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论语第十三篇

译《诗经》的篇目有三百多篇。孔子认为，《诗经》多谈人情事理，言辞又委婉平和，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读了《诗经》三百篇，理应能够做官理政，却完全不通达民情世务；如果奉命出使四方，理应能够应答，却完全不会措辞，只能依靠别人替他应对。这样即使读了许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处？深入经书首先必须明白义理，明白义理才能实际运用；如果不能明理，不过是只会记诵问答的学问，所以说“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说：“自身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别人也不会服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如果自身端正，内心和行为都没有偏私，下面的人便不用等候命令，自然不敢违犯；如果自身不端正，内心和行为多有偏私，即使反复告诫，下面的人也不会服从。人的自身，是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根本；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可不对此谨慎。” 孔子谈到卫国公子荆，说他善于治理自己的居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公子荆是卫国大夫。“室”是房屋。“苟”有姑且、粗略将就的意思。孔子有一天说：“卫国大夫公子荆，善于修治自己的房屋。” 刚开始建造时，他说：“姑且算是合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后来房屋渐渐建成，他说：“姑且算是完备了。” 等到房屋建得整齐美好，他也只是说：“姑且算是美观了。”公子荆修治居室，不因急于求成、追求尽善尽美而使自己劳心，可以说是贤德的大夫，所以孔子这样称赞他。后世任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难道不应以此为戒吗？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百姓真多啊！” 后来房屋渐渐建造起来，只说勉强做到妥当罢了，“富”字的含义也无法确定。有人说：“只要美观就行了。” 等到房屋建得整齐而美好，也只说勉强达到完美罢了。公子荆在营建居室时，不因急于求成、务求尽善尽美而使自己的内心受到牵累，可以说是一位贤大夫。所以孔子这样称赞他。后世任意兴建土木工程，使百姓劳苦、财物耗损，难道不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吗？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 “适”是前往；“仆”是驾车；“庶”是众多的意思。孔子有一天前往卫国，弟子冉有为他驾车。孔子看见卫国人口众多，感叹说：“卫国的百姓真多啊！” 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再增加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 “加”是增加的意思。冉有说：“百姓已经这样多了，人口众多之外，还应增加什么呢？”孔子说：“百姓既然已经众多，就应当划定田地，减轻赋税，使他们富足，没有饥寒之忧，这才好。” 冉有说：“既然已经富足了，还要增加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 冉有又说：“百姓已经富足了，富足之外还要增加什么呢？”孔子说：“百姓既然富足，就应当建立学校，彰明礼义，教导训诫他们，使人人明白人伦，恢复本性中的善，这才好。人口多却不富足，百姓的生活就不能安定；富足却不教化，又接近禽兽了。所以孔子这样回答冉有。虽然这只是当时的一番话，实际上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 孔子说：“如果真有任用我的人，一个月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会有成就。” “期月”是指满一年的各个月份。孔子说：“如果当时的国君真能任用我治理政事，我只需一年时间，就能兴利除害，先把一国的纲纪建立起来，所以说‘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但“仅仅可以”还有未尽之意。如果治理三年，就会财用充足、军队强盛、教化推行、百姓服从，一个国家的治道便可以大体完备，所以说“三年就会有成就”。这大概是圣人感叹自己的主张不能在当时实行，所以这样说。” 孔子说：“如果善人相继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话确实说得对啊！善人，是立志行仁而没有恶行的人。孔子说：“善人相继主持国家政事，经过一百年，长期积累功效，也一定能够感化残暴的人，使他们不敢作恶。百姓既然都不敢作恶，就可以不用严刑重罚。”所以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这句话大概是古语，孔子称许它，所以说“这话确实说得对啊”。可见古人说的话并不虚假，如果依照实行，必定能有这样的治理成效。”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兴起，必定要经过一代人，然后天下才会仁化。” “王”是指受天命而兴起的圣人；三十年为一世。“仁”是德化恩泽。孔子说：“如果有圣人受天命成为天下的君主，必定用仁义教养天下百姓，积累到三十年之久，然后天下人才会无不受到他的德化恩泽。”所以说“必世而后仁”。考察古代，只有周文王、周武王直到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才足以符合这句话；后世的汉、唐，都比不上。”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一句话不可能像这样就确定它必然产生这种效果。” 定公是鲁国国君。“几”是期望、断定的意思。鲁定公有一天问孔子：“有人说出一句好话，就能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道理吗？”孔子回答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这样就敢断定它一定会产生这种效果呢？” 有人说：“做国君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 “有人说”是指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意思是：做国君，如果有道，国家就能治理好；如果无道，国家就会混乱，这就是做国君的困难。做臣子，如果竭尽忠诚，就能辅佐好君主；如果不忠，就必定会误害国家，这就是做臣子的不容易。” “如果知道做国君的困难”，这难道不是近于“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吗？孔子引用当时人的话，于是说：做国君的如果知道做国君的困难，必然会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行走在薄冰上，不敢有丝毫放纵，或许就能保住君位。这样看来，“做国君很难”这句话，难道不可以期待它有使国家兴盛的作用吗？” 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一句话不可能像这样就确定它必然产生这种效果。” 定公又问孔子：“有人说出一句不好的话，就会导致国家灭亡，有这样的道理吗？”孔子也回答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这样就敢断定它一定会产生这种效果呢？” 有人说：“做国君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只有我的话说出来，没有人敢违背我，这才是快乐。” “予”是国君自称。孔子引用当时人的话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唯独我的话说出来，臣下都不许违背，这就是我的快乐。” “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臣下没有人违背他，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他说的是不正确的，臣下也没有人违背他，难道不近于一句话就使国家灭亡吗？”

译孔子于是说：“国君的话如果合乎天理、顺应人心，本来就是正确的，臣下都依照实行而不敢违背，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国君的话违背天理、不合人心，本来就是错误的，臣下却也都依照实行、不许违背，那么忠言就无法传入耳中，国君一天比一天骄横，臣下一天比一天谄媚，没有不因此亡国的。这样说来，当时人所说的这句话，难道不可以断定它有导致国家灭亡的作用吗？孔子虽然是告诫定公，实际上也是万世君主都应当牢记的大戒，不可轻视。” 叶公问治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处的人来归。” 叶公是楚国叶县的县尹，却僭越称“公”。有一天，他问孔子：“什么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告诉他说：“治理政事的人能够为百姓兴利除害，不做失去民心的事，近处的百姓受到恩泽自然喜悦；远处的百姓听到他的声誉，也会相继前来归附。这就是治理政事的道理。”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治理政事的道理。莒父是地名；宰就是如今的知县。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有一天也问孔子什么是治理政事的道理。” 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只看重小利。” “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的利益。孔子告诉子夏说：“事情的快慢自有次序，治理政事的人应当顺其自然，不可急于求成。事情的大小自有分量，也应当顺其自然，不可只计较小小的利益。” 想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孔子又说：“治理政事的人急于求成，就会仓促而没有秩序，反而无法推行下去，所以说：‘想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计较小小的利益，得到的虽小，失去的却大，所以说：‘只看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圣人的话虽然是纠正子夏的过失，天下后世也都可以把它作为法则。”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出来作证。” 东西本来属于别人，却强行拿来，叫作“攘”。叶公有一天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奉行直道的人，他的父亲看见别人的羊走过来，就把羊偷走了；他这个做儿子的却不肯为父亲隐瞒，出来证明父亲犯了盗窃罪。” 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与此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说：“我们乡里也有奉行直道的人，但与这个人不同。做父亲的，如果儿子有过失，就替儿子隐瞒，不忍心对别人说；做儿子的，如果父亲有过失，也替父亲隐瞒，不忍心对别人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一味追求表面的正直，却自有正直的道理在其中。顺乎天理才叫正直，父子相互隐瞒，是天理人情的极致。像叶公所说的那种做法，反而伤害恩情、损害义理，怎么能称为正直？所以孔子加以纠正。” 樊迟问什么是仁。仁，是本心的德性。樊迟有一天问孔子：“怎样才能保全本心的德性？” 孔子说：“平日居处要恭敬，处理事务要谨慎，与人交往要尽心竭力。” “恭”从容貌上说，是敬慎显露在外的表现；“敬”从办事上说，是恭敬存于内心的状态；“忠”就是竭尽自己的心力。孔子告诉樊迟说：“闲居静处时，即使内心没有具体事务，也要常使容貌恭肃，不敢懈怠，这样仁就在居处中体现了。应对事务、接触外物时，内心一定要加以省察，常使处理事务谨慎，不敢轻忽，这样仁就在办事中体现了。至于与人交往时，要常常尽心竭力，没有一点欺骗，这样仁就在待人中体现了。” 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抛弃这些原则。“之”是前往；“夷狄”是外国。意思是，能够始终这样，即使前往夷狄的国家，恭敬、谨慎、忠诚这三点也不可片刻违背或舍弃。这样坚守不失，本心的德性就没有不能保全的，仁道也就得到了。” 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 民众有士、农、工、商四等，士是四民中的第一等，所以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为士？” 孔子说：“自己的行为有不善就感到羞耻；出使四方，能够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样就可以称为士了。” 孔子告诉子贡说：“自己所做的事如果有不善，就感到羞耻，不肯去做；奉君主之命出使四方，又能独立应对，不辱没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志向上能有所不为，才能上又足以有所作为，才不辜负‘士’这个称号。” 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 子贡又问孔子说：“既然做士有等级，请问再下一等的人是什么样的？” 孔子说：“说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坚决果断，像小石块那样拘执坚硬，真是见识浅陋的人啊！但也可以算作士了。” “信”是诚实；“果”是果断；“硁硁”像小石块一样坚硬，形容见识浅狭。孔子回答说：“说出一句话，就一定诚实地实行；做一件事，就一定坚决完成，像小石块一样硁硁坚硬、不能转移。这样的人见识浅狭，不能看到事情的根本和长远，原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能够自我守持，所以也可以算作再下一等的士。再低一等，就只是市井之人，不能称为士了。” 子贡说：“请问现在从政的人怎么样？” “现在从政的人”指当时鲁国三家大夫一类的人。子贡又问孔子：“做士既然有两三等，那么如今做官从政的人，品格高下又怎样呢？” 孔子说：“唉！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数呢？” “噫”是心中不平的叹声。“斗”是量米的器具，“筲”是用竹子编成、盛放东西的器具，都是小器物，可以比作鄙陋狭小的人。“筭”就是计算、计数。孔子因子贡一再追问，所问的人却一等比一等低，于是叹息告诉他说：“如今做官从政的人，器量狭窄，见识浅薄，格局局促，都是斗筲之辈，哪里值得一提？”子贡大概想追求表面光明高洁的行为，以便获得名声，所以孔子特意用笃实自守的道理来警戒他。” 孔子说：“如果得不到奉行中道的人来教导，必定只能选择狂放或拘谨的人吗？” “中行”是行为合乎中道、没有过分或不及的人；“狂”“狷”是有所过分和有所不及的人。狂者志向极高而行为不能完全符合志向，好比能说到十分，却只能做到五七分；狷者见识虽未达到，却能有所坚守，好比只明白一分，就始终守定这一分。孔子感叹说：“如果得不到奉行中道的人来教导，那么能够教导其进于道的，大概只有狂者和狷者了吧？” 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些事情坚决不做。

译“进取”是积极进步并努力行善；“不为”是不做违背礼法的事。孔子说：“狂者虽然行动不能完全符合言语，却有积极进取、努力实行的志向；狷者虽然见识不够而有所固守，却绝不做违背礼法的事。如果根据他们的志向和节操加以激励、节制，他们都可以进到中道。不像那些拘守小廉曲谨的人，只是一味怕事，虽然不作恶，却也不足以共同行善。这样的人即使教导他也没有益处。”所以孔子如此取重狂者和狷者。” 孔子说：“君子与人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与人苟同，却不能真正和谐。” “和”是心中没有乖戾；“同”有阿谀附和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心术公正专一，崇尚义，与人交往时总能彼此敬重、协调合作，没有乖戾之心；但遇到应当坚持正理的事情，又不能不与人辩论，所以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术偏私邪曲，专门崇尚利益，与人交往时花言巧语、装出和善，含有阿谀附和的意思；但一旦不能得到利益，就必然争斗，所以说‘小人同而不和’。圣人说明君子和小人的情状，是希望人们以君子自我勉励，以小人为戒。” 孔子说：“善人教化百姓，七年以后，也可以使他们拿起武器作战了。” 善人，是指天资善良的人。“即”是就，“戎”是兵。孔子说：“善人主持政事，一定会教导百姓实行孝、悌、忠、信，讲求务农和习武的方法。这样经过七年，人人都懂得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战争。” 孔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让他们参战，这叫作抛弃他们。” 因此，孔子又说：“处在上位的人，必须先教导下属，使他们懂得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道理，以及列阵交战、击刺攻守的方法，然后让他们出征作战，才可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如果使用平日从未教导训练过的人去作战，就是亲自把百姓抛到死地，必然会有失败灭亡的祸患。”古代把兵役寓于农事之中。看圣人这两段话，军队哪里可以轻易使用呢？《宪问》第十四篇。这是《论语》的第十四篇。先儒认为它是孔门弟子原宪所记录的，所以摘取篇首“宪问”二字作为篇名。原宪问什么叫可耻。“宪”就是原宪；“耻”就是羞耻。原宪有一天问孔子：“什么事情可以称为可耻？” 孔子说：“国家有道时领取俸禄，国家无道时也领取俸禄，这是可耻的。” “禄”是做官所得的俸禄。孔子告诉他说：“国家有道时，君主修养德行，臣下的意见能够被听取，计策能够实行；如果不能为时局提出主张、建功立业，却只管领取俸禄。国家无道时，君主不修养德行，臣下的话不被听取，计策也不能实行；如果不能退隐独善其身，却仍只管领取俸禄。这种尸居其位、白吃俸禄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事。” 能够克制好胜、自夸、怨恨和贪欲而不让它们表现出来，这样就可以算仁了吗？这也是原宪在问：“克，是好胜；伐，是自我夸耀；怨，是忿恨；欲，是贪欲；仁，是本心的德性。”原宪问孔子：“人的毛病有四种：有的人好胜，常常嫉妒别人胜过自己；有的人自夸才能，常常害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的人遭遇不平，不能安于命运，只管怨天尤人；有的人感到不足，不能安守本分，只想贪图非分所得。如果这四种行为都能加以克制，不让它们表现出来，可以算作仁吗？” 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至于是否就是仁，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告诉他说：“克、伐、怨、欲这四种毛病，能够加以制止而不让它们表现出来，只能算是难以做到的事。若说这就是仁，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仁。因为仁是天理浑然具备，自然没有这四种牵累。如果只是强行抑制而不让它们表现，病根仍然存在，哪里能马上称为仁呢？” 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言语要高亢正直，行为要高亢正直；国家无道时，行为仍要高亢正直，但言语要谦逊退让。” “危”是高峻，“逊”是卑下谦顺。孔子说：“君子遇到国家有道时，言论和行为都应高峻正直，不可委靡退缩。这不是故意偏激，而是因为守道而不阿附，本来就应如此。若遇到国家无道时，君子的行为不可改变，仍应高峻正直；只是言语有时要谦下恭敬，不敢把话全部说尽。这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为了保全自身、躲避祸患，本来就应如此。君主治理天下，如果使人都不敢把话说尽，就会堵塞言路，天下又凭什么得到治理呢？” 子路问怎样才算全人。“成人”就像说“全人”。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完备的人。孔子说：“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无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完人了。” 臧武仲、公绰、卞庄子都是鲁国大夫。“文”是文饰。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有臧武仲的明智，足以穷究事理；有孟公绰的廉洁，足以涵养心性；有卞庄子的勇决，足以努力实行；有冉求的才艺，足以应对各种事务。兼有四人的长处，再用礼乐加以文饰和节制，使行为中正而不偏倚；用音乐调和，使性情和乐而不杂乱。这样才智完备、德行周全，也可以称为全人。说‘也可以’，只是勉强许可的说法，说明还没有达到全人的最高境界。这是就子路所能达到的程度来说的；若论全人的最高境界，非圣人不能担当。” 孔子说：“如今所谓的全人，何必一定要这样？见到利益便想到是否合乎义，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长期处于困顿或旧有约定中也不忘记平生的诺言，这样也可以算是全人了。” “这是孔子说的。”所谓“授命”，是把生命交出去，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久要”是旧日的约定。孔子又说：“如今所谓全人，何必一定要兼有四人的长处，又用礼乐加以文饰？只要见到财物到来，便考虑是否合乎义；不合乎义，就不肯苟且取得。遇到君主或父亲有危难，便舍弃生命前去救助，不肯苟且偷生。与朋友有旧日约定，也不忘记平生所许下的话，一定努力践行诺言。具有这样的忠厚实质，即使才智、礼乐修养还有不足，也可以算是次一等的全人。这也是根据子路所能做到的来告诉他。” 蘧伯玉派使者来拜访孔子。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孔子住在卫国时，曾经住在他家；后来返回鲁国，所以蘧伯玉派人来问候孔子。孔子请使者和自己同坐，问道：“先生近来做些什么？” 这里的“之”指使者。“与之坐”，是出于对使者主人的敬意。所谓“夫子”指蘧伯玉。孔子见蘧伯玉的使者到来，便和他同坐，问：“蘧伯玉每天在家做些什么？” 使者回答说：“我家先生想少犯过错，但还没有做到。” “寡”是减少；无意中违背事理叫作“过”。使者回答孔子说：“我蘧先生每天没有别的作为，只是想在行事时少犯过失，却还没有完全做到，仅此而已。” 使者出去后，孔子说：“真是个使者啊！真是个使者啊！”

译使者出去后，孔子因为他说话虽然自谦，却更加显出其主人的美德，所以两次说“真是个使者啊”，以此充分赞美他，意思是这个人确实深得为使者的体统。考察蘧伯玉，他是卫国的贤臣；同时卫国又有弥子瑕这样的奸佞之臣。孔子到了卫国，不住在弥子瑕家，只住在蘧伯玉家，由此可以看出君子总是与同类相从。后世君主想知道远臣、近臣是否贤能，也只要看他们所亲近、所依附的人家，便可以看出来。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位”是职位。孔子说：“一般来说，身居某个职位，就应当承担那个职位的事务。若是居住山林、没有职位的人，就不可预谋朝廷的政事；若处在士的职位，就不可预谋大夫的政事。若妄自干预，便是不安守本分。圣人告诫人守好自己的职责，应当如此。” 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这一句本是《周易》艮卦的象辞。曾子曾解释说：“职位，是自身所处的位置。君子所思考的事情，不超出自己所处的职位。做君主，就应考虑尽到君主之道；做臣子，就应考虑尽到臣子之道；做儿子，就应考虑孝顺父母；做弟弟，就应考虑敬爱兄长。向来贫贱，就应考虑如何处在贫贱之中；向来遭遇患难，就应考虑如何处在患难之中。这就是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若做君主却想侵夺臣下的职权；做臣子却想攫取君上的威权；做儿子不想孝敬自己的父母，却想孝敬别人的父母；做弟弟不想敬爱自己的兄长，却想敬爱别人的兄长；一向贫贱却不能守分，只想苟且图求富贵；一向患难却不能顺应命运，只想侥幸苟免，这就是思虑超出了自己的职位。” 孔子说：“君子以自己说过的话达不到自己的行为为可耻，而使自己的行为超过自己说过的话。” “耻”是不敢把话说尽的意思，“过”是有意使行为超过言语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应当使言语和行为相互符合。说话最容易，君子常以言语容易放纵为耻，所以实际能做到十分，只说七分，这就是‘以言为耻’。努力实行最难，君子常担心行为赶不上言语，所以说到七分，却勇往直前地做到超过十分，这就是‘行为超过言语’。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立身的根本，圣贤反复告诫勉励学者，不过是希望他们谨慎言行，不使二者相违背。” 孔子说：“有志之士和仁德之人，不会为了求得生存而损害仁德，却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仁德。” 志士，是有志向的人；仁人，是德行已经成就的人。“害”是损伤、破坏的意思。孔子说：“有志之士、仁德之人，遇到按道理应当牺牲生命的情况，哪里肯侥幸苟活于世，来损害本心的完整德性？只要看清确实应当死，就不吝惜牺牲生命以成全自己的心德。死生是常事，应当求得内心无愧；内心无愧，就是仁。因此，臣子遇到君主或父亲有难，就应当对君父尽忠；居于上位的人遇到国家有难，就应当把自身交给国家。如果忍受耻辱而偷生，还不如死去安稳。所以说：‘不为求生而损害仁德，却有牺牲生命以成全仁德的。’”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一个窃取职位的人吧？他明知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他共同立于朝廷。” 臧文仲、柳下惠都是鲁国人。“窃位”是说才能与职位不相称，内心有愧，仿佛盗贼偷得职位而暗中占据。孔子说：“鲁国大夫臧文仲在鲁国执政，虽然身居大夫之位，内心却有愧，像偷窃职位一样。因为他明知柳下惠是有德的贤人，却不肯举荐他，使他一同立于鲁国朝廷。这种遮蔽贤才的行为，就是他窃取职位的事实。”孔子这样严厉讥刺，是为了深切警戒后世：做臣子的应以举荐贤才为职责，以遮蔽贤才为戒。”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 “躬自厚”是严格责备自己；“怨”是怨恨、憎恶。孔子说：“人遇到自己有过错时，就应当严厉责备自己，不肯轻易宽恕；遇到别人有过错时，就应当加以规劝纠正，却不肯责备得过于严厉。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自己的修养会更加提高；少责备别人，别人也容易听从，所以别人自然不会怨恨他。因此说：‘就能远离怨恨。’”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反复说‘这件事怎么办，这件事怎么办’，我对他也就没有办法了。” “怎么办”是人遇到事情时思考应如何处置；再说一次“怎么办”，是再次审慎思考应如何处置；“无可奈何”就是没有办法。孔子说：“人遇到事情，应当反复思考、审慎处理。如果连‘怎么办，怎么办’都不说，就是不能认真思考、审慎处置，必然会任意妄行。这样的人，即使是我也对他无可奈何。任意妄行的人不顾是非利害，即使圣人与他相处，也不能挽救、纠正他。所以孔子深深叹息如此。” 孔子说：“整天和众人混在一起，说话从不涉及义理，只喜欢卖弄小聪明，这样可就困难了！” “小慧”是个人的机巧聪明。孔子说：“人若整天与众人相处，所说的话都不涉及义理，所做的事也只是卖弄个人的小聪明，那么放纵、乖僻、邪恶、奢侈的心思都会滋长，冒险侥幸的念头也会习以为常。这样还想进入德行之道而免除祸害，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孔子说：“众人都憎恶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喜爱他，也一定要考察。” “恶”是憎恶，“好”是喜爱。孔子说：“人在好恶方面不能轻率。如果有一个人，众人都憎恶他，不可随众人一起憎恶，恐怕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必须考察清楚他确实有可憎之处，然后再憎恶他。如果有一个人，众人都喜爱他，也不可随众人一起喜爱，恐怕他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人；必须考察清楚他确实有可取之处，然后再喜爱他。这样，好恶才都能合乎正道。” 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 “过”是无意中违背事理。孔子说：“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因此不能没有过错。犯了错而能够改正，就可以走向善。若只是因循拖延而不改正，这个过错便会成为真正不可挽回的过失。”所以说：“这才叫作过错。”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用来思考；结果没有益处，还不如学习。” “思”是思考，“益”是增长、收获。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也曾整夜不得安睡，劳心苦思来追求这个道理；但只是白费精神，最终没有任何增长。不如努力学习，才会有自己获得的成效。”孔子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思考没有益处，而是说只思考却不学习，就没有益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孔子说：“君子谋求的是道，而不是食物。耕作虽然是为了谋食，但饥饿也可能包含其中；学习虽然是为了求道，俸禄也可能包含其中。君子忧虑的是道，不忧虑贫穷。” “谋”是谋求，“馁”是饥饿。孔子说：“君子所谋求的在于道，不在于食物。道是事理的本体，存在于自身之内，所以君子常把心思放在道上；食物是由做官所得的俸禄，属于外在之物，所以君子不把心思放在它上面。君子虽然不专心谋求食物，却自然有取得俸禄的道理。譬如农夫耕田，本来是为了谋求食物，却可能遇到水旱灾害，田里的庄稼不能收获；饥饿虽不是预期的，却自然包含其中。君子学习，本来是为了谋求道；如果学业成就而被上位者任用，俸禄虽不是预期，俸禄自然也包含其中。即使如此，君子求学的心，只忧虑不能得到道，起初并不是因为担忧贫穷，才学习以求取俸禄。” 孔子说：“君子不能用小事来衡量，却可以承担大任；小人不能承担大任，却可以用小事来衡量。” “知”是我据此认识他，“受”是他所承受的任用。孔子说：“观察人的方法是：君子有时在小事上做得不够，因此不能凭小事认识他；但他的才能和德行足以担当重任，能够承担大事，所以说可以承受大任。小人虽然气量狭窄，不能担当大事，但在小事上也可能有一项长处可取，所以可以从小事认识他。做君主的人若能这样观察人，对君子取其大处而不计较小节；对小人取其小处而不把大事交给他，就能按照各人的才干使用他们，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天下也就安定了。” 孔子说：“冉求！周任曾说：‘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力，才去担任相应的职位；不能胜任的人就应停止。如果遇到危险却不扶持，跌倒了却不搀扶，那么还要那位助手做什么呢？’” 周任是古代的良史。“陈”是施展、陈列；“列”是职位；“相”是辅助盲人行走的人，因为盲人必须有人扶助引导，所以称为“相”。孔子叫着冉有的名字说：“古代的良史周任曾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先施展自己的才力，才去担任相应的职位。如果自己的才力不能胜任职位，就应当停止，不去做官，不可贪恋职位。君主需要臣下辅佐，就像盲人行动要依靠助手一样。若遇到危险不扶持他，行走跌倒时不把他扶起来，那么还要这样的助手做什么？这就像国家将要遇到危险、即将倾覆，而臣下不能从旁匡正辅佐，帮助它渡过危险、挽救倾覆，这样的辅政大臣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这番话，是深切责备冉有、季路既不能劝止季氏，也不能辞职退身。天下有道时，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孔子说：“天下有道时，礼乐和征伐的权力都出自天子，臣下不敢擅自专断，所以政权不在大夫手中。” 天下有道时，平民百姓不会议论朝政。天下有道时，朝廷没有失政，平民百姓自然不会非议。这是因为他们内心真正悦服，并不是靠封住他们的嘴使他们不敢说话。本章是圣人总论天下的形势，是君主应当特别留意的道理。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 孔子说：“与朋友交往，有益于自己的朋友有三类，有损于自己的朋友也有三类。” 朋友正直、诚信、见闻广博，就有益了。正直的人内心没有偏私回护，和他交朋友，自己有过错时，他就会直言规劝。诚信笃实的人明辨事理，操守坚定，和他交朋友，就会以诚相待，不肯阿谀顺从。见闻广博的人学问广博，和他交朋友，就能启发自己的聪明，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这三类人都对自己有益。朋友善于逢迎、柔顺讨好、巧言善辩，就有害了。善于逢迎的人举止熟练而过分恭敬，和他交朋友，只会习惯于讲究表面仪态，却失去正直。柔顺讨好的人做每件事都一味顺从、附和，和他交朋友，就会习惯于讨人喜欢，却没有诚信。巧言善辩的人辩说灵巧、反应敏捷，和他交朋友，就会习惯于口头辞令，却没有真实的见闻学问。这三类人都对自己有害。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德行的；朋友带来的损益如此明显，不可不谨慎。孔子说：“君子有三种畏惧。” “畏”是敬畏、畏惧。孔子说：“君子心中常有三件敬畏的事。” 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天命，是上天赋予人的正理；大人，是有德且有地位的人；圣人之言，是典籍所记载的圣人言语。孔子说：“君子知道天赋予人正理，顺从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于是自然戒慎恐惧，不敢有丝毫违逆。大人能够充分体现天理，君子对大人自然尊礼敬重，不敢有丝毫轻慢。圣人的言语是天理寄托之处，君子对圣人的言语自然庄重诵读、敬佩服从，不敢有丝毫违背。这三种敬畏，是君子修身成德的要务。” 小人不懂得天命，所以不敬畏它；他们轻慢大人，戏侮圣人的言语。“狎”是亲昵而轻慢；“侮”是玩弄、轻侮。孔子说：“没有德行的小人不懂得天命，即上天赋予人的正理，内心昏昧顽固而无所顾忌，不知道天命应当敬畏，于是必然轻慢有德有位的大人，没有尊敬之心；对圣人的言语，也必然加以戏侮，没有敬佩服从之意。小人不致力于修身成己，所以完全不知道敬畏。圣人说这些话，是为了警戒人：应当以君子为榜样，以小人为戒。”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 孔子说：“人的气质各不相同，但本性本来是善的。如果一个人生来气质清明纯粹，对各种义理不必等待学习，自然就能知道，全都明白在心中，这就是第一等人，也就是所谓圣人。” 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如果一个人生来的气质清明纯粹，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对各种义理必须经过学习才能知道，并且明白在心中，这就是第二等人，也就是所谓大贤。” 遇到困惑才学习的，又次一等。“困”是有所不通。如果一个人生来气质昏浊、偏颇驳杂，对各种义理有许多闭塞不通之处，却能发愤学习，以求通达，也能进入知晓义理的境地，这又是次一等的人，也就是所谓贤人。” 遇到困惑仍不学习，平民就成为最下等了。

译如果一个人生来气质十分昏浊偏颇，又自暴自弃，不肯发愤学习，最终懵懂无知，这就是平民中的下愚之人。圣人谈论人的资质，大致分为这四等。若从君主来说，第一等是尧、舜，第二等是汤、武，再次一等是太甲、成王，最下等是桀、纣。由此可见，君子学习是可贵的：学习就可以成为圣贤，不学习就只能安于下愚。这就是圣人勉励人致力学习的意思。” 诸侯的妻子，诸侯称她为夫人。“邦君”是列国诸侯；“妻”与“齐”同音，表示与丈夫地位相齐；“夫”与“扶”同音，表示能够辅助成就君主的德行。列国诸侯的妻子，诸侯自己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为小童。“小”是幼小，“童”是童稚。夫人在诸侯面前自称“小童”，是自谦之词，表示自己如同幼小的孩子。本国人称她为君夫人。诸侯国中的臣民称诸侯的妻子为“君夫人”。妻子必须随从丈夫，所以在称谓中加上“君”字。在别的诸侯国，人们称她为寡小君。“异邦”是他国；“寡”是德行少。本国人向他国人称本国诸侯的夫人时，谦称为“寡小君”。诸侯是国君，所以他的夫人称为“小君”。他国人也称她为君夫人。他国人称呼诸侯的妻子，也叫作“君夫人”。本章有的可能是古代称语，有的可能是圣人平常的说法，如今已无法考证。但大意是说，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开端；如果嫡妻和妾的名分不明确，伦理就会错乱。自身不能修养，家庭不能整治，又凭什么治理别人？所以要这样端正名分。《篁墩文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三。（明）程敏政撰。○青宫直讲。《尚书》。王说：“因为我端正四方，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类，所以因此不敢轻易发言。” “庸”是用，“台”是我，“弗类”是不相似。史臣记载高宗：因为群臣进谏，他不发言，于是写下这篇文书告知群臣，说明自己不说话的原因：“我作为君主，要端正四方，四方之人都看着我的行为；责任重大，所以我常担心君主的德行不能与前代先王相似，因此不敢轻易发言。” 我恭敬沉默，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梦见上帝赐给我一位贤能的辅弼，让他代替我发言。“赉”是赐予，“良弼”是贤能的宰相。史臣又记载高宗说：“我曾经恭敬而深沉地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一天在梦中梦见上帝赐给我一位贤相，让他代替我发言。”高宗梦见傅说，从后世看来，似乎未必真有此事；然而至诚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高宗求贤图治的心志纯一不二，与天理相通，所以在梦寐之间果然得到贤相，大概天人感通的道理就是如此，并非偶然。” 于是仔细审察梦中的形貌，让人根据他的形貌到天下各处寻访。傅说在傅岩一带筑居，只有他与梦中形貌相似。“审”是仔细思量；“象”是形貌；“旁求”是派人到四面寻访；“筑”是居住；傅岩是地名；“肖”是相似。史臣说：高宗既然梦见上帝赐给他一位贤相，就仔细推想梦中所见的形貌，让画工画下来，派人拿着画像到天下各处寻访。他们在虞、虢之间找到傅岩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叫说的人，和梦中所见的形貌相似。” 于是任命傅说为相，安置在身边。高宗得到傅说后，和他交谈，发现他果然是圣贤，于是任命他为宰相；又每天召他在身边，常常亲近他，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师。既任命他为宰相，又让他在身边，大概是使他兼任冢宰和师保的职务。高宗得到非凡的人才，就授予他非凡的职位，不仅以他为相，又以他为师。高宗也可以说是非凡的君主了。” 开启你的心，使其滋润我的心。“启”是开启，“乃”指傅说，“沃”是用水灌溉。史臣记载

译高宗命令傅说：要成就君主的德行，首先必须端正君主的内心。端正内心的方法不能从外部寻求，只希望你开启自己的心，毫无隐藏，用它来灌溉我的心，使我如同焦渴的土地得到及时雨的滋润，才能感到满足。” 如果药性不猛烈，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走路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瞑眩”是药性猛烈；“瘳”是病愈；“跣”是赤脚。高宗又命令傅说说：“如果我有失德之处，你应当苦口相劝。正如药性不猛烈，人的病一时难以痊愈；如果我有妄行之处，你应当竭力扶持我。正如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一定会受伤跌倒。” 希望你和你的同僚全都同心协力，匡正你的君主，使他遵循先王之道，追赶上我的高祖，以安定亿万百姓。“匡”是纠正、挽救；“率”是遵循；“乃辟”是高宗；“高后”指成汤。高宗又命令傅说：“傅说，你应当和百官共同一心，匡正、挽救我，使我遵循商朝先哲君王的德行，赶上高祖成汤的治绩，以安定天下百姓。”高宗虽然专门任用傅说为相，却希望他一定和百官同心协力来辅佐自己。这确实是因为君主德行的进退，取决于群臣是否贤能。若君子少而小人多，傅说即使贤能，也无法独自完成匡正君主的功业。高宗任命宰相的话，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王说：“啊，诸侯们！只有我们的先王建立国家、开辟疆土。” “群后”是众诸侯；“先王”指后稷。武王追尊后稷，所以称他为先王。下面的太王、王季、文王，也都是追尊的称谓。史臣记载武王感叹着告诉众诸侯：“我们周家的先王后稷，在唐虞时期有教导百姓种植庄稼的功劳，开始受封为诸侯，在有邰之地建立国家。” 公刘能够厚实地继承前人的功业。公刘是后稷的曾孙。“笃”是厚实。从后稷传到曾孙公刘，他又能培养深厚的德业，继承先王后稷的功业。到了太王，才开始奠定王业的基础。太王是公刘的九世孙，即古公亶父；“肇”是开始。从公刘传到太王，他能够施行仁政；后来为了躲避狄人的侵扰，从邠迁居到岐。邠地百姓感念仰慕他，跟随他而去，就像赶集一样。大概太王从此开始得到民心，奠定了兴起王业的基础。王季勤勉地经营王室。王季是太王的儿子。王季又能勤劳处理国家政事，不敢自我懈怠、贪图安逸。我的父亲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业，广大地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和华夏。文王是武王的父亲，所以称为“文考”。“诞是大膺，是受方夏”，意思是承受上天的大命，拥有天下。武王又说：“这大命传到了我的父亲文王那里。文王能够成就前人的功勋，承受上天的大命，安抚三分之二的天下。”大概武王历数先代积累功德的情况，告谕诸侯，使他们知道讨伐商朝都是天命和人心的归向，并非出于不得已以外的私意。如今商王受没有君王的道义，肆意残害天地所生的万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罪犯逃亡者的首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受”是纣的名字；“烝民”是百姓；“逋逃”是有罪而逃亡的人；“萃”是聚集。武王誓师说：“如今商王纣完全没有君道。上天生出万物来供人使用，纣却肆意残害毁灭，完全不知道爱惜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纣却残酷伤害虐待，完全不知道抚养他们。四方有罪而逃亡的人，本应依法惩处、明确其罪，纣反而做他们的首领，把他们藏留在京城。这些人就像潜鱼聚集在深渊、走兽聚集在山林沼泽中一样，难道不会扰乱政事、破坏国家吗？” 我这个年轻人既然得到了仁德之人，怎敢不敬奉并承受上帝之命，来遏止扰乱天下的阴谋？无论华夏还是蛮貊，没有不顺从的。“予小子”是武王的自称；

译“仁人”指太公、周公、召公一类的贤臣；“率”是遵从，“俾”是顺从。武王又说：“我这个年轻人既然得到了太公、周公、召公这样的仁贤之臣，就不敢不敬畏顺从昊天上帝的命令，去讨伐纣，遏止他破坏、扰乱天下的阴谋。”因此，内有华夏中国，外有蛮貊四夷，没有不顺从我周家的。纣无道而喜欢同群小相处，武王有道而且能够任用贤圣之士；这就是商朝灭亡、周朝兴起的原因。恭敬地承受上天灭商的定命，于是我向东征伐，使商朝的士民得到安抚。商朝的士民把黑色、黄色的币帛装在竹筐中，来彰显我周王的德行。

译“成命”是上天灭除商朝的确定命令；“其士女”是指商朝的百姓；“篚”是竹筐。史官记载武王说：“恭敬地奉行上天灭商的确定命令，所以我以西伯的身份率领诸侯向东征伐商朝，使商朝百姓得到安定。商朝百姓怨恨纣的暴行，喜悦周军的到来，都用竹筐盛着黑色、黄色的币帛前来迎接，说明我周王具有天地般的德行。” 上天的美意震动人心，使他们归附于我国周朝。“大邑周”就是大周国，大概指人心归附之处也就是天命所在。如今商朝百姓之所以喜悦周军到来，是因为上天以美好的意旨鼓舞、振动商民之心，所以商民归附于我们强大的周国。甲子日，天将亮而尚未亮时，纣率领他的军队，人数多得像树林一样，在牧野会战。没有人愿意同我们的军队交战，纣军前面的士卒反而倒转兵戈，向后攻击自己人，溃败奔逃，血流得连舂米的杵都漂浮起来。“昧爽”是天将亮而未亮的时候；“旅”是军队；“牧野”是地名；“北”是败逃；“杵”是兵器一类的东西。史官记载武王说：“甲子日，天将亮而未亮时，商纣率领他的军队，人数多得像树林一样，在牧野同我军会战。商纣的军队虽然众多，却没有一个肯上前同我军交战。只见纣军前面的士卒纷纷倒转兵戈，反过来攻击后面的自己人，奔逃践踏，彼此残杀，鲜血像水一样流淌，连遗弃在地上的兵器都漂浮起来。大概是纣无道，长期积累了人们的怨恨，所以人心离散、道德背弃，终于一旦到了这种地步。” 一旦披上兵甲，天下就完全安定了。“戎衣”就是兵甲。武王讨伐纣，只是为了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一披上兵甲，甚至不必真正交战，天下自然就安定了。于是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依照旧有的制度。“乃”是承接前文的词。武王取得天下后，立即急切地改变纣所实行的暴虐政令；凡事都依照商朝先王所实行的宽仁政治。这正是开创基业的君主懂得首先应做什么。释放被囚禁的箕子。“箕”是国名，“子”是封爵。箕子以诸侯身份担任纣的太师，因为纣无道，竭尽忠心进谏争辩，被纣囚禁。武王诛灭纣后，立即释放箕子，并用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修整并表彰比干的坟墓。比干是人名，担任纣的少师。因为纣无道，他竭尽忠心进谏争辩，被纣杀死。武王诛灭纣后，立即修整并表彰比干的坟墓，以劝勉忠义。在商容的里门前凭轼致敬。“式”是车前的横木，表示敬意时就俯身凭靠它；“闾”是同族聚居之处的里门。商容本是商朝的贤人，却未被纣任用。武王诛灭纣后，经过商容的里门，便不肯坐在车中，而是起身凭靠车前横木；等经过商容的门后，才重新坐下，以表示敬意。散发鹿台所聚集的财物。纣曾经残暴搜刮百姓的财物，把它们全都聚集在鹿台。武王诛灭纣、返回都城后，就把这些财物分发给百姓。发放巨桥所储藏的粮食。纣曾经横征暴敛百姓的粮食，把它们全都积存在巨桥。武王诛灭纣后，就把粮食全部发放出去，赈济饥民。把巨大的恩惠施加于四海，天下百姓都心悦诚服。“赉”是施予。武王铲除残暴，表彰忠诚、任用善良，救济贫困、周济匮乏；这样巨大的恩泽施加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心悦诚服，愿意奉他为君。史官在这里详细记载这些事，是要说明君主应当以纣为戒，以武王为效法对象。洪范。“洪”是大，“范”是法。这一篇原本称为《洛书》，出自大禹圣人，后来箕子又推演增益而成。因为其中所说的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以取“洪范”二字作为篇名。在十有三祀，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十有三祀”就是十三年。商朝称“祀”，周朝称“年”。“访”是亲自前去询问。史官记载武王在十有三祀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不称周家的年号而称商家的年号，是为了表明箕子不肯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周，只是为了天下后世的大计才向武王传授道理。不说箕子朝见武王，而说武王访求箕子，是为了表明武王能够成全箕子的志向，不敢以臣礼对待他，只是为了天下后世的大计才向箕子求取治国之道。武王于是说道：“唉，箕子！上天在冥冥之中安定、辅佐下民，使他们和谐地安居；我不知道这种常理是怎样安排、次第展开的。” “乃言”是发问的词，表示对问题的郑重。“阴”是暗中，“隲”是安定，“相”是辅佐，“协”是保全、使之和谐，“彝”是常，“伦”是理，也就是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武王叹息着呼唤箕子，却不直呼其名，向他请问：“我听说上天在冥冥之中默默安定下民，给予他们气，使他们形成形体；赋予他们理，使之成为本性；又辅佐、保全并协调他们的居处，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作为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君主，必须懂得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上天暗中安定、辅佐、协调百姓的道理，究竟是怎样安排而能够明白不混乱的呢？这样或许才能承接上天惠爱百姓的意旨。如今我承担君主和师长的责任，却不知道这种常理是怎样次第展开的。”按“十有三祀”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当时各种事情还来不及办理，他首先释放箕子的囚禁，以师礼对待他，可见他很懂得君主之道。箕子于是说道：“我听说在古代，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的布列。帝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也因此败坏了。” 这里的“乃”也是发问、答问中的承接词，表示郑重回答。“鲧”是大禹的父亲；“陻”是堵塞；“汨”是扰乱；“陈”是布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畀”是给予；“畴”是类别；“九畴”就是下文从“初一”开始的九类；“斁”是败坏的意思。箕子因武王的询问说道：“治理天下的大法，没有比九畴更重要的，它的根源出自上天。我听说古代大禹的父亲名叫鲧，受帝舜的命令治理洪水，却不能顺应水的性质加以疏导，只把土堆在水下堵塞它，导致水流失去道路，泛滥成灾。于是火不能保持燥性，金不能依托土而生成，木不能舒展繁茂，土地不能耕种，五行全都紊乱，不能顺利布列以化生万物，民生也失去适宜条件。昊天上帝因此震怒，不把治理天下的大法九畴赐给鲧。在这时，兽蹄鸟迹交错遍布中国，洪范九畴不能施行，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晦暗不明，败坏而不能振兴，所以说‘彝伦攸斁’。鲧被诛死，禹于是继承而兴起；上天才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才得到条理。” 鲧被诛死，禹于是继承而兴起。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才得到条理。

