亡后，他才因大赦恩典获准致仕，返回故乡。回来后有人劝他自行申诉、洗雪冤屈，他笑着说：“我难道做过这种可耻的事吗？”如今侍御刘君廷式任芜湖知县，在江边为他建造清风楼，以彰显黄公的高尚节操。阁老琼山先生亲自记载了这件事。黄公性情刚正，又以学问修养辅佐自己，所以一次被贬官、再次被贬去戍边，声名虽受挫而志气更加昌盛，身世虽然困穷而节操更加严厉。即使拿他与古代掌管纠察的正直之臣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只是上天生育万物本来就极不相同，但盈亏消长的规律常常默默存在其中，不让任何一方过分胜出。南山的松树，操守凛然，历经冰雪也不稍稍改变；所以若被任用，它的材质足以入选明堂；若不被任用，它也能享有千年寿命而不凋谢。哪里是那些柔弱脆嫩、纤细娇艳、一经摧折便枯萎的草木所能相提并论的呢？黄公正是这样的人。黄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是用人不当造成的，不是上天的过错。如今他登上耄耋之年，享受山林生活的福气，又快乐地接受子孙奉养，使善人受到鼓励，使强横不义者知道畏惧，这是上天的安排。世上谁能阻止他呢？新安和芜湖相距不过如东西两家邻居，然而我乡子弟往来各处，必然会经过那里。将来我辞官南归，应当到黄公的驿矶拜访，在楼上举杯，听黄公高论，并且要问黄公：“我的文章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您竟然如此坚持要它？”然后我们在山岩沟壑之间拍掌相庆，订下晚年相交的盟约，可以吗？黄公自号养素，诞辰在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两个儿子，名瑞、琰，都能继承家业。有五个孙子，名鹏，是儒学生，继承祖业。《庆贺太守涂公七十寿》诗序 宁国太守涂公恒孚致仕后居住在丰城里的宅第，已经十多年了。到了弘治乙卯年春天，他的大儿子监察御史君奉皇帝诏书到广东办事，二儿子兵科给事君奉皇帝诏书到四川办事，约定第二年事情办完后一起回到故乡。而涂公正好七十岁且安然无恙，两个儿子得以亲自奉上一杯酒，在父亲膝下行拜礼，表达珍惜父母在世之日的孝心。于是士大夫们都以他们的行事为荣，多作诗赠给涂公。给事李君汉曾经在太守门下受学，便拿来请我作序。我一向认为，人得到长寿和福禄并不难，难的是所积累的德行配得上所获得的福禄。长久做官、厚享福禄的人，世上难道没有吗？但如果他的积德不值得君子称道，那么又有什么长寿和福禄可说呢？涂氏居住在丰城，世代以积善闻名。到了草堂先生涂韬，能够把积累的学问传授给后代，启发他们。大儿子宪长公于是考中进士，成为著名御史。己巳之变时，他曾上疏反对迁都的主张，十分壮伟。二儿子就是太守公，继而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吏部正郎，知衢州、宣州两郡；他裁判公正，治理和养护百姓有方，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他在家孝友，爱好学习到老也不疲倦，自号芝轩老人。从他门下出来的人中，许多考取高第，升任显要官职。五个儿子也都受到父亲亲身教诲：昪、旦、趾、美都考中甲科，其中美就是如今的御史给事君；景在乡试中被荐举；晏、旭从事科举学业。涂氏祖先积累的德行本来就很深厚，到太守公时又更加培植，并且进一步疏浚扩充。如今他享年七十，福气超过常人；缙绅们作诗彰显他的德行，诗篇声音洪亮、气势盛大，可以昭示当时，名闻四方，这难道不是积德足以配得上所获得的福禄吗？两个儿子奉命办事经过乡里，山川草木也都增添光彩。登堂拜见时，亲族朋友全都到来。作为父亲的人仰慕涂公寿福俱隆，作为儿子的人仰望两位公子孝顺与忠诚兼备。若不是德行，谁能使这一切实现呢？我知道涂公内心舒畅、身体安适，从七十岁渐渐达到期颐之寿，是可以预先断定的。何况两位公子正当壮年，在朝廷和各部门中争相显露才华，负责进谏纳言、主持风纪，地位日益尊崇，声誉日益兴盛；他们正是为父亲积储福祉、承受恩泽的根基。今后凡是把这些事写入诗歌、寄托比兴，在将来献上南山长寿祝颂的，都将从现在开始。我家在新安，与宣州接壤，也曾在属县置有一处住所。早就听闻涂公的德政，又有幸在京城认识两位公子，这份对斯文的情谊不能推辞，因此恭敬地作序，交还给他们。《萱荣堂诗》序

译刑科给事中新喻人张君奉诏到二广核查国家财计，事前经过我这里，说：“我这次出行，预计在下一年初冬返回，可以取道经过家乡，在堂上拜见母亲孺人。到那时母亲孺人正好满八十岁，我能够奉上一杯酒，观察她的容色，这本身就是我的庆幸，也可以算作荣耀。而且我侍奉皇帝左右将近三年，早晚都以公事为重，常常用勤勉谨慎自我勉励，希望得到恩封来使母亲荣耀。这样的荣耀全是皇上的赏赐，但我母亲慈爱的教诲也确实在其中得到了证明。因此谨以‘萱荣’二字题在堂屋的门楣上。厚待我的士大夫们作诗歌咏，已经多到充满卷轴，怎么能没有一篇序呢？冒昧请您作序。”我坚决推辞而无法推脱，便起身赞叹说：“荣耀啊！士人受职守限制，往往不能回乡；或者奉命出使四方，苦于遥远道路的阻隔，只能因公务繁忙而思念白云、遥望母亲，却不能停止这种思念。像张君这样能够侍奉长寿母亲的，难道不是千百人中仅有一个吗？种萱草的诗、歌咏宴饮喜庆的颂辞，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然而尊老尚德的道义，本来出于人情，难道会因古今不同而改变吗？孺人出身于世代儒学的李氏家族，是贤善女子；出嫁后侍奉公婆逸轩翁、姥姥十分孝顺，辅佐丈夫直斋先生，具有有礼、慈爱、俭朴的品行和和谐庄敬的仪态，贤明的声誉内外一致，没有非议。她最为显著的德行，是把庶子当作亲生儿子抚养，并且尽力教育给事君。给事君于是考中贤科，升为近臣，名声一时显著；如今又受到选拔任命出使这里，在清江、玉笥之间增添了荣耀景观。我想，他登上这座堂时，美味的供养已经陈列，衣冠人物全都聚集；诵读诸位君子的诗篇，来夸示皇上的恩典、彰显母亲的德行，使看见的人羡慕，听见的人振奋；一举而使忠孝之义兼备，哪里只是像古人那样在乡里夸耀穿着锦绣衣服、炫示身后有随从而已呢？李孺人看见儿子成就事业，享受儿子的奉养，心情日益舒畅，身体日益强健；即使从耄耋之年渐渐达到期颐之寿，谁能阻挡呢？使者乘轺车北归，褒奖的典章南下，母亲的慈训更加显著，荣耀更加盛大；以尊老尚德为根本，行礼的人所获得的意义也更加丰富。我的浅陋言辞只是作为先导罢了，哪里足以增加这座堂的尊重呢？” 《送太守李君考绩后返回严州序》太守李君叔恢治理严州已经六年了。弘治甲寅年冬天，他向朝廷奏报政绩，考核列为最优。我与李君有世代交谊，又为他的政绩完成而高兴，准备举杯为他送行。只是年关将近，斋戒沐浴、清洁祓除的事情接连不断，愿望未能实现。稍有闲暇后我去拜访李君，却发现他已经离去很久了，常常引以为憾。忽然一天，膳部郎中程君愈来拜访我，说：“我们睦州人深受太守君的恩惠，想请您写一句话，为他任满归来表示庆贺，可以吗？”我立即答应说：“这件事正是我对不起李君、没有机会施行礼意；只是他已经出发了，何不慢慢筹划？”膳部郎中坚持请求不放，时间渐渐过去，到了改年而春天又将过半的时候，我不但惭愧于李君，也惭愧于膳部郎中了。只有在己酉年，我被放归南方，沿桐江逆流而上，到达睦城下，拜谒严先生祠堂，回来后在富春驿与李君相见，谈说旧交。李君把我当作兄长侍奉，用道义勉励我。第二天才分别，情意依依，仿佛不能释怀，我心里记住了这件事。如今已经七次寒暑更替。我被驿召回朝，恰逢李君前来，却不能握手畅叙衷情，心中怅惘难以自胜。不过我独自有些了解李君的地方，不敢不替睦州人说出来罢了。李君世代居住在东安，是故都宪归庵先生的幼子。归庵先生与先尚书襄毅公同年考中进士，侍奉四朝，以正学直道闻名天下。他的家教极其严格，李君兄弟四人都凭儒学立身，各自有所成就，没有辜负家族的世代风气。他们看待流俗之事，仿佛将要被玷污，因此李君治理郡县时惠泽百姓而又合乎礼法。李君考中甲科，历任大理寺左寺正，审理两法司的案件，一定详尽公允；遇到不可妄断之处，甚至以自身承担责任，丝毫不徇私。因此他治理郡县奉公守法而不刻薄。惠泽百姓而合乎礼法，是仁德的推行；奉公守法而不刻薄，是义理的施行。两者同时做到，政事却不能成功的情况就很少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李君，睦州人也能了解吗？膳部郎中说：“我们知道，但还不能把它详细写出来，为后人取法，所以才请您作序。”我又说：“李君治理这个郡已经很久了，将来或许会有升迁的诏命，我担心睦州人想让他的恩泽永远延续，却不能如愿，怎么办？”膳部郎中说：“不是这样。假如李君有升迁的诏命，那么他的地位会更加尊崇，施行的恩惠也会更加广泛。我们睦州人难道敢私自占有他，阻碍君子的行迹，使他长久滞留在东南山水之间吗？”我虽然因迟钝而惭愧于膳部郎中，却很高兴他的话与我的想法相合，于是赶快写下此文交给他。凡是睦州人在京师做官的，都把姓名列在这篇文章后面；膳部郎中与我是同宗，他的祖先从歙县迁到淳安，所以我替他首先倡议此事。《送行人王君出使朝鲜序》

译弘治乙卯年春三月，礼部说：“朝鲜发生了事情，应当派一名行人前往其国致送礼物。”皇帝下诏批准。当时行人王君献臣正奉命出行。凡是与王君同年考中进士、关系尤其亲厚的同年，检讨郭君瑀以下若干人，凑钱为他饯行，并相互商议说：“敬止年少，仪表魁伟，文辞书法精妙，从众人中被选出出使远方，名声一旦传到九重，临行时又获赐一品服，比其他使臣更加荣耀。然而要想有符合这项使命的作为，应当请君子赠言教诲。”于是托我的同宗杲和杨君志学来请我，我推辞不得，便说：“朝鲜是古代箕子的封地，在各藩属国中尤其恭敬顺服；有爵位便来请封，有赏赐便来谢恩；元会、圣节等重大礼仪，每年必有三四次到达那里。它距离辽水不到三百里，十分近便；馆舍驿传相望，没有瘴疠险阻的忧虑。那里的人学习诗书，与内地郡县相近，举止跪拜合乎礼法，没有顽强粗野、冒犯顺服之习。出使其国的人，满两个月就可以回来，因此敬止此行本来不必另有谋划，也能完成使命。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时因容易而败坏，却因艰难而成功。假如出使别国，遇到瘴疠险阻，面对顽强粗野、冒犯顺服的习气，形势似乎难以处理，却只把对方一概当作蛮夷，摘取他们的罪过，夸大自己的言辞，宣扬皇上的德威而挫败他们的气势，使他们知道畏惧并受到感化，这样就没有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的。那么对朝鲜应当怎样处理呢？如果完全把它当作蛮夷对待，因为它本来是我国的近邻藩属，学习诗书的程度又与内地郡县相近，便不可如此。如果完全按照中国的礼法对待它，那么它终究要依靠翻译来沟通，渐渐可能达到轻慢放肆的地步，这难道也是法度所允许的吗？必须使我们自身的举止既让人敬畏，又令人仰慕：对上显示中国的尊严，对下不失安抚远方的道义；使朝鲜人知道天朝使者秉持礼法、通达事理，并且善于履行职责。这样才不辱没‘皇华’使者的选任，行动也足以配得上一品服的荣耀。这就是敬止所要办理的事情。我又看见过去出使朝鲜和安南的人，大多喜欢以诗赋互相唱和为长处，我心中一直对此感到怀疑。周游各地咨询民情、陈述诗歌以观察民风，是古代使臣的职责，大概不是指这种事吧？如果因为辞藻华美、笔墨精妙而自我夸耀，并且与蛮夷争论才艺高下，即使才艺超过对方十倍，又与出使道义的得失有什么关系呢？这也是敬止应当知道的。如今皇上刚刚继承帝位，曾下诏任用一名儒臣到朝鲜告知即位之事，礼部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恰逢开设经筵，我承乏担任讲读官，首先便没有成行。但我一直因不能一览东方山川的胜景而感到遗憾，对于敬止这次出行，私下很羡慕。因此既作序赠行，又以这些规诫补充说明，将会看到真正办理使节事务其实并不困难；这就是诸位君子的意思。《送太常少卿沈公廷美考绩后返回南京序》廷美十九岁时，以海诸生的身份取得乡试荐举，从此便有了名声。他除了研治经学，还兼通诸子百家；写作歌诗，得意之处不逊于唐人的风格。书法学习两晋，尤其清秀劲健、丰润饱满，为有见识的人所鉴赏。然而命运不佳、时运不偶，最终进入吏部铨选，授任中书舍人，升任尚宝丞，差不多九年才仅仅升为少卿一次而已。廷美性情平和易处而又有操守，不把仕途的通达或阻滞放在心上。他常想在公务之余与客人整日饮酒吟咏；兴致来时，开口议论政事的成败、古今人物的贤能与否及得失利弊，好像指在掌中一样清楚。听见的人纷纷说：“这是有用的人才啊，怎么反而滞留在这里？”弘治辛亥年，他才因荐举升任太常少卿，在南京任职，已经完成一次考核。把他的政绩上报京师后，皇帝下诏仍任原职，并赐给诰命。他辞别皇帝返回南京时，大理卿王公景明与廷美同乡同学，号称知己；太常少卿李公士钦与廷美同为尚宝司官员，交情莫逆，既为他的到来高兴，又惋惜他这么快离去，于是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从前我结识廷美时，他正住在玉河东城下；每逢天气晴朗，常有人聚集，我多半也在座，大家歌唱呼喊、谈笑欢乐，整夜不肯停息。算来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如今握手叙说旧事，恍惚间竟不知头发已经斑白了。虽然三十年来事情纷纷繁杂，像刺猬的毛一样多，哪里能够一一细数？单从廷美来看，当时本来有人凭借争强斗胜而相互压倒，并说他软弱；也有人暗中走捷径以求取上官的宠信，占据尊位而说他迂腐。然而不久之后，那些事情便过去，名声也毁坏，只留下被人指责议论；而廷美面色仍如浓艳的丹砂，谈吐仍如飘落的雪花，举杯连饮多杯也和从前一样；作歌写诗奇特劲健、令人喜爱，也和从前一样；与人议论事情侃侃而谈，丝毫不屈服，也和从前一样。他考核政绩后归来，带着诰命回去，又有什么比不得意的人差呢？那些一时只会自我夸耀、转眼便失去所得的人，哪里能和他相比？南京是旧都，各部门事务简易，太常寺所掌管的是礼乐，没有文书簿册的劳苦。东南山水的佳胜之处，可以天天寻访游览来使自己舒适。若从自己来看，说这是吏隐也可以；若从别人来看，说这是仙曹也可以。世上本来有人终身走在忧患的道路上，想求得一天的快乐也不可能；廷美所得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但我与廷美的交谊并非一天，虽然爱护他却不能帮助他，私下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他：仕途的通达与阻塞交替出现，是命数的常理；处于屈抑或伸展之中而不失去自我，是君子的操守。廷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也不过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罢了。《南征纪绩》序

译弘治癸丑年，贵州都匀清平的夷人叛乱不止，皇帝下诏命平蛮将军率领湖湘军队前往征讨。京营官军自行整饰戎装，愿意出征的听任报名。锦衣卫舍人、广右人邓君镒便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军队聚集在贵州，与镇守军队合营于落乍之地，进行攻打贼寨的事务已有多日。于是邓君与他的朋友指挥使尤礼等若干人，把姓名写在一卷纸上，题名为《南征纪绩》。他们指着日期向神明发誓说：“这不是大丈夫建立功名的时机吗？如果不能同心协力消灭盗贼、图谋报效，便当如同今日受罚。”众人的志向既然协调一致，便接受大将的鼓旗指挥，进军逼近敌人的巢穴，多次与贼军交战，奋发施展谋略和勇力，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的。于是焚毁敌寨若干座，俘获并斩首其党徒若干人，缴获他们的军用物资后返回；他们所掠夺的人口和牲畜也追回若干，瘴气烟雾被肃清，居民恢复安居。捷报奏报朝廷，天子嘉奖喜悦，分别授予爵位、赏赐财物。邓君于是授任百户，升为千户，任职于锦衣亲军，荣耀更加增多。后来他抽空带着这卷文章来，请我作序。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因相互契合而成功，因彼此嫉妒而失败，这是不变的道理。何况用兵征讨四夷，胜负之间关系到安危，怎么可以只倚靠一个人的勇力而不借助众人的力量呢？如果邓君能和他的朋友们结为兄弟，勉励他们追求功名，激发他们的忠义，坚定彼此推心置腹的托付，在不毛之地建立共同御敌的功劳，那么按照礼制五人为伍，以及《左传》所说“军队和睦就能取胜”的话，大概正相符合。假如他嫉妒别人有才能，便把人逼入险境；诋毁乙的功劳，破坏他的成就；惶惶不安，只怕别人排挤自己，却对国家的大事毫不顾惜，这种见识又是多么乖谬啊！邓君正值年少志壮、身体强健之时，又不忘记军旅艰难的处境；将来如果他在四方建立功勋，官位升至金紫，以此为同盟之人增添光彩，难道不正是从今天打下基础吗？所以我为这件事作序并加以传述，是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只是可以施行于幕府和军阵之间而已。《赠陈君伯谦赴湖广布政司理问序》。弘治乙卯年夏四月，吏部考选等待铨选的若干人，依次排列高下等级，向皇上陈说，然后授予他们内外官职。当时我郡太学生陈君伯谦名列优等，被注授为湖广布政司理问。理问是藩司幕府中的上佐，专门掌管刑狱的官员，不同于其他所属机构中处理琐碎事务的属官。人们往往不知道这一点，以为陈君对这个职位不满意。我说：“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道理呢？郡县官中能够满足人意的，每次铨选何止上百人，而理问一职却常常空缺，几乎无人可见。并不是没有人，而是郡县官多，理问官少。天下政务中细密繁重而难以治理的，没有比刑狱更难的了。刑狱清明，其他事情就可以随之治理。所以圣朝的制度，特意设置专官。每一藩设按察司，总管一方的大狱；布政司又另设理问。凡郡县刑狱中属于布政司管辖的，都归理问办理。理问审察事实真伪、曲直，然后上报；使者再复核，案件才得以判定。这样，强暴者受到铲除而弱者得到安宁，恶人受到惩罚而善人受到劝勉。这项责任如此重大，如果不能恭敬地听理案件、勤勉地任职、公正地裁决，那么不至于把事情办坏、败坏政务的情况，就很少了。这就是说，按察与理问虽然品秩有高低，所治理的案件有大小，但所承担的都是专一的职责。君尚且认为这还不能令人满意，难道不想办法称职吗？”陈君居住在祁门竹溪，是旧家世族，世代传习《春秋》。《春秋》是圣人的刑书，掌握它的关键，就可以治理天下，何况一名官职呢？陈君年壮而有学问，通晓世故而不迂腐；虽然困顿于科场，志气却更加坚强。这次前往任职，应当把他平生所积蓄的学问，运用于审慎地辨别敬业与怠惰之间；遇到疑难，就用经义加以参证，以求符合当代制定刑法的典章，使一藩之内刑狱清明、政事得到治理。上官认为他有才能，君子也赞许他；那么陈君不辜负所学，日后取得政绩，得到荐举和升擢，为乡里增光，是可以希望的。《赠沈君良臣知南雄府序》。良臣在成化甲辰年赐进士出身，名列第九，本应得到京官，却被选授为归德知州。归德是河南的大州，军卫杂处其中，政务繁重、诉讼纷繁，而良臣却能从容胜任。因此部使者接连上奏他的治理情况，使他受到旌异的典章待遇，进升官阶，并恩及他的父母。当时他的父母在吴中，还都健在，人们以此为荣，又以为良臣应当入朝担任六卿属官，于是改授他为右军都督府经历，掌府事。虽然官职简要，但良臣始终以公正勤勉来处理，难道掌管铨选的人不知道良臣在归德时曾兼理军民事务、声誉卓著，所以才把他调来辅佐殿廷重臣吗？这时良臣将要完成第二次考核。恰逢南雄传来知府缺任的消息，掌管铨选的人又把君的名字上报，诏令批准；在接受任命的那天，才有人说良臣辗转迁延了很久，如今终于得到伸展。我说不是这样。良臣自从脱去儒生的衣冠，就执掌州郡的符麾，辅佐帅府，享受中大夫的俸禄，不过才十二年罢了。如今进而治理大郡，穿着金绯品服，州县属吏环绕听命，俨然有古代诸侯的尊严。像这样还要遗憾升迁迟缓，可以吗？士人在内外任职以及升迁快慢，都是君子不计较的；君子所计较的，只是任职是否称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人〕 南雄治理岭南，和南安相距不远，大概是江广之间的交通要道；其政务繁重程度，在治理最艰难的地方中，几乎比中州的属郡多出一倍。近来盗贼在江西兴起，甚至杀害将吏、劫掠府库，圣天子为此忧虑，设置巡抚宪臣，专门统辖几路盗贼出没之地；南雄实际上与这些地方相邻，军书往来频繁，小民纷扰不安，将会有整日忙碌而无暇应付的情况。与拿着文书在军府中辅佐事务相比，差别又大得多了。这样看来，良臣要想称职，难道能说容易吗？我听说天下的事情，小事治理好了，大事就可以类推；容易的事情办好了，就可以积累经验，以等待困难的事情，君子的学问本来就应当如此。良臣此前的操守和施为，廉洁谨慎、周详核实，都有条理，民间流传得很清楚；大概是历练已久、修养深厚，并非一时浅薄的表现。只要他持之以不自夸，守之以不懈怠，将会看到南雄百姓庆幸疾苦有所救治，而他受到君子的嘉许也还没有止境。至于内外任职和升迁快慢，哪里是良臣所计较的呢？太子太保、遂安伯陈公，如今担任大总戎并主持右府事务，向来器重良臣，既为他的升秩高兴，又为他的离去惋惜，已经来请我说几句话。我素来同良臣交好，了解他的为人；而且他的弟弟庶吉士良德，是我主持京闱考试时录取的士子，又奉命在翰林教导他，我们的往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因此我叙述这件事，来答复陈公，并借此表达私交之意。以表达我的私意。《贺大理卿王公六十寿诗序》。

译君子所看重的长寿，难道不是因为他确实具备值得长寿的实际德行吗？善行足以使人长久受益，功劳足以使百姓、家庭和国家获利，像《尚书》所称的吉人、《左传》所称的休休之臣，这才叫做具备值得长寿的实际德行，所以人们因此向他祝寿，这是天下人共同爱好美德的表现。反过来，如果只是享有耄耋期颐的年纪，也不过是长寿罢了，难道是君子所看重的吗？我读诸公为大理卿王公祝寿的诗，私下为之赞叹说：王公确实具备值得长寿的实际德行啊！王公在天顺庚辰年考中进士，到现在历经内外任职三十六年。他为人和蔼平易、开朗爽直，周密谨慎、详尽审慎，见到他的人都乐意亲近他；利害得失却不能改变他的操守，他也从未靠矫激来博取名声、求取进用。他的官职，从南京刑部郎中，到黄州府知府、参政、广西按察使，入江西主持太仆寺，后来以都御史巡抚山东，又被召入朝担任大理卿。王公任刑官时，总是把洗雪冤屈、施惠于民作为自己的责任，从不以严酷苛刻为能事；任职有司时，就体恤百姓的隐忧，替他们抵御困难，制定征发马匹的法令以使百姓富足，而救济荒年的功劳尤其卓著。因此，他所任职过的地方，都感念他使自己获得新生，向上天呼告；又怀念他离任后的恩德，建立祠庙来祝愿他长寿，已经很久了。何况六十年一轮的甲子周回，正是长寿历程的开始；凡是与他有交往和同僚之谊、出于共同爱好美德之心的人，怎么能停止赞颂呢？从前汉代张苍精通律令，于定国任廷尉时，百姓自然认为不会受冤；魏代高允任怀州刺史，留下遗爱，并且三十年主持刑狱议论，内外都称赞他的公平；宋代富弼知青州兼任京东安抚使，救活饥民五十万人。此后三位公都做到台辅，享有高寿，功名显赫，光照史册。考察王公的一生，列举他的仕宦经历，他本来就将以古代贤人自期；那么他做到台辅、享有高寿，难道不会追踪前贤而与他们相同吗？善行足以使人长久受益，功劳足以使百姓、家庭和国家获利，成为吉人，成为休休之臣，也就是所谓年纪越大、德行越高，王公难道能不更加努力吗？王公名霁，字景明，上海人，他的生日在这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毗陵白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四明屠公，以及各位同僚，各赋寿诗一章，举杯相祝，在王公府第请我为诗作序。我和王公同出南畿，敬重他的为人，所以不推辞，写下这些话。将来他由六十岁到七十岁，像于公那样；再到八十岁，像富公那样；再到九十岁，像高公那样；直到百岁，像张公那样。位居六卿，辅佐天子，声誉和实绩流传四方，随着年岁一同积累，君子会看重他，更加为他祝寿。《崧高》篇章、《黄发》一类诗什，洋洋盛美，沨沨有声，配以管乐演奏，应当有名闻当世的伟大人物来执笔，才足以夸示它的盛况。像我这样浅陋的话，说是作前导也就可以了；它哪里足以衡量公的高下呢？《送王汝璋医官南归诗序》。常州义兴有许多世代行医的人家，王氏就是其中之一。王氏的俊彦名叫玉汝瑛，他学习《素问》《难经》，并旁通各类方书，对辨证、治病、切脉的道理尤其精深。自从被征召入朝，就供职于御药房。宫中妃嫔和贵近之人，以及宫外的勋戚、卿大夫患病，都一定请汝瑛诊治。汝瑛一一应诊，从不疲倦，说某人应当攻治，某人应当补益，服用一两剂药，往往就不用再服药了。即使是卑贱如平民百姓、商人和胥吏之家，遇到危急而无法医治的病人，也一定恳切请求汝瑛诊治，听从他的判断。他的名声很快传扬起来，闻名四方，被选知并擢升为判太医院事。汝瑛喜欢读书、秉持义理，从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又喜欢同馆阁士人交往，击掌谈论政事，往往有拯救时弊、忧虑天下的心思，并不只是良医而已。我和汝瑛同出南畿，而且我多病，交往久了更加亲密。听说他的弟弟有璧汝璋，也是一位优秀士人，只是没有见过。弘治乙卯年夏五月，汝璋奉公文从义兴来到京师，得以在官舍拜访汝瑛，时时又到我这里来，听他谈论乡土风俗和世故人情。他俊逸爽朗、明快健谈，倾吐自如，仿佛相交平生；而举止谦抑，仪态有序，很有礼貌，没有污浊猥琐的姿态，一看便知道是汝瑛的弟弟。汝璋住了一个多月，将要南归。凡是同他兄弟交往的人，都绘图赋诗为他饯行，并请我作序；他们还说：“汝璋经过推选，担任医学训科。自郡守、县丞以及学校师生，直到故家旧族中的老人和孩子，有病都一定托付给汝璋而得到治愈。汝璋才思敏捷，不拘泥于一门技艺；凡是有司的公务中，涉及击泉、榖主辖等难以找到合适人选的事情，也有时委托给汝璋。汝璋早晚勤勉谨慎，一定把事情办完再回报，从未有一点差错。”大体说来，汝璋兼具医术与儒学，像汝瑛一样；汝璋有医术又有才干，也像汝瑛一样。汝瑛的医术施行于朝廷，汝璋的医术施行于乡里国家，他们所施的恩惠有远近大小之别，但救济人、利泽万物的仁心，其根本完全相同。汝璋回去吧！他的恩惠越传越远、越施越大，那么他的名声也会越发显著而不可遏止。我恐怕乡里国家不能专享征召你的典礼，而且征召你的文书很快就要下达了。你们兄弟二人当代竞相显露才华，成为一郡世代行医者中的冠冕；从王氏身上看到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诸位君子赠言中寄托期望的意思吗？” 《元万户吴公与富溪程北山处士诗引》。

译元代建德路判官兼义兵万户吴公讷写五言律诗一章，赠给富溪北山程处士安道，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大概元朝末年，各地盗贼兴起，百姓不堪荼毒而奋起，山谷间组织义兵、谋划保卫境土和保全百姓的策略，只有我们乡里最为兴盛。吴公和安道，就是其中的人。品味这首诗，可以看出厌恶乱世、思念治世以及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意思，隐约充溢于字里行间。读它可以想见当时朋友们相互周旋于世故中的情状，使人感慨万分，不能自已。考察国史传记，大概婺源大畈汪公同最早倡导义举；休宁黄源吴公观国、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荣、万川任公本立及其弟本初、星洲叶公宗茂，以及我的先高祖安定忠愍侯，都起兵响应。黟县的汪公成德，祁门的马公国宝、汪公均信、程公德坚，婺源的许公次诚，从远处相互响应援助的尤其多。■〈氵义〉口的程公兼善最早为义而死；珰溪金公宾旸、泰塘程公均佐和吴公，都因懂得军事而受到荐举，分道防守。吴公和安道实际上曾以此诗相引，共同办事十多年，胜负接连发生；有的归附本朝，有的仍忠于元室，各自尽了力所能及的力量。后来，后世年轻人中能够讲述这些事情的，已经很少了。唯独我想到，安道处在多难之时，口中不谈功劳；遇到革新的朝廷，也不求出仕；智名和勇功都收敛自身而不据为己有。他积蓄得深厚，发挥得宏大，关键也不在诸公之后。安道的两个儿子勇、望都很贤良；勇的儿子永昌，永昌的儿子庆祥，尤其卓异而喜好义举，自号“松友”，全乡的善行都归于他。庆祥和他的族兄永宁彦彬，努力以修复祖先事业为志；永宁号竹友，彦彬号梅友，一时三人鼎立于富溪山水之间。他们白发苍颜，见到的人都起敬意；不必佩带簪组来显示尊贵，德行却能取信于乡里；不必穿着章缝之衣来显示学业，教化却已经在家庭中成就。难道不是北山处士所享受的报应还没有穷尽，将要在这里发扬出来吗？庆祥的儿子宗盛，老成而孝友，想要承继祖先的业绩而不使它衰落，于是从他的堂弟正思那里得到吴公这首诗，大家共同装裱成卷，请能诗的人在后面续作，来请求我说几句话。我赞赏他的志向，因此详细把这件事写在卷首，使读者知道前人创业的艰难，必定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以便为后世继续承接，使北山的名声传得越远越芬芳，使富溪的恩泽延续越久越长；或许可以为这卷增添光彩，难道只是说…… 保存先世亲笔遗迹，显示当时交往情谊而已。《南舒秦氏家谱序》。吏部侍郎秦公崇化续修他的家谱并刊刻它，已经有些年了。间或拿来给我看，说：“我的先世居住在庐州舒城的友鹿冲，自宋代以前的家谱已经散失，无法考察。五世祖汉卿，在前朝元代末年开始以儒学起家，担任提举。提举生六安守天佑，六安守生奉化丞均玉，奉化丞生洪武庚戌进士、行在刑部郎中子仪，这就是我的先祖。郎中在永乐初年，多次上疏论事，被贬为卫辉府同知，从此创修秦氏家谱一部，学士胡文穆公为它作序。到了我父亲梅山先生，一直有意续修，未能完成；我才实际完成此事，编成三卷：首卷为谱图，详细说明世系；次卷为谱传，记载履历；再次为谱记，用来备载文献。凡是可以知道的，我谨慎地全部记录，不知道的就空缺，不敢任意增删，以此说明这部家谱可以流传。冒昧请您在卷首写几句话，用来告诫我的后代。”我和秦公同出南畿，向来友好，接受家谱读完一卷，于是作序说：“宗法制度不能恢复，由来已久。自魏晋到隋唐，设置中正官，谱牒的地位很高，用来公开选举人才、决定婚姻，其中多少保留了一点宗法制度的意味。五代以来，一切都废止了。到了宋代中叶，欧阳修、苏洵的家谱出现，体例严整、法则精密，谈论家谱的人都以它们为宗。等到元代末年的动乱，谱学更加废弛，何况庐州被左君弼窃据，受祸尤其严重呢！我高祖皇帝兴起之后，统一天下，修复先王的礼制，法律明确嫡庶，端正良贱，同姓不得通婚，异姓不得承继。武职承袭文职、科举考试取得资格，都必须上报图状，考察他的世系以后再予确定，这正是宗法制度推行的结果。一百多年来，■〈宀禹〉中又安定了，而庐州成为乐土，也已经很久了。因此故老遗民的子孙得以休养生息，日益兴盛；诵诗读书，出仕为世所用。像秦公祖孙这样，能够保全先世的事业，延续文献的传承，这是谁的力量呢？考察秦氏得姓的源流，有人说始于咎繇，有人说始于伯翳；他们的子孙在秦地建立国家，于是以秦为氏。大概是盛德之后啊。中间几经兴衰，历经多少代、多少人；而提举公一人就有十一子、十五孙、二十六曾孙、五十三玄孙、六十五五世孙，后代还没有止境。上下相距不过二百年罢了，如果不是积累深厚而且美善，哪里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何况继承世业的人，有保卫境土的功劳，有惠及百姓的政绩，有匡救时局的策略，光彩显赫，可以使后代富足；秦公本人又以甲科登第，历任官职至少宰，所掌管的是风教和选举，参与朝廷谋议，并且奉命出使四方。他的才望卓然，是当时的名流，足以振兴本族的风气而不使其衰替；这又是谁的力量呢？想到本族之所以能够完整延续，就非有忠心不能报答；向上感念自身所由来，就非有孝心不能继承祖先。以此彼此勉励，又用来无穷地勉励后人，那么宗法或许就能有所流传，而这部家谱确实值得传世，这是明白无疑的。难道它只是记载名字、叙述亲疏、区别昭穆而已吗？《庆滋阳韩君受敕封礼科给事中序》。

译滋阳韩君济民，有通达而精审的才干，又以勤勉谨慎自我砥砺，在陕西苑马寺任录事多年，关辅地区的上级官员屡屡称赞他。但韩君认为地方遥远、官位低下，无法有所拓展来表现自己，于是感慨地说：“我的几个儿子已经长大，知道向学；如果不回去教导他们，却眷恋于一个职位和一点俸禄之间，那算什么呢！”随即不等候任满获释，便请求辞去职务。上官非常惋惜，而韩君却欣然如同得到良策一样；回到东部后，每天坐在一间屋中，召集几个儿子相对讲习经史，有时直到半夜，又延请明达的师儒共同讲习、考查他们的学业。几个儿子恭敬地接受教训，学业日益有成。长子名智，考中庚戌进士，擢升为礼科给事中；次子名普，考中丁未进士，任鄞县知县，召入授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两人的才华竞相焕发，仿佛两只凤凰从丹穴飞出，翔于阿阁；文采灿烂，成为一时祥瑞，而韩君笃实教子的功劳也不能抹杀。弘治七年冬，韩君因长子考核三年的成绩，被授予封号征仕郎、礼科给事中，恰好前来迎接父母奉养，在宫阙之下拜受恩典，衣冠相互辉映，人们啧啧称赞，认为是盛事。同乡中与韩君交厚的人，又商议请人写文章为他庆贺。中书舍人刘汝忠把文稿交给我，我考察韩君的平生而赞叹说：“假如韩君眷恋一个官职，几年之内也必定按次序升迁，或者受到荐举而起用；可是他所治理的，不过是管理马匹、牧养牲畜的长官，或者掌管文书、负责期限会集的属官，哪里比得上教育子女这样急迫而重要呢？” 美好啊，韩氏作为父亲，天下人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只是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寻求给事中兄弟能够奉行父亲庭训，并取得这样卓越成就的人，曾有几个呢？伟大啊，韩氏作为儿子！所以圣明的天子推究根本、追溯源流，以有文采的章服荣耀他的父亲，以诏书的恩宠褒奖他的德行，以公廪和内饔的供养厚待他的生活，使看见的人有所取法，听见的人心生仰慕。对一时孝行和忠节的劝勉，实在太盛大了，难道只是韩家一家的私庆吗？何况这两个儿子，一个掌管规谏朝政，一个主管风纪监察，他们的言论和风裁用来辅翼皇帝的法度、端正百官、扶助善类、震慑奸邪；他们的功名，足以同古代的汲黯、魏征、桓荣、鲍宣相比。那么用来为韩君加赠封号的恩典，将会进一步尊崇，这大概就从现在开始了。我和给事中兄弟同朝为官，承蒙相交已经不是一天，所以特意叙述这件事，交给汝忠，作为举杯祝贺者的先声。《寿汪翁六十诗序》。新安汪氏都以唐代忠武将军、越国公为祖先。越国公在隋末起义，保卫乡里；他的弟弟长史宣城公实际辅佐了他。宣城公的旧宅在休宁县西面，距率山五十里，地名鹏原，也叫彭原。山川盘曲回环，土地肥沃宽广，子孙不下数千人。当地风俗喜好文章，人们大多长寿。像大伦翁这样的人，正是宣城公的后裔。他为人敦厚硕大、朴实谨慎，持家节俭，勤行义让，田产丰足、家业兴盛，在乡里居于首位。他的堂弟大渊任永州判官，从侄进之考中进士，都是名流。长子汉是县学学生，次子涓也读书守礼，有三个孙子。他的同族兄弟中有七八十岁的人好几个，而大伦翁也已满六十岁。翁已经把家务交给两个儿子，于是在居所南山脚下建楼居住，每天登楼眺望、饮酒吟咏为乐，题名为“南山楼”，一切世俗事务都不再过问。他的女婿李生谟，和汉同学。因为翁的生日在弘治丙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便命工匠绘制《香山九老图》，配诗为他祝寿，并请我作引。我看到鹏这种鸟，能在水面搏击三千里，乘扶摇直上九万里，离开北海时凭借六月的大风。鹏是长寿的动物；而老彭则是长寿的人，汪氏取它来命名此地。汪氏世代居住在这里，正是长寿聚集之地。南山楼本来是因所在地而得名，而诗中祝寿说“如南山不倾”，虽然只是偶然相合，实际上正符合长寿的征兆。白居易在香山举行九老会，世代流传为美谈。大伦翁和同族兄弟们苍颜白发，在率山之下享乐，不等待爵位便已经荣耀，不依靠俸禄便已经富足，正属于长寿之列。那么，就诵读《南华经》的篇章，吟咏《诗经》风诗的雅意，阅读醉吟先生和长庆年间的诗句；寿筵盛大铺陈，风光晴美，让童子按节歌唱，让同族兄弟起身应和。向翁敬一杯酒，翁心中快乐，身体舒适、精神愉悦，从六十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看着他的子婿学业有成、显达四方，和睦如埙箎相和，挺拔如桥梓并立，光润如冰玉辉映。使乡里人指着他说：“鹏原之上有像汪翁这样贤德的人，有像汪翁这样长寿的人。”看见的人赞叹，听见的人欣羡；今后还有不止一种文字能够为翁增重，我这篇话不过是替它开个头罢了。《赠进士李君知宣城县序》。

译蒙阴李君应灵奉命担任宣城县令时，我曾赠给他一首诗。后来良辅廷平作了巨轴，叙述李君的事迹，带来请求我作序。我推辞说：“文章怎么可以这样累赘呢？”但良辅请求得更加坚决，说：“应灵是忠显的同年好友。忠显家在歙县，他的别业在宣城，有个弟弟忠弼受经于儒学，而应灵正是教导他的老师，因此我以此来请求您。”况且应灵认为，诗歌的教化含蓄简约，如果没有序文，就不足以详细说明。我答应了他，却还没来得及为李君送行。过了几天，我对良辅说：“应灵是前户部正郎汉章的儿子。汉章以文学和政事闻名一时，可惜没有完成长远事业便去世了。应灵继承家学，乡试中举后进入天子朝廷，成绩优异，名列高等。他家训美好，学力强盛，我为什么要吝惜几句浅薄的话，而使他日后有所收获呢？”只是他的意思似乎对喋喋不休的话有所不满，正是君子谦退、不自满的心意。人只有自满之后，所谓功名道德才会停滞不前；以为别人不能超过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还不足以超过中等之人，这有什么益处呢？像我们应灵，大概明白这个道理吧？保持这样的心态来处理政务，必然勤勉；保持这样的心态来面对百姓，必然敬畏；保持这样的心态来侍奉上级，必然忠诚。我看宣城的治理，大概将近于古代的循吏，不会辜负世代科举传家的声誉，也不会辜负圣明天子为百姓选择县令的用意，这是可以预见的。旌异的选拔、宪台的征召，在部使者中除了李君，还有谁能同他相比呢？根本宏大，枝叶就会茂盛；实际厚重，声誉就会宏大，这是不会改变的道理。那么良辅对朋友如此殷切，难道只是桑梓乡里的私情吗？我往年奉诏回乡省亲，经过宣城，远望敬亭山，渡过宛水，在宛陵书院住了一夜，喜爱那里的山川高峻深远、风土淳朴，和我们新安实在相似。因此借李君赴任之行，再次说起这些话，也不怕重复。我已经把这些话交给良辅，让他写信寄去；士大夫中听到的人渐渐增多，都想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后面，大概都是乐于李君的为人，也庆幸宣城百姓将得到救治。《圣贤像序》。《圣贤像》一卷，是过去旴江程氏家藏的石刻本。我所见到的苏、浙两种刻本，和这一本互有得失，名称也略有不同，都是宋代画院临摹的旧本散行于世的版本。最后我在京师陆詹事家见到宋代真迹，在休宁又在汪时春家见到一件；与这三种刻本相比，大有不同。例如刻本把东平王刻作宋武帝，把曹参刻作曹操，把羊祜刻作宋仁宗，把裴度刻作李绩，把赵清献、陆丞相刻作蔡西山父子；又在凌烟阁功臣中摘出程卢公作为李临淮，在饮中八仙中摘出汝阳王作为唐太宗，这类错误很多。按今天考察，东汉诸王常戴远游冠，又叫侧注冠；南北朝怎么会有这种冠呢？曹参喜欢黄石公、盖公，所以作道士装束，和横槊赋诗的气象有什么关系？传记称玄帝神像就是仁宗御容，也不是可以同轻裘缓带相比的形象。晋公的相貌不过中等，却把他作为英公；西山九华处士考察建阳家庙的本子，都画作深衣幅巾，竟然又画成穿袍戴笏的形象。这些都是后人扰乱了标题标目，而传抄者各自把所见的本子当作定本。毕竟画院临本较为接近原貌，所以我就参考校订，重新排列一番；又考核姓名，把古今赞辞系在各像右边，并记下它们不同的原因，如此而已。焚香打开册页，整肃衣襟恭敬观看，仰望并企慕圣贤，日夜思念千古；凡是一时有功勋、操守、文学和才艺的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难道只是供眼睛观看而已吗？弘治九年，岁次丙辰，秋八月四日，后学新安程敏政谨慎记述。《寿鲍君从远六十序》。歙县西部有许多旧家族，其中棠樾是鲍氏世代居住的地方。鲍氏的先人中，有父子二人遇到盗寇，争着以生命相救，盗寇认为他们有义而释放了他们，乡人称他们为慈孝。鲍家的事迹见于《宋史》。又有双桥，是郑氏居住的地方；郑氏的先人在元代有循吏，乡人向官府陈说，官府表彰其门第，题为“贞白里”。两家的文献大致相当，世代通婚，不是其他姓氏所能相比的。鲍君从远，在诸位鲍氏族人中尤其被称为名士；脚不踏入公府，却在家庭中修养恭敬；不在市廛中谋求安逸，却竭尽力量修治塘堨。他性情旷达，不因晚得子嗣而忧愁，反而得到四个儿子；品行平正直率，不被长生之说迷惑，已经活到六十岁。大概接近古代所说的孝弟力田之人吧？这一年的冬十二月六日，是他悬弧庆生的日子。他的女婿双桥郑岩写信请求我作文章为他庆贺。我居家时，曾经走过歙县西部，沿沙溪上行，经过棠樾，穿过双桥，访寻前辈遗迹；回望裴回，竟舍不得离去。他的父兄子弟见到我时，往往恭谨守礼、通达知节，文采蔚然；由此可知慈孝、贞白的遗风仍然凛然未泯。那么从远的寿庆，我又怎么能推辞郑岩的请求呢？从远的从祖谧斋先生，是近世的老儒，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却结交了他的儿子泰；泰也是一位专心研究内学的人。郑岩的从父璨隐居而努力学习，喜好古文辞，和我交好，而且很用力地替郑岩写信请求。因此我叙说从远的为人，作序交给他；又根据他居住地的意义，作诗四章，日后让寿宴上的童子歌唱，用来助酒，并再次表达南山长寿的祝愿。棠樾啊，有房屋有庐舍，和睦而不喧闹，是慈孝居住的地方。那位大人啊，享受这里的快乐绰绰有余。棠樾啊，有水堨有池塘，既读书又耕作，这是士人的常道。那位大人啊，他的快乐长久无穷。棠樾啊，有儿有女，儿子众多，女儿也秀美。那位大人啊，在这里安居并享受欢乐。棠樾啊，有肉有酒，愿您保有百岁长寿，筋骨不受劳苦。那位大人啊，心中多么陶然快乐。《篁墩文集》卷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三十四。（明）程敏政撰。○序。《旌功录序》。

译大明有一位社稷之臣，名为少保、兵部尚书，追赠太傅的于肃愍公。在正统己巳年秋天，他辅佐国家中兴，坐镇击败强虏，以自身承担天下安危，天下人都歌颂他。不幸被权奸构陷而死。他死后不久，权奸相继败亡被杀。宪宗皇帝遵奉英宗皇帝的遗志，恢复他的官职，赐予葬礼，增加他儿子冕的俸禄。今上皇帝又扩大先帝的恩德，追赠官职、改赐谥号，在墓下建立祠堂，赐额为“旌功”，命有司按时祭祀。于是于公的忠诚功勋更加显明于天下。冕以应天府尹退休，居家感念历代圣主的深恩，又哀悼先烈的名德不应泯灭，亲手汇集褒奖典章以及行状、碑文、祭文、诔文等，编成五卷，题为《旌功录》，刻板流传；又请我作序。敏政忝居史官，过去曾经了解于公一生的始末，于是完成此书而感叹说：“景帝身体不适时，于公和廷臣上疏，请求把宪宗迎回东宫，约定一定得到批准才停止。奏疏两次上达至宫门，石亨等就在当晚把英宗从南宫迎出，恢复帝位并改元。徐有贞采用大学士的计策，反而诬陷于公等犯有大逆之罪，将他们下狱。给事中王镇等为此在朝廷上弹劾，甚至说：‘臣等与于某发誓不和他同朝。’ 左都御史萧维祯等为此在朝廷审讯，便说：‘于某等想要迎立外藩，以危害宗庙社稷。’奏章呈上后，英宗把它压下，徐有贞进言说：‘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事情就没有名义。’于是议论定案。大概国史所记，明亮如日月星辰，也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情。唉！自古以来，权奸将要对忠臣功臣不利时，就必定在内安置心腹，在外扩张党羽，像蛇盘鬼附一般互相勾连，毫无间隙，然后才能得逞。像汉代太尉李固之死出于梁冀，宋代丞相赵汝愚之死出于韩侂胄，与肃愍公之死出于石亨，本质上是一样的。胡广、京镗掌权，而马融替他们起草奏章，李沐替他们上疏诋毁，掌管刑狱的官员又相互罗织罪状，然后士大夫的灾祸才得以形成。所以我私下认为，肃愍公之死虽然表面出于石亨，实则主谋在执政大臣的心里，附和在言官的口中，裁定在司法官的手里，这并不冤枉他们。首倡祸乱的罪过，已经上通于天了。《春秋》讨伐贼臣，一定先追究他的党羽，怎么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之不同于孔氏的家法呢？唉！胡广、京镗、马融、李沐之流，起初不过是出于阿附党人，有的由于嫉妒，有的为了迎合，只是想乘时求利罢了。哪里知道一念之间的残酷，竟至于蒙蔽君主的聪明，改变国家的大政，使善类尽数空虚；这就像烈火燎原、洪水滔天一样，无法挽救啊！然而敏政遍考典籍，凡是权奸、阿党、嫉妒、迎合之徒，败亡诛戮接踵而来；即使有人暂时苟且偷生，也忙于羞愧至死，得失相随，从未见他们真正获利。至于忠臣功臣所得到的报偿，常常自有上天安排。希望诛杀李固却反而使李固更加坚贞；韩侂胄死后，赵汝愚的冤屈得到昭雪；石亨灭族，肃愍公的功劳得到旌表。善恶的报应严肃分明，流芳与遗臭各有归宿，这正是用来劝勉和惩戒万世臣子的明鉴。敏政不才，姑且把其中主要的事情编次在卷首，作为读者首先看到的内容。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于家一家的私家记载吗？于公名谦，字廷益，钱塘人。他的功勋德行的详细情况，全部记载在行状和碑文中。冕字景瞻，辞章学问和政事才能，都无愧于世家子弟，只是没有子嗣。近来选择同宗之子允忠作为继嗣，以奉祀肃愍公。君子认为这合乎礼意。《庆方伯魏公寿七十序》。唐代乐天居士，以文章书法在一时极为卓异，而忠直的言论、美善的谋略并不因穷困或显达而改变操守，也有如苏长公所称道的地方。然而他最终因此被世人嫉恨，获罪贬为江州司马；后来起用为州牧，历经五朝才得以告老。于是他在香山筑居，结交名士举行九老会；谈论者说，他像高飞的鸿雁一样不可控制，而当时执掌权柄、贪婪嫉妒如牛李党人的人，以及训诂注释中的争变，往往成为世人的嘲笑对象。这样看来，乐天确实是一代豪杰。近代寻求这样的人，像姚江魏公孔渊，也属于这一类。魏公年轻时便负有俊才，考中进士，任御史，侍奉英宗，敢于进言而无所回避。曾经持宪节巡视东方，远至三韩；向南奔走八闽，远至六诏；咨询访察、裁决揭发、举劾刺举、安抚治理，简直想和古人一较高下。同时代的同辈中，很少有人能和他匹敌。宪宗初年，终于因林庄敏公的推荐，合于朝廷公议，举荐魏公以都御史出任延绥巡抚。诏命尚未下达，却被嫉妒他的人排挤，贬为四川崇庆州判官而离去。离开朝廷将近三十年，期间偶尔因荐举被起用，任嘉定知府，升任雷州知府，在闽中任参政，又在江西任右布政使，两次被嫉妒者排挤。后来得到诏旨重新留任，到弘治丙辰年才获准致仕。他历任三郡、两省，都有惠民政绩，比修堤、凿井一类的便利还要多。到了闲暇时，他观览山川、怀古命笔，得意之处，即使与元和、长庆年间的作品相比，也没有什么逊色。至于回到故乡，放情于山林丘壑，修建亭台馆舍来使自己适意，又与龙门、石楼的胜景相似；而且如今也七十岁了。长寿难道要等到期颐之年才算，自今以后才开始吗？他的高尚风格和美好声誉，即使和乐天并驾齐驱，别人想嫉妒并阻挠他，能够做到吗？我在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魏公当时在朝廷监试，看到我的策论草稿说：‘你的言论太直率，恐怕没有人敢把它传达给皇上。’可是我最终因为迂拙偏执，在世上没有得到际遇；如今老迈而脸色苍老，回想往事，已经三十二年了。我和魏公南北相隔，不能赋诗为公祝寿。建德诸生王素敬等恰好来告诉我：‘公的生日在这一年七月十八日，请写些用来祝寿的话。’大概魏公的次子端朝在建德掌教，施行推爱的情义。我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而不推辞，并在末尾一并申述我的浅意。《程孺人七十寿序》。

译成化壬寅年，我居家闲居，倡议各族共同编刻《统宗谱》，山斗也参与了此事。山斗和我都是忠壮公的第十四世孙，都使公澐的后裔；他的族中建有世忠行祠，子孙不下数千人。其中有个名叫植的人，年纪尚轻却参与其事。我询问他家世的详细情况，他起身回答说：“植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刘氏当时二十七岁，家境困窘、势单力薄，但志向坚定不改，嫁后谢绝膏沐之类的享受，亲自纺纱织布，上奉祖母直到终身，下抚养教育植，为他娶妻，并得以抱上孙子。我先人这一支的血脉赖以不断，实在是母亲的力量。只是植不能自立，无法把母亲的慈孝节操昭示于世，因此常常引以为憾。”我被他的话感动，给他取字“尚立”，并且向县令欧阳君说明此事，请他给予植斗米升米的俸禄以供养母亲。这时，程孺人已经五十多岁了。欧阳君不轻易许诺，唯独喜爱植勤劳谨慎而且有才智，便给他改名为智。每次智进见与他交谈时，恰逢两位程夫子的新祠建成，欧阳君又派智请示朝廷，申请祀典。当时我正在服丧期满后北上，智随侍同行。过了一段时间，智请求说：“母亲的慈孝节操，希望借重您的文章来彰显一番。”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空闲写作。弘治戊申年，我南归，创办义塾，孺人所抱的孙子名叫抟，也来入学。我曾有一次经过山斗，住宿在世忠祠，询问他族中有几位老人，谁长寿，谁贤德。山斗人都称颂孺人的慈孝节操，说她六十岁时仍然更加健朗，准备请我写文章祝寿；可是我又因病卧床，不能答应。这样又过去了十年。智的族弟天相说，孺人今年七十四岁，十月十日是她举行寿礼、佩戴寿帨的日子，而抟恰好也在这天娶妻，家中喜庆接连而来，孺人十分高兴。宗族长辈您难道不能再写一篇文章，作为全族的光彩吗？大概智想得到我的文章已经很久了。我将来任史官时，别姓的贤者尚且想要访求记录、追述其事，何况是出于同姓亲族、又是我耳闻目见如此亲近的人呢？这实在不能再推辞。上天报答施惠于善人，必定使他长寿，让他充分享受福气；必定使他有子孙，使他的恩泽得以延续；这样，行善的人才不会畏惧，百姓才会因此兴起行善之风。像程孺人这样持家抚孤，以节操自我激励，所承受的艰难是刚烈丈夫也难以承受的；她摆脱困厄而转为平顺，历经否塞而终于亨通，享有耄耋之寿，又能以子孙成就为乐。上天用来使她充分享福、延续恩泽的安排，大概正在逐步显现。智入仕是可以期待的，有司若能依照旧典表彰其家门、以劝导风俗，这件事也不应就此终止。这样一来，孺人的心境会更加安适，寿命会更加增长，一乡人都会以她为仪范，一郡人都会称颂她，难道只是使一个宗族增光而已吗？张母吴太孺人七十寿庆序 监察御史、祁门人张君志学历任两台官职，把任职三年的政绩上报朝廷，获得诰敕命令，追赠父亲处士翰文林郎，官阶依照其官职；母亲吴氏封为太孺人，妻子周氏封为孺人。张志学回乡报告此事的日子，恰逢太孺人开始进入七十岁，天子的诰命降临，命妇礼服穿在身上，恩典和寿庆相互应合。母亲因儿子显达而尊荣，实在已经达到了当时荣耀的极点。恰逢志学奉命出巡八闽，路过家乡很方便，而太孺人的诞辰在九月十五日之后第五天，志学便在这天早晨于堂上设宴，宰杀牲畜、烹制鲜肉，击鼓奏乐，和妻子一起穿着豸衣、戴着翟冠，恭敬地奉上一杯酒，祝太孺人长寿。此时，太孺人的族中远亲近亲以及乡里的老幼，远近全都聚集而来，挤满了里巷；他们进出慈母的内室，瞻望御史的仪节，山川草木仿佛都赫然生辉。没有人不赞叹羡慕，认为数百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事。真是盛大啊！此前，她的同僚王君一言等人绘制图画，写信请求我作文祝贺。我和志学同郡，和太孺人同邑，知道她的详细事迹，所以不能推辞。太孺人出生于流口的名门望族，嫁到石溪张氏，侍奉婆婆节妇汪氏十分孝顺，对处士公十分恭敬，与妯娌相处十分和睦，管理童仆、佃农和佣人都施以恩惠，安排家务，奉行四时祭祀，礼待宾客，对待族人姻亲都井然有序而不失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岁〕 她养育了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志学，其次是侃、暕、朏、光。太孺人都为他们选择老师加以教导，因此志学终于考中进士，出任大县县令，入朝任六察之官；有治理百姓的政绩，有督察奸邪的功劳，也有匡正国事的奏疏；约束自己、奉公办事，贤能之名十分显著。太孺人的教导占了很大部分，因为慈爱与孝道能够相互成就，正有这样的情形。王君绘图请我作文，本来就是出于尊重年长者、喜爱德行的诚意，实在不能自已吧？古代诗人给人祝寿，必定把寿命比作山冈丘陵；祝其爵禄，则必定希望它长久、广大、丰厚，这正是祝愿厚重的方式。从今以后，志学的名位会越来越高，太孺人享受的荣耀和奉养会越来越丰厚，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康健；由七十岁继续上升到百岁高龄，由最初的封号逐步达到最高品秩。上级用来褒奖显扬她的恩典，以及士大夫用来祝贺颂扬她的文章，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盛大，这是可以预见的。汪孺人的族侄、进士循，和志学有中表亲戚关系，平素又与我友善，也为此事替他请求，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只是文思衰弱，不能充分发扬慈母长寿的美德，实在惭愧。《望萱楼诗》序

译《望萱楼诗》一卷，是各位士大夫共同为徽郡同守彭公希明所作的诗。彭公世代居住在长沙浏阳，他的父亲持衡君曾任江都主簿，中年去世。母亲黎夫人，以贤明著称于族人亲戚之间。她只生了彭公一人，教导他极其严格，常坐着看他读书直到半夜也不睡。彭公因此学业有成，考中乡试，经过铨部考核列为首选，被提升为徽郡同守，享受大夫的俸禄，但黎夫人已经来不及见到这一切了。当初，彭公把母亲葬在县里的贺家渡，那里有一处别墅，于是建了一座楼，天天居住在那里，瞻望守候母亲的墓地，题匾为“望萱”。他已经做官，却始终不能忘记母亲。一次，他因巡视属部来到休宁，经过我这里，拿出诗卷请求我作序。我读《檀弓》，认为人死后下葬，孝子惶惶不安，仿佛有所等待却始终等不到；颜丁返回停柩处，频频回望，仿佛有所追随却追赶不上，孔子称许这种情感，并把它记载在《礼》中。所谓“望”，就是思念深切、希望重新见到亡亲的意思。《礼》说，妇人盥洗在北堂，萱草种在堂屋背后；《诗》中有所记载，却不敢直说母亲而说萱草，是表示尊敬。像彭公这样，真可以说是懂得孝道并且通达礼意的人了！想来彭公登上这座楼时，难道看不见丹山碧水的美景、名花异草的芳香艳丽吗？他却全不把目光寄托在这些景物上，偏偏独自把楼命名为“望萱”。那么，凡是美丽的景物，他看见它们，反而只会增加感伤，说：“我母亲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面，难道还能重新起身吗？”那些芳香艳丽的花草，他观赏它们，反而会泪流满面，说：“怎么才能使我的母亲从九泉之下起身，让我奉养她面对春日的明媚景色而共同欢乐呢？”推想彭公的心情，大概不会不同于此。人的本性都具有常道并且都喜爱德行，这是人人共同的情感；因此各位君子创作歌颂德行的诗篇，直到满眼所见、满耳所闻仍没有停止。这样看来，彭公的一座楼虽然很小，诗卷中的众多作品虽然体裁不一，但它们用来联系风教、振兴礼义孝道，又哪有什么大小长短之分呢？只是我对此又有所感触。彭公治理徽郡，以勤勉公正著称，努力施行惠民政事，百姓爱戴他。年岁屡获丰收，君子的学问由亲爱亲人推及仁爱百姓，再推及爱惜万物；从实际效果和政绩考核来看，确实不可欺骗，正是如此。将来彭公若受到特别擢升的典礼，名位越来越高，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恩泽越来越广，将接受诏书，褒奖他有这样一位母亲，而夫人的慈爱教诲也将更加光耀四方。那么，这座楼因此而获得的意义，难道会有终点吗？《李忠文公家乘》序 故国子祭酒、追赠礼部左侍郎安成李忠文公的家乘共十卷。第一卷是诰命、敕谕和赐祭文；第二至第五卷是唱和诗文以及赠送的文章诗作；第六卷是行状、墓表和传记；第七卷是请求谥号的奏疏以及祠记；第八卷是画像赞、祭文和哀挽诗文；第九卷是附录，记录其后人所作的文字；第十卷是世谱，谱录其先世的来源。这大概是公的孙子、攸县教谕昂，在任祁门司训时编集的。他曾拿来给我看，请我订正。因此我替他汇集编次如下，并作序说：公是贤人。他自身具有道德，所倡导的正学和正直言论，足以使人、家族和国家获益，不是自中古以来那些凭功名、才艺见长的人可以相比并论的。从前文皇在进士中最初选拔公等人，使他们在翰林勤奋学习，亲自督促教导他们，这是为子孙后代谋划的办法。公也因此深深感念知遇之恩，自刑曹改任侍读，便慨然上疏评论天下大事，被拘系两年仍未死；洪熙初年又抗言极谏，受廷杖仍未死；改任交阯道御史，又三次上章，被投入诏狱仍未死；宣庙初年稍稍升为侍读学士，皇帝本来有意继续任用他，却未能实现；正统年间，他由翰林学士长官任国子祭酒，又触犯权贵，被夹在木枷中示众，仍未死。这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多次请求后获准退休离去。离职两年后发生了己巳之变，他仍亲自上疏提出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奖励忠节、端正名分三件事。天下人无论贤与不肖，都知道公的名声；想见他的风采操守，想执鞭随从却不可得。如果不是自身具有像古人那样的道德，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公去世六年后，巡抚都宪韩公替他向朝廷请求谥号，诏令特赐谥号“文毅”。成化年间，才又有追赠官职、录入后世的命令，改谥“忠文”。过了很久，又因守臣上奏，准许与忠节之士一同享祀。公的大略情况就是这样。唉！贤人的出生，上天造物从来不是没有用意；然而他们往往使自己陷于困厄危辱之中，使才华不能得到充分施展，百姓也不能享受他的恩泽。从古以来就是这样，难道只是后世如此吗？公和泰和王文端公、临川王文安公、吉水钱文肃公等三五位君子，在馆阁中共度四十年，所任职务不过是在简册文章之间；直到年老才出任主管吏事、教导生徒的官职，然而公的名声尤其显著。唉，公名声显赫，难道就是公的幸运吗？万年间窦宪、董贤的举荐，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这种遭遇，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或者说，仕途的通塞、命运的否泰，实在由上天决定，而人的力量本来就不能达到这种程度。考察公所参与建立的议论和奏请，诵读诏制中褒奖嘉许的话，以及当时元老赠送给他的文章。这些赞颂文章并不是不了解公的人所写；而且公能够保全名声和节操，享有长寿并得到善终，也不能说他没有得到际遇。只是有志之士敬畏天命、悲悯人的困穷，追述公所处的时代，仍然觉得有遗憾。公对此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出生较晚，后来充任史官，从前辈那里听闻此事，私下曾评论说：公按照正道行事，就像汉代汲黯立于朝廷，屡次受到谴责却不屈服；又像唐代颜真卿作为师儒，检点自身而率领下属；又像宋代石介，自信百世之后有贤者评论他的兴起，这些评价或许不会改变。因此我把这些话冒昧地写在编首。公自号“古廉”，学者称他为“古廉先生”，诗文另有若干卷。两朝奏议，当时已经焚毁稿本，无法再得到。程彦纲夫妇同寿序

译槐塘在歙县西部，我们程氏世代居住在那里。那里田地相连，房屋鳞次栉比，街巷相通，牌坊相望，隐然可以称作一个小县邑。大概从宋代丞相、吉国文清公程氏兴盛时起，分为四大房：一房叫正府，文清公居住在那里；一房叫上府，文清公的弟弟侍郎山窗公居住在那里；还有旧府、下府，也都是文清公同宗兄弟的居处。居住数百年，每房子孙不少于几十上百人。遇到庆贺的事情，族人便全部聚集，击鼓设宴，数日不停，而为人祝寿时尤其盛大。至于夫妇同寿，像彦纲君这样的人，更是不容易遇到。彦纲君是侍郎公的第七世孙，生日在弘治丙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他的妻子朱方徐氏生日在十月十八日，相隔半月，同样年满六十且身体无恙，儿孙又能奉上饮食供养，十分欢乐，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的白头偕老了。他的族弟道之、式之写信来请求我说几句话，并且说：“彦纲生性淳朴，没有矫饰，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悲哀思慕从未停止，侍奉母亲左右，每次奉养都一定要让母亲欢喜。母亲将近八十岁才去世，人们都称赞他的孝行。彦纲作为孤儿，竭尽力量兴办家业，把光大宗族作为志向，因此田产丰足、家业兴盛，不亚于从前，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彦纲虽然有多余的积蓄，却以独自发财为可耻，救济贫困、周济匮乏，做这些事尤其勤勉，人们都称赞他的仁惠。并且有徐氏辅助他，徐氏有勤劳节俭的品行，有馈赠祭祀的礼法，有对妯娌的情义，大概也差不多是古人所说的夫妇同心、德行相联了。”希望您不要吝惜一言，为寿宴增光，那就有幸了！往年我曾到过槐塘，槐塘族人恭敬地迎接我。我看那里山川秀丽明净，门户殷实兴盛，居住在那里的人物有的才智出众，做官的人有声望，在学校读书的士人有学问；而闺门之内，女子的德行、妇人的道义也都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大概丞相、侍郎的盛德遗风，以及家族规约、内室规范，前有所启发，后有所承继，历经百世仍像新的一样。何况彦纲君夫妇在众多后代中如此出众，难道不值得庆贺吗？愿他们由六十岁活到七十、八十岁，直到达到期颐之年，使槐塘人称颂说：“这对夫妇，年轻时有冀缺耕田、妻子送饭那样的敬意；壮年时有庞公夫妇那样的贤德端庄；老年时将有木公金母那样的长寿，成为全宗族的美谈。”这本来就是前来致庆者的心愿啊！《地理囊金》注序 我郡谢子期，在成化庚子年为先尚书襄毅公卜葬于休宁南山，曾经把他所注的《雪心赋》拿来请我作序。大概下葬几年后，家中多有不顺之事，我也离开了朝廷，于是议论者大都责怪子期，说这块地应该有水患，并不吉利，也责怪我当初作序不够审慎。然而，这块地确实是我和子期共同议定的；考察郭氏的书，处处都相合，唯独不合于世人所说的罗经星卦之说。我心里鄙弃那种说法，便没有听从。又过了几年，家事平安顺利，我重新入朝，已经安葬先大人后，所留下的墓穴极其干燥，有一股气蓬勃向上升腾；这时距离先公下葬已经十七年了。于是议论者惭愧沮丧，说子期的学问无人能及，也说我当初的序文写得很好。唉，这种说法多么不合情理啊！大抵学问如果没有主见，就容易被各种变化迷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子期还曾注释《蔡氏发蒙》《刘氏囊金》，都依据义理措辞，对学者有益；《囊金》尚未有序，又来嘱托我。我已经在《雪心赋》序中说过自己的看法了，又何必多说呢？只是想到地理之书，精纯驳杂不一，而研究这种术数的人，总是把自己的见解藏起来；浅薄的人执着于所得，自以为是；鄙陋的人用祸福之说来诱导他人，都不过是谋求利益罢了。子期却不是这样。他以郭氏之书为经，以三家名贤之说为传，从不受其他书籍牵制，沉潜反复地研究，穷尽其中的旨趣，把自己所得的合宜之处汇合起来作注，以便流传；他想使人明白地知道，先代正人不用某座山、某条水的道理，从而使罗经星卦的异说消灭，也差不多可以满足人们谨慎办理丧葬、尽孝送终的心愿，并归入儒者穷究义理的一端。他用心是多么公正而厚道啊！我因此为此书作序，使读者知道子期并非徒托空言，而是每一条都经过验证后才写成的。知止吴君夫妇同寿七十序 隆阜在休宁县西南，位于率水上游；那里土地特别广大肥厚、爽朗高燥，所以取名隆阜。靠这片土地生活的人，大多富足长寿，像吴君九云就是其中之一。往年我经过吴君那里，他拿出曾祖父韫中先生的遗稿，以及苏太史所作的《韫玉山房记》给我看。我得知韫中先生在高庙初年，考中贤良，奉诏作《鳯凰台望大江》诗，合乎皇帝心意，被授予浙江平阳县主簿，终于任上，大概是当时的名流。过了很久，吴君来南山拜访我，谈话之间又请我作《知止》诗，“知止”是他的自号。于是我作了一首诗，他把我当作知己，后来数年没有再互通音问。吴君的女婿戴世暶忽然写信送到京师，说将有人为吴君夫妇祝寿；我得知吴君生日在明年六月二十七日，吴君的妻子金孺人生日在十月三日，二人都已经经历七十甲子。世暶请善于绘画的人作图，请各位缙绅大夫作诗，又嘱托我作序。吴君身材修长挺拔，胡须漂亮，家境富裕，性情简朴沉默，从小到老都不进入城市。金孺人又以贤良淑德相辅相成，乐于享受子孙的奉养，心境安恬，精力强健。评论者说，他们有鹿门先生遗留下来的风范。仁者喜爱山，所以喜欢安静而能够长寿；安静是他的德行，长寿是这种德行的验证。鹿门先生的遗风、安平阳的韫玉山房以及吴君的“知止”，虽然成就的风范、功德和事业大小不同，但若说到安然退守，把履险视为忧患，把廉洁安静视为可贵、把躁进视为可耻，安守本分而把超越职位视为妄为，那么他们都掌握了获得长寿的道理。吴君夫妇能够白头偕老，难道没有缘由吗？我正在词林任职，忙碌于仕途，不能亲自举杯为吴君祝寿；然而追忆故乡山水之间，能够和年高有德的人相见交谈，未曾有一天不在心中往来。还要等到获准归乡南山，乘舟游清溪，拜访隆阜的吴君，订立晚年相交的约定。那时吴君年岁更高，德行更加美好，我将执笔歌颂你们夫妇的寿命；由七十岁超过八十岁，再向九十岁、百岁迈进，日子还长着呢。三叔祖母汪孺人八十寿诗序

译人活到六十岁，才可以用“寿”来称贺；到了七十岁，就称为“古稀”，何况八十岁呢？何况夫妻偕老而快乐，又有子孙奉养呢？我的三叔祖母太孺人高寿达到八十岁，身体无恙，仍健在堂上。明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是她出生的日子。这样算来，她已经经历了五百一十多个甲子。我在京师做官，不能奉上一杯酒，到膝下拜寿，于是就取长生之物中可以用来奉养人的十四种东西作为题目，分别寄给过去一同交游的诸位子弟，让他们各作一首诗。到寿日用来庆贺，并且叙述这件事说：“《礼记》称百岁为‘期颐’，‘颐’就是奉养的意思。就是说，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不需要奉养。作诗致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太孺人姓汪，是西门硕宗的后代，嫁给我的三叔祖处士公逹，侍奉曾叔祖尤溪府君和玉夫人，以孝顺闻名。她和妯娌们相处友爱，和处士公夫妻相敬相亲，直到白头也没有争执。生有两个儿子，叫彦英君、彦华君，都凭才华出众而成家立业。如今儿子们已经成材并且家业丰厚，太孺人却不因年老而懈怠，也不因富裕而奢侈。有三个孙子，她选择其中年长而有才的，让他到学校求学；至于纺织劳作的勤勉、穿衣饮食的俭朴，用来要求自身并教导家人的地方，更加尽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在成化戊戌年奉诏回乡省亲，才得以在家中拜见太孺人，那时她六十岁。弘治己酉年我被放归南方，又得以拜见她，那时她七十岁。每次见到她年纪更加衰老而身体却更加强健，德行更加尊贵，我便抚额暗自庆幸说：“这真是长寿的征兆啊！”何况如今巍然八十岁，寿筵刚刚开始铺设，亲族宾朋全都聚集，命童子歌唱一首诗，陪饮一杯酒，献上期颐之年的祝愿。太孺人一定会察看他们的诚意而露出喜悦的容颜吧？有人说：“这十四首诗所咏的，都是难以得到的东西。虽然取的是备办奉养之物的意思，但只是用言语互相夸耀，难道可以吗？”我说：“不是这样。古人奉养长者，有时用燕礼，有时用飨礼。燕礼以亲爱为主，飨礼以敬重为主。亲爱，就是用美味甘食供养口腹身体罢了；敬重，则是酒斟满了却不饮，肉干了却不吃，席几摆设好了却不倚靠，以达到尊贵年纪的人为尊，表示不敢轻慢。让百姓看见这些，都会认为这是极其恭敬，没有不更加肃然起敬的，怎么能说是虚文呢？取可以用来奉养的东西来吟咏歌唱，以此祝寿，也只是表达我的敬意罢了。” 《平盈文会录》序 文章的作用，大的可以使国家光彩，小的可以用来修饰政务，再小一些也可以修饰自身、宣扬先人的功业。总之，文章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孔子说“文章方面没有超过常人”，又感叹亲身实践难以做到，那么文章必定还要有根本作为可贵之处吧？我读方氏的《平盈文会录》，对此很有感触。平盈距离婺源约二舍，在方氏世代聚居的地方，有文人，而且他们所交往的多是文士。家中传下来的书卷，从宋代以前大多散失了；元代以来的，还有一些保存下来。儒学生世良汇集其中的诗作若干卷，编为内集；名人硕士赠送和吟咏的作品若干卷，编为外集。他竭尽心力来请我作序，已经五年了，我一直没有答复。如今我服丧期满，将要入朝，世良再三恳切请求，我才得以翻阅这些书。读了一整天，我说：“丰富啊！”考察其中的小序，知道方氏的先人鉴泉逸老，在元代不出仕；他题写三闾庙时有“耻随三姓拜秦宫”的诗句，和答别人九日诗时有“黄菊未开孤令节”的诗句，他的志趣和操守就是这样。后来，像方士毅以身作则而有节妇受到旌表，文粲孝敬父母而有《百感集》，文晥和睦宗族而有《积善世谱》的续编，月同善于讲说《春秋》，性显用心于雅乐；其他论著，也常常出于怀念古人、感慨时事、珍惜光阴、怜悯民生，而关于规劝、规范、友爱以及耕桑、渔钓的作品尤其多。大概是因为他们出处严正，家庭和美，承继诗礼传统，坚守节义操守，有值得称道之处，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成就。难道一定要文辞精妙、构思工巧，才算得上有成吗？唉！三曹和诸谢的诗，确实优美，但君子不能不有所议论。至于石建在书信中忧惧获罪，马王的休征不在于能言善辩之类的人，而在于笃实行善、纯厚孝顺，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相比。文章的作用，确实有不可相互取代的地方。何况方氏的贤者集中在一门之中，又出现在同一时代，文章如此丰富，加上又有这样的根本，一定会有赏识它的人，又何必担心不能流传呢？后世的人因这部集子而更加探求他们的作品，进而达到古代作者的境界，修饰自身并宣扬先人的功业，小则用来修饰政务，大则用来光耀国家，使人称赞说：“这不仅仅是平盈一乡的文章而已。”这不正是世良的志愿吗？《贻范集》诗序 我在成化年间曾编刻程氏《贻范集》三十卷，大体都是文章。程氏各宗族请求把诗作附刻进去，作为续集，并且各自把所收藏的作品交来，编排次序。尚未完成，入朝的期限已迫近，最终没有办成，因此留下遗憾。近年各宗族又谈起这件事，于是编成了这部书，共十卷。大家集资，接着刊刻如下。有人担心，我们这一辈的近作和前代先贤、当时贤者的作品并列，怎么能避免把鱼目混入珍珠、让芦苇依傍美玉的讥讽呢？这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所收的作品，有的叙述祖先的德行，有的记载先人的事业；庆贺时有颂辞，哀悼时有哀辞，饯行时有赠言，行事时有记载；有相互赠答的，有彼此唱和的；有感时而发的，有借物寄托进德修业之意的，用来表示规劝和警戒。大多是为了保存事实，以备考察和省察循行，使后人仰望先贤高古的品德而以之为法，又因我们这一辈的浅陋而更加勉励自己。这只是为本族打算，并不敢把它公开传播到四方。有人欣然说：“这样很好，就把这些话记下来吧。” 《黄山图并诗为罗君夫妇偕寿序》。

译黄山是东南地区的巨大名山，跨越几个郡的境域，而在新安境内尤其雄奇秀美。我每次阅读图志，都能得到它的大概景象，心中十分满足，却没有机会前往游览。弘治丁巳年冬十一月六日，我决定前往一游，从汤口进入，越往里走，山境越深，景色也越美。三十六峰直插云天，飞桥横跨两岸，奇石参差耸立，山岩陡峭如削。有珠砂泉、丹霞溪、白龙湫，还有轩辕、浮丘采芝炼药的遗迹，处处可见。阴晴在片刻之间变化，景象幻化万千，游人往往彼此相顾，惊愕不已，简直不像人间景色，真是天下奇观。于是我把诗留在寺中便出来了。出来几天后，有个名叫汪充的客人，带着《黄山图》和分题吟咏的诗来拜访，说要用它们为罗君夫妇祝寿，请我写几句话。我推辞不掉，打开图一看，原来其中山水历历在目，都是我近来亲眼看到的景物。诵读那些诗，又有许多是我心中想说却来不及说出的。于是进一步询问罗君夫妇的为人，汪充说：罗君名与义，是文献世家的后代。他凭资财雄厚在乡里立足，后来迁居京师。到了罗君这一代，尤其喜爱行善，主持正义，乐于施舍；我用“最乐”二字为他的居室命名。乡人佩服他的公正，感念他的恩惠，大概是因为他的本性近于仁厚，又仰慕清静，领会了“仁者乐山”的道理，所以汪充才有这次举动。罗君的配偶吴孺人，世代居住在溪南的名门之家，性情慈爱俭朴，辅佐君子料理家政，人们都称赞她贤德。有两个儿子，叫元孙、良孙，都孝顺谨慎，能够扩大祖业，使这个旧家更加充实。古人有所颂扬祝祷，多见于诗歌，例如说“像山冈一样，像丘陵一样”，又说“像南山一样不会崩塌”，其祝愿高厚如此。那么这幅图、这些诗，难道确实得到古代诗人颂扬祝祷的用意了吗？吴孺人的寿日在本月二十八日，罗君的寿日在明年三月十三日，二人都六十岁。寿筵已经摆设，亲朋全部到齐，让童子歌唱诸位君子所作的诗来助兴劝酒。罗君夫妇欣然接受，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健壮，从六十岁开始逐渐达到耄、耋、期颐的年境，是可以期待的。虽然如此，我考察郡志，罗氏居住在歙县呈坎，他们的先世有一位仙人，居住在狮潭得道，骑着白狼，越过潭东的巨石，轻快地升空离去。这本来可以说是得到了轩辕长生久视的道术，至于是否曾与浮丘翁往来于此山，就不得而知了。那么罗君本来就是所谓长寿的种子，足以符合诸位君子的祝颂吗？可惜我没有能力知道这一点，姑且把这些写在这里罢了。《岩镇谢氏家谱序》谢氏在周代因周王的舅父申伯受封而得姓，世代居住在陈留，大概是中原的名门。到了晋永嘉末年，子孙跟随元帝渡江东迁，于是在江左成为望族；他们的爵禄、功勋事业、道德功业和文章学问，与六朝相始终，而以太保文靖公一支最为兴盛。文靖公的长弟是西中郎将谢万，传到第六代有谢谖，仕梁为东阳内史。又传六代有谢杰，仕隋为歙州教授，因做官而定居歙县中鹄乡，子孙延续繁衍，便以其居地命名为谢村，大概谢氏在歙县的祖先就是他。谢杰的第十三代孙彦章，有两个儿子都在唐末做官，一个叫门下侍郎谢端，一个叫金吾将军谢诠。谢诠另居祁门，谢端的后代分居休宁、歙县，传到第二代有谢泌，宋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历任谏议大夫，史书有传。上距西中郎将谢万已有二十七代，但史书所称太保，是根据他们这一族的大概情况而言的。谢泌的长子谢衍，任太常举礼郎；传三代有谢玘，迁居本县曹溪。谢玘传到第二代有谢仁智，又迁居本县梓木坦。仁智传五代有谢伯润，宋室南渡时，入赘本县岩镇左史吕公家，于是留居那里；大概岩镇的谢氏祖先就是他。伯润有一个儿子，名叫谢胜祖；胜祖传了四代，其中可以考见的一人叫谢天佑。天佑有一个儿子，名叫善祥。善祥开始有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二十五个曾孙，他的后代还在不断繁衍。善祥的幼子叫文逹，幼孙叫廷懋，请求编修族谱，以承合先人、倡导后世，但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廷懋的弟弟廷春、廷彛、廷实，想要继续父兄的志愿，于是族谱终于编成，便奉上族谱来请我写序。廷馨的儿子谢昭，近来被选为儒学训导。廷彛的女婿程应实，是宋丞相槐塘文清公的后代，也是我的族孙。我们往来已久，于是我不敢推辞，告诉他说：凡是在这个世上有姓氏的人，谁不是古代帝王以及公侯卿大夫的后代？只不过世代相隔久远，不知道自己的源流罢了。国家和家族的盛衰、显达与隐晦从来没有恒常，即使拥有国家的人也不能避免，何况那些失去爵位的后代、编入普通百姓户籍的人，到了百代以后又怎么能说清呢？只有用积善来打基础，用爱好文章来辅助，才或许能够寻找到失坠的世系，也能够考见先人的德行。谢氏起于申伯，盛于太保，在谏议大夫时中兴；此后分散各地而仍然兴盛显达的，计算起来还会有一些。像岩镇这一族，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以积善打基础，以好文来辅助，子孙世代相承，从今开始，怎么知道其中不会出现光大宗族的人，使爵禄、功勋事业、道德功业和文章学问在当世光耀显著，与从前的诸谢相互媲美，成为这部族谱的重要内容呢？古人对于本乡那些有名望的官员和博学的儒者，即使不是自己的同姓，只要有所仰慕，也还会产生仰望高山般的敬意和敬重故乡桑梓的感情；何况是与自己同出一源、声名显赫的人呢？《礼》说：“君子返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由何处出生。”《诗》说：“君子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榜样。”谢氏的后人，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休宁流塘詹氏家谱序》

译流塘的詹贵，字存中，拿着他所修的家谱一册来告诉我说：“詹氏的先祖出自周宣王次子文侯的后代，世代以河间为望族。西晋末年有一位名叫隗的人，为躲避战乱迁居南阳。隗有三个孙子，叫康邦、成邦、敬邦，跟随元帝渡江东迁，分散居住在江南。康邦的儿子良义，官至侍卫将军，居住在建安。良义的儿子詹洗，任福州候官令，生子詹宣。詹宣之后有一人名叫詹敬，从建安迁到歙县；又传到黄公，再迁到婺源闾坑，族人最为兴盛。黄公传四代有小八公，又从闾坑迁到庆原。再传十二代有百一公，开始迁居休宁。百一生初仕宋，任太学录，定居流塘。到我詹贵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五代了，子孙不下千人，但族谱还没有续修。詹贵对此感到忧惧，于是辑录旧闻，编成这册族谱，冒昧请您作序，以示给我的后人。”我赞许存中的请求并答应了他，因此说：“一个家族有族谱，不只是为了记录姓名、备供考证事实而已，一家的礼乐制度实际上都系于其中。世道衰落、风俗浇薄之后，知道族谱重要的人很少了。孔子说：‘以自得其所由生为乐，礼则追溯到最初的根源。’族谱的编纂，大概就缘起于此吧？” 孔子又说：“音乐是用来使人同心的，礼是用来区别等级的。”同心就会彼此亲近，有区别就会彼此敬重，所以说礼乐的道理关系到人的感情。族谱编成之后，族人之间的位次安定而有秩序，界限分明，可以说是有区别了。有区别之后就有敬意，知道这是各位伯叔父，那是各位兄长，不敢怠慢。族谱施行之后，族人之间的情意和睦融洽，像春天一样温暖，可以说是同心了。同心之后就有亲情，知道这个人应当爱护，那个人应当体恤，不敢违逆。一家的礼乐已经兴盛，把这种道理推及一乡，就可以知道会怎样；再推及国家，也可以知道会怎样。因此我重视族谱，是说它对世道人心的教化有益。詹氏积累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所居住的流塘山水秀美，风土气候厚重完备；生长在这里的人从事耕作而勤劳，不必以拥有大量钱财为奢侈；读书而亲身实行，不必以穿戴华美的衣冠为荣耀。后代繁盛昌大，编制族谱来统合宗族、联结支派，难道不是希望自己能够跻身三代遗民的行列吗？如今圣天子登临帝位，遵循大道来调和天下；在一县之内、一家之中，有像詹氏这样的家族，可以说是贤德了。不过，我私下还有话要告诫你们：《礼记》说：‘仁接近于乐，义接近于礼。’又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既然如此，要想无愧于这部族谱，就一定要从自身做起。自身修养好了，然后一家之中的仁义才能得到尊崇；仁义得到尊崇，礼乐也就差不多具备了。否则，所谓只记录姓名、备供考证事实的族谱，到处都有，那么族谱的实际意义又怎么样呢？”存中喜爱求学，善于作诗；诗是礼的配偶、乐的篇章，他已经懂得其中的道理了。《五箴解》序 圣人门下的教诲，没有比求仁更优先的；而求仁的关键，又不是把疏远他人当作道。禁止自己的视、听、言、动违背礼，并以敬慎作为主宰，那么在日常生活之间，内外就会相互端正，德行也可以完备了。只是关于这个道理的说明，没有比颜氏、冉氏所听闻的更详尽，也没有比程氏、朱氏所作的箴言更切实。可惜后来的学者不能身体力行，于是他们群居相处之间，只是讲习、诵读、谈说罢了。江浦教谕、开化人吴景端，曾取颜子、冉子所受的四箴以及《敬斋箴》为之作注解释，题名为《五箴解》，用来示给求学者看。他的学生双溪李谟偶尔跟我交游，便拿着这部书来请我作序，说：“这是景端的志愿。”唉！洙水、泗水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心性之学被掩晦，而功名利禄的学说在后世泛滥倾倒。伊洛之学兴起，考亭朱子继承发展，于是失坠的道统可以寻考。可以说，孔子用来告诫颜子的，是乾道；告诫冉子的，是坤道。乾道讲诚信，坤道讲敬慎，圣贤之学由此分明，而敬慎实际上是后学应当遵守的法则。一旦不敬，私心杂念便纷纷生起，损害仁德的事情就说不尽了。诚信从哪里能够达到呢？以敬慎为本并安处其中，就能不断克制私欲，从而达到仁。达到仁，就能专一遵循天理而实现诚信，这就是希望成为圣贤的功夫。《五箴》就是因此而作的。景端生在百世之后，却懂得应当从哪里用力，又想到要把这种道理推及别人；如果不是笃实地从事修养自身的学问，能够做到这样吗？圣人的教训就在眼前，遗留下来的规范令人肃然生畏；我孤陋寡闻，怎能承受这种警醒和感叹呢？于是姑且叙述自己的见解，交给李谟，让他送给景端，以求得到补益。《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陈公寿诗序》。

译弘治戊午年春三月初一，皇储开始在文华殿接受经书教育，事先给若干文武大臣加恩。此时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陈公加授太傅，仍兼任辅导太子的官职。又过了五月，他接受诰命，追赠曾祖平江恭襄侯；至于他的父亲黟国庄敏公，三代都担任太子师傅，皇帝颁下的恩诏和尊贵官阶，都是前所未有的。又过了两个月，正逢陈公初度之辰，推算他所经历的甲子，共有三百六十年。驸马都尉樊公是陈公的亲家，郑重地为他祝寿，正值恩宠和荣典接连降临之初。于是会合各位勋臣戚臣，写成若干篇诗歌，准备在秋季第三个月二十八日举杯庆贺，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想，上天眷顾皇明，赐予它世代相承的重臣，以光大辅佐太平盛运，与上古盛世相比，真是隆盛啊！不过我私下有话要说：受到宠爱荣耀、长寿高龄的人，世上难道没有吗？君子所看重的，是名声和实际相符合，这才是难处。否则，即使历经长久岁数、承受非同寻常的宠遇，人们也只会忙于指责非议他，又有什么可贵呢？陈公生性深沉雄伟，胸怀志向和谋略，侍奉英宗、宪宗以及当今天子，出入朝廷内外三十年；凡是军国大事和重大典礼，他都一定参与谋划并推行，礼仪完成后，皇上总是倚重他。其中最重大的功绩，是镇守两广时宣扬国家威灵，冒着险阻，剿灭数千贼寇，夺回被掠走的一万多人口，扶助残弱、拯救困苦，使岭南一带重新安宁，他的功劳十分伟大。总理漕运十二年，善于抚恤士人，并专心研究国家财政，前后陈奏一百多道奏疏，在兴革政务方面，所获利益非常广泛。黄河在张秋决口，堤防屡遭毁坏，公考察筹划治理办法，溯本清源，堵塞裂隙，使河流安定，百姓免于淹没溺死，他的恩惠长久流传。这三件事，就是长寿的基础。然而，他不能不因遭受猜忌而受挫，却始终自守忠诚恭谨，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于是公议归附于他，圣上的恩宠也更加深厚。凭借殿阁大学士的尊位，又兼负台辅的责任，与古代那些功勋卓著、德行高尚的老臣相比，几乎没有谁能胜过他。这难道不是名位与实绩相称的难得之处吗？恭襄公在文皇帝迁都北京时，首先总领漕运府，富国强兵，被称为良将。他制定的漕运规制沿用至今；庄敏公曾率偏师平定闽地盗寇，当时许多大将因受贿而败，只有庄敏公得以晋封侯爵，并获赐嘉奖。大概他的先人早已为家族培植了深远的根基，公继承先人的遗烈并加以光大，像这样的人，岂是偶然侥幸所得者可以相比的？《崧高》篇、《壮犹》什以及《对扬王休》之作，见于《诗经》三百篇，已经很久远了。虽然近代声律不能按照古代次序排列，但以尊重年长、喜爱德行作为根本，以及感戴皇上恩德的诚意，都是一样的。那么诸位公卿所作祝庆文章，难道只是为了交游之情和姻亲私谊吗？祝愿公上辅天子，整顿六军，使四方夷狄畏惧而安定，成就盛大太平的事业，以彰显上天纯厚保佑大明的心意。像汉代的营平侯赵充国、唐代的汾阳王郭子仪、吴国的延州季子那样，那么公为天下后世所看重的，又岂止在今天而已。公自号云谷，通晓经史，擅长诗文书法，辱蒙与我交往，情谊深厚并非一日。况且我过去也曾在宫中任职，按情理不能推辞，于是冒昧把文章写在简册开头，作为观览者的先导。奉送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公谢政南归序。夏、商、周三代以后，号称太平时代，君臣相处，多出于外在礼仪仪表，而结果有的圆满、有的欠缺，取决于时运。若能发自内心彼此信任，进退都能合宜，那才是盛况。像如今大学士宜兴先生徐公的归乡，难道正是古人所希望而未能得到的吗？公以进士及第，侍奉英宗、宪宗两朝，至今上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时，官至三孤，总领百官，参与机密诏命，辅佐太子；官阶之高、托付之专、恩宠之厚，在此以前从未有过。推想公忧念国事、图报君恩，竭尽力量尚且不足，哪里肯把一日闲逸当作快乐呢？然而公年过七十，自今年以来疾病日益侵扰，行动极其艰难，确实有不能出仕的理由，于是三次上章请求退职，得到批准才停止。这是古代大臣的心志：审慎地保全节操，并不是表面上递交谦逊的奏疏，暗中却又希望被挽留。皇上认为公是历经四朝的元老，功勋盛大、声望崇高，圣明学问所凭借、太子德行所涵养、百姓生计所安定，都依赖公辅佐完成，不能一日离开；所以公称病告假时，派国医为他诊治，赐给尚食，慰问照料无不周详，希望他迅速痊愈。但公的疾病尚未痊愈，皇上于是体察他决意离去的心情，直到他第三次请求以后才答应。皇帝赐诏加以馈赠，派一名朝廷大臣乘驿车护送他上路，命有关部门按月供给俸禄和仆从费用，并仍让他的一名儿子在朝廷任官。这是古代圣王尊重贤才、敬养老臣的心意，并不是姑且备办礼仪、敷衍旧例；这难道不是使出仕和退隐都各得其宜吗？诏命下达那天，有人惆怅地说，一代贤良辅臣不能完成太平盛世的功业，这是朝廷的遗憾；也有人欢喜地说，一代盛事以获准退休作为公的荣耀。这时，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武进白公会同本郡在京任职的官员，在郊外为公饯行，交给我书简，请我写赠言。我不能推辞，于是说道：公此次出行所关系的事情太重大了，天子的玺书、士大夫的公议，褒奖赐予的礼遇已经完备，又何必等待我这浅薄的言辞而絮叨不休呢？只是公年轻时唱着《鹿鸣》入京应试，后来达到显要地位，如今头发斑白，功成名就，归还政权而回乡。乡里的子弟盼望公回来，瞻仰风采，聆听教诲，说：‘我们乡里的前辈竟是这样，圣朝的老臣竟是这样，名臣进退合乎正道竟是这样。’于是仰慕振作，努力求学。这说明公的出仕与退处虽然关系天下大局的轻重，但一乡人的观感更应先行，因此不可以没有记述。可是，古人中爵禄、荣名与公相似的并不少：有的不谨守官场常规，因事离职；有的中途暴露出不合宜之处，被上级厌弃后离去，想求保全自身。他们连外在的仪表都尚且难以保全，何况像公这样内心彼此相契、始终蒙受恩礼而没有丝毫嫌隙的人呢？这真是盛大啊。我在翰林院任职，跟随公三十多年，承受的教诲和益处十分深厚。如今太子出阁，我又被推荐入选宫僚，五月到京，而公却在此时离去，所以对白公的请求，内心感慨，不能自已。于是叙述公侍奉皇上的方式，以及皇上对待公的方式，反复申说，并借此告诉天下后世。送于千户序

译新安卫千户于侯文远，年满六十岁时，便向朝廷请求把官职传给儿子于应；于应当时还很年轻，却驯顺谨慎，能够自我约束，没有沉溺声色的习气，旁观者都预料他将来不会使家业衰替吧？后来适逢比试，于应来到京师，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他性情善良而不偏执，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礼数周备而不失当，比从前更加优秀。于是兵部向皇上请示，在阅武场考验他，他入选了。他将要回乡时，在京的乡人请我写赠言。我与于氏交往已经两代了。于应的祖父武略君，性情平和，质朴敦厚；做官时约束自己、奉公守法，不剥削下属来滋养自己；治理产业时节省浮费，勤于督促子弟学习，田地房产的丰盛在全州居首，却从未以豪华奢侈自我夸耀；周济穷困、赈救贫乏，无论亲疏远近，凡有所施舍，都恻然出于本心，并非为了求取声誉，这是足以振兴家业的德行。文远为人爽朗通达，曾充任儒学生，学习经史，喜爱诗文书法；继承先业，督察管理十分谨慎，不妄自耗费，只有兴办学校、购置图籍、修建祠宇、津梁等有利于百姓、可以流传后世的事业，即使捐出数百金也不吝惜。他任职最久，军务修治严明，遇到事情应当可行还是不可行，总是毅然以义理作为取舍标准，这是足以守成家业的才干。既然如此，于应做官治家，也只要以这些为准则就足够了，还何必另求其他呢？不过，人的自身修养是做官治家的根本；能够谨慎修身，使内心没有邪念，身体没有疾病，那么德行可以增进，才能可以成就，仕途可以升迁，世代家业也可以托付给后人，还有谁能阻挡他呢？我记得成化年间，我到郡城拜访武略君，当时他已八十岁，文远刚生下儿子，他抱着孙子招待宾客，十分高兴。我曾为此作诗，有‘老境看孙梦亦安’一句，大概指的就是于应。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近来我住在家乡，于应几次到南山省视我，见到我刊刻的《新安文献志》和《胡子知言》等书，请他的父亲大力资助费用。我与文远游黄山时，于应骑马随行侍奉，风雪之中左右服侍更加恭敬，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他这样向善并且懂得尊重长辈，今后成就，怎么知道不会超过祖父呢？先尚书襄毅公有孙女四人，于应的长弟于恩娶其中一人为少婿，正以儒学生身份等待参加秋闱；第三弟于允忠被选定过继给少保肃愍公为嗣孙，因特殊恩典授为杭州前卫千户，世代主持祠祀。这大概说明他们先人的余庆还没有衰尽。如今于应开始踏上仕途，受到乡人的期望和爱护达到这种程度，难道可以不勉励吗？送潘君玉汝同知金华府序 玉汝考中成化甲辰进士，授任湖广蕲水县知县。入朝觐见和初次考核共三次，受到行台奖劳两次，获得旌异一次。他为人处己公正，任事勤勉，审理诉讼明察详慎，救济灾荒、帮助渡涉，百般政务都修治兴举，周密完备，力求不辜负所学，上以副合圣天子为百姓选任良吏的深厚用心，也可以说是优秀的有司官了。弘治戊午年夏，晋升为金华府同知。朝廷谢恩那天，我乡有人说：‘玉汝性情刚直，不能逢迎上官；遇事该不该做，便依据义理争辩，即使面对利害也不顾虑，所以常担心他暗中被人陷害。如今得以升为大夫，辅佐上郡，应该祝贺。’又有人说：‘近来法令规定，有司任职九年考核有功者升两阶，得到旌异的，才按次序召入朝廷，作为御史台察官的候选，或者被部司擢用。如今玉汝获得旌异在考绩之后，虽因推选而升了四阶，却不能在朝廷任职，实在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士君子出仕，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学问罢了，哪里能把职位高低、内外远近是否适合自己当作值得计较的事情呢？得利时不因此欣喜，失意时不因此忧戚，这是古人用来约束自己、考察他人的根本准则。潘氏世代居住在婺源，到了玉汝尤其喜好修身谨礼；他凭《尚书》学业在乡里被推荐，又在天子的朝廷应试，可知他并不以谋求私利为打算。婺源是我朱子的故里，遗留下来的风气逐渐传播，既久远又深厚；而《尚书》所讲的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也正在其中。把所学推行出来并在行动中体现，它对于郡县政务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看来，他施行的恩惠会更加广泛，成就也会更加久远而宏大，这是可以预见的。金华作为郡，与新安接壤，文献之盛在东南首屈一指。像东莱吕公，实际上与我朱子同时并起，倡导此道来启迪后进，遗风逐渐传播，今天还能看到它的影响吗？玉汝要努力，不要把别人所谓可惜和可贺当作衡量得失的标准；若能使学习圣道、爱护百姓的政绩，出现在先贤教化流传的地方，这就是乡人对君子的期望，其他我就不必多说了。玉汝曾跟随我讲习，所以赠言之事托付给我。然而我本来就想说些表达爱护和帮助的话，因此写下这些并不推辞。送郑君万里知南城县序

译弘治戊午年冬十月七日，吏部上奏选取候选人员授官，但郑万里的铨选日期尚未轮到；朝廷以特别选拔任用他，廷上注授为江西南城县知县。如今的少宗伯张公是南城县人，候朝待漏时问我：‘郑君这个人怎么样？’我说：‘郑君研治《春秋》，以古人为老师；志向勇敢，见识正直，才干精实，如果治理南城，一定会很好。’张公听后欣然说道：‘这是我们县的幸运吗？’大宗伯金溪徐公说：‘我过去在南京国子监六馆之间任职，像郑生这样的人很少，确实是科举遗漏的人才。’第二天退值时，文华殿大学士长沙李公说：‘昨天任命为南城知县的郑某，是歙县的郑某吗？’我问：‘公怎么知道？’李公说：‘我过去主持南畿秋试，御史、上饶娄君当时提学南畿，把十三府初试中成绩最优者的姓名交给我，说：请加以验证。后来榜单公布，他所遗漏的有三人，郑某就在其中，因此知道他的才能。不知他为什么在这里耽搁了这么久，于是相互叹息，又以为人的出仕和退处、迟速和顺逆，难道本来就有定数吗？’万里将要辞别朝廷南行，我置酒为他饯别。酒喝到一半，他起身说：‘乡先生难道没有一句话来赐予我吗？’ 我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值得你等着我的浅陋言辞来增益或损害你的声誉吗？’我往来于故乡，有时出仕，有时退居，你没有一次不是以道义来帮助我、与我交游的；至于饮酒吟咏的快乐，更不必说了。其中大的事情，如倡议在郡学建立考亭祠，上书巡抚大臣，请求停止徽州府代为输纳八万石粮食；这些事情关系教化和养民，议论者无法驳倒，我非常赞许。其他关系一乡利害轻重的举措，也不能一一列举。不过，这些难道就是足以满足万里的条件吗？郑氏是歙县的大族，他的先人如令君，能使百姓活命，至今仍享受庙祀；如贞白先生，是因廉洁做官而受旌表；又如师山先生，以道学忠义著称，名声载入史册。一乡之人谁不仰慕他们？何况像万里这样的后代呢？他所读的是师山先生的著作，所居的正是令君、贞白先生曾任官的地方；若能把世代相传的学问推行到百里之地，使自己不辱没先人的功烈，那么也就差不多没有辜负朝廷培养、录用他的恩德，以及诸位老先生平日对他的期望了。何况长期受压抑的人，一旦伸展，必定更加久远而宏大；将来由治理一个县逐渐达到更大的成就，又有谁能阻挡他呢？寿封翰林编修吴君七十诗序 南夫以翰林编修的身份上报任职三年的政绩，获得皇帝赐诏，于是封赠他的父亲可晚君为文林郎，品秩与南夫相同。诏命下达时，可晚君正好七十岁。南夫来见我说：‘我吴一鹏不才，任职翰林，实际上也是父母所受的恩泽；这样深厚的宠命与高寿喜庆同时获得，实在胜任不了这份私人的庆幸。因此我把吴郡的名胜分题，请诸位赋诗吟咏，带回去为父亲祝寿。诗歌不能没有序文，冒昧把这件事告诉您，请您写序。’南夫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我奉命教导他，但没有来得及认识可晚君。戊午年春服丧期满，我经过吴门才认识他。这年夏天，可晚君来到京师探望南夫，又在寓所相遇。他为人朴实厚道，谨慎诚实，是一位年老而贤德的人。君子专门请南夫一人教导他，极其尽力；南夫也谨慎奉行教诲，于是终于凭文章和品行显名于当世，成为有子如此的人。他能获得这道光荣诏命，并与高寿相匹配，福禄所达到的程度，实在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庆贺之时，如果声诗不加以宣扬，又凭什么彰明传播国家的恩典，大发一门世代的吉祥呢？难怪诸位君子的作品声势充沛洋溢，不能自已。古人谈论长寿，以乐山乐水为说；诗人祝寿，也早已用河流和南山来作比兴。吴中的山水天下第一，如今采撷其中的名胜，把它们传播在诗歌吟咏中，为可晚君祝寿，这难道也可以说领会了《诗经》作者善于颂美的意义吗？可晚君的生日在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寿宴盛大举行，风清日丽，郡中官员一同前来，亲属也全部聚集，命童子歌唱诸位君子的诗来助酒兴。观看的人因此兴发感慨，听到的人因此心生仰慕，说：‘吴中的山水如此秀美，孕育出可晚君这样的长寿者、南夫这样的文行兼备者，确实是一时的盛事啊！’不过，吴地的名迹，原本没有比泰伯更加显赫的了。他的子孙遍布东南，延州季子独自活到一百多岁，人们传说他已经成仙。我本来就怀疑他们的后裔中有长寿的遗传。怎么知道可晚君不会仰慕先人的遗迹，成为盛世中安闲长寿的老人呢？何况季子以懂得诗义而名闻《春秋》，南夫继承他的遗风来为父亲祝寿，难道不正是继承先德、奉养父志者所作的吗？南夫才华清俊、器识卓越，是翰林中的杰出人物；他的学问更加深邃，名位不断升高，而可晚君的心境更加安乐，身体更加康健，享受儿子荣耀封赠的时间也更加长久。诸位君子诗作中所祝愿的未来长寿，难道不正会由此实现吗？我便以此向可晚君父子致以崇高的祝贺，写下这些等待传阅。《东海遗爱录》序

