篁墩文集卷十八

译徽州婺源儒学重建庙学竣工后，学校的师生一同前来拜访我，请我写记来告诫后来的人。我推辞说不敢当，他们请求得更加坚决，我只好整理衣襟再次说道：“从虞、周建立学校，到现在已经三千多年了。《学记》一篇，至今还见于戴氏所传。后世记述学校事务的文章，有谁能超过它呢？只是徒然增加赘文罢了。从尧、舜到孔子、颜回，又到周敦颐、程氏，而文公朱子出生在婺源，道德教化所及，足以和邹鲁相比。后世讲授学业根本的，有谁能超过这里呢？只是徒然取法仿效罢了。虽然如此，出生在朱子之乡，如今又恢复他的遗规，我也不敢不竭尽所知，为我们这里的人诵说。上位者培育人才，以及士人群居在学校接受老师教导，究竟应当学习什么呢？程子说过：‘说到学习，就应以道为志向；说到做人，就应以圣人为志向。’如今的人有志于学做圣人，谁不说他狂妄呢？然而这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士人希望成为圣人，就像射箭要朝着靶心；能否射中在于自己，哪有舍弃靶心而从事射箭的道理呢？太极开始产生而两仪分立，五行之气布散开来，人微小地得到它而出生；圣人却能够与天地并列参赞，为什么呢？因为他充分尽到了自己的本性。人失去本性以后，再看所谓圣人，距离就不亚于天与深渊。既然如此，上位者培育人才以及士人自我修养，除了本性还能凭借什么呢？本性的德性具备于心，心这种东西容易放失，而概括它的要点只有一个字，就是“学”。学习这种方法容易走偏，而概括它的要点也只有一个字，就是“敬”。心并不是异端那样扫除幻妄、归于空无的东西，而必须兼具寂静与感应。学习也不是俗儒那样涉猎外物却固守浅陋，而必须兼顾博学与约取。敬也不是异端那样一味收摄念头，也不是俗儒那样专长于考察琐细事务，而必须贯通动静。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本性；而“敬”难道不是圣学贯穿始终的枢纽吗？推求并达到极致，积累而不停止，那么体现在自身就是天德，施用于外就是王道。作用有大小之别，但我们所修养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从尧、舜到孔子、颜回，又到周敦颐，他们所谓的学习，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探究圣人本性的根源，穷究心学的妙处，最后归结到一个“敬”字；这是程子首先阐发、朱子进一步阐明的，他们实在对圣门有功，对后来的学习者有很大的恩惠。出生在朱子之乡而任教师的，用教导来对待弟子；作为弟子的，用学习来对待老师，他们志向所在，是否也将由此有所超出呢？把所学拿来回应上位者的要求，就没有障碍了。反过来反省自身，践履实际，在这上面加以用心，不被得失利害扰乱，这样大概可以使这条道不至于孤独，也使学校的兴办真正有益吧！我避开文章冗赘的嫌疑，却不能不把老生常谈告诉诸位；我害怕冒犯僭越的罪过，却不能不勉励诸位立志希圣，否则就是自暴自弃。儒学宫舍焕然一新，诸位共同学习才刚刚开始，我私下愿与同道诸士共同庆祝落成，并深入思考学问。至于学校兴建的历史，从宋代直到皇明，都有记载。只是过去多因回禄之灾而毁坏，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严重。这次建成的有大成殿十二楹，戟门二十八楹，两庑五十楹，神厨、宰牲房二十四楹，在西面；明伦堂十二楹，门屋二十八楹，两斋四十楹，在东面；三贤堂、会馔堂、藏书阁、射圃亭、师生廨舍以及各种庖廪、祭器，也都依次置备齐全。四周环绕高墙，全用砖石建成，以防意外。工程始于弘治辛亥年某月某日，完工于这一年某月某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提调学政监察御史王公鉴之、知府李公延寿；奉命承办的，是同知甘公昭，以及通判王公惟哲、推官李公珍，他们都共同出力。府检校杨君忠、绩溪知县高君梁，后来又署理婺源，也都参与并出了力。如今的知县常君济，也有兴办此事的念头；前任县丞李君应钟、现任县丞石君俊、主簿曹君亮，是接受分派负责具体事务的人。帮助促成此事的，有清理戎务监察御史吕公（某县人）、按察司副使汪公进、知府汪公奎、通判孙公冠，以及义民陈原方等五人；乡贡进士汪嵩、王寿和耆民汪思立等七人，负责管理收支，尤其谨慎，最终使工程完成。请我写记的，是教谕姚君志仁、训导潘君绍和朱君贞贞；朱君是文公的十世孙，以特奏名义来任职，兼掌教务和奉祀之事。《竹南书舍记》

译流塘离我居住的南山不过一二里路。每次我在溪边行走，看见西南的山色茂盛而幽深秀美，有一片竹林高高突出，仿佛一座小岛，人们总是指着那里说：“这是詹氏世代居住的地方。”我一直想找一天径直到那里看竹子，却没有实现。后来我认识了詹氏的彦，即贵存中。存中喜好求学，尤其擅长作古体诗和近体诗，于是彼此往来。天气晴好时，他叫车出游，像断石村、古城岩等名胜，大都在流塘上下，必定有存中同行。疲倦了就一定望着流塘投宿，酒兴浓时谈论诗意，十分快乐。一天，存中指着屋后山上的竹子说：“这些竹子曾经被毁坏，却反而更加茂盛，我在各种花卉中唯独喜爱它们。”近来他在山麓建了几间屋子，说是因为它们在竹林南面，便取名为“竹南书舍”。我喜欢游览建阳，每次瞻礼考亭遗址，便深深产生仰慕高山、景仰贤人的情怀。建阳又是书籍出产之地，我更加购买古今图籍带回来，放在这座书舍中。展开书卷长声吟诵，便觉得这位君子的声音铿锵不止，仿佛与我相和；合上书卷而有所感慨，便觉得这位君子的内心洞达虚静，仿佛与我相契。我从竹子那里得到的，大概就是这些。请先生为我记下来。”我对他说：“不能。” 只是我先世发迹于篁墩，而南山竹院又是你熟悉并常去休息的地方，近来我还得到北山别墅，竹子更加繁茂；我竟不能说出一句话来增加这位君子的光彩，却想替你记述竹南居所吗？”存中说：“这件事是有道理可说的。”我于是说：“听说古人从事物中有所取用，难道只是为了满足玩赏而已吗？是要借助它们来辅助自身罢了。竹子的节坚硬正直而不屈，颜色青翠而不艳丽，所以古人把它比作君子的德性。至于它的用途也很可贵，小则足以制作器物，大则足以供应简册、调和律吕，不是其他草木可以相比的。您隐居在这里，读书求取志向，却不思考将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这样怎么样？这还不能算真正从竹子那里有所收获。”存中说：“不是这样。人在世上有所建树，也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罢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除了孝悌之外，在实际应用上还能做什么？除了耕作和捕鱼之外，在事业上还能做什么？就像我的竹子不生长在市场和朝廷，而生长在山林，和山林中的士人结下岁寒不改的友谊而不变心，它们的行迹是相同的。先生认为怎么样呢？”我不禁拍掌笑道：“姑且试试你吧。” 不过，您喜欢作诗，将来应当在竹南结成诗社，剖开新竹笋的粉白外皮，迎风敲击竹节，和诸位君子为存中作诗。” 《耕读记》宋代大儒竹洲先生吴文肃公的家族居住在休宁商山，他的子孙大都能够守住祖业，并收藏他的遗稿，直到今天也没有失传。像雷亨君，也是其中一人。雷君有时以“耕读”自称，他的女婿荪田程陆来请我写几句话记述此事。我再三推辞说：“耕读的说法由来已久，乡里的先贤如秋崖、师山二位先生，已经把其中的意义为我们阐发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程陆请求不止，我便告诉他说：“世上凡是通过耕作来读书的人，难道都是士人的常道吗？因此有人傲然自得，以为这是被孔子讥刺的樊迟；也有人坚决认为自己不如老农，拒绝读书。若是这样，那么究竟应当遵从哪一种才算正确呢？这或许各有一条道理。荷莜丈人的话，是有所激愤；而孔子回答樊迟，是认为他的志向浅陋。难道是说耕稼真的不可学习吗？难道是说后稷、阿衡的事业不值得效法吗？只是所处的环境、所遇的时代，有适宜和不适宜的区别罢了。雷君出身于诗礼之家，又生在太平时代，能够和击壤、载芟诗中所说的百姓一起，诵读先王的诗书礼乐；生活在田亩之间，以耕读自称，不是很合宜吗？”程陆又进言说：“雷君年轻时游历江湖，如今已经老了，夫妻平安，子孙有成，而且都已年过六十。我将用这些事为他祝寿，怎么样？” 我说：“可以。耕读的快乐又有什么妨碍呢？像郄缺夫妻相敬、庞公给子孙留下安宁，这些事都被古人记载下来，成为美谈；那么吴君夫妇德行相连、共同偕老，用这些为他们祝寿，不也是很好吗？”有人认为，郄缺和庞公都是贫穷而耕读的人，雷君是富人，不应拿来相比。但我听说雷君虽富有，却崇尚义理、秉持礼法，想着自我修养来配得上文献世家的后代，是个君子。既然这样，怎么知道他不会追随并与他们相同呢？那么，雷君把心意放在耕读上，本来就是要战战兢兢地杜绝奢侈靡费的习惯，警戒邪僻不正的念头；不只是使自己勤劳，也将把它作为法则示范给子孙。难道一定要像东皋的农夫那样穿着蓑衣，才叫作耕吗？一定要像兔园的文士那样从事笔墨，才叫作读吗？”程陆起身下拜说：“这确实说明了吴君以此自称的原因，而且正如先贤所说，并非没有启发。请把它写在厅堂上，让后来的人有所考察。” 《李源书院记》

译李源书院在祁门县城东五十里，是如今徽郡儒学生李汛彦夫创建的。李氏世代居住在李源，因此用这个地方作为姓氏。李源的人大多以儒业为生，到彦夫尤其努力学习，在科场中很有声望；他的志向大概不止于此。于是他在住宅西面一百步的地方开辟土地，建楼十二楹，在楼上购买并收藏古今图籍。东西两边的廊庑各八楹，厅事十二楹，各种花卉都安排得当。前面开凿小渠，把活水引入其中，种植数百竿竹子。又在前面建造碧照亭，亭下顺着地势开凿两个半月形池塘，蒲草和柳树交相映翠；从墙外引水环绕四周，架桥以供往来。山涧上方叫镜山，万木森然，倒映水中，呈现出浓郁而别致的景色，亭子因此得名。亭子右边有园圃，园中建莲池，结草亭以供吟咏眺望。这就是书院的大概情形。彦夫因为父亲景瞻君曾经拨给田地二十亩来资助他的学习，便不敢把这些田产私用，而是建仓储粮，用来供养族中可以教导的子弟；志同道合的人往来，也取用这里的资助。彦夫曾经跟我学习，所以来请我记述此事。我观察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道，也没有一处不是学。求学的人如果只沉溺于常见之事，对自己达不到的境界感到惊骇，那就离道很远了。孔子临水而叹、仰观鸢鱼、欣赏庭草川花，这些难道是脱离日常事务而另有一个所谓的道吗？诵读讲说与弦歌，藏修用功与游息休憩，本来是一回事。动与静相互涵养，显明与幽微并不相互分离；懂得道体流行的人，就会知道没有一样不完备于自身，而大的伦理、大的法则本来都不在这些之外，这难道不是善于学习的人吗？如果只从事考察简册，借用佛、道之说，却说“我的学问就在这里”，这就是胡子所说的不是杂乱就是浅陋。有人说：“没有一处不是学固然正确，但一定要有进入的途径。”敬是进入道的枢纽。如今突然谈论大道，却把敬丢在一边，难道是初学者应做的事吗？这是完全不对的。敬就是专一于一事，并不是整天危坐而恭敬到身心不能安定。当该弦歌时就弦歌，当该休息游玩时就休息游玩，取得足以约束情感、涵养气质的程度，细密而不拘束，宽裕而不疏懒。这样以后，才能在诵读讲说、藏修用功中精研义理、培养德性。长久积累，深入安居其中，既穷究道理，文辞也能通达，那么对于道就差不多了。这才是善于持守敬的人。那些把昏暗静息当作不敬的人，是不对的。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吗？彦夫的书院很美，他扩大了父亲重视学习的心愿，也为族中子弟作了长远的打算。我担心后来的人只贪恋游览观赏的乐趣，却在专心一志的功夫上有所欠缺，所以用这些话来告诫他们。将来凭借所学起身任用，取得大科功名而登上显贵官职，也不值得夸耀。懂得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切近自身，不敢沉溺于常见之事，也不因达不到的境界而惊骇，使自己的学问足以修善自身并用于世间，让人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的紫阳夫子的乡人。”这样才算开始没有辜负这座书院，也不会忘记我这番话。《重修仁王院记》我高皇帝统一天下之初，曾经命令官员考察、订正祭祀制度；释、老二氏的宫院能够保存下来的，与前代相比不过十分之一二。像徽州的休宁，计算原有名额将近百所，最终保存下来的只有四所，限制如此严格。然而我私下又认为，当时也不过姑且想削减它们罢了。被废的有什么过错，保存的有什么功劳？等到查考休宁旧志之后，才知道这项法令并不是偶然制定的。休宁保存下来的四所寺院中，有一所是仁王院，在县北二十五里，所在乡叫安乐，所在山叫万松。它始建于唐咸通六年，僧人惟谅开始创建；干符年间，僧人道渊，号正觉子、悟国师，开始向朝廷请求，获赐名额，称为“护国仁王之院”。宋宝祐三年，僧人绍坚拆除破败部分而重新修建。前朝元统年间，僧人静惠上智广铣，担任抚州、衢州以及徽州僧官，先后住在这座山中。遇到旱灾时祈祷便降雨。至正年间连续干旱，县中教谕汪一麟两次奉檄祈祷，立即降雨。考察这些事迹看来，当时之所以保存而没有废弃，难道不是由于这些原因吗？洪武以来，寺院一天天倾圮。天顺年间，僧人德善再次兴建，使屋宇更加高大，佛像设置也更加庄严，这也多亏乡人好善乐施的帮助。然而一直没有人记述这件事。如今继任的僧人明道担心时间久了事迹湮没，便来到南山请求我写记。佛学的是非和祭祀制度是否适当，先正已经详细论述过，不必再谈。我只看见天下的僧寺大多占据名山，因此佛凭借山的灵气，往往显现灵迹；替其徒众供给衣食的，如果多是有才干的士人，寺院就能有所作为，否则也不过是苟且存在罢了。大概山灵有高下差等，佛和他的徒众也随之有高下，这或许也是合乎事理的，不是吗？仁王寺的佛，长期主宰这座山，能降云雨，在粮食艰难的时节滋润我们的百姓，功绩记载在郡志中；它保存而不废，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惟谅、绍坚、德善等人，居住在这里，享用这里的供养，他们的才干大都足以有所作为；我们有时难以理解它屡毁屡兴，却也是合宜的。有人听了我的话，认为佛本来只有一个，而把山川灵异列入祭祀制度，又参杂佛教进去，岂不是违背礼制吗？这大概不对。佛就像龙一样，龙固然有能变化、兴起雷雨来滋润万物的，也有被人豢养而拿来剁碎食用的。仁王寺的佛，大概就是所谓滋润万物的龙吧？佛又像尸祝所代表的神灵，古代夏郊祭祀以董伯为尸，周公祭祀岱岳以召公为尸；尸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仁王寺的佛，大概可以作为这座山的尸来代表山神吧？有人认为我的话有道理，说：“您的说法不只可以使一县奉佛的人感到欣慰。”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明道，让他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继承他的事业，享受他的成果，知道这座寺院之所以出于高皇帝之命而没有废弃，并被写入法令，目的只是救济灾年、拯救百姓罢了。凡是乡人中对这项工程出过劳力或费用的，都把姓名附刻在碑石背面。《静轩记》

译婺源汪君坤，字文厚，把自己藏修的轩命名为“静”，大概是看到这个名称便思考它的意义，努力使自己符合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他不嫌弃我，把纸简交给我，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准备把它悬挂起来作为自我警戒。我听说圣人在《易经》的《乾卦》中阐明圣人的学问，在《坤卦》中显示贤人的学问，其中的意义广大深远。然而坤道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静”。踏到霜也不忽视，内含文采而不外露，扎紧袋口而不妄言，内心正直而外在自然端方，内在美好而文采自然显现。警戒亢进争胜，而利益在于永远守正。大体上说，坤卦多讲静的意义，文厚大概是取法于此而奉行它的吧？虽然如此，坤卦最柔顺而发动时却刚健，最宁静而德性却方正。似乎仅说“静”不足以穷尽坤道的意义，而只是偏重于学习的一面。那该怎么办呢？这完全不对。动静不能相互缺少，而静是动的基础。静中有所涵养而不昏昧，然后才能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有所凭借而不走偏。哪有把心放置在纠缠纷乱之中，却能应对各种事变的呢？所以周敦颐说“以静为主”。程子认为性情宁静才是善于学习，求学的人怎么能不首先从宁静开始呢？怎样实行静呢？一定要实行《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大学》所说的诚意慎独，以柔顺来体察，以刚健来辅助，直到德性成就、事业修成，才达到所谓贤人的学问；这样积累起来，根基就深厚了。由此，他的行为可以不被怀疑，出仕可以善始善终，退处可以没有过失，内含广大厚德可以成就万物，留下的余庆可以使后代得到宽裕。这难道不是静吗？得到这种道理而能够做到这些吗？文厚，要努力啊！汪氏世代居住在婺源浯溪，是越公的后代。到了文厚的高祖、春坊司直贞一先生，是国初的名臣，大概是有志于圣贤之学的人。文厚的父亲赠监察御史宗煴府君，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是成都太守文灿公，又以忠言直道在当时享有声望。文厚在父亲和兄长之间得到彼此师友般的教益，性情安静庄重、简朴沉默，想着修养自身，使家世流传下去，就是这样。我儿子程埙是太守的女婿，因此我和文厚亲近而熟悉，便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休宁县荪溪程氏忠壮会记》我的先世祖先陈将军忠壮公，因为抵御灾害、捍卫危难、保卫疆土、使百姓全活的功劳，按照法令有祠堂祭祀，在子孙中则有宗族会。休宁的宗族会，像荪溪程氏这样的，是其中之一。会约定每年轮流由一人主持，在孟春望日前二日，也就是忠壮公出生的日子，合族人在家中设位，举行奠献礼。礼毕，按长幼次序饮福，然后散去。这大概始于族中名叫浩远的人；浩远的儿子泰亨，又将规约重新确定并建立常备储蓄，以作长远打算，并把事情详细告诉我，请我记述。祭祀有宗族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然而《易经·萃卦》的象辞说：“王来到宗庙祭祀，使用大牲畜，吉利。”彖辞说：“萃，就是聚集。”宗族会是根据萃卦聚集的意义而形成的吗？礼制规定立春祭祀先祖，儒学先贤说：“立春的祭祀采用祫祭，祫就是会合。”这本来就接近礼制所谓的祫祭吧？祫祭的名称通用于诸侯和大夫，而祭祀先祖又是伊川夫子依据义理创立的，那么忠壮公会在孟春举行，本来就是出于义理，并不是所谓僭越吧？既然如此，聚集全族人的精神来祭祀祖先、统摄众人的意志，难道只是为了豆笾洁净丰盛、饮食充足而已吗？这其中必定有更重大的意义。看见祖先祠堂巍峨高大，后代子孙众多兴盛，再看他们的功勋事业、德行成就、文章节义都卓然可表，并且记载在族谱上，为忠壮公增添光彩，这不是很好吗？诵读他们的言论，追随他们的足迹，使出仕的人成为有声望的人，使居家的人成为善士，和各房族人互相竞相向上，这样才大概不会辱没这个宗族会。否则，宗族会的名称虽好，实际却微薄得没有什么声闻，又取它做什么呢？族谱记载，忠壮公的第十四世孙澐，是唐代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马使中丞的三世孙迪，是宋代休宁县主簿。迪有两个儿子：长子大公，名硕；次子察公，名照，同居在县中的山斗。硕生行仁，行仁生诸四；诸四又迁居荪溪，到浩远时已经是第十六世了。成化年间，我编作统宗谱，参加宗族会的有四十四房。山斗的子孙各自追溯祖先的来源，而荪溪一支因有事情不能赴会，所以泰亨带着他们收藏的至正年间族谱，请我校订。我校订后认为确实正确，于是续接他们的世系，使其与山斗相合，给他们一部族谱，又把忠壮公会的情况这样记述下来。唉！世上的人正把田产簿籍当作珍宝，重视债券，有的还向并非本族的神祠行礼，向老子、释氏的宫院祈福，集资筹粮，终日忙忙碌碌，却不认为奇怪。能够把心力专门用在世代族谱和先祖祭祀上的人，像荪溪程氏这样，又哪里容易多得呢？因此一并写下来告诫后来的人。至于他们接受族谱的详细情形，另见我所作的记文。《筠谷幽居记》

译朱君彦荣居住在休宁县城北松萝门下，折向南面再向西走，草径曲折盘旋，树林浓荫遮蔽，竹子尤其茂盛。这里虽然靠近街市，却听不到喧闹；即使暑气炽盛，也不知道炎热。因此他在屋梁上题写“筠谷幽居”。我当时拜访他，总是坐在那里与他谈话一整天，说：“这不是逸人隐士乐于在此终老的地方吗？”有一天朱君经过山中，请我写记。我推辞说不能。他说：“不能这样说。我的先世号称篁墩，您常住的地方叫南山竹院，近来又在竹林清溪上得到善居；谈到竹子，应该没有谁比得上您了，请一定不要推辞。”于是我告诉他说：“竹子这种东西，能够排拒风云、傲视雪霜，以节操比拟君子，是古代贤人所喜爱并吟咏赞叹的对象，已经不需要再赞美了。若再加以赞美，也只是显得多余罢了，又怎么足以抬高或贬低您所喜爱的竹子呢？”}], 您的祖先是宋侍郎子渊的后代。我曾经看到过他所接受的诰牒以及赐葬之处的规制，巍然屹立，历经改朝换代仍然存在。原来徽国文公也与侍郎同出一源，侍郎显达于高宗朝，与韦斋一前一后。如今您居住的地方仍是宋家的宅第，世代相承，门第没有衰替，反而更加显赫。经过这里的人尤其互相指着说：“这是侍郎家。”但您并不以此自我夸耀，反而谦卑得像有所不及。您享有园林的胜景，却把它命名为“筠”；居处在城郭之中，却把它号为“谷”。出生在有官爵车服的世家，拥有宏丽的建筑，却把居处命名为“幽”。您的高尚情怀和深远见识，萧然具有逸人隐士的风度，并不与世俗奔竞者争逐。这实在值得记述啊！从前文公所居之处有“云谷”，谷中有竹坞，都是他拄杖穿履所到过的地方，是藏身修学、休息游览之所。这些都可以从记文和诗歌中考见。那么所谓“谷”和“筠”，本来就是您家所有的。既然有了它们，却不使名实相副，怎么可以呢？您应当看竹子的节操来砥砺自己，看山谷的空旷来容纳他人，看居处的幽静来修习宁静、远离世俗。如果这样来勉励您，您认为如何？您起身致谢说：“可以了。”我的侄子垲将聘娶朱氏，所以我得以同您交游。我赞赏您的志趣，因而写下这篇记，又接着为您歌咏。歌道：“有青翠的竹子，遮蔽着这座山谷啊；居住在这里的人，喜爱这幽静独处啊。”又歌道：“有深邃的山谷，被竹子遮蔽啊；谁与它相伴？就是那位幽静的人啊。”您听了很高兴，击节应和，唱了三遍，便命令侍史把它写下，放在墙上。《壶天秋月记》叶君孟竒居住在休寜城北朱紫巷，新建的华美宅第刚刚落成，在这一带最为出众。又在宅第正前方取了一块空地，约有数亩，四周用白土墙围起来，中间建了一座轩，在轩下挖池，池边环绕石栏，于是把它命名为“壶天秋月”。祁门李生彦夫一向同孟竒友善，替他请我写一篇记。我同孟竒也很友善，常常经过他的轩。曾有人问孟竒说：“‘壶天秋月’这个名字很美，但不取白日而专取夜晚，不取其他时节而专取秋天，岂不是不够广大吗？”我说：“不是这样。君子所得，不在恒常，而在暂时。恒常是常态，暂时是变化。春草如梦、夜雨成诗，因一时的感受而成为千古美谈，为什么呢？不善于取其变化而安于常态、拘守故常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孟竒同客人在这座轩中饮酒，偶然遇到凉秋漫长的夜晚，水天相接、月色明亮的时候，轻拂纤尘而不惊动它，举起一杯酒相互劝饮。金风徐徐吹来，沆瀣之气交相降下，天空景色豁然显现，奇妙之景正与心意相合，竟使人不知道这座轩仿佛是蓬壶方洲，主人已经遗世独立了。这就是以此命名轩、善于取其变化的原因吧？有人说：“孟竒家号称富饶丰裕，又曾经游历四方，大概连白天都忙不过来，却又把‘壶天秋月’这个名称专据为己有，可以吗？” 我又说：“不是这样。孟竒所得，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他这个人；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像孟竒这样的人，孝友的品行得到乡里的信服，并且倡导族人实行尊敬祖宗、修睦宗族的举措；周济穷困、赈济贫乏，捐出俸禄也不计较。他喜爱宾客而谨慎交友，遇到贤人君子，必定请来相见，向他们请教而不知疲倦。即使没有‘壶天秋月’这样的环境，他这个人也值得记载；即使不署‘壶天秋月’这个名称，他的实际品德也值得亲近。何况他兼有这种环境和名称呢？”不过，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壶天，人的心本身就是一轮秋月。通达的人观察变化，从言语表象之外有所领会，那么所谓环境和名称，本来就不必向外寻求，又何必一定要在一座轩中取得完足才算有所收获呢？那人茫然地说：“先生的话已经进入道的境界了，请把它写在轩中，以此祝福孟竒长寿，使他能够观看。” 《梅竹轩记》临溪吴君尚质，在旧居旁建造新宅，开辟一座轩来居住。轩的前后，梅竹茂密森然。吴君欣赏并喜爱它们，于是用“梅竹”来命名。吴君的女婿程文杰是我的族侄，曾向我谈说吴君的为人，我也曾同吴君一起作诗。心里认为这样还不够，请我进一步阐发其中的意义。我很久不能写成辞文。梅和竹在江南，家家都可以种植，并不是难以得到的东西；至于它们的高尚风标和雅致，古人喜爱、重视并加以品评的，也大略都说尽了。吴君为什么还要取法于它们呢？中古以来，文辞胜过实际，风俗日益浮华，日常起居和衣食之间，没有不求异于人的，至于轩、斋、堂、室的匾额，更是如此。吴地以富足丰厚闻名乡里，到吴君时更加兴盛。在华美建筑全新落成之日，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名称来标榜自己，为什么偏偏从梅竹中取名呢？也不过是遵从实际罢了。由此看来，吴君平日的行事、居家、待人和处理事务，都务求实际而不求异于人，难道不是可以推知了吗？不过，吴君所谓务实，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所谓实际，是我所拥有而常人很少能够拥有的恒常品德。观察梅花来使自己清白，就可以羞愧世间污浊而不廉洁的人；观察竹子来使自己立身，就可以羞愧世间懦弱而不能自立的人。这样说它不同于常人也可以，但难道是为了求得不同于常人吗？我又看到，梅竹之所以历来被人称道，不在于风韵，而在于材用；不在于外表华美，而在于实际功用。这同后世诗人、文史家议论梅竹也不同，因为它们的最大价值，必定在于能够配合《箫韶》的演奏，供鼎铉之臣调理国家，然后才足以珍贵。难道只是画烟中枝梢、雨中竹叶的图画，吟咏水香月影的诗句，满足于供人赏玩、娱悦心情而已吗？凡是新居落成，都一定要用来颂扬古道。所以我私下认为，吴氏后代必有兴盛者，写下此文作为记，并从这座轩得到验证。《挹秀楼记》

译休寜县城南四十里有个地方叫荪溪。荪溪有程氏家族，他们从山斗迁来居住，已经三百年了。程氏中的俊彦叫泰来，他家曾在住宅东面建造二十楹的楼房，空出中间用来礼待宾客。楼高明爽朗、地势高而平，雄伟地冠绝一乡。一天，他同朋友黄景初、吴雷亨，以及塾师吴以杰，凭栏远眺四方，看见山的秀丽而草木茂盛、耸然挺立，仿佛在作揖；看见水色秀美清澈，环绕如带。烟霭升腾隐现，鱼鸟游泳飞翔，林木山峦高低错落，一眼便可以尽收眼底。于是三位先生举杯相劝，说：“这座楼壮观啊，请把它命名为‘挹秀’。”第二天，托吴以杰来请我写记。我说：“现在还不能写，等天气晴好、日子宜人时，驾着巾车访问荪溪，登上这座楼观览它的胜景，然后才可以执笔。”正好我接到征召命令，于是对吴以杰说：“我不能登上这座楼，不能在山水之间践行约定，寻求一日的快乐了。然而记文难道可以停止不写吗？”山川以“秀”命名的地方，如果物产不足以当此名号，就会把秀气集中到人身上。得到清秀淑美之气的人，便成为有才华、有品行、有文学、有技艺的人；得到深厚敦实之气的人，便长寿健康、富足丰硕、子孙众多。这是形势所必然，不能胡乱否定。休寜县城南数处山水秀美的地方，荪溪也在其中，而程氏正是承受了这种秀气。程氏的住宅鳞次栉比，分布在山麓和水边，而这座楼独自占尽了秀美。因此，这座楼以“秀”命名，将是为了彰显程氏人物的兴盛，难道只是为了汲取秀美而已吗？泰来的父亲浩逺，也是有才智的人，有六个儿子。泰来排行第七，以孝悌闻名，知道崇尚义、秉持礼是可贵的，家产也更加充实。泰来也有六个儿子，都有才干气度，分别承担、统理家门事务的劳苦；而泰来面容丰满、胡须高大，年老而更加健康。若不是承受了山川深厚敦实的气息，时间长久、子孙众多，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呢？不过，山川之所以秀美，并不只是这些。泰来的曾孙将来如果比现在多好几倍，那么所谓清秀淑美之气，难道不会集中于他们身上并显扬于世，使他们光耀地成为这座楼的光彩，与山川相对而高立吗？景初家在五城，雷亨家在商山，他们同泰来有姻亲之谊，而荪溪程氏与我同姓。所以我写下此记留赠给他们。至于山川的美景，饱览之余临风赋诗的人，一定很多；都应当写在楼壁上，等待我晚年辞官南归时，和诸位先生登楼品评。《时习斋记》国学郑君万里因为自己的名字中有“鹏”字，便自号“二溟”。东人偶然向我询问，我说：“不可以，这是庄生的寓言，不适合我们这一类人用来自命。”郑君请求改为“时习”，“习”就是鸟多次飞翔的意思，在意义上也接近“鹏”。于是又来询问我，我说：“好啊，这样就可以安置在孔子门下了。”郑君于是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斋，并请我写记。《鲁论》二十篇，开头是“学”一个字，但为什么一定要接着说“时习”呢，难道只是伸手翻阅书册而已吗？朱子解释这个“学”的道理，明白得如同火光，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学习是为了复归本性；本性承受于天，具备于人的一心之中。心如果放纵失守，那么即使向别人学习，效法得很像，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心的出入没有固定时刻，而守持或失去本心就在转瞬反掌之间，实在可怕。因此学习贵在“时习”；《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孟子》所说的收放心，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一定首先在言语行动上用功，在思想和思虑上更加谨慎，内外兼修；同时穷究事理来辅助它，以努力实行来完成它。这样，天所赋予我们的本性，先前虽不能不被外物诱惑所夺，一旦明亮地回归自身，善性更加充实，学问更加纯熟，心中的喜悦，哪里只是像楚弓失而复得、赵璧复完那样而已呢？朋友来往便感到快乐，世人不理解我却不恼怒，这才是君子。不断积累并向前推进，身体、作用、器量、功业广大而纯粹，达到不止于此的妙境，也可以逐步实现。难道不是“时习”的最高功效吗？有人说：“‘时习’是穷究事理的功夫。在《大学》中就是格物致知，您怎么反而把它说成这样呢？”唉，这是心学晦暗不明，也是诵读朱子传文却没有仔细审察的结果。古代小学教育严格，人在幼年便有十分之八九的时间用来治理性情、涵养心性。所以《大学》把格物致知作为开始的教育，使人凭借已经知道的进一步明白，以求达到极致罢了。小学教育废弃以后，人的本性早已被凿坏，却突然先讲格物致知，这就像水源还没有疏浚便去汲取下游的水，树根还没有培育便摘取它的果实，没有不枯竭憔悴的。这样说来，后世的学习，难道不是辛勤致力于“时习”的训诫，自以为既劳苦又有所获得吗？高明的人陷入训诂，浅陋的人受词章拘束，而古人所说的性命之学衰微了。老氏、佛氏的学说怎么能不在世间横流，连幽暗和高明之人也都被它们陷溺呢？郑君同我家乡郡相同，是元师山先生的后代。他的学问有源流，怀有气节，常常想着以圣贤为老师，所以我因他的请求，把自己所听闻的全部写出，愿同他互相勉励。《古城书屋记》

译应氏居住在淳安县西半里处，地方叫古城。土地偏僻而环境优美，有园林池沼的乐趣，没有车马往来的扰攘，大概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应氏中有位富有的人叫惟善君，建造了几十楹房屋，让儿子顾在其中读书、修养，题名为“古城书屋”。当时，顾的长兄颢历任官职，做到南京大理丞；惟善君也蒙受恩命，被封为御史。他的几个兄长焕、焞以及熔，有的主持地方赋税，有的总理家中事务，成为巍然的大族，是县里的望族。后来顾的族人日益繁多，旧居日益狭窄，到了不能容纳的地步，而惟善君也已经去世。顾于是同熔商议，便从古城书屋迁居到那里。当时是丙申年冬季末月，到今天已经十八年了。顾以太学生身份被授为山东陵县司训，因为这是他开始居住古城、将来承担开创事业、振兴家业的地方，不能没有记文，于是请我写下此记。看世上的人，凡是选择居所的，有的喜欢靠近城市，以求贸易便利；有的喜欢接近田野，以求收获充足，都认为这是为子孙忧虑、谋求长久利益。然而商业有时衰败，农业有时歉收，于是原本谋求长久利益的计划，反而失去旧业，这种情况往往有之。像孟母三迁，一定要靠近学校，把“肯堂肯构”写在书中来要求子弟，难道不是后世应当效法的吗？如今应氏的父亲把书屋留给儿子居住，而儿子又决定定居于此，这固然是从孟氏遗风中有所继承，能够把继承先业作为志向吗？我知道，应氏居住在这里的人，把经史作为耕种的田地，把道德作为储藏财富的府库；出仕则成为有才干的官员，居家则成为贤良之士；老人有所供养，少年受到教育；没有商业衰败、农业歉收值得忧虑。那么这样来保存这座书屋、光大这所房屋，难道会有尽头吗？《斯干》之雅诗著录于《诗经》，歌咏房屋高大华美的颂辞见于《礼记》。凡是确定居所并落成的，确实不可以没有记文。何况淳安与我的徽州接壤，顺流而下，片刻即可到达。以后我南归时，应当驾船访问古城，寻求他们先人的遗书来阅读。应氏凡是优秀子弟，学习《诗》《礼》而以继承家业为志的，一定会越来越多。我将以此来占验这所居宅是否吉祥，然后再作赋颂。这就是记。《香山永安禅寺观音阁重修记》西山的佛寺有数百座，香山号称其中最为优胜。层层楼阁、重重房屋，屋檐高飞、楼宇耸立在紫翠交映的林峦之间，像一幅白日图画。观音阁占据寺院东角，比其他楼阁更加高峻。凭栏四望，使人毛发森然竖起，仿佛将要脱离尘世氛围，同造物者遨游，真是天下奇观。楼阁日久渐渐坍坏，寺主左善世定皑东白曾对宫中贵人诸公说，打算募集资金修复它，估计这项工程很难举办。太监李公兴、陈公冕替他上奏皇帝，诏令赐给内帑白金和彩币作为倡导，远近听说的人都乐意出资相助。于是于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开工，第二年某月某日完工。观音阁巍然恢复完整，剩余财力不敢私自占有。凡是狭窄的地方就拓宽，缺损的地方就修补，破败的地方就更新。因此香山佛寺比过去更加壮胜。东白认为，这项工程本于皇帝的赏赐和众人的力量，不能使它湮没，所以写明事情始末，请我作记。我看佛教僧侣以及诸位公卿贵人，生逢太平时代，受到国家特别恩遇，往往能够捐出重资来兴办大工程，想借此为皇上祈福、为百姓造福。事情虽然遥远而难以追究，但他们的心也出于爱君的常情，本来没有什么必须记载的。只是他们奉事观音大士的用意，恐怕长久以来没有人阐发；如果他们的门徒也没有见解，就不能不说几句话。佛教的学说，宏大放纵、铺陈流衍，没有可以穷尽的地方。只有观音号称圆通，其法认为，身体圆满却不能通达，通达却不能圆满，唯有耳根圆通才能普遍救济。它不像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有限，不能穷尽宏大的慈悲和极深的愿望。佛教这样说，但西山先生真氏却直接把它看作寓言，另作一层解释：把利欲炽盛看作火坑，把贪爱沉溺看作苦海。用一片清净的烈焰可以造成池水，用一只警醒觉悟的船可以抵达彼岸。灾祸患难缠绕束缚，随处都能安然处之，不生恐惧，就会像枷锁自行脱落；恶人侵凌，便用横逆之事来对待它，不生忿恨嫉妒，就会像野兽自行逃走。西山的话如此，那么后来登临这座楼阁、护持这项工程的人，即使借眼前环境来思考寓言，也能够因此为皇上祈福、为百姓造福，难道不会在堂宇建筑和轮奂之美之外有所领悟，恍然若有所失吗？这大概不能没有记载。东白是常熟人，是宏慈禅师玉磵清公再传弟子。季方昙公同他讲解佛经，古仪缙公都主持这座寺院。古仪把法传给东白，东白又传给左觉义宗銈，他们都把兴办教化、供养徒众作为自己的责任。东白读儒书，学习诗文，宪宗时曾被选入内廷，率领众人书写佛经，所受的赏赐尤其优厚。当时的僧流中，凡是号称有才干和器局的人，一定说东白。《敕赐广惠寺记》

译崇文关以东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深沟，实际是都城的交通要道。凡中外官僚出入、与计偕同行的士人、输送贡物的官吏、军民的漕运、商旅的汇集，都必经此地。只是这里地势低洼，遇到淫雨暑热不合时节，泥泞便更加严重，行人以此为苦。道路旁有一座古刹，名叫观音庵，不知始建于何时。天顺初年，有僧人宗喜来到这里，修葺茅屋居住，疏浚水井来解人们的口渴；他穿僧衣、吃清淡食物，节省自己的所有财物，于是置备畚箕铁锹来增高地基，又施舍衣钵，换取适于耕种的田地。这样已经二十多年了。司礼太监黄公赐、太监覃公文广曾奉诏出使外地，经过这里，彼此赞赏宗喜的志向，又怜悯他成事艰难，于是各自捐金相助，扩展土地，扩大规模，召集工匠、筹备材料，并派人监督工程。中间建大雄殿八楹，后面建大士殿八楹，左右建伽蓝、祖师的殿堂，共十楹大屋；前面建天王殿八楹；钟楼、鼓楼各四楹，位于中门之外；方丈室八十楹，分别在西、东两侧高耸对峙，屋檐飞翘，彩饰交错。又以长廊辅助，围以高大的城墙，建山门三座、石桥两座。凡是佛像的设置、经幢的装饰、香灯的供奉以及佛法中应有的设施，全都齐备，没有缺少。没有过多少时间，便在荒墟灌木丛中形成了壮观的景象。疲困的人有地方休息，口渴的人有水饮用，为皇上祈福、祈求丰年的也有了归宿。工程修缮精美，完成迅速，比起由官府出资的工程，反而有些地方还赶不上。大概百姓信奉佛教就是这样。于是覃公把事情详细上报宪宗皇帝，皇帝准许了，赐名为“广惠寺”，让宗喜担任住持，又任命释宏义为僧录司右觉义兼住持。这件事实际完成于成化丁酉年春二月八日。宗喜去世后，他的弟子惠清继承住持之职，开始请求写记。我听说佛教的教义不止一个方面，大体宗旨是希望以普遍救济为事业。凡是能够救人于焚烧溺水、拯救疾病困苦的事，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所以后世遭遇灾难、受到冤屈的人，纷纷倒向佛教。它的教法流传数千年而不衰，尤其盛行于广泛施舍、救济众人的学说；尧舜尚且以此为忧，何况学习瞿昙氏之学的人呢？追念先帝大圣大仁，恩德遍及海内，即使建造一座寺院，也体现出极大的宠爱嘉许。以“广惠”为意义，可知他希望天下广大范围内，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黄公、覃公在皇帝身边，富贵尊荣，却能够推行利人济世之心，捐出所有财物来成就这项工程，那么申明他们的功劳以告知后来者，也是应当的。黄公名赐，是延平人，最终任南京守备。覃公名文广。这位右人如今掌管御药房，兼管惜薪司，仍然督理上林苑和南海子，是国家的老成之臣，所受委任日益隆重。宗喜曾经居住在西山崇化寺，有戒行；惠清淳朴谨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图画已把他的老师显扬于四方，这些事情也可以附在记文中书写。《禄养堂记》翰林编修蒋君敬之将要向皇帝请求休假，去省视母亲太孺人。事情预先确定后，他告诉我说：“我蒋冕没有什么才能，在史馆任官、在帷幕后侍讲三年，得到推恩，老母亲接受了显贵的封典；圣旨中又有‘永绥禄养’的话。我拜谢叩首，奉诵圣旨，感激不已。谨摘取这句话来命名我奉养母亲的堂屋，幸望执事为我作记。”他将要回去为母亲祝寿并献上此文，本来再三推辞，过了一年，他请求得更加迫切，于是我赞叹说：“禄，是天子用来养士的俸禄，士人依靠它奉养亲人，是常规制度。敬之却单独用它来命名堂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要夸示皇上的恩德，彰显母亲的德行，不敢把它当作普通制度看待吗？”敬之由此知道所应当看重的了。太孺人出身镇南陈氏，嫁给河西县令蒋公壸，闺中的品行号称贤明，不幸中年守寡，竭尽力量、含辛茹苦，把几个孤儿抚养成人。敬之是她的次子，十四岁参加岭右乡试，考取第一名，后来中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授予现在的官职，以文章名闻四方。他有这样的俸禄，并没有亏欠。太孺人年寿将近六十岁，亲自教育儿子并享受到他的成就，她有这样的奉养，也没有什么惭愧。像这样的人，确实是君子所应当称许的；用这句话命名堂屋，表示不忘恩德，是合宜的。不过，编修如今从官府得到的俸禄，相当于古代中士的俸禄。君子称许他，难道不是因为他尽到了儿子的职责，也因为母亲亲自享受奉养而足以快乐吗？假如实际才能与名位相违，才能不能与官职相称，那么上级即使以特殊礼遇赐给他万钟俸禄，也只能给他的母亲带来不好的名声。圣旨在堂上宣读，深厚恩典浩荡无边，敬之有时奉上一杯酒，拜起祝寿说：“这是太孺人教导我的结果。”太孺人也将笑着喝尽酒杯，高兴地说：“我确实安心享受你的奉养了！”登临蒋氏堂屋的人，仰慕敬之的孝行，敬仰太孺人的慈善品德；贤能的人更加奋发，不如他们的人更加努力，那么一座堂屋虽然很小，对一乡风教的关系却很大，难道只是让母亲归家享受荣耀而已吗？敬之才华器量清正纯粹，志向见识深沉远大，他的功名日益更新，俸禄日益显荣，那么他的母亲寿命日益增长，奉养日益丰厚，确实会像圣旨所期望的那样。我这篇浅陋的文章哪里足以使这座堂屋更显重要，只是想到我同敬之交情深厚，不能不作记。太孺人的长子升与弟弟同年中进士，任南海县令，以循良之政受到特别表彰，正等待召用。幼子冔研治经学，在科场中也颇有声望，继承家业的事业大概还没有尽头。《保翠堂记》

译天下建筑中以“晚翠”命名的，作为植物是松树，即范鲁公所说的“郁郁晚翠”；作为耸立之物是山，即朱子所说的“翠屏晚对”。所以世上的人有的自矜晚年的节操，有的自信晚年的福分，一定把它们比拟为松山。我的朋友金君希杰却把自己的堂命名为“保翠”，难道是因为自认为家业特别富盛，想在晚年保全自己的所有吗？金君世代居住在县城南面，是大户人家，崇尚义、秉持礼，乡人屡屡称道他。到了金君时，家产更加扩展，宗族更加显荣，成为一县巍然的长者。他尤其审慎交友、敬畏事务，把豪奢侈靡看作不足称道的事。乡饮礼举行时，有人商议宾客席位，大家一定说“金君”；官府曾经任命德高年长的百姓，让他听断一县的诉讼、议论可以当此任的人，又都说“金君”。金君每次坚决谦辞说自己不能胜任，众人便一起向部使者说明，部使者一向了解金君的品行，也总是坚决勉强他。金君最终辞去耆民之职，退居家中，他的高尚风度和远见就是这样。他七十岁时，谢绝家事，把它交给两个儿子，而用“保翠”命名堂屋，难道是有原因的吗？金君偶尔把写记的事托付给我。我曾登上金君的堂屋，指着它宏丽的建筑，叹息说：“壮盛啊，难道不思考如何保全它吗？”后来看到堂屋的匾额，便又同客人赞叹说：“这才真是懂得保全它了。” 仁德之人喜爱山，所以长寿；君子的节操，若非松树没有什么能与之匹配。因此松树后凋，记载在圣人的训诫中；山不会崩塌，诗人也曾歌颂。既有节操又长寿，在古代是难得的。金君想要有所保全，将怎样保全呢？谨慎言语行为，使自己的名声不毁坏；节制起居，使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名声不毁坏，就可以用来激励世上贪图所得、冒进求取的人；身体没有过失，就可以用来警戒世上轻视生命、放纵欲望的人。那么后世登临这座堂的人，走过庭院，看见松树，它的翠色蓊郁，可以抚摸；望向门外，看见山，它的翠色高耸，可以仰望。人使物显得高尚，物又因人而更加优胜，那么怎么知道松树是金君，还是金君是松树呢？又怎么知道山是金君，还是金君是山呢？大概到了这种境界，才知道“保翠”的意义，可以把它作为乡里的法式、子孙的规范。我一向同金君交情深厚，所以写下此记，又接着为他歌唱。歌道：“有晚年的翠色啊，是松树的坚贞啊；君子保守它，德行安宁啊。并非保守它的翠色，而是保守它凌寒的节操啊。有晚年的翠色啊，那巍然耸立的山啊；君子保守它，福禄繁盛啊。并非保守翠色，而是保守他长寿而不衰败啊。” 这就是记。《天津重修涌泉寺记》我朝文庙进入靖难内乱后，从小直沽渡过皇帝车驾向南，命名这里为天津，设置三卫来守卫。那是永乐甲申年。自都城北迁以来，军事防备更加严格，地方重要、事务繁多，便无所不加督责。到了弘治辛亥年，设置按察副使一人负责治理，在天津设立司署。巴渝人刘公首先被推举选派而来。正值各种政务松弛已久，刘公尽心尽力，依次整顿兴办。首先修筑城墙和敌楼，其次修建阅武场，再次修建学校。不出三四年，都宣布完成。刘公每年遇到圣诞令节、元会、长至这四大礼，必定先在所谓涌泉寺演习礼仪。寺中只有旧堂十二楹，低矮简陋，不相称；而且前面的地方狭窄，仅能容纳一百人，讲习礼仪文章时多半不能合乎仪式。各地长官入朝觐见时，常在事前聚集于此，有时只能在船中行拜礼、表示敬意，无法进一步整治。刘公警觉地说：“这件事也在我的责任之内。”于是募集工匠、聚集材料，拓展土地若干步。正好有三座寺院按法令应当废除，便全部拆除取材使用。涌泉寺一座作为正殿，一座作为前殿，一座作为伽蓝殿，并把旧堂迁到后面作为更换礼服的地方。僧舍则允许建在墙外。这样一来，演习礼仪时，台阶和庭院高大宽广，宫殿房屋明净深邃，仪仗卫队全都陈列，冠帽衣裳依次排列，庄严得仿佛六龙驾临、八佾陈列在庭。掌管典礼接待的人有了凭借，可以周旋办理事务；入朝觐见的人都能够参与礼仪，不再流于苟且简略。观看的人纷纷赞叹，知道礼仪应当如此严肃。于是三卫的官员写信来到京师，请我作记。刘公治理天津一带，承担兵刑之职，却没有可以施展的私利权力，反而能够节省缩减浮费，修缮城池、疏浚城壕，整顿兵器，创建敌楼，兴办文教，使佩带弓箭的武士同时学习礼乐，天津俨然成为京师的一面巨大屏障。又利用闲暇修建这座佛寺，向人们显示礼仪。他施行事务有次序，办理工程有法度，怎么可以不把它写下来告知后来的人，使他们谨慎继承而不要忘记这项工程的由来呢？有人疑惑说，佛教僧人的宫殿不是我们应当兴废修建的，这也不对。他们如果追逐利益、以千百鬼神迷惑人，耗损百姓力量，为异教张目，确实是错误的。如今修葺这座寺院，只是借助宽闲清寂的环境，表达远方臣民敬奉君上的至诚之情，有什么不可以呢？从前韩子说，佛教徒中有人仰慕我们的道，却受制于佛法而未能进入。如今就在这个地方和庭院中修整礼乐的仪容，彰明上下的等级，设置赞礼者和引导者，使拜起、升降、进退都秩序井然；这是先王的制度，也是当代所承袭的制度。怎么知道不会有像韩子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化他们的徒众，使他们归向圣人的教化呢？这件事也值得记载。刘公名福，字天护，以进士甲科起家，屡次出任内外官职，以勤勉精干、考核明著称，一时之间，他的功名应当会更加显赫。这项工程，负责监督的是指挥周棨、千户唐玉；辅助他们的是指挥倪雄、黄溥、吕昂；装饰绘制佛像的是士人张俊民等人。主持这座寺院的是僧人某某。有关法事的情况也可以附在这里记载。《义塜记》