译“殛”是拘禁、困苦；“锡”是赐予。鲧因为治水没有功效，被帝舜拘禁困苦，最后死在羽山。鲧虽然被诛死，却有大禹这位圣人作为儿子；禹继承鲧治理洪水的职责而被任用。禹能顺应水性加以疏导，使水流归于正道，不再成为中国的灾害。上天派神龟从洛河中出现，龟背上排列着九个数字，把它赐给大禹。禹于是依据数字推求义理，以义理配合数字，建立治理天下的大法，形成九类。此时地面平治、天时成就，《洪范》九畴已经建立，天地人与人之间的常理清楚而不紊乱，可以举而实行，所以说“彝伦攸叙”。三、八种政务。“八政”是大禹所排列的九畴之一。箕子将要推演这一畴的意义，所以先提出“三八政”这一句来总括纲要。第一，食。“食”是五谷所供的食物。君主施政，没有什么比养活百姓更优先，所以要劝勉农业、减轻赋税，使百姓有足够的粮食。如果百姓连食物都不足，就连求生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治理礼义？所以食列在第一位。第二，货。“货”是金帛、器物以及各种财货。百姓食物充足后，还必须通过商贾贸易来调剂有无，以满足民用。如果民用物资不足，天下怎么能够富足？所以货列在第二位。第三，祀。“祀”是祭祀。百姓既有足够的食物，又有足够的日用物资，就不能不知道报答根本的道理。因此要制定祭祀礼制，沟通上下，扩大亲爱和敬重之心，使人不忘根本。所以祀列在第三位。第四，司空。司空是掌管土地的官。百姓如果不能安居，就无法养活生者、侍奉死者，因此设置司空这一官职来安定民居，使百姓聚居有屋、各得其所，所以司空列在第四位。第五，司徒。司徒是掌管教化的官。百姓既然安居，就不能没有教育来成就其本性，因此设置司徒这一官职，用学校、礼义引导百姓向善，所以司徒列在第五位。第六，司寇。司寇是掌管刑罚的官。百姓如果有人不遵循礼教，就可能成为奸邪之徒，因此设置司寇这一官职，用刑罚和禁令惩治百姓的恶行，所以司寇列在第六位。这六项都是治理内部的事务。第七，宾。“宾”是宾客之礼。诸侯和远方之人来朝见、进贡时，应当用宾礼接待他们，不可失去四方的人心，所以宾列在第七位。第八，师。“师”是军队。如果诸侯、远方之人不恭敬地履行臣属职责，就应当使用六师出兵征讨，以铲除残暴，所以师列在第八位。这两项是治理外部的事务。食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所以最先列出；兵是圣王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所以最后列出。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你都应当记在心上。“猷”是谋虑，“为”是施行、作为，“守”是操守；“汝”是对武王说的。君主具有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的品格，成为臣民的标准，因此下民受到教化时，不可能没有深浅、快慢的不同。百姓之中，有谋略的、有作为的、有操守的，这些人都是显露出德行的人，你应当记在心上，遇到可以任用时就任用，不要忘记他们。对于不完全合于至善、却也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主也应当接纳他。“协”是符合，“罹”是陷入，“咎”是罪恶。百姓中有些人尚未合于善，却也没有陷入恶，这种人资质属于中等，提拔他就可以同他一起向善，抛弃他则可能流于恶。君主应当容纳并培养他，不要拒绝；培养成熟后，同样可以任用。“念之受之”是说要根据各人的才质区别对待，以成就他们。对于安和而有好德言语的人，要说：“我以好德自任。”你就赐给他福禄。这样的人将成为众人仰望的最高标准。“康”是安和的意思。“我以好德为己任”，是说这个人把爱好德行当作自己的责任。“福”是爵位和俸禄。百姓之中，有些人外表显出安和的神色，内心发出爱好德行的话语。这种乐于向善的诚意表现在容貌和言语气质之间，可知其内在修养。君主应当因此赐给他爵禄。这样的人本来就有内在修养，又得到君主的知遇和任用，一定会更加努力，达到至善，并以圣明君主为标准。所以说：“这样的人将成为众人所共同尊崇的最高标准。” 不要虐待孤苦弱小的人，也不要畏惧尊贵显达的官员。“茕独”是百姓中最微弱、最孤苦的人；“高明”是有官职者中最尊贵显达的人。箕子说：“奉行皇极的君主应当一视同仁。百姓中最微弱的人，不可因为他微弱就欺凌虐待；发现他有善处，也应当劝勉。有官职者中最尊贵显达的人，不可因为他尊贵显达就畏惧忌惮；发现他有不善之处，也应当惩戒。孤苦弱小者受到劝勉，就不会结交淫邪之友；尊贵显达者受到警戒，就不会结党营私。奉行皇极的君主应当这样造就臣民。” 对于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要使他们进步，这样国家就会昌盛。“人”是有官职的人，“能”是才智，“羞”是进步。有官职的人，有的具有才智，有的长于施政。君主应当训诫、整饬、奖励和劝勉他们，使他们凭借已经具备的能力继续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务必进到至善之地。这样贤者居于相应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职务，各自尽心于所任之事，以求取得治国功绩，国家就没有不昌盛的。凡是正直的官员，先使他们富足，然后才能使他们行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正人”是在官任职的人，“富”是给他们俸禄，“谷”是善。在官任职的人，如果没有廪禄，就无法保持廉洁。因此君主对在官任职的人，必须先赐给廪禄，使他们生活有保障，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行善。所以说：“先使他们富足，然后才能使他们行善。” 不要偏私，不要不公，要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任意偏爱，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任意厌恶，要遵循君王的大路。“偏”是不合中道，“陂”是不平正。“作好”“作恶”是任意产生偏爱和厌恶。偏私、好恶，都是产生于内心的私意；“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则是皇极得以实行的途径。箕子说：“君主既然在上下之间建立了皇极，人人都受到感化，于是内心所存，不敢有不合中道的，也不敢有不平正的，只遵循君王的正义而行；应当喜爱什么就喜爱什么，不敢任意偏爱，只遵循君王的中道而行；应当厌恶什么就厌恶什么，不敢任意厌恶，只遵循君王的大路而行。” 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要结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易行；不要违背常理，不要偏邪，王道正直。

译“党”是不公，“反”是违背常理，“侧”是不正；偏、党、反、侧，都是人的私意在行为上的表现。“荡荡”是广大深远，“平平”是平易，“正直”是不偏不邪。这三者是皇极正大形态的体现。箕子又说：“人在行事时，没有不合中道的，也没有不公正的，自然就合于王道广大深远的形态；没有不公正的，也没有不合中道的，自然就合于王道平易的形态；没有违背常理的，也没有不正的，自然就合于王道不偏不邪的形态。”从“无偏”到这里的十个“无”字，都是禁止的词，是用私意来告诫人、用邪念来惩戒人；从“王之义”以下的六个“王”字，都是指奉行皇极的君主，是用皇极来训导人、激发人的善性。众人会合于他们共同具有的皇极，并归宿于他们共同具有的皇极。“会”是会合，“归”是归宿。下民接受君主的教化，能够遵循正义、正道和正路，来会合于君主所建立的皇极，就像行路的人奔向家乡、吃饭的人寻求饱足一样；能够做到广大、平易、正直，来归宿于君主所建立的皇极，就像行路的人到达家中、吃饭的人获得饱足一样。这里“有极”的两个“有”字，是说这种皇极是君民共同具有的善，并非只有君主拥有而百姓独无。这一段押韵成章，具有诗歌的体制。大概是因为奉行皇极的君主希望下民反复歌咏，自己领会并获得它，使人的欲望消退、天理流行。又说：“皇极所阐发的言论，是天下永恒的常理，是天下应当遵守的训诫；对于上帝来说，也正是上帝的训诫。” “曰”是起语词，所说的“敷言”指上文从“无偏无陂”以下阐发皇极的言论。“彝”是常理，“帝”指上天。君主反复推演皇极的道理来教导人，这是天下的常理，也是天下的大训；这不是君主个人的训诫，实在是上天的训诫。大概道理的根源出自上天，如果所说的完全合乎义理，就如同上天的言语一样。这是对皇极之言的赞美。凡是百姓，都应把皇极所阐发的言论当作训诫、付诸实行，以接近天子的光明德性。“训”是训诫，“行”是亲身实行，“光”是天子道德的光辉。天子和百姓本来禀赋的本性相同，只是天子的本性纯粹，而百姓的本性有美有恶、各不相同，所以百姓自然同天子道德的光辉相距较远。如果百姓把奉行皇极的君主反复阐发的言论当作训诫，不敢忽视；又亲身实行，不敢懈怠，那么自身具有的道德也会自然发扬光大，同天子的本性就不会相距太远了。所以说“以近天子之光”。又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 “曰”是百姓称赞的话。“父母”是亲爱、养育他们的意思；“王”是尊奉、以其为君的意思。百姓感激奉行皇极的君主教导他们成人，极力称赞说：“天子真是养育我们百姓的父母，真是统治、领导我们百姓的君王。”如果君主不能建立皇极来教化百姓，就只是有君位而没有君德，百姓哪里肯亲近他、尊奉他？所以君主不可不专心研究皇极之学。只有君主可以施行赐福，只有君主可以施行威罚，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珍贵膳食。臣下不能擅自施福、施威或享用珍贵膳食。“辟”是君主；“福”是爵位和赏赐；“威”是刑罚。威和福，是上位者用来统治下位者的手段；“玉食”是上等膳食，即珍贵精美的食物，是下位者用来奉养上位者的东西。箕子推演“三德”这一畴，说只有君主可以使用爵禄赏赐，只有君主可以使用刑罚，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珍美的食物；臣子不可以擅自使用爵禄赏赐、擅自施用刑罚，也不可以擅自享用珍美食物。说“只有君主”，是告诫君权不能下移；说“臣无有”，是告诫臣下不能僭越君上。臣下如果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珍贵膳食，就会祸害自己的家族，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凶祸；人们也会因此偏邪不正，百姓也会因此僭越法度、犯下过错。“颇”是不平，“僻”是不公，“僣”是超越、僭越，“忒”是过错。如果臣下僭夺君上的权力，擅自施行爵赏、擅自使用刑罚、擅自享用珍贵膳食，大夫必然会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祸患，诸侯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凶祸。下层的官员相互仿效，都行为不正、不平、不公；百姓也相互仿效，纷纷超越礼制、过分行事，不遵守法度，天下必然混乱。总之，权力下移、臣下僭越君上，君主不能掌握赏罚和取舍，不能运用三德来实行皇极，祸患必然达到这种地步。又说：“吉祥的征兆。” “休”是美善。箕子推演“庶征”这一畴，说天上表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在人则表现为貌、言、视、听、思五事。如果君主能够修养五事，吉祥美好的征兆就会各按同类相应而来。下文将详细列出它们。又说：“君主仪容庄敬，就会有按时而来的雨。” “若”是顺应。君主如果仪容恭敬，做到庄肃，德行就会滋润自身，自然具有滋养万物的意味；所以上天应当下雨时就下雨，没有不顺应的。又说：“君主言语治理得当，就会有按时而来的晴朗。” 君主如果言语合宜，施政有条理，号令就会合乎事理，自然具有开明的意味；所以上天应当晴朗时就晴朗，没有不顺应的。又说：“君主见识明达，就会有按时而来的温暖。” 君主如果看得明白，做到明智，德性就会向外昭明融通，自然具有和暖的意味；所以上天应当温暖时就温暖，没有不顺应的。又说：“君主善于谋虑，就会有按时而来的寒冷。” 如果君主听觉敏锐、善于听取意见，做到善于谋虑，心思就会退藏而深入细密，自然具有凝结的意味；所以上天应当寒冷时就寒冷，没有不顺应的。又说：“君主思虑通达，就会有按时而来的风。” 君主如果思虑明睿，做到圣明，心智就会明通、公正而广博，自然具有清爽通达的意味；所以上天应当刮风时就刮风，也没有不顺应的。君主对于吉祥征兆所对应的五事，应当同时修养、共同进步。一件事修养得当，其余各事也都会相应得当，吉祥征兆就没有不出现的。如果说某一事修养得当，必须有某一种吉祥征兆来对应，就会拘泥而不能通达。又说：“灾祸的征兆。” “咎”是灾祸。君主如果不能修养五事，灾祸的征兆就会各按同类相应而来。下文将详细列出它们。又说：“君主狂妄，就会有常常反常降下的雨。” “狂”是妄为，“恒”是经常。君主不能做到仪容恭敬、举止庄肃，就会转而变得狂妄。行为没有节制，达到放纵流荡的程度，所以上天常常在不该下雨时下雨，顺应他的狂妄而作出回应。又说：“君主僭差，就会有常常反常出现的晴朗。” “僣”是差错。君主不能做到言语合宜、施政得当，就会转而僭差，政事错乱，差误达到凌驾常理的地步，所以上天常常在不该晴朗时出现晴朗，顺应他的僭差而作出回应。又说：“君主怠惰，就会有常常反常出现的温暖。” “豫”是怠惰。君主不能做到明察而明智，就会转而怠惰，办事迟缓懈怠，直到无法收拾，所以上天常常在不该温暖时温暖，顺应他的怠惰而作出回应。又说：“君主急迫，就会有常常反常出现的寒冷。” “急”是逼迫、急促。君主不能做到善于听取意见、善于谋虑，就会转而变得急迫促狭，令人战栗畏惧，所以上天常常在不该寒冷时寒冷，顺应他的急迫而作出回应。又说：“君主昏昧，就会有常常反常出现的风。”

译“蒙”是昏昧。君主不能做到思虑明睿、成为圣明之君，就会转而昏昧，内心幽暗，思虑无所不至，所以上天常常在不该刮风时刮风，顺应他的昏昧而作出回应。君主对于灾祸征兆所对应的五事，应当共同努力加以警戒。一件事失误，其余各事也都会失误，灾祸的征兆就没有不出现的。如果说某一事有失误，必须有某一种灾祸征兆来对应，就会拘泥而不能通达。九、五种福。五福和下文的六极，是大禹排列的九畴之一。箕子将要推演这一畴的意义，所以先提出纲要，再分别详述各项。第一，长寿。“寿”是年纪高、寿命长。有了长寿，然后才能享有各种福分，所以寿列在五福之首。第二，富足。“富”是有廪禄。人有了长寿，还必须有廪禄来供养生活，所以富列在五福的第二位。第三，健康安宁。“康”是身体健康，“宁”是内心安宁。人如果既长寿又富足，还必须身体经常健康、内心经常安宁，没有患难的痛苦，才算是福。所以康宁列在五福的第三位。第四，以好德为乐。德行是享受福分的根本。人如果长寿、富足、健康、安宁，还必须以道德为所爱所乐，安居仁德、遵循正义，成为君子所归向的境界。所以“攸好德”列在五福的第四位。第五，善终并终享天命。“考”是成全。人即使长寿、富足、健康、安宁，又喜好德行，这些都有了，还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死去，成就自己的结局，才算享有完整的福分。所以“考终命”列在五福的最后。六种极端的祸患。六种极坏的情形与五种福相反。第一是不得善终、早夭。“凶”是不得其死；“短折”是横遭夭亡。人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凶短折”列在六极之首。大概“凶”与长寿相反，“短折”与善终、享尽天年相反。第二是疾病。“疾”就是疾病。人若患有疾病，身体就不得安宁。所以疾病列在六极的第二位。第三是忧愁。“忧”是忧愁悲戚。人若有忧戚，内心就不得安宁，所以忧愁列在六极的第三位。大概疾病和忧愁这两者，都与安康宁静相反。第四是贫穷。“贫”是贫穷。若贫穷，日常生活所需就不足，必然受到饥寒的困扰。所以贫穷列在六极的第四位。大概贫穷与富裕相反。第五是刚愎。“恶”是刚强过度。人若过于刚强，就会成为自暴自弃的小人，必定不是能够享受福禄的人，所以刚愎列在六极的第五位。第六是柔弱。“弱”是柔弱过度。人若过于柔弱，就会成为自我放弃的小人，哪里能够自己求取更多福祉呢？所以柔弱列在六极的末位。大概刚愎和柔弱这两者，都与“所好的是德”相反。五福六极，对于君主来说，取决于能不能建立最高准则；对于百姓来说，取决于教化能不能实行。然而又必须君主有道，能够在上面建立最高准则，天下才会共同归向五福；如果君主无道，不能在上面建立最高准则，天下就都会坠入六极。因此，尧、舜的百姓都仁厚而长寿，桀、纣的百姓都鄙陋而早夭，这是做君主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君王于是把这种德行所感致的贡物昭示给异姓诸侯之国，不废弃他们应尽的职分。“昭”解释为显示；“德之致”是说天下所贡的各地物产，都是君王谨慎修德所招致的。“替”是废弃；“服”是职分、所当行的事。召公告诉武王说：君王因天下来进贡服饰、食物和器用等各地物产，便借此昭示这些东西是自己谨慎修德所招致的，再分赐给异姓诸侯之国，使他们感激而受到勉励，不敢废弃自己职分所当做的事。例如把肃慎氏所贡的楛矢分赐给帝舜的后代陈侯，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把宝玉分赐给伯叔诸侯之国，时时用来表达亲亲之情。君王在各地贡物中遇到珍贵的宝玉，就分赐给同姓诸侯之国，使他们感激而受到勉励，常常加以审察，并且更加厚重亲亲相爱的情义。例如把夏后氏所珍藏的璜玉分赐给成王的叔父周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人们不把这些东西仅仅当作物品，而只把它看作德行的体现。诸侯得到分赐的物品后，都说这是君王谨慎修德所招致的，不敢轻易只把它当作物品看待，而只把它看作德行的体现。如果君王不以服饰、食物和器用为贵，反而以珍奇玩物为意，那只足以显示他没有德行。这样既不应接受臣下的贡献，也难以再把东西赐给别人了。德行盛大，就不会轻慢侮辱人。轻慢侮辱君子，就无法使他们竭尽心力；轻慢侮辱小人，就无法使他们竭尽力量。召公说：“人君谨慎修德，不能不把功夫做到极致。如果谨慎修德达到极盛的境界，那么举止容态、周旋进退都合乎礼节，自然不会有轻慢侮辱人的心。如果德行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骄矜之心就会乘隙而入，必然产生轻慢侮辱人的心。比如在位的君子，经营国事，十分劳心，本来应当知道尊重他们，却反而轻慢侮辱，待他们不合礼节，君子便会见机而作，远远退避离去。这样哪里还能使他们为国家竭尽心力呢？在下的小人，奔走办事、从事劳作，十分劳力，本来应当优待体恤他们，却反而轻慢侮辱，待他们不合礼节；小人虽然微贱，害怕朝廷，勉强出力，难道会没有叹息怨恨之心吗？这样哪里还能使他们竭尽力量来报效国家呢？” 不役使耳目，凡事都保持端正。“贞”就是端正。人君若能以一心为主，使全身各部分听从命令，那么耳朵就不会被淫邪的声音役使，非礼的声音便不听；眼睛也不会被淫邪的色彩役使，非礼的事物便不看。在日常生活和一举一动之间，百般行为的准则没有不端正的。如果反而让耳目作主，内心听从它们的驱使，那么物欲就会交相蒙蔽。在日常生活和一举一动之间，百般行为的准则又怎么能够端正呢？玩弄人会丧失德行，玩弄物会丧失志向。“玩”是戏弄；“德”是自己所得到的德行；“志”是内心所趋向的目标。人君如果轻慢侮辱君子和小人，就是玩弄人，以骄傲压倒敬意，难道不是丧失了自己的德行吗？如果放纵耳目之欲，就是玩弄物，以欲望战胜刚强的意志，难道不是丧失了自己的志向吗？

译用道理安定自己的志向，用道理应接他人的言语。“道”是应当遵循的道理。人君对于自己的志向，如果用道理使它安定，就不至于任意发动。即使有可供玩赏的事物，哪里还能动摇它呢？对于别人的言语，如果用道理加以应答，就不至于任意接受。即使有献媚谄谀的话，哪里肯听从呢？这大概是先存于内心，用来应对外物；又制约外在行为，用来涵养内心。古代圣贤相互传授的治心方法就是这样。召公借劝谏接受旅国獒犬的机会，极力论述了这些道理。做君主的人，应当特别注意。唉！从早到晚没有片刻不勤勉，不要以为细小的行为无关紧要，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筑高山，到了九仞，功夫却差在一筐土上。“夙”是早；“或”相当于“万一”；“矜”是谨慎自持；八尺为一仞；“篑”是盛土的器具。召公叹息说：“人君谨慎修德的功夫，一天之中从早到晚，不可以有一刻懈怠。万一稍有懈怠，谨慎修德的功夫便会中断。细小的行为和节操尤其应当谨慎守持。如果把它视为寻常小事，不肯谨慎守持，最终一定会连累整体的德行。这就好比筑山，土已经堆积到九仞高，功夫却只差一筐土，难道不可惜吗？”召公的意思是说：“武王接受獒犬，虽然属于细小的行为和节操，也恐怕会成为完整德行的连累。” 确实实行这些做法，就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并且使你的后世子孙世世为王。召公又说：“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一篇告诫中的话，谨慎修德的功夫自然不会中断，恩泽遍及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享受无穷的福祉。周朝的子孙世世代代做君主，王业就可以长久了。”武王是圣人，旅国进贡獒犬，起初并没有接受，召公尚且如此恳切地告诫他，由此可见古代圣君不因行为细小便不谨慎，大臣也不因过失细小便不劝谏，这是后世应当深思并牢记的。武王去世以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便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对孺子不利。” 以下记述的是史臣所记周公在成王时期的事情。管叔名鲜，是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兄长；“群弟”指蔡叔名度、霍叔名处。当时他们正在殷的旧都监督纣王之子武庚。“流言”是没有根由的话，好像水流一样从那里传到这里。孺子指成王。商朝的君主中，兄死弟继位的很多。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权且代理国政，商人已经对此产生疑虑。管叔又是周公的兄长，尤其在暗中窥伺，所以武庚和管叔编造没有根据的言语，在国中传播，说如今周公将要对孺子成王不利，意图篡夺他的王位，大概是想使成王感到危险恐惧，动摇周公。史臣说“管叔及群弟”，却不说武庚，是为了深刻揭示骨肉相残的罪行。周公于是告诉太公、召公说：“我如果不退避，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向我的先王交代的。” “辟”读作退避的“避”。周公听到流言，知道上下都疑虑恐惧，心中不安，于是告诉太公、召公说：“我如果不退避而等待治罪，那么在道义上就有所未尽，死后也没有话可以向地下的先王交代。”周公这样说，哪里是为自己一身的利害打算，不过是竭尽忠诚罢了。周公居住在东方两年之后，罪人终于被查获。“罪人”指管叔、蔡叔。起初流言兴起时，成王虽然怀疑周公，但没有实际迹象可以查证。等到周公背负诽谤、等待治罪，避居国都东方，以等待成王审察，过了两年之久，成王才知道散布流言的人原来是管叔、蔡叔。“罪人”二字，是史臣所记；“斯得”二字，表现出迟迟才查获的意思。小人陷害君子，往往一时不能使真相自行显明，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戒鉴。后来，周公于是作诗赠给成王，给它题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诮”是责备、严厉斥责的意思。成王知道流言起于管叔、蔡叔以后，原先十分的疑虑才解除了四五分。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题名为《鸱鸮》。《鸱鸮》是一种恶鸟，诗中借它毁坏鸟巢、取食鸟卵，比喻武庚败坏、管叔蔡叔危害王室，深刻表现王业艰难、不忍毁坏的意思。成王得到这首诗，疑虑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却也不敢严厉责备周公。周公说成王“不敢”责备，是因为这正是悔过的根本。秋天，庄稼大丰收，还没有收割，天空突然雷电交加，又刮起大风，禾苗全被吹倒，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国人大为恐惧。这一年秋天，田里的庄稼十分丰熟，但还没有收割。一天，天上忽然雷电大作，又刮起暴风，禾苗全被吹倒，大树也被连根拔起。一国的人震惊不安，大概是周公的忠诚感动上天到了这种程度。《篁墩文集》卷三。●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四。（明）程敏政撰写。○青宫直讲。《尚书》。

译王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长，“孟侯”是诸侯之长；“封”是康叔的名字；称他为“小子”，是亲爱之辞。只有你那伟大的先父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使用刑罚。“明德”是致力于尊崇德性；“慎罚”是致力于不用刑罚。武王命令康叔说：“你的伟大先父文王，确实能够彰明德行，把五常之理尊崇得明备，没有一点人欲的私心，使百姓自然受到感化而归于德治；又确实能够谨慎使用刑罚，把五等刑罚审察得精明允当，使百姓自然产生畏惧，不敢轻易犯法，不必再使用刑罚。文王成就周家的基业，只是依靠彰明德行、谨慎刑罚这两件事。” 不敢侮慢鳏夫寡妇，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施刑于应当施刑的人，使德威显著于百姓。“鳏寡”是穷苦百姓；“庸”是任用；“祗”是敬重；“威”是施刑。武王又说：“穷苦百姓是人们容易忽视的，文王却不敢轻慢侮辱他们。对于贫民施政行仁，必先使他们得到安置。百姓中有才能、应当任用的人，有时被抛弃不用，文王却能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有道德、应当敬重的人，有时被轻视，文王却能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有奸恶、应当施刑的人，有时不能制裁，文王却能惩罚应当惩罚的人。文王既有仁爱百姓的政事，又能任用能人、敬重贤者、讨伐罪人，全都出于至公，没有一点喜怒的私心，所以盛大的德行光辉发扬，显著于下民，无法掩盖。因此说‘显民’。” 因此开始创建我们的中原夏土以及我们邻近的一两个国家，以整治我们的西方土地。那时百姓依靠、庇护文王，声名传到上帝那里。上帝嘉许，于是上天大大命令文王，消灭强大的殷国，使他广泛接受上天的使命。各邦及其百姓于是都得到安定有序。于是我的寡德兄长勉力而行，所以你这个小子封，才能处在这东方土地上。“一、二邦”是说邻国；“怙”是依靠；“冒”是覆盖；“殪”是灭亡；“戎”是大。武王又告诉康叔说：“文王的盛大德行既已光辉发扬，显著于下民，因此才能开始创建我们的中原夏土。他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以及我们的邻国，并逐渐把它们整治起来。像虞、芮二国的君主，便来到汝坟之境请人裁决，都能遵从教化。凡属西伯管辖的地方，都像依靠父亲一样依靠文王，像上天覆盖大地一样受到文王庇护。彰明的德行上达于天，声名传到昊天上帝那里。昊天上帝深深嘉许，于是大大命令文王灭亡大殷，使他广泛接受上天的使命，让万邦万民各得其所，无不安定有序，没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你那位寡德的兄长，也勉力不懈，这才成就了王业。王业既已成就，所以你这个小子封得以享有爵位，成为东方诸侯。战胜殷、诛伐纣王，是武王的事情；这里称说文王，是武王谦逊，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 你应当深思远虑，考察商朝伊尹、傅说那一类老成之人，他们把心安置在正道上，懂得教导百姓的道理；还要另外寻求并了解古代先哲君王的事迹，用来安定保护百姓。这样德行充实于天理，你自身就不会废弃在君王的使命之中。“宅心”是安置、存处；“知训”是知道用来教导百姓的道理；“天”是道理所由产生之处，也就是人的本心。武王又告诉康叔说：“你应当深思远虑，考察商朝伊尹、傅说那一类老成之人，他们把心安置在义理上，知道教成下民的道理；又应当另外寻求并了解古代尧、舜、大禹等圣哲帝王的作为，用来安定保护百姓。你如果多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到了真正积累、长久用力的地步，就能使心中本有的天理更加广大弘扬。这样，心胸宽广，身体安泰，举动没有违背礼法，足以光大充裕你自身的德行；表现在政事上，便没有什么不能施行，自然不会废弃上面所传下的君命。”从这里以下，都是告诫康叔彰明德行的事情。王说：“唉！小子封，要把百姓的疾苦看作自身的疾苦，敬慎啊！上天的威严可畏，却只辅助诚信之人；百姓的心情大体可以看见。小民难以安保，你去之后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安于享乐，以此治理百姓。” “恫”是痛；“瘝”是病。武王叹息，呼唤康叔的名字告诉他说：“作为在上位的人，应当与百姓同甘共苦。百姓若有不安，就应当如同自身患了痛病一样。你面对百姓，难道能不敬慎吗？况且天命并不恒常，治理得好就兴盛，混乱就灭亡，虽然如此却非常可畏。然而上天所辅助保佑的，必定是诚信的好人。下民的情感，好恶并不一致，但大体上可以看见。然而小民之心，抚恤他们的，他们便亲爱拥戴；暴虐他们的，他们便视如仇敌，尤其难以安保。你现在前往封国，治理百姓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竭尽你的心力，不肯安逸享受富贵，每天忧劳警惕，不敢贪恋各种闲暇安乐的事情，以免妨碍政务，这就是你治理百姓的方法。” 我听说：“百姓的怨恨不在事情大，也不在事情小；只在于上位者的行为是否顺理，德行是否勤勉。” “惠”是顺从、合乎道理；“懋”是勉力。武王又告诉康叔说：“我曾听古人说：下民的嗟叹怨恨，不在事情大，也不在事情小，只看上位者所作所为在道理上是否顺当，在德行上是否勉力罢了。如果所作所为能够顺合道理，能够勉力修德，那么下民爱戴还来不及，哪里会有嗟叹怨恨之心呢？”这是古人的格言，武王应当把它举出来告诫康叔，凡是居于上位的人都应当深思。人有小罪，如果不是过失，而是有意坚持作恶、做出不合常法的事，那么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杀。“眚”是无意的过失；“终”是有意故犯；“式”是因此、就。武王告诉康叔说：“如果有人犯了小罪，不是无意误犯，而是有意故犯，竟要做出这种败坏常法、违法乱纪的事来。这样的人，所犯的罪虽然小，却是奸恶而可怒，你不能不杀他，以表示惩戒。”这就是帝舜所谓“故意犯罪即使罪小也不宽免”的意思。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不是故意作恶，而只是由于过失灾祸，偶然如此；他已经到官府自陈，把罪情全部说明，极尽说明自己的罪过，这样的人就不可杀。“灾”是不幸；“适”是偶然。比如有人犯了大罪，不是有意故犯，而是无意误犯，出于不幸，偶然如此；并且已经到官府自陈，把实情全部交代，不敢隐瞒。这样的人，所犯的罪虽然大，却是愚昧而可怜，不能杀他，应当从宽处理，以表示怜恤。这就是帝舜所谓对无意过失加以宽宥，即使罪大也可宽免的意思。武王这两段，是假设死罪有大小，以说明情节有轻重。说“有小罪”“有大罪”，是说各种罪中有这样的区别，并不是说凡是故意坚持犯小罪的都可以杀，凡是无意过失犯大罪的都可以赦免。王说：“唉！封，刑罚有一定的次序，这才是大大彰明刑罚、使百姓服从。愿百姓彼此告诫，努力和顺。”

译“有叙”是刑罚有次序；“明”是彰明刑罚；“服”是使百姓服从；“勑”是告诫。武王叹息，呼唤康叔的名字告诉他说：“刑罚的轻重大小，都有一定的次序。次序混乱，民心就不会服从。你应当大大彰明刑罚的次序，使其中没有一点私心蒙蔽，使下民的心志畏服，不使一个人受到冤屈。这样将会看到下民都相互告诫，努力保持和顺，不敢乖戾而触犯主管官吏的法律。” 如果把罪恶看作疾病，愿百姓都彻底抛弃罪过；如果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保护他们，愿百姓都得到安康治理。“咎”是罪恶；“乂”是治理。百姓既然相互告诫，努力和顺，就应当趁势使他们去除罪恶，如同请医生去除自身的疾病一样。如果能以去除疾病的心情去除百姓的罪恶，就会看到下民洗心涤虑，完全抛弃平日的罪过，不再去做。又应当趁势保护他们的善行，如同保护自己的婴儿一样。如果能以保护婴儿的心情保护百姓的善行，就会看到下民享受德政的恩惠和利益，共同安处在治化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善。武王不把彰明刑罚看作可贵，而把百姓向善弃恶作为本意，最终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美好境界，这一点由此可见。王说：“唉！封，要敬慎啊！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采用不善的谋略和不合常法的做法。要依据这颗诚心作出判断，大大效法那些敏于修德的人，使你的心安定；顾念你的德行，使它长远；使你的谋略宽裕长远，这样百姓就能安宁。我不会因为你有瑕疵而弃绝你。” “蔽”是判断；“则”是法则。武王又叹息，呼唤康叔的名字告诉他说：“治理国家的道理，不能不敬慎。你不要做使百姓产生怨恨的事，不要采用不善的谋略和扰乱常法的做法。只依据这颗诚实的心作判断，不要有任何矫饰虚伪。要大力效法古人急切修德的做法，用来安定你的内心，不至于厌恶常道而喜好奇异；反省顾念你的德行，不至于忽略眼前而忘记长远；使你的谋略弘大长远，不至于贪图眼前利益而忘记日后的祸患。宽裕从容，不急迫强为，实行顺其自然的政事，以等待百姓自然安定。这样你的德行既然纯正，我就不会因为你有瑕疵而抛弃你，你便可以长久保有这个国家了。”武王希望康叔不用刑罚而采用德治，所以告诫的话又是这样。王说：“唉！小子封，你如今身为诸侯，要知道天命并不恒常，记住这一点吧！不要使我给你的封国和爵位断绝，使你不能享有；要彰明你所承受的王命，提高你所听到的教诲，用来安定治理百姓。” “肆”字的含义未详，《尔雅》解释为“今”。“命”是天命；“服命”是接受并奉行从君王那里受领的诰命。武王叹息，呼唤康叔说：“如今你这个小子封，受封为诸侯，享有卫国。只是天命并不恒常，最难以保守。如果所行的是善事，便得到天命；所行的是不善，便失去天命。你应当把这个道理念念不忘，不要使我所封给你的爵位和土地自行断绝，使你不能享有。要彰明你今天从王这里接受的诰命，不可忽视忘记；要尊重你今天从我这里听到的话，不可轻视怠慢。用这些来安定治理你一国的百姓。” 王说：“去吧，封！不要废弃所敬守的常法，听从我的告诫。这样你才能世世代代享有殷民。” “替”是废弃；“典”是常法。武王在篇末又呼唤康叔的名字说：“你前往封国以后，不可废弃所敬守的常法；听受我命令你的话，并且奉行它，这样才能长久拥有这些殷民，世世代代享有这个国家。”考察《康诰》一篇，武王反复告诫康叔遵守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的家法，始终以“敬慎”“敬守常法”为言。确实，敬慎是修身化民的根本，不只是诸侯应当如此，凡是做君主的人尤其不能不留意。王说：“封，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从前，殷朝先代的圣哲君王践行对上天显明命令的敬畏，小民常守德行、秉持明智。从成汤直到帝乙，君王都能成就君德，敬畏辅相；在朝供职的臣子都以恭敬辅佐，不敢自我闲暇、自我安逸，何况敢崇尚饮酒呢？” “殷先哲王”指成汤；“迪畏”是把敬畏表现在行动上；“天显”是上天的明命；“成王”是成就君王的德行；“畏相”是敬畏辅相；“棐”是辅佐；“崇”是崇尚。武王呼唤康叔的名字，告诉他说：“我听古人的话，只说从前殷朝先代的圣哲君王成汤，能够践行对上天明命和小民难以保全的敬畏，不只是心里畏惧，办事时也没有不敬畏的。他正因为敬畏天命、敬畏小民，所以表现在修身上，能够恒久守德而不改变；表现在任用人上，能够秉持明智而不迷惑。成汤所留下的传统就是这样，所以从太甲传到帝乙，中间有六七位贤圣君主相继出现，虽然时代不同，却都能成就君王之德，敬畏辅相，没有听说有哪一位放纵饮酒而败坏德行、轻慢贤者而抛弃礼法。当时在朝供职的臣子，也都竭尽忠诚辅助君王，以恭敬直言来匡正君主，从未有一个人敢自我闲暇、自我安逸。闲暇安逸尚且不敢，何况敢崇尚饮酒呢？正因为君臣都不崇尚饮酒，所以商朝能够兴盛。” 外服的侯、甸、男、卫四等诸侯及诸侯之长，内服的百官、众正官、次大夫、服事之臣和尊贵的官员，以及百姓和乡里居民，都不敢沉湎于酒；不只是因为不敢，也因为没有闲暇，只是共同辅助成就君王的德行，使它显明，并帮助各级官员恭敬法度。外服指王畿以外；侯、甸、男、卫是四等诸侯；邦伯是诸侯之长。内服指王畿以内；百僚是供职的臣属；庶尹是众官之长；亚是次于大夫的官员；服是奔走服事的人；宗工是尊贵的官员；百姓是国中的民众；里居是在乡里的民众。武王说：“商朝盛王之时，不只是供职的臣子不敢崇尚饮酒。王畿以外的侯、甸、男、卫四等诸侯及其诸侯之长，王畿以内供职的臣属、公卿大夫、众官正长和次大夫、奔走服事的人、百官中尊贵的人，以及国中的民众和乡里的民众，都不敢沉湎于酒。他们不只是畏惧法度、不敢放纵饮酒；有职事的，努力办理职事；没有职事的，努力修德，也没有闲暇工夫饮酒。之所以如此，只是希望上面辅助成就君王的德行，使它显明而不至昏暗；下面帮助百官和诸侯之长，使他们敬畏君主而不至懈怠。当时君臣上下、内外之间，没有一个人不处在敬畏之中。因此武王举此告诫康叔，要他效法商朝兴盛的原因。” 我又听说这样的话：到了后来的嗣王，整日沉湎于酒，使自己迷乱，君王的命令不能向百姓显明，也不敬重、保护百姓，反而坚持不改，放纵自己大肆做不合常法的淫逸之事，以安逸享乐而丧失威仪，使百姓没有一个不痛心悲伤；他只是荒怠而沉溺于酒，不仅不停止，反而更加放纵安逸。

译以下是武王告诉康叔商纣因酗酒而亡国的事情。“后嗣王”指商纣；“易”是改变；“燕”是安逸；“衋”是痛伤。武王说：“我又听人说，在商朝后来的嗣王纣王那里，他无道，每天沉湎于酒，身体沉醉昏乱于酒中，不能明察国政，所有命令都不能向百姓清楚发布；他所敬重、保护的，都是会使百姓结怨的事情。他又坚持不肯改变，放纵自己大肆淫逸，制造奇技淫巧和不合常法的事，用安逸享乐来丧失威仪，比如设置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相互追逐，完全没有礼仪体统。所以百姓没有一个不从内心痛苦悲伤，为国家将要灭亡而哀悼，而纣王却正更加荒怠，越发沉溺于酒，完全不想停止。他肆意行事毫无节制，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无道到了极点。” 王说：“封，我不是要这样反复多说。古人有话说：‘人不要以水为镜，而应当以百姓为镜。’如今殷朝已经丧失了天命，我难道可以不把这件事作为大大的鉴戒，用来安抚治理当今吗？” “监”是监视、察看。武王呼唤康叔的名字说：“我并不是想这样多说，所以把成汤兴盛、纣王灭亡的事情讲得如此详尽，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有两句话：‘大凡人不要以水为镜，应当以人为镜。’如果以水为镜，水不过只能照见人的面貌美丑；如果以人为镜，就能清楚看见人的行为得失。如今殷人沉湎于酒，自己招致罪罚，丧失了天命，我难道能不把殷人的过失作为大大的鉴戒，以此安抚治理当前的百姓吗？”武王是圣人，尚且把纣王作为鉴戒，可见是在极力说明饮酒不可不谨慎。《梓材》。这一篇也是武王告诫康叔的文书，因为篇中有“梓材”二字，所以取它作为篇名。王说：“要通过你的百姓和臣属，通达于大夫卿士等大家；通过你的臣属通达，王才成为天下的君主。” “达”是通达；“大家”是大族巨室，也就是卿大夫及其采邑之家。武王呼唤康叔的名字告诉他说：“诸侯国中必定有大族巨室，是全国人所信服的。然而大家势力强盛，他们的情意最不容易沟通。如果能施行仁政来安抚一国的臣民，又通过百姓和群臣的情意来与大家沟通，那么巨室所向往的，一国人都会向往，天下的情意也就没有不能通达的了。至于天子地位尊贵，他的情意尤其不容易沟通。如果诸侯能够通过一国臣民的情意通达于天子，天子的心就会喜悦，上下的情意也就没有不能贯通的了。诸侯上面有天子，下面有大家，能够沟通上下的情意而使彼此没有隔阂，那么诸侯的责任就尽到了。”所以说“惟邦君王”，只说臣而不说民，是因为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只说：“比如治理田地，既已勤劳地广泛除去草莽荆棘，还要整理修治田地的疆界和水沟。比如建造房屋，既已勤劳地筑起墙垣，还要用泥涂饰屋墙、用茅草覆盖屋顶。比如制作梓木器材，既已勤劳地削治成粗坯，还要给它涂上丹红等色彩。” “稽”是治理；“敷菑”是广泛除去草莽；“疆”是田界；“畎”是通水的沟渠；“涂塈”是用泥涂饰；“茨”是覆盖屋顶；“梓材”是可以制作器物的良木；“雘”是彩色的名称。武王告诉康叔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像治理田地、建造房屋、制作器物一样，都有始终完成的道理。比如治理田地，先已经勤劳地广泛除去草莽荆棘，不让它妨碍禾苗，还要排列修治田地的疆界和通水的沟渠，使它足以防备旱涝，这样田地才算完成。又如建造房屋，先勤劳地筑起四周高低合宜的墙垣，使它有根基，还要用泥涂饰，用草覆盖，使它足以遮蔽风雨，这样房屋才算完成。又如把良木制成器物，先勤劳地做成粗朴的形状，再加以精巧的雕削，还要装饰上色，使文饰与质朴相称，这样器物才算完成。”广泛除去草莽，是比喻除去恶行；墙垣，是比喻建立国家；削治，是比喻制定制度。这些都是武王已经做成的事；疆界、沟渠、覆盖和丹雘，是期望康叔完成最后的工作，不能改变成法而毁掉前面的功业。如今君王只应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使天下诸侯亲近归附，成为辅佐自己的近邻；各个诸侯国前来朝享，如同兄弟一般。既然已经运用明德，后来的君王就应当采用旧有常法，和辑各诸侯国，使他们大大来朝享。” 先儒蔡氏说：“从这一段以后，是臣下进谏君王的话，疑有简册脱漏或文字讹误。‘先王’是文王、武王；‘夹’是亲近；‘兄弟’是友爱；‘方来’是各方前来；‘既’是尽；‘后’是后来的君王；‘式’是采用；‘典’是旧有的常法；‘集’是和辑。”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如今继承王位的君主，应当说先文王、武王全力运用明德，使天下诸侯归附亲近，成为自己的辅佐；因此各诸侯都感激拥戴、奋起而恭敬朝享君王，竭尽友爱之诚，如同兄弟一般，朝觐会同，各方纷纷前来，没有一处敢怠慢不来；他们也都效法文王、武王，尽力运用明德，没有一个敢弃德不用。如今后来的君王也不必另求什么，只须采用文王、武王勤勉运用明德的旧法，来和辑天下诸侯罢了。果真如此，天下诸侯就会大大朝享君王，没有一个敢不恭敬响应，不只是各诸侯国朝享而已。”所以说“大享”。太保于是率领各诸侯的君长出去，取来币帛，又返回来，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陈述王的意思；像公所发布的诰命，告诫众多殷民以及从你的办事臣属开始。” “币”是币帛。诸侯因为洛邑建成，来到洛邑会聚，献上币帛表示庆贺。“旅”是陈述；“御事”本来是对成王不敢直称其名，只称“御事”，相当于后世所说的任职办事之人。洛邑建成以后，周公将要回到镐京，太保召公于是率领各国诸侯从周公所在的地方走出去，取来诸侯用来庆贺的币帛，又回到周公那里，交给周公，并说自己拜手稽首，是要陈述成王和周公的意思，希望周公把诸侯的币帛和召公的话一并转达给成王。召公说，洛邑既然已经安定，接下来要告诫教化殷民，其根本就在于各位供职的臣子。建立洛邑的紧要事务在于教化殷民，教化殷民的根本在于君王自身，这是召公进献的最大忠言。至于币帛，不过是寄托敬奉君王的意思，并不像后世那样专以财货利益为事而忘记进献忠言。”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长子的命运，改变了这个大国殷的天命。如今君王承受天命，既有无穷的美善，也有无穷的忧患。唉！怎么能不敬慎呢？