译南安人因为故任太守张公留下了遗爱，在他离任时共同把他的画像留在城北金莲山的高明所，刻写他的德政于石上；他去世后，又因瞻仰奉祀不便，把祭祀迁到郡治，并汇集祠记、祭文、民谣、士人诗咏等编成《遗爱录》，传述道：‘公治理南安六年，抚养百姓使他们有资财，教化士民使他们有所仰慕；死者有申诉而得以昭雪，饥饿者有所依靠而得以温饱；居住时没有困苦的徭役，出行时没有艰难的涉水，士人也不被异端邪说迷惑。凡是尊崇贤才、兴办学校、劝勉农事、施惠万物的政务，大概无法逐一列举。公以文章书法闻名一时，郡中的佳山秀水和古迹，他一定邀请寓居此地的士大夫前往游览，吟啸终日；经过郡城下的人，往往希望得到他的草书或手迹才离去。停止了苛刻征求，这部记录就是因此而作，序文不可缺少。冒昧借助交好的情谊来请求。’唉，我与公同年考中进士，了解他的为人。当他出任南安太守时，士人多为他惋惜，认为他的才干被错误地使用了，谁能想到他的政绩竟然这样卓著呢？文章与政绩，在孔门之中也不能兼得，所以历代史书分别为循吏和文苑立传；其中记载有文才而又有治理政绩的人，只有谢宣城、李北海在当时尤其显著，后世思念并歌颂他们，以姓氏配郡名，不敢忘记；谢公的亭子、名宦的祠堂，直到今天仍名实相符，不能歪曲。张公镇守南安留下的遗爱如此深厚，而他的文章书法之妙也无法掩盖；那种高雅的情怀和超逸的韵致，难道本来就将与谢、李二公在百代之上相望吗？公有六个儿子，都很贤能：长子弘宜，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弘至，考中进士，任兵科给事中，文章书法都有父亲的风格，可以比拟谢公。这难道正是遗爱惠及百姓并使后代丰裕的一个证明吗？我答应下来，为他作序，不只是为了回应郡人的思念，也将借此慰藉我亡友于地下。公名弼，字汝弼，世代居住在松江华亭的东海，这也是他的别号。《荪溪程氏族谱》序 世代显贵的家族之所以可贵，在于后代贤能，能够补足前人的缺略，订正散失文章中的错误，使先人的名声由黯淡而光明，使家世繁衍昌盛；即使不以爵位为贵也能荣耀，不以财富为富也能丰足，这就可以了。然而世上能够做到这些的人一向很少，像荪溪程氏续修族谱这件事，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吧？事情开始于成化壬寅年，我撰成《统宗世谱》二十卷，参加会修的有四十四房，山斗程氏也在其中。程氏的先祖，大概是从周代大司马程伯休父那里得姓，郡望为安定；从晋代忠诚君程婴到汉代，历经简侯程黑更，郡望迁为广平；下至吴国荡寇将军、都亭侯程普，才渡江居住在建康都亭。四世孙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开始居住在郡中篁墩。太守的十二世孙、陈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在乡里享受祭祀，子孙才开始兴盛，大概是新安各房共同的祖先。忠壮公的十四世孙、唐代歙州都知兵马使、检校御史中丞程澐，又另居休宁义口，生有三个儿子：长子为歙州牙将、检校户部尚书程仲繁，居住在祁门善和；次子为歙州兵马先锋程仲节，居住在歙县古城；三子为左领军大将军程南节，居住在休宁陪郭。程仲节的三世孙程迪，出仕任休宁县主簿，死后葬在小东门；他的儿子程照又迁居下宅林，这就是山斗程氏的祖先。族谱又记载，程迪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称大公，名硕；次子称察公，名照，一同迁居山斗。程硕生程行仁，程行仁生程诸四，又迁居荪田。编修统宗谱时，察公的子孙自行谱录了他们的来历，而大公的后代因故未能参加，于是漏记了下来，到现在已有十年了。程诸四的五世孙程璨、程玠两房最为兴盛，子孙不下数千人，只是族谱一直没有续修。于是程璨的十二世孙程泰亨等才开始商议续修，并且深深担心世代越远，姓名越发湮没。因为我曾主持这次会修，他们便把续修的族谱送来，请我在篇首说明缘由。我看了一遍，便惊叹说：‘唉！修补缺失的文字而使它更加详备，接续中断的世系而不失其真，阐明显著、发掘幽隐，并且使前代都有源流，补足裂隙、填塞遗漏，并且使后代都有依据，这才是真正懂得把先人的事业作为当务之急，哪里像世上那些借助其他途径来夸耀先人、炫耀家族的人呢？’有人怀疑《统宗世谱》完成已久，这部族谱不能追补进去，该怎么办？我说：不是这样。世上能够凭据而办理的事情，贵在真实罢了。事情出于真诚，订正它就足以使人信服；如果出于虚妄，即使勉强续成，也不能长久流传。从前孔子幼年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过了很久才向郰邑的人询问。他的母亲曼氏这才得以把丈夫合葬在防地，也只是因为郰邑人的话足以取信，事情又确实应当办理，有些事是不能停止不做的。这样看来，依据义理作出决定，并勇于实行义举，大概所谓世家贤后，像程泰亨这样的人，不就是合适的人选吗？从今以后，子子孙孙将与山斗程氏相互对照，永远保存孝敬之心，使昭穆次序更加广大而崇高、更加修明而清楚。总之，要会合同宗，合并离散的支派，正好可以补足统宗谱的不足；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因为补订困难呢？我姑且略述这些来明确告诉同姓之人。庆孙君士宽六十寿序

译郡学的二位程姓学生程道、程休宁前来请求，说：‘居住在岩镇的孙仕宽君，大概是一个实践善行、乐于分财的人。如今寿命正满六十岁，他出生的日期是这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我与他的两个儿子忠显、忠弼有同窗之谊，也受到彼此切磋的益处，于是绘制寿意图，托付诸位君子吟咏，在图的上方留下空白，冒昧请求您写一篇序，并且详细说明如下：君性情非常孝顺友爱，谨慎修身，崇尚礼节。他侍奉父亲文斌和患病的母亲时，衣带不解，汤药一定亲自尝过才端进去。兄弟七人，君排行第四，处处以和睦为先，因此众人的意见都协调一致，产业日益扩展，家业日益振兴。然而君虽富有却不自我骄傲，反而更加敦厚朴实，尤其恳切地告诫家人不要争斗逞勇、奢侈浪费。他喜好义举、乐于施舍，遇到弱者不能存活、贫者不能安葬，就量力资助。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走出乡里，所能帮助的人不广；恰逢朝廷有诏令劝勉富户分财，于是大规模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因而获赐冠带，以此荣耀自身。但这种荣耀也并非君的本意。君年轻时喜爱学习，却被家务牵累，于是命两个儿子成为儒学生。两个儿子都非常聪颖，学业充实；每当行台到下属郡县考核士子时，忠显总是处在第一等，看来有考中进士的希望；忠弼也奋发立志，想要振兴光大他的家族。我听后赞叹说：‘这样的人本来就应当长寿啊！’ 《洪范》所说的各种福分，以长寿为第一，富有其次，康宁再次，好德又在其次。大概没有长寿，就无法享受各种福分；没有富有，就无法供养生活；没有康宁，就无法快乐；没有好德，就没有作为长寿根基的条件。只是世上能同时获得这些的人一向很少，而且所得有偏有全、有厚有薄、有大有小，但总的来说都不能没有庆贺。像仕宽君把孝友的行为贯彻于自身并施行于全家，已经取得成效了。进一步在乡里受到表彰，便有救济灾荒的功劳；再进一步受到官府优待，又有致力于儒学的儿子。经过一年，身体更加健壮，心境更加安乐，照此下去超过耄耋而达到期颐之年，是可以预见的。这难道不是一念孝友所招致的吗？难怪诸位君子要绘图彰显他的快乐，要作诗宣扬他的美德，并由此表达尊重年长、崇尚德行的心意，不能自已吧？古语说：‘年纪越高，德行越盛。’这并不只是为了仰望世上那些地位尊贵的人罢了，因为德行本来是人人都有的，只要按照自己能力所及去行善，难道不可以吗？我知道仕宽君的德行积蓄越厚，施惠就会越广，用来使后代富裕的基础也会越盛大、越长久；为他庆贺的人，今后还会有不止一篇文章，谁能阻挡呢？’二程生说：‘程缙和程材都是一时才俊而且善于作文的人，他们的话可以作为凭据，所以我不推辞为之作序。’ 五城黄氏会通谱序

译自从宗法在后世不再明晰，凡是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号称大族而能够仅仅编修自己家谱的，大概也不多见；进一步能够编修整个族谱的，就更加少了，何况还能推究并编录那些同一源头而分流各异的支派呢？如果不是心地仁厚、志向远大、力量强健，本来就不能做到。即使在我的家乡偶尔见到一二例，也许是因为居住偏僻、民风淳厚，所以能够在兵乱之后保存典籍和祖坟，才得以如此吧？五城黄氏就是其中之一。黄氏的先祖本为嬴姓，出自陆终，受封于黄地，世代奉祀黄帝。到了周代，见录于《春秋》，称作‘黄人’；后来有尊王攘夷的功劳，最终被楚国吞并，子孙于是以国名为氏。春申君在楚国显贵，其中有名东明的；春申君一族跟随番君起兵灭秦，居住在江夏，子孙才开始兴盛，于是江夏黄氏便闻名天下。汉代显达的人，如魏郡太守黄香；黄香的儿子太尉、邧乡侯黄琼；黄琼的孙子司隶校尉、阳泉侯黄琬，世代以忠孝闻名。黄琬的后代黄积，晋代出仕任新安太守，死后葬在郡中姚家墩；他的儿子黄寻因此定居在那里，大概就是今天新安黄氏共同的祖先。黄寻的第十七世孙黄仪，唐代出仕任祁门县尉，因而居住在祁门。黄左田生有二子：黄逊、黄谦。黄谦另居休宁西涌，生一子黄思聪。黄逊生二子黄思诚、黄思道。黄思道出仕任盱眙县尉，又因此定居在那里。第三世孙黄元之，任钧州判官，曾修订盱眙黄氏族谱并为之作序。黄思诚的第二世孙黄瑰生有三子：黄叔宏、黄叔仲、黄叔季。黄叔仲迁居婺源横槎，黄叔季迁居浮梁勒功。黄思聪的第五世孙黄文汉从西涌迁居五城镇，生一子黄晟。黄晟生四子：黄举、黄温、黄抃、黄季昌。黄举生四子：黄宗义、黄宗禹、黄宗明、黄宗和，这就是今天五城各支黄氏共同的祖先。黄季昌的第三世孙黄侃曾修订五城黄氏族谱并作序。黄宗义从五城迁居溪口，第三世孙黄何以干道进士出身，历任大府寺丞，爵为休宁县男，追赠通议大夫。他是当时闻名的人物，大概商山安抚吴文肃公是他的舅父，汊口端明少师程公是他的外甥，而会里程文简公是他的老师。黄宗禹、黄宗明第四世孙中，子孙最为兴盛，显达的有黄拱、黄焕、黄暎、黄应龙、黄发、黄卓、黄珏。黄焕生子黄雷，任司户，又考中陈文龙榜进士。黄发生黄雷益、黄雷丰、黄天锡、黄雷奋，其中黄雷奋考中方逢辰榜进士。黄卓生黄雷利，黄雷利考中文天祥榜进士，槐塘丞相程文清公极力称赞他。黄珏生黄若皋、黄若。黄若皋生黄行叟，元代入仕，授紫阳书院斋长，是当时的老儒，开始续修旧谱，并写明各支异同的缘由。黄雷益生黄常甫，号草窗，陈定宇先生曾经以他为师；定宇也曾为他续修的族谱题写文字。黄拱的第三世孙黄元珪娶吴氏，吴氏有妇德；其子黄清夫以孝闻名。元代天历年间，朝廷旌表其门为‘节孝’，可见于青城虞文靖公的铭文。黄雷丰的第三世孙黄仲瑾娶吴氏，又因节操闻名，国初旌表其门为‘贞节’，可见于浯村春坊贞一汪公的传记。黄应龙的第六世孙黄昻，洪武乙亥年再次续修族谱，乡先生曹东白为之作序。到天顺壬午年，黄暎的第九世孙黄云苏续作族谱总览图。到了弘治辛亥年，他与族弟黄禄、黄濩共同召集各支黄氏，编成通谱。从江夏到新安，再到盱眙；从新安到歙县石岭、祁门左田、休宁五城、婺源横槎、黟县古城、横冈、浮梁勒功、石斛；又从横槎到德兴茗园、乐平监溪、鄱阳垆山；从五城分到溪口、星洲、岭南、龙湾、商山、汊口、潜川、陈村、闵口、绩溪翚岭、严城各支。自天顺年间直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所谓心地仁厚、志向远大、力量强健的人，像黄云苏这样的人，大概不是他吗？然而寻求四方其他姓氏，难道没有同样的仁心、志向和力量吗？只是他们处在交通要道之下，经历战乱频仍，典籍荡然于烟火灰烬之中，祖坟陷没在荒草之中，却想在一旦之间联络宗族、合并同源异流的支派，难道不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吗？于是把这些材料拿来刊刻，过了一年告成，便奉来请我作序。我翻阅卷首数日，了解了大意，写道：黄氏的先祖，确实凭借忠孝开创了家业；所以他们的后代，有的学习古人、砥砺品行来修养自身，有的连续科举及第、世代享受禄位来延续恩泽，有的建造高大的宅第、连接田界来扩展产业。中古以来，男子以孝、妇女以节而使家门受到旌表，载入史册的事例，又足以向上彰明祖德，向下启迪子孙。何况各支族谱已经合一，宗族盟约便更加亲密，宗法也可以寻考。所谓新安黄氏，将由一郡闻名四方，并且在数百年后与江夏黄氏的声望相抗衡而不衰替，这件事也将从这里开始预示了吗？《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们的德行。’又说：‘即使有别姓之人，也不如我们同姓之亲。’黄氏子孙，应当以此勉励自己。至于谨慎考核昭穆次序、保存征引文献、详辨真伪，那么前人的序文已经说得很完备了，这里不必再赘述。《篁墩文集》第三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第三十五卷 （明）程敏政撰 序 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公寿诗序。

译上天将要开启清明的政治、振兴长久淳厚的风气，在和乐融洽的朝代，必定预先降生贤哲之人，配合时代而赐予他长寿，使他完成长久而宏大的事业，这一点是可以验证的。如今翰林院诸位君子奉献给少师、义兴徐公先生的祝寿诗，我私下诵读后肃然整理衣襟说：‘美好啊！公当初以第一甲进士身份进入翰林院任编修，恰逢英宗复辟，选拔他辅佐宪宗于青宫；到宪宗即位三十年时，五次升迁而位列六卿之次，兼任翰林学士，受到任用的声望日益隆盛，只是因为忌妒者越来越多，最终未能实现。今上登极后，才经朝廷共同议定，召入内阁参与机密政务。当时皇上刚亲自处理政事，罢黜斥逐奸邪小人，提拔尊崇俊杰良臣，拒绝贡献，诛除异端，驱逐逐利之臣；凡是散失在各项政务中的成法，一时之间几乎都加以整顿。然而公位居左揆之次，常怀隐忧，担心善类处境危险，便屏息等待时机；公端正地处在其中，堵塞弊端，折断祸乱的萌芽。这样持续五六年，内外安定，达到公正平和，使清明的政治得以成就，乖戾者消失；使淳厚的风气流行，浇薄者得到改变。天下把公视为重臣，而公也有不能放下的责任。’从前像商代的阿衡、周代的毕公，以及汉代的丙相、唐代的房公、宋代的文彦博和富弼两位老臣，辅佐三四位君主，有的寿命接近百岁；他们的美德盛大的功勋，载入经史，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都是所谓配合时代而降生的人。考察公所持守的品德和所建立的事业，难道不可以与这些人相提并论吗？清俊出众的资质，深厚宏博而不事浮华的学问，博雅正直而不屈挠的操守，像《易》所说的大人、《尚书》所说的元德，以及《礼记》所记载的美善乐善，公都具备。凭借显赫的声威来夸耀功劳，炫耀浅薄的智术来显示能干，结党营私以巩固自己，损害善人来宣扬自己，这些正是公所鄙耻的。难道只是鄙耻而已吗？公还为那些人感到悲哀，想拯救他们却无从下手。由此看来，如果不是上天特别关注贤哲之人，却最终因遭人忌恨而受阻，怎么能达到这样盛大的成就呢？那么，公的行迹可以比拟挚、高，与丙、房、文、富四公前后相继；公的长寿，也正是上天的安排。公辅政以来，由大宗伯、司徒升任太宰，历任三孤，总掌国家典章，主持经筵，兼任宫师，三次加授殿阁大学士，越发崇尚德行，越发谦逊自持，越发健朗。弘治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是公的生日，今年七十岁。诸位君子以申日的吉辰为公传播歌咏，兼用风雅诗体祝寿，体裁虽不相同，但祝愿公凭师傅的尊位跻身期颐之寿，造福苍生，保护善类，光辅圣天子，使熙洽盛运延续亿万年而无疆，众人的言辞完全一致。没有不相同的。这样看来，这一卷诗难道只是为公个人庆寿而已吗？我程敏政不才，正居住在家乡，不能参加寿宴的末席。等我入朝时，将设法继续这一庆典，所以特意把其中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内容写在上面，作为观览者的先导。赠参政庞君赴任福建序 如今凡是台省和地方大臣有空缺的职位，吏部便向皇上请示，列举人名上奏，并在奏疏下说明：‘某人贤能，某人勤劳，按事情应当晋升补缺。’奏疏呈上便得到批准，虽然偶尔有再次拟定人选的情况，却并不常见。刑科都给事中、天台人庞君元化，以成化甲辰进士身份开始在工科任职，升为都给事中。过了很久，曾拟任两京大理寺丞，没有成功；又拟任福建参政，也没有成功，直到第三次上奏以后才获准。朝廷谢恩那天有人说：‘庞君曾奉命督造卢沟工程，直到完工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核查两川边防军饷，严格禁止违法，军粮军需因此充足。丙辰年会试，他请求分任考官，而所录取的士子都称得上得人。他在刑科任职时，弹劾奏疏纷至沓来，时常加以论驳，罪责轻重都处理得恰当；论贤能、论劳绩，有谁能超过他？’然而他屡次被拟任却总不能实际任用，难道是因为他曾弹劾宦官，斥责异端，指斥权贵，扶植善类，受到义理激发，凡该说的都直言不讳，所以才造成这样吗？君上疏诚恳切实，每次奏疏一出，众人都称赞，却也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从来没有因利害而自我退缩。他的学问端正，见识卓越，操守履践谨慎，在一时之中，像君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如此反复拟任，难道终究不能被任用吗？只是圣天子即位以来，勤于政事、敬畏上天，访求贤才、体恤百姓，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他对于庞君，既听取采纳而不加贬损，那么迟迟没有任用他，大概是想把他留在谏垣，借助他的忠言，扩大治理之道来辅佐自己罢了。懂得审察清楚以后才任用人，这是古代贤哲君王任官用人的要领。有人因此怀疑，是把庞君安置在那里而没有考虑任用他。然而我有话要告诉你们：福建是古代闽粤之地，背靠山岭、面临大海，距京师七千里，所辖郡邑数十个，户口数百万，那里有驻防的士卒，也是番舶远道聚集的地方。太平日久，弊端一天天增多。不过自宋室南渡以来，真正的儒者在这里出现，文献所记，与邹鲁相媲美，是一个重要的藩镇。参政居于使者之次，官阶三品，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征收科税、考核巡阅、审理判决、输送徭役、制造器物、供养军队、惠及百姓等事务，没有不应当参与的。他所属的群吏环绕在旁，向内仰视而受其约束，一动就关系到数十、上百人，是重大的职任。庞君在参政身边，勤勉办事、采纳忠言已经很久了，久而后才升迁，因此声名更加显著。声名越盛，君子所负的责任也越完备，难道可以没有实际作为来配得上它吗？君此去吧，履任这个大藩而承担重任，持守它却不自矜，施行它也不懈怠，想着职守所带来的忧患，不要忘记自己曾任谏垣；以考亭为做官的老师，不要被流俗牵引。那里的官吏和百姓将会既敬畏又爱戴你，说：‘这是曾经以正直之道闻名于当世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样，贤能更加彰显，功劳更加显著，恩泽更加广大，也更加深受上级知遇。士大夫对君所提出的期望，大概不会超出这些。因此六科诸位同僚知道君将远行相别，来请求我写些赠言；我一向敬重君，便说了这些话。这样说来，或许又有人怀疑，这还不足以尽显君的才干。这确实如此。不过君子勤力学习、把学问落实到自身并表现在行动中，难道哪里是爵禄的高低、任职内外所能计较的吗？才略丰茂而爵位显荣，将来会有不能推辞的任用；现在不预先说出来，是不愿烦扰君罢了。《休宁东门邵氏族谱序》

译邵氏出自周太保召康公的后代，子孙因而以“召”为氏，世代以博陵为郡望。后来子孙中可考见的，有的在“召”旁加邑旁，有的不加邑旁，就像邴、郕、鄱、邾这一类，随意称呼而已。晋永嘉末年，有人跟随向东渡江，居住在润州的丹阳；有人担任始新县令后留居当地，始新就是今天的淳安。到名讳为仁祥的人，生来有义烈之行，死后在严州乌龙山享受祭祀，历代都把他作为神灵奉祀，并追封王爵，事迹见于县志。他的族人非常繁盛，名字见于官府档案的，清楚可考。宋靖康末年，有人任潞州判官而随宋室南渡，此人名珥。珥的儿子全，任休宁税司提举，于是居住在县城东门，实际上是从淳安谏村迁来的。全的儿子坚，仍自署为“桐江老人”，在绍定年间把这些事情记入族谱。坚的七世孙孜、谊，在元代都有盛名。孜任本县医学录，因为世代居住东门，取秦代东陵侯的故事，自号“青门生”，至死也没有在寇乱中受辱。谊适逢兴盛的时运，被荐举为本县儒学训导，后来改任黟县学官，开始重新编订旧谱，并为之作序的，是春坊司直浯溪汪公。谊的四世孙名翱，喜爱文史，乐于结交名士，认为先世的图书典籍大多散失于兵火，竭力收集恢复，又续修族谱以流传，请我为它写引言。我看邵氏的先世，源流久远而端绪清楚。康公以圣人的德行辅佐周室，受到孔子的尊崇；那么邵氏族谱编成以后，希望后人做到的，也不过是取法康公留下的规矩罢了，没有必要向外寻求。康公的话见于《尚书》，一再说到‘敬德’；见于《诗经》，则说要有孝、有德，能够引导、能够辅翼。像这样，天下后世都应当取法，何况是出自康公得姓之后的人呢？敬，就能守住自身；孝，就能奉养先祖；引，就能有所启发引导，使事业得以兴盛；翼，就能有所扶助辅翼，使宗族得以和睦。如果不取法这些准则来承继先人的德行，只是说记载姓名字讳、备录旧事，那族谱又有什么可贵呢？考察汪公的序作于洪武丁巳年，而翱续修族谱是在弘治丁巳年，干支正好相隔一周。邵氏族谱一经续修，难道不是家运将要复兴的征兆吗？黟县学官谊，兄弟们努力行善、喜好学习，做官没有大显，怀抱志愿而死；但他所受的报偿尚未完尽，难道不在他的后人身上吗？翱的从叔永隆，是我从叔的女婿，所以我对他们家了解得很详细，特为这篇引文说明其源头。邵氏子孙，愿你们努力自勉。这一年冬十二月上旬。《棠樾鲍氏传家录序》歙县棠樾的鲍以潜带着一册书来到我居住的南山堂给我看，说：‘这是光庭所辑录的。从宋代直到今天，凡是以鲍氏名义写作的文章，全都汇集在这里了。以前这些东西大多已经散失，金兵战乱又被火灾毁掉，其中有些实在令人不胜追悼。’光庭对此很害怕，于是拿出收藏，又搜集同族诸人的作品，想用来完备一家之言，只是还没有请人订正，特来拜请您。那时我将要北上，推辞了他，但他的请求更加坚决，甚至寄宿在僧舍，以一定得到我的答应为期，于是我答应了他。完成校阅后，我为之赞叹说：‘美好啊，鲍氏积累的德行源远流长！慈爱孝顺的事迹，著录于《宋史》，又见于我朝文皇帝的圣制。兄弟子孙相继做官、求学，闺门中的妇女彼此师法，名声著于一乡而传闻四方，已经很久了。然而若没有纪述来备供考察查阅，那么名目彼此不能贯通，人们也无法看到它的全貌，确实是一家所缺少的典章。’于是我替他汇集编次，共成十四卷，收录诗文若干篇，题名为《传家录》，交给他。他又请求我作序，当时我已经安排出行，吩咐随从车夫做好准备。因为不能亲自执笔，便又派人驾船跟随等待。像以潜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知道什么值得看重，并且深厚地彰显祖先的人了！棠樾在歙县西面，我曾经经过那里。山谷回环，林木幽深清静，厅堂房屋排列整齐，旌表的门楔彼此相望，全是鲍氏一家，没有别的姓氏。居住在那里的人不下数千上百户，老人淳朴，年轻人驯良谨慎，确实是盛德之后；而他们的文献，也不可以没有凭据来考证。世上那些大族所盘算用来传家的，大多拿田宅货财、花石玩物互相夸耀，而能保持一两代的，就已经算幸运了。想要像鲍氏这样，以慈孝开创先业，硕儒遗老、义夫贞妇接连不断，延续数百年之久，明白地见于简册，传播于贤人君子的诗歌赞颂之中，像这样兴盛的家族，难道很多见吗？这才是值得传承的。虽然如此，仰望高山、敬重桑梓，古人对于同乡异姓中的贤者，尚且知道景仰并效法，何况是自己的先世呢？诵读他们的言论，师法他们的为人，追念他们的事迹，践行他们的道路，鲍氏后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应当用这些来增添这部《传家录》的光辉，才不辜负编辑者的心意啊！《寿封吏部稽勋郎中周先生七十序》山是土积累起来才高大，水是水流汇聚起来才深厚，人是德行积累起来才高尚；长寿和福气随之而来，这是事理，也是君子所看重的。若山突然从平地隆起，河流突然冲决大地，看到的人一定会惊骇。世上难道没有长寿有福的人吗？但若未必是德行积累所致，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至于封勋部郎中石屋周先生所得的长寿和福气，就可以作为验证。先生家在苏州常熟，他的先世积累德行已经很久。到先生本人，爱好学习而不做官，行善极其努力。其中较大的善举，是在灾年全力救活溺水的婴儿，免除被妖火牵连拘禁的人，宁可损害门第也不忍填没水井而使取水困难，焚烧拖欠的债券而不忍逼迫别人来使自己获利；这些义行都明白显著，远近流传。他更大的善举，是教导成就儿子木近仁，使他入朝为官，享受俸禄供养二十年，自己逍遥于山林之间，与造化同游。先生年届七十，身体康健，这只是他积德的开始；如此深厚的积累，哪里是浅薄的凡夫所能相比的呢？近仁虽然由甲科进士出身，仍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从南京行人司副职开始，历任浙江参政；凡是提出建议、采取措施，都以古人为准则。他曾请求把延平列入从祀，又以童训基来端正正学。他在浙江任职时，公务之余建立义冢来劝导孝行，寻找鄂王的后裔，修整睢阳的墓来劝导忠节，亲手校刻《五经》《四子》刊行以示后学，这些确实都是先生庭训启发他的。近仁也可以说是善于奉养父亲，而不仅仅是用俸禄奉养而已。他所积累的德行如山不断增高，如水不断加深；由此培育灵秀，使贤才繁多，普遍施加恩泽以惠及下土，都是常理，是不可欺罔的。这样看来，先生因儿子善于奉养而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安适，登上期颐之寿，承受金紫之封，使人知道真正厚重而声名宏大、为君子所尊重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先生的生日是这一年二月十五日。我与近仁有道义交情，所以顺着这份情谊谈论他的积德来致以庆贺，也借此劝勉世人。《萃英集序》

译都宪李公德馨把他编纂的《萃英集》十四卷拿给我看，并嘱托我作序。我与李公同出南甸，又彼此相知，不能推辞。读了好几天后，我感叹说：‘美好啊，他所得的文献多么丰富！’想当年太平盛世，名卿士大夫彼此交往，如果没有诗文就不足以表达，而能够见到的，赠言著录于礼仪，赋诗载于《春秋》。所以周代的文章号称文采盛美；至于品行才能、器识事业足以光耀当世的人，往往可以考察而知。中古以来，这种风气没有废弃，但经营产业的人谨慎处理契券账册，居官的人专心于簿书；考察图籍、方志、艺文，至于世禄家乘一类的著述，若不是仕途闲暇而又好学的人，也往往无暇顾及。李公世居姑孰，早年怀有远大志向，曾在采石书院求学，乡试中举，成化己丑年考中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多次上疏议论时政，好的声誉日益兴盛。出任江右藩司的佐官时，正逢灾年，而他所管辖的湖东却独自丰收。他巡视九江，到了高良山，正遇烈火逼近，却因风向转变而避过。泰和遭遇大旱，他祈祷后降雨。任山西方伯时，政绩获得信任，声誉更加隆盛，于是经朝廷议论，被选为晋地巡抚；后来任副都宪，奉命督运粮饷到南京；一年后总理两淮漕运，抚治各郡，又升任右都宪。他所推行的兴革措施，使军民都得到救济，并且最终完成广惠河的工程，使后来的人长久受益。他才干宏大，见识通达，操守谨慎，在朝廷内外享有声望已经很久了。难怪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对李公，任官有庆贺，政绩有记述，出行有饯别，平居有唱和，居丧有哀挽。虽然这些作品的体裁声调不一，却可以借此考察当时善治的成效、雅正言论的宣扬，以及师友宾从交往的盛况。这就是《萃英集》所以汇集并以此命名的原因吧？李公为四方竭力，功勋事业已经很盛大了。将来入朝坐镇庙堂，汇聚众多贤才来辅佐天子，取得天下太平的功业，也指日可待。他所得的文献会更加丰富；凡是备供国史采录、作为乡邦楷模、把福泽延续给子孙的材料，都将从这里取用，难道只是拿来向人炫耀、供人听看而已吗？李公名蕙，字德馨，所到之处都在书斋悬挂‘浣灵’二字，因此以此为号。他从朋友砥砺中所得的益处，在集中尤其多。我认为李公将来达到远大成就，根基就在这里，所以作序。《明威李公哀挽诗序》我奉召北上，取道山东。当时都阃李公奉诏镇守德州，迎接到我的船中，拜见我并请求说：‘先父明威公去世时，我锐意要辞官为他送葬，并把实情告诉大司马。大司马说这不在法令条文之内，应该依照古制，穿着墨衰办事，送到境界就返回，这才合乎礼。我忍着悲痛，让孙子代为主持丧事，又向士大夫报丧，得到哀挽诗若干篇，汇集成册，冒昧请您为它作序。’我看重他孝顺而守信、公正无私，又派人驾船跟随等待他。过了一会儿，我才披阅他的事状，知道明威公名庆，字惟善，是滁州人。早年进入保定武学，学习科举业，同时通晓诸史以及兵法、占候等学说，有志于经世；后来遭逢父母丧事，便世袭俸禄，以千户之职督守紫荆关。天顺年间被举荐为将才，赴京师，分别上呈论时务和边防事宜的策论各一篇，又发射九箭全都命中，于是考取武举第一，诏授指挥佥事，总领训练士卒。军营中曾获赐白金宝钞。成化初年随军征讨荆襄，也因功获赐彩币。他为人慷慨英发，以功名自许，中年却患病，不能再出仕。都阃公在德州时，明威公尚且健在，于是用安车迎他到幕府，彼此相处很久，十分欢乐；后来疾病再次发作，临死时神志不乱，嘱咐都阃公守官要尽忠、送葬要合礼，终于在七十六岁时去世。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唉！三良殉秦的哀悼，八哀诗的创作，都是很古老的事了。继此而有作者，即使文辞不能与古人相等，但出于为国家痛惜贤才的心意，却是相同的。何况明威公是一时的宿将，同时又兼事俎豆与櫜鞬所代表的文武事业，正是应当痛惜的人啊！近来残余的寇贼猖獗，边境报告十分紧急，圣明天子对于将帅之臣，常常抚摸大腿而思念贤才，下诏向四方求取人才；那么士大夫以国事为重、怀有边疆忧患，又哪里能停止发言呢？都阃公器量十分宏大，又亲近贤者、爱好学习，多次受到论荐，官至都指挥同知，声誉日益隆盛，不是同辈人所能相比。将来若被选拔登坛为将，建立平靖敌虏的功勋，以完成明威公的遗志，使他的名字列入常典、书于史册，那么他的孝行将会有更大的表现，也不只是体现在这些哀挽诗中而已。《怡静居士叶君八十寿序》

译尊尚年长和奉养老人的礼制，贯通于四代；那时从朝廷一直推行到州闾，礼制施行而风俗淳厚。到了后世，先王的制度湮没了，能够看见的只剩乡射礼而已。然而州闾之间相互祝寿，感情仍然深厚，礼义仍然周备，难道不是尊养老人的道理自古如此，而礼存在于人心之中，自然不能停止吗？怡静居士叶君今年八十岁，黄门魏公和与他亲善的人一同请我写几句话，准备在他的生日向他祝贺。我与魏公及叶君居处正好同巷，不能推辞；询问详情后，才知道叶氏的先世居住在维扬泰州，到叶君的父亲才凭借材武起家，任正千户，隶属府军，并把户籍列在京师。叶君曾学习诗书，不喜欢做官而出游江南。他积累的德行很丰厚，所经历的道路很险难，而与他交往的人一定是谨慎厚重之士；对于孝、友、睦、婣、任、恤六种德行，他一直殷切用心，想着先安顿自己再使别人富裕。儿子珍能够继承他的志向，捐出粮食赈济灾荒，按照恩例授官，品秩视同七品。从子琦尤其精通学业，官至百户；已有五个孙子，又见到了曾孙。事情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因而赞叹说：七十岁，古人认为已经稀少，何况八十岁呢？寿至八十，对官府来说有按常例奉养老人的珍贵礼遇，对家族来说有专门奉养他的孝子；在乡射礼中以宾客身份显示尊贵，在朝廷上扶杖以表示优异。先王尊尚年长、奉养老人的礼制，大概就是这样。叶君虽然没有在朝廷做官，但天爵已经具备于自身，他所享有的按常例奉养和儿子专门奉养，大概不必依靠官府便足以自己得到。虽然不能在乡射礼中作为宾客、不能在朝廷上扶杖，但他居住在京城，在衣冠世族中以相当于公卿的礼数自处，他所拥有的尊贵和优异，并没有什么欠缺。这样看来，叶君获得长寿以及诸位为他祝寿，固然是亲友之间的私情；但对于劝善厚俗的助益，难道不也兼有所得吗？不过，祝愿老人长寿，如果不把祝愿说得隆重，就不足以充分表达尊养老人的心意。礼书称百岁为期颐，大概是说人的寿命以百年为期限，老人的饮食起居、行动举止无不需要奉养。从今以后，愿君心情更加舒畅，身体更加康健，享受儿子奉养的礼遇更加完备，从八十岁继续上升到百岁，也已经很接近了。又或者孔子说仁者安静，并把长寿归于仁；安静，是长寿的根基。君居住在闹市之中，每天处于繁华纷扰的环境，却以‘怡静’自号，他内心的操守难道不是与流俗不同吗？南山祝寿的诗，每年都会写一次，计算起来应当会有不止一卷；我不过是为后来的祝寿之作先作铺垫罢了。君的生日在这一年冬十月四日，谨作此序。《游黄山卷引》我往来于家乡山水之间已有二十年，一直想着游览黄山，却没有实现。弘治丁巳年子月初三日，我到了郡城，决定前往黄山。府公卫侯以及士友中约定同行的人很多。正遇上冬雨不停，有人乘轿到了潜口便返回，有人走到杨干寺住了一夜也返回了。只有清流、时习、镜山三人帮助我，十分勇敢。冒雨走了两天，抵达汤口。阴云四面聚拢，细雪纷纷落下。我也兴致索然，以为不能登山了。到了山脚，云气忽然放晴，便沿着两道山崖进去。怪石参差高耸，飞瀑横跨如长虹。三十六峰在天际若隐若现，汤泉在石屋之下沸腾；岭外还有石潭和古木，树荫幽暗，仿佛有龙居住在那里。这里的境界幽深辽远，景象雄伟奇绝。我们四人相顾惊愕，怀疑这里不像人间。于是稍稍在祥符寺休息，留下四首诗。出山后的第二天，清流作了一卷长卷，请我把途中所作的诗也各写一首。有人怀疑，黄山的景色若不是李白的诗句就不能配得上它的胜景，若不是王维的图画就不能穷尽它的变化。可是这次半日游览，只见到其中一两处，而且诗篇短小寂寥到如此程度，哪里足以自我夸耀呢？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譬如品尝鼎中之肉的人，只尝到一片肉，其他味道也就可以知道了。所得的景物越新奇，饱尝它的滋味就越甘美。如果把一切都完全得到，一生之中反而没有余味了。这样看来，这次游览只是开启了端绪而已。将来我辞去职事回到山中，带着粮食前来，分床而睡，希望追寻尘世之外的高人足迹，续接古代贤人的逸响，一定会有人带领我并使我的名字流传后世。至于今天的所得，也出于一时的良好聚会，不可以没有记载。清流名于明文远，时习名郑鹏，万里都是我的朋友。镜山名李讯，字彦夫，跟随我学习。游览后的第七天，篁墩居士程敏政，字克勤父，记下此事。《满道清风图卷诗引》宪副谈公时英赴蜀地任职时，凡是同年中在京师的朋友，都集资在学士李公世贤的宅第为他饯行。酒喝到一半，李公拿出一卷墨竹图，又配上两首律诗，题为‘满道清风’。这大概是少司空史公天瑞所作，用来为他送行的。自宫傅太宰屠公朝宗以下，唱和的共有七人。我退席后为它作引。我私下观察，古代君子在朋友聚散之际，一定有饮食相互酬酢，以加重离别之难；又一定有图画、史事、赋诗彼此唱和，以表达彼此劝善的心意而不止于此。我们这一榜共有三百五十三人，从丙戌到戊午三十二年间，彼此离合不知有多少次了。大家聚居而相会频繁，就把离合看得较轻；分散各处而相会稀少，就把离合看得很重。看得越重，感情越亲密，话也越倾吐而难以停止。何况岁月流逝，大家都逐渐老去，又有人要远行万里呢？不过，离合、老少之不可常，是人情；不因离合和老少而退缩改变，是道义。时英先后担任留台御史、闽陕佥宪、江右副宪，所到之处都清廉谨慎，以惩贪官、振懦夫为自己的责任，头发虽稍有变白，节操却更加严厉。他与竹相比美，是很恰当的。竹子的清风足以扫除尘烦、消解酷暑；它的气节在晚年冰霜之后仍然挺立，又不是繁花一时争艳所能相比的。因此天瑞画竹并作歌，诸位君子也跟着唱和，彼此以道义相勉，而不被人情所屈。这既加重了与时英的离别，也使彼此的亲情达到极致，难道只是完备饯行宴席的旧故事而已吗？时英在公务空闲时拿出来阅读，仿佛同我们在一堂之上谈笑，忘记自己已经走过三峡、经过剑阁。那么这卷作品中，也保存着劝善的道理。他一定会有所作为来配得上这个名称、酬答这些话，并为日后再会打下基础。《地理发微序》

译《地理发微》共十六篇，是宋代牧堂蔡先生所著。先生名发，字神与，自幼聪敏明悟，博学强记，对于《易》的卦象、天文、地理以及三式之学，无不通晓，而且都能考订其中的得失。子元定长大后，蔡先生就把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传授给他，他读到这些书时说：‘这是孔孟的正统学脉。’牧堂先生的大致学术，见于史书以及晦庵夫子的文章，大概就是这样。如此看来，先生的学问纯粹精深。所谓《发微》，大概只是他学术中的一个方面。如今考察这部书的旨趣，它专门以刚柔立论，认为吉凶征兆取决于人心的善恶，确实能够发明地理学中隐微的道理；与诸家所论相比，简直只是粪土。我们郡中谢子期很喜爱此书，为它作注释，有时补充其中尚未究尽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牧堂先生有功了。《南山留题诗卷引》南山庵坐落在清溪之上，有高大树木遮蔽，环境极其幽静优美。来访问我精舍的客人，一定先经过这里。庵里的僧人惠净喜欢用茶来供客，又请求客人留下诗作。年年所得的诗，终于汇成一大卷，于是请我在卷首题字。我看近世僧人所乞求的东西，大的不过是金钱粮食，小的不过是衣服日用品，只求取得供自己使用罢了。客人有留下题诗的，往往把它当作污损墙壁的东西而丢弃，何况知道它可贵而请求它的人呢？惠净在这方面知道什么值得看重了。惠净曾侍奉先公，也侍奉我，十分谨慎；难道是因为他所接触的大多是文雅之人，所听到的大多是诗歌声韵，渐渐受到熏染而形成习惯，所以不同于世俗僧人所乞求的吗？不过，我担心你在诗歌方面富有，却在自给方面窘迫，这样能免受那些人的讥笑吗？弘治十年，岁在丁巳，季冬初三日，篁墩老人记。《寿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松窗屠先生诗序》弘治丁巳年秋，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四明屠公的父亲松窗先生接受诰封，成为荣禄大夫；按照屠公的官阶，他年已八十五岁。诰命下达之日，缙绅全都来庆贺，吏曹的属官们又各自作诗祝寿，准备送给先生，只是还没有人作序。第二年春天，圣天子因为储皇出阁，特地晋升屠公为太子太傅，而我也奉召担任詹事，得以跟随屠公之后。于是少卿储君瓘、郎中孙君交等人拿着诗作相互传阅，请我作序。我私下听说，京官无论大小，必须任满三年才能获得封赠父母，这是法令明文规定的。屠公拜任宫保不过几个月，就因为松窗先生年老而提出请求，这难道是急于偏爱自己的亲人吗？这是为了尽孝。圣天子没有下令有关部门查考旧例便批准了，这难道是偏爱臣子而特意显示宠异吗？这是为了劝导忠诚。一项举措之间所关系的意义如此重大，如果人人都能明白，又何必等待浅陋的说明呢？不过，屠公和先生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仍有未被充分说明的地方。如今朝廷内外各部门都各尽其职，谗邪不能施行，士风一天天淳厚，圣天子端坐在上，百姓在下承受福泽；这一切必定要与上古盛世相媲美而无所逊色，这正是屠公的志向。国家培养士人已经一百多年，寻求杰出卓异的人才，共同承担天下事务、担负太平之责，像屠公这样的人有几个能够成就他的志向，并追溯他所受教养的源头，谁能与他并列呢？这都是先生的功劳。功劳大，享受的福报就厚，所以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是特别的恩典，从天命那里得到的是高寿，聚集到自身的是盛大的福气。凡是龙章奎藻对他德行的褒奖，朱衣玉带使他身上的荣华，借松树的长寿、仙鹤的年数来延长他的快乐，在东南近代大概只有一个人而已，这说的不就是先生吗？天下人听到他的风范、谈论他的事迹，有谁不赞叹并奋发兴起？何况屠公的属官亲眼看见这样的盛举，所得的羡慕更深，难怪他们所作的诗歌声势浩大，发自忠孝之情而不能停止。让它传遍四方，播于后世，使人知道当时君臣父子之间有这样非同寻常的际遇，难道只是一个家庭的幸运吗？先生受封为都御史，曾经亲自到宫阙之下；凡是屠公同榜的士人在京师者，都进堂拜见，奉上一杯酒为他祝寿，我也在其中。我看见先生相貌魁伟，步履端正健壮，能作诗，礼仪容止整日不懈，由此知道他的福泽还没有到尽头。如今我与先生分别已有数年，不能执杖几、坐听他讲述往事，私下颇有遗憾；所以对于诸位君子的请求不再推辞，也借此把自己附托于通家之谊。《奉送张公之任徽州府序》天下事情治理得好还是不好，说其中没有一定的天数和时运，恐怕不行。姑且按照十干循环来推算，那么我们徽郡的治理将要从现在开始了吗？我郡自圣天子即位十年以来，期间更换太守七人；他们有的隔年而来，有的任期不到一年；有的崇尚严厉，有的采用宽和，有的喜欢兴办事务，有的不问事务，而我们的官吏百姓疲于奔命，已经十分严重。到了现在戊午年夏天，铨部根据名册考核徽州太守，准备借考核之名调离他，却难以选择继任者。恰好平度张公国兴因起复入朝，于是立即奏请补任徽州太守；这不是上天有意惠及我们百姓，而张公正好遇上这个时机会是什么呢？徽州是南畿的一个郡，四面环山，程颢、朱熹的故居都在这里。官吏不用频繁应酬送迎，百姓也不愿迁徙转移，长吏享有方伯般的尊位，因此常常认为这里容易治理。然而百姓性情朴实而喜欢讲义气；弊端在于性情朴实就容易近于愚直，喜欢讲义气就容易近于争斗，所以诉讼往往起于极小的事端，最后发展到不可遏止。追究到底，又并不是有奸邪暴横如古人所说的那种人，他们所争的不过是产业、坟墓、继承一类事情罢了。产业，是世代守护的家业；坟墓，是安藏先人遗体的地方；继承，是家法所依托的事情。治理失去方法，牵连数年，甚至弄到倾家荡产也不顾，这里的难治也就不能掩盖了。假如治理这里的人能够通达事理而不拘泥，守持原则而不徇私，哪里还会看出它难以治理呢？张公由甲科进士出身，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初任官职为行人，升任御史；他在朝廷议论政事时直言自持，从不苟且取舍。他治理两淮盐政、巡按两浙时，明察足以照见奸邪，敏捷足以办成事务，以公正为根本，不被利害所改变，正是守持原则而不徇私的人。升任凤阳知府后，他的学问更加深厚，政事更加整饬，懂得宪司官与地方长官的职责不同。他不故意迟缓而使政事松弛，也不急躁而以威势压人；不久，困顿者得到苏息，废弛者重新兴起，这正是通达而不拘泥的表现。这次前往徽州，以非同寻常的人选，接替数次更换之后的职位，发挥他早年所负的才能，扩大他的施政，使我们官吏百姓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一律安置在安稳的境地；愚昧的人一经晓谕就会醒悟，争执的事情一经裁决就会解决。政绩成就、声誉兴起，得到皇上的褒奖宠遇，继而升任藩司、臬司，进入朝廷任职，都将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我们同人的祝愿。不过，哪里还用得着祝愿呢？所谓十干循环一周，上天有意惠及我们的百姓，大概时机就在这里吧？如果把徽州看成安定富裕的地区，认为长吏只需少做送迎之事、得以方便私人事务，因而容易治理，这是流俗的见解，不是用来告诫张公的话。《吴兴陆氏族谱序》

译吴兴陆氏族谱一册，是进士陆昆编纂的。陆氏得姓，始自齐宣王的少子陆通，世代郡望为平原。到汉代有名烈的人，任吴县县令，子孙留居当地，于是又以吴为郡望，成为大族。后来族人散居南北，分为八支。吴兴这一支属于太尉支。自吴县县令传十四代，为晋代扬州别驾；又连续传十二代，成为侍中、司徒、追赠太尉的康公陆玩。陆玩传七代，为梁代临川王长史丘公陆；丘公生陈代黄门侍郎陆琛。陆琛的小儿子是豫章尉陆玄之，陆玄之生唐代平章事、追赠越州都督陆元方。陆元方有五个儿子，其中最显达的是丞相、兖国文贞公陆象先，以及监察御史陆景倩、工部尚书陆景融。陆景倩传四代为侍御史陆宾虞，生陆龟蒙，即天随子。陆景融传两代为苏州司士参军陆孟儒，陆孟儒又传两代为左仆射文公陆希声。凡是史书所见，都说他们是吴人；而吴兴族谱以丘公为始迁祖，难道是有所依据吗？还是子孙散居三吴之间，史书只是标明他们原来的郡望，没有时间记载迁居的细节呢？吴兴族谱记载：天随子之后五世传到宋代真州、泗州二州兵马都监陆圭，他因抵御方腊而死，后来成为神，追封广陵侯，在石冢建庙，赐额‘协顺’，子孙环绕居住于此，族人更加繁衍兴盛。陆圭的六世孙陆焘，号渔庄，开始修葺旧谱并传给后世。陆焘有三个孙子：陆润、陆福、陆龄。陆润的孙子陆殷任三河县丞；陆龄的孙子陆敬又从石冢迁到菱湖，再迁到归安。陆焘的次子陆震以乡进士出任泸州知州，他和陆殷一起续修《渔庄谱》，但没有完成。陆震的四个儿子昆、仑、嵩、岗，都崇尚儒学；其中陆昆、陆嵩在弘治丙辰年同榜考中进士。大概吴兴陆氏进入国朝以后，兴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陆昆字如昆，在试政的空闲时间追念祖先的德行，续修族谱，于是有了今天这部族谱。族谱取法欧阳氏谱例，系联世代次序，疏理人物行迹概要。凡是器物、田产的疏记，祭器的等级，上至褒奖赐予的制度，下至赠文、颂文、记文、志文，全都附在谱中。对于旁支中显达的人，缺载其事以保存疑问；对于子孙中不肖的人，则黜除其名以示警戒，编次如此严密周详。大概是为了使族谱一定能够施行，使宗法关系可以追寻，也可以说是贤明了。不过，古人的学问一定从自身和家庭开始；修治自身，再推及别人和家庭；治理家庭，再移用于官府，这本来就是儒者世代守持而不可违背的道理。族谱，是谨慎记载自身所从出的源头，合拢考察家族由何处分支。事情看似缓慢，所关联的意义却重大；但若不是出自有文献传统的家族，有人开创先业并承继后世，就不能像陆昆这样志向深远。将来二惠才华竞相显露于当世，推及他人，就能使他们尽力行善；施用于官府，就能使他的恩泽广泛施行，振兴陆氏的世代风气，增添祖先族谱的光辉，难道不都取决于这样的人吗？参与编修这部族谱的人，如果都怀有像陆昆一样的心而不违背，那么或许这册族谱就不只是区别昭穆、记录姓名而已了吧！族谱的旧本有很多残缺，我略加订正，并在篇首作序。《布政李公挽诗序》国家太平已经很久，有关部门一向遵守升降官员的制度，不敢蒙蔽其中应当明察而公正的原则。即使有特殊才能的人被荐举进用，也往往按照资历循序升迁；被罢黜的人，未等到他有所成就就被黜退，必定要找个借口来显示处理得明察，必定要有所回避来显得公正。因此做官的人也只守着通常的官职，等待机会，不敢完全施展自己的才能和见识。若能随着任职机会表现自己，不把上级对待自己的常规当作限制，反而自我警惕收敛，等待仕途通达，不是君子就做不到。像李文明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难得的人吗？李君考中进士后即任刑曹官，历任主事、员外郎，在职务上很有作为。曾奉命到各地查办事务四次，升任岳州知府，七次受到荐举，获得赐予的旌表诰命，任陕西参政。没过几年，升任河南按察使。恰逢南台缺少都宪，吏部听说把李君等两人的名字上报，却没有成功，于是升任浙江左布政使。刚接掌印信仅四天，李君疾病发作，再也不能起身。讣告传到京师，没有人不惊愕惋惜。李君的儿子衮，正要参加礼闱考试，向缙绅士大夫报丧，得到挽诗若干篇，带来请我作序。唉！上天生育人才非常艰难，却又吝惜让他们走完中途，这难道只是士人的不幸吗？在当今之时，能够在各道主持廉察，居一藩左辖之位的，如果不是仕途谨慎而且任职长久的人，是不能担任的。由此再进一步，参与六卿的副职、担任都宪，所需的资历也都具备了。假使李君稍后几年才去世，即使没有什么可以推诿、回避的理由，而任用他的人谁不会认为这样做明察而公正呢？他将会扩大谋略、施展宏大的政绩；凭借他的良好才干和卓越见识，必定能补益国家，参与承接太平盛业而为百姓造福。如今却已经无法实现了，所以哀挽诗从知交闻人那里写出得这样丰富，是很自然的。至于官位的高低、仕途是否通达，本来不是君子应当谈论的；然而怀有忧时惜贤之情的人，难道能够对此漠然置之而不为之悲痛吗？李君参加礼闱考试时，我正好阅卷，常常因得到人才而感到欣慰；李君侍奉我最为恭敬，我私下认为他的才器、操行都超过常人，而且求学不止，是能够达到远大成就的人，哪里料到他竟止步于此呢？衮托我作序已经很久了，我每次提笔，都为此惘然，不能落笔；大概拖过一段时间才写成，并不是故意迟缓。衮善于居丧守礼，又继承世代学业，将来想着显扬父亲，如果真是上天生才而又吝惜使其在中途夭折，那么上天的才华大概将要在衮身上充分显现了吧？《赠遂昌训导陈文元序》

译弘治戊午年春，天下各地的儒学生员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师，愿意担任教职的有七百人。吏部淘汰了一半上报，诏令在翰林院考试，又淘汰了一半，而我郡的陈鳌文元也在其中，这也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我郡六县前来纳贡的人，都愿意担任教职，入选的却只有文元一人，获得朝廷授予的遂昌训导之职，岂不是更加难得吗？文元是我休宁的世家子弟。他的先祖弗斋先生，是宋代的老儒；定宇先生号称朱子，世代承袭其学业，子孙都以儒业为生。文元资质朴厚，性情聪敏，研治《春秋》，深得胡氏学说的精微处；写文章时，文辞流畅，气势充沛。他屡次参加乡试却没有考中，适逢我居家，便来南山书院跟从我学习，在众人中学习非常勤奋；对于民情世故以及古今人物行事的得失，也能深入了解其情状和处理得宜与否。大概他的才干足以用于世事，只是困于科场，不能自行显露罢了。如今这次来京，他准备拿出余力完成参加京闱考试的志愿，却又受例规限制，说南方士人不能参加北方选试，于是才开始就任教职，显然超出众人之上。像文元这样的人，将要收拾行装南归，请求我说：‘希望您加以厚爱，赠我一言。’我和文元相处了几年，彼此讲习学问、互相告诫交谈，每次谈到更换仆役还没有说完，难道要等到今天以后才对他的行程有所帮助吗？虽然如此，也不能始终默默无言。我曾看过弗斋的学说，说‘弗’字像一张弓和两支箭，象征射箭的人尚未发射而期待箭达到目标，已经发射便决心射中目标。他用这种方式警策学习者，就是如此。定宇对于六经四书都有著述，我朝取来刊行于世，学者都学习它。何况文元出自他的后裔，将来还要有所遵循，成为他人的模范吗？遂昌在浙东，山水秀美明丽，号称文献之乡；文元前去主持师席，将怎样才能符合朝廷的选拔呢？我只是担心他不能阐明从先人那里所得的学问，因此希望他引导当地人，使他们立志时追求像弗斋那样不止息，理解言语时追求像定宇那样不违背正道；谨慎自修，符合科举考试的标准，在盛世发挥作用，使人称说：‘这是先正之后所教育出来的人。’即使像我这样迂拙朴实的人，也将同有荣耀。文元，努力吧！贺推府王君母葛夫人寿序 弘治十一年，岁次戊午，孟秋初三日，正是今天子的万寿圣节。凡天下宫禁以内以及各地镇守、按察、州郡的臣僚前来朝贺者，都聚集在宫阙之下，新安推府王君显道也在其中。礼仪完成后将要回去，新安在朝为官的人经过我这里，说：‘王君的母亲葛夫人，如今年七十五岁，仲秋望日后三天，是她的生日，应当写篇文章为她庆贺，冒昧地特来请求。’当时我正在家中守丧，王君奉命来任新安官职，适逢朝廷告知缺少郡守，于是他掌管郡政，政事推行，诉讼得到审理，赞誉纷纷而来。然而他始终不忘思念母亲，便派人到故乡柳城迎接她，不久夫人便来到。郡人聚集观看，纷纷举手赞叹说：‘君子的为政，是爱护百姓、爱惜万物，而且一定从亲人开始。像王君这样的人，他的学问和操守是有根本的啊；我们百姓蒙受他的恩惠美好，难道不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吗？’等我服丧期满前往郡中致谢时，看到王君厅堂的匾额题为‘荣寿’，这是他的僚属共同署名的，既为王君有母亲而高兴，又表达他们尊敬长者、崇尚德行的诚意。于是我起身询问详情，得知夫人姓葛，是玉斋卫幕公伯坚的妻子，孝顺恭敬、贤良淑德，有三个儿子：长子是处士绣，次子是上舍继，都已去世；再次就是推府君，而夫人对他的教导尤其尽力。大概他们在家中生活时，夫人有夜间督课的勤劳；王君做官时，又有平反冤狱的政绩；并且她抚养教导庶子，一律平等，把自己的慈爱推广到整个家族，对我们这个地区也暗中施恩甚厚。这样看来，今天举行这样的庆贺非常合宜，我又怎么能推辞呢？我私下考察《洪范》所说的五福，长寿列在首位；但还必须有上面建立法则的君主，才能把这种福分广泛施予臣民。所谓尧舜时代的百姓多长寿，是可以验证的。今天的天子以高尚的德行和至仁之心继承大统，常常担心天下有一人不能得到适当的处所，或陷入忧患、疾病、夭折、困顿之中，就像是自己的责任一样，真是尧舜一般的君主。四海臣民共同祝愿皇上的福祉绵延万亿年而无穷，那么凡是在一乡一家有德有善、得以受到这种推广赐予的人，像王君的母亲这样，岂不是何等幸运吗？王君回去时，登堂拜贺，把京师士大夫祝愿的意思说给母亲听，夫人的心情会更加舒畅，身体会更加康健，从七十岁一直活到百岁，也并非难以达到。何况王君才识聪颖卓异，洗雪冤屈、泽及百姓的政绩日益更新而没有穷尽，朝廷表彰他的典礼不久也会到来。这样说来，追赠封号的荣耀上及他的母亲，天子的诏章华美地降临，命妇服饰穿在身上，既彰显推府君的孝心，又把慈母教诲的美德传播到四方，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吗？西堂雅集诗序

译弘治戊午年秋，衍圣公因庆贺圣节来到京师，礼仪完成后将要东归。大学士长沙李公与他有姻亲之好，七月九日在西宅的新堂设宴。参加宴席的共有九人。这天早晨炎热极盛，赴宴的人都认为很困难。过了中午下起雨来，纤尘不惊，清风徐徐吹来，主宾之间的情谊非常融洽。司徒太原周公当席赋诗一章，太宰四明屠公依韵唱和。第二天，二公再次轮流作诗一章，成国朱公、司寇武进白公、少宰郓城佀公、少司徒华容刘公、少宗伯新喻傅公、学士泌阳焦公以及我也依次唱和。把诗写成一卷，准备送给衍圣公，而屠公题名为《西堂雅集》，嘱托我为它作序。周代的时候，著名卿士和有才干的大夫在会合之间，一定赋诗一两首互相赠答，连续联类吟咏讽诵，不一定都是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在《春秋》中可以考见。像这样众人一起作诗，则从郑国的卿大夫开始。晋国韩宣子出使郑国时，六卿为他送行，韩宣子请他们都赋诗来表达志意，于是从子产以下各赋一章，有的称道他的德业，有的坚定彼此的交谊，有的为初次相见而欣喜，有的喜爱赞美他的为人。韩宣子拜谢，以加深宴饮交往的情谊；这些文章文献灿然可诵、可以流传，也算是叔季时代的一件盛事吧。如今皇上承受天命，继承大统已经十一年了，而衍圣公是圣人的后裔，禀有美好的资质，谨守礼仪而好学，每逢节日都奉表入朝觐见，并不是韩宣子出聘诸侯国所能相比的。李公凭借清正的德行和端正的学问参与机密政务，掌管诏令，也不是子产所能相比的。屠公、白公、周公、佀公等人，都以才干杰出而位列六卿，身居近侍之列，弘扬这样的文章雅道，在一堂之上相互唱和，将用来彰显国家大一统的盛况，难道只是拘守一国风俗而已吗？天子万寿，衍圣公每年必来一次；诸公都是当时卓然的老成德臣，因此太平和盛美的景象还不会止息。这样说来，西堂的聚会，本来就是从这里开端的吗？我庸陋卑微，不足以排列在诸公之后；然而我与衍圣公的兄长是朋友和姻亲，义理上不能推辞，所以作序归赠给他。兵科给事中王君二亲寿诗序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二月初一日，兵科给事中东莞王君文哲奉命持节出使安南，册封该国嗣王。出发前他经过我这里，说：‘我这次有此使命，正好可以顺道经过家乡，而家父明年七十岁，母亲陈孺人六十三岁，我能够奉上一杯酒，在堂上侍奉他们、等待他们的脸色，实在非常幸运。士大夫中厚爱友善的人，又作诗歌，已经装满一卷了。只是不可没有序文，冒昧来请求。’我诵读了那些诗，赞叹说：‘美好啊！士人受职守限制，势必不能回家，或奉命出使四方，又苦于道路阻隔，只能徒然因思念而感慨，奔驰思绪仰望白云，却无法停止。像文哲这样能够为父母祝寿，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南山》诗、《嵩高》诗所说的情形，已经相距很远了；尊敬年长者、崇尚德行的意义根源于人的本性，而在古代得到发扬，怎么会有古今之分呢？’王氏祖籍太原，到宋代才迁到福建，后来迁到广东。文哲的父亲淡轩翁，以乡贡进士起家，初任官为广东右路庆远府同知，有拒收金钱的操守；调任福建泉州后，有救济灾荒的仁政，有清剿戎寇的功绩，因荐举升任湖广宝庆知府，政绩更加宏大，声誉更加美好。然而他救济困苦、铲除强暴，竭尽全力；即使因遭受谗言嫉妒而离职，也没有因此自我沮丧。居家时闭门谢客，远离外界的声名利禄，乡里舆论都推重他。陈孺人又以勤俭好礼辅佐他；文哲恭敬地奉行父亲的教诲，于是考中贤科，任职近侍，清正有才，直言敢谏，受到当时人的重视。他能够显扬父母，实在有很大的原因。这次出行，若能在乡里的门前停留，使衣冠之士全部聚集，诵读各位君子的诗歌，以此夸示皇上的恩典，彰明父母的德行，使看见的人受到激励、听到的人奋发，消除仰望白云的思念，停止身不由己地奔波的感叹，一举而使忠孝之义都具备，难道只是像古人那样在街巷夸耀穿着绣衣、炫示背负弓弩而已吗？父母二老看见儿子仕途有成，享受他的奉养，心情一天天舒畅，身体一天天强健，即使从老年活到百岁，又有谁能阻挡呢？这样说来，把这些事传播到诗歌中，寄托于比兴，以便将来表达尊老尚德的心意，是不会停止的。我从前奉旨在翰林院教导庶吉士，文哲正在其中，比我年轻一辈，却一向听闻他的父母既长寿又有福气，因此作序归赠给他。王氏二亲哀诗序 这一卷哀诗，都是为松轩处士王君及其妻郑氏所作的，由他们的儿子济南同知从鼎辑录刊行。我北上时，路过安德，同知正在那里办理运送粮饷的事务，便把诗卷奉来请我作序，并且派人驾船跟随等待。我反复翻阅，了解了大概情况。处士是台州黄岩的世家，居住在徐山，早年失去父亲愚隐君，能够努力学习、自我振兴；崇尚古代礼仪而不与流俗为伍，专心于儒业而不被异端迷惑，精通医术却不从事祈祷；建造先祖祠堂以报答根本，开设家塾以教导后人，选择土地建造寿藏以安享晚年。他所实践的正直，所坚守的坚定，所以自号松轩以表明志向，终年七十五岁。郑氏是乡先生静庵君的女儿，性情贞正聪慧，又有家学相辅，帮助松轩使家德明美，因此受到称誉，终年七十七岁。王君夫妇联结德行、共同终老，又有这样贤能的子孙，也差不多可以无所遗憾了，还为什么要悲哀呢？然而我私下听说，礼仪开始于简略，完成于文饰，最终达到隆盛，大概仁人孝子思慕父母，是不会停止的。当初，同知与计吏一同赴京，接连得到家中的讣告，号哭悲痛几乎丧命，急忙回去办理丧事，却来不及亲自看见父母接受赗赠和入殓。他的事迹起初近于简略，既然已经显明，就应当使它更加昭著；为了急于昭示后代，于是追述志行并作铭文，表彰德行并立表，后嗣书写并刻碑，把哀痛寄托在诗文中，却仍然没有完结。于是仕途有成后，又有朝廷褒奖赠官的典礼。父亲获得大夫的衔号，母亲获得宜人的称号，荣耀加于先祠，恩泽延及地下泉壤。这样的情况在一时之间求之不可多得，这难道不叫隆盛吗？子女思慕父母而达到如此隆盛境地的，实在很少。然而如果生前未能以俸禄奉养父母，死后又未能让父母亲身享有命服，那么即使礼仪达到隆盛，思念也更加深，悲哀也更加切，这大概就是他对各位君子的诗篇如此拳拳在意、不能自已的原因吧？君子的学问，是修养自身以侍奉父母；而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恩泽，也一定从亲人开始，这是不可欺骗的。同知约束自己、惠及百姓，已有美好的声誉。等政绩完成、官位升迁，在显扬父母的地方使礼制更加隆盛，来增添这卷诗文的光彩，或许还有那一天吧。赠太子洗马兼翰林侍讲梁公使安南诗序。

译弘治戊午年冬十二月初一日，礼部上奏说安南国王去世，其陪臣上表，请求册封他的嗣王。按照旧例，应当由一名侍从旧臣充任正使。事情传到皇上那里，皇上便任命太子洗马梁公叔厚，特诏兼任翰林侍讲，赐给一品服。命令下达那天，满朝都说这是选得其人。有人在旁边议论说：‘圣明天子正崇尚睿智的学问，亲临讲筵，选拔宫僚辅佐太子，而梁公在皇上和东宫左右，职任亲近而且深受皇上注意。考察古代礼制文章、奉诏修纂国家会典和宗室玉牒，梁公每天坐在两馆，负责删削编纂，责任重大。如今却让他停止这些工作，出使海外万里之遥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是这样。安抚远方、驾驭夷狄，是帝王的重要谋略，不可忽视。安南处于越裳以南，是古代南交之地；它颇以文采来装饰自己的偏远鄙陋，但其人实际上很狡猾而不恭顺。他们常常根据中国政治的强弱来决定亲近或背离。周代强盛时，他们经过多重翻译进献白雉；到了宋代中叶，却大举入侵边境，制作露布来声讨新法的罪过。他们善于侦察到了这种程度，何况如今嗣王接受初次册命，关系到国家体面；安抚他、驾驭他，确实要使他的志向有所收敛并震服他的部众。若不是像梁公这样职任亲近、责任重大的人，谁能胜任这一选派呢？’ 梁公在礼部会试中考取第一名，先帝时擢升为一甲，进入翰林院，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已经很久了。他世居南海，距离安南边境只需一个多月路程，对山川险易、道路远近，熟悉得很。四匹马拉的车载着使节奔驰，很快就能抵达那个国家，宣布圣天子的德威并授予其王位，使他们长久坚定畏惧仰望之心，恪守臣节，不敢萌发善于侦伺的敌国之心，以安定我国南方边疆。并且他们知道朝廷侍从中有贤能的梁公，梁公当然不必为了让他们轻易看见自己而故意隐藏、妨碍他们的快意；他希望相识的诚意，正如李揆一样，也不必像刘敞那样过度忧虑途中被欺骗的诡诈。使节往来不过一年之间，睿智学问的资助、国家根本的辅佐、秘书省著作的完成，哪一样不等待梁公呢？既然如此，应该看重他的出使；那些对梁公有所议论的人，是没有深思。梁公此前奉命主持南畿秋试，号称得士，第一名是姑苏唐寅；同榜士子共同作诗赠给梁公。唐寅嘱托我作序，我与梁公同事，相互投合，深知他文才昌盛、才识卓异、操守美好，可以说是令人敬畏的朋友。对于他的出行，本来就将作一番话表达我的心意，何况唐寅又郑重请求呢？赠知歙县事熊君南还序 出仕时在官任上有治理政绩，归来时又得到朝廷的恩典，这是士人想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如今在四方任职的人，有治理政绩的有几人？考察呈送行台的荐举文书，可以数得出来。得到朝廷恩典的有几人？考察中秘颁发的诏命，也可以数得出来。像熊君这样归来，难道不是君子所愿意见到的吗？熊君在成化辛卯年乡试中举，七次参加南宫会试都未能考中，便到铨曹请求选官；弘治庚戌年，朝廷授予他徽州歙县知县之职。他多年积累的学问和通达见识，一旦施展在政令措施和禁戒之中，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赞誉纷纷而来。不到两年，侍御涂公下令嘉奖慰劳；过了三年，侍御方公举荐他，举行表彰异能的典礼；又过了三年，侍御连公上奏核实他的政绩。于是熊君更加尽心，政绩也更加完成。在一县之内，百姓产业的多寡、仓廪的丰歉、乡俗的浇薄敦厚，他知道得像一家之事，治理得像对待一个人。上级交付的事情，他一定办成，因此审理文书没有反复拖延的忧患；下级来询问的事情，他一定取得实情，因此刑狱文书没有差错误判的过失。即使所任官职涉及不同县份，事情有时难以汇集办理，只要有下达给他的任务，他都一一应对，没有丝毫违背和废弛。他在这里已经九年了。人人都说，像熊君这样的人，在内可以参与九卿之列，在外可以辅佐各郡，所应得到的已经都有了。到了这一年春天，他却因为头发斑白、厌倦奔走，得以退休回到故乡。徽州人中凡是在京师做官的，大概没有不因他的离去而惆怅、惋惜他不能留下的，于是相继请求我写一篇话赠给他。我看熊君三次受到行台荐举，又获得圣天子的诏命；用来装饰他自身的，有赐予官阶的荣耀；推及他的父母和妻子，又有褒奖封赠的恩宠。天恩深厚，龙章显赫。所谓出仕时在官任上有治理政绩，归来时又得到朝廷恩典，士人所希望得到并愿意看见的事情，在熊君身上兼备了，他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熊君世居丰城，出生一岁便失去母亲，父亲毅斋处士最勤于教子，所以熊君能够自我树立，取得今天的成就。这次归来，他将清扫父母坟墓旁的松树楸树，前往巡视坟茔，以尽祭祀思亲之情；回来后设宴招待父老以及族中子弟，叙述乡亲故里的情谊；又在闲暇日子登高远眺山水，饮一杯酒、作一首诗，寻访童年钓鱼游玩的地方，以自我满足于山林泉石的乐趣。仰望先人的德行，歌颂圣朝的教化，享受仕途有成，娱乐晚年景色。像熊君这样的人，实在可以数得出来。那些学习却没有办法施展治理，年老又没有荣誉可归的人，与他相比岂止相差一倍五倍呢？我家在休宁，与歙县相邻，大概曾经详细了解熊君的政绩，所以作序而不推辞。《林下清风》卷引 《林下清风诗》一卷，是我的同年朋友们题写墨竹赠给徐公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公，就是居住在海虞的徐公。画竹并首先题诗的，是工部侍郎、余姚人史天瑞公；唱和的，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四明人屠朝宗公以及其他若干人。当初，公肃因任都察院都御史改官留在南京，觉得任事有所龃龉，便上疏请求归田；诏令没有允许，只得勉强赴任。过了一周年，又上疏请求，仍未获准，于是以考核政绩为由来到京师。入朝觐见以后，得病卧在朝廷馆舍，不到一个月，便再次恳切申述先前的请求，于是已经上了三道疏。圣明的天子怜悯他情意恳切，准许了他的请求，仍然发给驿站凭证，让他回归故乡。于是我的同年朋友们有了这一举动，用来表达对他高不可攀的仰慕之意。植物处在酷暑之中，能发出清凉的风，足以涤除烦闷、消解怒气的，只有竹子如此，所以君子以竹来比拟自己的德行。至于我们所说的公肃的清风，曾经在洛水、嵩山一带见到过一次，后来又在长江、汉水之间见到过一次，如今则在林下见到了。吴地盛产竹子，而徐公是其中最为盛大的一宗。在池塘亭榭之间，他将同这位“君子”结下共度岁寒的友谊，只要腹中饱尝它的清雅滋味，耳中听足它的清越声响，所得就已经很多了。在清凉的竹阴下，时常打开这卷诗，取诸位公卿的赋诗吟咏，敲击琅琊竹节制成的节拍来歌唱。疾病一天天平复，欢乐一天天增加，而清风所传播的地方也越来越远，将使污浊的人变得廉洁，使暴戾的人改过，使疲惫的人得到复苏，并且同伯夷在百年之上进行幽冥般的神交，这不是很畅快吗！这样说来，这一卷诗难道只是为了抒发朋友之间的私情、具备送别友人时赋诗相赠的旧例而已吗？太监陈公荣贺序

译弘治十年夏五月望日前二日，诏令午门正陈公担任内官监左少监，提督巡察光禄寺事务。不久，诏令他兼任入内侍奉乾清宫之职，赐给他大金和彩币，赏赐十分丰厚。第二年夏五月望日后三日，皇帝亲笔在牙牌上书写“太监陈永安”五个字赐给他。又过三日，任命下达，升任太监佥书监事，仍兼任提督光禄寺事务。刚满一年，就蒙受圣明天子如此宠爱、信任和知遇，真是盛大啊！光禄卿李公和他的同僚认为，主持事务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选，彼此可以协力办事，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庆贺，并且叙述其中的详细情况，说：“陈公字一宁，是涿郡人。景泰年间进入内廷，英宗初年因才智俊秀被送入司礼监书堂，跟随已故阁老保斋先生刘文安公、眉山先生万文康公读书习字，因为聪明颖悟而闻名，同舍的人大多比不上他。过了很久，被送到御用监学习琴艺；但陈公并不以此自满，读书更加勤奋，书法也更加精工，尤其擅长鉴别古代法书和名画，翰林词林中的诸位公卿大多喜爱并敬重他。宪宗初年，奉命在午门掌管事务，升为奉御，继而升任进副和正，前后将近三十年，勤勉谨慎，从不懈怠。到了当今皇上时，皇上终于知道陈公贤能而且劳绩卓著，提拔任用他，才有了提督监察的任命；这难道是一天之内积累成的吗？” 陈公在光禄寺任职时，把兴利除弊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是九庙的祼享祭祀、三宫的膳食、卿大夫和百官的节日膳食、经筵和东宫的讲学宴会，以及四夷朝贡使者往来时所赐的膳食，都务求丰盛洁净，以符合皇上敬奉先祖、侍奉亲长、礼待臣下、安抚远方的至高心意。他又利用余力创建天鹅浴池，建造用二宝装饰的果楼，以及膳盒库厅二所；修葺大官所属各署的仓库、沟渠、井、亭之类，几乎有数百处。他谋划安排有方，不使人劳苦而事情就能成功，声名日益显著，赞誉日益兴盛，皇上的宠爱日益隆厚，而陈公图谋报答的忠心也日益迫切。诸位公卿有这番庆贺，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按照高皇帝所制定的制度，宫廷和府署本为一体。既设置台、部、百司，用来在外廷施行政务；又设置各监、各局，用来在内廷管理事务，内外相对而立，各项事务因此都得到安排。凡是事务彼此有牵涉的，然后参酌任用双方来使它们相互成就。总的说来，任用得人，事情就能办成；不是合适的人，事情就会违逆失误，这一点不可不慎重。像陈公这样具有奇伟资质、■〈门外岂内〉爽才干的人，以好学为根本，再加上长期任事的历练，既能得到皇上的关注，又能符合众人的期望，他所任的职务哪里会有不能办好的呢？不过，光禄寺所掌管的金钱粮食出纳，虽然十分重要而且事务繁重，但终究只是一项事务；它的功劳所能施及的，不过是宰夫、饔人之类罢了，还不足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将来如果承蒙特别的宠遇，参与机密事务，所建立的功劳更加伟大，事业更加宏阔，士大夫对陈公的赞美和羡慕也会更加盛大；这一切，都已经可以在他任光禄寺职务时的功劳中预先看出端倪了。我在翰林院任职时，认识陈公；每逢史馆事务之余，便和同伴到他那里去。饮茶、观画、听琴、对弈，常常一直到整天结束。我知道他是具有远大成就的才器。所以对于诸位公卿的请求，我推辞不得，便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们，使它成为庆贺陈公的开端。”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三十六 （明）程敏政撰 ○题跋 书写《诸葛忠武侯传》后 以上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一卷，是宋代南轩先生张宣公订正的。刻板收藏在南京国子监，有甲、乙两种版本，都有残缺而不完整，文字也略有不同。我曾经把它带入史馆，请阁本来参照校勘，亲手抄补如上；乙本残缺尤其严重，已经无法重新编成一部书了。然而乙本有附录一卷，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连缀阅读，包括南轩先生的论、记、赞、诗四篇。论虽然重复出现，却不能删去，于是便校订后附在甲本之后。我曾见到朱子写给何叔京的信以及《武侯赞跋》《卧龙庵诗》，其中许多内容可以与南轩这篇传记相互发明，便一并抄录附后。宋末有清江人胡洵直，曾考订《出师表》中脱漏错误数处，并补上缺失的七个字，这件事见于《芦浦笔记》，只是人们大多不知道，也一并抄录附后。准备寄给南京国子监补刻流传。南轩先生是丞相忠献公的长子，正当宋王朝将要倾覆之际，竭力排斥和议，倡导复仇，他的心志和事实与武侯相同。因此他反复订正这篇传记来表明志向；并且极力非难武侯的儿子诸葛瞻，认为他身兼将相，却不能竭力进谏使黄皓被罢，又不能全身退隐，以希望君主有一次醒悟；兵败身死，只是比卖国者稍好罢了。所以只书写诸葛瞻承袭爵位的事情，以稍微显示惩恶扬善的原则；其余部分本来就不值得书写。立法严明、义理精深达到如此程度，这难道是陈寿之流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吗？至于探求它的旨意所在，正是要挽救纲常、缓解国家危难，不使先世功业坠落，不被一丝一毫功利的私心所动摇。那么即使距离今天已经数百年，读起来仍然有生气。如果不是得到了圣门正谊明道之说，哪里足以达到这种境界呢？朱子因为韩侂胄掌握国政、杀害赵忠定公，于是注释《楚辞》，寄托哀伤宋国灭亡之意；又因为蔡西山被流放，决定道统不能施行，于是注释《参同契》，寄托长久离去、不能返回的意思。这都是大贤君子的心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世人仍怀疑他们只是增长词华习气、倡导服食导引的开端。所谓浅薄地理解大丈夫，大抵就是这样。因此一并说及，以表明这篇传记并不是徒然写作而已。题《明良庆会卷》后

译《明良庆会》一卷，是绩溪程氏收藏的。卷中石刻有七纸，真迹有一纸。石刻的第一纸，是宋理宗御制诗三首，大概是唱和其先世祖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吉国文清公程元凤的诗。纸尾钤有御书之宝。第二纸就是程公的诗，大概是宝祐丁巳年禋礼告成，程公上诗称贺，所以理宗用原韵答复他。诗后有程公自序。第三纸以后都是御札。其中第一札当在景定庚申年，大概是程公罢相后起任观文殿大学士、判平江府，所以其中有‘吴门是股肱郡，不是股肱之臣不足以居此职’的话。第二札是答复程公辞免平江召命的，因此其中有‘不必推辞前往吴门，以使朕的心意落空’的话。这两纸都在当年八月。第三札是答复程公第三次上疏辞免，因此其中有‘朕想把政事烦劳你，并不是用此来宠爱你’的话，又引用向敏中的事来比拟程公，应当在辛酉年七月。考察可知，庚申年五月才召贾似道还朝，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所以程公三次辞免以后才接受命令，大概忠臣和奸臣不能同时进用，自古就是如此。第四札是从平江召程公任特进、醴泉观使兼侍读，应当在这一年十一月，所以其中有‘报告辅佐藩府的政绩，赶快回到经筵’的话。第五札是答复程公辞免侍读的召命，依照他的请求，任命他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考察程氏家传，到这里大概已经上了三道奏疏，所以其中有‘多次下诏催促你出发，你却像开始一样辞谢；勉强成全你的高雅志向，让你奉祠于外’的话，应当在壬戌年四月。大概上一年七月，贾似道刚进位太子太师，成为经筵之首，因此程公竭力辞去召命，奉祠而去。看这些御札就可以知道，史传说程公接受侍读召命，仿佛曾经任职，是错误的。每纸末尾都有‘付程元凤’四字，盖有御押；旁边又有四字，与御押相同，那是外封。宋代制度，群臣有所陈请，皇帝在奏章后批示，叫作内批，不使用御宝；另外颁下亲笔诏书，或者有御制诗文赐给臣下，叫作御笔。若诏书中的字由宫嫔代写，就使用诏书之宝；皇帝亲自书写或由人代写，则杂用御书之宝；如果是亲笔书写，就使用御押而不使用御宝。这一卷前三首诗使用御书之宝，后五札有御押而没有御宝，按当时情形必定是皇帝亲自书写，后来已经失传。第三件真迹是一纸，是程公在讲筵时所上关于备边的札子，署衔为朝请大夫行右补阙兼侍讲。这个署衔应当在宝祐癸丑年五月。考察当时，元兵正日益进攻汉、蜀、荆、淮地区，所以程公恳切地谈论方田、游击两件事，议论坚定不回，谋划又有条理，大概确实是可以实行的。篇末又引用孝宗对辅臣所说的话：‘士大夫对于家事，人人都能料理；到了国事，却都忌讳谈论。’这大概不只是当时如此。札子后有墨书‘依字一’的批语，大概就是所谓内批。考察当时的情况和事情，也没有人能够采用它。宋代制度，凡臣僚的奏疏由都进奏院上达皇帝，叫作奏状；当面陈述或直接送到御前的，叫作札子。宰执、两省以及内外官员入朝奏对，还有统帅、转运使、郡守和处理军机事务的武臣，都允许使用札子，其余一律使用奏状。程公的这篇札子，大概就是所谓登对。署衔上带有‘行’字，是因为官阶高而官职低的叫‘行’；官阶低而官职高的叫‘守’；官阶和官职相等的则没有这个字。大概官阶用来排列品秩，官职则用来寄禄。札子前有‘二十八日未时七刻降九’九字，大概是从御前下达中书省，省吏记录时日，并登记在册，以便查考对照，然后把事情下交有关部门。如今这篇札子竟收藏在程氏家中，其中有些地方实在难以理解，难道是程公入相时自己认为已经属于自己的物品，因而取来收藏的吗？程公的七世孙孟尝，收集程公家传一类的材料编成一册，而好事者题名为《明良庆会录》。这卷大概是从其中录出的文字；与现存内容相比，又增加御制诗四首、御札三十一通、奏议八篇，大概是从其他别集中杂收而来。可是这卷当时的石刻旧本和真迹尤其可珍贵。《明良庆会》这个名称，我不知道命名的意思，难道是因为理宗诗末有‘唱和之后，怎么可以没有诗’这句话，所以好事者摘取其中四字作为卷首题名吗？理宗的御笔和程公的奏议，君臣的文章诗词汇聚在一卷之中，确实也有明君贤臣相遇的样子。但依我看来，却不是这样。程公辅佐理宗，只任相十个月便罢相；罢相后又被起用，皇帝想任用他的意思虽然在御笔中表现得很殷切，但前面被丁大全排斥，后面又被贾似道压制，所以程公始终不能安居其位，以尽施所学，最终飘然作长久归隐的举动。考察程公一生，难道他不愿意成为贤良之臣吗？古代的明君任用贤才而不三心二意，理宗符合这一点吗？明君与贤臣相遇不偶然，实在太难了！程公的子孙都居住在歙县槐塘；他的从子、浙西发运司主管机宜文字、赠新安郡伯宏祖，才开始分居绩溪。宏祖生元，元任浙东宣慰副使；元生同知梅州燧；燧生淳安主簿景高。虽然时代已经更替，他们都凭借程公的荫补入仕。同知燧的五世孙、太学生传实，收藏这卷来到京师，寄居在我这里，拿出来给我看。我和程公都是陈将军忠壮公灵洗的后代，按照昭穆辈分，传实应当称我为叔，因此我题写在卷后归还给他。唉，传实，希望你不要辱没自己的先祖啊！题《续文章正宗》后 浦阳郑相续编《文章正宗》四十卷，其取舍精当审慎，虽然比不上前人，也不算十分杂乱；从前朝直到洪武初年，凡是名家世臣，其中可见的文章，大概不能不依赖这部书。后来义乌王稌、旴江张光启校订并刊刻它，因而各自把私集中的文章收入其中，反而成为这部书的累赘，读者对此很厌烦。有闲暇时便命令侍史删去二人增补的诗二十三首、文章八篇。其中像王国博绅、王赞善汝玉、王学士英、邹庶子缉、陈侍郎琏，固然都是一时的文章大家，但不适合先放在这里；应当同方正学、杨文贞诸公另编续集，或许才接近于得到恰当的处理。永乐二道诏书原本没有代言人的姓名，现在也不敢刊载。《林月鉴江湖胜览》卷跋

译泉南林君精通相术，因荐举被任为本县阴阳官，已经三次进京。每次来京，名声都更加奇异，有人因此称他为‘月鉴’。偶然通过武进陆君廉伯认识我，他从袖中拿出一卷诗，题为《江湖胜览》，都是朝廷中有名的公卿投合林君的爱好而赠给他的。我看世上的达官贵人，大多能借助林君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即使贤能之人因公务前来，过了几天最终也会以有事为由辞去的，也有人幸而见上一面，却连一句话都没有交谈便退下。大概即使胸怀天下志向的人，也没有机会吐露自己的一点见解。唯独那些掌握相术、禄命等技艺的人，不仅主动登门求见；相术士一来，他们就降低身份、倾心交谈，唯恐不能把话说尽。有时听到他的名声，派人寻找却没有找到，便怅然认为失去了一位贤士。我因此私下羡慕那些怀有奇才、掌握技艺者的际遇，也不能不感慨：居上位的人要使下士尽情进言，关键不在那些人，而在这里。像林君受到公卿的礼遇，难道不是因为他说的话常常应验吗？只是他给我看相，却独自认为我将来应当大显身手，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我因此又私下担心，如果他的话不应验，恐怕就要从我开始了。从前严君平卖卜，只是根据每个人的处境，用善道来开导他们，并不计较自己的话是否应验。如今出入公卿之间、能够施行自己言论的，大概没有谁比术士更方便了。林君往来于江海之上、岩穴之下，以及边远州郡和偏僻地区，所见之处难道会没有隐居守道、操守坚贞而又无力自行通达的贤士吗？如果他见到上位之人时能够谈及这些人，使天下的贤者有的因林君而得以闻名，那么我又将更加感慨：‘月鉴’这个名号的意义在于此，而不在于前面所说的事情。题文公《梅花赋》后 文公过去有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四部流行于世，但后集已经亡佚。这篇赋见于《事文类聚》，本来就是后集中的一篇。文公九世孙永年丞楙拿《梅花图》给我看，于是谈到这件事，便请求抄录这篇赋置于图上，用来补足家谱中的缺佚。题先世文清公赞及御书‘儒硕’二字后。以上是宋代吉国程文清公的赞，是理宗赐给他的‘儒硕’二字。字和赞当时都刻在家中石碑上，但时代更替以来，赞文颇有磨损。文清公九世孙、乡贡进士传，请善于书写的人把赞文抄录下来，用来配合摹本中的字。他拿来给我看，于是我恭敬地诵读一遍，告诉他说：‘我和你有幸都从事儒业，如果不失去世代相守的传统，那么对于文清公特别谨慎对待的君子与小人之别，难道可以不更加重视吗？’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学士院庄夏诰后。宋代制度，凡是官府往来的公文，官位高的列在左边；制诰则官位高的列在右边。公文是官府之间往来的文字，署名和观看的人都面向南方，所以排列官衔时可以用左右表示尊卑。制诰是臣下接受君上的命令，署名和观看的人应当面向北方，诏命文字在前，所以排列官衔的都跟随在后面。只有中书省的牒文略像诰身，实际上却不同；宋代已经有人把它误认了。张驾部汝弼又因此产生疑问，我担心观看这份诰书的人会因为驾部的说法而认为它是伪造的，所以特加以订正。题所校《脉经》后 我因先父襄毅公蒙赐葬之恩，从新安入京谢恩，途中经过淮阴，恰逢河水结冰不能通行，便借宿在驿站。居住期间心情郁闷，又患痰病，于是向淮阴医生朱鉴借书，得到王氏《脉经》十卷。这大概是元泰定年间翻刻的宋熙宁阁本。有宋代长乐人陈孔硕所作序文，序中说：“《脉诀》出现以后，《脉经》便隐没了，这就像世俗儒生只知道诵读时文，却不知道诵读经史，正切中了近世的弊病。”从泰定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部书又失传。淮地进士毕舜修才得到一个抄本并刻印出来，然而其中脱漏和错误仍然很多。驿舍中无事可做，我取来朱本，参照校勘到全卷，考定错误共二百零六字，补足脱漏共十七条。于是交给舜修，让他刊刻订正，以方便世上那些慈爱父母、孝敬父母的人。题写钱尚书为刘御史所作《奉思堂记》之后。监察御史、髙唐人刘士元拿出一册《奉思堂》诗文给我看，我不禁哽咽，随后诵读全篇，说道：“唉！像我们士元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孝子了。士元凭借《春秋》起家，参加廷试对策，成为有名的进士；出任赣、榆、卢龙两县知县，都留下了恩惠，是贤能的县令。后来进入御史台，巡按两淮以及吴中，都因风采操守而闻名，是有才能的御史。古人所说的显扬父母、使自己成名，士元大概差不多做到了。何况还有皇帝的恩命，足以使父亲在地下光荣，使母亲在堂上荣耀；又有俸禄，足以供养活着的母亲，供奉死去的父亲，那么还有什么遗憾呢？虽然如此，奉养父母，就要设法使他们心情快乐，祝愿他们长寿；追思父母，就要设法谨慎守护他们的坟墓，遵守他们的遗训。这就是士元命名此堂的用意吧？我和士元同年中进士，又是朋友。不幸先父襄毅公近来弃下孤儿，而幸好母亲太夫人还健在，我的心事大概同士元一样，所以有所感触，不能自已，便题写在篇末。” 题唐代张旭草书真迹。我的天性最不擅长书法，凡是古人的墨迹，往往都不能辨别真伪，深以为憾，也想学习辨鉴，却一直做不到。这一卷是我的朋友李武选贞伯所收藏的。武选博学而喜爱古物，尤其以诗文书法在当时著名；他所鉴定的，必定是真迹，因此值得珍藏。《书怀古录》后记。

译《怀古录》一编，是毗陵人谢应芳、字子兰所辑录的。子兰在元末为躲避战乱来到吴中，在吴城东面发现晋代侍中顾元公荣的墓，便告诉县令，由县令封土立表；又恢复了被杂祀侵占的顾氏祠堂；并且辑录史传以及各家的赋咏，编成了这部书。晋代名士中出自吴中的很多，子兰为什么唯独对元公如此用心呢？子兰大概另有深意，只可惜人们不知道罢了。永嘉之乱时，广陵人陈敏占据江南而叛乱，自称楚公，封十郡，加九锡；他的兄弟姻亲盘踞各州郡，威逼士人百姓，让他们成为臣仆。元公也曾接受他的官爵，后来却同各位义士谋划改变局势，诱杀陈敏，安抚平定六州，为东晋的兴起提供了助力。考察元公一生的功勋事业，大概没有比这件事更突出的了。至正年间的战乱，不同于永嘉之乱；张士诚的叛乱也不同于陈敏，但张士诚又难道不是广陵出身的吗？当时三吴的士人跟从张士诚的，难道没有像元公那样的人，却没有人采取元公那样的行动吗？这正是子兰念念不忘的地方，也是他借怀古来哀叹今人不如古人的地方。有人竟说子兰只是因为同乡关系才表彰元公，甚至说元公的出仕和退处有可议之处，不必收录；这些人都不是了解子兰的人。子兰其他的著述，言辞真实而不浮靡，正直而不屈挠，自己考察判断而不迷惑，大概是平民中的奇士。从这部《录》来看，他的志向有未能伸展之处。吴人朱性甫将要校订刻印此书，略加整理订正，间或拿来给我看。我私下看出子兰的用意如此，也因此知道古人做事并不只是随口说说，不能不把其中的道理说明白。题沈生所作《时感乌》卷。乌鸦能够养活父母的口体，这是它仅仅同人相似的地方，而人却有做不到的。并不是不能做到，只是不肯去做罢了。至于奉养父母的志向之孝，乌鸦哪里能够做到？人能够做到却不肯做，那就失去了作为子女的根本意义。沈生，努力吧！我对此深有感触。题宋代李龙眠白描《渊明图》后。右边这幅是歙县人朱克绍收藏的宋代龙眠白描《渊明图》，图共有十二幅，这是其中一幅。关于陶渊明的事情，已有程颐、朱熹两位先生的定论，后学本来不应再插嘴。我的朋友翟少卿廷光忽然写了一篇很长的跋，又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想要以孔子自居，用“不能出仕就是不合义”来责备渊明。我读后大为惊骇。渊明自认为是晋朝世代辅弼之臣，以再向刘宋屈身为可耻，所以始终寄托于诗酒来隐藏自己，而世人却不知道。朱子《纲目》特意写道“晋征士陶潜卒于南宋之朝”，可以说是在千年之后真正得到了渊明的本心。渊明平日的诗最为冲淡，到了咏叹荆轲时，却激烈之气奋发而出，仿佛不可遏止，这是借秦来比喻宋。平时他同外物没有争竞，到了檀道济送来鱼肉时，却严厉地拒绝了，因为他把檀道济侍奉宋朝、成为宋的心腹看在眼里。他的这些心事，究竟该怎样看待呢？却用孔子“不仕无义”的话来讥刺他，实在是大错。朱子在《楚辞》中深深责罪扬雄，却赞许渊明；扬雄的罪，正是因为自以为承担孔子的责任，错误理解了“不仕无义”的话，最终失身于王莽。可惜我的朋友出生在程朱之后，却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不得不为他订正一番。题宗老学可所收藏的元人书画卷后。这一卷中，从虞文靖公伯生、汪文节公叔志、达忠介公兼善、状元陈公祖仁以下，大都是知名人士。诗中所称杨公志行，就是翰林待制杨刚中；他的儿子杨翮，字文举，以文章著名，曾任休宁主簿，所以我们郡里的人很多都跟随他游学。鲍伯原是歙县人，名深，做官时任紫阳书院山长。程文是婺源人，号黟南，名生，字以文，做官时任礼部员外郎。虞集极力称赞他的文章。汪克宽是祁门人，字仲裕，号环谷，有《春秋纂疏》，传授学问，是我们郡当时的老儒。朱德润是吴地人，字泽民，有文集流传于世。徐舫是严州人，字方舟，以诗歌闻名。宋濂为他撰写墓志铭。至于张公纯仁、端木公孝思，也都曾在我们郡任职，风流文雅，谈论他们的人至今仍然推重。唉！从元末到今天一百五十年间，各种废毁殆尽的东西何其多！可是书籍、史册、书法、绘画仍被好事者珍藏，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人们看重它们的作者罢了。既然如此，人怎么可以不努力行善呢？善行本来就有超越书史字画的地方。我拜访宗老学可，得以观看此卷，于是写下跋文后将它归还。卷中虞公的书名模糊不完整，大概是虞公获罪、双目受损以后，凡有创作大多由门生代笔，只有署名时亲自署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并非伪作。观览此卷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题写亡弟克宽赠给族侄贡士佐时的诗后。亡弟克宽过去同佐时一起求学，两人很投契，曾一同参加丁酉年京城会试，而佐时先考中，所以作了这首诗赠给他，只是还没来得及收录。佐时常常对我说不能忘记此事，于是请求我写入卷中。俯仰今昔，不禁为之泪流。成化壬寅春正月晦日，篁墩记于保复堂。题赵松雪《千文帖》后。从心里领会，运用到手上，所写的字浑然天成；把它锓刻在木板、石碑上的人，也浑然如同自己创作的一样。这样看来，这两种本领同样都很难。赵松雪每次有作品要刻在石上，必定交给茅绍之。可见事情必须彼此辅助，才能流传于后世，就是这样。我乡里锓刻木板、石碑的事，必定交给歙县仇村黄氏。黄氏中的俊彦叫文敬，尤其凭此闻名。我刻先人墓碑以及刊刻《贻范集》，都是文敬率领子弟完成的。因此有机会见到这幅字帖，只可惜文敬生在今天，没有像赵松雪那样的鉴赏家赏识他，使他能同绍之并称。跋绩溪仁里程氏族谱。右边是绩溪仁里程氏收藏的宋代都官程氏世谱，共三十卷。考察它原来的序文，族谱初次编成时，东南各地的族人纷纷传抄，家家都有一册。都官后来又加以修改，往往同旧本不同；又有续谱一卷，旧本也多已失传。我所见到的本子共三十卷，卷末只有吴门房的一支，大概是续谱的开头。只是此本记载吴门、开化两支，后面也有脱简；从纸张墨色来看，应当出于宋末元初之际，比其他本子仍可称为精确。我编纂统宗谱，取用此本的地方很多。仁里程氏分支自歙县槐塘，槐塘最显赫的人，是宋代丞相文清公；仁里这一支的祖先，是文清公的堂侄。如今乡贡进士传方，凭经学在当世取得功名；他的弟弟传儒尤其博学能文，协助我编纂统宗谱，非常得力。一个人能够尊敬祖先、敬重宗族，并保存祖先手泽，都是孝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对此深为赞许。谨写在族谱之后。题写休宁■〈氵义〉口宗家《承德堂》之后。

译右边是我们休宁■〈氵义〉口宗族家中的先人，元代有人因崇尚德行而命名其堂，到了他的儿子，又把堂名改为“承德”。他所得到的当时名公诗文非常丰富，对先人德行的发扬也十分详尽，不容我再多说。后来经过兵火，这些东西散失了；他的孙子志端努力学习、喜爱古物，访求多年，逐次缮写成卷，使它重新完整。唉，这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祖业了。名贤的著述中保存着先人的德行，实在不能不加以重视。然而，如果珍藏这些言论并践行其中的道理，岂不是更能使这部书增光吗？题族祖宋端明公为范可起所作《字说》后。我在南山庵会合宗族、编修族谱时，有一位范生福臻，实际参加了缮写的行列。偶然询问他的家世，才知道他是博村人。他的先祖器之，是我们宗族的宋代端明殿学士、赠少师洺水先生的姐夫，因此居住在■〈氵义〉口，到范生已经九代了。器之的儿子叫震，端明公曾给他取字“可起”，并作了一篇说来勉励他。这篇说总共四十一字，真迹至今还在。乡里的先生如胡云峰、唐筠轩等人都写过跋，已经不容我再多说了。但福臻一定要请我写几句话。我看端明公以“可起”二字寄托对外甥的期望，用意十分深远。然而可起最终隐居以求全自己的志向而终身，这似乎没有达到端明公的期望，其实大错特错。人之所以能够振兴家业，难道一定是因为簪缨轩冕才值得尊贵吗？可起这一族自宋代以来，敦厚地崇尚《诗》《书》和礼义，没有丧失旧家文献的传统。在元代有寿明，任医学提领，同胡长孺等前辈交游；在本朝初年有平仲，跟从朱枫林、赵东山、汪蓉峰三位先生学习，因推荐而做到工部主事，是当时的老儒。如今范生的祖父、父亲和兄弟，也都继承他们留下的美德，诵诗读书，做乡里的塾师；他们不去从事管仲、商鞅那样的功利事业，也没有一起沉沦于世俗，更没有倾倒在鱼盐贸易、关市经营之业中。因此，可起之所以能够振兴家业，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那边。那些簪缨轩冕的尊贵，有的兴盛于前代，却不能保证后代不衰败；相比之下，我所说的诗书教化，取用不尽，享有它也没有人同我争夺。拿那一方面同这一方面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多呢？范生资质优良而又好学，将来能够使宗族显扬，或许就在这里，希望你还要努力啊。跋婺源环溪宗家《思家录》后。右边这一本《思家录》，是婺源环溪程氏所收藏的。环溪程氏本是朱韦斋先生的母族，后来允夫先生又凭中表亲关系跟从文公先生游学。允夫的弟弟冲夫的六世孙本中，在元末战乱时，陈有定正以元朝守臣的身份镇守八闽，于是本中避难到建阳，依附朱氏，不能再回故乡，亲自写下家事三十四条，交给儿子文仁，让他带回婺源。关于祭祀祖先、和睦宗族、修养自身、保全家业的主张，既详细又严密，大概不是学问修养精深的人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形，应当是在本朝平定江南以后；那时邓愈、王克恭先后以功臣、外戚身份在新安开府，居民安居，流亡者也恢复产业，本中本来可以回乡，却没有回来，最终客死他乡，读到这里的人不能不感到遗憾。但我对此深为悲叹的是，仁人志士各自所坚持的地方不同，大概本中至死也没有后悔。起初，元末红巾军盗贼兴起，婺源人汪同树立义旗，保卫乡里，一时的贤士豪杰大多起兵响应；本中的兄长敏中确实同他共同办事，两人又有子女姻亲关系。不久，天兵攻下新安，邓愈擒获汪同，将他送往金陵；高庙认为他勇壮而释放了他，让他回去守婺源，并命王克恭监督其军务。过了很久，汪同向北逃到燕地，又接受元朝任命，后来到两淮经略南方事务，被张士诚招纳，死在姑苏。赵东山先生为汪同作传，把他比作汉代的关圣，这是确切的评论。那么，本中不回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不然，他为什么正当可以回去时却不回去呢？考察本中平素同箬岭宗老、礼部以文先生以及歙县郑师山先生友善；他避难到福建后，又同尚书贡公师泰、秘书揭公汯交好。本中先前曾捐田五百亩，建立遗安义学，师山为此作记；后来义学毁于战乱，贡公又为它作跋，文中说：“天下太平指日可待，还应拭目以待盛大事业。”本中的祖母去世，贡公为她作铭，揭公作跋，文中说：“等到四方安宁，再回来刻石。”唉！看这些君子所说的话，那么沧海桑田的感慨、黍离麦秀的悲哀，在当时一定有许多不患病却像呻吟一样悲叹的人了。这就是本中不回乡的原因。再考察史书和传记，师山死在歙县，贡公死在福建，以文死在浙江，揭公死在燕地，他们都凛然如秋霜，光明如烈日。直到今天读到他们的事迹、想见他们的人格，仍使人悚然毛发直竖、肃然心中警醒。而本中能够同他们交游相处，听到他们的议论，何况又成为大贤君子的姻亲，长期受到熏陶浸润，那么他的修养之深、所得之纯，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只是我高庙兴起，顺应天意民心，削平天下。他的功业即使同周武王诛灭纣王、汉高祖消灭秦朝相比，大概也不算超过。然而凡是为元朝尽节而死的人，他一定加以嘉奖。我这样做，是为了砥砺臣节、劝勉世人；至于伯夷、叔齐饿死，夏黄公、绮里季、东园公、里先生四皓隐居的事情，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可见天理和人伦存在于人心之中，本来就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也不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我为本中作这篇记录，反复诵读而不能停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题王太守和作宗侄逸民诗之后。这是新安太守王而勉所和作的休宁老儒程逸民的四首诗。逸民不过是一介士人，却以诗歌倡导自己的操守；而而勉是身为二千石高官的太守，却以诗歌来应和百姓，这两件事都是近世偶尔才能见到的。唉！有权势便不能按照礼节谦下待人，有所企求却不知道用正道自重，这就是古代的风气不能恢复、世俗越来越浅薄的原因。《易经》说：“君子同上层交往不谄媚，同下层交往不轻慢。”前代正直之士所说的孟献子忘掉自己的权势，乐正裘、牧仲忘掉别人的权势，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像而勉这样对待逸民，大概差不多做到了吧？所以我称许这两位贤者，并题写在诗后，使观看的人有所考察，也有所警戒。而勉名勤，是武邑人；逸民名隐，同我属于一个宗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 题程氏统宗谱后。