译山东按察副使、太原人陈公奉玺书，在临清整顿兵备。经过一两个周年，境内安定，盗贼诉讼减少，政务更加精明而且有余力，于是向州中下令说：“临清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军民杂居，商贾大批聚集，四方来谋生的人日益增多。不幸死亡而没有主人的，有漏泽园可以埋葬；那些有主人却没有土地，或客死他乡无处归葬的，往往把棺材寄放在僧寺道观之中。年久以后仿佛被遗忘，棺木有时被水火毁坏，尸骨暴露，行路的人为之叹息怜悯，冤屈污秽之气蒸腾上升，影响时令的和顺。自从我来到这里任职，得到罪犯所缴纳的公帑非常多，已经用它买粮赈济百姓，使他们活命，余下八万多有零数。”于是命知州张竲选择地势高爽的地方，在河东、西两岸各二十亩，四周围以高墙，纵横分划，每一块方地宽广各一丈；四角相对栽种适宜的树木四株，中间安葬一人。墓穴排列如梳齿棋子，使彼此不相混乱；设置簿籍记载死者的年月，竖立石碑标明姓名，州县等待日后迁移改动。东西各建房屋八楹，召僧二人看守，立坊题名为“义冢”，这样大概可以使我们死去的人得到安顿了吧？办理这件事不要懈怠！”张君听命后恭敬奉行，完全根据陈公的志意，很快便告成。居住在这里的人受到感动，听说这件事的人都举额赞叹，说陈公坚定地保存生者、抚恤亡者，即使古代的仁人又怎能超过他呢？于是张君派人来请我作记。我想《周礼》六典中，大司寇属官有“蜡氏”，掌管国家对尸骨的禁令；如果有人死在道路上，就命人掩埋并设置木牌，写明日期月份，把死者的衣服和随身器物悬挂在有土地官员的地方，等待其亲属来认领。大概先王的仁政一定把穷困百姓放在首位，所以死在远方的人，国家主张这样周到地救济抚恤，常常担心有一个人无处安身；后世这种制度缺失，治理赶不上古代，难道不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吗？陈公由名进士起家，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外台官员，能够尽职并想到自己的忧患，修复周公遗留下来的法度，把圣天子的仁政推行到一州，他比一般人贤能得多。古代君子观察一个人，往往从一件事推知其品德，能够看出大的方面。陈公没有把公帑留下来使自己发财，而是捐给百姓，使活着的人有供养，死去的人有安葬，这是廉洁；连死者都怜惜抚恤，何况活着而有所不能得到的人呢？明白法令、训练军队，打击贪酷、收敛奸盗，使受冤屈的人得以平反、危险的人得到安宁，这是勇敢。以廉洁为根基，以勇敢施行，不是有志于仁德的人，哪里能够谈到这些？陈公具备这些品德，难道可以不写下来告知后人，并为那些奉诏分掌一方事务的人树立义的榜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陈公曾用这笔钱重建州学和宣圣庙，规模很大；又建造公署房屋六十四楹，供养壮士五十人，配给名马并授给他们甲胄弓箭，每天在那里操练，并建亭命名为“蓄锐”；疏浚盐井，得到甘泉，又建亭命名为“潄玉”。士卒和马匹都得到充足供给，旁边还可以顾及家属，这些受食用供给的人大概就是恩泽的证明。因为这同义冢之事无关，所以不详细写陈公的姓名。陈公名璧，字瑞卿，谨慎操守，喜爱求学，多次有正直言论传到朝廷。他历任各职，无论到哪里都不被权势吓倒；将来一定会有卓著功勋、宏大谋略，有望担任丞辖之职。张君是河阴举子，从知新乐调来任州官，能够不负陈公托付，成就这项事业，也是当时贤能的地方官。这些事也可以附记。《董子祠堂记》周朝衰落，道统否塞，到秦代达到极点；到了汉代中叶，才有董子出现。董子出生在孔子、孟子故乡附近的封地，从年轻时努力学习，到三年不窥视园圃，终于穷究圣道，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重新有所闻见，西京诸儒都比不上他。他论道的根本出自子思，分别义利，以成就王业和霸业相结合的思想，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又从孔门体立用宏、微显不二的意义上有所领会，想使君主达到三代之治，比迹伊尹、吕尚，确实具备这样的才能和条件。可是武帝正喜欢征伐、寻求神仙，重用公孙弘等人，又喜欢诙谐俳优、词赋之士；像董子这样有道的人，他怎么会舍弃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任用董子呢？于是把董子贬斥到下邑去辅佐诸侯，使他不能妨碍自己的事务。难道是时代运数使然，也是百姓的不幸吗？评论这个人，即使两程、朱夫子也没有不推崇他的，认为他超越诸子，采纳他的言论作为学者的法则，这些都可以考见。到了元代，道统闭塞比秦代更严重，我高祖文皇帝兴起后，文化命运又昌盛。洪武乙亥年，便采纳行人司副杨砥的请求，让董子配享宣圣庙。宪宗又采纳辅臣的意见，追封他为广川伯。董子的道理更加显扬，而广川正是他的故乡，过去隶属平原，平原如今是德州。东面儒学中有一座书院，已经废弃很久。正统辛酉年，知州韦景元在庙廷东廊下得到一块石碑，大字深刻着“董子读书台”五字，便赶快查问旧址，重新修复。继任知州王缙和分督粮储事务的户部主事毕孝，在读书台后建造八楹祠堂，合并乡贤一起祭祀，命名为“聚贤”，那是成化癸巳年。如今山东参政林君、按察佥事钮君巡行德州，认为旧屋破败简陋，而且把大儒置于杂祠中也不合适，便向巡抚都宪熊公请求，命济南府同知王从鼎另建专祠：寝堂八楹，十二楹；门楼八楹；前后厢房十二楹；仍然筑台，把旧石碑立在寝堂下，建亭覆盖它。弘治乙卯年初夏开工，两个多月便落成，所有工程材料和费用都通过筹划解决，不烦扰官府。落成之日，士人百姓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盛大的举动，不能没有记文。于是两位先生入京祝贺，亲自来请求，我以学识浅陋推辞不得，谨慎写下此文，使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学习的人感叹乡邦的先哲：在暴秦断绝学术之后，董子独自承担艰难，而我们如今却悠闲安逸，有弦歌诵读的地方，可以专心致力于圣道，难道忍心在太平盛世中辜负自己吗？努力吧！尚未显达的，要像董子那样立志，不要燕游嬉乐而荒废学业；已经显达的，要像董子那样施行策论，不要歪曲学问以迎合世俗。又应当由此进而学习程朱，向上探究邹鲁之道，以符合我列代圣主扶持圣道的盛大心愿，希望新祠的建成不只是使祭祀洁净、礼器丰盛、建筑华美。道统昌盛的征兆，从一州便可以推知天下，由此可见。两位先生的功劳，难道不大吗？林君名元甫，是戊戌进士，历任吏科左给事中。钮君名清，是辛丑进士，历任监察御史。两人都因才干品行受到推举选拔，起用为地方长官。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的政绩，也可以知道他们是合适的人。这就是记。《篁墩文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十九 （明）程敏政撰 ○记 《先垄碑阴记》

译不孝子敏政，已经把我襄毅公和太夫人安葬在休宁东南山的山原上，于是号哭悲恸，把这次葬事的始末刻记在碑阴上说：先祖坟山从县城西面起势，绵延很远直到纹溪南边，连绵的山峰重重叠叠，抵达流塘山麓，隐约另孕育出一座土冈，像古树的枝干新生出嫩芽，蜿蜒伸出田野之间，越过蜈蚣岭，被两处水陂阻挡后又舒展开来，共有几十处起伏，山势向前延伸又回首顾盼，左盘旋右回转，到达南山塘，突然在中间止住；圆冈在它后面作殿卫，两水在它前面交汇，这就是现在的墓穴。蜈蚣岭越过峡口的右边，又生出一座土冈，辅佐正支向前延伸，环抱墓穴向北，好像一枚向内弯曲的玉玦。纹溪的水和山势一同而来，直泻如白练，忽然盘曲环绕墓穴向南，越过古城岩，才曲折地向东流去，但被岩石遮挡，看不见它流向哪里。登上圆冈远望，四周群山环抱，没有一点缝隙，正有一座屏山相对拱卫；稍偏左有一峰秀丽，直插云表。这大概就是我们歙县人谢子期所选择并确定的地方。先公奉赐安葬于成化庚子七月二十四日。当时术士云集，有的认为略有小成，有的认为完全错了，有的认为坐甲寅向加艮方并不正确，只有江西人曾守经与子期的意见相同；至于位置的高低、增减和通塞，一概听从子期的安排。墓穴深七尺，土色纯黄，中间有几升鹅卵石，具备五色光彩，彼此映照；下面有一尺多厚的土膏，凝结得像锦绣纹理。于是修成两个墓圹，空着右边，埋藏两片柏木简和两个油缶，以便日后验证。后来有眼光的人知道这是吉地。安葬七年后，弟弟敏德被贬官而死；又过一年，敏政被放归田里，因此议论的人哄然把责任归咎于子期，认为选地不对，重新为家人卜选墓地的事一直没有停止。又过四年，敏政被召回朝廷；第二年升为三品；又第二年得了第二个儿子，议论的人才稍稍收敛。但太夫人于弘治丙辰正月初六去世，奉诏与先公合葬时，子期正出门未归，于是另请了几位山人。那些山人又宣扬说方位确实错了，按术法墓中应当有水，并暗中告诫家人多准备灰炭、簸箕、铁锹、戽桶之类，以便等候。敏政虽然不认为如此，内心却实在害怕，于是在前一夜亲自督促开墓圹，竟有气体蓬勃向上升腾，土壤像晒过的砖、烘焙过的柏木，柏木简还很新，尚未腐朽，油缶中的油全都凝结成蜡而没有败坏。这时距离先公下葬已经十七年了，众人都惊骇赞叹，认为地灵所钟，果然不是虚妄。像子期这样的风水术，精确、明彻而深邃，难道也是近世容易得到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唉，凡是选择葬地的人，不过是希望亲人的遗体乘着生气而得到安妥罢了，其他事情不是我所关心的。世上的术士既不明察这一点，又忽略郭氏的书以及考亭、西山的论说，一味研究罗经，说地势的美恶、人的吉凶都取决于星象、卦象和方位是否相合，附会沿袭这些说法来欺骗人并谋取利益。敏政深深痛惜这种错误，只庆幸左见已经作了确定，从而稍稍逃脱了终身不孝的罪责。因此详细记载这些事情来告诉后人，也使听到这番话的人能够因我的浅陋见解而慎重选择术士，或许可以成为仁人孝子慎终追远的一点帮助。三月十六日。《寿征图记》南京工部尚书胡公辞官归居，住在淳安已经十年了。弘治丙辰年三月初一，他正好八十岁。有位客人把《古寿仙图》献上祝庆，派人送信到京师告诉我说：世人用诗文为胡公祝寿，并各自表达崇敬之意的，处处都是；但胡公之所以受到朝廷内外知遇的地方，或许还没有人提到。胡公当御史考核政绩时，都宪陈僖敏公题写“清慎公明”，太宰王文端公题写“勤慎”。初次接受敕命时，有“详慎端方”的褒奖；第二次接受诰命时，有“清慎”的褒奖；第三次接受诰命时，有“清谨”和“全节”的褒奖。从朝廷到民间，从相识日久到交往不久，所说的话没有不一致的，亲眼见到、亲耳听闻的人都一致这样评价。人们认为赞美他并不是过分的言辞，而受此赞誉的胡公也没有惭愧的神色。公众的议论如此确实，不可改变。我任史官，愿意把这些写下来为胡公祝寿，也借此警戒那些名声和实际不可相违背的道理。我家在新安，往来青溪时，必定到乡里的宅第拜访胡公。私下观察他的品德容貌，谦抑有礼；言辞气度，淳厚高雅；操守品行，严正洁白，足以使那些阿谀逢迎的人自行沮丧，使浅薄的人自行惭愧，使浮躁怠慢的人自行失态。他确实有如历代圣主所嘉许、前辈所称许的品德，理当享有高寿、具备盛大的福分；至于远方为他祝愿长寿的人，也还会不断增加。从前毕公以四朝元老的身份，保卫治理东郊，康王称赞他说：“只有公您美德盛大，能够勤勉地处理细小事务。”仲山甫担任君王的喉舌，尹吉甫赞美他仪容美好、神色端庄，小心谨慎；又称说他明智通达、能够保全自身，早晚都不懈怠。古代的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勤勤恳恳，并不因年老年少而有所不同。考察胡公一生，自从考取高等功名，出仕内外，历经五朝，官至大司空，主持留守事务，恭敬勤勉而谨慎畏惧，效法毕公；同时始终明智通达，足以与仲山甫并列。《尚书》所谓“吉人行善，只怕每天还不够”；《诗经》所谓“洁白的玉瓒，里面盛着清酒”，说的不就是胡公吗？何况如今八十岁才刚刚开始，精力仍然强健，将由此活到九十，直到百岁，成为巍然如偓佺一流、安期、羡门之类的仙人。像这幅图所描绘的那样，将来有关官员因举行乡射礼而向他询问政事，天子举行养老礼而向他请教言论，他的长寿俊德在一时之间受到称颂，作为世间的人瑞而闻名天下，把盛美传给后代，实在是国家的光荣，难道只值得我们同乡私下庆贺而已吗？这位客人是金陵人贝珙，大概是胡公的旧交子弟，托我替他写这篇文章。我的族人、礼部郎中愈，也是胡公的姻亲。《客星亭记》

译严先生祠堂东边原来有一座客星阁，已经废弃很久了。弘治丙辰年夏五月，巡按监察御史吴公来到严州，在祠堂下进谒，询问阁的旧址所在，却没有找到。于是他步行测量，在祠堂西边找到一块地，景色秀丽清爽，格外优胜。吴公把这件事告诉分守参议吴公和知府李公，说：“美好啊，客星这个名称怎么可以湮没呢？应当把阁改建成亭，以恢复旧日的景观。”众人都答应说好，于是集中材料、修治工事，在当月开工，又过一个月亭子建成。亭上涂丹着彩，高耸地伸入云际，下面俯临江岸，景色更加优美。于是吴、李二公专门写信来，托我作记。至于严先生祠堂的事，已有范仲淹的记文和各位前代正人君子的论说，记载得很完备了；唯独客星的说法，载于《范史》，有人怀疑严先生和光武帝本是布衣之交，曾有一夜同卧，严先生把脚放在光武帝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老天却因此震动星象，以星文表示异兆，这不是亵渎天意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天与人的关系非常接近，道德、功勋、事业、风节、才能技艺非同寻常的人，实在是上天所生；一代之中尚且难有几人，何况百世之中才出一位的人呢？严先生在西汉末年躲避王莽之乱，栖居此地，等待天下出现值得辅佐的君主；光武帝作为君主，尚且使他觉得不能满足，于是离开了光武帝，并不是不遇到合适的君主就不出仕。侯霸也是严先生的旧友，已经位居三公，而他所说仁义、阿谀顺从的话，却让人凛然不敢接受，仿佛沾污了自己；严先生也不是合适的朋友，便不与他交友。严先生的学问虽然没有人知道从哪里传来，但大概一定有合乎内心的准则，安放于久远而可供后世取法；他将与伯夷遥相对望而兴起，是所谓非同寻常的人。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之间，上天一定会显示重视；有人反而怀疑这是亵渎，哪里是善于观察天意的人呢？他开创东汉的风节，对名教大有功劳，谁说这些没有应验呢？我既然赞美诸位君子兴复废址的功劳，便记下此事，并且写出我的浅见如此。后来有事到祠堂下的人，退出来登亭，指着严先生垂钓游息的地方，俯看桐江之水，产生仰慕高山、景仰德行的思绪，还应当共同继续修葺它，不使它废替，这就可以了。御史公名叫瀚，是歙县人，奉命巡按浙江一年。他恭谨有声望，把清除贪污、扶助懦弱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对于严先生祠和亭的修建如此关注。我家在休宁，每次经过河下，都一定瞻仰行礼后才离开；可是钓台孤峻，山路崎岖险峻，常常不能登临，因而引以为憾。近来吴、李二公于是把修亭之事放在首位，筹划安排，铲平拓展，除去险处而使道路平坦，共修治了四里多，费用很大，劳力也多。这件事借此附记：吴公名叫纪衡，是衡山人；李公名叫德恢，是东安人。他们都勤于政事，使百姓得到安定，所以能够符合巡察风俗者的志向，表彰先贤以振兴士人的风气；这种清明的治理，本来不是世俗官吏所能相比的。这就是记。《慕亲堂记》祁门西城的方克振，到了弘治丙辰年夏天，已经五十岁了。乡里、亲党和姻亲将要举杯相贺，在他的堂上为他庆祝。克振神色黯然，皱着眉推辞说：“我的先父才华出众，足以光大宗族，不幸二十六岁便怀抱未竟之志去世，那时我才三岁。我的先母守寡后立志守节，五十九岁时抱持节操去世；这实在是终身难以消除的悲痛。程子说过：‘人在父母生日时，应当加倍悲痛，却反而置酒作乐，是什么心情呢？’”众人都共同叹息，感到惊异，于是停止了庆贺。克振的舅父程用仁上前对他说：“你停止庆贺是对的。古人称极其孝顺的人说‘五十而慕’，我将用‘慕亲’来题写你的堂名，以彰显你的孝行，怎么样？”克振又惊惧地整肃衣襟，推辞说：“我听说从前只有颜子才有仰慕舜的说法，我是什么人，怎敢承当这样的称誉呢？”用仁说：“不是这样。上面有建立纲常的君主，就总想使百姓归向正道而获得五福，难道会因为人的身份有贵贱、天资有聪明愚鲁，就限制他所能达到的境界，禁止他行善吗？孟子说过：‘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忧虑自己成为普通乡人而不能像舜一样。’孟子难道会说这种大话来欺骗天下后世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所以说：‘鸡一叫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反过来，如果只追逐利益，就是盗跖一类的人。天下的事情，大抵由此走向彼；你难道可以不在善与利之间努力自持，作出取舍，以符合乡里、亲党和姻亲的期望吗？周子曾经取法颜子的学问，他说：‘有过失而能改，就可以成为圣人；达到一定程度，就是贤人；即使达不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贤人圣人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至于从事农耕、努力经商，同时学习《诗经》《礼经》，只求不失去美名，成为归依正道的百姓，以此差可接近舜一类的人，难道唯独不可以吗？克振惊醒而若有所失地说：‘您的教命使我明白了，请让我照此去做，以免辜负长者的教诲。’这时，程用仁的儿子程启来到休宁县南山，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写一篇记。我认为他们的问答不违背正道，而且用仁是我的同宗，便依次将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他。既然如此，那么克振应当出入有常，时时省察自己，还要期望从五十岁进而达到六十、七十岁，直到活到期颐之年，寻求终身仰慕父母的道理；我将考察他的德行。《洞元观重修记》

译祁门县向东一里有座山，名叫祁山，山势高峻挺拔，幽深秀美，县名便由此而来。洞元观正坐落在它的山麓。山的三面峭壁直立，中间凹入形成一间石室，名叫青萝岩，也叫栖真岩，乳泉从这里流出。考察图经，这里大概是汉代将领梅鋗的旧宅。唐大历年间设置道观，名为龙蝉观；宋太平兴国年间改名通玄观，后来又改为洞元观。相传有个叫孙元明的人在这里成仙离去。元至正末年，道观全毁于战乱，只剩残砖断础，没有一点完整的遗迹。宣德壬子年，道会周允中和他的徒弟方志良开始向官府陈述此事，募工修复，除去荒草使地势显胜，削平险处使道路平坦，赎回被侵占的地界，拓展原有地基，建成玉皇楼八楹、紫微阁十六楹、三清殿八楹、东寮十二像。设置庄严的钟鼓，供奉御赐之物；置办田产，建立簿籍，恢复旧日的规制。周允中去世后，方志良继任道会，更加继续修葺。年老后，便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徒弟郑碧鉴。郑碧鉴因为这项工程还没有完成，便竭尽心智和力量，节省削减浮费，并告知那些往来相助的人，前来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此前任知县、御史曹凤，以及现任知县韩伯清，都怜悯他的志向，资助他的费用，于是建成四圣殿十四楹、东庑十二楹、方丈十四楹、祖师堂十二楹、道室二十二楹、过厢和庖屋十六楹、钟楼和鼓楼各十二楹。又建成独秀楼八楹，高处如鸟翼飞举，低处鳞次栉比，金碧辉煌，丹红粉白鲜明美好。凡是栏杆、台阶、街道和牌坊，都用质地坚密的文石依照规制建造。从成化庚子年到弘治乙卯年，共十五年，洞元观的修建工程才告完成。于是郑碧鉴借我的族孙程启来到休宁县南山的机会，请我写记。世上那些号称有兴复废墟、创始建业功劳的人，如果不是志向坚定、行动持久，就不能取得成功。幸而有这种人，必定是贤能的子弟、能干的官吏，或身穿官服、能够干练办事的大臣，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郑碧鉴只是一个地方士人，家中没有可以承继的基础，官府也没有可以凭借的势力，却凭着独自承担的勇气和日积月累的力量，在一处乡间建成宏伟的道观，继承前人的功业并使之大为振兴；除了志向坚定、行动持久的人，还有谁能做到呢？那些有所承继、有所凭借的人，反而忽视自己本应做的事，以至于不能符合前人的倡导，也不能启迪后人，我实在惋惜：碧鉴的功劳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彼。后世之人踏访忠臣贤士发迹的地方，应当追想他们击破秦军、拯救百姓的功烈；追随仙人栖居岩穴的志趣，仰慕他们遗留下来的超越尘俗的足迹；重视前代祈福祝祷的心意，仰承我朝历代圣明君主使万物和谐共存、共同生长的恩泽，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志向，使自己的行动持久，存有碧鉴这样的心志。存有这样的心志，使它永不衰替，就可以了。郑碧鉴是本县南塘司徒传的后代。弘治九年，岁次丙辰，秋九月望日。《义路亭记》歙溪以南，吴以时来拜访我，请求说：“以时的姐姐嫁给歙县信行汪元玘，半路守寡，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故少司马新墟吴公的孙子潜，如今她也将老了。她常常自己想道：‘我不幸，没能侍奉君子到最后，完成奉养公婆的责任；但是治理家务却不敢懈怠。每年的收成和积蓄日益丰足，只是世上的人喜欢到佛寺道观中做功德，希望求得死后的福报，我不愿这样做。我年轻时回娘家省亲，曾看见从信行到堨田的道路，遇到连绵大雨，就变得泥泞低湿，行路的人十分艰苦，我很为此挂念。于是我告诉以时，让他召集各位佃户和佣工，招募优秀工匠，砍取琶塘的坚硬石头，铺砌成一条长路。工程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到某日告成。凸起的地方削平，凹陷的地方填实，路面舒展如白绢，平整如磨刀石。道路按里计算共八里，所用金子按斤计算共三十斤。又修建了一座亭子，让行旅疲倦的人可以在那里休息。来往的人没有不赞叹的，于是给它取名叫“义路”，以时便托我写一篇记。一个守寡的老妇人，却能忧虑别人所忧虑的事，不出家门便号召调度众人，完成这样的大工程，这难道不是奇男子、烈丈夫也难以做到的事吗？’‘义路’这个说法见于《孟子》，是说义人共同经过的道路，就像道路一样不可逾越。” 后世的人走在这条路上、在这座亭子里休息，也可以自我反省说：‘她不过是一个尚未改嫁的妇人，却能推及她丈夫所有的财物来救济别人，何况我们身处顺境，难道可以不努力行义，以此辅助治理家务吗？’作为男子，也可以感慨自责说：‘她不过是一个妇道人家，却能捐出自己珍爱的东西来谋求公共利益、救济他人，何况我们这些头戴冠、脚穿方头鞋的男子，难道可以冒充非义之事彼此争逐，以至于受到乡里的讥笑吗？’这样看来，一条小路虽然微小，但它所联系的劝善惩恶之意，也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载。吴氏、汪氏都是歙县的大族；吴氏的父亲叫斯隆，舅父叫廷郁，尤其是乡里的长者，家教一向良好，所以吴氏所建立的功业才会如此超过常人。至于她品行的美好、节操的坚定，日后应当有人为她树立表彰功德的绰楔，有人用史官的笔记载下来；这些事这里就不预先叙述了。” 《竹窗记》

译凡是人的情怀与景物相契合的时候，并不在于瑰丽宏伟的景观，而常常是在突然、偶然的一刻。看见超逸姿态的骏马飞驰，听到天机自然发出的声响，心中跃动，脸上展露笑容，口中也发出■〈口答〉的声音。与所谓瑰丽宏伟的景观相比，那些景观简直像树枝、拇指和多余的赘疣一样，毫无用处，而别人也无法与自己共同领会这种感受。柴桑处士在东篱下采菊，康乐公在池塘春草之间得到诗句。这两种景物，什么地方没有呢？山边的篱笆、野外的池塘，又并没有亭台楼榭安排布置的巧妙；然而两位老人却在突然、偶然的一刻领会了它们，喜悦到了极点而忘记言语，认为终身再也无法重新得到这样的境界，天下所有的情怀与景物也都不足以超过它。这样高雅的情怀、深远的韵致，超然脱离尘俗，千年以后，哪里还能够有人真正理解它呢？我县孙以德，居住在汊川，有竹子二三百竿。一天，他独自坐在窗下，看见竹子的清凉绿荫笼罩着窗户，间或有微风徐徐吹来，发出金属相撞、玉石相击般的声响。竹子挺立着笔直的节，又仿佛有耿介的士人和武夫并立在面前；他回头欣赏，感叹说：“竟有这样的景致，天下的情景没有能超过它的了。”于是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竹窗”。听到这件事的人，大多为它作赋题诗。过了很久，孙君出游金陵各处胜景，便随着所居之处都悬挂这个名称，大概是因为他始终不能忘怀这种情感。我的侄子、儒学生茂，请我为此作记。孙君居住在汊川时，堂屋、台阶、庭院之间种植着美花异卉，瑰丽宏大，足以供四季游赏，胜过一乡的景物，本来已经足以使他快乐而不厌了；但他偏偏只取意于竹子，而且又特别取意于窗下的竹子，为什么呢？大概是他的情怀与景物相契合，正像东篱的菊花、池塘的春草一样，而他自己也无法向别人说清楚吧？陶渊明和谢灵运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但我私下也有所感触。我家在篁墩，中年时居住在南山，有一园竹子，正好与窗户相对。竹子还没有长盛时，我打开窗看它，只怕它长得不够茂盛。近年以来，竹子一天比一天茂盛，竹荫一天比一天浓密，我疏朗的窗棂常常见不到阳光，而且我的老眼已经昏花，展开书却不能阅读，伸展纸卷也不能写字。每次来到窗下，都萧然转身回来，为竹子遮蔽光线而苦恼。孙君因窗下有竹而快乐，我却因窗下有竹而忧愁；可见天下的情景是否适意，也还取决于人所遭逢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将来我拄着竹杖到汊川拜访孙君，坐在这扇窗下，敲击美竹的竹节，和各位君子一起作诗，取新竹笋壳来题写，以此为孙君祝寿。虽然不敢和陶、谢争胜，但情景与心意相契合，往往是在突然偶然的一刻得到；把这件事留下来作为一时的故事，难道不可以吗？《讷庵记》“讷”并不是不说话的意思，而是说不敢把自己所有的才学和见解全部说尽罢了。古人一定重视讷，难道不是害怕行为不能符合言语吗？言语能够顾及行为，就是笃实的君子；行为不能掩盖言语，就是夸夸其谈的狂人。邹鲁一带流传下来的教训就是这样。谨慎少言确实是求学的首要事情，也是终身不可忽略的事情。我和祁门汪叔玉君，早已听说他以“讷庵”为名；他的门人子弟中与我交往的人，请求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没有来得及认识汪君，但听说他为人端正恭谨、安静慎重，很少戏谑讥笑，凡事都遵循礼法，不苟且停留，也不妄自随从，大概他的本性接近“讷”吧。他父亲病重时，想多分给他田产，资助他求学，汪君叩头坚决推辞说：“瑨兄弟四人，产业应当平均，不能唯独优厚我。”他的兄长王仲琦去世，没有子嗣；汪君以自己的次子承继仲琦，也不把本来应该得到的产业据为己有，而是全部拿出来与弟弟瑞均分。汪君早年凭《春秋》在县学中有声望，跟从他讲学授业的人大多以此取得科举功名；但汪君却屡次应试不能中第，以贡生身份授任定海训导，升任新安教谕。他所到之处都以经书训导学生，制定条约，以身作则，学者大多心悦诚服地听从。可是汪君因为父亲年老在洛阳，两年就请求辞去职务，长官挽留也没有成功。由这些事情看来，汪君难道是一味不说话的人吗？《春秋》是圣人裁断是非的法典，其中有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夷狄与华夏的区分，以及辨正诡诈、判定功罪、褒贬得失等问题，众说纷纭，不能一致。汪君对这部经书考问推究，即使遇到艰难的问题也不停止；于是先在一个乡里完成教化，又在两个县完成教化。难道能说一个谨慎少言的人做不到这些吗？在义与利的辨别上，他面对父亲要分给的田产竭力推辞，面对弟弟应分的财物又两次退让，坚决不贪，这难道只是沉默吗？在仕途通达之时，他急于侍奉亲人、奉养父亲，即使有人挽留也不可改变，轻快地请求辞职，这难道只是沉默吗？大概汪君求学，一定先在行动上有所体会，然后才说出来；所说的话也一定能够由自己的行为验证。他并不是不懂“讷”的意义，不是像释教徒的哑默、老氏的沉默那样才算做到。汪君已经七十岁了，努力学习而不衰退；看看他的家中，一切都治理得很好。他的妻子程氏与他同龄，具有安静专一的德行；两个儿子都学业充实，操守礼法，不敢喧哗，大概是受到汪君教诲熏陶而如此吧？从前师尚父八十岁时，还向武王陈说丹书，在几案上作铭说：“光明盛大，只有敬慎；接着便是口中生■〈口后〉口戕口。”卫武公九十岁时，仍然在国内作箴言警戒；他的劝诫诗说：“谨慎你的言语。”至于白圭玉玷的比喻，甚至使人反复诵读而不能停止；由此看来，古人年岁越高，德行越盛，其要旨也不过如此。汪君由七十岁活到八十岁，到了九十岁，固然将会以师尚父、卫武公为榜样，而把“讷”作为归宿之处吧？乡里的人来到汪君的庐舍，诵读邹鲁的经典，应当知道选择什么了。我没有才德，曾经因为言语而得罪当时的人，实在对“讷”感到惭愧。如今已经超过“知非”的年龄，所以不推辞而作这篇记，告诫汪君，也借此自我警戒。《重造休宁县厅事记》

译休宁县的厅事开始建造于丁酉年，后来过了十二年，到戊申年才建成。自元朝洪武年间以来，到弘治壬子年，已经一百十六年了，厅事破败得很厉害，于是向朝廷请求重新修建。工程尚未完成，三山李公于丙辰年秋天到任，过了一年便完工了。李公请我这个本县人记载工程完成的情况。当初李公到任时，看见厅事已经建起却没有装饰；厅后的正己堂倾斜而没有整修；仪门没有修缮；门外有东廊，西边却独缺；正堂后面的东北方有秋水亭旧址，荒芜堵塞而无人治理。李公叹息说：“用这样的状况来壮大县治并兴办各项事务，怎么会像还来不及做的样子？是不肯做罢了。”于是把这些事记在心里，每天筹划安排。所需要的丹砂、白垩、铅粉、黄土，以及木材、石料、砖瓦之类，不到两个月便像河流汇集、云气聚拢一样全部备齐。估量可以动工后，就安排工匠和雇佣众工，彩绘厅事，竖建正己堂，各八楹；修葺厅事东西两厢和库房，各十六楹；仪门屋八楹；西廊接着兴建，与东廊相配，共三十四楹；在旧址建亭，挑土疏浚池塘，仍沿用宋代匾额，题作“秋水”，以便政务空闲时在此休息。于是县治四周，倾斜的得到扶正，缺少的得到增建，高处屋檐飞举，密处房屋鳞次栉比，文采灿然如彩绘张开，高耸稳固如鼎足并立。劳力没有涉及百姓，费用没有烦劳官府；百年废坏的工程在一天之间兴起。如果没有李公才干充足、恩惠深厚、真诚无私，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我考察县志，休宁县境方圆二百多里，户口十七万有余，大概与古代子男爵国的规模相当；然而堂宇却颓败而不加整治，这难道是用来显示出政令、治理百姓的重要场所应有的样子吗？丁酉年最初主持此事的是六安徐公弼丞，门的修葺是山阴杜公贯道，正己堂的匾额是雷阳周公德成，秋水亭的建立是丹阳宋公葛胜仲，而壬子年的请求重修是清苑高公忠，他们都是县令。工程的开始和后续虽然出自前任县令，而李公实际完成了最后的工程，成就了宏大的功绩。后来的官员难道可以不思考吗？登堂时，应因自己享受堂宇而想到百姓失去产业；退堂用饭时，应因自己安逸而想到百姓辛劳；在亭中休息时，应因自己快乐而想到古代遗留在百姓中的恩德，并寻求与它相齐。这样一来，这项工程的完成或许对政事有益，而不只是按照时制修备官署、完成职守而已。李公名烨，字文辉，是成化壬辰年进士，历任秀水县、钱塘县知县，因政绩最优被召任监察御史，贤能的声誉一致传播；后来因事获罪，贬为武平卫幕职，却从未因顺逆险夷而改变心志。他治理休宁，安静谨慎、廉洁公平，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如今筹划完成的这些事，不过是他才能和施展抱负的余力中的一二，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他将来起任而主持一城，辅佐藩司、按察司，进入台省任职，大概不久就会实现。可是他对休宁的恩爱尤其深厚，不可以没有记载。李公很关心学校，曾经斥退僧人的土地，筹划建造讲堂和乡贤祠；又把夏纹溪桥由木桥改成石桥，工程费用尤其巨大，他都竭力承担，没有被困难阻止。我每每称赞这是仁人的勇气；这些事情各自应当另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所有有功劳的僚吏和乡里老人，姓名都附记在碑阴。《祁门县重修平政桥记》徽州府处在东南群山之间，地势极其险绝，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好像从高屋上倒水一样。平常水势平缓时，尚且可以提衣涉过；一旦遇到久雨，不到早晨水势便暴涨，冲激奔涌，势头像要推倒山岳。掌船渡水的人稍有差错，船就会翻覆，溺水的人接连不断。因此测量水流汇聚的通道，在那里修桥。然而水势湍急，工程巨大，常常难以长久，百姓对此很困苦。官府又屡次更换官员，他们只看文书事务已经应付不暇，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祁门是徽州所属县之一。县城东面有一座桥叫平政桥，创建于前朝，时而兴修、时而倒塌，不能保持常态；本朝洪武元年戊申年曾修过，大概是宜春余侯宝任知县时修建的。到弘治元年戊申年，已经经过两个六十年了。桥的破败更加严重，有位僧人法通募集众人重修，费用很少，力量微薄，修成后又毁坏了。恰逢江夏韩侯伯清来任知县，经过这里叹息说：“古人忧虑百姓的忧虑，看见有人溺水就像自己溺水一样，何况是直接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呢？这件事确实在我，不能拖延。”于是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来筹办工程，亲自前往规划，而崇尚义举的百姓纷纷前来，唯恐落在后面。各种物资像河流汇集，很快就得到供应，没有出现匮乏。于是命法通和三位乡里老人掌管财物的出纳，并监督工程。乙卯年四月开始动工，在桥两旁挑土叠石筑堤，把原来的八个石墩减为七个，桥长二十四丈；南边形状端正方整，北边较小■〈隋，扌代阝〉，并削尖上部，以减弱水势的冲击，高出水面将近二丈。架设巨木作为桥梁，设置栏杆作为护栏；又在堤上左右两边修建亭子，使行人不再害怕，使劳累的人有地方休息。一个多月后工程告成。于是居民脱离危险而得到平安，远离危难而安稳生活，唱歌欢呼，赞颂韩侯的德行，请求我作记。我观察事情的成败、百姓的安乐忧患，其中常常都有一定的因由。像这座桥重新兴建，正好遇到两个戊申年，而这一次工程又一定要等韩侯到来才得以完成。那么祁门人的安乐，大概将从这时开始。但我私下因此有所感触。平政桥这个名称，难道不是出自《孟子》的学说吗？孔子评价子产时称他为“惠人”，说他具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听到子产去世，还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恩爱啊。”想来子产用车辆帮助人渡水，大概是不忍看见冬天涉水的艰难，偶然做了一件事罢了，难道这就能概括他的全部为人吗？世道到了战国，士人越发卑下，政治越发鄙陋；如果不发表极其透彻的言论来挽救它，人们便只知道求取眼前满足罢了。所以孟子所说的是政治的根本，子产所做的是施行仁德的方法。扩充子产仁厚的心意，并推进到孟子所说的政治根本，那么政治就会公平，仁德也将得到无穷的施用。韩侯诵读、效法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凭科举功名进入仕途，难道会不专心研究平政之道吗？何况他以公正勤勉、才干敏捷闻名于当时，对于铲除奸恶、惠爱百姓、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尤其尽力。这座桥本来就是仁政的一端；遗爱所存，将来还会有更大的表现。这就是记。《重修龙宫寺记》

译休宁县城南三十里有个地方叫蓝田，蓝田有座寺叫龙宫寺。寺院始建于唐天祐二年，后来屡次兴废，但名称一直存在，县志中也没有湮没。县令不得擅自兴建佛寺，但凡古寺却可以不废。于是有个叫音祥的人，在本朝初年来住持这座寺，传给他的徒弟福胜；福胜传给德琮；德琮传给文高。文高在寺院逐渐毁坏后，便募集财力重修。建大雄殿八楹，左边建土地祠，右边建真君祠，共十六楹；中间建法堂八楹，东西建方丈房，共十六楹；前面建门屋，后面建厨房和浴室，共二十四楹。又以修廊辅助，修高墙环绕。成化戊子年完工，以现在计算，已经三十年了。乡里人黄景思，年过九十，曾经为这座寺院出过力，对文高的徒弟法华等人说：“这项工程的费用非常巨大，却不记载它的完成，后来的人凭什么考察并继承它的事业，使它长久流传呢？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于是法华等人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请求我作记。我考察四方郡县的志书，凡是寺院，大多在唐天祐年间兴起；考察当时国家危急如缕，而佛寺却遍布天下，实在令人感慨。难道是上面的人平素所重视的就在佛教吗？所以即使到了末世仍更加崇奉它，希望借此祈求国运重新兴盛吗？还是各地镇守都设有监军使，彼此共同做这些事，却不顾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呢？经历宋、元两代，有时因袭，有时变革，其中没有时间逐一论述。太祖高皇帝兴起后，所有小寺都隶属于丛林大寺，于是佛寺减少了十分之九。列位圣主继承帝位后，常常采纳谏臣的意见毁掉新建寺院，唯独宽容旧寺，大概是因为不忍心让一个百姓失去生活场所，这是广施恩惠。龙宫寺能够列入古寺之中，得以重修并庄严其所奉事的神佛，难道不是幸运吗？虽然如此，我还要对寺中人有所劝勉。佛经说：“水中行动没有比龙更好的，陆地行动没有比象更好的，能够负荷大法的人可以比作象。”那么，寺院名为龙宫，或许就是取这个意思吗？我没有来得及游览这座寺院，但看了法华献来的图，那里确实是幽静优美的胜地。大溪从东面流过，古渠环绕西面，水流停蓄，清深幽静，大概是龙所居住的地方；寺院因此得名，也未可知。假如寺中僧徒能够互相告诫，认真奉行自己的教法，并且自己承受大法；又能祈祷而使百姓获得丰收，那么他们居住在这座寺院中就没有惭愧，百姓拿出财力重修这座寺院也没有白费；否则双方都失去了意义。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同知宁国府事姜公去思记》弘治十年秋八月，同知宁国府事姜公依据吏部的意见，被提升为广西庆远府知府。离任的日期将近，宁国府的生员和当地老人纷纷起来商议说：“姜公辅佐郡政三四年，曾经代理知府事务，竭尽力量，劳心劳力，每天都无暇休息。他所享用的，不过是宛陵的水罢了。如今任命已经下达，临行前获得金绯服色，稍稍可以慰藉朝廷士人的愿望；不可以再请求留住他，私自把大夫的恩泽留给我们。应当列举他的政绩，砍石刻文，表明我们不敢忘记他。”有人为了给后来者劝勉，便把这件事告诉宣城各县的县令。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李梦龙、张瀚派人送信来请求我作记。我在新安一向听闻姜公的名声，知道他有学识，能够胜任官职；他在家闲居三年，我又听说他的政绩十分卓异。何况宣城、徽州相邻，而我正奉命入朝参与史事，哪里能够推辞呢？姜公治理宁国时，把摧抑豪强、惠及小民作为自己的责任。杜绝请托，守住官府常规，不因利害得失而自我沮丧；清除政务中的弊病，排斥吏员中的奸邪，使各种事务清明，振兴并整顿废弛的政务。对待同僚，督察属下，直率地提出忠告，不隐忍旁观，因此被认为贤能。不久之后，百姓安居乡里，士人兴盛于学校，各项政务清楚明白，向上承接、向下治理都有条理而不紊乱。邻近地区有诉讼不能裁决的，必定向上级官员说明，请求交给姜同知办理；而上级官员也说：“不是姜同知就没有人能够办好这件事。”因此接受的委托纷至沓来，前往旁郡办理事务没有一个月空闲。他所到的地方都欢呼，有“宁国别驾姜老，越老越辛辣”的歌谣。祈求雨水和晴天都能得到相应的应验，属官接受他的成效，没有留下后患。学生请求他进一步教益，便有讲道传学的场所，各种善人会聚在那里，上下都受到信任；而姜公却谦逊自处，好像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政务空闲时，他手持一编书，披阅吟诵不停止；有时巡视属县，观览山川，便写成诗篇，抒发所到之处的情怀，欣然忘记自己身处远方。巡抚大臣把他的治理情况奏报朝廷，请求加以表彰提拔；巡按御史接连上奏推荐，于是有了调任庆远府的命令，但舆论仍然认为对他的奖赏不够。姜公名绾，字玉卿，是江西弋阳人。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任湖广景陵县知县六年，因政绩最优被召入朝授任监察御史，任职南京，多次提出建议。不久与同僚上奏弹劾权臣和宦官，因此被贬谪；姜公得以任桂阳州判官。六部以及南京、北京的台谏官请求召还姜公等人，奏疏上了十多次，最终没有成功。他的议论和风裁，谈论者至今仍称赞不已；而姜公尤其不因顺逆险夷而忧愁，欣逢恩诏得以量移，于是有了治理宁国的政绩。这样看来，从前董宣果断铲除奸邪，吴隐之坚定地砥砺操行，张允济敏捷地裁断狱讼，光照史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们了；姜公英明刚毅、廉洁正直，又加上周密练达、明察果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难道不是几乎可以比肩古人吗？如今他奉命掌管岭南的郡符，职责所在，能够独自施行、独自成事，又不是辅佐郡政时可以相比的；他的政绩将更加精审，恩泽将更加广泛，功名也应当更加显著。但宁国百姓对他的追思仍在那里，不可以没有记载。立碑的人是儒学生王彦耆、百姓杨玘等若干人。《静定山居记》

译“静定山居”是浮梁戴廷节公的别墅，也是他因而营建的寿藏。戴公曾在青峰山庄读书，自号“青峰生”。他年纪还轻，志趣却已经恬淡安静，仿佛有不被世俗事务污染的品格。后来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升任绍兴府知府，又升为广西布政使参政。期间曾奉诏巡视江防，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因而积劳成疾。他在朝廷任职勤勉长久，出任浙东守臣共九年，政绩完成，声誉得到信任，但劳苦也更加严重，便有了归隐的打算。又自号“静翁”。然而因为承受朝廷恩遇，想求得报答国恩的方法，不敢立即请求实现自己的私愿。后来在岭右办理与安南有关的边务，每天奔走于瘴疠之乡，疾病更加侵重，于是上疏恳切辞职，获准归老，营建此居。此地距他的县邑南面二十里，居所后面作为寿藏，立石题写“明戴参政宅”，又在碑阴题写“希安”。居所前面凿成石塘，面积约二亩，形状像半月。塘中架木建亭，开四面窗户，各按泉水流来的方向立名，并借此自我比况：一名“出盟”，取自他求学的开始；一名“盈科”，表明学业有所成就；一名“朝宗”，表示不忘君恩；一名“临深”，表示归全保身的意思。居所外山路曲折，竹木成荫，走三百多步，立石题写“静定山居”，就是说这是静翁安居、心志安定的地方。唉！像戴公这样的人，难道真是在“静定”上有所领会吗？世上的人行走在利害交争的道路上，每天惶恐迷惑而不知道停止，直到跌倒才离开。离开以后又急忙为将来打算，扰乱自己的心而不知以为苦，哪里知道静定的快乐呢？戴公居家时，能够以静心作为学问；出仕时，又能守持本心而不急躁。仕途正当顺利却突然归去，精力正健却营建一丘之地来使自己舒适，这样的胸襟和高雅气度，哪里是常人所能企及的呢？不过我私下还想向公进一言：先有定而后能静，是曾子从孔门所受的道理；以定为主而守静，是周敦颐论太极的学说；静定之后行动也能安定，是程子回答张横渠的话。大概一定要深入研究程子的学说，然后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窥见中正仁义的宗旨。静定的意义是很大的，公从事于此已经很久了。以此为自己的名号，又以此命名居止之所，难道是要守住这种道理，终身不改变吗？难道只是说自己喜欢山水的情趣，姑且胜过世上那些喜欢躁动的人罢了？戴公的祖先居住在新安婺源，与我是同乡。戴公的哥哥廷献考中进士，和我同榜。戴公的儿子显以乡试中式的身份来署理祁门教职，常常经过我这里来请教，执守礼节十分恭敬。我又有幸看到他上呈礼部、请求终养父母的两篇奏疏，或许是在“静定”一事上听到了家传教诲。祁门诸生王臣等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敬仰他的品德，却没能到君子的山居拜访，考察德行、请教学业，感到遗憾，于是请我写记来祝寿戴公，这就是这篇记。静寿堂记 人修养德行，达到安静之后，才会有长寿的征象。大体说来，长寿的人大多安静：内心恬淡而不争逐，志向坚定而不迷惑，精神安宁而不躁动，以一身应对万般变化，有所凭借而不偏差。所以孔子谈仁，也不过就是安静而长寿罢了。如果把自己置身于纷乱错杂的环境中，卖弄才智和力量，与世人争强斗胜以求逞能，却希望能够长寿，这样的人很少。祁门汪君孔昭，大概是能够安静而长寿的人吧？汪君早年就怀有远大志向，研治《春秋》，探究其中删削褒贬、诛罚赏赐的旨意，想奋发进取、积极有为，以便在世上显现才能；对于世上那些卑琐污浊的人，他几乎认为不值得一提。郡县长官多派自己的子弟来跟他学习，他的学生大多考中了进士。汪君不幸丧父，三次参加考试都未中，于是停止应试，退居家中修养，竭力研习群经、诸子和史书，跟随他学习的人更加多了。成化初年，提学陈御史士贤在祁门学宫举行释奠礼，听说汪君的名声，便以布衣身份征召他参加分献礼。他受到当时名流推重，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居住在西庄，泉石景色优美。晚年在其间徜徉，按那里可以垂钓、游览、吟咏、远眺的景物，共有十六处，作诗歌咏，并自号“梅峰”，更加与孔子“仁者乐山”的说法相契合，也忘记了自己阅历世事已经很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有人说：汪君不是安静的人，他教导儿子福之十分勤勉，福之果然凭世代传习的经学考中了南畿秋试。近年家人不慎失火，汪君急忙抢救神主牌位出来，眼睛被烈火浓烟熏伤，于是失明。他这样自我劳苦，哪里谈得上安静呢？这完全不是这样。君子的学问，并不是专守安静，像木块一样一动也不动。他的行动合乎义，仍然就是安静。周敦颐所说的“主静”，正是这个意思。这时汪君已经七十岁了。福之建造堂屋奉养父亲，卿大夫为它题名“静寿”。确实啊，这难道可以说是名实相符吗？如果外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心前，内心便更加恬淡，志向更加坚定，精神更加安宁，到了耄耋、期颐的长寿也可以安然享受。那些世上奔波劳碌、躁动争竞、惶恐迷惑，整天卖弄才智和力量争强逞能，最后与草木一同腐朽的人，与他们相比，岂止有天壤之别呢？我没能登上汪君的堂屋，但早就知道汪君贤良；至于福之的才器英伟，将来用来报答父亲，必定会有很大成就。我于是趁他请求，写下这篇记。汪君名显德，祖先从歙县迁到祁门井亭里，是唐忠武将军、越国公的后代，传至宋朝丞相忠定公，益加显赫。成化三年又过一年，即弘治丁巳年十月十五日记。陈塘寺弥陀殿重修记