译以下都是召公告诫成王的话：“元子”是长子；“无疆”相当于无穷；“休”是美善；“恤”是忧患。召公叹息说：“君王是上天的长子，名分不可改变；国家是天下的大国，也并非轻易可以改变。商纣王本是皇天上帝的长子，却无道，于是上帝震怒，改变了他所接受的大国殷的天命，使商朝灭亡。如今君王继承殷的天命，固然有无穷的美善，但天命不可倚恃，也有无穷的忧患。”所以又叹息说：“如今君王怎么能不敬慎呢？”这是深切说明不可不敬慎。本篇始终以“敬”为主旨，敬慎就能与上天同德，可以长久保有天命。所以召公从头到尾都叹息，以此警醒君王的内心。这正是元老大臣恳切忠爱、情不自禁的深厚情意。考察古代的夏朝，天启示并护佑其后代，君王当面考察天意而顺从；如今夏朝已经丧失了天命。现在考察殷朝，天启示并护佑其后代，君王当面考察天意而顺从；如今殷朝也已经丧失了天命。“从子保”，是说上天从其子而保佑他，指大禹把王位传给儿子。面，是面对、对越的意思；稽，是考察；若，是顺从；“格保”，是说使夏的天命归于正道而保佑它。召公说：“考察古代的夏朝，有如大禹这样的圣人，上天本来曾经启迪他，使他能够敬德，又从其子启而保佑他，使国运得以传承。大禹这样的圣人，面对上天以考察天意，敬慎顺从而没有违背，本来似乎可以成为后世子孙所依赖的保障，使他们安稳无忧。然而到了如今，桀无道，已经自行坠失天命，因而亡国了。现在再考察商朝，有如成汤这样的圣人，上天也曾经启迪他，又使他匡正夏的天命而保佑他，使他拥有天下。成汤这样的圣人，也面对上天以考察天意，敬慎顺从而没有违背，本来似乎可以成为后世子孙所依赖的保障，使他们安稳无忧。可是到了如今，纣无道，也已经自行坠失天命，因而亡国了。由此可见，天命确实不能依靠它来求得安逸，只有兢兢业业地专心敬慎行事，王业才可以保全。” “如今幼主继位而没有留下老成之臣，老臣说：‘他考察我古人的德行，何况说他还能考察天意来谋划呢。’” “冲子”仍是童子的意思；“寿耇”是老成之臣。凡是幼小的君主，对于老成之臣尤其容易疏远。所以召公告诉成王：“如今大王以童子身份继承王位，不可以遗弃老成之臣。老成之臣见闻深远，能够考察古人的德业，因此不可遗弃。何况他们德盛智明，能够考察上天的意旨来谋划事情，更加不可遗弃。考察古人，在事情上有所凭证；考察上天，在道理上没有遗漏。不遗弃老成之人，是人君的重要职责。”所以召公特意首先说到这一点。“唉！大王虽然年幼，却是长子啊！他能够大大地使百姓和睦吗？今天若能成为休美之王，就不敢迟缓行事，只是要回头畏惧百姓的险恶难测。” “其”是期望之词；“諴”是和睦；“后”是迟缓；“碞”是险恶。召公叹息说：“大王虽然年幼，却是皇天上帝的长子，所负的责任很大。大王应当努力，使百姓大大和睦，让他们各得其所而没有怨恨上级之心，这才差不多可以成为今日的美善之王吧？”百姓虽然地位卑微，但抚爱他们，他们就归顺；虐待他们，他们就成为仇敌，他们的心最为险恶可畏。大王应当不敢迟缓于敬德，要回头顾念并畏惧百姓的险恶难测，这才可以；不能因为他们地位卑微就忽视他们。“大王先使殷的臣属服从，令其亲近并辅佐我周家的臣属；各自节制自己的性情，只愿每天不断进步。” “比”是亲近；“介”是辅佐；“迈”是不断前进。召公说：“殷的臣属曾受纣的恶行熏染，不像我周朝任用的臣属那样习惯于教令。大王要先使殷家的主管官员受到教化，必须教他们亲近、辅佐我周家的主管官员，使他们逐渐受到熏陶而被陶冶成就，彼此相互观摩而趋于善行，以节制他们过去骄纵淫逸的性情，使他们每天不断进步于善。”这一节说，治理人应当先使臣属服从。“大王应当以敬慎作为立身处所，不可不敬德。” “所”是处所。召公又说，要使殷的臣属受到教化，必须先谨慎修养君主自身。大王应当把敬慎作为立身之处，无论动静、言语和沉默、出入和起居，都没有不处于敬慎之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做君主的不可不敬重自己的德行，敬慎是一身的主宰。能够以敬慎为立身之处，这颗心就收敛在天理之中，德行便能成就；不能以敬慎为立身之处，这颗心就放纵在私欲的虚妄之中，德行也就败坏了。“敬”这个字，实在是君道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不可不以夏朝为鉴，也不可不以殷朝为鉴。” “监”是察看。召公又告诉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察看夏朝的兴亡，把它作为劝诫；也不可不察看殷朝的兴亡，把它作为劝诫。” “如今大王继承而接受了那天命，我也只愿大王继承夏、商二国君主的天命和功业；大王如今正开始施行政教。” “二国”指夏、商。召公告诉成王说：“如今大王继承王位而接受天命，我所说的也只是夏、商两国那些受命的君主。他们之中有敬德而在位年久的，也有不敬德而在位年短的。大王应当努力继承那些敬德而在位年久的君主。何况大王如今正处于新都初次施政、开始实行教化的时候，难道可以不谨慎选择自己所要效法的对象吗？” “唉！就像人家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取决于最初出生的时候，自己为自己招来明哲的命运。如今上天所命的是明哲、是吉凶、是在位年数，这些都不可知；只有看我们如今开始施政的情形。” “哲命”是说人心中所具有的明哲，这正是上天赋予的。召公又叹息说：“大王开始施政，就像人家生孩子一样，一切都取决于初生之时。如果初生时习于善，长大以后必然归于善，这就是自己为自己招来明哲的命运。人君在开始施政时，如果能谨慎选择所效法的对象，那么日后必定能够敬德，正与这个道理相同。”可是现在，上天究竟是否命大王以明哲，是否命大王以吉凶，是否命大王享有长久的在位年数，都不可知。唯一可以知道的，只在于看我们开始施政时实行得怎样。如果一开始施政就能够敬德，便是自己招来明哲之命，所往无不吉祥，也能享有长久的在位年数。“居处新都，所以大王应当赶快敬德；大王要运用自己的德行，祈求上天赐予长久的国命。” “居处新都”，就是上文所说的开始施政。召公告诉成王说：“如今居处这座新建的都邑，是居中于天下、安定四海的地方。大王刚开始执政，应当乘此机会迅速努力于敬德，怎么可以迟缓悠忽而不尽力？何况天命尚未确定，大王应当运用这种德行来祈求上天赐予长久享有国祚的命运。天命是最公正的，只有德行可以感动它。如果后世只用过度的祭祀祈祷，却不修养德行，上天反而会发怒，怎么能够获得永久享国的命运呢？”

译“我拜手稽首说：我这个小臣，怎敢带着大王所仇视的百姓、百位君子以及友顺之民，保守并接受大王的威德和明德。大王终究能够成就上天所定的命命，大王也将使我显扬于后世。我不敢说这是辛劳，只是恭敬地奉上币帛，用来助成大王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国命。” “拜手稽首”是表示恭敬。“雠民”指殷朝的顽民以及同三监谋反的人；“百君子”指殷朝的主管官员、庶士和诸臣；“友民”指周家友爱顺从的百姓。“保”是保守而不失；“受”是接受而不拒绝。“威命、明德”就是德威、德明。“末”是终了。召公在篇末又拜手稽首表示敬意，说：“我这个小臣，怎敢让洛邑迁来的殷朝顽民、诸臣以及我周家友顺的百姓，保守并接受大王的德威和德明，而不敢有所违拒。大王最终能够享用上天所成就的命运，并使它在后世显扬，这是人臣匡辅君主的责任。我不敢把这看作辛劳，只知道恭敬地奉上助祭的币帛，用来供助大王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国命。奉上币帛的礼节，是臣下职分所应当做的；至于恭敬祈求上天的实际责任，则在大王自己尽力。”先儒说，召公这段话，赞颂而不谄媚，进谏而不骄傲，深得告诫君主的体要。成王也能够听从并实行，因此享国长久，后世臣下应当把他作为准则。《洛诰》洛邑定下来以后，周公派使者向成王报告占卜结果，史官记录了这件事，又一并记载君臣之间的问答以及成王命周公留在洛邑治理的事情，称为《洛诰》。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向您明君复命。” 以下是周公授意使者向成王报告占卜结果的话。“拜手稽首”是史官记载周公派遣使者时的礼节；“复”是复命；“明辟”是明君的称呼。史官记载周公派使者向成王报告占卜：“拜手稽首”，表示敬意，说成王命我到洛邑占卜建都，如今已经确定，特来向您复命。“明辟”“子明辟”指成王。周公对于成王，从亲属关系说是兄长的儿子，从尊卑关系说是君主。“大王如果不敢亲自参与上天开创天命和奠定天命的事情，那么我就继承太保召公，亲自到东方土地大力相度建都之事，奠定百姓的根基，使您成为这里的明君。” “及”仍是与、参与的意思。“基命”是承受天命而建立新都，表示事情有了开端；“定命”是说洛邑建成，能够长久安定，表示事情有了完成。“胤”是继承；“保”是太保，指召公。洛邑在镐京以东，所以称为东土。周公说，定都的大事，大王应当亲自前往。如今大王却以年幼为理由推托，好像不敢参与。上天开创天命的基业和使它最终安定的天命，于是我就继承太保召公，前往东方土地大力相度，确定都邑，或许能够使您在这里成为君临天下百姓的明君。周公对成王亲近至极，所以对他的期望也深。成王拜手稽首说：“公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好命运，前来相度都邑；这样做，正可以使周家与上天的美好命运相配。” 以下是成王授意使者答复周公的话。“拜手稽首”是成王尊重并特别礼敬周公。史官记载成王派使者答复周公时，拜手稽首表示敬意，说：“公是我的至亲和重臣，我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好命运。您来到洛邑，相看并确定建都的地方，使它成为我周家与美好命运相配的土地。就是说，洛邑占卜确定以后，足以使周家的美好命运永远相配。” “公既然已经确定了都邑，便派人前来，让人来把占卜所得的美好而恒常吉祥的结果告诉我；我和公两个人共同承担这件事。” 这里的“视”字与告示的“示”字相同。“二人”是成王说“我和周公二人共同承担”之意。成王又说：“公既已经营并确定了建都的地方，就派使者来到镐京，并且把占卜所显示的美好而恒常吉祥的结果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人所能造成的，我和公两个人应当共同承担。” “公啊，请以我万亿年的时间敬重上天的美好命运。”成王拜手稽首，感谢公的教诲。十万称为亿。成王又说：“公既已建都于洛，规划宏大而深远，请让我以万亿年的时间敬重上天的美好命运。”因此又拜手稽首，感谢周公告知占卜结果并给予教诲。成王对于周公，从亲属关系说是叔父，从尊卑关系说是老师，所以始终拜手稽首，格外重视礼节。“您若顺应常道，处理政事像我一样，只任用在宗周的官员；到了新邑，使他们各自明白职责而振作建功，使事业敦厚宏大而成就宽裕之治，您将永远有美好的声誉。” “若”是顺从；“彛”是常道；“周”是宗周，这里指镐京。周公又告诉成王：“如今大王前往洛邑，应当顺行常道，亲自处理国事，始终像我执政时那样，不要任意妄作。所任用的人，只使用现有的宗周官员，他们都是我整顿告诫过的，不要掺用私人。到了新都洛邑，要使君子和小人不相混杂，不要破坏新政。这样，或许百官都能知道君上的意向，各自在职守中明白振作，谋求事业成功，使政事敦厚宏大，形成宽裕的风俗。这样，大王的美好声誉也将永远留名于后世。” 周公说：“罢了！您这个年幼的继承人，只有您来完成它。” 周公又告诉成王：“罢了！周朝的王业，是文王、武王开创的。你只是年幼的继承人，却不可不努力谋求把它完成。” “你要敬慎地记住：诸侯来朝见进献时，也要辨识哪些是真诚进献的，哪些是不真诚进献的。进献重在礼仪，礼仪不足而财物有余，只能说是不曾真正进献。不把心思用于恭敬进献，百姓就都会说‘没有真正进献’，只会把事情做得差错、轻慢而侮辱法度。” 以下说的是统御诸侯的方法。“百辟”是诸侯；“享”是朝见献享，指朝觐和贡献；“多”是重；“仪”是礼物、币帛；“役”是使用。周公告诉成王：“诸侯向君主朝见献享，有的心中诚实，有的不诚实。君主要辨别他们是否诚实，不在于施展权术，只在于内心常存敬慎，没有爱憎的私情，这样就能知道哪些诸侯是真诚献享，哪些是不真诚献享。献享的关键在礼，不在币帛。如果礼仪不足而币帛有余，这就叫不能向君主献享。若不把心思用于献享，天下百姓都会受其影响，说：‘上面的人可以用财物结交，不必以礼献享。’如果全国都没有向上献享的诚意，政事就一定会差错、轻慢、侮辱，毁坏王朝法度，进而发生叛乱。小人用贿赂讨好别人，必然简慢礼仪。君主如果喜欢贿赂而不要求臣民守礼，就会忠臣和佞臣不分，赏罚失当，天下必然产生轻视之心。所以周公这样告诫成王，希望他以敬慎存心，及早辨别，从细微处察觉。” “你前往洛邑，要敬慎啊！从此以后，我大概就要退居田野，讲明农事了。那样，如果你使我们的百姓宽裕安乐，四方之人就没有远近而不到来。”

译“戾”是到达。周公又告诉成王：“你前往洛邑，应当在开始镇守新都时就敬慎行事啊！从此以后，我将退居田野，只讲明农事，以实现归老的愿望。你如果在洛邑推行恩惠，使百姓和乐宽裕，那么四方的人都会感恩仰慕、爱戴归附，将没有远近而不来归的。” 成王说：“公以明德保佑我这个幼冲之子，称扬并彰显大德，使我小子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奉行以答报上天的命令，使四方和谐长久，让百姓安居。” 以下是史官记载成王回答周公并挽留周公的话。“称”是举起、称扬；“居师”是使民众安居。史官记载成王答复周公的意思说：“公以至亲和元老的身份，显明地保佑我这个幼冲之子，又早晚进献教诲，极力彰明大德，使我小子发扬文王、武王的功烈，奉行以答报上天的明命，抚恤四海人民，使他们和谐而不乖离，恒久而可以长远安居，从而使这些民众安居于洛邑。”成王将要留下周公治理洛邑，所以先叙述他的功德，表明自己上不辜负祖先，仰不愧对上天，俯不愧对百姓，正是依靠周公才有这样的成就。“只有公的德行明亮，光照天地上下，勤劳地施布于四方；还要无所不在地振作和敬之德，迎接太平，不要迷失文王、武王的教诲；勤勉地教导我这个幼冲之子，早晚谨慎地主持祭祀。” “旁”是无所不在，指上下四方；“作”是振起；“穆穆”是和善而敬慎；“迓”是迎接；“衡”是公平、平治。成王又说：“只有周公的盛德明亮，光照天地，其勤劳施布于四海。然而您的心仍不敢稍有懈怠，不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反而无处不振起穆穆然的和敬之德，迎接太平之治，不迷失文王、武王辛勤施行于天下的教化。您的德教已经大大施加于当世，又无愧于前人。这样一来，我这个幼冲之子又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不过是早晚谨慎小心地主持祭祀罢了。”成王知道周公有退隐的意愿，所以把重任托付给他，以表示希望挽留他的意思。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都应以文王为法，不可过分沉溺于观赏，不可过分贪图安逸，不可过分游乐，不可过分田猎；只取用万民所供给的正当赋税。” “则”是法则，这里指文王；“淫”是过度。周公又叹息说：“从今以后，继世的君主应当以文王为法，不可过分追求奢侈华美的观赏，不可过分沉溺安逸享乐，不可过分游幸，不可过分田猎。只以天下百姓所缴纳的正当赋税供给国用，正赋之外不另行搜刮扰民，才可以真正做到无逸。观赏、安逸、游幸、田猎这四件事，都是导致混乱的开端。能够效法文王，财用就有节制，君主的德行得到修养并走向治理；不能效法文王，就会横征暴敛没有限度，君主的德行不能修养而走向混乱。”周公告诫后世君王，真是十分恳切。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君即使已经德业兴盛，臣下仍相互训诫告谕，相互保全爱护，相互教导劝诲。百姓没有谁敢彼此欺诳张扬、制造虚幻之说。” “胥”是相互；“保惠”是保全爱护；“顺”是顺从；“诪张”是欺诳张扬；“诞幻”是变换名实，以虚妄迷惑观看者。周公又叹息告诉成王说：“我听说，古代人君的德业即使已经盛大，做臣子的仍不敢自满。遇到人君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便共同陈述谋议，进献劝谏，训诫告谕他；遇到有做得好的地方，便共同调护、赞助、顺从，以保全和成就他。这样如果仍有不善，就共同教导规劝，辅佐他成就事业。因此人君的视听思虑都没有蔽塞，好恶取予自然公正明白，不违背道理法度。当时的百姓看见人君如此亲近正人、听受忠言，没有一个人敢相互欺诳妄说，改变名目、混淆事实，制造虚幻之事来迷惑君主的心。所以说‘百姓没有谁敢相互欺诳张扬、制造虚幻之说’。周公说这些，是要说明古人的德业虽然盛大，仍然依赖臣下匡正补救。何况成王年幼，德业尚未盛大，怎么可以不亲近正人、听取忠言，而追求安逸呢？” 如果对此不肯听从，百姓就会以人君为法，变乱先王的正当法令；无论大事小事，百姓要么在心中违逆怨恨，要么在口头诅咒祈祷。“此”指上文所说的事情。“训”是法；“刑”也是法；“否”是不然。请神降祸叫作诅，以言语向神明报告叫作祝。周公又告诉成王：“君王如果对上文所说古人相互训诫告谕、相互保全爱护、相互教导劝诲的事情不肯听信，那么臣民就都会以人君为法。由于不肯听信，君臣上下彼此效法，便会违背法度，变乱先王的正法，无论大小都拿来任意更改。先王的正法最有利于百姓，却最不利于放纵奢侈的君主。例如减省刑罚以重视民命，最有利于百姓；喜欢杀戮的君主却认为不便，务必变乱它来实行残酷政治。减轻赋税以厚养民生，最有利于百姓；贪爱财货的君主却认为不便，务必变乱它来满足贪婪奢侈的愿望。君主这样变乱先王正法，百姓一定会认为不对，心中产生违逆怨恨；如果仍然不改，口中就一定会向神明诅咒祈祷。百姓心口都怨恨，国家没有不危险的。这正是治乱存亡的关键，所以周公告诫成王如此恳切。” “他的过失这样说：‘我的过失确实如此，并不只是我不敢含怒而已。’” “愆”是过失。周公上文告诫成王，要他听到百姓怨恨辱骂时敬德，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所以这里又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周的文王，本来没有过失，即使听到小人诬毁他们，也只把被诬毁的过失安然承受下来，说‘这确实是我的过失’，心中真诚地认为事情就是如此，并不是只因不敢发怒而强忍不言。殷三宗和文王诚然知道小人的诬毁没有根据，所以来不及责怪小人的过错，反而借此察看自己身上尚未达到的地方。因此，凡是怨恨、辱骂、诬毁的话，他们都乐于听取，哪里只是强忍怒气、不发作而已。” “如果对此不肯听从，百姓就有人欺诳张扬、制造虚幻之说，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相信这些话。’” 周公又说，成王如果对上文所说殷朝三宗以及文王启迪智慧的事情不肯听信，就是不能敬德。心中不明，人君也就不明，小人便能够在君主面前欺诳妄说、颠倒虚实，说百姓都在心中怨恨、毁骂君王。人君既然不明，必然会听信这些虚妄的话，难道不会因此坏事吗？所以下文极力说明这一点。“如果果真如此，就不能长久思念做君主的道理，不能使心胸宽大，反而错乱地惩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之人。百姓虽然遭受的祸患各不相同，怨恨却都聚集到君主一人身上。”

译“绰”是宽大；“丛”是聚集。周公又告诉成王：“大王如果像上文所说，听信小人欺诳虚妄的话，果真如此，就不能长久思念君主的道理，不能宽大自己的心胸，反而依据这些欺诳无实的话罗织疑似之罪，错乱地惩罚无罪的天下人，杀戮无辜的人。百姓所受的祸害虽各不相同，怨愤之心却都聚集在君主一人身上，难道不应当警惕吗？” 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应当以这些话为鉴。” “嗣王”指成王；“兹”指上文。周公在篇末又叹息说：“继位的君王不可不把我所陈述的《无逸》一篇作为鉴戒。”考察《无逸》一篇，开头说稼穑的艰难，反复告诫不可抛弃忠直、迷惑于谗佞、破坏法度、治理诽谤。只有做到不贪安逸，才能去除这些弊病。所以周公在每章开头都用“呜呼”发端，表达咨嗟咏叹之意，希望成王以商朝三位君主和文王为法，以商纣为戒。到了篇末，除了叹息之外再没有别的话，只用“嗣王其监于兹”作结，正所谓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后来成王果然对此深加警惕，成为周朝的贤君。这样看来，《无逸》这篇书确实是万世人君的借鉴。谨愿殿下留意。《文华大训》《春秋左传》说：“敬慎，是德行的聚集；能够敬慎，必定具有德行。” “敬”是专心一意而不向别处驰骛的意思。这颗心收敛起来，不敢放纵，就是敬。《左传》记载臼季的话：“说到敬慎，各种德行都能做成；不敬慎，各种德行都做不成。”所以说：“敬慎，是德行的聚集。”人如果能以敬慎侍奉君主，必定忠诚；能以敬慎侍奉父母，必定孝顺；能以敬慎对待兄长，必定顺从；能以敬慎交朋友，必定守信；能以敬慎应对事情、接待万物，百行自然都会很好。所以说：“能够敬慎，必定有德行。” 《礼记》说：“君子没有什么不敬慎的，但敬慎自身最为重要。” “身”是人的身体。《礼记》引孔子的话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应当敬慎。”若从轻重来说，只有敬慎自己的身体最为重要。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祖宗所传，怎么可以轻忽？必须明白心术的要领，谨慎遵守威仪的准则。衣服合乎制度，饮食有所节制，谨慎言语、慎重行事，常常担心损害身体、羞辱父母，这才叫能够敬慎自身。所以君子把敬慎自身看作最重要的事。《论语》说：“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慎。” 有一天，子路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的道理？”孔子回答：“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慎。”人能够修养自己，使内心没有一丝放纵，外在没有一件矫饰虚伪，表里都纯粹归于敬慎，这就是君子。然而敬慎并不只是用来修养自身，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以敬慎为根本。程子说：“诚，是上天的道；敬，是人事的根本。敬就能达到诚，达到诚以后才能真正敬慎。在还没有达到诚的时候，却必须先敬慎，然后才能达到诚。专心一意叫作敬；纯一不杂叫作诚。所谓主，是说其中还有意念在起作用。” “诚”是真实而没有虚妄，是天理自然如此的状态。比如仁就真实是仁，义就真实是义，再没有一丝虚假，所以说“诚，是上天的道”。“敬”是专心一意而不向别处驰骛。人要通过修养来恢复天理的自然状态，必须运用敬慎。仁还没有达到真实无妄的境界，必须从敬慎上做工夫；仁义还没有达到真实无妄的境界，也必须从敬慎上做工夫。行义而不敬慎，这颗心就放纵而不谨慎，没有根本，怎么能够做成呢？如果敬慎的工夫长久成熟，也可以达到真实无妄的境界。所以说“敬，是人事的根本”。“敬则诚”这一句的前一层意思，就是《中庸》所说的“诚则明”；后一层意思，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则诚”。达到诚以后自然能敬慎；尚未达到诚时，却必须先敬慎，然后才能达到诚。人如果已经真实无妄，自然一定能够敬慎，不必再说。如果尚未达到真实无妄，就必须尽力保持敬慎，然后才能达到诚。这一条与前一条的意思相同。“专心一意叫作敬”，“纯一不杂叫作诚”；所谓主，是说其中还有意念；所谓一，是纯一不杂，是天理的本体，也就是诚。人还没有达到纯一不杂的境界，却必须尽力做专心一意的工夫。所谓“主”，是说必须常常保持一片戒慎谨严的意念；如果一时不加意，就会走失而不能纯一。所以说：“专心一意叫作敬，纯一不杂叫作诚。”所谓主，就是其中还有意念。这一条也与前一条意思相同。诚是圣人的境界，敬是贤人向圣人学习的工夫，所以二程子反复这样说。学习的人想尽力做向圣人学习的工夫，不可不先从敬慎开始。朱子说：“敬，是一心的主宰，也是万事的根本；圣人之学所以能够有始有终，靠的就是它。” 朱子说：“人凭一颗心应对万事，不可以没有主宰和根本。敬就是主宰和根本。人如果能够收敛这颗心，专心一意而不驰骛，使内心有一定的操守，那么视、听、言、动都不敢放纵。敬难道不是一身的主宰吗？外在没有邪僻来干扰，动静言行就都合乎礼法。敬难道不是万事的根本吗？人要学习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是最困难的事。开始取得成就、进入圣人门户，离不开敬；最终取得成就、达到圣人的境地，也离不开敬。” 学习小学的人，如果不从敬慎开始，就无法涵养心性的根源，也无法谨慎对待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六艺的学业。这里的“此”指敬慎。本原是人的心性；洒扫是洒水扫地，是古代子弟服侍长辈的日常礼节；应对是回答宾客的话语；进退是会见他人时的礼节；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朱子又说：“人年幼时进入小学，这是小孩子的学习。如果不从敬慎入手，就一定不能收回放纵的心，涵养保全本然的德性。凡是服侍长辈、应答宾客以及会见他人的礼节，也一定不能在日常行为中做到谨慎。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业，也一定不能听受师长的教诲。”所以学习小学不可不先从敬慎开始。学习大学的人，如果不从敬慎开始，也无法开发聪明才智、增进德行、修治学业，从而达到彰明自己的明德、使天下百姓更新的功效。这里的“此”也指敬慎。“德”是德性；“明德”是自己本来明亮的德性；“新民”是使天下百姓都彰明自己的德性。朱子又说：“人年长时进入大学，这是成人的学习。如果不从敬慎入手，精神气质必然昏昧，不能启发自己的聪明资质，穷究事理而达到知晓。志意必然懈怠，不能增进德行、修治学业，达到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效果。这样，彰明明德、更新百姓的功效又怎么能够达到呢？所以学习大学也不可不先从敬慎开始。小学中的洒扫、应对、进退之礼，是圣人之学的开始；大学把明德彰明于天下，是圣人之学的终点。” 太宗文皇帝曾因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的讲义，反复阅读两遍，告诉解缙等说：“人的心确实不可偏有所好乐。一旦有所好乐，沉溺其中而不能返回，欲望就一定会胜过天理。如果心能够安静空明，事情来时就应对，事情过去后便如明镜、止水，自然纯粹都是天理。”

译“乐”是喜好。太宗文皇帝有一天因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中“正心”一章的讲义，亲自看了两遍，告诉解缙等说：“人的一颗心，实在不可偏偏有所喜好。假如喜好财货、声色、游幸，只要有所偏爱，沉溺在其中而不能返回，就会使私欲战胜天理之公，内心怎么能够端正？如果人的心不受外物扰乱，使本体真正安静，澄澈空明，那么凡是喜、怒、忧、惧的事情来到面前，就随着感应而作出反应，该喜就喜，该怒就怒，该忧就忧，该惧就惧；事情过去以后，就像最明亮的镜子、最平静的水，只是遇到美好的便照见美好，遇到丑陋的便照见丑陋，起初何曾容纳自己的私意？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一团天理吗？这样的心，哪里会有不端正的呢？” 又曾对侍读学士胡广等说：“做学问不可不懂《易》。《易》的道理妙在随时变化通达，却不失其正。古人所说随时顺从道的道理，最能得到要领，也在于虚心体会玩味它。” 《易》是《周易》；古人指伊川程子；要领是衣服总会合的地方。太宗文皇帝又有一天对侍读学士胡广等说：“人做学问不可不懂《周易》。《周易》的道理专门为君子谋划，不为小人谋划。所以它最精妙之处，即使变化通达、没有定常，也不会失去正道。”伊川程子所作《周易传序》第一句就说：“随时变化，以顺从道。”这句话是说，人所遭遇的时势虽然变化不同，却不可违背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它最能概括《周易》的要领，就像衣服有下摆和衣领一样。每一卦每一爻中，都不过是这个意思，只在于人能够虚心涵养、玩味探索，之后才能知道。祖宗的成法，前面都是说太祖、太宗留心圣经贤传，亲近儒臣，这是万世应当遵守的成法。” 《尚书》说：“能够自己寻求老师的，能够成就王业；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必然灭亡。” 这里的“书”是《尚书》中的《仲虺之诰》篇；“王”是说取得天下；“亡”是说失去天下。仲虺因为成汤放逐桀而感到有惭德，作诰来解释这件事，又引用这段古语说：“人君能够不自满自大，主动请人做老师，听从他们讲学，虚心听取并顺从，这样虚己求益，德行就会日益崇高，事业就会日益广大，自然有取得天下的道理。”人君如果自以为高明伟大，说天下人都不如自己，这样骄傲自负、轻慢他人，善就会日益消退，恶就会日益增长，自然有失去天下的道理。喜欢向人请教，心胸就会宽裕；只凭自己，见识就会狭小。如果凡事都喜欢向别人请教，天下的善处就会归集到自己这里，心胸宽裕而有余，怎么用也用不尽，所以说“好问则裕”。如果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还有别人，所知就有限，怎么能够成就大事？所以说“自用则小”。考察商汤对待伊尹，先向他学习，后来才任用他为臣，这就是好问；能够自己寻求老师，所以取得了天下。桀曾经自称如同天上的太阳，太阳灭亡自己才灭亡，这就是只凭自己，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所以失去了天下。《礼记》说：“世子春天诵读，夏天学习弦乐，由大师在瞽宗教导；秋天学习礼，由掌礼之官教导；冬天读书，由掌书之官教导。学习礼在瞽宗，读书在上庠。” 《礼记》是《礼经》，这里出自《文王世子》篇。“世子”是天子的长子；“诵”是口头诵读；“弦”是演奏有弦的乐器；“大师”是掌管音乐的官；“执礼者”是掌管礼仪的官；“典书者”是掌管书籍的官；“诏”是教导；“瞽宗”是殷代学校的名称；“上庠”是虞代学校的名称。周朝拥有天下后，兼设夏、商、虞三代的学校。古代教导天子的长子，春天口头诵读乐章，就是《诗经》中《雅》《颂》的篇章，由掌管音乐的官在瞽宗教导，以培养其中和的性情。秋天学习先王的礼，则由掌礼之官教导；冬天读先圣先师的书，则由掌书之官教导。学习礼在瞽宗，读书却在上庠。” 凡是祭祀、养老、乞言、合语等礼仪，都由小乐正在东序教导世子。凡祭祀天神、地祇、宗庙，都叫作祭祀。古代君主选取年纪最高而有德的人，称为三老五更，斋戒致敬，亲自奉上饮食，以此教导天下孝敬兄长，这就是养老之礼。举行养老之礼时，又向这些老人请问可以实行的善言，虚心听取教诲，这就是乞言之礼。凡祭祀、养老以及大射等礼仪，在礼毕举行宴饮时，都可以聚集在一起，讲论先王的法度，会合义理，互相告诫，这就是合语之礼。这几种礼仪，其中各有威仪和容节，都是天子的长子应当知道的。因此由小乐正在东序之中教导他。小乐正也是掌管音乐的官，东序是大学。古代天子的长子春夏秋冬四时都进入学校学习，不肯间断工夫，掌管礼、乐、书、史的官员也不离左右，所以君主的德行能够成就，天下能够得到治理。”},{ 《周易》说：“丽泽是兑卦，君子因此同朋友相互讲习。” 这是《周易》兑卦“大象”的文辞。“丽”是依附的意思，川水汇聚壅塞的地方叫作“泽”。孔子解释《周易》兑卦说：“兑”的训释是喜悦。这个卦的卦画，是一阴爻进居于二阳爻之上，喜悦显露在外；它的卦象如同泽水，能够滋润万物，使万物都感到喜悦。按照重卦来解释，两个兑卦就象征两处泽水相互依附，彼此浸润，互相增益。君子观察丽泽兑卦的形象，应当同同门的朋友、志趣相合的朋友相互讲论学习。如果彼此先在言谈中辩论明白，后来又亲自体验、反复习熟，使内心同义理相契合，身心同事务相安适，那么天下的喜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大呢？这正如两处泽水彼此依附、互相增益一样。《诗经》说：伐木声丁丁作响，鸟儿嘤嘤鸣叫。它们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往高大的树木。它们嘤嘤地鸣叫，是在寻找同伴的声音。看那鸟儿，尚且还在寻求同伴的声音，何况人呢，却不寻求朋友。愿神明听察此事，最终使人和睦而安宁。

译这是《诗经·小雅·伐木》篇，讲的是宴饮朋友故旧的欢乐。“伐木”就是砍伐树木；“丁丁”是砍树的声音；“嘤嘤”是鸟儿和鸣的声音。“幽谷”是幽深的山谷；“乔木”是高大的树木。“相”是看；“伊”就是彼、那。诗人说：山里的人砍伐树木，发出丁丁的应和声，于是借此起兴，说鸟儿相互和鸣，发出嘤嘤的声音，从幽深的山谷中出来，飞到高大的树上；它们彼此应和，是在寻找自己的同类。看看那些鸟儿，虽然没有知觉，却知道寻找同类，发出这样和平的声音；何况人是有知觉的，难道可以不相互寻求朋友吗？人如果能够笃守朋友之间的友好，彼此以德业相劝勉，以过失相规诫，长久不改变，就可以在神明面前作证；这样德行成就于自身，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神明必然听察并辅助他，最终使他获得和顺安康的福祉。朋友是五伦之一，如果没有朋友，就等于废弃了重要的人伦。一个人的存心和行为如果乖戾偏私，没有人加以挽救纠正，必然获罪于上天，还会有什么福分呢？《孔子家语》说：“同善人居住，就像进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闻不到它的香气，并不是闻不到，而是已经和它同化了；同不善之人居住，就像进入鲍鱼之肆，时间久了闻不到它的臭气，并不是闻不到，而是已经和它同化了。” 芝兰是香草，鲍鱼是腐败的鱼，鲍鱼之肆就是如今所说的买卖铺。《孔子家语》中说：“如果和善人相处，就像进入芝兰的房间，刚进去时闻到香气，时间久了似乎闻不到了；并不是没有闻到，而是习惯了，与香气相忘，已经融入香气之中而不自觉了。和善人相处，起初听他说的都是好话，看他做的都是好事，便知道他是善人，似乎高不可及；如果一直亲近他，时间久了受到善行的熏陶浸染，不知不觉也会变成善人，和他一样。如果和不善的人相处，就像进入鲍鱼铺，刚进去时闻到臭味，时间久了似乎闻不到了；并不是没有闻到，而是习惯了，与臭味相忘，已经融入臭味之中而不自觉了。和不善的人相处，起初听他说的都不是好话，看他做的都不是好事，也知道他是不善之人，不应该向他学习；如果不能疏远他，时间久了受到不善的熏陶浸染，不知不觉就会变成不善之人，和他一样。” 丹所藏的地方必然带有红色，漆所藏的地方必然带有黑色。因此君子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所交往、所共处的人。善人与不善之人，都是各自按照同类相互依从。正如银朱收藏在哪里，那里必然会带有些红色；油漆收藏在哪里，那里必然会带有些黑色。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选择和自己共同相处的人。普通人应当亲近有益的朋友，不可亲近有害的朋友；君主应当亲近正人，不可亲近小人，以免受到他们的污染。孟子说：“舜向上朝见帝尧，帝尧把女婿安置在副宫中，也设宴款待舜，二人交替以宾主之礼相待。这就是天子与平民交朋友。” “帝”指帝尧；“馆”是馆舍。古代礼制称妻子的父亲为外舅，所以女儿的丈夫也称为甥。帝尧把女儿嫁给舜，因此称舜为甥。“贰室”是副宫室。孟子因弟子万章询问交友之道，告诉他说：“古时候舜上朝拜见帝尧，帝尧把舜安置在副宫中，也亲自设宴款待舜，二人相互以宾主之礼相待。”由此可见，尧以天子的身份降低身分与舜交友，并不算委屈自己；舜以平民身份向上与尧交友，也不算僭越本分。所以说：“这是天子与平民交朋友。” 以身居下位的人恭敬侍奉身居上位的人，叫作“贵贵”。这里的“用”解释为“以”；前一个“贵”字是贵重的意思，后一个“贵”字指有地位的人。孟子又说：“以下位之人恭敬侍奉上位之人，这是尊重贵人，礼制本来就应当如此。” 以身居上位的人恭敬侍奉身居下位的人，叫作“尊贤”。“尊”就是尊重，“贤”指有德之人。孟子又说：“以上位之人恭敬侍奉下位之人，这是尊重礼敬贤人，礼制也应当如此。” 尊重贵人和礼敬贤人，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尊重有地位的人，礼敬有德之人，都是道理上应当做到的事。但当时的人只知道贵人值得尊重，不知道贤人也值得尊敬。因此孟子说：“这两件事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地位，就轻视另一个有德行的人。” 《篁墩文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五。（明）程敏政撰。○经筵讲章。《中庸》。

译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切实地实行。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推明选择善道并坚定实行的工夫条目，共有这五项。这五个“之”字，都是指应当知道、应当实行的事情。子思说：选择善道的工夫，没有什么先于学习的。然而学习如果不广博，就不能完全明白天下的事物。必须把《诗》《书》以及六艺，没有一件不深入研究；古今的事变，没有一件不加以了解，然后才能周遍知道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这就是“博学之”。人的所学已经广博了，其中难道没有疑惑的事情吗？还必须向别人请问。然而问得不详细，疑惑的事情终究不能解决。必须和老师朋友反复讨论，把前后不一致的事迹、彼此不同的见解，务求豁然贯通，不留一点疑惑，这就是“审问之”。既然已经通过询问知道了那些事情，终究是从外面进入内心的，还必须反过来思考，内心真正有所获得才好。然而思考有时不专一，以至于泛滥；有时思考过度，流于穿凿附会，这些都是不谨慎的地方。必须把从学习中获得的、从别人那里问到的，虚心涵泳，切身体验，务求精熟，使内心与道理合而为一，再没有杂乱，这就是“慎思之”。既然思考有所收获，遇到事情来到眼前时，如果纷繁扰乱，是非、真假不能明断，也仍然没有益处。必须有明确的主见，辨别是非，不使其中有一丝颠倒；剖析判断真伪，不使其中有一丝差错，像静止的水和明亮的镜子照见人的美丑，没有什么能够逃脱，这就是“明辨之”。学、问、思、辨这四项选择善道的工夫，既然已经做得明白，到了实行的时候，如果迟疑不决、不肯尽力，也只不过成为一番空话。因此还要加上坚定实行的工夫，才能真正使善道具备于自身。人如果对好事看得真切，考虑得成熟，切实用力去做，不肯半途而废，也不肯有始无终，这就是“笃行之”。先儒说：五项中废弃任何一项，就不是真正的学习。学习者如果确实想通过选择善道、坚定实行，达到圣人至诚的境界，不像这样日积月累、工夫严密，怎么能够达到呢？臣认为，《中庸》这一章，是孔子回答鲁哀公询问政事的话。前面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原则，既然把诚身作为根本，到这里子思又推演说明这五项是诚身的工夫，因此对于君主尤其切要。因为自古圣明贤哲的君主，也未曾没有学习和思考的功夫。例如孔子在《周易》乾卦解释君主德行时说：“用学习来积聚，用询问来辨别，用宽厚来安居，用仁德来实行。”所立的言论和留下的训诫，完全与这里相合。曾子传述《大学》说：“致知、格物，就是学、问、思、辨的事情；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笃行的事情。”所以朱子说：“致知是明白善道的关键，诚意是诚身的根本。”圣贤的言论前后一致。臣仰望皇上，凭借生而知之的资质，本来就得自上天赋予；向往圣道的志向，也符合圣人的谋略。然而古语说：“言语有穷尽，而道理没有穷尽。”臣愚昧，尤其希望皇上使知与行一同进步，自始至终保持专一的诚心，不从事虚文，务求取得实际功效。这样将会看到，圣贤经典能够上承千古流传；皇帝的德行和王者的功业，可以与上古四代的盛美相媲美。天下人的希望，实在不能不殷切期待。《尚书》一。五年举行一次巡守，群后分四次来朝，陈述政事。根据言论来明察考验，根据功绩赐予车马服饰，以表彰功劳。这是《舜典》篇，史官记载当时天子巡守、诸侯朝见的事情。“巡守”是天子巡行诸侯所守的国土；“朝”是诸侯来朝见天子。帝舜时制定制度，五年之内天子巡守一次：二月到东方，五月到南方，八月到西方，十一月到北方。巡守回来以后，第一年东方诸侯来朝，第二年南方诸侯来朝，第三年西方诸侯来朝，第四年北方诸侯来朝。这就是“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天子巡行某一方时，先祭告皇天上帝，遥祭一方山川，然后接见诸侯，考察他们对天时的顺应是否正确，礼乐制度是否合宜；有不一致的，都加以改正，使其归于统一。这是天子巡守的事情，前文已经说过。诸侯来朝时，天子让他们陈述治理政事的道理；如果陈述得有道理，又明确考验他们的功绩如何；如果确实对百姓有功，天子就赐给他们车马衣服，以此表彰他们。所以说：“根据言论加以陈述，根据功绩明察考验，按功劳赐予车马服饰。”臣谨按，先儒解释这一段《尚书》说：天子和诸侯虽然有尊卑之别，但一来一往，礼节没有不相互回应的，因此上下沟通，远近和睦。所以在帝舜时代，远方的诸侯都能够亲自见到天子，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何况王朝中的公卿大臣，他们早晚在同一朝堂上共同谋议，彼此心意相通，这一点也就可以想见了。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能体察并实行这一道理，这就是能够成就雍和光明、太平和谐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隆盛地思考我圣朝制定法律、确立制度，虽然没有拘泥于古代巡守朝觐的礼制，但朝廷中的臣子有时被召见回答政事，掌管一方的臣子每三年入朝一次；入朝之日，政绩卓异的，赐衣、赐宴，以示荣耀；贪婪懦弱、不能有所作为的，罢免官职、削除名籍，以示警戒。这是推行虞廷的本意，作为一代的典制，大概已经一百多年了。臣仰望皇上凭借圣明贤哲的资质，继承祖宗的统绪，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使治理国家、保卫邦土的策略都能上达圣听；考察各级官员，使奸邪而不称职的人不能侥幸逃脱。由此继续努力，接近有虞时代君臣相得的盛况，并不是难事。伏愿皇上始终以舜为法，延请任用老成贤俊之士，不厌其频繁；核查名实，不嫌过于明察。这样圣德日益达到高明之境，圣治更加臻于美善盛大，这就是宗庙社稷万万年无穷的庆福。臣一片犬马之心，实在不胜殷切仰望。二。