译唉！族谱的编成，实在太难了。凡是参加宗族会盟的，有从百里之外来的，也有从千里之外来的；有人带着粮食前来会合，往返一两次，也有人往返五六次；订正异同，有的稿本改了一两次，有的改了三四次；相互参考核对，有的住了一个多月，有的住了几个月；聚集资金刻板，有人捐十多两，有人捐几十两。这样以后才得以完成。按木板计算，超过七百块；按字数计算，超过三十万字；按白银计算，接近二十斤。唉！族谱编成如此艰难，难道是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或是有人从中获利吗？实在都是出于一念尊祖敬宗、和睦族人的心，所以才能不约而同。各族得到族谱以后，在祭祀祖先、扫墓的时候，应当彼此提醒，不忘本源，不使支流混杂，这样或许祖先的德业不会坠失，宗族的盟约也可以延续。有人不恭敬守护而使族谱丢失，有人贪慕权势利益而把族谱卖掉。身为族长的，应当向众人公布他的罪过，追回原本，再罚白银二十两，交入忠壮行祠、始迁祖祠，或用于祭扫坟茔的公用开支。不服从的，便向官府公布他的罪过，追回原本，交族长收藏掌管，并且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中革除；活着不得进入先祖祠堂，死后不得葬入先祖墓地。有能够悔过自新的人，族长应当向众人记录他的善行，并为他恢复族籍。唉！立法越严，正是爱护越深。凡是我们族人，都应当恭敬听从，不可忽视！敏政写于南山堂会谱处。题写《苏氏古史》《朱子漫记》中所记载的程公孙立孤事迹之后。考察程公孙立孤的事情，见于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新序》；苏辙《古史》却因为《左传》没有记载，便以此为辞而删缺不录。朱子也怀疑《子华子》是伪书，但立孤的事情在其中相当明显。这样一来，两位公子的危险忠诚和艰苦节操，几乎不能在后世得到昭雪，实在可惜。《左传》失实而近于诬妄，苏氏却专门依据它来驳斥司马迁，本来就不能没有偏听造成的弊病。敏政近来读邵雍《皇极经世书》，这才知道苏氏果然没有仔细考察。《经世书》说，赵朔在屠岸贾之乱中先死，赵同、赵括又因庄姬的谗言而后死，本来是两件事。司马迁却误把它写成一件事；如果分开记载，事情自然就清楚了。《经世书》是朱子十分信任和重视的书，可惜他当时偶然没有深入考察这一点。看它记载这件事时以《漫记》为名，本来只是出于一时偶然的说法，哪里像苏氏亲手撰写信史，却没有辨别订正的力量，反而怀疑忠臣贤人的事情是虚妄呢？不过苏氏值得遗憾的地方还不只是这一件。象谋、舜益避让启的事情，都是孟子亲口说的，苏氏却一概加以辨驳，认为根本没有这些事；如此一来，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金仁山《通鉴前编》专门遵循邵雍的说法，发掘辨析得更加明白，而仁山正是朱子的嫡传。读者从此便可以释然，不再留下遗憾了。唉！这难道只是为了安慰同姓宗亲吗？凡是读到这些事、想到这些人的人，都会对此慨然有所感触，兴起爱戴君主、为朋友而死的念头；这对于伦理和世道人心，难道不是大有补益吗？题方虚谷所撰先太守墓碑之后。唉！徽州一郡六县的人，以及我们同姓的亲族，没有不知道忠壮公在侯景之乱时、越国汪公在隋末之乱时、忠壮公第十三世孙岩将公在黄巢之乱时，都曾有保卫乡里的功劳，大家相互传诵而不能忘记；却不知道我太守公的功烈。隋大业年间的乱事，本来并不超过永嘉之乱；而侯景、黄巢的凶暴残虐，难道又能比鲜卑、胡羯、氐、羌更加严重吗？太守公在那时侍奉处于艰危中的君主，守护动荡不安的郡邑，安抚饱受创伤的百姓，竟能使下层百姓爱惜自己的生命，攀住他的车马挽留他；又使上层人士为他的死而哀悼惋惜，给予他的子孙恩惠。那么，他安抚整顿地方的功绩、防御敌人的策略以及宽厚和乐的施政，一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史书失于记载，使人无法完全看到这位仁人志士所做的、足以使后世长久叹息的事情吗？唯独他的一座坟墓，百姓守护至今；名宦事迹中，郡志尊奉他为第一。如果不是他的功德极其显著，本来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我在拜扫墓地时，私下诵读方虚谷这篇记文而有所感触，恭敬地写在后面，告诉那些巡视地方的人：应当就在墓地建立专祠，以此向四方的太守、州牧表示劝勉，也寄托百年来父老百姓的怀念；这对于风俗教化，难道不是大有补益吗？题先忠壮公赠诰之后。考察“黄墩”这个名称，敏政已经把“黄”恢复为“篁”；后来观看世忠庙所收藏的宋代诰书，共五通，都写作“黄端”，尤其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再考察婺源族谱，才知道宋光宗的名讳是惇，所以当时用“端”字来替代。这样看来，这个名称不只是恢复了“篁”，也一并恢复了“墩”。可惜记文中没有看到这个意思，所以附带记在这里。题元代吕中丞所撰《藏山祠记》之后。考察《山西通志》记载：藏山在太原府孟县北面五十里。春秋时，程婴、公孙杵臼谋划把赵氏孤儿藏在这里，所以得名。藏匿的地方岩石环绕，像城墙一样；淮镕旁边有圣水流出，每逢干旱祈祷求雨，总是应验。因为记文没有说明“藏”字的含义，所以附带记在这里。题宋嘉定年间请求建立忠壮公祠的奏状之后。考察，这一段出自绩溪仁里宏祖房收藏的都官旧谱。当时槐塘宗老文实先生刻《世忠事实源流录》，想必看见过这段文字，只是遗漏未写。如今会合编纂统宗世谱，从宏祖的七世孙传儒兄弟那里得到此文，又在各部族谱中考察其出处和姓名，谨录在右边。所说的“知录旗”是丞相元凤的叔父、主簿旌之弟；旌的孙子瞻祖，死后谥祖实，和宏祖后代同居在绩溪。内翰珌，就是休宁■〈氵义〉口程氏；枢密卓、太卿覃，都是休宁会里程氏；掌书璋、将仕瑜，都是休宁陪郭程氏。俯仰今昔，将近三百年，各房子孙又在这里会合宗族、缔结盟约，难道是偶然的吗？可惜枢密一房已经断绝，太卿的后代如今居住在湖州，掌书的后代也没有传人了。将仕公第十一世孙敏政谨记。题先忠壮公封王的宣命之后。

译考察旧谱，忠壮公的宣命封号是“忠烈显惠灵顺善应王”。近来在琴川壶溪谱中得到全文，原来是把“忠烈王”三个汉字和蒙古文字分行书写。考察宋、元制度，凡是封赠诸神祠的爵位分为五等，逐级晋升；封号从二字增加到八字为止。忠壮公最初多次加封，至八字侯，后来又逐步加封至八字公。到元代才开始封为二字王，而旧谱却说一开始就封八字王，大概是因为宋代封八字公，于是牵连而误写成这样。又考察，敕牒和宣命的施用有所不同；这一本明明是敕牒，却称为宣命，恐怕当时二者可以并行使用，就像宋代任命使相，有时下“降麻”，有时只用制书一样。题先辅烈侯赠诰之后。考察：越国汪公在隋末占据新安，自称吴王，以弟弟铁、佛天珤为左右丞相，以休宁程富为太尉，以歙县任贵为总管。大概越国公能够保有六州，多亏了这四个人的力量，所以唐朝初年他归顺时，高祖特意下敕褒奖；越国公死后享受庙食，也得以配享。考察《陈留谱》，程富是忠壮公的五世孙，新安的程氏都出自他的后代。题先太守公、忠壮公夫人以及长子忠护侯追封的三道诰书之后。考察《建昌谱》称，新安太守元谭公追封为忠佑公；婺源谱称忠壮夫人董氏追封为惠懿夫人；黄墩谱称都督文季公追封为忠护侯。但这些谱都失去了诰牒。敏政编纂《贻范集》时，曾会合各谱，也没有见到。近来才在琴川壶溪谱中得到这些材料。又考察《世忠事实》，忠壮公庙中有两位从神：左边叫孙璟，右边叫赵铭，也说他们当时都有侯爵。他们的诰书、敕令来历久远，无法考察，所以附带记在这里。题李北海所撰先长史府君碑之后。考察，李邕这篇碑文作于开元十六年，而林宝所著《姓纂》成书于宪宗元和年间，两者相隔一百多年。林宝显然没有见到这块碑。碑中称重安侯向，就是忠壮公的孙子；向生育，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但《姓纂》却说大辨居住在中山，虽然说他的五世祖是忠壮公，却不知道他这一支是如何传下来的，疏漏如此严重。郑夹漈说林宝自己都不知道本姓的源流，他没有深入考察，也就不足为怪了。宋太宗嫌馆阁收藏的六朝及唐人文集浩瀚而没有统绪，命学士宋白等人选编成一千卷，赐名《文苑英华》。其中收录李邕的文章很多，这篇碑文也在其中。到仁宗至和初年，上距太宗朝不过七八十年，欧阳公撰写《先文简公父冀国公碑》时，却只依据《姓纂》，没有看到这篇碑文。又到哲宗绍圣年间，上距太宗朝也不过一百年，宗人都官祁撰写《程氏世谱》三十卷，确定编写中山谱时，也只依据《姓纂》，没有看到这篇碑文。虽然可以说《文苑英华》当时卷帙太多，人们难以得到；编选又不够精审，人们不愿意阅读；但欧阳公辨析广博、考据搜求的功夫，也可能有像刘原甫所指出的不足。他所确定编写的欧阳氏族谱和唐代世系表，本来出自同一人之手，却自相矛盾，那么对于其他人的著述又能有什么要求呢？至于祁氏的世谱，上下涉及一千多年，凡是程氏见于典籍的材料，无不交错编排、附会归入；他的文章足以显示出辨析广博、考据搜求的功力，总可以说很难得了。可是他竟然妄自拟定忠壮公五世孙的姓名，写入族谱；而忠壮公五世孙的姓名明明载在李邕碑中、并没有失传，他反而看不见。这样一来，他其余所确定编写的内容，也就可以想见了。只是这块碑沉埋隐伏了几百年：在唐代，像林宝这样以精通姓氏学著称的人，没有见到；在宋代，像欧阳公这样以精于谱牒闻名的人，也没有见到；像都官祁这样确定编写一宗可信族谱、决心使它流传的人，同样没有见到。流传到今天，距离此碑的年代越来越远，相关说法也越来越湮没。像我敏政这样孤陋寡闻，本来什么都不知道，却在馆阁之中偶然翻阅时看到了它。这难道只是文章显隐自有时机，家世的真伪也因此得以判定；说这是我们一宗的大幸，不能不这样说。我恭敬行礼并记下此事，其余曲折已经在《谱图》下面辨析，此处不再赘述。题《旧唐书·横海藩镇列传》后之一。考察，宋代都官宗人祁依据《元和姓纂》和《唐书》编成两部族谱，认为大辨属于中山房，元皓属于沧州房。敏政年轻时读到这些内容，就已经怀疑大辨的孙子皓同这里的元皓应当是同一个人。大概定州就是古代的中山郡，而元皓的儿子日华只是曾在沧州任职；他实际的家族居住在定州安喜，不能把他的整个家族都归入沧州。后来考察唐代宗、德宗实录，日华小传说：“父亲皓任定州刺史，才开始居住在定州。”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小传说：“史朝义死后，他伪署的定州刺史程元胜等人，全都带领当地归降。”这才知道皓和元皓果然是同一人，而修史的人没有详察，只是看到定州有两个程姓刺史，便把元胜的事误归到皓身上，又把他的名字改成元皓。由此看来，即使拿八州的铁来铸造，也不够铸成这样大的错误。最幸运的是，新旧两部史书在日华本传中都写作“元皓”，在史朝义本传中都写作“元胜”，仿佛上天引导人们保留内在真相而不使痕迹泯灭，给后人留下查找疑点、校正错误的依据。假如当时把名字改成同一个，哪里还能够重新订正呢？《左传》记载田恒和阚止争夺政权，田恒杀了阚止，而阚止实际字子我。太史公撰写《孔子弟子列传》，于是说宰予同田恒一起作乱，被夷灭宗族，孔子以此为耻。假如不是后来的贤者根据事情考察言论，来订正太史公的错误，那么宰予就会在千年之上蒙受恶名，无法洗雪。元皓的事情同这有什么不同呢？敏政因编定家谱而写下这篇辨说，不只是为了庆幸我们一宗，也希望后来负责著述的人能够因此得到警戒。二。

译考察执恭是同一个人，旧传认为他是怀直的儿子，新传认为他是怀信的儿子。《通鉴考异》采用新传，而如今族谱定本却采用旧传。这是因为我曾听说《旧唐书》的体例：凡将相大臣，记载他们的出仕、退处年月，寿命长短，以及子孙承袭、典礼褒恤等事，都是根据当时上奏的碑志编入的，所以记载详细；没有记载的地方，就只根据现存案牍和听闻来编写，所以记载简略。考察怀直传，说他在贞元九年因打猎被怀信拒绝，于是入朝。后来怀信死了，怀直的儿子执恭掌管留后事务，便派人让怀直回沧州。怀直在贞元十六年去世，享年四十九岁，朝廷停止朝会一天，追赠杨州大都督。执恭承袭父亲的职位；如果不是依据怀直的碑志，当然不可能记载得这样详细。用别传来相互验证，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就是旧传可以采信的地方。至于实录，只看到当时藩镇父死子继已经成为惯例，于是把执恭写成怀信的儿子，实在不足以作为根据。《考异》说怀信既然驱逐了自己的父亲，怎么肯再把职位授给他的儿子？这也只是根据事情的常理推测，并没有探究其中的实际原因。横海所辖两州土地狭小、兵力少，不像三镇那样强大；相传四代，都是借助朝廷任命来增加自身的分量。如果怀直被驱逐，而德宗始终对他优礼相待，实在是因为怀直的父亲日华在三镇拒绝朝廷命令时，独自带领一军归顺朝廷；怀直继承父亲的部众后，又愿意分出两县设置景州，请求朝廷任命官吏。当时河朔的刺史三十年不接受朝廷任命，德宗深深嘉奖他的忠诚，任命徐申为景州刺史，特意将横海升为节度，首先任命怀直担任节度使；怀直又自行请求入朝，德宗对他的宠遇超过常例，还赏赐他大宅和宫女。后来怀信因为是疏远支属而驱逐怀直，德宗对此大概未曾不暗中积怒，只是害怕挑起战端、招致外敌，所以姑且容忍罢了。看他任命虔王为节度使、又让怀信辅佐虔王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怀信死后，派怀直回镇，又提拔任用他的儿子，必定都是德宗的意思。《考异》对此有所怀疑，大概是没有审察清楚的过错。有人又怀疑，现在确定编写的族谱在元皓的事情上认为实录可信，在执恭的事情上又认为实录可疑，这是完全不对的。凡是评论事情，只应看道理所在如何；同一本书中，本来就可能这里正确、那里错误，谁又能知道不会这里错误、那里正确呢？如果拘泥于一处而把整部书全部废弃，就不是善于读史的人了。题韩义宾所撰先别驾府君墓志之后。考察，这篇墓志出自赵明诚《金石续录》。赵明诚同都官祁实为同时代人，明诚收集这部数千卷的著录，在当时最为博雅。祁氏没有听闻、见到这部书，却采用其他书籍杂糅编定宗谱，实在是失误。我得到这篇墓志后，依据它订正祁谱的重大错误有三处：墓志说：“君讳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华，横海军使。祖怀直，归诚王。皇考权，邢国公。”末尾又说：“儿子岩，孙子秀；秀就是文简公、太中两房的共同祖先。”这足以证明秀虽出自皓，却不是荆、杞二人的儿子。由此向上推，也足以证明皓就是元皓，而不是元胜，可以补助《唐录》的记载；又足以证明权的父亲是怀直，而不是怀信，可以辅助旧史。然而这篇墓志虽然在明诚的著录中，考察他的跋语，他其实并不认为这篇文章值得流传，也不认为其中的事情值得采录，只是因为其中有三十四处字形同今本不同，所以姑且保存罢了。但它对于我们宗族关系极大。因此欧阳公《集古录》的跋尾常说：“收集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供人玩赏，其中往往足以订正史书的缺漏。” 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考察新旧史书，程氏兄弟、子侄在朝廷任职或充任宿卫的有三十多人，而士庸却在乡里做官，俸禄品秩非常低微。我私下考察，邢国公在沧州开府，在关中获得赐第，他的子孙一定有很多人做官，爵位也一定显赫；那么士庸，难道是支子或庶出的子孙，奉命向北归来，用来供奉祖坟、守护故乡的人吗？又文简、太中两房都从中山兴起，迁到河南，举目所署的籍贯都写作博野；而这篇墓志却说“家居定州安喜，葬在博野祖先坟地”。考察历代地志，博野有时隶属定州，有时隶属深州。程氏大族当时一定有供养祖坟的田产，分居出去的子弟因此有了安置之处；所以安喜这一支后来没有声闻，而博野之后反而兴盛起来了吗？再考察唐末，定州属于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的辖区，深州属于成德军节度使王镕的辖区。当时两军和睦，邻境没有忧患，下面的人民各自能够保全祖坟、缔结婚姻，所以墓志末尾记载士庸的女婿梁公孺，是成德军内中门枢密使，而儿子岩则是义武军都知兵马使。公孺的名字偶尔见于史书，欧阳公《集古录》还收载他的碑文，并说：“枢密使本来是唐代内侍的职务，后来藩镇僭越设置了这一官职。” 这些情况都可以见到。岩的名字也只在史书中出现过一次：后梁乾化元年记载说：“晋王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会同成德将领王德明、义武将领程岩，出兵攻打刘守光。”如此而已。墓志称韩义宾撰写并书丹篆额；义宾是丞相魏公的五世祖，当时确实在成德军任判官。魏公家集有《修复茔域记》，考察其中的时代和事情，也正好同此墓志相合。墓志末尾说某年某月某日重新立石，大概这篇墓志在士庸去世时已经埋在墓穴中，后来儿子、女婿都显贵了，才重新立在墓上。考察程岩的爵位，按理应当得到追赠典礼，但这里没有记载，或许另有石刻，或许附刻在碑阴，这些都无法知道，如今也无法考察了。又考察，士庸的谱中误作“世庸”，现于此订正。题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之后。

译据此碑文可知，它见于《唐朝类苑》；考察其中事迹，与《金石录》所载《别驾府君志》末尾的官衔完全相合，而且碑中有“懿尔岩哉”一句，更足以互相证明。因此谨慎抄录下来，附在《别驾志》之后，并考订其详，告知读者。都知兵马使，在唐代与押衙、先锋一样，都是节度使属下将校的职务，均由节度使自行设置；至于依次升授银青之阶、柱国之勋、县伯之爵、尚书大夫之贴职等官位，则都要请示朝廷后才能任命。大致如今天总兵自行选用坐营、把司一类人员，而指挥、千户等官职，没有朝廷命令便不得擅自晋升。掌持旌节统领诸军，也称为“建节”；藩镇专权以后，多由其属下将校分别掌管。义武节度使所领的易州、定州两州，当时的节度使是王处直，就是碑中所称的太原王。赵王是王镕，任成德节度使，统领镇州、冀州、深州、赵州四州。贼温就是梁王朱温，他起初任宣武节度使，后来篡唐称帝。燕寇就是燕王刘守光，任幽州节度使，统领幽州、蓟州等州。晋就是晋王李存勖，任河东节度使，统领泽州、潞州等州。“天祐”是唐哀帝的年号；这时梁已经篡唐，改年号为“开平”了。只有河东、成德、义武三个藩镇还奉行唐朝的正朔。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对此有所考证。史书记载，乾宁三年，朱温派兵攻打定州，节度使王郜逃往河东，兵马使王处直奋力抵抗，朱温不能取胜，反而上表替王处直请求节钺，诏令任王处直为节度留后。因此碑中说“贼温构乱，朋毒中夏，王越在东土，受制宇下”；又说“公敷闻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知王处直任留后时，确实派公入朝奏报而得到任命，起初并不是由于朱温的请求。天复元年以后，朱温攻取河中，杀王珂，又攻取河东的沁州、泽州等地，于是发兵大梁，逼迫皇帝前往凤翔；攻取华州后，又回兵攻打晋阳。不久又进攻凤翔，攻取鄜州、坊州，挟持皇帝回到长安，杀宰相崔胤，迁都洛阳，最终弑杀皇帝的太子并即位，这就是哀帝。所以碑中说：“越过这个大恶人，他明目张胆地肆意残害众人，极度蔑视王法，擅自杀害无辜；迫近三川，威逼五镇，士大夫们惶恐不安，没有谁能自行挺身而出。”碑中又说：“王势已处在危急的阶梯上，没有谁不敬谨奉命；他命令我统领部众，询问我这个近藩之臣，使我归向本朝。”朝廷嘉奖王处直的功劳，我想一定是王处直曾向公询问，于是派公入朝觐见，所以才有尚书大夫的任命。所谓“亚旅”“近藩”，都指公而言。这就是说，兵马使是节度使的将校，所以称为“亚旅”。义武节度使治所在定州，而公分守易州，所以称为“近藩”。天祐四年，朱温篡唐，改年号为开平；碑文没有记载这件事，想来是因为各方镇彼此隔绝，未能得到详实消息，而且碑文厌恶朱温，所以删去此事，特意仍以天祐纪年。后来与晋、赵联合出兵，也就可以知道碑文的意旨了。庚午年，就是天祐七年，也就是梁开平四年。这一年，朱温派兵攻打成德军，王处直与王镕共同推举李存勖为盟主，以抵抗朱温。第二年，梁将王景仁进军柏乡，李存勖亲自率兵东下，王处直派将领率五千兵随行。到赵州后，与晋将周德威会合，驻扎在高邑，双方相持一个多月，终于逼近柏乡，击败梁军。河朔大为震动，所以碑中说朱温更加逞凶，从汴州袭击赵州，尸骸遍野，财物耗尽，残害之下白骨暴露。公于是辅助王处直和睦邻邦，把功劳推给晋军，驻屯高邑，在柏乡鏖战，竭尽忠诚、奋勇立威，使敌人不敢加害。这件事史书只说王处直派将领出兵，却没有记载姓名；用碑文来验证，这位将领就是公。史书又说，这一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出兵侵犯易州、定州，李存勖与王镕合兵救援；晋将周德威、赵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在易水会合，攻打燕军祁沟关下的包围，涿州守将刘知温投降梁军。各军主力前去救援，大败后逃回。晋军于是攻克幽州，擒获并诛杀刘守光。王镕便与王处直共同推举晋王为尚书令，设置行台。因此碑中说：贼臣刘守光与朱温互相勾结作恶，窥伺时机前来侵犯；公向王处直请求联合晋、赵，在易水之上会合王师，攻破祁关下的涿鹿，两个恶人一同逃走，擒获其中最大的罪魁，在军门前割下他的耳朵，并请求六州一同正式奉晋为主。这些与史书相互验证，没有不相合的。公在这时与周德威、王德明共同抵御梁、燕，他的功名已经不小；但史书中只有一次提到他的姓名，其余全无记载，可见史书的缺略。唉！唐朝末世，方镇擅自掌握兵权，安然自得，竟不再知道有君臣之义和上下之分。义武一军，土地狭小、人口稀少，独自依靠晋国来立足，而公恰逢其时，辅佐主帅，把尊奉君主、恢复国仇作为志向。看碑文记载，开头就以君臣关系为主旨；对朱温和刘守光则斥为贼人，凛然表明天经地义不可僭越。公又在剥削杀戮之后，竭尽全力养育百姓、救济灾荒。评论一时的纯臣良将，公确实当得上。难道这就是易州人感念他，而为他作勋德颂的原因吗？这样看来，这块碑确实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不应把它与一般的谀词同等看待。敏政与公同出一族，所以不怕被嫌疑为替本家私下作文，只把其中重要的内容这样论述出来。《篁墩文集》卷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三十七。明代程敏政撰。题跋。写在族祖文清公所撰《古城宗祖墓铭》之后。据考，文清公这篇碑文称仲节、南节是都使公澐的儿子，最符合事实。但说仲节是休宁古城的祖先，恐怕未必如此。碑文说仲节生焕，焕生蕙，蕙生承议等三人。考察《祁氏族谱》，谅公保的下支严生沇，沇生恩，恩生令，令生承议等三人。富溪元代刻本族谱在承议名下注明：“兄弟一同迁往古城及歙县横干。”这样看来，记载是可信的。大概古城一支不知道自己的来源，错误地归在仲节名下，文清公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又，刻本比家藏抄录本多出一段世系，与前后文不相连，怀疑是刻碑时古城人自行增入的，现在删去。我已经在《族谱辨》中说过，此处不再赘述。又考察各谱及碑本，“药”字有的写作“万”，有的写作“芳”，应以“药”为正确。写在先文简公《宋史》本传之后。

译据苏辙、苏轼《龙川志》记载，先文简公有这样一件事：仁宗年幼，章献刘太后临朝垂帘时，有个叫方仲弓的人上书，请求仿照武后旧例建立刘氏七庙。章献太后看了奏疏，把它撕碎扔到地上说：“我不做这种辜负祖宗的事。”公也曾进献《武后临朝图》，却没有人知道。王洙任侍读时确实听说过这件事。然而仁宗性情宽厚，所以公最终做到宰相；《宋史》本传采录了这件事，并且说：“人们多因此轻视公。”唉！事情如果出于一个人的私意，而信史竟把它写下来，谁不会把它当作事实呢？也有人明确指出事情是诬陷而不可信，这一定是因为伪造得太浅，不能欺骗人。考察鲁宗道的传记，仲弓上疏请求建立刘氏七庙，章献太后拿这件事询问群臣，众人都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进言说：“太后想建立七庙，那么将嗣君置于何地？”事情于是作罢。可见方仲弓当初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武后。再考察章献太后的传记，公任三司使时，曾进献《武后临朝图》，章献太后把图扔到地上说：“我不做这种辜负祖宗的事。”这样才知道，仲弓陈说的是建立刘氏七庙的奏疏，公进献的是武后临朝图；一人是奸佞，一人是忠臣，事实完全相反。所以章献太后面对仲弓的奏疏，很想借助群臣的议论而采纳它；面对公进献的图，却只是恼怒他讽谏过于激切。苏辙于是想借此诬陷公，反把扔奏疏和“不负祖宗”的话归到仲弓身上，又把公进献图的事情杂糅其中，彼此混合来制造诬陷，却不知道这种伪造太浅，根本不足以欺骗人。比拟人物必须比拟与他同类的人，所以称颂君主一定拿尧、舜作比；如果拿桀、纣作比，没有人不认为这是诽谤。称颂大臣必定以伊尹、周公为比；如果拿王莽、曹操作比，没有人不认为是在讥刺贬斥。章献太后在当时已经像君主一样坐正殿，接受嗣君穿朝服、戴仪天冠、穿衮衣来祭祀太庙；附和她的群臣升迁，不附和的便被贬黜，天下人只知道有太后，不久即使废掉皇帝、临朝称制，也没有什么困难。公预先知道这一点，认为太后是妇人，用语言劝谏难以被接受，用事例来证明却容易使人看见。武后的罪恶，是世人共同知道的。太后如果想称制，就会成为武后；因此公进献这幅图，就是世人所谓的“影子”式劝戒。他用来警醒太后的用意很深。太后认为公把庶妾受宠而僭越作乱的样子，比作自己的母后，这就是章献太后撕碎他的奏疏，并说“不负祖宗”的原因。元文宗曾想观赏古代名画，学士巙子山便取郭忠恕的《比干图》进献，事情正与此相类似。子山是一代贤者，难道愿意自己的君主成为纣王吗？由此看来，章献太后一生都不敢直接斥责幼主，却用公所进献的一幅图来暗中消除她想称制的邪念。史书不因此责难公，反而因此轻视他，取舍为什么如此不同？不过考察公传记的前后内容，这种诬陷也有不必辨析便能明白的地方。传记前面说：公任开封知府时，有个王蒙正，与章献太后的家族联姻；他的儿子齐雄把一名老兵打死，又用钱收买死者的妻子儿女，让他们以病死上报。公察觉他们的言辞神色异常，命有关部门检验，查出是被捶打致死。太后对公说：“齐雄不是杀人的人，是他的奴仆；他曾经捶打过那老兵。”公说：“奴仆不能自作主张，而且让人代行命令，与自己犯罪相同。”太后默然无言，公于是依法论处。如果说公献图的事是奸佞而不忠，那么在这里他本应顺承太后的旨意，讨好太后，为什么反而当面抗辩，在朝廷上争诤，务必要把她的亲戚治罪？两件事相比，简直像是两个人。又考察各传，参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章献太后死后，仁宗亲自执政，凡是两府大臣中附从太后的人，如吕夷简、张耆等，同日被罢免政职；仲弓也由殿中丞贬为汀州别驾。在一般官僚中，不附从太后的宋绶、王德用、章德象以及公，先后都升入两府。当时任用和罢黜的事实，明显分成两条路线，不可能掩盖。如果说仁宗性情宽厚，不因献图之事治公的罪，使他和宋绶等一同升迁，而不与吕夷简、仲弓等一同贬黜，那为什么对这一边如此宽厚，对另一边却如此刻薄呢？这件事一定不是这样。有人说：苏辙写下这段记载，真实的事情也很多，而且与公没有旧怨，为什么偏偏诬陷公？回答说：大概是有原因的。苏辙的兄长苏轼与伊川先生有嫌隙，曾说伊川是奸邪之人，并极力诋毁他；伊川的门人子弟于是结党，把苏轼一派当作仇敌。公是伊川的从伯父，所以诬陷公的原因就在这里。有人又说：苏辙的话固然是诬陷，但他把王洙作为证人，难道也全是伪造的吗？回答说：王洙是否说过这些话还不能确定，但我私下认为或许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呢？史书称王洙在至和初年任翰林学士时，与宰相陈执中结党，搜求不合礼法的事情，追册张贵妃为温成皇后，修建陵园、附祭太庙，使仁宗处于有过失的位置，不能为清议所容。既然如此，他把话提供给苏辙，任意诬陷正直之人，想让彼此都归入不善，以分担自己的罪责，也并非不可能。可惜编修《宋史》的人不能纠正这种诬陷，反而采录下来，使一篇传记前后自相矛盾，最终成为后世不可信的依据。这幸亏是伪造得浅薄；如果伪造得深而足以欺骗人，怎么知道不会流传下去呢？写在《宋鉴长编》所记先文简公事迹之后。

译考察《长编》全文就是这样，这正是后来修史者所依据的材料。宗室女子居住的宅第，不敢擅自出售，而请求皇帝降旨征用，这是谨慎到了极点，怎么能算罪过？这样看来，公被贬，实在是张士逊倾陷所致，与欧阳公所撰碑志的说法相合。史传既不能推明张士逊陷害诸贤的用意，作为后世小人倾陷君子的警戒；至于买木材的程琰、雇用女口的庞籍和吕公绰等人，史书却全都归罪于公。郑戬因为李宗肃移送台狱审问，中丞孔道辅认为罪过轻微，不值得深究，而史书却说是御史审问弹劾后查得事实；不但没有推明真相，反而加重了文辞。这种史书实在不足以称为信史。敏政曾经受命参与编纂《续资治通鉴纲目》，熟读宋代诸帝本纪，删定取舍确实简明得当。至于列传，前后互相抵牾的很多，大概是出自多人之手。唉！原作者的内心，难道暗中有所偏袒吗？只是想撮取旧史，而文辞不足以表达原意，于是才造成失误。曾巩说：“史书是用来阐明天下之道的，所以修史的人也必须具备天下的大才；否则事实就会昏暗不明。即使有顺应时势以求功名的君主、宰相和与他们合谋的臣子，也没有谁能显赫地传播于天下人的口中；而一时偷窃、篡夺、倾覆、危害、违背礼义的人，也会侥幸不被世人清楚地揭露。” 这话说得对。因此敏政把《长编》的文字抄录在前面，把南丰的话抄录在后面，使后来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能够自行看出是非，同时也不能不对修史的艰难有所感慨。写在先太中公《宋史》附传之后。据《宋史》记载，太中公的事迹附在《明道先生传》中，并且称高祖羽在太宗朝任三司使；但《少师传》中没有三司使这一节，大概是两传互相补充。又，太中公传说世代居住在中山，而少师传说是深州陆泽人。考察地理志，深州陆泽在中山境内，并不是后来迁往别处。只是少师的事迹已经见于《文简公世录》，不能重复记载；现在特意以太中公传为主，附带列出，以便读者查阅。写在《明道先生墓志》之后。据朱子编的《伊洛渊源录》说：“《明道墓志》由韩维持国撰写，孙永曼叔书写。”《韩氏家集》经历战乱已经散失，但程氏家谱确实载有这篇文章。如今秘阁收藏的书中也有这部集子，难道是朱子当时访求得还不完全吗？写在《伊川先生年谱》之后。据朱子说：“《伊川年谱》取其他书籍作为证据，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宋朝末年秀岩李公心传曾编纂《道命录》一书，其中有几段考辨异同的文字，对《年谱》很有补益，谨慎地附录在这里。写在《元敕赐伊川书院记》之后。伊川先生的子孙全都随宋室南渡，居住在徽州、池州两州之间，大概从未有人返回北方。因此元延祐三年，皇帝敕赐在鸣皋建立伊川书院，学士薛友谅撰写碑记，却完全没有说两位先生有后代。在河南，国朝宣德六年，参政周鉴修复两位先生父子墓祠，才说找到十二世孙子中，却不知道他返回北方的缘由。到景泰六年，寻求两位先生的后代，有司便以子中的曾孙克仁应诏，就是如今任翰林博士、奉祀两位先生的人。详情都见杨文敏公的记文，谨慎附录于此。我在辨析谱图时已经见过相关内容，此处不再赘述。写在朱子写给先世两封书信之后。据传记记载，传之名讳宋，是先祖休宁陪郭人，开州团练使全的儿子。他痛惜父亲为国死节，发誓守护先墓，终身不做官；努力学习，喜好古代学问，隐居在县城东山，自号“东隐”。他曾写信向朱子问道，朱子很赞许他，但因年老多病不能亲自完成教导，便派儿子永奇到福建从师学习数年，学成后才回来。永奇字次卿，号格斋。两代人的著述都毁于战火，只有格斋的一册杂稿和朱子写给他们的两封书信还保存着，实在可惜！考察程氏族谱，与朱子交游的有两人：休宁会里房大昌，字泰之；乐平石城房起宗。曾任建阳县知县、拜朱子为师的有五人：婺源环溪房洵，字允夫；德兴新建房端蒙，字正思；以及他的从曾孙珙，字仲璧。其余两人就是传之和次卿。当时得到的朱子文章、书信一类材料，有些收载在《朱子大全集》中；现在把它们辑成一卷，用来显示家学渊源的由来，使后人有所观法，知道自己努力学习圣贤之道，不至于陷入俗学的浅陋。写在《王双溪杨慈湖书记》之后。考察程氏中以朱子为师的有七人，前面的题跋已经说过。宁宗居光宗丧期间，朱子确实在经筵侍讲。婺源双溪王公炎作为乡里的后辈，写信询问古代居丧三年不说话的“谅闇”之义，于是与朱子意见不合。慈湖杨公简则是象山先生的高等弟子，程氏后人有时跟随他游学；他们所得到的学问，都有不是后学所敢轻易议论的地方，姑且记在这里。写在吕竹坡所撰族祖文清公墓志之后。这篇宣议公墓志，见于吕竹坡文集刻本《槐塘文翰》，与这里所载大同小异。比如孙子四人，《文翰》却说是六人，多出了述祖、崇祖两个名字。考察《槐塘谱》，述祖生于淳祐庚戌年；向上追溯到宣议公去世的淳祐壬寅年，宣议公去世十年后述祖才出生。编谱的人把述祖、崇祖作为文清公的继子，而墓志没有记载，所以追补进去。然而不知道他们出生、去世的先后都有明确记载，可以重新考察。写在《建昌宗家草庭先生逸事》之后。建昌的程氏，自宣慰飞卿在宋朝末年以城池归附元朝以后，父子兄弟都相继掌握节钺。到了雪楼文宪公，又大大振兴家声，于是显赫地成为一时的名望人物。先生却在那个时代退居池头，自称宋室遗民，把富贵看得仿佛会玷污自己。他的高尚风节远非一般人能够企及，但编《宋史》的人竟不把他列入笃行隐逸之中，使他与两龚、陶渊明并列，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考察先生实际上曾与徽庵一同师事双峰，得到考亭之学并加以阐明，他的立身如此卓异。敏政因此特意表彰并写出他的事迹，告知读者。写在《婺源龙陂宗家前村先生传》之后。

译敏政一生对于乡里的前辈，最敬重前村先生正直端方的为人；多年寻找他的世系和遗书，都没有结果。成化壬寅年，汇集各家族谱，也没有看到相关记载。我私下想，婺源各地的程氏远近都已到齐，唯独龙陂程氏没有人来；先生一定出自龙陂，于是写信询问婺源教谕陈简。陈简从文公后裔、儒学生贞那里得到族谱，转寄给我，于是知道先生的遗书不幸全毁于元末战火。续修族谱的人又把“前村”这个号以及先生一生的经历，错误地归给先生的从祖崇礼，反而没有记载先生的名字；他的不幸又到了这种地步。先生的名字见于国朝颁赐的《易经大全》，如日星般明白，怎么可以湮没？敏政于是抄录这篇传记，附在族谱中归还给他。唉！做子孙的，对于上代祖先的名字尚且会有讹误，那么又怎么能责怪别人不把阚止、字我为宰、子我等名字分别正确记载呢？写在《绩溪仁里宗家宣慰公志》之后。据考，宋丞相文清公世代居住在歙县槐塘，但在绩溪仁里有别业。公的兄长朝议子运机宏祖，宏祖的儿子宣慰相，相的儿子司丞燧，燧的儿子主簿宗观，都凭借文清公的恩荫入仕，子孙于是居住在仁里。如今乡贡进士傅就是他们的后代。宣慰公的这篇墓志在战乱中失散。我曾在中秘书中从《霜月斋稿》得到它，于是抄写下来交给傅，用来补足家乘的缺漏。写在建昌文宪公所受四道制书之后。据《旴江程氏世德集》，原来接受封赠和谥号的制书共有十道，散失了其中四道。现存的就是这两道制书和文宪公夫人的两道制书。关于封赠曾祖父母、祖父母的四道制书，敏政从富溪程氏族谱中抄录出来，送给旴江族人，用来补充家乘的缺漏。写在先县尉公所受至元敕牒之后。宋德祐丙子年，徽州招讨使李铨节制徽州军马，王积翁率徽州投降元朝。元朝把招降榜文发到休宁晓谕百姓，副都统李世达不肯署名投降，便与李铨的儿子汉英率所部迎战。当时被贬的官员朱颖达代理知县，于是休宁义士也纷纷起兵响应李世达。六月，元军万户富珠哩敬率兵攻破昱岭关下的徽州，李世达兵少不能抵敌，取道休宁向西逃往行在。元军下令屠杀徽州的歙、休二县，歙县人郑安、休宁人赵象元和程隆各自拿出家财，冒着刀枪前往劝说，屠杀才停止。于是丘龙友、朱颖达等率众迎接元军入城，发布榜文安抚休宁。那些披甲抵抗、不肯投降的人，分别派兵搜捕。元军把功劳上报行省，行省任宋朝旧官陈宜孙为休宁知县，赵象元为县丞，程隆为县尉，郑安为歙县知县，丘龙友、朱颖达代理徽州同知。程隆不久去世，行省又任姚鸣凤为主簿、张玉为县尉，徽州才开始安定。考察《海阳诸志》，有的记载了这一点，有的遗漏了那一点；现在参照各种书籍和家传等材料，选取要点写在这里，以补郡志的缺漏。写在《洪武钦定康郎山功臣庙位次》之后。康郎山功臣庙正殿祭祀十二人，先祖的位次是第七。考察甲辰年褒奖追赠各位死难者的诏令，先祖获赠明威将军、上骑都尉，追封安定伯。当时又诏令南昌守臣上报各位死难者，赐予庙食；先祖在南昌庙中位列第六，获赠定远大将军、轻车都尉，追封安定侯。这大概是两方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后来有人说祭祀典礼重复，诏令撤去南昌的位次，只保留康郎山的祭祀。到洪武十一年，在鸡鸣山祭祀功臣，以梁国公赵德胜等一百九十三人配享，先祖也在其中。当时有人建议，对那些在外地享受庙食的功臣应当加以褒奖抚恤，于是丁普郎等人都进爵并赐谥，先祖也获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仍封安定侯，谥忠愍。诰命和祝文都已经进呈皇帝。适逢执政大臣接连被判重罪，诏令废除中书省，提升六部地位，中书省的文书全部停止办理，褒奖功臣的典礼还没来得及颁行。大概是有关官员不能决断上报的缘故。朱学士一斋在《第三集》中详细记载了此事，近来才看到。于是记下从前在京师时，曾在武靖侯赵公家看到其先祖梁国公的碑文，碑文由尚书陶凯撰写，题署官衔使用的是洪武十一年。后来我在《皇明文纂》中看到梁国公碑文，原来是司业宋濂所撰，题署官衔却使用甲辰年。当时对此很疑惑；如今从先祖碑文来看，大概是当时褒奖的典礼虽然已经下达，却还没有来得及在庙中颁布。所以如今南昌和康郎山功臣庙中，从赵德胜、丁普郎以下，仍然都使用甲辰年的官爵。我私下担心后人会对其中不同的原因产生疑问，所以谨慎地详细记载下来。碑文见《乙集》第十七卷。写在先高祖万户忠愍侯碑铭之后。这篇先高祖碑文，是根据家藏抄本刊刻的。最近才得到一斋《第三集》，才知道家藏本是初稿，文集中所载的是定稿。于是命工匠改换刊本，详情见甲集第六卷《康郎山功臣位次》条下。写在《程氏贻范集目录》之后。

译《贻范集》刊刻时，所耗费的功力和财力，开始由我承担，后来由各房共同完成。按近处计算，歙县有四房：槐塘、仙源、岑山渡、长翰山；婺源有十三房：龙首山、凤岭、高安、长径、金竹、环溪、沙阳、彰睦、香田、香山、周溪、城东、溪源；祁门有四房：善和、寓岩、柏溪、程村；绩溪有四房：程里、坊市、仁里、小谷；休宁有七房：■〈氵义〉川、塘尾、率口、山斗、临溪、富溪以及陪郭。按远处计算，开化有一房：玉田；浮梁有两房：景德镇、程山；德兴有四房：凤凰、泸口、南溪、新建；贵溪有一房：程源；乐平有四房：梅岩、石城、河冲、小彰睦。河南、建昌以及乐平杭桥三房的子孙，因为路远不能前来合谱；湖州、吴门两房子孙，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开化龙山北源、休宁会里和黟县南山四房子孙，世系失传；婺源龙坡、清源两房子孙，世系次序不详。然而他们先祖的德行，有不能偏废的地方，所以现在一并刻录。唉！对于自己祖先的上世，想办法使他们的事迹显扬，这是仁；对于自己的旁系亲属，不忍心让他们湮没，这是恕。仁与恕都是大道的重要端绪，而我们宗族两者都具备，这是不能不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作为准则的。鄙陋质朴的文字，按理不应列在前辈名家著述之后；各房为难地说：“有些文章关系到祠宇的兴废，具备事迹始末，谨慎记载忌日，详细录下世系，也只是为了保存事实、等待考证，哪里是计较文辞的工拙呢！”这样一来，势必不能全部删去；至于成为别人献嘲、腾笑的材料，也就难以避免了。敏政再记。题写在先襄毅公与曾叔祖尤溪府君的手书之后。这是一卷先少保襄毅公的亲笔书信，起于正统四年，止于成化十年，都是写给先曾叔祖尤溪府君及其诸子的。当初，先曾祖尚书公在洪武年间因受牵连被贬谪到河间，先公于是从河间的生员中考取功名，入仕做官。因此信中从入学一直到退休，每遇事情总要向他报告。骨肉亲情如此深厚，即使相隔南北、遭逢忧患，也未曾稍有间断。祖先的田地房屋遭难后全被毁掉，信中常常以还没有选定居所为遗憾。后来过了四十年，先公携家渡江，完全恢复了家业。尤溪府君早已去世，先公辞去军职南归后，不久也去世了。尤溪府君的长孙俊收藏这卷书信，偶尔拿出来给敏政看；我还没有读完就泪流不止，恭敬地写在卷后，然后把它归还。写在文丞相真迹之后。我曾参与编修《宋元纲目》，考察元朝敕令修撰的《宋史》，其中称陆秀夫为左丞相、文天祥为右丞相。然而黄文献公为陆君实传所写的后序说，宋朝灭亡之事，典籍没有可靠依据，派使者搜访资料尚未回来，史书就已经修成。过了很久，邓先荐等各家才把《填海录》《指南录》等书进呈上来，于是知道陆秀夫的官职止于佥书枢密院事，文天祥的官职止于枢密使、同都督诸军。二人虽然曾被授予宰相职位，却都极力辞让而没有接受；而《指南录》又是文天祥亲自撰写的。我于是反复参订，把旧《宋史》的错误全部改正。当时共同修史的人见世人习惯上称二人为宰相已经很久，害怕突然改动，只有彭文宪公与我意见相同，于是上奏皇帝并刊刻推行。我又考察洪武三年正定祀典的诏书，诏书说：忠臣烈士，怎么可以再做异代之臣？凡异代所加的赠官、谥号，都应全部罢去，只称他们当时的官爵；只有孔子作为帝王之师，封号、谥号仍照旧。这是高皇帝为万世作出的独到见解。景泰年间，忽然有人替文天祥请求谥号，礼官没有察觉问题，便上请赐谥“忠烈”。这既不是文天祥本人的心愿，又违背高帝诏旨，只知道尊崇他，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尊崇他，我一直对此深感遗憾。近来经过武林，遇到会亚参安成张君公实，得以观看文天祥真迹。在敬仰之余，顺便附记这番意见，或许可以给后来修史议礼而不加审察的人作为一条戒鉴。至于文公忠义的大节以及书法文章的精妙，方伯延平刘君、南安守华亭张君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不再赘述。我修撰《宋元纲目》时，因参考史传，查得合州守张珏事迹的始末，深重他的忠于谋国、以死报国的义节，实际上与文公前后相辉映。遗憾的是旧史的书法多含混不明，张珏的心志不能完全彰显出来。因此我在《纲》中大字写出他的姓名，在《目》中详细记载他的事迹，自以为可以补足前史的缺漏，却不知道文公实际上是张珏的后代。我抚摸书卷时，因这件事而惘然。题元代李雪庵大字之后。雪庵俗姓李，名漙光，因为擅长书法，遥授昭文馆大学士。他通晓儒家经典，能写古文辞，大字书法尤其胜过小字，确实有值得流传的地方。因为不以官职为重，所以凡是他的书法和著作，都不署官衔。他的见识也超过一般人。那些自负才艺却技艺不精，或所从事的并非自己应当擅长的技艺，却以此投机钻营、越级求进的人，难道不是这个僧人的罪人吗？题唐代贺鉴《孝经》真帖之后。五羊锺君百福收藏贺鉴《孝经帖》，有人认为是真迹，有人认为是赝品，最终没有得到鉴定结果。何况我是最不擅长书法的人呢？忠臣贤人的祠堂，经过的人一定肃然起敬，难道只是因为画像、塑像制作得工巧或拙劣吗？世人所看重的，原本有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的地方，所以这幅法帖也可以这样说。题苏东坡《率子廉传》真迹之后。苏文忠公被贬到岭南的时间最长，所以他的遗墨至今仍流传散落在岭南。像五羊锺君百福收藏的这幅帖就是如此。《率子廉传》写于被贬之前，难道他曾经书写出来给人看吗？陆宣公在贬所搜集医方，朱文公被列入党籍后仍注释《参同契》。古代贤人君子不因世俗遭遇扰乱内心，而有摆脱尘累、保全自身、安然归隐的意趣，就是这样。题《雪梅画册》。

译观察一个人，从他的所爱推知他的所恶，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贤与不肖。他喜爱清正，所厌恶的必定是浑浊；他喜爱高雅，所厌恶的必定是庸俗。由此推论下去，人的真情就没有能够逃脱的。吴君孟瑄，先在浙江西部经商，又在齐地东部经商，每天忙得不得闲，却自号“雪梅”。大理卿、仁和人夏公以词章书法闻名东南，特意用隶书和古体写了“雪梅”二字。孟瑄珍爱它，请善于绘画的人画了一幅《雪梅图》，又得到许多名家所画的山水、人物、花鸟等附在后面，合成一册。他所喜爱的竟是这样，我私下感到疑惑。因为天下最清幽高雅的东西，大概没有超过雪与梅的了。所以自古以来，不是幽贞绝俗的士人，很少有人能够喜爱它们。它们难以得到喜爱就是如此：唐代有诗人孟浩然，宋代有处士林和靖，除这两人外，未曾听说还有别人。如今孟瑄每天奔走于舟车之间，坐在市肆中，为经营贸易、谋求致富而劳碌；那么他的衣饰华美、宴饮丰盛、子女歌舞繁多艳丽，谁说不应该呢？可是他偏偏悠然羡慕清淡的雪梅，对眼前的富贵生活漠然无心，并且把感情寄托在画家的笔墨之间，想让自己的心处于淡泊无欲的境地而不可得；这样看来，他所爱好的东西，确实比一般人高明了。即使如此，假如孟瑄穿着儒者的衣服，每天从事于诗书礼乐之中，那么他的爱好还会有更大的境界。所爱越大，所厌恶的也越大，他的贤能就更加远胜于常人了。孟瑄是我县大族的子弟，性情清雅，可以同他交谈，也能绘画，却不愿以此自我标榜。写在《祖筵分咏诗》之后。国子司业费廷言曾请假回乡扫墓，经过镇江；馆阁中的诸位同僚和知交把镇江的形胜分成四十个题目，作诗相赠送别。当时我正怀着忧患南行，没有赶上参加。近来回到京师，廷言将把这些诗刻印出版，说我也是他的知交，不能没有一句话。我曾往来镇江，登上金山，饮酒于中■〈氵霝〉，把远处的目光投向江山云物之外，镇江各处胜景几乎都亲自领略了。所遗憾的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诸位公卿能够作诗，正好写出了我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不过其中也有人从未走到江边，所作诗句却超过了亲眼所见；那么人的才华高下与江山的幸运不幸，本来就是相互寻求却未必相遇吗？有人说：廷言世代是这里的世家子弟，以文章书法名满天下，他既饱览山水，又能使山水增重，所得一定加倍。往来游览的人却仍然对诸公的诗句如此珍重，为什么呢？以争相炫耀为可耻，把擅场之功让给别人，这是古代君子的心意。这部诗集刊行后，读者把玩之际，江山美景满在眼前，应接不暇，那么只要心意得到满足就够了，又何必一定以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为快呢？这就是廷言的心意。题《分宁远溪程氏谱》之后。这是分宁远溪程氏族谱，共一卷。谱中称，他们是忠壮公次子、驸马程文祯的后代。唐朝末年从歙县迁出，历经南宋、北宋，世代都有编修记录；这一部则是元至正初年刊刻、明朝永乐年间续修的。他的后代程爵间因事来到京师，带着族谱来给我看。我研究谱学最久，所会合的宗族也最多，曾经找到可以续入族谱的四十四房，编成《统宗谱》二十卷。大抵都是忠壮公长子、威悼侯程文季的后代，居住之地不出新安六县以及饶、信、衢、睦数百里之内；分宁距离较远，所以未能会合。考察各家族谱，都说忠壮公有二十二个儿子，唯独威悼侯有传记，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却不敢断定，因此曾写《谱辨》三十七条，等待后世君子裁定。如今看来，文祯的后代确实自有传承；但我又私下怀疑，其余二十人中，或许确实有后代，只是失去了传承记录，所以没有见于族谱；或者他们远迁他处，而我的见闻浅陋，不能遍访各地来弄清情况？这些都无法知道了。谱中记载忠壮公的行状颇有残缺，我替它补写完整，并且写在谱后，使后人郑重收藏。将来如果有大贤出世，举行尊敬祖宗、合并族属的举措，拿着这部谱去办理也是可以的。我看到谱中有一位名讳为程以临的人，是宋朝末年的老儒生，自号云庄山人，著有《周易解删》《后正音》《飘丸小录》《拟古集》以及《东鲁》《汉东》《荆南》《浙闽》等集，可惜没有流传于世；但想来他的文章所表达的词义，一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将来在后世相会之时，如果有人还能传下其中一二，用来帮助晚辈宗族和后学增长见闻，岂不是又一件幸事吗？题写在《雪楼遗墨》后

译这是元朝翰林承旨雪楼先生、文宪公程文海的遗墨，共一卷，大概是送他的故友、笠峰陈教谕赴任舒州的诗。诗收入文集，文字略有改动，但不涉及大意。公的五世孙、已故太常少卿程景伊购得后收藏。景伊的儿子程楷来到京师，偶尔拿出来给我看，请我写几句话。我看元朝的君主，其中贤明的恐怕没有超过世祖的；然而他仍顺从本国旧俗，对内亲近蒙古人、对外疏远汉人，压抑儒者而崇尚吏员，重视北方而轻视南方。直到鲁斋先生、许文正公提出这些意见，汉人才获得参与仕进的资格，蒙古儒者才得以与吏员一同进用。后来又得到文宪公并任用他，南人才获得参与仕进的资格，汉人的典章文物焕然一新，元朝的风俗也不再纯粹粗野，治理不再专靠吏胥。这大概是文正、文宪两位先生的功劳，史书中有记载，可以考察。至于文宪公文章书法的精妙，不过是他的功业、德行、议论和建树所留下的余泽罢了。然而在当时，即使一片纸、一点墨，人们已经知道珍爱重视，何况后世呢？何况作为他的子孙呢？这实在值得珍藏。公的祖先住在新安篁墩，是陈将军忠壮公灵洗的后代。忠壮公第十世孙生有唐代歙州都知兵马使程澐，另居休宁■〈氵义〉口，任都使。都使的长子程仲繁，到第九世生程巽；程巽有一个儿子叫自成，传到第三世生出宋代端明殿学士程珌。程珌有一个儿子叫程绪，再迁居闵口，传到第五世生司徒、孝肃公程翔卿，才开始居住建昌。程翔卿生下文宪公。文宪公传到第四世生程珉，就是景伊的父亲。都使的幼子程南节居住在休宁陪郭，传到第十二世生元代江浙儒学提举程荣秀，他实际上是伊川先生第七世孙的继承后代。原来伊川先生的后代渡江南迁，居住池州，与陪郭的程氏有宗族交谊。提举传到第三世生万户、安定忠愍侯程国胜，忠愍侯传到第三世，就是尚书少保、襄毅公程敏政的父亲。景伊是忠壮公第三十五世孙，我是忠壮公第三十三世孙。但文宪公实际上是以弟弟继承哥哥，因此我比景伊只高一辈。他们的昭穆世次大体清楚分明。■〈氵义〉口的族人、景伊的世父翰林侍书南云公，曾经互通书信、合修族谱，手迹都还保存着。我又曾到闵口寻找文宪公的故宅，往来于乔木树林和苍翠山冈之间，只听见溪流发出声响，而百年以前的遗老大多已经凋零殆尽，再也无法辨认了。如今竟能看到公的真迹，恍惚如同面对他的容貌、在数百年后听到他的咳嗽声，这又是何等幸运和畅快啊！因此我私下论述文宪公的大略，并且详细写明他的世系如此，使观看这部遗墨的人有所考证。写在《仪礼逸经》后 元代吴文正公的《仪礼逸经》一卷，曾有刻板存放在太学，事情见于明朝杨文贞公的文集。杨文贞另有一篇《三礼考注》跋语，称文正公的书被同乡晏壁窃取，私自删改。我当时就寻找这部书，但太学刻本已经亡佚。文贞的儿子尚宝公杨叔简也说，他家收藏的版本大多散失。如今少司寇何廷秀公博学而好古，我曾偶然把这件事告诉他，于是各自加以搜访，前后十多年，最终一无所获。适逢友人罗太史应魁重新校订《三礼考注》并刊行，篇目和注疏全都采用晏本，错乱驳杂的痕迹清楚可见，只遗憾没有文正公的原本来校订。成化癸卯年春天，我从新安起复北上，才在吴贡士杨谦家得到一部，偶然把此事告诉司业费廷言。廷言说，他整理旧书板时，曾在瓦砾泥土之间得到几种零星残板，其中就有所谓《逸经》，但已经亡失了一半。于是我把杨谦的原本交给他，准备将缺少的部分刊刻补足。唉！辞藻华美的书，刻板遍布天下；先王的典章礼制，却往往无从考证。幸亏有大儒君子出世，每每对这件事拳拳在心，而书籍流传于世、时显时晦，竟然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古代正道不能复兴、风俗不能淳厚的原因。廷言正主管教化，首先修整这部书，使先贤复兴古道、垂教后世的心意不至废弃；他给后学带来的恩惠，难道是浅薄的吗？题写在四明鲍原礼画卷后 这是四明鲍原礼所画的山水、人物、花鸟一卷。卷中有国子博士、临安人钱宰伯均的序，以及都宪、慈溪人张楷式之的诗，是我的族伯都宪冰月先生赠给他的儿子程存的。鲍原礼没有什么传闻可考，而伯均在明朝初年与宋景濂诸公都因文章显名，式之在近代也因诗歌显名。总而言之，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所以先生把画交给程存，让他珍藏。先生又亲自写了一篇说明，表示此画可以帮助修养反省，而不只是供人玩赏娱乐。程存后来改名程镛，生有三个儿子：长子程璋，历任新安卫指挥同知；次子程珪，三子程珍，都知道爱好学习，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他们偶尔来到京师，总是随身携带此卷，我得以观看。写在《米元章墓表》后 这是《米元章墓表》，是我家待制公所作，见于刊本《北山集》。米元章是襄阳人，寄居镇江，曾在北固山下建造海岳庵，大概如今已经荒废很久了。郡人、户部员外郎赵梦麟君在庵基西面有沧江别墅，偶然因耕作者在土中发现米元章亲自书写的小像石刻，便珍重地收藏起来。他知道我收藏有这篇墓表，又请人摹刻一份来流传。赵君才思清俊、见识旷达，以词章书法的精妙名重一时，大概是想和米老争先后吧，这种志趣值得赞许。世上有些人，与前代贤人的祠墓相邻，必定想方设法抹去他们的遗迹，唯恐妨碍自己；他们又怎么会像赵君这样希望珍重保护前贤的文章呢？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品格。题写在《歙县陆氏先祠记》后 陆彦功世代以医术闻名于徽州、歙县一带，同时又笃实地尊重祖先功业，看这篇记就可以知道了。古人说医术是仁术，仁德的施行一定从亲人开始，像彦功这样，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如今彦功奉召来到京师，医名日益显著，大概已经有逐步得到任用的趋势了。他竭力以母亲丧服为由辞谢，仁德不遗忘亲人，这就更加难得。我因此托人抄录这篇记送还给他。彦功服丧期满后北上，将供奉尚方，充分发挥医治国家的功业，使仁术施行得更加广泛；这样用来显发先世幽微的光辉，不就更加深远了吗？彦功的六世祖陆梦发，中了丞相同榜进士，官至太府丞，有《晓窗集》，我没有见过。方虚谷先生非常称许他，彦功应当抄一本寄给我。我正在编纂《新安文献志》，仁人贤者的言论，怎么可以缺少呢？写在叶文庄公亲笔书信后

译这是吏部侍郎、昆山人叶文庄公写给母亲夫人以及弟弟叶与谦的信，共七通。与谦来到京师，偶尔拿给我看。正值与谦将要收拾行装南归，我又有建造房屋的劳事，匆忙读了一遍，不觉感慨起来。想到前辈已经无法再生，而与谦知道珍藏这些书信。我常见世上喜好修身的人，在众人面前知道自我勉励，却在家庭之中有所疏忽，这与文正公没有什么话不能对人说的作风不同。由此可以观察人的品格。文庄公这七封信，在日常家常话语中吐露真情，无非是孝敬亲长、友爱兄弟，以及谨慎自身、保全家族的要义，几乎接近文正公的作为了。他的真诚确实令人敬佩啊！写在朱子《乡约》后 《乡约》一卷，出自程门高弟、蓝田吕氏，成于文公朱子，大概是斟酌古今的适宜情况而加以增删损益，使人容易实行并且能够长久。古代君子的志向，没有一天不在天下，但推行它一定从身边开始。一个乡，是一个国家的标准和缩影。崇尚礼让，排斥浮薄，逐渐恢复古代盛治，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只是后世谈论政事的人忽略了它，而有志于正学的人对此深感痛惜。我的宗侄程节凭借明经科考中进士，升任工部主事，分司济宁；公务之余亲手校订并刊刻《乡约》，扩大先贤立教的功业，用来帮助朝廷兴起正道、改善风俗，他的志向很远大。那些只谨慎处理文书来治理政事、搜集词章来作为学问，却还傲然自称儒吏的人，难道不应当返回根本吗？写在《余杭教谕罗先生墓铭》后 这是余杭教谕、介毅罗先生的墓志铭一篇，由他的乡里名士、刑部侍郎鲁翚公撰写。我托人与先生的侄子洗马罗璟以及先生的儿子教授罗璧交游，因此得以读到它，对先生的仰慕不禁油然而生。先生做学问注重亲身实践，厌恶浮华辞藻；做官时安于职分，以奔走钻营为可耻。因此门人私下用“介毅”作为他的谥号，墓志用它来称述，确实符合他的实际。私下听说泰和罗氏孝顺友爱的德行、清白廉洁的操守，积累已不是一天。可是先生命运多舛，知音稀少，仕途并不显达。教授罗君也独自守护先生遗留下来的经典，继承他的足迹，在学校中任教。上天对于善人吉士，难道会对此毫不在意吗？然而先生有二十个孙子，群起而立，像树林般众多，我想他们将来必有大有作为的，使先生的美名流传无穷。鲁公的墓铭，也因此可以流传后世了。题吴庶子原博所藏陆放翁书帖后 陆放翁这首诗十分流丽，书法也活泼有生气，值得欣赏。诗后他亲自写的题记，大概也颇为自负。原博同僚确实收藏着这卷书帖，每次斋居都带来，彼此共同把玩，时间久了却还没有空考察陆翁的出处行迹。一天我查阅《宋史》，看到陆翁两件事，说：“高宗时，有宦官买来珍玩进献，陆游上奏说：陛下为了减损名声而斋戒，除经籍翰墨之外，其他东西都屏弃不用；小臣竟不能体察圣意，私自购买珍玩来损害圣德，请求严禁断绝。”又应诏说：“近来有人以师傅兼领三衙，有人以太尉兼领合门，混淆扰乱官名和名器，请求加以订正。”陆翁所建立的功业如此，而《宋史》却只因他擅长词章而推荐他，难道真正了解陆翁吗？恭敬题写在先父襄毅公推荐朱挥使奏草后 这是先父尚书少保、襄毅公亲笔写的二十二个字，是推荐如今河间卫挥使朱玘君的奏疏草稿。我在先父的杂乱稿件中得到它，交给朱君。朱君珍重收藏，于是装裱成卷，请我记述事情的始末。成化初年，朝廷下诏命大臣举荐将才，并把它写入法令；先父首先推荐朱君，却没有立即任用。适逢先父出任川贵军队的督军，后来又在南京协助处理留守事务，掌权者有些人因此怨恨先父以及朱君，所以朱君也困顿失意，不能施展。不过他的才干器识更加老练强健了。皇帝即位第二年，排斥奸邪，进用忠良，各项制度焕然一新，尤其重视选拔将帅。于是朱君开始经朝廷议论而被任用，出任山东沂州知州，皇帝特意下发玺书为他的出行表示宠荣；先父也由此没有辜负知人之明。朱君出身武臣子弟，能够刮除豪奢放纵的习气，专心研究军务；他的骑射考核成绩，名列京营第一。他平时读书考察历史，务求了解其中的大义，又乐于听取有益的言论，结交正直之士来辅助自己。操守廉洁正直，存心忠诚淳厚，即使自称儒生的人，有时也会对他感到惭愧。巡按御史认为河间武臣多有违法行为，前后几次请求让朱君回去主持卫所事务，并且推荐他督率戍兵、守卫城池。巡抚大同的都御史也听说朱君有智谋勇略，请求授予他偏将统兵的权力，让他防御北方边疆。朱君当时受到的盛大称誉就是这样。先父确实首先倡议举荐他，如今亲笔书信还完整保存着。朱君已经得到进用，而先父不幸去世已经十年了。我捧读这份手迹再三，不禁血泪俱下，几乎不能执笔；而朱君将要入朝辞别皇帝，前去镇守任所。我私下听说古代仁人志士，一定有报答知己的办法；这种报答又并不是有所偏私。镇守一方时，竭尽自己的智力，不辜负皇上的托付，更加坚定晚年的操守；功业成就、地位显赫，能与古代名将相抗衡，使人称赞他说“这是襄毅公所推荐的人”，那样报答知己就达到极点了。这样先父在九泉之下也将得到安慰，岂不是伟大刚烈丈夫的作为吗？希望朱君努力不要懈怠，那么将来凭借功名把名字附载于太史氏的史册，这正是他立功的基础。题写在蕲水程氏所藏南宋录用伊川先生子孙诰书后

译我曾看到《黄州志》记载，程居是伊川先生的孙子；宋朝南渡时，从洛阳迁到黄州蕲水，详细情况却无人知道。我向黄州人询问，也没有人知晓。适逢潘玉汝以进士身份出任蕲水知县，我托他前往查访。玉汝来信说，程居的后代确实在当地，其中有个族人名叫程岳，曾考中乡试，随信一同寄来了材料。相见时，他拿出一份宋代敕牒，原来是授予程居将仕郎、汉阳军汉阳县主簿的文书。考察时间是在咸淳二年十二月，敕牒称程居的户籍在隆兴府武宁县，并且确认他是伊川、明道正宗嫡传的孙子，并非冒充。敕牒的话是这样，但我考察程氏世谱，伊川先生的子孙都随南宋南渡，居住池州，后来迁到新安；他们的世次、出处，以及当时录用的恩典诰敕文书都保存着，其中从未有户籍在武宁的人。唯独族谱称明道先生的后代不知所在，宋代曾取用伊川先生的子孙来承继其后。因此我私下怀疑武宁这一族是明道先生的后代。敕牒所谓“伊川明道”，伊川是他的籍贯之地，明道是他的祖先；否则不应把“伊川”写在“明道”之前。难道伊川先生的后代随高宗渡江，居住池州；明道先生的后代随隆祐太后渡江，居住隆兴，战乱之后两支彼此不相闻，朝廷录用时又没有深入考察，把他们合并为一族，致使圣贤的后代流散在长江东西各地，如同燕、秦、楚、越彼此分离一样？当时的政治情形也由此可知了。程岳上溯到程居共六世，能够读两位先生遗留下来的书籍，后来通过选拔授任颖州同知；他振兴家族，也使先世留下的珍贵文献更加光彩，大概应当从他这里开始。我家在新安，与两位先生的族人关系最近，确实是伊川先生末裔转继陪郭房的后代，所以我与程岳特别亲近。而且我特意论述他的世系，并把这份敕牒写在文末，本来就是出于追念水源木本的感情，不能自己停止。题仇司训东之所藏《雪庵帖》后 广阳赵伯颙参议，天顺年间曾在何怀中那里见过这幅书帖。书家落款后有雪庵的题名印记。不过仇东之旧日收藏此帖，并不是新近购得的意思。当时所写的，不只是一本。有人看了怀疑是黄山谷的笔迹，其实相差很远。黄山谷的笔力刚劲而成熟，风骨峻拔整齐；雪庵的笔力刚劲而生拙，锋棱过于显露。不过两人都是名家。我向来不学习书法，只能从笔迹来推断。像这样善于书法的人，鉴赏书法应当另有精妙之处，我实在不够了解。写在《月河梵苑记》后 我写这篇记已经二十三年了。深师以及他的弟子得清，都已经去世；梵苑的池塘亭台，也大多荒废了。每次经过那里，都不禁感慨不已。然而兴废相继，是形势必然如此，所以抄录这篇记送给深师的孙子，让他收藏。谁知道不会有喜好此事的人依据这篇记加以恢复，使人们还能在白烟凉草之间获得临观游览的美趣呢？题写在赵子昂致天台杨处士书信后 急于投靠他人，却慢于报答恩德，这是世人的通病，更何况是在国家遭逢艰难时得到庇护、有所依靠的人呢？赵魏公对天台杨处士叔和怀有这样恳切不已的情意，像魏公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忠厚之人。处士的四世孙杨商霖，由进士起家，历任闽、广佥宪，如今以文章和品行闻名，正是他收藏着这幅书帖。我又想，处士一生所为，不仅仅是庇护魏公这一件事；他积累的学问和德行，本来就足以留给后代，使他们永不废弃吧！这才值得珍藏。我见魏公的楷书、行书大多俊逸流畅，唯独这卷书写得典雅庄重而不苟且，难道是因为杨处士是前辈人物的缘故吗？还是考察这封书信可知，魏公当时六十五岁，虽然已经没有年轻时临池挥毫的兴致，却仍然如此谨慎；那么与世上尚未老去却傲然放纵、把这种态度施加于人的人相比，不是很不一样吗？至于魏公的出处进退，先贤本来已有定评，不需要等待我的言论了。题写在先父襄毅公哀悼范主事诗后 这是先父尚书少保、襄毅公亲笔写的一首律诗，是哀悼故南京驾部主事、鄞县人范时泽君的作品。成化初年，先父奉诏在南京协助处理留守事务，在属官中唯独看重范君的才能，爱惜贤才，于是选他来辅助自己。但范君不久因公务北上，在途中去世，先父对此震惊惋惜，作诗哀悼他，并且嘱咐同僚唱和，准备编成卷册，送给他的家人。范君的儿子范桂当时还年幼，只收存先父的手稿带回去，所以诗中没有完整写出范君的姓名官衔；这大概不是按照正式哀悼文书写成的。范桂长大后，努力学习，希望振兴光大自己的家族，偶然来到京师，拿出来给我看；这时距离范君去世已经十七年，先父去世也已经九年了。只是中世以来，长官和属官之间，有时被官位悬殊所阻隔，有时又难以实行可以折节下士的做法，彼此漠不关心；想求得彼此协助来完成公事也做不到，于是上级急迫地要求下属，下属加倍应付上级，有时导致事情失败还不悔悟，岂不是双方都违背了正道吗？考察先父这首诗，哪里只是可以据此知道范君贤能而已？当时长官与属官相互交往的情谊、彼此体恤的义气，以及先父把公事放在前面而略去尊卑权势的情形，都可以大略看出来。先父以刚正直率闻名天下，谨慎地认可别人，却唯独对范君情意深厚；想来范君在谋划和施行事务方面，一定有与先父非常契合的地方。可惜我只与他见过一面，未能向他详细询问，实在遗憾。恭敬瞻望这件遗墨，不胜悲伤，于是写在它后面。恭敬题写在先祖尚书府君遗像上 公因儿子太子少保、襄毅公的恩典，累次追赠为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而襄毅公也已经去世很久了。于是公的玄孙、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谨慎地重新摹绘此像，并把吕文懿公旧日所作的赞文录在上面，珍藏起来。题周院判原已送行诗卷 主持南京太医院事务的周原已君是吴地人，世代以医术闻名吴中。到了周君这里，医术更加精湛，同时旁通各类经史，擅长作诗，即使号称儒生的人，有时也比不上他。他因推荐被起用，获得供奉皇室的职位。正值士人云集、争相求进的时期，唯独周君退让自守，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分派到南京任职以便奉养双亲。士人中号称廉洁安静的人，无不替周君惋惜，并有爱护他却无从帮助的忧虑。如今他把任职三年的政绩上报朝廷，恰逢天子刚开始亲政，获得考核最优。那些一时取得荣誉、用来夸耀自己的人，大多已经消散无闻，周君却像鹤立鸡群一样巍然自立。他居家时宽厚安闲，离去时从容自得。士人中号称廉洁安静的人，又无不替周君庆幸，并各自有振兴同道、得到朋友的喜悦。既然如此，周君内心所存、立身所守，大概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难道仅仅是他的医术值得称道、诗作值得记录吗？如今他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刑科左给事中陈玉汝君与周君是同乡，又交情深厚，剖取杜少陵诗中的两句作为韵脚，召集朋友作诗为他饯行；我为诗卷作序，让读者知道诗意所在，并不只是迎合周君的爱好而已。写在近来的作品后

译我向来不擅长作诗，也不喜欢保存诗稿；至于书信，更不是我所擅长的。进士杨温甫君几次屈尊到旅舍来拜访，索取我的旧作。我收拾行装之际，匆忙之间没有什么可以应付他的，便命童子检查破旧的箱子，找到前些时候的几首诗，呵着冻僵的手把它们写下来。温甫大概是过分听信了别人，竟说我的文章书法值得观看。《瘦竹卷》跋 吴郡陆宗仁君在京师做官，住在玉河东面，在庭院里种竹子，因而自号瘦竹。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为此作诗题咏。陆君也曾请我作一篇。我观察古人，像沈约的病体、贾岛的诗、锺繇的书法，都以“瘦”闻名于世；而万物之中，最瘦的没有超过竹子的。竹子身长而坚贞，内心空虚却刚劲清正，议论者大概把它比作君子。既然如此，瘦难道本来就是君子的特征吗？陆君本人瘦而高长，时常写出清瘦的诗；看他的篆书、籀书和图史文字，瘦而刚劲，士大夫因此有所取法并作诗题咏送给他，也是适宜的。然而他饱经冰霜、享受清风，有文与可爱竹如命的馋癖，有赞宁嗜竹成癖的癖好，将来大概会有一种不肥之肥；到那时，世上的肉食者想来分得他的一半席位，恐怕也不可能了。可惜我被放归江南，来不及叩问美竹的节理、拂去新竹箨上的粉末，拿起笔管为君作诗。写在《率东程氏谱》后 这是率东程氏族谱一部，始自可以考知的祖先程显。族谱在正统丁已年刻梓。程显的后代程贲，成化初年来到京师，带着族谱给我看，于是留在我这里，大约已经七八年了。我曾会合各族编写《统宗谱》，见到富溪元朝会谱，记载忠壮公第十六世孙程杭的次子程林生生有程总本，程总本生程广超，程广超生程念四，迁居草市；这些就是程显的子孙，大多葬在富登，正好可以补足率东族谱的缺漏。我又见榆村程氏族谱，认为他们出自忠壮公第五世孙程纶。考察富溪元朝会谱，也说程杭长子程溢的第四世孙程与贵迁居黄泥，再过三世有程七公迁居榆村。程七公的第四世孙程应辰、程应午的孙子淘金副使程景祥，程景祥的第二世孙程国辅，与率东程显的第九世孙程国英，都是明朝初年的名人。况且富溪元朝会合的族谱中，出生、死亡、娶某氏、葬于某处、兄弟若干人等，都清楚可考，我怀疑其中有可以作为凭据的内容。遗憾的是，兵乱焚烧之后，子孙们不能在火灾余烬中旁搜远访，以求得真实结论，却仓促刊刻成书，反而失去了考证的机会。等到我会合各族编《统宗谱》时，这两族都没有人到场，所以最终无法考定。我将要北上，整理借来的各家书籍，得到这部族谱，于是把我所见到的情况附记在后，归还给他们。《篁墩文集》第三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第三十八卷 （明）程敏政撰写 ○题跋 写在《琼台吟稿》后 礼部尚书、琼山人丘公以学识和才气闻名天下。天下人中能够合乎丘公心意的，屈指可数。然而他唯独认为我值得交谈，实在使我茫然，不知自己凭什么得到他的赏识。丘公常说，写文章一定要以经学为根本，做学问一定要能够用于实际，考察古事一定要在今天得到验证。我的浅见正好与此相合，于是成为他的知己。所以丘公有所著作，一定拿给我看，我得以尽情阅览。像《大学衍义补》这样的书，已经进呈皇帝。其他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之类，大多关系到社会教化和人心，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诗文总共数万言，虽然间或有应酬之作，但从不求迎合当时的喜好，直追秦汉以上，轻视《离骚》和《诗经》雅正之作。因此我私下评论他的文章像大江长河，一泻千里；即使分流为三，又播散为九，追溯其源头，必定来自岷山和星宿海，冲击砥柱山，束聚瞿塘峡形成奇险，然后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诗像仙翁和剑客，随口写出，都足以惊动世人。虽然有时兼具雅俗、具备正变，体裁并不相同，但仔细观察并微微讽咏，便可感到气机流动触发，天然声韵自行鸣响，格律精密严整，也没有失去人间的法度。我冒昧作了这样的评论。可惜我孤陋寡闻，正因妄庸而被有道之世所摒弃，距离丘公越来越远，将来恐怕不能再听到他的教诲；但我仍能看到他丰富的创作，从中得到自己的老师。只是我在困顿、离散、沉沦之后，才力不足以自我振作；然而把从丘公那里得到的东西，有时缀辑成文章，有时谱写成诗，也足以向乡野僧人和种田老人夸耀，并在寂寥无人之地与牧歌樵唱争胜。这难道不是幸运吗？因此写下丘公所谓《琼台吟稿》的情况，以作辨识，也用来表明我辜负了丘公的知遇。《荣感堂诗》后 工部署员外郎、平阳人东文德君，因尊号恩典，获追赠他的父亲柘翁为工部主事；他的母亲方氏为安人，继母黄氏为太安人。诰命颁布以后，生者和亡者都获得荣耀。东君于是荣耀于皇上的赏赐，又感念双亲不能亲身享受这份荣耀，所以恭敬地把自己的堂命名为“荣感堂”。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为此事作诗歌咏，他偶然拿给我看。我赞叹说：“美好啊！奉承上级所施的追赠并以此为荣，是臣子的道义；想到父母没有赶上享受荣养而感伤，是儿子的道义。东君由此可以说没有忘记孝与忠了！”东君由进士起家，分司河上，颇有建树，留下的规章直到今天还在。他平时把公务看得比置办产业、追求荣利更急迫，同时内心又没有一天不在求学问道。我非常敬重他，认为常人难以企及。既然如此，他今后建功立业、报答皇上并显荣双亲的基础，难道不会更加宏大吗？可惜我被放归江南，来不及登上他的堂屋，与诸位君子和诗来夸美此事并使之流传，只在诗卷末尾这样题写。恭敬题写在先父襄毅公祝贺马恭襄公得子的诗后 这是先父尚书少保、襄毅公在天顺年间巡抚辽东时，听说乡里的前辈马恭襄公生了男孩，作诗寄去祝贺的。如今已经三十年了，我南归途中经过沧州，遇到了恭襄公的嗣子、乡进士马良弼，也就是诗中所祝贺的孩子。但诗已经散失，所以我查检家集重新抄写一份交给他，用来表示世代讲学交游的情谊。追忆诵读先父的手笔，不胜悲伤。写在《钓台集》后

译我家在新安，往来钓台之下时一定登台眺望，徘徊瞻仰礼敬。有时诵读墙壁间的诗版、廊下的碑刻，追慕严先生的高尚风节，只是谈论者还以记载不完整为遗憾。可是严先生难道会因此得到增益或损害吗？近来经过严州，才得以看到同知邝时用君所刊刻的《钓台集》十卷，这确实完整了。但仍似乎有所遗漏，提学宪副郑廷纲君、太守李叔恢君托我校订，于是增入新旧记文、铭赞、诗辞六十多篇，并在后面题写说：“凡是称颂严先生的人，说法各不相同，我私下认为其中有人还没有完全探究先生的心意。士人生于百代之后，还来评论古人，也不过依据史家所记罢了。”严先生年轻时曾与光武帝同学，王莽灭亡、汉朝兴起之际，谁不愿意出仕来表现自己？可是先生却改换姓名，奔走隐藏还来不及，这难道是没有意图吗？皇帝思念他，甚至派人访求他的踪迹，他才出来会见皇帝。当时他说皇帝比从前稍有长进，那么先生平日所认为皇帝不足之处，必定很深。考察当时，先生到洛阳时已经六十八岁，皇帝三十四岁，以师友之礼对待他，而不能把他当臣子，这一点也很明白。光武帝抚摸先生的腹部，与他一同仰卧，谈起旧日交情说：“我本来就不能让你屈服吗？”这算是什么行为？他虽然没有忘记同舍时亲近嬉游的快乐，却没有屈己下贤的诚意，难怪先生卧着不起身，也不回应，只说：“士人本来就各有志向。”况且光武帝正把政务交给侯霸，侯霸的家世本来是凭宦官关系进身，又曾在王莽时显达做官；先生将要厌恶唾弃他还来不及，侯霸却反而凭一封亲笔信使先生来到。先生责备侯霸，光武帝却笑说：“这是狂奴的老样子。”他不以侯霸侮辱贤者、傲慢待人的罪名加以斥责，反而共同作戏谑指点之语。光武帝与臣下之间相处如此，难道还认为先生会出仕吗？即使愚人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此后光武帝杀韩歆，废郭皇后，改立太子，不久又封禅泰山，奏报祥瑞，把图谶颁布天下。那么先生与皇帝当年共同求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看到事情的征兆便立即行动，不等待一天，先生大概已经把情况考虑得很清楚了。假使先生在这种时候担任谏议大夫，难道能够默不作声吗？进谏而不被采纳便离去，也未免浅陋。史书说光武帝通晓《尚书》，并且有谨慎厚道的声誉；他所作所为却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人往往在地位卑微时谨慎，显贵之后骄傲；何况贵为天子，又加上功成志得呢？他轻视士人本来就很自然，但士人本来就有不能任由他轻视的人，严先生就是这样。秉持常性、喜好德行，是人心共同具有的；使懦弱者立志、使贪婪者廉洁，大概并不是事先有意安排的，先生难道会有意说：“我要借此来振起天下的节义风气”吗？即使如此，先生以平民身份不向皇帝屈服，光武帝始终宽容优待他。至于光武帝连在梦中都不忘记先生，那么皇帝的贤明又在这里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程度。可惜我旧日所学已经荒疏，见闻不广，没有什么足以符合三位先生的心意。客船匆忙经过，也不敢在濯缨滩下洗涤衣缨，以免玷污先生垂钓游息的地方。谨慎地把这部书郑重收藏并归还，同时得以把自己的姓名附在文集之中；既为此感到幸运，也因此惭愧。至于其中有些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就不妄加解释了。写在《古穰续集》后 先师文达公的《古穰集》三十卷，是我编纂并刊行的，已经很久了。文达公的儿子尚宝卿士钦，以及他的弟弟锦衣卫千户士敬，搜集家中收藏和从四方得到的遗文，又交给我编排诠释，作为续集流传。士敬答应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空闲。恰逢我蒙受恩典得以领取俸禄，退居山中，才开始把它编定为现在这样的二十卷。唉！文达公去世如今二十多年，天下人仍然歌颂他的盛大功业，希望把他从九泉之下重新请起却不可得。那么公能够不朽的地方，难道只是文章吗？士钦兄弟的名位一天天升高，知道先人的训诫十分重要，彼此谨慎保存，毫不遗余力。君子的恩泽就是这样越来越广、越来越长久。行善的人可以受到劝勉了。只是我本身不肖，品行败坏、学业荒疏，不能符合文达公的教诲，却错误地承担了编排校勘的责任，常常害怕议论者认为我不值得称许，反而连累师门，所以每次动笔又停下来。但士钦托付得十分坚决，不能不尽力完成。我谨慎地把它郑重收藏后归还，并且私下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写在朱、陆二先生所论《无极书》后（以下并入《道一编》） 考察以上七篇书信，几乎有数千字；两位先生论述“无极”，援引、剖析和阐发都十分详尽，后学不容再插嘴了。然而陆九渊的第一封信说：“周子如果是担心学者拘泥于有形器物而作进一步解释，那么就应当像《诗经》所说的‘上天之载’，在下面赞叹说‘无声无臭’就可以了。”朱子的第一封信说：“孔子赞《易》，从‘自太极’以下，从未说过无极。周子说无极，如果在这里真正见到了太极的真实本体，那么就会知道，不说并不算少，说了也不算多。”我私下观察两位先生的言论，不能改变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但他们仍然反复讨论不停止，正如尹氏所说，是因为心中有所疑惑而不敢勉强作答。这正是《中庸》所说‘辨析而不能明白就不罢休’的意思，难道像后世只凭耳闻口说的学问，随意依从别人立论，不再从内心求证，只是苟且欺骗自己、浮泛应付他人吗？或者这些都是两位先生早年的事情。考察两家的著作，陆九渊后来不再讨论无极，而朱子注释《太极图说》开头说：‘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却确实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实际上正合乎陆子的语意。难道不是两位先生晚年已经有所契合，才会这样吗？写在朱子与陆氏兄弟在鹅湖唱和的诗后 考察这三首诗，是陆氏兄弟与朱子在鹅湖会讲时所作。考察当时所讨论的内容，双方都不相合，最后不欢而散。陆氏兄弟早年重视“尊德性”，所以诗中有“支离”的说法，怀疑朱子只是从事训诂。朱子早年重视“道问学”，所以诗中有“无言”的说法，怀疑陆氏兄弟近于禅学。两家的门人聚集在一起，于是形成嫌隙，甚至编造言论互相诋毁，分成朋党争胜。尊奉考亭学派的人尤其不能平静，恼怒朱子被“支离”之说斥责。然而朱子晚年深深悔恨自己“支离”的过失，在书信之间前后七次提到；他不仅用来责备自己，也用来警戒别人。陆九渊也曾追忆往昔，承认自己粗心浮躁、徒然造成彼此参商的话，这些见于祭奠吕祖谦的文章。由此可知，道理没有终点，学习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即使具有大贤近圣的资质，也必须像水盈满低洼处那样逐步前进，正是如此。有人竟说朱子与陆氏终身不能相合，这不仅是不知道象山有克制私欲的勇气，也是不知道考亭有服膺善言的诚意。凡是专心致志修养自己的人，都不可不深入考察。写朱子答复吕子约的书信

译根据这部书来看，朱子在末年与陆子相见时所说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与《中庸》所说先学习、思考、辨析，之后再笃实行持，正是朱子与陆子最不同的地方。如今考察陆子写给门人的书信，他也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务，却特别以空谈为戒。猜想他所谓的“空谈”，指的就是朱子吧。难道朱子是倡导空谈的人吗？这种说法实在极不审慎。这就是后来议论纷纷的原因吗？这里略附陆子的几条说法，以见他早年所以与朱子不同之处确实很明显。此处载朱子答吕子约、蔡季通的两封书信。按：以上就是这两封书信。朱子起初说陆子完全是禅学，还感叹他严重误导了那些资质优良的后生。如今考察象山的书信，往往把异端视为忧患，他对于儒学与佛学的辨析也很严明。大概朱子只是因为陆子尊崇德性的说法过分突出，才怀疑他是禅学吧。然而陆子写给朱子的信，又讥讽朱子所说的是葛藤般的末节之说，不知缠绕束缚了多少资质优良的学者。大概这些话都出自他们早年气势盛、言辞强的时候，学者不可以把它们执定为最终结论。此处载陆子写给朱子、陶赞仲、郑漙的三封书信。按：朱子曾说：“学问不是私人的说法，只是寻求道。”如今看陆子的这三封信，他的用意未尝不与朱子相同；而且他称赞朱子，一次说“高明”，一次说“英特”，真正有古代君子和谐相处而不强求一致的意味。哪里像后世那些怀着凌驾他人的心理、固执己见，直到彼此交恶而无法化解的人呢？难怪他们德性深厚、仁心成熟后，在晚年欣然会合了。此处载朱子答刘季章的书信。按：这封信正是朱子与陆子分歧的关键。陆子当时正忧虑学者只在口耳之间求学，希望他们先尊崇德性，把收放心作为要务。朱子却希望学者依照文句玩味其中意趣，使意义自然深入；又希望他们趁着这段光阴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好与象山的教法相反。然而朱子晚年又深深取法于陆子的说法，现摘录附在后面。此处载朱子写给黄直卿的书信。按：陆子的书信最尊崇颜子、曾子，认为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除此之外便不能谈论道。他绝没有推尊琴张、曾晳、牧皮的说法，难道这是门人的流言，朱子一时听信，便以为确实如此吗？此处载陆子写给李省干、张辅之的书信。按：陆子先前写给胡季随、曾宅之以及这四封信，都屡次称说孔子去世后，道的传承在曾子；说曾子得到孔子的真传，而子贡却因通达外务而失去真传，并且对空谈、多闻、专务外在而迎合他人的弊病深感遗憾。如今考察朱子注释《曾子三省章》，采用尹氏、谢氏的说法。尹氏说：“曾子守持简约，所以一有行动就必定从自身寻求。”谢氏说：“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圣人，后来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失去真实，只有曾子的学问专心向内，所以传承下来没有弊病。”从子思、孟子那里可以看出这一点。既然如此，守持简约固然容易被怀疑为走捷径，专心向内也容易被怀疑为接近禅学，象山的学说就不能免于世人的怀疑了。但曾子的三省中，忠信是尊崇德性的内容，传习是通达问学的内容；朱子把忠信看作传习的根本，学者应当对这句话深加体会。此处载朱子答刘公度的书信。按：朱子这封信深深斥责荆公祠记的错误，陆子也写信给门人胡季随说：“王文公祠记正是判断一百多年未曾了结的大公案。其余的人没有学习问道，妄自放肆地发表议论，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同道之士尚且有不能完全察知的，实在令人感慨叹息。”大概指的就是朱子。如今考察那篇记文，其中许多内容与朱子《读两陈奏议遗墨》相互吻合，而且大多依据司马温公和明道先生的话。现在摘录它的大意，附注各种说法，以说明这些话的来源；这也是后学考察探究而不能停止的事情。不过，朱子《读两陈奏议遗墨》的言辞严峻，陆子是荆公的同乡，言辞较为委婉，大概各自都有恰当之处；而朱子追究根本、堵塞源头的论说尤其不可缺少。此处载陆子所作《记荆公祠略》。按：《文公语录》中，门人吴琮问：“到了万世之后，应当怎样评价王临川？”朱子说：“陆象山已经记述过了，何必等待别人？”又问：“难道只是学术上有错误吗？”朱子说：“他的天资也有固执强硬的一面。”看这段话，便又与朱子答刘公度的书信不同。语录虽然不足以完全作为依据，但也不应彼此抵牾。学者应当详细考察。此处载朱子答张敬夫的书信。按：这封信说陆子废弃讲学而专门致力于践履，将会流于异学。但朱子后来又说温公只是这样做下去，却没有致知这一段；怀疑这与他谈论象山的过失相同。至于《沧洲精舍祝文》，却说周、程之间相互传授，万理同出一源；说到邵氏、张氏，以及司马氏，学问虽然道路不同，道却同归一处。于是把温公排在周、程、张、邵之后，陪祀宣圣。难道他另有见解吗？还是大贤的造诣有深有浅，必须亲自经历过那些境界之后才能知道，不是后学小子能够很快窥见的吗？此处载朱子写给陆子静的书信。按：陆子关于轮对的五封札子，第一封说版图尚未恢复，仇恨和耻辱尚未洗雪，希望广泛寻求天下的俊杰，共同承担论道治国的职责；第二封说汉、唐的治理因循简陋，希望进一步培养尊德乐道的诚心，以慰藉天下；第三封说人主最难在于具有知人的明察，不应凭世俗的耳朵和凡庸的眼光来判断古今、褒贬人物；第四封说天下的事情，有可以立即办成的，也有可以逐步办成的，三代的政治难道最终不能恢复吗？希望逐步施行，不可操之过急；第五封说人主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以致产生杂乱琐细的过失。这些话都看不出所谓禅学的内容。然而，在分析义理的精密、选择言辞的审慎方面，百代以后有谁能超过紫阳夫子呢？大概其中一定有毫厘之差而造成千里之谬的地方。学者仔细玩味，自然可以有所体会。此处载朱子答吕伯恭的书信。按：东莱先生居父丧期间，文公派儿子跟随他学习；象山却写信给东莱，严厉说居丧期间讲学授徒不合礼制。这也是两位先生相异的一点。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出，在尊崇德性和通达问学方面，他们各有入手之处，也都有推崇发挥的意思。此处载朱子写给林择之的书信。按：朱子在这封信中说：“前些日子的讲论只是口头说说，不曾真正落实到自身，所以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实际助益。”又说：“陆子寿兄弟近来的议论，却肯在讲学方面下功夫，他们的门人有来拜访的，气象都很好。”可见朱子本来就有所取法于象山，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多。此处载张南轩先生写给陆子的书信。

译按：南轩先生曾写信与二陆讨论为学的大要，认为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并且称赞朱子卓然特立，是真正如金石般坚贞的朋友。大概他听说两人平日各自主张尊崇德性、通达问学的说法，所以替他们作了调和吧？如今把这些信依次录出，希望一时的大贤君子相互切磋讲习的情形，能够让学者有所观感，并奉为法则。此处载朱子《白鹿洞书堂讲义》的跋。按：朱子在这里开始屡次称许象山的话，大概是说，发明恳切周到，是通达问学的功效；反躬自省、深入考察，是尊崇德性的功夫。这正是学者应当用心探究的。此处载朱子祭陆子寿、陆子祭吕伯恭的文章。按：淳熙八年二月，两位先生又在南康会面。议论之间，一定有相互契合之处，所以朱子特意邀请象山到白鹿洞登上讲席，以表示尊重；又写文章祭奠复斋，其中有“道合志同，降心从善”的话。过了五个月，东莱的讣告传来。象山祭奠他，说有“追想往昔，粗心浮气，白白造成彼此如参辰般隔绝”的话。大概两位先生的道路，到这时已经开始呈现殊途同归的趋势。此处载朱子所作《表曹立之墓略》。按：这篇墓表说，把内心所得到的东西作为学问，有些不是文字言语所能达到的；又说，起初预定只走一条路，便最终抛弃一切事务而趋向它，这些都是讥刺陆氏学说的过失。然而陆子的学问以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为主，也未尝完全废弃穷究义理的功夫。他教导学者时，反复强调本末、先后的关系，他的书都保存着，可以考察得见。至于朱子的说法，确实足以挽救后学越级求进、凌越次序的弊病；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却不可彼此取消。此处载朱子答项平父的书信。按：从这封信可以知道，朱子之所以能够集诸儒之大成，就是这样。世上那些心胸狭窄、任性自用，只求强词争辩、压倒别人的人，读到这里就可以警惕畏惧，立即反省了。然而陆子也有书信论说为学，既讲明道理，也强调践履，完全与朱子相合，并没有中年时期彼此格格不入的嫌隙。书信附在下方。又按：草庐吴氏担任国子司业时，对学者说：“朱子在通达问学的功夫上用力较多，而陆子静以尊崇德性为主。问学不以德性为根本，其弊端必然偏向语言训诂的末节，所以求学必须以尊崇德性为根本，这样或许才能得到正确的学问。”当时议论者认为草庐属于陆学，因而排斥他。然而从朱子这封书信来看，草庐的话正是朱子的本意，学者应当据此考察。此处载朱子答陈肤仲的书信。按：朱子的书信中，前两卷称陆子静“全是禅学”；到了这里，才说陆学固然有类似禅学的地方，并且劝学者要使身心稍稍端正安静，然后才能在义理上有所取舍判断。由此看来，通达问学固然必须以尊崇德性为根本，而陆学不是禅学，也就很清楚了。此处载朱子答吕子约、何叔京的书信。按：朱子在这两封信中说，学者自身的身心不知道安顿在哪里，却大谈王道、大谈霸道，把经世济民的事业另作一种技巧；如果不能在良心显现之处加以察识，就会茫茫然没有下手之处。又说，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语和行为，固然是君子急切要做的事；近来因为反求自身还没有得到安稳的立足处，才开始知道这一点，终究不免显得支离。陆子写给别人时也说：“事情之外没有道，道之外也没有事情；前人的言语和行为，本来应当广泛了解，但如果内心有病，不但没有益处，实际损害还很多。将来败坏事情的人，如房管、荆公，哪里数得完呢？”又说：“如果得到一个平稳的境地，不因动静而改变；假如动时和静时不能保持一致，就是还没有得到平稳。”两位先生的话有这样多不约而同之处。此处载朱子答吴伯丰的书信。按：朱子说，有两种求学的人：一种直接趋向简约，脱略过分，高远过头，大概指陆子的门人；另一种觉得向外奔逐，支离繁琐，大概指自己的门人。然而陆子晚年更加用力于穷究义理，朱子晚年更加致力于反躬自省。考察这部文集前后所载的文章，可以看到两位先生的学问所说的去除短处、汇集长处、兼取众善，确实是入道进德不可改变的法程。此处载朱子写给周叔谨的书信。按：朱子在这封信中劝学者暂且阅读《孟子》中“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切实加以体察，其余文字不必用力考察。大概这与陆子的说法是一家之言；陆子在前一卷中已经说过的话，这里不再重复，只间或附上一封信以备参考。此处载朱子答吕子约的书信。按：朱子说：“感觉到此心的操持和放失，只在反掌之间。”又说：“怎么可以沉没在故纸堆中，使精神昏暗蔽塞，还能称为学问吗？”陆子则说：“念虑是否端正，不就在顷刻之间吗？”又说：“不是明白真实义理、具有实际行动的人，往往埋没在文辞义理之间，只得到蛆虫般的见识而自我欣喜罢了。”朱子先前所说“道合志同”的话，到这里更加得到验证。此处载朱子答陆子的七封书信。按：以上七封信分别说：“日常用功颇觉有力，不再有从前支离的毛病。”“近来才真正看见从前支离的毛病。”“这才开始知道这种做法终究不免支离。”“觉得向外奔逐，支离繁琐。”“从前说话有很大的支离之处。”“从前确实太流于支离。”“如果只是这样支离散漫而没有纲纪，辗转迷惑，便没有出路。”可见朱子深深悔恨并痛切戒除支离之病，对陆子的说法很有体会，既用来责备自己，又用来告诫别人，鞭策磨炼，警醒恳切到了极点。所谓豪杰的才质、圣贤的学问，就是知道义理具有公共的标准，而没有彼此之见；这是百代之后也应当刻骨铭心、奉为师法的。此处载朱子答滕德章、符复仲的书信。按：这两封信都称象山为“陆丈”，可见对他的尊敬礼遇如此。前一封称赞他收拾身心有功，说明他在居敬方面的益处更加深密；后一封称赞他所说的明白恰当，说明他在穷究义理方面的益处更加精深。朱、陆两位先生在这里，难道已经达到所谓一体而有二面、二面而归一体的境界了吗？此处载虞道园为朱、陆书帖所作的跋。按：朱子这封信中，有与陆子相互讨论“病中停止学习、放下书籍，觉得身心颇能收摄管束，从前的泛滥实在没有用处”的话，然而这些话不见于《大全集》，大概是门人删去了。明道曾担任新法条例司的官员，伊川为他作行状时略去了这件事；欧阳公记载吕范解仇的事情，忠宣公写碑文时也删去了。何况后来的学者见识低于先正，不能对此释然，也就很自然了。此处载郑师山《送葛之熙序》以及他写给汪真卿的书信。按：这两条议论平正，可以验证其学术纯厚；难怪他能够在当时振兴高尚的风气，在衰乱的后世保全大节。此处载赵东山答江右六君子的策问。

译按：这篇文章把两位先生道德学问的详细情况说得很全面，只是说朱子去短集长是在陆子去世之后，这恐怕不对。因为朱子弹劾唐仲友是在淳熙九年，陆子曾写信屡次称赞这件事。而虞道园考察朱子写给陆子的书信，其中所谓病中停止学习、放下书籍，觉得身心颇能收摄管束，以及写给周叔谨、胡季随的两封信，都在同一时期。这样看来，两位先生殊途同归的美好变化，应当就在这几年之间；说陆子去世前还没有与朱子会合，恐怕是没有深入考察。此处载赵东山所作《陆子像赞》。按：这也是因朱子所说“陆学固然有类似禅学的地方”一句而发。可是历来考察先正论说象山的文章，内容虽然广博却很费解，不如东山这篇赞语简约而全面。此处载《兖山汪氏族谱》后记。古人编置族谱，是为了追究本源、合聚族人，大概是有家族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中世以来，居住在江北的人便诋毁江南有族谱是繁文，居住在江南的人又讥笑江北没有族谱是苟且简略，这些说法都不对。江南的家族有延续几十代而不衰的，祖坟都还存在，子孙多到几百人；如果没有族谱来向他们说明，他们就会漠然忘弃祖墓，违逆、侮慢尊卑的分别，彼此如同路人，族谱难道可以缺少吗？江北则兵乱接连不断，居民大多不是土著，有的因迁徙而来，所奉祀的坟墓不是父亲的就是祖父的。伯叔兄弟子侄早晚相互守望，抬眼便可以全部认清，远的也不过是袒免之亲；既然如此，又何必编族谱？所以我说：江南有族谱不是繁文，江北没有族谱也不是苟简，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新安处在群山之中，很少经历兵火，号称多有旧族，其中程、汪两姓尤其显著。程氏的祖先是陈将军忠壮公，汪氏的祖先是唐总管越国公；源流久远，支派日益分开，分开的支派又各自记录自己的出处，但他们的谱系有时仍不能互相贯通，这样看来，族谱确实有不可缺少的地方。休宁兖山的汪氏，出自越国公第四子汪广之后。汪广传十三世，分别是知游、知润、知济。知济迁居饶地，住在浮梁桃溪，传到第八世，生有宋代枢密庄敏公汪澈，他这一族曾经两度显贵。知游居住在休宁万安，传到第十世，有一人叫至学，号国谕府君，生三子，名为以仁；传到玄孙相隐，迁居县南，名为以和；传到玄孙金寿，正值元末战乱，奉养父母，寄居姻亲家中，带着全家随程氏迁到兖山。金寿的曾孙名世宁，因为祖先几代迁居不定，后代日益繁盛，才开始取旧谱续修，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弟弟世行历任醴陵、新昌两县官职，如今辞去政务在家居住，于是完成了哥哥的志愿，间或拿来给我看，请我加以订正，并刻印颁发给族人。我看世行所修的族谱，以兖山、县南作为内纪，把桃溪、万安的支派附在其中；又以登源、大畈、西门、潜口、黄坡等地的汪氏，以及越国公弟弟宣城公一支作为外纪。凡是祠堂、坟墓所在之处，金石碑铭，以及所得的赠文、颂文、祭吊、挽词，全都按类别附录；既有目录，又有图表，能够崇尚孝敬、区别亲疏，订正前人的得失，并且在其中微妙地寓含史法。这实在是有志于追究本源、合聚族人，并为后世树立范式的作品。若不是世行学问纯正、见识深远、用力勤勉，又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与率口的程氏同出于忠壮公一支，又与世行交情友善，而西门、大畈的汪氏都与我家世代通婚，所以很乐意看到这部族谱完成。同时又担心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把它看作繁文而不去探究，因此便把族谱不可缺少的意义题写在后面，来告知阅览者。此处载刘教谕所注《武夷棹歌》后的跋。晦庵先生的《武夷棹歌诗》一卷，如今是休宁教谕、南海人刘君孟纯根据自己所得的体会加以阐述的。晦庵先生亲身承载此道，以启发后来的学者，大凡他说的话，没有不是道的寄托，何况这些诗呢？刘君可以说是笃志求学，而不同于世上那些谈论诗歌的人。当时御史沈继祖弹劾先生十条罪状，这首诗也在被议论之列，大概是指责它末章末句有不臣之意。唉！这首诗的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而刘君却如此专心，在百世之后品味它的文辞和思想，以发明先生的心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存心相差，岂止像天壤一般！我因此为之三次叹息而不能停止，写在它后面归还给他。弘治庚戌春二月祭丁日，归田学士程敏政识。此处载《题南山赏梅联句诗后》。弘治己酉年冬天，雪大而寒冷，梅花没有按时开放，唯独我家南山的一株开得特别茂盛，却没有人知道。庚戌年二月八日，教谕南海刘孟纯景文、训导太平黄伦汝彝，从下纹溪乘船一同前往，直达梅花开放的地方。友人汪思恭克敬、詹贵存中、塾师汪尚琳廷贡，也先后同来。于是我们倒空瓦盆，采摘园中蔬菜，对着梅花大吃，直到傍晚，开始创作联句，祭奠梅花神并告诉它们，把这作为年年赏梅约会的开端。宾主都非常欢乐，景文于是放船顺流而下到屯溪，汝彝与思恭、廷贡回到县城，存中回流塘，而我独自大醉，留宿在南山读骚亭。第二天便把联句一同抄写成一卷，赠给汝彝。此处载《题王克恭驸马所赠程国辅卷后》。我看这卷作品，全都是开国初年的名家手笔，哪里只是卞玉、隋珠可以相比！可是竟然拿案牍中的破旧文书、经箓留下的纸张来作装裱材料，可见我们乡里的俭朴到了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极点了。不过，它们没有被拿去盖酱瓿、供应爆竹，而还被取来夹放在几案席间，难道能说是不知道珍惜吗？此处载《题〈西山真氏跋传〉正夫所编〈慈湖训语〉》。按：慈湖先生是象山的高足弟子。当时攻击陆学的人，一定把慈湖列为首要对象。然而考察他所得到的学问，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极其合乎义理的言论了。这就是他最终能够传承此道，并成为朱子一世嫡传的原因吗？此处载《书汪廷润赠行卷》。我的朋友大里汪文明到成都任副职时，他的儿子廷润陪同前往。廷润的兄长良贵令君与乡亲亲戚绘图作诗为他饯行。廷润回来时经过休宁，拜访我说：“请您先空出上面的篇幅，我将有所请求。”我当时无法答应。过了一年，他请求得更加坚决。但我抱病很重，病势危急，即使勉强安坐，一切书写之事也都办不了，于是口头作诗写给他。不过，古代仁人一定要用言语赠送给别人，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廷润还应当懂得这个意思，并以此自我勉励啊。此处载《书二沈墨迹后》。云间二沈以文章书法闻名，在永乐、宣德年间，当时像三杨、二王等诸位先生都以友谊看重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才华秀美、品行高洁，不只是书法工巧而已。评论者说小沈的字清劲，超过他的兄长；又有人说大沈的字含蓄有韵致，弟弟也比不上。但两人的作品都值得珍贵。我乡吴以忠客居云间，购得这一本，大概是小沈得意之作，哪里能够多得呢？此处载《题树萱堂卷》。