译新安郡西面三十里有一座寺院，名叫陈塘寺。寺后有弥陀殿，是元朝故嘉议大夫、徽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仇铉所建。仇公本是大都北方朔庭的贵族，原名本族名号，却自署为仇铉；这也如状元忠介公原名台哈布哈而自署为逹兼善，酸斋学士原名哈雅而自署为贯裕，确实是元朝中期文饰风气盛行的表现。仇公建造这座殿宇，规模十分宏大，大概是借此寄托祈福之意，所以梁间题写“无量寿”三个字，并用金装饰。仇公死后，子孙把他葬在寺北，在寺中建立祠堂，并以歙县王充为籍。到了本朝成化丙戌年，寺院才因不慎失火；八世孙永显、永清等召集众人重新修建，规制更加扩大。住持永署督察此事，十分谨慎，但一直没有人作记。于是永显的侄子富、侄孙爵、恕、隆、宗等说明事情经过，请我写记。仇公去世距今已经二百年，残碑旧牍都不再保存，居民也只知道他是监管郡务的人家，没有人能够考究详情。我为此考察郡中续志及各种传记，知道仇公在延祐初年来到本郡，曾创设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分司，彻底更新徽州路总管府衙署，并给正堂命名为“率正”；办理全郡六县的田赋，又免除供养学校的庄田税，以及本道铁冶税，前后五次上奏，减免其中三项。遇到旱灾，他总是率领属下在命祠虔诚祈祷，后来又获得丰收。考察他作为严明风纪的机构、谨慎发布政令的官员，厚待士人而少向百姓征取，神灵感通了他的诚意，百姓也承受他的恩泽，实在是一时的良吏。弥陀殿大概是他余力所能修建的，也应当是当时上层人物所崇奉的事物，其中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吧。仇公夫人洪氏另葬在古岩寺牛角坞，有八个儿子，长子道亨葬在乡里的靖山堂。孙辈中，保珍另居王塘，自坚任扬州路学录，又另居仇家塘。各房子孙不下四千人，难道是因为循良之人的后代，造物者本来就会辅助他们，所以才使其繁盛到这样的程度吗？仇公的神灵既已安栖于此，永显等尽力修复寺殿，他们尊祖的诚心、奉先的孝道，也不是世上那些只喜欢扩充私产、企求冥福的人可以相比的。因此我不推辞，写下此文，使它刻在祠堂下面，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延龄桥记 郑氏居住在歙县西部，住宅南面有一条水渠，架着两座石桥以便利往来，人们因而称为“双桥”。郑氏居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桥的右边，渠水分出一支向南流，与溪流汇合；那里还没有桥，行人很以为苦。郑氏的老人说：“近来祥正计划修建。”他的侄子鲸的妻子汪氏让人告诉众人：“我丈夫还没有去世时，曾经考虑过这件事，只是来不及修成。几个儿子又相继不幸去世，如今老妇人独自和小孙子居住，而丈夫的产业还完好无损，请允许我捐出这些财产来兴办这项工程，以完成我丈夫的志愿。”众人赞叹她的话，悲悯她的心意，于是同意了。便召来佃工，准备匠人，砍伐石料，挑运灰土，选择日期，开始动工。从她家门口开始铺砌石路，直到水渠，建造大桥。桥上游的水向东流入，筑成丁字形水洞，引水向南流出；砥石长一丈八尺，宽度相同，并将其中两面削斜。疏通支流向东南流三十多弓，建造小桥，工程量约为大桥的一半。小桥南面又开辟新路，取近道通向大道。道路铺石，长八十多丈，宽五尺。经过若干天便告完成，行人不再劳苦，居民也觉得面貌一新。众人高兴，给桥命名为“延龄”，说这是赞颂汪氏晚年抚养孤孙，并祝愿她延年益寿。这时鲸的堂弟举子时，士人灿带着事情的始末前来请求我作记。我考察三代时期，桥梁道路都由官府主管，不使百姓劳苦；相关制度都记载在典籍中。后世沿袭旧制，因循简陋，不再用心体察先王的政事，已经相距很远了。如今有好义的百姓起来筹办这件事，世人尚且认为困难，何况一位妇女能够继承丈夫的志向，完成奇男子和良吏都来不及做的事呢？从前巴郡寡妇独占丹穴的利益，君主为她修筑怀清台，却没有听说她能够兼济天下。苏轼文忠公的夫人竟舍弃财产去绘制佛像，以求冥福。把这些事与汪氏相比，汪氏的举动可以说很贤德了。郑、汪两家都是歙县旧族，节操孝行相继不绝；鲸又是儒者，谨慎修身，喜爱学习，凭诗名闻于一时。君子由此知道汪氏从家教和丈夫教诲中所得到的影响很深。这尤其值得记载，所以一并写下，告诫后人，使他们不要忘记这项工程的由来。《篁墩文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 （明）程敏政撰 ○记 黟县重修县治记 凡是在自己的辖区内兴办工程，并不一定要等到才能充足、恩惠遍及下民，然后事情才容易办成、功业才可以谋划。才能不足，就只能勉强自守，害怕有所作为；恩惠不能遍及，官民上下的情感便隔绝，百姓也不乐意出力。想把众多工程集中起来，在一日之间完成，怎么可能呢？像高君治理黟县，百废俱兴，大概就是所谓才能充足、恩惠遍及吧？黟县的儒生乡绅、义民和耆宿共同对我说：“高君到任后，立即革除旧有弊病，和百姓重新开始；接着整顿学校政务，均平本县赋税，使百姓知道努力的方向，并足以自我富足。大约一年，政务已经有成，知道本县百姓是可以共同有所作为的。可是县衙正厅比其他废坏的地方尤其严重，前任县令只求苟且安逸罢了。高君说：‘这里将要用来发布政令、治理百姓，不能只这样算了。’于是向上官说明，请求动用羡余财物来修建它。凡是学宫以及宪司院、公馆、祠庙、粮仓、桥梁、街衙、牌坊等损坏的，就修缮；破败的，就更新。高君都捐出俸禄来倡导，招募工匠施工，丝毫不向百姓索取，而百姓乐于接受他的政令，纷纷赶来办事，只怕落在别人后面。因此各项工程兴办得很容易，完成得也很迅速，山川因之增辉，士民无不庆贺。我们这里终于成为壮盛的县邑，再也不是从前的黟县了。县令您的功劳，难道可以湮没吗？请您写记，来劝勉后来的官员。”黟县人这样说。我考察近世在辖区内兴办事业的人，有的只完成其中一项而遗漏其他，有的只是勉强置办器物而不能谋划全面，这是才能不足吗？有的虽然兼顾各项、谋求全部完成，却损伤百姓的财力，终于把事情办坏，这是恩惠没有遍及吗？才能充足而恩惠遍及，像高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世间难得的官吏吗？这件事值得记载。高君名伯龄，福州长乐人，以乡试中式出身，弘治丙辰年授任黟县知县，以公正谨慎自我勉励。其他县的诉讼，多愿意请求他裁决，上官也把案件交给他，巡按御史还派使者慰劳他。黟县人常常担心他升迁而离去。这些事情是我当时居家时亲眼看到的。瑞莲记

译三山李公由侍御史贬为休宁县令的第二年，找到秋水亭的旧址，重新修建亭子，疏浚池塘，在里面种植荷花。到了七月十六日，莲花盛开，有几株一茎三花，像云锦一样灿烂，映照着清澈的池水，仿佛鼎一样挺立，又仿佛台阁一样排列。父老聚集观看，拍额赞叹说：“莲花真奇异啊！偶然一茎开一花尚且难得，何况一茎三花呢？”如果不是县令您的德政，哪里能够招来这种祥瑞？属官和儒学教师在亭中设宴，为李公庆贺，于是县里的人便把这件事编入歌咏。我正在倚庐守丧，没有来得及听到。我的儿子埙恰好参加了宴会末席，于是搜集众人的作品编成一卷，赠给李公。书卷编成时，我的禫祭已经过去很久了，偶然一天前去拜访，在池边徘徊，对客人说：“从前葛令君担任祠部郎官，因为议礼不合，被贬到这个县，修建了这座亭子。后来重新入朝，官至大司成；他的儿子立方任知制诰，他的孙子邲后来又做了宋光宗的宰相，恩泽流传是有来由的，正是这样。如今距离宋朝已经很远了，亭子荒废，水色凄寒，经过的人都会兴叹。李公到来后，亭子焕然一新，景色更加优美，草木也仿佛为之开放；祥瑞、雅量、高尚风范相继出现，隔代之后，这样的名位提升、子孙昌盛，难道不会在这里得到征兆吗？诸位的歌咏，大概是百姓追思的开端吧？” 客人说：“是的。”于是我写下此文，用来记载图经中的盛事。畲氏义宅记 畲氏自宋朝南渡时居住在歙县岩镇，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传了十七代，族人越来越繁盛。族人多了，就不能没有亲疏，也不能没有顺境和困境。于是畲氏中的俊彦养浩提出建造义宅的举措，君子都称许它。办法是建造若干间房屋，凡是族中关系较远而又处境困窘的人，都可以进去居住。土地是他自己的，费用也是他自己的。此事在弘治甲寅年，义宅建成，畲氏中困窘的人有了安身之处，关系疏远的族人也不至于沦为陌路。义举的声誉传闻四方，甚至有人作歌咏来称颂。养浩惭愧地说：“我是不才的商人，只是有幸读过先人的书，得以听闻贤者的绪论。最初的意思只是收聚族人罢了，偶然把事情始末写具，请求您作记。”我得到这些话，震动地说：“养浩的义举真贤德啊！世上的人即使同胞兄弟也不相互救济，何况关系疏远的族人呢？有的人只为一点田地水泉的私利，处在富足境况却仍然争讼不休。何况捐出自己的所有，施给疏远而困窘的族人呢？养浩在这方面远远胜过常人了。”唉！义和利的道理不明白，政事就更加驳杂，风俗也更加偷薄，能够用心研究孟子、董仲舒学说的人少了。像范氏的义庄、郑氏的义门，世上能够多见吗？何况义举出自一间房屋之下，一个平民能够安顿自己的族人，不使他们沦没，难道不能称为义吗？君子当然会因此有所称取。虽然如此，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宗族，再推及州里，这是古人善于推广自己所作所为的渐进过程。畲氏的后人，愿意存养养浩的存心，彼此以义相勉，而以逐利为戒；谁知道将来不会有人为他们表彰门户，使他们像范氏、郑氏那样显著地被记录在史册中呢？与人交谈却不以长远宏大的目标期许他，就不是厚待人的道理。这就是记。节寿堂记 《箕畴》所说的五福，以长寿为先，却以好德为根本。年齿长的人，一定也应当有足以珍贵的德行。闺门之内，年老长寿的人，世上谁没有呢？然而如果德行不能使人敬重，即使长寿又有什么益处？祁门汪母胡孺人长寿，乡里亲族前来庆贺，并把她的堂屋命名为“节寿”，大概正是珍重德行的意思吧？胡孺人是士人璟的妻子，是养浩先生思敬的长媳。她的父亲士显以及叔父侍御公深、弟弟乡进士安，都是一时名流。因此胡孺人对于图史中的警戒、妇女礼仪的教诫，十分熟悉。二十岁嫁到汪家，居住三年，生下一个儿子后丈夫去世，她发誓不再改嫁。养浩先生见了，悲痛而赞许地说：“这确实是我的儿媳。”胡孺人没有赶上侍奉婆婆方氏，却祭祀她极为诚敬；侍奉继婆徐氏，更加谨慎；抚养教育她的遗孤复，为他娶妻，使他成才立业。内外操守严谨，近五十年如同一天。众人想把她的节操上报官府，请求加以旌表，胡孺人竭力推辞说：“这是妇女本来应有的道德罢了。”人们因此更加敬重她。如今胡孺人七十岁，以“节寿”命名堂屋，用来盛大表彰她的德行，给一乡作劝勉，这难道不是名实相符吗？只是人的德行出于天性，对自身固然如此，而真正有观感示范、相互成就的作用。像胡孺人这样从家庭中受到熏陶而修养自身的人，本来就有形成这种德行的条件。何况汪氏是本县著名的大姓，世代都有美好的德行。到了养浩先生，又凭文学和义行成为乡里的大儒，举动总是以古人为师，治家极其严肃；道德足以在家庭内部形成风气，就是这样。先生的母亲廖氏，二十岁便守寡，当时先生出生才三个月，她抚养孤儿、激励志向，凛然如冰霜；她的节操足以启迪后代，也正是如此。如果不是深深得益于相互观感、彼此示范来成就德行，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有人说，妇女的行为不越出内室，却为她命名堂屋来盛大表彰，这在义理上有什么根据呢？这种说法只是笼统而论，并不是通行的道理。《采苹》一章、《柏舟》一篇，歌颂寿母，记载列女，对妇女内在德行说得十分详明。胡孺人的节操和长寿，难道不是诗歌所应歌咏、列女传所应附载的吗？从七十岁进入八十岁，望向九十岁，直到达到期颐之年，用来称庆这座堂屋的赞语还没有穷尽。尊重年长、珍视德行，本来就是人心共同的愿望，然而难道可以只停留在感叹上吗？璟的弟弟璪根据乡里亲族陈振新等人的意思，来到休宁请我作文。我早就听说养浩先生，而节寿之事又是史官应当记载的，所以不推辞，为此写下这篇记。郑氏四节堂记

译先王治理天下，一定从家庭内部开始；相关事迹见于《国风》，完备地载于《大学》一书。中古以来，士人对于自我修养有所忽略，却详于评论他人，于是出现了地位尊贵、在朝廷任职，却不被乡里敬重的人；威势可以施加于士兵百姓，道德却不能推行于妻妾之间的人。烈女贞妇，世上难道没有吗？但我对歙县郑氏的四位节妇尤其有所感触。郑氏世代居住在歙县西部双桥。昌龄的妻子洪氏，丈夫去世而没有儿子，守寡六十四年，九十一岁去世。元至顺初年，朝廷旌表她的长寿和节操。昌龄的侄子名国英、子美。子美的妻子程氏，因为丈夫为忠义而死，也以死殉义，事迹被载入《元史》。子美的继室何氏，能够守志抚养孤儿，终于使他成才。国英去世后，他的继室王氏，操行和何氏相同，并且没有被暴寇污辱。洪武末年，一并加以旌表。唉！郑氏一门的节操为什么如此集中，竟然这样刚烈呢？考察郡志和史传，郑氏先祖中有一位名安的人，宋末战乱时以平民身份阻止屠城军队，因此被授为歙县县令，乡里立庙祭祀，称为令君祠，有事必定祈祷。令君的儿子千龄凭儒学起家，历任休宁县令，所到之处都有冰清玉洁、坚贞自守的操行。他死后，乡人私谥为贞白先生，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贞白里；昌龄是他的哥哥。子美名玊，是贞白的儿子，元末的大儒，曾被征召为翰林待制，却没有赴任；他的著述为学者所传，学者建屋奉祀他，称为师山先生。明朝初年，朝廷攻下新安，他被捕后不屈服，自缢而死，程氏也跟随他殉死。国英名璇，是他的堂兄。令君、贞白、师山三代相承，百余年间，虽然地位不高于朝廷，威势不能施加于军民，但推行他们所学，成为仁人、廉吏、忠臣，在自我修养方面可以说十分完备了。那些幽居守贞的妇女，从这种观感中受到影响，于是形成了闺门的教化。主持内务的正室，不只是因为有儿子才发誓守志，有的孤身一人，对后代也没有什么可企求，却抱守节操直到老去。妾室不只是能够柔顺贤惠、安守自己的身份，还能毅然不使自身受辱，尽力保存宗族祭祀。前后相继，仿佛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虽然她们的天资禀赋之美本来出于天性，但出于身教的美善，难道会少吗？上级因而加以旌表，为世人作劝勉，难道只是郑氏一族的光荣吗？年代久远，人也亡故，乡里的门坊倾塌破败，追述往事，过路者都为之悲伤叹息。于是师山的五世孙鹏，以国子监学生身份在家等待任职，奋然承担起修复废坏的责任，把此事告诉巡按御史广阳方公。方公受到震动，把此事交给歙县县令、丰城人熊君办理。于是选择吉日，立坊于旧址，题名为“四节”。乡人听闻后，士女成群聚集，惊叹赞美不止。不久，鹏又用“四节”给堂屋命名，来请我作记。我任史官之职，也有幸熟悉地看过郑氏家谱。能够欣赏节义之家有贤能后人，巡按台的官员和县令又能表彰幽隐潜德，以奉行我朝历代圣君亲自教化成俗的旨意；这与先王使士人从自我修养中奋发，进而推及家庭，以求将来实现治平功效的做法相合。正如《诗》《书》所记，都是大事。因此我谨慎写下此文交给他们，不以文辞浅陋为理由推辞。德征堂记 所谓“征”，是有所取验而必然得到、不会差错的意思。农人从收成中取得必然的回报，商人从经营中取得必然的利润，士人从事业中取得必然的俸禄和名声；然而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便会出现差错。他们所求取的必然回报在外部。德行修养在自身，不向外物羡慕，而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征验却不会差错，为什么呢？因为所求取的必然回报在内部。作为农人便有收成，作为商人便有利润，作为士人便有俸禄和名声，这是自然的回应，难道一定要向外寻求以后才可以得到满足吗？有人说：自身德行已经修养好了，却也有所得不相应的时候，为什么呢？回答说：我说的不是这种情况。上天给予人的征验，对君子就是福，对小人就是祸患，这是本来如此的。否则，就不应验在本人身上，而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只是世上谈论天道的人，总是只看眼前而不探求最终结果罢了。我从郑氏身上看到了这种征验。郑氏族人很多，居住在歙县西部的郑村，世代有美好德行。后来再次迁到高举，有一位积才君，开始以医术为业。他的儿子存济君彦隆，正学习儒业时父亲去世，所以继承医业来奉养母亲。存济的儿子恬庵君文慧，也曾学习儒学、准备应试，因多病改而继承医业。这样三代都有救活人的功德，而恬庵的医术更加显著，德行更加修明；他待人交往非常忠厚，凡有所言必定以义理为准。家境并不富裕，却急于救济别人；安葬三代人的丧事，都没有违背礼教。三个儿子都很笃实：小儿子尊守继承医业，次子敬继承主持家事，长子贤世代承继儒业，在弘治己酉年考中乡试。乡里人纷纷赞叹说：“这不是德行的征验吗？”郡县长官在他的表门上题写“德征”，又用来命名堂屋。他所亲善的人不时请我作记。我一向多病，常常依靠恬庵来帮助自己，也知道贤弟将来会在当世进步显达，取得他应得而不会落空的回报，于是为他写道：从前丹溪先生因为老师白云许文懿公长期患病，放弃儒业而改学医术，评论者称赞他所著医书，正如称朱熹为儒学的考亭先生一样。范文正公尚未中第时，曾向神明祈祷说：将来如果不能做宰相治理天下，就要做一名良医。古代大贤君子没有一个念头不在百姓万物身上，最终成为宋代贤臣中的第一人。他们都没有刻意求取必然的回报，而上天却回应了他们，有的给予名声，有的给予俸禄，如同左边的符契和右边的契券完全相合；这难道不是只有重视内在、轻视外在并勤修德行的人才能做到吗？恬庵的学问出自丹溪，而贤弟正凭经学进身；先忧后乐的志向，除了范文正公，他还能同谁相提并论呢？他的德行越崇高，所得到的征验也越大，难道只是像农人满足于收成、商人满足于利润那样罢了？既然如此，对人说话而对他寄予厚望，并不是阿谀，而是借堂屋命名一事立论，用来表达称颂和祈愿的意义。复真轩记

译休宁县吴君廷顺在商山居所建造一座轩，题名“复真”。我的族侄师鲁与吴君有儿女亲家关系，来请我为此作记。“复真”是陶靖节诗中的话。读者如果不了解，可能会怀疑它有剖斗折衡、反对礼法制度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吗？这里的“真”，应当指人的本性本然，所以他的诗以“遑遑鲁叟”承接，来弥补世风、使它归于淳厚。大概天真被凿坏之后，人为的虚伪就日益滋长；讲究华丽辞藻的人习惯于口耳之学，仰慕清谈的人又把内心和行迹割裂开来。陶靖节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圣人删定著述、垂示法则，就不能恢复这种本真，使它归于淳厚。所谓淳厚，大概就是性善的意思。如今读他的言辞，冲淡高远、古朴清淡，可以承接《风》《雅》的余韵。考察他的行为，大到伦理常典，小到日常起居，都不是没有见识；并且常常从高远胸怀、旷达气度中自然流露出来，使人看他时觉得高远卓绝，几乎没有同类。那么“复真”二字，确实是孔门学说的余绪，怎么可以置疑呢？吴君以此给轩命名，他是否在其中有所领会呢？还是只是喜爱这句话，借它来使自己的居室显得重要呢？我听说，吴君性情孝友，乐于结交当时名流，又搜集图籍史书，知道从事典籍学问，有白社的遗风；喜爱纸笔，长期管理区赋、听理乡讼，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但吴君不久便辞去这些事务，唯独因为自己是宋代广南安抚文肃公的后代，便辑录家谱，编成《世美录》，彰显先人的功烈，正如赠长沙公所做的那样。这样看来，吴君所敬仰和取法的对象，从陶靖节那里得到的最多；这就是轩命名的由来，也是用来警戒自己的吧？虽然如此，“复真”的意义是很大的。吴君六十岁仍能增进德行，向古代贤者学习的心意如此，可以说精神健旺。羲皇以上的高人，是无法企及的。享受琴书，治理山林，酿造山中的高粱酒，采食东篱的菊花，寄托傲意于南窗，在西边田野督促农事；世俗的羁绊不能扰乱他的内心，督邮也没有机会使他表现傲慢。他在盛世安坐而享高寿，在这座轩中安度晚年，与陶靖节相比，他所得的不是更多吗？杭州府儒学科目题名记 浙江左布政使陕右阎公仲宇、按察使西蜀刘公福，已经共同修新杭州府学宫和舍菜礼的场所。礼成之后，便召集属官，带领师生，对他们说：“我朝自洪武己酉年下诏郡县设立学校，培养士人已有一百三十年，俊秀之才无不通达，山林民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自庚戌年下诏开科取士以来，已经考试四十多次，贤能之士足以任用，杂乱进用的人没有容身于朝廷的地方。科举得到人才，难道不是既盛大又长久吗？可是本学的题名碑还空缺着，将用什么来扩大前人的声誉，向后学显示承继的法式呢？考察旧典，查核姓名，以及里籍、出身和年份，汇集编次后刻下来，用来劝勉后来者，也算是革新本学的一项开始吧？”众人说：“好。”于是命工匠运来吴石办理此事，却还没有人作记。恰逢我奉召入朝，路过这里，他们便把事情全部告诉我，请我作文。我推辞不得，于是说：“士人取得名声太难，而使名声与实际相称也不容易啊！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因为取得名声困难而加以引导，称为名教；因为使名声与实际相符不易而加以磨炼，称为名节。得到引导而有所成就，受到磨炼而有所兴起，名声显著并且与实际相符，这是士人所珍视的。若接受引导却不能成就，受到磨炼却不能奋兴，便会默默无闻，徒有虚名，最终与乡里平庸之人相同，反而加重自己的罪责，这难道是对士人的期望吗？” 杭州是东南的大郡，也是三司治所所在之地，山川秀美，物产丰盛华丽，冠绝天下。士人生长在这里，大多秀美而有文才，并且凭才艺、德行、功业、谋略、义举和忠烈闻名四方，难道是一日之内积累起来的吗？到了我朝，士人的习气更加改变，崇尚雅正，排斥浮华，名声也随之提高。方岳大臣把这些人的姓名全部刻在贞石上，以显示表彰。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指着碑上的姓名要求自己名实相符，担心取得名声艰难而使之相称不易，难道还不知道警醒吗？他们忧虑自己成为乡里平庸之人而努力求得通达于家国，必定会想到历代厚养士人、公正取士、广泛得到人才的恩德，严肃自己的操行，谨慎遵守官场常规，勉力学习做官的优良道理，使美好的声誉和美好的声望像《卷阿》所歌咏的那样，没有厌恶、没有懈怠，使终身声誉长久不衰，如《振鹭》所赞美的那样；这样才不辜负名教，不玷污名节，也才没有辜负诸公革新本学的盛大心意吧？这样看来，在盛世称为名臣，辅佐君主而恩泽百姓，将来一定会有人接续题名之书；杭州府学的声望，又哪里会有止境呢？宜兴徐氏义塾记

译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公，世代居住在常州宜兴，族人非常众多，而收族教导的办法，则由他的先父开始创立。事情尚未完成，徐公已经显贵，于是拨出自己的田地一千亩，供给族人婚丧、服饰和饮食的费用，称为“义庄”。又认为供养族人不能没有教育，于是设置一所学堂，名为“义塾”。每年聘请一位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为教师，凡是来学习的族人，束修和饮食费用都由义庄供给，并且制定条约上报朝廷。圣明天子加以嘉奖，又下令有关官司予以保护。徐公认为义塾关系到风俗教化，不能没有记文，嘱托我作文，我不敢推辞，于是根据所听闻的情况回答说：古代君子的学问，一定先从家庭开始，然后才能推及天下；教导有章法，施行有等级。然而这种学问，难道还要等待到别处寻求以后才能得到吗？尊重自己的德性，并以问学来辅助它，使智慧增长、心性成熟，行为与言语相称，受到礼义熏陶；悖逆亲长、傲慢无礼的风气便无从产生。这样便可以考察百圣之道而相合，推行到四海而成为准则，这就是三代流传下来的制度。秦汉以来，距离古道已经很远，学问不足以修养自己，士人又不是从乡里选拔出来的，想求得盛大的治理，哪里能够得到呢？徐公历经四朝任事，到如今又在东宫任职，前后三次担任辅导太子的师臣。他用来滋养君心、端正王道、作为百官榜样、为当世树立表率的事迹，天下人都在传诵。如今又继承先人的志愿，捐出自己的所有来供养族人，从孝道的根本开始，使后人永远受到善的熏陶；他的存心是公正的，善行所及也十分广泛。从前范文正公设置义田，百世以来人们还在称颂他，但没有听说他设置义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考察当时，宋朝盛世之际，郡县的学校尚且还没有形成固定制度，何况私人家族呢？我高祖革除前元的陋弊，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取法殷周；历代圣君相继实行，讲求日益完备，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徐公能够在论道之余，经营家政，完成文正公来不及做的事。这难道不是文运昌盛，也有时代际遇相合才如此吗？凡是徐公的子弟和族人，在这里诵诗习礼，体会徐公的心意，遵守他的教训，竭尽自己的学习能力，在家做良士，出仕做忠臣，以古代君子自我勉励；使那些安于被豢养、败坏自身、败坏家业的人听闻这种风气而惭愧，面对事情而悔悟，想在义塾中求得自立。这对风俗教化的关系，难道只是一个家族轻重的问题吗？义庄的事情应当另有文章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吕梁洪新建工部分司记 我奉召北上渡过济水时，工部主事萧山人来君派人迎接，并送来书信说：“我在吕梁分司任职，已经两年了。巡视治所，看到等待差役的役夫、漕卒有数千人，但地方狭窄，无法容纳公署；公署处在偏僻小巷中，与所管辖的地方相隔，周密防备也无法达到。虽然我想到这个忧患，却没有能够解决。不久太平李公以都御史身份，带着总理漕运的节进入朝廷觐见，南返时经过这里。工部郎中建昌谢君缉也因巡视河道来到这里，我和他商议，他认为可行，于是进言报告李公。李公说：‘这是长远的规划，应当赶快办理。’于是下达徐州。当时陕右何君宗理以进士任知州，认为这属于本州境内，应当尽力承担，于是请用两洪所储存的折价余款来办理。准备材料，召集工匠，搬运石头，挑土施工，收入支出都有账目可查；用款项买下邻近百姓的土地，拆除狭窄小巷，开辟为道路司，在河中建临水的办事厅，共十六楹。前面建牌坊，题为“分司”，设置大门和重门，左右建步廊。厅南面建状元亭，因为当今赞善费君宏曾跟随他的伯父员外费瑄在这里读书。工程始于弘治丁巳年春天，超过三个月便告完成。规制宽敞高爽，内外严整，士民惊叹观看，山水也增添了壮色。这是李公的功劳，我冒昧请求作记，以示后来者。我推辞不成，经过淮阳时，正好把此事告诉李公，李公惆怅地说：‘这是来君筹划经营、缔造建成的，我出了什么力呢？’天下的事情，因同心协力而成功，因意见不合而失败；像吕梁这项工程，正可以用来观察治理。自从国家定都北方以来，东南的粮食经淮水进入泗水，运达京师，而吕梁是交通要冲。各方大臣、负责上计的官员、蕃汉入贡的使者、四方贸易的商旅，又没有片刻不来往。水位涨落无定，波涛与礁石相互冲击，常常成为船只的祸患，于是设置篙师、戈夫来帮助渡运，但有时会发生争先，相互碰撞后又互相控诉。所以工部设置一名分司官主管此事，每三年更换一次，并写入法令。到现在一百三十年，历任官员到任后只接受前任交接、完成职责罢了。来君不把困难留给后人，李公主持此事，谢君加以赞助，何君又专门承担责任，帮助促成工程。费用没有劳烦公家，劳役也没有使百姓困敝，可以说是贤能了。承担事务的人不因贪功而拒绝合作，参与议事的人也不因为计策不是自己提出的便加以阻挠；这正是古代同心同德之人都很难做到的事。假使进一步做到辅佐君主、恩泽天下，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只是河防一事呢？后世的人登上这座堂，便想到政事；在这座亭中休息，便想到学习，这些都对世道人心有益，并不是一时装饰厨房、修筑园林来享受家庭私乐而已。李公名蕙，字徳馨，是成化己丑进士，现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来君名天球，字伯韶，是弘治庚戌进士。因此作此记。济美堂记

译济美堂，是江都嘉会处士髙公因为孙子考中进士而建造并命名的，用来勉励子孙。髙氏的祖先，自节度使秦王行中以及他的儿子渤海武穆王懐徳以来，凭借才干武略在周、宋两代显达。世代以恒山为望族，后来跟随髙宗南渡，有人担任安抚镇江，也有人护送皇帝经过海道，子孙散居在温、台之间，世代簪缨相继，从未断绝。到了希微，在国初任劝农官，退隐为医生，是嘉会的父亲。嘉会有三个儿子：鉴，因为劝分入粟，补授承事郎；钦，号敬斋，崇尚道德而不出仕；铨，考中成化己丑进士，历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敬斋的儿子名济，考中弘治癸丑进士，授工部虞衡主事。于是把事情的始末告诉我，说：嘉会府君实际上开始建造此堂，敬斋先生也常常指着堂上的匾额来勉励不肖子孙，这些话至今还在耳边。如今先祖父已经获得大理左评事的封赠，先父因为不肖我，也将获得貤封的恩典；但这座堂还没有记文，因此来请我作记。我推辞不得，便说：美德实在很难得到啊！从一个人说，善行有好的开端，却有时毁于最后；从一代人说，有贤能的父兄，却有时败坏在子弟手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根基不大，源流不深，又怎么奇怪它后来流传不旺盛而且干涸呢？像髙氏平定乱事的功劳、惠及百姓的政绩、保卫皇上的劳绩，用来开创祖先基业的，源远流长。到了希微先生生逢兴盛时代，勤于劝农、救活百姓的德行，又使施惠更加广博，享受了应得的报偿，终于一再显达：第一次使后人获得都宪之职，第二次使后人获得虞衡之职，学业相承，德行和政绩彼此超越，这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一代人的积累。把堂命名为“济美”，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吗？不过，根基既然深厚了，就更应谋求培植；源流既然深远了，就更应谋求疏浚。这样美德才会更加完善，堂名也会更加显扬。这正是虞衡请我作记的意思，并不只是夸耀外在的美观。都宪公在内任廷评，出任地方长官，直到现在仍然为官公正谨慎、周密练达，声誉威望日益隆盛。虞衡从南甸起身，秋试夺魁，见识通达，才思敏捷，在乡里的任用前途还很远；而我恰好虚长一日，曾登临此堂，熟悉他们的世系，所以作记，并反复申说这层意思。临清州观音阁下浮桥记 临清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是四方商旅汇集的地方，运河也从这里流过。往来的人必须借船渡水，但河水涨落没有定时，暴涨时水势猛烈、奔流迅疾，一旦掌船渡河稍有不慎，翻船溺水的人便接连不断。河南观音阁下面，渡水的灾患尤其严重。州人王珍，字廷璧，家住河的北岸，不忍每年有这么多人溺水，于成化乙巳年拿出自己的钱财修建浮桥。桥船共八只，用白银六斤多。五年后，即弘治己酉年，桥渐渐损坏，重新制造了六只船。又过三年，到辛亥年，再次损坏，又重造十只船。用大绳把它系牢，用周密的木盾加以防护，像彩虹一样横跨水面，船只排列整齐，既牢固又坚实。于是设置守桥的人，防止船只相互碰撞，并按时开合浮桥。这样上下将近十五年，东西往来的人都脱离危险而走上平坦之路，无不赞叹。恰好我经过那里，我乡客居此地的汪仪辅、呉斯敏，素来与廷璧友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请我作记，我无法推辞，便说：看见别人溺水就像自己溺水一样，想来圣人和愚人的心本来并没有多大差别；而有些人不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利益所禁锢，昧于自己所承受的生理本性罢了。临清是逐利之地，廷璧凭财力在乡里闻名，却能认识到自己被利益禁锢，并为这些人感到悲痛，像这样把力量用在没有回报的事情上，并不是等待官府督促或好义之人募捐才去做的，难道不是很难得吗？看那些只顾厚实地增殖自己的财产、修建亭台馆舍来蓄养歌舞，彻底翻新佛寺道观以求福田利益的人，他们和廷璧相比，贤与不肖又怎么样呢？这件事应当记下来，用来告诫后来的人。廷璧曾在灾年拿出粮食赈济饥民，按照恩例授为义官；又曾凭一己之力设置桩石，修整运道二百余丈。士大夫经过临清，大多以礼相待他，而廷璧更加谨慎，不敢放纵。他教育儿子镐以乡进士身份在家等待授职，孙子淮也研习经书等待考试。他所做的义举并不只有这座桥。仪辅、斯敏乐于传播别人的善行，因此一并附记。立本堂记 歙县鲍善与氏偕同姻亲郑上舎万里，到南山脚下来拜访我，告诉我说：“玲的先祖六世祖中，有名琚璨的兄弟二人，曾在居所修建一座堂，命名为‘立本’。后来遭逢兵乱，堂毁坏了。我不才，重新建造它，却还没有记文，冒昧向您请求。”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空闲。恰逢有召命将要入朝，万里又来对我说：“我当坐在那里等候，以一定得到您的文章为期。”于是我拿起笔对他说：“‘本’字从木从一，是说树木的根柢；‘立’的训释就是栽植。天下的事物，没有没有根本的。根本在人就是心，心的德就是仁，仁是人性的根本，而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孝悌立定，百行便随之而生，所以说‘本立而道生’，这是孔子的意思。然而，本心的德性不能不被物欲毁坏，必须以敬使内心正直，那么心就不会被私欲牵累，仁德也就可以接近了，所以说‘主敬以立其本’，这是朱子的说法。这样看来，鲍氏祖先留给后人的东西实在伟大。善与作为后嗣，能够继承祖业，有肯堂肯构的美德，若不是贤者，能做到吗？不过我还想进一步说：万物的根本出于天，而能否栽培保存，取决于人。在庭院中栽种大树，和在盆盎中栽种小草，道理是一样的。大树栽种以后，长到树干直入云霄、傲立于霜日之中，枝柯条干也越来越繁茂，花果也越来越硕大；根本壮大而枝叶尚未茂盛，是常理。那小草栽种以后，根柢弯曲而不能舒展，所结的花果，只够供人赏玩罢了，早晨荣耀，傍晚便枯萎，它的根本实在不值得称道。鲍氏后人承接祖先所栽培建立的根本，再加以封土培植、爱护保护，使根本更加深厚坚固，那么枝叶就会更加茂盛长久，几乎可以看见年老而长寿的，和徂徕山的松树、漆园的椿树相比；年轻而秀异的，和王氏的槐树、燕山的桂树相比。你们要用来重视这座堂并为后世留下名声，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鲍氏世代居住在歙县永丰乡，族人很多，因此把当地称作鲍屯。琚、璨两位先生，是宋末的大儒，跟随先正鲍鲁斋先生学习，发誓不仕元朝。贞白郑先生曾为他们的族谱作序，璨的儿子椿是元末名士，西溪郑先生确实为他写过行状。看来他们积累的善行非常久远，而尚未享受报偿的，或许将在这座堂上得到证明。万里是贞白的后代，属于西溪郑氏一族，谨慎而少许诺，又是鲍氏的姻亲，所以竭力替他们请求作记。翠筠轩记

译吴氏居住在歙溪南面，世代久远，族人繁盛。有一位斯敏君，志向见识尤其清明旷达，是族中的俊彦。他曾在竹林间开辟一座轩，喜欢在那里居住，于是题写匾额为“翠筠”。后来他出游江湖，心中始终不能忘记这里，便绘图成册，得到名人诗文若干篇，这些诗文阐发轩名含义，已经很完备了。斯敏君仍不以此自足，来找我请求作记，我很久没有答应。后来我想到，古人给自己的室堂命名，并反复推演、歌咏它，是联类取譬，像把座右铭放在身边来辅助道德罢了。斯敏君给轩命名不用“竹”而用“翠筠”，难道只是姑且变换名目，求个新奇而已吗？想来一定另有深意。‘翠’说的是颜色，‘筠’说的是竹皮，都是竹子的外在。可是由外在而寻求它的内在，就会看到竹心洁净空虚，竹节坚贞挺拔，独立不屈，经受岁寒而不改变。用来比喻人，就是那种穿着锦衣却崇尚朴素、内敛德行的君子。那些鲜艳的桃花、浓盛的李花，紫色的丹花、红色的芍药，并非没有娇艳的颜色、柔腻的外表，只是内里顽钝闭塞、脆弱柔弱，早开而先萎，没有什么可以凭借来在凋零的环境中自立。用来比喻人，就是外表美如冠上玉石而内心空无所有的人。那么，君居住在这座轩中，抚摸美玉般的竹节，诵读《淇澳》诗篇，将观察它颜色端正、竹皮坚劲，来反省自己说：勤于遵守礼义，努力使外在的暴躁傲慢远离自己，能和竹子相类似吗？再进一步思量，自己的内心是否有真实的实践可以与外表相符呢？如果能够这样，就将不愧于竹子，而轩的名称也可以用来辅助道德，不只是具备供人观赏和听闻的美感而已。不过，君的本意果真是这样吗？我世代居住的地方叫“篁墩”，新居叫“南山竹院”，早晚都与竹子相处，大概爱竹最深、领会竹意最多的人，没有像我这样的。然而记写君的轩，竟然过了好几年还不能动笔，难道是故意拖延吗？只是因为想找出足以符合君意的话，而又难以措辞罢了。明逺楼记 我往年经过古林黄氏家，看见秀丽的山峦环绕，碧绿的溪水曲折如带，竹树茂密，房屋鳞次栉比，心想如果没有楼阁在苍茫的天空和青翠的景色之间拔地而起，就不足以领略这里的胜景，尽览宏大的景观。又听说他们族中有位思馨，喜爱游览而乐于行义，喜欢结交名流，只是我还没有认识他。有一天，他拿着名帖来见我，说：“思馨从江湖归来，想要寻找一种摆脱尘俗束缚、开阔心胸眼界的方法，于是在住宅西面建了八楹的楼，不到百步，背阴面阳，不加雕饰；在庭院中凿池，在楼上放置琴书，两侧廊屋陈列积蓄，前面的楹柱之间开设家塾。”凭栏四望，前面神山的峰峦如同落在几案上来相迎；后面清澈的水波环绕，好像从脚下流出。早晨的阳光、傍晚的阴云，变化出万般形态，使人应接不暇。大概楼建成后，境界更加开阔，视野更加广大。客人为它题名“明逺”，冒昧请您作记。恰逢我有召命，整治行装，不能答应。于是他的侄子彪驾船顺流到钱塘，没能经过姑苏，进入毘陵；如果仍不能相见，便写信告诉我说：“这座楼不能得到夫子的记文，山岩沟壑都会因此索然无味，经过的人也会因此不满意。只要您拨出片刻空闲，应当没有不能完成的。” 于是我惊醒似的拿起笔，对他说：“《礼》不是说过吗？可以居处在台榭之上，登临高处明亮之地，向远处眺望。古人恐怕没有不以此为乐的。思馨远行江湖已经多年，寄身于舟车之间，在市井中劳累，厌烦繁忙逼促和低洼狭窄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次了。后来回归故乡，看见溪山清幽空旷，羡慕鱼鸟飞翔游泳，便建楼居住。客人有时来临，就命人置酒饮酒，摆设棋局下棋，陈列投壶器具，间或长啸吟咏，仿佛要和安期、羡门相约于八极之外；而从前怀念故土的感慨，已经洒然全无，这也是太平时代的一大快事啊。不过，积蓄收集起来之后，若公正地看待族中远支的人，就应当赈济他们，而不是为自己增殖财产；家塾进行教育，就应当使远支子弟显明学业，勉励他们，而不是安于凡庸浅近。若能这样，那么所谓‘明逺’将有更大的意义，难道只是暂时使心胸眼界清爽开阔而已吗？” 敬斋记 歙溪南面的吴恕，本忠氏，曾经结合名字的含义，以“敬斋”自题书斋。有人怀疑他说：“‘敬’的意义很大，前代正人用它命名书斋，显然各有其人；本忠却沿用这个名称而据为己有，岂不是多余吗？否则也只是白白显出僭越罢了。”本忠对此忧虑，拿来询问我。我说：“你不要因为别人有这种说法而迷惑。若从前一种说法看，这是厌恶平常、喜欢新奇的人所说的；若从后一种说法看，这是自暴自弃、不能振作的人所借口的，二者都不可取。圣贤经传浩瀚无边，而进入道的门径只有一个‘敬’字，舍弃它就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了。如果嫌它多余，难道要从异端中取法才算正确吗？圣贤教人，只怕人不能和自己相同，所以说：‘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又说：‘颜回是什么特殊的人吗？向他学习就可以做到。’如果害怕僭越，难道要甘心做平庸的普通人吗？你不要因为别人有这种说法而迷惑。不过我还要对你进一步说：道兼备体和用，心兼具寂静和感应，而敬贯穿其中，所以说：‘敬，是圣学的要领。’这条道简明扼要，而修养工夫的层次，没有比晦庵夫子的箴言说得更完备的了。夫子是我们郡里的孔子，你应当庄重诵读并身体力行；大而言之，可以成为大儒、忠贞之臣，小而言之，可以成为优秀农民、善良商人，无论施行于什么地方都合宜，怎么可以因为求新而嫌它多余、因为怕僭越而自甘低下呢？” 本忠肃然说：“这实在不是我这个不才之人敢当的，敢请您略说其中要旨，作为我牢记实行的依据，怎么样？”我说：“可以。先圣告诫仲弓，把敬比作恕；告诫樊迟，把敬比作忠。它的功效切实，就是出门如同接待宾客，承办事情如同举行祭祀；它的操守坚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抛弃，何况士人、农民和商人呢？你若能从事于此，就不会辜负父亲和老师的期望，而‘敬斋’之名也不是多余，不是僭越了。”本忠便以此勉励自己。依竹轩记

译黄氏世代居住在休寜的古林，族人十分兴盛，以儒业为本，不喜欢其他技艺；即使有人从事农商，也爱读书、崇尚礼义，保有文献世家的遗风。思润君性情开朗爽直、温和易处，是族中贤者，尤其喜爱竹子，说：“竹子，是我的依靠。”夏天就借它的阴凉，听着萧萧的声音，不觉得炎热酷烈；冬天就抚摸它的竹节，看到它挺立不屈，不觉得雪霜暴虐。于是开一座轩居住，题名“依竹”，说：“竹子确实是我的依靠啊！”他的儿子彪来到我南山的竹院，请我作记。我曾经到过一次古林，访问黄氏，寻求他们的遗书，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思润，但看他给轩命名的意思，大概是一位贤者有所感触才这样说吧？他确实看见那些依附权势利益的人，常常被正直之士所羞辱，有的终于相互牵连而败亡，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又看见仁者难以得到，自己无所依托，便把植物当作归依之处，发现竹子是可以依靠的。古人本来就有把竹子比作君子的说法；把竹子看作君子，借它来辅助自己的仁德，所以说依靠它，故称‘有激而云也’。思润已经七十岁了，爱竹不衰，将会有岁寒不改的情谊，与竹合而为一，而我也有这种癖好。我因为身在官场事务繁忙，没能亲自到思润的轩中，只能问他说：“究竟是你依靠竹子，还是竹子依靠你呢？”思润一定会对我的话心领神会，并因此大笑一番。有人说：黄氏居住的地方，自上世以来高大的树木相望，竹子也很多，所以以古林为名。思润的父亲文中隐君，又号节庵，“节”字从竹。思润用“依竹”给轩命名，是要守住世代的事业，并谋求继承祖先的德行。他的话与这些意思彼此发明，因此一并写下。太监郑公寿藏记 都城北面、安定闗南面，距离光熈门有一块地，是太监郑公营建作为寿藏的地方。墓穴在他先父墓圹的左边，后面高耸，以土堆成山峰；前面平整明洁，以清流环绕，确实是堪舆家所说的吉地。于是划定内部作为墓域，环绕高墙，以石门为界。在其中建堂，左右建屋，使祭享庄严，守护奉祀有固定制度。工程完成后，环境更加优美。公派人拿着地形事状来见我，说：“我不才，承受国家深厚恩典，接受选拔任用，日夜思量如何报答万分之一，不使先人在九泉之下感到惭愧。只是这块地将来要安置我的身体，应当有一篇记文来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要忘记君父的恩赐，冒昧请求您作记。”于是我根据事状写道：“公名旺，字徳懋，世代居住在广州顺徳，他所居的地方叫泷水都先洞甲六冲尾。自祖父以上，历代都以勤劳善行闻名。父亲名梲福，号处静居士，赠武畧将军、锦衣卫千户。母亲霍氏，继母廖氏，都赠为宜人。公是霍宜人的儿子。生来资质美好，景泰庚午年被选入内庭，勤勉谨慎地自我约束，像老成之人，于是命他进入学司礼监书堂，跟随故学士永新刘文安公讲习、考课，常常在诸生中名列前茅。” 过了很久，他通晓经史大义，文章和书法都很精工，又在闲暇时兼习武事，常对人说：“文和武是同一道理。”癸酉年选入侍奉干清宫，随从皇帝出巡，始终遵循规矩法度。甲戌年授任长随，有一天在万岁山下演武，公骑马、步射、骑射连续发射都命中靶心，其他武艺也精绝过人，观看者无不赞叹佩服。英宗皇帝临朝时，有搜寻岐地、巡狩猎圃的打算，于是调公到御马监主管狩猎事务，多次出猎于永平、山海等地，回来奏报都符合皇帝旨意。宪宗皇帝继位后，又调任尚膳监，更加善于处理职务。成化庚寅年升为奉御，选入侍奉昭徳宫，升任织染局右副使。辛卯年晋升左副使，主持局务，特赐蟒衣。壬辰年升为太使。癸巳年升任御马监太监，仍兼管织染局事务，赐五品官服并享有俸禄。甲午年获准在内府骑马。庚子年命其掌管安喜宫事务，内库所储珍奇物品，全都井然有序地登记在簿册上，历次出纳都周密谨慎，几乎没有遗漏差错。不久选入侍奉今上皇帝于春宫。丁未年兼任侍奉干清宫，所受恩赐没有一个旬日落空。弘治初年，按例降调为织染局大使，刚过九天，皇上知道公向来谨慎畏法，又恢复他为御马监左少监；又因为公富有文学，命他在干清宫内书堂教授书法。过了一个多月，皇上又看重他的才干武艺，命他兼任督领神机左掖军队。辛亥年恢复太监之职，壬子年负责督领鼓勇营，训练各军。乙卯年兼任鞍辔、军器二局事务。丙辰年命他总督皇城四门以及京城九门。丁巳年任东厂机宜，内司缺员已有一段时间，呈上的人选都没有合乎圣意的，皇帝特意任命公。过了八天，召他兼任侍奉干清宫；又过三个月，仍兼管御马监事务。他任东厂时，凡是秘密告发的违法案件，无论大小都亲自审查复核，等情状确实相当之后才处理，因此许多无辜者免于获罪。戊午年有恶党谋逆，事情前后尚未暴露，公将他们捕获上报，诏令逮捕诛杀。因这项功劳，授予他的弟弟雄锦衣卫百户之职；又跟随军队在凉州击破敌军，晋升副千户。公年过六十，手不释卷，虽然身份尊贵，衣服用度却很朴素，像儒生一样，于是自号“朴庵”来表明志向。汉、唐以来，宦官中贤能的人，如史游养育皇子、著书立训，吕强竭尽忠诚、奉公办事，杨复光抚慰军队、讨伐叛乱，流芳史册，谈论者至今仍推重他们。公历事四朝，将近五十年，在宫内掌管教导，在宫外统率军旅，掌握钥匙、刑法，制止暴乱，以谨慎而非常之才，文武兼备，操守清廉谨慎，宠荣已经十分隆盛。他却以谦退行事，委任虽然隆重，却以简约安静自持；如果和古人相比，能够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那么传记所说的竭尽劳瘁的忠诚、保全自身以尽孝道，公都将具备。我承乏任春坊侍讲，给今上讲读十年，确实与公有所交往，不能始终推辞，于是摘取其中要点写下，使后来的人了解公的为人，也可以由此作为考证凭据。太监何公寿藏记

译都城西面，香山乡有一块地方，土壤肥沃，山水深邃秀美，面向它的地方就是今太监何公的寿藏。公派人拿着一份事状告诉我：“我年轻时承受先朝恩命，和奉御夏君栾一起侍奉先帝；尚膳监太监金公兴及金公的儿子待我们二人非常厚重。后来我曾在这个乡营建生坟，并修建寺庙守护，又向朝廷请命，获得赐额‘永寿’，死后便葬在那里。当初公还健在时，我曾私下请求说：‘我们冒昧请求墓旁的土地，以便等待身后；如果有幸死后仍有知觉，便能侍奉在您左右直到终了。’我公以慈爱温和的德行，悲悯地答应了。那是成化甲午年。不久夏君去世，便把他迁来附葬。我担心墓域尚未划定，四面围墙也只是草草具备，不是慎重办理丧葬、为长远打算的做法，于是准备材料、召集工匠，挑土凿石；中间建八楹享堂，左右建十六楹厢房，前面用石头建一座门、立两通碑，四周环绕高墙，栽种名贵树木，所需一切都已备齐，但■〈垂夬〉盖经历四个寒暑，到丁巳年才落成。若不是君父的恩赐，怎么能达到这样？我又怎敢不作记来给后来的人看？于是把事情全部写出请求作记，我坚决推辞也没有获准，只得根据事状记述。” 何氏世代居住在广州顺徳县仕版村，他们的祖先大概有显达的人，所以就以此命名居所。兵火之后，族谱散失，无法考察。公生来聪颖俊秀，景泰庚午年被选入内庭，一年后就奉命入内馆学习，跟随故学士永信刘文安公学习经史大义，听讲、授业、课习，同辈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丙子年选为长随，正逢英宗皇帝复位，因公淳厚谨慎，召他随侍干清宫。宪宗皇帝初年，因年资劳绩升为奉御；公年岁已长，经历练达日益深厚，成化癸巳年晋升尚膳监右监丞，己亥年主持监务，辛丑年晋升右少监，癸卯年晋升左少监，甲辰年升为大监，每次受到召见询问，大多符合圣意，赐蟒衣。今上皇帝继位后，尊奉圣母皇太后居于仁寿宫，因公老成持重，命他掌管宫中事务。弘治辛亥年春，赐玉带，准许在禁中骑马，并增加每年俸禄十二石。壬子年改任惜薪司事务，甲寅年奉命护送兴王就国，回来后派遣他到武当山致祭；所到之处都遵守礼法，安然无事。他的任职经历，大致如此。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公，但看他侍奉金公以及对待夏君的情形，都根源于孝；历经侍奉四朝以及圣母皇太后，又全出于忠敬。他在宫中五十年，受到列位圣上的简拔知遇、委任恩宠，显赫地行事却以谦退自持，以安静沉默守住自己。要在一时之间求得这样的人，难道很多吗？啊！难怪他的名声显著于内廷，寿命将近七十岁，而且早早享有丰厚盛大的福泽；他从自身所得的福报还没有尽头。因此摘取其中重要的事情写下，叫人刻在碑上。公名琛，字某，父亲名某，母亲某氏。有三个儿子，公排行第二。他的兄长早逝，弟弟居住在顺徳故里，也有三个儿子，将来应当承受公的荫庇。《篁墩文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一 （明）程敏政撰 ○序 《瀛贤奏对録》序 《瀛贤奏对録》共十卷，是我编次的。上起汉代董子，下至宋代龚节肃公，收录十八人的奏对文章，共七十一篇。我曾经反复熟读多次，然后知道古人所修养的非常充足，所以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这样。正因为他们的修养不遗余力，所以取用左右逢源，不费辞说而意义自然深到，使人诵读时自觉明白畅快。后世的士人，修养既然比不上古人，却急忙开口议论天下大事，意思不能完全表达在言辞中，所以言辞越发滞涩，事情越发昏暗，却想以此感动人心、打动君主的听闻，不是很艰难吗？由此看来，士人本来没有不修养而能有所作为的。我虽然不才，却私下仰慕乡里先正的修养，所以亲手抄录这部书，收藏起来，等待当代有德君子以及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天顺四年，岁在庚辰，夏五月既望书写。《皇明文衡》序 文章产生得很早，但后世崇尚辞藻华美的习气损害了它。因此近来有谈论道学的人说：“一定要去掉文章，然后才可以进入道。”文章是承载道的器具，只是作者有精粗之分，所以谈论道也有纯正和驳杂之别。如果取其精纯的，去掉粗杂的，那么文章本来就不会妨害道。若一定要把焚烧纸张、断绝写作当作求道之法，岂不是厌恶稗草就连禾苗也一并割掉，厌恶莠草就连禾苗也一并拔起吗？汉、唐、宋的文章，都有编纂本，精粗杂陈。我朝广泛清除积弊，文章制度归于一同，作者接连不断，但作品散失而没有记载，就无法形成一代的文章。于是我取用各大家已经刊刻流行的作品，又广泛采集，得到若干卷。其中或许有妄加选择的地方，都以先前所说的原则为准，按类别编次，内容繁盛而灿然，可以供史官收录、清庙歌咏，也可以供著述者考证。抄写装订成册，等待后人。有人说：“朱子曾经批评‘文章自为文章，道自为道’，语气很严厉。这样看来，近世道学家的说法也不容易说错。您的这次举动，岂不是徒劳吗？”我说：“不是这样。考察朱子的话，大概是因为苏氏文章驳杂的缘故。至于《楚辞》、韩愈的文章，他却不遗余力地加以注释校订，可见我们先代的正人本来就曾把文章当作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定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释家‘不立文字’的教法，我难道敢认为正确吗？” 送河间县令孙良臣序