译帝舜说：“啊！四岳，有谁能够主管我的三礼？众臣都说：‘伯夷。’帝舜说：‘好。啊，伯夷！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保持敬畏，正直无私而且清廉。’伯夷拜谢叩头，把这个职位让给夔、龙。帝舜说：‘好。去吧，恭敬地履行职责！’ 这是《尚书·舜典》篇，史官记载帝舜任命官员主管礼仪的事情。“咨”是感叹语；“四岳”是官名，因为一人掌管诸侯四方的事务，所以称为四岳。“典”解释为主管。“三礼”是祭祀天神、享祀人鬼、祭祀地祇这三项大礼。帝舜问四岳的官员说：“如今群臣中哪一个能够替我主管三礼之事？”众臣说：“伯夷。”“佥”是众人共同的意思。“伯”是爵，“夷”是名。四岳以及朝廷中大小臣子都说：“群臣之中，只有伯夷这个人可以主管三礼。”帝舜说：“好！啊，伯夷，你担任秩宗。” “俞”解释为“然”，即表示肯定。“秩宗”是主管三礼的官名，在周代是宗伯，后世相当于礼部、太常的职务；称作秩宗，是说他的职责在于排列百神的次序，并以宗庙为主。百神之中，地位有尊有卑，祭祀的典制应当按照章法，礼乐的规格可以隆重也可以减省，都必须处理得恰当，才算称职。因此帝舜认为众臣推举伯夷最为合适，于是感叹着称呼他的爵位而不直呼其名，说：“现在特意任命你担任秩宗之官。”又告诫他说：“早晚都要保持敬畏，正直无私而且清廉。” “夙夜”是早晚；“寅”是敬畏；“直”是没有私曲；“清”是清白洁净。帝舜说：与神明交往，关键只在一颗心。伯夷，你在一天之中无论早晚都要常存敬畏，使内心正直，不让它有一点私曲；这样内心自然清明洁净，不会有一点物欲来污染，只有这样才可以与神明交接。伯夷拜谢叩头，把职位让给夔、龙。“稽首”是头叩到地；“让”是推让给别人；夔、龙是两位臣子的名字。伯夷听到帝舜的命令，恐怕自己不能胜任，于是拜谢叩头说：“这个职位只有夔和龙可以担任，请把它让给这两个人。”帝舜说：“好！去吧，恭敬地履行职责。”帝舜说：你作此推让固然有道理，只是夔、龙这两人虽然贤能，也未必超过你。因此我赞同他们的举荐，却不接受你的推让，又再次告诫勉励你说：“伯夷，你去担任这个职位，应当始终存有敬畏之心，一点也不可懈怠忽略，所以说‘去吧，恭敬地履行职责’。”臣认为，朝廷的礼制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而天地、宗庙的祭祀尤其重要；如果主管礼仪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又凭什么感通神明，表达天子的仁爱、孝敬和诚敬之意呢？所以帝舜不敢轻易任用一人，必定向群臣询问；伯夷也不敢把宠爱和利益当作乐事，必定把职位让给贤者，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最重要了。然而帝舜所下达的命令，不过是“敬、正、清”三个字。如果主管礼仪的官员因循苟且而不能敬畏，屈曲自己、徇私而不能正直，昏昧污浊而不能清白，这样的人神明必然厌恶，哪里肯接受他的祭祀？所以帝舜在天子位上五十年，郊祀时天神降临，宗庙祭祀时人鬼来享；子孙繁衍，世道昌盛。这虽然是他大德至诚所造成的，但伯夷辅佐成就的力量，难道会很少吗？臣愚昧，伏望皇上以仁爱、孝敬、诚恳、敬慎作为事奉神明的根本，以恭敬、端正、洁净、清明来要求主管礼仪的官员，使天地清宁安泰，让百姓获得大丰收，使祖先前来享用祭祀，在圣体上汇聚繁多的福祉；这样或许可以达到有虞时代的盛治，而大礼也不至于成为虚文。伏望圣明留意。三。

译又，文王、武王能够真正了解三宅之人的心，明察三俊之人的心，以敬畏之心侍奉上帝，树立百姓的长官。这是《周书·立政》篇，周公告诉成王：“文王、武王任用贤人来侍奉上天、治理百姓的事情。‘亦越’是承接前文的话。前面既然说商纣任用不当，失去了天命，所以这里转而说文王、武王的事情。”三宅，指担任常伯、常任、准人职位的人，是已经做官的人；三俊，指具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的人，是培养起来等待任用的人。“克知”是确实了解；“灼见”是明白地看见；“心”是说人的心术。周公说：“三宅之人平时没有一点谋求私利的念头，心里只想着爱君忧国。如果不能真正了解他们，即使他们处在三宅的职位上，也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文王、武王真正知道他们是可以托付的人，便安置在身边，以心腹相待，没有一点猜疑。三俊之人平时也没有侥幸求取进用的念头，本意只在于使君主得到辅佐、使百姓得到恩泽；况且他们还没有经历实际历练，要看出他们的内在才能最为困难。文王、武王却明明看出他们有可用之才，便在朝廷中加以培养，以备任用。”文王、武王任用三宅、培养三俊，不只是听他们说话，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是切实了解他们的心术，知道他们是贤人君子，所以说“真正了解三宅之人的心，明察三俊之人的心”。“上帝”就是上天；“长伯”是管理百姓的官长。君主所掌管的事务，如敦厚地实行五典，使人不敢扰乱人伦；施行五礼，使人不敢僭越名分；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这些都是奉行上天的事务。君主一人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必须委任贤能，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寒冷的人需要衣服，饥饿的人需要食物，鳏寡孤独者需要得到供养，都仰赖君主。君主一人不能独自治理百姓，必须委任贤能，与他们共同治理。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适，上天的秩序就不得安宁，百姓也会失去安身之处。文王、武王任用三宅、三俊中的贤才，与他们共同敬奉上帝，于是上天赋予的职事得到修治，在朝廷中没有误事的官员；又任用三宅、三俊中的贤才，立他们为百姓的长官，于是上下体制分明，民间没有失所的人。上帝既然有人奉承，百姓又有所依托，所以说“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周公把文王、武王的事告诉成王，大概是说君主处在天与人之间，能够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完全在于是否任用贤才。如今大王继承王位，难道可以不效法祖先来谋求治理吗？臣考察《立政》一书，其中历数禹、汤、文王、武王，都把求贤作为要务，认为这是上天治理百姓的根本。这里特别以“心”这一字来说明，尤其切要。君臣上下之间，贵在同心。如果君臣离心，情意就不能融洽，政令也会多头发出。用这种状态侍奉上天，上天的心意就不会享用祭祀；用这种状态治理百姓，百姓的心也不会服从。然而任用人时，又必须分别君子和小人。君主与君子同心，国家就能治理；与小人同心，国家就会混乱。像文王、武王那样，真正了解并明察贤人君子的心意，尽心信任任用，与他们言语行动没有隔阂；于是贤人君子都把文王、武王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尽心辅佐，不拘泥于外在形式，因而上得天心，下得民心，享有国祚达八百年。夏桀、商纣在当时难道没有贤人君子吗？只是都不能真正了解他们，有的被疏远，有的遭受刑罚杀戮。那些小人常常把大奸伪装得像忠诚，把大诈伪装得像诚信，君主反而整天与他们相处，同他们同心共事。那些小人只知道亲昵逢迎，以迎合君主的恶行，结果使君主上失天心、下失民心，国家也随之灭亡。这就是君主与君子、小人同心而导致治乱的明显鉴戒。仰望皇上凭借睿智明哲的资质，继承祖宗的帝位，时时亲临经筵，使圣学日益达到高明；每日临朝听政，使圣治日益达到隆盛。这样就会得到上天和人的护佑，宗庙社稷安定。然而臣曾恭敬地看到太祖高皇帝御制的《大诰》，其中有《君臣同游》一章，与文王、武王的事迹完全相合。臣只愿圣明远则取法成周，近则取法皇祖，亲近君子，屏斥小人，把广大和平之风推广到四海，使无穷的事业延续到万世。微臣如蝼蚁一般的诚心，实在不胜殷切。四。

译从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语开始，我都要始终想着任用贤人。只思念有成就德行的贤士，用他们来治理我所承受的百姓。这是《周书·立政》篇，周公说君主任用君子的意思。“末”解释为“终”；“惟”解释为“思”；“成德之彦”是说有德的君子、好人；“乂”解释为治理。周公告诉成王：“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君主必须任用君子好人，才能得到治理安定。然而任用他们，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片刻也不能忘记。即使只是开口说一句话、说一番言语，也始终要想到君子好人。”君子好人，道理完备、德行充足，对上可以匡正君主，对下可以改善风俗；任用他们，是要让他们治理我所承受的百姓。百姓为什么说是“所受”的呢？因为百姓是上天交给君主的，也是祖宗交给君主的，并不是成王自己所有的。如果君主在一句话、一言语之间，任用贤人的心稍有懈怠，君子必然会看出机会而退去，小人必然会乘隙而入，天下百姓哪里能够得到治理安宁？周公告诫成王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臣曾考察《立政》全篇，不过是在说明君主任贤治民的道理。百姓的安乐和忧患，系于臣子的贤能与否；臣子的贤能与否，又系于君主的昏明。君主如果明于识人，知道谁是君子，任用他而不三心二意；知道谁是小人，罢黜他而不犹疑，那么百姓就会安定，天下就会得到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果君主不善于识人，把君子当作小人，反而疏远他们；把小人当作君子，反而亲信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会安定，天下就会危险。上文历述禹、汤、文王、武王的兴盛，以及夏桀、商纣的灭亡，完全在于任用君子还是小人。然而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去，民心难以取得却容易丧失；上天是否护佑，祖宗是否享用祭祀，也都在于此。何况成王年幼而继承文王、武王的王位，怎么能不加意谨慎呢？周公反复叮咛告诫，可以说已经极其周到了。后来成王果然能够任用君子，始终如一，继承并成就宏大的基业，享有国祚长久，后世称他为善于守成的明君，难道是偶然的吗？仰望我朝历代圣君亲近贤人、爱护百姓的诏令，已经颁布天下，传给后世，载在《宝训》中，光明显著如同日星。伏愿皇上在万机之余，熟读重温圣贤的言论，恭敬地遵守家法，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不要使这些成为空谈，务必追求实际功效，使人才汇聚而获得全盛的声誉，使四海享有太平的福祉；这样，周成王也就不值得再特别称道了。臣一片犬马般的诚心，实在不胜殷切。五。最高境界的治理发出馨香，能够感动神明。黍稷并不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你应当奉行周公这样的谋略和训诫，每日勤勤恳恳，不敢安逸享乐。这是《周书·君陈篇》。周成王派君陈到下都监督殷朝顽民，并引用周公的话训诫他，要求他勤勉谨慎地奉行。“至治馨香”以下四句，就是周公的话。“馨香”是事物的精华；“气臭”是气味；黍稷是祭祀神明的供品；“明德”是人从上天那里禀受的、虚灵而不昧的道理。成王说：“凡是治理的功业达到最高境界，馨香传播开来，能够感通神明，自有一种不疾不徐的妙理。祭祀时，明白地奉献黍稷，能够使神明前来享用，难道是黍稷本身的馨香造成的吗？都是明德的馨香。人如果没有这种明德，就不会有那样的治理功业，即使黍稷丰盛洁净，也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神明哪里会享用呢？”所以说：“最高境界的治理发出馨香，感动神明；黍稷不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 “式”解释为“用”；符合道理叫作“猷”；“逸豫”是偷安享乐的意思。成王又说：“周公这样有道理的言语，你应当采用并实行，终日勤勉谨慎，时时放在心上，不可有一点偷安放纵。”所以说：“你应当奉行周公这样的谋略和训诫，每日勤勤恳恳，不敢安逸享乐。” 殷朝的顽民不能只靠刑罚驱逐、权势逼迫，必须能够继承前人的德行，才或许可以使他们改变。如果只依靠周公的法度，却没有周公的德化，那怎么能治理好呢？所以先儒蔡氏解释这一章说：其中的道理精微至极，如果没有深厚专一、笃实恭敬的工夫，谁能够领会到这里？这也可以说是善于解释经典了。臣曾听说，“敬”这个字，是圣学贯穿始终的关键。这一章“无敢逸豫”一句，就是笃实敬慎的工夫。能够笃敬，大根本就树立起来了，德行哪里会不明？德行明白，人与物、自己与外物之间就没有隔阂，治理哪里会不成功？治理成功以后，美好的声誉就会传遍四方，自然能够感动神明；神明尚且能够感动，何况百姓呢？如果不能笃敬，就会放纵妄为，德行怎么能够彰明？德行既不明，纵情欲望没有限度，治理怎么能够成功？既然没有善政，污秽的德行就会显露传闻，神明必然厌恶；神明厌恶他，民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看来，昏明治乱，全在敬与不敬。成王虽然是在训诫君陈，要他遵守周公的教诲、不敢安逸享乐，实际上如果成王自己不能遵守周公的教诲，尽到笃敬的工夫，又怎么说得出这些话呢？后来君陈果然能够用教化使殷民改变，成王也确实成为继承世业的贤明君主。汉、唐以来，圣学不明，最高境界的治理很少见到；上下安然自得，却不知道致力于根本、尊敬德行，有的妄想通过淫祀来求取福佑，有的专门从事非法之事来求得政绩；教化不能融洽，就把过错推给百姓；和气不能达到，就把罪责归给年成。与成王训诫君陈的意思相比，何止相差天地！仰望皇上恭敬自持、守成守业，励精图治，时常颁布训诫来勉励内外群臣，本来应当风调雨顺、百神显灵。然而近年以来，水旱灾害没有调和，饥荒接连发生。这虽然或许是上天出于仁爱而加以警示，臣愚昧，尤其希望皇上敬重并体恤百姓的隐忧，敬慎而远离鬼神之事，停止不急迫的事务，寻求有道之言，使上下之间都能交相致敬；这样盛大的德业就可以与成周相媲美，汉、唐以下也就不足挂齿了。伏望圣明留意。《春秋》。

译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这是《春秋》记载齐桓公会合诸侯、申明天子禁令的事情。九月戊辰，是鲁僖公九年，也就是周襄王元年；诸侯是齐、鲁、宋、卫、郑、许、曹七国之君，其中齐为会盟之主。“盟”是向神明发誓，结成约信。“葵丘”是宋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睢州。葵丘之会时，齐桓公主持霸业，周襄王派冢宰周公来赐给桓公祭肉。桓公不敢让天子的宰相受诸侯的约束，等冢宰周公离去后，便在九月戊辰会合六国诸侯，向神明发誓以结约信。这一天，陈设祭神的牲畜却不杀，盟书也盛放在匣中，只放在牲畜上面。它的用意只是以威信使诸侯服从，申明天子的禁令。第一条命令说：凡是不孝父母的人，杀戮之；已经立定世子，不得擅自更换；宠妾不可立为正妻。第二条命令说：有贤德的人，要尊重礼敬；有才能的人，要加以培养，用这些办法表彰有德之人。第三条命令说：年老的人，要尊敬他，使他安享长寿；孤儿幼童，要慈爱他，使他能够顺利成长。四方宾客和行旅之人来到本国境内，不可忽略遗忘，务必优厚接待，使他们不失去安身之处。第四条命令说：做官者的子孙，未必都贤能，只允许世袭俸禄，不允许世袭官职；各部门的众多职位，应当广泛寻求贤才来充任，不可让一人兼任多职，以免导致政事废弛；选取士人必须真正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可滥行举荐；大夫有罪，应当请示天子，不可擅自杀戮。第五条命令说：不可故意曲折设置堤防，堵塞泉水、冲激水流来谋求小利，损害邻国；邻国遭遇灾荒，来请求买粮赈济饥民时，不可闭塞阻挡而不给予；分封建立国邑，应当向天子报告，不可自行专断。这五条命令，都是天子严厉禁止的事情。第一条命令中的三件事，关系到三纲，是修身正家的要领；第二条命令以后各项，是尊重贤人、敬爱臣民、安抚远方之人、怀柔诸侯，以及治理国家、保卫邦土的方法。到了春秋时代，诸侯违犯这些禁令而不在意，只有齐桓公能够重新申明这些禁令，以约束诸侯，辅翼拥戴王室。他还说：凡是我们这些结盟的人，结盟之后，言语行动都要归于和好，不得互相结怨。不等到杀牲歃血，诸侯都已明白他的意图，奉行他的主张而不敢违背。孔子作《春秋》，特意记下戊辰这一天诸侯在葵丘结盟，是为了深深赞美这件事。臣谨按：五霸的功业，没有比齐桓公更盛的。齐桓公的会盟，没有比葵丘之盟更盛大的。然而桓公会盟诸侯总共十三次，《春秋》都没有记载日期，只有这一次特意记下戊辰。大概是既赞美它的盛大，也忧虑它的衰落。实在是因为霸主借用仁义来成就自己的私欲，欲望尚未实现时，就勤勉用力、劳心劳神，不敢自己懈怠；欲望实现以后，便意气骄傲、志得意满，不再有所作为。有论者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以前，就像月亮从初一到十五，逐渐有所增加；葵丘会盟以后，就像月亮从十五到月底，逐渐有所减少。由于他的心态有勤勉和懈怠的差别，所以功业也逐渐有盛衰的变化。与王者的政治相比，王者能够慎始慎终，两者相差很远。到了后世，汉、唐的君主也常常开始时勤勉而得到治理，末后懈怠而导致混乱，都是不能以《春秋》所显示的盛衰迹象为鉴戒，不能自行达到王道的缘故。伏望皇上体会《春秋》的旨意，不满足于霸主功业的低下层次，修身正家，使大纲已经确立；保卫邦国、治理天下，使各项事务都得到整顿。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大君，不懈怠、不荒废；像商、周的贤明君主那样，慎终如始；这样足以成就纯一不息的德行，足以保有万世无穷的福祉。臣民最大的愿望，正在于此。伏乞圣明留意。《纲目》一。

译诏令二千石官劝勉农桑，慎重选举，顺应时令，审理冤狱。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孝章皇帝建初元年命令官员养育百姓、选求贤才、慎重刑罚的事情。“二千石”是郡守一年的俸禄，因此借来称呼郡守。章帝即位之初，向天下郡守下诏说：“农桑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应当及时劝导督促百姓：男子勤力耕种田地，女子从事蚕桑以取得衣食，不要使他们受到饥寒。贤才是实现治理的根本，凡是选举人才时，务必明察谨慎，举用善良君子，黜退贪婪奸猾的小人，不可徇私，使贤能与不肖混杂。至于招致和气、洗雪冤屈，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当春天万物发生之时，应当施布恩德，不可轻易断决刑狱。有人犯重罪，必须等到秋后再处理；如果有主管官吏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使人含冤而无处申诉，必须详细审查是非曲直，为他辨明处理，不可观望拖延或颠倒黑白，以伤害和气。”宋儒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大书特书，认为章帝初年的政事之所以值得赞美、可以作为后世法则，正是因为如此。臣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确实没有比养育百姓、选求贤才、体恤刑狱这三件事更切要的。考察古代，虞舜、周代之所以达到雍和光明、太平和谐的盛治，也不过就是这些，而章帝的诏书实在有虞、周遗留下来的意味。舜设置十二师，周代设置九牧，大略相当于汉代所说的二千石郡守。舜和成王告诫、训导臣下的话说：“按时供给食物”“使万民富足成长”，就是劝勉农桑的意思；“敦厚德行，信任善人”“举用能够胜任官职的人”，就是慎重选举的意思；“象征性的刑罚务求明白”“以公心消灭私情”，就是顺应时令、审理冤狱的意思。建初时期的治理虽然不敢上比虞、周，但章帝的贤明也不是后世君主所能赶上的。考察当时，章帝曾把上林苑的池塘园囿赋给贫民，又下诏让齐国减少冰纨、方空縠等贡物；还曾在春天亲自到定陶耕田，在秋天到河内观看庄稼。如此爱护百姓，必然不会有横征暴敛、奇技淫巧的作为。讨论贡举时，首先选取忠孝之人；寻求治理成效时，告诫官吏不可矫饰。大臣如第五伦、袁安一类，以清廉正直的品行作为群臣的表率；郡守县令如廉、范、周纡一类，以奉行善政来安抚百姓。如此任用贤人，必然不会有卖官鬻爵、私下请托、侥幸求进的风气。体念罪犯的痛苦，于是禁止审理狱讼时的残酷行为；怜惜贤才受到牵连，于是废除诬陷邪恶之人的禁锢法令；贵戚奢侈放纵、违反法度，命三公加以纠察，以端正朝廷纲纪。禁止拘捕关押无辜之人，又根据人的言论释放他们，以此消除灾异。如此慎重刑罚，必然不会有深文周纳、严酷处罚、偏听偏信和处理不公的过失。这就是章帝成为东汉贤君、被称为长者的原因，也是朱子特意大书其事、深加赞许的原因。伏望皇上凭借睿智明哲的资质，继承祖宗的统绪，曾经对养民、求贤、恤刑三件事殷切关怀，多次下达明诏，圣上的恩泽广泛施行；赈济百姓的使者接连不断，愿意出仕的臣子并肩来到朝廷。蒙受冤屈的人无论远近，必定派官员认真审查；被关押在狱中的人，每逢炎热或寒冷时节，必定依例得到宽恤。所有这些，都是上面勤劳圣心、下面厚待民生，本来应当取得天下安治的功效，以继承虞、周的盛治。这样就会成为超过章帝、不必再把章帝视为不足称道之人的大幸，也是宗庙社稷和百姓最大的幸运。二。魏主考核百官的政绩，决定黜退或升迁。这是《通鉴纲目》记载北魏孝文帝考核百官、以示劝勉和惩戒的事。魏主就是北魏孝文帝，与南齐明帝同时在位；当时南北尚未统一，号称南北朝，所以《纲目》的书法不称“帝”而称“主”。起初，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下诏制定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百官，随即实行升降，不必等到九年。制度规定，各令本曹官长考察所属官员政绩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下两等又各分为三等。六品以下由尚书复核，五品以上由皇帝亲自与公卿议论。考为上上的升迁任用，考为下下的罢免，考为中等的照旧。到这时，孝文帝亲临朝堂，升降百官，当面责备各部尚书不能献可替否、举荐贤能、斥退不肖。录尚书事拓跋羽没有勤勉谨慎的声名，反有阿党营私的迹象，于是罢退他，不许再任录尚书事。他的同僚和副贰官员中，任尚书令、仆射、左丞、右丞的，不能以义理相互引导，便按罪责轻重削减俸禄。少保拓跋澄因意气志向骄傲，被革去职务。尚书于果因不勤于政事，也被削减俸禄。其余不能尽职的，有的降职，有的罢免，都列数罪过，当面加以处置。因此，谨慎勤勉办事的人受到劝勉，怠慢误事的人受到惩戒。君主的德行因而修明，国家的政务因而兴举。宋儒朱子在《通鉴纲目》中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说明孝文帝能够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像这样深得治国的要领。我认为，考核政绩、升降官员，是国家的大典。考察上古，唐虞时代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才升降官员，善恶官员的升降实行于九年，并不是太慢，因为当时民风淳朴、事务简少，在位君子多而小人少。成周之时，三年便总计群吏的政绩而加以诛赏，升降在三年内实行，并不是太快，因为世道下降、风俗变坏，贤能与庸劣相杂，恐怕小人苟且容身，君子反而久困不进。因此，三代以后谋求治国的君主，确实应当以此为准则。然而北魏孝文帝年轻即位，处理万机，斟酌古代制度而努力实行，并且亲自掌握升降官员的大权，不被人言牵制，只专门责求辅相之臣，也不琐细地苛察一般官员，尤其深得治国的原则。后世称他为贤君，名垂史册。何况堂堂拥有天下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对此加以留意吗？我圣朝九年升降官员，是采用唐虞的典制；三年考核，是采用成周的制度。这些良法美意实行起来，大概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仰想皇上即位以来，谨慎遵守成法，每日更新圣学，担心任官日久便难免结党营私，政事日久便难免产生弊端。因此趁三年朝觐的期限，下诏严加考核，朝廷内外的臣子都凛然感受到风气的转变，以做君子为荣耀，以做小人为羞耻。然而，众多官员能否称职，根本在于大臣；大臣能否得人，根本在于君主。伏愿圣朝像文王那样能够存心仁厚，像帝舜那样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那么大臣就会有使贪者廉、使懦者立的风气，百官也会有奉公守法的成效。这样，圣人的谋略更加深远，圣明的治理更加隆盛，足以与唐虞三代的治理相媲美；至于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偏安一隅、取得小成，就不值得一提了。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实在不胜庆幸。经筵日讲 《孟子》

译孟子说：“有意料之外的赞誉，也有因求全责备而来的诋毁。” “虞”是料想、估计；“誉”是名誉；“毁”是非难、诋毁。孟子说：“人一定有某些善处，才会得到别人的称誉；但称誉的话未必都符合实际。比如有一种人，所做的事只和众人一般，他心里也没有料想会得到什么名誉，却偶然有一两件事被人称赞起来，彼此传播，都说他好，这就是意料之外的赞誉。人一定有某些恶处，才会被人非难；但非难的话也未必都符合实际。比如有一种人，谨慎畏惧，要求一切完美，只怕有一点差错，却无缘无故被人诋毁，说他不好，这就是因求全责备而来的诋毁。做善事得到好名声，做恶事得到坏名声，本来是常理。如今却有超出常理的这种情况，必须看得透彻。从对自己来说，不可侥幸得到名声，便自以为满足，还要勉励自己行善，使自己的名声名副其实；也不可因为别人说了些话，便忧虑怀疑，只要自己守持坚定，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从对待别人来说，不可只取虚名，便轻易任用一个人；也不可听信别人的谗毁，便轻易罢退一个人。” 必须仔细询问访察，确实有可用之处时才任用他，确实有应当罢退之处时才罢退他。这样，即使有些虚假的诋毁和赞誉，又怎么能扰乱这种大公至正的常理呢？这就是孟子言外的意思。孟子说：“人轻易地说话，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责怪。” “易”是轻易；“责”是责怪。孟子说：“人如果轻易开口，言语不恰当，必然会遭到别人的责怪；既然遭到责怪以后，自然就不肯轻易开口了。”如今有一种人，说话时不计是非，不顾利害，只管轻易开口，胡乱说去。这种人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责怪，因此放肆起来了。因为常人的心理，前面没有受到惩罚，后面就不知道警戒反省，所以会这样。如果是君子说话，应当谨慎时自然谨慎，难道要等有了过失，才不轻易说话吗？孟子这一章一定是有所针对而发，但也可以作为谨慎言语的戒训。孟子说：“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患”是祸患。孟子说：“凡是给别人做老师的人，必定是学问有余；别人来求教，不得已而应答，这才可以。如今人却有一种毛病，就是性情自高自大，不等学问充足，便只管想做别人的老师。这种人自我满足，一定没有长进的地方，难道不是大祸患吗？”从天子到百姓，都不能没有老师；但人不可以轻易把为人师表之道自任，所以孟子这样警戒求学的人。乐正子跟随子敖到了齐国。乐正子来见孟子，孟子说：“你也来见我吗？”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孟子说：“你来了几天了？”乐正子说：“前天。”孟子说：“既然是前天，那么我说这话不是也应该吗？”乐正子说：“客舍还没有安顿好。”孟子说：“你听说过要等客舍安顿好以后，才来求见长者的吗？”乐正子说：“克有罪。” 乐正子是孟子的弟子，子敖是齐国大夫王驩的字。“之”是到、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天；“馆”是客舍；“克”是乐正子的名。过去孟子在齐国时，乐正子跟随大夫子敖到齐国来拜见孟子。孟子的意思是，子敖是个小人，不应跟随他同行；他本来就已经责怪乐正子，等乐正子迟迟来见，又姑且用这件事责备他说：“你也来见我吗？”乐正子不知道孟子为什么怪罪他，问道：“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孟子又问：“你到齐国，如今已经几天了？”乐正子说是前天。孟子说：“既然前天就来了，为什么两天都不来见我？我说这话难道不是应该吗？”乐正子见孟子责怪他，又掩饰说：“我不敢怠慢先生，是因为客舍还没有安顿好，所以没有来拜见。”孟子又说：“你可曾听人说过，要等客舍安顿好了才来求见先生长者吗？”乐正子听了孟子的话，立即醒悟，自称其名说：“克确实有罪，不敢推辞。”这一章表现出孟子教人的严厉，也表现出乐正子勇于接受责备，这同样很难得。比如后世有人强词争辩、掩饰过错，不肯认错，直到把事情弄坏了还不悔改，那就又成了乐正子的罪人。孟子对乐正子说：“你跟随子敖来到这里，只不过是为了饮食。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人的道，却把饮食看得如此重要。” “徒”解释为“只是”；“餔”是吃，“餟”是饮。孟子叫着乐正子说：“你这一次跟随大夫王子敖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只是图谋一些饮食罢了。我没想到你平日学习古人的道理，却不知道选择应当跟随、可以同行的人和不应跟随、不可同行的人，反而专门为了饮食，这是什么道理？”学习古人的道，就应当善于选择交往的人，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值得跟随的人，即使没有权势利益，只有一箪饭、一瓢饮，也不推辞；遇到不值得跟随的人，即使有权势利益，拥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不会为之动心。子敖本来是齐王的宠臣，孟子平日就拒绝他，从未同他说话。如今乐正子竟失身于这样的人，孟子当然要指出他的罪过并严厉责备他。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 这两个“实”字，是结实的“实”。孟子说，仁义二者是人性本来具有的。仁以爱为主，而爱没有比侍奉父母更亲切的；人能够孝顺父母，就是仁的实质。义以敬为主，而敬没有比顺从兄长更优先的；人能够侍奉兄长，就是义的实质。仁义之道的作用最广。比如一棵树，凡是爱护百姓、利于万物，都是仁的花朵枝叶；它的根本则是从爱亲这一件事推展开来，所以可见爱亲就是仁的坚实根本。凡是忠于君主、敬爱兄长，都是义的花朵枝叶；它的根本则是从敬兄这一件事推展开来，所以可见敬兄就是义的坚实根本。人的良心显现，只有这两件事最为亲切精实。若能在这里体察实行并充实推广，仁义之道就会有无穷的用途。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件事而不离弃它们；礼的实质，是为这两件事制定节度和文饰；乐的实质，是以这两件事为乐。心中有了这种乐，生命之意就产生了；生命之意既产生，哪里能够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不知道满足地用脚踏地、用手舞动。

译这三个“实”字承接上文两个“实”字来说，三个“斯二者”都指侍奉父母和顺从兄长。“节”是品节，“文”是文饰；“生”如草木具有生意；“恶”解释为“何”。孟子既说仁义的实质在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又说智的实质不在别处，只在于把这两件道理认识得明白，并且坚定地守持、经常不离，这就是智的实质。礼的实质，只在于给这两件事制定品节和文饰，使次序等级井然不乱，威仪文采灿然可观，这就是礼的实质。乐的实质，只在于内心对这两件事感到喜悦，和顺从容，没有勉强。既然没有勉强，这种道理就自然生发出来，如草木具有生意；既有生意，自然会舒畅茂盛、舒展发泄出来，怎么能止遏得住？既然止不住，就会越来越充盛，表现在举止容貌、四肢动作上，以至于脚不自觉地踏动、手不自觉地舞动。孟子这一章说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是良心最真切的表现，天下的道理都由此发源；但必须认识得明白、守持得坚定，然后礼节才会周密，内心的快乐才会深厚。孟子说：“天下人都非常喜悦而将要归附自己时，舜看待天下人的喜悦和归附，仍然如同草芥一样。只有舜能够这样。” 这里的“己”是就帝舜自身来说；草芥是极其微小的东西。孟子说，帝舜的孝没有人能比得上。当他还处于微贱地位、没有登上帝位时，天下人都仰慕他的盛德，极其喜悦，准备归附他；舜看待天下人的喜悦和归附，只像地上的草芥一样微小，把它看得毫不稀罕。为什么呢？因为舜心里只把顺从父母看得重要；如果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即使得到天下，他也不认为重要。他的孝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说“只有舜能够这样”，以显出他的孝无人能及。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能做人；不能顺从父母，就不能做儿子。“得乎亲”，是委曲地承顺父母，只求使父母心里喜悦；“顺乎亲”，是唯恐父母有过失，先顺承父母的意志，再把父母劝导到正道上，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道理，不相违背。孟子又说：“帝舜心里认为，如果侍奉父母不能做到周全，不能得到父母的心、使父母喜悦，就不能做人；如果不能调和顺从父母，使他们所做的事都合理而没有过失，就不能做儿子。”说“做人”，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仍然是泛泛地说；说“做儿子”，则是相对于父母而言，感情亲切、义理深重，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舜把侍奉父母的道理完全做到极致，瞽瞍于是获得了喜悦。瞽瞍获得喜悦，天下人就受到感化。瞽瞍获得喜悦，天下做父亲和儿子的人的关系就安定了。这就叫大孝。瞽瞍是舜父亲的名字；“底”是达到；“豫”是喜悦；“定”是各自安处在应有的位置。孟子又说，帝舜把侍奉父亲的道理做到极致，所以瞽瞍虽然极其顽固，这时也达到了和悦的境地，这就是“底豫”。只因瞽瞍一旦获得喜悦，天下所有做儿子的都知道天下没有不可侍奉的父母，于是都仿效舜的行为，没有不孝顺的；天下做父亲的也都获得喜悦，没有不慈爱的，这就是“化”。瞽瞍一旦获得喜悦，天下做父亲的慈爱、做儿子的孝顺，父慈子孝，各自安处本位，没有不安于其位的，这就是“定”。舜的孝达到了这种程度，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流传给后世，并不只是个人一家的孝，所以称为“大孝”。处在通常的人伦关系中容易，处在变故的人伦关系中困难；舜处在变故的人伦关系中仍能尽到孝道，所以孟子举出他作为万世的法则。《离娄章句下》这是《孟子·离娄》篇的后一半，因为篇帙重大，所以分为《章句下》。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夷地的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夷地的人。” 诸冯、负夏、鸣条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人的旧邑；毕、郢也是地名。孟子说：“虞舜出生在诸冯，迁居负夏，死在鸣条，这些地方大都属于东方夷服之地，所以舜是东方夷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这些地方大都属于西方夷服之地，所以文王是西方夷人。” 他们相隔的土地有一千多里，生活的时代相差有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以后，在中国施行的道理，却像符节相合一样没有差别。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准则是一样的。符节是用玉制成的，上面篆刻文字，从中间分开，双方各藏一半；有事时把左右两半合在一起，作为凭信。“揆”是度量。孟子又说：“舜和文王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差一千多年；然而舜做天子、文王做方伯，得志后在中国推行道义并施及天下，就像符节相合一样，丝毫没有差错。”圣人出生的先后远近虽然不同，但推究他们内心所存、实际所行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若不是孟子深知两位圣人的内心，怎么能形容到这种地步呢！子产主持郑国政事时，曾用自己乘坐的车在溱水、洧水上渡人。孟子说：“他只是施加小恩小惠，却不知道治理政事的道理。周历十一月，步行用的方桥就应当修成；十二月，车辆通行的大桥就应当修成。百姓就不会苦于涉水了。” 子产是郑国大夫；“舆”是车；溱、洧是两条水的名字；“惠”是私人的恩惠和小利。周历十一月就是夏历九月，周历十二月就是夏历十月，三代改换正朔就是这样。“徒”是步行，“杠”是方桥，“梁”也是桥。从前子产做郑国大夫，主持一国政事，因为看见溱水、洧水没有桥，百姓往来不便，便整天用自己乘坐的车载人渡过这两条水。孟子说，子产这样做只是施加私人的恩惠和小利，不懂得治理政事的道理。治理政事应当有公平正大的体制，施行纲纪法度，自然使百姓各得其所，不在这些小恩小利上。而且先王的政令，每到周历十一月，农事已经结束，又将进入寒冻时节，于是把各处供行人步行往来的方桥修成；到了十二月，又把各处供车辆往来的大桥修成。这样百姓往来方便，就不担心徒步涉水了。何必拘泥于用自己乘坐的车去渡人？即使能救济一时一两处，哪里能周遍所有人？所以孟子这样说，因为修治桥梁道路，也是王政的一项事务。

译君子使政事公平，即使出行时让行人避让也可以，哪里能一个一个地去渡他们？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如果要靠给每个人小恩小惠来使每个人都喜欢自己，那么一天的时间也不够用。“辟”就是让人避开。孟子借子产乘车渡人的事说到这里，又进一步说明：君子如果能够施行先王的政治，使公平之道广泛周遍，让百姓都吃得饱、穿得暖、安居乐业，人人都受到恩惠，那么出行时即使让行人避让，也是上下尊卑礼体所当然的，并不算过分。何况国内需要涉水的地方很多，不只是溱水、洧水两处，难道能够把自己所乘的车逐一拿来渡人吗？所以执政者如果施行私人的恩惠小利，想让每个人都欢喜他，那么人多而日子有限，以有限的日子供给无穷的人，怎么够用呢？这一章说的是，治理政事应当依靠大德，不应当依靠小恩小惠。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路人；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仇敌。” “视”是看待的意思，“国人”就像说路人，“芥”是草芥。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腹心；手足和腹心相互对待，彼此一体，恩义达到了极点。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路人。犬马虽然低贱，毕竟还有豢养之恩；路人之间则既无怨恨，也无恩德罢了。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待得如同仇敌。泥土草芥不过是任人践踏、砍除的东西，轻视厌恶到了极点，所以所得到的报答也会更加严重。”孟子这一章，是因为齐宣王对待臣下恩礼薄弱，甚至过去所任用的人一旦离去便不知去向，对群臣也显得遥远而没有敬意，所以孟子极力说明报答施与的道理竟会如此。然而忠臣孝子常常对君父更加厚重，绝不会把这种做法用于自身。齐宣王说：“礼制规定臣下为过去服事过的君主服丧，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才可以为他服丧呢？” “君”指诸侯国的君主，“服”指丧服制度。齐宣王怀疑孟子所说君臣彼此报答的道理太过严厉，所以问他说：“按照古代礼制，凡是臣下曾经服事过的旧君，要穿齐衰三月之服，这究竟要具备什么情形，才可以为他实行这种服制呢？” 孟子说：“臣下进谏时，君主能够实行；臣下进言时，君主能够听取；臣下有志于造福百姓，君主能够使他的主张施行，使恩惠下达到百姓。臣下因为某种原因离开时，君主便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派人到他将要前往的地方说明他的贤能。离开三年而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俸禄。这就叫作‘三有礼’。像这样，臣下才会为他服丧。” “膏泽”是恩惠，“导”是引导，“疆”是边境；“田”是田地，“禄里”是俸禄和居所。孟子回答齐宣王说：“臣下平日向君主进谏，君主能够容纳并施行；臣下陈述善言，君主能够鉴察并听取；臣下有志于为百姓办事，君主能够让他施展才能，使恩惠下达到百姓。这种臣下是按照正道事奉君主的，中间偶然因为不合而要离开、前往别国，既然留不住他，君主就派人引导他出境，防止他受到劫掠，使他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又派人先到他将要前往的国家，称赞说这是一个贤能而可以任用的臣子。他离开以后，君主又诚心盼望他回国。过了三年仍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过去所得的田地、俸禄和居处。国君这样对待臣下：一是不忍心让他在路上失去安身之处，二是不忍心让他到了别国没有俸禄和粮食，三是不忍心立即收回他的田地和居处。这就叫作‘三有礼’。这样，臣下即使身在别国，也会感念旧日的恩德，不敢忘记，所以穿上丧服来报答。” “如今做臣下的，进谏而君主不实行，进言而君主不听；即使有志于施惠百姓，也不能施展，使恩泽无法下达到百姓。臣下因为某种原因离开时，君主反而捉拿拘禁他，又使他在所前往的国家陷于困窘；他离开国家的当天，君主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俸禄。这就叫作仇敌，既然是仇敌，又有什么丧服可服呢？” “极”是使其陷于困穷的意思。孟子又对齐宣王说：“如今做臣下的向君主进谏，君主发怒而不实行；臣下陈述善言，君主拒绝而不听。即使有意为百姓办事，也不能施展，使恩惠无法惠及百姓。中间如果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要离开、前往别国，君主不肯悔悟，反而加以捕捉，又使他在所前往的国家陷于困窘，使那里不要任用他。他离开本国的当天，君主就收回他的田地、俸禄和居处，完全不顾念他平日的效劳。这样对待臣下，只像对待仇敌一样；恩义既然断绝，又有什么报答和服丧的道理呢？”大概战国时代，诸侯国君大多不能以礼对待臣下，所以孟子才这样说。然而孟子后来离开齐国时，停留三夜才出发，还写道：“希望齐王能够改过，我每天都在盼望。”他对待君主的心意十分厚重，从未有怏怏不平的心情，所以做臣下的又应当以孟子的事迹为准则。《篁墩文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六。（明）程敏政撰。○经筵讲章。《尚书》。

译周公说：“君奭，我听说从前成汤接受天命以后，当时有像伊尹这样的人，功德上达皇天；太甲在位时，有像保衡这样的人；太戊在位时，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功德上达上帝；巫咸又辅佐王室。祖乙在位时，有像巫贤这样的人；武丁在位时，有像甘盘这样的人。” “时则有若”是说当时有这样的人。太甲、太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代的贤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安定之意，“衡”取公平之意，这里指伊尹、周公、召公。周公说：我听说从前商代先王成汤接受天命成为天子时，有像伊尹这样的圣臣辅佐圣君，政治教化隆盛，与上天没有间隔，所以说“功德上达皇天”。成汤的孙子太甲在位时，有像伊尹担任保衡之官，以圣臣辅佐贤君，天下都依靠他而得到安定，所以说“保衡”。太甲的孙子太戊在位时，有像伊尹的儿子伊陟和臣扈这两个人，以贤臣辅佐贤君，治理成效极为盛大，能够得到昊天上帝的心意，所以说“功德上达上帝”。又有像巫咸这样的人，也能辅佐君主治理政事，功劳归于王室，所以说“辅治王家”。太戊的孙子祖乙在位时，有像巫贤这样的人；巫贤是巫咸的儿子。高宗武丁在位时，有像甘盘这样的人；甘盘就是高宗的老师。商代各位君主能够有的开创基业，有的守成延续，大多是依靠这六位大臣辅佐的力量。“正是由于遵循这六位大臣所陈述的辅佐之道，保全并治理商朝，所以商朝的礼制能够使先王以盛大德行配享昊天上帝，享有国祚经历了许多年。” “率”是遵循的意思；“陟”解释为升，指商代先王；“所”是处所、次序的意思。周公又说：商代从伊尹到甘盘的六位大臣，能够遵循辅佐君主、成就治理的道路，具有陈列功力、担任职事的功效，能够保全并治理商朝，使朝廷尊贵安定、四方没有忧患。因此商家的大礼，尊崇已经逝去的先王，使他们以盛大的德行配享昊天上帝；商朝享有国祚，历经年岁长久，达到六百多年。” “上天纯一地辅助天命，所以商朝确实人才充实；王朝中的人没有谁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患。即使是卑微的小臣、屏卫国家的诸侯、侯服和甸服的臣属，何况全都奔走供职。正因为这样，只有这些贤德之臣能够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所以君主一旦有事要办理于四方，就像龟卜、蓍筮一样，没有不使人信服的。” “佑”是帮助，“称”是举用。“有事”如征伐、会同之类。周公承接上文说：上天的心意在商朝，纯一而没有杂念，辅助商朝的天命，所以生养了许多贤能之人，使商国人才充实，没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在朝廷内部，百官以及王臣中地位卑微的人，没有谁不秉持德行，没有偏私的蒙蔽，明白地施行体恤，怀有忧虑国家的心意。在外，卑微的小臣、屏卫国家的诸侯，以及侯服、甸服的臣属，何况全都奔走趋赴政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共同推举明德之臣，用来匡正治理君主，使他不至于作出错误的举动。所以君主如果在四方有征伐、会同之事，命令一经发布便能令行禁止，就像龟卜、蓍筮一样，天下人知道这是出于至公，没有不敬重信服的。周公说这些，是为了说明上天眷顾君主，最大之处在于生养贤才；君主谋求治理，最重要的是任用贤才。周公说：“君奭，上天使公正通达的人长寿，保全并治理商朝。商朝的继承者，天却降下灭亡的威罚。如今你若长久地思考这些事情，就能够巩固天命。这样，治理的成效就会彰明，我新建立的周国也会因此得到治理。” “平”是坦荡无私，“格”是通达上天而没有隔阂；“汝”指召公；“乱”解释为治理。周公呼唤召公说：“上天奖善罚恶，心意至公，怎么肯偏私地使某个人长寿？如果有人坦荡无私、德行通达上天，天就一定使他长寿。像伊尹到甘盘这六位大臣，能够充分实现公正通达的德行，所以能够保全治理商朝，使国祚长久。到了商纣继承天子之位，却以奸邪之人辅佐，立即遭受天降的灭亡之威，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任用贤臣辅佐自己以通达上天，天怎么肯偏私地使他长寿呢？”如今召公应当努力为我们周家作长久的谋划，留下来辅佐成王，这样就可以保有巩固的天命；他的治理成效也会在我新建立的周国彰明，他本人也会因此显赫光荣。周公说：“君奭，从前上帝因为商纣的无道而降下灾祸，重重地勉励宁王的德行，使天命聚集到他自身。” “割”是灾害，“申”是重复、加重，“劝”是勉励。“宁王”指武王，因为他有使天下安宁的功劳，所以称为“宁王”。周公又呼唤召公说：“从前皇天上帝因为纣王无道，降下灾害给商朝，使商朝失去天下；又重重地勉励我武王的圣德，把天命聚集到武王身上，使他拥有天下而成为天子。所谓‘劝’，并不是上天用言语告诉人，只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给予帮助和启迪，使武王的德行日新又新。” “文王差不多能够修治、调和我们周家所拥有的中原地区，也只是因为有像虢叔、像闳夭、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这样的人。” 虢叔是文王的弟弟，封在虢地。闳、散、泰、南宫是姓，夭、生、颠、括是名。周公又说：文王差不多能够修治、调和我们周家所有的中原地方，使天下三分之二的地区没有荒废的政事，没有乖戾的风俗，也不是文王一个人的力量；还因为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五位大臣辅佐他，才能做到这样。又说：“如果没有人能够在文王左右往来奔走，在这里开导他施行常道的教化，文王的德泽就不能降临到国人身上。” “蔑”是没有的意思。周公又转回前面的意思说：如果虢叔等五位大臣不能为文王在这里往来奔走，勉力尽到职责，开导启发他施行人所秉持的常道教化，那么文王也就没有德泽可以下达到国人。这是极力说明君主不可以没有臣下。“也只是上天专一地辅助文王，使他秉持德行、践履而明知天威，于是才使文王的德行更加彰明；文王开导启迪众人，使自己的德行上达并显闻于上帝，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接受商朝的天命。” “迪知”中的“迪”是践履的意思，“迪见”中的“迪”是开导的意思。周公又郑重地说：文王有这五位大臣，也是上天的意思。上天专一地辅助文王，所以为他生出这些秉持明德的臣子。他们践履德行的功夫达到极高之处，切实明白上天威严的命令，也明白商纣必然灭亡的道理。他们因此同心协力，致力于彰明文王的开导启迪，使文王的德行像太阳一样在上面显现，又像上天一样在下面覆盖，并且上达而被皇天上帝听闻。正因为这样，文王最终能够接受商朝的天命。这一节说明，文王虽然是圣人，也不能没有贤臣的帮助。武王只有这四个人，尚且因此能够践履天禄，使后世和后代都蒙受福祉。“武王大大承受上天的威命，完全消灭了他的敌人。正是这四个人，彰显了武王，使武王的德行覆盖天下，并且充分得到称颂。”