译县南姚天德拿《树萱堂卷》来求我作诗，正赶上我病后初愈，已经很久没有写韵文了，于是翻检旧稿，找到《萱花行》一篇，抄写下来给他。大体说来，种萱草的意义，就是奉养慈亲的心意；即使让我再说一遍，也不过如此罢了。此处载《书汪道全所书千文后》。婺源汪君道全以善于书法闻名郡中，凡是刊刻发行的碑刻，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像这一本尤其清秀婉丽、令人喜爱；如果继续不断精进，他将能够从吴兴书法再向上追寻，窥见晋、宋书法的境界吗？他与族侄孙祖瑗等人请歙县士人黄文敬刻印，公之于学者之间，拿来给我看。我与道全有姻亲之好，也有文字交往的雅谊；他为人谨慎厚道，可以交往，并不只是因为书法工巧。此处载《题友梅轩卷吴山云诗后》。右边是宋代国史编校吴君资深《友梅轩诗》一卷，全部是真迹。像我同宗的老丞相吉国文清公、左史竹坡吕公、总管虚谷方公，都是一时的宏大学者，此外很难再有可比的人。卷中也有许多幽居之人和隐逸之士，而山云的一首绝句尤其警策，值得讽诵。吴氏是我县上山的望族，编校是五世安抚文肃公的曾孙，以文章品行闻名。他的同族五世孙中也有许多贤者，如宗文的儿子若凤、宗庇的儿子景亨、宗懋的儿子景存、宗绵的儿子景暾，都十分尽心于继承世代德业，想要振兴它，使之成为本族乡里的光荣。文献世家的后裔，本来就应当如此吧？他们的同族兄弟多与我来往，所以我得以看到这卷诗并写下这篇后记。此处载《题夜绩教子图》。夏氏世代居住在县南，以德行善举著称。齐永仁是龙泉县丞郁的弟弟，年少时父母双亡，努力求学，做乡里的塾师，性情极为孝顺，乡人都能详细讲述他的事迹。这是他所作的思念母亲的诗。永仁去世已经很久了，他的儿子思廷章以擅长书法闻名县中。中间他拿这幅图来给我看，诵读其中的诗，品味其中的意思，仍然使人黯然神伤，不能自已。这大概就是所谓发自内心的话；即使没有见过这个人，也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诗说：“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夏氏子孙应当以此自我勉励。此处载《题闵川幽居记后》。右边是乡先生苏景元为程应祥君所作的《闵川幽居记》。应祥的儿子道昭偶尔拿来给我看。我往年因为同宗的情谊经过闵川，道昭带着他的弟弟天阳、春阳、富阳、再阳邀请我到他家，观览山川的胜景，确实如景元所记。如今忽忽已经十年了。道昭名叫紫阳，是因为他刚出生时，应祥正在郡中的紫阳书院，报信的人到了，所以用紫阳给他命名。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见到应祥，但读了《幽居记》，推究他给儿子命名的意义，知道他是乡里杰出的人士，不是平庸之辈所能相比。因此题写在后面归还给道昭的儿子■〈日上永下〉升，让他珍藏。此处载《题荪田程氏所分统宗谱后》。我已经把程氏《统宗谱》编刻完成，参加的族人有四十四房，领谱的一房有几十人。但他们居住的地方远近不一，所以领谱那天，每房也有一两个人不能到场。当时因为要赶着进京，留下的谱本便收藏在家中，于是命人加锁，用十重封套珍藏，等待以后处理。等我南归时，已经过了十年；估计终究不会再来，便准备把它取出烧掉。各位宗人商议此事，只是不能把谱给非本族的人罢了。如果是出自四十四房之下、只是没有赶上会集的人，给他又有什么嫌疑？于是山斗房的存绶说：旧谱说，迪公的长子硕生行仁，行仁生诸四，居住在荪溪，当时因事情不能参加会集，所以遗漏了他。诸四的第五十七世孙中有一人名泰亨，每每因此自责，于是取出其中一本给他，并在卷末题写文字；借此告知阅览者，说明这本谱的来源，也告知族人，应当恭敬奉守它，不要忘记祖先的出处。此处载《书王太守卷》。我南归回到县城时，曾经作诗赠给吴兴太守王君。王君得到诗后，装裱成卷，后来寄信说：“希望您再写些作品来补足它。”只是我平日的文章书法，大多不如别人，偶有应酬，也往往只是勉强凑成。何况我在病中流落之后，呻吟病苦之余写成的东西，哪里配得上当时那些声名显盛的作品？我再三推辞，王君请求得更加坚决，于是翻检近作，抄写几章给他。这样做只够让阅览者取笑，若把它扔掉，也还足以污损墙壁、覆盖酱瓿罢了。此处载《书程氏三节堂诗后》。成化戊戌年，我省亲回朝，族侄长翰泰相送我到武林，拜了两拜说，他的母亲讯行汪氏二十七岁守寡，母亲洪源王氏二十岁守寡，母亲潜口汪氏二十八岁守寡，三代都苦守节操，一门如此，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动，请我作一首联节诗，我答应了，却没有来得及写。泰已经告别离去，而我的诗才写成，每每因没有及时交给他而遗憾。弘治己酉年，我南归，才把这件事告诉泰，准备抄写给他；但我又病了很久，泰的弟弟锺接着来请求，才听说泰的不幸，也已经三年了。抄写交给锺后，又略述事情的始末，以显示人事竟然如此不齐。锺的父亲叫道兴，继父叫道茂，娶洪源王氏为妻的是道宁，娶潜口汪氏为妻的也是道宁。如今这三位都已去世，而锺的母亲七十五岁，潜口汪氏六十五岁。此处载《书冯宪副联句诗后》。弘治壬子年六月，致仕宪副冯君佩之从浙西出发到新安，十九日那天，带着一个童子冒着酷暑经过休宁，算来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当时我刚因末疾谢绝宾客，但唯独高兴佩之到来，与他谈笑一整天，忘记自己是病人。第二天约县学的黄汝彝司训一同到南山竹院，稍稍畅叙相聚之情。酒喝到一半，等汝彝没有来，于是我与佩之作联句，写成三章。汝彝在天色将晚时骑马涉溪赶来相会，我们倒酒再饮，又作成三章。中世以来，隐居的士人，大多隐藏踪迹，不愿与人交往。我每次经过他们那里，总觉得富贵官位不过是浮云，本来不值得谈论；一时的毁誉，自有公正的评论，这难道值得因此困扰自己吗？又何必如此拘谨呢？像佩之这样高雅旷达、见识开阔的人，如今哪里还多见？只是我病了很久，气血衰弱，笔墨都荒废了，见到佩之便不知不觉振作起来，于是在联句卷首题写了这些话。齐云岩是我们乡里第一胜处，佩之将要拉着汝彝一同登临，我不能跟随；他们所得的诗篇，应当另行成卷。此处载《题李推府卷》。推府、高邑人李公相儒拿着素卷来请求我抄写旧诗，于是随意抄录如右。因而想到李公凭借俊秀的才华和宏伟的器度考中高科，辅佐大府，功名一天比一天显著，却还要取用渔歌牧唱的作品，难道是因为饱食大烹鼎食之后，也想得到山野蔬菜海中珍味来稍稍清理困倦的思绪吗？抄完后附上这些话，一并博取一笑。此处载《跋陈定宇先生〈小学字训〉注》。

译已故定宇先生陈公，是我们乡里的大儒，被称为朱子一世的嫡传，而且学问并不是空谈。凡是他的著述，都一定对道有所补益，其中重要的作品大多已经流传于世。像《小学字训》注，也是其中之一。《字训》原本是蒙斋程氏所著，蒙斋的祖先也出自新安，后来迁居德兴；他是朱门的高足弟子，这部书曾被朱子收录，认为它是扩大了的《尔雅》。因此先生删去旧注的芜杂，使它更加精要简约，以惠及后来的学者。可惜刻本年代久远，字迹已经磨损；先生的族孙荣、鳌，都是儒学生，于是召集族人重新刻印。间或拿来给我看，我私下听说伊川夫子论善于学习的人，认为求取言语一定要从近处开始；又说，没有不明白文辞意义而能见到其中意旨的。那么这部书的流行，难道只对乡塾中的小孩子有益吗？如果确实能从这里得到心学的大概，然后进一步阅读圣贤的书，一定会有所领悟，不至于茫然放纵地奔逐在口耳之学的末节上，这也差不多可以不辜负先生注释此书的用意了。此处载《书施秋官行卷》。秋官主事、黄岩人施君彦器奉命到江南审决案件，辛亥年十二月甲子日抵达休宁，夜宿宪院，随即与黄司训汝彝作了联句。乙丑日，汝彝请我一同登云岩，遇到下雨，到了阳山寺小饮，并作了限韵诗。我因病先行回去，施君和汝彝冒雨前往，兴致奇特而又健旺。当天住在山岩上，彼此唱和的诗篇很多。丙寅日下山到我家，正赶上梅花盛开，又作联句三章。丁卯日返回歙县，经过南山整理诗卷，得到二十多篇。天气寒冷，年末将至，公务又十分繁忙，而施君却沉醉于山水之间，仿佛不知道案牍事务的劳累；若不是他见识远大、超过常人，实在做不到这样。可惜我在疾病之后才力衰耗，勉强追随其后，实在免不了被讥笑为劣马追随良骥，于是题写在卷首。汝彝家在太平，与施君有姻亲关系；我在京城时，施君也屈尊来访，与我有一日交往的情谊，所以特意如此不弃。《篁墩文集》第三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第三十九卷。明代程敏政撰。题跋。此处载《跋真西山先生〈心经〉附注》。西山先生的《心》《政》二经刊行已经很久了，但我曾经仔细考察它们：《心经》中有先生亲自作的赞语，出自手订，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至于《政经》，虽然开头用经书训释作首篇，却又附入汉、晋、隋、唐守令的事迹，凡是先生历任州郡时所发布的榜文、谕告，也杂乱地附在其中，竟然自己命名为“经”，我私下恐怕并不正确。难道是先生曾亲自抄录经史中治理百姓的要旨，以备省览，后来人附会编成此书，想要使它与《心经》相匹配吗？或者认为《心》是根本，《政》是作用，勉强可以成为一家之说，但这尤其不对。程子说：“心是同一个心，有指体而言的，有指用而言的。”朱子的《大学章句》也讲心的全体和大用，如今却单独指心为体，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何况圣人的政治，必定由修身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凡是制定礼乐、修治内政、抵御外患、任用人才、管理财货，都是政治的大事，《政经》却一件也没有涉及，只拘拘于民政事务之间，记录施政和禁戒的痕迹，实在令人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现在只取《心经》作为附注，《政经》暂时没有涉及。因为如果确实从心学中有所所得，把它推行于事务，便没有什么不合宜；它的本体完备，它的作用周全，也就不必再向别处求取了。此处载《书郑时雍草书千文后》。郑氏居住在歙县双桥的人家，大多很有才气，是当地的名士，尤其喜欢以文章书法相互推重。乡进士郑时雍就是其中一人。他的族人得到他的草书《千文》本，请仇村的黄文敬摹刻下来，拿给我看。我一向与时雍来往，多次见过他的文章诗篇，认为清新典雅、内容丰富，应当不断精进，却不知道他还以此为乐。这也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人吗？可惜我最不擅长书法，又因病初愈而心志衰耗，只能翻阅欣羡，不能仔细辨察其中得意之处。他究竟应当与谁相比呢？一定会有真正懂得并珍爱它的人吧。此处载《题朱子所书〈敬斋箴〉后》。右边是晦庵先生的《敬斋箴》。与我近来看到的其他版本相比，字稍微大一些。大概是先生对后学一片恳切之心，所以屡次书写来示人。先生的八世孙、婺源司训贞将它翻刻流传，请我题写在后面。唉！“敬”是圣人之学始终的要领。后学如果能够体会先生的用意并有所收获，那么凡是心意在笔画中呈现出来的地方，就如同先生亲自传授一样。此处载《书朱子所书〈易·系辞〉后》。右边是晦庵先生所书《系辞》中从“易有太极”以下的一百一十二字。西山蔡氏在常德府学刻石，字迹有些地方已经不完全真实，大概是翻刻本。如今先生的八世孙、婺源司训贞又重新刻印，恳切珍惜祖先手泽而不忘，可以说是贤者了。这一段是圣人精微的言语，也是经世治国、启发蒙学的根源；西山先生又曾参与讨论，当然对它的领会很深。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学者难道可以安于凡庸浅近，而不在这里用心玩味吗？此处载《跋西门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译右边这些名公的墨迹共四十八纸，是已故西门处士汪尚古先生收藏的。其中宋代端明殿学士眉山苏文忠公和兵部侍郎襄阳米元晖公各一纸。苏帖中所称“仲车先生”，就是节孝徐公。太师徽国朱文公三纸，是吏部献靖公行状的初稿。我曾见过它的净稿，这些作品也都使用乌丝栏，可见前代正人做事，即使是草稿也这样不苟且。丞相吉国程文清公一纸，是奏稿。我曾在槐塘见过丞相家有几十卷日记，已经断裂不全，这大概就是其中一卷。将作监簿西城吕公沆一纸，是自寿诗。吕沆任右文殿修撰，是竹坡吕午的儿子。竹坡触犯史嵩之，西城触犯贾似道，都因此被闲废，士人舆论很推重他们，《宋史》都有传。建德路总管虚谷方回公一纸，称吕公为内机学士，说的就是西城。元代中书左丞乌克逊干卿公两纸，是杨仲弘、黎芳洲的词。干卿名良桢，号约斋，字写得流丽，风格处在子山、伯机之间。仲弘字伯谦，浦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人，都是诗坛巨擘。奎章阁侍书学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纸，是汪用衡诗序。字行欹斜，字体模糊，大概是失明时所作。序中说用衡的五世祖叔耕，也出自西门，就是所谓柳塘先生；他师从朱子，又与西山交好。礼部尚书宣城汪文节公聘君、师山郑公玉、环谷汪公克宽、礼部员外郎黟南程公文、国朝参政金陵端公复初、歙县郑公久成、提举吴门朱公德润、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彦良、会稽教谕屠公性、翰林编修金华苏公伯衡，共十纸，都是写给吴季实、吴季克的。季实名国英，居住在歙县凤凰山，跟随环谷学习，官至长洲学谕。季克是他的弟弟朝英。师山、环谷、黟南都是本郡的大儒，文节公的祖先也出自婺源鳙溪；当时文章和节义的盛况，可以想见。德润字泽民，以绘画闻名吴中。复初帖中说“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大概是吴元年之事；第二年戊申改元洪武。久成后来改名士恒，字居贞，后来又以字行世，居住在歙县长龄桥，任河南参政。伯衡、彦良也是国初的文章巨公。驸马和阳王公克恭、翰林侍讲学士风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权公纬、河南。李公讷、推官徐公逊、刘公昭父以及某公良枘，共六纸，都是写给唐仲实的。仲实名桂芳，号白云，是故筠轩山长唐元之的儿子，官任徽州路教授；父子都以文章著名，风林诗中也称许他。杜君，就是元代待制、清碧先生杜本。克恭实为继承者；卫国公邓愈镇守徽州，喜爱贤人，礼遇士人，而李公帖中说职责勉强完成，只担心百姓贫困、无力应付，并且郑重地向仲实问政。徐公字敏夫，号静学，词也豪迈俊逸、令人喜爱，是当时贤能太守的副贰。风林与环谷诸老前后相继，又遇到飞龙在天的时运，成为帷幄中的元臣；文章之道的穷达，难道本来就有定数吗？昭父不知是哪里人。我曾见江敬弘《斐然集》，其中记载他与会稽唐肃等人在濠梁结诗社，怀疑就是此人。樵墅韩公廉和彦良两纸，都是写给婺源马氏的；其中称“敬斋”的是马肃，行医而能作诗，官任江西医学提举。樵墅也出自婺源，诗、画、字号三者都绝妙；其中称“则贤”的，是马肃的儿子。泉州路总管郑公灊、徽州通守何公翔卿、荥泽丞余公镛以及揭公枢、郑公斌，与仲实共七纸，都是写给吕旭的。旭字德昭，是西城的后裔，号菊篱，官任延长教谕。仲实最后一纸，就是为此卷作跋的人；礼部侍郎朱公同代为他书写。考察其中详情，才知道前面的苏、米、朱、程四帖本来出自吕氏，而枢是豫章学士文安公的孙子，同是风林的儿子。灊本来写作“潜”，字彦昭，号樗庵，是居贞的父亲。镛字子韶，号尚友，居住在休宁凤湖；而斌的名字也见于《朝野诗选》中，难道也是长龄的郑氏吗？小山张公久可、翰林修撰鲍公颖、进士董公仲可，共三纸。小山是四明人，别号醒吟居士，以乐府闻名当世。颖字尚褧，居住在歙县棠樾，是师山的门生。刘公翼南一纸，写着“琴趣”二字。翼南号拙庵，官任礼部属官；大概因为尚古先生博学能诗，尤其擅长琴艺，所以翼南写此相赠。左都督、追封定边伯沐武襄公昂一纸，大概是武襄镇守云南时，曾专门写信派使者迎请先生，想传授给他琴艺指诀；先生当时听说后以疾病推辞，也不能前往。先生名德，字以名行；先生的曾祖妣太夫人是我的从侄，即先尚书少保襄毅公。我在正统年间曾拜见过他，只是我出生得晚，来不及见先生。先生的孙子时春继承收藏了这些墨迹。每当与人一起摩挲赏玩这些帖，不胜感慨其中留有先人的手泽。然而当时那些老成的前辈，早已一个个消逝殆尽，所以略记他们出处的大概，附在卷末，使观览者有所考证。至于凡是声名显著、为人耳目所熟知的事迹，也不能全部附记。为所题《小金山诗》作的跋 成化壬寅年五月十五日，我曾经过岑山渡。岑山在歙县南十五里，淛溪的水从四面环绕着它，山势孤峭绝立。所以师山先生曾把它改名为小金山。山上旧有一座寺，名叫周流，因为人迹稀少，迁到了北岸。寺主坚上人邀请我作茶供，于是我留下一首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坚已经去世，诗也失传了。坚的弟子道济托我侄子和来求我重新书写。俯仰今昔，不禁为之感慨。为所题《郑公钓台诗》作的跋 成化壬寅年五月十二日，我到祖庙，在篁墩湖上徘徊，观看先世忠壮公射蜃的地方。放船到富登渡，想到从前师山先生郑公曾喜爱富登的奇石，把它命名为“钓台”。余忠宣公曾在崖上篆刻这几个字，和客人寻找却没有找到；于是一起把船停在崖下，冒着急流，破开蒙蔽的草木，派人剜除、砍伐侵蚀石刻的苔藓，郑公钓台四字果然清楚地显现出来。于是我当场口占七言古诗一篇，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先生的后裔孙虬取摹本装裱成册，请我重新书写，来记载一时的胜景。江山依旧，岁月渐渐侵蚀，而学术日益衰落，我因此惆怅，不能自已。追怀旧日游踪，题在诗卷后面归还给他。为《云遨摘稿》作的跋

译已故歙县人郑腾海，在双桥诸郑中极其好学，作诗作文都努力追摹古代作者。可惜命运不佳，早早去世，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他的妻子汪氏出身于旧家，尤其贤明，谨慎地收藏他的遗稿，等待儿子成才。不幸三个儿子都死了，只剩她和一个小孙子相依为命，守节之志更加坚定。她间或把稿子交给腾海的弟弟虬，说：“我老了，一定要得到内翰程公看一看，或许我丈夫一生辛苦所得的东西，就不会同草木一起腐朽了。”我怜悯她的心意，替她选定一百多篇，交给虬，说：“这些也足以使他在一乡之内不朽了。假使上天稍微多给他一些寿命，他的成就又哪里会止于此呢？”腾海侍奉父母很孝顺，这一点多次见于他的诗中。他所交往的多是名士，也都哀悼他的志向未能实现。由此可以知道，腾海的学问，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都充分体现了道义，本来不只是文辞藻饰值得流传而已。可悲啊！为《宁庵卷》作的跋 我经过武林，在湖州市拜访刘竹东。竹东说，他的朋友黄天锡君取“寿”的意义，以“宁”字题写他的庵名，请我说几句话。当时我急着北上，来不及答应。竹东又让他的儿子景敷带着册子乘船追来，再三说明请求，我才得以展开阅读。原来诸位君子写文章或诗歌来阐发此事的已经很多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不过我虽然没有见过黄君，私下认为他或许近似古代的逸人，内心安恬，志意专一，与外物无所争竞，这样就可以使世上那些轻浮急躁的人感到惭愧；他的可贵并不只是因为长寿可以验证。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册末。由此可见我对黄君的取法和赞许。为范文正公手书《伯夷颂》作的跋 范文正公的学问，不知道师承何人。但他每逢处理事情，都能把握要旨而不流于泛泛，得到圣门遗留下来的方法。例如在韩文中独独选取《伯夷颂》，书写它来坚定懦弱者、树立廉洁、使贪婪者知耻的志向，与“先忧后乐”的话如出一辙。其他较小的事，如弹琴只记《履霜》一曲；较大的事，如从经礼中摘取《中庸》授给横渠张子，更是秦汉以来未曾有过的。那么，学习不知道抓住要领，却想在天下后世树立伟大事业，哪里看得出这是可行的呢？我经过姑苏，到祠堂下拜谒，遥想他的风节功业，思念之情难以胜任。拜谒后的第二天，公的后裔孙从规带着这篇《伯夷颂》的真迹来到，我在船中得以拜观，谨将自己的浅见附记于此。为《李云阳先生〈进思堂记〉》作的跋 右边是《进思堂记》一通，由元代江浙儒学副提举一初李君撰写。元代制度规定，在宁国等路设置榷茶提举司，治所设在徽州休宁。至正年间，贯云石学士的孙子子素来主持司中事务，而李君当时任婺源州同知，这篇记就是为此而作。石刻毁于兵乱，明朝初年又放宽茶禁，所以提举司成为废墟，税收归入民家。我曾得到这篇记诵读，觉得其中确实是匡正时弊的策略、追究根本的议论，不是苟且应付世事的文章；只是还没有看到他的全集，仍以此为憾。弘治初年，我被放归南方，才得到所谓《云阳集》观看。原来是他的族孙、今学士宾之辑录付梓的，已经号称精详，但这篇记却缺失了。我私下认为此篇在集中本来不可缺少；今年入朝，首先把这件事告诉宾之，宾之请求把原文交给他附刻，于是抄录一遍如下。我乡旧家收藏李君遗墨的最多；听说溪西俞氏有一块《节士碑》，也是李君撰写的，便去求取，得知它已被有关官员运送到婺源学宫，磨去旧文，用来刻科贡题名了。后来又听说当时有人不忍心磨去碑文，只在碑背刻写科贡题名，但把它移到靠近墙壁处，使人无法摹拓。于是急忙让一名工人前往绘摹，只摹得一纸，准备等来年再去；谁知初春发生火灾，庙学全部化为空，所谓《节士碑》也烧成灰烬，什么都没有留下。可惜啊！我看到宾之郑重珍惜祖先手泽，每得到一件必定记明它的来源，以表示不忘继承先业；想来他还会有此卷以外的遗物，所以取碑文的摹本赠给他，并把这件事一并记下。为《谒陵倡和诗卷》作的跋 弘治戊申年，我被放归江南。闲暇时检查收藏的故旧唱和诗稿，大多鲜明如新，唯独成化甲辰年西陵唱和的诗篇缺失了，大概当时只有学士青溪公的一卷先行完成，其余的来不及书写。我想到谒陵唱和没有比这次更盛大的，想写信向青溪公询问，请他抄录，却没有办成；然而这件事始终没有不在我心中往来。又过了三年，承蒙恢复恩宠入朝，得以见到青溪公，首先就说起此事，才知道礼部曾发生火灾，这一卷幸而保存下来，其中也有些断裂。公惆怅地替我整理了一遍，给我题写在卷后。俯仰今昔，十个寒暑已经过去了。唯独公受到两朝知遇，位居六卿之首，士人声望一天天提高，大概将要承担太平时代的责任。至于诗词书翰，不过是他的余事，不能用来衡量他的轻重。然而假使后人读这些诗，知道馆阁之下也有不把充任馆阁文章视为满足、像公这样的人，那么我作为后辈交游，也能分享他的荣光；难道这卷只能算一时的掌故而已吗？为《尚约文集》作的跋

译右边是《尚约文集》二十卷，由故太子少师、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泰和萧公所著，他的儿子昉编成。起初我被放归新安，昉正任祁门学训导，曾带着这部书经过南山精舍，请我校订刊刻，过了很久还没有答复。后来我入朝，昉写信请求，我没有推辞，于是校订一遍，感叹道：“文章本来不能轻率地评论，但其中也有不可缺少的。六经的文章与道合而为一，深远广大，哪里能够企及！等到熟读而从容推究，那么誓诰、论议的文辞，朝廷和民间的赋咏之作，以及史官所记、国子弟所学习的文章，虽然经历数千百年，道术有分裂、有纯杂、有正变，不能彼此排比，但帝王发布政令、施行政教，士君子辅佐社会、应接万物，怎么能离开这几类文章的范围，另立一条道路呢？譬如时代和世事，从来不是没有方圆，而六经就是规矩。若说万物不能完全从规矩而出，便连规矩所能达到的地方也一并废弃，那就是错误。”我朝自高皇帝重视翰林之臣，不让他们劳于簿书，使他们专任代皇帝起草诏令，文治由此兴盛，作者人才接踵而出。文皇帝又开设内阁，慎重选择其中人才，使列圣相承，贤能之士更加兴盛。像萧公这样的人，当然就是其中之一。公在宣德初年考中进士高第，历经三朝担任史官，侍奉经筵，教授国子，掌管机密，前后三十年。他的文章大多取法六经，而凭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本来就是要宣扬大政，辅佐经学，成就造就人才的事业，彰显一代盛况。至于卷册中遗留下来的文字、金石上刻下的文章，记载一时的政令，叙述前辈的师友交游，议论四方的风俗，足以备检索、供见闻；所谓不可缺少的，难道一定要专门是文章才足以流传吗？萧公在正统年间与先尚书襄毅公以及侍郎叶文庄公交往甚密。先公任山东参政时，萧公所赠的言语在文集中可以查考。何况昉很贤能，能够以经术继承家业，又这样殷勤不忘先德，因此我写下自己的所见，告知观览者。至于萧公文章的大体，尚书琼山丘公以前已经作过序，这里不再赘述。诗十卷也已经先行刊刻，不收入文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为《论语或问》作的跋 《或问》中“气质”的说法，一章末尾缺少四十三字；“见善”的说法，一章开头缺少十五字。大概是当时的刻本不完整。不知情的人把语录中的“九思”两段抄入其中，用来充当《或问》，文章气势和文理很不相同。现在考察《集成》和《通释》，校定为这样。而且“九思”章下面原本也没有《或问》，这种妄加更为严重。续刻者应当补正。题《龟山先生文集钞》《龟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已经很久不在世间流传了。馆阁中有一部，获准请求借阅，但我的力量不足以全部抄录。于是抄取那些在心中有所体会的部分，重新汇编为十六卷，如今收藏在家中。唉！先生的文章，哪里是后学者敢于选择评定的呢？这就像一群人一起到河里饮水，各自只能喝到符合自己容量的水罢了。为《大雅堂卷》作的跋 右边这卷《大雅堂诗文》，篆书古文由周伯琦书写，记由宋潜溪舒子贞撰写，传由蔡渊仲撰《周易》的董宗文撰写，诗由刘彦明、程邦民、周子冶所作；都是元末和明初的名流，合起来是为鄱阳胡氏所作的，而今由刑部员外郎胡韶收藏。韶的六世祖振卿，在元至正年间起兵乡里抗拒群盗，保卫州县乡里，行省承制授他为鄱阳路判官；不幸为义而死，他的妻子赵氏带着孤儿，历尽艰险，终于能够延续丈夫的祭祀，并以节义闻名，这些事在传记中可以考见。正当天下初造、局势混乱的时候，臣子背叛君主、妇人抛弃丈夫的事，大概多得无法一一计数；而烈夫贞妇却出现在胡氏一家，难怪诸位君子要把事情写详，歌咏其事，用来补史书的缺漏，并规劝世上做臣子、做妻妾的人吧？我私下想到，士人不幸生在乱世，以至于舍弃生命来取得道义；其中如果还有被深深掩盖、更加不幸的事情，尤其不能不为之申明。传记说，至正乙未年冬，陈友谅进攻饶城，振卿带着家人退居浮梁，组织乡兵未能成功；丙申年九月，遭到歙人汪童叛乱而被杀。唉，这就是所谓不能不为之申明的事。汪童本来写作“汪同”，是本郡婺源人，也是元末起兵保卫州里的，他历任淮南行省左丞，以忠勇闻名，后来在东南被张士诚所杀；东山赵先生汸为他立传。传中记载丙申年九月的事情说：汪同率领两万人攻破凤游山渚寨，直抵浮梁，连续作战都获胜，准备乘胜收复饶城，主帅嫉恨他的功劳，于是命令他回来。根据当时的形势推测，大概是鄱阳、歙县两军在仓促之间，互相怀疑对方是陈友谅的人，因而不加审察便杀害了他。这实在是无法挽回的遗憾。过去段匹磾、刘琨一同讨伐石勒，想以此匡扶晋室；刘琨不幸因被怀疑而被段匹磾杀害，段匹磾也因不肯屈服而死在石勒手中，史臣对二人都予以肯定，大概也是怜惜他们的志向而略去他们的过失，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我因此讲述振卿的事，并写下这样的议论。如今大明如日当空，四海安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和女子，安乐嬉游，恬静自得，各自尽自己的职责，以求进入贤臣淑女的行列，同时追悼昔人，独独去做那些艰难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我高庙统一天下的功业以及列圣休养百姓、涵育万物的恩泽造成的吗？我由此更加有感。员外君以进士起家，任刑曹，才华声誉非常美好，大概是忠节之士所获的报应尚未享尽，应该在他身上大发扬光大，用来劝勉世人吧。题《范太史文集钞》太史范公淳夫的文集五十九卷，秘阁中的本子曾获准借阅，于是亲手摘抄为十七卷，又取《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宋史传》附在后面成为一卷。范公是蜀公的从孙、申公的女婿、温公的门人；他严肃奉事的老师是康节、明道，和他同朝任职的是伊川、东坡。他对经史都有著述，其中《论语解》《唐鉴》尤其流传于学者之间，当时号称讲官第一，史臣也说他的奏议可以和贾长沙、陆忠州相比，这确实是恰当的评论。然而我看伊川在讲筵上自称缺少温润的气质，得到淳夫来后就特别高兴，于是怀疑范公是容易亲近的人；等我又看东坡每次面对别人都开玩笑，总嘱咐不要让范十三知道，便又怀疑范公是难以冒犯的人。难道是因为他的禀性纯粹，修养完备，又尽得当时家庭、师友的盛美，所以表现在言辞气度中自然合乎分寸，没有偏执、固陋、浅薄的过失吗？那么，读范公文章的人，应当懂得这个意思。范公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因元祐党争获罪被贬而死；南渡以后追复龙图阁学士，曾有人请求以“正献”为谥号，如今传记中也没有见到。

译题《汪文定公集钞》玉山汪文定公文集五十卷，旧有刻本，如今已经亡佚，只有秘阁本保存着。我曾获准借阅，但力量不足以全部抄录，于是亲手摘抄为十二卷，如今列在这里。公名应辰，字圣锡，他的祖先从新安迁到玉山；绍兴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端明殿学士。他是朱子的前辈，而朱子曾向他求教，朱子极其推重他的为人。他任敷文阁待制时，曾举荐朱子代替自己，可见他的见识高明、立身卓异、所得精纯，确实是一代大儒。可惜世上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然而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应当从心中体会他的为人，大概不是用言语所能让人完全明白的。为《汤东涧〈妙绝古今文选〉》作的跋 右边这部宋代汤东涧《妙绝古文选》的原本非常残缺。我总共得到十几种，都不够完善。近来得到匏庵家藏本，互相校对后才完整。然而我家收藏的闽本四卷，与吴氏收藏的浙本在卷数、版式、行款上都不同，次序也有许多差异，批点和论断有的详、有的略。我家本有赵东山的跋语，似乎最能得到东涧取舍文章的意旨，而吴本没有；想来当时它还没有收入刊刻本。为《齐云岩记》作的跋 休宁道士徐珌，字元实，住在这座山中，曾经制作一卷，请我书写齐云山兴废的情况，我因患病没有做到。珌元每次出山，必定来等候我。我在南山书院住久了，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答复他，于是检出旧稿，找到往年游览齐云岩的记文，写得颇为详细，准备书写后交给他。恰逢珌元被有关官府举荐为道会，而我也奉召北上了。我们在京师相遇，他向我传授雷法和养生之说，多次来请教而志意不满足，大概将有所收获。师父传授雷法和养生之说，他多次参请而志意不厌，大概将有所收获；而我却不足以知道他的深浅。我的尘世踪迹已经远去，遥望胜地而兴起思念，寻找从前与猿鹤的旧日盟约，或许还要等待来日。为艾郎中收藏的黄山谷真迹作的跋 古代善于写作精妙文章和书法的人，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法则，往往随着兴致所到而写，所以自然有佳妙之处，不是有眼力的人不能识别。韩愈为樊宗师作墓志，便像樊宗师的文章；与孟郊唱和，便写成孟郊的语言，难道是故意这样不同吗？只是他的才力超过常人，观者不能完全看出他纵横开合、收放自如的妙处罢了。黄山谷的真迹流落民间，有的与石刻本在大小上有所出入，也不能完全相同。武选郎中艾德润君把所藏《九歌》真迹给我看，笔势郑重宽裕，完全没有局促跳逸的姿态，就像珊瑚、木难这样的珍宝，见到的人都知道值得珍惜。我质朴鄙陋，书法又差，不足以评论它。想来有眼力的人，因杜德几而知道衡气几，也就会知道山谷这件作品纵横开合、收放自如的妙处，是无人能够企及的。为所题《汪尹四景画诗》作的跋 后来我往年经过大坂，友人汪玺君请我到他家吃饭，并且请求我题写这首诗的后记。汪君的儿子玄锡把聘礼送到我二弟的女儿家，议论的人都说这首诗仿佛有预言。汪君在成化年间授任武昌尹，死在任上，而我的侄女也已经抱着外孙了。玄锡跟随我在南山书院学习，请我重新书写一遍，于是把这些话记在后面。为伊川先生真迹作的跋 右边是一纸伊川先生亲笔书写的墨迹，本来出自程氏，后来落入师山郑氏手中已经很久了。信中称“光禄丈”，不知道指的是谁？考察范太史文集，只有一篇徐公赡神道碑，其赠官为银青光禄大夫，难道是指徐赡吗？范太史又曾为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郭公逵作墓志，郭逵的儿子忠孝，确实曾跟随先生游学；那么所谓“光禄丈”，又似乎是指郭逵。但信中说的是碑文，郭逵的文章是墓志铭，因此又不相同。自宋南渡以来，像度正、谭善心这些人，殷切地访求先生遗墨，有时只得到他的门状和断简，也要多重包裹、谨慎收藏。何况这件手笔是在历经沧桑、遭受焚烧侵蚀之后留下的，纸墨完好，鲜明如新呢？实在值得珍藏。师山名玉，是本郡大儒，子孙居住在歙县西部。敏政经过那里，有幸拜观此迹，于是摹写归来，刻在自家学塾中，并恭敬地把这些话记在后面。为《重订程氏世德碑铭》作的跋 考察郑氏旧谱，里面有元代学士张起岩撰写的《程氏世德碑铭》，言辞冗长，意思重复，读者都知道是伪本。近来得到张公刻本的文集，发现其中收有这篇碑铭。用旧本校对，篇章布局大略相同，但文字完全不同。大概是兵火之后碑本毁失，后人凭追忆重新写出，又抄取其他文章来补足。因此谨慎校订并注明这些情况，用来消除观览者的疑惑。为《孝义处士闵君墓铭》作的跋 我在成化丙午年为处士的墓写铭文，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石碑还没有刻成。如今处士的妻子孺人王氏，于弘治丙辰年十二月九日去世。岩童将要把她附葬在董川的墓地，请我接着书写并一同刻上。孺人名柔，生于永乐己丑年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九岁。岩童在庚寅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名叫九十。大概处士的孝义足以给后代带来福裕，而孺人的福分和寿命也确实享受到了这种福报。至于岩童，生前尽心奉养，死后表达哀思，彰显父母亲人的心意，时间越久也不改变，这些都值得书写。闵氏的后人还要努力啊！为《统宗谱》作的跋 我已经把《程氏统宗谱》编刻完成，宗族中参加的共有四十四房，领取谱本的有一房，人数不少于几十人。但各房居住地远近不一，所以领取族谱那天，每房也有一两个人不能到场。当时我急着上京，他们遗漏的谱本便收藏在家中，于是命人加锁严密收藏，等待他们来取。等到我一再南归，已经二十年了，估计他们终究不会再来了，便准备把这些谱本取出烧掉。各位宗人商议说，只是不可以把谱本交给不是本族的人；如果是四十四房之下的族人，只是当时没有来得及领取，给他们又有什么嫌疑呢？于是各房愿意领取的人各自取一本交给他们，并在卷末题写这些话，告诉观览者，以说明此本的来源；同时也告诫族人，应当恭敬奉守它，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从哪里出身。为《先祖行状》作的跋

译敏政年轻时跟随安成先生、彭文宪公学习，当时还没有什么见识。后来先妣夫人去世，先公请侍郎薛公所作的行状，向先生求取墓铭，其中有许多世系没有记载。大概先曾祖在洪武年间被贬居北方，家集散失，直到先公才想重新订定本宗谱；而槐塘孟公的谱刚刚出现，其中不免有异同，我曾经对此感到遗憾。成化庚寅年，先祖获得尚书赠典，按法应当在神道立碑，敏政于是告诉先生，请他把墓文改为碑铭。先生答应了，替我改定其中失载的世系，增加新生的子孙，并命敏政书写碑阴，以便确定记载在家谱中，留给后世查验。大体说来，这篇行状有三处失载：忠壮公之后分居南北，南宗出自忠壮公十四世孙、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北宗出自六合令大辨。大辨传到第十三世是宋文简公琳，和两位夫子的子孙跟随高宗南渡，与休宁族人联合居住、相互承继；而行状只说公是文简公的后裔，这是第一处错误。忠壮公十三世孙璊生峄，峄生四子粹、实、英、秀；大辨七世孙岩在唐代任义武军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安定县开国伯，他的儿子也名秀。如今行状却把博野房系在璊之子秀的名下，又把岩的官爵归给他，这是第二处错误。文简公的一房子孙跟随南渡，居住在鄱阳；元代有中书左司员外郎宣谊，生浙江行枢密院都事社。而休宁旧谱记载，澐的幼子南节居住在休宁陪郭，他的第十一世孙圉被赠为中书左司员外郎，儿子荣秀任儒学提举，实际上是伊川七世孙前来承继的。荣秀生二子，长子文贵，次子季荧；又有一支承继伊川七世孙祉，号儒行处士。文贵的儿子也名社，而行状却依据孟公谱，把他系在鄱阳社的名下，这是第三处错误。虽然错误有三处，但实际并不是另有不同，只是记载了开始而没有写完结尾，见到这一处，却没有把另一处详尽说明。唉！根据外乡异姓的说法来评论一个人的世系，又不熟悉谱学，出现这样的错误本来就应当；但子孙不能审察清楚的责任，却更加严重。敏政私下对此感到害怕，所以不删减文字，详细写出这些情况来告诉我们的后人，也让读到此文的人知道世系的重要，应当谨慎对待，不能忽略。为《萧氏祖茔诗卷》作的跋 先少保尚书襄毅公去世时，朝廷派使者赐葬于休宁南山的墓地，至今大概十七年了。后来先夫人在京城官舍去世，敏政扶柩南归，路过荆门，巡抚都宪熊公派人来吊唁；又在船中说：“齐河有个萧训导，极其精通堪舆家的学说，请一定把他请来，以满足您办理丧事的哀痛心情。”我怎么能不奔走哭泣呢？我回答说：“那就太幸运了。”等回到家三个月，萧君果然到来；他来时，敏政已经能够奉行完葬礼。于是和他一起察看墓地，并询问他的意见。萧君忧伤地说：“龙脉、穴位、沙山、水势，都符合古法，恐怕是近来未有的吉地中的上等之地。但有人却以方位、星象、卦象来责难它，这多半是错误的！”我因此推测，心里更加安定，也更加看重萧君的话，儒者的话是可以听取的。隔了几天，萧君拿着一册书告诉我：“这是我已故祖父萧愈留下的。”他的祖父曾因郭氏的学说登记在钦天监，曾奉命在秦藩主持葬事；但他的祖坟在常熟凤山，不能按时回去省视，每想到这件事就流泪。嗣王对此感到恻然，写下“祖茔”二字和一首赋诗赠给他。缙绅大夫听到的人，多接着在诗卷下面唱和，希望得到我的一句话，好使祖父的名字借此不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自在服丧居丧，不再处理文章事务，只是想到萧君从远方来，又想到他所殷切关注的是祖坟之事，这份心意本来和我相同，于是告诉他说：“古人远行时，一定先到墓前哭泣，然后才出发，是因为看重祖先遗体所在的地方。像您先祖父这样的人，知道这件事吗？而且又有您作为后代，凭经术立身，以此谨慎对待先祖坟茔、发扬祖先的德行，不是通达道义、明察轻重的君子，哪里能做到呢？值得嘉许。”临别时，我把这些话写下归还给他；至于我絮絮叨叨的过失，确实是无法逃避的。为吴氏收藏的先世遗墨作的跋 这是宋代两家的诰命文书，共一床，都是休宁琅琊吴氏的家藏。诰命是吴士林所接受的；士林是宋嘉定元年进士。三年以后，才授迪功郎、歙县主学；又加授修职郎，时间在咸淳元年。诰命中所列官衔，首相是贾秋壑，次相是江古心。忠臣和奸邪一同进用，即使尧舜也不能据此治理好国家，何况衰乱之世呢？大概不到十年，宋朝社稷就倾覆了。家状是吴腾亲自撰写的。吴腾是嘉定十六年进士，历任官职，做到钦州知州。他的举主如陈司业埙、李待制性传等，都是一时名臣；总共八次荐举，极其奖誉重视他。他大概是清廉耿介、不肯屈服的人，所以历任州县官三十年，仍只是崇禧祠官；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贤人君子沉沦在低微官职中的情形。吴氏后人说：“孟高是我从叔彦秀君的女婿，确实收藏着这部书，偶尔拿来给我看。”从嘉定癸亥年到如今弘治丙辰年，已经二百三十年了。虽然绫纸首尾稍有脱落，但在兵火之后，像这种可以用来征考文献的遗物，能够像吴氏这样保存下来的，实在少有。作为他的子孙，还应当谨慎地继承它，并努力学习、继承美德，希望不要辜负上代留下的遗赠。为《左朝奉郎将作监丞汪公若庸墓志铭》作的跋 考察宋绍兴辛巳年，完颜亮大举南下，国势危急。当时赵鼎被贬而死，张浚、胡铨被远远贬谪，万俟卨、汤思退一党的势力仍然很大。汪公也曾发表过意见。他身处偏远，官位低下，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力。忠诚悲愤所激，握腕而死。大概是不忍心看见敌人得志、国家灭亡，所以以身殉国吧？唉！鲁仲连的志向、屈原的忠心，汪公大概都仰慕他们；但史书失载，所以故人中很少有知道他的，实在可叹。我读了这篇墓志，因而把他的事迹表彰出来，使观览者知道汪公所树立的节操，不只是文学成就而已。为《新安文献志》作的跋

译起初，我编纂《新安文献志》完成，现任少宰、郓城人佀公恰好因贬谪来到这里主持郡事，答应替我刊刻传播。后来佀公被征召入朝，不久又奉诏巡抚南畿，于是下令郡中设置刻书板木等待，但抄写还没有完成，来不及交付刊刻。乙卯年冬，我因服丧回到故里。第二年春天，才重新修整旧稿；佀公所置的刻书板木还完好，于是把此事告诉同守浏阳人彭君哲航，到休宁设置南山僧舍，召集工匠开始办理。但工程庞大、劳役繁多，没有资金来源。恰好太守山阴人祁君司员到任，于是和彭君各自捐出俸金倡导此事，并采纳儒学生汪祚等人的意见，向先贤后裔请求资助。后来侍御三山人李君烨因贬谪来主持休宁事务，更加努力兴办，务求完成。通守南海人黄君惟节、郡推马平人王君经，以及歙县令丰城人熊君信、祁门令江夏人韩君伯清、婺源令宋城人乔君恕、黟县令长乐人高君伯龄、绩溪令鄱阳人胡君汉、休宁丞缙云人李君文、主簿商郡人侯君晟、典史宣平人朱君盛，都把各自劝募来的资助交给负责工程的人，帮助完成刻印。这部书按字计算有一百二十万多字，按刻板计算有一千六百多块。如果不是诸位君子留心这项文献事业，本来不可能达到这个结果；而兴道德、改善风俗的功劳，也确实由此更加盛大，不可磨灭。谨书写这些话来记载此事；郡县之间所有乐意资助的人，都把姓名列在后面。新安千户于君明捐助尤其多，特意表彰记下，用来劝勉崇尚义举的人。为《敬义堂》作的跋 右边“敬义堂”三个大字，是宋文公朱子为先世祖格斋先生所书；一篇铭文，则是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所撰。当时都有石刻，经历兵火以来，只有三个大字还保存着，铭文的石刻已经亡失。然而《西山集》中又只有铭文的记录而没有序，编者遗漏了它。遥想并敬诵这些文字，道德规范令人凛然，于是恭敬地把它悬挂在堂上，并把铭文抄录在下面，用来自我警策，也给后人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为《胡子知言》作的跋 我早年听说东莱吕氏有《知言胜正蒙》之说，渴望看到这部书，可是秘阁所收藏的也没有，常常因此引以为憾，于是向四方广泛寻求，三十年都未能见到。弘治己酉年春天，我南归经过姑苏，遇到仪曹杨谦，谈到此事。杨谦说：“我曾在昆山藏书家见过，答应转录给我，但很久还没有得到。”恰逢族侄文杰有事要到三吴，便托付给他，终于从陆氏那里得到，书上有“筱堂图书”的印记，大概是已故张节之宪副收藏的。其中也有很多错误，于是亲手校订了一遍，另外把吴文肃公、真文忠公的两篇跋文取出，置于目录之后。凡是朱、张、吕三位先生疑义中已经提到的书，便不再重复列出，另编为一卷。又把文公先生所论及《宋史》本传取来，编为附录一卷，是想使这部书编次完整精粹，便于讲习，并不是敢于擅自取舍。新安千户于侯文远的儿子应见我对此书的殷切心意，便为它刻板流传，也可以说是懂得求学向义的人了。我私下看胡子的书中说：“学习要广博，不要杂乱；操守要简约，不要浅陋。”文公先生曾诵读这句话来警戒后学，那么读这部编书的人，一定要以这句话为准绳，然后或许才能有所收获吧？《书经礼补逸》后 乡里的先贤还谷汪先生著书十多种，都发掘并阐明了前贤尚未阐发的内容，对求学者很有益处。然而只有《春秋胡传纂疏》《纲目凡例》《考异》流传很广，其余大多失传了。听说先生去世以后，这些书全被一个人骗走，掩饰成自己的著作。《经礼补逸》一编尤其号称精确，却无法见到；能够见到的，只有侍郎曾公的序文罢了。我族孙恕保每次谈到此事，总是十分愤恨悲悼，想把亡佚的书全部恢复，却未能做到。他的儿子、儒学生启跟随我学习，知道我对此事的殷切心意，便想尽办法购得了这部书。它的原本虽然遭到改窜，但只有增附而没有删补；所改窜的也不过是把“焉”改为“也”、把“乎”改为“哉”之类，真本和伪改的痕迹十分清楚。假如那个人重新抄录一遍，毁掉这个本子，那么先生的原书就无法厘正了。这是上天没有让圣道坠失，也是后学的幸运。先生的玄孙文彚、从玄孙仁智等与恕保急忙筹划刊刻流布，祁门县令、武昌人韩伯清确实前来协助。我于是亲手校订，又把先生的画像摹绘在卷首，另编附录一卷，使求学者能够产生仰慕高山、景仰德行的心情。至于韩君兴办教育、改善风俗，恕保尊崇贤者、坚持义理，文彚、仁智等守礼崇孝，都可以附载在书中，用来劝勉后人。《书仪礼逸经》后 右边这部元代吴文正公的《仪礼逸经》一帙，当时刻印在国子监崇文阁。国朝宣德年间还存在，杨文贞公的《图籍志》和《馆阁书目》中也有记载。天顺初年，我奉命阅读中秘书时，已经没有这部书了，国子监的刻本也早已亡佚。太司寇何廷秀公也渴望见到这部书，和我约定共同访求，以得到它为期，可是二十年间竟一直没有消息。成化甲辰年春天，我经过吴门，知道仪曹杨谦喜欢收藏书籍，便向他询问。他说家中有藏本，但仓促寻找没有找到；我把船停泊下来等了几天，终于得到它，立即写信报告何公。何公回信说：“这项礼学没有坠失，是上天的安排。然而想谋划重新刻印来流传，却没有响应的人。”弘治丁巳年冬天，我服丧期满将要进京，而县学重建明伦堂，师生拿着钱币请我撰记，我推辞而没有获准，只想到学校正是礼制产生的地方，便接受此事来举办公务，同时记下这部书得到的艰难以及我的嗜好；何况其中关系到礼学的大义，并且已有文正公的原序和李庄静先生的引言，就不容我再加赞说了。《书家谱》后 家谱刻成后，填写讳字、誊写、校对的人各自请求得到一部，以便给其他姓氏作范式，几位宗族长老认为这很为难。我说：“不是这样。谱学废弃已经很久了。如果借此对敦睦宗族、改善风俗稍有益处，本来就不应把它秘藏为一家私书，却向人显示狭隘。欧阳修、苏洵的家谱都刻印在文集中，难道曾经预先删削它们，以防后来不是本族的人冒充续入吗？编纂叙述既有条理又严密，冒充者只能因此暴露自己的错误罢了。看过目录的人自然真假分明，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书〈南京太常少卿长沙夏公传〉后》。

译《白鹤山人传》一通，是已故南京太常少卿、掌尚宝事长沙夏瑄公亲自撰述的。夏公是太师忠靖公的儿子，凭父亲的恩荫入仕，负有才学，以才略自许。正统、景泰年间，他多次上疏议论政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想安定南方夷族以使民力得到休息，讨伐北方敌人以报仇雪耻。他所论攻守事宜，常常多达几千字，气势旺盛，谋略奇特。只是世上没有了解并任用他的人，于是两次请求就近奉养父母，一次又以生病为由改官留在南京。不久便去世了。临死以前，他还具疏请求皇上遵循祖训，教育皇太子，以保全已经成就的基业，言辞极其哀切恳挚，可见他终究没有果真忘却世事。当初夏公不被任用时，便以文章才华放迹于秦、楚山水之间，登临游览，追怀古人，却没有人了解他。侍郎王伟公唯独了解他，所以夏公这样自述来表明志向。唐代李卫公德裕、宋代范忠宣公纯仁，都凭宰相任子入仕，他们的功勋、功业和谋略光照史册。士人所能建立的事业，本来取决于是否遇到机遇，哪里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呢？夏公谋划制敌，和李卫公大致相似；至死不忘君主，又是范忠宣公的志向。假使他最终得到任用，一定会有可观的成就；如今却老死于闲散之地，把他传给后人，即使为世人追悼也是可以的。夏公的儿子崇文考中进士，历任南京通政参议，来到京师，拿出这篇传记给我看。我私下想，忠靖公的恩泽应当在他身上大大发展，而夏公的志向也将得到伸展了吧？可惜这篇传记写于夏公生前，事情尚未完备，参议公还应继续撰写，或许读者才能考察他的最终结局。先少保襄毅公留守南都时，与夏公交情深厚，二人的唱和诗作都在这里。我反复披读，不胜感慨世代交谊，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书古城山古迹》弘治丁巳年，有关部门禁止石工在古城水口山凿石，他们都到山后取石，发现一处崖刻，上面写着：“兵马先锋程南节领军驻此，作平安寨。”字迹和笔画还很完整，石工却不知道，已经把它凿坏了。崖刻下面挖出数百件石炮，大概是当时的战具。如今山后的土名叫寨山，当地居民也有很多姓程的，相传说他们当时是挑着行李来到这里的，大概是随军而行的人。《书先公涧河庄遗嘱》后 先襄毅公当初经营这里，是要交给敏政，准备归来养老。后来他出任南都守臣，在休宁南山溪上得到一块土地，于是留居在那里，不再北归；而涧河的庄园也荒凉冷落了。每次诵读遗嘱，都不禁悲泣。将来应当修葺整理，恢复旧貌；先公若有灵，感慨地思念故土，或许神魂会游历其间，也可以稍稍减轻我的不孝之罪吧。《题塟书》后 《汉艺文志》有形法家六家，一百多卷，但郭氏《葬书》在《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中都没有记载。只有《晋书·郭璞传》说：“有一位郭公，客居河东，精通卜筮，郭璞跟随他学习。郭公把青囊中的书九卷交给郭璞，于是郭璞完全通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撰成《洞林》等书十多万字。”既然没有《葬书》，那么今天流传的这部书，必定是九卷中的一卷，是汉代形法书的遗存；所谓郭氏，大概也就是指那位客居河东的郭公吧？又说：“郭璞的门人赵载曾经偷取《青囊书》，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就毁于火灾。”由此怀疑今天流传的二十篇，应当是后人搜集辑录而成，不是完整的原本。元代草庐吴氏对其中内容加以订正考证，分为内、外各四卷，这样纯正和驳杂便十分清楚，可以借此追溯郭氏旧书了。因此庸俗的师傅安于旧习，又喜欢兜售星卦之说，吴氏的本子由此逐渐衰微，传授它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同郡谢子期氏专心研究这部书，于是取金华郑氏注本以及卜氏《雪心赋》、蔡氏《发微》、刘氏《囊金》，分别为它们作注，题名为《地理四书》。新安千户于侯明将捐资刊刻流布，嘱托我为此作记。我看东山赵氏有《葬书问对》一篇，文辞雅正、义理端正，应该抄录下来附在卷末，以完备一家之言，并且使安葬亲属的人知道穷究义理才是应当崇尚的，不被异说迷惑。《书本宗谱》后 右边这部陪郭程氏《本宗谱》共三卷，首卷为世系，次卷为小传，末卷为附录。凡是涉及地望、祠墓以及订正错误、垂示久远等重大内容，如果整个宗族的分支已经在《统宗谱》中完备记载，祖先的德行和先人的事业已经见于《贻范集》，便都不再重复刊出。这部《本宗谱》始于唐代祭酒府君，宋代太师文简公续成，后来伊川先生接续，元代见山处士又接续，先尚书襄毅公也曾经有意编纂却没有完成。至于用来训诫子孙、崇尚孝义、敦厚敬爱和睦的内容，序文、引文已经表达得明白而详备了。我还有什么可赘述的呢？但我对族人所希望的，只有一句话：学习罢了。学习这件事，大则可以成为忠贞之臣、博学之儒，小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农民、善良的商人，无论到哪里都合宜；不学习就相反，这是可怕的。何况我们的先世有幸在宣圣在世时出生，曾有一人在途中与宣圣相遇而受到教诲，去世后又有两人配享于宣圣庭中。学习本来就是程氏的家法，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努力学习，就可以承继先人的恩泽、启迪后代，并使这部家谱增光。这样，谱书就不是徒然编成的了。刻板完成后，谨附上这段话，以表达反复申说的心意。《书万川闽节妇挽诗》后 古人说妇女的行动不能越过内室的门槛，而近世却有人为她们作序、叙述、赞颂，以至于累积成篇、历年不断地请求，难道古代的道理本来就应该这样吗？我说：不是这样。妇女的行动不越过门槛，说的是通常的情况。至于节妇贞媛的事迹，能够厚重天伦、振兴衰颓的风俗，难道可以厌恶为她们作序、叙述、赞颂，以表彰其特殊，而让她们默默无闻、没有流传吗？看诸位君子所作的《万川闵节妇挽辞》，虽然音调不一，但出自爱好德行的美意，具有严格的劝善作用，本来是不可缺少的。这位孺人姓汪，是闽氏华甫的妻子，生有儿子万珠，刚满六月便守寡，守节到七十五岁去世。我曾经为她作过赞。万珠的儿子、国学生宝应，又带着这本册子来请求我写几句话。只是我的才学浅薄，哪里能像卫宏作《柏舟》序、刘更生作《列女传》那样，使孺人的名声永远流传于世呢？然而我所居住的南山，与万川只隔着一条水，我听说孺人的节行已经很久而且很熟悉了。既然熟悉而且长久，那么我的话即使浅薄，难道可以不写吗？是不能不写的。《书戴文进菊花卷》

译这是一卷菊花图，前一段画墨菊，后一段画五色菊，相传是钱塘戴文进所作，如今为休宁县幕朱君所收藏。朱君有时带着它来拜访我，我看它的布局错落交织，极有构思情趣，尤其是水石非常奇特，于是在卷首题写“晚香丛渌”，然后还给抱朴子。据说南阳的甘谷水两岸生长菊花，花落入水中，饮用此水的人大多长寿，因此称为菊潭。这卷画大概是仿照那里的景色创作的吧？作为长寿征兆的图象，朱君的后人应当珍藏它。《书南山杂咏》后 我奉召北上，途中经过钱塘。侍御德卿索要我近期的作品，但没有什么可以应付他的。我查检破旧的箱子，偶然找到壬子年所作的《南山杂咏》二十篇，便抄写下来交给他。岁月匆匆流逝，旧日的学业更加荒疏；奔波于道路之间，对这许多诗作实在惭愧。《书王若水画》右边这幅元人王若水的《十三雀》，是总戎郭彦和所收藏的。成群争斗的雀有三只，飞起正要扑去的有一只，掩映在竹林间的有九只。有的能看见它们啄食，有的只露出尾巴；飞翔、鸣叫、转折，都很有情趣。当时正值春雨，船舱昏暗，加上眼睛有病，我反复查看数它们，却不能确定究竟多少只。童子用豆子作记号，才得到准确的数目，也可以说画得精巧了。学士钱先生鉴定为王若水的笔迹。画上有小沈、隶首诸公的题咏，而东海半江很久没有留下他的题辞书翰，更加可惜。彦和读儒家书，喜爱图籍，他所收藏的，大概不止这一件。或许有人会仰慕济阳的清风，从而奋发起来吧？《跋庐陵曾君所藏隶滨苏公手帖》。我奉召北上，途中经过毗陵，太守、庐陵人曾望宏来拜访我，在船中拿出他所收藏的宋代颍滨苏公的一纸手帖，和我一同阅览。原来颍滨从岭表归来，经过庐陵，曾给他的上世司法公写信，信中说温夫受到山谷的知遇，移忠受到东坡的知遇；司法公是他们的父兄。温夫名肃，移忠名安止，司法名安强。父子兄弟在诸公遭到贬斥时，不畏惧党争的祸患，恭敬地登门请教，唯恐落后，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看出家风。那些占据高位、享受厚禄，仇视忠贤、排挤打击他人，唯恐做得不够有力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而爱好贤者、坚持义理，反而出自地位偏远低下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东坡的字刻遍布海内，流传到今天；颍滨的字却很少见于世，难道是因为他专心于文章，不常常在书法上用心吗？颍滨曾任徽州绩溪县令，亲手书写的诗刻还保存着，与这幅手帖相比也有不同之处，难道是因为老年和壮年时有所不同吗？太守君能够把它珍藏三百多年，将来让他的后人考察世人的爱好，可以说是贤良的子孙了，难道价值只在书法吗？《企庵跋》同县陈生名鳌，字文元，是已故宋代弗斋先生的后裔，也是元代定宇先生的族孙。他以儒学生身份跟随我游学，有时来拜访我，请我为他书斋中藏书修习之所命名，于是我题为“企庵”。“企”是心有所仰慕并努力达到的意思。世上凭文章参加考试而考中魁元的人，拿鳌来作比喻，这是追求人爵。再往上选择善道、穷究义理，加倍用功，如弗斋先生不肯停止，如定宇先生坚定心性，这是追求天爵。要追求啊，要追求啊，难道能不知道从哪里自我激励吗？《书所录游黄山诗》后 我已经三年没有写韵文了。服禫两个月后，才第一次和客人一起到黄山，得到诗十五篇。景色优美而诗句拙劣，已经不足以相称；又加上作品冗长和身体有病，即使想求得工巧，也做不到了。冬官楫之与侍御德卿一同出使钱塘，便派一名随从拿着素卷来索要我的近作，我随意抄录了一遍。楫之正值盛年而有壮志，学业和品行都很茂盛，在公署闲暇时，和德卿时常翻阅这些诗，便知道我的近况：受衰老所迫，却酷爱泉石山水，像这样不能在当世有所作为，也就可以知道了。《书魏氏家谱》后 《魏氏家谱》一卷，附有志铭、事状四篇，是鹤山先生文清公的后孙芳之所收藏。能够看到的是：邛州高氏、魏氏都是世代通婚的名门；高氏承继高氏一支的人，有忠襄公、稼枢密公、定子参政公。斯得以姓名显著于《宋史》。忠襄公的族女凤嫁给魏氏的儿子革，生了六个儿子；凤的弟弟黄中没有后嗣，便以革的幼子孝璹作为后嗣；革的次子上行没有后嗣，又以孝璹的幼子了翁作为后嗣。这样看来，鹤山虽属高氏，实际是魏氏所生。家谱中没有黄中的名字，却在谱下注明“表叔了翁”，那么这就是高氏家谱用来说明鹤山出继的记载；应当另有魏氏家谱记载鹤山的本宗，但如今已经看不到了，而称它为《魏氏家谱》，是后人加上的。芳既珍重供奉这部书，又把它的雅言刻本层层包裹珍藏，殷切追念祖先的德行，却仍以不能全部见到遗书为遗憾。我是后学，仰望先代正人，曾在秘省得以阅览《九经要义》，可惜卷帙太多，不能全部抄录，只抄录他所著的《渠阳杂钞》和《大全集》，时时恭敬诵读来增益自己。将来应当把抄本交给芳，等到主管官员中有尊崇贤者、喜爱义理的人，使它和《雅言》一同流行，向天下广泛传播正学，不只是让这部谱书成为一家之书而已。《书东海草书》后 从前我向东海索求草书，他总是推辞说：“等偶然有自己得意的作品时，一定拿来赠送，不敢拿应酬之作来敷衍差事。”然而最终没有得到他所说的得意之作，常常因此遗憾。至于唱和的诗篇、往来的书札，得到的却很多。每次展开赏玩，便怀疑所谓得意之作也许就在其中，即使东海自己也有可能不知道吧？当时行黄门拿着这册子来给我看，我反复摩挲，恍惚间如同看见他的笑语。而东海已经很久不再写作了！唉！时行还谨慎地收藏保护它，哪里知道不会有好事之人把它当作得意之笔，窥伺在旁，抽取其中最好的作品带走呢？《书录游黄山诗》后 少司徒华彦刘公时雍拿白纸来索求我的书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应付，便从破旧的箱子里找到近来游黄山所作的几首诗，姑且用来塞责。何况正值秋暑，眼睛昏花，写一笔就要擦拭一笔，刺眼得厉害，幸好没有拿给别人看。《跋鹤山小隐卷》休阳人苏士贞，是宋代翰林承旨易简公的后裔、处士叔武的儿子，曾向汪尚古先生学习琴和诗。学成后，在鹤山脚下建造房屋，自号“小隐”，大概是乡里有名的士人。不幸早年去世，他的孙子名叫皓，请我追作诗赋，因此得以全部阅览他的诗卷。长篇大作几乎没有留下遗憾。我感慨叹息之余，因而看出小隐的风韵，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而他的后人又有像皓这样的人，殷切地不忘先人的善行，修养自身、践履诺言，祖孙遥相辉映，于是在卷尾写下这些话，以使足以征验的文献更加厚重。《书率口程肯堂心宇墓志铭》后

译考察可知：心宇的五世祖敦临，在宋代凭借深厚博大的德行和实际功业受到推重，使乡里尊重他，宗族也由此兴盛；柏山寺有他的祠堂，子孙以他的功业为根本而不忘。敦临的四世孙梦麟曾遵循伊川先生的学说，建立宗族会，弘斋为之作序，又为心宇的墓作铭。大概曹氏、程氏世代有姻亲关系，弘斋是大儒，在程氏家中居住的时间最长。国朝正统年间，敦临的九世孙玩道、和等倡议建立忠壮行祠，以举行宗族会的礼仪。弘治初年，十世孙鼐又联合族人修复柏山旧祠，以重视始迁祖的祠堂。两座祠堂的祭祀规制全部采用《家礼》，参照当时制度；鼐的儿子曾加以编订，刻板流传。大概敬重宗族、和睦族人的举措，在各支程氏中多称为率口，而他们讲学授业的源流，也各有来处。弘治壬子年仲秋一日，早晨起床后，我因阅览《率口程氏世泽编》，于是把这些话题写在心宇墓志之后。《篁墩文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十 （明）程敏政撰 行状 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达李公行状。曾祖名讳寛甫，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曾祖母乔氏，赠一品夫人。祖父名讳威，曾任云南江川县丞，累次追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祖母杨氏、孟氏，都赠一品夫人。父亲名讳升，累封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光禄大夫、柱国；母亲叶氏，赠一品夫人，继母常氏，封一品夫人。公名贤，字原德，姓李，世代居住在河南南阳邓州，是当地大族。他的祖先相传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灶而食，宋宣和年间被表彰为义门，后来遭遇兵火，家谱失传。到名成的人，生了义卿，义卿是寛甫的父亲。寛甫生威，元至正末年组织乡兵捍卫州里，历任陕西干州总帅，佩带金符，因为与主将不合而弃官归家。国朝洪武初年，因推荐起用，任云南江川县丞，有惠民政绩；他生下荣禄公，荣禄公就是公的父亲。公生来气度凝重，举止不妄动。曾经得重病，叶夫人十分忧虑。有一位老妇人前来探视，说：“这不是平凡的孩子，幸好母亲不要因此忧虑。” 她说完立即离去，第二天病就痊愈了，人们认为她像神一样。公七岁便懂得向学，稍长进入州学为学生，学业迅速进步，当时的师友都没有人敢与他并列。宣德壬子年参加河南乡试，考中第一名，正在举行鹿鸣宴时，有几十只鹤在厅堂上空盘旋。布政使李昌祺举酒洒地祭祀，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人才吗？”癸丑年考中进士，奉命察访山西河津的蝗灾。当时学士薛瑄公以御史身份居家，公前去拜访他，叩问并质疑疑难之处，薛公极力称赞他，认为他聪颖明悟、淳厚笃实，不是同辈人所能比。英宗皇帝继承皇位后，公上疏说：“帝王的治道在于爱护养育百姓。对疏远的降户，虽然圣人一视同仁，但施行恩惠必定由亲近到疏远，从未有百姓尚未安居，却先供养降户的。如今京师的降户不下万余人。按俸禄来说，指挥使的俸禄是三十五石，实际只领取一石；降户则实际领取十七石五斗，这样一个降户就相当于十七个半京官了。”

译《传》说：‘朝廷中没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那么靠国家供养的人就少。’ 这哪里能和侥幸取得职位相比？况且降户寄居京师，一旦发生警报，他们势必不能自安，前代已经覆亡的旧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请求皇上亲自裁断，为万世考虑，命兵部逐步把他们遣送到外地；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国家大量毫无益处的费用，又可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大概就是公刚开始做官便有志于当世事务的情形。虽然议论者认为此事困难，但后来己巳之变，京畿内降户群起煽动作乱，响应敌人，公的话才开始得到验证。正统丙辰年，授任吏部验封主事。适逢诏令规定，文官的诰敕三年内不得请求，必须等到九年；公认为这属于自己的职守，又上疏说：这是奖赏激励臣下的好办法。如果等九年，那么得到诰敕的人总是少，不得到的人总是多，廉洁和贪婪无法区分，劝勉和惩罚也无法建立，请求仍按旧制办理为宜。后来终于听从了公的意见。公认为人才关系到太学，而太学因沿袭元朝的陋制而衰败，便上疏说：自从国家定都北京以来，没有什么比太学废弛更严重，也没有什么比佛寺新建更多；这样的举措可以说是颠倒了。如果重修太学，即使极其壮丽，花费也不过一座佛寺的费用，请及时修建，以达到培养贤才、惠及百姓的效果。数年后，诏令重建太学，实在是由公首先提出的。乙丑年，升任考功郎中。过了两个月，遭逢母亲叶夫人的丧事。很久以后，转任文选郎中。服丧期满赴京，公在吏部先后任职三任，通常公务闲暇时手不释卷。尚书王文端公把辅佐宰相的希望寄托在公身上，而少师杨文贞公常常以未能认识公为遗憾。南阳知府陈正伦是文贞公的朋友，于是邀请公去拜见，公不肯，说：“没有一面之交却登门拜访，这是求取知遇。”士大夫都认为他们二人贤明。己巳年秋天，敌人进攻大同。当时宦官王振得势掌权，极力主张亲征。吏部侍郎应当随驾出征，却以疾病请假，公代替他随行。军队在土木堡溃败，英宗北去，随驾官员大多遭遇灾难，公濒临死亡才回来。景泰初年，公献上端正根本的十条建议：勤于圣学，顾念箴言和警戒，戒绝嗜欲和玩好，慎重举止，崇尚节俭，敬畏天变，勉励贵近之臣，振兴士风，凝聚民心。大意是说，朝政的缺失、各部门事务的利弊、百姓的安乐忧患，中外臣民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但涉及皇上身心的地方有时还比较简略。臣认为，陛下一身是家国天下的根本，而心又是一身的根本。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只要陛下的心端正，家国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依次推行。请求把这份奏疏留在宫中，按时省览。诏令把它发到外廷，给事中李侃等人又以灾异上疏，说李某的忠言应当赐予采纳，于是皇上再次取来奏疏收入宫中，命翰林缮写后置于身边。辛未年，敌人派使者请求通好，皇上下诏拒绝，命廷臣公开商议长远策略。公上言说：敌人之所以轻率妄动、毫无顾忌，只是依仗弓马强盛罢了。我国的长远策略，只有所谓战车，如卫青的武刚车，可以用来抵御他们；此外还有取胜的方法，那就是火铳。只要使用得法，行进时可以击退敌人、把他们驱逐出境，停止时则可以保卫百姓，使他们能够耕作。然而这个策略固然很好，又在于将士如何使用。如今的将士和古代将士一样，而朝廷对于将帅特别彰显封赏的典礼，对于士卒频繁给予赏赐慰劳，待遇已经很厚了；但他们不能为国家报仇雪耻，这正是忠臣义士扼腕叹息、不能安睡的原因。诏令加以奖谕，并命中外将臣采纳实行。这年冬天，因群臣共同推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壬申年，奉命察访四川各部门不称职的官员。癸酉年，回到京师，转任户部右侍郎。公认为敌人反复无常，不应始终顺从，便上疏说：“敌人首领额森近来杀害自己的君主，吞并各国，包藏祸心，他的志向并不小。” “如果只听任他们讲和、进贡马匹，贪图金帛利益，轻视他们恭敬顺服的诚意，增加数额、冒用名义，根本没有确定的约定，耗尽百姓的膏血，来满足他们没有止境的贪求，那么他们一天比一天强盛，我们一天比一天疲敝。这样悠然拖延，实在不是长远的谋划。希望陛下奋发仁者的勇气，激励统领军队的大臣，警惕地放在心上，不要有丝毫自我安逸，观察敌人的破绽而行动，以挫败他们长驱直入的势头，振奋我国的威势；这样敌人的内心自然会畏惧，将来的祸患也自然会消除。”诏令下达后，兵部少保于公对李某说，奏言确实是正论，请求下发他的奏章，以激励边疆将领。甲戌年，转任吏部右侍郎。皇上下诏把《君鉴录》颁给群臣，公从中选择二十二位可以作为法则的君主，又说明其中最切要的几件事，名为《鉴古录》上呈皇上；他是深有意于以孝、友、恭、俭等事效忠皇上，只是力量无法与之相称。英宗复位后，一时的辅臣大多被流放或杀戮，于是皇上因公的声望召他兼任翰林学士入内阁主持机务。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兼任原职。左右近臣想让汪后殉葬，皇上询问武功伯徐有贞和公，公说：“景泰初年，汪后就已经不得志，何况两个女儿都还年幼，实在值得怜悯。” “臣愚以为应当厚待她。”皇上神色凄怆，认为公的话是对的。山东上奏百姓饥荒，虽然从内库取得白银三万两，但仍然不够，皇上又召徐有贞和公商议。徐有贞坚持认为不可，说：“散发银两有弊端，对饥民没有帮助。”公说：“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完全没有弊端的，只要看执行得怎样罢了。散发银两有弊端，却因此不予赈贷，就是眼看百姓饿死而不救。因为噎住就废止吃饭，哪里是做人君的道理？”皇上深以为然，命令增加银两四万两，百姓依靠这些钱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当时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以迎接皇上复辟为自己的功劳，暗中玩弄威权福祸，皇上渐渐不能忍受，便秘密对徐有贞和公说应当同心辅佐朕。公自念遭遇并不顺遂，凡事一概按至公之道处理，因此曹吉祥和石亨更加不满。石亨率兵西征。御史杨瑄弹劾曹吉祥和石亨纵容家人夺取民田，皇上嘉许他敢于进言，命吏部记下他的姓名，准备提拔任用。石亨回来后与曹吉祥谋划，认为这一定是徐有贞和公指使的，便一同向皇上控诉，说自己有迎接复辟的功劳，却被徐有贞等人倾陷，将使他们没有一个活口。于是伏在地上不停流泪。皇上便下旨，命言官弹劾公等，并把他们下狱。当天风雷、暴雨、冰雹一起大作。

译殿宇和官署的瓦木损坏得非常厉害，事情十分异常。皇上知道这是上天在发怒，石亨等人反而说上天也是在发怒于公等人。虽然勉强加以解释，他们始终不能心安。第二天，他们向皇上进言请求释放公等。皇上下诏，全部贬到外地任职。公被任命为福建布政司右参政，正要辞行时，吏部尚书盐山王公当天得到单独入见的机会，谈话间皇上说：“李某与徐有贞虽然共同办事，却从未阿谀朋比。”王公于是叩头极力称说公淳厚谨慎，可以任大用。皇上点头，当天就把公留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承天门发生灾变，诏令恢复公的尚书、学士职务。公上疏恳切辞谢，皇上不准。戊寅年春天，赐给公玉带，以表示优宠。皇太子将要出阁，公请求选择学术端正、品行善良的人担任辅导，于是推荐刘珝等数人为春坊官，皇上仍命公总领其事，每日在文华殿给太子授书、正字。当时崇仁处士吴与弼因荐举被聘至京，皇上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问公吴与弼应授什么官。公说：“吴与弼是老儒，必定能够成就君德，授任春坊谕德，专门辅导青宫最合适。”吴与弼坚决辞谢恩命不接受，请求归还田里。公又请求顺从他的志愿，以激励士人的气节。皇上想到建庶人被幽禁在大内六十年，想要赦免他；左右近臣多认为不可，于是召公询问。公说：“陛下这一念头，太祖在天之灵实在正在俯临。” 尧舜存心，也不过如此。皇上的心意于是决定下来，派宦官护送建庶人居住在凤阳，出入可以自由。起初石亨让文臣在边疆总管军务，使武臣不能任意施展，于是请求罢免这项安排。不久边境骚动不安，皇上醒悟到这样做不对，命公推荐可以担任巡抚的人。都御史李秉、芮钊、白圭、王宇、陈翌，都是公所推荐的，一时号称用人得当。不久命公总领编修《大明一统志》。公偶然患脚病不能上朝，皇上派御医前来诊视，又多次派太监安宁询问政务，十天后才痊愈。入朝谢恩时，御史刘浚弹劾太傅安远侯柳溥败军之罪。皇上发怒说：“与敌人交战，怎么能保证毫无损失？况且将校听到刘浚的话，难道不会丧失斗志吗？”准备派人把他拘捕。公说：“耳目官的职责就是应当进言，只要明主采用其中正确的、舍弃其中错误的就行，不应当因此责罚。”石亨等人于是乘机诬陷公，说他回护文臣。恰好皇上已经深知公的为人，这些诬陷大多没有实行，并且完全明白公的话是对的。刘浚得到较轻的责罚，不久柳溥从陕西回来。皇上说：“柳溥身为主将，畏缩导致失败，不治罪怎么能够警戒众人？命言官在朝廷上弹劾他，夺去他的太傅职衔。”景泰年间，每三年举行一次度僧，僧人有数万人；这年又按期聚集。公向皇上说：“这些人有害而无益，应当改为每十年举行一次，并著为法令。”起初，皇上在便殿屏退旁人，对公说：“曹吉祥喜欢干预国政。我听说四方来奏事的人一定先到他的门下，这怎么办？”公说：“自古人主的权力不可向下转移。如果陛下每件事都亲自决断，只按公道处理，那么他渐渐就不敢干预，而趋附他的人也会自然减少。”皇上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适逢石亨败亡闲居，他的侄子定远侯石彪谋求出镇大同，暗中诱使大同人推荐自己，皇上察觉其中的欺诈，把石亨也逮捕依法处置。皇上于是询问公迎接复位的事情，公说：“当时也有人想要臣参与，臣不敢依从。”皇上奇怪地问为什么。公说：“皇位本来就是陛下固有的。假如景泰帝不起身，群臣上表请求陛下复位，名正言顺，哪里至于把夺门当作功劳？‘夺’这个字，怎么向后人交代？这些人其实是贪图富贵，并不是替国家社稷考虑。假如景泰帝事先察觉，石亨等人又有什么可惜的？不知道陛下将如何自我解释？幸好事情成功，他们得以贪取上天的功劳。然而天下人心之所以归向陛下，是因为正统十多年间凡事减省，让百姓休养生息；如今却被这些人损害了大半。” 皇上悚然大悟，下诏说，凡是凭迎驾、夺门之功冒名升迁的四千人，全部剥夺官职，朝廷内外肃然。若不是公忘却自身、献身国家，不避仇怨，没有人敢于揭发。此前荣禄公因封赠恩典到宫阙谢恩，到这时辞别皇上，皇上特赐宝钞三千贯，又回头对公说：“先生已经享尽天伦之乐了吗？”公叩头说：“臣父子能够有今天，都是陛下的恩赐。”这年冬天，皇上赐给公一处甲第。公上章恳切辞谢，皇上说：“听说卿的旧宅离朝廷很远，特意赐给你近处的住宅，以便召见。”公辞谢未获准许，迁居那天，皇上和皇太子都赏赐了落成礼物。公认为朝廷对朝觐官员进行黜陟，往往只是依照旧例办理，无法显示惩罚和劝勉，于是向皇上进言，罢免不称职者数百人，表彰杰出者十人，并在礼部赐宴。皇上命公与尚书盐山王公主持此事。庚辰年，敌军统帅博啰进攻大同，守将失利，于是深入雁门关，烽火一直传到京师，百姓惊慌逃散，无法止息。公请求立即发兵，派两名都督率军出雁门关。倒马两关过了十天才平定。第二年，敌人向西进攻凉州、庄浪，公知道皇上忧虑敌人入侵，陈述边防事务五条，皇上听从了，派怀宁伯孙镗率兵前往抵御。当时江南、江北发生大水，又加上战事，公说应当颁布宽恤百姓的法令，于是停止天下征取花鸟、板枋一类物品，并暂时免除采柴、追马、清匠、刷卷等事务；仅采柴一项，每年就节省白银三十余万两。曹吉祥的侄子昭武伯曹钦杀人的事情败露，御史弹劾他，皇上虽然赦免了他，却下诏告诫勋旧大臣。曹钦更加恐惧，便与曹吉祥豢养死士，谋划叛乱，把皇上幽禁在南宫，另立皇太子。正值西边军队出征，曹钦乘机进入宫内作乱，朝臣中有些掌权者或许曾经与他有怨，他便杀害他们；又击打公，使他头部和耳朵受伤，并拿着公说：“我们是被谗言离间所迫，不得已才做了这件事，请你写奏疏为我们申辩救解。”公说：“你们既然已经杀人报仇，若能停止战争、恢复正道，我就替你们说话。”皇上得到奏疏，才知道公还活着，非常高兴。公脱离危难后，皇上急忙召他入宫；公亲手上疏说：“逆贼已经被擒，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应当下诏，天下一切不急迫的事务全部停止。”又说，自古太平的朝廷从来没有不开放言路的，只有权臣奸党想堵塞言路来遂行他们的奸恶，因此陷入大恶还不自知。自从石亨等人排斥贬黜台臣，言路闭塞，事态发展终于到了这种极端。皇上全部答复准许，下达宽恤条目十多项，并把开放言路列在最后。

译皇上念及公的忠诚勤勉，下诏加授太子少保，公上章恳切辞让，皇上没有答应。公认为西部战事尚未平息，而京师又发生变故，大军不可轻易出动，请恢复都御史王竑的职务，让他与兵部侍郎白圭分道抵御敌军。敌军退回边外，边臣请求罢兵，但议论者担心以后还会有警报。公上言：“军队出征在外，可以暂时如此，却不可长久如此；时间短可以保持锐气，时间长就会疲惫衰老。况且敌人怎能保证不再来犯？如果担心他们再次来犯，就没有休息的期限了。何况百姓供给运输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应趁黄河解冻时班师，使百姓能够屯田播种，得到便利。”皇上下令廷臣议论，大都听从公的意见。圣烈慈寿皇太后去世，皇上看见公所穿的斩衰服与众人不同，取来查看，才知道公的服制符合古礼，便以公所穿的服制为标准，下令宫中全部改换。孟冬时节举行太庙祭祀，恰逢大丧礼制尚未结束，皇上把这件事询问公，公说应等到脱去丧服以后，这样民情和礼理才都能安妥。皇上说：“若不是卿提醒，我几乎就违背礼制了。”癸未年春，皇上因脚疾不能上朝，召见公说：“大祀将要举行，而我的病还没有痊愈，想派官员代我举行，可以吗？”公说：“也必须到祭坛所在地；即使不能行礼，人心也会安定。”皇上到了斋宫，又召见公说：“朕只考虑到俯伏行礼后难以起身，想让一个人扶着朕，怎么样？” 公说：“陛下能够强忍疾病行礼，更能显示敬畏上天的诚意。”于是完成祭祀后返回。二月末的夜里，公听见空中有声音，第二天秘密上疏说：“传说无形而有声音的异象，叫作鼓妖。君上不体恤百姓，就会出现这种灾异。希望陛下怜悯百姓，凡是一切对百姓不利的事情，都全部停止废除，那么灾变就可以消除。”皇上看了奏疏，立即召见公说：“这件事正需要先生来进言；先生不说，还有谁会说呢？”让公把宽恤百姓的事项列成条目，秘密封好送来。公于是上疏提出十件事：一，清理长期拘禁的罪犯；二，停止银场的煎炼办理；三，停止每年制造纸札；四，免除受灾地区的粮税；五，放宽柴草和粮食的征收；六，停止追究亏损的马匹；七，命令边臣抚恤军民；八，命令有关官署留养抚恤流离迁徙的百姓；九，告诫御史纠察贪污官吏；十，禁止外任官员借事征敛。皇上说：“朕仔细看了，这些全都是实在的惠民措施，应立即下诏天下。”公又请求停止江南制造的绸缎以及烧制磁器，清理锦衣卫所拘禁的罪犯，停止各边守臣进贡，停止已经下令派往番地的使臣，并停止内外买办采办。皇上没有听从，公反复坚持了好几次，皇上只采纳前十条施行。左右侍从见公竭力争辩，都心中寒惧，同列官员也替公担忧。公说：“古代的大臣，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如今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凡关系到国家安危利害的事情，怎么可以默默无言，只为苟且保住俸禄官位呢？不过皇上圣明，也不因此认为我触犯了他。”皇上因为母后胡氏因病请求退闲，尊号为“静慈仙师”，这不合正式典制；皇上想为太皇后上尊谥，左右近臣却认为不便。一天，皇上召见公询问，公说：“陛下有这个念头，天地鬼神都实实在在地在旁监察。不过臣愚见，陵寝、享殿、神主都必须按照奉先殿的规制办理，才差不多可以称得上陛下的明孝；否则就只是虚文。”皇上立即下令举行。此时锦衣卫指挥门达受到皇上宠信，专门掌理诏狱，又兼任侦缉内外事务，路上人心汹汹，彼此只用眼色示意。公曾经把这件事进言，门达因此怀恨。适逢指挥袁彬被他诬陷下狱，有人替袁彬申救，皇上下令审问那个人，门达想连公一起陷害，唆使那人诬告公起草奏状，牵连逮捕了几十人，形势十分危急。皇上下令交廷臣审讯，那人于是吐露实情说：“这是门达教我的。”公因这件事真相大白，上疏竭力辞职，并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进言。皇上不答应，说：“这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甲申年春正月，皇上身体不适，过了很久病情加重，命宦官把遗诏给公看。十七日，皇上驾崩。五天以后，今上继位，有人想专门提高今上生母的尊号，公说：“天子刚刚即位，四海都在仰望，凡是……事情，都应全部遵循遗诏，这样才差不多合乎天理、顺服人心。假如不这样，那么就应尊生母为太后，并将皇后也尊为太后，在尊号上加两个字加以区别。”最终按照公的议论，尊皇后为慈懿皇太后，贵妃为皇太后。晋升公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门达因依附宦官被贬往远方，又被言官弹劾欺罔、故意杀人等罪，戍守岭表。不知情的人认为这是公的主意，门达的党羽共同写匿名文书，指名道姓诬陷公，想中伤他。公心中不安，恳请退休。皇上不答应，下令禁止诽谤议论。当时灾异屡次出现，公请求放出宫人，以彰明圣德。又上疏说：“君主一身，是天下的主人；如果行事合宜，内外都会顺服；否则人人都会离心离德，想使天下安定就不可能了。然而天下安定的根本在于君德，辅佐培养君德，又在于君主左右前后的侍从都是老成端谨的人。如果是轻浮、顽劣、狡猾，喜欢制造事端，逢迎取悦，以供君主耳目享乐，信奉佛、老之教的人，希望立即将他们斥退，不要让他们随侍，这样或许不会损害君德。臣接受朝廷的俸禄官位，是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大计，不敢不竭尽忠诚直言进谏，希望陛下刚断决策，决定他们的进退。”五月五日，风雹大作，瓦片被吹落，树木被拔起，甚至波及郊坛。公又上疏说：“上天的警戒显赫到这种程度，希望陛下努力修身反省；即使处在闲静之中，也要常常像面对上天那样恭敬，不可有一丝一毫同左右近臣亲狎，也不可听信他们的诱导而宠信任用他们。希望每天只同老成大臣商议君德怎样修养、朝政怎样施行，把这些时刻放在心上，一刻也不要忘记。仍请书写诫勑，告谕群臣一同修身反省，或许可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公因病请假，诏令免除早朝。不久下诏命公掌管经筵事务，并总纂《英宗睿皇帝实录》。有关官署请制造卤簿，已经得到旨意。公听说后，急忙入朝进言：“先朝制造的车驾还有一些储存在内库、尚未使用的；如今恩诏刚刚颁布，百姓苏息还不久，怎么能又做这些东西呢？”皇上当天就搁置了这道旨意。皇后吴氏被废以后，小人乘机想加害公的更加多了。皇上下令锦衣卫严加禁止，并派卫士夜间住在公的宅第守护。

译适逢公因出行，有内直将军上诉说：“天顺初年因为入宫值班迎接皇上而升迁，并不是冒领功劳；如今一概削夺官职，不合情理。”皇上念及他长期服役，特意恢复了他的官职，于是那些因迎驾、夺门之变而升迁的人纷纷入朝申诉不止。公对皇上说：“自从石亨等人发动这件事以后，人们认为取得富贵很容易，贪利的人只希望再有事变。应当尽早治理，并且请求恢复原少保于谦等人的官职，赐祭改葬，以洗雪他们在幽冥中的冤屈。”皇上立即认为公说得对，命令兵部查办那些因迎驾、夺门之变升迁的人，从太平侯张瑾、兴济伯杨宗以下，都夺去爵位。公是想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所以在皇上即位时极力进言；因此，汹汹不平的人渐渐平息。有见识的人直到今天仍认为这件事很难做到。丙戌年二月，听闻荣禄公去世，诏令起复公，赐给很厚的赙仪，又赐给素色品服和途中食用之物，并命有关官署办理丧葬事务。公上疏说：“士人被任用于盛明时代，无论官职大小，父母去世都能够服满三年丧制。若臣因为所担任的事务而不能服满，恐怕对名教没有补益。”皇上批示：“朕依赖卿辅导，卿不要因为私人的恩情废弃公义，应当克制感情，遵从命令，以成全大孝。”公又上疏说：“陛下如果一定要起用臣，是认为国家事务重大，不可用那件事来替代这件事。只是如今内外大臣中能够任事的，都是忠正老成之人，臣留在这里不过是协助他们成事；没有臣协助，也并不会有所欠缺。臣的去留实在很轻。过去富弼多次奉诏而不起用，也是因为朝廷有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臣的情况似乎也与此相同，请允许臣服满丧制。假使臣还没有填沟壑而死，那么驱策这副驽钝之身来报答皇上，本来总会有一天的。”诏书说：“卿应当深思职任的重要，把孝心转化为忠诚，不必坚持请求。”于是派太监林兴辅助行。公听说故乡遭遇歉收，又加上战事，请求停止由官府办理丧葬，皇上不听。公到达家乡办理完丧事，林兴当天就催促公上路。五月到了京师，入宫觐见，皇上给予特别优厚的慰劳。公退朝后立即上疏说：“陛下认为臣可以托付重任，坚决命令臣夺情起复，却不知道臣实在驽钝低劣，不能胜任，好比折断了一只脚的鼎。况且古代大臣如张九龄、寇准之类，虽被起复而没有受到人们非议，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胜任重任，对天下国家有益。像臣不过是平常之辈，即使无事之时也招来物议，如今若不能得到陛下允准，不知情的人就会说臣心里其实以此为荣耀，只是姑且陈奏章表，借此免受人们议论罢了。请体察臣的至诚，怜悯而准许臣的请求。” 诏书说：“礼有常经，也有权宜之制，朕特意依从权宜制度起用卿。若一再违抗君命，哪里还能称为孝？卿应当深思大义，不要顾虑细微言论，勉强起身就任，不得再上奏请求。”公又上疏说：“臣多次诉说内心实情，而陛下曲加勉励劝谕，始终不肯怜悯应允。臣诵读恩旨，眼泪鼻涕交相流下。臣之所以不能仰遵圣训，只是因为内心确实有所不忍。况且臣日益衰老，即使起身供职，也未必能够符合陛下的厚望，只会增加臣的惭愧，加重臣的罪过。”诏书说：“卿这样说了又说，”只是托付给你的事务尤其重大，应当体察朕的至意，当天就去任职，谨慎地不要再说。又派宦官到公的宅第转达皇上的意思，公于是任职。公因而上奏在路途中往来听到的军民利弊八件事，大致请求重视守令的选任，不要拘泥于通常规格，以免败坏政事；留下河南运来的粮食，用来防备百姓饥荒；停止通州各卫征收柴炭，以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免除江南马户的差役，改由当地民户承担，以均平劳役；增加天津各卫以及河南荥泽、新乡等地的驿递，以便利往来；开放卫学军生的岁贡名额，以振兴长期被埋没的人才。皇上立即命有关部门议定施行。这年秋天，公率领廷臣进言说，如今天下盗贼还没有平息，灾害和歉收也没有停止；仰念祖宗创业垂统，宫禁十分严密，内外不许混杂，府库财物充积，金银不肯妄自耗费，游宴有固定场所而不放纵情欲，赏赐有固定规制而不滥及。至于《祖训》一书，尤其明白完备，希望陛下逐条省察阅读，刻意保持恭敬节俭，以继承祖先的功业，使天下获得幸福。皇上正虚心听取意见，而公感病十多天仍未痊愈，皇上派宦官前往问候，赐给尚食，并命御医早晚诊视，报告病情总共持续了三个月。病势危急时，他对弟弟监察御史让和儿子璋说，心中只挂念国家的恩德尚未报答，《实录》的修撰尚未完成。这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在赐第的正寝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生于永乐戊子年十二月十六日。此前京城内外树木结冰三日，太白星拖曳着进入南斗星的斗柄之中。讣告传来，皇上震惊悲悼，停止临朝，派宦官赐钞一万缗作为赙赠。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第二天，派礼部尚书姚夔前往宣谕祭奠；下诏以后每逢七日以及下葬时都派使者祭奠，命工部供给棺椁和斋粮麻布，兵部供给驿船运回灵柩，并仍授予其子尚宝司丞的官职。他一生的哀荣，自三杨先生以后，只有这一人。公年少时就有志于圣贤之学，做诸生时，提学官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求学的道路，应当像周子所说的那样，把学问蕴藏起来成为德行，把德行施行出来成为事业。” 那人对此大为惊异。他在吏部任职时，把箴言和铭文全部写在座位右边。后来与故学士薛公瑄交情深厚，彼此善于以性理之学相互切磋，而穷究事理的功夫更加精密，所以言论更加纯正，品行更加充实。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年，不结党营私，只守住一片至诚。不了解他的人起初或许有所怀疑，最终却非常信服，没有异议。由于自认为受到英宗知遇，于是亲自承担天下重任，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竭力的。天下也倚重公，虽然遭受谗言诽谤，仍泰然处之。他入朝答对时，气度从容，言辞简明恰当，顺应君意和匡正补救的力量都很大。英宗曾谈到景泰帝不与大臣接触交谈，公说：“自古以来的明君，没有一天不与大臣商议治国之道，所以天下常能安定。先儒说，接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对君德才有益。”英宗又说：“朕自从复位以来，没有一天忘记在南城时的处境，常常用这件事告诫左右。”公说：“处在安乐中不忘记患难，古代圣贤之君存心正是如此；并且用这件事告诫左右，是最好的。”英宗又说：“饮食随分，从不挑拣；衣服也随宜穿着，即使穿布衣，人们也不会认为不像天子。”

译公说：“这样节俭，更能显示盛大的德行；如果朝廷节俭，天下自然会富足。前代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都很节俭，因此当时四海富足，不是其他时代可以相比的。”英宗又说：“朕对《四书》《尚书》都曾经通读过，像《二典》《三谟》，真是格言。”公说：“确如圣上所说，凡是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任用人才和治理国家的事情，都在其中；如今正应当反复体会并身体力行。”英宗每每点头称是。公爱惜人才，唯恐用力不够，并把奖励淡泊退隐、砥砺名节放在首要位置。耿公九畴和轩公輗，都以廉洁耿介闻名，公首先推荐耿九畴为都御史，推荐轩輗为刑部尚书。不久，耿九畴被石亨排斥，轩輗因权贵侵犯职权而托病离职，公多次向皇上进言，使他们得以复出。年富也被石亨的侄子石彪诬陷，石亨失败后，公竭力进言说年富有操守，可以重用，于是起用他为户部尚书。皇上曾对公说：“左右近臣大多不喜欢年富。”公说：“不喜欢他的人越多，越能看出他的贤能。”礼部侍郎职位空缺，有人请求由近臣推荐升任者，皇上问公认为如何，公回答：“臣不了解那个人；臣所了解的，是学士李绍可以任用。” 于是公又进言：“近来士人的风气不能树立，多数人凭借关系求取升迁。如果要任用李绍，请在御座前召来吏部官员，当面命令他们，这样或许能使士人知道警戒。”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命令下达那天，整个朝廷都肃然惊惧。后来任事的大臣，多数是公所推荐的；公已经推荐了，他们本人却不知道，反而有人诋毁公，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公，公说：“我只知道使用他的才能罢了。”他三次选拔庶吉士，储备培养在翰林院，亲自督促教导他们，像爱护子弟一样。他与故学士吕文懿公以及当今学士陈公、彭公相处十多年，从未失去言辞和脸色的和善；每次谈话都把忠言告诉他们，并且讲学论政直到整天也不知疲倦。别人有了善行，就像自己做出的一样；不替人彰明便不停止。两广发生战事，编修邱浚正是广东人，详细陈述岭南事务。公公然上奏说：“邱浚的意见可以采用，请把他交给军中，作为平定贼寇的助力。”遇到天灾和民间疾苦，公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常把裁减抑制浮费、使百姓休养生息作为根本。他说，内库财物如果不用于救济军民，君主必然生出奢侈之心，把钱转用于土木工程、祈祷祭祀、声色享乐。自从公主持政以来，前后从内库拨出银两救济灾荒、抚恤边地，总数达几十万。有人有急难，不能亲身去救助；但对于树立台谏、慎重刑狱这些事，公尤其牵挂。有参加会试而落第的人控告考官徇私舞弊，皇上不高兴，把奏章给公看。公说：“这只是个人的怨愤，考官实际上没有弊端。比如臣的弟弟让，也没有考中，可见考官是公正的。”皇上的怒意才消解。言路多次被堵塞又多次被开通，没有因此消磨殆尽，都是公竭力主持的结果。成化初年，言官屡次指斥宦官的罪恶，认为不可以让他们参与国政；他们得以补授外任，却有人责怪公没有为他们申救。公说：“这件事怎么可以激烈处理呢？甘露之变、党锢之祸，诸位难道不知道吗？”天顺年间，宗室临川王、弋阳王先后被侦缉官揭发隐秘之事，后来大多牵涉虚假，于是皇上召公询问。公说：“由此看来，其他被冤枉的人一定很多。司法部门虽然知道他们冤枉，却不敢申辩。除非明发诏令告诫司法官，不许因畏惧权势、避嫌疑而回避，实在会伤害和气。”皇上于是召三法司当面告诫整饬，内外都感到欣慰。凡是朝廷大政令涉及军情、国计的，必定经过公议以后才决定。敌军统帅博啰靠近边境时，有人说：“传国玺在他那里，请发兵乘机突然袭取。”皇上因此动心，公说：“连年灾荒，府库空虚，军民困苦到了极点，应当让他们休息。” 况且敌军靠近边境却从未侵犯边塞，无故讨伐他们，必定会挑起争端。何况秦国的玉玺是亡国之物，也不值得珍视。”皇上猛然醒悟，停止了这场议论。内府上奏说缺少金钱使用，皇上下诏让户部商议，户部请求将苏、松、嘉、湖四府每年折征的粮银折换成金五万两。公说：“国家的财赋依靠东南地区供给，而黄金并不是那里所产。如今想折换成金，金价必然上涨。我听说云南各夷每年办理金银，如果用银折换金，也足以充当国家费用。”众人认为这样很便利。松潘羌人叛乱，已经下令三司调兵征剿，长久没有平定。公说：“三司彼此抗衡牵制，本来就不能成功。如果朝廷命一位大臣统领此事，那么事情就能平定。《易经》说：‘长子统率军队，弟子却用车载着尸体回来。’这不可不加以考虑。”皇上问公谁可以担任将领，公推荐都督许贵，于是任用他，松潘羌人才开始平定。凡是册立后妃、请求王爵、大丧、大祀、冠礼婚礼，以及今上即位后首次亲自耕田、临视学校等重大典礼，都命公与礼官增减修订仪式，然后施行。白金、文绮、上等酒、珍贵膳食，以及各地的贡品，内库的图书和赏赐，没有一个月停止过。公常常以盈满为戒，取《小旻》诗中的话，把自己的堂屋题名为“临深”，借此寄托处于安乐而不忘危险的意思。虽然官位达到三孤，他却不置办田产宅第，也不买卖女侍。他治学注重实践，不说空话，因此自号浣斋。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敦厚和睦的品行，有些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居处左右都是图书，他口诵手录，即使年老也不懈怠。每有所得就记录下来，有《体验录》一卷、《杂录》三卷。他接受顾问时，有《天顺日录》三卷。写文章以义理为主，不写艰深华靡的辞句，每每教人以晦庵、草庐为学习榜样。有《古穰集》若干卷。诗作冲淡温厚，有《和陶诗》二卷、《和杜诗》一卷、《读诗记》一卷、《读易记》一卷、《南阳李氏族谱》若干卷。他平日没有疾言厉色，神情纯和，见到他的人仿佛置身春风之中。浮躁的人因他而自行惭愧，阴险狡诈的人因他而内心沮丧。他禀性深厚，修养深沉，所以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常人，竟达到了这种程度。评论者说，自天顺以来，凡是端正君德、体恤民生、进用贤才、扩大言路、抑制奸佞宠幸、安定边疆，都是公的力量。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这是世道和斯文的不幸。公的原配黄氏，是武略将军某的女儿，早年去世，累次追赠为一品夫人。

译继配周氏，是安庆知府济的女儿，累次加封为一品夫人。所生儿子二人，长子叫璋，就是尚宝司丞；次子叫玠。女儿二人，长女嫁给翰林院编修程敏政，次女嫁给衍圣公孔弘绪。璋、玠将于明年春天奉灵柩归葬故乡刁河原，于是把行状托付给敏政。敏政大人实在是公的朋友；所以他小时候，公不嫌弃他而收他为徒教导，并且把女儿嫁给他。至亲的大义，使我悲痛无穷；但我才浅学疏，不足以阐发公功勋德行的万分之一。平生所托付的事情，又不敢推辞，因此据实写下大略，告知当代撰述文章的君子，也为日后史官采择史料作准备。谨此撰状。潭渡处士黄君行状 君名祯祺，字仲禧，世代居住在歙县潭渡，乡里无论老少都称他为潭渡处士。君的先祖中有名光的，从祁县左田迁到黄屯，黄屯因黄氏而得名；后来又迁到溪北，就是今天的居处。光的儿子芮，在唐贞元年间因孝行受到旌表。芮的第九代孙孝则，元朝初年因招降有功，被授予巡检，他辞去不接受；学者称他为德庵先生。孝则的孙子儒寿，元代至元年间考中明经，任诸暨州学正。儒寿的儿子塾塈，塾塈善于经营药材，元朝末年号称儒医。黄氏家中保存着先人的遗文。塈生佑，佑生真，真娶汪氏，汪氏生下君。君天性孝顺友爱，非同寻常。十二岁丧母，十七岁丧父，便奋发自立，不甘落在人后。有见识的人预言黄氏家族必有后代兴盛。当时家境贫困，天天都难以供给生活，君白天经商、从事农作，回家后仍不停读书。口头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跑去向乡里的先生请教。家境一天比一天富裕。他侍奉继母如同亲生母亲，并且常对人说：“世人大都说继母不慈，只是孝敬她的人不够尽力罢了。”因此继母得以安心生活。她养老时说：“这真是我的儿子。”乡邻相处久了，也忘了她是继母。君侍奉兄长祯祖如同侍奉父亲，对两个弟弟祯视、祯祥尤其厚爱。君喜爱祯祥的儿子华，认为他年少聪颖，抚摸着他的头说：“这个孩子一定能使我的宗族兴盛，其他孩子都比不上他。”于是把他选为郡学生，又送他到淳安跟随学士商先生游学，考中成化乙酉年的乡试荐举。华努力学习，非常谨慎，常常担心在世人那里失去声誉。父亲和先生都认为他很贤能。君一生操守行为丝毫不苟，乡人有时认为他过于执着，不顾情面。然而遇到违背道理的事，就相互告诫说：“不要让潭渡处士知道。”他为人严肃，使人敬畏到这种程度。居丧奉祀，完全按照朱氏礼制。有人劝他稍微遵从世俗，君严肃地说：“我生在朱氏的乡里，采用朱氏的礼制，有什么可违背的？”他的双亲葬在浅土中，族人被地理风水之说迷惑，不能完成安葬。君说：“这并不难，把那些书取来读一读。”不到几个月便弄清了其中义理，说：“蔡西山、吴临川没有欺骗我。”于是得地于歙县东乡，名叫江东湾，便举家将双亲安葬在那里。后来即使有精通这种术数的人，也没有能够改换此处。他周济困乏，救助孤寡弱小，只嫌每天时间不够，于是改行做医生。有人因疾病来告诉他，即使道路险僻、天气极寒极热，他也奔走前往医治，从不厌倦。病人用钱财报答，他却笑着推辞说：“我难道是为了谋利吗？”晚年喜欢宾客来访，来的人每天相对宴饮欢乐，纵情谈论直到半夜也不停止。子弟们大多以劳累为由劝他停止，他说：“我自有快乐的地方，你们哪里能够知道呢？”修筑道路桥梁，有关官府不能让百姓行动，君一句话倡导，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甚至把没能参加视为耻辱。每逢年节，他在先祠聚集族人，恳切反复地以继承先志、述说先德为话题。然而唯有君的孝行无愧于旌表，君的隐居无愧于德庵先生，君的读书无愧于郡学博，君的惠及他人无愧于儒医称号，真可以说是一乡的善人。君生于永乐甲申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卒于成化癸巳年秋七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岁。娶汪氏，是潜口大户人家的女儿，生四个儿子：长子文昌，早逝；次子文盛、文亮、文英。女儿一人，名秀真，嫁给吴还宗。孙子二人：长天禄，次天才。孙女四人：长孙女嫔清，嫁给许大祥；次孙女淑清，嫁给汪永潜；其余两人尚未出嫁。文盛等择定某年某月某日，将君安葬在某里的某山原上。华正在赴礼部应试时得到君的讣告，震惊悲痛得几乎昏厥，又深怕君的品行没有得到彰显，无法掩护他于地下，于是奔走向乡人询问详情，请我写行状，以便请太史氏刻铭。我与华是朋友，又想到乡里的老成之人再也不能见到了，谨此撰状。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赵公行状。