译济南卫经历临漳人孙君良臣把九年的政绩上报吏部，吏部考核他的才能并向朝廷推荐，于是得以升任河间县知县。他乡里的做官人因为我是河间人，知道当地情况较为详细，请我赠言。我本来推辞，推辞不掉，便告诉他说：“河间是古代的瀛郡，辖有十六县；河间县靠近郡城，有三个军卫。它的治理区域濒临京师，所属地区多是迁来的百姓，田地广阔而肥沃，人口众多而徭役繁重。治理区域靠近京师，国家所需的物资会不断来征取；所属地区多是迁民，百姓谋生的办法很少；田地广阔肥沃，权势之家便来夺取，百姓因此贫瘠；人口众多而徭役繁重，人们每天忙于运输供给，没有空闲顾及其他。况且县城靠近郡城，郡守、郡丞对于钱粮、刑狱等事务，必然都要责成县里办妥。又有三个军卫，军户和农民杂居，百姓不知听从谁的教令，诉讼便更加兴盛。不是循吏而想做到不败坏事务、不毁损职守的人，实在少有。虽然如此，古人处理困难总从容易处着手；把眼前近处的事情告诫并做好，远大的目标也就可以努力达到了。往年鄢陵李君让任县令数年，田野没有游民，公堂没有积压的诉讼；权势者来找麻烦，他亲自承担处理，不使百姓困顿；百姓服役，他为他们制定轮换休息的条文，使他们轮流休息，不至于疲困；处在军队之间，也一点不放纵迁就，治理和使用军队都不扰民。并且承接县中长期积弊之后，其中有大奸猾之徒，前后逮捕依法处理了几十人。他请求退休归乡时，贫穷得无力置办家产，全城士人以及所属百姓挽留他的一千多人，未能得到允许，便相继拿出钱帛作为路费赠送给他，他一概不接受，百姓甚至有人流下眼泪。古人所说的循吏，难道不是像李君这样吗？良臣和李君是同乡，进入太学时是同学；做官以后，先后担任相同的官职，进退出处又如此相同，那么他的政绩难道可以和李君不同吗？既然如此，良臣难道不能近则继承李君的事业，远则追随古代循吏，以求达到所谓从容易处谋划困难之事吗？”如今郡守贾侯忠良，是二千石；郡丞刘侯邦寜，在河间任职最久，是廉洁正直的人。良臣往日能够遇到贤明的郡守、郡丞，他的职事尤其容易办成。因此一并告诉他。送张彦质赴南京户部主事序 我小时候，随父亲在蜀地做官时，华阳人张君彦质、王君良辅等人在武侯庙中读书，我偶尔也去游玩。听见他们的读书声从窗间琅琅传出，回来私下感叹说：“诸位君子励志求学也太辛苦了，将来如果出仕有了职位，难道肯辜负今天吗？”后来我奉召离开蜀地，于是十三年间不知道诸位君子的出仕和退处。成化丙戌年，我考中进士时，榜上蜀地人颇为显著。虽然我在人群中与彦质、良辅有过一面之交，却也模糊地不知道他们是谁。大概因为我离开蜀地已久，又没有机会和诸位君子叙说平生的欢乐，所以彼此如此陌生。今年彦质获得户部主事之职，分司南京，又开始和良辅相见交谈，这才惊讶地知道二位君子就是当年在庙中读书的人。俯仰今昔，颇有感触，便告诉他说：“蜀地，是彦质的家乡；武侯曾经在彦质的乡里做官，是彦质所应当仰慕效法的人。何况你寄居在他的栖神之所，在这里诵诗读书，从仰慕中所得的感受一定很深。因此请允许我把武侯的事迹告诉彦质。武侯的学问，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师承究竟如何；但他关于静中求学的言论，确实承接洙泗一脉，后世大儒君子常常取法于此。大概心静，志向就不会分散，学习就能够充实自己；有学问，才智和方法就不会疏浅，才能够全面适用于实际。沿着这条道路去做，上可以成为别人的长官而有所治理，下可以成为别人的属官而有所承办，几乎没有施行不到位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彦质应当立志追求的吗？我在十年前见到彦质，知道他当时正在求取志业；想到十年之后彦质通达道理，那么这次彦质前往南京，回想旧日游踪，仰慕效法先哲，将不会害怕别人说：‘这个人如今已经有职位了，难道肯辜负过去的志愿吗？’ 送醴陵县令汪世行序 天下的治理系于什么呢？回答说：系于宰相和县令。有人说：宰相地位最尊贵，县令地位最卑下，二者的势位相差遥远，并不相称，却要让他们共同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岂不是不合人情吗？回答说：不是。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宰相虽然尊贵，但对百姓疏远；县令虽然卑微，却与百姓亲近。疏远的人难以建立功绩，亲近的人容易得到百姓信任，政令也容易通达。县令贤能还是无能，关系到百姓的安乐和忧患；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轻视县令呢？所以太师杨文贞公曾经遗憾自己没有做过县令，因为君子想要获得百姓，就是这样迫切。休寜人汪世行任长沙醴陵县令，我们同党的士人有的为他感到荣耀，有的替他惋惜。为他感到荣耀的，是因为世行出身世家，却从平民起身做了县令，又得到一个好地方，可以奔走治理方圆百里的百姓；替他惋惜的，是认为凭世行的才干，应当考中进士，通达朝廷官籍；即使不然，也应当做一郡的副职、治理一州，怎么反而屈身做了县令。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天下赋予县令的责任与宰相相同，我知道世行在这里求着把责任尽到还来不及，认为这是荣耀或可惜，都是过分了。董子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统帅用来治理百姓，老师用来教化百姓；治理使他们生活顺遂，教化使他们敦厚守常。治理和教化同时施行，县令的责任才算尽到。况且县令和百姓之间，有事来公堂，彼此告知谈说如同父子，哪里像宰相高居显位，百姓要通过守门人通报，见面还要递名帖给人，彼此隔绝而不能相通呢？这样看来，今天的县令，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不去做罢了。如果肯有所作为，百姓哪里会有不蒙受治理教化恩泽的呢？从这些事情看，情感相通、政令通达，实在就是这样容易。若没有贤能的称誉，百姓没有安乐的赞声，就不能说是好的县令。当今天子临朝，效法古人而敬畏百姓，对上任用辅臣，对下责成郡守县令，确实是因为天下的治理系于这两类人。那么，世行今天所应当努力并副其实的，也只是做好这些罢了。进士吴肃清、上舎汪汝温约集乡人，为世行饯行；我冒昧作此文，同时用来说明世人对县令职位的不足之见。河间府志后序

译河间郡守太原人贾君忠，和他的郡丞、寜夏人诸君廷仪，把郡志刊刻流行，写信在京师请我为它作后序。我是河间人，不能推辞，于是说：河间作为郡，在前代废置不一；到了唐、宋，成为边州，处在河北三镇以及五代、宋、辽、金、元军马蹂躏的地方，兵火交相侵袭，文献残缺散失。像杞、宋那样考求古事，大概也会使人不胜追怀痛惜。到了我朝文庙定都北京，河间成为京畿之郡，太平日久，文物日益增多，于是二位君子才得以修复旧有掌故，编成郡志流传。周官的小史掌管各邦国的志书，那么郡有志书由来已久。凡是作为长官的人，对于所管辖地区的山川道路、民情风俗，以及人才物产，如果有所不知，就无法考察求证当地情况，施行政事，成就治理功绩；这就是河间郡志刊行的原因。有人说英宗皇帝曾命儒臣编修《大明一统志》，分赐朝廷和书坊，既然已经据摹本翻刻，列郡的志书就可以废弃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一统志》是记载天下的书，体例简略；列郡志是一方的书，体例详细。简略并不等于简单，详细也不等于多余，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相互取代。既然如此，这部志书的刊行，难道只是为了装饰官府事务、夸耀外在美观吗？它将使巡行所属地区的官员、初次出仕的人，不必烦劳询问访问、征求意见，就能一眼完全了解一郡二州十六县的事情；由此出而治理，便没有困难了，那么二位君子对这个郡的功劳实在很大。贾君治理河间八年，威望推行，恩惠流布，政务更加宽暇；而诸君在促成此事方面出力尤其多，他们的同僚也都善良谨慎、自我持守，所以商议能够协调一致，使数百年来缺失的典章在此得到补备。他们和世上那些急急忙忙埋头于文书案牍之间的人相比，距离难道不是很远吗？这部志书共二十卷，原本多有遗漏和讹误。我不才，为它广泛采集、搜求群书，重新加以订正；凡古迹、山川、人物、诗文等类别，都分明列举，较旧本颇为详整。送南京工部主事金公器序 成化壬辰年冬天，金公器以工部主事的身份考绩后从南京回来，倡议举行同年朋友聚会，参加的共有一百零四人。因为第二年春正月多获假期，于是大家在上元节后一天齐集朝天宫东堂，在门上悬挂彩饰，题名为“瀛洲佳会”。教坊又大张乐伎助兴。酒喝到一半，众人纷纷起身说：“若不是公器，这次聚会就不能成功。”于是举杯为公器祝寿。傍晚才回去，骑马随从堵塞道路，路旁观看的人都啧啧赞叹，认为这是士大夫间的盛事。唉，公器的用意，难道只是这样吗？以朋友之名举行聚会，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当年丙戌年春天，我们同日接受廷试的共有三百五十七人，七八年来，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事离职，有的奔走四方，勉强留在朝廷的也大多各有职务牵累。即使同住一舍，也一年见不上三四次。如今竟能和诸位君子在一天之内共同欢乐，在一堂之上相互交谈，这难道只是饮酒的快乐吗？一定要彼此以善道相责，使互相面对时没有惭愧的神色，这样或许才不辱没这次聚会，也使朋友之道得以成就。况且诸位君子担任给事中、监察等职，是否也有敢于直言、折服奸邪小人的呢？是否有结交亲昵、打击善良之人的呢？担任署郎和各部门官员，是否也有人清廉谨慎以保全名节，或有人苛刻贪黩以毁坏官守？能明辨是非，那么将来还可以继续相聚，这种快乐也可以延续。否则，谁还能厚着脸皮、红着脖子，自己列坐在酒席之间呢？公器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若只是留恋眼前时光，把它当作一次风雅的热闹，那么朋友之道便无所凭借，这次聚会也不值得称道了。敏政名列其中，是这一榜中年纪最小的；我没有什么善行可称，却承蒙诸位君子不弃，让我执笔写下这篇赠给公器南归的文章，所以记述这件事来说明他的品行。公器是吴江人，户籍隶属京师，性情豪迈而有才略，早年因事情触犯权贵，仍毅然不屈，直到今天谈论他的人还称许他。送吴思齐回任辽州的序 本朝制度规定，凡是做官的人每三年考核一次，考核三次后，根据政绩优劣予以升降。然而三次考核之间，只有第二次考核最为困难。初入仕途时，很少有人不自我奋发，因此第一次考核通常都能被主管官署评为优等。到了第二次考核，便以为仕途已经有成，内心不免稍稍松懈放纵；也有人才能只到这里，力量已经不足。这样一来，前面达不到人们最初的期望，后面又没有继续显著升迁的余地，原有的成绩反而一并丧失。因此凡是做官的人都应当谨慎。我的朋友吴思齐担任辽州知州已经六年，向主管官署呈报的政绩仍像最初一样优异。他西归时，乡人为他饯行，请我再写几句话相赠。并晋一带的土地，靠吃这片土地而生存的人，性情强悍而难以驯服。辽州又是大州，思齐以江南读书人的身份处在当地士民之上，说话似乎不出自己的口，命令却没有不执行的；身体看起来弱不禁衣，顽劣的人却被他感化，凶暴的人也改变了行为。部使者认为他有才干，多次考察他，他两次被主管官署评为优等。这难道是靠掩饰和袭取而得到的吗？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思齐以善良谨慎自持，年轻时和壮年始终如一，所以没有松懈放纵的弊病；安守儒者的本分，不把精力分散到别的道路上，所以没有力量不足的羞耻。以不松懈放纵的心志，加上能够贯彻的力量，长久守住自己的道路而不改变，即使终身如此也能做到，何况只是第二次考核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让他担任大官也完全可以，何况只是一个州的长官？明白地提升他，对思齐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前来为他饯行的乡人，有刑部主事谢恭，以及其他若干人。送内兄林文秀赴淮阴任职的序

译内兄林文秀当年和我一起向家父晴洲先生学习诗歌，那时先生在蜀地任参政。我和文秀侍从先生同行，沿荆江逆流而上，经过巴峡到达成都。途中凡遇山川古迹，先生一定命我们二人作题诗来考察。我们二人也想着看尽天下壮观来使诗才昌盛，所以在峡中常常攀着藤萝登上险峻山峰，在陡峭的石壁上题名；有时在奔腾激流处跳石戏水，彼此说些不合常人道路的话。曾经记得写过《巫山十二峰诗》，我的诗句不能写得奇特，于是偷偷取用兄长的诗句当作自己的，彼此争笑不止。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诗作得好坏，却自以为其中很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后来我被召到京师，文秀也收拾书籍回到瀛城南面耕种，数年没有相见。天顺末年，我请假回去，在金沙岭别墅拜望晴洲先生，文秀又陪我骑马同行，时时谈起从前的事，几天也说不完。那时正是深秋旷野，天气高远，树叶凋落，很合人的心意。出了瓦桥关，经过雄县，我和文秀于是纵马游览鄚州古城。城上有几名骑马佩剑的人，后面簇拥着一群扛着兵器的僧人。文秀以为是暴徒，心里十分害怕。当时我独自带着三支箭跃马而出，恰好有一条奔跑的狗从草丛中窜出。那些人和僧人互相说道：“公子能追上射死它吗？”我拉弓应声射出一箭，狗当即毙命。那些人和僧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便散去了。文秀认为我很了不起，于是当场作了一首诗。后来我每当回想壮游之事，大概没有一次不在心中反复想起。我的舅父后来辞去安东的官职，文秀家境也日益衰落，更加困窘，于是想求取微薄俸禄来奉养父母。当时太守贾侯召他来试写案牍文章，文秀说：“我哪里能做这种事？请让我试作一首诗。”贾侯大为惊异，便以《冬无冰》为题试他，文秀提笔立即写成，于是得以担任宣使大宁都司。大宁多是武臣，不懂得辨别诗文好坏，唯独看见文秀能作诗，便以礼相待，不敢怠慢。因此文秀安安心心地做了三年属官，才得以上吏部任淮阴驿令。文秀身材高大挺拔，生长在北方兵革之地，当地人把识字都看作难事，他却唯独凭诗才超出众人；那么他因此在朝廷扬名，骑马任职并获得俸禄，难道只是侥幸吗？文秀已经告别行装，走出都门，我于是和他约定说：“只要将来我再得到请假南归的机会，你就应当买些柳鱼、豆子和酒，让我坐在皇华馆上，叫来伶人演一出韩王孙受辱的戏，我们一起大醉十天；然后乘坐大船进入清河，顺流而下到长淮，探访古战场以及骚人垂钓游览的地方，跟随彼此吟诗作赋，以寻回旧日盟约。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忘记。” 如今正奔波在舟车之间，求得尽到自己的职责，哪里还能跟你一起吟咏风月、留恋时光，做一个少年郎呢？酒喝完了，写下这篇告别文章送给你。寿吴孺人的序 子女对于父母，大概没有什么不能竭尽心意去做的，而祝寿是其中最重大的事情。因此，酒杯不足以尽欢，歌舞不足以怡养心志，财帛不足以表达诚意，只有文章可以宣扬和赞美德行善举。古代诗人歌颂宾客到来的深情、说明奉养父母的道理，在这方面最为完备。然而士大夫之间往往把祝寿文章看作空文，不屑于写，难道是因为请求的人太多而作者厌烦了吗？祝寿是孝道中重大的事情，却厌恶这种请求，就是厌恶天下做子女的人。因此凡有人请我写寿文，我从没有不欣然应允的，也没有什么难以推辞的。推己及人，我知道别人和我的心情是相同的。淳安诸生吴君礼的母亲方孺人，年满七十而身体更加康健。于是她的两个哥哥祥裕以及朋友卢鸿等人商量怎样为她庆寿，便写信给她的堂弟监察御史祚、表弟礼部主事邵君新。两人于是来到我这里，请我为她写寿辞。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吴君，却特别看重他的孝心，于是先请他们说明孺人的为人：孺人原是宋代蛟峰先生的孙女，嫁给处士吴本辉。父亲本辉去世已经二十年，孺人没有做什么奇异绝伦的行为，只是在家庭中，做子女的没有违背，做媳妇的没有嫉妒，做奴仆的都各自尽职，不敢放纵欺凌他人，因此被认为贤德。孺人的两个兄弟又分别说，孺人教导、疼爱他们，胜过疼爱自己的亲生子女；他们还因不能亲自到堂上拜见孺人而暗自惭愧。子女本来应当孝敬父母，这是常理；为长辈祝寿是常事。唯独侄子对于叔母，通常都把关系看得疏远，她却把侄子当作自己的子女来爱护；她的亲戚子弟关系更远，她却把他们当作侄子来爱护；她儿子的朋友是异姓之人，她却把他们当作亲戚子弟来爱护。我因此更加知道孺人的贤德。贤德的人必有贤良后代，孺人的两个儿子都能继承家业，其中还有像小儿子那样才华品行俱佳的。将来，诸生和御史并肩入朝，以达到尊显母亲、扬名立德的孝道，那么孺人享受俸禄奉养、获得长寿福祉，正要从现在开始。孺人出生于这一年秋季九月二十九日，我不能创作新词，便把这些话交给舞童歌唱来助酒。我私下听说《閟宫》诗中有这样的话：“使你昌盛而炽盛，使你长寿而富足，头发花白、背有斑纹，长寿都与你相伴。”又说：“使你昌盛而广大，使你年老而长寿，千秋万岁，长寿安康没有祸患。”我不才，谨敢把这些话恭敬地为孺人诵读。送晋宁州邵医官的序

译乡贡进士王景阳在太师李文达公家设馆授徒，间或谈到他的同乡邵景晖的医学。李公的儿子尚宝司丞士钦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士敬、士贵，因此乐于同景晖交游，也知道他的医术高明，又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我正想结识这个人，景晖却已接受荐举，出任晋宁州医学的典科，离开了。士钦等人一同来请我写几句话为他送行。唉，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凭借学习就能成功的；百家各类技艺，也一定有老师。而如今天下官署中以“学”命名的有三种：儒学、医学、阴阳学。儒学自三代以来就有，医学和阴阳学两门则创始于宋代，到今天兴盛。本朝设置的官学，与儒学并立。医学和阴阳学这两家的学问，在《周礼》中称作“医师”，在《尚书》中称作“羲暨和”。儒者的学问，并不是百家各种技艺所谓的那种学问。儒者不能由自己专门研习这些技艺，所以让有才德的人担任长官，率领门徒辅佐地方长官治理百姓。他们的官职虽然卑微，责任却很重大。礼义一旦违背，百姓的风俗就会败坏；疾病一旦流行，百姓的生活就不能顺遂；寒暑一旦失调，百姓的生业就会毁坏。三种教化都能施行，治理之道才能成功。所以说，这两家的学问并不是百家各类技艺所谓的那种学问。道德、性命的道理，六经中都有记载；医学和阴阳学的源流，以及它们通过察看脉理来知道患病根源、推测玄妙天象来掌握运行规律，大概不是神圣之士不能预先知道。只是后来的学者拘泥于表面的迹象，不考察其中的道理，所以世人把它们看作百家杂技之流，而从事这些学问的人也安于这种称呼。大概这两门学问失去本来职分已经很久了。晋宁在云南属于一个郡，景晖的父亲过去曾任医学教师，景晖继承了他的学业，也继承了他的官职，大概差不多就是所谓贤良之士。云南距离京师万里之外，那里与夷獠杂居；自本朝以来礼义逐渐融洽，尚且要看它是否能同内地郡县相比，何况医学呢？我看景晖的教导将要在全州大为推行，远方百姓也将受到他的恩惠。我曾向文达公学习，景阳又与我有旧日讲学的交谊，同时我也深深感慨儒者失去职分而无法自我振作，所以把关于学术的道理告诉他。文母王宜人的挽诗序 挽诗这种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左氏所记的《歌虞殡》，庄生所说的挽歌，以及古乐府中的《蒿里》《薤露》，都是这种作品。然而考察它们的实际情况，不过是当时送葬、执绋的人用歌声相互配合，以便共同用力罢了。只是近世写挽诗的人与此不同：哀怜死者命运不幸的，接近《黄鸟》诗；出于子女追念爱慕亲人的，接近《蓼莪》《陟岵》诗。歌颂死者的善行，寄托自己的哀痛，即使并不认识死者，也可以接受托请来写。人们习惯于见闻这种做法，遂渐渐成为旧例。若不这样做，人们又会讥讽说没有地方寄托感情。士大夫请求写哀悼文章，大概就像俗人请僧人设斋追荐一样，情势上不能自己停止。户部郎中文志贞带着为母亲宜人所作的一卷挽诗，来到我这里哭泣请求说：“诗一定要有序。”我读后为之悲伤，说：“这也可以说是用情深厚了。”古诗大约有三千篇，孔子删定以后，保存下来的有三百多篇；其中表达对人的哀痛、追慕亲人的，只有一两处，而且每篇也不过反复吟咏三遍、六遍便停止。可见古人对此是多么谨慎！正因为谨慎，所以足以昭示当时，也可以使后人有所考察。而近世写挽诗的人，动辄几十首、上百首还不停止，即使搜集多年也不够。即便说“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传扬”，那么言辞为何要如此繁多，考虑为何要如此周密，竟至于此呢！《蓼莪》《陟岵》是子女自己创作的，并没有借助别人的声望；《黄鸟》诗是从那个国家的百姓那里得到的，也没有出自大人先生之口。这些诗孔子都没有删弃，可见人确实有值得珍视的善行。宜人姓王，世代居住在山东，后来迁到陕西兰邑东川。出嫁后跟随她的丈夫君子，因获罪被谪戍凉州；中年时回来，晚年到京城住所接受奉养，承受封赠恩典，六十六岁去世，安葬在兰地华林峰下。她作为女儿、媳妇和母亲，都有善行流传。她的同乡郎中由进士出身任行人，至今还在做官，显扬母亲的事业，当然将会有超出这一卷挽诗的成就。即使如此，这难道不仍然比世间请僧人设斋追荐更好吗？送方君引 方君名秉彝，是歙县的诸生。他年轻时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春秋》，学成后参加南畿秋试，多次没有考中；年纪渐长，学问却更加深厚。恰逢他家有尺籍，家中有人死去而没有继承者，有司将要逮捕方君；但规定儒生被征入伍的，应当先考察他的才干，不合格才遣送。方君拿着文书奔赴京师兵部，请求在文渊阁参加考试。阁老彭安成先生认为他有才，于是方君得以获释。我和方君同郡，私下为此感叹说：“《周礼》规定，凡国子遇到战争，就授给他车辆和铠甲，编入军队，设置主管官员，并用军法治理。周朝盛世尚且如此，何况衰乱末世呢？对国子尚且如此，何况郡县诸生呢？只是我朝历代圣君以文教弘扬古代的治理之道，常常担心遗失人才，所以像这样曲意成全儒生。方君不是已经非常幸运了吗！”屈伸进退是命运的常理。方君离开这里后，难道不应当奋然出众，以更好地报答朝廷涵养爱护的大恩吗？这样看来，今天的屈抑，正是日后伸展的征兆。方君的族兄贡士良弼与我交好，所以特意写下这些话作为他归乡的赠言。洪氏族谱序

译知郑州的徽州人洪君宽带着一部世谱，请我写序放在前面，说：“将要刻板在族中流传，希望借此不朽。”洪氏出自共工氏，受封于河内的共城；子孙推求水德的源流，在“洪”字左边加水旁，世代望族在炖煌。唐代有一位名经纶的人，德宗朝任河北黜陟使，建议罢除方镇的军队，因而降为宣歙观察使，从下邳迁到婺源的官坑；徽州有洪氏，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观察使的七世孙钹，又迁到休宁的黄石。钹的七世孙中孚，是宋代进士，任龙图阁待制，追赠少师；徽宗时曾劝谏不要攻伐辽国，触犯宦官，降职后退休。待制的五世孙大六，再迁到歙县西南境，于是以当地地名为姓，称作洪源，这就是今天洪氏定居的地方。大六的十世孙伯祥，自号洪崖老人，元至正年间，与弟弟震编写《洪氏木本水源录》并收藏起来。郑州距震大约已经四代了。然而自洪崖兄弟创修族谱以后，子孙越来越繁盛，世代越来越久远，旧谱流传日久也越来越多讹误，于是郑州又重新编定了今天这部族谱，共若干卷。洪崖的族谱有乡先生唐仲实和史官徐旭所写的文章，对编谱缘由的叙述大略已经完备了。但我独自想到，徽州洪氏从唐代直到今天，与其他家族相比，积累日久而更加兴盛，其中也有两位先祖没有来得及说到的地方。唐朝灭亡是由藩镇造成的，宋朝的分裂开始于攻伐辽国，而观察使和待制两位先祖偏偏在当时慨然把天下放在心上，不顾强臣和大宦官可能加害自己而直言进谏。君主和父亲即使没有采纳他们的话，他们守官的正直、谋国的忠诚、建功立事的勇气，也万世如一日。难道他们的子孙繁盛而长久，不是有原因的吗？因此，这部族谱的刊行，难道只是叙述亲疏、辨别真伪吗？它也是为了不忘前人的功烈，启迪后代，正是郑州谨慎地承继并修葺族谱的用意。郑州以乡贡进士起家，从桂阳迁来治理郑州，一直有贤能的声誉。他的儿子远也考中乡贡进士；郑州过去又同我的宗兄、同知汀州的熙有姻亲交好，了解洪氏的人没有比我更深的了。因此我论述他们的世系，并把这两位先祖列为首先称述的人，使后世看到这部族谱的人有所考察。赠广东按察副使张君诗序 广东共有十郡，其中七郡濒临大海，一郡位于海中，四周可以望见各个藩属国家，而倭人最为剽悍狡黠，难以制伏。朝廷因此在海上设置按察分司，设副使一人，奉持皇帝玺书，以巡视海道为名；一方的安危，暗中都系于此职。任用的人一旦不称职，必将败坏事情。因此每到选拔任用之时，往往十分谨慎。我的朋友华亭张君汝钦赴任这一职务，同年朋友十人相约作诗为他送行，退而让我为诗集作序。广东是大藩，水陆方面的警戒防务都十分严密。三司都在广州办理政务，按察司又分为五道，各自设置印信来纠察各郡。唯独海道上下数千里，责任全在一个人身上。然而近年以来，倭人出没已经很少，猺贼却不断在溪峒之间舞刀弄剑，没有一年空闲。至于焚烧县衙，驱逐长官，俘虏杀戮官员的子女，多次劳烦大将出兵攻打，稍稍平定后又重新猖獗。这是什么原因呢？危险的地方容易得到平安，平易的地方反而容易倾覆，这是常理。汝钦身材高大，站立如玉，性情敏捷，志向锐利。他由翰林院庶吉士任监察御史，出巡沧济、荆湖一带，不放纵，也不苛刻，所到之处声名显著。海道的事务，他本来就能够胜任。不过，面对巨大的海水冲天而起、战舰排列如林的局面，他以孤身一人每天担心敌寇来袭，同时谋划使事务成功，这正是海道能够长久安宁的原因。溪峒并不比大海险要，猺贼的剽悍狡黠也不胜过倭人；然而事情还没有发生时便争论不休，甲方说可以、乙方说不行，事情发生后又彼此顾望，没有人能够担当，这正是陆路多有危险的原因。广东的偏师驻扎在边境，直到今天仍未解除这种形势，大概已经渐渐有了平定的可能，而海道没有忧患也已经很久了。《易经》说：“没有平坦而不变为险陂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艰苦守正便没有灾祸，不要忧虑诚信，饮食上自有福分。”汝钦，去吧！身穿金紫官服，享受大夫的俸禄，每天坐在行台之上，兵民环绕站立听从你的教令，怎么可以一天忘记艰苦守正呢？谨慎治理自己，不要倚仗安定而因盈满自毁；凡是涉及利害的事情，赶快停止或办理，使海上风平浪静，军备从容，岛夷听说后不敢乘虚而入，尸位素餐的人看到你也有所警惕，这样难道只是没有辜负你平生的志向和今天慎重选任你的朝廷吗？福禄日益到来，确实就像《易经》所说的那样了。诸位君子的诗大多表达爱护和助成之意，没有留恋时光的辞句，本来就将有可以流传的价值，不需要我作序。送范邦祥任峄县知县的序 徽州贡士范邦祥学习戴氏之学，先后七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进士。进入吏部铨选后，那些地位在邦祥之下的人，大多获得府中佐贰官或州长官的职位，邦祥却只得到峄县县令一职，而且要远离家乡数千里，到长江以北去任职。客居京师的徽州人都十分为他惋惜，于是相继请求我写赠别文章。峄县是山东的县，秦汉以来的帝王大都曾游历它的山下，刻石歌颂功德；有的还到海上寻求仙人，以求获得长久的声誉，来满足自己的宏大欲望。想来当时扈从的车马纷纷奔驰在道路上，各种供应劳役的需要层出不穷，峄县的士民奔走服役，辗转逃亡而死去，担任县令的人也疲于应付事务，每天还要担心获罪受责。即使有像爱护子民一样循良治理的志向，又将到哪里施展呢？如今圣天子端坐朝廷之上，没有盘游生事的嗜好，四方安定，不只是一个县如此。既然这样，邦祥离开这里，系上黄绶，在大府之下任职，以今天百里之地的地位来看，俨然如同古代子男的封国，这难道不是圣天子明察后的恩赐吗？又有什么值得过分惋惜的呢？不过，古代善于治理，不过是使百姓富足、教导百姓罢了。近三五年来，山以东的地方不是遭水灾就是遭蝗灾，瘟疫接连发生，郡县之间十室九空，村落荒凉到几乎没有人，这难道是君子可以安乐的时候吗？邦祥，去吧！还望你广泛寻求并施行救济措施，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使流离失所的人返回自己的住处，使患病的人不再有夭折死亡的苦难；然后趁国家政务清闲之时，召集诸生，共同推明孔子、孟子的遗书并重新施行，使峄县的人忠信厚道，没有盗贼，没有诉讼，恢复邹鲁旧日的风尚。这是我对邦祥寄予的厚望，其他的话就不必说了。送太学生于君回郓城的序

译我朝依照前代制度，士人必须在郡县学校受教育，升入太学，再依次出仕；这是先有素养储备，然后任用时才能得到合适人才。唯独我感到奇怪，近世士人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培养自己：凡在郡县学校的，恨不得升入太学太迟；在太学的，又只怕出仕得不够快。因此还没有升入太学，就进献粟马来求取升进；刚升入太学，便投递文书给吏部，希望获得学官俸禄。士人竟然丧失了作为士人的根本！士人居于学校，难道就像农民在田里、商人在店铺中吗？农民轻视田地就会挨饿，商人厌弃店铺就会贫穷，士人厌恶自己的学校就会成为被抛弃的人。士人在郡县学校，所读的是先王的书，所交往的是一乡的贤良之士，没有耕种和贸易的劳苦，却有弦歌诵读的快乐。哪怕在那里居留一天，也能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事业上增长一天。升入太学也是如此，而且交游的是天下的士人，按年考核、按月检察，自己的学业很少有不成就的。可是人们都仆仆不堪地感叹滞留，幸而离开学校，便喜形于色、互相庆贺，这同农民和商人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呢？于君本是郓城世家，任县学弟子员，凭所学《尚书》多次参加山东乡试，每次都没有得到有司认可，但学业却更加精进。成化丙申年，他才升入太学，同批升入的人大多希望获得学官俸禄。于君笑着说：“我正要接受别人的教导，却勉强去做别人的老师，这是士人的耻辱。”于是请假回乡省亲，向东归去。唉！如果考察于君的行为和内心，难道可以用今天那些做士人的标准来衡量他吗？国初时，太学生可以直接授予京官，而进士多补任外地官职；凡是礼部考试未中者，增广生不得进入太学，太学的地位就是这样尊重。正统以来，这一制度逐渐废弛，从此科举受到重视而太学被轻视。假如人人都像于君这样喜好修养自己，世上怎么还敢有轻视太学的人呢？可惜兰草香花只有一二株，禁不住萧艾杂草成千上百。于君这次归去，奉养双亲并读书学习，他的修养会更加深厚，一定将在科举道路上大有成就，以符合朝廷对他的任用；难道他仅仅会成为一乡的贤士而已吗？监察御史佀大器也是郓城人，是与我同榜的进士，向来同于君交情深厚，请我写文章为他送别。大器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不推辞。赠兵科都给事中章君的序 给事中并不是专门负责进谏的官。唐宋制度中，给事中主管门下省，辅佐侍中审定诏令，封还驳正章奏；另有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称为言官，他们所主管的机构叫谏院。我太祖高皇帝废除专职言官，但每次制定法令都写道：“凡朝政的缺失、军民的利害，都允许各人直言，不得隐瞒。”这番王言真是宏大，与唐宋浅薄狭隘的谋划和制度相比，实在远远超过。国朝给事中设六科，有正职也有佐职，责任分得更清楚，职掌也更加专一。然而如今的人见到给事中，仍然称作言官；他们自己推卸责任时也说自己是言官。我担心责备他们的人责备错了罪名，而他们自我推诿也没有根据。鄞县的章君元益，天顺年间与我一同主持京城乡试，成化初年又同中进士，一起在翰林院任教学习。元益比我年长四岁，性情磊落疏放开朗，我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我暂任史官时，元益升任兵科给事中，早晚恭敬勤勉，力求尽到职责；他宏大的议论和崇高的见识，常常表现在实际施政上，士人舆论往往认为很得体。后来他晋升都给事中，凡是同年中举的人又都高兴，认为我们这一榜得到了人才，而鄞县的士人尤其欢喜。于是刑科给事中卢钦玊、刑部主事杨志仁来请我再写几句话赞美他。我和元益交往已久，彼此说话熟悉，本来没有什么可写的。然而我之所以敬重厚待元益，难道会有止境吗？内科与外部，实际上相互对峙；虽然俸禄有高低，责任却常常相等。何况兵事是国家的大事，担任兵科长官本来就尤其困难。如今做属官的人遇到事情，便说：“有长官在，我能做什么？”等到做了长官，又将用什么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呢？皇上继位以来，多次在四方用兵，虽然没有长久拖延，局势也暂时安定无忧，但消弭兵患的方法，大概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元益过去任兵科给事中时已经很有声誉，如今做了长官，他一定能够审慎处理这些事情。古语说：“有官守的人要尽到职分，有进谏责任的人要尽到忠诚。”如今的给事中固然不像古代言官那样有专门的职掌，但法令既然允许各人直言不隐，那么凡是职分所在，法律没有不允许说话的。汇集众人的意见，报告朝廷，公布天下，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以辅佐成就当今皇上垂衣拱手的治理，我难道能不对元益寄予希望吗？赠邓州守御千户党侯的序 天下武官自开国、靖难两次功劳之后，凡四方有事，便凭借战功升迁的人多得不可计数。因此卫所之上，人数多的有几十人，少的也有十几人，逐渐侵吞下属，军政因而败坏。过去天子采纳廷议，下诏简选淘汰武官，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任军正，每卫三人，每所一人，让他们掌管官印处理事务，其余人不得参与。三年后，听凭行台和守臣考察他们是否称职，以决定升降。这样，冗余官员横行作恶的情况大概就少了。成化十二年，河南镇守太监以及巡抚、巡按，把所考核的军正官名册登记上报朝廷。河南一个都司所属有八卫、四十多个所，得到升迁的有若干人，邓州守御千户党侯隆是其中之一。党侯是陕西甘泉人，世代为将领之家，从他的祖父起便因靖难功劳做到千户，党侯谨慎地继承祖业，率领所部在京营训练已经多年。他对士卒的甘苦、军务的松紧，了解得非常熟悉。这次被选拔，大概可以说没有辜负选任吧？所里的事务全都在卫所中办理，遇到事情可以向上级请示完成，也可以向下级交代办理。邓州一所虽然隶属南阳，却在外地驻军，并以守御千户为官衔，形势俨然可以与卫相抗，独立施行、独自成事，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这样说来，党侯的举措本来就关系到一州局势的轻重吧？邓州在前代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地处襄樊附近，山川险阻而道路遥远，剧盗往往在其中产生。近来天子命大臣巡视要害之地，设置官府，安抚流民，以求长久安定，邓州的容易治理，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古语说：“太平不可忘记战备。”党侯，努力吧！谨慎守卫疆界，体恤士卒马匹；凡是涉及军政利害的事情，该停止的就停止，该施行的才施行，使全州安宁，军民都喜悦，这难道只是一次被选拔就值得庆贺吗？三年考核时，又有谁能改变这一评价呢？党侯，努力吧！邓州任职的官员相继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的岳父是邓州人，所以没有推辞，写下这些话相告。赠工部主事吴文盛的序

译世上有人说文学不足以造就士人，这不是通行的正确看法。我考察两汉人物，乡里推举、地方选拔时，似乎没有专门从事学问；但读他们所写的文章，全都平实而可以取法。大体说来，人一定要有深厚的学问，学问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本，因此表现在行为上也有所依据而不违背。如今所谓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呢？只把文章书法的工拙作为高下，于是使研究经学的人被才子所鄙视，士人的风气不及古代，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们徽州人在所谓文章书法方面，大多排在各郡之后；只有参加两京礼部考试的人，通常凭一经学问占据首选。徽州自朱子以来，儒学前辈不断出现，经学的浸润由来已久，后生小子口诵手录的内容不夹杂其他歧途，所以如此。像休宁的吴文盛，就是其中一人。文盛研究《春秋》很有声誉，成化辛卯年在郡学完成学业，凭这部经书考取南京乡试第二名。壬辰年在礼部会试中夺魁，会试主考官都记录他的经义文章，作为后学的范式。廷试中赐进士出身，恰逢父母丧而回乡。丁酉年服丧期满，才授任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出任淮安清江浦河道官。文盛为人恭谨谦和，是儒者模样，身体看起来弱不胜衣；至于询问他所学所得，又充沛深厚得难以穷尽。他虽然性情温和随和，人们都乐于亲近他，但居家三年从来没有私下拜访求托的事，这不是学问深于经书的人做不到的。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别人夸耀自己文章书法工巧的人，实际上足以暴露自己的浮华藻饰，其中难道一定有根本学问吗？不过，文章书法的工拙本来不值得计较，近世却又把谈论经学的人指为迂腐空疏，士人习气的鄙陋真是太严重了。穷究经书是为了施用于世，《春秋》正是圣人施用学问的地方。文盛幼年便诵读学习它，如今已经壮年，对是非和举措的辨别如同分黑白、数一二一样清楚；推而行之，难道不会绰绰有余吗？何况他身处各部属官之列，很多人遇事不能担当，便借口上官而推卸责任；文盛这次离开这里，以平生所学为根本，再加上独自任事的力量，贤能的声誉一定会在淮河边迅速传开。振兴事业、通达仕途，一定会从这里开始。淮河南北是往来的交通要道，我愿意同客居京师的乡里人士一起拭目以待。《宋遗民录》序 我曾经读过宋代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三人的事迹，为他们感到悲伤。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平生的著述又在战火之后大多散失。只有在彼此唱和、互相称述的文字中，见于各家别集的内容，还可以考察。我斋居闲暇时，便搜集编纂这些材料来流传，又把当时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附在后面，编成十二卷，题名为《宋遗民录》，作序后收藏起来。序中说：“唉！宋朝厚待士人是多么深，而士人报答宋朝却到了这样的程度！”江南江北已经易主，皇帝的儿子成了臣民，为勤王抗难而奔走的卿相，有的被俘，有的死去。而这三个人都是平民，是文天祥的门客，起初从未做过高官、享受过厚禄，却独自拳拳不忘宋朝：有的想在君主尚未死时替君主殉死，以成就自己的名节；有的想在君主死后使君主的志向得以生存，以彰明自己的志向；有的想在宋朝灭亡后保存祭祀，使王朝的气脉在断绝之后得以延续，以求尽到自己的心意而不辜负君主。天理和民间伦常，凭借他们而没有泯灭。这样以后才知道，宋朝遗留的谋略是多么好，而士人深厚的报答，也足以成为拥有天下国家者的鉴戒。我曾见前代亡国的君主，暴虐到了极点；他们的臣子有的排列着首级赴死，甘愿经历九死而不后悔，这起初并不一定都与国家留下的谋略有关。这实在是因为君臣之间的义理截然有定，而人所秉持的常性和爱好德行的良心，不能不如此。然而也有人把自己的纲常身份，以及君主、父亲和国家，抛弃交给别人，苟且偷生，在一时富贵中求得侥幸，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也取决于个人的聪明愚笨、贤能与不肖，但国家遗留下来的谋略，也可能有不够完备的地方。秦、隋的君主，一经败乱，国家就像破裂的瓜一样无法挽救；而靖康末年，忠臣义士接连赴死，又相互扶持维系国家，竟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国家灭亡、君主被俘，仍然有像文天祥这样的人，挺立着自己的纲常身份，历经百折而不屈，走向死亡如同回家，使大义彰明于天下后世。这样看来，三人的志向确实令人悲痛。直到今天，谈论的人还常常遗憾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然而我曾私下考察三人的事迹，已经理解了他们的内心。当国运已去、万物改变以后，他们在残山剩水之间徘徊流连，孤独愤懑而激烈，悲声长号，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容纳自己的身体。只要有机会施展力量，他们便愿意面对刀刃而不推辞。环顾四周，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但纲常大义系在身上。因此他们宁愿像管宁、陶潜那样贫贱而不后悔，确实是看见了天理和民间伦常不可磨灭。考察他们一生的行迹，不过是想求得不辜负这颗心罢了，难道一定要别人已经知道他们吗？然而他们的志向已经在青天白日之下光辉震响，即使经历万世，光彩也常新，不会随着沧海桑田一同消逝。他们本来不像世间那些浅薄的男子，建立一点微小功劳，就一定要刻在鼎彝、琬琰上，然后才认为名声可以长存。由此看来，三个人难道会因为史书是否记载他们而有所增损吗？我不过是见识浅陋孤闻，常常从残篇断简中搜取材料，俯伏诵读；他们的言辞刚劲如风雷，光彩如日星，黍离麦秀的感慨充溢在言语意旨之外，使人实在不能读完，往往毛发竖起，涕泪交汇于面颊，仿佛在九京见到他们本人，凛然具有生气，想跟随他们交游却无法做到。何况当时与他们交往的人，也都是慷慨悲歌之士，有的彼此唱和，有的为他们称述，都足以唤起人心中的忠义，振作末世的委靡。百代之后，读到他们的文章、想起他们的人，一定会有人把担当天理民伦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在百代之上与他们心灵相通、精神交会。这样看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在编录的末尾，又附载元朝君主是宋朝后裔的说法，一方面依据故老的传闻，一方面参照史传的记载，清楚可靠，可以使后世相信而无疑。大概也是要以此来慰藉三位先贤，使他们在地下不忘宋朝；而宋朝留下善谋的福报，也将在这里显现出来。《篁墩文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二 （明）程敏政撰 序 《赠三氏学录孔君序》

译成化丁酉年春天，衍圣孔公上疏说：“三氏学的学官有空缺，族人孔公璜有品行、有文章，请任命他为学录。”皇上命京师吏部上报，诏令准许。公璜字辅文，是宣圣第五十八代孙。他任满东归时，凡是与孔氏联姻的人，都集资为他饯行。他又经过我这里，请我赠言。我说自己不才，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告诉他说：“圣人的言论，都在典籍中，是学者共同学习的内容。即使领会有浅深大小，也都足以作为教养人的资粮。只是我的学问鄙陋，即使勉强写出一些话，也不过是辅文早已知道的道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仰想历代圣朝，对于宣圣的嫡长宗子世代封爵，为孔氏设置官属，使其可以自行选置三氏学；三氏学便是其中之一。过去在那里任教的，不考核成绩；在那里读书的，不参加贡试，优游自在地度过一年，待遇等同诸王府。近世才开始改定法令，考核成绩、参加贡试，与郡县学相同，提学、按察官也可以到那里巡视。这是因时制宜，形势上不得不如此。那么如今担任学录，比从前更难了。况且郡县学的师生只是诵习孔氏的教法，并不是孔氏的后人；诸生又杂出于军民子弟，未必都是圣贤后裔。有一个人稍有不合职守，人们还会指责说：‘这不是孔氏的门徒。’ 何况是辅文呢？假如圣贤后裔中有一个违背礼法、学问品行落后于普通人，人们就会责备他的老师。何况主掌祭祀的人听说他贤能而举荐他，那么应酬事务、处理变故、周旋于礼仪文辞之间，本来就要借助他来辅佐自己，以求立于无过之地；不想到这件事的艰难，怎么可以呢？辅文的父亲经伯，正统年间曾任学录；曾祖克坚在元朝做官，远祖颕达在唐朝做官，都任祭酒；安国在汉朝任博士，也都是师儒之官。他们的声望光彩载于史书家谱，十分显著。辅文品行淳厚、勤于学习，虽说一向受到先世熏陶，担任此职并不困难，但也不能因此自满。希望他继承芳德、超越先烈，从父亲追溯到祖父，再向上进入颕达、安国的堂奥，使礼庭的教诲在邹鲁之间焕然一新，这样下不辜负圣孙的推荐，上不辜负明天子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的厚恩。《尚书》不是说过‘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吗？这就是赠言的用意。辅文努力吧！” 《山川钟秀图诗序》新安的山川在东南一带首屈一指，婺源又是新安一郡中最胜的地方，晦庵先生文公朱子的故里就在这里。当初文公父子出生时，有紫、白二气从住宅的井中升起，宋朝称它为虹井，并在井上建亭。后来韦斋因做官而定居闽地。到了元至政年间以及本朝洪武年间，有司都请求让朱子后代中的一人回到婺源，使他奉祀祖墓。名叫湛的人，是文公的第八世孙。因长子檼显贵，被封为户部主事。檼由进士出身，历任浙江都转运使。景泰年间，诏令给朱子后代俸禄，于是居住在闽地的叫梴，世代任翰林五经博士；居住在婺源的叫楙，世代为国子生。楙是檼、梴的兄弟。楙历任余杭、永年县丞，两支都在当时显达起来。推究他们福庆的来源，则婺源是他们的祖地。考察朱氏家集，韦斋常把‘紫阳书堂’刻在印章上。紫阳大概是新安的名山。又听长者说，淳熙年间文公回乡祭扫祖墓，感慨地想回到故居，于是带着西山蔡氏一同前往。蔡氏虽然精通堪舆之说，但实际上是闽地人，极力劝文公回闽；由此可知二位先生平日对新安山水的眷恋。唉！大贤君子的降生，关系到天下后世圣道的存续；他们后代的兴衰，都是天意，难道全要借助一个郡县的山川吗？然而尼山祈祷而生宣圣，有贤能的后嗣，世代不失爵位，那么地脉的灵气或许有所辅助，也合乎事理。我因此考察虹井之说。可是，如果在庙庭间上下巡视，走访坟墓，使观看的人指着他们的父子兄弟，看见他们身佩金印、拖着绶带，在松楸、俎豆之间相互望见，并说：‘这山、这水，所聚集的灵秀竟然如此。’那么还不够。贤者的后代，本来就有在于自身而不在山川的地方。朱氏的言论著录在书中，事迹流传于史书，天下后世的人都知道诵习，何况他的子孙呢？况且簿尉、茶盐等职务，二位先生都曾任过；考察他们的举止作为，没有一处不是道义所在。假如做子孙的言语行为不失其世代相守的德行，那么难道只是名位上升足以荣耀一时，还将显著地为故乡山水增光；而大贤君子流传下来的恩泽之长，也就更能证明是出于天意了。湖广按察佥事汪君希颜，是朱氏的姻亲。他已经作了《山川钟秀之图》赠给永年，又请诸公作赋题咏，并把它送给新安诸生，来请我为它作序。《送孔君廷佐知环县序》