译这四个人是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当时虢叔已经不在了。“刘”解释为“杀”，“单”是尽。周公又说：“武王时只有闳夭等这四位大臣，差不多就能够使武王践履天禄。后来他们又和武王大大承受上天的威命，出兵讨伐纣王，杀尽那些残暴而抗拒的敌人，取得了天下。这四位大臣又同心辅佐，彰显武王，使他的德行覆盖天下。天下如此广大，全都称颂武王的圣德。”这一节说明，武王虽然是圣君，也不能没有贤臣的帮助。“如今落在我小子旦身上，就像要渡过大河一样；我将和你召公奭一同前往，共同渡过去。” “小子”是周公自谦的称呼，“浮水”叫作游。周公又说：“如今我小子旦承继文王、武王的基业，害怕不能成就大事。这就好比要渡过大河，却不知道渡口在哪里，难道一个人能够渡过去吗？我去和你召公一同约定共同渡过，才可以做到。”由此看来，周公挽留召公，希望共同成就王业，他的心意可以说非常恳切了。“小子”与尚未即位相同，实在没有我的责备；收取也没有不及；不能使老成之人的德行下降到民间，我连祥瑞之世的鸣鸟也听不到，何况说还能有德行上达于天呢？” “小子”指成王。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所以称成王为“小子”。“诞无我责”这一句，先儒说可能有缺文；“收罔不及”这一句，先儒说其意义未详。“耉造”是老成之人。周公又说：成王年幼，即使已经即位，也和还没有即位一样，正需要贤臣共同辅佐他。如果召公要求离去，那么老成之人的德行就不能下降到百姓之中。我连象征太平时代的鸣鸟也听不到它的声音了，何况敢说进一步还能够有德行感通上天吗？周公说：“唉！君奭，你应当充分察看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固然有无穷的美善，但积累和创建基业的功劳也极其艰难，怎能不竭尽力量加以守护？我告诉你，君奭，你应当谋划使自己处身宽裕的办法，舒展四肢、施展才能，使君主的德行明白显著，不要心意狭隘，只是一味要求离去。我不想让后代君主迷失而失去做君主的道路。” “肆”是大的意思，“兹”指上文。周公叹息说：“君奭，你应当充分察看我在上文告诉你的话。我文王、武王接受上天的命令，固然有无穷的美善；但他们积累功业、创建基业，也极其艰难，怎么可以不竭尽全力守成呢？”如今周公告诉召公：“你应当谋划使自己处身宽裕的办法，施展才能，使君主的德行开明，不要心胸狭隘，只是一味想要离去。我不希望后来的君主迷惑，失去做君主的正道。” 周公说：“先王舒展自己的心意，把一切都命令给你，使你担任百姓的准则。他说：‘你要明察并勉力辅佐嗣王，专一诚信；承受这一天命，唯有继承文王的德行和无穷的忧劳。’” “前人”指武王；“民极”是下民的准则；“偶”解释为“配”。周公和召公曾经一同接受武王的遗命，所以周公告诉他说：“武王敞开自己的心腹，把一切都命令给你，使你居于三公之位，成为百姓的准则。”遗命说：“你召公应当使心志纯明，勉力辅佐继承王位的君主，就像农夫并肩耕作一样，不可缺少其中一人；又应当同心协力、彼此信任，就像驾车的人一样，共同承载这一天命；还应当追念我文王过去的德行，以及我们周家承受的无穷忧患。百姓的安乐和疾苦、天命的去留，全都是值得忧虑的事情。”武王这样命令召公，难道可以要求离去吗？周公说：“君奭，我把我的诚意告诉你。”于是称呼召公的官名说：“太保君奭，希望你能够敬慎地按照我所说的话，鉴察商朝灭亡的大祸乱；难道这大祸乱还不算大吗？要想到上天威严的可畏。” “保”是太保，是召公所任的官职；“大否”是大乱。周公又对召公说：“如今我把自己的诚意告诉你。”于是称呼他的官名说：“太保君奭，希望你能够敬慎地按照我所说的，鉴察商纣灭亡的事情。大乱难道还不算大吗？要想到上天威严的可畏。”周公说“天威”，却一定说“我天威”，是因为天命寄托在人君的心上，并不在外面。周家虽然已经接受天命，如果继承王位的君主没有贤臣辅导，这颗心稍有放纵，天命的丧失就又会转移到周家，难道不可怕吗？周公的话就是这样忠诚、慈爱而恳切。“我并不认为事情一定如此，只是像这样告诉你：只说要辅佐我们二人，你是否与我们心意相合呢？有人说：‘正因为有我们二人，天赐的美善才越来越多地到来；只是我们二人不能承当这件事，你能不能敬慎地修明德行？我等俊秀之民正在谦让，后代君主也会因此大为美善。’ 唉！笃实地辅佐这个时代；我和你两个人，正是凭此才能达到今天的美善。唉！诚心辅佐这位君主，正是我们二人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今天美好局面的原因。“棐”是辅助的意思。周公又叹息说：“同心协力，忠实地辅佐继承君位的人，只有我们两人。我凭借这些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美善盛大。这是周公平日从未把功劳归于自己的说法；这里特意为挽留召公而说，大概是在叙述已经实现的事情。” 我们共同成就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使继承君位者的德行广大无边，覆盖到海边和太阳升起的地方，使没有一个人不率先归顺臣服。“俾”是“使”的意思。周公告诉召公：“我虽然能够使事情达到今天这样美善盛大的地步，却不可以因此自满。我应当同你共同成就文王的功业，不可懈怠。一定要使继承君位者的德行像天一样广大，覆盖到海边和太阳升起的地方。四方远地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归顺臣服于我周家，这才可以。”这大概是在勉励召公完成尚未达到的事业。周公说：“君王难道不顺从道理吗？为什么这样反复地对我多加告诫？只是因为我忧虑上天的命令以及百姓。” “惠”是顺从，“闵”是忧虑。周公又对召公说：“我难道不是顺应道理，却要这样反复多言吗？我告诉你，我只是忧虑天命难以保全到底，以及百姓无所依靠，所以情意恳切地挽留你。” 周公说：“唉！君王，你只要知道民心归顺之处，也没有不能做到的事。事情的开端正应想到它的结局；只要敬慎地照这样做下去，就应当恭敬地治理。”

译“民德”是指民心归顺的方面，“若”也是顺从的意思。周公又叹息说：“召公，你是经历丰富、老成持重的人，只有你了解民心归顺的地方。事情开始时都能做到不敢给百姓留下怨恨，却应当想到最后；民心难以保全的地方，最值得畏惧。你应当恭敬地顺从我告诉你的话，前去谨慎地治理应做的事情，不可懈怠。”这大概是召公已经同意留下，周公劝他前去任职的话。臣谨按：《君奭》这一篇，是周公挽留召公的文书。君王继承君位之初，全靠老成之人辅佐；如果辅佐得人，君王的德行就能成就，太平也可以实现；如果辅佐不得其人，君王的德行就难以成就，治理天下也就没有希望。成王之时，老成之人没有谁能超过召公，所以周公趁他请求告老，再三挽留他。后来召公感念周公的话，既辅佐成王，又辅佐康王，终于实现刑罚废置不用的美政，君臣共同享有美誉，可以说盛大极了。伏望圣明留心体察。《蔡仲之命》“蔡”是国名，“仲”是蔡叔的儿子，“命”是诰命。这一篇记载的是封蔡仲为诸侯的诰命文辞。周公任冢宰，统领整治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把管叔在商地处死，把蔡叔囚禁在郭邻；给他七乘车，把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之内不与他并列为人。“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的哥哥，蔡叔、霍叔是周公的弟弟。武王去世时，成王还年幼，周公居于天官冢宰之位，统领整治百官。当时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奉命在商朝旧都监视纣王之子武庚；他们以君主年幼、国家人心疑惧为由，散布没有根据的言论，倡导叛乱，说周公有不利于成王的心思。后来事情全部查明，于是把管叔在商朝旧都明正其罪并处死；把蔡叔囚禁到郭邻这种中原以外的地方，限制他的出入，却仍给他七乘车随行；把霍叔削去爵位降为庶人，三年之后他改过自新，才重新把他列入臣民之中，恢复原来的爵位。管叔、蔡叔、霍叔三人虽是周公的兄弟，但他们的行为得罪了宗庙社稷，所以周公不得不惩治他们，并按照罪行大小决定刑罚轻重；这都是上天降下的惩罚，不能因为私人的恩情而废弃公义。蔡仲能够始终敬慎修德，周公便任用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周公才奉命让他到蔡国去。“庸”是常常、始终的意思，“卿士”是诸侯国的官职。周公辅佐成王，食邑在王畿之内。王畿之内的诸侯应当有两个卿士。周公把蔡叔囚禁在郭邻之后，见蔡叔的儿子蔡仲能够始终敬慎修德，就任用他做自己的卿士。蔡叔死后，周公请成王下命令，让蔡仲到蔡国建立国家，承袭封爵成为诸侯。蔡叔有罪，就囚禁他，不因他是弟弟而徇私；蔡仲贤能，就封立他，不因他是罪人的儿子而抛弃他。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公作为大圣人的心胸，确实同天地一样广大。成王说：“小子胡，惟有你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谨慎地奉行你的道路，所以我命你在东方做诸侯。去接受你的封国吧。要敬慎啊！” “胡”是蔡仲的名字，“猷”是道的意思。蔡国在成周的东面，所以称为“东土”。成王呼唤蔡仲的名字说：“小子胡，你遵循你祖先文王的明德，改正你父亲蔡叔的悖逆行为，能够谨慎地奉行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命你在东方做诸侯。如今你去接受你的封国，应当敬慎啊！敬慎啊！”这是勉励他不可丧失本心。你还要弥补前人的过错，只做到忠和孝。你要从自身开始奋发实践，能够勤勉而不懈怠，用来给你的后代留下法则。遵循你祖先文王的常法教诲，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君王的命令。“前人”指蔡叔，“愆”是罪过。成王告诉蔡仲说：“你的父亲蔡叔因为不忠不孝而得罪王室，你蔡仲应当弥补你父亲的罪过；弥补他的罪过，只在于忠于君王，只在于孝顺父亲。这忠孝两件事，你蔡仲应当毅然奋进，从自身做起，能够勤勉地修养敬德的功夫，不敢有片刻懈怠，以此给你的后世子孙留下法则才好。不过，留下法则的地方也不必向别处寻求，只在于遵循你祖先文王的常法教诲，不要像你的父亲蔡叔那样违背君王的命令。”这两句就是进一步说明上文“遵循德行、改正行为”的意思。上天对人没有偏爱，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向，只怀念施惠于民的人。行善的方式虽各不相同，最终都归于治理；作恶的方式虽各不相同，最终都归于混乱。你应当警戒啊！成王告诉蔡仲说：“皇天上帝对人没有什么私亲，只是辅助有德的人，使他长久享有爵位。所以说：‘皇天没有私心，只辅助有德之人。’下民的心对人也没有固定的归向，只是受到恩惠的就归顺他，希望他长久成为百姓的君主。所以说：‘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施惠的人。’善是好事，如敬天、法祖、亲近贤人、爱护百姓，这些好事虽然有万般不同，没有一件不是应当做的。只要有其中一件，都足以导致天下大治，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说：‘行善虽不同，最终都归于治理。’恶是不好的事，如贪财、好色、拒绝劝谏、虐待百姓，这些坏事也有万般不同，没有一件是应当做的。只要有其中一件，都足以导致天下混乱，使百姓怨恨、国家危殆。所以说：‘作恶虽不同，最终都归于混乱。’你蔡仲做诸侯，肩负着百姓和社稷的重任，难道能不以治乱作为警戒吗？” 谨慎对待事情的开端，思考事情的结局；这样，最终就不会困苦。不思考事情的结局，最终就会陷入困穷。“惟”解释为“思考”，“困”是困苦，“穷”是困苦到了极点。成王又告诉蔡仲说：“人情大多是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你如今到自己的封国去，凡是做事都应当谨慎对待开端，思考事情的结局。如果能够思考结局，忧虑勤勉、警惕自励，不敢懈怠，最终一定不会陷于困苦。如果不能思考结局，苟且放纵，不知道警戒，最终一定会困苦到极点。”

译勉励你所建立的功绩，不要懈怠而耽误事情；亲睦你的四方邻国，不要轻易制造争端；用这些来藩屏王室，抵御外来的侮辱；用来和睦你的同姓诸侯，与他们同甘共苦；安定、救济下面的百姓，务必使他们安居乐业。“勉励功业、亲睦邻国、藩屏王室、和睦兄弟、康济百姓”这五件事，是诸侯职分中应当竭力完成的，所以成王一一说明来告诫蔡仲。遵循中正之道，不要妄自逞聪明，扰乱先王的旧法；仔细审察你的视听，不要因偏颇的言论而改变你所守的法度。这样，我才会称许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率”是遵循，“中”是人心之中合乎道理、没有过与不及的地方；“旧章”是先王制定的法则；“侧言”是偏颇的话；“厥度”是指自身所遵守的法度。成王又告诉蔡仲说：“你应当遵循心中的道理行事，不要有过分或不足；不要妄自逞聪明，炫耀个人的私智，扰乱先王制定的法则。要仔细审察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不要被偏颇的话迷惑，听信谗言，从而改变自己所守的法度。如果不妄自逞聪明，也不听信偏颇的话，使自己的喜怒好恶都出于大中至正的原则，我就会认为你蔡仲值得称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成王说：“小子胡，你要前去了吗？不要荒废、抛弃我的命令。” 成王又叹息着呼唤蔡仲的名字说：“小子胡，你前往封国之后，应当用心整治国事，不要荒废、丢弃我所命令你的这些话。”臣谨按：《蔡仲之命》这一篇，虽然是成王告诫诸侯的话，但其中许多内容同伊尹告诫太甲的话相似。伊尹说：“皇天没有私亲，能够敬天的才是亲近的；百姓没有固定的怀念对象，只怀念有仁德的人。”这同本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意思相同。伊尹说：“同治理之道，便没有不兴盛的；同混乱之事，便没有不灭亡的。”这同本篇“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的话也相似。伊尹说：“慎终如始。”又说：“君王不要用巧辩之言扰乱旧有政事。”这同本篇“慎厥初，惟厥终”和“无作聪明乱旧章，罔以侧言改厥度”尤其相同。大体说来，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不过是敬天、法祖、亲贤、爱民以及慎终如始这一番道理。伏望圣明体味成王的话，把它作为推行新政的帮助，天下将非常幸运。《多方》成王亲自执政后，奄国和淮夷再次发动叛乱。成王亲自出征，消灭了他们，回到京都，作了这篇文告来告诉四方诸侯和天下人。因为篇中有“多方”二字，所以取它作为篇名。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国回来，到达宗周。“奄”是国名，就是今天山东曲阜县的奄至乡。“宗周”指镐京，是君王建都的地方，因为天下人所宗仰，所以称为宗周。成王亲自执政的第二年，夏历五月丁亥日，成王亲自出征灭掉奄国。从奄国班师回来，到达镐京，诸侯前来朝见。成王于是告诫他们，所以先叙述这件事。周公说：“王这样说：‘啊，告诉你们四方诸国的众人，只有你们这些殷朝诸侯所统治的百姓，我将大大降下关于你们命运的命令，你们不可不知道。’” “猷”是发语词；“四国”指管叔、蔡叔、霍叔以及纣王之子所统治的殷侯四国；“尹”解释为正。周公传达成王的命令说：“告诉你们管、蔡、霍、殷四国的百姓，也借此晓谕天下人：你们这些殷侯所管辖的正经百姓，反复叛乱，罪当诛杀；我现在却大大降下恩赦，宽宥你们的性命，你们不可不知道。”既说“周公曰”，又说“王若曰”，是为了表明周公在传达王命，并不是擅自发布自己的命令。周公传达的诰命到本篇为止，所以特意举出这个例子，说明前面《大诰》等篇凡是称“王曰”的，都是传达成王的命令。大肆谋图上天的命令，却不能长久敬慎地想到祖先的祭祀。“洪”是大，“图”是谋划，“永”是长久、久远，“寅”是敬畏。成王说：“你们奄国的人，大肆产生私意，妄图谋算上天的命令，自取灭亡，不肯作长远的打算，存有敬畏之心，以保守你们祖先的祭祀。”奄国的叛乱虽然以复兴商朝为名，但纣王灭亡、周朝兴起，天命已经确定，不可以妄加干犯。所以成王开头就说天命，这是全篇的纲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上天降下灾异来警告夏朝，夏桀却大肆放纵享乐，不肯把忧虑百姓的话放在嘴上，于是极其昏乱淫逸，连一天之内也不能勉力遵循上帝用来开导人民的道路；这些都是你们听说过的。“夏”指夏桀；“诞”是大；“戚”是忧虑。“劝”是勉励，“迪”是开导。成王又说：“皇上帝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夏桀，桀却完全不知道戒惧，反而大肆放纵逸乐。口中尚且不肯说一句忧虑百姓的话，更何况怎能指望他真正忧虑百姓。桀既不能忧虑百姓，于是大肆陷于淫乱昏迷之中。他的视听、行动和休息，没有一天能够稍微勉励自己遵循上帝用来开导人民的道路，更何况怎能指望他长久地顺从善道而不违背。于是天理几乎灭绝，天命也随之离去。这些都是你们殷民亲自听过的成王之言，用来说明桀之所以丧失天命，是因为不能忧虑百姓、顺应上天。何况纣王的罪过超过桀，既然也失去了天命，你们殷民难道还能再三不安定、违背上天的意旨吗？” 他谋算上帝的命令，不能为百姓开通他们赖以生存的道路，于是大肆降下刑罚，使夏朝的混乱更加严重；又因为从内部开始的祸乱，不能善于承受民众，不能大大推进敬慎之道，不能广施宽裕于百姓；夏朝的百姓却贪婪聚敛、忿怒残暴，天天受到尊崇，戕害并割裂夏国。

译“丽”解释为依靠，是指百姓赖以生活的东西，如田地、衣服和食物之类；“甲”是开始；“灵”是善；“舒”是宽裕；“叨”是贪婪聚敛；“懫”是忿怒残暴；“劓割”是戕害。成王说：“夏桀欺骗诬蔑上天，揣测谋划上帝的命令，自以为未必会亡国，因此不能为下民开通衣食的来源，使百姓得到温饱，反而把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全部压制断绝，如横征暴敛，夺尽民众的利益；还大肆降下威虐，使用严刑重罚残害民生，使夏国的混乱更加严重。”成王又说：“桀这样轻慢上天、虐待百姓，究其原因，开始于内宠有施氏之女，使他心志受惑、家业败亡。家都不能整齐，又怎么能治理国家？所以他不能善于承受天下百姓，不能大力推进敬慎之道，不能广施宽厚恩泽于民。”成王又说：“桀既不能宽厚对待百姓，却又从夏朝百姓中任用那些贪婪聚敛、忿怒残酷的人，每天加以尊崇重用，来戕害夏国，使百姓不堪其苦。”这一节说的是夏桀轻慢上天、虐待百姓、放纵恶人滋长奸邪，因而失去天命的事实。上天正是要为天下寻找一个治理百姓的君主，于是把明显而美善的命令大大降给成汤，使他用刑罚灭绝夏朝。“显”是明显，“休”是美善。成王说：“上天的意思，只是要为天下寻找一个有德之人来给百姓做主。”桀既不能做百姓的君主，上天于是把明显而美善的命令大大降给成汤，使他成为百姓的君主，用刑罚讨伐并灭掉夏国。所谓“寻找”、所谓“降下”，并不是说上天真的去寻找一个人、降下一封诏书，而是天下没有君主，形势必然归向有道之君；有道之君也无法推辞，好像上天有意寻找他、有意降命给他一样，所以说“上天寻找他，上天降命给他”。上天没有把盛大的天命赐给夏桀，所以即使把你们四方众多的贤人君子都给他，也不能使他长久享有国家。“畀”是给予；“纯义民”是贤人君子。成王又说：“上天不把天命给桀，原因非常重大。因为他无道，所以丧失自身、亡掉国家。即使把天下众多的贤人君子都给他，也不能使他长久享有国家，最终仍然走向灭亡。”这说明桀虽然有贤人君子，却不能任用他们。夏桀所敬信的许多人，大都不能明白地安定并使百姓享有安乐，反而一同虐待百姓；以至于凡事都不能开通。“保享”是安定，“享”解释为使人享有安乐，“开”是开导、开通。成王说：“夏桀平日所敬信的许多人，都不是贤人君子，而是贪婪聚敛、忿怒酷刑之徒。他们同恶相济，不能明白地安定百姓、使百姓享有安乐，反而相互勾结虐害百姓，使百姓无所措手足。以至于凡事都没有一条路可以通行，所以说‘大不克开’。例如百姓从事农耕、工艺，就伤害农工；从事商业，就伤害商贾。政治暴虐、百姓困穷，所以加速了夏朝的灭亡。” 于是只有成汤能够使你们天下之人选择归附他，代替夏桀做百姓的君主。“简”是选择。成王又说：“于是只有成汤能够使你们天下的百姓选择而归附他，代替夏桀做百姓的君主。”桀无道，失去民心，所以百姓背弃他；成汤有道，能够得到民心，所以百姓归附他。谨慎对待百姓所依赖的根本，于是勉励百姓，以他作为法则，也就能够使百姓受到勉励。“刑”是仪法、法则，就是把他作为效法的准则。成王又说：“君主之道在于依靠仁。成汤能够尽到君主的职责，谨慎对待自己所依靠的根本，于是用仁道勉励上面，所以百姓都心悦诚服，把成汤作为法则。成汤因此能够用仁道勉励百姓。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会不仁爱。’就是这个意思。” 直到帝乙，历代君王没有不彰明自身的德行、谨慎施用刑罚的，也都能够用此来勉励百姓。帝乙是商朝后来的君王。成王又说：“从成汤传到帝乙，虽然历代不同，却没有谁不知道彰明自身的德行，不敢昏昧；谨慎执行既定的刑罚，不敢轻忽，所以也都能够用这些勉励百姓，使百姓都向善而去恶。”明德、慎罚，就是谨慎对待百姓所依赖的根本。明德是仁的根本，慎罚是仁政的表现。审定囚犯的罪行并灭绝、诛戮多罪之人，也能够用来勉励百姓；释放无罪之人，也能够用来勉励百姓。“要”解释为“结”，即审结囚犯的罪行。自身的德行不过是加以彰明罢了。至于刑罚，有应当加刑的，也有应当宽宥的。所以成王又说商朝先王：凡是审结囚犯的罪行，其中有的罪行很多，就诛杀他，不敢减轻刑罚，使百姓清楚知道恶行应当远离，也能用此作为勉励；有的没有罪，就释放他，不敢冤枉压抑，使百姓欣然知道善行可以依靠，也能用此作为勉励。应当惩罚的才惩罚，应当宽宥的才宽宥，都是所谓仁政。如今到了你这位君主，却不能凭借你们众多的四方之地享有上天的命令。“尔辟”指纣王。成王又说：“商朝先代圣哲君王世代相传家法，积累维持，才使天下长期安定到这种程度。如今一旦到了你这位君主纣王，却不能凭借你全盛的天下安坐享有天命，以至于走向灭亡，实在令人怜悯。然而天命最为公正，如今纣王的灭亡既同夏桀的灭亡一样，那么周的兴起也同成汤的兴起一样。你们殷民反复不安的心，也可以反过来自己思考了。” 唉！王这样说：“发布诰命告诉你们四方的众人，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去夏国，也不是上天有意废去殷国。” “诰”就像后世的诏书；“庸”解释为“用”，“释”解释为“去”。周公叹息着传达成王的命令说：“如今用诰命告诉你们四方之人，要知道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去了夏国，也不是上天有意废去了商国，只是夏桀、商纣无道，自取灭亡，并不是上天的过错。”这一节先说“呜呼”，后说“王若曰”，是周公先叹息，随后宣布成王的命令，是史官改变常例，用来说明周公从未自称为王，从而谨慎守护君臣关系万世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是你们的君主，依仗你们四方之地，大肆妄图谋算上天的命令，散布琐屑的言辞。“尔辟”指纣王，“淫”是放纵逸乐，“屑”是琐屑。成王说：“只是你们的君主商纣，倚仗你们四方土地的富庶和国家的全盛，不知戒惧，大肆放纵逸乐，妄图揣测上天的命令，以为国家未必会灭亡；还用琐屑的言语欺骗、诬蔑上天，迷惑众人。因此商朝的灭亡，确实是自己造成的。”这说明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去殷国。只是夏桀谋划他的政事，不能积累善行以享有国运；上天降下这样的丧乱，于是有商取代了他。

译“有夏”指夏桀；“集”同积累善恶的“积”意思相近；“享”是享有国家；“有邦”指商朝；“间”是代替。成王说，夏桀谋划国家政事，所作所为都是无道之举，所以不能积累善行而长久享有国家，反而积累到了亡国的地步；因此上天降下这种丧乱，使商汤王取代他而拥有天下。夏朝的灭亡，确实是自己造成的。这说明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去夏国。只是你们商朝后来的君王，放纵他的安逸，谋划他的政事，却不能使自己清洁而有所进步；上天因此降下这样的丧乱。“商后王”也是指纣王。“逸”是安逸，“蠲”是洁净，“烝”是进步。成王又说：“只是你们商朝后来的君王纣，不能居安思危，安于逸乐，反而沉溺其中而没有节制；他谋划国家政事，所作所为都是污秽昏浊、不能清洁自新、怠惰苟且而不能进步的。所以天上降下这种丧乱给商朝。”这隐约说明周家将要取代商朝，用来折服殷民反复不安的心。圣明之人如果不思考，也会变成狂愚之人；狂愚之人如果能够思考，也会变成圣明之人。上天给了商王子孙五年的时间，等待并宽容他，希望他成为百姓的君主；但他没有任何值得思考、值得听取的地方。“圣”是通达明智的称谓，“狂”是平庸愚昧的称谓。“子孙”是商朝先王的子孙，这里指纣王。成王说：“通达明智的人，资质虽然美好，如果自恃聪明而不加以思考，天命赋予他的本性就会日渐败坏，反而成为昏愚之人；昏愚的人，资质虽然鄙陋，如果能够以自己的昏愚为耻而加以思考，天命赋予的本性就会忽然恢复明朗，便成为通达明智的人。纣王虽然昏愚，也有迁善改过的可能，所以上天不忍心立即断绝他，仍然给了他五年的时间，等待他有所宽暇，希望他改过向善，成为百姓的君主。然而纣王最终不能警醒觉悟，所作所为都是污秽的行为，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所说的话都是恶言，没有值得听取的地方。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原因。大体说来，人心容易危殆而难以安定，道心难以明白而容易昏昧。一个念头的差错，虽然还没有达到狂愚的地步，如果逐渐积累而放纵，走向成为狂人的根基就从这里开始；一个善念，虽然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如果逐渐积累并扩充，走向成为圣人的根基也从这里开始。周公反复恳切的告诫，实在是万世君主的借鉴。” 上天正在为天下寻求君主，使四方大受震动，以威势警告纣王，开发那能够承受天命、获得眷顾的人；但你们四方的众人，都不能承受这种眷顾。“开”是开发，“顾”是眷顾。成王又说：“纣王的污秽行为和恶言，已经没有值得思考、值得听取的地方。于是上天在四方之人中寻找百姓的君主，用灾异这种震动商纣的威势来谴责警告，显示将要驱除纣王，并开发那个能够承受眷顾之命的人。只是你们四方之人，都不足以承受成为君主的眷顾之命。因此下文逐一叙述文王、武王接受天命眷顾的事情。” 只有我周王，善于承受众民，能够担当施行德政的责任，主持神明和上天的祭祀。上天于是用教导来引导我周王，使我凭借美善而被选择，接受殷朝的天命，治理你们四方。“典”是主持，“式”是使用；“克堪用德”是能够胜任施行德政的责任，也就是以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教”是训导诱引。成王说：上天因为纣王无道，便在天下寻找君主，但天下没有人能够担当，只有我们周文王、武王用仁政赢得民心，善于承受天下百姓，能够胜任施行德政的责任，可以主持神明和上天的祭祀。上天于是暗中诱导他们的内心，使文王、武王的德政日益达到美善，从众人中选择他们，把商朝所承受的天命交付给他们，使他们代替天子治理你们四方诸侯。这可以看出上天眷顾文王、武王，并不是偶然的。” 如今我哪里敢多加告诫？我只是大大降下关于你们四国百姓性命的命令。成王又说：“如今我哪里敢多说话来告诫你们？我只是要大大降下恩典，赦免宽宥你们管、蔡、霍、殷四国百姓的性命。”这是先举出宽宥过错的恩典，以此责求他们真正迁善改过。你们为什么不把诚实宽厚施行于你们四方之地？为什么不来辅佐帮助我们周王，享有上天的命令？如今你们还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耕种自己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顺从王命，发扬上天的命令？“忱”是真诚，“裕”是宽厚，“夹”是夹辅的夹，“介”是辅助的介，“畋”是耕种，“惠”是顺从，“熙”是扩大。成王说：“你们四国的百姓心怀疑惧而不得安宁，所以反复不安。你们为什么不把诚实宽厚的道理施行于四方呢？为什么不来辅佐帮助我们周王，治理周王的大事，安享上天确定的命令呢？如果你们发动叛乱、不知天命，依法定罪，本来应当把你们的房屋蓄水成池，把你们的田产收归官府；如今我已经全部宽宥你们，你们还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耕种自己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洗心涤虑，顺从归附王室，来扩大上天降下的新命呢？”这三节是责备殷民应当做的事情。你们却反复不能安定，你们的心还不知道自爱；你们不能大大安于天命，反而轻视、抛弃并传播对天命的怀疑；你们自己制造不合正法的事情，却图谋以此取得正人君子的信任。“宅”是安定的意思，“屑”是轻视，“屑播”是播弃，“不典”是不合法。成王又说：“你们四国的百姓，所作所为屡屡不肯安定，自取灭亡。你们的心难道还不知道怎样爱护自身吗？商纣无道，是上天所废弃的，你们却不能安然接受上天的命令吗？我们周朝有道，是上天所兴起的，你们却轻视、抛弃上天的命令而不相信吗？天命已经确定，不可妄自干犯；你们却自己做不合正法的事情，图谋复兴商朝，希望得到正人君子的信任，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吗？”这四节是责备殷民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一再用教诲来告诉你们，也一再战战兢兢地审理、囚禁你们，直到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们仍然不肯接受我的命令，我就要对你们施加重刑、诛杀你们。这不是我周家掌持君德而不肯安定，而是你们自己招致了罪过。

译“战”是战兢、恐惧，“要”是审结详断，“殛”是诛杀，“康宁”是安定，“辜”是罪。成王说：“你们四国的百姓，我一再用好言语教诲告谕你们，也一再在心中战兢恐惧，唯恐亏待你们，并且审结你们的罪行，开释、宽宥你们。你们却不肯体会我的心意，只管反复不安，已经第二次，又到了第三次。如果从今以后你们仍不能听从我降下的宽宥命令，各自安定生活，仍然习惯于叛乱，反复不止，我就要重重施加刑罚，诛杀你们。到了诛杀你们的时候，并不是我周家掌持君德却不肯使天下安定，而是你们自己做出凶逆的事情，招来了自己的罪过。”这一节是进一步说明上文“反复不能安定”的意思。王说：“唉！啊，告诉你们四方的众士以及殷朝的众士，如今你们奔走效劳，臣服于我所命令的监治官，已经五年了。” “猷”是发语词；“监”是监治殷民的官，监治官奉命分管地方，其中有君主的职权，所以他所管辖的人也称为臣民；“祀”是年，商朝称“祀”，周朝称“年”，因为是在告诫殷民，所以称“祀”。成王叹息说：“告诉你们四方的众士和殷朝的众士，如今你们迁徙到洛邑，奔走效劳，臣服于我所命令的监治官，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已经五年了。” 至于那些大小胥伯以及众多正官，你们没有一个不能尽职办事。周朝的官职名称中，常有“胥”“伯”“正”等字。“臬”解释为办事、成就事业。成王又说：“你们殷朝众士，以及在洛邑接受官职、共同治理迁来百姓的人，不论胥、伯、小官、大官和众多正官，都已经同我所命令的监治官相处很久了。你们应当彼此体谅，不要反复不安、苟且懈怠，不能趋赴职事。一定要竭尽力量、履行职责，或许才不会辜负我教诲告诫的心意。” 你们自己造成不和，难道还要使自己和顺吗？你们的家庭不和睦，难道还要使自己和睦吗？你们如果能使自己的城邑明治，就应当勤勉地办好自己的事务。“和”是和顺，“睦”也是和的意思。成王说：“内心不安定，行为就不会和顺。你们殷朝众士，如果自身有不和顺的地方，如所说的话违背道理、所做的事违背义理，就应当勉力做到和顺。自身不和顺，家庭就不会和睦。你们殷朝众士，如果一家之中有不和睦的地方，如父子不能慈爱孝顺、兄弟不能友爱，就应当勉力做到和睦。如果自身已经和顺，家庭又和睦，就是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根本已经端正。由此，你们所治理的新邑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而振作起来，欣然怀有恩意而彼此相爱，明朗而有礼地彼此交往。一座城邑之中，能够使百姓明达有序到这种程度，就是国家得到治理的成效。你们可以说能够勤谨地办理职事，没有辜负自己的职守了。” 你们还应当不畏惧凶恶的德行，也应当以和敬的仪态处在自己的职位上，能够在自己的城邑中选拔贤人，谋求他们的辅助。“忌”是畏惧，“穆穆”是和顺恭敬的样子，“阅”是考察、选拔，“谋”是谋划，“介”是帮助。成王又说：“殷朝的顽民，他们叛乱的凶恶行为最值得畏惧。你们众士，如今应当希望不畏惧他们的凶恶，而以和顺恭敬的仪态端正地处在自己的职位上，面对他们，使他们仰望你们、以你们为榜样，暗中消除他们强悍叛逆、乖戾悖乱的气息。又要能够在你们的城邑中考察选拔贤人君子，谋求他们的帮助，那么殷朝的顽民将要改变内心、接受教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成王诱导扶助殷朝众士的善行，来教化、使殷朝顽民的恶行归服；这种转移感化的关键，可以说非常微妙。你们既然来到洛邑，就希望长久地勤力耕种自己的田地。上天将会赐予并怜悯你们，我们周家也将大力帮助、赏赐你们。若能被选拔进入王庭，希望你们的事务有成，能够任职于大臣之列。“畀”是给予，“矜”是怜悯，“介”是帮助，“迪”是启发引导，“简”是选拔，“服”解释为事，“大僚”是大臣。成王说：“你们殷朝众士，如果能够听从我上文所教诲的话，从今以后居住在洛邑，希望可以保有家业，长久用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安分地谋生，不再图谋叛乱，上天也将赐予你们，使你们能够安居乐业，并怜悯你们，使你们不陷入罪过。我们周家也将大力帮助你们，成就你们的德行，大力赏赐你们，彰明你们的善行；还将启迪、选拔你们，使你们进入王庭，列于各个官位，勉励你们办事。如果果真能尽心辅佐我周家，即使进一步在公卿大臣之列任职，也不是难以达到的。”这一节是以爵位和赏赐来勉励殷民。王说：“唉！众士，如果你们不能相互勉励、真诚地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有安乐。百姓只会说‘不必奉行君命’，而你们却放纵逸乐、偏邪不正，大大违背王命；这样就只是你们殷方自己招来了上天的威罚。” “享”是奉承、奉行的意思，“逸”是放纵，“颇”是偏邪，“逖”是远离、违背；“多方”二字，先儒说应当作“多士”；“探”是取。成王的告诫将要结束时，又叹息说：“殷朝众士，如果你们不能互相勉励，真诚地遵守我所命令的话，你们也就只是没有知觉和识见，不能奉事君上。你们如果不能奉事君上，那么洛邑的百姓都会跟着说：‘君上不必奉行。’看来你们只是想放纵偷安，只是偏邪不正，却敢这样大大违背君王的命令。究其原因，只是你们殷朝众士自己招来了上天的威罚，祸害自身，并不是上面的人造成的。”这同下一节“用刑罚惩戒殷民”的意思相接。我将施行上天的刑罚，使你们远离自己的土地。“逖”解释为远。成王说：“你们殷朝众士，如果大大违背君王的命令，不肯信服，我就要奉行上天的威罚，使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迁徙漂泊，远离你们的乡土。到那时，即使想安居、努力耕种自己的田地，哪里还能重新得到呢？” 王说：“我不是要多说诰诫的话，我只是恭敬地把命令告诉你们。” 成王又说：“我难道是想这样多说吗？我只是恭敬地把上文勉励你们的命令告诉你们罢了。” 又说：“现在正是你们的开始；如果不能恭敬地做到和顺，就不要怨恨我。”

译“现在你们正是同我重新开始。”这句话的意思是：周公又传达成王的命令，告诫各方说：“你们从前叛乱的罪过，我全都不再追究了。如今同你们重新开始。你们如果不能恭敬谨慎地归于和顺，反而继续违背命令、倡导叛乱，那就是你们自己招致诛杀，我也不能赦免你们，到了那时，不要怨恨我。”这一段前文称“王曰”，到这里称“又曰”，是史臣用来描写周公对百姓情意恳切、言语还没有说尽的意思。臣谨按：《多方》以上至《大诰》共八篇，大体都是因为殷人心中不服周朝而作的。当纣王暴虐时，天下人仿佛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见到武王的德行，便像流水归海一样归附，来不及思念殷朝的先王。天下大体安定后，百姓从水火中出来，便追念成汤以下七王的恩德，把他们看得像父母一样，于是纷纷起来，不肯服从周朝。即使武王、周公两位圣人相继安抚他们，一时也不能制止。大概成汤这位圣人在前面开创基业，太甲以下六位贤王在后面守成，他们深厚的仁德恩泽延续了六七百年，所以天下人始终不能忘怀。到了西汉，汉代君主的德行同殷朝相比，就像拿石头同美玉相比一样；然而王莽、公孙述之流，终究不能使人忘记汉朝。所以光武皇帝中兴的形势，就像把瓶中的水倒下来一样容易。何况殷朝先王的恩德，人们怎么能够忘记呢？假如周朝当时没有周公，也就危险了。由此看来，像成汤、太甲这样的君主，以深厚仁德恩泽牢固团结民心，确实是后世君主所应当效法的。伏望圣明留意。《篁墩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七 （明）程敏政撰 ○经筵日讲 《尚书》《立政》“立”是建立，“政”是政事。这一篇《尚书》，是周公告诫成王任用贤才的道理。大意是说：君主建立政事，应当任用贤才，又应当选择任用大臣。大臣既然贤能，他所举荐任用的也都是贤才，政事就没有不能建立的。因此以“立政”二字作为篇名。周公这样说：“拜手稽首，恭敬地告知继承天子的王。于是把这些话都告诫王说：王身边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能知道并忧虑这些事情的，太少了！” “嗣天子”指成王。常伯、常任、准人这三种官，是天子的大臣。“伯”解释为长，因为他们具有恒常的德行，居于百官之长，同天子一起治理养育万民，所以称为常伯，就是后世的宰相。“三公”就是“任”，是职任的意思，因为他们具有恒常的德行，担任公卿之职，同天子分理国家政事，所以称为常任，就是后世的六卿。“准”解释为平，因为他们能够持守天下的公平，不存私曲，同天子奉行法度，所以称为准人，就是后世的三法司。缀衣、虎贲这两种官，是天子亲近的臣属。缀衣掌管衣服器用，虎贲掌管弓箭车马，就是后世内廷各府衙门中的亲近臣属。不只是这些，这里只举出两种，其余都包括在其中。“休”是美好，“恤”是忧虑，“鲜”是少。史臣记录周公告诫成王的意思说：“拜手稽首，恭敬地告知继承天子的王。如今你年长而临政，成为天下的王，已经不同于从前了，所以我率领群臣一同进言告诫王：在王身边，像常伯、常任、准人这三种官，责任重大，若用对了人，天下就可以治理；若用不对人，天下就会陷入混乱。然而进见君王有一定时候；像缀衣、虎贲这类官员，早晚都在君主身边，最为亲近。若遇到正直的人，君主的心就会习惯于正；若遇到邪恶的人，君主的心就会习惯于邪，尤其关系重大。”于是周公又叹息说：“美好啊，这几种重要的官职，应当委任