译公姓赵，名杰，字子奇，祖先是凤阳寿州人。元朝末年家谱毁失于战乱，所以更早的世系没有记载。高祖大恭，明朝初年跟随高庙起兵，累积武功升至卫百户，于是定居在大兴县。祖父士远、父亲原清，都承袭了父辈官职。原清又跟随文庙南征北伐，升任常山护卫正千户。母亲李氏，封宜人。公是常山的长子，性情淳朴，平日没有其他事务，唯独喜欢探究经史的大义，常常跟随各位老儒求学，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更加以阅读书册自娱。即使是辅助性官职的小说杂说，也同样留心，务求探得关键要害才停止。常山去世时，公在洪熙改元之年接受朝廷世袭俸禄，不久改隶羽林前卫；治理军务、体恤军士，宽严都适当。凡是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他一点也不迁就。卫所从指挥使以下，都相互说道：“赵将军不是我们这些武人，谨慎地应当避开他。”宣德年间有诏令废止前任护卫官的荫袭，公于是退休不再出仕，完全没有愠怒的神色。后来改学医术，遇到良方就亲手抄录，又解下衣物去买药，即使家里没有一文钱也不吝惜。有人因疾病来求医，他欣然准备药物为其医治，不要求报答。他曾对人说：“我难道是谋利的人吗？只是想稍微试着实现救济众人的万分之一罢了。” 中年时，他资助并遣送儿子昂入学做诸生，亲自严格督教。有人责备他说：“公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督促责备得太过分呢？”公道歉说：“我听说教育儿子严格，他才会有成就。”不到三年，昂果然凭《诗经》考取乡试荐书，考中进士。正统戊辰年，于是因儿子显贵而受到敕封，授为征仕郎、中书舍人。先前责备他的人这才都大声赞叹说：“赵老先生贤德啊！他爱儿子大概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天顺庚辰年，又接受诰命，进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公早年颇为严肃整饬，中年以后更加变得宽厚长者。两次接受诏命后，更加小心自守，谨慎得如同身体不能承受衣服。口中不谈论别人的过失，即使有人侵犯他，也安然承受，不予计较。亲友宾客到来，便整天饮酒下棋，不混乱也不疲倦。出门时就包着数十、上百文青蚨钱分给乞丐。平日穿皮带布袍，身材高长如鹤而立；年纪越大，步履反而越健。常常拄杖穿鞋在门前，逍遥自在。乡里的老少扶老携幼，笑着看见他，就知道是仁厚的长者。成化十年正月十四日早晨，他忽然穿戴衣帽坐着，像在闭目假寐，过了一会儿仍未醒来，于是去世。公生于洪武丁丑年三月四日，享年七十八岁。配偶张氏，能够辅佐公，起初封孺人，后来进封宜人，比公早二十六年去世。儿子一人，就是昂。他起初任中书舍人，升任兼司经局正字，历任翰林编修、通政使司右参议、纳交，是当时知名的士人，在当时颇有声望。娶李氏，是处士士英的女儿，追赠宜人；继娶潘氏，是武骧右卫指挥某的女儿，封宜人。女儿一人，嫁给武骧右卫指挥刘达。孙子六人：翊、竑、端、靖、竣、立。翊是李氏所生，为乡贡进士，娶蒋氏，是尚宝卿敌的女儿。竑聘娶冯氏，是广东按察副使定的女儿。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给顺天府尹阎公的儿子、国学生璘；次孙女嫁给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程公的儿子敏行；次孙女许配给河南布政司参政杨公的儿子镛。曾孙男一人，名恩。三个孙女都还年幼。昂将于今年二月十七日奉公的灵柩，安葬在东直门外长庆埧祖坟的右侧。因为我的弟弟将聘礼送到赵氏家，和赵家结亲；我曾在公的堂上拜见过他，了解他的品行事迹很详细，所以请我撰写行状，以求请作者作铭。谨此撰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保、谥庄懿周公行状。

译公名瑄，字廷玉，姓周，世代是山西阳曲人。曾祖父名某，祖父名温甫，父亲名杰，都以善行在乡里闻名，不喜欢做官求进。曾祖母某氏、祖母任氏、母亲张氏，都是名门出身并有美好的德行。祖父、父亲因公显贵，追赠资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母亲追赠夫人。公生于永乐丁亥年三月三十日，幼年就有美好的资质，七八岁读书便明白大义。父亲右都公看出他不同寻常，派他到沈良先生以及谭、曾二位长史门下游学。这三位君子都是明朝初年的名儒，所以公在学业上有所领悟。洪熙乙巳年，进入太原府学做生员，学业更加长进，接连遭逢父母丧事。宣德乙卯年才考中乡试；会试中乙榜，却没有出仕，进入太学，后来历任户部属官。正统甲子年，经过吏部铨选，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精心探究法律本意，审理案件明察公允。当时金荣襄公任尚书，谨慎许可，唯独喜爱器重公，凡是狱讼有事，必定交给公办理。比如购买药物治疗病人、储存米粮救济贫民、清洁监狱房舍安置囚众，都是公首先提出的。有一名死囚多次申诉冤屈却未能查明实情，公穿便服暗中访查了几个月；一天到了城南，听到一位乡村老妇的话，才查明囚犯的冤屈，使他得以不死。给事中翟让、御史刘训给燕山左卫发放钞币，却诬告官员盗取钞币，把案件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公辨明了他们的诬告，翟让、刘训因此被弹劾。由此，公的贤能声誉迅速在士大夫间传开。丁卯年奉命审录南畿重囚，戊辰年审录畿北重囚，所到之处都平反了冤案。己巳年北征，部属中应当随从护驾的人，大多以疾病为托辞，公毅然请求同行，负伤而回。景帝即位，升任署理河南清吏司郎中。当时有校尉接受贿赂，放纵强盗，却把旧日仇人充作盗贼数目，公竭力辨明，校尉都被反坐治罪。有八百名囚犯一天之内送到，公担心天气炎热、众人聚集会有人病死，三天内全部发遣。庚午年刑部缺少侍郎，众望集中在公和王公概二人身上，于是听从吏部尚书王文端公的意见，升公为右侍郎。公更加辅佐长官，严格要求属吏，把洗雪冤屈、惠及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丙子年，顺天、河间二府百姓饥荒，皇上下令公前往赈济。这两个府一向没有积蓄，又连续遭遇大水，公私财力都已枯竭；公忧虑之色显露在脸上，凡是举行救荒的政令都竭尽全力，又分条上奏八件事：一，裁减各处冗余官员；二，停止征收当年的粮食和草料；三，增减军士粮草，恢复旧制；四，免于追征长期拖欠的马、骡、牛、羊；五，暂时停止供应柴炭和征发夫役；六，皇庄、湖泊的收益任由百姓采捕；七，招募商人输纳盐粮。八，减少粮斗的额数，借用水运沿线官仓的粮食，救济百姓。奏章下到户部后，不能全部听从；尤其认为招募商人、借粮的意见很难实行。公又辨说道：“商人贪图利益，榜文张贴很久却没有响应，是因为计算下来得不到利益。不减少斗数，商人怎么会来？粮食出自百姓，百姓死了，粮食也就无从取得。为什么吝惜粮食而眼看百姓死亡？何况说是借，必定有归还的时候，并不是白白耗费。”奏章上报后，皇上下诏特意采纳公的意见。公又为百姓准备耕牛和种子，让他们努力耕田。禾苗长出后却没有下雨，公巡视部属到武清，恳切地向天地上下神祇祷告。这天晚上大雨，第二天到了沧州，又下雨。当时户部尚书马恭襄公已经退休居家，对公说：“过去有御史祈雨，如今成了侍郎祈雨了。”秋天获得大丰收，适逢英宗复位，公请求入朝，皇上不许，重新命令公尽心赈济抚恤，事情办完才返回。当时是天顺丁丑年。戊寅年升任左侍郎，得到彩币二品、袭衣的赏赐。自丁丑年以来，朝廷多次发生大狱，也多交由锦衣卫镇抚司办理，公在其中委婉开导劝谕，暗中纠正和救助了很多人；又告诫各司，不要观望拖延而伤害无辜。然而英宗对公的宠信最为深厚，癸未年命公掌管工部事务，又命公掌管都察院事务。成化乙酉年，今上改元，命公祭告中镇霍山以及晋代沈三府的先王；公因此得以经过家乡祭扫祖墓，和宗族士人相会，乡里以此为荣。尚未返回，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到任后，公严明告诫，革除长期积弊；有几名侵盗作奸的人，全都依法惩处，贬谪戍守边地仓场，以肃清风纪。然而南京守备大臣却想借校验斗斛侵吞公的权力，公上疏弹劾他们。事情交给六科十三道审理，他们又交相上章论劾。于是守备大臣受到严厉斥责，这才停止。不久，公上奏南京城防事务八件，以及每年入朝时多次提出建议，例如罢免操江都督粮旺的贪污行为之类，许多事情都得到施行。丙戌年，南畿粮价昂贵，皇上下诏公发放京仓粮食，低价出售以平抑粮价，百姓食物不至于艰难，畿辅地区才安定。这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士人们相互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公告诫各司，事情不是必须审勘的，不得超过五日，以此没有冤屈滞留的囚犯。曾遇到监狱发生瘟疫，公将流徒以下的囚犯全部释放遣散，说：“有事就召来审问。”欢呼声传遍道路，人们都抬头举额祝愿公长寿。南京刑部自洪武年间建立以来到这时已经倾颓，公获准重修，又拿出私人的俸钱增益其中，修建得焕然一新。甲午年三次考核任期届满时，请求退休，皇上勉强挽留，但没有答应。此后没有一年不请求休致。丁酉年春夏两次上章，都没有获准；到冬天又因三年任期届满入朝觐见，这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公的祖先世代行医，没有田产；等到公时，全力奉公家之事，无暇顾及私事，而且长期居住金陵，喜爱那里的风土，于是仍归江南，入籍江宁。公获得退休以后，每天与故人亲戚饮宴登临游览，非常快乐。过了很久，公失明了；长子经当时侍奉经筵并为皇太子讲读，急忙请求回去省亲，获准乘驿站车马去探视公。见公饮食谈论，与从前没有不同，料想他的福寿正盛而且还没有止境。经回朝后三年，公便去世了，实为甲辰年五月六日，享年七十八岁。公的正妻喻氏，是镇抚的女儿，追赠夫人；继妻顾氏，封为夫人。儿子八人：长子就是经，天顺庚辰年进士，历任翰林检讨、编修、侍读、左春坊左中允；次子纶，是太学生，先去世；次子纮，成化戊戌年进士，任南京吏科给事中；次子紞；次子缙；次子绅；次子綖，早逝；次子维。女儿一人，嫁给太学生马忠，他是恭襄公的儿子。

译孙子十二人，孙女九人。公的死讯传来，皇上哀悼惋惜，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庄懿，派南京礼部前往宣谕祭奠，命工部办理营葬之事。经获准回乡，将奉公葬在某处某山的原野上，并把行状托付给我。我认为，公的德性宽宏，气度安详文雅，长须高身，议论英迈奔放，见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大人君子。他一生侍奉皇上，始终以恭敬谨慎为根本，自号葵轩，以此表明志向。行为端正，所任官职都是循序升迁而得，从不歪曲正道以求取悦他人。任官清廉，所以到老年连故乡也没有田宅可以归居。对待别人务求厚道，有人不回应他也不计较。有人托付事情给他，他都尽心尽力去做，不亚于办理自己的事情。在国子监时，同堂学生住处相邻，有人丧妻后没有棺材，公于是让家人送去钱财，甚至倾尽囊橐资助他。在任官时最以仁慈宽恕闻名；任主事时，有罪人贫穷，交不起官府所需的纸张，将要卖掉幼子并与之诀别，公不忍听闻，便用折纳粮税所得的绢偿付纸价，把孩子还给他。对待朋友，情谊亲厚而不结党；对于敞开心胸、以诚相见的人，必定倾心相待；对于外表厚重而内心深藏的人，则厌恶见到。居家侍奉父母孝顺，遇到时节，即使年老仍然悲泣。友爱兄弟，用义理教导子孙，绝口不谈一个“利”字。即使对待奴仆这样卑贱的人，也都施以恩惠。张夫人的一个侍女，年过笄礼，公极力请求把她嫁出去，说：“人虽然卑贱，但感情却是相同的。”后来她嫁给乡里的读书人，生了三个儿子；那读书人富裕起来，治学不拘泥于口耳传习，但写成诗文，浑然成篇，可以流传，而公自己却不满意，常常删削他的稿子。公出入两京，历任两法司，近四十年，没有丝毫伤害人、损害物的行为；至于主持赈济、借贷以及督理京城粮仓，救活百姓、造福国家的功劳尤其多。因此官位升至八座，寿命接近八十岁，子孙不下二十多人。登甲科，联任清要官职，并且在公身后一起显达；这样看来，公始终的荣名、绵延宏远的福泽，在一时之间，哪里多见呢！先尚书襄毅公与公是同僚，彼此相处最为深厚，真如异姓兄弟；两家的子弟相处，也与骨肉没有不同。我年幼时，最承蒙公的奖掖爱遇；每次侍奉饮酒，听他谈论，都得以窥见公的为人，所以对公了解得很详细。何况我与中允君同在史馆任职，又在经筵一同侍奉青宫，世代讲学的交谊一天比一天深厚，那么把公的事迹叙述出来，告知后世，铭刻在作者笔下，实在不应推辞。因此我再次前往吊唁哭祭后退出，将这些事写下，以供采择，如上所述。谨此陈状。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董公行状。

译公讳寛，字世宏，世代是安庆怀宁人。曾祖成，元朝末年持剑跟随太祖渡江，功业未成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真保因功授燕山左卫百户，跟随太宗平定内难，历任明威将军、指挥佥事，死于夹河之战。他的儿子智承袭父职，仁宗怜悯他的忠诚，晋升为昭勇将军、大同中屯卫指挥使，迁治河间；又因公显贵，追赠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祖母袁氏、母亲余氏，都追赠夫人。公是昭勇公的次子，于永乐乙未年正月一日出生在河间里第。出生时肋骨相连，面色如铁，臂力超过常人；性情沉毅，少有言笑，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稍长后跟从老师学习，通晓经史大义，尤其喜爱韬略兵法之书。哥哥宣已经承袭父职，却没有儿子，去世后，便轮到公掌理军务、讲习武事，一切都有条理。当时军职子弟中没有人能超过他；境内每有大盗，他必定带着弓箭独自出发，只带几名骑兵跟随，亲手射杀盗贼后才回来。正统己巳年，都城戒严，兵部尚书程襄毅公在吏科任职，上章荐举公勤勉、智慧、勇敢，召他赴京。当时正商议大规模出兵袭击敌人，公极力说，国家军队刚刚组建，敌人声势正盛，不如自行守备来巩固国家根本；盗贼在内不能交战，在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一定会自行逃走。少保于公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原先投降、安置在京畿内的户口，一同起来作盗，于公请求晋升公为署理佥都指挥事，统领一军，从京师到河间缉捕盗贼，并督率河间、沈阳、大同三卫的军队操练。不久，赐给玺书，让他就地镇守。公处理军务，或宽或严，都恰到好处；尤其以正道自持，亲族没有人敢扰乱法令。河间城临近水边，容易毁坏，公筹划修葺，增设重门和楼橹，一时十分壮观，居民都依赖它。景泰癸酉年，召回京师，督率神机中军营。乙亥年，湖广发生战事，南和伯方忠襄公荐举公一同出征。当时铜鼓、五开一带的苗族盗贼十分猖獗，公曾率偏师攻击他们，历经四十多次战斗全都取胜；到了抬罗、抬网两寨，山势更加险恶，众人相互观望，没有人敢前进，公挥戈奋勇向前，不到一天便攻克了它们，因奇功获得重赏，实授佥都指挥事。天顺改元，英宗复位，神机大将说公长期在军中，应该晋升以激励将士，于是诏令署理佥左军都督府事。他经常随驾到西苑射猎，发箭无不中，英宗完全记住了他的名声，多次赏赐他。辛巳年，逆贼钦犯阙，公听到变故，立即带领部下士卒连夜在西长安门截击盗贼；有特别诏令命公率众向东进军，正好天已发亮，兵力渐渐聚集，公请求用神炮攻打他的家，于是将他攻破擒获。晋升实授都督佥事。这一年赐玺书，命他总督扬州各路备倭官军。沿海废弛防备已经很久，倭人有时在境内侦察，而戍守者没有察觉。公整顿军装，检阅战舰，考察将士勇怯，谨慎设置侦察警戒，多次捕获倭人的侦探。此后十多年边境没有战事。公又利用闲暇留心儒学，礼待贡士并资助遣送他们，免除社学生的徭役，贤能的声誉广泛传播。后来东南很久没有起用他，四川以及漕运总兵又缺少合适人选，兵部尚书白恭敏公接连把公的名字上报，最终没有成功。成化改元，今上即位，念及公长期守边，赐敕嘉奖慰劳，并赏赐白金、彩币。不久命公兼督常州孟渎河以及苏、松、通、泰各路的盐盗。钱厚纠集众人，在江海之上僭越称号；公绘制地图，限定日期，分路进兵。嘹角嘴一地属于江北，公移文给巡盐御史，请求派数百名伏兵援助，并说：“如果按约定行事，盗贼应当可以全部捕获；否则只能捕获一半。”后来援军失约，公独自率军进攻，捕获钱厚及其党羽几十人，其余逃往江北。他料敌就是这样准确。癸巳年，因病上奏请求回京治病。过了十一年便去世了，时在甲辰年八月一日。享年七十岁。死讯传来，皇上哀悼惋惜，命礼部宣谕祭奠，工部供应葬事；下葬时又派有关官员祭奠。公原配何氏，早逝；支氏封为夫人，她们都辅佐公创立家业，尽到了妇道。继室蓝氏，侧室刘氏、王氏，都生有子女。儿子八人：长子璋应当承袭公的官职；次子琇，是乡贡进士；次子璘；次子琦早逝；次子琥；次子琏；其余二人还年幼。女儿八人：长女嫁指挥孙恭；次女嫁指挥徐能；次女嫁指挥之子周济；次女嫁指挥宋瑄；次女许配给已故都宪、寇庄愍公的孙子，未婚夫因守节而死；次女嫁千户唐英；次女嫁指挥之子程敏聪；次女许配给指挥周某的孙子。孙子四人，孙女六人。公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夫人极其孝顺。母亲曾患风疾，他每天跪着奉送汤药，持续三个月没有懈怠。母亲吃剩的饭，他就拿来吃，直到病愈才停止，乡人都认为这很难做到。天性廉洁耿介，不随便取用财物，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却总有救济他人、利及万物的心。整日端坐家中，没有轻薄言语和嬉戏神色，即使盛夏也不脱衣巾。军中称他为董御史，尤其厌恶登临权贵之门。他所任官职都因论功受荐而得到；只有对于有名望的公卿、硕学大儒，他唯恐交往迟了。他教导各个儿子努力学习、奋发立身，不染纨绮子弟的习气。在姑苏时，曾与故武功伯徐公、都宪韩公谈论兵法，也谈到孤虚旺相的两种说法。公为之惊叹称异，称赞不已。以公所到之处和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即使古代的良将，大概也不会超过他。然而他的恩惠仅止于乡邦，威势谋略施行于东南，却没有机会舒展四肢、奖率三军，去参与西北两敌的战事，为国家效力；又没有机会总领殿岩、参与庙堂谋略，进入通侯宿将之列，最终却老死在窗下。可惜啊！我就是公所荐举的程襄毅公的儿子，而我的堂弟敏聪又与董氏订婚，两家有姻亲之好。今年春天，我还正和同僚们作诗歌，在堂上为公祝寿，哪里料到他突然到了这种地步。璋等准备奉公的灵柩回葬河间某地的原野，并把行状托付给我。唉！先辈朋友都已经离去了，我哪里还敢再推辞？我恭敬地吊唁哭祭公，并根据琇所叙述的次序，搜集整理写成以上文字。谨此陈状。《篁墩文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四十一 （明）程敏政撰 ○行状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毅的程公行状。

译公讳信，字彦实，世代是徽州休宁人。他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元谭，东晋时任新安太守，施行惠民政绩，任期届满后百姓请求朝廷留任，于是赐宅第于郡中的篁墩，子孙便在那里定居。后来有一位名叫灵洗的，曾起兵抵御侯景之乱，梁、陈之间多次建立战功，追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壮，在徽州享受庙祀。灵洗的第十四代孙澐，是唐代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马使；他的儿子南节居住在休宁，是陪郭公这一支的出自之祖。起初，忠壮公的第五代孙大辨，任唐代六合县令，向北迁居中山博野，后来又迁到河南。第九代有琳，任宋代太师、中书令，谥号文简；有珦，任太中大夫，他生下明道、伊川两位夫子。靖康末年，子孙都跟随南迁，居住在池州。有祉，出仕任休宁县尉，于是与陪郭同居，又互相选择继承人，所以休宁的程氏，实际是两位夫子的正统后裔。祉的弟弟荣秀，任元代江浙儒学提举，生文贵，任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文贵生社，至正末年因荐举任承奉班都知，没有赴任，生有二子：长子吉，是辅公的曾祖父，祖母为吴氏；次子国胜，跟随太祖皇帝起兵，官至万户，因节义死于伪汉，追封安定伯，屡次追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号忠愍，在康郎山享受庙祀，事迹见于《实录》。祖父社寿，洪武末年因牵连获罪被贬往河间；父亲晟都因公的显贵而追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祖母汪氏、母亲张氏，都追赠夫人。公于永乐丁酉年闰五月十六日出生在河间里第，出生时大雨雷电，出生后天便放晴，正是正午。祖父府君认为奇异，公稍长便送他到乡校游学；他聪明颖悟超过常人。入县学成为生员，学习《周易》。当时监察御史、宁国人程富主持畿北学政，读到公的文章，惊叹说：“北方竟然有这样的才子！”于是移文各郡，勉励诸生。正统辛酉年考中顺天府乡试，壬戌年考中礼部会试，等到廷试时赐进士出身，当时二十六岁。在观政的空闲时间，遍读各部经书，都能背诵。乙丑年十月，诏令遴选六科官员，规定人选应当“行为举止端庄，仪表丰伟，言语正当，学识优长”。吏部查阅各进士，只有把公一人的名字上报，于是授任吏科给事中。丙寅年二月，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六月又接着遭逢祖父之丧，丧礼祭礼都完全遵守礼制，不采用佛教仪式。戊辰年九月服丧期满，恢复任职。己巳年七月，英宗皇帝亲自征讨北方敌人，公与朝廷大臣上疏劝阻，没有得到答复，随后土木堡军队溃败。九月，景皇帝即位，公与言官上疏弹劾随驾的将领和军士失掉法纪、导致战败。诏令追究祸首及其党羽的罪责，命公登记抄录宦官王振的家产。事情办完后，公认为国家军队刚刚战败，正应选用人才，于是上疏推荐被除名的大理卿薛瑄等数人，朝廷都下诏征召任用。十月，北方敌人攻打京师，当时京内外戒严。朝廷大臣推荐公和户科给事中王竑熟悉军事，诏令公分守西城，王竑分守北城，各自赐给玺书，遇有事情与内外重臣协商后办理。公上言五件事：“颁布新号令以振作军威，招募勇敢之士以防备紧急情况，召集勤王军队以阻止敌人南侵，设置武备以防止内部变乱，养成锐气以准备战斗和防守。”诏令有关部门当天议定施行。当时敌军统帅额森正从西山一带逼近都城，都督孙镗抵御失利，想带领余部入城。监军宦官向义请求接纳，公坚持不可，说：“朝廷把全国军队扫数交给孙镗，如今只是稍有不利，催促他继续作战，那么孙镗一定会拼死效命；接纳他入城，敌人的声势就会更加壮大，人心更加危险，这不是可取的计策。”于是入朝上疏说明，诏令不要接纳孙镗。但敌人的攻势渐渐逼近，公亲自在城上督率各军，用火枪、炮石和鼓声呐喊为孙镗助威，敌军于是退去，京师解除戒严。景泰元年四月，充任副使，持节册封蜀府华阳王妃。归途中恰逢京畿内发生灾荒，百姓接连流离迁徙，便上疏说：“京畿各郡安定，京师才能安定，请发放官仓粮食，分路赈济借贷；仍应制定法令，让抚民官按照百姓流亡人数的多少论罪处分。”又说河间县因战乱之后撤去学官和生徒，把他们并入府学，不合适，应当恢复县学、培养人才，以显示朝廷停止战争、讲习礼乐的美政，这些建议都被采纳。英宗从敌军那里回来，朝廷正商议迎接礼仪，尚未决定，有个龚千户把密信投到学士高谷家中，说礼仪应当从厚。此事渐渐传开，众人面面相觑，不敢首先揭发。公说：“武臣尚且懂得礼仪，大臣却拿着这件事不说，谏官又不说，朝廷没有人了。”于是邀请同僚一起具疏说明，有诏令取来那封信送入宫中；虽然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但一时之间正直的议论借此得以伸张。九月，升任本科左给事中。辛未年九月，公因为英宗从北方归来、居住南宫，而朝廷缺少朝见之礼，且天象屡次变化，向皇上上奏兴复中兴、巩固根本十件事：“敬天、求贤、纳谏、谨慎应对灾异、节约费用、详慎刑罚、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崇尚俭朴、尊崇师道。”反复数千言，都切合当时政务；其中“敬天”一项，请求景帝发扬孝友的实际行动，以回应上天仁厚之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月〕 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认为壮烈可嘉。壬申年春天多雪，天气经常阴暗，公又上奏修养君德、慎重刑狱、救济百姓困苦三件事；对于铨曹任免中不妥当的地方，进言尤其有力。当时公一向负有宰辅的声望，御史台和各部缺员时，常常被推举拟任；但朝廷议论又认为宣府、辽东两镇的边饷最为重要，请增设两名右参政督理此事。吏部尚书何文渊把公和兵科都给事中叶盛的名字一并上报，诏令任命公为山东，叶盛为山西，士人舆论对此大概不满。公到辽东时，巡抚都御史寇深已经获准处理此事：仓官、吏卒盗粮一石以上的处死，又制造新斛，大小比旧斛增加二尺，让人交给公检验核查。公说：“假使他们确实盗粮，即使按一斗处死也不值得怜悯。但如今故意把斛加大，把人置于死地，难道合乎情理吗！”于是取来各个旧斛加以校验，说：“用这个斛收入，用这个斛支出，即使朝廷追问，也应当这样回答。”把各种新斛取来，当场砸碎并焚烧。癸酉年四月，因祖母夫人汪氏去世离职服丧。乙亥年七月服丧期满，十月改任四川。丙子年四月到任，分巡所到之处都询问百姓疾苦，不怕道路险远。八月主持乡试，防范周密，没有发生舆论非难。

译当时提督兵备、刑部侍郎罗绮发布檄文，命公总理松潘边境的储粮，进攻大姓夷族盗贼，攻破他们的黑虎三捷等寨。恰逢天顺丁丑年，英宗复位，公奉表入朝祝贺；当时正登记景泰年间进言的人，于是留下公任太仆卿。公查阅旧档，看见各卫每年损耗的马匹多得数不清，而法令规定每月鞭打马主两次；若按损耗马匹多少一次计算，势必难以同时执行，于是召集众人约定：“每月交出一匹马，官府就可以免除鞭打，马匹也会逐渐增加。”当时马政长期废弛，朋党议论纷纷而起。三营大将石亨、孙镗、曹钦联名上疏说：“太仆寺急迫征取各卫马匹不妥，请把此事隶属兵部。”朝廷听从了。公说：“这样一来，就成了太仆寺不能履行本职了！”立即发文说明：“太仆寺的职掌专在马政，而高祖有旨，马匹数目不许让人知道。如今把此事隶属兵部，使马匹的增减太仆寺不能参与知晓，假如有警报而马匹供应不足，那么谁来承担这个职务？希望明白下诏，作为固定法令。”兵部害怕公把此事上奏，诏令又把这件事归还太仆寺。当时公刚刚起用，任官不到三个月便与权贵争论政事，朝廷舆论都称许他。戊寅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仍享三品俸禄，巡抚辽东。召公到文华殿，皇上看着他询问了很久，谈到边境事务，命公与内外守臣协调合作办理。公叩头接受命令。在此以前，朝廷听从曹、石的意见，罢免天下巡抚，官员、军队和百姓都认为不便；英宗于是命学士李贤、尚书王翱举荐能够胜任的人，得到李秉、白圭、王宇等人以及公，一时号称得到了人才。辽东守将海宁伯董兴与曹氏联姻，公一概按照正道裁断，董兴严肃畏惧他。又制造战车一千辆，以备攻守；创设义仓九处，用缴纳粮食赎罪的办法储备粮食，以备灾荒；设置按月轮流登记的簿册，以革除摊派征敛；设置牌号，以侦察奸细，号令焕然一新。己卯年三月，公因患风湿病。都指挥使夏霖治理辽东，多有违法行为，并且与董兴互相结交。分巡按察佥事胡鼎查究他四十件罪状，公据实上报。诏令宦官和锦衣卫指挥郭英前往逮捕夏霖并抄没其家。夏霖派人预先在路上行贿，郭英等便上奏说夏霖的罪行有一半是虚构、一半是真实；夏霖因贪婪及私自结交外国获罪，降三级，贬谪广西；而都御史寇深又弹劾公听信外台官员的话，烦琐地惊动圣听。英宗没有治公的罪。不久，因为公复奏时不肯引咎，被征召回京，关入诏狱。庚辰年正月，调任南京太仆少卿。南京太仆寺治理滁州，事务简少而空闲很多，公每天与滁州人游览琅琊诸山，寻访王元之、欧阳公的遗迹，在山间吟咏长啸，仿佛打算终身如此。辛巳年，刑部缺少副职，英宗与辅臣谈论人才及公，辅臣于是说公性情正直、不阿谀，适合任职法司。英宗认为有理，四月召回京师，升任刑部右侍郎。公自守更加坚定，凡事必定秉公办理；又因为刑罚关系百姓生命的大事，摘取《大明律》分条析目，编成《律学指掌》一书，随时用来充实自己。七月，曹钦败亡，董兴被流放广西。当时许多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但遇到有牵连的事情，公从来没有不与他们反复开导说明，务求采取公平宽恕的办法。又告诫各属司，不要观望徇私、出入人罪；因此各属司中因违逆锦衣卫而被排斥的人很多。甲申年正月，母亲夫人张氏去世，公在京师扶柩回河间，朝廷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并主持营葬。成化改元，西部广西、四川发生战事，今上皇帝诏令起复公，任兵部右侍郎；公上疏坚决推辞，没有获准。丙戌年，陕西、荆襄又发生战事，奏牍堆积如山，整日没有空闲；当时尚书缺员，公一人承担其职，筹划边境事务如同尽在眼前，举荐弹劾将帅都符合人们的意愿。朝廷倚重边境将帅，边将都畏惧服从。至于修整马政、举荐将才以等待四方任用，这些办法直到今天仍在施行。十月，升任本部左侍郎；当时公的旧病发作，停职后不时感到行动不便，便上告请假居家。十一月，诏令公带病勉强起任，暂免每日朝参，并赐给一个儿子入太学。当初，四川、贵州的山都掌蛮人凭借大坝山箐的险要地势，占据其地，时叛时服；两镇守将势力互不相下。朝廷议论派近侍、宪臣各一人前往督战，兵科给事中秦崇、御史吴■〈王扁〉到军中不久便返回，说各蛮已经平定，诏令各自晋升俸禄二级。不久，各蛮再次出动，攻破合江以上九县，势力更加猖獗。公复奏弹劾两镇守将，也稍微牵涉秦崇、吴■〈王扁〉；皇上虽然宽恕他们，但两人心中都怨恨公。丁亥年六月，边境报告更加紧急，皇上采纳朝廷意见，晋升公为兵部尚书，提督军务，与襄城伯李瑾调发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的番汉军队讨伐他们，赐给白金、彩币、金织麒麟衣一袭让他出征。公到永宁后，把大军分为三路，亲自督率一路进入金鹅池；又分派四川军由戎县进军，贵州军由芒部进军，云南军由普市进军。授予各军方略，约定四路军队都在大坝会合。军队到达李子关、渡船铺时，盗贼凭险据守，飞梭和滚石像雨一样落下；各军用神铳和强弩将其击退，攀登山崖而上，顺风举火，焚毁了他们的龙背、豹尾两寨。盗贼退守大坝，而贵州军已经从后面夹击，四川、云南军已经攻打他们的左右两翼；盗贼惊慌四顾，四散奔逃，无法支撑，连续攻破二十多个寨子，缴获铜鼓几十面，斩获五千人，生擒二千人。其余盗贼又逃入天井、水磨两洞，洞穴幽深黑暗，无法进入。公命各军用土石堵塞洞门，包围守候一个多月，盗贼死在洞中，臭气传到十多里之外。公又暗中察知九姓土獠中依附盗贼的人，回师后袭击他们；不到一年，都掌地区全部平定。两次捷报传到朝廷，皇上赐敕极力奖谕。公又请求把泸州卫迁到渡船铺，以控制各蛮；分割都掌旧地，隶属永宁、芒部；把大坝改名为太平川，设立长官司管辖已归顺的夷人。当时公在大坝驻扎了两个多月，淫雨不时降下，瘴疠接连发生，旧病更加严重。凯旋后，皇上十分高兴，赏赐彩币四表里、金织麒麟衣一袭、白金五十两以及羊酒慰劳，并兼任大理寺卿。

译当时秦崇正掌管兵科，怀有旧怨，而吴■〈王扁〉已经调任外地。纪功御史方汉正好与公因座次发生嫌隙，于是相互串通，诬陷公没有彻底消灭盗贼以及多报首级功劳等事。幸赖皇上圣明，置之不问；但进言的人不知道其中实情，多以此为谈资，公也不与他们争辩。公四次上疏称病请求退休，皇上都不准许，并且一再褒奖慰谕，说：“卿还没有老，应当勉力效用，不准休致。”又说：“朕认为卿的功业正盛，委任尚不可使其闲居；况且卿的才能足以任用，不准辞官归老。既然有病，就等调养痊愈后办理政事。”最后公发文请求停支常禄，皇上也不答应。戊子年十一月，命公入侍经筵。辛卯年春天，皇上因雨雪不降，将要到山川坛祈祷，命群臣分条陈述缺失。公上言：“军事上可以更张改革的有四件，军队弊病可以整治的有五件。”大意是说：“如今对外，只有延绥、两广每年都有遭受掳掠的忧患，却屡屡把捷报传到朝廷，在宫阶前多次称贺。四方流民都聚集在荆襄，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却没有寻求良好筹划，作为长久的对策。对内，只有京营是天子的六军，用来以重驭轻；然而四方有事时，常常苦于京营军队不精纯，又困于兵力不足。这些都是应当大力改革的事情。”关于军队弊病的五件事，也都联系同类事例加以譬喻，诵读后便知道其中的是非所在。诏令下到兵部，一时掌事者以为难办。不久后三方又发生战事，完全如同公所说。公虽然在告假中，朝廷有所赏赐，往往直接赏给他的家人；又派太医诊视，病渐渐痊愈。这年九月，又采纳朝廷意见，诏令改任公为南京参赞机务，特许公不必入朝谢恩辞行，又特别给人搀扶，由皇上亲自面谕后送行。公到南京后上章谢恩，其中说：“愿皇上兴作文治，修整武备，永远留下治理国家的规制；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协同满足上天与人的愿望。”当时营卫官员中很多年老不能任事或贪婪放纵，公全部淘汰。各项约束都遵循旧制，但也从未稍稍屈己来顺从他人。壬辰年，彗星出现在轩辕星区，公与守备南京的六卿共同商议，得到兴利除害三十多件事，具疏上报。又说给事中王徽等人因进言获罪、贬官已久，请求召回以奖励直言，诏令议定施行。应城伯孙继先在南京有许多违法行为，恰逢事情败露而尚未裁决，有诏令交给公办理，许多人请求宽赦他。公执笔愤然说：“侯伯是武臣的领袖，惩罚一个人以警戒百人，正应当在这件事上体现。” 于是把孙继先贪污侵夺的各种事情全部揭发出来，孙继先获罪免职，党羽都被贬谪戍守岭南边外，军府肃然。癸巳年七月，公任职六年考核功绩，诏令免除公赴阙。甲午年旧病再次发作，恳切请求辞去机务，皇上不忍违背公的请求，赐敕让他还乡，说：“卿应当努力进服药物饮食，以求达到康宁；如果疾病完全脱离身体，就不要长久安居家中。”第二年，公回到休宁乡里的宅第，每天与乡里的长者故旧在山水间徘徊，以饮宴为乐。戊戌年七月，公的幼子去世；当时长子敏政正侍奉皇太子讲读，担心公忧伤，请求回去省亲，诏令派驿骑慰问公，并允许他侍奉饮食两个月。公饮食起居如常，而且催促敏政回朝。公说：“我不能报答国家的深厚恩德，你应当努力，不要留恋这里。”己亥年五月，公忽然因呕吐而得病，转为风痰；病情好转后又复发三次，最终没有起床。时在九月二十七日辰时，享年六十三岁。有关官员把讣告上报，皇上哀悼惋惜，诏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毅，派使者到家中宣谕祭奠，命官员督率有关部门办理葬事，诏令下葬时再赐祭奠。公体貌魁梧，德性刚强果断，以气度雄视天下，见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伟人。公为进士时，曾因事情到内阁大学士杨文定公那里，杨公见到他便认为奇异，与他谈论乡郡人物品格高下，他应答如流，见解确实而坚定，杨公说：“这是能够远大成就的器材，要善自保重。” 任谏官时，知道的没有不说，进言必定通达大体，不用矫激的言辞来博取名声。历任内外官职，经过十三任，共三十多年，独立无朋党，也不因别人议论而稍有改变。辅佐两藩和法司时，都以恭敬正直辅佐长官，从不隐忍旁观、坐视不理而把这当作贤能。见识明敏，凡朝廷有大事，众人还没有决定、不能明白说明时，他只用几句话就能分析清楚，妥当合宜。例如北方敌人潜伏在黄河套中，每年成为西部边患，辅臣有人请求发十万军队，以大同守将杨信为总制进行搜索剿灭；公极力说：“河套地广而遥远，没有水草；出动十万军队，运输粮饷的人就要增加一倍。自古以来抵御戎敌，敌人来就拒战，敌人离去就不追赶，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杨信也停止了请求，只请派三万人巡边御敌。公说：“这是关系国家形势强弱的大举动；用三万人搜索河套则太少，巡边则太多。关陕连年遭受兵祸，如今这样出兵，胜利的形势还没有形成，却先使自己困顿，这难道是谋划国家的办法吗？”众人都信服公的话，最终给了两万人，以巡边为名，停止了搜索河套的议议。掌管两京兵政和主持征伐，都有成绩，不推辞责任、不怕招怨，尤其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有大臣的风范。在四川、贵州时，诏令允许他便宜行事，可以授予爵位、赏赐和施行杀伐；直到事情成功，他没有封赏一人，也没有杀戮一人，同事的人以此责问他。公说：“刑罚和赏赐是君主的重要权柄，恐怕把它交给外地将帅，事情如果侥幸办成，他又会暗中玩弄权柄，这难道是人臣的福气吗？”他在南京时，守备官员大多想接受诉状，干预钱粮等有司事务，公极力制止，说：“守备所掌的机务，是用来谨慎防备非常之事的；如果事事都要参与听闻，那就是古代宰相的职权，不是朝廷的本意。”只是他的性情过于嫉恶如仇，常说：“议论事情，必须先分辨是非；议论人物，必须先分辨小人和君子。有人有善行，我就像出自自己一样乐于宣扬；有人有过错，我当面斥责，丝毫不宽恕，但内心实际没有芥蒂，也没有事后非议。”他常常仰慕宋代张咏的为人，诵读张咏的话：“愿意先斩丁谓来向天下谢罪，然后再斩张咏来向丁谓谢罪。”认为这是真正大丈夫的话。然而他招致诽谤、引来忌恨，大多由此造成。只有与他相处久、了解深的人，才称赞他的忠诚、勇敢、光明正直，可以与古人相比。退居乡里后，听到四方有警报，或得知时政有缺失，忧虑便显现在脸上，有时甚至抚着几案握腕叹息；自号“晴洲钓者”，以寄托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心愿。侍奉父母最为孝顺，年轻时曾经亲自努力耕作来供养父母。出仕后父亲去世，竭尽力量奉养母亲，守丧时在墓旁搭庐居住。有野蚕结茧，灵芝也生长在庐墓旁边。

译他嗜好很少，却喜欢播种栽植；凡是花卉、禽鸟、法书、名画，都不曾挂在眼中。教导子弟严厉而有法度，丝毫不宽纵。弟弟佲多次跟随出征，历任沈阳中屯卫指挥佥事，能够自立；几个儿子都以儒业为业，不染纨绮子弟的姿态。对待内外亲族，恩义两方面都尽到，恳切地把损伤自身、辱没双亲作为戒诫。曾在祖茔旁置田五百亩设立义庄，用来赡养亲族中孤苦贫困的人；遇到故人的子弟尤其怜悯体恤，救济提拔唯恐来不及。爱好学习直到老年也不懈怠，后辈前来拜见的，他一定用经学与之问难。诗文书画都不刻意经营，却雄浑方正，可以流传，和他的为人相似。他的著述大多不保存稿本，现由各个儿子辑录的，有《容轩稿》《尹东稿》《南征录》《晴洲集》《康宁窝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正妻林氏，是处士颀的女儿，辅佐公创立家业，有德有仪，屡次封为夫人。儿子三人：长子敏政，成化丙戌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升任侍讲，如今任左春坊左谕德；次子敏德，是太学生；次子敏行，是县学学生，早逝。女儿一人，许配给忠义前卫指挥之子凌云汉。孙子三人：长子埙，次子圻，次子垲；孙女三人，都还年幼。唉！像公这样平易正直的品行，确实笃实的学问，刚强耿介的操守，明断决策的才能，折冲御侮的功劳，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志向，始终不改变，可以称为一代人杰了。然而寿命没有达到中寿，突然就去世了，这是终身的悲痛。敏政将请求朝廷，奔丧回乡，把公安葬在休宁县东南约三里南山的原野上。伏望阁下与公是世交厚友，最为了解公，谨敢把公一生经历请求您编次成行状，并请当代著名的文章家为他作铭。只是我正处在守丧居苫块之中，言语不能成篇，身体不能行礼；如果承蒙您怜悯体恤而赐文不拒，那将是我的荣幸，终身难忘。伏在纸上恍惚悲痛，只能号哭而已。已故陆公的行状：陆公生前任嘉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去世后追赠礼部右侍郎。

译曾祖朝宗，已故，未曾出仕。祖母张氏。祖父渊，已故南乐县儒学教谕，追赠南京户部郎中。祖母李氏，封太宜人。父亲恺，已故南京吏部郎中，最终任户部郎中。母亲徐氏，追赠宜人；继母萧氏，封宜人。公讳简，字廉伯，另字敬行。他的祖先本是唐代宰相宣公的后代，从浙江迁来居住在常州武进。元朝末年有一人名富，因为把他的儿子朝宗过继给表弟金彦名氏，便仍然改从金姓。金氏一族实际依靠此事昌盛起来，朝宗就是公的曾祖父。教谕公从国子监出身，授任奉化训导，最终任南乐教谕，是当时有名的师儒。他有四个儿子：长子郎中公考中正统乙丑年进士，授任吏部主事，最终任户部郎中，历任两京官职，是当时闻名的人物；次子恺，贤能而有文才，不喜欢任职办事；再一位是悌，天顺庚辰年进士，任刑部主事。到公时，进士科名声更加显赫，有关官员为表彰他的乡里，题名为丛桂坊。公怀孕足月时，徐宜人梦见吞下红色桃子，醒来后便在奉化学舍生下公。公刚六七岁，聪明颖悟便超过常人，能够作出奇特的对偶语句，志意卓异，听到的人都知道他非同寻常。郎中公与已故吏部尚书、莆田人陈公俊同僚，于是把公送去跟随陈公学习，住了几个月。陈公辞谢说：“公子才华非凡，我不能做你的老师。”于是送他回去，让他进入郡学成为生员；他又向几位父辈讲学，天赋才华迅速显露，仿佛不可遏制。后来他又跟随郎中公到京师，遇到徐宜人去世，扶送灵柩南归。从郡城到黄河七十里，他赤脚号哭，脚破流血也不知道，旁观者更加惊异。公虽然年轻，操行却无人能及。成化元年服丧期满，参加南畿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赴礼部会试，深受尚书姚文敏公赏识。廷试考中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于是奏请恢复本姓，授任翰林院编修，参与编修英宗皇帝实录，年仅二十五岁。这一年刑部公在京城寓所去世，公怜悯他的幼子弱女，便以病为由请求恩准，护送灵柩回乡安葬。在家居住三年不出门，学问更加宏博精纯。后来郎中公获准辞官奉养老母，催促公北上。当时宪宗皇帝留意稽考古代礼制文章，下令馆阁儒臣重新校勘《朱子纲目》。公利用闲暇应诏作诗，每月没有空缺，所进诗作多合圣意，也多次得到赏赐。不久诏令取宋、元两代史续编《纲目》，选拔史官十四人，公入选。总裁少保彭文宪公彭一把《元史》交给公负责。《元史》在国初修成，只用了七个月，史事多有错乱重复。公删去繁冗、撮取要旨，解决疑难、阐明隐晦之处，所出力最多。因九年考核成绩优良，升任侍讲。丁酉年春，续编完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当今皇帝当时在东宫，讲读官八人，公是其中之一。庚子年共同主持顺天府乡试。癸卯年郎中公遭父母丧，协助办完丧事后，便闭门谢绝宾客。城南有一处地方叫龙皋，公在那里修建别墅，在其中读书，自号龙皋子，又把平日居住的地方题为“治斋”。他把编纂大部头著述、纠正讹误、补足缺漏作为自己的责任。宋朝末年元兵攻城时，刺史姚訔等九人死于战难，尚未列入祭祀典礼。公建议主管官府建立忠义祠祭祀他们；又因为苏文忠公死于常州，也想为他立祠，但没有成功。恰逢宪宗皇帝驾崩，诏令召公入朝参与修撰实录。到京后，当今皇帝已经继位登上帝位，因公是辅导过他的旧臣，升任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充任经筵官。又命公等四人每日在便殿值班，侍奉讲读，共历时五年。实录修成，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当时玉牒长期没有编纂，又命公主持此事。癸丑年春，主持礼部会试。甲寅年，皇上念及公等侍从的劳苦，特意升公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皇上的眷顾正盛，而公的寿命却没有得到延长，可惜啊！公天赋超群，姿容秀美伟岸，似乎不能承受世俗事务，但处理每件事都精明敏捷，超过常人，却从未因此自我夸耀。他始终专心于节操品行；辅导太子、主持经筵和史局，必定竭尽心力。正式讲说之外，常常寓讽谏于其中，陈述治国之道，启发皇上的聪明，听到的人都为之震动。实录将要完成时，十馆所修内容不能统一，公等四人受命总校，分门汇集编次，才得以编成。主持两次考试，选得的人才很多。至于议论礼制、评说政事，总是归于最恰当之处；遇到不合之处，便神色严正地直言，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的意见。他平日含蓄深沉，浑然不显露自己；同人交往，无论急缓都周到，尤其乐于提拔后进。饮酒、下棋、谈笑，常常整夜忘记疲倦。写诗作文，努力追摹古人作品，细密、峻拔、洁净，一字也不苟且。求文的人踏破门槛，而真正得到他篇章的不到十分之一；得到的人如获至宝，没有得到的人恍惚若有所失。他受到世人的重视就是如此。公又常常致力于研治诸经，亲手校勘，直到病重，朱笔墨笔仍不离身旁。总括他一生的所得，正是将用来敬畏天命、怜悯困苦之人的心志，以及职位不足以完全施展抱负、功业不足以充分发挥蕴藏才华的遗憾，最终成就的只是言论和著述罢了。公于弘治乙卯正月八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听到消息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叹息哀悼说：“上天生贤才，难道不是有意的吗？难道竟只到这里就结束了吗？”讣告传来，主管官府依照典礼上奏，请求派官营办葬事，并下令赐祭其家。过了很久，才获赠礼部右侍郎，也出于特别恩典。公娶同邑池氏，是承事郎池敬之的女儿，赠封宜人，先公十九年去世。续娶凤阳姚氏，是南京府军卫千户姚福的女儿，封宜人，也先公两个月去世。儿子八人：长子含章，为郡学生员，池氏所生；次子奎章，庶出；次子巽章，姚氏所生；次子敬章、表章、焕章、九章、有章，都是庶出。女儿四人：长女嫁国子监生、同邑人杨增；次女嫁郡学生员、宜兴人邵天和；次女尚未出嫁；幼女早逝，都是池氏所生。公所著《治斋集》数百卷，还没有来得及编次。我和公同科考中进士，一同进入翰林；公比我大两岁，我以兄长礼事奉他，到现在大约三十一年了。

译而公对我的砥砺、匡正，周到到了极点。壬子年夏天，我蒙恩昭雪入朝，彼此情谊更加深厚，正期待在晚年互相切磋砥砺，稍微避免悔恨过失，公却忽然病倒了。我早晚探视公，只见他面容虽然消瘦，言谈举止仍和平常一样；借书、谈论文章，亲笔书札堆满几案。临终前夕，他还让一位东边来的医生召来问病，谁能料到他竟从此不起呢！公的儿子含章奔丧到京，向我痛哭，请我根据事状撰写文章，又送来公弟弟节所撰《事行》一篇，请我编次。只是我和公交往深厚，情同骨肉，每次提笔都哽咽难忍；但公出殡日期已定，按情义不能推辞，于是将上述材料搜集整理后交给含章，让他请求当代能立言的君子为公撰写墓铭。谨此陈述。英国太夫人吴氏行状 太夫人名悟，成姓吴氏，太原阳曲人。她的祖先世代以积德行善著称；到处士吴珍，尤其恭谨严肃，具有士人的风范。他娶沈氏，生下太夫人，容貌和德行都很完备。夫妻二人常常相互说：“这个女儿非同寻常，将来一定能使我们家显贵。”女儿稍稍长大，乡里人多带着聘礼求婚，但处士始终一概不答应。故太师、定兴张忠烈王的元配李夫人，多病，无法料理内政；她只有一个儿子勋尉忠，生来又不聪慧。忠烈王为此忧虑，于是以礼聘请太夫人嫁入张氏。太夫人嫁来时，忠烈王因为凭借旧日功勋位居台辅，日夜为国议论军政，不能顾及私家事务。所有家务都由太夫人总理，没有厌弃的事，也没有违背礼法的地方。太夫人没有赶上侍奉她的公公河间忠武王，却侍奉婆母河间王夫人，亲自烹调饮食，奉养十分周到，务求使她称心。每逢岁时祭祀，她率领众媳妇洁净祭器，陈设祭品，不敢放肆。忠烈王与他的弟弟文安忠禧侯裕国勇襄公极其友爱，太夫人与他们的妯娌相处也和睦，没有一点嫌隙。李夫人有三个女儿：仁宗将次女册立为贵妃，长女嫁黔国公沐斌，幼女嫁清平伯吴英。太夫人常常用善道辅助她们，劝导女红，因此谨守礼法的声誉传遍内外。忠烈王死于正统己巳之难时，太夫人的儿子懋才九岁，朝廷褒奖忠烈，命他继承公爵。太夫人既为他选择老师教导，又常常用先世忠贞的事迹告诫他，因此嗣公德行和才器迅速成长，终于成就。天顺癸未年冬，朝廷赐诰书封太夫人为英国太夫人；因她积累淑善，朝廷更加隆重地褒扬她的长寿福祉。太夫人性情仁厚而有远见，想到勋尉忠没有儿子，便命令庶出的长孙承继其后。她虽处在勋戚极盛的地位，却喜欢谦逊俭约、乐于施舍，旁及各族亲属，下至抚恤奴仆，恩义都格外深厚，却不追求奢侈铺张。勋戚之家常常相互称说，认为她值得效法。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她忽然患病不起，享年八十二岁，生于永乐甲午九月十日。讣告传来，皇上派中贵人赐宝钞二万贯作为赙赠，命礼部前往赐祭，工部办理葬事，另外赏给斋粮米五十石、麻布五十匹。不久又命礼部增加祭祀五坛，这些都是以往未有的，大概是特别恩典。太夫人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懋；如今任太师兼太子太师，继承英国公爵位，掌管中军都督府事务，总领五军营，监修国史，主持经筵事务。女儿一人，嫁太师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永。孙子七人：钦，勋尉镃，铭，锦衣卫百户锐，钢，镇，铉。孙女三人：长孙女嫁永顺伯薛勋，次孙女嫁安昌伯钱承宗，幼孙女早逝。曾孙五人：岳、■〈山上乔下〉、端、崇、岩。曾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太夫人凭借和善、美好、纯正、美德，享有高寿康健富裕的福分，又有嗣公作为儿子。她历经三朝，淳厚诚愿、忠诚勤勉；嗣公入朝辅佐帝王谋划，出外统领军队，巍然为世代勋臣之首；而太夫人在荣养、褒奖和抚恤方面也都达到了极点，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又听说弘治癸丑年，太夫人八十岁初度寿辰，满朝缙绅举酒为她庆贺。宴席之间，有一只鹤在空中盘旋而下，跃入席前，自在地饮水啄食，众人都惊叹，认为这是太夫人的长寿征兆，也是嗣公孝诚感动所致。到太夫人去世的第二天，这只鹤也悲鸣不食而死。奇异啊！古代传记所说羽化蜕骨的事情，恐怕与此相近吧？嗣公在太夫人去世的某年某月某日，将她安葬在卢沟桥西南三冈相连的原野，附葬于忠烈王墓地。嗣公将请求当代大德为太夫人撰写墓铭，托人把行状送来。只是我不才，在经筵和史局都曾跟随嗣公之后；太夫人寿筵宴饮欢庆时，我又多次执笔作诗。何况考察德行、叙述事迹的事情，嗣公还要依靠这些材料来备供采择，我怎么能够以文辞不足为理由推辞呢？因此将上述事情搜集整理，回复嗣公，谨此陈述。《篁墩文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四十二 （明）程敏政撰 ○碑、志、表、碣 《槐濒先生程君墓碑铭》

译从前杞国、宋国凭借王者后裔的身份，孔子还感叹它们的文献不足以考证，何况其他国家呢？程氏本是周代的诸侯国，休父是最初受封的人。后来国家灭亡，子孙分散居住在晋地，有个叫婴的人为赵国而死，号称忠诚。程氏世代为河北望族，到了东晋有个叫元谭的人，以循吏身份任新安太守，获赐居住在郡中，从此江南才有程姓人家。经过许多代，到了陈朝将军忠壮公程灵洗，他有抵御盗贼、保全全郡的功劳，食邑在本乡本州，庙号世忠。程氏因此更加显赫。到唐代确定氏族等级时，程氏于是位列十大姓之一，后裔繁盛，几乎占了一个郡的一半，又繁衍到四方。自宋至今，居住在歙县槐塘的程氏中，有个叫元凤的人考中进士，辅佐理宗、度宗两朝，号为吉国文清公。公的六世孙就是槐濒先生，名孟。因为各地程氏自唐以来的谱牒像山一样堆积，彼此不能贯通，先生于是远方写信，近处亲自会面，全部搜集宗族中保存的资料，亲手翻阅校订，穷二十多年之力，编成《程氏诸谱会通》五十卷、《外谱》二卷。忠诚太守、忠壮三位祖先的遗迹和褒奖典章，经过元末战乱已经荡然无存。先生又搜集整理，分类编次为《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文清公的手迹和理宗御书，多半流落到异姓人手中，先生不惜重金重新购买回来，编成《明良庆会录》三卷。这样一来，新安程氏数百年来文献传承，依靠它才没有失坠，而先生也已经不能再起而做事了。唉！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孔子所称许的吗？先生字文实，槐濒是他的别号。性情诚实朴厚，孝顺友爱，行动总以义为准，一生都做宗族乡党的老师，乡人都受他的感化。郡县长官每年按时到他的居所行礼。他努力学习、喜爱古代，越老越不疲倦。他所编著的另有《黄山小录》等书，而《新安总志》还没有脱稿。自己所著有《槐濒集》若干卷。他于成化乙酉四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墓在本里荷塘山的原野。儿子三人：景岑、景山、景微。孙子五人：琬、珷、琥、琮、珤，都能守护先生遗留下来的书并加以诵读。敏政是先生的族侄，做官居住在北方，没能前往敬拜；行状送来后，又多次承蒙先生亲笔写信惠顾，谆谆反复，大概我在梦寐间也不能忘记。谨撰写铭文一篇，寄给他的几个孙子，让他们刻在墓上的石头上，使先生的名声流传无穷。铭文说：啊！先生大概不会死去吧，因为您是古代程国的贤良后裔；笃厚我宗族的情谊而不使它毁坏，阐明我先祖的事业而确实将它记载；辅佐您的子孙恢复祖先事业的根本，为什么宁可存在于彼处而不在此处呢？于是把这块墓地选在槐塘里，山峰高耸，水流浩荡。啊！先生的名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呢！《歙处士汪君墓碣铭》士人生活在世上，不超过出仕和退处两条道路，但各自都有应遵循的道理，并不是随便选择而已。出仕而忠诚，退处而孝顺，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生死之间无愧于士人的名号，否则就是苟且之人。歙县处士汪秉祥的父亲去世时，翰林侍读尹先生为他撰写墓穴铭文，称赞他孝顺得无愧于古代先民；处士的儿子尚恕又请求我为墓上的石碑撰铭。我生前没有来得及认识处士，又凭什么为他作铭呢？我已经谢绝说自己不才，但尚恕请求不止，又派他的儿子曦托朋友黄进士宗器一同催促我完成。我最终不敢违背他的请求，于是向宗器询问处士的大概事迹；宗器所说与墓穴铭文相同。我不觉感慨长叹，于是作序并撰铭，以告诫他的后人。序说：秉祥父的祖先住在绩溪，是唐越国公汪华的后代，族人众多，后裔繁盛，几次迁徙后定居歙县潜川，所以如今成为歙县人。处士的曾祖仲坚，祖父用彰，都不喜欢出仕；祖父号秋江渔隐，与乡里的先贤翰林待制郑师山、侍讲学士朱风林、征君赵东山三位先生交好。父亲士元生下处士，处士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胡氏守节抚养他；当时渔隐还健在，特别疼爱处士，说：“这个孩子幼年丧父，不能让他混同于自暴自弃的人，也不能让别人不愿同他交友。” 祖父口授他《诗》《书》，处士也知道自己奋发，继承并发扬先祖的德行，不作婴儿般的姿态。长大后，他悲痛父亲早逝，常常抽泣得不能自持；幸而祖父和母亲都还在，便侍奉他们，唯恐来不及。居所的堂屋题额为“奉思”，乡人和四方士人听说后，都啧啧赞叹：“汪家子真孝啊！”许多人作诗歌咏他。丙寅年，家中没有防备而失火，处士匆忙进入祖祠，捧出神主、宗谱和《秋江渔隐诗卷》，对于家中财物一件也没有顾及。处士胸襟洒脱，不喜欢琐屑拘谨，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品德高尚的君子。他阅读书史，遇到古代孝友之人，便反复诵读不肯放手，希望能与他们并肩，所以最终以孝著称。居家时对待宗亲、姻亲和乡里族人，从不矫饰。出游江海之间，结交贤能豪杰，不喜欢作阿谀曲从的样子。至于赈济穷人、周济贫乏，他厚着脸皮而不顾惜财物，多次施予也不厌倦。年老后耳聋加重，便辞去家事交给儿子，别号止轩，每天拄杖穿鞋游走于山水之间以自娱晚年，精神清明，直到更换寿衣时仍神志不乱。他临终安排诸子说：“你们如果能够敦厚孝友，葬礼祭祀不随同流俗，我死也没有遗憾；否则，就不是汪家的好子孙。”说完便去世了，这一天是正统戊辰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岁。在这一年把他葬在歙县嘉充山的原野。原配是同乡吴氏之女，有美德；因为自己没有生育儿子，便依礼聘娶侧室胡氏，并且与她友爱相处，最终因此有了后代。吴氏于永乐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若干，葬在乡里的胡地。续娶朱氏之女，尤其孝敬，曾割股和药，治愈处士的危重疾病；她于景泰甲戌正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附葬在处士墓旁。儿子四人：长子就是尚恕，次子宗敬、从政、尚茂。女儿二人，女婿为许仁善、吴紫垣。孙子七人：长孙曦，就是催促我作铭的人；其次为昶、升、暹、景昭、暐。孙女四人，都尚未出嫁。唉！处士虽然没有出仕为世所用，但各种行为都不苟且，尤其孝行卓异，可以说是有道之士了。铭文说：豫章若没有根，枝叶难道不会枯萎吗？渤海若没有源头，支流难道不会枯竭吗？人若没有孝心，子孙难道不会坠落吗？可叹啊，君子，您的孝行难道没有愧色吗？喜爱这样的美德，难道不会背弃它吗？苍苍上天，大概会把同类的福泽赐予他们吧？我把铭文刻在墓道上，愿它百世不废弃吧！《处士黄君景高墓志铭》

译君是徽州休宁人，名维天，字景高。他的祖先从霍山迁到浔阳，有一位名坚的人在唐干祐年间从浔阳迁到休宁古林。其十四世孙允清在宋咸淳庚午年考取贡士，开始以儒业为职，是君的五世祖。高祖方，号秀岩，故右春坊司直郎汪蓉峰先生曾为他作记。曾祖嘉祐不喜欢出仕，与乡里先贤、翰林待制郑师山、侍讲学士朱风林、征君赵东山三位先生友善。祖父枢继承家学，元代淛东道元帅李克鲁曾聘请他为塾师；本朝屡次征召而不出仕，学者称他为后圃先生。父亲民，娶程氏，生下君。君成长于儒学之家，专心以继承祖业为务，明敏过人；凡六经诸子，口诵手录，不钻研精通不肯罢休。下至古今名物、制度沿革、世代兴亡，以及百家众技的书籍，都广泛通晓。有人带着疑难问题来请教，他随口便能回答，首尾没有遗漏。诗文不轻易写作；书法喜爱《黄庭经》、率更体，篆书、隶书、古文都极其精妙。居家简朴庄重，不随意出入，整日正襟危坐，没有懒散的容态。至于与人交往，内外如一，从不设心机险诈，谨慎地决定是否赞许。把闲居之所题为“向明”，寄托崇善抑恶的意思。乡先生程若虚为他作序并铭刻。君治家教诲尤其严格，因此长子莆能够自己奋发，以明经教授古文诗章，不愧为父亲；同人辩论道理，写长信累牍，必定力求正确，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君生于洪武甲戌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天顺癸未七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岁。原配金氏，继配俞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莆，次子名蓂。女儿二人，长女茝嫁吴藩，次女苡嫁金宁。孙子二人，名光岳、爟政。莆已于成化乙酉正月一日奉君灵柩葬在乡里的大园，并将俞氏附葬；又带着刑部员外郎汪进之所作行状来请求我撰铭，准备追随灵柩纳入墓中。我观察世上那些号称世家的人，他们的子孙往往不过传一两代便放浪不检，以至于家业败落；寻求能够谨慎守业、不使田宅家产坠失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像君家这样，继承诗书事业，延续七代之久呢？我与君同乡，不能推辞为他作铭。铭文说：啊，先世的功业，是用来让后代以舌代耕的；后代能够与先祖相匹敌，也是因为学业继承而兴盛。看这位美好之人的修养纯洁，他是古林士人中的英杰。为什么挺立自树而不矫饰求名？最终不屑于尘世罗网，舍弃松乔那样的长寿。在高峻之地播扬清风，还应当由这篇铭文来考察。《孺人吕氏墓志铭》我起初在妇翁太师李文达公家认识泌阳人焦孟阳，那时孟阳已经任职太史。我敬慕他淳厚而具有古代儒者的风度，便同他结交。后来我们得到联任官职，我每次停留在他的寓所，那里寂静无声。不久，他总是拿出酒食来招待我。孟阳好像并不知情一样；孟阳性情洒脱，每次退朝骑马经过友人家，饮酒作诗一整天，家中事务从不亲自操心。我私下猜想，他一定得到了一位贤内助；不然，怎么会如此安逸快乐？回家后我曾把这话告诉妻子，妻子说：“是这样，你还要把其中的缘故告诉我。”她说：“焦孺人是吕家女儿，当初以乡人的女儿身份来到我们家，带着她的三个儿子拜见先太师。她穿着朴素，不用华丽的装饰；行拜起立不失规矩，应答十分从容。先太师非常高兴，回头对先夫人说：‘焦氏有贤妇了。’于是拿出文绮和钱帛给她。先夫人一向庄严，女宾来拜见时稍有违礼，大多不能得到好脸色而离去，唯独喜爱这位贤孺人。她曾亲自解下簪珥送给我，当时我侍立在旁，十分羡慕。每逢佳辰节日，便邀请她前来；她来后，两人相对谈话整日，所谈都是妇女应有的道理，没有夹杂世俗言语。我有时取《古今列女传》《小学》《孝经》等书为她讲解，孺人立即明白其中的意义。她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妇人。”不久，听说她患了虚弱的疾病，各种药物都不能医治，过了很久终于不起。这时是成化戊子四月五日。孟阳哭得非常悲痛，准备第二年春天把她的灵柩送回去，选择山郭的原野安葬，并带着行状来请求我撰铭，说：“孺人与焦氏都是本邑人，家谱已经毁坏，无法考察世系。可以知道的是：孺人的曾祖克恭，在元朝末年曾常常率领乡人据险抵御盗贼，县城的百姓赖此得以保全。祖父名整，父亲名德，母亲姓鲁。孺人十七岁嫁给焦芳，侍奉公婆孝顺谨慎，能够取得他们的欢心。对待妯娌、亲戚，管理仆婢，都合乎道理。岁时奉祀非常谨慎，即使生病也勉强起身操办；她教导诸子，从不只是温言溺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们，孩子们都能循序渐进，有希望成才。病重将死时，只是伸手向着焦芳说：‘寿命长短是命数，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忧伤过度；我所遗憾的，只是不能终身侍奉您、奉养公婆。’她享年仅三十四岁，三个儿子叫琦、瑞、瑾，一个女儿夭折。孺人去世六个月后，才接受诰敕追赠。唉，真可悲啊！这些事情足以铭刻了。”铭文说：容貌秀美，品行端正，嫁来之后极其贤良，却不能长享寿年。有显赫的恩典封赠，使她身后声名得以延续。那些享有长寿、获得越国封号并世代相传的人，也有很多，唯独她不是这样。这究竟是谁造成的过错呢？唉，苍天啊！《唐处士茂本墓铭》

译徽州的老儒君子，自宣德以来大约有十多人；我出生得晚，又因做官奔走南北，没能见到他们，只是不时读到他们的著述，追步古代作者，实在是乡里的盛事。唐邦立处士就是其中一人。处士名茂本，居住在歙县槐塘，世代为儒学之家。高祖元胜，在国朝任徽州路学教授；曾祖仲实，任紫阳书院山长；祖父子仪，永乐初年任赵王府纪善。三代都以文章著名，乡人称他们为“小三苏”。父亲名允吉，生有四个儿子，处士是幼子。处士从小成长进步非同寻常。正统年间，允吉被仇家拘捕押送到京城，处士随行，当时年仅十三岁；他怀揣奏疏击登闻鼓，请求申雪父亲的冤屈，言辞气概不屈，见到他的人都称赞他的勇气。不久，允吉因愤懑郁结病死，处士哀伤过度，扶送灵柩回乡安葬，忍受艰苦、历尽辛劳，常人不能承受。当初允吉患难时，家业已经荡然无存；处士长大后竭尽力量经营，旧有财物大多恢复，门户房舍全都焕然一新，路过的人几乎忘了他家曾遭困厄。他奉养嫡母鲍氏和生母张氏，孝敬没有二心；与二位兄长茂支、茂端和弟弟茂美，友爱至极。茂美早逝，处士在姑苏听到消息，惊哭而废寝忘食，抚养他的遗孤胜过自己的儿子。处士努力学习、喜爱古代，读书强于记诵；歙县鲍谧斋、程槐濒两位先生都称赞他的诗文不愧于祖先。处士在乡里授徒，乡人都服从他的教化。中年时，他出资送儿子弼入学成为生员，便载着书籍出游江湖，结交贤能豪杰以自我适意。成化己丑年，他寄居临清，忽然得急病，催促整理行装，回到钱塘，恰好儿子源前来迎接。处士迎上去对他说：“家业的成败，在于兄弟和睦还是不和，你们要努力。”经过淳安时，他在船中闭上眼睛去世。这一年是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一岁。源奉着客葬的灵柩返回故乡，葬在某山南面。处士的妻子是同邑潜川汪道寿先生的女儿，有贤淑的品行，处士敬重她。儿子三人：长子源，次子弼，幼子善；女儿二人：长女嫁汪佑，次女嫁汪惟节。孙子四人。处士的兄长有两个儿子：贡士佐已经帮助源办理丧事；进士相又送来源所作的行状，请我撰铭。铭文说：啊，歙县唐氏一族，家业十分丰厚，学业优长却没有得到显达的仕途，文章声名反而更加振扬。有这样一位隐处的士人，超过前代闻名者；忽然身体腐朽，而名声不会湮没。雕刻这篇墓志，在山边立下有道之人的居处，愿它永远作为乡先生的坟墓标志。《承德郎应天府通判林君墓表》唉！这里是我朋友林君孟阳的坟墓。君名春，祖先居住在台州宁海。曾祖在洪武初年因牵连获罪，被谪戍金陵。祖父跟随晋恭王到藩国，迁居太原。父亲本荣，又迁到代州。因君显贵，追赠承德郎、应天府通判。到了君这一代，又迁到龙门；龙门属于宣府的属部，所以定居宣府。君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因为家族遭受祸难，想办法振兴家业，于是进入万全都司学，成为生员。日夜策励自己，研治经学之余，尤其用力于古文辞和书信，学业一天天进步。景泰庚午年，终于考取顺天府乡试推荐。赴礼部会试，考中乙榜，却没有就任。进入太学后，跟随翰林学士吕文懿公游学，文懿公称他为老友。然而君命运多舛，五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在吏部候补时，天顺癸未年授任应天府通判。初次考核时赐给敕命，晋升阶为承德郎；第二次考核又以最优，政绩声名日益显著。适逢应天府举行秋试，檄令君分管考场事务，事事操劳，因而得病，终于不起。君外表温和，内心刚正；居家时，守边重臣如都御史罗亨信、李秉，户部侍郎刘琏，都一向喜爱他；吏部侍郎叶文庄公任参政时，尤其推重他。然而君与诸公交往，只按礼节相接；至于外间事务，一句也不挂在嘴上。家境向来贫寒，有人被逮捕拘禁，带着重金贿赂来请求他出面释放，他竭力谢绝。即使按照礼节送给他金帛，他也推辞不受。太子少保姚文敏公以及家父，都是文懿公的同年朋友，常常感叹说：“林上舍是谨慎厚道的君子。”宣府是边远困苦之地，朝廷中许多荐绅被贬居此处，如礼部侍郎倪谦等人，向来都以文学著名，一见到君便亲切融洽如同平生故交。君天性极爱书，即使热天挥汗、寒天呵气取暖，也不停止书写。杨太师文贞公西巡时的扈从诗、王太保文端公的碑阴记，见到的人不知道是君所书写，往往都以为是黄养正的书法。他的书法造诣就是如此。君在任上专门掌管马政，考察马驹、管理牧养，属下不敢以私事干扰。每次巡行县邑，只食用公廪供给；在官署空地种蔬菜，到那里就摘取来供自己食用。他去世时，家贫得无钱收殓。当时家父正镇守南京，便募集众人的赙赠，办理他的丧事。君生于永乐辛卯七月九日，卒于成化辛卯九月五日，享年六十一岁。妻子朱氏，封安人。儿子四人：泽、润、浃、泗。女儿二人：淑兰嫁袁宽，淑蕙尚未出嫁。孙子四人：熙、辉、炫、耀。孙女一人。唉！文懿公的门生最多，君年纪最长，我年纪最小。其余如太常少卿李本、大理少卿田景旸、国子司业耿裕、礼部郎中李温等人，都已经先考中进士离去。只有君和我，在天顺年间还手执经书留在馆舍门下，我们的情谊尤其深厚。每有作品，一定互相商量订正，然后才拿给别人看。自从我在南北任官奔走，从来没有一天不在心中想念他。谁能料到君竟突然去世呢？君的灵柩经过北京时，我已经哭吊；正准备搜求君平生的文章，编集起来流传后世。可是泽等带着倪公所作的墓志来请求我为墓表作记，所以我拭泪写下这些文字。《陈母林孺人墓志铭》

译监察御史、龙溪人陈宣奉诏在京畿以内查察奸邪，直到山东境内。事情尚未办完，听说母亲孺人去世，当天便在行台设灵位哭祭，哭得几乎气绝，于是解下官印北上报丧。得到命令服丧后，便穿着白衣戴白帽来拜访我，请求我为母亲作铭。我想起天顺年间，令尊曾在我家设馆，君不嫌弃我而同我交友，而且擅长为母亲的墓穴作铭，我怎么能够推辞呢？根据行人司正林雍所作行状：孺人世代居住在龙溪金浦，父亲克静，母亲某氏。孺人成年后，嫁给御史的父亲朴庵先生；朴庵先生的前妻去世后，她成为继室。孺人性情聪慧而柔顺，居家时能使父母双亲欢喜。嫁到陈家后没有赶上侍奉公婆，常以此为遗憾。每逢岁时忌日祭祀，供奉祭品、举行仪式都如同公婆仍在世。朴庵先生性情质朴而少文才，家业的成就多有赖于孺人的匡正辅助。即使是准备饮食、纺织等劳苦而微贱的事务，也必定亲自去做。她给众媳妇作表率；前妻生有两个儿子，孺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教育，最终都各自成家。她教导御史尤其严格，因此御史存心立身，丝毫不受流俗污染。孺人生于洪武丙子九月十六日，卒于成化庚寅七月七日，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御史，次子名辑、侃。女儿一人，名铨，嫁给士人许干亹。孙子十人：长子绍，其次为琳、贞、仁、元、发、义、奋、迹、乐。曾孙一人，名朴。当初，朴庵先生曾在南山原野预先选择寿藏，去世后便葬在那里。到这时，御史归来，在这一年某月某日奉孺人的灵柩附葬于此。唉！孺人凭借孝顺、恭敬、慈爱、贤淑的德行，从居家到出嫁，一直积累美好的声誉；又享有高寿，拥有许多子孙。况且御史号称能干的官员，推恩荣典按日计日也可以得到。那么上天赐予善人的福报，确实没有欺骗吧！铭文说：有一位贤淑之人，实在是良好的配偶；嫁给这位漳地士人，她的美名流传四方。后代极其繁盛，寿命也很长；却突然离世，幽闭在这座坟丘之中。我刻下铭文，使她的名声永远昭著，难道不能流传千秋吗？《赠武略将军锦衣卫副千户孙公墓志铭》公名忠，字克诚，姓孙。上世居住在苏州长洲，祖父名思道，任元朝枢密院判，主管大宁、义州事务，国初在松山战死。公跟随父亲福兴，带着这两个州归附。公任锦衣卫百户十多年后去世，时为成化庚寅年冬十月丙寅日，享年七十三岁。公天性淳厚，不像一般武人，奉养母亲非常孝顺。他因病辞官回乡时，正遇到母亲去世；当时年已七十，哀伤毁损身体，超过礼制，亲手种植松树、楸树数百株，最终因忧伤憔悴而得病不起。他与弟弟斌友爱相处，没有一点反目嫌隙。公出使异域三十多年，每次出行，正使一定把行营机宜交给公处理；公也尽心办理，常常先于事情发生便筹划，处理起来总能切中要害，大概接近古代善于出使的人。他的妻子王氏，有贤德的品行。儿子二人：长子就是贤，因功升为武略将军、锦衣卫副千户，所以追赠公以这个官职。女儿一人，嫁锦衣卫百户何琳。公去世时，贤因值宿禁中不敢东归，发丧后才派正护送公的灵柩北上，准备在成化辛卯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顺天府通州阜壕乡的原野。此前带着行状来请求我撰铭。我回忆天顺初年，家父奉诏巡视辽东军队，才在京城寓所认识公，握手相交，彼此友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章〕 成化初年，家父统领军队征讨四川、贵州山都掌的叛夷，贤隶属于他的部下；而且公父亲的墓碑，也是家父撰写的。公的墓碑，我难道可以不写吗？铭文说：啊！孙侯从东方起步，器宇伟岸，正逢时世奋发建立功业，于是出使朝鲜。名王俯首行礼，公渡过海去到东夷，招抚我方逃亡的盗寇。海西两位酋长不能和睦相处，公奉皇帝诏命出使，因而振扬国威。公担任北方使者时，皇帝出巡在野外，遥遥相连的随从车驾中，公作为随从。想起昔日定远侯，爵位和功劳都很显赫；公独独为何只是做到一名尉官便终其一生？公虽然已经去世，但有儿子大显身手，获封将军，这是美好的恩典。渺渺的灵车，把公安葬在郊野关塞之间；我把铭文刻在墓中，千年之后也不会磨灭。《一品夫人常氏圹志铭》夫人姓常，儿子名善荣。她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兖州滋阳，嫁给李氏，是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升的继室，也是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达李贤的继母。少保是邓州的名士。他的原配叶夫人生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其中一人受封安人后去世。夫人在正统丁卯年成年后嫁来，以恭敬辅佐少保，端正治理家务，俭朴而严肃；对待宗族姻亲和睦而有礼；抚养前妻留下的儿女如同亲生。她在内室中的德行一向与叶夫人相等。因此少保以礼敬重她，宗族姻亲称许她，家人敬畏她，前妻留下的儿女仰慕她，认为叶夫人实在没有死去。太师历经四朝，屡次由兵部侍郎升至吏部尚书，由太子少保升为少保，由翰林学士升为华盖殿大学士，显赫地成为当时的名臣，所以多次把自己的恩典施加给夫人；又把叶夫人的封赠都追赠给她，封号从宜人、淑人、夫人直到一品。夫人生于永乐甲申五月二日，卒于成化壬辰六月十日，享年六十九岁。讣告传来，皇上派使者赐祭。她有三个儿子，长子太师和次子谦都已先去世，只有幼子让任监察御史。六个女儿中，有一人未出嫁便去世，其余五人的丈夫是孔文、韩暹、丁震、牛星、夏英。孙子六人：璋，任尚宝司丞；璜、玠、瑾、珍，其中一人夭折。孙女四人，她们的丈夫是邓州守御千户黑显、翰林编修程敏政、宣圣第六十一代孙孔弘绪，另有一人已许配给顺天府经历王公的儿子王冕。诸孙等在这一年十二月八日奉灵柩附葬于少保获赐的墓地，在叶夫人的右侧。他们不嫌弃我，派敏政为夫人作墓志；墓志写完后，又附上铭文。铭文说：早年没有偶合，晚年才归嫁。丈夫承受家室，儿子奉养母亲。匹配先妾，德行美善。启迪后代光耀，福泽于是遍及。诰命赐封，生前享有亨通。皇帝遣使致奠，死后获得荣耀。出生在兖地，葬在邓地。永远没有忧患，最终只有庆福。明威将军、神策卫指挥佥事致仕黄公墓志铭。

译公讳琮，字进贤，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他的先人多有隐德，到了父亲彦斌甫，娶徐氏为妻，生育七个男孩，家业才开始殷实。乡里有见识的人都断定黄家必定大贵。不久仁宗昭皇帝即位，册立公的妹妹为贵妃，特意派两名宦官驿传召彦斌甫进京，授予神策卫指挥佥事，赐给一所宅第，赏赐恩典十分优厚。七个儿子中，公最长，确实随父亲北行，皇帝召见他，也授予锦衣卫百户之职。不久彦斌甫去世，公承袭为神策卫指挥佥事。公一向不因是外戚而骄傲，六十岁时便把官职让给孙子，自己只是每天端坐家中自得其乐而已。成化初年，当今皇帝又册立公的长孙女为秀怀王妃；公的女儿嫁给王氏，所生外甥名叫曾，也被选中迎娶嘉善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公夫妇当时还都健在，只是时常抚额说：“我家借助先世的神灵，接连受到宠荣，香气飞扬于椒房之中，只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德行来承当它。”听到的人都赞美感叹。成化癸巳九月十二日，公忽然因病不起，享年八十岁，生于洪武甲申二月七日。皇帝听到讣告，派使者赐祭，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公的妻子桂氏，是南京锦衣卫百户福的女儿，因为慈爱贤淑、受到亲族敬重，被封为恭人。儿子三人：长子昱，因亲藩恩典授中兵马指挥；次子晟，承袭锦衣卫百户；次子杲，任义官。女儿二人：长女嫁锦衣卫百户韩俊，次女嫁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珩。孙子九人：长孙钦，在公死后几天也去世；次为鉴，次为锺，承袭神策卫指挥佥事；次为铭，次为铎，次为钺，次为镛，次为纲，次为鋭。孙女五人：长女就是秀怀王妃，也先于公去世；次女嫁伏羌伯毛鋭，其余尚未出嫁。曾孙一人，名彭年；曾孙女四人，都还年幼。公一生孝顺友爱，侍奉双亲，父母在世时奉养，去世后终身哀慕，始终如一。几个弟弟居住在江南，每逢年节问候馈赠从未中断。贵妃随葬景陵后，每到祭祀时便向北遥望，挥泪不止。公与人交往从不心存机诈，对宾客恭敬谦逊，如同弟子；虽然富贵，衣食却俭朴素淡，唯独喜爱行善、乐于施舍，从不厌倦。子孙满堂时，逢佳辰令节，他们捧酒祝寿，公总是反复告诫，不要以丰盛厚重为美。过去我曾同乡人去拜访公，公热情款待我们一整天。他相貌温厚醇和，言语简洁而不夸张，很像古代仁厚的长者。我私下认为，他享有这样的福分是有原因的。昱等人准备在这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公安葬在顺天府怀柔县银洞里赐地的原野上，因为我与公是同乡，便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听说徽州的镇山叫黄山，山下在唐代有个黄芮，曾割股肉治愈母亲的疾病，又在父亲墓旁结庐守墓，以至出现连理树、灵芝等祥瑞，这些事见于史书，却没有听说他有爵位。难道上天想在数百年后赐予报答，而使公得到它吗？铭曰：巍巍黄山，孕育了黄氏。先人的美德多么美好，那是唐代的孝子，于是上天把这样的福报赐给你的同类。上天多么仁厚，并不立即让他们享尽报偿，而是用来启迪后人。啊，神策公突然兴起，迎娶了仁宗皇帝的妃嫔。公的妹妹，岂只是皇帝的妃嫔，庆福接连到来。她成为怀王的王妃，是公的孙女；又有公的外甥，玉树临风般侍立在旁。帝王的女儿美丽娇娆，下降嫁到公家，谁能像公这样荣耀？寿命、俸禄、官位，以及显贵的子孙，都得到具备；唯有德行永不匮乏。光彩焕发的几筵，皇帝亲自撰文致奠。肃穆的冠帽衣裳，赐予墓地安葬。史官刻下墓铭，把它放置在幽深的墓穴中。墓中含有明亮的德光，百世之后也不会厌弃。孝友徐君墓志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人道最大的常法。自上古以来，见于孔子删定的典籍、被奉为法则的有两个人：在《尚书》中是君陈，在《诗经》中是张仲。到了后世，唉，这样的人就少了！如今有一个人，在一乡之中被称为孝友，那么他本来就是一乡的善士。像河间徐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君讳文，字彦章，先世居住在南昌新建。父亲名思恭，永乐年间因牵连获罪被谪戍河间，生下君的兄弟后去世，于是君也失去了先世的名望。君的孝友出于天性，痛惜自己幼年丧父，奉养母亲吴氏，极其周到，每每事先体察母亲的心意而顺从，总是害怕失去她的欢心。母亲去世后，他悲哀过度而形销骨立，办理丧事完全采用朱氏礼法。乡里前来赠送财物、祭奠的人有一千多人。他与弟弟徐让同住，直到头发斑白，也从未彼此厌恶。两个妹妹已经谈定婚事，有人家资不足，他总是无倦地周济她们。他把侄子们看得如同亲生。乡里称为义门的，必定说徐氏。然而君并不故意做奇特诡异的行为，等到考察他家庭日常生活，只见严肃和谐，努力尽到伦理道理，竟与古人暗中相合。乡里的前辈曾为他作《孝友传》相赠，大概都是实录。君生于永乐丁亥正月十四日，卒于成化辛卯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五岁。妻子余氏，辅佐君治家，从不违背礼法。儿子三人：长子益，次子宁，都是余氏所生的儒学生；次子盘，是侧室许氏所生。女儿二人，女婿贾英、张拯，都是儒学生。孙子五人，名为某某。君平日喜欢儒雅之士，重视义行，当时的荐绅士大夫都乐于同他交游。有人因不平之事来向他请教，他往往只用一句话便能解决，因此他的脚从未踏入官府门槛。即使武官也以礼待他，不敢把他当作普通士人看待。亲友婚丧时，有人缺少嫁妆、棺椁，他总是送给钱财，逐年收取利息，听任对方偿还；有不足的，便不再计较。遇到灾荒之年，朝廷招募纳粮补官，有人劝他参加，君推辞说：“这是平民的本分。我宁可拿出多余的财物来救济饥民，也不敢借此苟求官位。”虽然家用宽裕，他却崇尚俭约、戒除奢侈，以迎合世俗为耻。子侄、女婿中穿着章服、缝补衣物的有五人。所谓一乡的善士，不就是像君这样的吗？君的侄子盛到京城参加乡试，考试尚未结束，收到他的弟弟、儒学生簠报来的讣告，于是设灵位哭祭，又把墓志的事托付给我说：“将要把他归葬在八里庄的原野，安置到幽冥之中。”我出生得晚，想来幼年时曾见过君；如今我做官奔走四方已经十五年了。唉，年高有德的人凋零谢世，再也不能相见了，我姑且撮取他品行中最重要的部分，题写在墓上，称作《孝友徐君》，并系以铭文。铭曰：有一位美善的徐君，既孝顺又友爱。这些品德都出于真性情，并非后天矫揉造作。他寄身于众多武官之家，却在乡里教人学习深厚的文理。义行光明，声誉因此振起。南州有这样楚楚可敬的人，实在无愧于世。姻亲族党为善人的凋零而叹息。里庄之上，坟墓高高隆起。太史刻下墓铭，流传百世。崇府审理正孙君墓志铭。

译成化甲午年春，崇王以当今天子的同母弟身份，在汝宁开设王府，当时的文武属官都随从而来。只有审理正孙君迪，正因病请假在家。崇王为他推迟出发日期一个多月，君派他的长子上奏说：“王府事务有期限，不要因为臣的缘故耽误行程，臣的病将要好转了。”崇王启程后，君便去世了。讣告传来，崇王叹息哀悼，因未能及时派人探视而遗憾，命中使带着香和财物前往吊唁，赐给宝钞若干缗，让其办理丧葬。君没有成年的儿子在身边，于是暂时把灵柩安置在都城门外的僧舍中。乙未年秋，君的儿子珩才从江南来，将扶柩归葬祁山南面，请金溪教谕汪恕所写的行状来求我作铭。唉，悲哉！君姓孙，字元吉。先祖有名郁的，南齐初年任齐府长史；经过数代，到安卿任祁门县令，于是迁家定居那里。君生来聪颖敏捷，年少时跟随乡里先生求学，记忆力很强，颇有声誉。长大后更加广泛深入地学习，景泰癸酉年在京城乡试中取得荐举资格，五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成化丙戌年秋，当今天子诏令吏部选拔可以辅导诸王的人，君入选，授中书舍人，侍奉崇王。戊子年，崇王出阁，君改任审理正，赐给中书舍人的敕命；封父亲仕兴为征仕郎，母亲黄氏、妻子谢氏都为孺人。君平日孝顺友爱，刚得到官职便把俸禄的一半分出来奉养父母。他所作的诗文典雅，奉命撰写的文章有讽谏也有规劝，崇王很宠爱并赏赐他。君与人交往能够坦露内心，风度洒脱，没有一点尘俗气。死于甲午年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七岁。谢孺人是同县名门之女，从君还是生员到参加科举、出仕为官，一向清淡自守的操行始终与他相伴。姑母患眼病失明，她每天早晨用水漱口后，登堂用舌头舔姑母的眼睛，时间久了姑母竟恢复了视力。谢氏死于辛卯年夏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二岁。儿子一人，就是珩；女儿三人，长女和次女都已许配士人之家，幼女是君继室程氏所生。君的曾祖父允清因积德而受到乡里敬重。开国初年，有宗族中人因无罪获罪、全家被没收，允清赎出其中三个孤女并为她们嫁人；又曾任里胥长官，亲自使八十多家遭诬陷的人脱离罪责。到了君这一代，尚未享受到这些善行的报偿，晚年做了王府官员，却没有走出国都便客死异乡。那么孙氏的后代，难道终将有重新兴盛的人吗？铭曰：啊，先人积累的清白德行，为何才要施行便突然倒下？愿引来后代享受福祚，也愿他们的安葬之所永远安稳。荣禄大夫、同知中军都督府事、赠左都督张公神道碑。国家初建时制定法令，武臣不是经历战功就不得升任中级官职。世代相传以后，才有人从其他途径晋升。我曾考察各国史书，知道这件事便常常慨然长叹，而对故都督张公的事迹颇为取法。公出生于将门，永乐癸卯年承袭任职为留守右卫指挥佥事，当时年纪还小，却已经像老成之人。正统辛酉年，随军征讨麓川夷族首领，抵达镇康州。贼党中有刀门捧、刀门颠两名首领，公接连击败并使他们投降。进攻上江，攻下孟底、招罕等寨。兵部尚书王忠毅公认为他的功劳奇异，奉皇帝之命升为都指挥佥事。当时各路军队从杉木笼山进军围攻麓川，公率偏师秘密进入敌军腹地。贼帅思任发极其窘迫，逃往缅甸，其余部众全部投降。凯旋回来，获得世袭指挥使的资格。癸亥年，命他出任中都留守司事务。戊辰年，诏令他率本部随宁阳侯陈武靖公讨伐闽地贼寇邓茂七，升为都指挥同知。景泰庚午年，再次随军进入福建，在延平消灭贼寇余党。壬申年，升任都指挥使。少保于公又说张某功劳很多，于是署理佥书后军都督府事。乙亥年，调任中军。天顺改元后，正式授任副彰武伯杨信，镇守延绥、庆阳各路。到达镇守地的第二年，敌军首领博啰入侵神木县，公出兵在柴沟抵御，斩获很多。捷报传来，赐白金和彩色币帛，升为都督同知左参将，专门镇守延绥西路。敌军因为前次不得志，又进入安边营，公分兵各道抵抗，接连在野马涧等处交战，俘获敌将鬼里赤，缴获骆驼、马匹、兵器。等到军队回来，所掠取的男女和牲畜，是柴沟一战的两倍。朝廷特别赐敕书褒奖晓谕，命他佩戴靖敌副将军印，总领延绥、庆阳各路军队。成化乙酉年，朝廷考虑到公长期驻守边疆，召回他重新掌理中军。当时正举行大阅兵，得到精兵十二万，命公分统扬威营，直到去世。公出入军旅前后三十五年，从各卫历任至两府，论功劳和才干，可以说没有愧色了。公家居住在都城下马社，讳名钦，字克敬，是公的曾祖父。公的祖父泼卢以及承继的父亲良，都追赠荣禄大夫、同知后军都督府事。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马氏、承继母亲苏氏，都追赠夫人；生母马氏。公享年七十一岁，死于成化乙未年夏五月二十二日。皇帝听到讣告，停止朝会一天，先后五次派礼部官员前往谕祭，特赠左都督，命工部供给丧葬费用，于某年秋七月九日安葬都城西山的原野。妻子郭氏，封为夫人。儿子五人：长子振先去世；次子摽，次子拯，次子授；一人尚未命名。女儿一人，嫁金吾左卫指挥使杨胜。孙子三人：长孙恂，承袭指挥使，其余尚且年幼。起初公去世时，杨金吾拿着行状来请求我为他的墓和神道碑作铭。我本来坚决推辞，但推辞不掉，于是按上述次序撰写；其中许多事例在别处已经互相见到，不能全部写出。铭曰：五军威武雄壮，统领内外军队，位居皇帝身侧，在京城开设府署，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只有公这样如虎之将，难道只是因为功勋多吗？谁能与他相比而称为武勇？张公老当益壮，是环卫军中的英杰，亲自佩带弓箭和箭囊。自从年轻时起，已经两次平定滇川，又两次进入闽粤，整肃我军勇士，杀死那些犀牛般凶猛的敌人。延绥地带绵延曲折，北面控制大河，公再次击退敌骑，屡次奏响凯歌。捷报纷纷传来，官职和赏赐因此丰厚。或掌管都司留守，或任正职、或任副职，持高牙大纛、佩大印、着玉带朱衣，分别统领六军。皇帝也很快召公回朝，出入军旅三十年，在国家建立了功劳，所受任命光辉显赫，大概可以毫无惭愧。西山山麓，松柏高直，里面有赐予的墓地，正是公安息之所。螭首龟趺的丰碑载立于道路旁，文臣刻写碑文，供千载之后考察。文思院副使金君墓志铭。

译周代盛世，百官府署以及外朝臣属，必定都是有恒常德行的贤士，来努力辅佐国家；这些事在《立政》篇中可以考察到。我朝掌握技艺的臣属，对外隶属于工部，对内在监局供职，大概是仿效周代遗制；但官属的升迁，多出于特别恩典。像金君廷玺，也是其中一人。君讳璧，世代居住在苏州长洲，永乐初年登记户籍于京城。祖父仲名、父亲英，都是乡里的善人。母亲沈氏怀孕后父亲去世，父亲死后三个月才生下君，母亲把他教养成人，极为周到。八岁时，送他到社学读书，老师亲自靠做女红来资助他的生活。君天性聪慧，想凭文学才艺奋发，十六岁时便因才艺被召到京城，每天在内府办事，恭敬勤劳而精于锻炼技艺，同事们一向推重谦让他。宦官们都知道君的才能，凡是皇帝乘舆和服饰器用，多交给君办理；君所供奉的东西总能符合圣意，皇帝也记住了他的名字。成化丙戌年，内廷降旨授他文思院副使，岁时赏赐常列优等。君持守谨慎谦敬，没有丝毫矜夸奢侈的神态，常常因不能报答称职而感到恐惧。丁酉年春闰二月二十一日，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妻子周氏，治理家庭很有方法。儿子三人，名叫蓥、銮、鉴。女儿二人，一人嫁钱铭，一人许配赵靖。众子在君去世当年三月十八日扶柩葬于魏村社的祖茔。君生性孝顺，想到母亲早年守寡，且没有得到父亲的养育，一说到这件事便泪流不止。母亲活着时奉养，去世后安葬，他都竭尽力量所能。与人交往没有机心，人们也乐意同他交游。中年获得富贵，能够约束自己、实行义行，救济饥荒、抚恤危难的心意始终恳切。教导儿子们谨慎厚道，使他们世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唉，世道衰落、风俗浇薄，要寻求有恒常德行的贤士，大概有些王公大人也未必容易做到。君平日对人说话，总是引用古代贤人来责问自己、勉励自己，人们也认为他的声名和寿命本来不应止于此，谁知竟突然去世，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他奉职一任十多年，没有辜负皇上的托付，也足以使自己无所遗憾了。君的同僚友人凌安君与蓥等人，奉通政参议赵昂先生的行状来请我作铭；銮的妻子是安的女儿，而靖又是参议公的儿子。参议公同我有姻亲交情，所以我没有推辞作铭。铭曰：宫禁森严肃穆，皇帝的德泽所关，官职无论高低，能够尽职完成都很困难。啊，文思院凭才艺晋升，追溯他的善行根源，正是孝顺和义行。他是世所罕见的际遇，圣恩如雨普遍施加。考察古代先民，谁有这样的德行可以重新兴起？魏村的祖茔，使他得以完整归来陪葬；墓铭阐明幽冥中的德行，百世也不会厌弃。昭勇将军、锦衣卫指挥使孙公墓志铭。公讳琏，字国用，姓孙，是济南邹平人。孙氏自从故安国恭宪公因宣宗章皇后的父亲身份显贵以来，公的儿子今太傅会昌侯继承其业，成为国中巍然的元舅，后代日益繁盛，家法也越来越完备。像公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配得上这个家族的子弟；然而寿命没有达到他的爵位所应有的长度，君子都为此惋惜。公生性淳厚谨慎，不与各位贵族子弟相提并论。恭宪公非常疼爱他，告诉如今的太傅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够承担我家的门第，应当好好照看他。”稍稍长大后，公出外跟随老师学习，通晓经史大义，文章书法也都值得称道。他一向喜爱古代名贤的书画以及山石花竹的美景，以此自得其乐；对于声色和珍宝玩物，仿佛毫不在意。如今太傅承袭伯爵，天顺初年因辅佐拥戴之功进封侯爵，公于是以世嫡长子的身份，承袭太傅原有的锦衣卫指挥使官职。虽然身居富贵，处世却更加谦逊，没有一点奢侈傲慢的姿态。今太傅总领五军将近二十年，公长期在其中辅佐谋划，部下很多人依赖他得到救济，而总理家政尤其能合乎太傅的心意。内外奴仆都各尽其职，不敢放肆。公与二兄瓒、珍以及众多堂兄弟、极亲近的朋友，每逢年节设宴，在堂上奉侍各位叔父，依次祝寿，欢乐融洽。各家勋戚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一旦有不和睦的，便相互带领着以孙氏为榜样劝谕。公居母夫人丁氏丧时，哀伤毁瘁得很厉害，有人劝阻他说：“太傅年事已高，二位兄长正在西南夷地办事，你应当爱惜自己。”公哭泣着答谢说：“只有送终之事才可以担当大事。”他更加恪守丧礼，终于完成了丧事。此后患羸弱的疾病，几年来都没有痊愈；他怕给父兄增添忧虑，总是勉强装作没有重病，只有面对别人时流泪，遗憾不能奉养父母到终老。又告诫他的儿子说：“要孝顺地侍奉我的父母，勤奋学习，不要毁坏先人的规范，我闭眼也就安心了。”成化丁酉三月二十二日，终于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妻子蒋氏，是定西侯贵的孙女，先于公去世；继妻汤氏，是参将胤绩的女儿，两人都封为淑人。儿子一人，名镇，将来应当承袭侯爵，张氏是他的生母。女儿二人，长女许配武靖侯的孙子赵宏泽，幼女尚在闺中。镇将于五月六日把公葬在香山祖坟的西面。成化初年，今太傅总理史局、主持经筵，我都跟随在他后面；家父尚书奉命南征，公的两位兄长也在军中，所以公去世后，太傅拿着行状来托我作铭。况且我同公的岳父汤公尤其友善，汤公一向以善于作诗闻名，后来死于王事，没有儿子，公搜集他的遗稿交给我，我替他编次后归还。我与公只见过一次，他便去世了，真令人悲痛；他的话还在我耳边，怎么忍心不为他作铭？铭曰：良马轻快奔驰，却在途中跌倒；繁茂欣欣的树木，未能完成它的成长。有一位美善之人，正要前进却突然止步。他是上公的孙子、彻侯的儿子，虽然孝顺而和睦，是外戚中的光彩，为什么不能长寿？姑且使他完整归葬。香山的原野，赐予的墓地旁边，愿余庆尚存，留给你的后代。奉议大夫、同知汀州府事程君墓表。

译君讳熙，字克和，姓程，世代是徽州歙县人。他先人的德行，详见我所撰的《君父义士传》。君的高祖大年，元代任紫阳书院山长；曾祖完都；祖父回，因善良而出继给堂叔升；父亲万，就是所谓的义士。母亲是项里殷氏。君生来不凡，喜欢求学问道。提学御史吉丰彭公一见就器重他，选为郡学学生。君家长辈认为家境贫弱，要求免除，彭公不答应。景泰癸酉年，君凭《春秋》考中南京乡试；当时学士安成彭文宪公主持考试，徽州学习《春秋》的学生虽多，却唯独认为君醇厚质朴，每次都召他交谈。进入太学后，祭酒泰和萧公、云间陈公像两位彭公一样爱惜他。五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成化丙戌年，最终以吏部选人的身份出任官职。尚书盐山王忠肃公考核他列为第一，朝廷授予同知汀州府事，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君治理政事一概凭诚实，不凭权术；前后更换了四位知府，都是张宁一类的人，唯独君始终稳固地治理郡务，时间越久越精明。比如祈雨、赈济饥民、驱逐老虎、扑灭火灾等奇异政绩，郡人往往编成歌谣传唱。至于招安一事，更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起初在己丑年，福建遭遇大灾荒，有一千多名盗贼从将乐、尤县四处出动抢劫；紫云台位于汀州清流、宁化两县边境，号称最险要，盗贼进入并占据了那里。镇守此地的宦官以及三司听到警报都非常恐惧，调发附近军队驻扎在汀州。君说：“这些人是因为这一年荒歉、被迫成为盗贼的，应当赶快招抚他们，应当不用费一支箭就能平定。”上官却总想把责任归罪于君。君乘一辆车抵达紫云台，盗贼远远望见并认出他，拥上来跪拜，感动哭泣说：“我们实在是迫不得已。”君逐一安慰抚恤他们，立即解散其众，烧掉他们的寨子，打开府库分发赈济，大约不到十天事情便平定了。君又对上官说：“往年邓茂七的贼寇兴起，也曾占据这座山，大概是因为这里距官府险远，所以容易发生变乱。请把将乐、尤县、清流、宁化四县的地方析出，在明溪镇另设一县，把巡检司迁到夏阳，这样就可以保证不再出事。”上官把这件事奏报朝廷，朝廷赐县名为归化，授官、降印，并仍委托君察看要害、修筑城池。都御史汝阳滕公巡视民间疾苦，请求表彰君的奇异政绩，以劝勉各郡。江浦张公后来巡抚八闽，请求让君出任漳州府知府，吏部却以君尚未考核政绩为由没有上报。成化丁酉年任满九年，正要考核政绩，闽地盗贼又在上杭起事，巡按御史再次留君处理政务，君却因忧劳成疾，已经不能任事。九月二十七日，终于死在汀州，享年五十四岁。从御史以下的官员都来吊唁并赠送助丧财物，汀州百姓每天奔走哭祭。门生有数百人，直到丧事结束仍不断前来。君居家孝顺友爱，刚授官便请求把俸禄分送故乡，以奉养父母，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淡泊。每次巡视县邑，都与差役同起居、同饮食；遇到事情敢于担当，不躲避困难和责任。布政、按察两司曾命他在邻郡审理钱粮、刑狱，邻郡百姓也感念他的恩德，没有一句怨言。家父尚书先生是君的世伯，常对人说：“振兴我宗族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因此我同君交游最久，两次一同赴礼部考试，受君的益处最多。君的正妻是富堨汪氏，侧室是陈氏。儿子一人，名文庆；女儿三人：长女嫁潭渡黄资智，次女嫁灵山方佐但早年去世，次女嫁洪州郑氏之子通。君的父亲义士于成化戊戌年某月某日，把君葬在歙西古城关祖坟的右边。唉！中古以来，官吏只知道任用法令而已；即使有超群的才能、仰慕古人的政绩，只要受法令拘束，也没有办法施展。君治理郡政十年，几乎可以称为所谓的循吏。谁不料想他将来远大显达，却偏偏以尚未上报三次考核的政绩为借口？又没有充分采纳巡按官考察民情的言论，使他推恩封赠父母的孝心没有完全实现。这固然是他的命运不佳，但也是主管官吏拘泥法令的过错。这就是我为君表墓，不能不替世道感到惋惜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兄弟之间的私情吗？亡弟克宽圹志铭。唉！这就是我弟弟克宽的墓。他已经出生二十七年了。克宽名敏行，是我排行第二十二的弟弟。他容貌俊美，性情机警敏捷，凡事不做便罢，一旦去做，必定专心做到精妙。他孝顺、友爱而正直，想要向上追随古人，不作儿女般的姿态。谈论道理、处理事情，总能切中要害，听的人都敬畏他。他的文章书法极像我，时常拿出来给人看，别人不能辨认。三次参加礼部试官主持的京城乡试，每次都以第一名入选，却最终被命运阻遏。悲哉！程氏世代居住在江南，到了家父尚书公这一代，母亲夫人林氏来自河间，官职使家族往来南北。我的弟弟实在山东出生，稍长后跟随家人进入蜀地；他往返两京最多，最后却死在休宁故乡。他生于景泰壬申闰九月九日，死于成化戊戌七月六日。他患的是疮疡病。他的妻子赵氏，是通政参议赵昂的女儿，生有一个儿子，五岁时夭折；有两个女儿，月杳才三岁，其中一个还是遗腹女。我兄弟三人，我这个做哥哥的既在远方求学做官，不能奉养双亲同住，所依靠的只有两个弟弟，而如今又失去了一个。听到讣告三天后，我上书请求回江南慰问双亲，天子怜悯地答应了。我到家一个多月后，才得以擦泪为弟弟写下这篇圹志，交给二弟敏德，让他择定日期，安葬在南山塘的原野，把这篇文字放入墓穴中。铭曰：父母不能慈爱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兄长不能友爱地同弟弟相处，悠悠苍天，这种遗憾何时才能止息！《篁墩文集》第四十二卷。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第四十三卷。（明）程敏政撰。碑、志、表。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左侍郎滕公墓志铭。