译环县在前代是边州，宋朝派重臣在那里开府，控制各路来抵御西夏、金国。本朝初年天下统一，西部土地归入职方，于是改州为县，隶属庆阳。从此以后，在这里做县令的人安闲无事，与百姓相安无扰，被称为善地。中世以来，有敌骑潜伏在河间，进入我西部边境，而边地百姓安于逸乐，敌人渐渐得志，祸患蔓延到内地。像环县也曾有小规模警报。自榷盐、募兵等事务兴起，奔走应付都来不及，因此后来的县令才开始认为环县难治。今天子即位十四年，多次在关陕用兵，诸将于是报告胜利，敌势更加衰弱，环县也更加安定。邓州人孔廷佐以诸生身份候补吏部，获得任命为环县令。我与尚宝丞李士钦都和廷佐有姻亲之好，于是共同庆贺他赴任说：‘廷佐太适合治理环县了！为什么呢？才能本于世代传承，又成于长期学习。廷佐的先世家居灵璧，他的曾大父乌舍府君跟随高帝在江左起兵，亲自率五千人北渡，攻取邓州并筑城，创建宫府，安抚流民，平息群盗，掌管军民事务十五年。后来虽然离开了那里，邓州人仍感念他的恩惠，对留居当地的他的子孙，礼敬始终不衰。’ 廷佐在众孙中格外聪颖，从家族中得到的熏陶已经很深，又从学校中崭露头角，通晓经术，结交国士，以充实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即使环县像从前那样难治，他也将使它变得容易。何况如今战争屡次获胜，河外没有战事，治理环县本来就有许多经验可循，不必烦劳到远处寻求、远方察看。虽然如此，居安思危是古人常常告诫的。廷佐，去吧！在劝农、整饬吏治之余，巡视当地山川，在旧营寨、残城之下，召来父老，考察了解前代防守的适宜措施，以及本朝变革以来治理事务难易的缘故。凡是力量能够做到的，就停止不做；其中重大的事情，有的专门上达，有的列举出来，供巡行部院的官员详细询问，使他们因廷佐而有所取法。这样来使环县百姓得到福祉，那么考察他的施政，就可以知道他没有辱没祖先的事业；这将不只是一个县令的成就。廷佐，努力吧！” 《赠觉义祖庭上人序》我朝整顿、确立官制，对内外文武各部门，都依照古代制度。又因为佛、道二氏，前代对他们的安置没有固定制度，给他们门徒的俸禄也没有固定名额，所以有时过分尊礼他们，以至于招来祸患；有时偏重一方、压抑另一方，使这两个彼此不能相容，都是不对的。于是京师设置僧录司、道录司，隶属礼部，品秩相当于六品；又在各府设置僧纲司、道纪司，在州设置二正司，在县设置二会司，都隶属二录司，使他们率领各自门徒办理本业，以区别于普通百姓。这是因为高帝的仁德如同天地覆盖承载，即使荒远边地的人，也希望设法安抚他们，使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自己的位置；何况老子是中原人，佛氏的祖先本来就是仰慕中国而来的呢？所以不问他们的学说相似与否，一概按照官府制度安置他们。这使佛道二氏的门徒能够安处于德教之下，而没有过分宠幸的忧虑，也没有偏重一方所带来的灾祸，这正是我高帝的仁德。祖庭上人出身良家，不喜欢婚宦之事，而跟随佛门人士交游。他的老师叫翠岩，任官为僧录右讲经；翠岩的老师叫本宗，任官为僧录左阐教，二人都因能任职而闻名当时。上人既得到衣钵传授，于是出游四方，扩大见闻，以求能够继承二位老师事业的方法。后来他意气浩然地回到京师。当时御用太监傅君正在都城北面的西湖渠兴建大寺，请皇上赐额为‘广慈’，又特意推荐上人为僧录右觉义，兼任住持。上人这才可以说是能够继承老师的事业了吧？然而，正会率领州县僧人听命于僧纲，僧纲率领本府僧人听命于僧录，这仍然如同县令率领百姓听命于太守，太守率领百姓听命于朝廷大臣一样。他们的品秩虽然相差很远，但正因为自己率领下属，努力完成应做的事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反过来，难道有不触犯官府法令的吗？上人应当努力，仰想高帝的仁德，不辜负皇上的宠命，这样或许可以光大老师的事业，也不辱没荐举他的人吧！锦衣户侯赵广，本来是傅太监的客将，也是我参加两次考试时的馆人。他想把相识的人聚集起来为上人庆贺，特意请我作序。《送湖广布政司参议林君序》如今升入朝廷的官员中，只有户部所管理的各处仓场、粮饷、府库，从京畿直到四方，其事务比各曹更繁重艰难。户部下属有十三司，通常有五六十名官员；他们的升迁调动比各曹迟滞，所以做官的人都害怕任职于此。任职而有成绩，受到显著升迁，那么这个人的才干就可想而知了。以我所认识的人来说，像林君允吉就是这样的人。允吉凭一经学问考取乡试第一，后来考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天顺年间，他在荆湖考核各类工役，荆湖人至今还称道他。他在户部，从主事升为员外郎、郎中，考核他的政绩，大约已有二十年。户部长官和副职任用他而不怀疑，同僚也推重谦让，毫无后话。他有所收取、有所敬慎、有所通融，直到离任，下属没有人敢于喧嚷非议；他的为人就是如此。成化戊戌年秋天，吏部举荐他，于是授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奉玺书专门督理地方赋税。这是因为吏部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政绩，担心朝廷错误地使用他的才干。允吉将入朝辞行、上路，他的同僚主事任文于是联合乡人出城送行，请我说几句话赠给他。我看布政司是古代方伯的职任，从使者以下都是尊贵官员；然而他们到任时大多凭部牒办事，只有兵马、钱粮这些关系国家用度的大事设置专官掌管，才特意降下敕书告谕其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这是因为对它格外重视。从前周文王没有把众多谨慎之事全部兼理，只训诫有司和牧夫遵守或违背的原则，尤其谨慎于选求贤士、戒备小人的事情。我朝任用法令和官员，大概正是以此为准则。那么允吉受到慎重选择，难道不应当想办法来相称吗？荆湖数千里，比各司都大，又有许多肥沃的余田；百姓安乐于本土，不愿迁往他处。唯有西南边境二广、贵州一带，驻有镇压蛮人的军队；西北边境陕、雒一带，流民很多。其间不能没有军粮供给的费用和转运馈送的劳苦，那么挺身而出为此办理的，除了允吉还能是谁？这件事又归谁负责？允吉是闽人，外表长厚，内心廉正，处事精细核实；对于职务的难易、事务的繁简，以及升迁的迟速、职位的大小，他早已不存计较之心。他到荆湖去，本来应当更加修养平生操守，坚定节守，扩大施政，以免毁坏过去的声望，最终真正对得起上下的期望。将来政绩完成回来，受到再命、三命的恩宠，增加家乡的光彩，也成全我的论断，这些事情本来就可以预先推知吧。

译《赠同知徽州府事张君序》同知徽州府事张君奉命后的第二天，我到国门外他的寓所去拜访，他殷勤地挽留我。谈吐温雅，神色温和，我心中暗自庆幸说：‘真是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我徽州的百姓大概有救了吧？’当时通政参议李和也在座，多次看着我说：‘张君从前任彰德府通判，他的政务处理不急迫到使百姓困苦，也不迟缓到耽误事情，彰德人至今还歌颂他。如今他离开那里来辅佐徽州，是你们郡的幸运，冒昧向你道贺。’第二天，行人洪汉和徽州做官的人一同来见我说：‘我曾奉使经过黄州，认识张君；刚到他的辖境，士民就一起诵说他们通判的公平，我谨慎地记住了。如今他被起用来辅佐徽州，是我们郡的幸运，冒昧请你代为祝贺。’我不敢承受，说：‘我听说张君治理彰德时，巡抚都宪广平贾公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他治理黄州时，巡抚都宪太平吴公、江右刘公又相继上报。大约连续任职两处、超过十年，前后都没有改变操守，所以吏部的长官和副职看重他这个人，上奏他的最大政绩，加授大夫之命。为了使我们徽州人获此幸运，张君的功名本来已经升达朝廷、传到天子耳中，可以传闻四方作为后人的劝勉；庆贺他，哪里还需要借助我的话呢？’ 即使如此，我们这些人都是徽州人，至于徽州的详细情形，难道不是张君所愿意听到的吗？徽州不过是南畿的一个郡罢了，偏处万山之中，不是往来通行的大道，没有迎送的纷扰和征役的繁重；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良民和贱民秩序分明、各有等级，没有游荡懒惰的习气，也没有凌辱侵犯的风气。上面的人如果以无事来治理下属，下面的人也以无事来响应上面，那么徽州的政务就成功了。若失去繁简适宜的原则，蔑视良贱的秩序，把一切都违背下属的心意，只求做出与众不同的政绩，那么只会看见事务纷纷、整天忙不过来，却说徽州难治；这难道是徽州的罪过吗？张君连续治理两个大郡都很有声誉，他对于徽州又有什么困难？我们却独自不能停止劝说，是出于爱护和帮助他的心意。张君，希望你最终听从这些话。张君名英，字廷杰，是陕西金州人。他的先君子曾任浙江都司都事，张君在那里侍学，于是凭乡贡进士身份入仕；此后名位还会到来，前途大概没有尽头。《东谷遗稿序》东谷君去世后，西事又过了一年，我从他的女婿、锦衣指挥使孙琏那里寻求他一生的稿本，得到所谓《五云漫稿》《风雅遗音》《蛙池鼓吹》《演雅秋声》《东谷集》等若干帙，大多都是残缺散失的本子。听说它们从他家东归时丢失了一些，又有一些偶尔亡佚在借阅者手中，所以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我平日所见东谷诗文中可以流传的作品，大多已经不在其中，实在可惜。我面对书卷惆怅不已，于是从中选取编次，得到各种体裁的诗若干篇、文章若干篇，厘定为十五卷，交给锦衣君孙琏和东谷的继子、府军卫镇抚齐君，使他们刊刻流传。不久，两人相继去世。镇抚所生的父亲胤嗣，是东谷的同母弟，从江南来到这里，便就近安排刊刻。我看东谷君有纵横驰骋的气概、超越世人的才华；当他拍掌雄谈、奋髯长啸，说世间之事没有什么值得作为时，本来确实以一代豪杰自许。然而他的志愿最终没有实现，反而在这里以身殉边，大概留下了遗憾。难道评价他的轻重，只在这部稿子吗？或者东谷真正可以流传的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为什么呢？难道旁观者有固定见解，而深交厚善的人反而有不知道的吗？即使如此，是非并不取决于身后的议论，而尤其寄望于千百世以后；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价值了。我对此很有感触。东谷姓汤，名胤绩，字公让，是濠梁人，故开国功臣东瓯襄武王的曾孙。他起初因周文襄公荐举进入京师，又因胡忠安公荐举，前往沙漠迎接裕陵；晚年受到李文达公知遇，历任佥都指挥事，充任参将，镇守延绥西路，直到终老。《椿萱齐寿堂诗序》

译人生最值得快乐的事情，大概没有比父母俱在更好的了。若父母既贤德又尊贵，而且又能在一堂之上共同长寿，岂不是更加难得吗？元代杨仲宏为饶国吴公祝寿的诗，大概完整地包含了这种意味。他根据诗句设想人物，也可以说是善于颂扬了。三山林太史亨大把诗的开头十四字分作韵脚，与缙绅大夫各作一首诗，为户部员外郎叶亨叔的父母祝寿。莆田吴太史汝贤又把十四韵总合成一首诗，分开来倡导，铿然如金声初发；合起来唱和，铿锵如玉声终止。诸位君子也可以说是善于颂扬了吧？叔通得到这些诗，准备汇集成一轴，快马带回去为父母祝寿。因为诗作必须有序，所以请我作序。叔通的先祖是徽州休宁人，到了祖父才以客居游历而定居闽地，所以登科记录仍署籍为休宁。我家也是休宁人，和叔通在京师相识，并且详细了解他的世系。叔通的父亲仁甫君最为孝友，曾经追慕父母，作《官林风木图》，人们看重他的志向，纷纷作诗歌咏。他敬重地侍奉兄长，凡是财物资用都少取多让；然而爱护抚养侄子与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厚薄之分。他的别墅之间有几株古松，又引泉水形成水沟，他在其中徜徉，自号松涧道人。他高雅的情怀和脱俗的风韵，谈论者都很推重。他的妻子林氏，以恭敬、端正、慈爱、贤淑的德行帮助成就他的家庭。大凡闽地做父母的，若有不如意之处，往往彼此叹息说：‘哪里能有像叶翁、林姥这样贤能的人来治理家庭呢？’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叔通以进士身份历任官职，做到户部官员。成化乙未年，他因考绩列为优等，蒙恩受敕封父亲为承德郎、母亲为宜人，奉着品级服饰来荣耀双亲，又积累郎官、大夫的俸禄来供养他们。二位老人都年满六十，健康地在堂上；大凡乡里的做子女的，若有不如意之处，往往彼此叹息说：‘哪里能有像叶家儿子这样有才，而使父母不快乐呢？’所谓父母俱在、贤德、尊贵、长寿，一家都具备，整个乡里像叶氏这样快乐的，确实很少。诸位君子的诗，果然可以说是善于颂扬而不是虚妄的了。叔通正凭借学问才术进入仕途，名位将越来越高，那么二位老人受封的荣耀也会越来越多，寿命更加长久，德行更加盛美，他们的快乐也应当更加广大。善于言说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而传播它，声音流布不止，难道不会更加兴盛而不能自已吗？我听说，庄子说大椿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这是寓言。到了宋代有人作‘一椿五桂’的句子，才开始用它比喻父亲，同时寄托祝寿之意。《诗经》说：‘诗中为什么得到忘忧草？说是把它种在北堂。’‘背’就是北堂。按礼制，妇人在北堂洗濯；医书又称萱草为宜男萱，用来比喻母亲大概取义于此。然而‘萱’和‘谖’实际上不能相通。《说文》中的‘萱’写作‘蕿’，大概自唐代改变古文六经而解释今文，便把‘蕿’改成了‘谖’。不了解的人竟说‘谖’是本字、‘萱’是俗体，难道真是这样吗？因此为此堂作序，也一并谈到这件事。大概先说明义理、意义，后考订训诂，也是著述体例中不可废弃的部分吧。《庆通政使司右参议王君序》灵璧人王必照与我同年考中丙戌进士，及第后出任江西乐安知县三年，政绩有成，吏部向皇上请示，召他回朝，授任监察御史。一天，他在奉天门下奏事，声音洪亮流畅，举止没有失当，皇上为之动容。退朝以后，朝廷缙绅大为喧传，纷纷询问奏事的人是谁，大概王君的名声一日之间传遍朝廷而闻名四方。过了很久，鸿胪寺把少卿缺员上报，皇上对他留意，却没有成功。成化戊戌年，通政司把参议缺员上报，皇上又注意到他，而吏部恰好推荐王君，于是皇上授予他此职。廷谢之日，缙绅又纷纷议论说：‘合宜啊！’王君当时，我们同榜士人中任御史的最为兴盛，于是杨维祯、屠朝宗联合各位同官的心意，请我代为表达私人祝贺。我无法推辞，于是告诉他们说：‘虞舜朝廷的九官中，龙任纳言。中古以来，设置门下省以及中书、尚书二省，分掌宰相的责任，大概就是今天的通政司。朝廷内外各部门的章奏文书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要逐一审察后报告皇上；下面主管事务的机构又要接受已经核定的文书，逐一审察后才能施行。天下防范伪诈、谨慎考核功绩，本来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办理的，所以设置参议两人，分日处理事务，来辅助长官和副职。’ 他们参与谋议、进退任免以及恩礼待遇，大体都与六部相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本来就不足以承当皇上的心意、符合士人舆论。王君通晓经学、考究古事，是有声望的进士；约束自己、爱护百姓，是贤良的官吏；遵守法令、尽心职守，是有才干的御史。他的声誉在人们心中，并非一日形成。蒙受知遇而受到显著升迁，本来就是应当有的，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言语显露在外吗？但我私下听说，舜任命龙时的言辞，大概深深担忧谗言毁坏德行、惊动我的众人，并希望他出纳言语能够允当；由此可知责任的艰难。如今的通政，是古代的纳言，职掌虽稍有不同，但士君子抱有体用之学，怀着施恩泽于天下的志向，本来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尽心。何况领取大夫的俸禄，每日面对天子的朝廷呢？王君努力吧！崇高的阶阶和丰厚的恩宠，是将来等待他取得成绩的，我想还没有尽头。《存思四咏序》

译《存思四咏》是缙绅大夫士人为无锡人华春所作的一部诗集。起初，华春的祖父源长具有至诚的性情，曾割股使母亲顾氏的疾病痊愈。不幸二十六岁便去世，乡人称他为孝子。源长去世时，把儿子托付给母亲，却没有托付给妻子邹氏。邹氏认为丈夫没有真正体谅自己的心意，趁病情还没有恶化，偷偷进入房中上吊自尽，当时二十二岁，乡人称她为节妇。遗孤本常当时才三岁，依靠顾氏抚养教育；等到长大成人，顾氏也去世了。本常因为早年失去父母，不能完成奉养祖母的心愿，又不能彰显母亲的节操，于是把居室命名为‘存思’，终身感伤愤懑。算起华氏从顾氏到华春，大约已经历经四代、数十年，彼此音容久已不能相接；但华春仍然拳拳思慕而不忘，也可以说是贤者了。四首诗中，第一首题为‘托孤抚胤’，用来彰显顾氏的慈爱；第二首题为‘舍生明志’，用来彰显邹氏的节操；第三首题为‘乌鸟私情’，彰显本常爱重祖母；第四首题为‘陟岵瞻慕’，彰显本常孝敬父母。慈爱、节操、孝行、义举，集中在一个家门中，朝廷应当施行旌表典礼，以劝勉一乡。史官也应当为他们立传，以感化一代人。这些事情本来不因四首诗而有轻重之别；然而朝廷典章、史书传记，所关系的是一乡一国，这是公共法令，不是子孙所能代办的。向四处访求名公硕儒的诗歌，把他们的事迹传播到后世，以保存对他们的思念，这是家法，难道不是子孙应当做的吗？难道只是为了补充家谱的缺漏、向人展示美观吗？我曾考察《南齐书》，其中有华孝子华宝，他八岁时，父亲应当戍守长安，和他说：‘等我回来给你戴冠。’后来长安陷落，华宝七十岁还不戴冠，人们问他，他总是号哭悲痛，整日不止。大概无锡的华氏都出自华宝之后；而源长的高祖铉在元朝任都功德司都事，早逝，他的妻子陈氏到老都没有改变志节，当时旌表他们的里门为‘贞节之门’。这样看来，华氏的慈爱、节操、孝行、义举，是先世开启的，并非一日形成；后代应当继承，也必然世代不乏这样的人。古书记载说：‘爱到极点，精神便长存；诚到极点，名声便显著。’《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说的不正是华氏吗？华春谨慎温厚、喜好文章，具有世家大族谨慎厚重的风气，大概是华氏优秀的子弟。《西巡纪行诗序》诗有六义，风排在首位。所以先王每五年巡守一次，命太师陈述诗歌来观察民风，根据歌声的正变，探求风俗的浇薄淳厚以及国家治理与否，由此都可以知道。中古以来，巡守的礼制不再实行，于是有绣衣、直指、采访、观察等名目，仍然被称为观风使者。本朝每年命十五名监察御史巡按四方，是为了斟酌古今适宜之处，广泛寻求治理国家的途径。我的岳父御史公志德先生，成化丁酉年出巡山西，从此开始，到罢黜违法官吏若干人、审理未决案件若干件、体恤百姓隐情、兴起良好风俗，凡是可以施行的都竭尽力量。山西做官的人都佩服他的公正，出行的人歌颂他的教化，居住的人害怕他离开，又庆幸他将再次回来。先生交代任期东归以后，我到他的宅第拜伏求见，从行囊中得到一册纪行诗来阅读，便仰头叹息说：‘这就是先生所作的诗，其中是不是得到了西地人的真情呢？’诗中记载节气时序的推移，道路山川的险易，以及民间田野的苦乐、丰歉，大凡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口中询问访察到的，都寄托在诗里。虽然近代诗歌的声调不能不交错出现正声和变声，但忠于君主、体察国家的心意，明显流露在文辞之外；这些诗可以观察民风、考察吏治，不必刻意求工而自然工整。世间那些谈论诗歌的人，大多不过留恋景物、吟咏风月，弊端发展到迷惑善人、败坏雅正风俗，那么先王陈诗的制度，怎么可以废弃呢？有人编纂《皇明正音》，选取本卷诗歌收入其中，作为六义的一种体裁来保存，必然有识见的人会加以鉴赏。小子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我谨作此序交给公子珍，使他郑重收藏。《送湖广按察佥事汪君诗序》成化丁酉年秋天，我的朋友婺源人汪希颜服丧期满，卸任山西按察佥事，改任湖广刑部员外郎。黄宗器、行人汪仁夫与希颜有同乡同族的情谊，约请缙绅作诗为他送行，我为这些诗作序。湖广是楚地，纵横数千里，比各司都大，所辖府州十七、卫所三十六；按察官可以按时考察属吏的勤惰，平定刑狱，举察事务的利弊。士君子到了这里，也可以说是施展抱负的时候了。然而■〈豸尞〉峒蛮族地区在境内相互接连，荆襄旧地又容易发生变乱，朝廷长期驻扎重兵，简拔任命内外文武官员镇压控制，全部开设幕府，与三司共同治理。武昌作为三司所在地，职务繁重劳苦，也不能不说是困难。蛮夷、盗贼常常起于诉讼不公平、政务不治理以及官吏不得其人。近年来，朝廷刚刚报告征讨苗人的胜利，盗贼却在岳州、鄂州之间兴起，以至焚烧劫掠官府、杀害官吏百姓，势力逐渐蔓延，明天子不能没有南顾之忧。按照此事来论，湖广四境的责任，按察官首当其冲，没有可以推辞的地方。希颜以春秋举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曾奉诏到各地审理案件，很快有了声誉；又曾在山西试验自己的才干，他治理湖广本来完全能够胜任。然而古代君子总是担心不能竭尽忠诚，而不计较时势的难易、事务的繁简和自身的劳逸。我由此了解希颜了。当他提着印信分巡各地、专门掌管一道事务时，应当慨然以四境多有营垒为耻，周密考虑自己的职务，更加辅佐长官整饬所部文武下属，使诉讼清明、政事公平，蛮夷不起事，盗贼因此安宁，朝廷也更加不必忧虑用兵，难道不就差不多能与古代君子共享功名了吗？因受到推荐而升迁，按资历顺次调动，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对希颜说的；考察诸公诗中的意思，也大多和我相合，大概不必等到这篇序文了。《无逸子诗序》

译句容有位凌永澄先生，亲身奉行孝悌之道，又努力行各种善事，直到老年也没有衰减，于是自号无逸子。他乡里的人，无论老少，也都异口同声称他为‘无逸子’。翰林学士丘琼山当时任太史，采集他的事迹为他立传。好事者听说江南有这样的人，多为无逸子作诗。于是无逸子的名声更加显著。无逸子的儿子是乡贡进士，把诗集传送到礼部，将所得诗作编排成卷，捧来给我看。我读完后惆怅了很久，说：‘世道衰落、风俗浅薄，人离开道越来越远，所以有的人身体安逸而心灵劳苦，有的人身体劳苦而心灵安逸。身心的劳逸相互转化，人的德行或虚伪就系于此。像无逸子，难道本来就是劳苦身体来安逸心灵的人吗？我私下奇怪世人歌颂无逸子，都只知道他没有身体上的安逸，却不知道其中还存在心灵的安逸。’周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退朝后把它铭刻在几案坐席之间，反复告诫自己在敬与怠、义与欲之间谨慎。卫武公作《抑》诗自我警戒，尤其努力谨慎说话、敬慎威仪。考察当时这两位武王，都是九十多岁仍不自我放纵安逸，正是如此。他们最终都因圣德而获得称誉，记礼的人、编诗的人谨慎地记录下来，把它传给后世作为训诫。无逸子年轻时就成为士人，喜欢诵读《法》《诗》《礼》，今年将近八十岁，他在这些方面有所领会了吗？还是没有呢？他既把这些道理施行于自身，又用来成就自己的儿子，没有失掉美好的名声；他的心境宽舒安宁，资质本来就接近道了。难怪听到他事迹的人都能从他身上有所取法，并为他歌咏。那些奔逐利益、追逐欲望，想使身体安逸而使心灵劳苦的人，读无逸子的诗，考察无逸子的行为，能够不慨然有感于这部诗集的，恐怕很少。《戚里重庆录序》如今戚里中以敦厚和睦、喜好文章著称的，是孙氏。孙氏的老者称寿乐翁，是雪亭君的父亲，又是頥的祖父。成化戊戌年秋八月丁巳，寿乐翁七十岁，雪亭君也五十岁了。雪亭的儿子頥陪同父亲和母亲周淑人在堂上举酒，为老人祝寿，十分欢乐。随后亲族朋友全部聚集，依次庆贺，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停止；大家共同赞美、羡慕、欣悦、仰慕他们祖孙父子一时之间慈爱孝顺的盛况，于是大书匾额为‘重庆’。頥向有名望的人征求诗文，得到若干篇，汇编成册，题为《戚里重庆录》，刊刻流行，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孙氏世代居住山东邹平。寿乐是老人的别号，名续宗，字光裔，原来追赠为会昌侯。诸孙太师安国恭宪公是他的第四子，是圣烈慈寿皇太后的母弟；他的兄弟子侄，从太傅、大总戎以下，因勋戚并进，任职禁卫，身穿金绯服色的有十多人。老人历事宣宗、英宗以及当今皇帝，官至锦衣卫佥都指挥事，巍然有叔舅的尊贵地位却不骄傲。宣宗临朝时，他奉命护卫皇帝出行，老人必定随行；所获赐予极其丰厚，无法全部记载。其中大的赏赐，有龙书、凤诏、蟒衣、绣铠、番国进贡的刀、秘府收藏的图籍、内地的美好田地和著名园林，老人都必定参与受赐，隐然与国家共享富贵却不奢侈。老人曾在上林苑陪侍皇帝射箭，纵马左右奔驰，发箭全都命中，宣宗称赞他为‘奇才’；英宗复辟时，老人与兄弟拥护辅佐之功居多。他曾奉命前往询问临川王，入朝奏报符合皇帝旨意，俨然有良将的才干却不夸耀。老人所得大体如此，所以庆福集中到自身，既长寿又康健；延伸到后代，则由儿子传到孙子，并不是偶然得到的幸运。给堂取这个名称很是相称，这些诗作也不能没有流传。不过，庆福本来根源于善行的积累，长寿、富贵、康宁以美德为主；然而若不是上面有承受天命、赐福于人的君主，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这部书流传之后，使居住在戚里的人知道皇太后因为德行完备而福泽深厚，生下重华之主，开启重熙之运，把一人的庆福推及万邦；她所积累的圣善，深远而广大就是如此。孙氏有幸处在这个盛世，尤其可以在寿乐翁父子身上看到。诵读这些诗，想象他们的为人，更应当思考奉行礼法、遵守法令，把它作为立身保族的根基，并以骄奢自夸为戒。那么这些诗虽然出自一时赞美、羡慕、欣悦、仰慕之情，其用来规范子孙、警戒同辈、振兴尊老好德之心的作用，岂不是更加重大吗？难道只是记载饮酒赋诗的快乐而已吗？老人性情清简，喜爱儒雅素朴，所种竹子在京师首屈一指。我每次经过他那里，他必定殷勤挽留。在清凉苍翠的竹阴中，整天游玩交往，歌唱长啸的快乐，使人忘记自己身份尊贵而且年老。雪亭君名瑛，字廷璧，官为锦衣指挥使，以雪亭自号，想与文人雅士争胜，并远离外在的声名利禄。他承接老人的庆福、启迪后代，前途还没有尽头。頥字养正，更加敦厚和睦，像他的父亲一样喜爱文章，而且对编纂这部书格外用心，尤其可以说是孙氏的优秀公子。《篁墩十二咏序》

译凡是我们程氏居住在新安的，祖先都出自梁朝将军忠壮公。忠壮公出生时就很奇异，曾亲手杀死妖蜃，以安定百姓居处；又召集乡兵抵抗侯景，于是成为大将，多次击败魏、周的军队，最终死于军中。他死时尤其奇异，乡人感念他保全全郡百姓性命的功劳，共同为他建祠祭祀。水旱灾害和疾病疫疠发生时，他的神灵感应如同回声一般迅速。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尊奉他为王，以神明之礼事奉他。如今已经一千多年了，他的子孙更加兴盛，乡人祈求和报答他的礼仪也更加严肃。《礼记》所说“以功劳安定国家，以死勤勉于职事”，又兼有抵御灾害、捍卫祸患之义的，大概说的就是忠壮公吧？忠壮公原本居住在休宁篁墩，后来把那里割给歙县。凡是奉祀他的墓穴、坛场和墙垣，以及遗留下来的一座台、一处池塘、一株树、一块石头，居住的人和过往的行旅至今还能清清楚楚地指认其处。在山顶、水边，大多有川灵河伯替他呵护守卫，禁止人们亵渎。忠壮公的盛大功烈在人们心中就是这样。我不才，近来得到朝廷许可，来到故乡扫墓，才得以伏拜祠下；回顾瞻望，徘徊四顾，找到遗迹十二处，却忧虑它们散落各地、没有统属，于是各写一首诗，并把相关事迹系附在诗后，奉给大人们求正。大人非常高兴，俯身作诗唱和。各位兄弟、子孙以及乡人中的寓居官员听说后，也纷纷起来作诗，于是编成了这部大书。每人写成一篇，收藏在家中，用来给后人看。唉，忠壮公的盛大功烈，难道要等到我这个小子有所称述之后，才在世上显明吗？只是他生前死后之间所以能够蒙受上天恩泽、巍然显灵，独异于普通众人的事迹，有的遗漏于史官而没有记载，有的虽载入郡志却不完备，有的在故老相传中已经失真，所以取这些诗来加以订正，希望对补足史实万分之一有所帮助罢了。成化十四年岁次戊戌冬十二月月初，第三十四世孙敏政拜手书写。赠给朱克绍处士的序 徽州歙县的大夫在成化己亥年春正月望日于学校举行乡饮酒礼，歙县有位朱克绍处士也参加了。酒席将结束时，介、僎相互谦让座次，郡县大夫共同赞美他的到来，学官和弟子共同以他的饮食为乐。礼仪完成后，又准备相继到他的住宅去致敬，便派人来请我说：“希望您写几句话，来劝勉故乡的老人。”当时我正因蒙赐假日探亲，从南方返回京城，大概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处士，只听别人说：“朱氏世代居住在环溪之上，有位希生君，凭文章和品行闻名当时，号称止足，建了一座亭子居住，借此安度晚年。”已故大司寇杨公确实为他作过铭文。处士就是希生君的孙子。他性情善良谨慎，喜欢求学问道，曾出游西京以及吴、楚、齐、鲁各地，胸怀浩然之气归来，扫除一间轩室来抚琴，号称友桐。听说他的人说：“朱君真雅正啊！办理双亲丧事完全合乎礼制，斥弃佛教，不采用浮屠之法，在墓旁结庐守墓，号称慕庵。”见到他的人说：“朱君真孝啊！”他铲平黄茆岭、徐潭等险要道路，以便利往来；又割出汪村的林地埋葬贫困者，称为义冢。经过那里的人说：“朱君真仁义啊！”因此，处士的贤德在不知不觉间盖过了全乡的人，所以举行乡饮酒礼时，大家都这样推重他。郡县大夫以礼敬重他，没有谁敢落在后面。乡饮酒礼，是用来表示尊敬谦让、彰明教化的。尊敬一个人，百姓就不会轻慢；谦让一个人，百姓就不会争斗。不轻慢、不争斗，教化推行而风俗形成，这对于王政关系极大。假如年齿、德行不相称的人偶然坐在上位，面对这样的情形，礼仪又有多少不会成为虚文呢？在酒杯和食器之间，可敬可让，像朱处士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愧的。学官和弟子随之宣扬他的德行，因此体现了君子愿意帮助别人成就善行的心意，也符合孔子所说：“我观察乡饮酒礼，便知道王道是多么容易实行。”从一个郡推知天下，那么我朝历代圣主长久地涵养百姓、施加恩泽，教化日益兴盛，应该不会没有年长者在春风吹拂的土屋下，含着食物、击打土块，歌唱太平吧？我便因处士而产生了这样的思考。处士共有九个儿子，其中成为郡学弟子员的有两人，名叫祺、佑，都淳厚谨慎，勤于修养，日后一定能显扬他的家族。为汪君尚愉夫妇六十寿辰作序 我在去年冬天向皇上请假，得到回乡祭祀的许可，回到新安。到家第三天，便伏拜篁墩先世祖先梁忠壮公的祠庙，并巡视墓田所在。长翰山有程氏子弟居住，因为住处很近，世代掌管墓田的收入。长翰的程氏虽然很多，但有个名叫瑞的人，能够清楚地指认忠壮公射蜃、御寇等遗迹，实在没有辜负我族人的身份。第二天我又到乌聊山拜谒唐越国汪公的祠庙，因为这两位公侯对新安都有大功，所以祠庙至今子孙繁盛，也大致相等。第二年春天，我返回京师，各族子弟大多送我到浦口才告别，只有瑞依依不舍，似乎心中仍不能释然。第二天到了淳安，他拜请我说：“瑞的外舅尚愉汪君，也是越国公的后代。他因为知礼崇义而闻名乡里，乡里人称他为长者，今年大概六十岁了。他生于五月十二日；外姑郑氏，是进士、永清县令行简的女儿，与外舅同岁，生于十二月十五日。夫妻同老一堂，享受子女奉养，没有衣食方面的忧虑。希望宗族长辈赐写几句话。”程、汪两家世代通婚，我一生为人写祝庆文章，所得文字最多的，只有汪氏家族。自从我南归以来，因为蒙赐的假期非常紧迫，所有应酬文章都一概谢绝，唯独瑞跟随船只前来，他的情意真挚，请求又恳切，所以无法推辞。新安处在万山之中，当地人乐于耕作而专心求学，遇到年成不好也不迁徙，良民和卑贱者各有等级差别，所以大家族、世族能够彼此保持而不离散，程、汪两家尤其如此。这里山川四面阻隔，风俗气质敦厚完备，人们靠土地生活，因此长寿者很多。根据我所听到、看到的情况考察，像潜口的汪氏、横冈的胡氏老人，都在九十岁时蒙受穿戴冠服的恩宠；又有节妇叶氏到一百岁才为她旌表门闾。她的长寿不只在乡里闻名，终于还闻名于朝廷，正是如此。何况先祖积累的德泽已经深厚，而本人又有足够的德行来承接延续它呢？我知道尚愉夫妇的寿命由六十岁超过七十岁，进而盼望八九十岁，甚至或许达到期颐之年，这还无法预知。于是写下这些话交给瑞，让他写出并悬挂在厅堂上，作为举杯祝寿者的先导。《志云先生集》序

译《志云诗集》共若干卷，是钱唐方先生所著。先生名冕，字元服，别号志云。虽然家在钱唐，但在金陵居住最久。年轻时曾有志于为世所用，后来在科场上不得意，便完全放弃原来所学，大力创作古文辞，在士大夫间获得声名。正统年间，翰林侍读学士石溪周公把他的文章和品行荐给朝廷，没有得到答复。先生更加潜心于六经以及历代的书籍，开门授徒，不再有出仕为世所用的志向。当时周公分掌南京翰林院，职务清闲简少，便约先生等几个人结成诗社，天天在白下的山水之间游赏。因此先生虽然各种创作都擅长，但尤其没有比诗更出色的。平江侯陈庄敏公奉诏留守南京，向来了解先生，又推荐他，让他教授自己的诸子经书，于是先生才得到训导的任命。庄敏公去世后，先生的任期也将满，他的嗣子平江伯陈公担心先生一旦离去，自己失去老师，便上书请求挽留，于是先生再次得到教谕的任命。成化初年，陈公巡视两广，后来又因漕运事务驻守淮扬，两次更换镇守之地，先生都随行。于是向南渡过湘江，越过五岭，下到苍梧，走遍百粤地区；向北渡过大江，经过重重湖泊，往来于徐州、邳州，走遍楚地旧有的疆域。与他交往的都是名公巨儒，听闻更加广博，见识更加壮阔，诗才也更加昌盛，足以在当时歌咏盛世。陈公在治理军务的空闲，取出先生的诗稿，分别按类别编排，辑成这部集子，准备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我阅读了好几天，了解了它的大致特点：文辞丰富，语言畅达，格调都有所本源，并不是随便创作出来的。然而我私下听说，三百篇之后，像楚国的《离骚》，像汉魏诗歌选本，遥远得难以企及。后世以来，诗歌越变越多，格调也越降越低。只有唐代杜子美竭力追踪古代作品，被称为正宗；其次是杨伯谦编选的《唐音》，选取诠释精审，自成一家之言，谈论诗歌的人都很推重它。先生风神清峻，天性聪颖深沉，又加上学问功夫，本来就以唐诗为师法，想要薄视《骚》《选》，向上追求《风》《雅》的遗意；才力所及，终于超越一般作者的范围，达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流传。然而杜子美早年曾与严挺之交好，严挺之的儿子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时，杜子美在幕府，严武厚待他，却不曾把他当作执友。陈公是世代勋臣之后，尊贵地位是大将，而对先生却行弟子之礼，恭敬远远超过严武。看他在外地分掌军政，声誉和政绩都很显著，凡是入朝有所议论建言的，全都恳切明白，可以提出施行；退居幕府时，往往请出前代遗老，向他们讲求政事。即使和宾客雅歌投壶，来满足自己的兴致，也依然保有古代儒将的风范。考察他学问和品行的渊源，他从父兄、老师、朋友那里得到的教益一定很深。由此看来，先生值得流传的作为，难道只有诗吗？不过，诗是内心的声音。读他的诗，推究他的志向，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这就是陈公对这部诗集如此拳拳用心的原因，也像过去评论杜子美的人所说的：他入蜀以后晚年的诗尤其精妙，大概是因为经历得多。如今先生已经七十岁了，一生的足迹也不能说不远，精力正强健，应酬交往也没有衰减。将来他所写成的诗，我哪里能够窥见其全貌呢？《恩养堂八咏》送王世英员外南还序 皇明以孝道治理天下，凡是朝廷臣子离开父母已久的，准许回乡省亲；年老而没有其他儿子的，准许回去奉养父母。这写入法令，大概是空前的典章。户部员外郎王世英，家在福建，父亲年已八十仍在堂上，又没有其他儿子，而福建又是距离京师最远的地方，音信往来十分艰难，于是把实情上报，得到皇上依照法令批准，拜受恩典南归；并且预先用“恩养”二字题写他的厅堂匾额，以表达喜悦之意。同年朋友礼部侍郎施彦厚以及私交王世英的九个人，也都替他高兴。他们按照他的心意作《恩养堂八咏》，叙述他的归行，然后退下来让我作序。我从孟子那里听说：孝子的孝心达到极点，没有比尊敬父母更大的；尊亲之道达到极点，没有比让父母享受天下的奉养更大的。所谓以天下奉养父母，是天子的孝道；次一等，诸侯可以用他的国来奉养父母，卿大夫可以用他的家来奉养父母。自从封建制度废除，诸侯没有食邑，卿大夫没有采地，那么用皇上的恩典来奉养父母，孝心难道还不算达到极点吗？世英曾因考核成绩优异而蒙受褒奖封赠，使奉养父母的志愿得以实现；又积累了郎官、大夫的俸禄，可以奉养父母的饮食起居，他所受的恩养本来已经很深了，但仍觉得不够，务必要解除官场的羁绊，退下来侍奉父母身边，希望奉献父母晚年的欢乐，像婴儿依恋父母那样，使父母得到安慰喜悦，寿命更加增长，身体更加健康，这才算尽了他一生的心愿。唉！这种孝心推而广之并发挥到极致，可以光照四海，通达神明。公卿台阁的高位不足以使他更加荣耀，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也不足以使他更加富有。士大夫往往能够谈论这种道理，但寻求像世英这样实行的人，却没有几个。世英早年凭《春秋》在众多士子中取得第一，考中甲第，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担任会试同考官一次，两次总核东广、两浙的钱粮事务。他的文章名声和政绩在当时都十分突出，而这次举动尤其足以看出他的重大节操。虽然这也是因为他天资高、学习用力勇猛，有过人之处，但我朝以孝治天下、长期涵养熏陶的深厚恩泽，以及老人家庭教育的笃实，也不能被抹杀。世英回去吧！福建人登上这座堂、吟诵这些诗，一定会仰头诵道：“圣明天子能够体恤群臣，不遗漏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意，像这样把恩典施加于人家的父子。”又一定会低头感叹：“世英忠于职守而得到皇上赏识，于是能够受到这样的恩典以奉养父母；有父亲善于教导，才使儿子得到这样的恩养，这对于世间教化大概很有补益。”不过，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从孝子中要求忠臣。我知道将来有一个人从属官之中崛起，名位不断升高，声名传布于人口而为皇上所记挂，那个人一定就是我们的世英了。为封刑科给事中怡庵杨先生八十寿辰作序

译我每次读前代史书，看到那些以孝友著称、独自行善的人，言语似乎木讷而难以出口，行为似乎迟钝而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等到考察他们一生的作为，才发现他们的诚信和顺足以大大维系世间教化，他们的忠厚足以暗中有利于人家和国家。与那些能说会道、行动敏捷的人相比，后者虽然足以使自己一时快意、取得名声，但君子终究不会因此把前者看低。我朝祖宗以来，像文华殿大学士权谨、因孝而起的礼部尚书郑沂、因义而起的义门之士，都是从平民身份受官，官秩升迁不循常次。百余年来，风俗人心没有非常陷入乖戾，难道不是先朝有人倡导率领的缘故吗？我的朋友、淮人杨贯之的父亲怡庵先生，大概接近士人所说的孝友而独行善道的人了。先生性情谨慎整饬，读书明理，不做只供口耳之学的习气。早年丧父，平时靠授徒来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部使者和郡守共同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大书题写他的里门为“孝子杨某之门”。中年丧偶后，独自携带两个孤儿，教养他们成人，不再婚娶，担心后妻不是合适的人。这样鳏居了三十年。长子贯之谨慎奉行教诲，努力学习，终于考中进士，历任大理寺左寺丞；曾经因恩典推及父亲，封先生为刑科给事中。贯之迎接先生到京师奉养，我曾前去拜候，聆听他的言谈，在堂下拜了两拜说：“这正是我每次读前代史书时想见却不能见到的人啊！”成化己亥年六月二十三日，是先生八十岁的生日。凡是与贯之结交的人，大多作歌诗为先生祝寿，请我作序。我私下听《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左传》又说：“仁者长寿。”世上难道有像先生这样喜好美德的人，却不能获得高寿、享有大福的吗？世道衰落、风俗改变，百姓的德行不厚，略有一点长处和小小善行，便自以为很了不起；何况受到旌表门闾的典礼、蒙受推恩封官的法令，寿命超过耄耋，福庆延及子孙，幸而得到这些，骄矜之情一定更加厉害。先生却正是言语木讷，似乎不能出口；行为迟钝，似乎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这难道正是他所作所为无人能够企及的原因吗？何况他有贯之这样的儿子，德性淳厚朴实而不浮华，才略深长而不外露，正渐渐走上执政之途。权谨、郑沂二公的事业，本来就有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的地方；上天报答善人，原来就是这样吗？谨叙述这些事，等待着看其后果，也作为举杯祝寿者的先导。送南京户部主事汪惟中序 士人一定要经过实际考验，天下才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如今士人出身任官，大概没有比县令更难的了。朝廷内外的大官在上面临督，百姓在下面把性命托付给他，官秩低而事务繁多。县令经受考验而取得成效，这样的人才可以承担更大的任用。歙县人汪惟中任福建长乐县令，将近六年，百姓感戴他，不肯舍弃。上级长官认为他有才干，把他推荐给朝廷。吏部考核后说：“确实如此。”便依照惯例请皇上旌表他的政绩，召回京城，提升为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官秩尊贵了，事务却更加繁多。但我料想惟中在这里不会有什么难以处理的事，正是因为他已经受过实际考验。惟中年轻时凭《春秋》考中进士，并不热衷于攀附朝廷权贵，却安心在县任上待了很久；不因别人使自己受挫而忧恨，也不把百姓疏远在外，而是像爱护子女那样施惠于他们，可以说已经懂得施政的根本了。何况钱粮事务本来就是县令的常职呢？不过，这只是一县的钱粮，南京户部江西司所属各郡的钱粮都在那里，不能轻视。公文簿册、历法、山川、委任和衡量等事务陈列于庭，务必使百姓应当缴纳的按数缴纳，百姓交口称赞说：“这个人不以损公肥私来求取钓誉。”长官以礼对待他的属吏并称赞他说：“处置事务精明强干，是经过实际考验的人。”难道不是与旌表、召回的恩宠相称吗？或者还不止如此。国朝制度规定，六部各司的清廉官吏，听到他们在官衔上加“清”字；所谓清廉，是士人本来就应有的品德，并不是经过一次考验才成为清官。惟中任县令时已经清廉。如今进入户部，准备承担更大的任用，难道要从这里开始吗？希望他能够始终如此，这是乡人的期望。《篁墩文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三 （明）程敏政撰 序 赠都昌令吴君廷端考绩南还序 我的朋友吴廷端治理都昌六年，把政绩上报京师后归来。乡里在官任职的人纷纷来拜访我，请求说：“从前那些年，吏部查阅官员名册、考察荐举文书，发现了若干位由乡贡进士起任县令的贤能之人，准备向朝廷请求征召他们，以充任台臣的候选，廷端也在其中。后来事情被中途阻止，终于没有实行。这次他回来，政绩已经成就，声名也得到信任，理应有特别的旌表，以劝勉天下做县令的人。现在却只写了两次最高等的考绩便让他回来，使他和普通官吏相同。这当然不是廷端所能预先料到的，可我们似乎总觉得不足，难道掌管选官的长官本来就对廷端另有深意吗？”您认为怎样？我说：“这自然有道理。把群臣百官汇集起来排列考核，难道没有希望求得知遇、谋求前途的人吗？只是提拔得太急，有的人会在中途败坏，有的人会晚年毁掉节操，所以掌管选官的人对此很慎重。廷端没有能够被征召，并不是吏部故意迟迟不办，而是要长久培养他，使他的成就更加宏大。《萃卦》六二说：‘有所牵引，吉祥而无灾咎。’吏部正是取此意。仁人最初的心情，谁不锐意追求功名呢？但一旦得到功名，有的人便自负矜持而抛弃平生操守；一旦失去机会，有的人便消沉沮丧，终于无所作为、不能自立，这样的人实在很多。” 所以一定要有像廷端这样胸怀激昂、自信自许的人，知道敬慎端正地尽职，不计较晋升迟缓、路途遥远。这样的人虽然看起来安然自若，好像不向别人求取什么，但功业成就、声誉兴起之后，将会有人忙于求取他，反而没有空闲顾及别人。《晋卦》初六说：‘前进如同受到摧折，守正则吉；没有人信任，宽裕自守就没有灾咎。’廷端正应当以此自处。拿这个道理来看，难道能说吏部不急于安排贤能之人，是没有深意吗？不能这样说。”乡人听了认为怎样？大家都感慨地应答说：“说得对！”因为我与廷端有世代交好的情谊，他们请求我推演阐发这些话，交给同行的洪朝宗君和乡进士方良弼君，让他们写下来，作为为廷端饯行的赠言。廷端的吴氏出自徽州歙县新墟，是少司马致政先生的幼子。他见识广博，才华充足，志向宏大，今后所建立的事业，我大概无法预料。廷端的弟弟廷章以及侄子瀚，又相继考中乡试，他家的世代恩泽也还没有衰竭。《审济录》序

译成化丙申、丁酉年间，圣明天子因星象变异、水灾为警告，于是派出审刑使、赈济使，把皇上的德意奉行到四方。当时我的朋友张存简君以刑部郎中的身份连续多年出行。张君审理刑狱时，分管的地区在京畿各郡，释放了若干被判死刑的囚犯，大致以肃清风俗、端正伦理、抑制强暴为主。他赈济灾民时，分管的地区在兖州，向神灵祈祷，谋划于众人，筹划劝导富户分粮救济，没有留下任何思虑不到的地方。他救活的人大概无法计数，因此感受到不死之恩、解除倒悬之苦的人，有的在道路上歌唱，有的在家中祭祀他，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唉！圣明天子一念仁心，施布恩泽给百姓，想要得到贤能之才共同谋划治理，最终感动上天，使民生得以安定；这固然不是张君一人的力量，但他上承圣心、下慰民望，在当时官员中寻求，确实没有谁能一概与他相比。张君认为这两项使命都关系到百姓性命的大事，于是亲手辑录他所经办判决的案件和筹划措施，联缀成一部大书，题名《审济录》。他偶尔拿来给我看，我反复读了几遍后还给他，大概可以称得上像秤衡量物品一样公平，像良药医治疾病一样有效，流传后世可以施行，质问明神也没有愧色吧。从前裴行俭论说士人要取得长远成就，先看器量见识，后看文章技艺。欧阳公常常教人学习吏事，说：“文章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足以惠及万物。”古代贤人君子的心，是对上以德行事，对下为百姓谋利的心。可是近代以来，评论士人把辞藻看得最高，凡是刊刻流传的，不是诗集就是文稿。士人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器量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有人取张君这部书来读，却不把它当作使自己劳累的案牍之事，不读完一卷就想睡觉，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张君名文，是泰州人，由进士高第出身；性情端正谨慎，不苟且随便，顺从忧虑时局、惠泽万物的心意，没有一天不把它宣之于口、落实于实际。近来接受推荐，担任浙江按察副使，大概是朝廷大臣看重他的平生，而皇上也完全知道他的名声。为段叔诚先生八十寿辰作序 我恭敬地听家父尚书公说，河间是京畿北部的大郡，建国初年战乱之后，居民很少；在郡中以做官、求学世代相承而有名望的人，大多是从其他郡迁来的，并非当地土著。交河段氏就是其中之一。段氏祖先居住在山东禹城，有一位名叫准的人，永乐年间任河间府通判，对百姓有惠政。他去世时家贫，不能归葬故乡，便留葬在交河县里村的原野上。五个儿子随之在此安家。长子名愉，贤能而早逝；次子名恂，就是所谓叔诚先生。宣德年间，他稍稍出仕，任阴阳学正，领取俸禄。先生的二弟恒任唐府审理，幼弟慎历任湖广布政司参议。这两人都因科举出仕，和家父同学，关系最为亲密。后来他们都在四方做官，没有顾及经营家业。叔诚先生和他的长弟怡身共同主持家政，修明父兄遗留下来的教诲，使家族门第更加显大，也成就了子孙。人们由此知道，通判公留下的恩泽还没有断绝。到了中年以后，先生兄弟大多已经去世，他又想到自己的头发已经斑白，便辞官退居家中，在田野间自得其乐，仿佛与世事相忘。而长子裕能够继承先生的官职，次子佑是郡学学生，研习经术以等待任用。先生有十多个侄子，孙子六人。每天早晚，孙辈依次登堂问候起居；他拄杖穿鞋所经过的地方，人们都以为荣耀。一县之内，谈到世家大族，必定说段氏。先生如今已经八十岁了。参议公的女婿、礼科都给事中唐章君偶然相互谈论说：“叔诚先生的寿辰在这一年十月的吉日，我来绘制一幅图。”缙绅士大夫听闻他的德行风范，又与唐君交情深厚，也为他作了若干首诗。您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来作为倡导吗？我出生得晚，没能在先生床下拜见，但恭敬地从家父那里听闻先生的为人，知道他淳厚谨慎的品行年老后更加笃实，康健强壮的福气会长久而更加昌盛。于是谨慎答应说：“好。”并这样详细记述他的世德以及两家世代交好的情谊。唉，我家出自新安，唐君出自姑苏，也都是从其他郡迁来河间居住，而且已经好几代了。传记说：“光明长远，并且自身还会发出光耀。” 那么对于先生的寿辰，难道不应该乐于称道，使我们这些老人更加安然地居于上位，享受子孙的奉养；使年轻人有所观摩效法，努力不失去家族世代相守的传统吗？这难道不是一个乡里、一个时代的盛事吗？绩溪坊市程氏族谱序