译贤才，不能夹杂小人。”只是作为君主，能够知道这是建立政事的关键，常常忧虑不能得到合适人才的，为什么这样少呢？按这一段，既写周公率领群臣告诫成王，又写周公发出叹息来警醒成王，大概因为周公是成王的首相，所以史臣这样记录他拳拳献忠的心意。古代能够实行这种道理的，只有夏朝。在王室强盛的时候，他们招徕贤俊，尊奉上帝，实行并明知九德；于是才敢进言教诲后王说：“拜手稽首，恭贺您成为君主。” “迪”解释为行，“大竞”是大为强盛，“吁”是招呼。“迪知”是践行而知，不是苟且地知道；“忱恂”是笃实诚信，不是轻率相信。“九德”就是皋陶告诉禹的“宽而栗”直到“强而毅”等九种德行。“教”是教诲。周公又告诫成王说：“古代能够实行这种建立政事之道，并以不能得到人才为忧虑的，只有夏朝君主在王室大为强盛的时候。他知道贤俊是上天所生、留给国家的人，于是招徕贤俊，安排在各个职位上，使他们共同治理上天所托付的事务。比如制定典章、施行礼仪、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把这些作为尊奉皇天上帝的实际行动。”当时不只是夏朝君主以求贤为心，做大臣的也把进贤当作职责。他们践行并笃信九德之行，对于具有九德之行的人，既明白地了解，又坚定地信任，然后才敢进言、向君主陈述教诲，说：“拜手稽首，恭贺您成为君主。”这是说以恭敬来尊重君主的名分。为什么说是以恭敬来尊重君主的名分呢？大概君主的名分最为尊贵、无与相敌，但不能只是尊贵而已，必须能够任用贤才、建立政事，才可以称得上君主的名分。说：“让有才德的人居于常任之职，让有才德的人居于常伯之职，让有才德的人居于准人之职，这样才可以称为君主。如果只计较人的外貌，任用他们，那就不会有贤能的百姓。” “宅”是使人居处并安定于其位的意思。有人才德不相称，或者委任不恰当，都不能称为“宅”。“事”就是上文的常任之官，“牧”就是上文的常伯之官，“准”就是上文的准人之官。“谋面”是计较人的外貌，“丕训”是大体顺合，“义民”指贤人君子。周公告诫成王说：“要称得上贤明的君主，就必须尽到任用贤才的道理。若让具有九德之行的人担任常任之官，分理国家政事；担任常伯之官，治理养育万民；担任准人之官，公平处理天下的刑狱，能够这样任用贤才，才可以称为君主。所以说：‘这才是君主。’如果不能践行并笃信九德之行，只看见有人长得高大魁梧，便认为他有力量；看见有人相貌厚重、感情深沉，便认为他有抱负，这样只是计较人的外貌，把这种人当作大体合乎德行的人，于是让他担任三宅之职。这样一来，三宅之官哪里还会有贤人君子？既然不能任用贤才、建立政事，又凭什么成为君主呢？” 夏桀的德行，只是不能有所作为；他任用的都是暴虐之德的人，因而没有后嗣。“无后”就是没有后嗣。周公告诫成王说：“夏朝传到夏桀时，他昏乱无道，只逞行恶德，不知道以不能得到贤才为忧虑，于是不肯做从前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他所任用的只是那些暴乱凶恶的人，帮助他施暴，因此天命离去，人心背离，终于灭亡而没有后嗣。”大体说来，夏朝先王能任用贤才，所以兴盛；到了夏桀不能任用贤才，所以灭亡。周公的意思，是想让成王以夏朝先王为榜样，以夏桀为戒。又到成汤即位，他大力整治上帝光明的命令，于是任用了三宅之官，能够使他们真正就任，说：“三宅中有才俊的人，能够真正成为才俊。

译”

译“亦越”是承接前文的词；“陟”是上升；“丕厘”是大力治理；“耿”是光明。“上帝明命”指制定典章、施行礼仪、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之类的政事。“三宅”是当朝担任常伯、常任、准人之官的人；“三俊”是具有担任常伯、常任、准人才能、培养在朝中等待任用的人。周公告诫成王说：“夏桀不能任用贤才、谋求治理，已经不值得再说了。到了商朝的成汤，从拥有方圆七十里土地的诸侯小国上升为天子，能够大力整治上天所规定的典章、礼仪、任德、讨罪等政事，使它们昭著于天下，像日月高悬中天一样，所以说‘上升而大力整治上帝光明的命令’。可是成汤又不敢只凭自己的意见，在当时任用那三类大官，使他们确实能够就任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而不旷废职守；所称三类才俊，也确实能够具备常伯、常任、准人的德行而不是徒有虚名，所以说‘于是任用三宅之官，使他们真正就任；三类才俊，也确实成为才俊’。” 他恭敬地思考并大力效法，能够任用三宅、三俊；在商邑之中，便使商邑和谐；在四方之地，便使人们大力效法而显明德行。“严”是敬畏的意思，“惟”是思考，“式”是效法。“商邑”指王畿。周公告诫成王说：“成汤对于三宅、三俊这些人，知道他们是上天所生的贤才，不敢轻易驱使，所以心中常常敬畏、思量。对于公正无私、掌管刑赏的人，他也大大以贤者为榜样；对于文德和行为兼备的人，就让他们扩大自己的学问；对于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就让他们匡正补救自己的过失。”成汤存有这样的心，所以能够充分发挥三宅、三俊的作用，使已经担任大官的人能够履行职责，使培养起来等待任用的人能够显露才华，贤能智慧之士奋发建功，达到最好的治理。因此，在商邑附近任用他们，就能使王畿之内教化流行、风俗美善，同都城所在的商邑和谐；在四方远处任用他们，就能使广大的天下没有地方不受感化、受到鼓舞，取法于他们所显现的光明德行。商邑和谐，说明治理的成效极为纯美；四方效法，说明治理的成效极为广大。若不是成汤能够任用贤才，把这作为事奉上天的实际行动，他的治理成效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 唉！到了商纣，他的德行强暴，只与那些崇尚刑罚、以凶暴为德行的人共同治理国家；又只与那些聚集众多丑恶、以放逸为德行的人共同治理政事。上帝敬慎地降下惩罚，于是使我们周家拥有夏地，承受商朝所受的天命，全部治理天下百姓。“睯”是强暴，“羞”是进献，有崇尚的意思；“庶习”是聚集各种众多的丑恶之人；“伻”解释为使；“奄”是尽；“甸”是以井田、牧地、什伍之法治理。周公叹息着告诫成王说：“商纣的德行最为强暴，所以他只同那些崇尚刑戮、以凶暴为德行的诸侯共同治理国家，百姓无不受到残害；又只同那些聚集各种丑恶、以放逸为德行的臣下共同治理朝政，政事无不走向废坏。因为这样，皇天上帝恭敬地降下惩罚，灭亡了他，于是使我们周家拥有中原的土地，承受商家所受的天命，全部治理天下百姓，划分土地、牧养人民，使他们供纳赋税、承担力役。所以说‘全部治理天下百姓’。大概商朝的成汤能够任用贤才，所以国家得到治理；到了商纣不能任用贤才，所以国家混乱。周公的意思，是想让成王以成汤为法，以商纣为戒。” 又到了文王、武王，他们真正了解三宅之官的心志，明白看见三俊的心志，以此恭敬地事奉上帝，树立百姓的长官和首领。“克知”是真正地了解，“灼见”是明白地看见。“长”和“伯”都是抚治百姓的官。古代不应当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诸侯入朝辅佐天子、朝臣出任诸侯，都是常事。周公告诫成王说：“商纣不能任用贤才、谋求治理，也不值得再说了。到了我们周家，文王、武王在用人时，确实知道三宅之官是可以托付的人，明白看出三俊是可以任用的人。”这种真知灼见，不只是听他们说话，也不只是看他们的外貌，而是君臣终日相见，感情亲近、义理融洽，自然明白他们心中所存。因而文王、武王用三宅、三俊之人恭敬地事奉皇天上帝，使上天所授的职事得到修治，上面对上天有所承接，天意没有不顺的；又用三宅、三俊之人作为民间的长官和首领，使上下体制分明，下面有所寄托，百姓的生活没有不安适的。所以说：“以此恭敬地事奉上帝，树立百姓的长官和首领。”大概君主处在人与天之间，能够上对天、下对人都无愧，不过是任用贤才、谋求治理罢了。《立政》说：任人、准夫、牧，作为三种政事官。任人就是常任，是同天子共同分理各种政务的官；准夫就是准人，是同天子持守公平、遵循法令的官；牧就是常伯，是同天子治理养育万民的官。“三事”就是三宅，从职务方面说，所以称为“事”。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武王在位时，要建立政事、谋求治理功效，所以设置任人、准夫、牧三种大职务，委任贤能之人。” 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这几种都是侍奉、侍御之官。虎贲掌管天子的射御，缀衣掌管天子的服饰器用，趣马掌管驾驭马匹，小尹是小官的长官，左右、携仆是天子左右携持、侍奉、驾御的人，百司如内司服、司尊彝一类，庶府如内府、太府一类。凡是内廷的官不止这些，其余都包括在百司之中。然而周公单独提出虎贲等几种官来说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天子的护卫亲近之臣，早晚都在天子左右；如果任用不合适的人，就会被他们引诱，败坏君主的德行，关系非同小可。至于庶府，虽然是冗杂卑贱的小官，却同样享受天子的俸禄、治理天子的事务，也不能轻易交给人担任，否则名分和器物的使用就会过于泛滥。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译这几种是都邑中的官。大都、小伯，是大都之伯和小都之伯，采用互文来表达意思。艺人是卜者、祝者、巫者、工匠，是掌握技艺来侍奉君主的人。表臣是外臣；这里说“百司”是外臣，以表明上文的百司指内臣。外臣有外府、外司服，内臣则有内府、内司服之类。太史是史官；尹伯是各部门长官，例如庖人、内饔主管君王饮食，膳夫就是他们的长官；钟师、磬师各自主管一种乐，太师则是掌管音乐的长官。凡外廷的官不止这些，其余也都包括在百司之中。周公单独提出艺人等几种官来说明，为什么呢？大都、小伯虽不属于百司之数，但分别治理郊外疆域，同其他官职不同。艺人则担心他们制造奇技淫巧、以旁门邪道扰乱政事，从而动摇君主的心。太史掌管记录君主的忌讳和过失，用来裁定天下和后世的是非。凡君主的一言一动，都要记在史书上，作为后代君王的劝戒。尹伯则表现出大小官职相互维系，关系到整体体制，不可僭越。所以周公历数文王、武王设置的许多官职，最后总结说“庶常吉士”，意思是文王、武王的朝廷中都是有恒心、具常德的吉人君子，没有一个小人敢侥幸进用。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这几种是诸侯国的官。古代诸侯国不敢完全仿同王朝，只设置三卿来治理国事：司徒主管国家教化，司马主管国家政务，司空主管国家土地。“亚”是卿的副职，“旅”是卿的属官。诸侯的官属还有很多，周公只举出这几种，因为它们的名位同天子的官职相通，所以逐一陈述，以表明文王、武王之时，诸侯国的官员也都任用了合适的人。夷、微、卢、烝、三亳、阪尹。这几种是王朝派遣官员到诸侯和四夷之地监治的官职。“夷”是总称；微在巴蜀，卢在西北，是两处蛮夷之地的名称。“亳”是商朝的旧都，分为三处，所以称“三亳”。“烝”“阪”二字，先儒没有详细说明。凡地势险阻之处，不分封诸侯，而派王朝官员治理，交错分布在五服之间，称为“尹”。然而王朝官员所治理的地方不止一处，周公特意举出其中重要的，以表明文王、武王之时，凡王朝派往诸侯、四夷之地监治的人，无不任用了合适的人。按这一段所说，从王朝内部，到都邑；从外部诸侯，到遥远的夷狄，没有一处任官不得其人，难道是文王、武王一人的聪明所能全部知道的吗？大概文王、武王只是亲自选任三宅大臣，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他们自然会继续荐举贤才，把他们安排在各个职位上，所以内外远近、大小各级的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盛大极了。这是做君主的人最应当注意的。文王能够真正体察三宅之官的心志，于是能够建立这些常任之职，任用司牧之官，使贤俊有德之人得到任用。“克厥宅心”是说能够体察三宅之官的心志；“常事”就是常任；“司牧”就是常伯；没有说准人，是省略了。这里的“以”解释为“任用”。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能够体察三宅之官的心志，所以了解他们十分透彻，信任他们十分笃定。文王的心同三宅之官的心相契合，彼此完全相合，没有一点猜忌，所以说“文王能够体察三宅之官的心志”。文王有这样的知人之明，所以能够设置常任、常伯之职，委任那些才俊有德的人。“俊德”称作“能”，是为了说明“俊”就是实实在在第一等的才德之人；“德”就是实实在在第一等的有德行之人，所以说“于是能够建立这些常任之职，任用司牧之官，使贤俊有德之人得到任用”。如果君主用人，任用以前不曾慎重选择，任用以后却又猜忌他，这样哪里能够成就光明伟大的事业呢？这正是文王成为圣人的原因。文王不把各种政令、各种刑狱、各种禁戒和储备都兼管在自己手中，只要求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接受训诫，听命或不听命。“庶言”是一切政令；“庶狱”是一切刑狱；“庶慎”是一切禁戒和储备，如兵车、钱粮之类；“有司之牧夫”是主管、掌管这些事务的官员；“训”是训诫；“用”是听命；“违”是不听命。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在位时，既然得到贤才并委任他们，所以凡事只掌握大纲，不屑于逐一兼管各种政令、刑狱、禁戒和储备。文王虽不屑于侵犯众官的职权，却对主管掌管这些事务的官员严格要求，时时加以训诫。掌管政令的官员若能使号令严明，掌管刑狱的官员若能使刑罚清明、诉讼简少，掌管禁戒和储备的官员若能使国家的禁令、戒备和物资储备没有一件不整齐完备，就是听命的人。文王便用训诫来勉励他们，所以这些事务可以不用亲自过问就自行治理。若政令、刑狱、禁戒和储备有不合制度的地方，就是不能听命的人。文王便用训诫来惩戒他们，所以这些事务也可以不必多说而自行得到纠正。所以说“训诫听命和不听命的人”。大概文王劳心于求才，而安逸于任用贤才，就是这样。对于各种刑狱、各种禁戒和储备，文王不敢参与知悉。周公又说：“对于这一切刑狱、禁戒和储备，文王不只是拒绝兼管臣下的事务，甚至不敢参与知悉其中的具体事情。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他专一地信任贤臣。”上文说到各种政令，这里没有再提，因为号令出自君主，虽然不必亲自逐一办理，却不能完全不知道。如果连号令也不知道，臣下就可能逐渐私自玩弄权柄，这不是文王应有的做法。又到了武王，他遵循安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所用的拨乱反正之德；遵循安定天下的谋略，听从文王所用的宽厚乐善之德，于是共同承受了这个伟大的基业。“率”是遵循；“敉功”是安定天下的功业；“义德”是具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容德”是具有宽厚包容、乐于行善气量的人，这些都是已经成就德行的人。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能够任用贤才、谋求治理；到了武王，他能够遵循文王安定天下的功业，又继续任用文王所使用的那些具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不敢废弃他们；遵循文王安定天下的谋略，又听从文王所任用的那些具有宽厚乐善气量的人，不敢违背他们的意见。像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之类的人，都是辅佐周朝成就王业的，文王在前面任用他们，武王在后面继续任用他们。这就是父亲创始、儿子继承，所以能够共同享有这个无比伟大的基业。”所以说：“共同承受这个伟大的基业。” 唉！小孩子，你已经成为王了。从今以后，我希望你建立政务，设置常任之职、准人之职、牧夫之职；我希望你能够明察他们内心所顺从的道理，大力任用他们，使他们治理国家。

译“孺子”指成王；“我”字是指成王，表现君臣一体的意思。“若”是顺，指内心所安适、所顺从的道理；“乱”解释为“治”。周公叙述文王、武王建立伟大基业并传给子孙之后，便叹息着告诫成王说：“孺子，如今你已经成为王了。从今天以后，王应当建立政务。对于立事、常任之官，准人之官，牧夫、常伯之官，王必须明白知道他们内心安适、顺从的究竟是什么。若明白知道他们所安适顺从的是天理，知道他们是正直的君子，就一定不会有欺骗蒙蔽的事情。王应当推诚相待，大力委任他们，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来治理国家。所以说‘大力任用他们，使他们治理国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让他们辅佐我治理上天和祖宗交给我的百姓，调和处理我的各种刑狱、禁戒和储备；做到这些以后，不要让任何人从中离间他们。“相”是辅佐，“间”是谗言离间。周公告诫成王说：“王既然明白知道三宅之官是正直的君子，就应当委任他们，使常伯之官辅佐左右。王从上天和祖宗那里承受的百姓，务必要使百姓都各得其所；使准人、常任之官调和、公平地处理王的一切刑狱、禁戒和储备，务必要使刑狱都公平，禁戒和储备也一件件合乎制度。这样委任他们以后，又不能让小人用谗言离间他们。君子容易被疏远，小人却容易亲近；小人看见君子稍有宠遇，便产生嫉妒；看见君子稍有名望，便进行诽谤。所以周公用这件事来告诫成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从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语开始，我最终都要思念那些成就德行的贤士，让他们治理我从上天和祖宗那里承受的百姓。“末”是终了，“惟”是思念，“彦”是美好的贤士。周公又说：委任君子，不能不专一。即使只在一句话、一个言语之间，王也始终要思念那些成就德行的贤士，任用他们治理王从上天和祖宗那里承受的百姓，片刻也不能忘记。若在一言一语之间稍有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小人就一定会乘机而入。唉！我旦已经听到了人们美善的言论，全都告诫孺子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不要在各种刑狱、禁戒和储备上发生差错，只要让主管这些事务的正官来治理。“旦”是周公的名字，“徽言”是美善的言论。“文子、文孙”指成王，说成王是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为什么称为“文”呢？因为在成王时代，法度昭明，礼乐彰著，能够守成前代的事业，所以称为“文”。“误”是失误。“正”如《周官》中宫正、酒正的“正”，指主管该职务的人。周公叹息着告诫成王说：“我旦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凡是禹、汤、文王、武王任用贤才的事情，无不是最美善的言论。”我已经全都告诫孺子王了。从今天以后，王作为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应当体会并实行文王、武王的做法，不要越过本分去干涉各部门的职务。不要在各种刑狱、禁戒和储备上亲自失误；凡是各种刑狱，只责成掌管刑狱的人，让他治理这些事务；凡是各种禁戒和储备，只责成掌管这些事务的人，让他治理这些事务。所以说‘只让主管这些事务的正官来治理’。” 自古以来，商朝的君主以及我们周朝的文王建立政务，设置立事、牧夫、准人等职务，都是能够使贤才安居其位，能够考察、推究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因此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由”如同抽丝，“绎”是穷究其头绪，意思是任用贤才必须询问事情、考察言论，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就像治理丝线必须抽丝理绪，然后才能穷尽它的头绪一样。周公告诫成王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以及商朝的君主，直到我们周朝的文王，要建立政务、任用立事、牧夫、准人这三宅之官，都只是因为能够得到贤才，让他们居于相应职位，又能够抽丝理绪般地考察并任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能够安置他们的才华，使他们安居职位，小人就不能充数尸位；又能推究他们的才华、充分发挥作用，君子就都能够竭尽诚意、效忠尽力。这就是能够使他们治理天下事务、治理之道无不成功的原因。” 国家如果没有建立政务，却任用奸邪巧利的小人；他们不遵循德行，便不能使自己的名声显赫于世。从今以后建立政务，千万不要任用奸邪巧利的小人。“憸人”是奸邪巧利的小人。他们的欺诈足以掩饰错误，他们的言辞足以拒绝劝谏；高兴时，就把桀、纣称为尧、舜；不高兴时，就诬蔑伯夷为盗跖。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自古以来，国家没有建立政务却任用这类奸邪巧利小人的。”奸邪巧利小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不合乎德行，所以他的名声不能显耀于世。王从今天以后，凡建立政务，千万不要任用这类奸邪巧利的小人。小人属于阴暗的一类，任用他们，就会使国家陷入昏暗。这就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原因。应当任用吉士，让他们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吉士”是吉人君子，他们的道足以端正君主，他们的德足以使众人信服。他们内心所存，只在于推举贤能、谦让有才者；他们所做的，只怕伤害他人和万物。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王应当任用这类吉人君子，让他们尽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君子属于光明的一类，任用他们，就会使国家走向光明昌盛；这就是周公勉励成王的原因。如今你作为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已经成为孺子王了，不要在各种刑狱上发生差错，只让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去治理。周公又说：“如今你作为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以年幼之身登上王位，应当体会并实行文王、武王的做法，不要越过本分去干涉臣下的职务，使自己在事务上发生差错。对于一切刑狱，只责成主管掌管这些事务的官员，让他整治处理。”周公开头说：“不把各种政令、刑狱、禁戒和储备都兼管在自己手中。”中间说：“不要在刑狱、禁戒和储备上发生差错。”到这里却只说刑狱一件事。大概刑狱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如果不敢轻率使用刑罚，就会成为仁德之君，可以同尧、舜相比；如果轻率使用，就会成为暴虐的君主，同桀、纣一样。所以周公单独提出刑狱告诫成王，使他知道刑狱如此可怕。你若能整治军队和兵器，使功业超过大禹的足迹，向四方推行于天下，直到四海之外，就没有不服从的人。

译“诘”解释为“治”；“戎”是戎服；“兵”是兵器；“陟”是上升；“禹迹”指大禹当时划定并治理的九州之地，“陟禹之迹”是说能够超过它；“方”是四方；“海表”指四海之外。周公告诫成王说：对于一切刑狱，王固然应当极其谨慎；至于军队，又是刑罚中最大的一种，王必须把祖宗创业的艰难放在心上，在天下安定无事时，修治戎服和兵器，练习武艺、整备军备，不要使它们废弛，使德威远播，超过大禹所划定治理的九州之地，向四方流布，无往而不通，遍及天下，直到四海之外，使九夷八蛮没有不仰慕服从其盛大德威的，这才可以。有人或许担心周公这些话会诱发后代君王好大喜功的祸患，先儒说，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连一次刑罚的错误都唯恐发生，何况六师万众的性命，怎么会肯轻率妄动？所以治理军队的告诫，正是为了推广不要在刑狱上发生差错的宗旨，并不是后世引导君主穷兵黩武可比的。用来显现文王光明的德行，用来发扬武王伟大的功业。“觐”解释为见，是显扬的意思；“耿光”指德行；“大烈”指功业。周公既以整治军队的告诫告诉成王，到这里又说：王如果果真能够使军备得到整治，内至中国，外至夷狄，没有不畏惧服从的，这样就可以显扬文王极其光明的德行，也可以发扬武王极其伟大的功业，可以说是继承先人的志向、完成先人的事业，对前人没有愧疚了。唉！从今以后，王建立政务，只有能够任用有常德的人。“后王”指周家后世的子孙；“常人”是具有常德的人。周公又叹息说：“从今以后，凡是我们周家的后王建立政务，都必须能够任用具有常德的人，不可任用奸邪巧利的小人。”君子和小人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所以周公不只告诫成王，也告诫周家后世子孙，让这成为家法，后世永远不要改变。周公这样说：“太史、司寇苏公式，恭敬地对待你所经办的刑狱，以使我们王国长久。现在应当谨慎行事，分别采用合乎中道的刑罚。” “苏”是国公，是爵位名称；忿生以诸侯身份担任司寇；太史是史官；“列”是条列，就是今天所说的律例。周公上文用刑狱的事情告诫成王，所以这里又用敬慎刑狱的事情告诫史官，让他一并写入史书，作为后人的法则。他说：司寇苏公忿生担任掌管刑罚的官，小大刑狱没有不知道的；苏公能够敬慎地办理自己所经手的刑狱，不敢怠慢忽视，保全百姓的生命，使我们周家的国命长久延续。如今掌管刑罚的官员如果能够把这作为法式，怀着敬慎之心，根据过去判决案件所列的条文，采用不轻不重、合乎中道的刑罚，那么刑罚就不会重到暴虐苛刻，也不会轻到宽纵无度。按此篇，周公将要告老退居洛邑，所以作《立政》告诫成王。大体说来，王政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用人又没有比大臣更重要的；大臣任用得当，百官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治理之道没有不成功的。篇中间说到夏、商以及周家兴亡的原因，始终恳切地讲求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尤其谨慎对待兵、刑两件大事，无非是想让成王以先君文王、武王为法，以夏、商后王为戒。他的忠诚爱护到了极点，即使在千年以后，也仍然可以想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伏望圣明留意。《周官》这一篇《尚书》记载成王训导周家百官的话，史官记录下来，所以用“周官”二字作为篇名。周王抚临万国，巡视侯服、甸服，四面征讨不守正道的诸侯，使众多百姓得到安抚。六服之内的诸侯，没有不承受他的德行。“侯甸”是侯服、甸服，连同男服、采服、卫服和畿内共为六服。这里只说侯服、甸服，是举近处来概括远处的意思。“弗庭”是不正，指诸侯违背王命、侵害削夺百姓。“群辟”是诸侯的君主。史官将要叙述成王训导百官，所以先说周王抚临万国，巡视侯服、甸服等地方，考察各地政事；又从四面征讨不守正道的诸侯，惩治他们的罪恶，以此安抚、安定天下百姓。于是六服之内，诸侯君主没有敢不承受并奉行周王光明的德行和威命。因此，巡视侯服、甸服，说明德行施加得广；征讨不守正道者，说明威势控制得远。这就是万民得到安抚、诸侯承受服从的原因。回到宗周，督察并整顿治理政事的官员。“宗周”指镐京。“董”解释为“督”。史官又说：“成王既已巡狩、征伐，安抚百姓，使诸侯服从，已经取得了对外攘除的功绩；所以又严格修治内部政务，于是回到镐京。”他督察并整顿朝廷中办理事务的百官，以此作为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办法。所谓“督”，是使他们各尽职责，不敢怠慢；所谓“正”，是使他们各有所主管，不敢侵越。这以上都是史官记事的话。王说：“像古代大道盛行的时代那样，在还没有混乱时就谋划治理，在国家还没有危险时就保卫国家。” “猷”解释为道。史官叙述成王训导百官的意思说：“像古代大道盛行的时代，那些圣帝明王知道治理一旦失误就会混乱，所以谋划治理之道，常常在还没有混乱以前就下功夫；知道国家失去正道就会危险，所以巩固国家，常常在还没有危险以前就下功夫。他们用功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任用贤才、发挥能人的作用，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所以能够获得长久的治理和安定。如果政事已经混乱、国家已经危险，然后才谋划治理，哪里还来得及挽救事情呢！” 王说：“唐尧、虞舜考察古代制度，设置官职只有一百名左右。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都和顺，天下万国全都安宁。” 百揆是朝廷的大臣，四岳是总领四方岳地的官，州牧是一州的长官，侯伯是诸侯的首领。大概侯伯各自统属于本州的州牧，州牧各自统率本方诸侯，又统属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统属于百揆。成王说：“唐尧、虞舜时代，考察古代制度，设置大小各种官员，只是一百名左右。朝廷内部有百揆、四岳，总管朝廷的治理；外部有州牧、侯伯，总管四方的治理。内外相互承接，体制秩序没有紊乱。因此当时礼乐、刑政、工虞、教养等一切政务，都顺理而适宜，没有乖违错乱的事情；天下各国，无论大小，臣民都安居乐业，没有失去生计和住所的人。”所以说：“各种政务都和顺，天下万国都安宁。” 夏、商两代的官职增加了一倍，也同样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成王又谈到夏、商两代世事变化、政务繁多的情况，考察其中的会通，裁定繁简；它们设置大小各种官员，比唐尧、虞舜时增加了一倍多，也同样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和安定，足以同唐尧、虞舜的盛况相比，所以说“也能够治理”。英明的君主建立政务，不在于官职多少，而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

译“立政”是针对上文“在天下尚未动乱时制定治道，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而言的。成王既然说到唐、虞时代，设置官职只有一百多人；夏、商时代，设置的官职也只增加了一倍，而天下同样得到了治理。所以自古以来，像尧、舜、禹、汤这样明智的君王，建立政事、在未乱时制定治道、在未危时保全国家，并不在于官员多，而在于能够得到人才罢了。因为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官职即使少，一个人也可以兼管几件事；如果任用的是无才之人，官职即使多，也不过领取俸禄，能成就什么事情呢？如今我这个小子恭敬勤勉地修养德行，早晚都唯恐有所不及；我仰望前代，顺应其成法，来训导那些官员。“予小子”是成王自谦的称呼。“祗”是敬，“逮”是及，“若”是顺。成王说：我恭敬勤勉地修养德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疏忽，早晚常常害怕有所不及；我只仰望唐、虞、夏、商等前代设置官职、建立政事的良法美意，顺着它们的道理，训诲启发百官，使百官各尽职守，帮助成就教化和治理。因为修养德行是任用官员的根本。如果君王自己不肯修养德行，即使整天训导百官，百官也不会信服。孔子说：“施行政事在于任用人才，选择人才要以自身为依据。”正是这个意思。设置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他们负责讲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位不一定要配备齐全，只在于任得其人。“立”是说按照所说的制度设置；三公这一官职并不是从这里才开始出现，但把它确定为周家的制度，却是从这里开始。“太”是尊贵到了极点的意思；“师”是天子所取法的人；“傅”是辅佐、治理天下；“保”是保安天子。“公”取至公无私的意义，所以用作官名。“道”是天人与人事的道理；“经”是经营治理；“燮理”是调和治理。成王说：如今确定太师、太傅、太保这三种官职为三公，不让他们专门承担具体事务，只让他们与君主讲论，阐明天人的道理，以树立天下的大本；再由此经营治理国家，使教化和政事都能实行，使百姓和万物各得其所；又由此调和阴阳，使日、月、星辰正常，寒暑平和，四时、五行都顺其秩序。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三公的官位不必强求配备齐全，必须是天下第一等、道理通达、德行完备、能够成为君王老师的人，才可以任用；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宁可空缺其位，也不可滥授给不合适的人。

译设置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他们辅佐三公，弘扬教化，恭敬明察天地之理，辅弼我一人。“少”是地位次于尊位的称呼；“孤”解释为“特”，说他们不属于三公一类，同时取独立而无朋党的意义，所以用作官名。“贰”是辅佐，“弘”是弘大，“化”是教化，“寅亮”是恭敬而明察，“予一人”是君王的自称。成王又说：确定少师、少傅、少保这三种官职为三孤，辅佐三公。三公已经讲论治道、经营国家、阐明根本，三孤就弘大、扩充他们治理国家的教化，务必使天下没有违背道理、触犯法律、伤害人和物的政事。三公已经调和阴阳、调理元气，三孤就恭敬而详明地观察天地运行，务必使天下没有星变、地震、战争、水灾、旱灾等灾异，以此辅佐君王，匡正他的过失，成就他的德业，这就是三孤的职责。然而三公说“官位不一定要配备齐全，只在于任得其人”，三孤说“辅弼我一人”，这是互文见义，并不是说三公没有辅弼的责任，也不是说三孤可以不选择人才。三公、三孤都承担辅弼君王的责任，都必须得到非凡的人才，不像一般官员可以按照常例授职。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领百官，使四海得到均平。“冢”是大的意思，“宰”是治理，说明他的责任重大，所以兼掌五官事务，称为冢宰。成王说：确定设置冢宰为天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治道；在朝廷内统领百官，在天下外部使四海均平。百官的事务无论大小，无论掌管礼乐还是兵刑，冢宰都要统摄，使上下体制相承，有纲有纪；使贤能者得到任用，不肖者退去，这样内部治理就没有不能修明的。四海各地的风土民情，有刚强的、有柔弱的，有厚重的、有浮薄的，冢宰都要调和，使各地任用合适的人。百姓寒冷，就给他们衣服；饥饿，就给他们食物；不顺从教化，就加以教导，使他们恢复本性。这样外部治理就没有不能兴举的。所以说“统领百官，使四海均平”。后世的吏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推行五种常教，调养天下百姓。“司”是主管，“徒”是众人，因为这个官职主管民众，所以称为司徒。“扰”有调习、赡养的意思。成王又说：确定设置司徒为地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教化，推行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关系的常道教化，调习并养育天下百姓。对于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人，务必加以教导，使他们都顺理而行，不敢犯法。所以说“推行五种常教，调养天下百姓”。后世的户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治理神灵与人的事务，调和上下尊卑。“宗”是宗庙，各种祭祀以宗庙为主；“伯”是长，说明春官是四时官职之长，所以称为宗伯。成王又说：确定设置宗伯为春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典礼，专门治理天神、地祇、人鬼的事务，以及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种礼仪，调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凡是坛、坎、昭穆，都有上下尊卑的秩序；聘问、享献、射礼、御礼，也都有上下尊卑的节度，不可差错。如果有所差错，就会造成僭越、混乱和虚妄，鬼神也不会享用祭祀，臣下争斗、凌犯，百姓的意志也不得安定，怎么能够和谐呢？所以说治理神人、调和上下。周家的制度中，礼乐合为一官，这里的“和”大概是指乐而言。后世的礼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司马掌管国家的军政，统领六军，使国家得到平治。“马”是军政中最重要的事务，因为主管军马之事，所以称为司马。“政”是用征伐来纠正人的不正，这是王政中重大的事务。成王又说：确定设置司马为夏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军政，统率天子的六军。天下有违背正道的人，就出兵征伐，以平治国家，使强者不能欺凌弱者，众多者不能暴虐少数者，人人都得到公平。所以说“统领六军，使国家平治”。后世的兵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司寇掌管国家的法禁，究问奸邪，惩处暴乱。“寇”是盗贼，“禁”是法禁，因为主管盗贼之事，所以称为司寇。成王又说：确定设置司寇为秋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法禁，使百姓不触犯法律；如果有人触犯法禁，就推究审问。对于奸诈邪恶之徒，务必查得实情；对于强暴作乱的人，则加以刑戮，使犯法者知道畏惧。奸邪往往隐藏而难以察知，暴乱则显露而容易看见，所以说“究问奸邪，惩处暴乱”。后世的刑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使四民得到居处，顺应时令开发地利。“空”是空土。古代人挖土穴居住，因为主管百姓安居之事，所以称为司空。成王又说：确定设置司空为冬官卿，使他掌管国家的土地，用来安置士、农、工、商四民，使他们各得其所；顺应天时来开发地利，如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之类。如果错过时令，土地就会留下未开发的利益，四民也都会缺少生活所需。所以说“使四民安居，顺应时令开发地利”。后世的工部尚书，大体就是这一官职。六卿分别掌管各自的职务，各自率领所属官员，以此倡导九州牧守，使百姓生活富足、得到成就。六卿各自有属官，每一卿的属官有六十人，总共三百六十人。“阜”解释为厚。成王又说：冢宰既然掌管国家治理，列为第一；但治理之道没有比教化更优先的，所以司徒列第二；教化没有比礼乐更优先的，所以宗伯列第三；教化施行后仍有不守礼法的人，大的用兵征讨，小的用刑惩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司马列第四，司寇列第五；暴乱平息以后，百姓才能安居，所以司空列第六。六卿既已分掌职务，就各自率领所属官员，倡导九州的牧守，从内部推行到外部，使政治清明、教化普及，由此使百姓生活富足，教化流行，风俗美善，天下不再有饥寒愁苦、争斗凌犯的人，所以说“使百姓生活富足、得到成就”。六年一次，五服诸侯来朝见；再过六年，君王才按时巡狩，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分别到方岳朝见，充分彰明贬黜和升进的制度。

译五服就是侯、甸、男、采、卫五等诸侯。成王又说：如今规定，每隔六年，五等诸侯来京师朝会一次，陈述各自的职守；再过六年，君王便按春、夏、秋、冬巡狩四方，在方岳考察制度，查看各国的礼乐、刑政是否与朝廷颁行的制度相合。诸侯各自到方岳朝见：向东巡狩时，东方诸侯在岱宗朝见；向南巡狩时，南方诸侯在南岳朝见，类似这样。每次巡狩到一个地方，都考察诸侯贤能与否，充分彰明黜陟之典。考察制度时，如果有不敬的，就削减他的封地；有不孝的，就贬黜他的爵位；对百姓有功德的，就增加封地、提升爵位。应当奖赏的就奖赏，使天下人都有所劝勉；应当惩罚的就惩罚，使天下人都有所警戒。所以说“充分彰明黜陟”。君王说：“啊！凡是我所有担任官职的君子，都应敬慎你们所掌管的事务，谨慎发布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当实行，不可反复废止。用公道消除私心，百姓就会真正信服归心。“令”是教令，如后世的条例、榜文之类；“反”是阻挠、违逆的意思。成王上文说完设置官职的体制，到这里便叹息着告诫大小官员：“凡是我所有担任官职的君子，都应敬重你们所掌管的职务，谨慎发布你们的教令。教令发布以前，必须估计它确实能够实行，不要轻率发布不能实行的事情，以至于阻挠、违背而无法推行。以后即使有可行的命令，百姓也都会不再相信。你们如果能够以天下的公道消除个人的私情，那么命令发布以后，百姓自然会敬信归服。所谓‘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实行，不可反复废止’，只是教人谨慎言语，并不是教人坚持错误。” 学习古代的制度再入仕做官，议论政事时依据制度来裁量，政事就不会迷乱。对于你们所掌管的典常，要以它为师，不要凭借能言善辩扰乱官职。积存疑惑会败坏谋划，怠惰疏忽会荒废政事。“学古”是学习前代的法制；“制”是裁量；“典常”是常法；“蓄”是积存。成王说：你们大小官员必须学习前代古人的成法，然后才可以入仕做官。谋议政事时，再把平日所学的古人成法拿来裁量斟酌，那么各种政事都会有条理，不至于错误混乱。前代的制度也有适合古代而不适合今天的，你们处理政事，还必须以当代的典常作为师法。周家的典常，都是文王、武王、周公筹划制定的，精密完备，只应遵行，不可凭能言善辩逞才智而加以更改、扰乱。你们任职时凡有疑惑，都应据理判断可否；如果疑惑积存在心中而迟迟不断，反而会败坏谋划，即使有好事也不能成功。还必须勤谨，如果懒惰而不勤奋，疏忽而不谨慎，就一定会荒废政事，怎么能够胜任官职呢？” 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一旦处理政事，只有烦扰。“莅”解释为治理，“烦”是烦扰。成王上文已经逐一说明做官的弊病，所以这里勉励他们学习。他说，人如果不肯学习，就像面对土墙站立，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让这样的人居官理政，遇到事情时心中没有主见，也不知道哪件事对、哪件事错，行动起来必然烦扰不堪。人如果能够学习，就能通晓古今、明白义理，处理事情都恰当妥善，即使变化万端也不会劳苦，所以人不可没有学习的功夫。告诫你们这些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只有能够果断行事，才不会留下日后的艰难。“功”是事情，“功业”是职业。成王已经总括告诫百官，到这里又说：如今再次告诫你们这些在朝的卿士。你们要使事功崇高，只有立定志向才行；如果软弱而不立志，成就的事功就会低下，怎么能达到崇高？你们要使事业广大，只有勤奋努力才行；如果懒惰而不努力，成就的事业就会狭小，怎么能达到广大？有了这两点，还必须在遇到事情时刚强果断，这样才不会有日后的艰难祸患。如果犹豫固执、不能果断，那么立志和勤勉都只是白费功夫，对事情有什么益处？这两句是进一步说明上文“怠惰疏忽会荒废政事、积存疑惑会败坏谋划”的意思。身居高位不要因此骄傲，享有俸禄不要因此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使自己陷于虚伪。践行德行，内心安逸，日益美好；制造虚伪，内心劳苦，日益笨拙。“骄”是骄傲，“侈”是奢侈，“恭”是恭谨，“俭”是节俭，“载”解释为做，“休”是美好。成王说：你们这些卿士，凡是身居显贵地位的人，本来并不希望变得骄傲，只是因为不懂得约束自己，骄傲便自然产生；享受俸禄的人，本来并不希望变得奢侈，只是因为不懂得节制，奢侈便自然产生。因此身居显位，应当懂得恭谨；享受俸禄，应当懂得节俭。不过，恭谨节俭岂能只靠声音、笑容和外貌来装作？应当在内心真正有所获得，以此成就自己的德行，不可从事虚假矫饰。如果真正把恭谨节俭作为实际德行，正直行事、表里如一，那么内心就会安逸，德行也会日益显明；如果只做虚伪的事情，百般巧诈，忙于掩饰遮护，那么内心就会劳苦，自己的笨拙也会日益显露。成王这样告诫卿士，可以说是说到了道理的极处。身处宠荣之中要想到危险；没有什么不应当敬畏。若不知敬畏，就会陷入可怕的危险。“宠”是宠爱荣耀，“危”是危难耻辱。成王说：臣下享有高爵厚禄，虽然属于宠荣，但处在这种宠荣之地，就应想到可能有危难耻辱的祸患。宠与辱常常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所以应当处处保持敬畏，或许才能守住它们。如果不知道敬畏，骄傲奢侈、放纵任性，必然陷入可怕的危辱之中，实在不可不害怕。后世患得患失的人，表面上与“思危”相似，但患失者把宠荣利益当作快乐，思危者却把宠荣利益当作忧患，内心所存完全不同。推举贤者，礼让能者，百官就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杂乱。所举之人有才能，就是你的才能；所举非其人，就是你不能胜任。“贤”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的人。“厖”是杂乱，“举”是振举。成王说：你们这些卿士，如果肯推举有德之人、礼让有才之人，不做遮蔽贤才、妨害能人的事情，那么大小官员自然会仿效你们，彼此和谐而不争斗；贤者受到鼓励，不肖者也可以受到警戒。如果不能这样，使百官不和、互相嫉妒，那么朝廷的政事必然杂乱而无法振作。你们所举荐的人能够修治自己的职务，就是你们的才能；如果所举荐的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们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古代大臣以任用人才来侍奉君王，责任就是这样。君王说：“啊！从三事大臣到大夫，都要敬慎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百姓长久安康，愿万邦永不厌弃。”