译公讳昭，字自明，姓滕，是南阳汝州人。曾祖以上都隐居不仕，详见太师李文达公所作的先墓表。公的祖父兴，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陈氏，追赠淑人。父亲霄，永乐年间任礼部祠祭员外郎、黄州知府，追赠中议大夫、赞治尹，并按祖母的品秩加赠；李氏追赠恭人，生母程氏封太恭人，也都按祖母的品秩加赠。公出生在官宦家庭，却淳厚朴实，不追求华丽服饰。黄州君非常疼爱他，长大后成为州学生，努力学习从不懈怠。十九岁考中河南乡试，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过了很久才完成太学学业。景泰癸酉年，因吏部选拔授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丙子年监考顺天府乡试，当时刘文介公在内主持考试，公等人在外协同办事，因此长期积弊全部清除，权贵子弟多未能入选。英宗恢复帝位后，特别关注御史台官员，贬斥者接连不断。公在这时独自谨守礼法，受到士林舆论的赞许。天顺戊寅年，巡按京畿，声誉卓著。四川都司有一宗谋杀案件，多年没有判决。己卯年命公前往审讯，终于使罪犯服罪。辛巳年巡按福建，声望尤其显著。回朝后，恰逢都察院缺少佐贰官。英宗皇帝考察御史，认为没有谁比公更老成，于是立即升任公为左佥都御史。不到一年，公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今上即位后，下诏起复公，巡抚辽东。公治理边疆十分谨慎，严密设置侦察警戒，整顿训练，储备粮草；几年之中，敌人不敢逼近边塞。公曾上疏说：“《大明律》是一代确定的法律，但审判武臣时却独独舍弃律文而采用条例，因此武臣更加贪婪放纵、无所检束。请一律依照律文办理。”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一意见，但武臣沿袭旧习已久，一旦因犯罪被罢黜降职，便多散布毁谤之言；害怕惹事的人又上奏阻挠这项命令，公议至今仍为此惋惜。丙戌年，皇帝想到公久任边疆，召回公，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任淮扬等处巡抚。两淮年成歉收，百姓多流离逃亡，漕运士卒又受到大将虐待，公安抚慰问、训诫整治，不遗余力，因此军民都得以休养。己丑年，再次召回公，主持都察院事务。过了一年，朝廷商议消弭灾害，分派大臣巡视民间疾苦；因为公曾治理福建，特意命公前往。福建人听说公到来，如同重新得到父母。公为他们打开官府粮仓赈济救助，停止并整顿原有的施行办法，同时又处理了许多利害问题。上杭、清流一带有个地方叫紫云台，邓茂七的党羽曾经凭险据守作乱；从那以后，那里往往一有事情就发兵前往抚剿，而这一年灾荒尤其严重，公说：“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考虑。” 于是勘察当地的险要之处，设置归化县来治理那里。公还未回朝，便有诏令改派公巡抚苏州、松江等处。苏州、松江自周文襄公以后，很少有人能继承他的政绩；唯独公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逐项推行，深得东南士民之心。马驮沙最为繁盛，却把县治寄设在江阴，百姓苦于往返奔波。公又分设靖江县，百姓因此两方面都得到便利。辛卯年春，因廷臣推荐，召回公，升任兵部右侍郎。任职九年考核政绩后，转任左侍郎，享受正二品俸禄。公历任尚书南宫白公、嘉禾项公的佐贰，暗中多有匡正补救之处，从不阿附；等到别人知道时，事情往往已经无法追及。丁酉年秋，项公被免职，公实际上应当按资历递补。有人嫉恨公，便把公的名字列入弹劾名单。公不与之争辩，于是辞官归居家中，接近三年。每天邀请乡里的遗老登临游览山林溪谷，以饮宴为乐，对世间事务一句也不挂在嘴上。庚子年夏四月十一日，公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讣告传来，皇帝哀悼惋惜，派使者到他家宣谕祭奠，命有关官署供给办理■〈穴上之下〉事的费用，将选择日期，把公安葬在本州杏园陂黄龙山的原野。公的原配任氏，追赠为淑人；继室孙氏，封为淑人。二人都先于公去世，与公合葬在同一墓穴。公有两个儿子：长子暹，是太学生；次子起，是州学生。女儿一人，嫁给尚宝司少卿李璋文逹公的儿子。公身材魁梧伟岸，气度深沉，远远看去便知道是成就大器的人。公侍奉父母最为孝顺，对异母兄长极尽礼数，对侄子的训育也更加尽心。公乡试中举后，待人极其谦逊，即使是乡里的小吏，也一定以礼相待。对于怜悯救济故旧，尤其情意深切。公两次担任巡按，四次主持巡抚事务，都把扶助弱者、抑制强暴作为志向。因此，旧日属吏畏惧他的威严，而百姓则怀念歌颂他。面对重大的政务、审决重大的案件时，公宽裕从容而不急迫，但事情都能办成。唉！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时的声望所归了，却没能登上宰辅之位，辅佐天子，使百姓受恩泽并成就一代盛治，难道不是命运吗？我的先祖少保襄毅公，素来同公友善，晚年又结成姻亲。因此我曾有幸登上公的厅堂，聆听公的议论，而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按情义实在不能不为公作铭。铭文说：伟大的英宗皇帝，提拔任用群臣，完全出自内心的决断，并不崇尚一味附和。有位滕公，从经学修养中起身，自从得到皇帝知遇，始终没有辜负这份知遇。公在东部边郊安抚军队，从不顾惜辛劳和喧扰；在淮地、闽地以及吴越交界之处，都建立了功勋事业，名声显著于朝廷和民间。如今皇帝访求旧臣，没有谁能超过公，于是让公总理宪台法纪，承担整饬军务之责。若不是公前来，谁能辅佐成就这些事业？公忽然归隐休息，在汝水之上；我正等待公归来，谁能料到公竟已去世。惟愿皇帝仍然思念公，下诏致祭并作有文辞的祭告。办理■〈穴上之下〉葬之事合乎礼仪，以表达始终不忘的追思。杏园树木萧萧，龙山高大绵延，其中安置着幽深的墓宫，百世之后也不会磨灭。湖广宜章知县、追赠文林郎马君与封为太孺人的徐氏合葬墓铭。

译湖广宜章知县马君去世二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孔惠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考核成绩最优，得以承蒙皇帝赐敕，追赠马君为文林郎，封马君的配偶为太孺人。不久太孺人也去世了，孔惠将于成化丁酉年冬十月二十六日把他们合葬在祖先墓地，事前拿着行状请求我撰写墓铭；宜章在朝廷任职的人，行人邓庠等多人又来叙述马君的政绩，于是我接受这些材料，编次叙述如下：马君名经，字用常，世代居住在河间东光，是元代进士、国朝兵部主事视逺的孙子，处士誾如的儿子。处士起初娶李氏，后来再娶鲍氏，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马君，次子纶，次子纲，次子纪，即陕西盭厔知县。处士曾受到牵连误陷，被贬到云南六凉，马君随父亲同行，于是进入曲靖学成为生员；不到三年，在宣德壬子年考中云南乡试，正统己未年考中进士，辛酉年获得任命为宜章知县。当时宜章正苦于旱灾，马君到任后在各处神祠祈祷，天便降雨，年成大熟。马君考虑到县里一向贫困，一旦歉收百姓便无计可施，于是创设预备仓，招募收集粮食，常年储存一万多石；流民听到消息而回来恢复产业的有数万人。县中军民杂居，而士兵常常强行夺取百姓田地，马君下令责令归还，没有人敢喧哗抗拒。旧时役使水夫来渡江，上级官员的船夫又多有逃散，百姓苦于被钩考追究，马君向朝廷请求废除这项差役。过了很久，政务办成后，马君便用余力翻修境内各处坛庙、公署以及学宫，创设社学；公务之余召集学生，亲自教导他们，科举和贡举都以选得人才著称。每逢岁时便劝导农事，巡行田野；百姓中有因居处而无法办理婚嫁丧葬的，有因患病而无法涉水出行的，马君都一概动用官府力量替他们办理。对干预政务的豪强狡猾之徒，廉明查捕，依法处置。邻县百姓打官司，多相互结伴到马君这里请求裁判，官吏和百姓敬畏佩服他，如同敬奉神明。马君的政绩考核为湖南第一。景泰庚午年夏五月二十五日，马君死于任所，享年三十九岁。乡里的老人和孩子每天有数百人奔到县衙门下哭泣。马君性情不肯苟且取财，去世时家中没有一缗钱的积蓄，同僚们为他凑集钱帛，置办棺材并办理殓葬。太孺人姓徐，是上元人；她的父亲仲华也因事被贬到云南，与处士一同经历患难，彼此相知投合。马君一定会使家族显扬，所以便把太孺人嫁给了他。太孺人侍奉公婆孝顺，管理童仆，处理姻亲宗族关系，都恰到好处。大概马君把全部心力用于功名事业，不让家庭成为牵累，往往依靠的正是内助之力。马君去世后，太孺人扶护灵柩北归，按照礼制营办安葬。我十三岁时，母亲送我入学，亲自做女红来供给我的费用，终于使我学业有成。她守寡将近三十年，节操更加坚定，家业也中兴了，乡里人都赞叹不已。她到京师来奉养我，尤其反复以清白之道告诫儿媳。她卒于成化丁酉年秋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岁。儿子一人，就是给事君孔惠。孔惠以成化壬辰进士出身。女儿一人，嫁给东光儒学生李逹。孙子二人，长孙名价，次孙名侗。孙女三人，长孙女许配南皮儒学生薛铠，次孙女许配李东霁，最小的还年幼。我家先世从江南被谪迁到河间。我还是童子时，就听河间人谈起马令君的名声。长大后，有幸与令君的堂弟震以及孔惠一同参加天顺壬午京师乡试并中选。后来又同在朝廷任职，而我幸运地任职史官。之后又为令君夫妇撰写墓铭，这份情谊是不能推辞的。铭文说：马氏世系出自扶风，世代以儒业相承，望族在东光；马君是一时循吏中的首位。徐氏一生的德行，足以与他相匹配；徐孀的伟大，也足以称道。一位孤儿使他们的芳名流传，恩诏降下，名声因此显扬。高大的墓木矗立在城中，震公正在高丘之上；两位贤者光彩焕发地长眠于此，千百年后，德泽仍不会终止。医顾翁墓表

译成化己亥年秋天，我奔赴先少保襄毅公的讣告。我的妻子生病，不能同行。第二年，因为蒙赐葬之恩，我进京入朝致谢。当时病情稍有好转，于是带着全家南行。渡过长江后，我和幼子又都病了。听说吴地自古多名医，便日夜赶往吴地。到达那天，幼子却死了。妻子的病情危重，请来吴地诸医诊治都无效，我十分忧虑。郡守刘侯汝器急忙称赞顾珍氏医术高明，把他请来，病果然见效。一个月后，妻子病愈，于是离开吴地。吴珍哭泣叩拜，请求说：‘先父也死于己亥年秋天，安葬后还没有墓表，希望您能怜悯我，赐给他一篇墓表。’我也为此哭泣，说：‘唉，真令人悲痛！你的心情与我相同，我怎能忍心不帮助你完成这个心愿呢？’据墓志状文考察，顾氏先世居住在汴地，高祖顾荣因医术在元代闻名，出仕为江浙医学提举。曾祖顾铭开始迁居吴郡，入籍长洲。祖父顾天祥，父亲顾胜宗，都世代继承医业。顾母刘氏于永乐壬午年四月六日生下顾翁。顾翁名俊，字时雍，早年便以孝友闻名。他行医不拘泥于祖传医术，完全以丹溪学说为主。凡是朱丹溪的著作，他都全部购买，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务求掌握其中的精要。出外应诊，十次中常有九次见效。吴地人喜欢使用温补的方法，众人纷纷非难顾翁。顾翁却丝毫不迎合。有时有人患病请顾翁诊治，同时也请来其他医生。顾翁问：‘按这个病势，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其他医生说：‘不行。’后来病情果然完全如顾翁所说。由此顾翁的名声更加显著，嫉妒他的人也更加厉害。顾翁又利用余暇研读儒家书籍以及星命术数、堪舆、长生久视等学说，也都能窥见其中的关键。一般人不了解这些，有了解的人来访，他便与之亲切交谈，终日不倦。晚年在葑溪以北营建别墅，自号泰然。官府举行乡饮酒礼，总是以礼聘请他为宾客。顾翁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致就是这些。至于治愈人的疾病却不借机谋利，这种事人人都能做到，不足以特别推重顾翁。顾翁享年七十八岁，卒于己亥年八月十九日。妻子李氏，儿子一人，就是顾珍，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医术。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沈御医的侄子寿，次女嫁给都宪陈僖敏公的侄子鼎。孙子二人，长孙名春，次孙名易。女孙一人。顾翁于去世当年十二月庚申日安葬在吴县太平乡荐福山原，与先祖葬兆相合。我听说自《素问》以来，名医有数十人，至于集医术大成的人，必定要推举丹溪。他所著的《湿热论》《相火论》等文章，即使圣医再生，也应当不会改易其中的论说。可是世上学习医学的人，往往忽视他；不但忽视，反而还非难他，实在令人感慨。起初先公患末疾，皇上派御医来诊视，他们都认为是寒湿，治疗无效。最后请到四明的祝翁，认为这是痿病，用药后才见效。如今又遇到顾翁。顾翁既然如此高明，那么学习丹溪的人为什么竟这样寥寥无几呢？先公去世时，因为呕吐本是胃热所致，医生却误进补药，病情于是恶化。当时我正在远方任职京师，来不及侍奉先公，这是终身的遗憾。唉！我没有来得及认识顾翁，却认识了顾翁的儿子。顾翁的儿子能够救治我家人的疾病，而我却没有机会见到先公；所以为顾翁撰写墓表，不只是为了记载我的不幸，也是要把这件事告诉天下的孝子慈孙。圻子圹志 太子左谕德、新安人程敏政的次子名圻，于成化丁酉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京师。他的祖父襄毅公当时在故乡，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便到远祖忠壮公的庙中告知，并给他取小名叫祖保。稍稍长大后，因为兄弟应当联排行辈，便正式取名圻。庚子年春天，他的父亲奔赴襄毅公的丧事；母亲李氏生病不能同行，于是把圻寄养在他的外祖父李文逹公家中。圻因母亲患病而失去调养，身上生疮，接着又患泄泻痢疾，后来又患疹病。疹病之后咳嗽不止，渐渐形成疳病。辛丑年春天，他的父亲因蒙赐葬之恩入朝致谢，看见圻瘦弱得厉害，大为惊骇，急忙召医诊治。病情稍有缓解，便带着妻子和孩子南行。到了山东一带，正逢秋日湿热，船夫难以忍受，圻的病于是突然加重。山东的医生用药不能治愈，便急忙渡过淮河，淮地医生用药也不能治愈。听说姑苏名医很多，便冒着大风渡江，几乎遇险；这时圻的母亲病情又发作，一船人惶惶不安，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姑苏。圻当夜竟死在旅舍中。圻临死时只呼唤母亲，似乎想要救助她；但他的母亲当时病势危重，已经无法回应。可悲啊，上天为什么要使人陷入这样的极境？圻生性最为聪明俊秀，凡是理解事物，都先于他的兄长。教他作诗，马上就能背诵；看到书画，大都认真观看，毫不马虎。至于拿笔临摹书画，也很有可观之处，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涂抹得不成样子。当初，他的季叔敏行去世，没有儿子，准备等服丧期满后告祭宗庙，让圻承继其后；不幸圻竟死了，于是只好载着棺材归葬，在这年十月二十七日附葬在季叔墓旁。唉，假使死者有知，他一定会说：‘这是我的犹子啊！’并且会好好地照看他。临近下葬时，他的父亲忍着悲痛为他撰写墓铭。铭文说：你的父亲，你却离开了；你的叔父，你本来要依附他。是谁使你来到人世，又这么快地回归地下呢？唉！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程公墓碑铭。

译成化庚子年秋天，我正在为先少保襄毅公服丧，听人传说我河南左布政使程用元于七月一日在任所去世，惊惧悲痛地说：‘唉！像用元这样器宇、学问、操行、才识都在当时首屈一指，又负有成为宰辅的声望，哪里能多得几个？怎么突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造物主错乱了吗？’这年冬天，我因蒙赐葬之恩入朝致谢，在邵伯河下遇到他的灵柩，旅途中不能行礼，只向他的孤子吊唁后告别。等我南归时，用元已经下葬了。孤子程旦拿着邑人前监察御史康君永韶所作的行状，请求我把墓志铭刻在墓上石碑。唉，我难道忍心为我的用元撰写墓志吗？程氏自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起，因为施行善政，百姓请求朝廷让他留任，于是开始在歙县篁墩定居。到了梁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起兵抗拒侯景，在郡中享受祭祀。忠壮公十三世孙是唐代检校御史中丞程澐，他又起兵抗拒黄巢，两代人都有保全全郡的功劳。居住在祁门善和里的一支，祖先是中丞公的长子、检校户部尚书程仲繁，程用元便出自这一支。居住在休宁陪郭的一支，祖先是中丞公的幼子、歙州兵马先锋使程南节，我便出自这一支。所以我的家族与用元是近亲。尚书程氏的十八世孙德坚，明朝初年以行枢密院都事镇守景德镇，这就是用元的高祖。曾祖汝楫、祖父景华都没有出仕。父亲程显，以乡贡进士起家，官至韩府左长史，晋升朝列大夫。母亲齐氏，封宜人。用元天资最高，喜爱求学。起初，长史公以《春秋》学闻名祁门，用元从他那里接受经学，所得最为深厚，又旁通各经各史。正统年间，长史公任河间任邱教谕，而我家先世早已以军籍隶属河间，襄毅公每次往来都与他叙论宗族情谊，十分喜爱用元，认为他必定能够光大宗族。丁卯年，用元考取南畿乡试，成为第一名，考中景泰甲戌进士，入户部观政。乙亥年，奉命到宣府犒劳军队，总帅厚重馈赠，他都一概拒绝。都宪叶文庄公当时督理边饷，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天顺改元，授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己卯年，到陕西犒劳军队。当时尚书年恭定公对部属十分严厉，唯独礼遇用元。任职三年，以政绩最佳闻名，皇帝赐敕命他督运淮安粮饷。一年后任满代还，他上书请求回乡省亲，分取俸禄奉养父母，皇帝答应了。癸未年会试，因推荐充任同考试官。礼部官员带着宫中财物接连登门，用元极力推辞不受。礼部尚书姚文敏公感叹说：‘远远超出同辈了！’不久，升任福建司员外郎，督办天津等地拖欠的赋税。成化改元，升任郎中。任职三年，又因政绩最佳闻名，赐给诰命。这年辽东用兵，派用元供应军需，军队依赖这些物资才得以成功。庚寅年，派他巡视山东灾情，他上书提出四件事：‘保存漕运以防止百姓饥荒，整顿军备以保卫民生，减少养马以安定民心，增加驿递以缓解民力。’这些建议大多得到施行。等他回来，升任广西右参政。安南因边界不确定，屡次逼近边境，用元冒险前往勘定，事情才平息下来。他治理纷乱、修复废弛，政务渐渐有了成效。壬辰年因齐宜人去世回乡服丧，而长史公也相继去世，丧葬一概依礼办理。他扩建先祖祠堂，以谨慎举行时祭；编辑先祖德行，编成《世芳集》来流传。服丧期满，改任河南右参政，奉玺书专门管理国家储粮，制定使远近转运均衡的办法，以便利百姓。又利用闲暇修葺二程夫子故里的祠宇，以此教化当地士人。戊戌年升任右布政使，第二年升任左布政使。他严于律己，遵守法令，以此带动僚属，使一方安宁。他想上疏请求退职，奏章还没有呈上，疾病却发作了。他所管辖的地方一片黯然，听到消息的人都惊愕，认为这是善人的不幸。他生于永乐辛丑年正月一日，享年六十岁，于壬寅年春二月二十日安葬在乡里的宅里坞。用元为人温和恭谨，口中从不谈论别人的过失，巧言谄媚的人有时暗自嘲笑他。然而他内心分辨是非极其清楚，有些原则坚定不移。平日恬淡寡欲，看起来似乎不能胜任繁重事务，但他任职时处理政务不急不缓，那些喜欢追求功名、邀取声誉的人反而都不如他。他暗中给许多人带来恩惠，而世人也没有完全了解。做学问不追求辞藻，虽然有时作诗画竹来适意，却把稿子封藏起来，忌讳署名，始终不肯自我显露。用元最初娶祁西汪处士景淳的女儿，赠封宜人；再娶赵府长史、同邑胡公永兴的女儿，封宜人；三娶吏部侍郎、淳安项公文曜的女儿。三位夫人都善于持家，辅佐丈夫。儿子四人：长子昂，任医学训科，是汪氏所生；次子旦，学习举子业；次子杲，任儒学生，都是胡氏所生；次子昌，是项氏所生。孙子三人：长孙鏄，次孙铨，次孙锽。女儿四人，都还年幼。铭文说：我程氏世代显赫于新安，有庄重的族谱，有巍峨的宗庙。从歙县迁到祁门，祖先留下的福泽和功业，全都集中到公身上。公以进士登第，列属于司徒之属，近二十年间，巡察四方疾苦，犒劳三边军队，升任统辖藩镇的官员，有时任副职，有时任正职。桂管之地留下思念，洛省之地共同庆幸。祖先以循吏之德成为我们的祖先，施惠于百姓；先贤以师儒之业成为我们的宗师，教导后人。名声和事业都如此崇高，本应位居宰辅，或许能广施恩泽，惠及天下。谁知车子刚能乘坐便倾覆，栋梁尚在中途便遭摧折，士人阶层深为悲伤。我心中怀念，哪里还有希望？宅里坞的墓地，山水明丽秀美；那里长久留存着遗芳，将在后世流传。方孺人墓志铭 孺人姓方，名锦僊，是徽州祁门人。她的家族本是宋代吏部秋厓先生的后裔。孺人生来具有极为纯厚的天性，在家勤于女红，侍奉父亲处士天生和母亲马氏非常孝顺，对弟弟、族弟以及乡贡进士训导秉琦等人十分恭敬。十七岁时，嫁给同邑善和人程君恕，又勤于妇事，善于侍奉公婆。公婆去世后，她服丧并分居，第二年说这是礼制，便谨慎遵守。服丧期满后才回到夫家，辅佐丈夫勤学求仕；后来丈夫多次应试未被推荐，她说这是命，便不再勉强，并请求让儿子启成为儒学生，继承父亲的事业。善和程氏在乡里有声望，程恕的族父宪副程宏、族兄布政程泰，都近来因经学而起，出仕为国效力，退居后又治理家庭；他们屡次称许程恕有才而且贤能，认为其中有孺人的内助之功。孺人五十七岁，于成化辛丑年三月二十八日去世。当时有三个儿子：激、启、考；其中两人已经娶妻，一人已经订婚；有一个女儿，已经嫁给同邑城西王氏。两个孙子：许、咏；孙咏已经考中乡试，懂得处理事务。程恕将把孺人安葬在乡里的桂家坞，提前派程启来请求墓铭。我与善和程氏同宗，推辞不得，只好撰写。铭文说：她以学问勉励丈夫，本应显贵却未能如愿；她以德行勤勉自身，本应长寿却早有疾病。上天在前面有所吝惜，必定会使她的后代振兴。作铭来使她的贞德永存，希望可以不朽。黄岩陈处士墓志铭

译婺源儒学教谕陈君简拿着他先祖处士的行状，经过休宁请我撰写墓铭。这时处士已经下葬十年了。处士名顗，字允甫，先世是汴地人。远祖公漙是宋绍兴进士，任台州黄岩知县，死于任所，于是定居那里。传了四代，生下继发，继发是咸淳进士，任沅州通判，又定居黄岩东门。继发生下元代松门务副使陈俦，他是处士的五世祖。曾祖子安，延祐初年任余姚州学正；祖父立善，至正年间任庆元路照磨；父亲处亨，号方山，官府多次以遗逸荐举他，他都不肯出仕。处士天性纯厚真挚，喜爱求学，侍奉双亲极为孝顺，有许多人难以做到的地方；他哭父亲时几乎哭瞎了眼睛，后来视力终身不好。七十岁时，仍侍奉母亲冯氏，早晚问安，从不懈怠。冯氏安享他的奉养，直到九十岁才去世。当初，庆元君擅长画墨梅，与会稽王冕齐名；方山君深得他的传授。处士每逢时祭看见父亲留下的手迹，便悲伤哽咽不止，于是自号慨梅。一时名流听说此事，多作诗歌咏叹他。处士曾因亲人患病，遍访名医并与他们讨论药理，于是在浙东以医术闻名；他和弟弟颛友爱相处，一同生活到老而不改变。乡中先生学谕陈廷省、学录张粹，都谨慎地与处士交往，把他当作老师和朋友。他在文章学问方面虽然博大精通，尤其喜爱《楚辞》和《文选》。两位先生常说：‘陈君是品行端正、孝行笃厚的人。’乡里舆论认为他公正。处士七十五岁，于成化辛卯年某月某日卒于正寝；第二年冬天，安葬在县城南五里委羽山的原地，位于庆元公墓旁。妻子鲍氏，有贤德。儿子三人：长子慷，在吏部候选；次子简，是丁酉乡贡进士，就是教谕陈君；次子■〈忄产〉也擅长医术，精于画墨梅，但在处士前一年去世。我因母丧居家，承蒙教谕君多次来往，喜爱他的为人；又曾看过他们的族谱和处士遗留下来的篆书、隶书法帖，知道陈氏世代是儒学之家，更加感叹这种老成之才不再出现。然而教谕君将来显扬事业，大概还会有更大的成就；这样，处士也将没有遗憾了。铭文说：先祖的事业啊，有人能够传承；后代的学问啊，有人能够守护。可叹这幽静贞正的人啊，不能再生；尚且还有荣宠啊，装饰这座坟茔。中顺大夫、淛江按察司副使张公墓志铭。

译成化辛丑年春三月，淛江按察副使张公存简因母亲去世回到泰州。下葬不久，他便患了恶疽。门人、朋友、亲戚和宗族中每天来问候病情的有几百人。公知道自己不能痊愈，便把他们全都召来诀别，神态如同平时。又回头对门人、前进士张瓛说：‘我的朋友程太史克勤，最了解我，你去请他撰写墓铭。’话说完便去世了，时间是壬寅年春正月五日。公的侄子张霈带着张瓛所作的行状，跋涉数千里来到新安山中，请我撰写墓志。我听说后惊惧悲痛，流着泪说：‘谁能想到我的朋友竟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呢？’唉，临终托付之事，不能辜负，于是为他作序并撰写墓铭。序文说：公名文，字存简。张氏世代是泰州大族，但此前没有显达的人。到了公的曾祖德林、祖父仲信，才更加以善行闻名。父亲颀，开始考中乡试，最终任国子助教；因公显贵，追赠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母亲成氏，追赠宜人；继母许氏，封太宜人。公天生具有纯厚的性情，童年时便像成人一样老成。当初助教公主管山阴教育，公随行侍奉，恰逢成宜人去世，他悲哀过度，绝食到几乎断气，后来才苏醒。助教公认为这样不妥，便让他跟从当时的名士求学。公也自己奋发努力求学，过了很久才回到州学做学生，多次应试都未中。有见识的人说：‘这个人不应当只取得小小的成就。’天顺己卯年，他在南畿乡试中考取第一名。不久遭遇助教公的丧事，全部依照朱熹家礼办理，全乡都受到感化。成化丙戌年，终于与我同榜考中进士；泰州人在本朝列入甲科，从公开始。初次出仕，任刑部江西司主事；壬辰年升任员外郎；癸巳年吏部奏请拟任他为山西提学按察佥事，甲午年又拟任山东提学按察佥事，但都没有实现。这年升任郎中。公在刑部任职最久，凡有案件判决，必定依据他的意见；其他司审理的案件有不完备之处，多移交给公复审。案件判决后，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丙申年因日食和星变，皇帝下诏选派十三名使者，到天下各地审录囚犯。公分管京畿以内，平反改判死刑的一百一十六人，免除徒刑、流刑以下刑罚的一千四百多人，其中对马平儿一案的辨析尤其令人称快。马平儿为报父仇杀人获罪，公上言说：‘君父之仇，是臣子必须报的。’反复论说数百字，读者都为之感动。京畿之内有人为他画像祭祀。丁酉年发生大水，年成受到灾害，又下诏选派五名使者赈济抚恤灾民，公分管兖州。他筹划措施、劝导富户分粮赈济，竭尽全力；又上疏请求分拨府库余资，以慰藉处于倒悬之急、渴望救济的百姓，言辞更加痛切。大约救活饥民五十二万人，使流离迁徙的一万七千人返回故乡，为五千三百名贫困男女办理婚嫁，并释放二十多名被判大辟的囚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七千口〕 其他诸如疏通财货流通、修订祭祀典礼、重申掩埋暴骨和埋葬腐尸的法令，也都是公提出的。己亥年，升任淛江按察司副使。有个盐商季成诬告贩盐者为盗贼，又牵连出十九人。起初审讯的人认为确有其事，许多人在狱中因受刑而死，活下来的只有六人。公复审时对此产生怀疑，详细审问，终于查明了实情。六个人幸免于死，全省都称快。其他被平反的案件还很多。公在淛江任职一年多，大体把洗雪冤屈、施惠于民作为自己的责任。还没有完成他所要施行的事业，便因家中丧事辞官归乡。公生于宣德丙午年五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岁。妻子刘氏先去世；继妻李氏，二人都封为宜人。儿子二人：长子霶，是刘氏所生；次子泰，是李氏所生。女儿五人：长女早年去世；次女嫁给州学生唐相；次女嫁给徐蕃；其余尚未出嫁。霶奉父亲临终遗命，于公去世当年三月四日安葬在城西唐家庄原地。公平生孝顺友爱，常常以未能在父母生前享有俸禄来奉养他们为遗憾。他侍奉许宜人十分恭谨，与弟弟孜等虽然彼此亲爱，却又诚恳地督促勉励他们，因此诸位子弟参加秋试，总能取得功名。他生活俭朴，像贫寒士人一样；周济别人的急难时，却倾尽所有，毫不吝惜。他历任内外官职，使四方的人来陈述事情，好像不必经过口舌便能明白；他心中自有定见，巧言谄媚不能动摇他。他与人交往，即使关系深厚，也不随便迁就。案牍堆积如山，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却仍然嗜学不倦。他写诗作文，厌恶浮华靡丽，大都有关乎世道人心的教化。自号逊斋，有杂稿若干卷，《审济录》《世训》各一卷。唉！上天造就人才，也实在艰难。富有辞藻、在一时光彩照人，能够建立功业、在一方显赫一时的人，难道没有吗？但要寻找能够在外实践所学而不混杂，在内修养深厚而不改变，像张公这样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只是他的官位止于台佐，寿命又未达到下寿，这正是我所惋惜的，难道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私情吗？铭文说：泰州有张氏，积累德业已经很久。一度显达，成为师儒，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公所拥有的事业。第二次显达，是凭借先祖遗留的经学在乡试中考取解额，又在朝廷会试中登第。内任曹部，外任台官，屡次显扬升迁。敬慎刑法，体恤百姓，有言论，也有功绩。内在修养越深厚，施展出来的事业便越宏大。如此志向，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谁能阻止他的前进？一生以忠报国，以孝终身。上天赐予他的福泽，将使后代继续显耀。唐庄的墓地上，坟墓高高隆起，永久存在而无所忧虑。太史刻写此文。槐塘程府君墓表

译府君名万，字亿孙，姓程。程氏世代是徽州歙县的大族，先世居住在河北，是赵忠臣程婴的后裔。东晋有程元谭，任新安太守，开始在歙县定居。元谭的后代中有程灵洗，梁代时以平民身份起兵抵御侯景，官至大将；当地人感念他保全全郡的功劳，建庙祭祀他，这就是重安忠壮公。灵洗的后代程延坚，唐末又定居歙县槐塘，传了十代，生下程元凤。元凤考中进士，辅佐理宗、度宗两朝，这就是吉国文清公。府君是文清公的六世孙。曾祖大年，曾任元代紫阳书院山长；祖父完都；父亲回，原本是从父升的嗣子；母亲汪氏。府君生来具有正直之气，遇到应当行动的事情，便慷慨奋勇地挺身而出；常常因为相国世家逐代衰微，便以振兴宗族、恢复旧业为志。中年时出游闽、淛江、湘以及并、冀一带，家业日益富裕。听说绛州太平有祚德庙，祭祀程婴、公孙杵臼，便跋涉数千里前往拜谒祠庙，亲手摹拓石刻带回。忠壮公的庙号为世忠，在歙县篁墩。到文清公的侄子宣慰君程相时，又请求在槐塘建立行祠，以便支系子孙前来拜谒。年代久远，祠宇倾圮，府君便联合族人重新修建，用铁铸造供器，重量超过千斤，其他器物也与此相称。又为文清公专门建祠，在祠北划出田地供奉祭祀。文清公的墓在歙县古城关，夫人的墓在礼庄，都是皇帝赐葬的。旁边有积庆、景福两座寺院，置田二百亩供养坟墓和寺院。后来寺院毁于兵火，田地也被僧人盗卖，石兽之类荡然无存。府君愤然向上官申诉，终于全部收回田地、寺宇、墓园围墙以及石兽等物，完全恢复原状，并竖立两通丰碑来告诫后人。文清公当初以经学教授理宗，后来做到宰相，理宗曾亲笔大书‘清忠昭光儒硕’六字赐给他。他与皇帝唱和的诗、往来的书信，动辄装满箱笥；旧有御书楼的遗址在居所左侧，府君也重新创建御书楼，宏伟华丽，在乡里首屈一指。文清公罢政归乡后，曾修建长庆社，作为乡人祈福报谢的场所；后来长久失修，人们又畏惧工程艰难，没有人敢承担，府君拿出自己的钱倡导修建，不久便完工。府君经过会稽时，听说理宗的陵宫在城西北，想到先世蒙受理宗恩泽最厚，便与同行十三人相约，置办船只直往陵宫，杀羊猪，准备酒菜，在陵墓下祭祀，然后才返回。府君天性孝顺友爱，不事矫饰；读书过目不忘，尤其重视教育子女。遇到别人有过错，当面斥责，毫不宽恕。乡人无论老少都称赞他说：‘义士！义士！’府君的长子程熙，以乡贡进士任汀州府同知，有善政。上级官员多次请求旌表提拔他，以褒奖他的父母。不幸程熙去世时，府君已经七十四岁。府君上书京师，适逢恩例，获得冠服，回到故乡。府君于成化戊戌年九月二日卒于途中，生于永乐乙酉年七月十一日。妻子殷氏，有淑德。儿子二人：长子就是汀州府同知程熙，次子嵩，能够继承家业但没有出仕。女儿三人，女婿分别是汪义、吴禧、方浩。孙子四人：永、延、长安、长英、麒麟。孙女二人。嵩于己亥年十一月十六日迎回府君灵柩，将他安葬在冕辇桥祖坟旁，坐干山向巽。唉！封建制度废除以后，天下便没有世袭的世家了。从北魏到唐代，又恢复了按照门第任用人才的做法，多少还有封建制度的遗意。到了五代，又完全荡然无存。然而近世以来，长江以南往往有大姓巍然存在，即使朝代更替仍不消亡，这是为什么呢？据我所见，每个乡里必有一两家大族，依附居住的其他姓氏，替他们耕田、佣作、供使唤，就像官府役使百姓一样。这难道不是因为长江以南虽然有动乱，却没有长期遭受灾害毒害；虽然歉收，却不迁徙到别处，所以能够彼此保全，不至于一同灭亡吗？像我们程姓在天下本来不算特别显著，但以一个郡来衡量，已经占居其他姓氏的十分之七八了。然而同出一祖而分为不同宗支，其中有的中途衰微，有的中途兴盛，也是情势和道理所不能避免的。像府君这样的人，大概可以说是中兴家族的后代吧。义官金君墓志铭

译先尚书襄毅公于成化乙未年获赐归乡奉养，在休宁县里的宅第中患病。第二年病愈，才开始与乡里金君宗敬等人游览山水。曾经到县东葆真山崇寿道院，环顾四周十分喜爱，便对金君说：‘明年我将和你们这些人一起在这里结成怡老会。’己亥年，先公去世。又过一年，金君也去世，怡老会终于未能成立。我对此一直深感遗憾。因此金君去世时，我赶快前往哭吊。他的儿子希杰又拿着他的内兄、上舍汪君汝温所作的行状，请求为金君墓地撰写墓铭。唉，真令人悲痛！金君是我先前的朋友，我怎么能推辞呢？金君字宗敬，名玹，世代居住在休宁忠孝乡，相传是汉秺侯的后裔，因王莽之乱避居南方。到了宋代末年，又定居县城南市，成为大族。宗君的曾祖父志，祖父仲善，都以德行义举闻名。父亲孟起，家业更加繁衍兴盛，任万石区长，见于旧翰林侍读学士、庐陵曾公所作的墓志。母亲吕氏，是同邑建昌令公大的女儿。金君生来有志气节操，不肯随意附和；早年丧父，却能自立，侍奉吕孺人极为孝顺，把堂屋题名为‘草心’，在左右尽心奉养母亲。吕孺人安享他的奉养，活到八十六岁才去世。他侍奉诸位兄长十分恭谨，教育子孙有法度，综理家政、处理世事清楚明白，令人称许，号称读书人也有不及之处。景泰乙亥年发生灾荒，金君劝导富户分财赈济，自己输送粟米六百石，帮助官府赈济百姓。朝廷下令赐给他冠带以宠荣其身，又在他家门上旌表‘尚义’二字。晚年更加以行义自处，义声感动人心。有做坏事的人，害怕金君听说，往往因此中途停止。有人打官司，有时不去官府而来找金君，只要听到他一句话便会和解。他的大节就是如此，足以铭刻。至于开垦田地、修葺房舍、修桥整路、救济饥饿和受暑之人等许多善事，法律文书无法一一记载。金君生于永乐甲申年正月六日，卒于成化辛丑年八月七日，享年七十八岁。妻子汪氏，是西门处士士辉的女儿，能够辅佐丈夫，姻亲族党都称赞她。儿子五人：长子岩从，字即希杰；次子岩相，次子岩英，次子岩秀，次子岩护。大多谨慎厚重，能够继承家业；其中岩相、岩护都早年去世。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戴鸷，次女嫁给汪天生，次女嫁给朱俨。孙子七人：长孙云瑄，次孙逊，次孙云生，次孙悌，次孙楫，次孙■〈日东〉，次孙鼐。孙女八人，大多已经许配给名门望族。金君的墓在县城北十里的查坑原。铭文说：高大的旌表牌坊，是尚义之门；高高隆起的墓穴，是尚义之坟。老年故旧渐渐凋零，乡社再也无法仰慕他们；这种悲哀超过常情，也使人肃然起敬。洪宜人汪氏墓志铭 郑州太守洪君寛辞官归田后，妻子宜人汪氏去世。他的儿子逺方当时任莆田县令，听到讣告便解职返回，主持丧事，来到休宁，请我撰写墓铭。我与太守父子交往深厚友善，于是接受请求为她撰写墓铭。根据太守所作的行状，文字将近数百言，叙事真实，事实核实充分，已经足以作为凭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宜人对于生身父母，活着时尽心奉养，死后竭尽哀痛；又终身侍奉她的祖父母，教育弟弟们成才，然后才出嫁，差不多可以称为古代的淑女。对于所侍奉的人，她把婆母当作亲生母亲，竭尽力量操持家务；侍奉公公如同父亲，终身志在以丈夫俸禄奉养他；侍奉伯母叔母鲍氏、张氏两位寡妇，如同侍奉婆母，差不多可以称为古代的孝妇。对于她所辅佐的丈夫，她勉励丈夫立志求学，在官任上辅助他的惠政，在家中陪伴他安闲养老，有始有终，差不多可以称为古代的贤良配偶。对于她所抚养的子女，儿子都娶了妻，女儿都已出嫁。几个儿子中，有的努力务农来扩大家业，有的传习经学来继续仕宦。她临终遗命说：‘儿子都要尽忠尽孝，女儿要敬重公婆，不要谈及私事。’差不多可以称为古代的贤母。宜人一生就是这样，却没有得到高寿，也没有享受更高的封赠，没有把家族和乡里树立成典范。姻亲族党都为她悲伤，没有一句非议；我为她撰写铭文，也没有什么惭愧的言辞。宜人与太守都是歙县世家之后。汪氏祖先是宋代司农少卿汪叔詹，洪氏祖先是宋代龙图阁待制洪中孚，都有族谱记载，世代通婚。宜人的父亲仕周，是太守的好友；母亲则是太守的堂姑。宜人生于永乐壬寅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成化辛丑年十月四日，享年六十岁。儿子四人：长子逹，次子迪，次子逺，即成化戊戌进士、莆田县令；次子通儒，是学生。女儿一人，嫁给歙县大里汪钰。孙子六人：长孙儒，次孙伟，次孙休，次孙伊，次孙俸，次孙俭。孙女二人，尚且年幼。宜人的墓在二十七都名山原。铭文说：唉！她是淑女，是孝妇，是贤良的配偶，是贤明的母亲。这是洪家汪氏的墓，永远显扬。《篁墩文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十四 （明）程敏政撰 志、碣 太保兼太子太傅、掌左军都督府事、定西侯、追封凉国公、谥敏毅蒋公墓志铭。

译成化丙午年夏六月，太子太保、掌左军都督府事、定西侯蒋公因病请假在家，皇上听说后，多次派中贵人慰问，赐给活牲、酒和米，又派六名御医轮流诊治，但没有痊愈。皇帝下诏给文武大臣加恩，蒋公卧病在内室，仍晋升为太保兼太子太傅。过了第二年六月，病情更加严重，他上疏请求免去所掌管的军务，皇帝下诏不准。七月十四日，传来他去世的消息，皇上叹息悲悼，停止临朝，派中贵人赐给丧葬费宝钞二万缗。追封凉国公，谥号敏毅，命有关部门准备棺椁，营造葬地。下诏在初丧和禫祭时都举行谕祭，共祭祀十五次。皇太子和诸王也各自派人祭奠。于是蒋公的儿子蒋骥等将于这年九月六日把蒋公安葬在都城西泥井里的先茔。根据训导仇潼所作的行状，请我作序并撰写墓铭。序文说：公名琬，字重器，是已故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定西侯、追封泾国公、谥武勇公的孙子。他的先世情况已详细见于武勇公的神道碑。公的父亲名义，因病不能任职，所以公十六岁时便承袭定西侯爵位。正值正统己巳之变，他上表谢恩共五日，随即奉命掌管左军都督府事务。公虽然年少，却尽心处理军务，声誉和威望日益增长。英宗复辟后，命他统领总府军前卫中隶属大营的官兵，出金装佩刀和倭刀赐给他。天顺壬午年冬天，命他掌管直宿将军和侍卫，前后两次赐给金铠和宝刀。过了很久，英宗察知公忠诚勤勉，准备任用他掌握军权，但没有实现。今上即位之初，建立十二营，命公统领其中一营；又因甘肃缺少守将上报朝廷，依据廷议，诏令公佩戴平羌将军印，统领甘肃军队。公到镇所后，加固堡垒城墙，严密设置侦察哨，修明武勇公留下的军法，番戎畏惧归服，不敢煽动变乱。于是他陈奏实行和籴，积储边境粮饷，辅助战守，西部百姓都依赖他。壬辰年春天，因河外没有战事，诏令升公为南京副守，兼任总操江。公上奏六件事：充实水军，改良器械，查究奸邪，修备战船，严明禁令，抚恤患病军士，共一千多字。大意是说：南京是国家根本，长江是南京的藩篱，控制长江的办法应当受到重视。甲午年，各镇将领奉召还朝，公仍掌管左军都督府，兼督十二营。当时灾异屡次出现，公又上奏六件事：预防敌人挑衅，保障京师，辞避职任以禳除灾异，暂时停止操练军队，实行屯田以富国，修整军械，并请求退避职位。皇帝下诏不许，但命有关部门议定施行他所提出的建议。这年冬天，尊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派使者告祭太社、太稷。丙申年，命他兼任总神机营。戊戌年，升任太子太保，分别赐给《通鉴纲目》和《贞观政要》两部书。皇帝对臣邻寄予厚望，到了极其深厚的程度。己亥年春天，因辽东守臣隐瞒贼情不报，命公与太监汪直、刑部尚书林聪前往审察，并处理边疆事务。回朝后奏报，符合皇帝旨意。这年大阅兵，他把图册进呈御览，将军台也修筑完成，皇帝的宠信日益隆盛。圣上亲制的宸奎、良弓、宝剑、苍头名马、蟒衣玉带、白金彩币、上等美酒珍味等赏赐，无法一一记载。凡是到山川祈祷民间疾苦，或在宫观为皇太后祈福，公必定随行。番邦使者来朝，以及廷试进士，多次命公主持宴请六军，以此作为荣耀。甲辰年秋天，敌军大举入侵边境，边将失利，皇帝诏令公佩戴北平将军印，统领京营军队前往抵御，并节制宣府、大同、山西诸路，又调遣宁夏、延绥的军队随行。皇帝亲自到临送行，赐给金帛并设宴饯行，礼遇非常优厚。公到达大同后，从野口门出兵，考察地形和军情，为将领授予适当的方略和任务，并且四次派遣间谍侦察敌情。敌军迁移营帐向北逃走，右卫忽然驰报说有人从黑石崖进入。公说：“一定是敌军的侦察人员。”于是传檄各路严加戒备，派兵援助威远、平虏、偏头关。不久回报，果然是敌军的哨骑，援兵拦截斩杀十多人，还缴获了他们的战马，奏报朝廷。公又出城巡视大边，炫耀军威后回来。上奏说敌军越退越远，边地运输日益困顿，请求班师，皇帝准许了。入朝觐见时，皇帝赐予的慰劳格外优厚。乙巳年，诏令修建灵济宫，命公监督主持。工程未完成便得病，终于病重不起。病危时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只说：“圣上的恩德尚未报答，却给老母亲带来忧患，这是琬的罪过啊！”享年五十五岁。正妻杨氏，是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师建安文敏公的女儿，封为夫人，早逝。继妻王氏，封为夫人。儿子二人：长子骥，任勋卫；次子骙，是侧室姚氏、韩氏所生。女儿四人，都是杨氏所生。女婿有：靖远伯王添，任锦衣卫指挥；冯铎；崇信伯费淮，任龙骧卫指挥使；魏震。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公天性聪敏，喜爱询问求学，早年跟随云间金锐先生游学，博览群书而记忆力强，遇到疑问，便用朱笔细密批注，动辄批阅一百多卷。尤其笃厚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公的父亲因他的功劳被追封为定西侯，患痈疽时百药无效，公亲自吮吸脓血，父亲才痊愈。他侍奉继母太夫人王氏，恪守子女之道十分谨慎，总是预先体察她的心意而顺从，务求使她欢喜。两个弟弟琰、瑜都早逝，他抚养他们的孤儿孤女，与自己的儿子骥一同对待。先世虽然居住在扬州江都，远祖实际上来自徽州歙县。公向朝廷陈说，请求竭力收回祖先墓地所在的田产。仲父雄跟随武勇公南征，战死后因功得以世袭指挥使，但兵部没有查明情况，罢免了他的嗣子。公极力论辩此事，才恢复了其官职。他胸怀才识而沉着雄毅，一定要设法显露自己的才能。在甘肃时，有巡按御史蛮横地弹劾公并上奏朝廷，朝廷派官员审讯核实，结果将他贬谪戍守边疆。有人怀疑是公有过错，公说：“台官本来也是人，并不是人人都像桓典那样刚正。贤能的人应当降黜，不肖的人应当斥退，这是替朝廷谋划，难道是出于私心吗？”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在宣府，边将想把鵰鹗堡迁到滴水崖，公认为独石八堡彼此声势相连，如果迁移，距离就会更加遥远，最终难以及时救援；况且修筑城墙会劳苦百姓，并不便利。于是这项议论被搁置。公总管京营十三年，没有过失和不当举措，军士们也都与他相安。公胸襟宽广旷达，自号筠清。公务之余便临摹法帖、吟诗自娱；宾客来往，饮酒终日，尽兴才停止。

译公的诗歌宗法盛唐，书法取法魏晋，可以与文人雅士相互砥砺。雄所著有《筠清轩集》十卷、《奏议》二卷、《杂文》一卷。我曾私下读过这些著作，看到历代圣主挂念边疆将士，对他们施恩抚育、成就其子孙，可以说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然而能够体察皇帝的德意，继承祖先功业，卓然在一时声名显著，或许接近古代儒将的风范。像公这样的人，难道很多见吗？可惜他掌管六军，位列三公，皇帝正对他倚重信任之时，公却突然去世。品味他临终时的话，可知他报效国家的心志，大概还没有止息。可悲啊！我家在徽郡，与公是同乡；先父尚书少保襄毅公曾与公一同镇守南京，彼此友好而不结党，号称通家之好并且交情深厚。适合为公撰写墓志铭的人，大概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铭文说：威武的泾公，是国家的虎臣；巍峨的盟府，记载着他的巨大功勋。有美德的凉公，确实使子孙显赫；既勇武又有文才，如鸿鹄般卓然挺立。起初侍奉英宗，忠诚勤勉，亲自承担职责。皇帝说：“美好啊！这是侍卫中的贤良后嗣。”圣上临朝时，重视他家世代的功业，说：“成就我的事业吧，你或许是当时杰出的人才。”他执掌将帅的兵符，入朝参与谋划军国大事；所希望的是尊贵安定，与皇帝的谋划相协。优厚的赏赐和崇高的官阶，使他的声望更加显赫；思报君恩之心，也随日月推移而更加深远。一旦传来哀痛的讣告，皇帝内心悲悼，于是赐给美好的谥号，封赠他为上公。尚方派人来陈设祭品，又兼赐助丧费和祭奠物品；司空前往营造墓地，距离京城郊区并不远。平原土地肥沃，那里有墓室也有堂屋；宝剑和鞋履收藏在那里，彰显继承祖先美德的光辉。选取他的事迹刻在铭文上，置于这座幽暗的墓室；愿千百年后，仍因占卜得吉而安定。承德郎、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吕君墓志铭。君名赞，字廷扬，姓吕，居住在饶州余干。到君的曾大父吕糓寳时，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迁到安庆太湖，在城东入赘同安李氏，于是成为太湖人。君的祖父吕衡，永乐年间任监察御史，受到太宗赏识，曾奉诏到陕西考察机务，得到优厚宠遇，被称为能干的宪臣。曾祖母彭氏生四个儿子，君的父亲梁最长，有高尚的志趣；因为君显贵，追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母亲郑氏，追赠安人。安人生七个儿子，君排行第四，性情淳厚谨慎，似乎不与人争竞，但内心聪颖，努力求学以光大宗族。以儒学生身份多次参加应天府秋试都未中，景泰丙子年以太学生身份参加顺天府秋试才考中。然而君屡次参加礼部会试，又屡次落第，在京师国学居住学习共十年，到成化丙戌年才考中进士。不久遭父丧。己丑年出任建昌新城县知县。君在科举场中困顿最久，但学问更加宏博，品行更加笃厚。大概到任还不到一个月，各项事务便焕然一新，所有废弛的事业都得到兴办，士人舆论一致称赞，百姓也都乐于接受他的治理，没有人阻挠。建昌同知萧允恭独因私怨依法诬陷构陷君，君也毅然不屈，派弟弟誧入朝申诉。事情交给巡按御史审理，过了很久才得以昭雪，朝廷恢复了君的新城知县之职。君更加尽心治理政务、兴办教育，重修学宫以振兴士类，施行吕氏乡约以淳厚民俗，治理成效更加显著。太史张元祯、罗伦都谨慎地给予许可，唯独亲自写信赠诗给君，称赞不止。己亥年，诏令在进士中选拔那些在郡县有声望的人，君名列其中；官吏百姓挽留他却没有成功，于是以“新城贤令”的身份自我陈述。君是员韬之后，只有君一人，于是众人共同立碑，把他的遗爱陈列在遗爱亭。庚子年授任户部山西司主事，两次负责监督收纳太仓京储，一次负责收纳御厩积存的草料，都因公正勤勉而闻名。曾掌管居庸关边储一年，军民都喜悦，守臣上奏请求再留他一年。有人建议从天津以水路运输到大同、宣府，以接济边饷、减轻百姓负担，朝廷委派君考察规划。君逆流而上行走数百里，查考地理志书，广泛访察当地人，了解到那里有的地方是流沙，不能疏浚；有的地方水势落差悬殊，甚至达到二百丈；又有许多天然险阻不是人力所能施为。君回来上奏说此事不便，诏令停止工程。大概因为君的一句话，节省的工程费用不下数十万；可惜他任官刚满六年，将有升迁的诏命，渐渐接近功名远大的时期，却突然发病而不可救治。那是丙午年十一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五岁。妻子章氏，封为安人。儿子三人：长子豸，能够继承家业而没有做官；次子龙，在太学读书；幼子彪，早逝。女儿一人，嫁给儒学生刘钢。孙子二人：长子元，次子亨。孙女四人，都尚未出嫁。龙将奉君的灵柩回乡安葬在祖坟，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和君同年考中进士，常常敬重他的简朴安静、敦厚质实，足以勉励世上那些卖弄才智的人。又多次听说他厚待乡里、和睦宗族姻亲、平等惠爱地教导子弟，因此知道君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作为守官理事的根本，大概并不是没有根基。如今君已经去世，想到长久交往的情谊，令人悲伤。幸好龙与元正努力学习，等待将来任用，日后在别的时代彰显父亲的功业，那么上天用来报答善人的方式，或许就在这里吧？于是为他作序并写下铭文。铭文说：有人早年就享通达，而君遇逢时运较迟；有人后代兴盛，而君却早早结束了生命。身居属官而有才，做官又能遵循法度。虽然施展才能还没有完全，但已经建立功业、振扬名声。有一座安宁的坟丘，坐落在故乡的边缘；愿人们伫立追怀那遗留下的芳名，而它将寄托在后代身上。朝列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段公与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

译公名慎，字思之，姓段。段氏世代居住在山东禹城，家谱毁于战火。从公的祖父以上，多数隐居不仕，以积累善行闻名乡里。到父亲段凖时，才出仕任河间府通判，有惠及百姓的政绩。宣德庚戌年死于任上，几个儿子将要把他的灵柩送回，百姓拥挤在道路上哭泣，以至于灵柩无法前行。知府姜涛于是与众人商议，将他留葬在属县交河李村的原野上，并买田筑屋居住。当时公还年幼。正统初年，稍稍长大，入县学补为儒学生，毅然把光大宗族作为志向。因尚书领甲子年京闱乡试荐举，前后参加三次进士考试都没有遇合。居于太学后，学问更加深邃。景泰壬申年出任兵部少保于公的属官，于公见到他后很器重，便将他推荐给吏部尚书王忠肃公铨，授任兵部司务。当时于公督练京营各军，军中有政务，便常派公前往申明告诫。公坐在阅武场上，整肃部伍，严格号令，一切都像于公一样。于公认为他有才能，准备推荐他担任可以大用的职位，但没有实现。天顺改元，升任武库员外郎。戊寅年敌军入侵边境，特意命公前往陕西，会同守将保定侯梁珤招募军士、修治器械。事情办完，百姓没有受到扰乱。回来不久，又奉命前往，守将以下也都被允许接受他的调度。直到敌军退去才停止。因任职年久有劳绩，赐给诰命，追赠他的父亲通判公为奉直大夫、兵部武库员外郎，封他的母亲常氏为太宜人。过了很久，太宜人去世，服丧期满后，改任工部屯田司，随后升为郎中。他对各种政务更加精通干练，并且持之以恒。成化己丑年，按推荐人才的法令施行，因尚书固安王公的推荐，升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奉诏专门抚慰荆襄流民。从前荆襄变乱发生，大多是长吏贪婪残暴激成的，最终动用军队，百姓更加困苦。公到任后，贬黜淘汰主管官员中不称职者，巡行查看百姓居住之处，像对待家人父子一样安抚收辑他们。于是境内安定，盗贼和诉讼很少。朝廷嘉奖他，特意赐给彩帛二匹以表彰他的功劳。正当他与百姓相安无事时，不幸发病，于壬辰年七月十二日去世。去世当天，行囊中没有积蓄，丧事无法办理。得到巡抚都御史繁昌吴公以下官员资助丧费，才得以送回安葬。公为人淳厚严密，任官时善于治理而不求声誉，有老成前辈的风范。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和各位兄长友爱无间。乡人直到今天还有不遵循道德的，必定举出段氏来互相勉励。妻子杨氏，封为宜人。她的父亲也做到通判，和公的父亲交情相投，所以把女儿嫁给了公。公的夫人性情贤淑，虽然出生于显贵之家，却乐于俭朴，内在辅佐公读书和做官。二十多年间，对上侍奉婆母，对中和妯娌相处，对下管理僮仆，都处理得恰当。公去世后，她更加把家庭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事情无论大小，仍然亲自总理。对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溺爱，亲自督促他们学习，并极力勉励他们的言行，最终都有所成就。她于甲辰年九月五日去世，公享年五十七岁，夫人享年七十一岁。儿子一人，名文德，庚子年中京闱贡士。女儿一人，名淑贞，嫁给南京太仆少卿唐章。文德将于这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把公夫妇合葬在祖坟。下葬前，他托夫人的弟弟、中书舍人周文通请我撰写墓志铭。唉！先父尚书襄毅公与公同学并且友好，所以我曾登堂拜见公，得以深厚地承继世代友谊，如今却再也不能实现了。反复想到公家两代都是清廉善治的官吏，可是爵位不高、寿命不长，想来上天所赐的报答，将在他们的后人身上，而且还不可限量吧？于是作序并写下铭文。铭文说：美好啊！段公，是循良官吏的后代；平息兵乱、惠爱百姓，也承受了祖先留下的福泽。年纪还未到老，官阶仅次于参政；世代的美德得以继承，但恩泽还没有广泛施及。有一位贤淑的夫人，是遥远而美好的匹配；与公在仕途上共同成就德行，在家庭中安然终老。在交河水边，夫妻二人的美德如双璧般永远珍藏；考察他们的品行刻下墓铭，愿后代因此昌盛。赠怀远将军、同知武成后卫指挥使司事李府君与太淑人邢氏合葬墓志铭。

译佥左军都督府事李公从榆关写来，详细说明他父亲怀远府君的生平事迹，派他的从子、百户李忠带来，请我把它写在墓上的石碑上。当初李公在五军中任职，因有智谋而受到先父尚书襄毅公器重；跟随襄毅公平定川贵夷人，又跟随他在延安击败敌军，于是以参将身份分镇燕河营。过了很久，奉诏总领蓟州、永平、山海等地的军队，捍卫国家东部边疆，成为当时的重臣；但他唯独这样思念自己的父亲，始终没有忘记。唉，像李府君这样，真可以说是有好儿子了！考察李氏，世代居住在济南邹平。先世谱牒毁于战火，不知始祖从何处而来。有一位名士成的人，在高祖时期以德高望重被征召入朝觐见，赐给冠帽和革带，让他回乡做农师。他娶柴氏，生子名祥。洪武末年，祥能够招募民众响应靖难军队，文皇帝嘉奖他，授任武功中卫百户；又多次因战功升为武略将军、副千户，死后追赠同知武成后卫指挥使司事。娶刘氏，品行贤良，追赠淑人，生五个儿子。怀远府君排行第四，名海，字仲容，仪表魁伟高岸，见到他的人都知道是将门之子；他能读书，通晓大义，行为多不失法度。三个兄长中一人早亡，另两人相继接受荫职后去世，都没有儿子；府君尽力办理丧事，侍奉寡嫂，一切都不违礼。洪熙改元时才承袭父兄的职务。宣德初年改隶武成后卫。当时武臣的子弟多领俸禄而不处理事务，又争相沉溺宴乐；府君前后历任两处署职，都因推荐而治理军务，众人一致称赞他的才能，超过同列。他又务求简静，不喜欢游乐，年轻人虽劝诱他也不理会。宣德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三十七岁，葬在某处某山原上。追赠怀远将军、同知武成后卫指挥使司事。妻太淑人邢氏，是同县处士邢子荣的女儿，母亲为吕氏。淑人幼年端庄安静，擅长女红，父母非常疼爱她；为她选择婚配，得到府君后便嫁给他。出嫁后以孝顺谨慎闻名。府君去世时，都督公才四岁，年幼且多病，家中又没有能够管理事务的仆人；淑人于是徒步带着孤儿向官府请求世袭俸禄。孩子稍长，又命他到外傅那里学习，经常擦泪教他说先世的功业，使他图谋不致坠失。她守寡共四十四年，过着清淡生活，穿粗布衣服，节操更加坚定。后来受封太淑人，都督公也屡次建立功勋、升迁官阶，她仍像从前一样安于俭朴，见识明达的人都赞许她。成化五年正月十四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附葬在府君墓旁。儿子一人，名铭，就是都督公。孙子二人，长清，次源。女儿一人，嫁给羽林卫官员。前卫指挥使程瑄说，太淑人去世时，李公悲痛毁伤，完全合乎礼制；又向朝廷上疏，请求扶柩归葬。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但士大夫由此知道李公的孝心足以作为凭证。铭文说：邹平有李氏一族，未显达的农师，开始振兴他的家族。身穿布衣跟随征战，皇帝嘉奖你；赐给你有角的革带，又兼赐乌纱帽。你回乡教导乡人，教他们耕作和培育骏马，难道一定都要出自渥洼吗？文皇帝靖难时，谁敢喧哗反对？为什么宁愿让自己死在污泥沙土中？于是率领义军，纷纷奋勇争战。道路旁众人再拜，腰佩镆铘宝剑；摧毁坚阵，割取敌首，击鼓不停。赐给你千兵的统领之命，恩宠屡次增加。五个儿子挺拔如蓬中之麻，其中三人绝后，实在令人叹息。威武的怀远公，神色毫不夸张；在千匹马中如骅骝般光彩照人，家庭礼法没有一点差错。太平时停止战争，只赴衙门办事，不沉溺于弦歌管乐的嘈杂声中。庭阶上的兰花即使凋谢也有新芽萌发，子孙佩金带紫，身悬高贵的印绶。追赠的荣典和诰命呈现五彩光华，美好的淑人头戴六珈发笄。她跟随丈夫，不怕推车载物；丈夫忽然去世。遗孤抱在怀中，呀呀啼哭；寡居时白发纷乱。子孙长大成人，她自身没有污点。戴上珠翟冠，披上霞帔，仍然喜爱俭朴而忘却骄奢。一梦之后不再返回，灵柩远远乘着飞舟；从远方回望故丘，云水遥远，山川环抱又曲折回斜。高大的石碑耸立，对着墓门，上面刻着天禄与辟邪。我为她作铭，使幽微久远的美德流传千载。赵淑人李氏墓志铭。右边所述的是怀远将军、同知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事太原赵公，名璟的妻子金陵李氏。她因丈夫显贵，前后四次接受诰命封赠，最终封为淑人。赵公去世一年后，她因忧伤劳瘁而得病不起。当初我因亲戚关系与她家相邻，曾有幸在堂上拜见淑人。淑人容貌丰润而神采充实，言语质朴而礼数恭敬。我私下以为她可以享受长久福寿、达到高寿，没想到突然接到讣告，便前往哭吊。她的儿子、通政参议赵公昻拿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确实熟知淑人的详细情况，因情谊不能推辞。淑人在父母家时，能够遵守母亲的教导，精通女红。到了出嫁年龄，嫁给赵公；当时赵公还在家闲居，淑人辅佐他，生活俭朴而勤劳。后来赵公出仕为舍人，掌管宫廷禁卫，历经侍奉三位圣主，有武功，又因才智受到选拔任用，主持诏狱将近二十年。淑人对这些处境不奢侈也不傲慢，并且常常向赵公进言仁慈宽恕之道。赵公的兄弟都在宫禁近侍之职，每年节令奉行祭祀，有时馈赠问候，淑人既恭敬又和睦，从不破坏常规。亲戚朋友来往，她便设宴相待，或简或盛，都不超过应有的尺度。大概赵公能够竭尽全力办理王事而不被家庭拖累，淑人的功劳占多数。淑人生下的儿子失明后，便聘请张氏来辅助自己。后来张氏生了孩子，淑人把孩子领来亲自抚养，教导他直到成才，使他得以接受赵公的荫恩。唉！尽到妇女的职责，履行妯娌之间的道义，平等施予嫡子庶子的恩惠，都是内室妇德中的大事，而能够把这些都做到，像淑人这样的人，按理应当刻铭称颂。淑人名善缘，父亲是处士兴，母亲是王氏。成化甲辰年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同年二月十五日下葬，墓在都城东永安乡，与赵公合葬。儿子二人：长子文，次子良，现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女儿三人：长女嫁给礼部司务殷珌，次女许配凌桂但已去世，三女尚未出嫁。铭文说：金陵的仙李，枝条繁茂。有一位美善的女子，足以成为妇女的师表；嫁给虎臣，确实在当时显贵，也凭借自身的辅佐而成就丈夫。她暗中施行恩惠，既孝顺又恭敬，也节俭而慈爱。光荣地接受皇帝的诏命，所受恩宠并非出于私情。淑人这个美好的称号，大概不会有愧于称颂之词。京城的乡野，桧树柏树参差而立；夫妻白首同归，永远安息在这里。墓室幽深，翠色石碑，于是刻下这首铭诗；这是闺门内的规范，也是子孙后代的追思。承德郎、东城兵马指挥阎君墓志铭。

译成化乙巳年夏天，东城兵马指挥阎君因病请假在家。过了很久，病情稍有好转，他拄杖走进后园，看见一只公鸡带着一只小母鸡啄咬那只大母鸡，勃然说道：“这难道不像世上那些宠爱庶妾而虐待嫡妻的人吗？”于是把小母鸡打死，说：“你将来还想吃它，反而会因此噤声。”恰好君妻的弟弟尚宝李卿来拜访，进门见到君时，君便去世了，大概是五月六日。李卿亲自按礼制为他入殓，并把讣告报知亲友。我急忙前去哭吊，听到消息的人也相互哀悼惋惜说：“阎君勇敢而有才，本来应当还要在世上建立一番事业，难道竟止步于此吗？”他的儿子价将奉丧归葬祖茔，哭泣拜见我，请我撰写墓志铭。可悲啊！君名宇，字大方，世代居住在南阳邓州。高祖奉先，元朝任山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总领军队守卫山后，死于守节。曾祖惟良，祖父通，父亲贵；因君显贵，追赠父亲为文林郎、东城兵马副指挥。曾祖母有边氏、乔氏，母亲王氏，追赠孺人。君生来面色刚正、身材高长，性情以做龌龊污浊之事为耻。入州学为学生后，更加意气自负，正直不屈而努力求学。多次参加秋试却命运不济，总未考中。天顺庚辰年，入太学读书，六馆中与他交游的士人都大多严肃敬畏他。成化戊子年，进入吏部铨选，朝廷授任他为中兵马副指挥，因父丧离职。辛卯年服丧期满，改任东城兵马副指挥。己亥年秋，东城百姓到宫门上奏，说兵马正官缺员，希望任用阎某；吏部也知道君能够独当一面，便为他向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了。任职已经三年，京城中勋戚贵幸之家鳞次栉比，而兵马职掌巡逻兼管刑狱，号称最难治理。君历任三任，始终把奉公守法放在心上，东城恶少纷纷收敛，甚至相互告诫不要触犯阎兵马。两法司遇到难以审理的诉讼，必定交给君办理；有时还兼办四城的事务，没有一个月闲着，但君处理每件事都很完备，没有超过期限的。君多次倡议与同僚上奏，论述刑法以及兵马官不得其人的问题，朝廷多采纳了。因办事触犯勋戚两次，触犯宦官一次，都被下狱审问，但君言辞正直、气势壮盛，没有人能够动摇他。最后一次触犯的权贵更加危险，他将获不可预料的罪祸，但仍慨然处之，毫不后悔。唉！这难道不是平世的高官厚爵所不能做到的吗？君侍奉父兄完全合乎礼法，治理家庭尤其严肃，嫡庶之间界限分明，编纂家谱以示法则；子孙接待亲戚朋友，礼数周到而情意殷切，遇到过错便规劝，严重时当面斥责，直到对方羞红脖颈也不宽宥。然而他内心和口头完全一致，并无机心，人们也因此佩服他。任官二十年，从不胡乱取受财物，家产因此很少。办理丧事时，各项事务都已准备妥当。君享年六十四岁，妻子李氏，封为孺人。儿子五人：长子杰，次子儒，都早逝；再次为价，另有两个庶子，尚且年幼。女儿四人，分别嫁给湛钦、胡钦、高瑄、周端，都是士族。孙女一人。我和君都曾与李氏订婚。君的妻子出自湖广参议公之家，我的妻子出自太师文达公之家，我们是姻亲，长期同朝为官，关系又很融洽。如今君竟然不能再起身了！我怎能忍心不为他作铭？铭文说：凡有违法乱纪的，我就用法绳治他；凡有强暴逼迫人的，我就怜悯并救助他。刚毅不屈，这就是阎君，没有谁能超过他。使正道不至灭亡，谁能使它兴盛起来呢？孝义处士闵君墓志铭。休宁处士闵君去世十四年后，他的儿子岩童才在本县董川原找到吉祥的墓地，于是打开棺柩重新安葬。又过了三年，才拿着麻阳知县范顺所写的行状，急忙写信到京师，请我为他作铭。我读信后叹道：“你对先人的遗体如此重视，那么对先人的德行慎重维护也可想而知。这件事还不能贸然答应。”请铭的人再三恳请，我才不敢推辞。打开行状阅读，才知道处士君确实有过人之处。起初，正统辛酉年冬天，邻居家失火而没有及时防备，母亲孺人抱病不能起身，君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财产，急忙呼唤妻子把母亲抬到庭院中，号哭着向天祈祷。不久风向转变，火势熄灭；邻居被烧毁的房屋有七十多家，观看的人啧啧称奇说：“闵家儿子真孝啊！”于是为他的堂屋题名“善存”。成化丙戌年，诏令用盐引换取备荒粮食，君正参与执行；但粮食不是一天可以收集齐的，有十多人接受粮价，前往邻县替君购买，到了期限只有章姓那家没有到。有人传言他家患了怪病，老妇和长兄相继死亡，君前往查访，听到哭声，进门看见两口棺材，悲悯地说：“你的不幸太严重了，请不要责令你偿还。”处士君前一件事类似蔡顺，后一件事类似范纯仁；可惜他身处下县，名声没有显扬，无法用来激励世上强横悖逆的人，于是用“孝义”题写在文章开头，并叙述道：“君名兆胜，字彦益，又字万亿，世代居住在休宁安乐乡。相传他的先祖出自费公之后，有人曾任歙县教授，才开始在休宁置家。有一位先祖在宋朝做到湖南提刑，名福；到君已经是第七代。君的曾大父叔庆，祖父德，父亲士善，都隐居不仕。母亲吴孺人，就是君当年在露天祈祷而脱离火灾的那位。君十八岁便丧父，能够跟随三位兄长办理丧事；年年按时祭祀，悲痛哭泣仍像当初一样，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动。供养母亲，洗涤烹调等奉养无不周到，尤其想着从精神志趣上奉养她，建造万川书舍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学业渐渐有成。一天对妻子说：“局限在一个乡里，并不是孝顺的方法；我要出外增长见闻，使母亲感到荣耀。”他又说：“你要好好侍奉我的母亲。”每隔一年回家一次，把所得之物告知母亲，母亲更加高兴，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君性情最为端正诚实，不苟且随俗，能够约束自己行善，终于在乡里兴起家业。县中举行射礼，县大夫曾请他列于宾位；而君喜爱钱塘山水的胜景，晚年又前往游览。庚寅年四月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娶王氏，是西山逸士纲的女儿，和君共同修养德行。儿子一人，就是岩童，谨慎地接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凡是父亲交游过的人所写的文章、书画，他都珍藏起来，并且抄录成册拿给我看。我看其中有徐武功、学士张士谦以及临川聂大年、武昌陈谦等人，都是一时名流。然而君所建立的事业，主要还是以自己的德性为根本。因此我私下感叹：士人生在三代以后，如果能够得到大贤君子的归依，再加上美好的德性，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这就是处士闵君值得刻铭的地方。铭文说：是谁仰面呼号上天而止住了那场焚烧？只有孝行达到了极致！是谁捐出粮食来救济百姓？只有义行在发挥作用！将要用来勉励日益衰微的风俗，使人知道上天赐予同类善行、使它振兴不衰！在董川原刻下坚贞的石碑，闵父的名字永远不会湮没！承事郎华君墓碣铭。

译无锡有许多大姓，而人们通常都称华氏为著名家族。华氏大概出自南齐孝子华宝之后，子孙散居各处，其中居住在蟇塘的一支最为兴盛。家中人口数以千计，没有比存诚君更贤能的。存诚是他自己取的名号，名兰，字楚芳。他为人聪敏明达、端正诚实，早年跟随老师读书，有志向、有见识。但华氏向来以财产丰厚著称，后来中途缺字，因而没有完成学业。外出承担长区的赋税，赋税沉重、劳役繁多；君出面应付官府，回家统理家政，都能够办妥。至于涉及义理的事情，他更是竭力而为。起初在家中行事，他对父亲仝亮府君和母亲邵儒人非常孝顺，与兄长楚英君十分友爱。接待宾客、对待妻子儿女、管理佃户佣工，都制定了规约。祭祀祖先完全采用朱氏礼制。后来进一步在乡里施行，乡人遇到大小事情都一定来请君谋划。君为他们谋划十分忠诚，即使年长的人也愿意降低辈分与他交游。至于赈济贫困、周济匮乏、救助邻里姻亲宗族，更只是君余力所及的事情。后来又进一步协助官府督办赋税，此外还帮助修整孔子庙宇和尊经阁，以倡导礼俗。在余塘各处建造四座石桥，以便利行人渡水。捐出金钱、交纳粮食，虽然数目很多也不顾惜。他又进一步输送粮食充实边储，于是按照恩例授任承事郎。等到任命下达时，君也已经老了，于是辞去家中事务，交给儿子，自己在后园筑屋居住以自得，题名为“凤洲”，风致悠然，流露出超脱尘俗的情怀。又在乡里的戴泾胜景处营造寿藏，时常前往其中饮酒。当时君已经七十岁。成化乙巳年四月十八日因病去世，临终神志不乱，努力起身对几个儿子说：“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不要败坏先人的事业。”他这样通达生死、保全生命而终。妻子朱氏，具有美德，凡是行义之事，大多都辅佐丈夫去做。儿子五人：长子立早逝；次子本，次子节；次子勤出继给族弟芸；次子卜入赘江阴徐氏。女儿一人，嫁给夏文中。孙子十三人：长干，次豫，次鼎，次震，次坤，次艮，次坎，次需，次巽，次恒，次天恩。其余年幼的孙女若干人，多数尚未出嫁。本来要在丙午年某月某日奉君安葬于戴泾，华氏拿行状托姻亲友人翟贡士永龄请我为墓上石碑撰铭。我听说君的事迹，大概已有吏部侍郎王公■〈亻与〉的传记保存在那里，不需要再依靠墓铭。只是想到孝子之后家族丰盛壮大，不是其他家族所能相比；而君的祖先源远流长，自孝子第十八世孙荣在汴宋做官，他的曾孙原泉又随南宋南渡，居住在无锡隆亭。原泉传了八代，到元朝德清茶园提领璟的儿子燧，便是君的高祖。曾祖得昌开始居住在县里的蟇塘，祖父修文以及仝亮府君更加深厚地培植家业，而君又能在家族中成就事业，在乡里显扬名声，在朝廷通达声名，于是由此可见孝子遗留下来的恩泽多么深远。既然如此，那么君的墓怎么可以不刻铭呢？铭文说：有高大的门第，却不依靠浮华的荣宠；孝道开启了先人的事业，后人恭敬谨慎地奉行。有余裕使家业丰厚，却不把节操建立在权贵之上；行为平正率直，使那些琐屑小人感到惭愧。谁最为美好？是华君。锡山的珍宝，既长久享有寿命，也尊贵了自身；谁最为优胜？是戴泾。那里山水明丽秀美，愿君安妥于此，并由此聚集福泽于后代。彰武侯夫人汪氏墓志铭。征西前将军、追封彰武侯、杨威毅公名信的夫人汪氏，是原万全都司都指挥、名贵的女儿。夫人早年便有贤淑资质，言语举止不同寻常，勤于妇女的事务。都司君及其妻李夫人非常疼爱她，为她选择婚配，得到威毅公后便嫁给了他。出嫁后以谨守礼法闻名。当初杨、汪两族都是西北的将门，而杨氏尤其显赫。自颖国武襄公以及威毅公的同宗兄弟都列封茅土以来，家族规范更加修明。夫人在上侍奉长辈，在下管理仆役，丝毫不以富贵自夸；她孝顺恭敬、和睦亲厚，勤俭而慈爱。各诸侯之家大多自认为比不上她。威毅公从舍人做到大将，曾佩印镇守延绥、大同等地四十多年。夫人辅佐他，与他共同承担忧患，从不让家务妨碍他的心力，威毅公很依赖她。公在军中去世，夫人护送灵柩回到京师。她想到公一心一意、早晚勤勉地成就儿子，对庶出的儿子也总是同样爱护抚养；女儿出嫁后，也能遵守母亲的教导。由此更加知道夫人的贤德。夫人生于永乐甲辰年五月二日，因威毅公显贵，屡次接受诰命，封为夫人。成化癸卯年七月三日去世，朝廷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诏令与威毅公合葬在宛平县京西乡威毅公墓中。享年六十岁。儿子名瑾，承袭彰武伯爵位。庶子名琦、名瑀。瑾将于夫人去世这一年的八月十一日发引，在此之前拿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曾读《召南》的诗篇，感叹周朝的盛盛，其教化实际上从闺门开始。那里的诸侯夫人有《鹊巢》所歌咏的德行，又亲自采蘩以参加养蚕，采苹以供祭祀，不嫉妒而且惠爱下人，于是有《小星》的歌咏。想到君子竭力办理王事而努力不失正道，于是又有《殷其靁》一篇。事情看似平常，却使后世远远难以企及。像杨夫人这样累积的德行，列在古人之中，大概也可以无愧吧？这就是值得刻铭的地方。铭文说：她的姓氏是汪氏，所嫁的是杨氏。可叹这位夫人，实在是妇女的典范；成就丈夫的功勋，勉励儿子的学业。像古代诸侯夫人一样，享有世袭爵位的荣耀。《召南》的遗风，谁能继承它呢？既恭敬又谨慎，为何生命止于此处？生前有封爵的荣耀，死后有典礼和抚恤。愿千百年后，安息在这座幽暗的墓室。孙母汪氏孺人墓志铭。

译黟县霞阜汪氏的女儿胜璋，生于宣德己酉年十月八日，二十二岁时嫁给休宁阳湖孙沾公润；孙公享年四十九岁，夫人于成化丁酉年四月十九日去世。儿子名粲，将把她安葬在茶麻岭原野，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听说霞阜汪氏是黟县世家，孺人的五世祖■〈夂上巾下〉贤，最以贤德著称。道川倪先生、定宇陈先生、径存胡先生，都曾在他家设馆授徒。他更加修明家法，以教导子孙。高祖承德，任徐州萧县知县，以惠民政绩闻名。曾祖义忠，祖父士濂，父亲廷珍，都和孙公润的父亲庆远一起因崇尚义理而得到官职，使自身显荣。母亲是杭溪张氏，张氏的家法实际上和霞阜汪氏相当。因此孺人天生具有成就德行的资质，长大后又得到师承，出嫁后享有贤淑声誉，超过同时代的妇女。尤其值得记载的是，她每年聘请塾师，只选择合适的人来教导儿子，辅佐丈夫。云溪程逸民在她的塾馆任教最久，因此孺人下葬时，逸民为她撰写行状，粲便来请我作铭。孺人幼年通晓《女教》《女戒》等书，侍奉婆母俞氏十分谨慎。婆母年老患中风，她日夜侍奉，从不懈怠。她辅佐孙公润治理家庭，像强健的男子一样；僮仆各自尽职，家产也日益充实。她曾劝丈夫代替乡里缴纳公役钱，以缓解百姓的急难；施舍棺材、捐出墓地，帮助贫困死者；在屯溪上架桥，以便利渡水；救活被遗弃的婴儿，抚养成人后为他们出嫁。她的贤德大致如此，本应享有高寿，却突然遭遇困厄而早逝。想到这里实在悲伤。临近去世时，她只告诫儿子要遵守塾师的教导，应当自我奋发，不要败坏父亲的事业，除此之外没有谈及别的。唉，难道不是因为她家学有传承才这样吗？孙子一人，名志；孙女一人，尚且年幼。我和孙公润一向交往，大概是赞赏他有内助；程逸民又是我同族中的儒者，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铭文说：她的品行美善，寿命却短促。想向幽冥询问原因，却没有谁能听见。这座坟丘使她安宁，这块石碑刻下铭文，作为百世的凭证。养恬处士吴君墓志铭。我的乡里有一位端正而有才干的人，名叫吴君，名珍，字以兴，别号养恬。我曾经惊异而喜爱他，如今却不能再见到他了，悲哉！君小时候就非常聪明出众，长大后能够知道如何立身处世。侍奉父母、对待兄弟、面对妻子儿女，多数都不违背道义。他教导儿子尤其严格，儿子的学业因此有成。在宗族亲党之间，救济饥饿的人、收殓死亡者，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大的事情，如代偿欠债、调解争讼；小的事情，如修缮郊外道路、帮助中暑者通行，一乡一族的人都依赖他。至于郡县官府，他的脚步大概从不到官府门庭。乡里举行射礼时，必定预先请他列席宾位，但君也一定再三推辞后才赴会。儒士和武官中的贤者到来，必定在他家作客。至于经营生业，起初涉足两广，后来奔走两浙，谨慎节俭而不奢侈，最终成为大富之家。田税日益增加，佃户佣工日益增多，住宅厅堂也日益扩建。若把他一生所谋划建立的事业重新考察，都是夫人所能与他共同办成的。然而，为长远打算而制定的规章戒约，全都有条理次序，从不草率简略。假如让他努力学习，在一县乃至一郡任职，也许可以推行他的治理才能。可惜他的作为没有超出家庭范围，直到老去，我私下仍为此感慨。在一郡一县之间，像吴君这样端正而有才干的人，或许也很少。这就是我为君的墓志作铭而没有惭愧之词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您的祖先出自汉代番君一支，番君与歙县接壤。族谱称，番君的四个儿子分别迁居新安，源流久远而有端绪。唐代有少微，官至监察御史。他的曾孙瑶居住在歙县富饶一带。瑶的六世孙琇任休宁县令，喜爱县东金竹山的胜景，又迁家到万安，就是如今吴氏居住的地方。您的父亲士勇，母亲胡氏。永乐丁酉年四月十三日生下您。您娶项氏，生子恺，如今是乡贡进士，将来会使您的声名显扬；续娶汪氏，生子鸾，能够继承家业但没有做官。孙子五人，名节、京以及某、某、某。孙女二人，都尚未出嫁。您享年六十七岁，于成化癸卯年三月最后一天去世。墓在县南赤坎的高地，坐兑向卯。铭文说：为何读尽经书，便能穷究其中的智慧；为何佩绾官印，便能广施自己的德业？像这样整饬端正的人，谁能承受他的教诲？拥有如此才华的人，谁能私自把它赐给他？去世后归于安宁，光明的德行自有辞章称颂。后代昌盛，将在这里得到征兆。泽富王处士墓志铭

译歙县南面三十里有个王村，王氏世代居住在那里。相传他们是唐代江东西道观察使王仲舒的后代。如今考察他们的族谱，仲舒的几个孙子为躲避黄巢之乱，有一人名【缺字】，开始居住在歙县王村；另一人名翔，开始居住在婺源武口。王村位于淛源水的上游，王氏世代凭借物产丰富而成为乡里的豪强，所以又把王村称为泽富。<br>我曾经经过那里，听说有位名叫文林的处士，身材高大、胡须浓密，喜爱经书史籍，自称很有心计；他每次带着资财外出，总要获得很厚的利息才回来。然而财产积累得越多，他越善于使用；对于贫穷而欠他货款的人，他常常免除追究，救济饥饿、拯救危急，唯恐来不及。他又辅助族长，捐田供养祖茔，编修族谱并刊刻成书，使全族都称赞并依赖他。处士因为幼年丧母，来不及奉养母亲，所以奉养养父极为周到；父亲去世时，他号哭至昏厥，苏醒后仍然悲痛。弟弟友标客死异乡，他亲自前往运回棺木，抚养并成就弟弟留下的孤儿，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教育他们特别严格，更加看重信守诺言。估计以他的寿命和成就的事业来看，远不止这些。可惜他五十四岁时在姑苏病逝，临终时神志不乱，只告诫次子仁和说：“你们兄弟一定不要丢掉我的志向。”唉，这真可以说是王氏中杰出的人物了！我没有来得及见到处士，却认识仁和。仁和间或带着他的塾师王宗植所写的行状来到休宁南山，请我撰写墓志铭，而且多次屈尊来访我。他急于显扬父亲，确实不同于寻常的儿子；王宗植则是武口族人中迁居歙县的一支，他所写的行状真实而不浮饰。由此我更加考知处士的贤德，墓志铭实在无法推辞。处士名友森，字文林。十一世祖安孝，宋代迪功郎、歙县县丞，曾经起兵义捍方腊。八世祖【缺字】旦，宋绍定年间的省元。七世伯祖天麟，首先聘请曹弘斋先生到家塾任教，王氏的声望更加显著。高伯祖福，元末与院判汪同各自起兵抗拒红巾军。曾祖彦清，祖父仲本，父亲景容，三代都更加收敛才干而不施展。母亲程氏。处士死于成化辛丑年六月二十五日。妻子余氏，是歙县名族文德的女儿，辅佐处士处理内外事务，姻亲们都称赞她贤能。死于成化乙巳年五月十九日，享年也只有五十九岁。儿子二人，长子仁泰与仁和，都勉力修行、能够继承家业，以成就处士的志向。知情者预料王氏的兴盛还没有到尽头。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岩溪的项恭，次女嫁给溪南的吴大恭。孙子四人，孙女三人。仁泰等人在弘治己酉年十二月一日奉处士下葬，选择坑地的高地，并将余氏附葬。铭文说：泽富的山，高高耸立，与王氏宗族相对峙；泽富的河，流淌的福庆何时才会停止？谁能匹敌这样的德行，却吝惜他的寿命？后代一定会继承并兴盛，还请安妥地守护在这里。复斋钱君墓志铭 君姓钱，名宝，字文善。祖先是汴人，相传有伯一，宋代任殿前都点检，死后葬在镇江城南祠堂湾，子孙于是定居镇江。然而年代久远，族谱散失，无法详考。只有祠堂湾的墓地由钱氏世代守护，并且钱氏一直以医术闻名。到了您的曾祖父原浚，医业更加振兴，他所著有《愈庵集》，其中有许多良方。祖父仲器、父亲安民都世代继承这一行业。安民娶郑氏，具有贤淑品行，生下您。您天资俊秀爽朗，喜欢求学。年轻时学习《易》，乡里的先生刚讲授，您便有所领悟，想要穷究性命之学；夜间读书常常直到四更。于是广泛涉猎诸经、诸子、史书、词章，书法也一定以古人为师。医术虽然得自家传，您却向上追溯李东垣、朱丹溪，想要扩充他们尚未阐发的内容；但您并不因此自满，而是专心修养品行。父亲去世时，您哀痛毁伤，几乎气绝；办理丧事完全依据朱子礼制。母亲有病，凡是她喜爱的食物，即使冒着严寒、经历危险，也不顾惜自己，必定弄到手才罢休。长兄性情十分严厉，您侍奉他却能得到他的欢心。对于祖先留下的财产，您毫不放在心上，只收集图书，层层包裹，谨慎保藏；教育儿子努力学习，不要专事科举，同时兼习医术，说：“不要失掉世代相传的事业。”您与人交友，从不泛泛交往；所交的一两个都是有德的长者。每当登临游览山水，赋诗讲道，终日徜徉，从不谈论别人的过失。对宗族姻亲，感情义气极为深厚，尤其用礼让使人折服。即使在市上挥刀行凶的人，见到您也会躲避；有人侵占您的居处，您也不与之争辩，那人最终惭愧悔恨，归还所侵占的地方。远近之人因病来请您医治，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您应接不倦，多次使危急中的人获得救治，却从不要求报答。晚年领悟了《易》复卦的旨意，因而把书斋命名为“复斋”。您亲手校勘古今图籍史书，朱笔墨笔都合乎法式；又订正古代医书，使缺文补全、讹误改正，对学者尤其有功。郡守举行乡射礼，亲自以礼相待，请您作宾客，并准备推荐您为国医；您坚决推辞，不肯出仕，别人也无法勉强。成化丁未年，您年高八十，我的官府准备授您官职，有人劝您增加年龄来申请，您正色说：“我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欺骗过别人，难道现在敢用这种事欺骗朝廷吗？”您这样守礼执义、从不苟且，类似的事情很多。弘治年间闰正月二十日，您因病死于正寝，享年七十七岁。著有《复斋集》四卷、《运气说》二卷、《医案》四卷。妻子余氏，能够辅佐君子。儿子四人，长子宗正，次子宗甫，如今供职于御药房，次子宗美，次子宗玉，任镇江府医学正科。女儿二人，长女嫁杜纲，次女嫁张显宗。孙子七人，孙女五人。宗甫将在您去世那年十一月某日 把您安葬在城东十五都京岘山的高地，并带着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往来镇江，常听人啧啧称道钱君的贤德，没能前去拜访；但宗甫、宗玉与我交游很熟。我看他们兄弟所学以及所建立的事业，大概并不以高官厚禄、财产多寡为荣辱。那么钱君修养自身、施惠家庭、成为乡俗表率的成就，即使古代有道之士也不会感到惭愧吧！可惜我的文才不足以彰显君的德行，但这份情谊又不能推辞，所以摘取行状内容为他作铭说：谁能只通一经，却不以此修养自己的品行？谁能历经三代，却不争逐利益？有谁像钱君这样，探求圣人的言语，寻求儒学的源头，疏浚医学的根本，等待达到大成？本可追赶往昔的贤哲，恩泽广大而不可抵御，却突然在祠堂湾与先祖诀别；京岘山上，留下了长久的墓道。君虽然已经去世，幸有能继承先志的儿子，践行先人的事业，播扬芳名，还可以在这里考察铭记。明威将军、沈阳中屯卫指挥佥事程公墓志铭。

译公名佲，字彦彰，是已故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晟府君的次子，太子少保襄毅公的弟弟，程敏政的叔父。程氏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出自陈将军忠壮公之后，宗族庞大而繁盛。有关情况载于《程氏统宗世谱》和先人墓碑。居住在城郭附近的一支，国初有安定忠愍侯，以功勋著名，事迹载于实录。他兄长的儿子征君程杜寿，是尚书的父亲，因为牵连误事被编入河间军籍，已经两代了。到了襄毅公和公，才开始在文武方面奋发有为，以光耀先人。如今不幸都已去世，公本人可以没有遗憾，可是作为他的子孙，又靠什么来寄托呢？于是敏政听到讣告，设位哭吊，又撰写并刻在墓中说：公年轻时深受父母宠爱，襄毅公亲自督促教导他。但公的志向在于武事，读书之余常私自出门，和少年们学习骑射及各种军事事务，等到技艺已经精熟，襄毅公才知道，说：“这也足以显扬了。”正统己巳之变时，守臣以将才名义把他推荐给朝廷。当时少保钱唐正在统督诸军，安排公在阅武场，亲自考验他；公能够奏请授官，但尚未上报。恰逢敌军入侵大同，公上书请求效力，跟随大将出征，在雷公山遇到贼军，率先登上敌阵、冲入敌军，军中都认为他勇敢。他分兵援助代州，在城下与贼军交战，连续多日多夜解除了代州的围困。又选精兵劫袭敌营，为西峨口夺回被掠去的物资，授任沈阳中屯卫百户。天顺戊寅年，襄毅公巡视辽东，公跟随他到金复、海盖等州后返回。敌军侵扰陕西，公又跟随尚书白恭敏公出兵固原。当时大雪纷飞，不知道敌军所在，公率领侦察骑兵从小路到红崖川窥察，回来报告幕府，于是发兵在打刺赤袭击敌营；公还生擒一名敌将，入朝报告胜利，获赐宴赏赐，升任武略将军、副千户。四川、贵州的山都掌蛮人多次叛乱，杀害边地官吏，襄城侯李公奉诏前往讨伐，并让公随行。当时襄毅公以尚书身份统领诸军事，公并不因此自我骄矜，愿意分属偏将麾下，进攻豹尾箐、海纳等寨；其中五村峒号称天险，公又与敢死士连续攻破，俘获许多贼人，并缴获铜鼓十多面。成化初年凯旋，升任明威将军、指挥佥事，又加以赏赐。起初公在京营统率训练所属士卒十年，到这时才因推荐被调回治理卫所事务；又过了十多年，疾病发作。公性情平易正直，有话便直说，不喜欢琐屑拘谨；士人有不能当面折服他的，他也不宽恕。喜欢饮酒游乐，遇到文人雅士吟诗唱歌、投壶作乐，总要尽兴才罢休。他侍奉两位尚书府君、祖母汪夫人和母亲张夫人，极为孝顺谨慎；受到责备时，一句话也不敢辩解。居丧时哭得眼中流血，悲痛如同幼儿。襄毅公以刚直闻名天下，公侍奉他如同父亲；他不命令公坐下，公不敢坐。公对待内外亲戚，即使对方十分不足，也常在酒席之间随即释怀，不留下隔夜的怨恨。他任官时从未把剥削百姓作为事务，也不因田宅、服用不如别人而惭愧。这些都是敏政亲自侍奉并知道的事实，不敢过分美化，以加重不敬之罪。公生于宣德己酉年五月十二日，享年六十岁，于弘治戊申年二月十八日去世。妻刘氏，封恭人。儿子五人：长子敏聪，承袭公的职位；次子敏芳；次子敏哲；次子敏宏；次子敏坚。女儿五人：长女嫁大同中屯卫指挥钱铎；次女嫁沧州守御千户赵瑛；次女嫁沈阳中屯卫指挥曹澄；次女嫁千户舍人何玄；次女尚未出嫁。我回忆丁未年冬天，敏政奉诏在南京考选士人，回来时取道河间，前去问候起居。当时公已经病重，握着我的手抽泣，哽咽得说不出话。过了很久，他突然起身，叫人拿酒来互相慰劳，让我把酒喝完，说：“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唉，这话还在耳边，谁能料到这次分别竟真的成了永诀呢！公的墓在祖坟西南，于去世当年四月二十七日下葬。铭文说：程氏显名于江南，谁能阻止他的际遇？明威将军奋发扬名，成为北方宗族的光荣。北伐南征，能够继承并发扬世代武功。谁使他的祥瑞得以疏浚？忠壮公是他的祖先，身系金印紫绶，也真是极大的荣耀。为什么命运如此美善，却不能使他长寿？高大的丘陵郁郁苍苍，在瀛东之乡，公安息于此。我对他的哀悼何时才能停止？处士高公墓志铭

译君名翔，字鹏翼，姓高，世代居住在河间献县。曾祖父某，祖父显，都努力耕田，不喜欢做官。父亲溥开始出仕，任淇县、万县知县，未满六十岁便退休，以仁惠的政绩闻名。娶刘氏，生下君。君性情淳厚谨慎而内心耿介，虽随父亲居官任所，乡里也没有沾染纨绔习气。读书之余，每有善行便进言给父亲。壮年居乡时，有人劝他出仕，他说：“双亲还在，应当勤劳种植以供养他们。”他极力研究种植方法，几乎可以与古人相比。他居住的县城东北十里是垒头村，谷物丰收，果实硕大，牲畜繁盛，远近都拿那里作为范例，说：“这就是垒头高氏传下来的方法。”因此君的产业越来越充足，奉行诏令祭祀，接待宾客，供应官府赋税，通常都有余裕。又把多余的财物用于救济贫困者，即使成群结队来求助，他也没有厌倦的脸色。献县儒学诸贤的庙宇不完备，知县王杰以礼请君出面筹办；君一开口响应者就像回声一样，筹得白金数十斤，庙宇全部修整完备，并在学校刻石，记载君的功劳。灾荒之年，他拿出粮食赈济饥民，被赐予冠服，授为义官。君的儿子迪、逈以及孙子椿又继承他的义举，更多地发放官仓粮食赈济饥民，也都像君一样授官。乡饮礼举行时，一定请他担任大宾。乡里有不公平的事，大多来请他裁决是非；他的判断明白准确，合乎人心，事后没有人非议。他教育子孙十分严肃，说：“我没能做官来显扬先人，你们应当增长学问，不要自暴自弃。”次子进入朝廷做官，多次被推荐，将要得到升迁的任命时，君却病重了。弘治戊申年三月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妻孙氏，有贤明的品行；凡是君孝敬友爱、勤劳节俭以及周济贫困、救助穷乏等义举，她都极力赞助君去实行。她于成化己丑年三月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儿子五人：长子迪，次子进，如今任鸿胪寺鸣赞；次子逈；次子逹早逝；次子述，为国子生。孙子八人：长孙椿，次孙松、梅、相、桐、植、楷、楫，都是儒学生。孙女七人：长孙女嫁郝铸，次孙女嫁李纶，次孙女嫁陈汉，其余都尚在室。我回忆先尚书、少保、襄毅公居住在瀛东别业时，君常来拜见，襄毅公很敬爱他，托付君把种植的方法传授给我们，算来已经二十五年了。后来我的詹事府属官弟弟与鸿胪寺官员结成中表亲家，往来更加亲密；我想着再次仰观君的风采，向他询问农事，如今却再也不能实现了。鸿胪寺官员将要归去，在五月九日奉君下葬于祖坟旁边，请我为墓穴中的墓志撰文，义理上不能推辞。铭文说：汉代有人以田事和畜牧侍奉君主，唐代郭氏专门以此闻名；高君敏于树艺、孝顺悌爱，努力务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高君啊，有德而且长寿。关内的封地，谁能显赫而繁殖兴盛？丰乐的乡里，谁会昏暗而吝啬？在故山边界的一丘之地安宁长眠吧。君积累的德业尚未施展尽，正在他的后人身上。《篁墩文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十五 （明）程敏政撰 碑、志、表、碣 会昌侯母张夫人墓志铭 当今的勋戚之中，只有宣庙章皇后的外家最有名望，也最有家法。大概自太师安国恭宪公凭儒学起家而显贵且长久以来，太傅郯国荣襄公继承了他，所以子孙大多遵循旧习，谨守礼法。他们家的男子不自我夸耀，女子不嫉妒，终于成就了祖先的盛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盛。到如今已经四代了。锦衣卫指挥使程琏的妾室张夫人名善庆，是荣襄公的儿媳、恭宪公的孙媳，确实生下了如今的会昌侯铭贤以及其他儿子。不幸四十七岁便去世。孙氏的祖先出自山东邹平县醴泉乡，张氏所居之地与之相近。后来迁到京师，在那里出生。夫人年轻时就具有美好的资质，亲族长辈常常惊异地说：“这个女子不可与寻常人相比。”锦衣卫指挥使原配蒋夫人、继室汤夫人都没有生育。荣襄公为此忧虑，于是向张氏求婚，得到夫人，才有了后代；但夫人并不倚仗这一点自以为尊贵。蒋夫人是凉国敏毅公的妹妹，汤夫人是东瓯襄武王的曾孙女，她们的门第贵盛与孙氏相当，而张夫人处在她们中间却淡然自守。她只是以孝敬和顺自相砥砺，内外亲戚更加爱重她，赞不绝口。起初锦衣夫妇身份显贵，却不亲自处理事务，一切内政都由夫人总理；她率领诸妾辅助锦衣侍奉荣襄公，得到荣襄公的欢心。到了中年，锦衣卫指挥使多病，夫人侍奉汤药尤其谨慎。她守寡后，更加用礼法约束自己，反复恳切地教导如今的侯爷，使他说话忠诚谨慎；又为他选择婚配，娶得景帝妃子的妹妹。她早逝后，又听说驸马王增的女儿贤淑，便续聘为妻；她刚嫁来，夫人的病便加重了。当时是弘治戊申年九月八日。临终时，夫人召集子女交代后事，神情不乱。儿子就是铭，女儿一人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名暠，孙女一人尚幼。如今的侯爷凭借世袭出身而得到皇上的知遇，分掌三千营军事，逐渐有了权柄和任用；而且正奉命持节册封诸王，却突然遭逢母亲去世的大丧，于是请求代替母亲在家办理丧事，于十月某日奉夫人附葬于锦衣卫指挥使公墓。侯爷说我家世代有交情，来请我撰写墓志。唉，考察夫人的一生，可以书写的事情实在不止一件。虽然这是由于她天性贤淑所致，但名门大族的家规和妇德规范对她的成就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怎么可以湮没呢？将来推恩时，朝廷特地下诏褒美她的灵位，并把恩荣施及泉下，应当有人写大篇文章表彰她的德行善举；我姑且叙述其大概，作铭以等待那时。铭文说：孙氏家法确实显赫，极其美善；传到她这一代，锦衣卫门第光耀。贤淑的女子来到这座家室，她最终生下儿子，谁能与她相比？黄酒玉瓒，按照礼制本来就应如此。虽然不能长寿，她的名声却会流传久远。将来恩典层层推及，按照制度加封，并在墓室刻下铭文，使后代有所考征。华守正妻吕孺人墓碣铭

译古代妇女在内室中的德行不传到外面，后世却有人把她们的德行列在墓碑上，这是什么缘故呢？丈夫能得到贤妻的辅佐，子女能因母亲的智慧而有所成就，都是人人很难做到的事。如果让这些事湮没不彰，使世人无法知道，难道符合人情吗？因此把她的德行列出来，用来示范子孙，激励做丈夫和做妇女的人，大概是礼法由义理而产生的吧。像华守正的妻子吕孺人，她在内室中的德行难道也能湮没吗？孺人辅佐守正，十分贤能。华氏是无锡的大族，世代以孝闻名；守正又是华氏的俊彦，孺人能够与他共同成就德行，奉养公婆，和睦对待妯娌，管理童仆，都十分恰当。守正因牵连误事客居外地十年，孺人担心婆婆积聚忧愁，供养侍奉尤其周到。守正获释后，深深感激她所做的一切；婆婆临终时也反复称赞她说：“有这样的媳妇，我没有遗憾了。”华家非常富有，孺人却喜欢淡泊，常常让子女穿缝补过的衣服；有时守正夜间出行未归，她便纺纱绩麻等待他。只有祭祀祖先、接待宾客时，她亲自操办饭食，必定丰盛，即使十分劳累也不厌倦。守正曾两次患重病，孺人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仍恭敬地侍奉汤药、照料起居；又因守正患病，怜悯那些因中暑而死的人，便用所得的奇异药方储药救济，救活了很多人。她教育子女尤其尽力。儿子可以入塾读书，她便请守正延请老师教导；她礼敬老师十分勤谨。晚年更加用心教育孙辈，所以老师大多乐意留下，而子孙都懂得读书，能够自立。她亲自教导几个女儿和孙女，使她们各得婚配；她们出嫁后，大多以孺人为榜样，辅佐丈夫建立功名。她抚养守正的孤侄玭，像亲生儿子一样，并为他娶吕氏；玭的父母去世后，她为他们办理安葬；又收养弟弟泽的遗孤女儿，为她安排婚嫁。因此，孺人的贤名在内外亲戚中流传了很久。成化丁未年十二月十二日，她忽然因病不起，内外亲戚再次聚集吊丧，悲痛万分。诸子准备于弘治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孺人安葬在本乡椿桂山的高地，派人携带行状千里而来，请我把文字刻在墓上的石碑中。我一向与守正父子交好，对她的内德听闻很详尽，于是答应并叙述道：吕孺人是宋代寿州别驾吕扩的后代。吕扩三代传至文释，任湖州教谕；文释的儿子师颜才寄居无锡，定居成家。师颜两代传至荣甫，又定居无锡奚山，生浩，元代任盐课提举。荣甫是孺人的高祖，曾祖益，祖父大伦，父亲陵，母亲浦氏。孺人到了成年嫁给守正，七十二岁去世。儿子二人：佑德，都是义官。女儿四人：嫁邹翊、郭轩、吴觐、蔡顺。孙子二人：从智、从仁。孙女六人。已出嫁的有嫁邹氏者、炯嫁邹鲁者、陆完者；邹翊完中了进士，其余三人尚在室。曾孙男女各一人。叙述完毕后，接着作铭说：谁的天性如此专一？谁的福庆能够延续？贤良的妻子、长寿的母亲，内在的德行正是如此。她是华氏的媳妇，也是吕氏的贤女，德行完备而极其美善，始终不曾懈怠。庄严肃穆的内室，忽然之间岁月流逝；她的儿子失去了依靠，〔她〕又辅助丈夫；既已享有高寿，也已经有了后代。就在高高的原野上刻下铭文，用来昭示不朽。傅君克修墓表 苏州崇明有一位重义守行的士人，名叫傅克修，数十年来在一乡中享有声望。一旦听说他患病，僧人和道士便一起到神前为他祈祷；士大夫以及乡人、县中百姓，也共同希望他不药而愈。问候探视的人络绎不绝，他幸而痊愈，大家都极为欣慰。不久病又复发，终于在弘治戊申年正月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于是前来吊哭送葬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奔走相助，唯恐落后。他的弟弟工部主事傅谧在京师，请我为他的墓作表文，但未能立即完成，便奉命到清源治理河道。第二年，我经过那里，他派人送来行状说：“傅谧不幸早年丧父，先兄把我当儿子抚养，我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感情的。自从得到讣告以来，悲痛感伤成了疾病，已经向朝廷请假，暂且回乡，奉送我兄长以完成丧事。只是墓上的表文，幸望您最终施惠完成。”我拿着书信叹息说：“唉，这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大概君天生具有至诚的性情，十四岁时母亲患病，他每天侍奉在床边，亲自尝药后才给母亲服用；夜里仰天祈祷，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母亲。母亲去世后，他悲伤毁损身体，瘦得只剩骨头；经过墓园的墙边，一定进去伏地长哭很久。他父亲去世时也这样。又因为祖先墓地靠近海边，他估计炎热天气中步行，赤脚走了三个月才找到吉地；于是竭尽全力办理安葬，亲手种植松树、桧树一千多株。每逢时节祭祀或进献新收获的物品，他总是感动流泪。他侍奉继母张氏，如同亲生母亲。工部主事傅谧十三岁时，他就请老师来教导；经书不够，又送他到吴、浙以及海虞、太仓，跟随老师游学。他反复叮嘱勉励他振兴宗族，从不拿家务来牵累他。因此工部主事能够竭力求学，考中进士，成为有名望的人。起初君的父亲入赘到母亲家，所以君出生后与内兄同母所生，彼此友爱极为深厚；君从不私自积蓄。有人控告他，他愿以自己代受刑罚，几乎死去也不屈服，最终事情得到澄清。分割家产时，他只取十分之一，人们尤其认为这很难得。壮年才生下儿子，便让他学习儒业，严格督促，一点也不宽假。抚养众多侄子如同亲生子，常常说：“我一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从未欺骗自己的良心、违背义理；你们要努力。”诸子侄都谨慎奉行教诲。乡里凡是死了无钱收殓、娶妻无钱、欠债不能偿还、饥饿不能自存的人，多来投奔君。他给棺材，给嫁妆，烧毁债券，开仓发粮，脸上没有吝惜之色，但也从未求取名声。苏州学校在东南各地首屈一指，而崇明的学校破败简陋得厉害，君拿出私财全部翻新，殿、廊、堂、屋以及祭祀用的罍、爵、豆、登等器物，几乎与苏州相等。又用余力把海滨的岳祠迁到县城中，费用更加巨大；大概由于君首先倡议，响应者便云集而来。听说云中有敌军侵扰，朝廷下达征买马匹的命令，他便派人把马送到边地，说：“或许可以稍稍尽到田间百姓的忠诚吧？”按照恩例授为义官，品秩相当于命士。君平日喜欢读书，尤其精通历史；与人谈论时滔滔不绝，忘记疲倦。所以他勤劳自身、使家庭美善，并且在乡里树立了卓越声望，有过人之处。像这样的人如果出仕参与政务，从他所做的小事推知其余，即使是官府的能吏、国家的干臣，或许也不会感到惭愧。只是他终老一乡，寿命不过下寿，那么我为他表墓，使后人知道他的事迹，难道只是为了安慰他一家人的私情吗？君名谨，字克修。祖先是凤阳泗州人，元末迁到浙江，又迁到崇明，于是入籍当地。祖父名文明，父亲名友，入赘傅家而改从傅姓。儿子一人名泰，是儒学生。孙女一人，已经订婚的对象是王爵，是百户的儿子。葬在城西秦民坪，这篇就是墓表。曾叔祖尤溪府君墓表