译我们程氏居住在新安，至今已经一千多年。族人散居各县，又蔓延到邻近各郡。其中大而显赫的，共有一百多支。各族以所居之地作为望族标志，而每一望族聚居的人，大约有几十到几百人。族谱无法全部记载。于是各望族分别编写本族中世以来的祖先，一直下记到孙、曾孙，用来排列昭穆、区别亲疏。如果向上追溯，那么他们的始祖都出自篁墩祖，即晋代新安太守元谭、陈代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灵洗。这一点历经百世也不能改变。程氏有总谱，起于周代，终于五代。宋代都官郎中程祁所编次，大概续修族谱的人一定把它放在开头，然后再叙述本支宗族。绩溪坊市程氏就是其中一支。忠壮公的后裔中有一人名药，唐光化年间任金乡县令。绩溪各支程氏的祖先中，金乡县令的后裔念五公最初迁居县城坊市。念五的曾孙于是分为天麒、天麟、文凤三大支。天麒的儿子叫宜、祥、瑞；天麟的儿子叫福、平；文凤的儿子叫润、康。福的儿子以恭，精通书算，洪武初年在靖江相府任职，被授为汉阳河泊大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润的儿子以忠，洪武庚申年以人才身份被举荐，任河南永宁县知县，后来改任潮州程乡县令，在百姓中留下惠政。平的儿子以诚，以诚的儿子彦亨。平因事获罪，被贬到陕西延安。彦亨凭太学生身份上书请求让他的祖父回来，言辞非常恳切，高庙怜悯他而释放了平。彦亨在洪武庚午年参加应天府乡试，当时朝廷派诸王出兵边地，以封建策问考察诸生，彦亨的回答列为第一，于是提升为辽府纪善，进而任左长史。永乐初年，他因触犯靖难之事获判重罪。彦亨曾亲手编写坊市族谱，传给族人。他的后代宜的玄孙、如今的太学生愈大，又进一步修葺增补。先世忠孝的行为和诗书的恩泽，见于故春坊司直汪仲鲁公以及诸位君子的作品中，都完整保存着。这也可以说是兴盛了。我不才，曾有志于会集新安各支程氏，发掘他们所收藏的谱牒，互相参照考订，编成全族的定谱。然而宗法废弃已经很久，势必无法合并，因此常有望洋兴叹、力所不及的感慨。唯独庆幸族中贤者有如愈大，忠厚博雅，专心致志于此事，力求不失去世代相守的传统，并思考如何承接延续，难道不值得尊重吗？我见程氏各族的谱牒中，脱漏、错误、颠倒之处很多，这种情况也往往存在。例如忠壮公第十三世孙中有洎、沚、浑、泽、澐、湘、淘、汾八房，在唐朝末年最为兴盛。黄巢之乱时，澐召集乡兵守卫东密岩，以捍卫休宁、开化的边境，多次升任至御史中丞，号称岩将。澐去世后，淘以国子祭酒的身份继承；淘去世后，沚的儿子旭又继承。旭就是坊市族谱所说的金乡县令，另一个名字叫药。然而各谱都称旭为岩将，而旭在开化龙山有祠庙，宋朝赐额“显佑”。用坊市族谱来考证，两者并不相同。难道最初迁来的人其实是旭的子孙，编谱时推究本支根源，因而把他们合并记载了吗？不过世代相隔久远、人事已经消亡，想要追究几十、几百世以前的往事，是形势所不能做到的；尊崇祖先、敬奉宗族，思考如何在几十、几百世之后使后人更加笃实，却是道理上可以努力做到的。愈大的族人，或许应当体会这个意思，然后才可以和他们一起读这部族谱。愈大有才干见识，喜爱学习，兼通各家学问，将来显扬事业，大概会使这部族谱增光，所以我为它作序。《诗坛丛韵》序 滁阳吴孟章君虽然世代为将，但博学高雅，喜好文章，喜欢创作歌诗，和学士大夫交游往来。他曾认为按韵编排的类书在平声方面详细、仄声方面简略，于是编成《诗坛丛韵》若干卷，四声全都具备，总计若干万字。我得到这部书阅读，发现它叙述事理、辑录言论，有条理而抓住要点，确实有益于近世作诗的人。它搜集的材料已经涉及数十、上百家，但志向仍未满足；写稿的纸笔费用已经一再增加，仍没有停止修改；辛勤用力积累了十多年，之后才得以完成。这也可以说很难了。声诗的学说，开始于虞舜朝廷，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才完备。它的义理宏大而内容广博，散见各处，无法穷尽。因此有类书的编纂，来方便学习者；这不只是为诗歌作注释，也是学习诗歌的基础。考察《七略》的分类和《崇文总目》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其中有的声调偏正不合规范，有的事例取舍失当，读者对此感到忧虑。我高祖高皇帝在南北统一之初，首先命儒臣编纂《洪武正韵》，统一五方语音，革除旧习的鄙陋，给天下带来恩惠，以求恢复虞舜朝廷诗歌声律的制度，这是惠及万世的功业。我文皇帝入继大统，也首先召集天下儒生编纂《永乐大典》，其方法是用韵部统辖文字，用文字联系事类；凡是涉及“兴、观、群、怨”宗旨、可以帮助人广博见闻、通晓事物的内容，几乎全都包罗其中，也是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然而它收藏在秘密省府，世人不能看到。像吴君编写这部书，凭借他独自承担的力量，加上善于选择材料的功夫，难道没有违背两位圣主的制度，并且得到了博闻多识的教益吗？如今天下同文的治理已经和洽百年。我私下认为，能以文章言说的人，应当从这当中出现，撰写雅颂诗篇，歌咏一代盛况，逐步接近古代作者，吴君这部书一定与此相合。毕竟舍弃翻阅查考的劳苦，而寻求简便的快乐，本来就是人的常情。我又听说，康节邵子治学，从声音律吕入手，穷尽天下的言辞，概括天下的形象，推究天下的变化，统摄天下的占验，与《易经》圣人的道理相互表里；这大概是儒者先天之学的正统学说。然而它的传承已经泯灭，世上的学者不能理解其中道理，往往诋毁它，把它当作异端。我私下对此感到惭愧，想要学习却没有做到。吴君钻研声诗之学已经很久，如果进一步探求并由此触类旁通，那么儒者的正学或许可以有所发现，又不只是诗歌一门而已。吴君名绶，考中孝廉，历任赞理荆湖诸军、入内典掌诏狱，兼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别号藻轩；孟章是他的字。为此作序。《太守孙侯政迹录》序

译我曾经读前代史书，看到史书说何武任郡守没有显赫的名声，却有百姓离任后思念他的情形，私下认为这是史官过分赞美。世上难道有实际不相称而名声反而超过实际的吗？后来得到我们郡的孙侯，才知道史官记载何武，确实不能轻易否定。孙侯治理徽州郡将近二十年，离开徽州郡也二十多年了。然而人们思念他，无论远近，无论聪明愚笨，无论小儿妇女，无论武夫悍卒，都没有停止。于是把他的事迹说给行台和朝廷官员听，建立生祠祭祀他，仍以为不够满足。问他们原因，甚至有人流下眼泪说：“孙侯就是我们的父母。世上难道还会有像孙侯这样恩惠我们的人吗？”再问他的政绩，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我这才知道何武是难以企及的，而史官并没有虚妄。唉！人的性情相差并不很远，治理百姓的人往往违背他们的本性，所以历史上记载循良官吏的书很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孟子说：“百姓想要的，就聚集给他们；百姓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像孙侯这样的人，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歙县渔梁的姚浩宗君辑录孙侯的政绩事迹，编成一书，题名《孙侯政迹录》。我得到后惊叹说：“孙侯的政绩确实接近古人了。” 然而孙侯留下的功迹中，有些并不容易看见，我哪里能够把它们全都写出来？我读了好几天，不觉叹息说：“史书的体例已经失传很久了。”古代仁厚的君王没有超过汉文帝、汉景帝的，贤能的宰相没有超过房玄龄、杜如晦的，循良官吏没有超过西汉时期那些人的。然而编写史书的人，对于文帝、景帝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德行，对于房玄龄、杜如晦没有什么可流传的功业，对于何武一类人没有什么可记录的政绩，为什么呢？功德和教化的盛大，就像慈母温暖孩子，像春雨滋润万物，发自至诚，消失于无迹，而受恩惠的人不能替他们作出言辞。姚君仰慕孙侯，担心他的政绩不能流传，于是编成这部集子。然而书中所记，大多是文书、期限、会合等日常事务，以及施行措施、禁令告诫等末节。这样的事人人都能做到，却想凭这些作为孙侯离任后受到思念的根据，难道不与前代史书记载何武的方式不同吗？不过，古代有善于观察人的人，举出一件事便可以概括其他事情；有善于谈论德行的人，依据一个人本来应当如此的表现，便能推知他所以如此的根本。姚君这部集子虽然不足以穷尽孙侯的事迹，但读者可以由此从言外得到孙侯的政绩，这对世间也不是没有补益。因此作序后归还给他。孙侯名遇，是福山人，由进士出身，起初以户部主事身份任徽州知州，最终以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姚君读书好义，能够不忘记故守，又对这件事专心不懈，并捐出金钱刊刻书版，图谋使它流传不朽。他的忠厚到了极点，也远远胜过一般人。《唐氏三先生集》序 监察御史、歙县人唐希恺曾经奉其先世三位先生的文集，请我校订并刊刻。我一向仰慕乡里先贤的为人，便恭敬地为这些文集校订，已经编定若干卷，并为它们撰写三位先生出处大略的序言，以告知读者。大唐先生名元，字长孺，年轻时喜欢诵读鹤山魏文靖公的著作，因而有所领悟。同时代的云峰胡文通公、定宇陈先生、师山郑待制、黟南程礼部，都与他友善。年老以后，他才凭文学才能出仕，任平江路学录，后调任分水县教谕，又升任南轩书院山长，最后以徽州路教授官职致仕，学者称他为筠轩先生。筠轩的文章从容舒缓而典雅，具有汴宋前辈的风格，所以元代名家张起岩、王士熙、吴师道等诸位君子都极力称赞他。他的诗含蓄而意味深长，不写近代人的语调；方虚谷公为他作序，赞美他的格调高超、世所罕有，认为这是知人之言。筠轩第五子名桂芳，字仲实，年轻时跟随乡先生杏庭洪公、潜夫学习。筠轩任职平江时，又两次送他跟龚公子敬学习；他学成后接受征聘出仕，任明道书院山长，调任崇安县教谕。清碧杜待制称赞他才华清俊、德行美善，是儒官中的第一流，升任南雄路学正，因母亲去世服丧而没有赴任。适逢元朝末年战乱兴起，他到山中避乱，不再出仕。龙凤丁酉年秋，我高庙率军攻下江南，驻军新安，延请访问当地的耆旧；卫国邓公愈便把先生和风林朱学士允升二人的姓名上报朝廷。先生被召见应对，符合皇帝的心意，获赐尊酒和束帛。适逢驸马王克恭公来镇守新安，强行起用他担任紫阳书院山长。不久他因病失明，学者称他为三峯先生。三峯的著作虽然本于父亲和老师，但精华才采自然显露，有脱颖而出、独创奇见的意味。三峯长子名文凤，字子仪，平时以字行世。他的学问得自家庭教育，因推荐而起任歙县学训导；后来又因推荐出任赣州兴国县知县，施行惠民政绩。永乐初年，文庙分封诸王，精心选拔王府僚属，亲自擢用他为赵府纪善，直到任终；学者称他为梧冈先生。梧冈的著作专门以先世为法则，并且能够继承发扬，不再把高视阔步当作本领。梧冈有三个曾孙：佐希元，成化辛卯年贡士，任宁波府同知；相希恺，乙未年进士，就是现在的御史君；弼希说，丁未年进士。三人都有文学才华，使家学世代相传。唉！筠轩生在末世，私下以朱熹为师，仕途并不显达；三峯却恰逢时运兴盛，他回答高庙时所说的话，大都顺应天意和人心，并不嗜好杀人。这些话，如今在他的文集中常常称高庙为大丞相吴国公，这正是高庙渡江时的事情，考察实录也都相合。宣庙攻下乐安时，赵简王也处在危难之中；后来他终于因为恭顺、孝友而使这场变乱自行消解，那么当时像梧冈这样的辅导之臣，或许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不能诬蔑否定。这样看来，三位先生秉持德行、践履义理以辛劳自身，暗中使他人的家国获利，却没有享受应得的报偿，上天必定会使他们的后代大为昌盛。何况希元兄弟正在继承先人的事业，开始在功名场上崭露头角，将来所到之处必定会增光于先人的业绩，使三位先生的志愿更加伸展，恩泽更加长久，名声更加显著，难道仅仅寄托在空话上而已吗？《重订丹溪心法序》

译医术的先祖，据说出自神农、黄帝，许多儒者却不以为然。我曾考察医术与卜筮一同见于《周礼》，书中说：“医师隶属冢宰，筮人隶属宗伯。”孔子也把二者并称，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巫、筮二字在古代大概相通。然而卜筮的先祖确实出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那么医术的先祖说出自神农、黄帝，也一定有它的来由。大致说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著作还保存着，所以卜筮之道受到尊崇；神农、黄帝的著作亡佚了，所以医道受到轻视。然而那些著作虽然亡佚，先秦流传下来的余绪，大概也还是有的。像今天的《本草》《素问》《难经》《脉经》这四部书，考察草木鸟兽金石的性质，论述阴阳、风寒、暑湿、燥火的宜忌，标明穴位以施针灸，诊察脉象以探究表里，从极细微之处测知病情，使濒临死亡的人得以存活，这些事情若不是神人奇士，恐怕不足以开启其中的奥秘、剖析其中的精微。因此这四部书确实含有至理，不能因为说它们不是圣人亲笔而轻视它们。这样看来，医术与卜筮都是圣人的一项事业，必定要有儒者才能懂得。那些不以为然的人，是不能贯通其中道理的人。医方书都以汉代张仲景为祖，仲景的言论与前面四部书相互发明，也是不可能被后世改变的。汉代以后，各个时代都不缺少贤能医家。中古以来，我所取法的有五人：孙思邈，他的言论常被程子记载；张元素、刘守真、李杲，都受到鲁斋许文正公的称许；朱震亨，实际上是白云许文懿公的高才弟子。这五人都是儒者。朱氏的学问实际上渊源于张、刘、李三位先生，尤其可以说集中了他们的成就。朱氏常常批评当时的医生只读宋代《局方》，执守一种固定方法来应对无穷的疾病，就像儒者只会诵读时文，侥幸求取科第，却反而不专心研究圣经贤传。他于是写成《局方发挥》《格致余论》等书，对医道有很大补益。至于方书方面流传下来的，则有《丹溪心法》若干卷，其中通过推求脉象来探寻病因，根据病情施用药物，所用都是已经验证过的方剂。朱氏去世后，他的学术传承逐渐湮没，近世儒者才开始知道喜爱它，渐渐流行于世。然而从事医学的人喜欢检取现成药方的容易，却害怕读书的困难，对于《素问》《难经》等书，往往连句读都不能做到；对于五位先生的著述，也把它们看成迂阔之论。他们茫然不知该从哪里用力，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用药物试治人的疾病，偶尔取得一次疗效，也就像乡村农夫、牧童望着箭靶射箭，偶然射中；有人从旁询问他们射箭的方法，他们却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两人相互对视，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位老成的人说：“从事于内在的心志和外在的形体之间，即使偶尔有小的偏失，但箭所射的方向终究不会偏离太远，这就是观察射箭的方法。”考察医生的本领，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我的同族用光，世代以儒业为本而喜欢医学，他对《素问》《难经》等书读得很熟，最喜欢朱氏的著作。他曾认为《丹溪心法》有川本、陕本两种，都是后世庸医妄自增补附会的，深恐这些内容会损害朱氏的声誉，于是为此书分条列目，厘正错误，删去重复，以恢复原貌。凡是朱氏方书中另有见解的，就按类别收入其中。书成后将要刻板流传，请我作序。我因为多病而喜欢医学，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便在编首把医术和卜筮一并说起，使从事医学的人知道，医道本来出于圣人；医学著作本来足以与《易》相比，并不是可以自我卑下的学问。这样，他们每天努力研究《本草》《素问》《难经》《脉经》等书以及五位先生的学说，尤其把朱氏的著作作为入道的门径，那么也许上可以辅佐圣明君主拯救世人的心愿，下可以显示儒者仁爱百姓的功效，而医生也不会失职了。用光名充，是休宁■〈氵乂〉口人，与我同为陈将军忠壮公的后裔。《麻衣相法序》近世观察人的相法，大多尊奉麻衣。麻衣起初连他的姓字都不知道，也像鬼谷子、鹖冠子一类人，大概是隐士。又有人传说他曾经把《易》传授给陈希夷。陈希夷之后有康节邵子，由此看来，麻衣的学问恐怕不只在于观察人的相貌，观察人相难道只是其中一项吗？相人书有《石室赋》《金锁赋》《银匙歌》等篇，相传都是麻衣所作。好事者于是跟着学习，试验起来多有应验，因此更加相互喜爱他的术数，诵读他的说法，并把他本人奉为老师。从前荀卿子写《非相》一篇，似乎认为“相”是可以非难的。然而我考察，世上没有无理的器物，也没有脱离器物的道理。日月星辰在天上的形象，山川草木在地上的形态，人的耳目口鼻等相貌，都是器物，但其中都有道理存在，不能不加以察考。班固《艺文志》把“占天”列为一类，把“相地与人”列为一类，他大概知道这个道理吧？所谓占天所见的灾祥、相地所见的吉凶、相人所见的死生穷通，都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推求尚未发生的结果，使人谨慎修养、消除祸患、审慎趋避，并且安于义理和命运，难道不就是穷究事理、认识万物的学问吗？非难相法并不对。我的朋友扬州同守鲍栗之，凭借通晓经学考中科举第一等，又兼通诸家学说，认为麻衣的著作散失各处、没有系统，便把它们搜集刊刻；凡是其他著作中涉及相人的内容，也一并取来附录。他这样做，难道是有志于穷理格物的学问吗？可惜汉代以来古代相人之书大多亡佚，世人却只知道所谓麻衣之学，我当然不能没有遗憾。宋末流传《麻衣心易》，朱子认为它出自南康主簿戴师念，甚至专门著论来判定真伪。对于这部编书，又怎么能使朱子从九泉之下复生，来为我们订正他的说法呢？《雪心赋句解序》

译相地的书，大概没有超过郭氏《葬经》的。然而班固《艺文志》中已经把形法家关于相地和相人的书并列，我怀疑《葬经》虽然出自郭氏，但郭氏的学问实际上还不足以与此相比，难道这是先秦流传下来的余绪吗？如今考察它的文字，精深雅正而奥妙，确实有至理，但没有超出“乘生气”这一句话。唐代的曾氏、杨氏等诸位先生，大概得到其中的学说并加以实行，已经得到验证。后世那些术艺浅陋的人，心智和眼光赶不上古人，于是相互杂凑天星、卦例等说法，舍弃形势而只谈方位；它们的义理浅薄，言辞鄙俗，实行起来容易，所以这种学说也容易售卖、容易入门。若手执罗经，用卦例来衡量地势，用天星来论水，符合便说吉，不符合便说凶，照这样做，人们都可以自称曾、杨，那么还要取法于乘生气做什么？这会使孝子慈孙把亲人的遗体陷入水泉、虫蚁的祸患之中，自己却毫无察觉，实在令人悲悯。孔子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术数实在不能不慎重，选择术士也不能不审察。听信庸医而阻断亲人的生机，听信浅陋术士而危害亲人的遗体，都是不慈不孝。先少保襄毅公去世时，朝廷特意派使者赐葬于南山原野，四方术士像水流云集而来，各人的说法都不相同，大多以天星、卦例为说；那些诵读《葬经》的人，大概连句读都不能通，又怎能指望他们继承曾、杨的旧法呢？只有我郡的谢昌子期，专门以《葬经》为根本，同时通晓儒家著作，尤其用心研究文公和蔡西山父子的学说，对天星、卦例则深深摒弃。他为人选择墓穴，大都能有证据根据，并非凭揣摩臆测，差不多像精于医术的人施针、善于射箭的人射中靶心一样。然而术艺浅陋的人反而跟在他后面诋毁、破坏，孝子慈孙也跟着受其迷惑；世上真假不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极其明智的人，不能任用这样的人；不是极其刚健果断的人，也不能听从他的判断。子期认为《唐卜则巍》《雪心赋》专门以郭氏为祖本，注释者扰乱了篇章次序而失去其中的精要，于是逐句为它们作解：错误的加以订正，晦涩的加以说明，实在足以祛除积习形成的谬说，对世间慈孝之人很有益处。我私下因此有所感慨。世上号称儒者的人，舍弃圣经贤传而从事辞章写作，好比庸医舍弃《素问》《难经》而执守方书；术艺浅陋的人舍弃《葬经》而任意铺陈天星、卦例之说，他们的过失是同一回事。这样看来，假如子期穿上儒者的衣服，专心致力于儒学，我们这些同道之士或许应当为之惭愧。这就是我反复读他的书而不能停止议论的原因。《谏议遗芳序》谢氏得姓始于周代申伯。申伯作为周王的舅父，受封于汝南谢城；此后谢氏子孙显赫的，没有超过江左谢氏的；而江左谢氏中最显赫的，又没有超过太傅文靖公安石。他们家族世代的人物，见于史书的，在其他姓氏中十有八九都比不上，可以说十分兴盛。新安也是江左的辅郡，大概也有谢氏居住。宋代有谏议大夫谢泌，葬在歙县东面的问政山，当地人称那里为谏议坞。考察《宋史》本传，称谢泌是安石的第二十七世孙；料想史书所说应当不会全无根据，那么新安谢氏确实有出自文靖公的支派吗？歙县岩镇的谢文达曾取谏议公遗像一幅、史传一通、奏议二通、墓记一通，编成一册，题作《谏议遗芳》，请我作序。当初我考察新安先贤最多，而郡志记载的事实最为简略，所以一直诚心诚意地访求、记录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后来又察看他们的墓地，问候他们的后代；对于谏议公高尚的风节、优长的文学、盛大的德业，尤其注意，然而最终仍没有能够相称的文献。成化初年，我奉命修撰《宋元纲目》，用来续接朱子的著作，遍览秘府收藏，得到谏议公的事迹和奏议，便诵读后叹息说：“这个人虽然已经亡故，但他的言论不可磨灭。” 壬寅年，我居家闲暇时，又亲自到了问政山，访察他的墓葬所在。有人说墓与南唐聂真人的坟墓相邻，有人认为所谓谏议坞另在山外，丰草茂林之中，已经无法再辨认。我于是望着那里叹息说：“他的尸骨虽然腐朽了，名声却不可能消灭。”谁能想到这部书竟然出自文达之手，而我又能够见到它呢？岩镇是歙县通往休宁的要道，谢氏正居住在这里。文达共有四位兄弟，有四个儿子、七个孙子。他的长子廷懋，又与我槐塘丞相文清公的后裔联姻，所以我往来于他们之间；谢氏兄弟一定要把他们家最诚挚、最周到的情意表达出来。这样的文章本来就不应吝惜。唉！谏议公当初立言，并不计较自己的名声是否存在；而他的名声是否流传，也不取决于后代是否存在。我独自高兴的是，文达知道先烈值得尊奉，并且恭敬地加以记述；由此观察先人的仪范而思考如何继承其足迹，数说先人的德行而思考如何践履其实，诵读先人的言语而思考如何品味其中精华；率领兄弟，教训子孙，推行孝敬恭顺之心，笃守根本源流之义，作为今日谢氏的倡导者，使后来人继承并守护它。这样，谁不会羡慕地说：“这就是谏议公的后代啊！” 《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

译封建制度不再实行，大宗小宗的制度也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很久没有世家了。然而，小宗制度中有些内容并不在法令所禁止的范围内；世代为官的家族、讲究诗书礼义的宗族，往往忽略而不去讲求。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如果有人把千百年来的异同订正汇集于一书，把千百人的昭穆世次合并为一家，见到的人一定惊骇，听到的人一定怀疑。他们实在认为事情有不可考察之处，形势有无法整齐之处，于是安于长期形成的习俗，不愿骤然改变。只有我们程氏，自周代大司马休父辅佐宣王中兴，受封为程伯，子孙于是以国名为姓，郡望在安定。后来程国被废，有人迁往晋国，名叫婴，扶立赵氏孤儿，被封为忠诚君，郡望又在广平。忠诚君之后，在汉初作为赵国将领，跟随汉军消灭秦朝的，名为历简侯黑；传给他的儿子孝侯厘，第二代以后失去爵位。历侯之后，在汉末跟随孙氏平定江东、击败曹操并获赐宅第于建业的，是都亭侯普；其子咨承袭封爵，到晋初失去爵位。都亭侯之后有元谭，当永嘉之乱时，辅佐琅琊王在建业起兵，任新安太守，施行惠政，百姓请求留下他，于是获赐宅第，在郡中篁墩安家。太守之后，是陈代将军忠壮公灵洗；侯景之乱时，他起兵保卫乡里，陈朝封他为重安县公。他的儿子文季、孙子向世代承袭爵位；文季作为将领，战死于周军之前，谥为重安威悼公。他的后代繁衍昌盛，世族声望更加显著，于是又以新安为郡望。向的后代分为南、北两宗。大辨这一支首先向北迁到广宗；他的孙子皓任定州刺史，又另居中山博野。皓的儿子日华生逢安史之乱，在河北作战有功，任横海军节度使。日华去世，儿子怀直代任其职，入朝后被封为归诚郡王。怀直的堂兄怀信代任其职；怀信去世后，其堂侄权代任，封为邢国公。程氏前后四代据有沧州、景州，到了权时，他不愿与各藩镇相同，第二次请求入朝，于是程氏的军队才解散。这就是北宗。隋末动乱时，有富跟随汪华起兵，平定六州，获赐庙食，宋代追谥为辅烈侯。黄巢之乱时，有宗楚任泾原节度使，联合军队讨伐贼军，战死，追赠司徒；他的儿子金紫公勋也凭乡兵守卫德兴、银山镇，捍卫衢、饶、信三州，传给他的儿子彦光；彦光以御史大夫兼任白沙镇守将，传给他的儿子克柔。程氏前后三代守卫德兴。有澐在休宁起兵，守卫东密岩以抗拒黄巢，辅佐陶雅任歙州兵马统帅，兼任开化防御使；他的弟弟湘任工部尚书，守卫婺源；儿子仲繁任户部尚书，守卫祁门；浮梁的仲节任兵马先锋，守卫歙南；节任领军大将军，守卫休宁。澐传给他的弟弟淘，淘传给他的继子旭；旭在开化龙山享受庙食，获赐匾额“显佑”；又传给他的堂侄秔，秔传给他的堂孙淮沅。程氏前后五代守卫东密岩。湘传给他的儿子全礼；全礼以御史中丞兼任婺源都镇；又传给他的弟弟全皋，全皋传给他的儿子遁。程氏前后四代守卫婺源。到了宋朝攻下江南，程氏的军队才解散。这就是南宗。进入宋代以后，忠诚、忠壮二人都接受王爵，获赐庙食，程氏宗族更加显赫，后代更加繁多而且贤能。其中杰出的，如文明殿学士羽、太师中书令文简公琳，都因功勋德行而在当时享有崇高地位；明道、伊川两位夫子更以道学继承圣贤传统，启发后世。到了我朝，特别录用他们的后代为翰林五经博士，世代承袭此官以奉祀先祖。程氏在北方的兴盛就是这样。宋代显谟阁学士迈、华文阁学士庄节公叔达、吏部尚书文简公大昌、枢密正惠公卓、丞相文清公元凤、工部侍郎元岳、端明殿学士珌，都是从新安刑部侍郎刚愍公振这一支兴起的；徽猷阁待制、兼参知政事的章靖公克俊、龙图阁学士瑀，则起于鄱阳、衢州之间。两位夫子的子孙也随着南渡迁居池州，后来又迁到新安。程氏女子嫁给朱氏的，一代生出韦斋，再一代生出文公；正思、登庸、前村、月岩、徽庵、林隐六位先生，也都尊奉朱氏，以两位夫子的学问为根本，成为乡里的大儒。稍后，学士承旨文宪公巨夫、太史以文章显名于元代。我先高祖万户安定忠愍侯国胜，以及先父太子少保襄毅公，在本朝显达。程氏在江南的兴盛又是这样。如果没有谱牒，又凭什么端正其根本、联结其支派，作为子孙无穷无尽的长远谋划呢？汉、晋、隋、唐以门第地位任用人才，保留着古代封建制度的遗法，而程氏大都位列大姓之一。自长江以南，每当稍有变故，程氏必有保卫乡里的功劳。因此谱牒没有毁于兵火，子孙中世袭爵位、世代任官的人前后相望，而宗法也始终在其中实行。宋绍圣年间，鄱阳都官祁撰成总谱，历代沿用；根据宗族繁衍情况分合，按照人物生卒加以记载，却一直没有人把各支会合起来。我朝正统年间，歙县处士文实曾经汇合它，但还不完备。敏政不自量力，过去曾经有志于此，积累二十年，颇为详尽地考得了各谱的异同。因此据此订定编成谱书，辨析三十七条，列出凡例十条，但仍不敢自认为完备。成化壬寅年春，先父的丧服已经除去，于是发书告知各位宗族之人。各位宗族之人认为这件事正确，分别带着自己的谱牒来会合，整理混乱、删正错讹，经过将近六个月，才得以编成书卷，共二十多卷。参加会合的有四十四支，姓名登记在谱中的超过一万人。可以共同祭祀的先墓上至五十三世，于是一起到先祖庙中禀告，命名为《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大家筹集钱财刊刻，请敏政在书首说明编谱的缘由。唉！这难道只是凭借门阀功业的兴盛，向四方夸耀、向后代炫示而已吗？只是因为先世有大功，所以在起初取得了这个姓；有大忠，所以在中间保全了这个姓；有对乡邦的大恩大德，所以使这个姓在今日显著。因此凭敏政这样不肖的人，能够得到各宗族贤者的辅佐，终于使统合宗族的志愿得以实现，谱书得以完成，难道不是幸运吗？我们宗族所有的人，都要因此不忘树木水源、追念根本的思想，笃守尊祖、敬宗、睦族的道义，守护世代事业，诵读先人遗书，保护先人的遗骸安葬之处而不使之失散，谨慎对待名分称谓而不使之紊乱。宗法既已确立，常伦便更加明白，风俗教化也更加兴盛；应该考察的事情，即使年代久远也不会昏暗；应该整齐的宗族，即使人数众多也不会离散。如果这样，又难道只是一个宗族的幸运吗？那些惊骇的人会安定下来，怀疑的人会消除疑惑，天下后世凡是有家族的人，难道不会取法于程氏吗？奉行这部谱书的人，应当共同努力。《祭扫录序》

译唉！祖宗对自己的子孙所寄望的，不过是祠堂和坟墓罢了。做子孙的孝顺吗？就会认为祖宗有知觉，因而谨慎对待祠墓；不孝顺吗？就会认为祖宗没有知觉，因而怠慢祠墓。这两种态度都十分可怕。即使如此，难道不应该反过来问问自己的内心吗？今天的祖宗，就是前日的子孙；今天的子孙，就是后日的祖宗。想到这一点还不能触动内心，那么人与禽兽相距也就没有多少了。我们程氏，自东晋新安太守府君以及陈将军忠壮公、唐御史中丞都使公以下，有坟墓，也有祠堂。因为子孙分散居住，难以逐一管理，所以有的便设立庙户，隶属于官府；后代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自中丞的次子、兵马先锋府君讳南节开始镇守休宁，定居在陪郭。凡是能够看见的祠墓，已经有十九代。先五世的叔祖、处士讳岘，在元朝盛世时，倡议族人修建永思亭，作为举行春秋祭祀的地方；捐出赡养坟茔的田地，供祭拜扫墓之用。各项条目详细完备，有图有录，传给全族，让世代守护。如今考察这部书，才知道这件事废弃在至正丁酉、戊戌年间，距离成化壬寅年大概已有二百年。敏政才得到并读到这部书，看到先人留给后代的谋划十分长远。中间遭逢战争，又接连遇到家难，族人分散居住在大江南北，大概连供养自己都来不及了。即使有孝子慈孙，想拿一盂麦饭来浇洒坟土，哪里能够做到呢？国家太平已经很久，承受历代圣上的恩德，休养生息，一天比一天兴盛。家业坠落后又复兴，族人离散后又重新聚合，只是没有一个人倡议修复旧制、恢复原状，于是我不觉开始时悲伤，中间又庆幸，最后慨然叹息，不能停止。先尚书襄毅公因病获准回归故里，不久便去世，因此各种事务都来不及办理；祠墓的责任落在敏政身上，不能推辞。于是和各宗族之人商定，取用处士的旧规而加以斟酌，略微融入宗法作为合族的根本，同时采用乡里的惯例以适应当地风俗，恢复废弃的典章来扩大孝亲之心，希望祖宗对后代的期望与后代报答祖宗的心愿两方面都能实现。反过来做，就是归于不孝，获罪于名教，给乡里舆论留下羞耻，被宗谱削除；活着时无法在先祠会合族人，死后无法在地下拜祭祖宗，难道能不慎重吗？我们族人，都要努力，都要警戒。《歙槐塘下府程氏续编谱序》我会合新安以及鄱阳、衢州的程氏，认为他们都出自陈将军忠壮公，编成统宗谱，共有四十四房。歙县槐塘程氏是其中一房。槐塘程氏因宋代丞相文清公而显赫，后来分为四房，下府是其中一房。下府的先祖有元亮、元应、元亨，分为三房，都是文清公的兄弟。元亮、元应的后代已经见于统宗谱，元亨的后代因考察会合之事未及详载，所以这里只详述元亨以上的世次。元亨之后有添生，他将要续编刊刻谱书时，请我作序。考察下府本宗谱，元亨曾入赘歙县琶塘胡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光祀，死于宋末战乱；次子道孙因兄长之死愤怒，以报仇雪恨自誓，后来果然抓获仇人，依法治罪并籍没其家；终身祭祀兄长而不衰减，他的义行就是这样。元朝初年战乱平定后，他回到槐塘居住，增修田地房舍而不懈怠，家业更加兴盛；于是置办赡养坟茔的田地，建造孝思亭，汇集图册一份给子孙看。子孙奉行他的遗训而不懈怠，对孝道更加虔诚，也是这样。父兄之情是人的大伦，孝义是人的大节，而道孙君一身兼备这些品德，他确实不愧为故家文献之后吗？道孙君有三个儿子，其中有观辛、山辛；第四代孙荫宗有五个儿子，亲眼见到第五代孙，又见到长子添兴的儿子玠考中南畿乡荐；他活到九十多岁，获得冠带之荣后才去世，这更是其他宗族所没有的。添生是荫宗君的次子，崇尚礼义而喜好行义，所以编成这部谱书留给后代，彰明先人的功业，补充其中的缺略，使它完备为一族的谱书，实在值得赞许！我看槐塘四房，号称正、旧、上、下四府，隐然安定地居住在歙县以西，已有数百年；子孙不下数千人，以科第和人物互相媲美，都奉忠壮公为祖先。譬如阴阳老少四象，末端虽有分别，却同出于太极；伊水、洛水、瀍水、涧水四条河流，流向虽不同，却共同汇入大河。可以说十分兴盛了。然而，像槐塘这样兴盛的巨大家族、大宗族，固然少见；作为子孙，也不能不把先世创业、使后代富裕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如果有人能够扩大孝亲之心，崇尚义行谦让，笃厚亲疏之情，谨慎遵守昭穆次序，培植根本，疏浚源流，使枝叶更加繁茂，流传更加长久，不至于枯萎干涸，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使前代在统宗谱中增光，使后代在续谱中增光了。《咏史绝句序》诗歌用来赞美或讽刺，与《春秋》褒扬或贬斥的作用相同，都有扶助世道、建立教化的意义。后世词人于是有用诗歌咏史的。唐代杜少陵的作品精妙绝伦，古今无比，被称为“诗史”。只是他所记的都是唐代的事情，而且多为长篇，读者不能马上读懂。胡江东有《咏史绝句》，从上古一直写到南朝，分题记录要点，大概接近理想了。但他的词意都比较薄弱，作家们没有取法它的。后来我居家时，看见塾师用小诗教训童子，开头却用市本中没有根据的押韵语句，我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把自己记得的咏史古七言绝句亲手写下来交给他。从三代开始，下至宋、元，共二千多年，按时代编次，得到数百篇。又因为内容杂乱，不便一览，便加以删汰，留下二百篇。其中世道的治乱、政治的得失、人才的邪正贤否，大体都具备了。不过这些诗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所以有时用委婉的言辞寄托意义，有时用正直的语言表示警戒。大概一件事情，史书要用几十上百句话才能记载，而诗用二十八个字表达反而有余；慢慢考察起来，它也不只是可以用来教育童子。读者吟诵这些诗，在赞美、讽刺、褒扬、贬斥之间有所领会，对善行产生感动，对恶行感到警戒，对于经学和世间教化，难道不是也有一点益处吗？《徽州府同守张公挽诗序》

译张君名英，字廷杰，起初以金州学生身份取得陕西乡荐，参加春官考试没有考中；过了很久，凭吏部选人身份出任彰德府通判，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服丧期满起复，改任黄州，任职九年考核成绩最佳，受到敕命褒奖，我当时还不认识他。后来他升任徽州府同知，我才认识他。他为人聪慧通达，我们徽州人共同为本郡得到贤能的辅佐而高兴，便写文章称庆。张君治理本郡不到两年，曾经翻新府学宫，又翻新休宁县学宫；我们徽州人又共同为郡中辅佐官能够留意文教而高兴，便写文章称颂。任职三年，他把政绩上报京师；我们徽州人又共同为他的政绩取得成效而高兴，便写文章为他饯行。这些文章都出自我手，张君认为写得最好，于是为我扬名。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又何必一定要写墓志？得到您的文章就足够了。”我的文章并非谄媚，所以张君当之无愧；而我尤其遗憾自己的文辞不足以充分表达心意。不久，张君在静海的船上途中去世，年仅五十三岁。静海距离京师不过三日路程，他却不能上朝见天子，也不能下交有关官署接受考核以论定政绩；并且他在前一年刚刚丧偶，只有一个儿子是金州学生，远在数千里之外，身边又没有强壮的仆人来管理家事，实在可悲。我们徽州人因为张君在世时使人快乐，不能不为他的去世悲哀。于是听说他的灵柩沿江上行，将经过黄州，越过襄阳、沔阳进入汉中，大家都禁不住攀挽、悲痛、眷恋之情，全都作歌诗哀悼他的不幸。太守王公和推府陈公搜集编录这些诗作，准备流传，请我为卷首作序。唉！悲哀和欢乐的情感，出自人情本来具有的感受，受到触发便兴起，接触到便被激动，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原因；而在死生关头，这种情感尤其强烈。然而人们对于活着的人，有时要因为他的可爱之处才喜爱他；唯独对于死去的人，却不问他贤能或不贤能、亲近或疏远，都自然悲痛，没有不同的意见，这大概就是《薤露》《蒿里》之歌产生的原因吧？张君是陕西的贤者，辅佐徽州确实有政绩。至于王、陈两位公厚待僚属，以及寄居本地的遗老厚待地方长官，都是发于真情而止于礼义，本来不应废弃。至于我的悲哀和欢乐，也没有不与众人相同的，何况我曾经赞赏并厚待贤能的张君呢？厚待我、看重我文章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张君。我难道能在他生前喋喋不休，死后却默然无言吗？《双清图寿汪君克敬序》汪氏世代居住在休宁县城北，自宣城迁来；他们的先祖大概出自唐代越国公的后代，与元代尚书文节公一族关系相近，世代居住在药地，并且尤其以制造墨闻名。县城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若不是汪氏的药墨，其他墨便卖不出去。恭克敬君，更能利用闲暇日子读古代圣贤的书，不是本业之外的学问就不去修习；乐于结交一时知名人士，不是这样的人就不与他交友。他在松萝门下建造房屋，题名为“松萝书屋”，收藏书籍数千卷，每天在其中吟咏歌诵；不是值得践履的地方就不前往。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兄弟都和他友善而无所不谈，常常相互说：“您的药足以救治疾病、延长人的身体寿命，您的墨足以帮助儒者、延长人的精神生命。这两件事对人有功，不是一日积累而成的；您的寿命将不会也与它们一样长久吗？”成化癸卯年春，我北上京师，族弟宗弼正是汪君的女婿，他告诉我：“明年七月二十七日，汪君六十岁。我谨慎地画松竹为《双清图》，寄托庆贺祝颂的意思，请您写几句话作序。”我当时没有空闲，他又托人尾随船只到姑苏，不久便对我说：“各种植物中不容易衰老的，大概没有比松、竹更强的了，它们不是那种一时早发而先行枯萎的植物。古人常常取松竹作为长寿的象征；松树坚贞，竹子劲直，能排拒风云，傲视雪霜，具有不可侵犯的操守。古人取它们作譬喻，例如孔子称道松柏后凋，诗经用竹子赞美卫武公，大概都可以看出来。宗弼对汪君寿命和德行的期望，难道也是取法于这些吗？”德行是长寿的根基，德行厚重，寿命就会更加增长。孔子是大圣人，年老时还玩味《易》，以至于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裂；卫武公睿智圣明，九十岁时还作《抑》诗来警戒自己。古人年纪越高，德行越加美盛，就是这样。汪君应当努力，不要辱没故家文献之后的身份，也足以配得上这幅图所寄托的祝愿吗？汪君的父亲应祥处士，享年八十岁，成为乡里的大宾；弟弟让克和，研治《春秋》，任国学上舍。兄弟之间极为孝友，在家庭中养成，又受到乡里舆论的尊重；他们家世代的德行本来就有根源，因此汪君的长寿必定也有足以配得上这幅图的德行。《送翰林五经博士朱君南归序》

译封建制度败坏以后，上古圣贤的后裔，很少有不降为舆夫、奴仆的。只有孔子的后代，历代都受封至上公，以守护阙里的祭祀。孔子阐明王道，作为万世之师，他的功劳很大，所以得到的报偿也格外长远。我朝景帝即位，文教渐趋兴盛，于是又访求颜、孟、周、程、朱子各家后裔各一人，使他们担任翰林院五经博士，世代承袭此官以奉祀，并著为法令。这大概是因为六位君子传承孔子的道，都对万世有功。博士与上公，品秩虽有高低，但承受皇恩、穿着命服，率领族人按时办理笾豆祭祀、升降行礼等事，其中都有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意义。徽国文公朱子第九世孙朱益龄的父亲朱景泰，在乙亥年正好奉行这一诏令。成化癸巳年，朱景泰去世。其子孔辉服丧期满后到京师，吏部将此事上报，皇帝下诏依照法令办理。于是中书舍人杨敬夫共同为他建置此事，士大夫请我写文，以荣耀孔辉的归来。孔辉起初是郡学的生员，研习《春秋》，多次向有关官府求取进身机会而未能如愿，退居后仍喜好修身学习，从不懈怠；他更加恭谨，性情诚厚，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然而说话合乎事理，看他的仪表便可知是贤者之后。这次荣典虽然是法令所应当给予的，但如果不是孔辉能够继承先业，也就不足以承受这项恩典了。我曾考察商、周以来，圣贤子孙中拥有国家、家业的人，往往传不过一两代，便有的被侵夺、有的被削弱，终于失去宗庙祭祀；这固然有不能继承祖先功业的过错，也确实是因为上位者没有加以维护。如今孔辉生在有道之世，凭借文学侍从之官，可以安闲地世代承袭，而不知道受到督责的苦处；在奉祀的闲暇，唯一不可废弃的，就是继承祖先事业的道理。继承祖业，没有比经史更切要的了。我朝文庙曾取诸经传和性理之书颁行天下，当今皇上又以《通鉴纲目》继而传授，天下士人都已懂得诵习、遵循朱氏之学很久了，何况是他的嫡系后代呢？孔辉要努力，不要凭借祖先的恩泽来自我荣耀，而要真正继承祖先的学业。像孔子的后代，汉代有孔安国，唐代有孔颖达，芳名流传史册，为孔庙增光，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我家在新安，和孔辉的先祖是同乡；我承乏在翰林院任职，与他又是同官；而且韦斋献靖公又是程氏的外甥，这些在族谱中都可以考见。因此对于杨敬夫的请求，我不但不敢推辞，还特意多说几句，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送新城僧会煚上人序》我的同年好友吕廷扬君任建昌新城县知县，谨慎地评判取舍；凡是安抚百姓、驾驭属吏，以及制止诉讼和奸邪、平息盗贼的方法，他都尽心竭力去做。下至佛、道二教之徒，他也处理得合乎道理，不因为他们地位低微就忽略。正好僧会一职缺员，他向众人征询后，选得懋煚上人。当时上人隐居在天峯山中，听到任命后逃避不肯就职，已经很久了。吕君强迫他前来，大概并不是他的本意。上人接受吏部的任命文书后，将携锡杖南归；新城县人、御医张复兴君，当时正因擅长治疗婴儿疾病而闻名京师，在内廷供奉，来求见他的人常常挤满门外，而张君大多无暇应酬，却唯独敬重懋煚上人，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他这样辱临我，已经有好几次了。懋煚上人究竟修养了什么，才能得到这种礼遇呢？我听说，张君说，懋煚上人俗姓李，他的祖父李克宣曾任广昌学训导，父亲李翔羽曾是新城儒学生，而上人独独不喜欢婚姻和仕宦，断绝荤食，出家随从佛门，在广照寺戒行修洁，令同门都难以相比。他又偶尔把余情寄托于诗画，作品也往往可观。这样看来，孔子与墨子异同的学说，懋煚上人本来就曾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闻过。我也无暇为上人讲这些，只因为上人从前隐居、如今却出仕，请我说一说出仕的道理。孔子说：“不要忧虑没有职位，要忧虑凭什么立身。”出仕本身并不难，难的是称职。假使佛陀再生，他告诫人们的话也不会超出这个道理。那么懋煚上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如果像我的朋友吕廷扬那样做县令，就应当称得上符合做县令的道理；像张复兴那样做御医，就应当称得上符合做医生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做出了县令、御医应有的功业。我又看到中世以来，世风日下，士风不能树立，读孔子之书的人，有的进身并不依靠正道，屈膝攀附权贵，带着贿赂求取升迁，这种人确实有。佛教本来出自墨氏之学，他的门徒中卑琐凡庸的人，往往把这种做法视为常态；而懋煚上人却独自肯在一时之间逃避名声、远离利益，后来又是不得已，才出来应有司的征召，难道不是贤者吗？由此我知道他一定能够立身有成，同时也不能不替世道感到惋惜。于是写下这些话。《程君志亨挽诗序》弘治己酉年夏天，我因言官进言而离职，回乡居住。临溪族人程天然前来拜访，带着他父亲程志亨君的两册挽诗，请我写序。我已经答应了，却一直没有空闲。到了第二年，我几次患病濒临危境，程天然请求我不要再搁置，我于是勉强支撑病体为他写下这篇序。序说：人活在世上，生时喜乐，死时悲哀，这是出于人情，并不是勉强如此。所以喜乐时有颂诗，悲哀时有哀辞，也都是随着感情产生的，足以完备礼物、表达孝心。然而世人往往厌烦篇数太多，讥笑辞章繁杂，难道不是过分了吗？礼仪开始于简略，完成于文饰，终极在于隆厚。礼仪隆厚，那么仁人孝子厚待亲人，大概没有不尽情尽意的。难道只有哀挽这一件事如此吗？歌颂生者的事，我没有时间讨论。至于哀悼死者而作辞，《蓼莪》《黄鸟》这样的篇章，《薤露》《蒿里》这样的作品，在经书中清楚可见，在传记中也有记载。它们篇数多、篇章繁复，本来就是礼仪隆厚的意义。古人安葬并不是渐渐减省，而是为死者准备棺木、衾被，选择墓穴，设置祭祀享礼，用来安顿遗体，十分完备；又在墓室内外刻写铭文，再作祭文和哀诗，本来就是要彰显死者的品行。人谁不希望自己的遗体安稳、品行显著？做子女的根据这种心情来办理，正是因为要完备礼物、表达隆厚情意而不能停止，哪里还会计较篇章繁多、次数频密呢？孔子说：“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是因为他没有行善的实际。”何况程君确实有这样的实际呢？程君曾协助我编刻《统宗世谱》，他的进退、言语和沉默，虽然不刻意矜持，却自然合乎礼节。我因此推测他的才德，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如今距那时才十一年，谁能想到竟然已经有了生死之隔呢？程君名永祯，与我同为陈将军忠壮公的后代。他家世的美善、事迹行为的详情，都已经载在族儒程志荣所写的行状中，这里姑且简略说这些。《篁墩文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四 （明）程敏政撰 ○序 《赠福建按察副使胡公序》