译“三事”就是《立政》中所说的三事大臣；“乱”解释为治理；“斁”解释为厌弃。成王在篇末叹息说：上至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和小臣，我如今再次告诫你们：应当敬慎各自的官职，不可懈怠；整治各自掌管的政事，不可废弛，用来辅佐你们的君主，长久安养天下百姓，使广大万邦亲近、归附、爱戴而不厌弃，这就是我们的愿望。臣谨按先儒的说法，《周官》是成王亲自执政时所作的书。成王接受周公的教导已经成熟，所以在亲政之初训导百官，三公、三孤、六卿以及各类执事官，无不端正其职守，并加以训诫。他所说居官理政的道理，没有一句不精确恰当，因此当时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恭请圣明留意。《君陈》。“君陈”是当时一位大臣的名字。周公把殷朝顽民迁到下都，亲自监督治理。周公去世后，成王命君陈代替周公监督治理那里，史官记录了成王策命君陈的话，所以用“君陈”二字作为篇名。君王这样说：“君陈，只有你具备美善的德行，孝顺而恭敬；又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能够把这种德行施用于政事。现在命令你治理这个东郊，务必敬慎！” “令”是美善，“尹”是治理；东郊指下都而言，因为下都在王城东面，所以称为东郊。成王发布命令，叫着君陈的名字说：只有你具备美善的德行，孝顺父母，尽到做子女的道理；恭敬长辈，尽到卑幼的道理。你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样的德行施行于家庭；如果把这种道理转用于做官，就一定能把它施行于所任的政事，对上尽忠于君王，对下施恩于百姓，治理政事就像治理家庭一样。我现在命令你前往治理东郊下都的百姓，你应当敬慎，不可懈怠。殷民难以教化，都是因为不明白天理和人伦。所以成王不用威猛刚强的大臣，却任用孝恭孝友的君陈，可以说是抓住了治理的根本。从前周公像老师和父母一样教养万民，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你去吧，谨慎地履行你的职务；在这里遵循周公的常法。努力彰明周公的教训，百姓就会得到治理。“师”是教诲，“保”是养育，“率”是遵循，“懋”是勉力。成王说：从前周公在下都，具有老师的尊严和父母般的亲近，教导、养育万民，无不尽心尽力，因此万民至今都怀念他的恩德。君陈，你去代替周公监督治理殷民，不必另求其他办法，只应谨慎守护自己的职务，不可废弃周公的旧政；遵循应当实行的常道，不可改变周公已经确定的法则。你如果能够努力申明并光大周公留下的训诫，下都的百姓就没有不欣然听从的，全都会归于教化治理。所以说“百姓就会得到治理”。我听说：“最高的治理有馨香之德，能够感通神明。黍稷本身并不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 这四句话是周公说的。“馨香”说的是治理之道达到精美完善之处；“神明”说神灵聪明而不可欺骗；“明德”说人从上天所得到的仁、义、礼、智以及虚灵不昧的德性。成王告诉君陈说：我听周公说过，教化治理美盛到了极点，自然会有馨香感通神明。至于黍稷，本来就是有馨香之物，但能够感通神明的，并不在于黍稷的香气，而必须是人具有明德，馨香才可以感通神明。人如果没有明德，黍稷即使有香气，神明也不会来感通。最高的治理是明德的结果，明德是最高治理的根本，两者是同一种馨香，并不是两件事。你还应当运用周公所述的道理和训诫，每天勤勉不懈，不敢放纵安逸。“式”是运用，“猷”是道理。成王既然引用周公的话，便告诉君陈：你应当运用周公所阐述的道理和训诫，每天自强不息、勤勉不懈，更加努力地保持敬慎，不敢放纵于安逸享乐之中。这样或许可以继承前人的德行，殷民也就能够受到感化。一般人尚未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真正见到；见到圣人以后，又不能真正依循圣人。你一定要以此为戒！你就像风，下面的百姓就像草。“凡人”是平庸之人，“圣人”是道理完备、德行完美的人。成王告诉君陈说：世上那些平庸的人，在没有见到圣人时，心里也明白圣人的可敬，切切向往，只是不能真正见到；等到亲自见了圣人，却又志气昏惰，把圣人看作平常，不能依照圣人的行为去做。这种人只是空自仰慕圣人，有始无终，又有什么用呢？你君陈应当以这种人为戒。周公是真正的圣人，你已经亲自见过他，如今处在周公的职位上，治理周公的百姓，怎么可以不依照他的行为去做？况且你君陈就像风，你所管辖的百姓就像草；你若能依照周公的做法治理百姓，百姓受到教化就会像草随风倒一样，上行下效，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这里极力说明德化传播的迅速。谋划政事，没有哪一件不艰难。该废除的、该兴办的，都要反复同众人商议。众人的意见如果相同，还要继续推求考察。“废”是革除，“师”是众人，“虞”是思量。成王又告诉君陈：凡是谋划政事，无论大小，都应当认为没有一件不需要认真对待，不要把事情看得容易而草率办理。中间有应当革除的弊病、应当兴办的好事，也不可固执己见，必须反复同众人商议。如果众人的意见都相同，还应继续推求、考察并深入思考，然后再实行。因为与众人共同思量，是合乎“众人意见相同就继续推求”的道理；只凭自己独断，则是相反的。孟子说：“国人都说贤，然后考察他；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考察他。”就是“众人的意见相同就继续推求”的意思。你有好的谋略、好的道理，就进来在内朝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推行时，应当说：“这样的谋略、这样的道理，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嘉”是美好。“嘉谋”是所说的切合事务，“嘉猷”是所说的合乎道理。事务与道理并不是两回事，只是分别举出其中突出的一面，所以称为嘉谋、嘉猷。成王说：君陈，你从前在朝廷任职时，凡有切合事务的好意见，或有合乎道理的好意见，就进来当面告诉你的君主，说这些好事都应当实行；在外面推行时，又能够顺着君主的意旨，说这些嘉谋、嘉猷能够实行并有利于国家，都是我君主的盛德，不是臣下能够据为己有的。这是因为君陈已经这样做过，所以成王举出来称许他。唉，如果做臣子的都像这样，那就是贤良而显达的臣子了。

译“良”说的是臣下的德行，“显”说的是臣下的名声。成王又叹息说：如果做臣下的都像君陈这样，把一切美好都归于君主，不肯宣扬自己的长处，岂不是有德的贤良之臣？他的名声岂不是可以显扬？先儒认为成王在这里说错了话，因为臣下有善行就称颂君主，只是臣下的细小行为，不足以作为原则。况且君王既然有这样的臣子，阿谀小人窥见这一点，必然会逐渐得到任用；等到君王有过失时，又有谁敢进谏呢？这岂不是会耽误大事？从前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两位圣人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成王不及他们的地方。君王说：“君陈，你应当弘扬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靠法令刻薄削减宽厚，而应当从容有节制地行事，以求和谐。” “弘”是阐扬，“丕训”是伟大的训诫，“作威”是凌虐下属。成王叫着君陈的名字说：你在下都继承周公之后，如果只把谨慎守成作为志向，就不如前人了。你应当奋发振作，阐扬周公留下的伟大训诫，使它广泛施行于百姓，这才可以。假如权势地位属于你，不可依仗权势凌虐下属；法制是你应当使用的，也不可倚靠法制实行刻薄削削的政令。统治众人，固然贵在宽厚；但如果一味宽纵，就会流于放纵，因此宽厚中必须有节制，使宽而不漏。处理事务，固然贵在和谐；但如果一味求和，就会流于放荡，因此必须从容而能与事物协调，使之合乎中道，不偏于一端。况且君陈是贤臣，哪里肯依仗权势作威、倚靠法令刻削百姓？然而喜怒、赏罚、取舍中只要有一丝私意，不合公道，后果就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成王预先告诫他。殷民有罪在刑法之中，我说：“判你有罪”，你却只应当在确实有罪时判罪；我说：“赦免你”，你却只应当在确实无罪时赦免。总要合乎中道。“辟”是罪，“辟宥”是判罪或赦免。成王告诉君陈说：下都的殷民有犯罪而已经触犯刑法、尚未裁决的，即使我说应当判罪，如果那人实际上无罪，你也应当依法说不应判罪；即使我说应当赦免，如果那人实际上有罪，你也应当依法说不应赦免。凡是判罪还是赦免，不要曲从君王一时的喜怒，只应权衡轻重，务必合乎中道，使有罪的人不至于侥幸免罪，无罪的人不至于受到滥及。上一段是告诫君陈不要顺从自己的私意，这一段是告诫他不要顺从君王的私意。上下都遵循公道，殷民就没有不心服的。如果有人不顺从你的政令，也不接受你的教训，就应当用刑罚来制止罪行，确实有罪时才判罪。“弗若”是不顺从的意思。成王告诉君陈说：殷民中如果有人不肯顺从你的政令，或者不能因你的训教而改变，这种人不可一概治罪，必须斟酌他的罪行轻重；只有在判罪能够惩戒此人、制止后来的人不敢再犯罪时，才判他的罪，这样才接近“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再用刑”的意义。习惯于奸邪，败坏常道，扰乱风俗，这三种情况都不可赦免。“狃”是习惯；“奸”是内在作恶，“宄”是外在作恶；“细”解释为小。成王又说：如果有人习惯做奸宄之事，敢于作恶而不悔改；或者毁坏纲常、扰乱风俗，这三种事情只要有人犯了，即使罪行很小，也不可赦免，从而断绝作恶的根源。不要因愚顽者而愤怒憎恶，也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顽”是愚顽。成王告诉君陈说：你不要因为愚顽、不接受教化的人就愤怒厌恶，进而抛弃他们。如果从容而不急迫，逐渐用礼义开导，就没有不能教化的人；也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美，如果取用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唉，必须有所含忍，事情才会有所成就；能够有所包容，德行才会广大。“忍”是含忍，“济”是成就，“容”是包容。成王又告诉君陈说：居于上位的人必须有所含忍，这样做事才会有成就而不致失败。不过，这仍然含有勉强克制、蓄积力量的意思；如果气量能够有所包容，德行才会达到广大而不可测量的境界。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谋；能够忍耐以成就事务固然很好，但所得还比较浅。若能以包容来成就德行，如天地般广大、无所不包，所得才更加深厚。这一节是进一步说明不要因愚顽者而愤怒厌恶。分别考察那些能够修治职务的人，也分别考察那些不能修治职务的人；提拔贤良之人，以此率领那些还不贤良的人。“简”是分别甄别，“修”说的是一个人的职业，“进”是提拔任用，“良”说的是人的品行和义理。成王又告诉君陈：殷民虽然沾染了纣的恶习，但已经受到周公教化的熏陶。他们在职业上有能够修治的，也有不能修治的，你应当分别甄别出能够修治职务的人，也甄别出不能修治职务的人，不要让他们混为一类，这样人人都会互相劝勉建立功业。分别之后，再从中选拔任用那些能够自我修治而达到贤良的人，用来率领那些不能自我修治、尚未达到贤良的人，使后者知道羞愧并有所仰慕，这样人人都会互相勉励、奋发而行。这一节是进一步说明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百姓出生时本性淳厚，却因外物而发生改变；他们不听从上面的命令，只顺从自己所喜好的。“迁”是改变，“违”是不肯顺从。成王又说：百姓出生时，本来的性情没有不淳厚的，只是受到外物诱惑，便把淳厚改变成了浅薄。然而淳厚既然可以改变为浅薄，浅薄难道不能改变为淳厚吗？只是百姓不肯顺从上面的命令，只肯顺从自己所喜好的。假如上面的人自己浅薄，却发布命令教下面的人淳厚，即使用严刑峻法，百姓也不会服从；如果上面的人一向喜好淳厚，下面的人便都会受到感化而兴起，也喜好淳厚。因为人的心相同，心所同具的道理也相同。所以说“不听从上面的命令，只顺从自己所喜好的”。你如果能够敬重常法，把它落实为自己的德行，百姓就没有不改变的，并且确实会进入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福祉，而你的美德也将永远有辞章传扬于后世。

译“典”是常法，“升”是进步，“大猷”是大道，“予一人”是君王的自称。成王告诉君陈说：你若能敬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常道，把它作为自己的德行，并亲自在上面践行，就是自己能够谨慎对待所喜好的事物了。百姓接受教化，会像鼓槌击鼓一样迅速；到那时，社会风俗没有不改变其浅薄的，并且确实能够进入大道。教化流行、风俗美善，只有我一人享受各种福祉，不再有危乱的忧患，岂不是你君陈成就了自己的美德？你的美名终将流传永久而不朽。臣谨按：《君陈》这一篇，开头以“敬哉”告诫，结尾以“敬典在德”告诫。德是教化百姓的根本，敬又是德的根本。古代圣贤相传的帝王心学，不超出这个道理。所以成王因为君陈具有美善、孝顺、恭敬的德行而任用他，并以此训诫他，也不超出这个道理。他进德修业、尊崇典学的功夫，确实可以说是守成之世的贤明君主。恭请圣明留意。《篁墩文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八。（明）程敏政撰。○经筵讲章。《中庸》第一。所以，施行政事在于任用人才；选择人才要以自身为依据；修养自身要依循道理；修养道理要以仁为根本。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用孔子回答鲁哀公询问政事的话。“政”是君王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政事，“人”是贤臣。孔子说，君王修明政事、建立事业，只在于任用贤臣。比如三公、三孤任用得人，就能调和元气、辅佐教化，帮助成就君王的德行；六卿任用得人，就能使礼乐、刑政、纲纪、法度件件得到整治和实行。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怎么能指望天下得到治理？所以说“施行政事在于任用人才”。这里的“身”指君王自身。天下人才的志趣各不相同，有存心守正的，有随时求进的，全看君王自己的喜好如何。君王如果喜好声色财利，就会任用谄媚宠幸、搜刮聚敛的人；如果君王自己大公至正，任用的必然是正直的君子。所以说“选择人才要以自身为依据”。“修”是修养，“道”是道理。君王一身的举动，必须都依循道理而行；稍有放纵，在容貌、言语、视听之间就会出现不公不正，自身怎么能够修养好呢？“仁”是指内心。君王内心如果能够常存天理，不让一丝私意隔断它，就是仁。内心既然仁厚，所作所为自然都合乎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所以说：“修养自身要依循道理，修养道理要以仁为根本。”不过，道与仁并不是两件事：道是概括地说应当实行的事情，仁是指下功夫最切近、最根本的地方。子思在前一章已经逐一引用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又引用这一段，以说明孔子如果取得君位，施行政事也会同大舜、文王、武王、周公一样。臣认为这一章的大旨，关键在“修道以仁”一句。仁是本心的完整德性，内心是实现治理的根本。如果心中的德性完整，用它来修身、用人、处理政事，就没有不恰当的地方；如果没有在心德上用功，根本就亏损了，自身所行便常常违背道理。在群臣之中，哪里能够辨明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天下的事务，哪里能够看清什么应当实行、什么应当停止？这些全都取决于君王的一念之心。正如禹、汤、文王、武王能够保全这种心德，所以任用伯益、伊尹、太公、周公、召公一班贤臣辅佐，依循道理施政，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说“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不能保全这种心德，所以任用触龙、飞廉、卫巫、皇父一班邪臣助长暴虐，政事日益衰败，所以说“三代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到了汉、唐、宋，中间有时也有贤明的君主，但心性修养之学不明白，又没有端正内心的训诫，所以他们所成就的德行，虽然不至于像桀、纣、幽王、厉王那样暴虐，又哪里能像禹、汤、文王、武王那样仁厚呢？他们修养自身，有纯正也有驳杂；所任用的人，贤能与否相杂；所施行的政事，治乱相间。考察他们最后的结果，都不足以称道。先儒周子看到了这一点，曾说：“内心纯正，贤才就会来辅佐；贤才来辅佐，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这才从根本上说出道理，与本章的意思相合。臣仰望皇上承受历代圣人的心法，得到三代的正统传承，仁慈之心和仁德声誉遍布四海。尤其愿皇上深切体察圣贤的话，鉴察历代成败得失的原因，使皇极在上面充分建立，君子愿意立于朝廷，治理的功效远远超过古代，这实在是宗庙社稷之幸、百姓之幸。第二。

译天下共同遵循的道有五种，使它们得以实行的德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知、仁、勇三种，是天下共同具有的德。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这是《中庸》第二十章中子思引用孔子回答鲁哀公询问政事的话。大意是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必须具备知、仁、勇三种德行，才能实行，所以说“天下共同遵循的道有五种，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有三种”。“达”是通行、共同的意思。君臣之间有义，父子之间有亲，夫妻之间有区别，兄弟之间有长幼秩序，朋友交往有诚信；这五件事，是天下古今人共同实行的道理，像大路一样，所以称作达道。如果有的人能实行，有的人不能实行；古人能实行，今人不能实行，就不是达道了。所以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知，是说人的见识；仁，是说人心中的天理；勇，是说人敢于实行。人在五伦关系上，如果没有见识，怎么能明白这些道理？即使明白了，如果不把天理作为自己的根本，怎么能实行？如果不敢去做，也不能达到目的。这三件事是天下古今人共同具有的道理，所以称作达德。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古人得到这种道理，今人却没有得到，也就不是达德了。所以说“知、仁、勇三种，是天下共同具有的德”。把其中一个字解释为“诚”，就是内心真实。这三种达德虽然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如果实行时不肯踏实去做，三心二意，进退不定，便是不诚。人如果不诚，原有的知也会昏暗不明，原有的仁也会被私欲阻断，原有的勇也会变得怯弱而不能振作起来。所以说“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孔子平时谈论政事，大多针对一件事来说；只有这一章回答鲁哀公的询问，把治国之道讲得如此透彻，作为君上尤其应当注意。臣考察自古以来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定以明白人伦为根本，为什么呢？因为王道之所以不同于邪术，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这里。唐虞三代的圣帝明王都确实具备这三种德，所以君上的大法建立起来，五种教化施行于下，天下百姓都受到感化，知道孝悌忠信，共同享有太平。到了后世，居上位而具备全德的人少了，有人把愚弄臣民当作智慧，沉溺于权术欺诈；有人把谄媚侍奉佛、老当作仁，流于姑息；有人把轻率发动大军、接连兴起大狱当作勇，终于变得强暴。因此当时上下离心，亲疏失去秩序，天下百姓也都纷纷仿效，违背道理、扰乱人伦，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到了后世末期，世道的变乱达到极点。伟大的太祖高皇帝仁慈、明智、勇敢而有智慧，受天命而兴起，扫除群盗，开始建立人伦纲纪。历代圣君相继即位，都遵循典章常法。宣宗章皇帝又亲自撰制《五伦书》，给天下以恩惠。英宗睿皇帝天性圣明，对于五伦的大节，亲自实行并在心中体会，超过前代。亲自总理万机，延请接见臣下，君臣之间的契合最为深厚；追尊太母，继承撰述先帝的谋略，父子之间的亲情更加深厚；释放被幽闭的宗室，以扩大兄弟之间的仁爱；使两宫都享有完整的恩典礼遇，以尽夫妻之间的义；优待元老，征召起用隐逸之士，思求得到宾友般的贤臣，来辅助文明之治。天下臣民仰望皇极施予恩泽，不知不觉顺从皇帝的法则已有二十多年。伏惟皇上凭借睿智明哲的资质，继承祖宗的统绪，凡是关系到五伦三德的事，本来已经常常放在圣心之中，思考如何成就治国功业。臣愚昧地尤其希望您更加重视孔子的话，近取先帝作为法则，务求落实实行，不做徒具形式的虚文，那么唐虞三代的治道就可以很快实现。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三

译知道这三件事，就知道修养自身的方法；知道修养自身的方法，就知道治理人的方法；知道治理人的方法，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了。这是《中庸》第二十章中子思引用孔子回答鲁哀公询问政事的话。“这三件事”指上文“爱好学习接近知，努力实行接近仁，知道羞耻接近勇”三句话，是求得进入三种达德的功夫。“所以”二字，是指道理而言。人如果知道应当爱好学习，不肯中断地去讲明道理；又知道努力实行善事，不肯徇私而损害自己的德性；又知道自己不如别人是可耻的，不肯懦弱，而务必努力进修。这样做了这三件事，就知道人的身体虽然小，却可以在是非美恶上与天地相参，必须明辨；在视、听、言、动之间必须约束；在事情和道理应当实行或停止的地方，必须刚强果断。这样一来，身体哪里会有不能修养的呢？所以说：“知道这三件事，就知道修养自身的方法。”既然知道修养自身的道理，就知道人与自己同样禀受天地之气，同样具备天地之理。若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就应当体察他，使他得到自己的应有之处；若有一个人不明白道理，就应当教导他，使他恢复本性。所以说：“知道修养自身的方法，就知道治理人的方法。”既然知道治理人的道理，就知道一家的人与一国的人相同，一国的人与一家的人民相同，天下的人与一国的人相同，务必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失去自己的位置，都能喜爱善行、厌恶恶行，没有一个违背本性。所以说：“知道治理人的方法，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了。”臣谨按：先儒说《中庸》这一章，可以抵得上一部《大学》。因为《大学》论述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在于修身；修身又从格物致知而来。这一章六个“知”字，就是致知的意思；“三近”之中把好学放在首位，就是格物的意思。人的心灵都有知觉，天下万事都有道理。如果不能真正明白道理，那么对于应当做的事，有时会畏缩而不肯去做；对于不应当做的事，有时会鲁莽而只管去做。自己一身尚且不能治理，何况他人？一个人尚且不能治理，何况一家、一国，直到天下？如果能够爱好学习，真正明白这些道理，长久积累而成熟，自己的身心完全具备知、仁、勇三德，就将会把中国看作一个人，把天下看作一家，这些事情都不难了。考察三代兴盛之时，天子的长子刚进入大学，便把这个道理教给他，用来培养根本，所以后世君王都能享有长久国运，多达七八百年。到了后世，学校和教化没有得到修治，君主大多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所以孔子把《大学》传授给曾子，曾子又传授给子思。看这一章后面所引用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世道的深切忧虑。仰惟皇上天生具备德性，圣明出于天纵，亲自到国学以礼拜谒先师，常常临御经筵，以光大旧日的学问。对于《中庸》《大学》这两部书，您本来已经明白透彻，并且已经体现于实行之中。伏愿以勇来成就它，始终不知疲倦，使皇极的教化施行于四海，至治的恩泽流传到万世；即使三代享有国运，也没有什么值得再说的了。臣以犬马般的忠诚，实在不胜仰望。伏惟圣明留意。孟子

译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但应当把当前最要紧的事作为急务；有仁德的人没有什么不爱，但应当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尧、舜的智慧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亲自过问，而是急于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尧、舜的仁德也不是平等亲爱每一个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这是《孟子·尽心篇》所说的仁与知的道理：范围极大、内容极广，但实行起来却有切近而重要的地方。“知者”是有知识的人，“当务”是当前应当实行的事情。孟子说：有知识的人，心体光明，对于天下的事本来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但如果不分缓急先后，所有事情一起去做，又怎么能称为有智慧？必须把重要的事先努力去做。重要的事已经做了，其余的再逐步整治，那么事情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而他的智慧也就广大了。所以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但应当把当前最要紧的事作为急务。”仁者，是有仁德的人；贤，是贤人君子。孟子说：有仁德的人，存心广大，对于天下的人本来没有什么不爱；但如果不分贤愚善恶，一律同样对待，又怎么能称为仁？必须亲近、信任贤人君子并任用他们。贤人君子既然得到任用，下面的人自然各得其所，恩泽就没有不能普遍施及的，而他的仁也就广大了。所以说：“有仁德的人没有什么不爱，但应当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孟子既说明仁与知的道理，又用尧、舜的行为加以证明。有智慧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尧、舜。尧、舜对于天下的事情，并不是件件都亲自处理，例如制定历法、治理洪水、整齐七政、询问四方，都是先把紧要的事情做好。如果件件事情都亲自处理，精神必然有所不能及，哪里能称作有智慧？又说有仁德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尧、舜。尧、舜对于天下的人，并不是个个亲自抚慰，例如访问四岳大臣、举用八元八恺，都是先亲近、信任贤人君子，让他们分担治理。如果个个都亲自抚慰，事情的情势就会有不能周全之处，哪里能称作仁？所以说：“尧、舜的智慧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亲自过问，而是急于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尧、舜的仁德也不是平等亲爱每一个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臣谨按：《孟子》这一章推明仁与知的道理，都根源于孔门《论语》的话。《论语》说“致力于百姓应遵循的义，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可以称为有智慧了”，这里说“应当把当前最要紧的事作为急务”，既然说“应当”，就必然有“不应当”的地方。君主应当致力于人事，不应当致力于滥行祭祀。如果专门致力于滥行祭祀，就会迷惑于鬼神，而对于人道中应当实行的事反而没有时间去做，这就是无知。比如敬天勤民是最应当致力的大事，真正知道天心的喜怒难以测度，滥行祭祀不能用来享祀上天，只有务必谨慎自身、修养德性，来尽到敬天的实际行动，那么上帝就会感应降临，灾异不会发生。民生的祸福本来没有常态，滥行祭祀也不足以给百姓带来福祉。只有致力于减少政事、节省用度，来尽到勤民的实际行动，百姓才会爱戴，祸乱才不会发生，这就是君主的大智慧。《论语》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这里说“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既然说“亲近”，就必然有应当疏远的人。君主应当亲近的是贤臣，应当疏远的是小人。如果亲近小人，就会被蒙蔽聪明，即使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也无从施行，这就是不仁。比如任用宰相、尊崇儒者，就是亲近贤人的大事。真正知道君德能否成就，关键在于儒臣；把贤者安排在身边，异端之流自然疏远。这样，所听到的都是美善的言论，仁道就更加彰明。天下的安危，关键在于大臣；把贤者托付为心腹，邪佞之人自然疏远。这样，所施行的都是善政，仁的作用就更加广泛。这就是君主最大的仁德。然而“把当前最要紧的事作为急务”和“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中的“急”字，贯穿仁与知两者之间。这样又可以看出，急务之外的事情都可以暂缓，关键在于先举措这件事；亲贤之外的人都可以暂缓，关键在于把恩惠推及他们。孟子给后世留下训诫的心意，是多么深远啊！仰惟皇上居于尧、舜的地位，崇尚仁与知的德性，在言语行动之间格外谨慎，在任用和罢黜之间更加明察，使敬天勤民所致力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急务，使任用宰相、尊崇儒者所亲近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贤人。这样，政治昌盛、风俗美善，就可以上比唐虞。臣等实在不胜仰望之至。《尚书》一

译能够彰明大德来亲爱九族。九族已经和睦，便平等而彰明百官百姓。百姓都明白自己的德性，天下各邦便协调和睦。黎民于是改变旧恶，天下达到和谐。这是《尚书·尧典》篇史官记载帝尧放勋事迹的话。“克”是能够，“俊德”是大德。史官说，帝尧是圣人，能够彰明自己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大德，没有一点昏暗；他的德性广大如天，所以说“能够彰明大德”。“亲”是爱，“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这里举近亲来包括远亲，五服内异姓的亲属也包括在内。史官又说，帝尧既能明白自身的大德，又推及这种德性来亲爱九族之人，使长幼各循其序，亲疏各得其所。九族的人自然和睦，没有一个相互争斗，所以说“来亲爱九族”。九族和睦以后，“平”是均平，“章”是彰明，“百姓”是京畿以内的百姓，“昭”就是明达到极点。史官又说，帝尧既使九族相亲和睦，又推及这种德性来均平并彰明京畿百姓。京畿百姓都受到感化而奋发起来，自己彰明所具有的德性，没有一个昏昧不明，所以说“平章百姓”。百姓彰明德性以后，“协和”是和谐到了极点，“万邦”是天下诸侯的国家，“黎民”是黑发的百姓。于是用“雍”字来赞美，也就是和谐的意思。史官又说，帝尧既使京畿百姓都能彰明自己的德性，又推及这种德性来协调和睦天下诸侯之国。天下的黎民都由恶变善，和谐顺从，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化，没有一种风俗不美善，却又使人不知道这变化是怎样形成的。史官特意加上“于”字，表明帝尧具有这样的大德，能使天下人处在春风和气之中；这种神妙的教化难以形容，所以说“协调和睦天下诸侯之国，黎民于是改变旧恶，天下达到和谐”。这是深深地赞叹。先儒朱子说，这一节讲尧把自己的德性由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就是放勋的实际功业。臣考察帝王的德性，有完整的本体，也有广大的作用，具备这两方面才可以谈治理天下。自古圣人中能完整具备这种德性的人，没有比帝尧更盛大的，所以孔子删定《尚书》时把《尧典》列为第一篇。论述帝王的德性，也没有超过这一段的。“克明俊德”就是德性的完整本体；“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就是它的广大作用。帝尧以后，大舜、禹、汤、文、武这些君主，都能完备这种本体和作用的德性，所以他们的治理成效都达到和谐昌盛、太平安泰的境界，确实是有原因的。伟大的皇上在东宫时就受到德性培养，帝王之学向来讲习有素，因此继承大宝以来，使两宫享有崇高的孝敬，使宗室都得到均等的教育和抚养，轻视财货而尊崇德性，扶正压邪，天下人所希望的事情，都依次举措施行。对于天下人所厌恶的事情，大多予以罢除。所谓亲爱九族、均平彰明百姓、协调和睦天下诸侯，已经在这里显露出端倪了。伏愿始终以尧为法，恒久施加不懈怠的功夫，使已经彰明的德性日新又新，使已经施布的恩泽一天比一天深厚。这样，完整本体和广大作用的学问，就不只见于尧，也将在今日重新显现。臣民何其有幸，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二

译爵位只分五等，土地只分三等；设置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职事只任用有才能的人；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只重视饮食、丧葬、祭祀；笃守诚信，彰明正义；尊崇有德者，酬报有功者。这样垂衣拱手，天下自然得到治理。这是《周书·武成篇》史官记载武王政治始末的话。“爵”是封爵，“土”是国土。武王灭商以后，规定封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规定国土，公侯各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各五十里，分为三等。所以说：“爵位只分五等，土地只分三等。”“贤”是有德，“能”是有才。武王建立官制，只任用有德的人，不用不肖之人；分配职务、办理事务，只任用有才的人，不用没有才能的人。所以说：“设置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职事只任用有才能的人。”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之间的五常教化；饮食用来养生，丧葬用来送死，祭祀用来追念祖先。武王对于五教和这三件事都慎重对待，不敢轻忽，以此建立人伦纲纪，敦厚风俗，激发百姓的良心，维持天下的教化。所以说：“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只重视饮食、丧葬、祭祀。事情实在而有内容就是信，事情合乎适宜之处就是义。武王对于一切事情，都务必笃实守信，使天下人不趋向欺诈；又务必彰明义理，使天下人不被利益牵引。” 德，是有德而能够端正君主、改善风俗的人；功，是有功劳而能够治理百姓、抵御外侮的人。武王对于有德者授予官职，使人知道崇尚贤能；对于有功劳者给予赏赐，使人知道勉励忠诚。所以说：“笃守诚信，彰明正义；尊崇有德者，酬报有功者。”垂，是垂下衣裳；拱，是拱手。武王既然按照法度分封，设置官职，使五教修明，饮食、丧葬、祭祀三事得到办理，信义确立，官职和赏罚都施行，各种政事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完成，还有什么需要再做的呢？只须垂衣拱手，天下自然教化流行、风俗美善。所以说：“这样垂衣拱手，天下自然得到治理。”臣考察周代史官叙述武王政治始末，大致就是这样。然而考察孔子称道帝舜，说他以无为而治、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坐，由此可知，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把天下置于至治的方法并没有两样。只是人们知道帝舜端身自持、武王垂衣拱手值得效法，却不知道达到端己垂拱之治并非偶然。帝舜继承尧之后，整治七政，诛除四凶，任命九官十二牧，发布政令、考核功绩，以考察治理官员；使眼目明察、耳目通达，以解决蒙蔽堵塞。他治理天下的制度和忧勤，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功业成就、治理安定以后，才无须再有所作为，所以人们只看见他端己南面而坐。至于武王垂拱，则是在灭商以后；他此前治理天下的忧勤，大概比前面所说的还要多，难道真是无所作为吗？后世的君主不知道圣人先忧勤而后安逸享乐，往往以无为作为借口，放纵耳目去追求享乐，满足心志的欲望，高枕无忧、任意行事，把政权交给不合适的人，以至于招来变乱、加速祸患，足以作为后世的鉴戒。仰惟皇上以圣明睿哲的资质，继承祖宗的统绪，六年来励精图治，重视上天所托付的政务而裁汰冗官，拯救弊坏的风俗而申明教化，多次下诏抚恤百姓，大大革新考核官员的规制，遵循先王的法典；因此笃守诚信、彰明正义更加严格，记录太祖旧日的功勋，因此尊崇有德者、酬报有功者更加厚重，确实有志于实行帝舜、武王的治理。然而近年以来，百姓年成的丰歉，人才的邪正，风俗崇尚的厚薄，政令的宽严，仍不能不牵动圣虑。伏望皇上每天更新圣学，以澄清治理的根本；常常采纳忠言，以匡正治道；慎重爵禄赏赐，不容许贪冒；任用贤能，不受奸邪谗言离间；革除浮薄风气，以忠厚来激励士风；怜悯旱灾蝗灾，以节俭来缓解百姓困苦；不贪图安逸闲暇，只是每天勤勉不懈，远远以武王为目标，向上效法帝舜。这样开始时不免有所作为，最终却可以达到无为而治；以君主一人的忧勤，使天下万方都享受安逸，那么端己垂拱的治理就不只在虞舜、周武时代，而会出现在圣明的今日了。天下臣民实在不胜庆幸。三

译也只有纯粹地扶助、秉持德性，践履而知道上天的威严，才会使文王的德性彰明、显现，蒙受上帝的知闻，从而接受殷所受的天命啊。这是《周书·君奭》篇所说文王得到贤臣而接受天命的事情。“迪知”中的“迪”是践履的意思；“迪见”中的“迪”是开导的意思；“殷”是商后来改用的国号。周成王时，召公告老，周公再三挽留他说：“朝廷不能没有老成之臣。过去商家有伊尹等老成贤臣辅佐商的先王，上天因此专一地佑助商家，多次赐给他们贤才。所有百官以及王臣中地位卑微的人，都能秉持自己的德性，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合乎天理。”文王时也有虢叔等老成贤臣辅佐，上天因此也专一地佑助文王，多次赐给他贤才，就像帮助商家一样。所有百官以及王臣中地位卑微的人，也都能秉持自己的德性，所做的也没有一件不合乎天理。他们践履德性的功夫又都达到极点，切实明白上天的威命，知道商纣有必亡的形势，文王有必兴的道理，便尽心竭力只求光大文王。文王固然具有圣德，这些贤臣仍担心文王有尚未达到的地方，便在左右前后开导启发他，务必使文王的德性显现于上，像太阳一样光明，四方没有一处不在他的照临之中；又覆盖施及下面，广大如天，四方没有一物不在他的福荫之中。因此文王的德性上达而为上天所闻，昊天上帝知道他是具有圣德的人，就把殷家原先接受的天命改交给文王。然而文王当时只是诸侯，到武王才取得天下，为什么说文王接受了殷的天命呢？因为当时人心已经归附文王，天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所任用的老成之臣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武王不过是继承文王的功业罢了。商的先王能够任用老成之臣，所以天命归附他，人心向着他；纣王不能任用老成之臣，所以天命不归附他，人心不向着他。文王能够任用老成之臣，所以天命转而归附他，人心转而向着他。今天召公正应当想到创业守成的艰难，彼此共同辅佐后代君王，怎么可以因为禄位太盛、难以安居，便只求明哲保身，决意退隐呢？臣考察《君奭》一篇，周公的主旨大概以任用老成为核心。老成之人存心极为公正，知道贤才是取得天命、赢得人心的根本。他们在朝廷上常常担心没有人辅佐；有贤臣请求退隐，就苦苦挽留，务求同心协力；有贤臣请求进用，就急切荐举，务求各尽其才。君主如果任用这样的人，天下自然太平，国运自然长久。那些新进而浮薄的人，存心不公，不知道天命的兴亡和人心的向背，只担心在朝廷上不能独断专行。有贤臣请求退隐，他们不但不肯挽留，反而还要排挤；有贤臣请求进用，他们不但不肯荐举，反而还要压制。君主如果任用这样的人，天下怎么能治理，国运怎么能安定？周公恳切挽留召公，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假使当时召公果真决意离去，周公又不肯勉力挽留，那么成王时分陕治理的重任，谁能承担？康王初年托付孤幼君主的使命，谁能担当？后世守成的君主，必定以成王、康王为首，这实在都是召公辅佐的力量和周公勉力挽留的功劳。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天下，任用老成之臣就是第一件事。伏惟皇上凭借睿圣的资质，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继承守护祖宗的事业，不肯轻易舍弃老成之臣；如果能对这一篇反复留意，那么周成王、康王的美德就不必专美于前代，宗庙社稷和百姓将不胜庆贺。四

译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所属官员，以此倡导九州牧伯，使万民富足而成就。六年之内，五服诸侯来朝一次；又过六年，天子于是按时巡守，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分别到方岳朝见，明确地考核黜退和升迁。这是《尚书·周官》篇史官记载成王总命六卿，以及确定朝觐、巡守制度的事情。六卿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属，是六卿的属官。周代每一卿有属官六十九人。牧是九州的长官，因为专门负责养育百姓，所以称为牧。成王说：“冢宰掌管国家政事，统率百官，均平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施行五常之教，教导治理万民；宗伯掌管国家礼典，治理神与人的事务，使上下尊卑各有秩序；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统率六军，平定天下祸乱；司寇掌管国家禁令，穷究诘问奸邪，铲除治理强暴；司空掌管国家土地，使士农工商各得居处，顺应天时，开发地利。”六卿各守职掌，不相互侵越，同时统率所属官员，勉励奖赏勤劳者，振作懈怠者，使政令由内向外通达。九牧各有可以作为法则的对象，便兴起并督促农桑，均平差役，使百姓衣食充足，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由于百姓富足，又申明教化，使百姓兴起礼让之风，不肯犯法。所以说：“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所属官员，以此倡导九州牧伯，使万民富足而成就。” 五服是王畿以外侯、甸、男、采、卫五等诸侯的国家；五等诸侯各自向天子承担职事，所以称为服。制度是朝廷颁布的礼乐法度。天子和诸侯虽有尊卑，但一来一往，礼节没有不相互答复的，因此每六年五服诸侯到京师朝见一次，各自陈述职事。又过六年诸侯再次朝见，合计十二年后，天子便到诸侯所守的地方巡守，考察各国的制度：如果历书所规定的岁时月日有差错，就协调并加以订正；律、度、量、衡不一致，就审定并使之统一；民间所实行的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不一致，就修订彰明，用来端正风俗。一年之中，二月到东岳泰山，东方诸侯来朝；五月到南岳衡山，南方诸侯来朝；八月到西岳华山；十一月到北岳恒山，西方、北方诸侯来朝。诸侯来朝时，考察他们的政绩：勤政安民的，有的提升爵位，有的增加土地；怠慢职守、使百姓受害的，有的削夺爵位，有的削减土地。所以说：“六年五服诸侯来朝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守，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分别到方岳朝见，明确考核黜退和升迁。” 臣考察自古以来，典章法度到了周代最为完备，而《周官》一书，本于有虞氏任命九官、十二牧以及五年巡守、群后四朝的制度，尤其值得效法。秦、汉、唐、宋以来，设置宰相之官，六卿反而成为宰相的属官；又设置藩镇将领，州郡不过承受既成政令，流于末端弊病，终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祸患深重而难以铲除。想要国家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呢？仰惟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以后，斟酌虞、周两代的制度，在内废除宰相，设置六部来仿照六卿；在外革除藩镇，设置十三布政司来仿照十二牧。内外官员都以九年为周期总考核，依据政绩优劣考察；外官三年一次朝觐，大举实行黜陟制度，内外相互承接，体制秩序没有紊乱。留下保守治理的谋略和措施，确实足以施行万世而没有弊病。伏惟皇上凭借最高的智慧，承担守成的责任，早晚忧劳，讲求治道，希望使四海百姓都得到富足成就的效果。臣愚昧地认为，皇祖的训示都在这里，良法美意只要举而行之，关键就在“大明黜陟”这一句话。然而“明”不只是明察，而说“大明”，是表明赏罚应当出于极端公正，哪里是后世把窥察苛察当作明察可比的呢？必须像舜那样明察四方之目，却不专凭自己一人的见解；使四方之耳都通达，却不偏听一个人的言论。这样以后，公正的舆论才能伸张，国家的大政方针才会确定：进用一个人，千万人都会受到鼓励；惩罚一个人，千万人都会感到畏惧。政治何愁不能昌盛，教化何愁不能普遍施行？使美德与虞舜、周代相并，给祖宗增光，确实就在今日。臣等以犬马般的忠诚，实在不胜恳切。五

译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给他们的住宅乡里挂牌表彰；彰明善行，憎恶恶行，为善人树立风声名望。不遵循教训法典的，就使他与善人分别，划开他的井田疆界，使他能够畏惧恶行而仰慕善行。重新规划郊野疆界，谨慎坚固封域守备，以使四海安宁。这是《周书·毕命篇》中康王命毕公治理洛邑、安抚整治殷民的意思。“淑”是行善的人，“慝”是作恶的人，“瘅”解释为憎恨、厌恶。过去周康王命令毕公说：“殷地的顽民已经能够受到感化，依照教训行事，也不必再使用刑罚了。如今你去治理洛邑，只在于劝善惩恶。如果众人之中有一个行善的人，就把他特别表彰出来，让人知道，以劝勉行善；如果有一个作恶的人，就把他挑选出来，让人知道，以警戒作恶。例如十分孝顺父母的人，就在他的门闾上加以表彰，说这是孝子之家，使这种善行显扬。对行善的人加以表彰，对作恶的人加以惩戒，使善人的风节声名高高树立起来，不但当时的人知道，后世的人也知道，长久给人作榜样，这就是表彰善行。如果有不孝不悌的人，不遵从官长的教条，不守朝廷的法度，就斥退他，另行安置，使他的井田疆界不得与善人之家混杂，让他知道畏惧作恶的祸患，仰慕行善的福分，这就是区别恶人的办法。” 康王说：“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给他们的住宅乡里挂牌表彰；彰明善行，憎恶恶行，为善人树立风声名望。不遵循教训法典的，就使他与善人分别，划开他的井田疆界，使他能够畏惧恶行而仰慕善行。”“圻”字与“王畿”的“畿”意义相同。康王命毕公区别所辖地区的闾里，以革除殷民的旧俗，教化整顿王畿地方，以消除殷民的反侧之心。他说：“王畿千里，过去周公、召公经营时，疆域远近、经界等级本来已经规划出了定制，还应当重新申明约束，不要废弛。封域四面有险要阻隔，过去周公、君陈保治整顿时，山川险隘、城池高深，本来已经有确定的防守之处，还应当戒备严整，不要怠忽。何况这是国家根本之地，太平日久，法制容易毁坏，人心容易玩忽；如果能够时时修缮，经常巡视，大概可以使王畿尊严，有备无患。这样将会看见，西方、东方、南方、北方的人都环顾而向内归附，震慑服从威德，安居乐业，共同享受太平。”所以说：“重新规划郊野疆界，谨慎坚固封域守备，以使四海安宁。”臣常因此论说：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把劝善惩恶、修治内部、抵御外患当作急务的。然而这四件事之间又有本末先后，不可不察看。劝善在惩恶之前，修治内部是抵御外患的根本。如果失去适当的措施，治理就无从成功。何况王畿所在之处，尤其应当以宽厚镇静为要。如果不实行宽厚，只专用刑罚；不保持镇静，反而妄自发动战争，就会使人心危险疑惧，这不是求得治理的道路。周代的君臣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惩治恶人，不过是区别他的井田疆界；抵御外侮，不过是谨慎坚固封域守备。因此殷民最终革除过错，周家长久享有国运，实在是君臣忠厚教化和保治整顿的功劳造成的。后世如秦、隋之际，往往用严刑重罚虐待国内，穷兵黩武对付外族，终于走向危亡，史书中有明确的鉴戒。至于汉、唐、宋的盛世，能够知道以周代为法的，有时也只达到小康；不知道以周代为法的，也多达到不能治理。考察其始末，都不足以与周代相比。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定制以来，历代圣君继承统绪，谨慎遵守成规。皇上伟大地继承先烈，越发笃实。天下享受忠厚教化、保治整顿的功效，也已经很久了。伏望皇上对于劝善惩恶的制度，更加审察先后是否适宜；对于修治内部、抵御外患的功业，更加严格区分本末次序。奖赏贤能，慎用刑罚，劝善就是惩恶；谨慎边防，体恤百姓隐忧，修治内部就是抵御外患。使善行不断增长，使恶行逐渐减少，朝廷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皇上的心意，就是周代圣王的心意；今日的治理，就是周代太平和谐的治理。宗庙社稷幸甚，四海幸甚。《春秋》一