译府君名原泰，字子亨。他家世代的德行，详细见于《程氏统宗谱》和水桥干先茔碑。大概从晋代新安太守开始，传十二代到陈将军忠壮公；忠壮公传十四代到唐代御史中丞都使公。都使公的幼子、歙州兵马先锋南节，开始居住在休宁陪郭。兵马先锋以下两代，传到元代江浙儒学提举荣秀，他确实是伊川的七世孙。南渡以来，继承家业而传到府君的高祖，娶刘氏，封彭城县君，生一子文贵，任元代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是府君的曾祖，娶郑氏，封安人，生一子社，是府君的祖父，娶吴氏。生二子，长子吉辅，号耆宿征士，是府君的父亲；次子国胜，就是受康郎山祭祀的万户安定忠愍侯。国胜娶吴氏，生二子，长子杜寿，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次子就是府君。府君性情明朗爽直、淳厚诚实，早年进入乡校，通晓经史大义，尤其精通法律、书算之学。当时正值国初战乱之后，生计很少。尚书公又因牵连误事被贬到河间，府君独自竭力持家，筹办稀粥以供养家人，并且伏身奔走数千里探望兄长，以此为常。永乐初年，府君因才能被县里推荐，过了很久才到南京。恰逢朝廷命英国公张公处理交趾事务，工部尚书黄公先到两广整治军务，特地奏请带领胥吏以及有才干谋略的平民同行，府君就是其中之一。他办事清廉谨慎，黄公很器重他。交趾平定后，黄公留下镇守当地，尚有许多余寇没有平定。凡是征调兵员、督运粮饷，以及抚慰叛乱者、晓谕投降者的文书，大多出自府君之手。当时英国公幕府中有吉安人彭诩，宣德初年彭诩得到国子监典籍之职；吏部却根据随从办事人员的品秩高低来区分，府君只得到尤溪县典史的职位。有人怀疑他不屑于此，府君说：“从前韦斋最初出仕就是这个县尉，这难道不足以任职吗？”到任后立即详细访察百姓疾苦，为他们兴利除害，各项政务焕然一新，百姓一致爱戴服从。凡是上司遇到重大案件及难以办理的事务，必定交给府君，不按常规交给县丞处理，因此清廉的声誉非常显著。不久因事情触犯巡按御史龚乙，龚乙恼怒，准备使他陷入困境。府君不屈服，于是与龚乙互相上疏争辩。皇上下诏将两人一同逮捕到京，司法官判府君是非曲直在理，龚乙于是获罪免官。府君也因轻微责罚被贬为柳州马平县云腾驿丞。云腾地处偏僻，靠近蛮夷边境，人迹罕至，府君更加端坐自守、修养身心。虽然处在穷荒之地，他的精神仪态却没有衰退。正统二年春天，瘴气大规模流行，县中在外任职的官员死得一个不剩。部使者下令让府君代理知县事务，府君逐一料理他们的家事；凡是儒学、医学、阴阳学以及巡司等事务，也多次下令让府君兼管，没有一件事情拖延难办。在此以前，儒学没有科举功名，府君亲自督促教导，于是有了能够参加选拔的人。恰逢藩司、臬司以马平县不是交通要道，请求撤废驿站，朝廷听从了。府君于是解下官印退休，向北返回，每天与故老交游宴饮为乐。先尚书、少保、襄毅公是府君的从孙。他从河间考中进士，奉命出使江南，得以拜见府君，府君大为欣喜，慰劳他说：“能够依靠来振兴宗族的人就在你身上，应当努力。”使我们家成为先人的光荣，襄毅公恭谨地接受教诲，从此书信往来不断。府君在家居住十八年，享年八十二岁，于天顺丁丑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正寝去世，出生于洪武丁巳年正月一日。妻孺人王氏，跟随府君奔走南北，能够安于俭朴素淡，宗族亲属都称赞她贤能；死于天顺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洪武丁巳年八月一日，享年八十六岁，与府君合葬在水桥干先茔左侧。儿子三人：长子斌，次子宣，次子旭。女儿一人，嫁给博村的范士贵。孙子三人：长孙俊，次孙杰，次孙佾。孙女六人：长孙女嫁凤湖金世华，次孙女嫁万川查安，次孙女嫁西门汪胜德，次孙女嫁西门汪帅富，次孙女嫁后街张昕，次孙女嫁率口何玄正。曾孙四人：长曾孙敏通，次曾孙敏亨，次曾孙敏庸，次曾孙敏导。曾孙女四人：长曾孙女嫁琅【缺字】吴孟高，次曾孙女嫁东门邵永隆，次曾孙女嫁张村张钦，次曾孙女许配八都汪氏。唉，府君去世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墓上的石碑却一直没有文字。听说当时曾经把这件事托付给先襄毅公，却没有完成。如今府君的三个儿子中，也只有小儿子还在世；他担心先人的事业日益久远，后代将无从考证，于是口述这些事交给敏政，让我写下来。再想府君遭逢家难，仕途未能走上显达之路，事业也不能与富贵人家相比；只有他守身有廉洁坚贞的节操，对百姓有宽厚诚信的政绩，居家有安定厚重的德行，如大河蓄水而渐渐广大，如巨木隐伏而渐渐显达，以无形的德泽庇护子孙，才有今日的兴盛。这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告诫我们的后人，使他们谋求恭敬承继而不使其衰替吗？只恨我这个后辈见识浅陋，笔力衰弱平庸，不能完全彰显他的美德和隐微功业，以上文字不过是府君厚重德业的万分之一。然而我还是依据事实直书，以备日后野史家采择，或许可以接近这个目的。处士吴君、孺人谢氏合葬墓志铭。

译休宁处士吴孟高于成化己丑年四月二日去世，葬在县东南赵家巷，已经二十年了，却没有墓志铭。他的妻子谢氏孺人于弘治己酉年四月十七日去世。儿子芳从太学上报吏部，等待任职期间住在家中，得以奉行丧葬事宜，于是带着县令景通和户侯明所写的两份行状，请求我为他们作合葬墓志铭。我与君是同乡，又和他的弟弟芳有兄弟般的情谊，不能推辞，于是叙述并作铭。叙述说：君姓吴，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族谱说出自汉代番君之后。番地与徽州相邻，所以番君的后裔散居各地。唐代有一位名叫少微的人，任左台监察御史，以文章著名，开始见于史书。他的儿子巩任中书舍人，旧居遗址和坟墓至今还多有保存。历经宋代以来，各代都有显达之人。到了君的祖父景和、父亲士悬，都居乡不愿做官，把才能蓄积而不施展，留给君。君外貌丰润而内心充实，喜爱学习，明白事理，孝顺友爱出于天性。父亲病重，他露天祈祷，请求以身代父；病情不见好转，便割下自己的股肉煮粥进献，父亲于是痊愈。姻亲邻里相互感叹说：“吴氏的这个儿子真孝顺啊！”父亲去世后，君抚养两个年幼的妹妹，都使她们有所成就；又厚备嫁妆，选择合适的人家嫁出，尤其有心计。他曾经到吴、越、齐、鲁之间经商，总能获得丰厚利润；然而获得越多，使用得越好。有一条道路靠近溪流，常常被水冲毁，他捐出巨资运石修筑道路，以便利往来。又开垦宗族的荒山，种植树木，改良田地，用来供养祖茔。宗族会议制定条约，让后代世代遵守。中年时认为耕田经商不是儿子的长远之计，而芳的天资很好，便送他入儒学，供给资财极为充足。芳学业有成，多次参加考试却被主管官员判定不利，但更加谨慎地奉行父亲教诲，将来一定能够显扬君的声名。君不太拘泥于章句训诂，但见识超过常人，极其不喜欢佛教和道教，家人也受其影响。遇到疾病痛苦，从不敢向淫祀祈祷。晚年在县城东山开辟园地，种植花竹，建造别墅，准备在那里安度晚年，却因病不起。享年六十三岁。谢孺人生于本县，名端，父亲是显瑞处士，号称有家法。因此孺人在娘家时就是贤淑女子，出嫁后能够按照礼法辅佐君；凡是君孝友的行为，她都极力赞成。她居于同宗妯娌之间，总是退让谦抑，以修睦相处，使有嫌隙的人自行消除隔阂。她怜爱并教育一个庶出的盲女，把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这是尤其难做到的事。市场一向没有防备火灾，孺人命儿子在西北角另建房屋，亲自督促工程；房屋刚刚完工，火灾就发生了，于是搬进去居住。她的贤明智慧大多如此。享年八十二岁。儿子四人：宗仁、宗义、宗礼、宗智；其中宗仁、宗礼都先去世，宗智就是芳。女儿三人：长女嫁邵志万，次女嫁查用辉，次女嫁谢文钦。孙子十二人：銮、铎、锺、铁、镛、钦、铣、钊、鈱、镒、锡、鋹。孙女三人，大多已经许配给贤良人家。曾孙五人：洪、淳、渊、滨、深。曾孙女四人。唉，像吴君夫妇这样德行相合、品行相称，又亲身享受了家业振兴、儿子成才，并且一同归于太平盛世，在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铭文说：新安吴氏宗族，出自番君；或隐或显，都有道义，世代德行闻名。啊，处士高远不群，内心极为善良，自身更加勤劳。有一位相配的妻子，传播清白芬芳；有贤能有才的儿子，家业富足殷实。千年之后，一双美玉藏在这座坟中；青山盘曲，流水回旋。考察他们的美好品行，凭借刻文来征信。程孺人墓表

译祁门城西，有方彦琳君的妻子、善和程氏孺人，嫁来九年丈夫便去世了，时年三十四岁，儿子锳才三岁。她辛劳抚养儿子，使他终于能够立身成业。孺人五十九岁时，于成化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家中去世。又过了三年，丁酉年正月七日，锳才得以把母亲合葬在县三四都处径原，墓向辛方，面向乙方。又过了十二年，到弘治己酉年，锳才得以带着族中众人前来，与孺人的从子、儒学生程启一同拜访我，请我为墓表撰文，以昭示后人。善和程氏与我同出于晋代新安太守元谭府君之后，最初居住在歙县篁墩。传十二代到陈将军忠壮公，又传十四代到唐代户部尚书仲繁；他的曾孙中奉大夫令洭迁居祁门善和。传十五代到国初行枢密院都事德坚，他是孺人的高祖。曾祖父仪，祖父景韶，父亲孔隆，娶汪氏，生下孺人。她品德高洁，容貌端庄严肃，因而以“玉”字为名。汪夫人的家教最为严肃，内外上下都整肃得如同官府，所以孺人和她的两个弟弟恕保、玄佑都能够成就事业。孺人二十五岁嫁入方氏，方氏也是本县的大宗族，族谱称六郎中房的子孙最为繁盛，到彦琳已是第九世。彦琳的父亲志顺君、母亲胡夫人，因为得到这样一位媳妇而高兴，说：“她能持家养人。”彦琳有四个兄长、两个弟弟，子孙聚集成列，众妯娌都和睦相处，没有喧闹争执。评论的人大都认为，这一切是由于彦琳有贤能的内助。彦琳去世后，家中一切内政和财物出纳，都听凭孺人处理。她在丈夫未去世时就严格胜过丈夫，颇有婆母的风范。她督率僮仆奴婢，种植桑麻，饲养鸡豚，以供给衣食；置办了若干新庄田，又收回了若干被侵占的疆界。安葬公婆，修葺祖先坟茔，供奉祭祀之事，全都由她为夫家倡导办理。娘家有事情，也来征询她的意见。增置祠堂祭田、修桥铺路、救济贫困等事，她往往都能出力相助，她的父亲父奇尤其喜爱她。县里曾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她家，她只独自抱出祖宗的文书契券，其他东西便不再深顾。事情平定后筑造住宅，不久便考核完工。子媳和亲戚有的怜悯她年老，认为应当稍稍休息，她说：“人靠勤劳生活，既然还没有死，本来就不可以自求安逸。”她对锳尤其严厉，锳稍稍懂事后，便送他到外祖家求学，常常谈起他父亲早逝的事情，家中的艰难说到动情处便流泪；大意是希望他谨慎交友，戒除奢侈自矜，不要玷辱先世。锳恭敬地遵奉教诲。乡里人因为他的节操高尚，准备向官府请求减免他服役的年限，孺人急忙派锳去阻止，说：“这本来就是分内的事，何况减免年限，岂不是欺骗我的良心吗？” 她去世那天，一乡之人没有不为她贞淑、贤能、明智而悲悼叹息，认为无人能够相比。孺人生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就是锳，娶程氏女为妻，女儿嫁给东山谢玢。孙子一个，名叫藻，还年幼。唉！凭孺人的节操和德行，恐怕有些贤士大夫、壮年男子也难以做到。难道不是因为祖先德行深厚、家法一向严明，所以后世子孙得以承受遗泽、遵守家法，连妇女也能有这样卓异的表现吗？从前蜀地寡妇因得到丹穴的利益而使家业兴盛，朝廷以礼相待，尊她为贞妇，修筑怀清台，汉代史书也记载了她。不计其数的财产、不可侵犯的节操，光明显著地流传至今，只是没有说她是否有后代。像锳这样能够孝顺，足以延续母亲的事业，守护她的家业，又殷切地想让母亲的名声流传无穷，难道不是更加难得吗？可惜我的才学浅薄，远不如太史公，不能为此效力；想使孺人的名声流传后世，又哪里足以满足仁人孝子的心愿呢！女儿月仙的墓圹铭 月仙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我的小女儿。弘治戊申年冬天，我因为妄为庸碌而获罪。当时幸蒙天子大恩，没有加以流放诛杀，只令我离开京城回到乡里。那时月仙出生才五岁，还在吃奶。乳母是京师人，不肯带她南下。月仙于是失去了乳汁，又乘船劳顿，饮食起居没有常规。到了家中，身体更加羸弱，于己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患痘疮，因为内里虚弱，疮痘不能结痂而死。月仙天生资质奇异，聪明、孝顺、友爱弟妹，像十五六岁的人一样；却不能保全一生，实在是她父亲造成的。她生于成化乙巳年十二月八日，葬在先少保襄毅公墓的东面。她的父亲为她撰写墓志。唉，悲痛啊！铭文说：这里是先人的墓地，你安妥地陪在它旁边；总还胜过你在异乡抱着稿草埋葬。程用光墓志铭

译用光名充，与我同出于陈将军忠壮公之后。忠壮公的子孙散居各处，其中居住在休宁■〈氵义〉口的，就是用光这一族。看我和用光共同编纂的《程氏统宗世谱》可知，用光的八世祖洙，凭方逢辰榜进士身份任上元县主簿，宋朝灭亡时以守节而死。洙生彻，任国学谕；彻生齐，齐生■〈月盈〉，■〈月盈〉生阐，阐生天相，天相生玩，号悟易老人，就是用光的父亲。程家几代都以经学教授乡里。悟易娶璜源吴氏，继娶歙西郑氏，生下用光。用光天性十分开朗爽直，年少时在家庭中学习，便知道厌弃只供耳目消遣的学问，想以古人为老师；研习《春秋》将要应试时，却因为母亲年老而放弃，又兼学医术、星象卜筮、堪舆和数学，都能掌握其中的要领。然而他所论述的必定以义理为主，跟从学习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因此义乌王忠文公的孙子王稚任休宁县县令时，谨慎地选择人才，唯独聘请用光为塾宾。建昌同宗、太常寺侍书南云听说后，想举荐他为贤良，用光也以要奉养父母为由辞谢。过了很久，父母去世，他便再没有出仕救世的志向。他住在岐山脚下，林木山谷幽静优美，筑屋作为藏书修学之所，名为“岐阳书室”，自号“复春居士”。他结交族中贤者组成诗社，以此自娱，对一切世俗事务都漠不关心。他在家族中办理婚丧庆吊等事，必定依据朱氏礼法。因为族人繁多，担心岁时祭祀时尊卑次序偶有紊乱，便绘制《广宗之图》。又与族兄处士逸民共同修订本宗族谱，增修忠壮公行祠，升祔忠壮公的儿子威悼公。每年率领族人举行昌胤永和之会，又考察年代久远的祖墓，从第十世以下立石作记。于是■〈氵义〉口的宗族风气为之一振。郡县长官多次以礼来问候病情，并请他校订县志，刻印流传。近年来又准备修葺族祖端明学士洺水先生的祠堂，疾病却发作了。用光资质耿直，言语行为不苟且，侍奉父母极其孝顺，按礼节奉事兄长用高、用思。两个兄长也以他来辅助自己。他与人交往不阿谀，有过错便规劝，事情可不可行都依据义理决定，不因利害得失而自我沮丧，所以君子乐于亲近他。即使不与他相知，也对他严肃敬畏。唯独他以叔父的礼节对待我。我在京师时，用光忽然写信来，说我应当早些归乡以保全晚节。信还没有送达三天，我果然因官吏议论而被罢黜。他的见识高明、判断坚定竟如此，谁能料到他竟先离我而去呢！用光生于宣德癸丑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卒于弘治己酉年十月八日，享年五十七岁。他安排后事毫不紊乱，精神清明，还能亲手写字；向平日往来的亲友告别，如同平常一样。所著诗文有《管天稿》若干卷；编纂的有《云溪程氏族谱》十二卷、《程氏文翰》七卷；重订《丹溪心法》一百篇，订正错误，删削繁冗，补拾遗缺，提举要旨，对学者尤其有益。娶方山吴氏，能够辅佐君子。儿子四人：长子祖兴，次子祖淳，次子祖明，次子祖衡，都孝顺谨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女儿三人：长女琼，嫁古林黄氏；次女珪，嫁资口朱氏；次女玺，许配五城黄氏。孙子二人：长孙暾，次孙旦。孙女四人，都尚未出嫁。于这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葬，墓在汊口山突头。唉，我刚回乡耕作，就遭逢夭折女儿的悲痛，而且亡弟还停柩在浅土中，每天寻找墓地安葬，因此没能去探视用光的病情，只能抚摸他的棺木痛哭一场，来宣泄我的悲哀；于是我草草撰成墓铭，交给他的儿子，纳入墓中，也差不多可以用我的真情在地下慰藉死者了。铭文说：岐山幽静，昔日曾收藏你的书籍啊；汊水缓缓流淌，也曾供你垂钓啊。你如今已经离去，令人惆怅，还有谁陪你游乐呢？即使石头磨损、河流湮没，你的姓名也不会改变啊。亡弟从仕郎、故詹事府主簿、判蕲州事程君墓志铭。君是先尚书少保襄毅公的第二个儿子。我长弟去世后，灵柩从京师运回休宁南山佛舍，已经三年了。等到我被贬黜，因官吏议论而获准放归，才得以安葬君，并为他撰写墓志说：君名敏德，字克俭，是家中第二十五子。年少时与我一同学习，成年后在家庭中受教，凭父亲的荫庇进入太学。先公镇守南京以及罢政还乡时，君都随侍同行，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君一向胸怀大志，议论侃侃，必定要有所表现；然而命运不佳，在科举场屋屡次失利，便更加努力学习来取悦父母。他讲解经书，先后从师多人，忽然有所领悟，便进入科举考试。他的读书室名为“在庵”，所作诗文也渐渐合乎规矩。绘画学习高房山、钱吴兴，篆书隶书学习余青阳，不断进步。我实在为不如他而惭愧。君比我先有儿子慧，八岁便夭折，君过度悲痛；后来又失去两个儿女、一个侄子，又丧失弟弟克宽，而先公不幸抛下遗孤去世。我当时在京师做官，君独自接连遭受数次丧事，多年积累忧愁，直到我南归后才稍稍宽解；他的忧郁于是郁结在心胃之间，形成奇痛，每天发作两次，各种治疗都不能痊愈。成化乙巳年夏天，服丧期满后病情稍愈，参加吏部考试列为优等，被授予詹事府主簿。我当时暂任左谕德，兄弟二人一同在今上春宫任职，别人以此为荣，我却常常因此感到忧惧。丁未年春天，君的疾病再次发作，病中上书说先臣多次在边疆效劳，又曾与宦官一同出兵西南夷地；如今宦官的子弟俸禄官秩太过优厚，赏赐制度也太悬殊，于是触犯了宪宗皇帝的诏令，被调出京城任蕲州判官，还未上任便去世了。这一年四月九日。君禀赋一向厚重，身材魁梧，面容丰满，先公特别喜爱他，认为他很像自己。君确实多才多艺，侍奉先公和母亲林夫人，都能使他们欢喜。凡是治理家务、经营产业、应对事务、接待人物，大都安排有条理，井然不乱。假如他能在仕途上多做几年，稍微实现自己的志愿，那么他的成就将会怎样呢？可是年命乖违，怀抱志向而死。反观我一向体弱多病，没有什么可以与君相似之处，竟不能与君相互扶助，却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形影相吊，像一个孤独畸零的人；这样的悲痛，又哪里有心情贪恋生存，并且忍心书写君的墓志呢？君生于正统戊辰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岁。娶牟氏，是同知泰州鸿的女儿。儿子二人：长子坦早逝，次子垲已订婚，妻为北街朱氏的女儿，另有一个女儿尚且年幼。于弘治庚戌年十二月九日下葬，墓在水桥干先茔的东面。铭文说：你负有才华，却百事未曾得到施展；倒下之后才重新兴起，或许要寄托在你的后代身上。那高高隆起的，是丘山环绕、水流回旋之处，你安妥地葬在其中。我对你的悲痛，如何才能尽情宣泄？丰城涂孝子墓志铭

译监察御史涂畴奉命出巡南畿各郡，行部来到休宁，特意拜访我，带来一篇关于他的兄长孝子事迹的文字，请我为墓铭文，言语中夹着眼泪。我无法推辞，接受他的事状并为之作序说：孝子名寿，字永年，世代居住在丰城，是当地大宗族，历代都有知名人士；到了孝子，尤其聪颖出众、不同凡俗。他胸怀志向和节操，侃侃有气概，喜欢求学，研治《诗经》，并旁通诸子百家和史书。看见古代节孝之事，便慨然说：“这是做人本来就应当如此。”当时父母都健在堂上，孝子每天准备精美食物，尽心奉养，总是害怕不能使父母欢喜。他又揣摩父母的心意，知道父母希望儿子做官以显荣耀，便请求说：“畴很聪俊，应当勉励他成就事业，我来辅佐他。”没有几年，侍御果然因学问而成名，父母都十分高兴。父亲曾经患病，汤药不亲自调配就不让进到父亲身边，侍奉护理更加勤谨，而且专门承担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父亲去世后，他办理丧事、安葬全都采用古礼，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亲手栽种数千株松树，修建墓祠以便祭扫，每逢岁时便俯伏拜祭，始终保持对父亲的孺慕之情。见到的人都惊叹不已，认为他确实是孝子。孝子又曾想割取自己的股肉入药，以救母亲的危重疾病，侍御察觉后制止了他。于是他斋戒沐浴、焚香向天祈求，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加母亲的寿数，母亲的病果然痊愈。孝子进一步寻求良药和美味，想方设法使母亲晚年安逸。侍御出巡广右时，得到方便的道路便回家探望母亲，孝子设宴为他送行，说：“我的弟弟多么光荣啊！应当更加效法古人，你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你所建立的功业要为先人增光。”侍御恭敬地遵奉教诲，母亲更加高兴。丙午年，有司将他的孝行上报，经过下令核实，得到旌表，牌匾题为“孝子涂某之门”。过了很久，母亲的病又发作，医治祈祷不能立即见效，孝子竟因忧愁劳瘁而患病去世，至死不改。此时母亲也去世了，大概是受到惊吓悲痛所致。唉！慈爱与孝顺彼此相互成为性命所系，竟然这样悲惨吗！孝子性情品行高尚，处身行事一丝不苟，对妻子儿女严整而有礼，重视友谊，和睦宗族亲戚，乐于施舍。他曾以乡中年高德劭者的身份主持一乡诉讼，总能使愤怒者平静、弱者得到伸张。县里的长官有疑难事情来咨询裁决，他总能明白透彻地解释；但如果对方待人处事不合乎正道，他便挥手离去，不再顾问。晚年因恩例获得冠服荣誉，更加端居自养，有时在林谷间逍遥，赋诗弹琴，享受自己的乐趣。他拄杖穿鞋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敬仰他的风范。孝子生于宣德己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弘治辛亥年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三岁。孝子的先祖是云章先生，和他的儿子彬仲都是儒者，因元末战乱而隐居。彬仲的儿子仁寿，是孝子的曾祖父。祖父志斌，父亲显，获赠文林郎。监察御史的母亲吴氏被封为孺人。孝子的妻子是城东夏氏，为处士子华的女儿；继室是徐氏。儿子三人：亮、亭、豪；女儿一人，嫁给甘州甘昂。孙子二人。侍御因母亲丧事将赶赴丰城，便率领亮等人把孝子安葬在某处某山的原野上。唉！孝是百行之首，而世上能够完全做到的人一向很少。何况他的孝行得到乡党州里的共同称誉，位居上位的人怎么能不为他表彰异行，作为世人的劝勉呢？像涂孝子这样，确实可以无愧了。因此我汇集他的诸般事迹来作铭，首先特别详尽记载他的孝行，也是要让后人知道应当重视什么。铭文说：涂氏世居豫章，并未迁徙他处；积累善行，开启先人的基业，把福泽留给后代。有一位显赫的孙子，如今孝子承受皇帝的褒奖，使州里众人的善行都显赫昭著，这实在是有缘由的。高高的坟丘翼然耸立，在剑江水边。这样的人虽然已经去世，名声却不会死亡，光辉照耀星辰所在之处，从此开始。千年之后仍有凭证，考察这篇记文便可知晓。故宋中书舍人程公墓祠碑

译怀有文武才艺却未能完全施展，保全了出仕与退隐的节操却未能显名于世，像故宋中书舍人程公这样，难道不是士人的不幸、君子的惋惜吗！公去世二百年后，传到第九世，子孙已有二千人，以墓地为祠堂，守护墓穴，奉行春秋祭祀从不废止，反而更加虔诚。看看当时那些反复邪曲、怀有二心的臣子，辱及宗庙，姓名污秽于史册之中，岂止与公有天壤之别！君子又由此知道天道自有定数，行善的人不必害怕。公名骧，字师孟，一字季龙，是晋代新安太守元谭的后裔。太守传十四代为陈将军忠壮公灵洗，世代居住在歙县篁墩。忠壮公传十七代，有名炳的人，另居休宁富溪。炳传七代到名卓的人，宋代任徽州儒学正，是公的曾祖父。祖父汝砺，父亲思礼，故端明殿学士程珌公、华文阁学士吕午公都为他们作过铭文。公生来仪表伟岸，器度宏大深远，人们望见他如同神人，料想他将极为显贵。然而他唯独喜爱求学，通晓各经；看到当时偏安的局势，常常忧愤不已，思考如何洗雪国耻，于是改读兵书，学习武事。端平丙申年，诏令他充任武学生祭酒，范锺考核后升入上舍；于是开庆己未年参加周震炎榜进士考试，赴御射，赐武举出身，授予玉轴绫诰，并以锦囊副之，授承节郎，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统制司同准备差遣。这一年，元军大举入侵，围攻鄂州。公协助统制张胜奋力作战抵御元军，但贾似道实际上总领各军。公以谋略求见于贾似道，却没有被采用；因母亲年老，请求调任近处，诏令改隶建康府侍卫马军行司，作为留守赵葵的部将。赵葵推荐他，不久公又接连遭逢父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保义郎。恰逢马光祖镇守建康，更加了解公，说：“文武本是一道，何必一定要带着弓袋箭囊才足以施展才能呢？”于是向朝廷进言，公得以改任文职资序，授奉议郎。马廷鸾、江万里又相继引荐知名人士来辅助自己。公在铨选之列，屡次升官，代理中书舍人，负责封驳和答对，对当时政务很有补益，逐渐将受到重用。不久，两位宰相被罢免，贾似道更加显贵，公于是请求任祠禄官，进升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过了很久，吕文焕、刘整相继叛投元军，分路进入淮、郢一带。公扼腕叹道：“时局已经不可挽救了，难道还可以苟且求取俸禄吗？”随即请求退休，回到故乡，当时是咸淳甲戌年。富溪距离县城南面五十里，地方幽深僻远，公在那里筑室，开凿池塘，引泉水作为游息之所，把亭子题名为“林泉风月”，再也没有世俗的念头。元朝初年访求宋朝旧臣，命令下得非常急迫，公慨然说：“我难道会侍奉两个姓氏的王朝吗？” 公更加闭门绝迹，不再出仕，自号“松轩”，表示不肯屈节的意思。至元己丑年，公因病在正寝去世，距离宋朝灭亡已经十五年，享年七十三岁。葬在本里和睦干，配葬于西路倪氏侧室墓旁。儿子三人：文豹、文虎、文升。公志向豪迈，长于论辩；对于前代兴衰治乱的事迹，了如指掌。在京西、江东，遇到老校和宿将，必定询问敌军营帐的多少、军需储备的盈亏，以及山川道路的险易远近，根据地形估计军队行进和集结，筹划漕运和转输，看来有誓要在中流击楫、洗雪河朔之耻的志向。入朝任职，接受进言献策，尤其拳拳尽忠，却被权臣压抑；年老而时运已去，世事也改变了。公在家庭中训诫子孙很严，所定条约一概以道义为根本，不以权势利害为准。他说：“没有毁谤就叫作声誉，没有忧虑就叫作快乐，不向别人有所求就叫作富有，不向别人屈服就叫作尊贵。”世人把这看作名言。有《松轩集》若干卷。公的孙子以忠、曾孙存、玄孙亿，都世代继承公的学业，有著述，是当时的名流。亿的弟弟僐，僐的曾孙耀宗，有个儿子叫太珍，喜爱文章，崇尚道义，曾经修建保训楼来收藏公的遗书。太珍又在弘治乙卯年于墓下修建祠堂，尚未完工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暠能够继承父亲的志愿并将其建成。于是耀宗的族弟正思、太珍的堂弟庆珫，带着暠来请求我为刻有牲礼祭文的墓碑撰文。我的家族居住在休宁县陪郭，与公实为同一祖先的后裔，所以我没有推辞，论述公生平的大略，并采集传记材料，详列公的事迹，不只是为了慰藉他的后人，也将用来补充史书的缺漏，树立重大的防范，作为世人的鉴戒。武略将军、新安卫千户于公宜人与叶氏合葬墓志铭。

译公讳聪，字公达，姓于。他的祖先是徐州丰县人。曾祖父以上的祖先大多有隐逸而不显的德行，家谱散失，无法考察。祖父海，在高庙龙兴初年，仗剑从军，入朝补任羽林，出任新安戍守，最终因作战阵亡。父亲兴继承他的职务，功劳足以统领五十名士卒。文庙初年，随军征讨交趾，授任新安卫百户。后来再次出征交趾叛军，死于柳州。当时公才九岁，听到噩耗立即悲痛得不能自持，旁观者都为之感叹。稍长后懂得自立，阅读经书史籍，务求通晓其中的大义，见识和器度宏大深远。侍奉母亲吴氏，孝顺奉养无微不至。人们预先就料定他非同寻常。永乐壬寅年，因父亲为国事战死，公进袭本卫左所副千户。洪熙初年，负责屯田，百废俱兴，倡议修筑泾县潘村赛公等处的陂坝，蓄水灌溉田地万顷，人们至今仍受其益。宣德年间督运京城粮储，制定法规革除弊端，使粮食没有损耗，军队也没有私下拖欠，上级官员把这套办法采用为漕运规章。正统癸亥年，赐诰命，授武略将军，管理军务，任千户。公年纪越长，办事越加精细。尚书周文襄公以及各位巡抚，一向知道公有才能，凡有军事事务必定交给他办理。公也尽心筹划，举措适宜。当时屯田中有杂民耕作不便的情况，朝廷下令让公核查，公辨明并纠正田界，使双方都得到适当的均分，众人十分感悦。官僚中有孤苦弱小的，他一定扶持栽培；有沉沦郁结、遭受诬陷的，他竭力救助，直到使其能够自行伸张才罢休，因此声望显赫。但公并不以此自满，平日常说：“治家与治官是一样的，家治理不好，做官又能怎么样呢？”于是节省缩减治家的费用，以经营生计为要，男女各自承担职责，并要求他们完成，积蓄于是达到数万。置办庄田二十二处，横跨徽州、池州、宁国三郡；把盈余拿出来赈济贫困，对借贷无力偿还的人，烧掉他们的借券。又修建祠堂，置办祭田。族兄成携妻子从萧江来到这里，公对他们照料得十分安适；成留下两个孤儿，公抚养他们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同。公的女婿郑得民娶了公的妹妹，患病而没有后嗣；至于母族的孙辈、妻族的侄辈，有的孱弱不能自立，公便为他们另置房屋，并分给田地住宅，使他们不至于无所依托。教育他的儿子明时，唯独严令他入郡学，又遍请名师勉励教导他。成县的圣贤像长期破旧，紫阳朱子祠也将要坍塌，公乐于捐助而将它们修新。徽州通往孔道的新岭、箬岭号称极其险峻，三溪藁口又正当水流冲击之处，行人苦于通行，公有时募工砌石修路，有时协力架桥，即使费用很重也不吝惜。道观佛寺有人来告知需要修复的，也捐钱资助。部下士卒中壮年而没有妻室的，公替他们娶妻，前后共娶了几百人。他又买下靠近城郭的土地作为义冢，供给那些死后暴露在外的人安葬；甚至施舍棺材以救急，制药救治疾病，救活冻饿的婴儿并访查其家，将他们送还。大概有愿意为他服役、跟随他姓氏的人；他接待寄居的官员和过往旅客，没有一天中断。对于有名望的士人尤其留意。刑部主事李泰被贬为卫所经历，客死外地，公置办棺材殓葬，送还他的遗体。山东歙县学生江左与明友去世而家贫，公答应把孙女嫁给江左的儿子，办理安排得十分周到。他对道义的笃厚，大多如此。公六十岁时，就向朝廷请奏，把职务授给明。此后安闲居处，自得其乐，不再过问家事。然而官府遇到疑难事务，必定来请他裁决，他往往切中事情的关键。乡人有长期争讼的，必定请求他评断，他向他们说明利害；有时替他们出钱偿还，使双方都停止争讼离去。他退居乡里大约二十年，其中有益于官府治理和乡里风教的事情，几乎无法全部说尽。成化甲辰年九月十八日，公在正寝去世。去世前一天，他穿戴整齐端坐，把子女全部召到面前，向他们交代大事，又告诫明说：“谨慎遵守礼法，积累阴德来振兴家声，我就没有遗憾了。”又把亲友一一召来告别，没有疾病便去世了，享年八十二岁。远近听到讣告，前来吊唁的将近三千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达生死、知晓天命，没有辱没自己的先人了吧？他的配偶宜人叶氏，是歙县处士贵的女儿，品德性情庄重严肃，与公做夫妻从不违背礼法。凡是公奉养老人、尊敬长辈，以及兴办家业、增加产业、周济贫困、抚恤孤儿等美好行为，大都先同宜人商议后才实行。宜人年老仍勤劳，富有而节俭，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尤其重要的是，公起初没有子嗣，便从良家子弟中纳取旁室来辅助自己，生了三个男孩；宜人后来也终于生了儿子，就是明。明也早年忧虑延续后代，他的妻子焦宜人承受婆婆的教诲，给旁室生了五个男孩。于氏的后代于是繁盛兴旺。宜人贞静娴淑而不嫉妒的德行，比古人也毫不逊色。其他事迹还可以由此推知。宜人于弘治辛亥年八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儿子四人：明，武略将军、新安卫千户；忠、瑄、泰，都是庶出。女儿五人：长女嫁给指挥应袭子刘勋；次女嫁给指挥高鉴；次女做高鉴的继室；次女嫁给指挥刘玘；一女尚未出嫁。孙子七人：玄应、玄惠、玄恩、玄志，是明的儿子；京，是忠的儿子；勤俭，是瑄的儿子；旸，是泰的儿子。孙女九人：长孙女嫁给指挥倪桂；次孙女嫁给指挥穆圻；次孙女嫁给儒士江孔皆；次孙女嫁给百户徐华；次孙女嫁给百户安镇；次孙女嫁给百户应袭子王玺；其余尚未出嫁。曾孙五人：祥、授、禧、〔字形不清〕、禄。曾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给百户王端，其余尚且年幼。明将于这一年十月三日，把公与宜人合葬在歙县西部九都清流山南。此前，他拿着致政侍郎康公永韶和歙学训导周成先生所写的两篇行状，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曾经在堂上拜见过公，知道他享有福寿自有原因；明又正因为文武才略而闻名，当时是我的朋友。刻下铭文流传后世，情谊使我不能推辞。铭文说：看那古代的丰县，那里有于氏一族；他们的光辉并不显赫，却流传美善、承受福祉。祖先和父亲，都从事军旅，积累军功，世代享有新安的俸禄。公的才能迅速显现，进而统领左翼，事业隆盛、声誉兴起，使戟门增添光彩。哪里只是能够做官，也使家业壮大，富有几乎比得上陶朱公和猗顿；恩惠施及近处〔原文此处字形有误〕。有一位贤淑的夫人，确实配得上这个家庭；内宅仪范足为众人瞻仰，她不嫉妒的德行，与公一同享有长寿和福禄。子孙众多，盛大的福分和奉养都完备。人生在世能有多久？清流山南早已屡次呈现吉祥征兆，公积累的德泽将长久施行。有儿子能够继承，越发光大他的事业，如同汉代的高门；愿公的神灵安妥百世，姓名也与之长存。善和程处士墓表。

译新安所称的巨姓，大概并不在于富贵，而在于有其人。我曾观察过，每个宗族中一定有一两个贤能而年长的人维持家规，前后相继而不缺，所以他们的宗族更加兴盛。像我同族的处士孔隆君，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君讳载兴，字孔隆，世代居住在祁门善和里。他生来敦厚端正、朴实正直，与普通孩子不同。稍长以后，跟随乡里的先生读书，通晓其中的大意，便思考怎样凭借大事来显明自己。君善于侍奉父母，又能够同哥哥孔昭并肩振兴家业，使宗族的资产日益充实；与世代产业的增加相比，不止增加了十分之九。后来父亲、哥哥以及母亲林氏相继去世，君孤身一人办理丧葬，事事不违背礼法，即使自负勇健的人见了也惭愧沮丧，说：“这个人真孝顺友爱啊！”君居住乡里时，辨明是非，绝不苟且迁就；对争强好胜的人以正直相待，对弱小者使其得到安定。县令、县丞每次巡视，都会考察他所处理的事情，感叹说：“官府也比不上他。”遇到荒年，君便根据官仓粮食的多少赈济百姓；对借贷无力偿还的，就免除债务；还收养救活被遗弃的孤儿，给他们田地和房屋，并替他们娶妻。乡里遭受虎患，人人惶恐不能自安，君率众修筑栅栏，果然捕获老虎，使乡里安定。南津苦于涉水已经很久，君募集石料和木材，在那里架桥，命名为“广济”。乡里北面的佛子岭道路险峻，水流又特别湍急，君也募资把道路铲平，搬运石头、架设桥梁，工程量加倍。程氏祠堂在报慈庵，创建于宋代，年代久远后倾斜坍塌，君首先倡议修新屋宇，并置办田地供祭祀使用。年过六十，他仍然仰慕父母不止，追摹画像，使他们看起来如同活着。君晚年才有儿子，竭力教育他们，所以都能有所成就；后来不再参与世事，得以安逸养老，自号“老樵”。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以为荣耀。君享年七十四岁，于成化戊子年五月一日去世，出生于洪武乙亥年闰九月二十六日。配偶汪氏，是处士添禄的女儿，家中礼法最为严肃，能够辅佐君，先于君十四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恕保，曾为儒学生，多次考试未中，于是放弃科举业，隐居奉养双亲，乡里人称道他；次子玄佑，也常以光大宗族为志。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城西方琳，九年后守寡，以节操孝行闻名；次女嫁给湖广桂阳县学训导方雷。孙子六人：敏吉、启教、鏊、考启、鏊都是儒学生，启教早逝。曾孙九人：谟、谐、许、咏、询、诏、諲、讷、谦。君的先祖与我同出于陈将军忠壮公之后。忠壮公传十四世到唐代检校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马使澐，曾经起兵抗拒黄巢。澐的长子检校户部尚书仲繁，分兵驻守浮梁。曾孙中奉大夫令洭，才开始分居善和。又过十世，到宋代武举状元鸣凤，程氏宗族更加显赫。鸣凤的堂兄光岳传四世到德坚，国初时以行枢密分院都事镇守景德镇，有功，就是君的曾祖。祖父仪、父亲景韶，都因德行善举而闻名。君在去世那年的十二月十日葬于本里方村大坞口，墓向丙方。汪氏葬在溪头观音堂后都事府君墓的左边，墓向午方；她与从弟教谕文之母同穴而葬，居于右侧。君去世至今已经二十四年，而恕保也六十多岁了。于是他亲自写好行状，赶到休宁，请求我为墓作表。恰逢我因病推辞撰文之事，他请求得更加坚决，又让启到馆舍中来拜候，务必要得到我的文章。唉！像处士这样建立的德行，从孝悌施行于家庭，扩大到宗族，再推广到整个乡里，即使古代贤哲也不过如此。假如他进一步出仕，在当时有所作为，那么难道只会成为一乡的贤士而已吗？然而有这样的儿子和孙子，能够承继他的事业，本来就会有在这里而不在别处的成就。难道这靠的是富有而丰厚、显贵而荣耀吗？于是我摘取他的行状大略写成墓表，使程氏的后人有所考察。李处士景瞻及其配偶方孺人墓志铭。

译义和孝都是人的重大节操，按理应当记载而不能湮没。像祁门李处士景瞻夫妇，大概可以说无愧于这样的称号吧？只是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处士的儿子彦夫曾跟随我游学，因此我得以听到其中的详细情况，依据他的行状，题写墓道为“义孝阡”，并为他们作铭。处士讳灿，字景瞻。他的上世出自唐代诸王的后裔，居住在饶州睦亲院，因广明年间的战乱迁到歙县，后来定居在祁门孚溪的新田。族人日益增多，传到第十世昭三，又分居到溪东五里处，便以当地为姓，称作李源，这个称呼沿用至今。曾祖父昌，生于元朝末年，不愿做官。祖父宗荣，名克家，以隐逸奉养哥哥宗厚，使哥哥能够专心求学。永乐年间任刑部主事；他自己也长于区分赋税，恭敬仁爱。听说乡里的父老朋友中有政绩贤能而年长的人，曾经以“务本”自署，便看出了他的志向。娶本县叶氏，生下处士，没有其他儿子，十分疼爱他。然而处士也敦厚坚定、早熟懂事，能够自我约束遵守礼法，跟随老师读书，立即涉猎大义；又用余力学习琴、弈、书法、绘画等玩好，却不沉溺其中。侍奉务本翁夫妇，在他们生前竭尽奉养，去世后竭尽哀痛。侍奉一位姐姐尤其深厚，抚养姐姐的外孙，使他从孤苦中成长成才。后来取得甲科，任刑曹官员，处士从未表现出得意自满的神色。壮年时曾经游历湖州、浙东后归来，自号“壶天居士”，足迹很少到城市去，唯独急于救济他人，总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去做，还常担心做得不够。县儒学的大成殿坍塌，他捐钱帮助修成。房屋毁坏而族人无力重建的，他出面承担。自景泰年间到现在四十多年，乡里贫困者借贷财物、佃户拖欠租税的，大多不要求偿还；有的甚至请人以住宅作抵押，他也烧掉借券。劝分诏令下达后，他立即大量发放粮食赈济饥民，以此带头劝勉各家大户。即使接受赐予冠服的荣耀、被称为义民，也不是他的志向。乡里举行乡射礼，必定以宾礼请他参加，但他也要看官府的命令如何，然后才出面。晚年，他带领族人修新始迁祖的祠堂；桥下工程劳费艰巨，替众人承担了一半，因为考虑到负粮者在险阻道路上的困苦。他开凿山岭道路，通达江西；疏通水道，连接江浙，百姓感受到的恩惠尤其广博。又将要创建先祖祠堂，举行先正之礼，以此告诫后人，却因病势危重不能完成。处士平日谦和恭敬，性情不喜欢饮酒，但宴请宾客时一定让大家尽兴。管理家庭从不厉声斥责，童仆有过失时，怜悯他们不明事理而予以宽释，只告诫他们不要再犯。然而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凡是应当做的事情，都果断实行而不顾虑，颇有古代义士的风范。方孺人出身休宁的旧家族，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协助处士侍奉公婆，极其孝顺谨慎，饮食必定亲自烹制进献。叶氏婆婆性情简约持重，难以侍奉；有时一天到晚心情不悦，孺人委曲承顺，务必等她恢复平常情绪后才退下。家中内务即使遇到疾病，她也强撑着起身办理完毕。公婆去世时，她攀棺号哭，悲痛超过礼制；当时的食物若不先用于祭祀，她便不肯入口，奉行祭祀之事诚敬专一，如同公婆仍在世。房屋被毁时，她急忙登楼奉下公婆的两幅遗像；当时火势正旺，她刚下楼，楼门便被烧着。有人惊讶并责怪她，孺人说：“其他东西还可以重新得到，这两幅画像一旦丢失，还能重新画出来吗？”全族都称赞她为“孝妇”。孺人的母家衰落，有个外甥年壮而未娶，孺人替他置办婚室，于是使他有了后代。孺人性情朴实，不懂世俗机巧，多次受人欺骗。女仆即使察觉，她也从不斥责、断绝关系，只告诫她们改正过错而已。家人受到感化激励，大多变得驯服谨慎。处士之所以勤勉修身、善于治家，使内外行为没有差错，实在是夫妻相互扶助，共同成就了这些大德；归根到底，就是义和孝罢了。处士和孺人都用心教育儿子：长子季授掌管家务，次子学习儒业，并厚给他的师友资费，勉励他成才。将来能够扩大家业、为父母增光的人，值得期待。处士卒于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八岁。孺人卒于壬子正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九岁。儿子三人：长子济，次子泛（字彦夫），次子溥。女儿二人：长女嫁给仙溪许大用，次女嫁给本里吴诏。孙子二人：长孙桐，次孙棣。孙女四人，都还年幼。众子于壬子二月一日将处士和孺人合葬在浮溪原上。送葬者有一千多人。铭文说：啊，丈夫有义，妻子有孝；美德在于自身，行为不违背法度，于是两种美德汇聚一身。李氏是源远流长的硕大宗族，善始而有美好的结局。浮溪之原承载着他们的坟墓，他们不愧为乡里之人，也不违背闺门之道。看着这篇刻文，不要使他们的根本有所倾覆。义与孝如此，后人一定昌盛；迅速发扬你们的祥瑞，用来彰明你们的藏墓。程君用坚墓志铭

译率口程氏中的俊彦名叫用坚，君的讳是鼐。他的先祖出自陈将军忠壮公，先从歙县篁墩迁到休宁新屯，又迁到兖山；到讳敦临时才定居率口，传到第六世相卿，就是君的高祖。曾祖思德，永乐年间因才能被荐举将要做官，却辞职归来，建造绿绕堂来安度晚年。祖父文成更加自我砥砺，曾经修缮先世的环山楼。父亲嘉和又创建率溪书院来安置求学者，大概他们三代都有建堂立业的功劳，乡人都惊叹称异。嘉和娶云源王氏，生下君，没有其他儿子，确实特别疼爱他。君性情谨慎淳厚，出外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每天进益于善，不以自己夸耀而烦劳父母。成婚以后，便接受父亲的命令，综理家事：凡是礼待宾客、接待姻亲、管理佃户佣人、计算钱粮、应付公家事务，都有条理而不违背常规；见到他的人，谁也料想不到他只是个少年。率口程氏日益壮大繁盛，君辅助父亲修葺忠壮公的行祠，续修程氏族谱，搜集编纂先世遗文为《闻见录》收藏；又率领自己的儿子修复宋元以来被侵占的祖坟，倡议恢复柏山寺先祠，并且在众人中出资最多。两位母亲去世后，他悲伤得病，几乎无法救治，后来才恢复。父亲的侧室刘氏生了一个儿子，把他托付给君，君和妻子抚养他成人；后来伯父清和去世，君仍把财产平均分给他，以资助他。君侍奉一个姐姐，嫁出两个妹妹，全都尽到了礼数。中年丧偶，留下许多孤儿；即使有了继室，他仍常常忧惧，不能亲自抚养，也连他们细微的衣食需要都周全备至。孩子们长大后，他多让他们学习儒业，常常勉励他们勤学励行，以此作为先人的荣耀。君平素简朴庄重，厌恶浮华奢靡，见到争竞的人，必定用正直的话斥责他。有人遇到急难，他就按照自己的力量救济；遇到难以筹办的事情，有时亲自承担而不躲避。因此全乡正把他看作可以依靠的人，他却因一场疾病不起。那是弘治庚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君去世时没有留下别的话，只遗憾来不及终身奉养父母。临终前数日，家人请他交代后事，他徐徐说道：“事情交给文杰。”文杰就是君的长子。君生于正统戊午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三岁。娶坑口孙氏，是处士义全的女儿，性情敦厚贤淑，侍奉公婆能使他们欢喜。君极其勤劳节俭，终于成就家业；孙氏卒于成化己丑八月十二日，享年三十三岁。儿子六人，名叫文■〈术上灬下〉、武■〈术上灬下〉、德■〈术上灬下〉、曾■〈术上灬下〉、林■〈术上灬下〉、复■〈术上灬下〉；曾■〈术上灬下〉改名曾，为儒学生；林■〈术上灬下〉是君的继室高氏所生。桥孙很早去世，复■〈术上灬下〉是侧室安氏所生。孙子七人，名叫从起、从大、从道、从亨、从远、从先、从进；孙女三人，名叫璇、琼、瑞，都还年幼。文■〈术上灬下〉等将于癸丑正月七日把君合葬在本里的下唐原，墓向负申面寅。下葬前，他们拿墓志行状来请求我撰写铭文。我和君同出篁墩，是族中兄弟，曾经到率口拜访君，有幸在堂上拜见嘉和处士。后来我退下来，和族人在率溪书院讲论道理，君又特意派曾来跟我学习。哪里料到他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唉，悲痛啊！这篇铭文怎能推辞？铭文说：啊，令人赞叹！这位贤人，是率溪的秀杰。为什么不能长寿？本来可以发扬所承受的美德。他还有奉养父母的愿望没有完成，却有儿子能够成就事业。还有什么遗憾呢？只在于后嗣的兴盛。汪君本亨墓志铭 弘治己酉九月四日，汪君本亨年满六十岁，乡里人一群群前去为他祝寿，请求我作颂文的人接连不断。我因此私下感叹说：“汪君是什么样的人，竟能得到这样的庆贺呢？”壬子七月十二日，汪君去世，乡里人又一群群前去哭吊，说：“唉，为什么这样的人竟不得善终呢！”于是他的弟弟泰常等把君安葬在居所左边的垣石濆山，让他的儿子元俊来请求墓志铭。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君，但从乡里的评论中了解他已经很久，于是为他作序并撰铭。序说：君讳泰护，字本亨，世代居住在歙县稠墅。曾祖国征、祖父士美、父亲文厚，都以品行义举闻名。君生得魁梧洒脱，没有猥琐污浊的样子。跟从老师读书，却不喜欢拘泥章句，志在光大宗族。他精于谋划，每次出游江湖之间，必定大有收获而归，因此家产日益丰厚，终于在乡里成为富强之家。君幼年丧母江孺人，竭尽全力侍奉父亲，饮食奉养务必使父亲安适满意才罢休。父亲去世后，他更加请教士大夫，依据古礼指导丧葬。他和同宗的六位兄弟相处，极其友爱；推及宗族姻亲，也都敦厚和睦，没有相互乖违的。君虽然富有却爱好礼法，以义自守，生活淡泊；遇到贫困孤独的人便接济他们，常常担心来不及借钱给人而使其无法偿还，所以很多时候不责求他们还报。乡里的东路连接着汪金岭，路面崎岖，行走的人很困难，君便召集工匠砍凿石头加以平整，费用非常巨大。神佛居所中有坍塌毁坏的，也一定借助君的力量修复。辛亥年发生大灾荒，君捐出金钱帮助官府赈济饥民，因此得到赐予冠带的荣誉。后来又有诏令劝富户分财赈济，多数人设法隐匿财产，君在病中慨然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忍心只顾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使我们的百姓困苦？”于是嘱托亲近的人辅佐他的幼子，出面向官府输送粟米六百石，官府依照诏令旌表他家。济南太守李慎公十分赞许，亲自大书“尚义”二字悬挂在他家门上。当初君壮年尚无子，了解他的人说：“汪本亨是善人，一定会有后代。”后来果然如此。君的妻子是棠樾鲍氏，非常贤德，却不能与君白头偕老，生一女，嫁给琶塘胡某后去世。侧室生一子，名元传，已经聘定芝黄程氏之女。汪氏是徽郡的世家，都以唐越国公为祖先，又世代与程氏通婚，稠墅汪氏在歙县最为兴盛。至于宋代提刑公汪起，进士出身，成为著名的法从之臣，宗族更加闻名。大约三百年来，处士凭借持久刚健的精神振兴家族，以仁惠和睦勉励自己的品行，卓然成为一时人物，与显贵者并列。现在铭文最终告成，正是合宜的。何况我曾听闻他的遗风，又为他生前的德行作颂呢！铭文说：他的声望可比越国公，乡里在稠墅；有一位贤善之人，名叫本亨。积累的德行极其深厚，后代必定兴盛。安居于这座幽暗的墓堂中，作为百代的凭证。前奉训大夫、郑州知州洪公墓志铭。

译公讳宽，字有约，姓洪，世代居住在徽州歙县永阳里。他的先祖是龙图阁学士、赠少师洪中孚，宋代显达，族人众多繁盛，人们便以其居地称为洪坑。公的曾大父楚善，祖父宗显，父亲怀佺，母亲江氏。他父亲德行善事的详细情况，都见于公所编的《洪氏世谱》。公九岁时就被选补为府学生，学习《戴记》，性情淳厚诚实，深沉聪颖，不随便说笑，人们都器重他。景泰庚午年考取应天府乡试，屡次参加礼部考试而未中乙榜，完成太学学业后，于成化丙戌年进入吏部铨选，授任湖广桂阳知州。桂阳州正处在狪獠破坏劫掠之后，公创设驿站和烽堠，修建市区，禁止侵凌暴虐，劝导富户分财并备办荒年粮食，百姓逐渐恢复生产。桂阳是古代府治，另有县城附着在府城外郭，明朝初年把州治改作县，把府治改作仓库，百姓很不方便。公向朝廷进言，请求恢复州治，筹划安排，不到几个月便告完成，而且没有扰民。正要迎接父亲来奉养，居住一年后因父亲去世服丧归家。辛卯年服丧期满，改任河南郑州。当时正在汝宁创建藩府，在里阳山疏浚漕河，在开封建立会府，征发民夫一千六百多人，使者往来纷纷。公诚恳地说郑州地狭民困，请求免除一半。癸巳年发生大灾荒，公上奏请求免除三成租税，又请求发放陈麦一万石，与官粮一同赈济，希望能够救助危急。巡抚都御史、武进人杨公非常赞许，把这件事下达到各府，百姓因此得到保全活命的很多。贾鲁泾和白娄河每年都使百姓受害，公修筑堤坝加以防护，灾患于是停止。州城损坏而无人修治，公督促修缮完成，使其更加坚固。汜水的古崤关，议论者想要废除。公说：“崤关就是虎牢，是古代的险要关塞。太平时固然没有什么需要防守的，但如果突然遇到饥荒，盗贼出没而发生意外，谁来抵御他们呢？”所以我认为不废除为好，最终保留了崤关。公治理郑州很久，百姓感戴而且服从他的恩威，没有人敢犯法；邻境陕、汝等州不能裁决的诉讼，也来请他处理。政绩成就、恩德下及百姓后，便全面更新州学，刻印许文正公的《大学要略》等书，用来教导诸生。又修建郑州大夫子产的庙，以此教化乡人。州民李庆家养蚕结出巨大的蚕茧，制成的衣服连衣襟和衣袖都齐备；民间的马驹牛犊多有一胎双生，人们认为这是德政的应验。巡抚都御史、江浦人张公请求旌表这一奇异现象。山右人原公请求任命公为郧阳知府，任命尚未下达，公却因病解职归乡。公晚年更加端居自守，不进入城府，把曾祖以下十六支宗族聚集在一门之内居住，内外都有规约，按时设宴，救济贫困有等级。乡里人有事情，也相互前来向他请教。成化丁未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妻子汪氏先于公六年去世。儿子四人：长子达，能够治家，不做官；次子迪，任礼部司务；次子远，成化戊戌年中进士，历任莆田、浚江、河三县知县，政声显著，如今奉召任监察御史；次子通，为府学生。女儿一人，嫁给汪钰。孙子八人：长孙儒，其次伟、休、伊、俸、伶、价、佶。孙女三人。达等于弘治戊申正月十一日把公安葬在清泰里河塘上凤凰山的南面，将汪氏附葬，并拿行状来请我把文字写在墓上的石碑上。我回忆天顺年间，才开始和公交游，曾一同拜见礼部前尚书、少保襄毅公；襄毅公极其赏识他的才能，期待他有远大的成就。公所到之处都有治理功绩，成为闻名人物，也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学业。何况他的官位达到大夫，又有贤能的子孙，应该详细书写他的仕宦功业和德行履历，使其流传无穷；那么把行状所述择要写出并作铭文，除了我还有谁呢？铭文说：这位大夫公的祖先出自洪坑，他从儒学科举中奋起，成为当时的英才。一次治理楚地，再次治理郑州。处理繁杂事务有才能，施惠百姓有政绩。像凌风的健鹰，正要高高飞翔；谁能阻止他的前程？他却归来故乡。有显赫的后代兴起，这是世代德行的验证。振兴荣华，履行通达之道，公还有什么遗憾？凤凰山的南面，是公的安葬之所。记述行迹，刻下铭文，成为百世的光辉。太孺人黄氏墓志铭

译太孺人讳回，字回卿，姓黄，世代居住在越地山阴西庄村。她是故赠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直庵祁公、讳福的妻子，也是今中顺大夫、徽州知府司员的母亲。太孺人生来具有美好的资质，她的父亲栖云处士庚慎认为她应当出嫁；直庵的父亲云林隐君祁纪也慎重选择儿媳，于是送来聘礼。太孺人嫁入祁家以后，举止一定遵循礼法，早晚侍奉公婆起居，勤谨小心，从不懈怠；和妯娌、侍童、婢女相处，庄重和谐而得体。至于主持祭祀、掌管饮食、和睦邻里、宴请宾客以及往来庆贺吊丧的礼节，全都有固定的尺度。她侍奉直庵，无论事情大小，都必定以古代贤人的道理相互规劝。因此直庵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出仕任福建龙溪教谕，升任蜀地重庆教授。太孺人辅佐他勤苦操劳，近二十年间，凡是学生中有才能、能够成就事业的，贫穷而孤独、需要帮助的，多数受到太孺人的慈爱温暖，而由直庵实行。两处学校的学生侍奉她如同侍奉亲生母亲，常常害怕她离去。直庵在蜀地时，子女大多已经长大，太孺人请让长子司方管理家务，让次子司员做儒学生，又替直庵纳汤氏为侧室，说：“我要回去帮助我的儿子。”不久，司员乡试中举，随后考中成化戊戌年进士。直庵因此得以致仕，和太孺人一同享受俸禄供养七八年。司员从唐山县令任上被征召为御史，正遇到直庵去世；服丧期满入御史台任职三年后，得到恩典，朝廷以他的官职追赠直庵，太孺人如今也因此受封。司员曾奉命巡视关中一次，又巡视岭右一次，积累了贤能勤劳的政绩，升任畿郡太守，得以顺路到山阴探望太孺人。太孺人教诲儿子，一概以忠诚廉洁为准，言语不涉及其他方面。可是到任还不到一年，讣告便传来，那是弘治丙辰年冬十一月九日。太孺人生于永乐丙申年夏五月十七日，享年八十一岁。儿子六人：司方、司员、司平、司直、太孺人生司温、司和；汤氏所生一人。女儿二人：兆嫁给兴浦孙纪，春已聘给张溇吴氏的孙子。孙子十二人：鈭、鉴、鏊、蓥、钧、鎏、锺、铭、铨、锦、钢、钦、鏸。（原文此处名数与列举存在疑误。）孙女九人：淑涓嫁给管墅赵某，淑沅嫁给会稽梁棚秦佐，淑渶嫁给前梅周礽，其余都尚未出嫁。不过司方、司和以及春、鈭、蓥、鎏、锺都早逝。在此以前，郡守公曾到休宁南山拜访我，听说太孺人年高而仍然健在，私下认为偏僻之地的百姓能够蒙受她的福泽，使积累的困苦得到缓解，实在是幸运；谁料到她竟突然离世呢！于是司员来信，把撰铭之事托付给我，说：“将要回去选择日期，把太孺人与直庵合葬。”地点在直庵梅里山的墓地。我自己正抱病守庐，已经很久谢绝撰文之事，但敬重司员用情深厚，超过一般人，于是拾取王侍御经所写的行状，作成铭文。铭文说：她天性专一纯正，行为美善而有止境；居家或归于墓所，都卓然成为女子中的贤者。有年高而明达的农人，有贤能而奋发有为的儿子；辅佐他的事业，教诲他的子孙，确实是女子中的宗师。玉瓒盛着黄流之酒，这是善有善报的道理；皇帝施恩加封，上天赐予长寿。梅峰高耸，松树茂密于墓道；把铭辞刻在坚贞的美石上，作为百世流传的凭证。《篁墩文集》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四十六 （明）程敏政撰 ○碑、志、表 这是为已故李公撰写的墓表。李公生前曾任奉政大夫、常徳府同知，后来致仕。

译徽州知府李君听说父亲常德公去世，当天就解除官职，设位守丧。我前去吊唁，他号哭悲恸，请求我说：“我的父亲明年就满八十岁了，本来计划入朝觐见礼成后，取道东归，和我们兄弟六人登堂祝寿，稍稍满足奉养父亲、珍惜时日的私愿。不幸遭遇这场大变故，将要回去选择新的墓地，以筹办安葬之事。只是墓上的石碑，是用来装饰死者、彰显久远的，冒昧以此劳烦您。”我坚决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退下来后考察他的事状，按次序写道：公讳泰，字景和，济南新城人。他的上世凭借财产成为县中富户，遇到乱世而衰败。到了公的曾大父善，才凭孤苦之身重新立足，恢复家业。祖父彦实、父亲从亮，都淳厚谨慎地继承家业，扩充先人的产业，使家族更加兴盛。彦实因公显贵，获赠文林郎、龙阳知县，又加赠奉政大夫、常德府同知。祖母郭氏，屡次获赠宜人。公兄弟共四人，但父母唯独特别疼爱公，说：“振兴我家的人，一定是小儿子。”公稍稍长大，便被送去补为县学生，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主管学校的人总期待他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但公屡次遭遇奇异的阻碍而不能中选，后来进入太学，品行更加奋发，不愿做拘泥于科举章句的学问，自号敬轩来表明志向。景泰丙子年，公于是进入吏部铨选，朝廷授任保定庆都知县。在任还不到一年，政务便有了头绪，却遭逢母丧。百姓到上级官府请求挽留他，没有成功。天顺庚辰年，服丧期满，调任湖广常德龙阳知县。正逢连年干旱荒歉，百姓发生大瘟疫，公完全削减自己的供养，祈祷后便下了雨；又劝导远近富户分财赈济，得到钱粮便按人口发放，购买药物使病人痊愈，保全救活的有数万人。又置办耕牛农具和种子，赎回百姓卖掉的子女、田地和房屋；为壮年置办妻室，为死者准备棺材，抚慰安置并招徕流民，境内安定。百姓为此作歌说：“李父母官来得多么早晚啊，来了就不让我们的百姓挨饿。”他得到百姓拥护就是这样。县中有一座大堤，百姓有一半住在堤下，遇到江水上涨，公督促百姓修缮守护，形势将要决口时，他仰天祷告说：“宁可杀了县令，也不能淹死我的百姓。”话刚说完，水势就退了。县里应当征取巨杉三百株，公不忍心坐视不管，亲自走遍山中，遇到中等材质的便买下，数量足够却被险阻挡住；他又祈祷而得到降雨，木材便顺着山涧漂流出来。辰州贵溪的夷兵跟随王师征讨广西，凶悍得无法控制，上司发檄文命令沿途百姓迁避四十里。公叹息说：“何至于此呢？”便阻止百姓逃避，只是多供应他们的粮饷，又分别督促人员巡视并晓谕法令；夷兵经过，始终不敢放肆。巡按御史多次上奏称赞公的才能，朝廷赐敕旌表他的奇异政绩，升任常德府同知。数千百姓拦在道路上悲哭，连衣服鞋子都被挤裂了。公逐一安抚他们说：“我将要给你们增加恩惠，所以才要离开。”常德府的学校长期弊坏，公在心里说道：“这不是施行政教的根本所在。”于是重新规划整顿。丁祭那天，井水忽然干涸，举行祈祷后泉水涌出，郡人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蕲黄地区清查军籍的事情没有办成，巡抚都御史委托公办理。公在众人中察看出几个人神色言辞异常，便把他们拘押到别处；不久，果然有人揭发他们的奸情，人们惊叹他如同神明。由此众人争相自首，查出长期逃避服役的有三千多人。不久公代理长沙府事，政务清明、百姓信服，一如在常德。湖南发生军事行动，公督率数千民兵进入辰州、沅州帮助官军，又调拨数万公款到武冈购买军粮，都有成绩而归。每年铸钱时，钱币质量低劣，两司官员往往因此获罪降职；这件事轮到公负责，公把标准价格降低三分之一，铸成的钱币没有一枚不合规格。巡按御史又把此事上奏朝廷，朝廷赐诰书旌表其奇异政绩。将要获得升任郡守的提拔时，公却浩然生出离职的志向。公孝顺友爱、恭敬节俭，出于天性；严格约束自己，初次做官那天就召集几个儿子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做官了便可以放纵自己，到庭前发誓表明自己的志向。” 长子请求学习医术，次子请求学习儒业，幼子请求按照次兄的志向行事，公这才释然。请求学习儒业的，就是今天的太守君。公居家十八年，起居、衣服、饮食都和普通平民没有不同；乡里人相互告诫，以做不义之事为耻。县令按礼法前来向他请教政务，尊他为老师。公最终于弘治壬子四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病重时，命人写下遗言，告诫仲子说：“始终廉洁谨慎，为国家、为百姓。”告诫众子说：“勤劳节俭，刻苦求学，不要败坏先人的产业。”话语没有涉及私事。妻子黄氏，赠封宜人；继室罗氏，封为宜人。二人都贤明，辅佐公治理家事，姻亲族党都称赞她们。儿子六人：长子延年，为义官，以医术著名；次子延寿，成化己丑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因秉持正道而外调，后来起任徽州知府；次子延龄，太学生，三人都是黄氏所生；次子延福、延祺，都为儒学生；次子延禄，延祺为罗氏所生；延福、延禄都是侧室田氏所生。女儿三人：长女早逝；次女嫁士人贺春；次女嫁儒学生陈谦。孙子八人：长孙璋，其次琇、瑁、琮、璜、珩、璇、瓛。孙女六人。唉！我曾经忝任史官。观察公所建立的功业，像他在龙阳、常德的政绩，与古代奉行善政的贤臣相比，难道会逊色很多吗？何况他的贤子继承了他的学业，声名更加显著；效法他的政绩，恩惠更加广大。这些继承公的事业、卓然成为一时所望的人，前程大概还远未完结。这样看来，像漏泉一样流传的恩泽，像汗青一样记录的功业，以及大笔特书的荣誉，应当不久就会显现。公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遗憾呢？因此作此墓表。翠环处士胡君墓志铭

译新安旧有风俗，能够承受前代正直贤者的遗风，所以喜欢礼法、崇尚俭约，不羡慕豪奢侈靡的习惯，这在四方都被认为难得。几十年来，这种风俗渐渐消散，尤其是在亲人去世时装饰殡葬仪式、崇尚佛事，僭越礼制、铺张过度，所费钱财不可计算；对于死者随身衣物和棺木却很简略，而记述德行、颂述品行、彰显久远流传后世的文章反而没有。偶尔有这样的文字，也只是拿来供人观看听闻，并非真正出于感情。歙县胡氏之子宗介，他的朋友王宗植拿行状来请求我撰写他父亲处士墓上的铭文。行状言辞核实，情意勤恳，比同辈高出很远。正好我因病推辞写作之事，但感伤今日、追念往昔，义理上不能推辞。处士讳虎，字士仪，世代居住在歙县琶塘。曾祖先远，元朝末年曾经起兵捍卫乡里、抵御盗贼，使乡人安定；他的妻子是师山先生郑公的妹妹。祖父伯恭，国初被荐举却不肯出仕，在翠屏山下吟咏长啸，学者称为翠屏先生。父亲彦美，也是有名的士人。祖母许氏，母亲吴氏和继母郑氏，都是乡里的旧家。处士从小敦厚聪敏，像成年人一样；居家时努力学习，出外承担家事，务必取得双亲的心意才肯罢休。彦美君曾经修订族谱、收拢族人，处士辅助他办理，不因族人关系疏远、家境丰歉而区别对待。为双亲服丧时，悲哀过度，又营造墓穴、安妥灵柩，一定遵循礼法。乡里琶川原上的陂塘原来被泥土堵塞，处士估计如果等官府征调劳役，百姓会更加困苦，便谋划办法劝导乡人，亲自踏查田地并出资，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完成，所带来的利益非常广泛。他以义理恢复乡社的祠堂，使其便于祈祷酬神，并完全废除淫祀佛道之事。乡里贫穷患病而无处求助的人，他都救济；看到有才干品行端正的人，必定倡议延请他们做乡塾老师。晚年修筑房屋，端居其中，任由庭院里的草生长而不铲除，取“晚山相对”之意，自号翠环居士。士大夫之间也因此称他为翠环居士。又选择乡北大白山麓作为生前营造的墓地，弘治丁未正月五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病重前两天，召集诸子交代后事，神色精神没有紊乱。妻子方氏，是棠源人楚华的女儿，严正有礼，族人亲友都认为她贤德。儿子四人，长子就是宗介，次子名，次子益，次子满。孙子六人。于壬子某月某日安葬。处士承继世代德行而不矫饰，他所禀赋的性情平和通达，有话总是直说；虽然没有官位职守，但在乡里行事，大多是敦厚长者所做的事。闺门之内和睦而不喧哗；然而对于义理上不可做的事，从来不曾迎合时俗去做。居家奉养自身，一概以廉洁节俭为准；除非举行祭祀、接待贵宾，否则衣服不重穿，饮食不重样。诸子奉行他的教训，行为大都没有改变，也可以说是履行正道、守持正直的君子了。唉，假使一个乡里能有一两个像胡处士这样的人作为表率，那么哪里会有不能使淳朴的风俗恢复、回到先世旧貌的呢？可是如今已经不可能了！难道不可以把这些刻在铭文上吗？铭文说：谁使自己的光明蒙羞，却不谨慎守护它呢？谁窥伺时俗，却不肯迎合它呢？有人继承并振兴完整的家业啊，有人使家族昌盛、恩泽更加深厚啊。溪东孙处士及其配偶吴孺人墓志铭

译溪东孙处士彦正去世三十二年后，他的妻子吴孺人才去世。她的儿子玄璋将于弘治壬子年冬十月二十四日把二人合葬在白云楼祖先墓地。下葬前，他拿已故汊口程隐氏和现任藏溪汪琳氏所写的两份行状来请求我，用来彰明墓中的先人。我一向与玄璋友善，而程隐、汪琳的行状也核实可信，于是作序并撰铭。序说：处士讳存德，字彦正，世代居住在徽州休宁。曾大父希佺、祖父宗惠、父亲士阳，都以德行品操在乡里享有声望。母亲是隆阜戴氏，生有三个儿子：英德、京德和处士，处士排行最小。士阳的父亲去世时，士阳还不到四十岁，堂上还有母亲，而英德、京德也早早去世。处士能够凭孤儿的身份兴建家业，孝敬侍奉两代长辈，没有违背他们的心愿。闲暇时就延请老师讲学，弹琴读书，不与世俗同流，以“三省”命名自己的书斋。他志意恳切，学业有成，比起父亲士阳在世时，日日不曾衰减，反而更加兴盛。处士仪表严整，重信用诺言，敦厚践行仁义。正统年间，郡里举荐名家子弟到京师，处士应当出行，便急忙赶到行在上奏，说母亲年老无人侍奉，凭此获准释放归家。归来后更加专心行善，曾遇灾荒，帮助他的伯父用规，发放粮食四百硕赈济饥民；又由他承担其中的责任，因此用规得以依照法令获得赐冠服的荣誉。处士从此以后对贫困者也一定尽自己的力量，每年救济他们；有的欠下粮食债务而无力偿还，他就烧掉债券。英德去世后留下一个孤女，处士把她当作女儿抚养，到了成年，为她选择嫁给剡溪吴士元；溪东孔道行渡口没有歇脚亭，他便建造亭子，以帮助困乏炎热中的行人。族中有孤弱而被横暴压迫的人，他必定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立足。至于扩建祖先的基业、表彰先人的坟墓，他尤其尽心尽责，从不以此自我推脱。乡里的前辈尚书杨公、侍郎吴公、都宪程公，都极力称赞他的为人，并与他结交。吴孺人是本县临溪叔祥君的女儿，辅佐处士很有礼法，尤其善于以勤劳节俭持家；孝敬、慈爱、贤淑，也和处士相当。她谨慎侍奉守寡的嫂嫂，晚年失去壮年儿子，却替处士置办侧室仰氏、汪氏，如同妯娌一般相处，后来相继生子，她亲自教育抚养他们成人，但处士来不及见到。孺人年纪越高，主持家务越能使家风振作；以至于柔弱者仰慕她，强暴者被她驯服，当时显赫的宗族都自认为不如她。处士生于永乐壬辰九月十一日，卒于天顺辛巳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岁。孺人生于永乐癸巳五月十八日，卒于弘治壬子四月十四日，享年八十岁。儿子三人：长子世美早逝，次子就是玄璋，如今主管区里的赋税；次子玄玘。女儿四人：长女嫁歙县邵村张祯，次女嫁同里率东程昂，次女嫁歙县溪南吴道荣，次女嫁戴岩人，是大母一族的亲属。孙子二人：长孙实，次孙寯。孙女四人，都还未出嫁。曾孙女一人，尚且年幼。我考察郡志，认为新安地处偏远而风俗淳厚，所以前代显赫家族多因避难来到这里居住，后代相承，守护祖先祠墓，奉行先人训诫而不衰，这大概并不是虚妄之言。孙氏族谱认为他们是江东诸公子的后代，到唐代有金吾公孙万登，才开始居住在休宁黎阳；传七代到大公，迁到坑口；又传五代到子厚，迁到草市；到讳宏父时，在宋朝末年来到溪东居住，生安卿，就是希佺的父亲。吴氏族谱认为他们是汉代番君的后代，到唐代有侍御公吴少微，以及他的儿子中舍君吴巩，都以文章闻名；吴巩传七代到吴琇，宋代任休宁县令，生五个儿子，分居本县临溪各处，这就是叔祥的出身。至于处士、孺人的贤德，以及玄璋兄弟能够继承父母的品行，按道理都应当记载；我又特别推重他们的先世，是为了勉励后代，使他们谋求不辱没祖先。铭文说：有一位光明卓异的士人，美善的品行在自身；确实孝顺而友爱，事业充实、声誉隆盛。贤德的妻子辅佐他，没有懒惰，也没有嫉妒；儿子能够承继，这正是其中的缘故。肥美高阜的原野，是白云楼所在之乡；预先选择墓地在它旁边，使两块美玉一同埋藏。大江向东奔驰，番水向西流注；后人瞻仰这里并心怀敬意，后代的福泽由此更加丰厚。休宁儒学生程公昭墓志铭

译我在各房族中子弟里，特别认为公昭有才，而公昭把我当作叔父侍奉，也很谨慎。我北上后的第二年，忽然收到公昭的讣告，为此扼腕不快了好几天。又过了七年，我南归经过率溪书院，他的儿子法拿遗像给我看，画中公昭宛然如生，我几乎不忍观看。法哭着说：“坟上的石碑还没有铭文，冒昧拜请您撰写。”正好我患病不能执笔，事情拖了很久。公昭的族弟曾跟随我学习，多次提起此事，于是我作序并撰铭。序说：率溪程氏各支与我同出陈将军忠壮公。传到公昭，已经是第三十五世。公昭面容清瘦，性情耿介，幼年时就铮铮然像成年人，长辈们很惊异，说：“将来振兴我们宗族、光彩显赫的人，难道会是这个孩子吗？”因此给他取名耀，字公昭。公昭在家塾读书，每天从经传中得到启发，不必强求背诵，而讲解阐发，都合乎义理。稍稍长大后，乡里的少年大多拜他为师。他的舅父汪世行令君对他的父亲镐说：“耀诚实可靠，不能让他止步于此，应当勉励他成才。”恰好世行前往醴陵任县令，便带他同住，因此他的学问更加深邃，处理事情更加精审。归来后被选为儒学生。不久，同舍的学生大多自认不如他的学业精专。遇到事情可以不实行时，也依靠他的判断来作决定。娄侍御克让在南畿休宁主持学政，也选拔公昭参加秋试，但他没有考中。汪令君改任新昌，公昭又跟随他前往。令君常常喜欢向老儒询问政务得失，于是公昭得以拜见太史张廷祥、状元彭敷五，两人也都器重公昭，说：“是个好士人。”公昭见识卓越，做事不苟且，尤其笃实行义。他侍奉父母，能尽奉养之道；志向和哥哥炫、弟弟焰都不失法度。父亲去世时极为悲哀，屏除佛教仪式，不采用浮屠之法。祖坟被歙江氏夺占，他毅然与哥哥合力向官府诉讼，直到得到公正处理才罢休。我曾经召集远近族人编纂统宗谱，公昭也参加其中。凡是考察订正错误，他的意见大多先与我相合。在新昌时，他又辅佐汪令君编纂县志，搜集材料、编次整理，也井然可观。后来终于因长期思虑、刻苦学习而得了虚弱的疾病，不能起身。公昭的曾大父敏、祖父玩以及父亲三代，在乡里都有声名。母亲汪氏，是汪令君的姐姐。公昭生于正统戊辰四月六日，卒于成化乙巳闰四月十三日，享年三十八岁。娶本里的吴氏，儿子三人：长子法，次子仪，次子湜。湜没有子嗣。女儿二人：长女静，嫁给乡人吴迁；次女止，还年幼。法等于弘治辛亥十一月二十四日把公昭安葬在所居西园，墓向负乙面辛。到此时公昭去世已经历经八个寒暑了。悲痛啊！铭文说：九仞高的工程将要完成，却忽然告知已经坍塌；千里之行正乘风疾驰，却突然跌倒停步。唉，这样的人，难道正好命运就是如此吗？为什么竟安葬在这里！处士李公墓志铭 高邑李公治理徽州时，常常因为父亲处士年事已高，不能迎来奉养而感到歉疚，士大夫中有人作《公余爱日诗》来安慰他。不久将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计划取道回乡探望父亲，但部使者以郡中事务委托李君，使他留下而未能放行。前礼部尚书襄毅公的夫人去世，又下檄令他督办葬事。弘治丙辰年春正月，终于收到处士的讣告，李君号哭了好几天，命他的儿子来到休宁，请求我说：“我李珍幼年时受到襄毅公的知遇，而且这次在这里办理恤典之事，尚未完工就要离去，心中还有遗憾。只是我们结交于门下的情谊已经很久，冒昧把墓志铭托付给您。”我打开书信叹息说：“唉！君的用情和我一样，怎么可以推辞呢？”我依据他自己所写的行状考察如下：李氏世代居住在真定高邑。曾大父德甫，祖父安国，起初曾有仕宦名籍，后来因获罪被谪戍辽东广宁，于是在左屯安家。父亲荣娶梁氏，生处士，大约是永乐戊子年九月二十五日。处士讳鉴，字克明，性情淳朴，孝顺友爱；虽身处军伍之间，幼年便失去父亲，却守礼谦让，喜爱儒雅，不失旧日仕宦家庭的规矩。当时正值家道艰难之后，有人邀请他做商人，到四方经商来增加财产，处士谢绝说：“经商务求华饰，务农务求实际；我宁愿甘守田亩，以给后代留下安定。” 于是他竭尽全力耕田奉养母亲，母亲在世时尽力供养，去世后竭尽哀痛；又抚养弟弟铭，为他娶了妻子节绪。家用中浮泛的开支逐渐宽裕，四时祭祀和宴饮都有定规；对于周济贫困、救助急难之事，也总是随自己的能力所及而毫不吝惜，乡里邻居一致称赞他。处士见珍资质非凡，常对人说：“这个人将来一定能振兴我家。”便让他跟从老师求学，终于学有所成。边地官吏对此赞叹，认为处士贤能。处士去世于弘治乙卯年十一月九日，享年八十八岁。娶侯氏，品德贤淑，五十九岁时先于处士去世。续娶俞氏，也能辅佐丈夫。儿子三人：珍、琏、璠。珍在成化丁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徽州府推官，有治理政务的成绩。琏因功劳统领五十名夫役。珍和琏是侯氏所生，璠是俞氏所生。孙子七人：来鸿、来鳯、来鹏、来鹗；珍的儿子有芳、华、胤；琏的儿子鳯、鹏、鹗，都在都司儒学就学。女儿四人：长女嫁给广宁左屯卫指挥周征的儿子辅；次女许配浙江按察司副使文贵的儿子三省；次女许配正千户果俊的某个儿子；幼女尚未出嫁。珍将把处士安葬在城西约五里锦川的祖坟，并把侯氏附葬在那里。我考察赵郡李氏在唐代宗族极为兴盛，赞皇文献公、赵国忠懿公父子以及他的孙子卫公，祖孙三代辅佐唐朝；高邑一族一向以声名卓著，载入《循吏传》，后代繁多。贤能的仕宦事业并不少见，如今距离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而处士确实出自高邑，又有郡推官作为他的儿子。我想，上天将要使长期困顿的善人重新振作起来；这样说来，继承先人的功业，进而追及他的父亲，使褒奖抚恤的恩典光耀于黄泉之下，并增添家谱的光彩，难道不应当期待将来吗？铭文说：赵李氏啊，积累的福庆深厚而崇高；是谁使他们的先人受困，于是渡海向东而来？经历艰难而趋向亨通，有这样一位贤士，享有极长的寿命，也使他的儿子显达。他本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不会消亡的德行仍然存在。追溯本源，有需要彰显其显赫的加恩。西城锦川之中，华表立于玄堂旁，刻下这篇铭文，使墓室永远安妥，作为后世的征兆。沙溪处士汪君墓志铭

译郡学生汪祚奉他的祖父处士君之命，到休宁南山中跟随我学习。一年后，我前往歙县西部沙溪拜访汪君。当时汪君已经抱病，不能起身，便命汪祚在堂上向我行礼，因而我在那里留宿。第二天，汪祚引导我逐一察看他的居所，说：“这里叫稼同，用来收聚谷物；这里叫静乐，用来使老人安逸；这里叫三益，家塾就在这里。这些都是我祖父竭力营建、留给后人的。”他又拿出鞋子，走到居所东面，说：“这里是忠烈行祠，用来奉祀先世祖越国公；这里是宗德祠，用来奉祀本支始祖司农府君以下的先人。这些也都是我祖父联合族人、将要建成的。”回到堂中，他又亲手拿出一册书放在我面前，说：“这叫《崇孝编》，用来记载先世的文献，也都是我祖父搜集编纂、将要刻版流传的。”我于是怅然说道：“汪君真贤啊！可惜不能见到他的面容，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只看他所建立的事业达到如此程度，就可知道了。”我赞叹了很久，才离去。离开不久，就听说汪君果然因病不起。这是弘治壬子年冬十一月十四日。我已经派人前去祭奠汪君，汪祚又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恰逢我接到召命，来不及撰写，于是派人乘船尾随等候，才得以为他作序并撰铭。君讳庆宗，字宗裕。曾祖父俊，祖父子原，父亲贵新，母亲是棠樾鲍家的女儿。君天性孝顺友爱，品行不同凡俗。有人谋划说：“这难道是真能使他的宗族兴盛吗？”他居父丧时完全依照朱氏礼制办理。临近下葬时，有人把他礼制逾越的事告到官府。巡抚侍郎周文襄公说：“这是礼制，怎么能说是逾越呢？”于是把告发者判罪一等。他的庶出妹妹不受父亲宠爱，君却丰厚地为她置办嫁妆送她出嫁，并和两个姐姐共同管理家业。他对妻子儿女最为严肃，从未让人看见牙齿。至于对乡里宗族，则非常和善，但也不苟且迁就。社坛的赋税被郑氏独占，他一定要将其公平分配才罢休。他又曾说，县官治下的新安多山而土地贫瘠，请在五谷之外种植桑树、枣树以求自给。县官认为他说得对，因而下令施行，百姓至今仍从中获利。君自身生活最为俭朴，却喜欢施舍。替人代办官府征收时，不追究别人私人所欠的债务；有人因急难来求告，必定周济。对于读书人尤其厚待。寓居秀水时，有胡英、林鳯两个学生，才华出众而家贫。君多次资助他们，二人后来相继考中进士。他把先祖墓地上下二十代的墓地全都栽种树木、刻石作为标志。坟墓庵田被异姓侵占，他倡议弟弟向朝廷申诉，终于恢复了这些产业。每年与族人会合四次共同饮食，依照昭穆排列次序。子孙和族人多聚集在学馆中接受教育。他的侄子浚、濂相继考取乡试推荐资格，汪祚也抱负远大，努力求学，有希望成就功名。只是君没有来得及看见。沙溪汪氏是越国公第四子之后裔，居住在歙县唐模。十一世祖叔詹是宋代崇宁丙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司农少卿，因为触犯秦桧而没有显达。司农生若海，任直秘阁，另居古城山，史书有传。若海生常州通判择善，择善生建宁察判时中，察判生贡元起莘，起莘生人鉴，人鉴才开始居住沙溪，是俊德的祖先。贡元处于宋朝末年，曾倾尽家产资助制止屠城的军队；俊德曾受业于郑师山先生，师山死于国难时，把俊德托付给他人。大概他们家族世代都以节操品行闻名，所以君能有这样的作为，是很自然的。君去世时八十一岁。妻子是溪南吴氏，持家有法，族人和乡党都称赞她贤德，六十九岁时先于君去世。儿子二人：长子隆孙，也先于君去世；次子佑孙。女儿四人：长女胜贞嫁潭渡黄龄；次女松贞嫁溪南吴歈；次女柏贞嫁攸县知县江昌；幼女坚贞嫁竦塘黄迦。孙子五人：长孙道祚，次孙道彰，次孙道充，次孙道芳，次孙道齐。道祚改名为祚，道彰改名为鲁，两人都是郡学生。孙女三人，曾孙女六人。墓在古城山祖坟的右侧。当初，越国公的旧祠在歙县云岚山，婺源的后裔孙元帅在前朝将亡时捐田奉祀，规模十分兴盛。祠祝沈氏冒充汪姓，占有了那些田产；君联合族人把这件事告诉官府，官府不予处理，于是又写信给婺源的各位汪氏。如今的成都太守奎、山东宪副进大理副坚、江西佥宪舜民，言辞激切，足以感动人心。婺源诸汪认为这是义举，便委托元帅的后代宗绍主持此事。事情经过二十年仍未解决，而君给予协助更加坚定，最终事情得以查明。人们因此称赞君奇异贤能，而婺源诸汪又都是我的姻亲。所以我确实详细了解君的事迹，墓志铭也不能推辞。铭文说：沙溪汪氏，出自宋代司农之后；追溯他们的深远源流，是越国公的宗族，数百年来，先人启迪，后人承续。到了处士君，立志追随前人的足迹，践行义理，秉持礼法，卓然不凡。他的尊贵不在爵位，他的学问不在文章；他的尊贵在于天赋的德行和高寿，他的学问则以自身的实践作证明。孙子们聚居古城山麓，墓地草木繁茂，围绕有序，君又有什么遗憾呢？这样便使他的归宿得以完整。有道德之人的碑铭，能够完全相称的很少；乡里的公论既已确定，后代还会有褒奖表彰。故唐孝子黄府君祠堂碑铭

译歙县潭渡黄氏在成化乙酉年，在里居宅第的东面为远祖唐孝子府君建立祠堂。每年正月初一，子孙进祠参拜，按长幼次序拜起，依次饮酒后退下。每月二仲之望，族长率领已经成年的子孙举行祭祀礼仪，饮受福酒、接受祭肉，都有明确的规约；所需费用则出自先世供养坟墓的田产。这样的礼仪实行已经三十多年了。府君的后裔、现任兵部职方主事的黄华，开始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写出，请我为刻有牲礼的碑石撰文。我查阅《唐书·孝友传》的总序，其中因孝行而获得旌表的有二十九人，府君也列在其中，但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大概是州县从未把他一生的操行上报给史官。我于是考察郡志，参考家谱，又广泛搜集传记，写道：府君名芮，本是江夏一族，从祁门左田迁来，居住在歙县西面九里的屯村。后来盗贼兴起，黄氏族人聚集众人驻守这里，以保卫乡里，于是改称黄屯。府君曾祖父名璋，祖父名亮，父亲名光，母亲程氏，生下府君后便去世；继母洪氏实际上把他抚养成人。府君天性纯厚至孝，侍奉双亲以孝闻名。建中初年，洪氏病重危急，医治没有效果，府君割取大腿肉煮成羹汤进献，洪氏的病随即痊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父亲去世后，他昼夜号哭，声音没有停息，于是搭庐守墓，终身不离。灵芝长出十四株，连理树有四棵，远近之人都惊叹其奇异，认为这是孝行感动所致。刺史卢公把这件事上报，府君家门得以旌表，大约是在贞元十九年。府君生于上元庚子年三月七日，卒于太和辛亥年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二岁，葬在歙县向杲寺西面。妻子程氏，儿子三人：文瓉、文炳、文德。巢贼作乱时，族人从黄屯迁到溪北居住。贼人敬重他的孝行，派人慰问晓谕，下令不得侵犯他家，因此称为潭渡黄氏。直到今天将近八百年，子孙不下数百人，勤劳谋生、努力求学，衣冠显盛，见到他们的人都说：“这是孝子的后代。”府君的墓地经过朝代更替、年代久远，土地荒芜、草木凄凉，但往来的人大多相互指着说：“这是孝子的墓。”唉！府君究竟修养了什么德行，才能在当时和后世得到这样的声誉呢？不过是共同具有一颗喜爱美德的心罢了。此后君王施行以德化民的典章废止了，孔子、曾子的传授仅仅留在文字中；实在是认为世间没有违背德行、违背礼法的人，这样教化才能推行，治理才能成功。假使唐朝末年在位的人知道孝道，那么侍奉君主一定忠诚，任官一定恭敬，伾、文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权术，牛、李也没有机会结党，宦官和藩镇也无法放纵他们的恶行，顺从德行的风气一旦兴起，犯上作乱之事就会消灭。可惜像府君这样以孝著称的人，大多出自偏远地方的田野之间；他们的孝行盛大到感动鬼神、感应草木、感化强暴之人。上位者也未曾不予以表彰兴举，可最终对治理国家却没有什么补益。从前朱子任南康守，一到任便询问唐代孝子熊仁瞻的墓地和故宅，写文祭奠，并禁止砍伐采集。又把这件事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旧日旌表其门的待遇。贤人君子的急务，大概就是这样。府君的名声和实际事迹与熊仁瞻并列，怎么知道后日不会有贤能的官吏效法朱子，追补旌表他的门第，使其与祠堂相互辉映，感动当地百姓，使他们奋发践行孝道，以符合历代圣君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呢？我既然为他的事迹作了叙述，补足旧史的缺漏，又作铭文来系述此事。铭文说：新安确实显赫，四面环山、河流环绕，自古以来灵秀之气汇聚，厚重地孕育出才德贤能之人。唐朝三百年间，姓名显著地载入国史；歙县有一人，名叫黄孝子。这个孝子，至诚的天性出于自然，善于侍奉双亲，专心专意而真诚。幼年丧母，由继母抚养；继母病重而医治无效，他甘愿割取自己的大腿肉，煮成羹汤进献。继母的病因此痊愈，这不是人的力量，实在是上天在监察。父亲去世后，他悲痛号哭，日夜不息；在墓旁搭庐守墓，终身不离。有连理树，有灵芝争相吐芳。草木尚且受到感应，若不是孝行，怎会有这样的祥瑞？乡人惊异又惭愧：谁能像他这样奉养父母？消息传到刺史那里，刺史叩首上报事情经过。皇帝说：“啊！这个人真孝啊！”于是派人到他家旌表，降下恩典诏书，门前的棹楔高大巍峨。看见的人无不倾身敬畏；一个人的孝行受到表彰，邻近各县都受到风动。年代已经久远，墓地自然成为墓林，樵采者自行收敛，盗贼不敢侵犯。何况这种恩典还会推及同类，使子孙繁盛。黄氏从潭渡迁来居住，人口也有数千。于是就在故宅东面建造新祠堂，集合宗族之人奉行四时祭祀。钟鼓庄严，祭器早已整治。孝子来享用祭祀，仿佛生气仍在。谁不是人家的子孙？谁没有这样的本心？通过观感而扩充这种心意，并不只是古代如此，今天也应如此。愿皇帝顺应天运，能够大力推行孝治；像虞舜、周朝那样教化成功，先从京畿以内开始。有贤美的后代，有的在朝廷奋发，有的在家族中成就事业。孝行的恩泽极其显著，我作这篇铭诗，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勉励啊，孝顺的后孙，永远保有无穷的福泽。孙君以寛墓志铭

译新安孙氏居住在休宁的，以雷溪一支最为显望。传到名忠原的人，入赘汊口程氏而居住在那里。到了以寛君，已经是第二代了。于是又有汊口孙氏，分得世代相承的产业，几乎可以与雷溪孙氏相抗衡；这难道不是因为后继有人、能够承续宗族吗？以寛是他的字，名存仁，性情淳朴，善于侍奉父母。他的父亲是岐隐翁，母亲是富溪程氏，两人都喜爱贤能。君说：“孟儿应当更加振兴我的宗族。”岐隐翁的幼弟是云隐处士，学问丰富，诗歌创作很有成就。君跟随他交游学习，但父母年高，又有七个弟弟，合家男女近百口，每日供给都十分艰难。君慨然说道：“求学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便和几个弟弟商议经商谋生，说：“你们中有人到吴地，有人到粤地，协同一心、共同努力，不许有不同意见。”过了几年，家业果然更加兴盛，正如父母所说。君已经使家业大为富足，便思考如何维持，于是订立条约：不得私自蓄积，不得分割家产；婚嫁、丧葬、祭祀、宴饮，钱财的收支，都要按照规约办理；邻里之间的庆贺吊慰和往来，以及周济、借贷，都按照古礼中可以实行的原则加以节制。又聘请老师儒生教导子弟，亲自督促教育。因此汊口人称赞家政完善时，一定说孙氏。君又准备修建先祖祠堂，订立宗族法规，仿照浦阳郑氏，但因病发作，未能完成。君的曾祖父名兴，祖父就是最初居住汊口的人；岐隐翁名春，另有传记。君的妻子也出自程氏，妇德家范相承，贤淑有名。君平生喜爱简朴闲适，厌恶奢侈靡费，却独独喜爱栽培菊花，玩赏而不厌，因此自号菊窗。成化壬辰年九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儿子三人：廷杰、廷弼、廷式。女儿一人，嫁程永浩。孙子二人：友进、友缘。孙女三人。于甲午年正月十一日选择墓地，葬在乡里的白杨坞，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廷式开始拿着他表弟正思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汊口富溪程氏与我同出一源，而且我听说廷式兄弟以及他们各房的子弟，至今都遵守君所立的家规而不改变。那么君难道只是一个乡里的贤人而已吗？所以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没有过失地继承父亲的事业，谁会违背它呢？敬畏而思念幼小的孩子，谁的悲伤能超过他呢？惭愧的是已经有了可以继承的堂构，也学习兄弟相亲而严肃自持。那家规没有人敢改变；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长寿？难道月旦评中所说的不朽之名，仍然会存在吗？黄花繁茂，白杨萧萧。我把最重要的品行刻在铭文上，只愿后人明白。处安汪翁墓志铭 歙县稠墅汪翁于成化壬寅年四月十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泰护托他的姻亲、儒学生程阳带着行状到休宁来请我撰文。正赶上我服丧期满，准备带着行李入朝，便推辞了。但程阳是我的族孙，请求十分坚决，于是不能推辞，便为他作序说：歙县西部各支汪氏，都是唐越国公的后代，而稠墅一支的声望更加显著。他们的先人在宋代有名应元，侍奉理宗，官至提刑。我曾得到他论述差役法的奏状，读来事情考核详实，文字简洁，有忧国活民的情怀。又曾得到我族中丞相文清公所作的墓志铭，因此知道他的操行很详细。考察起来，他确实是一时名流，记载并非虚妄。文清公的族人很多，却在元朝末年的兵乱和火灾中困顿。到汪翁的曾祖国佐，才出面振兴家业；父亲士美又能够继承发展，于是成为一乡赋税事务的首领，在乡里颇有声名。士美君有三个儿子，汪翁最小，性情淳厚诚实。他和两个兄长共同承继一乡的赋税事务，能够不使父亲的事业衰落。两个兄长相继去世后，侄子们还年幼，君更加刻苦自励，把光大宗族、建立家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向上侍奉父亲，向下抚养侄子，尽心尽力而不违背礼法；又拿出自己的财产来供应公家，并周济邻里、姻亲、亲戚和宗族中生活困乏的人。因此他的义声在当时显赫起来。争斗的人因他而平息，暴横的人因他而收敛。他教两个儿子读书、敦厚品行，像实现自己的志愿一样。两个儿子谨慎地遵奉教诲。君于是自号处安翁，把家事交给他们，自己则在溪山之间饮酒吟咏，自得其乐，不再牵挂世间事务。他拄杖穿鞋所到之处，人们都把他当作荣耀。去世时八十岁。妻子江氏，于成化壬辰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与汪翁合葬于同一墓穴。儿子二人：长子泰护，次子泰常。女儿二人：长女嫁棠樾鲍泰，次女嫁向杲吴槿茂。孙子三人：长孙元俊，次孙元杰，次孙元传。孙女二人：长孙女嫁胡某，次孙女嫁吴某。曾孙二人：长孙璜，次孙琏。墓在乡里的鳅堨原。汪翁名敦庆，字文厚。他的各种善行如此。唉！他难道不愧为文献世族的后代吗？如此事迹，难道不可以不刻铭记载吗？铭文说：一乡之中的善人，是众人推举为贤者，用来劝勉愚昧之人，使风俗形成而淳厚不衰。处士汪翁年高而长寿，勤勉不息地喜好义行，年老也不衰减；他远远地承受福禄，长寿百岁本来也是应当的。如今他已经逝去，怎能不悲伤？盛大德行的后代又是谁呢？子孙众多，这就是他遗留下来的福庆。鳅堨原的山水奇特，我这篇铭文怎敢和郭林宗的碑相比？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掌通政使司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致仕张公墓志铭

译弘治癸丑年夏四月二十六日，掌通政使司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致仕张公在京师宅第去世。讣告传来，皇帝下诏派官员到他家宣谕祭奠，仍命有关官府依照礼制营造墓地。于是公的儿子、兵部车驾郎中张忱将奉灵柩归葬故乡，提前拿翰林编修白君钺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谨考察如下：公名文质，字允中，世代居住在永平昌黎，相传他的七世祖朂曾在元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到公的曾祖父继和，祖父广，父亲鉴。广曾任山西繁峙县沙涧驿丞，祖、父两代都因公的显贵而追赠资政大夫、工部尚书。祖母王氏追赠夫人，母亲杨氏封太夫人。当初公的父亲在沙涧侍奉学官，早年去世，遗腹生下公，依靠王夫人亲自抱养成人。公稍长，被送入县学成为生员。公忍受悲苦而不能承受，却刻意求学，希望靠自己立身以光大宗族。正统辛酉年，考中京闱乡试第二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正逢己巳之变，朝廷内外多事，公与同列屡次进献正直的意见来辅佐政务。公体貌沉稳深远，声音洪亮通畅，尤其受到当时人的器重。景泰庚午年，升任都给事中；壬申年，升任通政使司右参议。英宗复位后，起初朝廷大臣中有许多人不合皇帝心意，唯独赞许公，升任左通政，进而升任通政使，多次受到赏赐。宪宗即位后，过了很久，因考核政绩升任兵部左侍郎。成化乙未年，升任工部尚书，并掌管通政事务。当今皇帝即位东宫时，向朝臣施恩，公加太子少保衔。第二年调任礼部尚书，主持礼部事务，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仍掌通政事务。恰逢同僚有人以邪道进身，谋划夺取公的职位，公察觉后便以疾病为由离职，在家居住大约七年。等到那个走邪道的人失败，而公等受到暗中嫉妒的人有的被起用，有的人当时反而令其终老家中，后来议论者才知道天道报应如此准确。公为人谨慎厚重，气度高雅宽容，整天恭敬谨慎，不随便说笑。前后掌管出纳事务四十多年，每当朝廷有重大政务和刑狱，他必定参与议论；有重大典礼，也一定在列。公也感念历代圣上的眷顾知遇，早晚奉公，想着济助时政、施惠百姓，但受官职权限限制，不能充分施展。可是他内心存养和行为操守，不苟且地随时俗求同，也不迎合时人的爱好，人们一望便知道他是有福德的君子。天性孝友，每当想到王夫人的恩德，祭享她的日子常常哽咽流泪不止。直到做官以后，才得以迎接杨夫人回家，奉养极为周到。对待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没有任何隔阂。对于旧交、乡亲，无论亲疏、贵贱，凡是处在困境中的，都竭力救助，一定救济成功才罢休。公享年七十三岁，娶王氏，追赠夫人；续娶张氏，封夫人。儿子三人：长子忱，是己丑年进士，就是郎中君；次子慥，是乡贡进士；次子怀，是太学生。都为王夫人所生，但慥、怀先去世。孙子二人：长孙葵，太学生；次孙兰。女儿五人。曾孙男女各一人。公的墓在县西会东社的原野上。已故尚书襄毅公与公同年考中进士，二人交情深厚，所以我曾在年幼时亲近公的座席，听他教诲。后来我中年离开京城，没能拜见公；幸而此次回朝，公却已经去世。唉，先辈友人都已离去了！我怎忍心不为他作铭？只是我才疏文陋，不足以发扬公的全部政绩品行。既然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又不敢推辞，于是排列叙述他的事迹，为他作铭。铭文说：上天降下人才，也难以使他们成就；器量宏大，才能有广大的用处。像张公这样的人，自从获得俸禄任官以来，成为巨人元夫，众人都注目仰望。一次任职青琐，再次任职银台，封驳政务有功，答扬圣意有才。后来升任文昌之位，又加太子少保，竭尽辛劳效忠，多次经历功勋考核。英宗、景帝以及我朝宪宗，都赞赏他的老成，恩宠崇高，声誉隆盛。公侍奉三朝，始终恭敬谨慎，守持自己的职掌，却未能完全施展胸中才蕴。人们说公是国家的重器，福禄极其相称。那些奸邪谗佞之人嫉妒他而阻挠他；褒奖贤能、惩罚奸顽，是天道近在眼前。公虽然已经去世，对那些人又有什么遗憾呢？朝廷派使者营造坟墓，宣谕祭奠并有祭文，生前身后的哀荣始终无愧于前代贤者。在会东原野上，玄室安妥；把这篇辞文刻在贞石上，百世之后也不会厌弃。骠骑将军、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公墓志铭