译浙江按察副使、临江人胡希仁公服丧期满来到京师，入朝觐见不过几天，便接到任福建按察副使的命令，将要入朝辞谢。监察御史陈叔振君召集在朝任职的福建人，为他饯行。因为古人出行一定有赠言，于是凭借翰林院旧日的交谊，来请我写作。起初，胡公以景泰甲戌年进士身份授任户科给事中，最以文学才能著名。他两次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又任浙江按察副使，都奉皇帝诏书提督学校，声誉卓著。如今到福建任职，才开始担任提刑之职。于是士大夫中有人认为，放下教养士人的劳务而获得审讯刑狱的权力，都替胡公高兴；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经学与刑律不能相容于世，已经很久了。官吏诋毁儒者说：“专门讲经，迂腐。”儒者诋毁官吏说：“只任用刑法，庸俗。”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以善心教化人们以求得治理，和以刑罚约束罪犯来辅助教化，两者所得的恩泽总是相等的。它们本来是相互为用的，而经学是根本。经学明白了，其他道理就没有什么难的了。士君子怎么可以轻视这一方而取用那一方呢？我曾经过浙江，看见胡公教导士子的勤勉、约束士子的严明、考察士子的公正，心中敬爱重视他这个人。由浙江推知，便可以知道广东人对他的感戴仰慕了。这样说来，胡公在两个藩镇教化士人十多年，教化流行的地方不止数千里。经生学子出仕后在朝廷和地方任政的，文质彬彬，这难道不是很难得吗？既然教养人才如此艰难，哪里会有根本树立而枝末不能兴举的道理呢？福建自常衮兴办学校后，人们知道向往正道；宋朝南渡时，朱子出生在这里，他关于政教的学说，用来继承中断的圣学、开创极盛的治理，凡是凭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无不收到成效。他留下的言论明白清楚，可以举而行之。胡公也已经讲论这些道理多次了，何况又有通达练达的才干、英发的气概，推行平生所学，以副合圣明天子的诏命，使福建人受到政教的恩泽，使士君子取得儒学与吏治的卓越功效，难道不就在这次出行吗？我曾与胡公交往、共同议论，深知他在经学和刑律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所以私下替他能由提学之难转为提刑之易而高兴。于是写下这些话。《赠钱挥使序》成化十九年冬天，五军大将军伏在宫阙之下上奏说，天下武臣的子弟聚集京师，请求举行大规模阅试。皇帝依照旧例下诏，派遣朝廷内外的文武近臣前往监督主持，选取优胜者若干人。大同中屯卫指挥钱铎的儿子钱警时，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凡是与警时有亲友情谊的人，都相继请求我赠给他几句话。警时是我的堂弟，我爱护他却不能实际帮助他，又怎么能吝惜不说一句话呢？只是本朝制度规定，武臣可以世袭官职。但从诸卫以上， 都司、都督府的官职虽然尊贵，却不能世袭；卫指挥使以下的各部属官，虽然可以世袭，却不是高品阶。能够身穿金紫服饰，享受万户俸禄，并且世代不失尊贵的，只有卫指挥使才是这样。官做到卫指挥使，已经很美好了。世袭官职所凭的功劳，洪武年间是开国之功，永乐年间是靖难之功；近代以来，取得这些功劳的途径并不只有一种。只有开国功臣，辅佐太祖高皇帝，击退戎敌而使中原清平，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能够参与开国，功劳也很卓异。世袭官职的传承，有的传一两代，有的只传自身，至于削减官秩、投置荒远之地的，随处可见。有的传给儿子或孙子，五代都世袭官职或俸禄，历经一百多年；如果不是祖先积累的福庆，怎么能够得到这样呢？福庆累积到几代，福庆也就很卓异了。官职的优美、功劳的卓异、福庆的广大，这三件事都是世间难得的。那么钱氏或许可以接近这种境况吧？钱氏的祖先是凤阳临淮人，自永宁府君以来，便以乡民子弟的身份，持剑跟随高皇帝渡江，起初任虎贲幢主，屡次升任明威将军、佥指挥事。他南征吴、楚、闽、粤，北战山西、辽东，攻取土地、摧毁坚城，所向有功，最后死在福建，葬于懿文园。朝廷特意把俸禄授给他的长子，让他任锦衣亲军；不久长子也去世，便由弟弟接替，改任大同中屯卫。永乐初年，调防河间，跟随文皇帝北征，死于军中，由儿子接替。儿子年老后由孙子接替，这就是钱警时的父亲。警时不到三十岁，便承袭祖先的美官，继承祖先的卓功，享受祖先积累的宏大福庆，又在天子阅武的场合荣获优胜。这样看来，诸位君子应当羡慕他，并想办法使这些福业更加发扬光大。然而，今天所谓武臣子弟的人，坐享先祖俸禄而被明文规定为世袭，弊端多是骄傲待人，倚仗先祖功劳；又多有轻视法度、违犯法令的弊端，依靠祖先留下的产业，沉溺于声色；还多有虐待下属的弊端。这三种行为都是有家业者的大忌，而武臣子弟却常常甘心如此，原因就是学问少。古代文武并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礼器和弓箭相互配合，行动时总能彼此借助，不像后世那样漠然视为两途，互不相容。钱警时为人，外表和善平易，内心却廉正有节；喜欢读书，严格遵守法令，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乐于亲近贤士。他交游时谦恭谨慎，像个儒学生员；先少保尚书襄毅公以及他的叔父沈阳使君，都爱护并器重他。这次返回任所，是为了振兴祖先的功业，报答国家的恩德。他知道三件难得之事不容易获得，也知道三种忌讳不可稍有放纵。希望他更加在问学方面进修，不要和普通子弟混同，以免辜负馆甥的心意和诸位君子的厚望。谈到他的官位和功劳，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警时，努力吧，不要忘记这些话。《赠南京太仆少卿唐君序》

译近来圣明天子因为北方人倚仗边塞喘息，屡屡劳烦边吏而惊动京师，便下诏发兵攻打他们。可是国家的马匹正逢太平时期而大量损耗，于是下令整顿马政。恰好两京太仆寺少卿有职位空缺，听说皇帝下诏让吏部推举一两名臣子上报，等待亲自任命。于是尚宝司丞、河间人唐章君接受简命前往南京，士大夫交相庆贺，认为选得了合适的人。有人在旁边议论说：“唐君以经术起家，考中进士，历任礼科都给事中，掌管封驳十多年；凭才干和能力辅佐台省，任藩司、按察司长官也没有不合适的，后来却转任尚宝司丞，屈居郎官数年，如今打通滞塞、奋发而起，足以自我安慰了吧？”我说不是这样。唐君难道会急忙以职位大小来感到忧愁或欣喜吗？南京是祖宗定鼎的地方，兵备一天也不可缺，而马是军队的根本。圣明天子不惜派身边的近侍之臣前去，任用他办理训练马驹、考察牧养之事，难道只是因为怜惜唐君劳苦，姑且用厚禄来安慰他吗？在长期废弛之后重新振兴废坠的事业，在革新之日振作事功，这正是圣意对臣下的期望，唐君应当明白。古人询问国君的财富，用马匹数目回答；大司马又以马命名官职，实在是因为马匹增减关系到军势强弱、国计丰俭，重要性就是如此。如今两京太仆寺的官员，终年勤勤恳恳，奔走四方，并不是不想振兴本官的事务，但马匹并没有增加，为什么呢？上级以姑息敷衍对待，下级用文书形式应付；天下事务往往如此，而马政尤其严重。即便如此，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虚伪，这就是任官者应当遵守的准则。如果有人能够以恭敬来奉行职务，以节俭来约束自己，上下都一概诚实，不敢欺骗，也不敢放纵，那么天下的事情都可以依照道理办理，何况马政呢？由此看来，马政能否兴举，也在于用人。唐君明辨博通，对天下事务机警敏锐，曾在朝廷上论奏进谏，又亲眼看见圣明天子赫然诘问戎兵之事，以发扬宏大功业。这次前往南京，本来就应当辅佐长官，倡导属吏，把职务办好，达到唐代贞观、开元时期的盛况，以符合一时慎重选任和士大夫的厚望，这难道不是值得君庆贺的事吗？至于在留都辅佐九卿，身穿金紫服饰，安坐着领取中大夫的俸禄，虽是君的荣耀，却不是足以安慰君的事情。君要努力！南京太仆寺治所在江北滁州，大概是高皇帝亲自确定的，认为那里土地肥沃平衍，适宜养马，所以不隶属于京城各司。先尚书襄毅公在天顺年间曾任此职，后来我奉命到南京省亲后归来，也曾经过那里。经过滁州太仆寺治所时，远望琅琊山的深邃秀美，饮一勺酿泉的甘甜清冽，探访醉翁、醒心等遗迹的美好景致；我曾在道路旁勒马，徘徊很久不能离去。直到今天，往来于心中，仍像发生在一日之内。唐君与我同乡，又是同年进士，平素还受到先父的器重和喜爱；他的名位所能达到的境界，必将超过前人，无法估量。因此我应他的同僚诸君之请，写下这件事来赠给他。关于上级为什么任用君、君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以及我对君的期望，我有三点心意，特在这里表达。《赠冯君克远知建安县诗序》冯克远君世代居住在徽州绩溪。年轻时凭借才俊成为儒学生员，研习《尚书》很有成就，大概一乡谈论经学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然而他凭这门经学参加南畿秋试，却总是不利。最后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才在成化甲午年于京城乡试中考中。参加礼部会试，又总是不利。于是到吏部参加铨选，于甲辰年夏天在朝廷上授任建安县知县。起初，君因为两次考试不利而退居家中修业，并把所学经学传授给门徒。不到几年，门徒中乡试中举的有六人，在朝廷会试中考中进士的有三人，其余等待捷报的又有若干人。因此君屡次落第时，许多人以“大器晚成”的说法挽留、安慰他；他进入吏部铨选时，又有许多人因为他没有列入府佐、州正的职位而替他惋惜。君面色不变，说：“这其中有命运，我知道安然接受它。”由此君子知道他钻研学业已经很久，所得一定精深，不仅将使自己和门徒受益，还将把这种学问推及百姓而施惠于他们。君子之学，不过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成就自己已经很难，成就万物更加不容易，而君已经知道立志于此。何况建安在福建中部是重要县，先正徽国文公的旧宅在那里，而君又是徽州人。他质朴而安静恭敬，学识宏大而通达开朗。诵读朱子的诗，阅读朱子的著述，仰慕他的遗风，并在他的故乡施行政令，君的志向难道不会在这里得到伸展吗？传记说：“守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统帅是用来领导百姓的，老师是用来教导人的，两者缺一不可。” 凭借君的资质，再加上经学修养；君施加给门徒的教益已经如此，这次前往建安，如果能够平均赋税以厚实民生，兴明正道以改善民俗，按时在乡先贤的祠庭中行俎豆之礼、进退趋走而无愧，那么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功效就会比从前更大，名声的兴盛、职位的升进，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了。然而，君是懂得天命的人，顺着自己的学业追求成就，难道会把心志用在名位上吗？《诗经》三百篇中风、雅所期望于人的，难道只是美善的声誉或显赫的俸禄吗？它们难道不是说名声只是实际的宾客，职位只是德行的彰显吗？君的学生胡进士胡光正在汇集诸君子饯别的诗，因为我与君同郡，便请我写序。因此我简述君的出仕和退处以及君的志向，表达对君远大前途的期望；也将使后人乐于看到君的政绩成就，并从君起步之初来相互验证，所以写下这些作为凭据。《赠崔君廷佩判归德州序》

译我高皇帝制定酬报功臣的典章，文臣荫补、武臣世袭都写在法令中，恩泽深厚而礼制均平，将使他们世代守有这些待遇。后来法令制度不知从何时开始变化，我私下推想，应当是文皇帝渡江以后，有关官员未能及时奏请恢复旧制的过错；又或者是成化初年才重新下诏准许奏请，规定三品以上大臣可以让一名子弟进入太学，按例授予官职。当时从盐山王忠肃公以下，共三十六人。圣明仁厚，想要恢复旧制，以此激励群臣；获得恩典的人感激奋发，听到消息的人也受到鼓舞，怀着戴恩图报的心情，唯恐落后，这难道不是一时的盛事吗？到如今已经十八年了。广宗崔庄敏公的嗣子崔珂，才获得朝廷授任归德州判官。珂字廷佩，在众人中最为醇厚谨慎，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积累学问、修习文章，多次参加秋试都没有遇合。庄敏公教训培育他十分勤勉。庄敏公官至冢宰，总领两京百官，兼任辅佐留都政务，责任重大、声望崇高，不能顾及私家之事，于是廷佩便总理家政、应接宾客，一切听从父亲的命令而没有差失。庄敏公去世时，他办理丧葬诸事都不违背礼制；又辅佐成就弟弟崔璇，请求皇帝使其获得中书舍人的俸禄，以守护父亲的祭祀。若从大臣元老的后代中寻求孝友清白的家风，像庄敏公这样的，难道不是很少见吗？归德是开封的支郡，统辖五县，其中杂有卫所军队，地方广大、事务繁多，号称难以治理。判官之上有知州和佐贰官，下面有幕僚和属官，又常常有藩司、按察司和大府的官员来临；对上承受命令，对下统御百姓，处于中间承上启下，必定要有治理的方法。廷佩平日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学到的道理，一定很熟悉，本来不必等待我的话。然而我听说，依照礼来治理官职；如果不恭敬便是违背孝道，那么廷佩对此应当有所领会。庄敏公已经去世了，庄敏公的盛德能够彰显于天下后世的，就在你身上。所谓“庄”，就是用来约束自己而不放纵，这是立身之本；所谓“敏”，就是处理事务而不迟滞，这是施行才用。二者不可偏废；用在大事上就成就大，用在小事上就成就小，也不能推托说难以做到。廷佩努力吧：下不要败坏故家文献相传的事业，上要报答圣明天子优待尊崇年高贤俊、有功贤臣的典章，并且使公卿之家能够互相以贤与不肖作为劝勉和戒惧，这就是我的期望。至于官职在内在外、职位高低，哪里是君子值得计较的呢？先襄毅公在两京掌管军务，确实与庄敏公同时，又先后共同主持留都政务，交情深厚而没有隔阂。我弟程敏德进入太学后，又与廷佩同在斋舍，笔砚相连，两家通家之好并非一日。所以在他临别时，我怀着爱护他却不能实际帮助他的叹息，特意写下这篇序赠给他。《文昌坊程氏族谱序》《文昌坊程氏族谱》一套，共九卷，图二十二幅，附录诗文若干篇。这是已故湖口县令程叔武编纂、现任儒学生程昭续修、儒士程弁参订的。江南程氏没有比新安更兴盛的，新安程氏实出于广平，向上又出于安定。安定程氏得姓于周代大司马程伯休父；广平程氏显扬声望于赵忠诚君赵婴。到了新安，晋代本郡太守程元谭因政绩显著，陈代将军忠壮公程灵洗因功勋显赫，程姓更加昌盛，族人更加繁衍，声望也更加闻名天下。详情见于宋代都官程祁所编的世谱。休宁是新安所属的县，程姓比其他姓氏多。在市道之间、村落交界，像梳齿般密集居住的都是程氏，而居住在文昌坊的，是其中一支。考察这部族谱，称忠壮公十六世孙程秔，在周显德年间任东密岩将，因守卫休宁有功，定居临溪。第四世孙程秦，在宋宣和年间为躲避方腊之乱，迁居泰塘。其子程康在建炎初年任泗州知州，曾续修都官谱，却在中途因兵火散失。泗州程氏的第三世孙程克明生程炜，程炜第二代生程应护，程应护与歙县宗族人、丞相文清公程氏合修族谱。这就是叔武据以编纂族谱的材料。程炜的弟弟程烜生程可绩，迁居麋村。程可绩的第四世孙程叔恩，在元至正末年为躲避红巾之乱，又迁到五都湖村。程叔恩生有两个儿子，名叫以安、以善，从此定居文昌坊。以安有两个儿子，长子志远，次子宗远；他们开始凭借崇尚义理而获得官职，子孙又多在学校中求学。这就是程昭据以续修族谱的材料。两部族谱由程弁参订，■〈氵义〉口宗儒程氏也隐约参与讨论。大体自认为已经核实了。志远有五个儿子，宗远有四个儿子，都淳厚谨慎而有立志。希望光大宗族，大概不出一代，便会出现贤良人才和华美宅第，成为一县之首。程昭的哥哥程景厚曾经见过先尚书襄毅公，襄毅公十分赞赏他，所以他的兄弟们对我都很亲厚。他们间或把这部族谱托付给我，礼数也十分恭敬。于是我勤勉地为之作序说：族谱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然而难道只是用来彰显程昭家的门第，扩大婚姻和仕宦关系，以向世俗夸耀，如魏、晋、隋、唐之间的人所做的那样吗？只要明确长幼尊卑来崇尚孝敬，扩大恩义，即使没有族谱，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假如有了族谱而根本没有树立，那么即使是贤圣的后代，也会被人轻视；这样说来，族谱又有什么可贵呢？族谱固然不可没有，却也不可依赖它。程昭兄弟知道族谱值得珍贵，却不寻求使这部族谱更加光大的途径，难道可以吗？读书要成为优秀的儒者，耕作要成为优秀的农民，出外经商要成为优秀的商人，都要努力于各自的根本。不要懈怠，使长幼尊卑得以明确，孝敬得以崇尚，恩义得以广布。那么文昌坊这一族，将凭借德行善业来彰显家门，难道只是以文字之间的族谱而受到重视吗？我不才，也有幸是忠壮公的后代，曾经召集各房共同编修《统宗谱》，刊刻传布。可惜这部族谱出现得太晚，来不及参与会合以追溯根源、考究归属。又因此想到新安的程氏，像文昌坊这样的支族，算来还应当有不少。只是宗法不在世间实行，无法全部弄清亲疏、离合的原由，越发令人感叹。《王同守赠行诗序》

译成化甲辰年秋天，朝廷在北方边境有军事行动，议论者请求调发畿内、山东、河南的粮食来救济军队，并各自责成一名上佐负责督办；广平府同知王原常君实际参与了这次行动。原常负责督运所属各县的粮食若干石，亲自骑马，佩带弓箭，谨慎安排驻扎，并抚慰劳苦疲惫的人员；他从居庸关出发到达龙门，又奔赴大同，把命令传达给大司徒青神余公。当时余公正奉诏督理各路军队，获得专擅军门、便宜行事的权力；而军队所需的装备，以陕西出产的最为优良，于是选派一名懂得军事的人前往办理，原常世代居住在熙河，是大司马戆庵先生的儿子，又特别承担了这项使命。他经过京师时，向将要往返各地的人告别，得到诗作若干篇，于是我为此写序说：“像原常这样的出行，可以说是壮伟了！古代文武本是一道，士人兼具文事和武备，是常态。中世以来，才开始把横握长矛赋诗、下马草拟露布的人视为难得，大概是因为那些拘谨狭隘的士人不值得谈论这些，而号称儒者的人也忌讳谈兵，士人失去本职已经很久了。原常凭借精明强悍、超群出众的资质，加上倜傥而能用世的才干，又以家庭中从三礼之学发身的学问来辅助；他的修养已经深厚，阅历已经丰富，所以一经出仕，便以书生身份承担难办的事务，以有司身份成就辅佐军队的功劳，超越同辈而无愧于士人的身份，正是这样。诸位君子赞许他的为人，把它写入声诗，作为他行装中的光彩，并用来充当离筵上的歌吹乐章，是应当的啊！然而，在北方边境督运军粮，预先建立贤能劳绩来补益国计，这是臣子的职责；在关西治理军用装备，顺路回乡拜见并祝寿双亲，这是子女的职责。两者都尽到了，就是忠孝的端绪；士人的大节，一天也不可不努力使它充实。戆庵先生作为三朝元老，退政居家，神色严正、直言昌明，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振奋，何况他爱子从耳濡目染中早有所得，又哪里需要借助别人的言语呢？这次出行，戆庵先生因暂时相会而高兴，必定又深切盼望他迅速归来，对他的教诲更加恳切。原常应当恭敬接受并更加努力。年轻时的功名事业当然不止于此，那么这些诗也不能不为之作序，留存下来以便将来验证。先尚书襄毅公与戆庵先生是同僚，彼此信任而不结党，所以两家有通家之好；我得以把原常当作兄长来侍奉，而原常“壮伟”的志向，我却瞪眼也不知道它将从哪里发展出来。《赠周君德中同知苏州府诗序》成化乙酉年秋天，安阳周德中君考取河南乡试第一名，京师传诵他的程试文章，赞叹说：“这是中州的奇才啊！”然而德中多次遇到机会却未能如愿，先后七次参加礼部会试，落第后仍然喜爱修业，从不懈怠。时间久了，年纪已经足以出仕理政，门生子弟也有许多在乡试和会试中考中。甲辰年夏天，他才进入吏部铨选，又考取铨试第一名；尚书以下的官员复核他的文章，赞叹说：“这是制科遗留下来的人才啊！”于是上奏授任他为苏州府同知，他即将赴任。于是士绅中能言善道的人和欣赏德中的人分韵作诗为他饯行，我为此写序说：“士人具有卓越超群的才华，而能在当时得到任用，他自我期许一定很高，君子也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嘉奖他：设宴用饮食款待，赠送车马，或者赠给他声诗。这些礼数殷勤，心意周全。然而饮食只是为了适合口味，车马只是为了使身体安逸，给予得比较浅；诗呢，是用来振作他的气概、感动他的内心，给予得就深。这就是《诗经》三百篇中有许多赠行篇章，学者直到今天仍诵习效法，没有人敢废弃它们的原因。如今天下东南的大藩，没有比浙江更大的；大郡没有比苏州更大的。国家的财赋出自这里，而苏州一郡就抵得上浙江一藩，其事务繁剧可以想见。德中一次在乡试中取得发解，又两次在选士中擢为第一，他的才华也可以说是卓越超群了。凭借卓越超群的才华，辅佐财赋事务最为繁剧的郡，职位彼此相称，能力也正好相当；他施行政令、出纳财赋的权力，以及治理利弊的方法，用来满足人心、舒缓民力，并在句吴之地大有作为，为古代循良吏的传统增添光彩，难道还会没有实现的日子吗？何况他居家读书的日子长，学问更加精深；出仕为官的时间晚，办事更加老练，他自我期许的分量已经很久了，又何必等待别人来评价呢？然而君子有成全他人美事的责任，爱护他却不能实际帮助他，那么礼数殷勤、心意周全而给予深厚的，除了诗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做到。何况诸公的诗，有的歌颂，有的规劝，又怎能知道其中措辞温厚纯正、心意忠诚厚重，不会有超脱凡近、上接古代诗人风旨而可以流传的作品呢？德中是已故鸿胪卿拙逸先生的儿子，是江西左布政使德明的弟弟，是当今驸马都尉德章的哥哥；他的门第华贵、文献盛美，在一时之中首屈一指。然而他富贵而不骄矜，富有而不奢侈，这些都是士人的常态，我不敢凭此认为德中已经足够，所以不再特别写出。《赠宋君廷贵知泰安县序》

译太学生宋廷贵君与国宾王公的司言有乡里交谊，王公于是聘请他主持家塾，教导自己的儿子。我多次拜访王公，认识这个人。大概宋君的名字在吏部铨籍中已经很久，将要授官了。然而宋君想到家中有八十岁的母亲，每次对人说起她，必定眼泪随之而流。有一天，他收拾行李，向熟人告别，准备回故乡探望母亲。有人阻拦他，说不能前往，而且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吏部忽然接到选任府佐、县正的请求，选法十分严格。宋君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朝廷授任他为秦安县知县。消息传出，听到的人纷纷议论说：“舍弃做官的机会，急着回去奉养母亲，像宋君这样的人，真是孝啊！”上天没有辜负他，使任命与事情恰好相会，不仅安慰了母亲倚门盼望儿子的心情，而且还让他主管百里之地的百姓和社稷，获得七品官的俸禄来荣耀母亲，并作为奉养老人的资用。宋君的心情，比毛义得到任命时的喜悦，大概还要深重。可是，假如宋君早些时候便出行，人们一定会替他因为错过时机而后悔。于是王公惊叹他的奇异并为之高兴，请我写序记述此事来赠给他。唉！忠是孝的推广，而长期郁积的才华必定会有宏大的发显。君确实孝顺，又学习《诗经》三百篇的经义，参加秋试十一科都没有得到有司录取，但学问却更加充实。授予他政事，他应当就能通达有成。此外我私下还有一句要勉励你的话：如今关中大旱，百姓饥荒接连发生，朝廷大概不能没有西顾之忧。努力吧，宋君，赶快驾车前往，把秦安的百姓从沟壑死亡之中救出，安置到安稳的生活之上，作为各县的先导；不要辜负这次公正的选任，彰显多年学习的成就，回应故人的厚望，难道不就在这次出行吗？可见忠与孝是相互为用的，士人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在这以前已有明文规定，功臣、外戚和大臣必须到太学进修。宋君曾经与恭顺侯同席研习，诸公也相继与宋君交友并以礼相待。因此为宋君饯行用酒，赠送宋君这些话。王公首先倡导，诸公全部附和，题名列在诗作之后。《封奉直大夫知蓟州汪先生七十寿诗序》汪氏在新安六县中最为兴盛，大都以唐越公汪华为祖，而越公最初居住在绩溪登源，所以登源的汪氏尤其兴盛。汪裕清先生，是一位仁厚的人，以儒学和医术闻名乡里。曾经因推荐而任绩溪医学官，用来奉养父亲十分恭谨。他的父亲安享奉养，活到九十二岁，能够看到五世孙无恙地在堂上，而先生今年也已经七十岁了。先生教育子孙十分用力。儿子中，汪溥从乡试中举，任蓟州知州；汪滢考中进士，任玉山县令。孙子中，汪度继而在乡试中举，而先生也接受诰命，封为奉直大夫，与汪溥的官职相同。在堂上奉养老年父亲，在家中见到曾孙、玄孙，又在任官期间屡次享受牲牢鼎俎的奉养，并在朝廷显然接受诏命。以上任何一项，都是世间的大庆；如今都完备地集中在裕清先生身上，也可以说是很难得了。如果没有颂扬的诗声，凭什么彰显世代的德行、感化乡人呢？于是他的姻亲朋友、上林苑丞程京等人，告诉士绅，传播咏歌，准备寄赠给先生祝寿；他们说诗一定要有序，以显明作者的心意，于是来请我写。我听说，宣圣谈论长寿，必定归结于仁；《易经》赞美家族的庆福，必定以积善为根本。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汪先生起初凭借医术兴起家业，既使父亲长寿，也使自己长寿，又把这种仁心推广开来，使乡党宗族中许多人得以存活。他施行仁爱、积累善行，难道还不够深厚吗？加上两个儿子都才华出众，在大郡名邑之间替国家掌管百姓的命运，仁德声誉和美善名声足以写满考核功绩的文书，承受宣室的召见。这样说来，善与仁就更加广大了。那么他的长寿应当从前代开始扩展，最终达到期颐，接近人瑞；后来迎接、延续并敬承其福德的人，大概也不可估量吧。先生的生日在这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庭院中设宴，长幼都聚集在一起。庆贺之时，命童子歌唱诸公的诗来助兴劝酒。我知道先生的心情更加喜悦，身体更加康健，俸禄、奉养、恩封与寿命一同增长。乡人回头瞻望、赞叹，也一定会认为仁人长者获得这样的福庆，因而生出敬仰羡慕之心；那么这些诗对于尊重长者、喜好德行的劝勉，不是很多吗？我曾经过绩溪，访问登源，拜谒越公的庙宇，并在丘墓、亭台和水榭之间徘徊。那里重山复岭，秀丽挺拔，环绕耸立；大溪水从前面流过，盘旋曲折百转之后才流出。我私下认为，地灵所聚之处，必定有奇异人物；何况是盛德之人的后代，确实居住在这里，希望能够见到他们，以此为快。如今得到汪氏这样的人，才知道人的德行和所处环境完全可以相互匹配。这就是序。《户部郎中官君挽诗序》

译平度官君汝清和我一同学习《尚书》。在天顺壬午年的科举考试中，君汝清考中山东乡试第一名，我也侥幸考中畿北乡试第一名；我们大概只是彼此听说过，还没有相识。考中进士后，成化初年，先岳父太师李文达公去世，君汝清以工部主事的身份奉命前往南阳办理安葬事宜，我才第一次认识他，却还不了解他的为人。戊戌年发生大灾荒，君汝清以户部主事的身份奉玺书到河间赈济灾民，我也获准回新安省亲，乘驿传车南行，恰好与他相遇。君汝清筹划施行，竭尽全力，使数万人得以存活，我心中暗暗惊异。后来他又到我的公馆来访，我听他说起消弭灾害的六件事，件件都切实可行。其中谈水患的一条尤其恳切。他说：河间境内的滹沱河、中堡河两水之间地势最低，那里有九河的旧河道；如果疏通下游，使水流入卫河，河道久而淤塞便会变成肥沃田地，于是百姓占据它，有的甚至把田地转归贵戚近臣之家，只知其中的利益而不知道其中的祸害。由此河水无处排泄，再加上连绵阴雨，便从四面漫溢，浸坏民田，这种情况年年如此。如果确实能使水流有所归宿，那么每年的收入应当加倍；而且疏浚河道比赈济借贷所需的费用，不到十分之一，只是议论此事的人有时认为难以筹集资金。大概世上乐于因循守旧、害怕兴办事业的人总是很多。我家世代从新安寄居河间，曾经考察图籍，询问老人，按察地势，早已得到这个主张，却没有可以谈论的人。听到君汝清的话，我又惊又喜，说：‘我们这里从此或许有救了吧！’君汝清立即起草奏章向朝廷陈说此事，但议论的人果然认为难办，最终使计划沮丧而止。畿北百姓感念君汝清舒解国事忧患、富裕百姓的心意，口头称颂不绝，却也对此留下遗憾。我后来遭逢先少保襄毅公的丧事，和君汝清分别很久；癸卯年夏天我才到京师，沿途打听他的出处，得知他已经升任郎中，又奉玺书到蓟州督理粮储。他所提出的建议更多，声望也更加振起。我正盼望再次见到他，和他互相倾诉，君汝清却不幸已经去世了。唉，真令人悲痛！世上本来从来不缺少人才，但要寻求像君汝清这样既有好古之学，又有经世之才，可以作为将来大用人选的人，实在屈指可数。可惜他的寿命不长，才华未能充分施展，我又怎能不替世道感到惋惜呢？君汝清去世时四十一岁，有弟弟名贤，也在乡里求学；长子名熙载，正在做儒学生。他们能够收集君汝清遗留下来的文章，叙述他遗存的品行，又向平日来往的人报丧，得到挽诗若干首，拿来给我看。我既哀悼君汝清早逝，又庆幸他有贤能的子弟，足以承接他未尽的恩泽，使之更加长久。我写成序文后把诗章送还给他们，俯仰之间回顾今昔，眼泪实在禁不住流下来。《赠叶君茂卿通判广平府序》成化甲辰年冬十月，叶君茂卿得以进入吏部参加铨选，朝廷授予他广平府通判之职。凡是同为新安人而寄居京师的人，都为他感到荣耀，又为他饯行，请我说几句话来为君茂卿增重声望。我和君茂卿交往已久，情势上不能没有一点说法，于是对众人说：‘世人往往认为土地有南北之别，人的性情有驯顺强悍之异，所以治理时所采取的措施，宽缓严厉也有不同。像君茂卿这样出行，情况究竟怎样呢？’君茂卿生长在江南，只是一介清瘦的儒者，如今初次做官便到北方辅佐大郡，谁不会认为这很难呢？我却说：‘不对。所谓困难，是形势造成的；而有不困难的地方，则在于事理。学问足以明白事理，那么在举措之间没有什么地方不可施行，怎么会拘泥于一端而彼此不能相容呢？’广平是古代晋、赵的境地，号称漳河之间的一大都会，风气刚劲，士人多有义侠之气。像程杵的忠诚、廉颇和蔺相如的刚烈、望诸君的遗风，以及大概清河崔氏孝友的遗风，千百年来习俗仍然鲜明。可是如果一概认为北方难以驯服，想完全用严猛手段办事，难道可以吗？君茂卿学习三礼之道，对于《王制》的详细内容和辨析民情民意，都已经平日里深有定见。又多次在礼部任职，年齿更加老成，学问更加深邃，对人情世态的阅历也更加丰富。这次前往广平，他将充分施展胸中所蕴蓄的才学，辅佐长官，统率属吏，安抚教导当地士人。土地虽在北方，也和南方一样；百姓虽强悍，也可以驯化。宽与猛相互配合，政事没有办不成的。何况君茂卿以歙县人治理广平，二地都是京城的辅郡，南北有什么不能相通的呢？受到仁义礼乐教化最早，哪里会有不能驯化的强悍之民呢？政令下达，向朝廷提出建议，早上发出、晚上便可到达；宽缓与严猛怎么会不能相互发挥作用，又何必私下忧虑、预先计较呢？我私下有话要告诫君茂卿：近年以来，旱灾荒年，百姓饥饿，江北尤其严重，广平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圣明天子忧勤国事，多次颁布诏书询问百姓疾苦，但主管官员奉行诏令，有没有尽力，往往相差很大。像这样，究竟应当由谁负责呢？设置官职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百姓不能受到恩泽，却安坐任职享受俸禄，只按资历等待升迁，这是儒者的耻辱。君茂卿学术老成，仕途才刚开始，如果把所学付诸施行，一定会有超出常情的表现吧？我愿和乡人一起拭目以待。《赠平江伯陈公还镇诗序》

译平江伯、合肥人陈公志坚主持漕运和军务已经十多年了，每年进京朝见一次，成为常例。成化甲辰年冬天，他上书请求解除职务，回到府第，皇帝下优厚诏书不许。于是他奉节钺回镇的日期已经确定，凡是与陈公有交往的士大夫，都作诗赠送给他，推举我写序。想我朝文庙迁都北京以后，国家的财政全靠东南，特意派遣文武重臣，在淮水之北建立军府，来经营管理此事。陈公的曾祖父恭襄公首先担任这一职务，评论者认为他是中兴时期主管国计的大臣中第一人。他的重大功劳记载在国家典册中，遗留下来的恩爱存于庙食之中，不但没有衰替，反而更加隆盛。陈公凭借开国元勋后代的身份起用，继承这一事业，军队强盛、粮食充足，成为各镇之首。他又通晓政治体制，每逢有利国利民或弊政的建议，便直言向朝廷陈说，因此皇上嘉奖他的忠勤，慰劳劝勉而挽留他。士大夫怀有忧国爱士之心，不能不发言，也正是如此。我私下看，召虎征讨淮南夷人时，周人有思念他的《江汉》诗；李愬平定淮西叛贼时，唐人有赞美他的《方城》诗，后世传为美谈。如今国家太平，两淮安定，不是衰乱末世可比。虽然接连遭遇灾荒，但有陈公坐镇当地，拯救安抚，竭尽全力，停止战事、体恤将士，以取得充实国库、富裕百姓的功绩，和召虎、李愬相比，大概也没有什么惭愧。何况《江汉》诗一定提到召公奭，《方城》诗也歌颂西平侯；拿陈公和恭襄公相比，将来又会以继承美德、并称于百代之上的方式流传，实在盛大啊！世代为臣而能够这样成为国家倚重的人，正是如此。既然如此，各位士大夫所作的诗，即使拿来和《江汉》《方城》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陈公年轻时接受父亲庄敏公的教诲，喜欢求学，尊敬老师，亲近朋友，直到如今也没有衰减。每当士大夫经过淮地，他一定以礼接待，有时还请他们来询问政事，颇有古代儒将的风范。所以人们乐意和他交谈，而我和陈公交往尤其熟悉，便为他说明这些作者的心意。虽然如此，出外任职和回朝任职都同样劳苦，正是太平盛世优待重臣的方式。陈公在外劳苦已经很久了，上下官民对他的期望也很深。不久将召他回朝，留下来保卫天子，建立封侯的功业，为家谱和史册增添光彩。各位士大夫赞美他的人，将来又岂会只作这些诗而已？他们还会协同声律，配以管弦，歌颂国家的盛世，难道只是陈公一身的荣耀吗？《怡云钱翁六十寿序》古代人祝寿，大多以一百二十岁为期限，六十岁只是长寿的开始。出仕做官，五十岁承担政务；六十岁便指示他退处，在学校中饮酒。五十岁的人站着，六十岁的人坐着，这是表示将逐渐提高对他们的尊崇。古代先王优待六十岁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儿子对父亲呢？在喜悦和畏惧交织之际，向老人祝愿长寿到耄耋、期颐，本来就是感情不能自已吧？无锡有一位怡云钱翁，本是吴越武肃王的后裔，从他的祖父、父亲和伯叔以来，世代以崇尚义气闻名。到了钱翁，更加笃行孝友：为父亲尽丧礼，优厚奉养母亲，把田地房屋推让给两个弟弟；又多次怜惜他们不能立业，三次抚养他们留下的孤儿，即使自己的财产因此日渐减少，也不在意。他还延请老师教育子弟，捐出粮食救济饥民，整理先世遗文，编成《袭庆编》传给后世。而钱翁也已经六十岁了。于是钱翁的三个儿子通过我所结交的户部赵梦麟主事来请托，说：‘希望您说几句话，为父亲祝寿。’我没有来得及认识钱翁，但看到了所谓《袭庆编》，又认识钱翁的侄子、所谓鸿胪君钱楷，由此知道钱翁对上显扬宗族，对下成就子孙，竭尽全力，实在是一位孝友之人。《论语》不是说过吗：‘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有仁德就会长寿。钱翁虽然没有做官，却因崇尚义行而蒙恩授予承事郎，又因德行善举而受到乡里的尊重，乡里推举他为介、为宾，也将从此开始。照这些事迹看来，他的内心安适，身体康健，从六十岁达到高寿，难道不是很有希望吗？不过，蘧伯玉年满六十岁时，六十年中有六十次变化，进德的功夫不因年老而懈怠，哪里只是六十岁呢？老莱子七十岁还保持对父母的孩子般爱慕，申公、伏生都在八九十岁时传授经书，张苍一百多岁还做汉朝谋臣，著述很多。古代人年纪越高，德行越盛，就是如此。钱翁应当思念古人，更加谋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而不勉强去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使年龄和德行一同增长；祝愿随着时间逐步提高尊荣，将来会有不止一部著作。我这篇话，就是这个征兆。钱翁名会，字孟津，别号怡云，出生在嗣岁元旦后第八天。他的妻子是长洲徐氏，比钱翁小十岁，贤能而与他白头偕老。三个儿子名本、相、干，都孝顺谨慎，能够继承家业。《吕母太夫人寿序》

译我年少时曾以童子的身份，在嘉禾吕文懿公先生门下做洒扫之役。先生以清正的德行和端正的学问辅佐英宗，退居后又拿经书教授当今天子；他早晚勤勉，竭尽力量为公事操劳而不顾自己，凡是规划处理家政，都由太夫人徐氏决定。太夫人有淑善谨慎的姿态、贞静的德行和贤明的品行，可以和古人相比，当时卿大夫之家大多认为自己都比不上她。我得以和入门求学的诸生一起，跟随先生的公子、如今的主客郎中秉之，按时登堂拜舞祝寿。太夫人把爱护儿子的心推广到诸生身上，因此诸生都庆幸自己有了依靠和庇护，大多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先生，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太夫人。到如今将近三十年，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了，太夫人仍安居嘉禾旧宅，平安无恙，年纪也已六十多岁。入门求学的人有的显达、有的隐退，大多像星星一样散去；而我和秉之得以同在朝廷做官，世代友好尤其深厚。虽然不再有从前那样登堂拜谒的勤谨，但我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太夫人慈爱温煦的恩泽。成化己亥年春天，我从新安河亲回到朝廷，经过浙江，才得以在堂上拜见太夫人。癸卯年夏天，我又从新安起复入朝，再次得以拜见她。总共两次见面，太夫人的身体更加健强，德行更加美盛，家政更加整饬，管理童仆也更加严谨，原来她就是这样，即使年老也不懈怠家事。但我独自想到，秉之始终没有放下这样的心愿，说：‘或许公务会有空闲吧？他最终会来迎接我吗？我将跟随他去抚养孙辈，以此为乐吗？’人们由此知道太夫人的慈爱。我到达三月时，秉之果然因为太夫人的缘故极力请求调令南下，准备顺路奉着母亲的安车北上，既完成天伦之乐，又不耽误自己的公务。人们由此又知道秉之的孝顺。慈爱与孝顺都出自上天，而成为人的本性；顺应它们就成为福，违背它们就成为祸乱。像太夫人这样以慈爱感受儿子的孝心，能够不得福报的，实在很少。我知道她的心胸必然宽广，身体必然安康，寿命必然隆盛，非言语所能赞美。我已故的先尚书襄毅公和先生是同年进士，我的母亲与太夫人有妯娌之亲，如今正在京师迎养母亲。听说秉之的行为，喜悦得不能自已，知道两位母亲相见的日子已经不远，也能实现她们的私愿，于是先写下事情的经过送给他，请把它作为回去祝寿的礼物。《骢马行春诗序》成化乙巳年春天，监察御史姑苏奚公克新奉命出巡南畿，士大夫们绘制《骢马行春图》，作诗赠给他，并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我私下看到本朝制定的法令，每年一定派遣宪臣分赴天下各地巡行，用来整饬吏治，体恤百姓的隐忧；他们的责任最为重大，而在南、北两畿任职的宪臣责任尤其重大。畿内郡县，地域逼近京师，事务繁多；地域逼近京师，毁誉容易传达，事务繁多，举措往往来不及从容处理，实在不是远离京城的一般藩省可比。奚公年轻时凭明经科取得天顺己卯乡试中式资格，过了很久才中成化壬辰进士，具有治事立业的学问。初次做官，任青州乐安县知县，三年中有惠及百姓的政绩，受到举荐入朝任御史；曾奉敕在河东整治盐法，又奉敕在居庸诸路总理边务，都有考核政绩优异的成果。这次前往南畿，必定会有所裁减施行，使政务适合缓急；有所纠劾举荐，明辨贤能与不肖，使七郡的官吏百姓既畏惧又爱戴他，使非议不兴，废弛的政事全部得到整顿。这样一来，又有什么理由忧虑责任重大呢？从前桓典任御史时，民间有‘行行止避之’的歌谣，这是对他的赞许；鲍宣任司隶时，民间有‘三入再入’的歌谣，这是对他的期望。如今送给奚公的诗，大多出自名卿才士之口；其中深切的赞许和长远的期望，也都出于公正地褒奖善人的心意，可以附会古代诗人的正义而流传。行台清静深幽、职事有空闲时，奚公取出这些诗来吟诵，一定会警醒地想到如何辜负这些期望，却又不能停止吧？不久回到朝廷后，他的风采操守更加增长，声名更加振作，天子更加宠爱嘉奖他，将有升迁的诏命，使他和桓典、鲍宣并列；这也将由这些诗得到征验，使当时号称贤良的宪臣都说：‘有奚公在其中。’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赠守御沧州正千户赵良玉诗序》沧州是河间的属郡，古代是燕、齐之间的交通要道，境域东面直到大海，拥有鱼盐之利；盗贼不时出现，因此曾经驻扎重兵，委派将领官吏，号称横海军节度使。本朝统一天下后，在沧州撤去军队，设置州牧，专门治理百姓，百姓彼此相安而不再相互依靠武力，已经一百多年了。成化乙未年，朝廷开始采纳议论者的意见，把河间卫的一军迁到沧州，号称守御千户所，逐渐恢复前代的旧制。有州牧抚养百姓，有军队保卫地方，百姓有所依靠而不恐惧，因而更加安定，这实在是整治废弛、筹划长远的良策。当时武进人赵君恂以正千户的身份率领军队前往，到了那里便划定疆界，修筑营垒，开垦屯田，并在州中建立军府，竭尽全力造成一番宏伟气象，差不多可以算当时杰出的武官了。但后来偶因劳役得病，久治不愈，于是派儿子瑛向朝廷请求代任，朝廷答应了。瑛字良玉，是我叔父的女婿。他为人通达聪颖，懂得事务，谨慎朴实而喜爱文章，我曾经器重他，却爱护有余而帮助不足。如今我在青宫直讲之余，替他向同僚请求，得到诗十章来为他的行程增色，并写序告诫他说：‘守御的官职确实美好，只是你知道朝廷为什么不怕征调军队的烦劳、筹划经费的耗费吗？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军民本来是一体，形势上如同车的辅、车的轮；政令如果互相抵牾，上面就会产生毁谤，下面就会产生怨恨，那么设置守御官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治理百姓的人说：‘军队就是用来保卫百姓的，我们百姓不能不劳作。’掌管军队的人说：‘百姓就是用来供养军队的，我们军队不能不收敛约束。’这样一来，彼此的感情就会相互信任，政务就会相互配合，这便是沧州百姓的大福了！’良玉的曾祖父以来，历代都参与开国、靖难的功劳，记载在册书中；他的父亲又凭借老成持重受到选拔，是最早在沧州任事的人。良玉继承父业，年纪很轻壮，志气很勇健，将来如果不能超越前代功烈、开拓后世成效，以报答世代任将的恩宠，又没有辜负士大夫们为他壮行的盛意，这难道是我们对这个馆甥所寄托的期望吗？既然如此，良玉又怎么肯满足于此而不更加努力呢？《张氏世美集序》

译涪州人有一位张先生号云庵，以《易经》学问著名。他曾在正统辛酉年乡试中考取第一名，本来有希望迅速考取高科、取得显贵仕途；但先生想到自己失去父亲，早年独自依靠守节的母亲教导抚养，便欣然参加乙榜而离去，又援引任职领取俸禄的法令，得以担任蜀地广安的学正。他亲自题写厅堂说：‘荣华奉养、粗食淡饭的快乐，不一定要靠钟鸣鼎食。’后来母亲去世，他改任陕西华州；九年后升任山东济南教授，前后三次主持师席，门生中有许多人在内外任官，而先生当时也才五十一岁，却毅然以病为由辞职西归，有人题写他的厅堂为‘恬退’。先生出仕，可以激励那些靠俸禄奉养父母的子弟；他退仕，可以激励那些忧虑失去官位的臣子，难道不是一时的忠孝之人吗？如今兵科都给事中张本谦，是他的长子。张本谦继承父亲的经学，考中成化丙戌进士，长期任职于宫禁近侍之官，受到加赠封典的恩宠，又获准回涪州省亲。当时张氏子弟中，有三人因输送粮食赈济饥民而成为义官，有四五人因执经入学而成为儒生，有人题写他们的厅堂为‘恩荣’，但先生从未因此喜悦。张本谦奉玺书核查湖广、贵州两藩的边储，革除旧弊，杜绝私下请托，最终却被喧嚣者诬告，贬为陕西耀州判官，将要题写厅堂为‘遂休’，但先生也从未因此忧戚。先生约束修养自身，使众人归于善良，并把这种品行施行于家庭，正是如此。张本谦担心自己不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准备把四座厅堂所得的名公记序、诗歌汇编成巨著，刻印流传，有人题作《张氏世美集》，又间或把写序之事托付给我，只是我很久没有答应。恰逢张本谦上疏为自己申诉昭雪，承蒙特别恩典升任现职，而母亲的讣告又恰在此时传来，那么这部书托付给我，我怎么可以不说几句呢？古人称为世代继续成就美德的人，确实是有的；但小的美德不值得说，忠孝则是最大的美德，而且也一定要做到不因外界带来的得失而忧喜，才可以达到。像云庵先生，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吧？先生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又曾从至德之人那里听闻道理，往往有脱离世俗尘垢的志趣，所以他把功名富贵看得很轻，进退从容，并且先立定了最根本的志向。努力吧，张本谦！还应当把平日在家庭中听闻的事迹充实扩大、发扬光明，使自己的功名在盛世显著，上报天子知遇之恩，下使先生的德行流传无穷。将来世代继承父亲的美德，应当和古人并列而无愧；当世名流用来赞许他的地方，也岂会止于此吗？先生名玄，字成功，封为兵科给事中，云庵是他的别号；本谦名善吉，是和我同榜中进士的人。士人说：‘ 《赠知婺源县事董君序》婺源县知县董君惟和已经接受任命，将要赴任；婺源籍的官员、大理评事汪君守贞，召集在京师的全郡人士为他饯行，并把赠言托付给我。我也一向和董君有交往，那么说什么赠言才能对他有益呢？不过，我曾听说：做政事的人一定要完全了解当地的土地和人物，然后才可以谈治理；不了解土地和人物，只凭自己的意愿去办事，治理能够成功的很少。徽州为一郡，辖有六县，而婺源在前代曾经单独设州。五岭镇守其地，山势极为高峻；天目山水向东流出的成为浙江水源，向西流出的汇入鄱阳湖。山川相互连接，风气十分完备。这里土地肥沃，忠臣贤臣在史书中记载不断；节妇孝子的牌坊在街巷间相望，而朱子朱熹的故里巍然居中。道德教化的恩泽延续万世一时，人物也十分杰出。正因为土地肥沃，百姓有所凭借供给，容易得到满足；人物杰出，百姓有所渐染教化，也容易改变。假使做县令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对容易满足的百姓安定抚养而不使他们日益削弱，对容易受教化的百姓加以引导而不阻塞他们。这样一来，我治理此地还不能成功的，也就很少了。董君的祖先原本是浙江鄞县人，永乐初年才在北京登记户籍。鄞县山水的优美冠绝东南，论形势和婺源相等；董君又喜爱求学，才力出众，跟随礼部尚书、箐斋周公游学。周公器重他。成化辛卯年他考中乡试，后来五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但年龄越来越壮，学问越来越成熟，阅历也越来越丰富而老练。初次做官便得到婺源这个地方，他治理此地必然很有余地，这是可以确定的。董君，出发吧！踏遍这里的山川，考察前代题写的碑刻，看看历代任县令的人中，哪些有离任后百姓思念的事迹，哪些又是人们没有记录的；在先贤的祠堂中致祭，读他们留下的著作，寻求做县令的人应当勉励什么、应当惩戒什么。切实询问身边的事情，认真思考眼前的问题，不必向外寻求，那么你的举措是否适宜、爱憎是否审慎、侍奉上司和安抚下属的节度，一定会有值得称道之处，也就无愧于士人的身份。那和奔走在田间小路、翻阅案牍，把精力耗费在忙碌奔波之中相比，差距就远了。我私下诵述所听闻的这些话，回答各位士大夫，并把它送给董君，希望对他略有帮助；最终能否听从，还要看他自己，这样或许就是婺源百姓的福气了。《赠麻城县丞张君序》

译已故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南阳李文达公的次子、锦衣卫指挥使士敬，曾经寻找塾师而没有找到，便把这件事告诉国宾、易水人王公司。王公忧郁地说：‘我的朋友、太学生、成都人张君孟诚，不就是合适的人吗？’士敬当天就到张君家中以礼聘请，把他请到赐第的学塾里，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镛、铨。张君学问专精，品行驯谨，两个孩子接受教诲十分恭敬。士敬的兄长尚宝公士钦，每每谈到张君便器重他说：‘这大概是蜀地遗留下来的才俊吧！’过了很久，张君应当赴吏部选任，于是成化乙巳年春天，朝廷选授他为湖广麻城县丞。士敬来对我说：‘您难道不能说一句话来惠助张君此行吗？’我不才，曾经在文达公门下执经受学，而且又和他家有姻亲关系，凡是爱护厚待张君的心意，大概和士敬相同。况且平日宴饮往来，有聚会我必定参加，关于做官和立身行事的方法，也略微彼此倾诉过了，又何必等到离别饮酒、依依不舍之时，才来絮叨呢？不过，士敬的请求十分坚决，我也只好说：‘您想得到一位良师，正如百姓想得到一位良吏，二者是一样的。因此，老师不好而孩子没有成就，是一家人的忧患；官吏不好而百姓没有依靠，是一县的仇怨。出仕和求学的道理，哪里会有两个不同的标准呢？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官员，做得过分便有侵犯职分的嫌疑，做得不够便有荒废官职的议论。麻城又是古代楚地的繁剧县，境内有许多秀异百姓，尤其长于《春秋》之学；如果不是品行端正、行政公正廉洁的人，想要完全符合一县人的期望，就很少有可能了。张君的祖父子英，曾以平民身份被征召，任蜀府宝贤堂训读；父亲宗器，以乡进士身份历任河东转运司同知。这样看来，张君从家庭中得到的教养深厚而长久。他在家做良师，出仕做良吏，不使祖先的功业坠落，完全有余力。我这些话不足以辅佐张君，张君，出发吧！不以已有成就自满，而进一步求得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这本来就是君子的志向吧？《赠监察御史汪府君孺人江氏挽诗序》新安各支汪氏共同尊奉唐越国公为祖先。居住在婺源浯村的一支，在国初有春坊司直蓉峰先生，声望最为显盛，其他汪氏都比不上他。江氏的祖先是梁朝宗室，据说梁朝灭亡后避居他地，改换姓氏，如今已不能恢复原姓，只在族名上题作萧江，以区别于当地土著；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江湾，都是大宗族。汪府君宗煴出自浯村，六岁丧母，十岁丧父，却能够自立，不使祖先事业坠落，又振兴后代。妻子江氏出自江湾，也能辅佐丈夫，扩充田产房屋，教训成就家人，是一位贤能的翁姥。府君去世时七十二岁，江氏去世时六十七岁，在太平盛世共同活到老年，享受了寿终正寝的快乐。府君生前被赠为文林郎、监察御史，江氏被赠为孺人，死后承受天子的恩宠诏命，足以使潜藏的德行显扬，使美好的名声昭著。临终时，长子奎考中进士，任掌管风纪的官员，出巡两淮、七闽，都有声望；曾经抗疏论说天下大事，不因利害得失而动摇，听到的人都认为壮烈。其余三个儿子坦、圻、坤，也共同继承父兄的志向，努力行善，没有一个不像父兄。长媳是太师徽国文公的世孙，其他儿媳也都出自良善人家。后来，府君夫妇去世的消息传告远近，远近之人没有不悲伤的，有人祭奠，有人作挽诗，联缀成许多篇帙；对上足以劝导人们亲爱父母，对下足以激励子女，这正是他们德行的证明。他们生在大宗族中，举动都有师法，又没有过失之举，所以累积的贤德由一身推及一家，名声传遍一乡，达到如此地步；既然人们的言语可以作为凭证，就实在不能不加以记述。我不才，和如今的御史君同榜考中进士，彼此有同年交承之谊。曾经经过江湾，进入浯村，远望那里山水的优美，恭敬地凭吊府君夫妇的贤德，读到那些哀挽诗，私下很有感触。因此应他的请求而不推辞，写下这番话告知后来的人，这也是崇尚德行的意义。《篁墩文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二十五 （明）程敏政撰 ○序 《赠都督李公承恩展墓西还诗序》

译李公明远世代居住在陕西西宁，以才能武略在当时享有声名。他辅佐都督府，参与谋划朝廷大计；统领京营，整治武备，进入通侯宿将的行列已经很久了。有一天，他上疏说：‘臣从前因母亲丧事，蒙恩准许归乡，把母亲附葬在先臣会宁伯的墓旁；回来朝廷时奉命严急，未能充分表达孝思，直到今天仍不能忘怀，冒昧再次请求。希望圣明体恤，准许臣告假前往展墓，并命有关官署供给车马和继续发放俸禄。’于是从京师到西宁。圣天子加以礼遇并准许他回来，来激励爪牙心腹之臣，恩意十分深厚。于是和李公有交往的缙绅士人，绘图作诗赠送他出行。博士陈君启先来请我写序。我听说李公实际上是先少保襄毅公推荐的人，我有幸蒙他知遇，不能以自己浅陋为由推辞。私下听说古代军队出征时可以穿墨色丧服办事，史传中又有临敌作战而忘记亲丧的说法。因此中古以来，不用丧祭的礼法要求武臣，并不是不要求他们尽孝，而是事情有紧急和缓慢的不同，不能用平常情形应对变故，这就是礼。国朝沿袭这一做法，武臣请求归葬和展墓的事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很难有像李公这样恩典优厚的。汉世祖中兴时，诸将得以经过家乡，朝廷命有关官员准备少牢，举行拜扫礼，以此为荣耀；宋代岳武穆也曾因母亲丧事回到庐山，前代史书特意记载了这些事。圣天子用仁爱孝道治理天下，使为国家劳苦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私愿，这和建武年间的诏令相称；李公不忘亲人，两次受到特殊恩典，大概是仰慕岳侯忠孝的声名。因此各位君子应当把这件事传播到诗歌中，书写在纸帛上，以扩大圣恩、激励大节，难道只是为了在离亭惜别时表达持剑饮酒的情感吗？不过，关陕一带兵乱和灾荒接连不断，皇帝日夜忧劳之余，多次劳心西顾。朝廷从南方调发粮食，拿出内库的钱财，救济的办法没有不尽力施行的。大概从今年以来，上天的意志渐渐和协，民力稍稍恢复，深宫中的忧虑逐渐减轻，大臣的私愿才可以公开而且得以实现。这就是李公能够西行的原因。河陇一带山川相望，松树楸树郁郁葱葱，仪仗戈戟也增添光彩。假使西方百姓的老幼因为李公归来而举手加额，说：‘我们的君主这样不忘记功勋旧臣！’又展开图画诵读诗篇，击节叹赏说：‘朝廷中的缙绅这样乐于鼓励我们行善！’这样的美谈和荣耀景象，难道还不够多吗？不过这仍然只是孝道中较小的一项，李公还应当促成回朝的日期，趁时机在四方建立功业，重申河山带砺的盟誓，取得珥貂横玉的尊贵地位，以继承先公的功烈，报答圣天子的宠爱，不辜负各位君子殷切的期望，这才是大的孝道。大的孝道，李公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李公的儿子■〈王卂〉考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以经学在朝廷显名。《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有见识的人又以此推知，李氏的恩泽正盛，还没有止息。《汪君自吏部待选还新安，河觐送行序》成化甲辰、乙巳年，关陕以及洛阳三省的百姓遭遇大饥荒，死亡者在道路上一个挨一个；有的接连数个村庄荡然无存，没有一个居民，树叶和草根也被挖掘一空；人们互相吞食，甚至顾不得骨肉亲情，只求苟且活命。早晚流传的消息，实在不忍听闻。圣明天子悲悯忧念百姓，时常颁布宽大的诏令，使百姓休养生息；又多次派大臣携带内库钱财前往赈济，并在江南、江北制定捐粮补官的法令。由此，生员可以进入国子监，胥吏可以附入铨选，粮食收入多了，百姓稍稍得到救济；而我们乡里成为生员、胥吏的人，也往往前往参加。汪君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倾尽钱囊而不吝惜，把粮食交给主管官府，并不只是为了给自己打开出仕的阶梯，也将使官府得到救活百姓的力量。名义上虽然有利可图，但暗中却有义行包含其中，比起其他途径，仍然算是好的。居住京师的乡人，为汪君回归感到荣耀，请我赠言；我推辞不掉，便告诫他说：‘百姓的疾苦难道还会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时候吗？’说到这里面色忧愁，听到的人心中悲戚，大概人人都是如此。汪君亲眼看见了这一切。倾尽钱囊来救济百姓，参与建立救活百姓的功劳，难道不正是像汪君这样的人吗？既然如此，将来如果在朝廷接受恩命，承担治理百姓的职责，又哪里有空闲到别处寻求什么治政方法呢？只要不要忘记今天的事情罢了。汪氏是新安的著姓，都以唐越国公为祖先；从唐模迁到凤凰的汪氏，有一人名希旦，任宋代直秘阁；从凤凰迁到章祈的有一人名杰，任元代徽州路推官，他们大多都有治理百姓、造福乡邦的功绩。汪君将来又要出仕领取俸禄，以承继祖先祭祀，启迪后代，他回乡的荣耀实在可以预料。唉！水旱灾害，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免除；只有修治人事，才可以消弭灾害。因此上面勤于公事，储备充足而不匮乏；下面在家庭中节俭，有所依靠而不贫穷，那么上下互相协调，水旱灾害就不足以相互造成损害。汪君回乡以后，对于上面的事情我不能妄加议论；对于下面的事情，希望他替我相互告诫、相互劝勉，以节俭为四方的倡导，这样或许就是我们郡的福气了。《赠鲁公知胶州诗序》

译成化戊子年秋天，河间人鲁君舜卿凭《尚书》学问考取京闱第二名，京师人一致传诵他的姓名并称赞他，认为他在大科考试中唾手可得。到了礼部考试，却很久没有考中。君舜卿年纪越来越壮，学问越来越深，不再有其他士子那种斤斤计较得失的心。乙巳年夏天，他参加吏部铨选，被列为第一名；太宰以下的官员又惊叹说：‘这就是所谓名不虚传的人啊。’朝廷授予他胶州知州之职。鸿胪高君时举和鲁君同乡，学问志趣相同，请缙绅作诗赠别。他认为我也是同乡，应该把写序的事交给我。士人脱去布衣，一步便做到五品大夫，执掌一州的印信，奔走管理数百里之地的百姓，还有什么荣耀能超过这个呢？但官位越高、俸禄越厚，所承担的责任也越难完成，所以不把它当作荣耀而把它当作畏惧，这是君子的心情。胶州是山东的大州，拥有盐铁之利，靠近海边，设置守御军队，军民杂居，征调事务纷纷而来；又有各县的属官在下接受州府指令，藩司、按察司和大府的官员在上考核责任。知州如果失去治理之道，那么荣耀就不是真正的荣耀，士人的期望也会落空。学习古人而进入仕途，志向宏大、才力充足，本来不必依赖他人的意见；但赠言的意义，也不能废弃。我私下听说，‘清、慎、勤’三个字，是古代做官的法则，可以终身奉行而不改变。话虽人人熟知，但能够真正践行的人或许很少，请允许我把这三字诵给鲁君听，可以吗？鲁君的伯父是山西大参公，父亲是邲阳县令，他们的政声和德望前后相承；而且各位赠言的人也都含有责难劝勉的意义，没有留恋光景、只说颂扬的话。我知道鲁君受到家庭熏陶已经很深，又得到朋友爱护帮助更多，他知道应当畏惧责任，不会轻视当地土地和士民，这是可以确定的。官职足以尽到他为公的职责，俸禄足以与他惠及百姓的恩泽相称，和乐平易的君子之名在山东显赫而起，成为各州的榜样，接受朝廷旌表升擢的荣耀，为乡邦增光，不辜负所学，难道是从这次任职开始的吗？鲁君的先祖两位先生和先尚书襄毅公确实交好，近来我的弟弟敏德初次做官，也确实跟随在鲁君之后；两家有世交之谊，实在不是一时的交好、一次的雅会可以相比。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写在群玉之首，既用来规劝他，也用来期待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都阃萧君赴四川行都司序》四川距离京师一万多里，而行都司驻治建昌，统领六卫的军队，用来控制各番部，是西南尤其重要的重镇。近来兵部以选择将帅的名义上报，萧君大用奉命前往。乡进士马君谦联合各位姻亲朋友，为他的行程壮行，请我赠言。我没有来得及认识萧君，但私下从士大夫间听闻他的事迹，也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他继承先世的功业，多次奉诏出使虏庭，参加征伐，从忠义卫正千户升至佥都指挥事；他的智谋、声名和勇功，超过各营诸校。因此总兵把他作为将才推荐给兵部，皇上又急于任用他，像这样，难道不是用得其人吗？建昌是古代越嶲之地，南接滇池，西边与吐蕃杂处，确实是蜀地的要冲。然而国家承平已有百年，王化逐渐广泛施行，冶场、盐井的利益足以充裕边防，学校弦歌诵读的风气足以振兴民俗。近来各番又少有出没侵扰的忧患，那么建昌成为乐土，已经很久了。萧君掌握一道的印信，守护这片土地，安抚这里的百姓，本来就绰绰有余。有人认为萧君是久经战阵的将领，又有建功立名的志向，怀疑建昌一道不足以发挥他的才能，这也不对。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之所以先用它来考验他，本来就是将来另有任用。您难道能因为自己管辖的是荒远之地、分守一方的只是偏师，就贸然轻视它吗？接任视事以后，应当整顿士卒和马匹，修治兵器，扩大屯田，礼敬师儒，不要习惯于宴饮安逸，而要常常像敌寇将至一样，使西南的号令焕然一新。还要趁闲暇巡视山川，指着那些不毛之地说：“这里就是诸葛武侯谈笑之间擒获孟获的地方。”巡视城垒，抚摸楼橹等防御器具说：“这里就是李卫公经营并夺取蛮人险要之地的地方。”忠贞贤能的人虽然已经逝去，遗迹却都还存在；若能感慨振作，想在百世之后见到他们，那么三军粮食充足，各番闻风归顺，朝廷没有西南的忧患，而这个方面的任职果然不足以耽误您。大镇元戎的选任，以及珥貂横玉的尊贵地位，都是上面悬置着等待各位将领建立功劳后授予的。萧君，努力吧！赠监察御史汪君序 御史的品秩虽然不高，实际上却负有治理天下的责任。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御史很少有不参与的。大朝会时纠察仪礼，大祭祀时监督礼仪，大征伐时督察军队；学校、选举、河流决口、审理狱讼，以及一切禁令戒饬的政务，还有考核积弊、纠察非常之事，都必须参用御史。一名御史出外巡按，便从各群有司到文武大臣，全都听从他的约束；把他的言论看作进退的依据。他在朝廷立朝，从宫闱到将相、勋戚，只要有违背重大政令、政令有所缺失的地方，就一定在朝廷上加以论列，直到合乎礼法才停止。御史的责任如此重大。自祖宗以来，也很重视这一官职。他们审理刑狱，必先试验是否称职而后授予；任期结束，也必须考核是否相称而后调任。如果有一点不合诏令，就外放补官，严重的甚至立即贬谪流放。他们的出仕和退处与各曹官员完全不同，大概正是慎重对待的缘故。我曾认为，御史都能任用得人、履行其职，那么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没有不合宜的大臣，英明的天子就可以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了。汪君从仁以举人中进士，任行人，试任监察御史。一年后，都宪上报说可以正式授职，奏请皇上，皇上答应了。从仁出身江南的诸生，身材瘦弱得像不能承受衣服，但他所处理的事务，无论难易都不以为忧，胸中是非分明，私下拜谒他也令人凛然不敢侵犯。这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难以完全胜任，所以不靠声势来满足自己吧？更难得的是，他天性聪敏而又努力学习，有求进益、向前发展的志向，勤勉不懈而总感到不足；同那些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来谋求大利、乐于放纵不羁的行为来招致大辱的人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整饬群僚，振兴各项功业，以完全符合明天子责成御史、整顿风纪的深切用心，本来不是只系于一个从仁；而从仁能够胜任，谨慎选择他来倡导同僚，以追踪古代正直之臣的足迹，难道不正在于此吗？从仁世代居住在徽州婺源，他的从伯监察御史文灿、从叔按察副使希颜、从兄大理评事守贞，都由进士出身，历任内外官职，成为当时闻名的人物。因此从仁从父兄师友之间有所获得，又加以自我策励，使自己进于高明广大之境，这是确实可以预期的。我与汪氏交情最厚，便和乡人举杯相庆，又编写这篇文章，以表达万分之一的爱护和帮助之意。赠中书舍人姚君归省诗序

译本朝进士甲科中，只有正统壬戌年翰林侍读、追赠礼部侍郎的吉水刘文介公那一榜最为兴盛；后来他的后代中，通列朝籍、居住京师的人，比其他榜的后代也多。可是他们一年间往来京师，疏密不一，还没有人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吏部尚书、追赠少保的严郡姚文敏公之子、中书舍人吉甫首先倡议此事。四十年的通家之谊，亲切融洽得仿佛就在昨日。从此有喜事便庆贺，有丧事便吊唁，彼此切磋砥砺的益处也更加深厚。自隋唐设立科举以来，进士后代有这样的聚会，实在是从今天才开始。不久，吉甫将回乡扫祭文敏公的坟墓，并在故乡探望太夫人。过去参加聚会的人，有的奉命出任官职，有的请假离去，聚散不能相同，而吉甫又要出发。于是有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的新安程襄毅公之子、左春坊谕德敏政，詹事府主簿敏德；兵部尚书、追赠少傅的南京白恭敏公之子、锦衣千户镔，翰林编修钺，太学生铨；翰林学士、追赠礼部侍郎的嘉禾吕文懿公之子、礼部郎中■〈常上心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昌黎韩公之子、兵部郎中忱，乡进士慥；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固安王公之子、乡进士■〈王胃〉，太学生璟；刑部尚书、庐陵王恭毅公之子、翰林侍讲臣；户部尚书、濡湏薛公之子、锦衣百户靖；都宪、东安李公之子、训导德容，大理寺正德恢；中书舍人德仁；学士、金城黄公之子琳；方伯、二山王公之子、兵部员外郎政；参议、庆阳倪公之子、乡进士英；以及兵部尚书、陕右陈公的女婿、大理寺副余君渊，共十九人，一起集资为他饯行，并各自赋诗，来表达绵绵不尽的深情。大家推举敏政为此作序。唉！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富贵利达并不值得计较，而能够不失去家世相传的操守，却是困难的。国家必定要有世代辅弼的大臣，显赫的家族必定要有贤肖的子孙才能兴盛；士人必定要以忠孝为志而获得尊贵，典籍中记载的道理是不可欺骗人的。如今我们和诸位君子承受先人的余泽，诵诗读书，因而在朝廷获得俸禄职位，有的收藏器物以等待将来被任用，又能够在这里讲论世代交好的情谊，难道只是平常地交往而已吗？有喜事便庆贺，有忧丧便吊唁，本来是人情常理，不可缺少；但还有更重要的事：彼此善意劝勉，有过错便相互规正，使言语行为不违背先人的训诫，使忠孝不愧对古人，让听到的人欣喜仰慕、以之为榜样。这样效法先人之后，这次聚会的光彩才可以记载下来。承袭显贵的官阶、延续丰厚的赏赐，世上难道没有这种事吗？然而君子所看重的，却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吉甫身居近侍之职，侍奉天子九年，他的才能谋略大概还没有完全显露；然而他早晚勤于公务，谨慎恭敬，一点也不懈怠，这是忠的开端。晋升的恩命，早晚将要下达，他却忽然请求告归，只把清扫祖坟、奉养母亲作为心愿，这是孝的开端。忠孝是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后代人应当共同勉励的事情。这样说来，文敏公的恩泽还没有止息吧？诸位君子的诗，是因为惋惜他远行离别，盼望他早日归来；这是要以善意责成吉甫，寄托远大的期望，也不只是私人交游的情谊而已。北观序 宝应陶成懋勤学早年就负有大志，凭经术取得南畿乡贡资格，容易得如拾取地上的小草。他的天才纵横迸发，如天马般不可羁束。了解他的人怀疑他所作所为，或许难以合乎规矩；但成懋学在应当用心之处，反而谨慎恭敬，像未出闺的女子。他在书法的一点一画上都不苟且，大概士人所负有的才性，正有这样不可测知的地方。成懋学在闲暇时随笔画山水、花鸟、人物，往往逼近宋人；不用说近代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也自然有构思和情趣。篆书、隶书也高古，不追逐时俗的爱好。我心中惊异，说：“世上竟有像这样有才的才子吗？”可惜我的力量不足以振兴他，而成懋学也卓然自立，一定想办法振作自己。即使是身居要路、势力强大的人，他也常常轻视而不在意。一天他告诉我说：“我曾登临金山，远眺吴门，泛舟西湖，观看浙江的潮水，想起古代豪杰而上下追慕他们。呼酒放歌，以尽览东南的胜景。不知情的人有时把我看作侠士。如今我的遭遇越发奇特，能与我和谐相处的人越发少了，但气概却越发振作。我自认为，若不是能胜过我的人，就不能使我屈服。听说从京师出来，经过居庸关，越过上谷，进入云中，那里的山雄奇挺拔，树木苍劲悲壮，那里的人勇敢而崇尚义气，我将要到那里游览。一路考察访问古代战场以及虏人出没、胜败的情况，或许能从退伍军校和散卒口中得到详细情形，其中一定有值得欣喜、惊愕、歌颂、斥骂的事情。难道不正足以昌明我的文辞、推进我的才能吗？将来如果我不被遗弃而得以进入南宫参加会试，奉行殿试策问，就应当舒展胸中的奇气，以此报效圣明的时代。然而不知情的人又将把我看作侠士，我岂会在意这些呢？”我奉命出使南京，回来后，便有在上谷见到他的人。过了很久，听说他已经到了云中。凡是文武大臣在当地开府建牙、主持军政的，都争相延请他，常常唯恐他离开。然而懋学性情疏放爽朗，不能受人拘束，即使是同他关系很亲密的人，得到他的字大约十分之五，得到他的诗大约十分之三，得到他的画大约十分之一，最终也有得不到的。这是他的性情，并不是故意藏匿来求取售卖。偶尔回到京师，过了很久又将向北出行，说：“我的志愿还未满足，将要极力登临观览，以尽览西北的胜景，并且把自己的行踪告知所到之处。”这时正是仲秋，关塞已经早寒，禾黍已经成熟，草木渐渐变色。我知道懋学抚惜流光、饱览壮观，他所蕴蓄的更加充实，所发挥的更加精工，清旷的胸怀更加浩荡而无穷。他难道会因一世的荣枯而忧喜吗？从前宋代陈亮才华卓异，俯视一世，即使遇到朱熹也不感到窘迫，后来终于成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但评论者认为陈亮经世济民的谋略始终没有得到施行，对此深为惋惜。士人的才性本来就难以预料，何况懋学近来又改字为敬。学问将更加收敛浮华而归于实际，仰慕成为谨慎恭敬、如处子般的士人，这不只是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将来所到达的境界，大概会有我来不及知道的地方吧？于是西涯学士在卷首题写“北观”二字，我特意为它作序，匏庵谕德等诸位君子又在后面相继题咏。赠工部主事程节之序

译自从我朝文庙迁到北都以来，国家的用度全都仰赖东南；负责河防的大臣常常在要冲设置专门机构，专门承担责任，济宁就是其中之一。泗水、沂水、洸水、汶水的水流都在济宁汇合，然后分流向南北。前朝开凿会通河，用来漕运东南的粮食，永乐初年又加以疏浚，设置闸门蓄水，按时启闭，工程费用大，事务繁重。因此工部都水主事一人奉命到那里主管，凡兵民长吏中有事于河道的，都受其约束。闸坝各官的升降，丁夫卫卒的征发，湖泊津渡的修葺，以及木材、石料、茭草、泉水等各种物资的征集和发放，都由他裁定。用对了人，就可以安坐而使事情办成；用非其人，就会疲惫废弛而使事情败坏。所以主管济宁的主事，必须慎重选择。我的同宗程节之正好奉命前往，出发已有日期；乡里做官的人说：“这可以说是选得其人了吗？”于是相继请我赠言。我看节之以《春秋》在浙江乡试中夺魁，又以进士高第及第，通晓经学，学习古人，明白当世事务，大概没有什么官职不适合他，何况是水部呢？节之以进士身份在工部观政，很有声望；后来出任同科之中的先行者，奉使到畿北、闽南、江西，没有一年空闲，都因公正勤勉而闻名，大概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胜任，何况是河防呢？诸位君子认为慎重选人、任得其人，是同乡的光荣，这是对的。可是却把撰写赠言的事推给我这个同姓的浅陋之人，我哪里足以胜任呢？虽然如此，我曾往来河上，了解河防的详细情况，现成的规章灿然可考，照着实行即可；执行得有力还是无力，取决于任职的人，其他不必多说。但还有超出河防本身的事情，也不能不知道。朝廷士大夫往来东南办理事务，南郡以及江浙、岭海、闽、楚、滇、蜀向尚方进奉物品的人，贵幸、勋戚之家在两淮、三吴进行贸易的人，连接成行的大船都必定停泊在济宁；旗帜和鼓声彼此相望，光耀如神人，符檄、追呼急如星火，因此有司疲于应付命令，也就可以想见了。水部大臣奉命居于其中，俯仰之间，毁誉随之而来，荣辱也系于此，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能够不为之动心吗？处理这些事情，大概比日常河防更加困难。节之，出发吧！先正曾说：“君子只求尽到自己所能做到的，别人方面的事不是自己所能强求的。自己无愧，那么别人的赞誉不足以成为荣耀，诋毁不足以成为耻辱；将要自我治理还来不及，又哪里有闲暇去迎合别人呢？”以这样的心来求取，慎重选择而任得其人的庆贺，难道只是同乡的光荣而已吗？节之的先世从新安迁到淳安，和我都出自陈忠壮公之后；而我与节之同姓，辈分稍尊，私下认为他的名位所能达到的高度、事业所能取得的成就，应当有光耀宗族的期望。所以不能只因为同姓的私情而停止不说这些话。赠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古代传授经学的人，都有专门的学问，所以他们的学业精深，可以教化他人；他们的方法高明，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哪里像中世那些剽窃前人残余、抬高自己标榜声名，安然占据那个名号，却没有料到有识之士后来会议论他们呢？经学不能世代传承，已经很久了。即使有传承，上面的人选取士人也不用经学，因此经学更加衰微。经学之中，有历象、方脉两家还能够传世；然而上面的人也以这两家来选士，所以历象、方脉的学术，自开国初年说起，确实还有传人。私下仰慕前贤的人，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有的祖孙相继在乡里显名，有的父子相继在朝廷显达。周君良辅，也就是其中之一。周君世代居住彭城，从他的先公凭借精通天象历数，受到荐举而起家，历任钦天监副而终。周君年少时便在家庭中诵习效法，不肯把自己等同于中世的士人；他的学业没有达到精深、方法没有达到高明，志向还没有停止。钦天监考察他的学业，他大都合于规格。近来五官保章正缺员，于是共同把他的姓名上报，诏令批准；授命之日，亲友们都以为荣耀。他的内兄刘君佐，也是我的近亲，偶尔请我写几句话。我私下诵读过四代的典籍，也曾反复研究历象、方脉两家的学说。方脉暂且不论，历象之学哪里容易谈论呢？尧舜最初治理政务时，各种事情尚且来不及办理，却小心敬慎地重视敬天授时的政令，殷切关注璇玑玉衡和七政的观察，他们确实知道首先应办的事务。我国考察古制、整顿官制，设立钦天监，总管历象事务，有正职也有副职；分任各处，又有属官；接受学习，又有弟子。并且明令规定，凡在官府任职的术数之士不得改任他职，不在官府任职的人不得传习这些学问，慎重到了这种地步。保章氏在《周官》中，掌管的就是日月星辰的变异。周君凭借世传的学问受到慎重选拔，承受皇帝的恩命，这确实是荣耀；难道不想办法来配得上它吗？历象之学虽然只有一个总体，其中观象尤其重要。观象是用来观察天的：观察天象的常态，使它与历法相合，那么下面就有依据来兴办各项事务；观察天象的变异，把它联系到占验，那么上面就有警戒，可以勉励修明德政。若把次序弄乱，或因畏惧而隐讳、以求取容，那么职务就不是其职务，也就失去了这份荣耀的根本。周君，努力吧！历象学的得失，固然不只系于您一人；但如果您能在下教善弟子，在上辅佐长官，不断精进学业，以求不辱没先人，并且向古人立志，不让士人议论讥刺，或许就足以称得上朝廷公开选举、擢用任命的公正。如果按月考核、按年计算而取得成绩，并不是只靠自己就能做到的；将来依次升入长官、副长官的行列，并不困难。至于这篇浅陋的经生之谈，恐怕又不止写成一篇文章而已。【原文“者，区区经生之谈，又将不一书而已也”句法疑有脱误。】赠叶君与谦南归诗序

译故吏部侍郎、昆山叶文庄公的尊贵弟弟名叫与谦。君素来以孝友闻名，又喜爱读书，没有纨绔华靡的习气。文庄公历仕四朝，出入内外三十年，侍奉双亲、治理家事，都依赖于君，而君也能完成文庄公的托付。文庄公虽然尊贵而有功名，手不释卷，所收藏的古书名帖，大概不下于邺侯和欧阳公；而且校勘整理合乎法度，文章著作也杰出地高于当时众人。只是宗谱散失而不完备，曾经把这件事托付给君。君寻求多年，在松江得到石刻本，从此缺失的得以补全，错误的得以订正；但文庄公早已去世，来不及看到了。近来君带着宗谱进京，请馆阁诸公题写。过了很久，因为太夫人年高还在堂上，依照惯例捐纳粮食赈济饥民，蒙恩授予承事郎，准备归去。国宾王公司言为都督袁公制作墓中器物，因君来此而高兴，又不忍心让他离去，便和交游的士大夫绘图赋诗相赠，请我为此作序。我听说从前郭有道隐居而不违背亲意，守正而不绝弃世俗；虽然不求仕进，却间或到京师，忧虑百姓的忧虑，从不故意标新立异。千年以后想见他的风采，实在遥远而不可企及。君将要立志成为郭有道那样的人吗？百世流传的宗谱既已失散，又重新修成，使文庄公的志愿在地下没有遗憾，又借助名家文章来传之后世，这就是君来京的原因。年高的母亲虽然安然在堂，但早晚省视不可长久荒废；又得到一个相当于命士的官职，足以慰藉母亲，希望可以像毛义那样，这就是君离去的原因。来京的原因，是弟弟的道义；离去的原因，是儿子的道义。由此推开来说，那么能够获得朋友之情、接受彼此切磋的益处，救济贫困、参与救活人的功德，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做到。隐居而不违背亲意，守正而不绝弃世俗，我又怎能不以此期待君呢？先少保襄毅公与文庄公同在谏官之列，又一同被任命为山东、山西的参政，号称最为契合；文庄公尤其爱护我，每得到奇书佳帖，必定拿来与我相看。只是我的鄙陋质朴，不足以承受他的教诲，实在惭愧。因此借为君赠诗作序的机会，叙说我们两家的通家之好。赠中书舍人杨君序 中书舍人杨君应宁任官九年，把任职成绩上报朝廷。他的同僚为他仕途有成而高兴，但君却请求赐假回乡，祭扫先人的坟墓，同僚又不能没有惜别之意。因为我有幸与君交往，请我写些话作为赠言。唉！任官一定满九年后才考核功绩，这是虞、周圣王的制度，而秦汉以来却没有实行。有人一年考核，有人隔年考核，不核查功过优劣，升迁便随之而来，所以士人的习气竞相奔逐，治理趋于苟且简略，一天比一天严重。我高祖皇帝对此有所见，感慨地恢复虞、周制度，制定法令，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然而时间久了，形势不能完全如此，于是才足以通达权变、力量足以受到知遇的人，往往不等考核功绩便得到晋升，甚至越级晋升。只有侍从之臣没有政绩可以自我显露，又谨慎安静、恭敬守职，以自行显达为可耻，因此九年考核功绩的制度，他们坚守得特别牢固。停发通常俸禄，等待后续命令，有的人竟达三四年之久，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吗？杨君与我年轻时都深受国恩，先后在翰林受到教育培养，又先后考中进士而成为侍从之臣；君学问宏大深厚，可以担当师儒的尊位；议论严肃正直，可以接受台谏的托付；才干技艺优裕，可以担当藩府的长官。我大概还比不上他，而君却谨慎自守，早晚勤于公务，退朝后还不停地和诸生讲习，淡泊自守却自得其中的乐趣，内心谦抑而不在外表显露，与平民没有不同；但有识之士本来就断定他是正直的人、贤良的士人。他难道终究会处在人下吗？虽然如此，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大贤所戒惧的；实行义理、通达正道，却是君子所希望的。君既已把功绩上报朝廷，就应按资历升迁，进入大夫的行列，增加俸禄而要求他建立成就，这正是君所安处的。如果有像君这样的人，趁着任官有成，大家共同向上陈说，而得到越级擢升，君又将把它推辞到哪里去呢？古书说：“根本大的树木果实茂盛，油脂肥沃的灯火光焰明亮。” 君担任侍从官已经很久，阅历多，操守坚定，士人群体都在拭目以待，这种期待很深。扫祭祖坟之后，应当赶快回来，把所受的涵养施展出来，在圣明的朝廷上建立自己的事业，不可错失机会。振兴士风、辅佐治功，本来不只是系于君一人；假如君能做到，使人称道：“这是朝廷长期涵养、熏陶、培养出来的人，难怪如此超过常人，岂不是伟大吗！”诸位君子难道也不会对杨君寄予期望吗？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寿诗序

译古代号称良将而享有高寿的人，如周师尚父、吴延州、莱季子，在八九十岁时，有的战胜殷而诛杀纣王，有的击退楚军而援救陈国，有的统率军队远征千里，这是多么壮盛啊！推算他们后来都活过一百岁。汉营平侯赵充国、唐汾阳王郭子仪，也都年过八十而建立中兴之功，福禄、荣誉、声名与国家一同长存；直到今天想见他们，仍遥远得不可企及。这四位都符合孔子所说的仁人、箕子所说的喜好美德的人，他们能够享有高寿，是有缘由的。中世以来做将领的人却不是这样，彼此夸耀权势利益，认为武人只要有才干勇力就够了，其他方面都不必计较。他们的功劳固然灿烂地照耀史册，名声也喧腾地流传人口，富贵尤其显赫，震动一时；然而同古代将领相比，他们所得的多少，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今的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良用，大概是有志于古代所谓良将的人吧？公世代居住和州，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便以乡民子弟身份持剑跟随太祖渡江，于是统领燕山左翼的军队。他的祖父在太宗潜邸时侍奉太宗，参与靖难之师，受封襄城伯。公的父亲承袭世爵，多次随从皇帝北巡，历仕仁宗、宣宗两朝，曾总帅镇守山海关，又两次守卫南京。公受到杨文贞公的知遇，又与黄忠宣公共同主持留守政务；在祭酒四明陈公、临川吴公门下受业，都执弟子礼十分恭敬。他所承受的师友渊源既深，所以所成就的名声、德行、功业和谋略也十分远大，大概接近古代所说的良将了。公承继世代功业的余绪，重视诗书礼义，谦抑自己而礼贤下士，又熟悉武略，有祖父的遗风。英宗时，公曾统领宿卫；到今上初年，便接受了股肱心腹般的托付，入朝则总领五军、参与重大议事，出征则佩带将印、排除四夷，进封列侯，皇上又让他辅保太子。勋绩声望日益隆盛，而内心却更加谦下。他以“宝贞道人”自号，其继承先祖事业的志向、报国尽忠的心意，大概都可以看出来了。如今公五十一岁，正值八月十五日，是他的初度之辰。仪宾王公向来与公有姻亲交好，创作寿意图，并以诗歌传播，将和士大夫们举杯相祝，请我为之作序。只是先尚书襄毅公早年曾与公一同任职于西南夷地，而我又曾忝任宫廷属官末位，所以私下把自己听到的事情诵述给公。上天眷顾大明，必定会有世代相传的将臣，享有高寿，成为一代的庆幸；我有幸与公有世代讲习的交谊，因此祝愿深切、期望殷切，不知不觉说得太多了。虽然如此，师保的职位、茅土的封爵，足以与尚父、季子、营平、汾阳相比，这些都是公所拥有的。公身受百种福气，成为国家的元老，从八十岁活到一百岁，这是人们对公的期望。至于陈说丹书来匡正君主，通晓六义而明白德行；参与朝廷谋划，就以不滥杀为武；守护爵禄，就以不欺骗为忠；增添前人的光辉，追踪四位古代名将，成为当代的良将，使功业垂留竹帛，使福庆流传子孙，这不是仁人、喜好美德的人不能做到的。公难道可以退让推托而不自我努力吗？正值中秋美好时节，寿宴刚刚开始，谨以这些话先于诸位君子的作品。南山图、崧岳诗章，此后还会有接连不断的文章为公祝寿，这种福庆应当还没有止息。贺礼部侍郎康公序 唉！天与人的关系，实在深微。天官之职沿袭于羲和的任命、重黎的职掌；其中的道理出自禹、箕关于洪范的论说，以及伏羲、孔子的《易》。不是贤圣之士，大概不足以参与此事。到了秦汉以来，设置专门官职，把它交给星官、卜史，于是仅仅传下历法、观象器具的遗制，天人关系的道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只有汉代广川董子回答天人策问，阐明大道根源；宋代文靖李公陈述灾异的奏章，以匡正君主的德行；元代鲁斋许氏制定律历志，成就一代大典，差不多继承了先王时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学问。可惜当时没有彻底研究它的作用，有时虽加以采用，却不能长久。至于荧惑守心，灾变已经很大，却提出三种可以迁移的说法；山崩、彗星出现，天下干旱蝗灾，灾祸已经达到极点，却倡导三种不足的言论。在有道的时代、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那里，怎么能从这样的人手中取得并采用正确的学问呢？我们同郡的康公用和，自幼在家庭中接受教育，便熟悉《春秋》所载的灾异，又兼通《易》和《皇极》两家学说。初入仕途任监察御史，便凭经学和才术受到士林重视。不久被牵连误陷，出任闽中县令，过了很久，圣明天子在经筵闲暇时留意筮法，有人把公的姓名上报，便用驿传召他到京，屡次授任钦天监正，公却竭力辞谢，回到江南。正好遇到先父的丧事，服丧期满后又被召入朝，晋升太常少卿；一年后，皇上特旨晋升他为礼部右侍郎，同时仍掌管钦天监事务。公平素有志于广川、鲁斋的学问，希望向上探究《易》中洪范的旨意，以穷究天人关系的深奥。凭借他的辨析、博学和余力，才华自然无法遮掩。圣明天子深知他的才能，对他格外眷顾，把羲和、重黎旧日的职责交给他，这样的任用难道是轻率的吗？天下政治的兴衰，系于君主和宰相，尤其系于掌管钦天事务的大臣。上天出现灾祥，君主和宰相不能立即知道，或者知道了却不因此警惧，那么政治的兴衰也会随之而来。假使有像文靖李公那样的人，每天直陈而毫不避讳，并且严厉看待两宋的大臣，那么上面就会思考端正承天之职，下面就会思考尽力调和天地之职；六种灾异不再发生，天清地宁，兵器可以收藏，年成可以丰登，百姓不遭夭折和困厄，而进入仁寿之乡。钦天大臣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反过来却想求得天下太平，是从来没有的。有人说：“康公果真有志于广川、鲁斋的学问吗？别人没有办法窥见。至于文靖李公，他是宰相，康公怎么能和他相比？”我说：不是这样。本朝以六卿行使宰相的职权，如今康公已经进位六卿辅佐之列了。圣明天子任用康公，想要治理天下的心意，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天下政治的兴衰，大概系于康公的言论。康公发表言论，使天下蒙受他的福泽，并且让人知道儒者的功效是多么重大。天人与人相互感应，历象可以得到验证，这不是星官、卜史所能相比的。难道只是同乡的光荣，也是天下的光荣啊！我及时和乡人举杯，为天下庆贺；这篇文章只是首先显露这种征兆罢了。赠知易州罗君考最复任诗序

译成化乙巳年冬天，山西太原数百名百姓联名上疏说，知易州罗某曾任太原通判，深得民心，希望补任我们府中正缺的官员。易州百姓听说后，也纷纷说：“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上疏请求留任，事情一并交给吏部，尚未得到答复。恰好罗君任满三年考核政绩到京，因考核列为上等而得以返回。易州人非常高兴。当时在朝廷任职的易州人中，仪宾王公最为显达；而文将请求士大夫作诗赠给罗君，嘱托我作序。我正啧啧称赞罗君，却不能详细了解他的事迹，便询问王公。王公对我说：“罗君是罗山人，由乡贡进士起家，历任平阳、太原通判，在易州督办山场柴薪事务。他有才能而廉洁，常常是八府五州中的第一名。恰逢我州正缺员，易州人到朝廷请求把君授给我们，获得了任命。当时易州正苦于年成歉收，而赋役、征发夫役、征收保马三件事，百姓的祸患尤其严重。君体察百姓，减省常规徭役的九分之一；向上官请求，减去征发夫役的费用五分之二；又向朝廷恳请，免除拖欠保马的征收五千有余。由此易州人稍稍得到苏息，而君对其他政务也开始逐项办理：勉励生徒的学业，制止戍卒的骚扰，申明关市的禁令，修缮废坏、堵塞漏洞，不遗余力。到如今三年，政绩已经大有成效。”从前我因扫墓蒙恩向西归来，才开始认识君，了解到他政绩的大概，始终往来于心中而不能忘记。我又私下担心他会接到升迁的命令，而我们州不能让他的恩惠贯彻到底。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认识罗君，但听说他所到之处都得到百姓拥戴，又通过王公知道他的名声和实际完全相称，于是怅然说道：“唉！如今治理政事的人，对举措茫然无知，却甘愿把自己置于默默无闻之地；这样的人幸而没有被百姓轻贱辱骂，也已经很少了。更有甚者，违逆百姓的性情，一切都靠馈赠贿赂和权术来办事；这样的人幸而没有被百姓痛恨控诉、被瓦砾投掷攻击，更是少之又少。何况还能希望百姓匍匐请求留任，一再请求，甚至发展到两地相争，因为失去贤能的太守而忧愁呢？彼此相差多么遥远啊！像罗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贤能吗？然而，慎重对待开始，也要善始善终，最终才能不使百姓困苦。罗君的政绩确实很美好了；如果再加上勤勉不懈怠的心，努力进入西汉循吏的行列，那么易州人的感戴不就会更加深厚，朝廷的表彰和擢升不就会更加频繁吗？或者进而担任大郡太守、辅佐大藩，他的名声和实际不就会更加相符，而仁爱百姓、泽及万物的功业不就会更加宏大吗？” 王公身为贵戚，却深切关怀故乡，知道百姓疾苦所在，便请求诸位君子歌咏这位贤能太守，把他比作邓侯、贾父留下的遗音。这尤其可以说是难得，所以我叙述此事而不推辞。贺顺天府通判马君序 京府通判的俸禄品秩虽然同各府通判相同，但礼制待遇却很不一样。他入朝时悬挂牙符，和朝臣在丹陛东面按序站立；出行时有驺从簇拥，和丞、尹等大臣联署处理政务。任满三年上报政绩，就接受天子的敕命，追封他的父母，并及于他的配偶。与外地官员必须等到九年才可以请求封赠，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获得相比，难道不是特别荣耀幸运吗？我们徽州祁门的马君汝才，起初以太学生身份屡次应试不遇，后来考选铨试士人为第一名，朝廷授予顺天府通判。如今已经三年了。在京师做官的乡人相继请求庆贺，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样，又凭什么勉励仕途有成的人，夸耀皇上的恩赐，成为乡里的光荣呢？”唉！士人读书而有志于用世，身居朝廷官列的，有时闲散安逸，不能亲自试行才干、亲近百姓；处在州县的，有时困顿屈抑，不能施展自己、接近君主，这些都是士人所不满意的。至于既有接近君主的荣耀，又兼有亲近百姓的权力，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而显著取得成绩，像马君这样的人，确实值得庆贺！然而庆贺他却不加以规劝，是市井交易的做法，不是乡里的道义。《诗经》不是说过：“早晚都不懈怠，以侍奉一个人。” 又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正是士人应当遵守的准则，不可忽视。接近君主却不谋划如何使君主成为有道之君，那么忠勤之道就有所欠缺；亲近百姓却不谋划如何施恩于百姓，那么公正廉洁的行为就会背离，这都是士人的自我抛弃。君难道会这样吗？从平民布衣逐步积累到今天，又从今天逐步积累到六年、九年，始终如一，这样才不辜负士人的身份，庆贺也可以继续。只是有谁像马君这样不辜负经术？有谁像马君这样有治理才能而不懈怠？难道一定要等到六年、九年以后才升迁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赠太学生郭君南归诗序 郭君名炼卿，家居兰溪的■〈霝上土下〉湖，世代以《易》学闻名；他的先辈多数凭借这部经书考取科第，做到台宪、部郎、中书舍人等官职。到了君这里，却早年失去父母，仍奋发立志求取成就，也想凭借这部经书出身；但命运多舛，际遇不佳，多次在有关官署的考试中失利，乡里人没有不替君惋惜的。适逢河南发生大规模灾荒，君才依照惯例捐纳粮食赈济饥民，得以进入太学，过了很久又因为探望亲人而南归。他的朋友、进士、知莒州叶昌伯之子叶泽实，是君的女婿，请士大夫作赠行诗，又请我作序。我看士人的出身道路，不必完全相同；总之，只要出仕时有名分而不违背法令，那么他最终所成就的事业，也一定有足以显现于世的地方，不可欺骗。近年发生大规模灾荒时，陕洛一带最为严重，百姓接连流亡，守令坐视而不能救助；皇上对此忧虑，元老大臣不得已谋划治理荒政的办法，因此诸生得以进入太学，也算具备了一条途径。那么前来入学的诸生，难道是有所贪图才这样奔波劳碌吗？上面以仁德倡导，下面受到仁德感召，虽然不是先王完备的备灾政令，但其中的情意却有足以彰显的地方。唐宋末年，那些士人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法度，只求苟且进取，名字挂在斜封诏书上，官职出自内廷批示，屡次兴起又屡次败亡，却不因此感到惭愧沮丧，最终连原有的一切也失去了。那些看待君子的人，认为他们都是由明诏所载、预先有活民利国功绩的人，培养自己的才干以等待任用；如此看来，两者相距难道不远吗？从前黄霸因纳粟入仕做郎官，后来官至二千石，进而执掌国政，成为汉代名臣，可见士人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何况未必会凭借这一点终身自安，而是胸怀志向和抱负的人呢？郭君，请你努力吧！将来你从太学生凭借世代传习的经学取得高第，光大你的先人，并在盛世以功名显现自己，岂不是更加光彩于这条道路，也不辜负缙绅赠言的心意吗？中舍时颐勤奋求学、喜好古道，以文章名重一时，是我的亡友，所以为你出行作序，我不以辞谢推辞。赠南京太常卿翟君诗序

译成化乙巳年冬天，诏令特授尚宝少卿翟廷光为南京太常卿。起初，南京太常因为留守事务简少，往往设置副职，却没有真正设置卿官，这是从翟君开始的。难道是因为尚宝寺的臣属职位亲近皇帝、地处京师附近，不是远方外任的众僚所能相比，所以皇上对他格外看重吗？于是同年朋友中在朝任职的各人，分别作诗一首，表达庆贺和饯行之意，并嘱托我作序。我想如今的制度，官至三品，恩典所及，上可追及祖先，下可延及子孙，出入乘肩舆，等同元老，并享饰终之典礼，使祖先和自身都受到光荣；这是士人一生所希望而不能兼得的，到这时便可以完全实现了。所受恩典越深，报答也应越充分，何况像君这样蒙受异常恩宠、得到破格升擢的人呢？南京是我太祖高皇帝定都之乡，陵寝在此；太常卿秩为三品，实际掌管祭祀事务，君本来就不能不勉励自己、时刻警惕，努力做到足以相称。仰想高皇帝开创基业、垂留统绪，奖励忠良，诛戮奸邪，以追踪唐虞三代的治理，法令昭明，百世如新。如果能在应当仰慕之处勤勉，在应当戒惧之处警惕，那么声名与官位都会亨通，身体与恩宠也会相随，天下臣僚本应没有不是这样。而在南京任官的人，观察省察先王教化所及之处，本来应当把这些放在首位。何况任太常卿，掌握印章，每年按时在桥山之下举行裸献礼的人呢？我知道君用来报答知遇之恩的资历已经绰绰有余了。君在成化初年考中进士，立即在翰林接受教养；文学日益精进，才气日益充盈，人们都认为你是远大的器材。不久你任给事黄门，更加用心于职务；所上奏疏，所出的封驳，又足以弥补政务缺失、建立功绩。一次升为鸿胪寺官，再次升入符台，圣天子特意破格提拔你，不与通常任命相同，确实是长期考察而有所了解。君家世居洛阳，中年定居南京；你的兄长廷瑞正在辅佐南京大理寺。此次赴任，既有桑梓之荣，又有兄弟相和之乐。然而君子不应以此便对你感到满足。年纪正盛，气势正锐，士人应当做的事，应该还有更大的。勉励自己所操守的，慎重选择所行的，整理从前所学，并以古代名臣自我期许，这才是有志之士所应做的。将来异常的恩宠、破格的升擢，舆论又将归于你，你也将有不能推辞的责任吧？我私下以此作为赠言，也是先把自己附属于朋友之间互相劝勉向善的道义罢了。《篁墩文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二十六 （明）程敏政撰 序 《赠陕西河东都转运盐使雷君赠行序》。本朝因为盐法关系重大，设置专门官员管理，品秩为三品，在各郡守之上，仅次于方伯一级，并以优厚俸禄来培养廉洁，以重大权力来弹压四方。四方的富民和朝廷中违法的贵人，只要任用得人，就可以收取天下的公利，救济灾年，充实边地粮仓。所以盐法清明，国家财政就充足；舍弃盐法，却想搜刮一切无名小利，把它当作富国足民的良策，可以说就像吃粗饭、喝水，却还要追问牙齿是否崩裂一样荒谬。因此都转运盐使一职，常常难以选得合适的人。近来户部郎中、江陵人雷大亨，因推举选择而任陕西河东都转运盐使，舆论都认为合宜，同僚们更加高兴，说：‘这是我们同道的光荣。’他们想共同表达古人赠言的情谊，托汪克容、赵梦麟两位君子来请我作序。我听说盐的专卖，在三代并未见到，疑心这不是古代的法令；但后世情势与古代不同，井田制度废弛而兼并之家兴起，车乘制度消亡而府兵制度出现，于是盐对于军国事务确实有所依赖。因此盐法最为严密，善于守护它，国家就富足、百姓就宽裕；不善于守护它，国家就贫乏、百姓就困苦。盐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命的关系，竟然如此重大。太平日久，法令被轻视而不能实行，就像将堤防冲开任其流出，最后把成败责任交给都转运盐使一人，岂不是危险而艰难吗？那么诸位君子用来替雷君高兴的事，我将要把它看成替他忧虑的事了。虽然如此，君出身于经学，通过进士考试，十五六年没有离开户部曹司，曾奉命出使淮东，在北部边疆处于钱粮事务的疑难之中，却足以以行动表明自己的清白；在簿书纷繁、事务仓促之际，才干又足以处理复杂事务。你并不是毫无实践，只是侥幸得到这个职位，这一点本来不足以使我替你忧虑。你应当谨慎于开始治理之时，在积弊之后振作整顿，倡导同僚共同守职，不被有权势的人摇动夺取，那么国家用度可以逐渐充裕，民力可以稍稍宽缓。即使遇到灾年，也不必卖官鬻爵来使天下的饿殍得以存活；即使有边境警报，也不必拿出内府金钱来使戍边士卒得到粮食。盐法得到合适人选的明显成效，难道不正在于此吗？假使将来考核盐课最优的是陕西河东，称为贤良理财大臣的是雷君，那么朝廷给予你的三品俸禄，和你用来报答朝廷的办法，差不多就两全其美了吧？这就是赠言的意思，也是你平素想要努力做到的事情。赠苗君知合江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