译公名■〈日上永下〉，字明远。他的祖先起自西部边陲，自宋、元以来世代拥有西宁地区。到了公的祖父南哥，在本朝统一天下之初，率先带领众人归附朝廷。太祖高皇帝赞赏他的忠诚，让他任西宁州同知，历任官职至西宁卫指挥佥事。父亲英承袭其官职，侍奉太宗文皇帝，多次跟随征伐，因功封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母亲夏氏，封会宁伯夫人。当初，会宁公任将领时很有威名，因受牵连而失去爵位，死去时公年仅十二岁。母夫人上书申诉他的功劳，英宗睿皇帝怜悯地记念此事，授公锦衣卫指挥同知。不久，朝廷下诏录用功臣后代，后来又升为都指挥使。宪宗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选拔将才，尚书姚文敏公把公的名字上奏，升任左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分领训练五军营。不久依据兵部的建议，主持右军都督府事务。这年秋天，大规模阅兵，设立团营十二营，又兼领振威营。公长期处于闲散职位，一旦得到朝廷推荐，便受到考察军队、训练军务的重任，张弛调度都竭尽心力，声望很快一致传扬。庚寅年发生灾荒，京畿盗贼兴起，皇帝诏令侍郎叶文庄公和公等三人前往安抚整顿。癸巳年监督修缮禁城，己亥年督治卢沟河决口；而山后地区又报告发生火灾，火势波及四陵，皇帝再次下诏让公调发附近军队扑灭。公每次接受诏命，寝食不安，务必把事情办完才罢休。先帝也给予优厚赏赐，是同僚不能相比的。庚子年，宦官汪直来监督十二营，上奏罢免公，仍分领左掖军。后来又因宦官张敏进言而罢免他，但尚书余忠肃公说公可以任用，于是改为分领神机营。公上疏请求罢职，没有获准。乙巳年请假回乡扫墓，获准。公到西宁后，修治别墅，自号松岩拙叟，想在那里终老。过了一年仍未回京，兵部奉诏发文催促陕西守臣催公入朝，他才回朝。今上皇帝即位初年，他再次上疏请求罢职，也没有获准。壬子年因建立太子的恩典，实授都督佥事，但公已经抱病不能出任。癸丑年夏五月十五日，在正寝去世。讣告传来，皇帝哀悼惋惜，赐给棺椁、斋粮、麻布，两次派官员宣谕祭奠。所有葬礼费用，全由官府供给。下葬周年和第二周年时，皇帝也都派使者祭奠。公为人俊秀聪敏而沉着，喜欢读书，尤其擅长书法。与当时的名人交往，发誓一定要继承先人的功业。然而正逢时世太平，未能充分施展才能。他参与辅佐五府，掌管各营，前后三十年；从壮年到老年，严于律己，任官清正谨慎，即使与时俗相违也不顾惜，难道不可以说是当世勋臣中的杰出人物吗？公享年六十四岁，妻子胡氏，品德贤淑，封夫人，先于公去世。儿子十三人：长子瑁，太学生；次子■〈王卂〉，考中进士，现任尚宝司丞；次子珊；次子璠；次子玙；次子珵；次子琦；次子璘；次子珂；次子佩；次子瓘；次子瑞；次子瑢。■〈王卂〉、玙是胡氏所生，其余是侧室陈氏、董氏所生。女儿二人：长女嫁广义伯子英镇，次女嫁指挥子张锐。孙子五人：长孙宁，承袭锦衣卫指挥使；次孙安；次孙定；次孙寿延；次孙寿显。孙女四人，都还年幼。幼子等将奉公灵柩归西，与胡夫人合葬于西宁巴州祖坟。事先拿翰林编修徐君穆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我记得成化初年，已故尚书襄毅公在兵部，首先举荐公任用，因此我多次与公交往，了解他的为人，按情义不能推辞。铭文说：西宁广大而坚实，是陕西的藩篱；李氏世代在州中，属于佩弓带箭的武臣。显赫的副职，最先识得真正的君主，于是赐给金印绯衣，品秩可比亚旅。有威势的世代将领，分封会宁；功劳高而谗言兴起，福庆却在家中绵延。骠骑公啊，世代以武功著称，也深厚地通晓诗书，安然享用家中的俸禄。锦衣卫的荣耀如云，崇尚德行而彰显功勋；因才能受到知遇，入朝辅佐五军。于是整肃军队，于是救济百姓疾苦。国家有大功，也记录他的筹划经营；历事三位圣主，劳苦勤勉实在很多。进退又能有什么心愿？出入之间曲折往来。公的志向尚未实现，公的疾病却使他不能再起。有子弟如林，足以共同成就他的美名。皇帝念及旧臣，颁下抚恤典礼，安葬并祭奠于故乡山中。冠冕佩剑收藏于墓中，永远安处幽冥。把铭辞刻在贞石上，百世之后也不会厌弃。怀远将军、忠义前卫指挥同知凌公墓志铭

译公名锦，字日章，姓凌。凌氏的先祖大概出自卫康叔；康叔的支子任周代凌人，便以官职为氏，子孙散居在江浙之间。到了吴国偏将军、都亭侯凌统，名声载入史册。句容原是吴国的辖地，句容凌氏相传为凌统后裔。唐代有学士凌准，宋代有侍郎凌策，都因本地而显达。公家居住在句容郭干村，族人众多，但失去了家谱。公的祖父福海，祖母田氏；父亲天寿，追赠怀远将军、同知指挥使司事；母亲白氏，追赠淑人。天寿君在永乐初年，因牵连误事被戍守兴州中屯，家业于是败落，唯独抚慰公说：“我所做的事问心无愧，将来要依靠你来光大宗族，不要自暴自弃。”公接受父亲的嘱托，感奋不已，一定想着有所作为。宣德初年，代替父亲在军中任职；骑射之余，时常向儒生询问经书史籍的大义。至于一切世态的俯仰变化、仕途的通达困滞、货物的奇缺盈余，也都探究其中的情势，希望亲自掌握。大概公性情深沉刚毅而富有谋略，身材高大、胡须壮美，仰慕古代策士，也常常以谋略干求当世；名公卿大臣多降低身份同他往来。正统年间，跟随大将军在甘州攻打敌人，乌噜乃归降，因功升为长伍什夫。他上言说，兴州官军应当轮番值宿护卫，但那里偏远，实在不便；兵部认为他说得对，得到圣旨后获准将他们迁入内地，隶属忠义前卫。己巳年秋，敌人大举入侵，京城戒严，公跟随副将军在彰义门迎战敌军，又追击到紫荆关，因功试任百户。景泰初年，贵州苗人作乱，公在出征途中攻破香炉山等营寨，升任副千户。金齿守将知道他的才能，请求让他随军辅佐自己。天顺元年正月，因逐级上奏而入京，参与迎接英宗复位，升任指挥同知，俸禄归锦衣卫。英宗也认识他的才干，多有赏赐；又下诏让他乘驿传到云南取驯象，回来后上奏，符合皇帝旨意。过了很久，曹吉祥、石亨专权，陷害掌兵的文臣，公因与他们友善而获罪，被调往凉州。第二年与边将出兵抵御敌人并击败他们，功劳却没有上报。正逢英宗在燕闲之时忽然想起公，问他在哪里，左右回答：“在凉州。”当天就召他回京。当时正要废止因迎驾而加官的功劳，兵部等公到后上奏，弹劾英宗说：“不应如此。”于是保留公原来的职务，不再追究。公感念皇帝的知遇，脱险后便把名马献上谢恩，从此不再出仕，以年老有病自请免职。每日与方外之士交游，但对世间事务也从未忘怀。听到朝政的缺失、边境的军情和百姓的疾苦，便与客人谈论不倦。自号无默子，在江东、江西、淮海之间放情游历，十多年间以商人身份自豪谋生；后来回来买下西山三千亩田地来救济饥荒，又捐出土地安葬贫困死者达千人。他计划修建大宅，建造土室，堆叠假山，种植树木，每天坐卧其中。虽然也接触声色之娱，但吃的没有珍奇滋味，穿的不过是唐巾和氅衣。他自称得到异人传授金丹的秘诀，常常把它藏起来，不告诉别人。又时常拿笔著书，以仙人自居，即使被人嘲笑也不在意。弘治壬子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得病不起，享年七十九岁。妻子是处士杨舜的女儿，协助公白手起家，勤俭孝顺，和睦亲族，亲友都称赞她。她先于公十六年去世，追赠淑人。公的儿子二人：长子云汉，现任怀远将军、指挥同知；他的妻子程氏，是先少保、尚书襄毅公的女儿，也是我的弟弟的女儿，封淑人。次子云衢，在公去世后八个月去世；他的妻子陈氏，是陕西按察佥事峻的女儿。公的女儿四人：长女嫁参将、都指挥魏启；次女嫁锦衣百户子吴纯；次女嫁锦衣千户赵艮；幼女嫁锦衣指挥子叶顺。孙女一人。公的长子和两个长女是杨氏所生，其余多为侧室所生。云汉将于癸丑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公葬在都城东南平屯坞，事先请我作铭。我和公虽然是至亲，但感情并不亲密，偶尔也有言语不合，却没有因此触怒彼此。大概公晚年才了解我，他临终托付墓志铭的言语也始终恳切。唉，真令人悲痛！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军伍之中杰出而不可多得的人物吗？为他作铭是可以的。铭文说：凌氏的先祖，才智勇武而闻名；庄严的亭侯，年代久远而分支散布。至于怀远公，他的智慧极其深邃，事业通达、仕途有成，却不受世代门类所拘束。身穿金带绯衣，从弓袋武装中出身；后来戴角巾穿草鞋，行迹近于超脱尘俗。难道句容人多仰慕前代长者，希望延长他的寿命？谁来振兴他衰败的家业？如今既已度过多年，有女有男。像公这样得到这些，死去也甘心。于是归葬一丘，在平屯的坞中。我不推辞为他作铭，使他的名声显耀于永远。汪承之墓志铭

译承之协助我在南山堂编刻《新安文献志》，工程浩大，尚未能完成。承之上书郡侯，说这种事务不应让一人独自劳作。郡侯认为他说得对，当天便下令各县协力完成。承之亲自校勘、访求遗缺，即使抱病，有时仍冒着雨雪往来，不爱惜自己。有一天他请求回去，说话行动都很安稳，我不知道他已经患病。又过了几天，他因病情加重来告诉我，我大为惊骇，急忙命埙子去探望。承之谈论后事，连续不断而不慌乱；说到后来眼泪流下，说：“我不能实现先生对我的教诲了。”最终病重不起。当时是弘治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仅四十岁。唉，真令人悲痛！承之名祚，是歙县沙溪汪氏。新安各支汪氏都以唐越国公为祖先，沙溪有宋代司农少卿叔詹，以及他的儿子直秘阁若海，族望更加显赫。承之距若海十二世，详情见我为他祖墓所作的铭文。承之幼年丧母吴氏，壮年丧父隆孙君；虽然体弱多病，却英俊豪迈、才智敏捷，抱有远大志向，一定想要靠自己显露才华。他进入郡学，研习小戴《礼记》，跟随太守方进学习，后来又到越地跟随佥事毛宪学习，经义文章丰富茂盛，很有可观之处；同时研治各部经史、诸子和传记，参照考究，博大精深，以至于废寝忘食。他积书万卷，仍不认为自己已经满足。前后经过四位提学御史，每次考试都把他列为前名。乙卯年参加郡学考试，列第一名；上送南畿乡试时，有嫉妒他的人用流言中伤，最终没有获得荐举。承之跟随我交游将近十年，他做人凡事都必定仰慕古人；居亲丧时过度悲哀，以至于吐血成了痼疾；侍奉继母如同亲生母亲，抚养继母所生的弟妹极为友爱；侍奉叔父崇礼君十分恭谨，凡事都要询问后才实行。长子行冠礼时，采用朱氏礼制来倡导风俗；又刻印我编纂的《心经附注》流传，说：“这是圣学的根基。”承之娶方氏，生二子恂、恪，三女岩音、兆音、魁音。临终安排后事，把幼女嫁给我族侄曾之的儿子从进，说：“我和曾之友善，不要让我违背自己的话。”承之所著诗文有《宝经堂稿》若干卷，又辑录先世遗文为《崇孝编》若干卷。恂拿他的从叔、儒学生鲁所写的行状来请求我作铭。唉，承之已经去了，我难道还忍心为他作墓铭吗？铭文说：上天为什么降下人才却不使他成才，反而使士人遭受灾祸？如此卓异的人才竟毁坏在未经雕琢的璞玉状态。既然是命运如此，谁能说短命和长寿呢？像这样完整地归于地下，也可以说并没有真正死亡。恭人郑氏墓志铭 恭人郑氏，名玉香，世代居住在淮安宿迁，是已故太保、吏部尚书盐山王忠肃公的长媳，也是现任锦衣指挥竚的妻子。当初，恭人的父亲文君在宣德年间任盐山典史，忠肃公则以都察院官员身份出任江浙、川陕巡抚，多年不得安宁。文君的妻子韩孺人每次到里第拜见太夫人宋氏，必定带恭人一同前往。当时恭人只有五六岁，却端庄贤淑得像成年人，太夫人非常喜爱她，打算聘她为孙媳，便写信告诉忠肃公。忠肃公说：“我正奉命在外，国事十分紧急，来不及顾及这件事。”只是说夫人作主即可，没有不可以的。适逢文君因政绩考核第一升任定州吏目，而忠肃公回朝，不久文君又因年老退休，此后双方多年没有音信。忠肃公想到没有办法迎娶这位媳妇，便写信托付他的朋友、南京都察院张纯公。正值张公有事入朝觐见，便全家来到宿迁，代为举行纳征礼，将恭人带回王氏家中。这时忠肃公再次出任辽东总兵，锦衣君实际随他驻守边地十多年。恭人尽心履行妇道，侍奉公婆十分谨慎，又常常极力以忠孝勉励锦衣君。过了很久，忠肃公又出任两广总兵，锦衣君因入国子监而留在京师，恭人年纪渐长，家政也治理得更加完善。等到忠肃公凭借高龄和德望总领百官，英宗念及他的功劳，录用锦衣君为千户，而恭人侍奉公公、辅佐丈夫，从不因为家门显贵而稍有放纵。忠肃公去世后，锦衣君逐渐得到任用，子女也日益增多，恭人治理家务一如忠肃公在世时，因此锦衣君的贤名日益显著。儿子有娶妻的，女儿有出嫁的，当时公卿之家大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们。恭人生于宣德己酉正月十五日，卒于弘治癸丑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五岁。儿子二人：长子为宣武学生，先已去世；次子疄，任中军都督府经历。女儿二人：长女嫁天津左卫指挥黄溥，次女嫁国学生杨镗。孙子二人：长孙允恭，也先已去世；次孙承宗。孙女五人：长孙女嫁马溥，次孙女嫁锦衣千户韦纲，次孙女嫁锦衣指挥张禹的儿子，次孙女嫁锦衣千户赵輗的儿子，次孙女嫁腾骧卫指挥夏铭的儿子。疄等将要奉灵柩归葬，于去世当年十一月十一日葬在盐山县太平乡安都里毛儿园祖坟旁边。下葬前，疄等带着鸿胪髙君岱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家也在河间，幼年承受过忠肃公的教诲，又有机会同锦衣君来往，因而对恭人的妇德了解得很详细。我不敢以文辞鄙陋为由推辞。铭文说：有忠肃公这样的宰辅，立身朝廷威武刚正。家法极其严明，做他的媳妇实在困难。有郑氏这样的女子，成为忠肃公儿子的妻子。贤良而不嫉妒，恭敬而不懈怠。声名与德行相称，这就是恭人。为什么不能长寿，竟然突然收敛了她的真德。记载她的品行并刻下铭文，在新坟和祖先旧地之间。世代恩泽长久，妇德典范美好。指挥魏君墓志铭

译君名启，字景初，姓魏，世代居住在邳州睢宁。曾祖兴，明朝初年凭借才能武艺隶属于东平侯军中，任队长。祖父真，辅佐太宗平定靖难，历任宁夏指挥佥事。父亲政，承袭祖职，多次凭战功升至都指挥同知。母亲王氏，封夫人。君出生于世代将门，虽然熟习武事，却喜爱读书，亲近贤者、乐于行善，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成化初年，他以舍人身份随襄城伯出征，讨伐川贵不服教化的夷人，凭勇力和谋略，已经渐渐在幕府中有了名声。当时同知公已经年老，兵部请求让君代替他统领军队，任济州卫指挥使。适逢昌侯在五军中任职，便上奏任用他，让他在中军总领操练士卒。朝廷议定建立十二营团营，由定襄伯督率，君得以在振威营总领训练士卒。过了很久，又因保国公上奏，任命君居于十二营中军，负责向下级将领和官吏传达命令，众人都佩服他举止处置得当，前后统领军队的人也都认为他是人才，舍不得放他离开。适逢河南汝宁盗贼起事，抢劫府库，杀害长官，兵部推荐君可以独当一面，诏令他代理都指挥佥事，奉玺书前往镇守那里。君到任后，申明号令，检阅军队，登记民兵，捕捉大盗，并以镇静安抚全境，于是当地安宁。弘治初年，君因推荐充任右参将，将要调往四川松潘镇守，因恩诏正式授予都指挥佥事。当时龙溪寨番酋雨东屡次出兵成为边患，君在三处设下埋伏，亲自督率官军前去迎击，斩杀其部众三百人，雨东败逃，居民才得以安宁，但议论者却说君招致了事端，诏令削去他的三级官职，返回京师，军民都为他感到不平，而君安然自若，并不为自己辩解。归途中船抵通州，遇上大疫，于是卧病不起。当时是弘治癸丑闰五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岁。妻子凌氏，是忠义前卫指挥同知锦的女儿，封淑人。儿子二人：长子瑺，承袭济州卫指挥使；次子瓉。女儿二人，都尚未出嫁。孙子三人：长孙江，次孙淮，次孙湘。孙女一人。君的弟弟升以及瑺等将奉灵柩，于这一年七月十四日葬在都城西白芷坊的原野，墓向壬方，朝向丙方。下葬前，他们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的妹妹嫁给锦的儿子云汉，因此我同君结为姻亲，彼此往来友好。今年我奉召北上，君正从西边回来，我们在淮地相遇，但我的船先行；大约抵达京城不到一个月，就得到君去世的讣告，我惊愕哀痛，久久不能自已。墓志铭已经写成，怎么可以推辞呢？铭文说：精悍的资质，通达练达的声誉，如骏马奔驰，却使驾车人突然跌倒。他本有余福，留给后代。我所刻的铭文光明显著，永远安宁这座坟丘。中奉大夫、宗人府仪宾郭公墓志铭。公名岩，字景瞻，姓郭，世代是汉中南郑人。曾祖考文通，元末凭功劳封隋国公。祖考云，历任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明朝初年归附，太祖高皇帝嘉奖他的诚心，授任宣武将军、南阳卫指挥使。父亲溟，又因功升为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都督。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崇，以都指挥身份镇守开平。公是最小的一个，容貌俊美，喜爱求学，旁观者都料定他必然大贵。当时唐定王在南阳建立藩国后去世，儿子靖王继位。宣德戊申年，有人上书说定王有长女尚未婚配，诏令封为鲁山郡主，选择能够承当婚配的人，选中了公，送到京师入宫觐见，符合皇帝心意，于是赐给他冠服，诰授中奉大夫、宗人府仪宾。公出生于世代将门，却秉持礼法、恪守谦逊，结交名士，从未因富贵而自我夸耀。内外府属官员屡屡称赞他的贤德，每逢岁时入朝庆贺，他总是小心周全，常常害怕不能完成使命。郡主敬重他，努力教导诸子向善好学，不沾染纨绔习气。成化己丑年某月某日，公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讣告传来，诏令派官员前往祭奠，暂时葬在南阳城北紫山的原野。郡主在公去世后一年去世。她生于永乐初年，随定王前往藩国，侍奉定王和母妃英氏，极其孝顺谨慎。她熟习经史，通晓大义。接连失去父母时，悲哀毁伤完全合乎礼制。她侍奉舅姑严格遵守妇道，治理家务严肃和睦，抚养各个儿子一视同仁，不分嫡庶，勤俭恭谨，听说她的人都想不到她是尊贵的郡主。享年八十七岁，于弘治癸丑三月二十五日去世。她临终遗命，丧葬全部采用朱子家礼。朝廷因王的奏请，制作铭旌，四次派官员前往祭奠，又命有关部门营造墓园，使夫妇合葬。公有三个儿子：颜，先去世；颙；顺。女儿四人，女婿分别是指挥芮凯、百户丁广、千户弟何逹、阎惠孙。孙子六人：修、俊、仁、仲、伸、杰。孙女四人，女婿分别是国学生鹿艺、郡学生朱鳯、百户弟顾徳、指挥弟邢潮。曾孙男女若干人。公的先人与我家都是姻亲。因此，阁老、赠太师李文逹公的家人中，成化初年，文逹公的儿子、现任太常少卿的士钦曾屈尊来访我家，当时公的脸色已经苍老，头发斑白了，但仍然整日谈笑，风采俊爽，令人亲近，根本感觉不到他的老迈。分别后彼此不通音信二十年，才在京师见到颙，得知公早已去世，因而流下眼泪；颙却不嫌弃我，把撰写墓志铭的事托付给我。我再三推辞不能获准，只得根据他亲自叙述的情况，依次写在下面。想我历代圣上治理宗室、垂示典范的美德，既长久又深厚，所以教化能够施及宗藩，临终也谨守礼法。既然如此，这些事也值得铭刻。铭文说：有一位伟大的宗室之臣，成为王室的宾客，履行善道而没有过失，承受上天的恩惠。宗室中的贵女，也再次获得许多福祉。既享有高寿，又使后代延续。生前一同享有尊贵，死后也同穴安葬。有褒奖宗室的凤册，有哀悯死者的龙章。皇帝命令营造坟墓，在紫山山麓；用玄金刻下铭文，百代都可据此为吉。石丘处士吴君墓碑铭

译弘治甲寅年春天，我奉命在翰林院教导庶吉士。当时山阴吴蕣年纪最小，却最守礼、最爱学习，我私下常认为他家教一向有素。第二年春天，我在郊外祭祀前斋戒，蕣没有来，听说是因为父亲去世。又过了十天，他才带着大理丞王鉴君所写的行状来请求，并说：“将把燕石带回去刻上。”他神情悲戚，言辞悲痛而且详尽地叙述父亲的贤德，我不忍心推辞。于是答应下来并写道：“君名琢，字文器，世代居住在山阴湖桑里，是当地大族。曾祖慎，明朝初年迁居县城西面的州山。祖父渊、父亲晖，都没有做官。但渊曾经捐粮救济边地，受旌表为义民。晖本是儒者，号裕庵。母亲夏氏，生了七个儿子，君排行第六。君天资出众，还未到成童之年，就已经博览诸经史，写诗作文像成年人一样。又利用余力编写《属对启蒙》一书，人们争相赞赏。他侍奉父母极其孝顺，母亲患重病危急时，汤药不是亲自尝过便不让进献。为母亲送终，也没有违背礼法。有关部门多次想以儒学生名额推举君，君坚决推辞说：‘父亲年老了，我愿意终身奉养他。’后来又侍奉父亲隐居在细山之南，自号石丘子，表示终身不出仕。独自竭力供养父亲，父亲稍有不高兴，便长跪说：‘大人莫不是因为儿子不孝而生气吧？’ 有时他整天不离父亲身边，一定要让父亲高兴才罢休。吴氏一族有上千人，君对上尊敬长辈、对下抚恤晚辈，都有恩义，尤其凭才识使人信服。族中有疑难之事，有人坚持己见，也一定要等君来裁决。几位兄长璇、璧早逝，他抚养他们的遗孤如同自己的儿子。钱财、粮食、布帛，任凭他们取用，自己只收取损坏和核查的部分。二哥玢生了女儿却没有抚养，被仇家诬陷，许多人畏惧躲避，君毅然出面为她洗清冤屈。父亲患下部疾病多年，医生认为必须用口吸吮才能通达，君多次为父亲这样做。父亲去世时，全部采用朱氏礼法，又曾留意郭璞的风水书，过了很久便放弃，说：‘坟地好，哪里比得上心地好？’人们把这句话视为名言。君认真教导儿子，并且说：‘读书人一定要以经世致用为志向，经学和法律相互资助，不能缺少。’因此几个儿子都谨守礼法、奉行法令，族人也用这句话相互告诫，实际上都是君启发的。君曾患风病而痊愈，五年后再次发作，终于不起。当时是弘治甲寅九月十七日，享年仅四十六岁。妻子司马氏，是温国文正公的后裔。儿子四人：长子蕣，次子皋，次子夔，次子龙。蕣起初名舜举，考中进士后被选入翰林，任庶吉士，为避古代讳字向皇帝请求改为现在的名字。孙子一人，夣圣；孙女一人，夣政。蕣将于某年某月某日奉君下葬在某乡某山的原野。我看处士的各种德行都值得记载，他孝敬父亲的事近似庾黔娄，友爱兄长的事近似薛包；至于探究堪舆的根本、会合经学与法律的适宜之处，他的见识尤其超过常人，可惜终究没有施展出来，也没有等到儿子的奉养，实在令人悲伤。然而寿命长短自有定数，难道人能够责问它吗？这难道是幽冥深处无法追问的事吗？只要他的后人守职尽责、砥砺品行，一心彰显君的光荣，等待上天在将来作出安排，使恩泽及于九泉、声名昭著无穷，那么君虽然不长寿，也仍然算是长寿了。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君，但曾经做过蕣一天的长辈，所以记述君的事来满足他的哀思，也将以此在九泉之下慰藉君。铭文说：树木繁茂却突然摧折，骏马奔驰却突然跌倒。难道是人为的，实际上是气运失常吗？于是[缺三字]，也使他的恩泽延续。若不是寄托在他的后代身上，那么谁来彰明他的德行呢？坚贞的美石高高耸立，我的铭文已经刻在上面。千百年以后，经过这里的人将为之长叹。美好啊，这难道就是石丘处士的居所吗？赠文林郎、云南道监察御史周君暨封太孺人张氏墓志铭。周君名真，字仲成，是阜城隐居的君子。年仅五十五岁便去世。去世二十年后，因为他的儿子琰显贵，朝廷下敕追赠他为文林郎、监察御史。他的妻子张氏，封太孺人。太孺人享年八十四岁，因到京城接受儿子奉养而死于京邸。认识琰的士大夫接连前来祭奠吊唁，并且纷纷感叹周君积德以及太孺人的教诲，竟能这样成就他们的儿子。于是琰将奉灵柩归葬，因为父母早逝，墓上还没有铭文，便带着中书舍人沈冬魁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我与琰是同乡，彼此友好，所以为他作序并撰铭。序说：周氏的祖先原本居住在浙江黄岩。曾祖父均礼，元末任河间路总管。祖父本初，明朝洪武年间才在河间阜城安家。父亲佑，娶王氏，生下君。君为人最谨慎厚道，性情不喜欢饮酒，年轻时跟从老师读书，通晓其中的大义，并且喜爱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与人谈论时娓娓不倦。侍奉父母一定使他们高兴，友爱弟弟，严格要求他成为有成就的人。琰后来果然凭才华显露，出仕任江夏县簿。他教育诸子，不许他们追求豪华奢侈，说：‘人生除了耕作和读书之外，其他都不是可以作为事业的东西。’他待友接人，和蔼而不苟且，家务和人事一定审慎后才答应，很少有违背情理的地方。乡里的亲戚族人以及后辈晚生把他当作榜样，必定说“周处士”。周处士的妻子太孺人，是同县名门之女，生来具有美好的品德。她的父亲从义特别喜爱她，选择归宿时找到周君，便把她嫁给了他。周君平日孝敬父母、友爱弟弟、教训儿子、主持家务，都有太孺人辅佐成全的力量。等周君早逝，她亲自督促教育几个孤儿，供给他们的费用全都出自亲自耕织所得，人们都认为这十分困难。琰从儒学生起家，考中进士，升任云南道监察御史。太孺人平常对他说：‘你做言官，绝不可把宠爱荣耀当作资本，应当敬畏谨慎，以不能尽职为忧惧，这样才可以光耀你的祖父。’琰恭谨地遵奉教诲。凡是监督税收、督运粮饷、巡视按察各部，都因勤于公事而著名；对于陈述时政、扶植善类，更是极力而为。评论者大概认为，困难的不在于接受推恩荣显，而在于以风节使亲人显达。君生于永乐庚寅十月十三日，卒于天顺甲申三月二日，葬在阜城坤维祖坟旁。太孺人生于永乐辛卯六月二日，卒于弘治甲寅七月二十七日，将附葬于君墓。儿子三人：瑄、琰，即御史君、璞。孙子五人：章、良辅、良臣、良金、良玉。孙女一人，名长春，许配何盘。曾孙子二人：广集、迎年。曾孙女一人：妙鸾。按去世的年份、月份和日期下葬。铭文说：世代有隐居也有显达，贵重声誉得以流传；寿命长短虽不相同，但能够相伴便是贤德。美好的一双璧人啊，永远安息在这里。只愿后代光耀，只因君有这样的儿子。宋尚书职方郎中兼权中书舍人查公墓表。

译自中古以来，号称大族的家族，能够守护祖先坟墓，延续到四五代的已经很少了，何况相隔十三世那么久呢？近代祖先的履历和品行，有的尚且不能详细知道，何况想在相隔五百年的异代为他们立表呢？能够使祖先遗体不失，彰显祖先遗留的功业而不忘，这是修养德行、崇尚古道的人所难以做到的。像我县查君富兴，请求为他上世的职方公墓立表，难道不是旷世少见的事吗？考察查氏家谱，查氏世代居住在休宁瑞芝坊，祖先从歙县迁出，是唐代长史昌的后裔。公名拱之，字已失传。曾祖文徽，南唐工部尚书，谥号宣伯。祖父元方，任宋代殿中侍御史。祖父元规，赠国子博士。父亲陶，任秘书少监、知审刑院。叔父道，咸平四年制科考试第一，仕至龙图阁待制。子孙迁居海陵，而秘书公居住在故乡。共有两个儿子，公是长子。淳化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尚书职方郎中，兼权中书舍人，四十岁去世。弟弟庆之从昆山县尉升任太常太祝。可是《宋史》说公是都官郎中，说庆之是太子中舍，都是各自依据所见材料记载的。公的墓在休宁北街朱紫巷口，距今已有五百年。到富兴时，已经传到第十三世了。公有一个儿子，名叫翼，任将作监主簿；有三个孙子，名叫起，任宁海观察支使；名叫沔，任郊祀斋郎；名叫樗，任太庙斋郎。他祖先受封的情况，以及后嗣承袭荫序的次第，族谱中有很多失载之处；而且一抔坟土寄托在乡间尘土之中，也从未有人为之立表。富兴以平民身份，年已七十，仍然卓然立于众人之中，按照义理来办理此事：既续修族谱以彰明世代的德行，又在墓下立石，请我这个文史之人撰文，以郑重保存先人的冠履遗迹。难道可以不为他执笔，使这些事情没有流传吗？公的履历和德业，不能全部知晓，只有县志及家谱称说他廉洁正直、操守清白，不愧于世俗风尚，受到钱宣靖、寇忠愍的奖誉和器重；他的大概情况，由此可以推知。他的子孙承继繁衍，家族兴盛壮大，做官的有政绩，居家的也有声誉，那么这就是他所积下的余庆，难道会是一时浅薄之人只顾自我发展、全不考虑后代所能达到的吗？从前忠献韩公，仅仅能够侍奉五世祖的坟墓，直到打开墓穴考察墓铭，才知道老泉苏氏记载了他的祖先来源；至于高祖以上，就无法详知了。而我乡的大族，往往能够守护祖先的坟茔，族谱远的传数十世，近的也传十几世；松树楸树茂盛，昭穆次序不乱，合族的礼仪、扫墓的节令，都载入一定的规约，几乎如同官府制度，其中有些是前代正人君子和名公巨卿也做不到的。难道是因为我乡偏僻吗？还是因为居住在东南山中，没有遭受兵火的灾祸，所以这里的人能够充分实践尊敬祖先、收合族人的道义呢？既然如此，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能不感到庆幸，并且敦厚根本、努力行善，以此来光耀自己的先世呢？查氏的后人，还应当知道谨慎行事啊！《篁墩文集》卷四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十七。（明）程敏政撰。碑、志、表。骠骑将军、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公墓志铭。

译弘治甲寅年夏季六月二十一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公在家中去世。讣告传入宫中，皇上为之哀悼惋惜，命礼部前往祭奠，命工部营造坟墓，命京府按照制度供应斋粮和麻布。他的儿子清等准备在第二年夏季四月十七日，把灵柩安葬在都城东六里屯的高地上。因为我曾是他父亲的执友，所以在下葬前请我为他的墓撰写墓志。公名铭，字自新，世代居住在山东邹平醴泉乡。曾祖父士成，赠武略将军、管军副千户，曾祖母柴氏，赠宜人。祖父子祥，以平民身份跟随文庙平定内难，被授为武功中卫副千户。父亲海，承袭武成后卫副千户，又因公的显贵而追赠骠骑将军、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祖母刘氏，母亲邢氏，都赠为夫人。公四岁时父亲去世，邢夫人为他请求承袭世禄，带他回邹平教育。到正统己未年，才上京承袭父亲的官职；当时公已超过二十岁，志向高远、侃侃有为，每天跟随别人学习骑射，阅读经史，想着振兴自己的宗族。正统己巳年，敌军入侵攻打都城，公跟随大将军在德胜关抵御作战，升为正千户。景泰庚午年，跟随军队在大同追击敌军，当时在白马城和雷公山一带，敌骑遍布原野，众人都不敢迎战；公带领偏师转战，毫不畏惧。到代州又遇到敌军，公率先登城冲入敌阵；战后论功，升为指挥佥事。过了很久，公因荐举任卫所事务，同时在京营训练士卒，以勤劳谨慎著称。天顺辛巳年秋，叛逆石亨侵犯宫阙，声势十分嚣张；公当时隶属五军，紧急召集所属士卒，连夜到总兵官处，分道与叛军交战，挫败其党羽并将贼人杀死，升为指挥同知。成化丙戌年，朝廷选拔将才，公入选，升任署理指挥使。川、贵地区的山都掌蛮人长期叛乱，不能平定，朝廷大举发兵讨伐；军队进至毕节，而蜀地军队在泸江被贼军阻挡，不能前进。公冒险前往接应，使军心大振；又亲自率领一军攻入捣毁大穴塘，接连击破敌寨，焚烧其寨数十座，终于抵达大坝。大坝是贼人的巢穴所在，由此各部蛮人全部平定。公的功劳最大，但恰逢有人嫉妒他的功劳，最终只实授为指挥使。己丑年夏，公随军西征，独自率领三千人作为前锋，攻破双山堡，又在开荒川追击并击败敌军，回来时缴获了许多被掠走的男丁，升为都指挥佥事。辛卯年冬，诏令他充任右参将，分守燕河营等处；在那里任职八年，晋升署理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充任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蓟州东北是重要的军事重镇，亭障长期多有废弃而未修治；公每年都增修边塞，削平高峻之处，修筑险要，绵延数百里，巍然建成巨大的防御设施。其中喜峰口，是诺延贡道。使者进入坟山关后，仍然让他们露宿，实在有失安抚远方之人的道义。公为他们建造三十八楹的大屋，让敌方使者居住；又修筑墩台、垛口和石墙五百丈，以严密防守边疆。督促百姓耕种边地田亩，采集野生食物以备荒年；选拔精锐士卒，亲自组织训练他们以备战。又利用余力，祭祀名臣以劝勉有功之人；设置军医以救治病者。一方安宁，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但公自认为年纪已大，请求罢职。皇上知道公是先朝老将，慰问并挽留他。又过了五年，公因册立太子的恩典，实授都督佥事，赐给诰命，追赠他的两代先人。公再次上章恳切辞谢，才获准返回京师。当时是弘治壬子年。公很早失去父亲，侍奉母亲夫人极其孝顺谨慎。居丧时悲哀憔悴，曾向朝廷请求解除官职为母亲守丧，但没有获准。公性情不嗜酒，待人谦恭温和，像儒生一样；但统率军队严整有法，不可侵犯。凡是他任职之处都有功绩；同时那些被同列军校称为有才能武略的人，最终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他教育诸子，谆谆教导他们学习《诗经》《尚书》等经书，摒弃穿着华丽、追逐纨绔的习气。因此清曾带着才艺参加乡试，却没有考中。公去世时七十二岁。正妻张氏，封为夫人；侧室王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清，现在承袭旗手卫指挥使；次子名源。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扬州卫指挥使程瑄；次女嫁给梁城所指挥佥事杨辉；幼女尚未出嫁。有四个孙女，都还年幼。回想正统末年，少保于肃愍公统领各军时，公当时还年轻，却已经能够建立功业。适逢建立功名的机会，成化年间他跟随前任尚书襄毅公南征，在幕府中很有声名。晚年镇守蓟州，又与尚书莆田彭公共事。彭公慎重评许人才，唯独称许公，撰写《边政记》并刻在石上。他确实是一时的老成之士，而今已经不能再有这样的人了。因此我叙述他的事迹，并以铭辞系在后面，使公的名声流传无穷。铭辞说：上天子统治天下，使国家长久安定，谁能让武备懈怠，而使勇武的官员们英姿勃发、气势昂扬？李公于是崛起，孤儿般的身世却忠勤不懈，亲自统率军队，成为天子的使者。敌寇侵犯京畿，焚烧宫门；他分领将士和勇猛之师，远征那乌孙般的敌人。向南平定妖氛，向西斩获戎敌，因功穿上金绯官服。公的功劳非常显著，参与统军事务而受授兵权，声名尊贵，地位崇高。二十多年间，守卫国家东部，边境紧急文书未曾使人惊扰，边民安居如常。公年纪已经很大，公的节操却更加坚苦。皇帝的鸾书和紫泥诏令、豹尾旗和牙旗，都显示天子对他的加意眷念；功名和荣耀归于公身。疾病却无法痊愈，公仍竭尽自己的心力。有司把讣告上报，悲哀震动皇宫；皇帝亲临致祭，仪仗盛大；下令营葬，坟墓高大。始终如一的恩宠和礼遇，像公这样的人有几个呢？六里屯这块地方，泉水深，土质厚。叙述功勋、刻写碑文，使之百世不朽。太恭人强母袁氏墓志铭。

译如今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的强公，成化年间任御史，巡按辽东，因为上书论事触犯了权贵，被逮捕拘禁，贬谪戍守边地。当时公的母亲太恭人在堂，年纪已经七十多岁。士人正为公忧虑，太恭人听到此事，却丝毫不变色，说：“我的儿子能够这样忠于君上、忠于职事，我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随即派人去安慰他说：“处境险恶或平安都一样，不要因为我而挂念。”弘治初年，公起任山东副宪，又被召回辅佐大理寺，晋升都宪，更加刚直不屈，也因此改任南京官职。太恭人年老，不能前往接受奉养，公又上书请求回去侍奉，朝廷答应了。他回到家中，得以侍奉母亲的起居，一年后太恭人去世，享年九十岁。士论纷纷称赞太恭人享尽福分、获得高寿，有像公这样的儿子，忠孝兼备，声誉和声望极为美好，这样的人一时之间也很少见。可见善庆的积累和慈母教训的美善，确实有不可抹杀之处。通政公因为敏政同在乡里，且有同年之谊，从远方把墓志之事托付给我，我谨慎地不敢推辞。于是只择取其中大要，叙述如下：太恭人名体柔，字用巽，是赠中宪大夫、通政强公名绳武的妻子，世代居住在河间沧州。她生来就有德行和容貌，性情贞正专一，勤于女红，懂得经书史籍的大义。父亲胜和母亲李氏没有其他子女，十分钟爱太恭人，选择婚配对象时，认为中宪大夫合适，便把她嫁给了他。她上承公婆、下理家务，各有条理和法则；烹饪、养蚕、种桑等事情，都亲自监督办理，不因此烦劳妯娌。家中钱财的收入和支出，也不私自据为己有。因此她与兄弟妯娌亲善和睦，没有人说她的坏话。遇到祭祀祖先，总是极其恭敬谨慎，即使歉收之年，也要节约费用，准备到丰盛而洁净才停止。她想到袁氏没有后代，每逢春夏秋冬四时，都一定前往哭祭自己父母的坟墓；墓道上狼患很多，曾经有一次遇到狼，处境非常危险，但始终没有因此停止前往，她尽孝的力量就是这样。通政公年轻时有杰出的资质，太恭人为他选择老师、教授学业，甚至脱下簪珥，亲自纺纱绩麻，资助他成就学业。等到通政公显贵以后，太恭人仍然喜欢朴素，厌恶喧闹，推拒罗绮华服而不穿。所居别业虽然简陋，她却乐意居处，并且常常谆谆告诫家人说：“勤劳、节俭这两句话，怎么可以忘记呢？”因通政公的恩典，她起初接受敕命封为太孺人，后来又接受诰命封为太恭人。她在弘治甲寅年七月三十日病重将死时，通政公请她留下遗言，她说：“我年纪九十岁了，还有什么遗憾？只希望你们始终和睦，不要改变今天的样子，我就可以闭眼了。”她生于洪武乙酉年七月十四日。有两个儿子：长子珍，成化丙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副使、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改任现职；次子名瑄。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同乡胡玲；次女嫁给天津卫百户周俊。有七个孙子：长孙汝学，其次是汝钦、汝问、汝思、汝器、汝谐、汝辩，都学习儒业。有三个孙女：长孙女嫁给府学生马骢，其余两人尚未出嫁。有九个曾孙和四个曾孙女。通政公准备在十月七日，将太恭人的灵柩安葬在沧州东南五里自家园林的西南方。敏政出生较晚，未能在堂上拜见太恭人，却有幸与通政公交游，十分详细地听闻她的德行善事，所以叙述这些事情。随后又缀以铭文：铭文说：谁能登上高龄，还兼有这样的健康安宁？仁厚啊，恭人！享有将近百年的寿命，慈爱的教诲有实际的验证，忠孝之德纯净无瑕。美善啊，恭人！显赫地生有贤能的儿子，贵显不凭爵位，富有不凭财货。俸禄奉养和荣宠封赠，都是她的德行所应得的。在古渤海郊外，选择了新的坟茔；愿后代昌盛，经过坟墓的人都肃然起敬。义官高君墓志铭。君名爵，字汝修，姓高。是赠刑部员外郎敬之的次子，已故浙江按察佥事举的弟弟，现任通政参议禄的兄长。他的上世情况，见于已故大学士商文毅公所撰《君父志》。君生来聪明开朗，诚实谨慎，能够体察父兄的心意。年轻时跟随新安汪云先生学习《春秋》，每天从事诵读，不曾懈怠。偶尔拿出自己写的文章与士人较量，文章出众而不逾越规矩。但员外公已经年老，命他总理家务，于是他放弃笔墨，离开学业，经营贸易，在川、陆之间奔走三十多年，掌握买卖盈亏，节制缩减浮费，使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家业因此有所成就。由此，佥宪得以尽力于公事，参议得以专心于儒业，这都是君的功劳。君侍奉父母，恭敬顺从他们的心意，常常害怕失去他们的欢心；饮食如果不是淘洗干净、煮熟柔软的食物，就不进献给他们。服丧时极其悲哀，助丧和下葬都合乎礼制；按时祭祀，必定清洁虔诚，祭器和供品都整齐恭敬，办理事情时仿佛还能听见亲人的咳嗽声。君主持家务，掌管钱财，收入支出一概出于公心，不为自己聚敛。对待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和煦抚育，始终一视同仁。与人交往谨慎而不争强；如果谈话涉及评议人物，也从不含糊逢迎，不把不贤说成贤惠。他救济贫困、扶助危难，诚恳周到，唯恐做得不够。曾向西进入关中，遇到灾荒，朝廷下令劝导富户分财救济，君拿出粮食赈济饥民，因此受赐冠带而归。然而他平日居处始终淡泊自守，取号“半舫”，以寄托简朴疏远、自得其乐的心意。君是松江上海人，中世迁居京师，入籍顺天宛平。君生于正统癸亥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弘治甲寅年六月四日，享年五十二岁。妻子江宁曾氏，是今武定州判廷宣的堂侄女。她内在品行肃穆和顺，姻亲党族都称赞她。有一个儿子，名釪，是顺天府儒学生；有一个女儿，名淑柔，嫁给都督李公的儿子瑾。瑾先于君去世。有两个孙子，名海、名渊；有一个孙女，名善简。釪准备在君去世当年七月某日，将灵柩附葬于祖先坟茔；参议哭泣着亲自写成行状前来请求我撰铭。君所守持的品行几乎接近铜鞮伯华，所获得的爵位也相当于簪褭、公乘这样的爵位，按礼法应当有铭文，以便向后人表明他的德行。况且君所跟从学习的汪云先生，也是我的乡里朋友，我又怎么可以推辞呢？铭文说：燕地高氏，根源发端于淞庆；积蓄而扩大事业，繁殖而家业丰厚。到了汝修君及其兄弟，接连显达；他们退处谦抑，居中守正，坚定地遵循善的法则，有学问却不以此求施展，也把治家当作政事来办理。命运没有安排好，然而义声极其美好；祖先的兆域和后世的承继都相合顺遂。家族绵延百代，后代有人能够继承兴盛，永远安妥在这里。贞靖先生秦君墓志铭。

译弘治七年冬季十一月十六日，无锡修敬秦君景旸父，享年八十五岁，终于乡里住宅的正寝。自郡守县令以下，寄居此地的官员、姻亲亲戚前来吊唁哭悼，没有一天中断。友人李舜明等倡议说：“君曾因儿子显贵而受封，先后受封承德郎、兵部主事、中宪大夫、武昌知府，诰命再次加封，封赠更加尊崇。然而君自己并不以此自夸，人们也相互称道他为‘修敬’，是因为他的德行，而不是因为他的爵位。如今他去世了，应当汇合乡里的评议，考察古代义理，以清白守节、宽厚安乐并善终这两条标准，私下谥君为‘贞靖先生’，怎么样？”众人都说：“是。”又说：“不写墓志，就无法把他的事迹告示后人。”于是把行状送到京师，请我撰写墓志，冒昧牵累到我。唉，我与君相识将近二十年，怎么能推辞撰铭呢！君的先世居住在高邮，出自宋国史编修观；观的儿子湛，绍兴年间任常州通判，死在任所，家属也定居在那里。到君的五世祖瑞五，又从常州迁居无锡富安乡。曾祖仲益、祖父彦和、父亲季升，都凭品行义举在乡里享有高名。母亲姓惠，生下君，君名旭，景旸父是他的字。君五岁时失去母亲，便懂得哀伤思慕。长大后，十分庄重而机敏，读书记忆力超过常人。族中长老对他感到惊异，说：“这个人可以求取俸禄了。”君却拿着单子请求终身奉养父亲，不肯学习科举业。正统年间，他担任长区赋，时间久了也不屑于做，退居之后更加专心研究学问，不拘泥于章句。曾读《鲁论》到“修己以敬”，惊惧而醒悟地说：“这正是君子自我修养的万金良药啊。”于是取“修敬”二字题写在居室上；凡是修养自身、与人交往，都一概以此为准则。家庭内外整肃严明，僮仆各守职分，没有人敢喧哗。父亲生病时，他夜里向北辰叩头，祈求代父去死，头发因此变白。父亲去世后，他悲哀毁伤超过礼制规定。侍奉继母竭尽礼数，教育孤弟；一生中得到一味甘美食物，也一定分给弟弟，直到这样才停止。四时祭祀都预先戒备，即使年老也更加谨慎；用礼义引导子孙，不许他们追求豪华奢侈。君年纪越大，品行越加完善。乡里有做坏事的人，彼此告诫不要让秦老知道。有人遭遇急难，他总是量力救济，毫不吝惜。有人在外借钱经商后遭遇水灾，害怕无力偿还，想要自缢；君召来安慰他说：“能够免于葬身鱼腹，已经是幸事了，难道还希望别的吗？”于是归还了他的借券。晚年更加谦逊收敛，不出县城。大夫每年举行乡射礼，请他担任正宾，他也不肯前往。只是喜爱美好的山水，便约同文人中的老人，到幽静绝胜之处结成碧山吟社，每月聚会一次；聚会时饮酒吟诗为乐，而君的诗作总是压倒众人。您起初学习作诗时，乡里的先生余同文有时说起您的诗，常使满座惊异。侍德成始终号称能诗而且自负，唯独喜爱您所作的诗，说：“此后一定会以诗闻名。”您的诗作浓厚醇美、峻拔整饬，各种体裁都具备，诗集共有若干卷。您去世那天晚上，端坐着，连巾帽和梳洗都不废弃。子孙进来问您有什么话要说，您说：“我从世上得到的已经很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就这样安然达观地听任生命终结。配偶殷氏先您去世，追赠恭人，她贤明的品行，乡里至今传诵奉行。子孙中男孩三人：长子夔，天顺庚辰年进士，历任江西右布政使，清廉谨慎而有文才，尚未老便因病自行免职，士人舆论都为他惋惜；次子旦，次子奭，号双孝，有关官署上奏旌表其门。孙子四人：长孙钧，次孙铨，次孙锐，都是儒学生；次孙铉。女儿十人，都嫁给某某。曾孙男三人，都还年幼。先尚书襄毅公镇守南都时，夔在他的属下任职，先公很器重他，我因此得以同他交友。每次经过锡山，我一定进门拜见您，与您共同讲论道理、谈论诗歌。我私下认为您不是当今一般人物，只是庆幸您没有嫌弃我。您一生本来应该有文字记述，以使世代交往之谊得以显明，更何况夔从千里之外郑重托付此事呢？您的墓在本县龙山，与殷恭人合葬，葬于某年某月某日。铭文说：“看从前的靖节先生，遁世而不施展才能；又有贞曜先生，能够使他的诗歌昌盛。暗中考察古人的美德，他对此深深敬重。如今盖棺定论，乡里的评价已经确定。” 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南京太仆卿张公神道碑铭。

译南京太仆卿张公于弘治六年八月十四日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琼把讣告上报，事情交给礼部处理，奉旨派官员到他家祭奠，命有关官署营办葬事，一切都依照法令办理。琼在这一年九月十七日奉灵柩葬于青苑留村祖坟。由于张公官居九卿、品秩三品，按制度可以在墓道树碑，于是拿着行状来请我撰写碑铭。我和张公是同年中进士的朋友，按情义不忍推辞，便为他作序并铭刻。序说：公名谦，字益之，世代居住在定州，是当地大族。后来因姓氏以其地名为东张村，五世祖思敬开始迁居保定清苑，于是成为当地人。高祖福荣，曾祖材，祖父兴祖旺，三代都没有做官，却因积善在乡里闻名。父亲考纲，起初任上林苑监典簿，因公贵显，追赠祖父、父亲都为亚中大夫、南京太仆卿。祖母王氏追赠淑人，母亲王氏追赠太淑人。公生得魁梧，不像普通孩子。典簿公很喜爱他，让他跟塾师读书；他聪明颖悟日益增长，于是成为儒学生，能够勤奋学习而不懈怠，立志一定要光大宗族。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当时二十五岁。戊子年授礼部给事中，立即刚正自持，在封驳诏令之时，不因别人的议论而退缩。辛卯年发生灾荒，百姓接连流亡，朝廷下诏发粜京城储米数十万石赈济，公在任上救活了很多人。任职三年，接受敕命，官阶为征仕郎。适逢都御史韩雍统领两广军务，与宦官贵人交恶，朝廷命公前去查勘。公详细询问、查考，秉持至公之心，全部查明了事情真相，回来奏报，符合皇帝旨意。甲午年升任左给事中，乙未年升任都给事中。当时皇上在东宫加冠，朝廷赐给白金和彩币。公主持谏诤机构，遇到灾变和时政过失，常常进言，对政务多有补益。他上奏请求停止度僧、道士一事，数万言，尤其切直。六科奏对时，声音清亮流畅，宪庙认识到他的才干，特意升任鸿胪左少卿。一年之中又两次转任尚宝卿，凡是诰敕、符玺、牌号以及各禁卫轮值办事之时，都更加恭敬谨慎。甲辰年举行郊祀，赐给他金织和彩币。任满三年接受诰命，晋升奉政大夫。乙巳年因吏部推荐，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他一向以端正严明率领下属，铲除积弊，禁止革除贪污行为，每年节省的费用非常多。不久上奏提出便利百姓的马政四事，多数得到施行。丁未年为太皇上徽号，凡父母健在的官员都能得到诰命，而公的母亲夫人还健在且无恙，诏命下达时却因年老寿终，因此又获得祭葬的典礼，人们都以为荣耀。庚戌年服丧期满，恢复原职；任满三年进京，遇到皇太子诞生，赐给他金织和彩币，晋阶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并允许他的一个儿子进入国学。他回到任所。适逢加恩，南京各司又获得赐予的文绮。不久疾病发作，享年五十二岁。配偶同邑龙氏，贤明的品行受到称誉，追封为淑人。儿子二人：长子琼，次子瑶，都是国子生。孙子二人：长孙继祖，次孙续祖。女儿五人，都嫁给良善人家。公天性耿直朴实，任官时务求尽职；议论事情可不可行，从不苟且附和，虽因此招来憎恨和忌妒，也不放在心上。他侍奉母亲夫人，竭尽心意供养，使母亲十分欢心；和三个弟弟谨、诚、让友爱和睦。让忽然先去世，公悲痛哭泣，终于也因此去世。我与公同榜中进士者有三百五十人，其中才器宏大、历练精熟的人，像张公这样实在不多见。人们正期待他得到显要升迁，接受重大委任，在盛世大展才略，却止步于此，真令人惋惜。铭文说：镇定之间，风俗土地厚重，像龐巨夫这样的魁伟人物，大多出生在这里，真是盛大啊！张公从科举中奋发起身，如大鹏高飞，力量并未衰竭。他先后主持和辅佐谏垣，皇帝认为他足以担任古代九卿那样的职位，公历任其中三职。出任外官乘使者车，入朝又补益君王，如说他没有施展才能，实际上屡次上奏都取得成绩。如说文绣官服的尊贵、鸾诰封命的荣耀还不显赫，朝廷给他的恩典也十分优厚。为什么正当仕途通达之时，寿命却不能相称，志向尚未实现便去世，听到的人都为之叹息。留村是他的故乡，赐予的墓地相互望见，谁能比得上张氏？桑梓之地显赫荣耀，刻磨青色美玉，天禄兽立在碑首，用铭文使他的贞德永存，长久昭示后代。迪功郎、陕西狄道县丞周君墓碣铭。

译我的岳父周君从陕西回到洛阳已经四十年了，他高洁的品行、清秀俊逸的才华，洛阳人往往能够说出一些来。然而我这个晚学后进的小子，没能在他的床前拜见并聆听教诲。成化年间，承蒙他赐给我一首诗，词意浑然完整，教诲周详反复，宛如古代诗人的情谊。我因此和作一章为他祝寿，正要继续向他请教，谁知周君已经不能复生了。周君的儿子瑀把行状送到京师，托太常少卿李璋及其弟锦衣千户玠来请我撰铭。李璋、玠和我的妻子都是故大学士文达公的儿子，周君的外甥，所以我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根据行状，周君名端仪，字士瞻，另一字廷表，世代是洛阳人。他的先世情况，详见他父亲监察御史、安庆知府济的墓志铭。周君出生时秀异聪颖超过常人，刚成年便随父亲在江南任所生活，所到之处都和当地贤者交游，学业日益增长，尤其有远大的见识。一个蜀地副职官员经过洛阳，把白金和彩币送给他，周君斥责说：“我的父亲在蜀地任监察官，而我在家中接受贿赂，这合理吗？”副职官员十分惭愧地离去。安庆公在任所去世，府中僚属从后门准备出殡，周君假意答应。半夜聚集车夫，铺设仪仗器物，打着灯笼、敲着鼓，从正门奉灵柩出城，府中僚属都惊叹不已。周君抵达洛阳后居丧，完全遵守礼制，不采用佛教丧葬之法。服丧期满后，更加跟随郡中名儒讲授诸经史和理学，获得其中的关键，不喜欢从事科举功名。过了很久，有关官署奉诏推荐他的文学才行，送他到京师参加考试，内阁评为优等，吏部铨选授予陕西临洮府狄道县丞。刚到任时，属吏以为他是儒生、没有办事经验，周君处理事务和应对交往条理分明，案牍不能使他烦扰。河州运粮部门有若干石麦子尚未缴纳，主管人员误给了实收凭据，纳粮户惊喜地告诉周君。周君说：“难道可以庆幸他人误事而使他陷入罪责吗？”立即命令把粮食补交完毕。部使者把修缮学宫的事交给他，知县认为困难。周君笑说：“这件事在我。”于是先淘汰年老、年幼和患病的役夫，将里役三百人分为三班，每班服役十天，命他们自行携带柴薪米粮；愿意休息的人，每人出谷一斗，积存谷物数百石，所需物料全都足够。等到工程完工，还留下了盈余。他曾出行看见巡逻士卒押着一名妇女和一个女孩，二人背着一捆禾，说她们是盗贼。周君心中怀疑，立即审问后释放了她们。原来盗贼把禾丢在妇女门前，负责误捕的人是一个牧羊童子；仇家把自己的羊混在其中害死，再诬陷她们盗窃。周君质问说：“羊大人小，怎么会盗窃呢？” 仇家惊恐认罪。一名妇人拿着手帕申诉，说有男子强行把手帕蒙在她头上。周君说：“你若没有出来下拜，那怎么会得到这条手帕？”原来她确实已经许嫁，却最终想改嫁，周君始终不答应。像这样的明察决断，都属于这类。那一年饥荒，盗贼很多，乡村都这样。周君从早到晚秘密缉捕，抓到大盗四十人，盗贼才逐渐减少。北方军队进入边境，边吏命令百姓每一丁运粮五斗以供军需。周君忧虑地说：“百姓有贫富之别，却一概命令他们交纳，不合乎法意。请让富户交纳，贫户免除，有事情我自己承担。”百姓大为欢喜，簇拥着送他说：“周侯真是我们的父母官。”周君任官将近九年，年龄还不到六十岁，对几个儿子说：“我年轻时曾梦见有人写下‘碧云深处’四个字送给我，这是在教导我退居隐处。我难道会贪图什么利益，劳碌奔波在这里吗？”当天便称病，请求辞官归乡。周君生于永乐甲午年十月二十五日，卒于弘治乙卯年三月二十日，享寿八十一岁。配偶某氏，与周君德行相称，乡里都称赞她。儿子二人：长子鲁，任乡塾教师；次子瑀，被选为伊府郡主的承婚者，授中奉大夫、宗人府仪宾。孙子一人，名鼎，是洛阳县学生。孙女三人。周君天性孝顺友爱，母亲孺人封氏患病时，他每到半夜便呼吁祈祷，请求用自身代替母亲受病。当时正值仲春，母亲想吃樱桃却得不到，周君终身不吃樱桃。周君有一个姐姐，就是文达公的夫人；有一个妹妹早年丧父，尚未出嫁，周君把她许配给府学生王让。那时王家非常贫穷，人们还不知道他的贤能。后来王让任洛国学录，夫妻共同活到老年。人们说周君很能识人。周君做官清廉耿介、坚持操守，不向外物屈服。文达公在吏部任职时，周君因他的推荐来到京师，却从不经营请托；一言不合，便请求离开，文达公因此向他表示谦让和谢意。他教育子弟极其严格，内外之间都整齐严肃。休假退居的日子，脚不踏入官府，在上宫营建别墅，每到那里一定命人斟酒赋诗，尽情欢乐；名园胜迹几乎都游赏遍了，而天时、物理、人情、世态，也都寄托在诗中。他把诗稿命名为《归田录》，总共有几千篇。铭文说：古代的洛阳社，号称贤哲众多，流传下来的风气所及，百代之后仍像新的一样。刚正的周君，也是洛阳的俊秀人物；承受推荐而升任官职，施行惠政十分美盛；仕途上很快振作有为，未老便退居。白发而面色红润，逍遥徘徊于山林丘陵之间。他抗拒尘俗的胸怀，充分展现出来；不是像晋代诗人那样仅以诗适意，也不是像唐代人那样追逐世俗；享寿超过七十，有儿子能够继承事业。周君一生所登历的职位，都是德行善举的证明。高高的墓穴坐落在洛水之滨，我刻写这篇文字，对不起那些名闻当世的人。大同中屯卫百户徐君墓志铭。

译大同中屯卫百户徐君去世，葬在河间郡城东八里的庄地，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还没有墓志铭。他的儿子昻准备奉继母韩氏与父亲合葬，便亲自写行状请我撰铭，追记纳入墓穴之中。先少保襄毅公确实与徐君友善，而我又有幸同昻交友，不能推辞，于是答应并写道：徐君名贵，字汝良，世代居住在永平府抚宁县，是当地大户。宋、元以来，家族中常有显达之人，墓地旁的封土和碑刻仍高高保存着。徐君祖父以上的世系、品行和履历，大多毁于战火，已经无法考察。徐君父亲名才，最初执剑跟随文庙平定内难，渡江后因功授隆庆左卫百户。母亲鲁氏。徐君生来沉着坚毅，少言少笑，身高八尺有余，额头宽大、胡须修长，见到他的人都知道是将帅后代。然而徐君不以骑射自满，每天跟随老师讲习学问，尤其致力于书算。当时祖母楚夫人年过八十，仍然安康，而隆庆公多次随驾出行，家中用度常常不足。徐君替人抄书来供养两位母亲。适逢文庙决定迁都北京，凡是征讨诸臣家在南京的，都被召回。徐君于是奉鲁夫人北上。过了很久，隆庆公改任大同中屯卫，治所在河间，因为眼疾不能办事，便向朝廷请求由徐君代替自己。当时军政刚刚创建，从卫官以下大多不理事务，各种规章条文全都由徐君协助制定。因此属吏有所遵循，军士受到约束而不敢喧哗，军务焕然一新。卫官像对待老师和长者一样礼敬徐君。正统己巳年北征遭遇覆败，徐君也随军出征并生还，但他的两个随从不知道他在哪里，先把他的名马和几锭白金送回他家，没有人敢私自占有。徐君平素能够用恩义结交下属，大概就是这样。景泰初年，各地多有警报，太监王公敏奉命镇守易州，听说徐君的名声，想把他安排到幕府，徐君却躲避不去。王公见到皇帝，请求皇帝准许，徐君才前往；但王公实际上以谨慎畏惧闻名。徐君尽心辅佐，凡是不妥当的事情，都再三规劝纠正，王公并不因此恼怒。后来王公移镇陕西、守备南京，都带着徐君一同前往。王公在南京任职最久，英庙曾对执政大臣说：“王敏所做的事常常很少有过失，是因为有徐百户辅佐他。”大概英庙在位时，对于各地镇守官，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先有所了解。天顺甲申年，徐君以年老为由请求归乡，王公极力挽留却没有成功。尚书萧文昭公、侍郎廖恭敏公都称赞他安闲恬淡，不是同辈人能够相比的，并作诗赠给他。徐君回到河间，虽然已经老了，仍然手不释卷，对后辈说话总是恳切地勉励他们行善。闲居无事时，他联合郡中诸位老人结成耆年会，以此自娱；声色娱乐，一概没有爱好。他曾对几个儿子说：“我常想在边疆建立功业，为国事献身，但志愿没有实现，这是天意。你们应当记住这一点。”他去世于成化辛卯年六月壬寅日。距他出生的永乐丁亥年七月丁卯日，享年六十五岁。原配攴氏，有贤德，先于徐君二十五年去世。继室韩氏，侧室潘氏。儿子四人：长子升，承袭百户；次子某；次子昻，为太学生；这一支为庶出；次子暹，为潘氏所生。女儿三人：长女玉，嫁百户刘浩；次女金，嫁千户叶蓁；次女寳，嫁卫镇抚韩鳯。孙子十二人：长孙自新，如今承袭百户；其次为自勉、自勤、自习、自学、自信、自修、自诚、自恂、自谦、自譲、自仁。孙女六人：长孙女宏，嫁指挥刘泾；次孙女安，嫁指挥李景旸；次孙女宁，尚未出嫁；次孙女宸，许配给指挥的侄子温棠；次孙女宜，嫁指挥之子董翔鳯；次孙女容，许配给千户之子李某；次孙女宪、次孙女宥，都尚未出嫁。曾孙男三人：长孙公显；其次为公辅、公从。唉！像徐君这样所蕴藏的才德和所建立的功业，也可以说是武官中的杰出人物了。然而官位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有见识的人都为此遗憾。只是他的儿子昻虽然屡次被有关官署压抑，学习却更加刻苦，品行也更加修养；将来能够使徐君光耀于后世的，难道正是靠这些吗？铭文说：啊，徐君才干武勇而又有文才，能够辅佐军务，不愧对前人的功勋。啊，徐君在幕府中声名卓著，名声传入皇帝耳中，远大的功业正盛。啊，徐君忽然离开尘世，安葬在肥沃美好的瀛洲以东，终于安妥于高大的坟墓。啊，徐君有一个儿子超群出众，继承了光明的德业，使他的芬芳声名得以发扬。义官岑君墓表。

译岑君名琼，字廷玉，姓岑。他的先祖是闽地人，有位叫元辅的，在宋朝末年任琼州官，后来每天在城南渡口东岸占卜选地筑居，便在那里安家。曾祖召福，祖父孟清，父亲志能，三代都有品行义举，在乡里闻名。志能号朴翁，娶刘氏，生下岑君。岑君七岁丧父，八岁便懂得读书。一天，他因王裒的事有所感触，流着泪说：“这就难怪古人了。”每逢朴翁忌日，他总是悲伤哭泣、不吃饭，衣服不穿杂色，一生奉养母亲。刘氏更加孝谨，饮食如果不是美味甘甜，衣服器用如果不周全精良，就不拿来供给母亲。刘氏安慰他说：“这样才算善于侍奉我。”岑君器量高峻整肃，有心计；他因为早年失去父亲，思考如何光大宗族，于是勤于经营生业，广泛种植经营，不遗余力。家产日渐丰厚，但他性情高雅，乐于施舍，丝毫不因拥有财富而自得。他离开旧居约三舍路程，选择风景优美的别墅，名为藤竹墩、丰里。挖池塘、开园囿，建亭台屋舍，把图书典籍聚藏其中，用来读书修养、游息休闲；品行更加整饬，声名更加美好。景泰年间，发生大灾荒，岑君拿出粟米二千石帮助官府赈济饥民，按照恩例授予义官。天顺年间，雷州、廉州兵荒更加严重，他又拿出和前一年一样多的粟米。朝廷下诏旌表他家，工匠营建估算的费用非常巨大，岑君不忍心，说：“我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如今反而使他们困苦，这是不可以的。”坚决推辞后才作罢。人们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郡学的大成殿破败，岑君首先拿出钱二十万文帮助修缮。佛、道两家有人来告知祈福之事，岑君也都答应，捐田直到一百亩也不吝惜，说：“我之所以有今天，能够安享太平，都是皇上的恩赐。”他创办小学，延请名儒教乡里的子弟；孤苦贫寒的学生，则替他们供给学习费用。乡里有人结婚没有嫁妆、办丧事没有棺材，或者借贷无力偿还的，大多等候岑君帮助；岑君一一替他们料理，使他们不至于无所依靠。岑君四十岁还没有儿子，五十多岁时得到五个男孩，人们认为这是努力行善的回报。岑君于成化丙午年四月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生于永乐辛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娶李氏，是郡中文昌名门真氏的女儿，孝顺恭敬、严正贤淑，协助岑君创业兴家；乡里的姻亲都以她的贤德为师。李氏于成化乙巳年十一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生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个儿子中，长子英，是郡学生；次子兰，次子芳，其余还年幼。女儿三人，长女嫁林宏，次女嫁国学生吴琇，次女嫁李孟。芳、英等在丁未年正月初一奉岑君夫妇合葬于文昌的白至原。郡守李公为他们记述墓穴情况，却还没有墓表。英的妻子是今大学士邱公的女儿，她因到京师探望父亲，便带着行状来请我撰文。我承蒙邱公知遇爱护，又曾详细听闻岑君的事迹，于是读完行状叹息说：“唉，像岑君这样的人，从海边一个孤苦童子起家，能够振兴家庭，繁衍先人的后代，又有救活百姓、使国家富足的功劳，显赫地接受朝廷命服，旌表他的乡里，使自己处在古代公士、上造的行列而无愧，难道不是一乡之中杰出的人物吗？何况英的才华，又得到贤老俊彦亲自熏陶，将来必能大成他的才器事业。他日寻求使父亲显扬的办法，是可以预料的。这件事应当写下来，作为世人的劝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刘氏二亲墓表。这是庐陵东堂刘君观孚及其配偶王孺人的墓。刘氏在安福号称大族，居住在县城荆山的是一支，分居到庐陵水口的是一支，再分居到江背的又是一支，东堂是其中两族的所在地。刘君是东堂的俊彦。他的先祖如初，正值元朝末年红巾军战乱，倡议守卫所居的玉成山，被寇贼乘隙攻破，只留下幼子以安，因此生出奇节。以安长大后，有才干器局，恢复了家业，又建造读书楼，教训子孙，麟原王公曾为此作记。以安奇节生有不器，他的家业更加振兴，又喜欢行义举，曾拿出白金十斤修缮郡学，官府要授给他官职却不接受；又继承前人的志向修葺楼阁，用来收藏图书典籍，刘文安公为此作记。他就是刘君的父亲。刘君天生聪明宏大，少言少笑，做事谨慎，侍奉父母十分孝顺，和两个弟弟观民、观正友爱和睦。两个弟弟也行义举，和兄长共同置办义庄，在乡里储存谷物数千斛，遇到荒年就发放，帮助官府赈济；又按恩例授为义官，刘君并不以此自夸。他又建造凝秀楼、具庆堂，和读书楼相对，许多君子都称赞他有修建祖业的功劳。然而他的产业日益扩展，资财日益丰厚，却仍崇尚节俭朴素，除了供养宾客、祭祀祖先之外，淡然无所嗜好，说：“养成奢侈习惯，无法给子孙做榜样。” 他乐于施舍，遇到别人急难，总担心来不及救助。有人渡水困难，他便修建桥梁；贫穷而死的人，他便赠送棺材。乡里有人遇到事情不能办成，或者争讼不平，一定来请刘君主持公道；刘君不向权势屈服，也不对弱者逞强，一概按公道裁决，因此很少有人非议他。六十七岁时，弘治己酉年十月二十日，无病而去世。王氏出自庐陵汶源，也是名门；她的先祖有梅边先生，是宋末的奇士。孺人性情聪慧贤淑，嫁入刘家后，内外尊卑老幼都喜欢她；侍奉父母、亲友，救济弟弟的困苦、周济贫乏之人，以及持身待人的各种美德，多有赖于孺人的成全。不幸四十一岁，于天顺甲申年九月二十三日去世。儿子三人：长子祯兆，是儒学生，早逝；次子祯宣；次子祯献。女儿三人，都嫁给良善人家。祯宣在刘君去世的第二年，把他葬在乡里的梅花郭寨、傍花岭凹，与王孺人的墓地合葬。他来到京师，托同乡前辈、春坊谕德兼少司成刘君道亨，请我为墓作表，说：“墓地虽然吉利而幽静偏僻，恐怕先人的德行不能彰显。”我看史书评论人物，若不是奇男子、烈妇，通常不在表彰异行的范围；而太平时代的常德没有惊动世人耳目的地方，往往默默无闻。这难道不是孔子亲近先进、思念有恒者的意思吗？像刘君这样继承先人的事业并使之更加光大，又有王孺人作为配偶；他们不靠文章显名，也不凭爵位尊贵，难道不能说是一乡中有恒常德行的人吗？何况刘氏先人积累的德业已经很久远了。曾在元末遭受一次覆亡，覆亡之后又重新兴起。到了如今一百多年，难道不会有后人出而在当时振兴家族，使君夫妇因此获得荣耀吗？这正可以昭示上天的安排，说明行善必得福庆，其道理不会错乱。这些事应当完整地刻在石上，告诉后世来者，并借此勉励他们的后人。孺人宋氏墓志铭。

译弘治甲寅年秋天，尚宝司丞郑宗仁上疏说：“臣的母亲孺人宋氏，不幸年老患病，住在故乡，臣不能早晚省视、亲自奉送汤药，冒死请求告假。”皇帝下诏准许。宗仁到家后的第二年春天，孺人的病痊愈了，她对宗仁说：“忠与孝本是一回事，你应当赶快回去侍奉天子，不要因为我而长期告假，反而使君亲为你忧虑。”宗仁叩头接受命令，回朝后的第三个月，孺人疾病复发，最终没有起身，时间是乙卯年夏六月三日。君子因此赞美孺人的贤德和宗仁的孝心。宗仁获准解除官职服丧后，便带着礼科左给事中孙君孺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铭。我和宗仁是同乡，私下听说孺人的美德已经很久了，于是根据行状作铭。孺人名瑗，是果河间任丘人。曾祖以上多有隐居不仕者，祖父昱、父亲凤，都因善行闻名。孺人生来容貌端庄、德性美好，少言少笑，喜欢女红，听人讲授《小学》《列女传》等书，往往能够通晓其中的大义。母亲苗氏非常疼爱她，说：“我的女儿，非名士不许嫁。”同乡郑氏有个儿子叫纲，非常贤能，凤和苗氏都很看重他，于是接受郑家送来的聘礼，把孺人嫁给了他。孺人侍奉公婆，按时照料他们的起居，留意他们的咳嗽声，亲自料理饮食、洗涤衣物，从不厌倦；公婆安然接受，称道说：“郑家有了好媳妇！” 郑家素来凭产业富足闻名乡里，孺人常常以义理勉励丈夫，说：“只积聚而不散财，就像扑满一样。”因此丈夫遇到荒年，便大开粮仓赈济饥民；又用余力周济族人和邻里中无力成婚的人，帮助没有嫁妆的人，为无力安葬者提供棺材；务农经商时，以兼并土地、垄断货物为可耻。孺人辅佐丈夫，尤其努力教育子女，所以宗仁考中进士甲科，在宫禁近侍之间成名，接受敕命，父亲被封为征仕郎、户科给事中，母亲被封为孺人，乡里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孺人生于永乐庚子年八月十二日，享年六十六岁。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宗仁，次子宗义，也因纳粮而补授官职。女儿三人：长女嫁巡检马弘，次女嫁谢恩，次女嫁史文信，都是儒学生。孙子五人：长孙沂，次孙濂，次孙溥，次孙沇，次孙澍。孙女二人，都许配给名门。曾孙男一人，曾孙女三人。宗仁归家办理丧葬，濂以儒学生身份赴京参加秋闱考试，便借机派人来催请墓铭，说：占卜选定在这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把孺人安葬于某乡某原。铭文说：有美好的仪容，她是宋家的贤女；选择有德之家，她是郑家的贤妇。慈母的教诲光明显著，优秀的后人卓然出众，在近侍之中声名远扬。福庆追溯到她的双亲，朝廷赐命使家门辉煌。她本应年高而仍健壮，为什么竟突然离世，舍弃了这种俸禄供养？故乡的坟墓幽暗深深，吉祥的墓地已经占定。墓室中刻下铭文，用来昭示她深藏的德行。顺德府儒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闽地莆田的士人，研究《尚书》极其精深，他的讲授都有师承；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在一府之中总能入选，在其他经书方面也常常名列前十五；到了礼部考试，天下士人没有敢同他并列的。像这样精通一经，又兼治其他经书，品行操守可以和古人相比的，如黄先生这样的人，也只能偶尔见到一两个。然而他的官位不能与德行相称，怀抱学问道义而终老，难道真是命运不幸吗？先生名纶，字廷经，是唐代侍御史滔的后裔，世代居住在莆田乌门。曾祖宪，祖父孟珍，都因品行义举受到乡里的尊重。父亲韶，最初凭《尚书》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母亲詹氏，也是名门之后。先生天生资质优美，早年失去母亲，作为儿童居丧，完全合乎礼制。主事公在京师听说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便让他跟随叔父、广元教谕韺学习《尚书》。于是他以兴化学生身份考中景泰丙子年乡试，第二年会试中乙榜，授任汜水教谕。汜水自从设立学校以来，没有人取得科举功名；先生任教数年，制定规约，严格考核士子，风气为之一变，学馆中的学生多有成名。当时提学副使刘昌，选拔人才十分谨慎，唯独为新学记载说：“黄某博学多文，诚实端谨。”诸生既高兴得到这样的老师，百姓也高兴学校有了教化，刘昌的话就是如此。任满九年，汜水人上呈行状，希望让黄教谕代理知县事务。李曹州在吏部，准备答应他们；但侍郎崔公是顺德人，便说顺德郡学废弛，于是任命先生为顺德教授。过了很久，顺德士人全都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往往考中进士、登上显要职位，其盛况比汜水更盛。任满六年，听到主事公去世的消息，他悲痛毁伤超过礼制，于是得病，死在顺德学舍，当时是成化甲午年四月十五日，享年若干岁。先生学识深厚，精于品鉴选拔人才。天顺壬午年，他同考顺天府乡试，阅览《尚书》试卷，录取了今礼部尚书倪岳、侍郎兼学士李东阳、太常卿兼学士程敏政。乙酉年，他同考应天府乡试，阅览《诗经》试卷，录取了已故詹事兼学士陆简。曾经主持湖广乡试，录取的士人也很多。先生自从释褐做官，历任两处学校教职，所得俸禄全都寄给父亲主事公，自己生活极其俭约，却处之裕如。听到讣告接连来到，他自己几乎无法维持生活，见到的人都为他悲悯。对庶弟尽到恩义，周全无缺，和同母弟没有区别。配偶戴氏，是广东按察司照磨鼎的女儿，以恭敬和睦的品行著称。一家人和先生共同过着恭谨俭朴的生活直到老年，这是尤其难做到的事情。她早先生一年去世，享年若干岁。儿子一人，名堂。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林居洁、蔡子濂、郑华璋，都是故家子弟。男孩二人，名遂、宗元、宗。先生于成化己亥年葬在本县天马山麓，戴氏附葬在那里。墓葬至今二十一年，还没有墓铭。堂写信告诉他的叔父、今户部主事颙，并把同宗翰林庶吉士澜所写的行状一同送来，请我撰铭。我回想壬午年，敏政在秋试中考取优异名次；当时先生曾竭力向主考请求把他列为第一名。主考因为先生的地位低，心中不满，专门压低他，只列第二。先生常常以此为不满，而敏政并非特别出众，哪里值得承受君子这样的奖掖，却能够得到超出常人的提携呢？追念往日，报答先生的恩德没有期限；如今堂从千里之外来信托付此事，我不敢以才疏质朴推辞，于是作序并铭刻。铭文说：守着儒学教授这一官职，历经十八年；教诲严格，考核公正，谁能遗漏而不通达？因哀痛父丧而毁伤自己，终身如此，这是孝心的纯厚。啊，这样的人，生逢不辰；唯有古代贤哲，志在修养自己，不求别人知晓，不因别人不知而恼怒，也不因别人称誉而欢喜。青山原野之间有一座安宁的坟墓，谁来铭刻其中的幽德，谁来宣扬他的美好？赠文林郎监察御史吴君与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

译吴君名纲，字廷振，世代居住在歙县西部澄潭，后来迁居莘墟。他是故赠职方郎仕仁的孙子、兵部侍郎宁的儿子、今监察御史瀚的父亲。他的先世情况，详见大学士商文毅公所撰的墓铭。侍郎公考中进士，历仕三朝，是当时的名臣，有五个儿子，吴君是长子。次子缙，任兴国知州；次子绅，任顺天府通判；还有纹、绮。都能够继承家业，而吴君尤其胸襟宏大、聪颖出众。年轻时学习《尚书》，科举学业将要完成，正值正统末年，侍郎公因忧劳成疾，请求归乡治病，吴君于是居住乡里，不再出仕，并说：“士人不能在世上施展，施惠于自己家中，也不能推广到别人身上，但仍可善于教育子弟，关键在于不能不这样做。”吴君侍奉父亲三十年，左右侍养，使父亲心情愉快；率领佃户和佣工，女子纺织，男子耕作，各尽其职，没有人敢懈怠废弃。家用因此很充足，四时祭祀供奉、接待宾客亲戚、婚丧诸事都安排周全，没有一件事相互妨碍。侍郎公对此很满意，总是称赞他的孝心，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吴君和几个弟弟虽不是同母所生，却彼此友爱；他资助绅、纹以及妹妹之子汪正，送他们到远方从师，三人后来果然先后被乡里推荐，汪正又考中进士，历任辰州府知府。吴君一生共娶四妻，最初是芝黄程氏，后来是两位汪氏，一位出自歙县潜川，一位出自休宁旧市，晚年继娶陈氏；她们都以恭敬和睦相互成全，内室中没有争论。吴君自己的田产不自行经营，捐出来充作公用费用，从不吝惜；尤其乐于施舍，救济贫困。汪富、陈振都是吴君妻族的外甥，体弱而家道败落，吴君让他们住进自己的房屋，又供给衣食，长久不衰。吴氏是歙县名门，到了侍郎公更加显达，吴君继承了家风，却不以家法自矜，反而更加完备。乡人无论老少，全都敬重吴君。一时公卿家的子弟，往往自认为不如他。吴君身材高大，教育瀚很用力，说：“他一定能光大我的宗族。”然而德业的成就从家庭内部开始；吴君为瀚选择休宁坑口孙氏为妻，又选择歙县南方氏为继室，果然都很贤德。孙氏所生的孙子出处士慎枢，方氏所生的儿子任光禄署丞。吴君保全家业、造福后代而具有远见，大多如此。瀚考中进士，第二年回乡省亲，吴君便去世了。瀚授任御史的第三年，获得敕命，追赠吴君为文林郎，与瀚的官职相称。休宁汪氏追赠孺人，陈氏封为孺人。新安各地的汪氏在歙县、休宁县尤其兴盛；汪孺人是旧市隐君志道的女儿，天性至孝，嫁到吴家很相称。然而她比不上她的婆婆汪宜人，更加谨慎地侍奉公婆，以勤俭辅佐丈夫，并带动家人，妯娌们都谦让。她刚回娘家省亲，突然因病来报，便不起而去世。吴君卒于成化丙午年六月二日，享年六十五岁。汪孺人卒于天顺壬午年三月六日，享年三十二岁。儿子一人，就是瀚；女儿三人，长女嫁槐充胡以盛，次女嫁潜川汪惟润，次女许配给潜川汪某。孙子四人：长孙楫，次孙材，次孙相，次孙尚幼。弘治乙卯年，侍御受命出巡浙江，事先带着辰州君的行状来告诉我说：“瀚十岁时先母孺人去世，没能料理先父的丧事；父亲去世时也没有预先卜定墓地，因此一直惶恐不安。如今已在歙县西部某山的原野选定墓穴，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把父亲合葬其中，先母葬在左边，右边空着。希望您赐下墓铭。”我晚辈时曾在堂上拜见过侍郎公一次，后来见到吴君便离去。侍御以世交之情相待，情谊深厚，我不敢推辞。铭文说：我曾见范公有贤能的伯父器，却没有在当时显达；等到他的几个弟弟中，才有威武的司马显现，怀有范公的忧虑。美好啊，封君纯佑，配得上贤良的妻子；寿命未长却聚集美德，留下一个后代继承先人武功，在朝廷之中谁能比得上他的志向？奉行并宣扬褒奖的典礼，重新选择墓道；记述他的品行，雕刻成文，流传百世。默斋先生郑君墓志铭。

译永丰有位君子，名叫默斋先生郑君，名贤，字显才。他为人纯正聪敏、简朴厚道，喜欢询问学问。只看他的容貌，他的话语却宛然合于古人。年轻时研习《尚书》，本可参加进士考试，却因疾病受困，不能出仕以显露才华。天顺初年，有人因他经学明白、品行修养而推荐他，他推辞不肯出仕。乡射礼举行时，有关官署一定聘请他担任宾僎，但他也以年齿和德行尚未达到为由推辞。于是退居一室，左边放图，右边放书，认为圣贤之学不在空谈，便用“默”字题写书斋。他教育子弟极为严格，早晨便命他们到家塾亲近老师朋友，晚上供应灯火，考察勤奋和懈怠。他们都正襟危坐，一边训诫一边读书，以燃烛计时，大约到二更才停止。郑君天性孝顺友爱，即使嫁妆财物也不敢私自积蓄，收入支出全听从父母安排。每逢祭祀，他预先洁净祭品，熟习仪节，斋戒内心、秉持诚意，率领家人按位次拜跪、奠酒献祭，没有人敢喧哗。他和几个兄长一同学习，彼此相爱，从没有争论。侄子轼十二岁时成为孤儿，他像教育亲生儿子一样教养他。轼后来果然考中进士，任御史，声名显著。郑君交友不欺骗，对是非曲直都以道义裁断。天性喜欢饮酒，醉后反而更加恭敬。因为多病而学习医术，于是深入研究《素问》《难经》和诸家医术的要诀，偶尔用来推求病理、救活病人；人们感激他的恩德要送礼答谢，他却不接受。治家时，他首先以节俭勤劳自律；只有购买古代图籍，以及救济贫困者，从不吝惜。佃户、客户缴纳租税后有余粮的，他便把余粮退还；贫困而死、无力偿还债务的，就把他的债券烧掉。君的长子軏曾向边地输送马匹，请求授予冠带，以此为君增荣；君得到文书后斥责说：“你怎么能用这种事来束缚我！”玉山令、莆田人陈孟寛一向敬重君，听说后立即对他说：“这是朝廷明文规定，怎么可以轻视呢！”君于是再也不说了。君写文章典雅，尤其擅长古诗、律诗；书法大多像率更令欧阳询，摒弃了媚俗的姿态。他著有《黙斋集》若干卷。君的先祖是宋代忠臣、同州守威愍之后裔，元末避乱，从玉山迁到永丰的石梯，又迁到东里。子孙日益繁盛。君的祖父大徳，父亲应麟，都是儒者。母亲为某氏。君生于宣徳戊申九月一日，卒于弘治乙卯正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八岁。娶江山胡氏，与君同有德行，姻亲都称赞她贤淑。儿子三人：长子即軏，考中进士，现任吏部文选主事；次子軨，能继承家业，但早逝；次子轴，为儒学生。女儿一人，嫁给本县排山周祯。孙子七人：长孙濂，为儒学生；其次为洛、汶、漳、洙；再其次为泗、源。孙女三人。軏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将君葬在某乡某山的原野上。他拿着兵科给事中周君所写的行状来请求墓志铭。周君是君的外甥，对君的高尚节操和崇高情谊称誉有加，认为即使拿到鬼神面前质问也无愧于这些话，大概确有事实为证。唉！古代所说的笃行君子，像郑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吗？铭文说：古代的人，以君子为法则；世人正喧嚣争逐，只有我独自保持沉默。君并非不会说话，而是把心力用于实行；以沉默求学而默默领会，以沉默实践而成就德行。你是通德公的门第，是威愍公的后代；你将继承他们的事业，确实没有差失。何况又有贤子，掌管官府事务；继承你家世代的功业，希望就在于此。记述和吟咏，也还有文稿流传吧？难道不在文章中验证你学问造诣的深厚吗？玉山是胜地，把美玉般的人埋葬在这里；在坚贞的石碑上刻下铭文，这是君子的归宿。承事郎谭君墓志铭 君名瑛，字彦华，姓谭，是滁州清流人。君是武略将军、护卫千户、追封崇安侯谭胜的曾孙，是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崇安壮节侯谭胜的孙子，是新宁伯谭忠的儿子，也是现任太保兼太子太傅、嗣新宁伯谭佑的叔父。君出生于贵族之家，性情淳朴，不沾染穿着华丽的习气；常常想到壮节侯父子开国靖难，都因功劳显著而载入盟府，便希望以忠勇自我奋发；愿望不能实现时，又说：“何必一定要这样做呢？把志向施展在治理家庭上，也足以表明心志了。”于是亲自主持家政，侍奉父母早晚不懈。君本是岳夫人的儿子，却把嫡母朱夫人奉养得如同亲生母亲；管理僮仆、治理田宅，宽严调度之间，都有规矩条理。亲友往来，庆贺和吊唁都合乎时宜，丰俭也各得其当。兄长璟继承爵位，正统末年出任浙江守臣，死于任所；长子裕也早逝，次子当时还在幼年，就是今天的太保公。君既然含辛茹苦地辅助处理家事，便选择老师教育他，说：“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应当使我家更加显达。”常常拿先辈的功烈教诫他。太保公恭敬谨慎地奉行教诲，受到历代圣明皇帝的知遇，奉命主管前府，总领神机营军队，兼督十二营军事，进而参与朝廷谋议；他忠诚谨慎、安定慎重，其中多半有赖于君从旁辅佐。每逢旬休日，太保公便带着父子来给君祝寿，使君尽情欢乐，说：“先祖壮节侯没有死，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成化年间，淮扬发生饥荒，诏令官府赈济，君派人运送粮食前去资助。按恩例授予承事郎，品秩相当于七品，但君并不因此自我奢侈骄矜；居住在山庄，以督课家人栽种耕作为乐，于是自号玉泉居士。京城名流大多以礼敬重他的人品。君一向苦于痰疾，病情忽然加重，太保公很忧虑，多次请医生来，亲自照看汤药，像侍奉父亲一样问候他的起居。君对此感到安心，直到临终，心中没有其他牵挂，只勉励太保公尽心国事。人们当时都称许他们叔侄二人贤德，那天是弘治八年三月一日。君生于宣徳七年七月六日，享年六十二岁。配偶钱氏，早君三十年去世；继室为赵氏。儿子二人：长子禄，次子礼；女儿二人：长女嫁虎贲左卫指挥使张宗，次女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尚且年幼。太保公择定当年四月八日，将君奉葬在石径山祖坟右侧，并让钱夫人附葬。下葬前，他亲自写成行状，请我作铭。我忝任史官，亲眼见过壮节侯辅佐文庙渡江时的事迹，未尝不赞叹他的忠心；他的后代必定有许多贤者，使他的家业世代相传而无穷。像君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配得上这个家族的人了吧？铭文说：有伟大的先祖功业，谁来继承并使它发扬？有贤能的后人，谁来开启并使家族昌盛？继承并开启这一切的，就是谭家的仲父。孝顺友爱集于一身，仪容端庄文雅。说君没有显赫的官位吗？也有冠带和佩绶。家政治理得十分完善，荣誉并不依靠官职。祖传的剑履代代收藏，君安葬在它们的右边。幽暗的墓室刻下铭文，永远昭示给后代。孺人冯氏墓志铭

译孺人姓冯，世代是吴地人，而户籍在京师；她是故广东按察副使定的女儿，现任通政参议赵公昻的儿媳，光禄少卿赵竑的妻子。她三十九岁时去世。去世那天，我前去吊唁。参议公哭着对我说：“我与宪副同学，交情莫逆，两家经常往来。新妇七岁时，就聪颖得像成年人。宪副和张夫人也看出竑儿非同寻常，常对我们夫妇说：‘一定要把这个女儿嫁给你的儿子。’我们夫妇非常高兴。她进门后，侍奉我和她的婆母潘夫人极其孝敬。我喜欢宾客，新妇总带领家人准备酒食，必定精美丰盛，合我的心意。岁时祭祀，以及亲友乡邻有庆贺吊唁之事，她都扶助婆母前往，处处合乎礼节。我已经老了，却失去了贤惠的儿媳，天啊，这可怎么办呢？”少卿也哭着对我说：“孺人嫁到我家时，我还在家奉养父母。她常常日夜劝我说：‘我的两位父亲都凭经学显名，你一定要专心求学，使我的舅父增光。’我的先父也已经可以瞑目于地下了。我受到她这番话的激励，才有今天。况且我自从考中进士，任刑科给事中，历任左右都给事中，都是以进言为职，常常害怕因论事获罪。孺人总勉励我说：‘我见父亲做御史时，也常常议论政事，他说“为了国家可以忘掉家庭”，你应当记住这句话。’ 我壮年时还没有儿子，孺人赶紧为我娶陈氏，说：‘继承后代是大事，怎么能稍有延缓呢？’后来陈氏果然生了男孩，孺人也接着生了男孩，她们彼此爱护，视同一体。不幸孺人患虚弱的疾病，一年多不能起床，而她所生的儿子又先因病夭折。唉，天为什么要让人遭遇这样的极端不幸！我在中年失去了这样的贤妻，只希望先生不嫌弃我，赐给她一篇墓志铭，那就幸运了。”后来少卿的几个弟弟也都哽咽着互相说道：“自从有了嫂嫂，我们兄弟更加友爱恭敬。无论饮食、衣服、器物，她从没有偏爱什么；言辞语气温和淳厚，总怕触犯别人。因此，做妯娌的彼此谦让，如同亲兄弟，从来没有背后怨言。像我们嫂嫂这样贤德的人，哪里还能再找到呢？”先少保襄毅公与参议公交情深厚，因此参议公把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弟弟敏行，可惜敏行也早逝。至于孺人的贤德，我已经非常熟悉了。何况又有少卿的请求，怎么可以推辞不作铭文呢？孺人生于天顺癸丑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弘治乙卯三月二十七日。生有男女各一人，如今留下的只有女儿。因少卿显贵，她受敕命封为孺人。她有柔美的仪态和贤淑的品行，合乎闺门规范的言论，考察她的行为、陈述她的事迹，确实有如圣上诏制所褒奖的那样。少卿择定这一年四月十七日，将孺人附葬在长庆坝祖坟中。铭文说：她不嫉妒，而且把自己的孩子视同亲生；儿子虽未能长寿，却因显贵而获得封典，这便是没有白死。唉！孺人姑且安息在这里吧。歙黄处士徐孺人合葬墓志铭 唉！这里是歙县黄处士和徐孺人的墓。他们的儿子是现任兵部职方主事华。墓地在鳯凰村律充原万罗山，坐向子午。大概处士下葬时，还来不及写墓志，只追立墓表。过了十二年，华准备将孺人附葬，于是哭着写成行状，请敏政一同书写。处士是歙县的老成人，孺人辅佐他成就事业；他们的儿子能够置办家业，显扬黄氏家法，因此不能不作铭。君幼年丧母汪氏，十岁丧父。兴寿君兄弟中最为幼弱，却能自我约束，奉行俭朴勤劳，直到年老，家业日益兴盛。他想到如果不让儿子学习成才，终究不足以光耀家族，便把华送入郡学，又派他向阁老商文毅公学习《尚书》。过了很久，华被乡里推荐，乡人非常欢喜，说君夫妇很会教育孩子。华五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成功，处士勉励他更加勤奋，说：“这是命运，不要忧愁。”华后来果然考中进士，出任抚州金溪县令。经过家乡时，置酒为父亲祝寿，姻亲乡党全部聚集。处士非常高兴，说：“这虽然是荣耀，但你一定要努力为国家办事，不要辜负今天，我才安心。”华恭敬谨慎地接受教诲。又过一年，华因入京朝见，得以再次省亲。到任后，处士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华改任岳州平江县令，孺人谆谆教导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因此华的政绩优良，又有文才，经部使者推荐被召入朝，再次经过家乡。乡人更加仰慕，把这看作荣耀。他任职方主事时，思念母亲从不放下。适逢陕西有军事事务，他请求出行，并计划返程时取道回乡省母。尚未出发，就收到了讣告。这时孺人已经八十九岁。处士名祯祥，字仲述。他居住在歙县黄屯，后来迁到潭渡，是唐代孝子芮的后裔。为人和易而不苟且，喜欢周济贫困；侍奉继母程氏如同亲生母亲，对三个兄长十分友爱。他教育华，不仅让他从事科举学业，还勉励他继承先业，使他倡议建立祠堂祭祀孝子，并联合族人编写黄氏谱牒和传记。晚年在黄山脚下结茅屋、种树养老，刚刚建成便去世。孺人居住在歙县朱方，也早年丧父。处士把恩德施及她的母亲胡氏，内在品行十分严肃，喜爱俭朴。晚年还带领长媳程氏、次媳汪氏像年轻时一样操持女红。凡是勤劳治家、谨慎祭祀、抚恤下人、富裕后代的美德，她都与处士相配而无愧。处士卒于成化甲辰八月九日，孺人卒于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儿子二人：雄华、雄，后者早逝；华就是职方君。女儿一人，嫁方塘胡禧。孙子四人：琼、珙、珤、珂。孙女一人，嫁郑村郑楷。曾孙一人：钺；曾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处士夫妇一向喜欢教育子女，并且获得高寿，亲眼看到子女成才；这大概是上天报答善人从不差错。由于恩典，他们得到加封，使恩泽延及泉下，以在一乡彰显他们的美名。某日，我与君同郡，又重视华的请求，于是把众多事迹汇总记述，尤其详细说明他们教育子女的事情。又系写铭文如下：铭文说：歙县黄君是孝子芮的后裔，夫妇二人德行相连，美名十分美好。他们努力遵循庭训，继承我族世代的风尚；现在亲眼看到了成就，也都得享长寿而终。上天降下祥瑞，完全依据他们积累的善德；鸾书封赠接连而来，使这墓穴增光。鳯凰村合于吉兆，山势耸立，河水澄清；留下铭文给后代，是上天赐予同类善人的证明。百岁程君墓表

译贵为三公、富有万石、文章功业名震一时，这些都人人可以努力取得；唯独长寿有无法强求的地方，何况寿命达到一百多岁呢？如果不是上有建立纲常、赐福于人的君主，而这个人从上天所得的福分又特别深厚而完整，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像我宗族的以道君这样长寿，哪里只是一个家族的盛事呢？本来就是天下少有的事。君与我同为陈将军程忠壮公的后代，居住在■〈氵乂〉口。他的家族因宋代端明殿学士、洺水先生而更加显赫。曾祖焕，祖父连，父亲安，都致力行善而不出仕。安娶吴氏，生下君，名实，字以道；另有一名为诗。君为人淳朴，涉猎书史，年轻时曾客游江湖，尝试用木材换取粮食到姑苏，别人因歉收借给他的财物，君全部放弃不取而归。回来后改事农田，不再外出求取功名；勤劳耕作，收入常常加倍。居家时通常清晨起床，召集子弟，督促佃户、佣工各自尽职，不奢侈放纵。夜里便督促孙子们弹琴读书，直到半夜才睡。客人来到，就设宴纵谈，即使年老也不疲倦。年老后，他拿出资财立下契券，不分给儿子而分给孙子，说：“这样或许可以做到均平。”君对待自己和别人，似乎平易直率，但始终不失规矩法度。一家百口人，和顺安乐，号称诗礼之家的人，有的也未必能比得上。君相貌高大挺拔，两眼黑亮如漆，耳朵几乎垂到肩部，其中有一根长约二寸的毫毛。牙齿和头发本已变老，但白发重新变黑，脱落的牙齿又重新生长。九十五岁时，因恩例授予冠带，每逢乡饮酒礼，必定以大宾之礼尊敬他。君多次推辞不去，直到一百零一岁才去世。临终时，他穿戴整齐，叫来孙子们对他们说：“我要和你们永远诀别了。”说完便安然去世。君一生没有疾病，从未请医生、求祈祷；步行如飞，终身不曾拄杖，大概是异人。君生于洪武乙亥闰九月十七日，卒于弘治乙卯三月十九日。前后三次婚娶，原配姚氏，继配黄氏，再配吴氏，都举止和顺、没有过失，族人亲友都称赞她们。儿子三人：徳龙、徳思、徳良，都先于君去世。女儿三人，都已出嫁。孙子九人，孙女三人，曾孙九人，曾孙女六人，玄孙一人。我又听说，君壮年时在吴地，遇到下雨渡河而溺水，心想如果不脱去衣服和靴子就无法获救，于是伏在水中脱掉衣服、去掉靴子，一跃而起。乘船行走遇到盗贼，众人都潜伏不敢动。君说：“这样示弱，大家一定都会免不了遭难。” 于是奋力冲出，直上前去与盗贼搏斗，盗贼纷纷溃散逃走。既然君所禀赋的天性深厚而完整，又加上这样强健刚勇，难怪他的寿命超过常人。因此一并写下这些事，送给他的孙子，让他们刻在墓上的石碑。唉！历代圣明君主休养人民、涵育万物的恩泽，遍及天下已经很久了，而这样的长寿祥瑞人物出现了。既然出自新安程氏，难道可以不谨慎地记载下来，使程氏的盛美永远昭彰吗？一乐汪君墓表铭 新安的大姓大约有十多个，而汪氏最为显著。汪氏的先祖大都是唐越国公的后代，分布在各县，其中歙县潜口一支最为著名。潜口汪氏在宋代有许多显达人物，聚族而居，人数不下万人。一乐君在近代是其中最杰出的人。一乐，大概是人们因庆贺君而称他，后来君又把它作为自己的名号。君名顺童，字永徳。为人有志向操守，简静沉默，自守本分，别人有时不知道他究竟怎样；但一到发言立行，总是不违背正道。那些以能读书著称的人，有时也比不上他；然而君从未不好学自我勉励。他所学并不专事科举章句，却侍奉祖父彦实、父亲士贤二位老人，以及母亲张孺人、继母罗孺人，最为孝顺。生时奉养、死后安葬，都合乎礼法，不与流俗同流。与兄长永仁、永竒，弟弟永义十分友爱。永仁、永义都早逝，留下孤儿以诚、以聪，年纪还小，所有家政都由君总理，家业更加富裕，对两个遗孤的抚养教育也都使他们有所成就。稍长后，君见以聪的儿子正聪慧，说：“这个孩子足以使我宗族兴盛。”便送他入学成为诸生。正果然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郎中、辰州府知府。家族更加荣耀，而君行善也更加努力。他疏浚枯井，修成废弃的桥梁，修葺旧有道路，以便利居民饮食和往来。即使花费巨大也不吝惜；周济贫困、救助匮乏，从不要求偿还，甚至把债券烧掉。乡人都感念他的恩德。有小的怨忿，彼此有时告诫不要让一乐汪君知道；有时争讼闹到官府而无法解决，只要得到君一句话就能化解。去年他德行更高，声望更加尊崇；每逢岁时或生日，亲戚子弟登堂祝寿，欢乐声震动乡里。同乡的兵部侍郎吴公与君同年出生，一人在朝廷显达，一人在乡里隐居，又有姻亲之好。当时人说他们可以比作汉代的王霸和令狐子伯二人。君于成化丙午十月二十四日去世。临终没有别的话，只说不要丢弃祖先的教训。享年八十八岁，生于洪武己卯八月十一日。原配洪氏，出自宋少师中孚之后，早逝，无子；继室詹氏，是乡进士熙的女儿，兄长都是名门子弟，很有妇德。儿子三人：长子以辅，次子以受，次子以泽。女儿二人：长女嫁张思浩，次女嫁洪永殷，也都是名门。孙子七人：柳、桓、橚、栻、桢、植、彬。孙女七人，曾孙十人。以辅等择定弘治戊申正月初一，将洪氏、詹氏合葬在中鹄乡大吉滩的原野上。下葬前，他们把正所写的行状派人送到京师，请求为君墓作表。我往年居家时，曾经过潜口，虽然没有来得及拜见君，但见到了以聪君以及汪氏的许多贤俊，只见那里山水秀美环抱。我私下料想，能够享有德行和长寿、名闻一乡的人，应当就出在他们中间。如今竟能考察叙述一乐君遗留下来的德行，把它刻在坚贞的美石上，以昭示后人，这难道不是他乐于听闻、足以慰藉他早年心愿的事吗？于是作墓表，接着写铭文说：唉！这就是一乐汪君的墓，有三个儿子承继家业，有两位配偶附葬。谁说贤淑的人会消失？她留下的芳名尚在，以此厚增福祉，延续福禄，使后人永远敬仰。《篁墩文集》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十八 （明）程敏政撰 碑、志、表、碣 中奉大夫、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神道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