译荆国人来聘问。这是鲁庄公二十三年的事情，是楚国同中原交往的开始。诸侯之间互相往来、缔结友好，称为聘问。“荆”是地名，就是今天的荆州，是楚国受封的国家。考察楚国的先世，本来对周王室有功，受封为子爵。到了周代衰微时，楚国僭越称王，态度傲慢而不恭敬。孔子编作《春秋》，尊崇周王而排斥楚国，所以贬低楚国，不写“楚”，只写“荆”，把它当作夷狄之国。又考察《春秋》，凡诸侯到邻国聘问，必先写其国号；所派的使臣，有时写名字，有时写字，有时写官职。现在楚子派人来鲁国聘问，《春秋》只写“荆人来聘”，虽然没有把楚国当作列国对待，却进一步称其使者为“人”，为什么反而对他有所提升呢？因为聘问是列国诸侯往来的礼节，楚国作为南方蛮夷之国，知道鲁国是周公之后、享有声望的国家，首先派使者来通好聘问。圣人乐于与人为善，所以采用这样的书法。臣考察《春秋》一书，最为谨慎地辨别内外：凡中原国家改变而成为荆蛮的，叛乱就惩罚其不敬，以刑法威慑；来归附就嘉奖其仰慕义理，以礼相待。因此近处的人安定，远处的人服从。圣人的心，实在与天地的心相同。然而荆蛮之人的心思，却常常借礼仪来施行欺诈。比如楚子在尚未聘问鲁国以前的四五年间，曾经攻破蔡国并俘虏蔡君，进入蔡国境内横行，势力逐渐逼近中原。一天派使者来鲁国聘问，他的心难道真是看重鲁国吗？恐怕只是想施展远交近攻的策略罢了。既然聘问鲁国之后，认为楚国真心仰慕王化，并且与鲁国这个大国交好，那么就应当畏惧义理、收敛兵力，不敢萌生犯上作乱的举动才是。可是没有过多久，就有了攻打郑国的军队和窥伺郑国的谋划，其真实意图更加无法掩饰。所幸鲁庄公不顾一次聘问的私情，而联合齐国、宋国抵御楚国，实在足以申明内亲邻国、外拒楚国的义理。所以圣人虽然记载楚国来聘，却尤其赞许鲁国救援郑国。中原因为受到荆蛮影响而改变，《春秋》尚且如此谨慎对待，何况完全属于荆蛮的国家呢？由此看来，中原对待荆蛮，固然不可没有真诚的防备，更不可没有周密的准备。考察楚国的事情，大概就可以看到了。伏望皇上想到孔子作经的旨意，严格加强边疆防守，虽然朝廷的谋划已经充足，也应更加广泛地招纳群策；虽然中原没有事变，也应更加整顿六军。这样将会看到远方的苗民前来归附，德行与虞舜相同；小规模征伐玁狁，功业超过周宣王；四民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一代处于雍熙泰和的治理之中。臣下这片如犬马报主般的心情，实在抑制不住深切的诚意。二 楚国的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这是《春秋》记载鲁僖公四年齐桓公攻打楚国的事情。屈完是楚国的大夫；“师”是军队驻扎的地方；召陵是地名。楚国的先祖受封为子爵，原本是周朝的异姓诸侯；传到春秋时期，竟僭越称王、贪婪暴虐，几乎同化外之地一样，中原诸侯没有谁敢与它抗衡。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以后，就在这一年亲自会合鲁僖公以及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诸侯的军队，准备讨伐楚国的罪行。因为蔡国是周文王的后代，却反而同楚国结党，齐军先用奇兵侵袭蔡国，蔡人四散败逃，于是又出兵攻打楚国。楚子派人询问齐国来攻伐的原因，管仲回答说：“我国先君太公接受周天子的命令，获得专门征伐的权力。你们楚国进贡祭祀用的包茅没有送到，不能供给王室祭祀；而且周昭王南巡后没有回来，所以我们来追究你的罪过。”楚人回答说：“包茅没有进贡，是楚国的罪过。昭王没有回来，请您到水边去询问吧。”桓公见楚国不服，就进军驻扎在陉地。于是楚子派大夫屈完到军中来结盟。桓公随后退军驻扎在召陵，把诸侯的军队大规模陈列出来，对屈完说：“诸侯跟随齐国，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重续我先君太公同诸侯的友好关系。现在楚国如果能同我恢复友好，怎么样？” 屈完回答说：“这是我们楚君所希望的。”桓公又说：“凭借这些诸侯的众多军队同你们交战，还有什么战争不能取胜？凭借这些诸侯攻打城池，还有什么城池不能攻克？”屈完又回答说：“您如果用德行来怀柔诸侯，谁敢不服？如果用武力来控制他们，那么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即使诸侯军队众多，也没有地方可以用得上它们。”于是桓公以礼相待屈完，让他在召陵同诸侯结盟，然后退兵。孔子作《春秋》，记载说：“楚国的屈完来军中结盟。”楚国大夫到这时才开始记载他的姓名，并说“来盟”，是赞许楚国能够服从义理。又说“在召陵结盟”，是排列并彰显桓公攘除楚国的功劳。从这里可以看出，齐国军队虽然强大，桓公却能按照法度使用它而不施暴；楚人已经服从，桓公又能以礼节屈己待人而不骄傲，差不多可以称为王者的军队。所以《春秋》所记载的诸侯会盟，在这里最为盛大。臣曾因此考察，桓公之所以能够震慑楚国的强大势力，使它不敢在中原肆意妄为，大体都是管仲的功劳。管仲辅佐齐国，必定先养育百姓，使国家富强；训练军队，使军队懂得义理；等到可以出兵的时候，才辅助桓公率领诸侯纠正楚国的罪行并讨伐它，果然使楚国君臣震恐畏惧，来请求结盟都来不及。桓公于是退兵驻扎，答应同楚国缔结盟约，不肯轻易滥用兵力、让刀刃沾血而轻视百姓的性命，能够这样做。孔子所说的“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承受他的恩惠，难道不是桓公任用管仲、修治国内而攘除外患的明显成效吗？可惜管仲不懂圣贤大学之道，他辅佐桓公，只能攘除楚国并纠正楚国不进贡的罪过，最终却不能使桓公不擅自掌握天子征伐的权力，反而成为罪过的根源。因此孔子又讥刺他的器量狭小，曾西也鄙薄他的功业低劣。然而同汉、唐以来那些辅佐君主却使国内空虚、攻打外部而不顾惜百姓和国家的人相比，他们又成了管仲的罪人。伏望皇上圣学高明，朝廷谋略宏大深远，体会孔子作《春秋》的旨意，想到攘除外患必须以治理内部为基础，爱护养育百姓，振奋发扬威武，那么九州都会归心，乐享盛世熙熙的教化；万国都会叩首，仰望皇上赫赫的威严。天下臣民无不感到庆幸。《通鉴纲目》一

译任命张释之为廷尉。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文帝任用刑官贤能之人的事情。张释之是文帝的臣子，廷尉是掌管刑狱的官，所掌管的事务就是如今三法司所掌管的事务。古代法制简略，只设置廷尉一官，专门审理刑狱。起初，张释之任谒者仆射，官职是随侍文帝游幸上林苑。文帝问上林尉所饲养的禽兽怎么样，上林尉不能回答，有个啬夫小官代替上林尉回答得十分详细。文帝喜欢他的口才，命张释之传旨，升任他为上林令。张释之不肯执行，于是问文帝说：“高祖在世时，大臣有周勃、张相如，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文帝说：“他们是有德行的长者。”张释之说：“他们两人每次上奏事情时，都像不善于说话一样，什么时候曾经像啬夫这样喋喋不休、逞强辩口呢？况且秦朝任用刀笔吏，专门追求严苛刻薄，逞露口才辩说，只求搜寻别人的罪过，没有恻隐之心，以致君主完全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遭受亡国的灾祸。如今又因为能说会道而升官，我担心天下会以此为风气，不能不谨慎。”文帝认为张释之说得对，收回诏令不再执行，命张释之为公交车令，又任命为中大夫，随后晋升为廷尉，让他平决天下的刑狱。有一天，文帝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在桥下奔走，惊吓了文帝所乘的马，被捕送到廷尉那里。文帝询问张释之，张释之上奏说：“触犯皇帝车驾的人，应当判处罚金赎罪。”文帝大怒，不接受这个判决，想加重他的罪。张释之说，法律必须符合天下共同的公道，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廷尉的职责就是掌握天下的公平；如果不应当判重罪却给他定重罪，就是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假如法律不能取信于民，而根据君主的喜怒来决定刑罚轻重，那么百姓将会手足无措，怎么能够做到呢？”文帝思考了他的话很久，才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奏议。后来又有人盗取高祖庙中的玉环，张释之上奏应当判处死罪。文帝又大怒，说：“盗贼偷了先帝庙中的器物，我想诛灭他的全族，如今你的奏议只诛杀一人，不是我用来敬奉宗庙的意思。”张释之摘下帽子谢罪，说：“朝廷的法度只能判到这种程度。现在偷盗宗庙的器物就诛灭全族，假如愚民取长陵一抔土，又要用什么法律来治他的罪呢？”文帝的怒气消解了，也采纳了他的奏议。张释之任廷尉，只知道朝廷的法律应当符合公道，不随从君主的喜怒，所以天下人都称没有冤民，可以说真正尽到了刑官的职责。宋儒朱子特意在《纲目》《通鉴》中大书其纲领，详细记载这件事：一方面用来说明文帝能够任用忠厚之人，是汉代贤明的君主；另一方面用来说明张释之能够辅成宽仁的治理，是汉代的良臣，所以他的书法这样加以褒美。臣恭谨考察：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帝王不得已才使用它；但刑罚的施用实际上都出自上天的讨伐，有罪之人也不是帝王可以私自处置的。考察《尚书》，虞舜任命皋陶时说：“期望凭借我的治理达到刑罚，期望达到没有刑罚。”周武王任用苏公时，周公称许他说：“恭敬地慎重处理你的狱讼，以使我们的王国长久。”两位君主能够委任合适的人，所以在下能够服从民心，在上能够符合天道。虞、周的治理有雍熙泰和的盛况，实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太祖高皇帝以仁德替代暴政而拥有天下，已经在《大明律》中制定一代的制度，兼顾通行的人情与法理，又在《皇明祖训》中禁止法律之外的刑罚，把它作为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根本，确实可以传给万世而不改变。仰望皇上自从继承帝位以来，恩威并施，谨慎遵守成法；宽恤的诏令不因对象疏远而有所遗漏，放逐和诛杀的刑罚不因侥幸而得到免除；罢免贪婪残暴的选官，洗雪正直之人受到的诬陷。不必等张释之详细审议，文帝就能表现出宽仁；不必等张释之当廷争辩，文帝就能表现出明察，民心喜悦归服，朝政清明，确实有前代不能相比之处。尤其希望皇上想到百姓生命的重大，告诫掌管刑狱的官员：判一个人的刑罚，必须体察上天爱护生命的心；议定一项刑罚，必须符合天下最公正的意见。继承虞、周君臣共同达到治理的美盛局面，使文帝相形见绌，这样或许能形成刑罚置而不用的风气；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二

译下诏讨论贡举法。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孝章皇帝下诏让百官商议荐举人才的事情，发生在元和元年夏六月。当时，上书陈述意见的人大多说，各地郡国荐举人才都不考察他们功劳品行的优劣，所以在任官员都懈怠而不谨慎，所办理的事务大多废弛不振，于是孝章皇帝下诏让百官集体议论。当时朝廷大臣韦彪上书说：“国家以简拔任用贤才为要务，贤才应当把孝行放在首位，所以寻求忠臣必须到孝子之中去。况且人的才干和品行很少能够兼备，孔子说过：‘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就很优秀，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人才难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忠孝之人存心厚重，严酷之人存心刻薄；君主任官，应当选取有才干、有品行的人，不能专门任用功臣旧臣和他们的子弟。然而最要紧的仍在于选任二千石官员，凡是郡守一类、年俸二千石的官员，都有资格荐举人才。如果二千石官员任用得当，那么他们所荐举的人就没有不得当的了。”韦彪又上书说：“天下政务的机要全在尚书一职。近来尚书缺人，多从郎官中提升任用；他们虽然熟悉法律、长于应对，但不过凭小聪明办事，大多没有真正的才干和德行。” 从前文帝听从张释之的话，不任用啬夫那样能说会道的小人，而深深思念周勃那样厚重而少文饰、具有安定社稷功劳的人，应该以此作为准则。”孝章皇帝读到韦彪的奏言后，全部赞许并采纳了。宋儒朱子在《通鉴》中，特意在纲领中写“诏议贡举法”，并在目中详细记载韦彪的话，用来说明章帝能够采纳善言，把求取人才看作重要之事，可以说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臣认为，自古君主无不由于任用贤才而达到治理，也无不由于任用不称职的人才而导致混乱。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盛世，有一类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大臣，专门荐举君子来弥补君主的不足；三代以后衰乱时代，有一类导致国家混乱的大臣，专门荐举小人来巩固自己的宠禄。人才贤能与否关系国家的治乱，考察经典训诫，鉴戒十分明显。汉章帝下明诏来革除荐举的弊端，听到正直的言论而掌握荐举的要领，当时这位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也可以说十分难得。然而臣反复考察韦彪的话，其中有三点：第一，希望荐举人才时先看德行，后看才智；第二，希望郡守称职，以清理外部荐举流弊；第三，希望尚书任用得人，以端正内部荐举的根本。这三点确实都是名言，不仅当时可以实行，即使万世也可以实行。伏望皇上鉴察帝王谋求治理的艰难，体会祖宗传承基业的重大。任用人才时，有时广泛采纳公论，有时由皇帝亲自裁定。任用和罢黜一经实行，士人的风气就会大为改变。如果能够从章帝采纳善言、重视求取人才的事情中有所取法，就请反复思考这些主张。讨论贡举的法制，堵塞侥幸进身的门路，务必寻求才干和品行兼备的人，以成就内外没有止境的治理。那么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盛况，就会出现在今天。伏乞圣明留意。《篁墩文集》卷八 ●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九 （明）程敏政撰 ○制策

译皇帝制诏说：“我想到古代帝王治理国家，方法也有很多。然而其中有纲领，也有条目。必须纲领端正，众多条目才能都得到施行。像唐尧、虞舜的治理，大纲固然没有不端正的，不知道各种具体事务是否也都完全施行了呢？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法制逐渐完备，应该是大纲端正、万事都得到治理了，能够逐一指出事实来说明吗？有人说汉代大纲端正，唐代具体事务都得到施行，宋代大纲也端正，但具体事务还没有全部施行。不知道宋代没有端正的是什么纲领？没有施行的是什么条目？已经端正和已经施行的纲目，可以全部说出来吗？我太祖、太宗以来治理国家，大纲没有不端正的，万事没有不施行的，本来已经不异于古代帝王的治理，也可以详细说出来吗？我继承大统以来，早晚勤勉不懈，只希望端正大纲、施行万目，使上面人伦明白，下面风俗淳厚，百姓富足而没有失去安居之所的忧虑，四夷宾服而没有阻碍教化的祸患，海内海外都安乐和谐，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同古代帝王媲美。究竟实行什么才可以做到？一定有其中的关键。各位士子学习知识以等待任用，对于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已经讲习得很熟了，请在篇章中明确写出，不要空泛，不要简略。我将亲自阅览。” 臣回答说：臣听《中庸》说：“凡是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常道；实行它们的道理只有一个。”这个“一”就是诚。用它来修养自身，就可以端正天下的大纲；用它来治理国家，就可以施行天下的万目。尧、舜之所以成为帝，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王，完全在于这个诚而已。诚是多么伟大啊！它源自人的天性，对人来说贯通万古而不止息，施行于四海而都可作为准则。人伦离开它就无从彰明，风俗离开它就无从淳厚，养育百姓离开它就无所凭借而达到富庶，抵御夷狄离开它就无所凭借而使他们全部宾服。天下的道理虽然很多，但要说操持简约而制约广泛，没有超过“诚”这一句话的。难道可以把它看作迂阔而不急迫的言论，另去寻求新奇可喜的说法吗？伏望皇帝陛下继承大统以来，已经一年了。您轻视财货、尊崇德行，想着保存这种诚而不掺杂；制定治理方略、保卫国家，也想着守住这种诚而不越轨。内有圣母太后日夜切实教导，外有执政大臣勤勉地左右辅佐。能够超越三代、赶上五帝，光耀前代、造福后世，大概都以此为基础。然而陛下仍然体察大道、谦逊自守，不自满自夸；想到太祖创业的艰难，历代圣君守成的不易，首先召见臣等到朝廷，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想要同往昔圣人媲美，增光祖宗。陛下谋求治理国家的心，可以说是十分坚定了。然而臣私下思考，开设盛大的科举、策问众多士子，是祖宗以来相沿已久的制度；不知道今天陛下的意思，姑且只是遵循历朝旧典，作为日后故事而已吗？还是确实想广泛询问众人的意见，搜尽群臣的情怀，以求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实在愚昧，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用意。但臣幼年求学、壮年实行的志向，既然从圣经贤传中获得，怎么敢不专心致志、倾尽胸中所学，以符合陛下深切的心意，完成明诏呢？臣听说治理天下有根本，即大纲；有枝末，即万目。大纲不端正，治理之道就不纯粹；万目不施行，治理之法就不完备。然而大纲是端正还是不端正，万目是施行还是遗漏，都取决于君主这一颗心是否真诚。臣曾考察唐尧、虞舜时代，尧帝钦明文思，确实把握中道；舜帝深沉睿智、文明有德，确实遵行自己的德行。尧、舜的德行，同样都是一个诚字。所以他们使九族和睦有序，公族亲近和美；把两个女儿下嫁，闺门礼仪庄重严肃。对内侍奉顽固的父亲，保持戒惧敬慎的诚心；对外安抚傲慢的弟弟，尽到孝友和睦的治理。他们的大纲端正，就像泰山磐石的根基一样牢固，形势尊严安稳而不可动摇。于是近处有百揆、四岳在朝廷内辅佐；远方有州牧、侯伯，在外承宣布政；命羲和掌管历法天象，于是敬天勤民的事业都得到施行；命夷、夔掌管礼乐，于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得以彰明。各种政务都兴盛，府政确实得到治理，那么各方面的事务也就没有不能举措得当的了。臣曾考察三代之时，只有每天勤勉不懈，努力修养大德；处处谨慎小心，即使细小的行为也加以自持。禹、汤、文王、武王同样以诚心行事，所以人伦常道得以有序，文德教化遍及四海，人的纲纪开始修明，天子的命令施行于天下九州。后妃有《关雎》所称的幽闲贞淑之德，公族有《麟趾》所称的诚信敦厚之风。他们大纲的端正，如同长河大川的源头深远；其流布延展，绵延不尽。于是制定典章法则以遗留给子孙，连钧、石这样的衡量标准也无不完备；制定官府刑法来警戒在位者，对于风俗过失的告诫尤其严厉。《六典》《八法》的制度，没有一项不完备；五礼、六乐的法则，没有一项不周全。这样，各方面的事务也就没有不能举措得当的了。大概二帝三王的德行，纯粹出于诚心，所以能够端正大纲、举措各项事务，达到雍和兴盛、天下太平的治理境界，其卓越程度是后世所不能相比的。汉高帝杀义帝，使君臣之义得以彰明；尊奉太公，使父子之间的伦常得以端正；分封同姓诸侯，使他们拥有连城之地，并不是偏私，而是为了厚待周王室的亲族；用太牢祭祀孔子，并不是过分，而是为了尊崇圣人之道。他的大纲端正，也很值得称美。然而汉代制定礼制多沿袭秦制，施用于朝廷的只是绵蕞般的简陋仪式；制作乐章不考察古制，演奏于郊庙的只是赵、代之地的歌谣。制定律令，却使八刑纠治百姓的法度毁坏；申明军法，却使九伐匡正邦国的意旨泯灭。设置官职没有制度，太尉、御史的地位竟与三公并列；养育百姓没有法度，闾里右族的强宗大姓势力膨胀，田地有的连成阡陌。正因此，世代相承，德化不纯，各项事务也没有完全举措得当。其所以没有完全做到，是因为没有穷究诚心的作用，而掺杂了霸道。唐太宗制定府兵制度，使农民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建立世业之法，使百姓没有土地兼并的忧患。用租庸制度役使百姓，使农民有固定的产业；用职事任用官员，使官职不成为空名。他使各项事务得到举措，也值得嘉许。然而胁迫父亲而起兵，使君臣之义发生乖离；逼迫父亲传位，使父子之道有所亏缺；在宫门前相互厮杀，使兄弟之情淡薄；在后宫聚集淫乱，使夫妇之伦紊乱。羡慕和亲的利益，把贵主嫁给■〈辶段〉方，因此夫妻并非匹配；

译舍弃天子的尊号，却在万国之中称可汗，这是名号不正。因此子孙相继，惭愧有德不足的地方很多，而根本大纲没有端正。其所以没有端正，是因为没有完全认识诚心的根本，而掺杂了功利。宋太祖开创基业，以仁义建立国家，遵守母亲的训诫而不违背金匮之盟，可以看出他的孝敬慈爱；他后来把神器之重传给晋王，可以看出他的友爱；家法端正，宫闱中的丑事没有听闻；传位授受最为明白，没有逼迫夺取的祸患；敞开各道宫门，使君心应当端正的道理得以觉悟，大概是与正心之学相契合；偶然读到《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感叹法网过于严密，大概是领会了敬慎用刑的旨意。然而宋朝的大纲，似乎无愧于三代，而法制反而比汉、唐有所不足；用诗赋、记诵来选求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用科举名次和资历来排列官位，却没有官府考核试验的办法；选拔宿卫，不能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习俗；教育宗室，不能合乎先王亲疏、隆杀的适宜原则；国家财政困于空虚，军队威势又忧虑不能振作。它各项事务没有完全举措得当，难道不是因为徒然从事浮华文饰，而没有获得诚心的道理吗？即使如此，汉、宋的大纲虽然可以说已经端正，但汉代因宠爱而引发人彘之祸，宋代因争夺而有废后的过失，又哪里能深入探究诚心的根本，大纲难道真的完全端正了吗？唐代各项事务虽然可以说已经举措得当，但礼乐经过议论却不能兴起，封建制度经过讲求却不能实行，又哪里能真正完全认识诚心的作用，各项事务难道真的完全举措得当了吗？由此看来，汉代把王道与霸道杂用，唐代身居华夏却采用夷狄之法，宋代的文治浮于实际功效之上；这些君主的德行只达到小有成就，治理的功效不能赶上上古盛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诚与虚伪之间的差别罢了！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凭借勇敢和智慧的资质，足以与成汤相匹配；宽厚仁慈的气度，远远超过汉高祖；在群盗掠夺骚扰之际取得天下土地，在统一安定的初期恢复人的纲纪；追尊先世帝号，是周武王尊亲的孝行；分封诸王，是帝尧亲睦族人的仁德；建立学校来彰明人伦，端正祭祀典制来杜绝虚妄；后妃不得干预政事，外戚不得掌握权力，他的大纲已经端正；设置屯田、安排守备，使内外相互承接；排列爵位、建立官制，使体统不紊乱；律令有确定的条文，使人容易遵守；田赋有确定的制度，使百姓便于运输缴纳；朝觐、会同的礼仪，灿然如同成周的大典；黜陟、考课的法则，确凿如同盛古的宏大规制；他的各项事务已经举措得当。然而考察圣德所达到的境界、治理功效所达到的极致，确实与二帝三王树立诚心、通达根本的旨意相合，所以能够如此盛大而长久地端正大纲、举措各项事务！此后，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发扬扩展宏大基业，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大力承继伟大功业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胜过有宋，并追踪唐虞三代，全都因为遵守我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没有谁敢违背。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之初，在两宫尊崇大孝，在九族中笃行至仁；亲临经筵以继续光明圣学，亲自处理政务以延揽英才，确实有志于端正大纲、举措万事。况且儒道是用来彰明人伦的，陛下临幸太学以尊重儒道，那么人伦应当没有不明白的；教化是用来敦厚风俗的，陛下建立皇极以敦厚教化，那么风俗应当没有不敦厚的。亲自耕种籍田，并下令减免租税；多次发放内库财物，施行赈济借贷的恩惠，百姓应当富足，不会有失去生计的忧虑。讲习武事、训练士卒，多次发布戒严诏令；出兵命将，务求取得凯旋报功，四方夷狄应当宾服，不会有乘机抗拒教化的忧患。然而人伦还没有完全明白，风俗还没有完全敦厚，百姓仍有啼饥号寒的痛苦，四方夷狄仍有乘机犯上作乱的忧虑，难道是陛下的诚心还没有完全尽到吗？臣请为陛下说明：人伦不明，是由于学校政教废弛。如今虽然有督理学校的官员，却只是领取廪禄，坐等调任；虽然有主管教化的职务，却以侥幸求进、苟且求成，不再自我振作，以至于做士人的把同流合污看作常情，把诋毁好学修身的人当作求取名誉，天下茫然不知儒道是可以遵循的。陛下如果真能让品行端正、言论正直的人担任兴办学校的责任，精选国学学生以清理根本，严格考核郡县贡士以堵塞流弊，彻底扫除往日因循沿袭的弊病，明确向天下显示应当趋向的方向，那么人们将知道知耻而崇尚义，人伦哪里会有不明白的呢？风俗不敦厚，是由于士人的习气不端正。况且互相馈赠财物、往来请托的人得到进用，而没有写信托请政府者有时竟至于被排斥；有左右近臣预先替他引荐的人得到升用，而同乡不求见者有时竟至于被罢职遣归，以至于士大夫中端正自持的人被疏远，阿谀取悦的人得志，天下随波逐流，不知道名节是值得看重的。陛下如果真能让正直刚明的人主持铨选部门，精心拣选候补官中的庸人，不要采取姑息态度；严格考察外任官员的不称职，不要采取模棱两可的办法；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加重奔走竞争者所受的惩罚，那么人们将收敛浮华而趋向实际，风俗哪里会有不敦厚的呢？百姓不能不安定，而使他们安定，关键在于守令。如今的守令，不是国学中因循守旧的人，就是铨曹中沉沦无为的士人；考察他们平日未能遂愿的心思，便在今天任职时放纵可以施为的势力，把巧取百姓财物当作良策，把按期办理文书簿册当作能事。像这样却想求得百姓没有失去生计的忧虑，是从来没有的。臣希望陛下恢复十科荐士的制度，不要把任用大权专门掌握在铨曹手中；举用八柄以驾驭臣下的制度，不要把它的施行限制在资格上。对有循良政绩的人特别褒奖，对犯贪污罪的人实行连坐。这样将会看到守令都是贤能之才，百姓也不难达到富庶。夷狄不能不抵御，而抵御他们，关键在于将帅。如今的将帅，不是勋戚之家的人，就是凭恩荫承袭的子弟；把征敛侵夺作为职业，把搜查阅兵、训练军队视为忌讳。闲居时便凭借关系求进，事情失败后世袭禄位仍然保留。像这样却希望四方夷狄没有抗拒教化的忧虑，是从来没有的。臣希望陛下，儒生可以担任将帅的，就授予他兵权，不要因为是儒生而拘束于行伍出身；可以任用的，就授予他边疆军政的重任，不要因为出身行伍而限制他。有功立即奖赏，不因关系疏远而有所遗漏；有罪立即罢黜，不因亲近显贵而侥幸免除。这样将会看到将帅大臣都是贤良之士，四方夷狄也不难宾服。然而这几件事，终究只看陛下这颗心的诚意究竟如何。

译然而想求得内心的诚意，不能不致力于帝王之学。穷究事物以获得知识，是为了彰明这种诚意；使意念诚实、端正内心，是为了实践这种诚意。淫靡的声音和美色，足以荡乱这种诚意。臣希望陛下斥退声色而不亲近；琼宫瑶台足以动摇这种诚意，臣希望陛下停止营造土木工程；驰骋射猎，是迷惑这种诚意的毒害，臣希望陛下加以戒慎；游乐田猎、珍禽奇兽，是伤害这种诚意的稂莠，臣希望陛下加以戒绝。对于自己的爱好和崇尚，陛下应当谨慎；对于忠诚耿直的言论，陛下不要因为它违逆心意就拒绝，这正是保全这种诚意的方法。对于阿谀奉承的言论，陛下不要因为它顺合心意就听从，恐怕它会从中妨害这种诚意。在讲习授受之间使它成熟，在面对上天和君主之时使它严肃，在虚静之中培养它，在纷扰之际保存它。用它来修养自身，用它来治理天下，大纲还忧虑不能端正吗？各项事务还忧虑不能举措得当吗？由此增光祖宗，与前代圣人相媲美，使四海内外如沐春风、达到太平和谐；重华之德、丕承之功，不在舜、武王，而将在陛下身上了。陛下询问臣的策略，臣已经在上面逐条陈述；但臣在文章末尾还有话要献给陛下。希望陛下端正内心，以此建立天下的大根本，使这种诚意坚定于内；独自决断，以此收拢天下的大权，使这种诚意彰显于外。这两方面都做到极致，内外一同修治，那么大纲的端正、各项事务的举措，都不能超出陛下意向所到之处。古代的君主，对于这颗内心有时不能自行端正，那么必定有异端之徒进到面前诱导他。因此《大学》说，内心端正以后自身才能修养，家庭才能整齐，国家才能治理，天下才能太平；董仲舒说，君主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那么四方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臣希望陛下以敬慎使内心正直，想到这颗心不能放纵，并操持它，使它通过学问、思考、辨析而在实践中笃定，那么所见所闻、所说所做无不合乎天理，外在欲望就不能夺走它。古代的君主，对于权力有时不能自行收拢，那么必定有亲近熟习的臣子在旁窥伺而窃取它。因此《洪范》说，只有君主能够施行福赏和威刑；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臣希望陛下以义理端正外在行为，想到这种权力不能转移，并收拢它，使其通过形迹彰显、行动变化而达到教化的境界，那么庆赏、刑罚都出于最公正的裁断，邪气就不能干犯。这样，大纲自然端正，各项事务自然举措得当，圣德的本体完备，圣智的作用周全。那些只是端坐玄默来求所谓端正内心，侵夺官权、自行专断来求所谓独断的人，哪里足以参与到这种境界中呢？由此可见，“诚”这一字，本来就是圣德的始终，而端正内心、独自决断这两件事尤其是圣治的切要之处。大概敬与义相互扶持，径直上达天德；达到天德，也就是真诚了。这就是臣把言辞写得繁多而不加删减，为陛下竭力说明的原因。即使如此，孟子说：“不真诚，就没有能够感动别人的。”程颐说：“一旦有不诚，其他九项就都是虚文。”那么想求得天下的治理，端正大纲而举措万事，舍弃这个道理还能从哪里施展力量呢？臣的学问不足以考察古事，才干不足以应对变化；但所说的话一定以道为根本，不敢放肆地发表浅近之说；所陈述的事情一定切合实际，不敢过分采用矫激之谈。希望陛下留心听取并采纳，臣就非常幸运了。臣谨此对答。《篁墩文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十。（明）程敏政编撰。奏议、表、策问。奏请回乡省亲。左春坊左谕德臣程敏政谨慎上奏，为陈述实情、乞求恩准回乡省亲之事。臣原籍是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户籍隶属直隶沈阳中屯卫。臣由进士授官为翰林院编修，历次升任现职。臣私下想到，父亲程信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母亲林氏，都在原籍居住。臣自授官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一向因为编纂修订史书、在经筵进讲，以及随侍东宫殿下讲读，不敢谈及私事；又没有在外办公的差使，可以顺路回乡省视。不料今年七月初六日，弟弟敏行正在家中侍奉双亲，却因病去世。臣的父母都已年过六十，突然遭遇这一变故，必定难以承受。因此披露内心实情，仰冒天听。伏望皇上怜悯臣的哀痛恳求，容许臣请假回乡，稍尽父子、兄弟之情。省视慰问完毕后，臣将按照期限前来供职，以图补报圣恩，那么臣全家无论生死都感戴圣恩至极。臣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上闻。伏候皇上敕旨。成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左春坊左谕德臣程敏政。本月二十日，通政司官在奉天门奏报，奉圣旨准许他回去，给予脚力，命令他赶紧回来。有关衙门知道此事，钦此。奏请服满丧制。守丧期间任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臣程敏政上奏，为乞求恩准服满丧制之事。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臣本府官员奉巡抚官的文书，得知吏部咨文中说：内阁大臣因编纂书籍，上奏获准起复，臣任副总裁官，催促臣起程。臣听到命令后，惊惧不安，立即向着宫阙谢恩完毕。伏念臣自前些年遭逢母亲丧事以来，承蒙皇上派官谕祭、赐予葬地，发给驿站供给使臣还乡，这天地般的恩德，没有办法报答。何况如今编纂书籍，正是臣的职责。但臣的服丧期限尚未结束，身处哀痛忧伤之中，无法前去效力。伏望皇上怜悯，允许臣服满丧制；至于前来担任总裁的副职，实非臣所敢当。分馆所负责修撰的部分，臣愿竭尽驽钝之才。臣惶恐陨越，等待处分，至为不安，特命家人亲自携带奏本具奏上闻。伏候皇上敕旨。奏请考核订正祭祀典制。

译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臣程敏政谨慎上奏，为考核订正祭祀典制之事。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重视祭祀典制，这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并把教化流传后世，使人心趋于善良。因此，有功德于一时的人，只在当时祭祀，改朝换代便停止；有功德于一方的人，只在一方祭祀，越过境界便停止。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想借此劝勉一时、作为一方的范式，也不敢轻率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对万世都有功德，天下祭祀他，万世祭祀他，那么在他的庙庭之间陪享、侑食的人，难道可以苟且而已吗？必须是文德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称、对圣人门下有功而又不为公众舆论所指责的人，才大概足以符合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的意思。如果陪享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岂只是先师在上临视、神灵不肯顾视享用祭品？还将使掌握典章、作为模范的人不知道应当教什么，做弟子的人不知道应当学什么；世间教化不能彰明，人心不能趋善。这种关系通达天下并施及后世，哪里只是当时一方之事可以相比的呢？近来言官想把文庙中陪祀诸贤里有罪的人排除出去，皇帝下诏令礼部召集议论，臣愚昧，也列在参与议论的人中。我怀疑他们所说的还不够全面，而议论者相持不下，害怕有所变更。臣查考书籍、以自己的内心揣度，不敢妄自制造异同，谨慎地逐条陈述，冒昧上达圣上览阅。伏乞皇上大力彰明圣人的文教谋略，主持这一道统，仍然交付礼部普遍召集议论，采纳后施行；彻底洗刷前代相沿成习的陋弊，永远作为百代可以遵循的典制，使世间教化得到兴起的益处，使人心趋向公正，这对于治理之道并非没有补益。谨此具奏上闻。一、唐贞观二十一年，才开始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于孔子庙庭。大概当时圣学不明，议论者没有见识，拘泥于旧有注疏，认为祭祀先师，就像《诗经》有毛公、《礼经》有髙堂生、《尚书》有伏生之类，于是把专门训诂之学视为得到圣道的传承，又把马融等人一并列入。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实在不能不考察其施行的得失以及道理是否正确，在大明有道的时代加以厘正。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隲征召，任秘书，历任官职至南郡太守，因贪污混浊被免官，受髡刑流徙朔方，自己刺颈自杀却未死；又不拘守儒者的操行，前期教授门生，后期却罗列女乐；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为正直之士所羞耻。由此看来，各种丑行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五经也因此蒙受玷污。后世竟因为他空洞的言论，称他为经学大师，让他陪坐在孔子庙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刘向起初因进献辞赋而被进用，喜好诵读神仙方术，曾上书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试验没有成功，交给司法官论死；他的兄长阳城侯救了他，才得以免死。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最为乖谬驳杂，使箕子经世济民的精微言论，流变成阴阳术士的小技。贾逵因进献颂文而任郎官，不修养细小的操守，一味附会图谶，因此获得显贵，大概是以旁门邪道扰乱政治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他所注《易经》专门以老庄为宗旨，而范宁追究晋室覆乱的原因，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还深。何休只有《春秋》训诂一书，却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又注释《风角》等书，把它们与《孝经》《论语》并列，实在是异端邪说之流。戴圣任九江太守时，政绩和行为多有违法，害怕何武弹劾自己，便自行免官；后来任博士，又在朝廷上诋毁何武。等到他的儿子因门客为盗而被捕入狱，何武秉公判决，使他免于死罪，他又制造事端表示感谢，毫不惭愧。先儒称戴圣为礼学家的宗师，可他本人是贪赃官吏，儿子是盗贼之徒，实在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王肃在魏国时，把女儿嫁给司马昭；当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势力已经形成，王肃身为世代事魏的臣子，受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视成败。等到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逆贼，王肃又替司马师出谋划策，帮助他完成恶行。如果说他喜爱好人奉承自己，那还只是他较小的过错。杜预所著也只有《左氏经传集解》，其大节更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比如他镇守襄阳时，多次馈赠洛阳中的权贵，欺骗别人说：“只是害怕他们加害罢了，并不是为了求得好处。” 晋国伐吴时，杜预又借着“砍掉瘿袋”的讥讽，把江陵人全部杀掉充作官吏。这样看来，他作为将领并不廉洁，作为臣子也不义。这些人对名教所犯的罪过并不小，但议论者却说他们能够守护先贤遗留下来的经书，辗转传授给后来的学者，也不能说没有功劳。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所谓守护先贤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髙、谷梁赤对于《春秋》，伏胜、孔安国对于《尚书》，毛苌对于《诗经》，髙堂生对于《仪礼》，后苍对于《礼记》，杜子春对于《周礼》，才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秦朝焚书之后，只有《易经》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其余经书如果没有这九个人，几乎就要断绝了。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因此列入从祀是可以的。至于马融等人，不过是训释这九人所传下来的经书罢了。何况他们的著作在唐代流行，所以唐代姑且把他们列入经学教师之数而祭祀。如今理学已经大为昌明，《易经》采用程朱之学，《诗经》采用朱子之说，《尚书》采用蔡氏之说，《春秋》采用胡氏之说，又为什么要让汉魏以来那些驳杂而不正确的人安享天下祭祀呢？之所以祭祀他们，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文，也要让学者认识他们这个人，并以他们为友而仰慕效法。臣担心学者熟习他们训诂性的文章，对自身心性未必有补益；而考察他们奸诈谄媚、淫邪贪墨、怪诞妄诞的行迹，反而会甘心走上仿效他们的道路，说：“先贤也这样吗！”这样败坏儒学、损害圣道，后果将多得无法说尽。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然而他们的行为也还没有达到窥见圣人门径的程度，所著也还没有阐发圣学。像这五人如果能够参与从祀，那么汉唐以来应当从祀的人还很多。臣愚昧地请求，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削夺爵位，停止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各自在本乡祭祀。后苍在汉初讲说礼学数万字，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人都接受过他的学业。现在的《礼记》一书，如果没有后氏的传授，就不会流传到世上。请求给后苍加封爵位，与左丘明等人同样从祀，这样既可免除伪儒欺骗世人的名声，又可使贤者享有专门的祭祀，情理和礼文两方面都能得到妥善处理。

译一、《家语》中记载的孔子弟子，自颜回以下共有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自孔氏，应当掌握了真实情况；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庙壁上所绘的，又多出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认为后人根据自己所见增添进去，大概不能作为依据。臣考察宋代邢昺《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弟子，在《家语》中作申续，《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同一个人。如今庙庭中从祀申枨，封为文登侯，位在东庑；又把申党封为淄川侯，位在西庑，重复而没有根据，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诬告子路以阻挠孔子，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显然不是孔子门下的弟子。林放虽曾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和朱子集注都没有把他列入弟子之中。秦冉、颜何，恐怕也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至于申枨、申党，只是无法考证罢了。臣愚昧地认为，申枨、申党的爵位和名号应当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然不见于《家语》所载七十弟子之数，就应当停止祭祀。如果蘧瑗、林放二人不可没有祭祀，那么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于当地的乡贤祠，仍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以表示优厚尊崇贤者的意思；这样或许可以使名与实相符合，也不违背礼制。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求罢黜扬雄，增列董仲舒。太祖髙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予以实行。主张弘扬这一道统来使人心向善，可以说功劳很大。然而荀况、扬雄实际上不相上下，而荀况认为人性本恶、礼是虚伪的，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卑贱的儒者。因此程子有“荀卿的过错多，扬雄的过错少”的说法。如今议论者想连荀况的祭祀也一并罢黜，是适宜的。但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唐代儒者没有比得上韩愈的，而还有一个可以议论的人，就是文中子王通。关于王通的言行，先儒的议论已经很多，大致都认为他僭越经典，不能与董仲舒、韩愈相比罢了。臣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作出判断。程子说：“王通是隐居而有德的君子，论其精粹之处，大概不是荀况、扬雄所能比的。至于所谓续经一类的著作，都不是他写的。”既然如此，程子难道是偏爱王通吗？正因为王通的言论精粹，才知道他不是僭越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说治国体要的地方，高明处近似董仲舒，但根本功夫不如董仲舒；爽朗处近似董仲舒，但纯粹处不如董仲舒。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王通所能达到的境界……” 然而终究免不了文士的习气和追求利达的心思。如果考察古今变化，把它们落实到事业实践上，恐怕还不如王通精密周到、恳切真挚而且有条理。至于他在河汾建立师道，出现在魏晋佛教、老庄思想流行之后，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盛大，那么王通固然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却没有列入，恐怕是礼制上的缺漏。臣又考察宋代儒者，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从祀，但还有一人可以议论，就是安定先生胡瑗。关于胡瑗的言行，先儒的议论已经很详细，大致认为他著述较少，不能与濂洛诸儒相比罢了。臣也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作判断。程子考察学制时说：“应当建立尊贤堂，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能够把他们作为榜样。”朱子《小学》一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把他作为百世的法则。臣认为自秦汉以来，建立师道的人没有超过胡瑗的。何况程子在胡瑗生前，想让他与张载、邵雍一同居于尊贤堂；胡瑗死后，却不能与张载、邵雍一同配享于宣圣孔子庙，这个礼制缺漏实在太严重了。何况宋端平二年议论增加十位贤人从祀时，胡瑗名列第一。如果认为胡瑗没有著述方面的功劳，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多少著述，但他以身作则的美德可以与胡瑗相媲美，实在不能偏废一方。臣考察礼制，有道德、对教育和学术有贡献的人，死后就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乡里的先生去世，就在社中祭祀。像王通、胡瑗二人的师道，百世之后仍如同刚刚建立，应当给他们加封爵位，使他们与许衡同列，在学宫祭祀，这最符合礼制的本意。一、自唐宋以来，把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在大殿上，而颜子的父亲颜无繇、曾子的父亲曾点、子思的父亲孔鲤都坐在廊庑下。臣考察礼制，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应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而三代的学术，都是为了彰明人伦。孔子之所以施教，以及各位弟子之所以求学，不过是为了彰明人伦罢了。如今却让儿子坐在上面，父亲坐在下面，难道合乎礼吗？如果认为这是根据传道功劳来安排，那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排除人伦而谈论道的。即使出自后世的尊崇，也不是诸位贤人的本意。臣担心诸位贤人在幽冥之中，内心必定不安，不敢享受这种不合礼制的祭祀。臣考察到，元至顺三年，曾封颜无繇为杞国公，谥号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封为邾国公。臣愚昧地请求下令有关部门，在各地庙学中依照乡贤祠的制度，另立一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配享，这样或许不失去按照礼制尊奉圣贤的本意。臣又私下看到，圣学失传一千五百年，到程子、朱子出现之后，孟氏的道统才开始续接。那么程子、朱子的先辈也不可缺少。何况程子的父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的程珦，首先在属官之中认出濂溪周子，推荐他来代替自己，又让两个儿子跟随周子游学。朱子的父亲韦斋先生、追谥献靖公的朱松，临终时把朱子托付给他的朋友籍溪胡氏，使朱子得以学习程氏之学。程珦因为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退居洛阳；朱松因为不依附秦桧的和议，在闽地奉祠闲居。他们历任官职的经历和自身操守，都有值得称述之处。臣愚昧地请求将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从祀启圣王，使学者知道道学的传承，有所开启必定先有先导；使彰明人伦的意义不流于空文。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圣旨：这本礼部依照旧例召集官员议定，钦此。龟山先生从祀议

译翰林院为崇重祭祀典制、提高道学地位一事：礼部公文中说明并送来，国子监博士杨廷用奏报前事，请求将宋代儒者龟山杨时确定列入孔子庙庭从祀。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绍兴府知府彭谊也曾请求将杨时从祀；福建将乐县岁贡生员何升也曾奏报此事，其中说宋儒朱熹、张栻，元儒许衡、吴澄，都因为对圣门有功而得以预列从祀，唯独杨时不能列入。近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也这样说，可见后学之心都有未安之处。现已行文翰林院议拟裁定，合当仍照旧例用公文行文请示。本院查照议拟，径自具奏等因。谨按：各位儒者能够从祀孔门，必须对这一道统有功才行。然而道理不是后学容易了解的，也必定要取证于大儒的言论，这样才能符合人心的公论。臣私下考察《程氏遗书》以及朱子《伊洛渊源录》中所载龟山杨氏的行状、墓志等文章，都称赞他造诣修养深厚久远，实践履行纯正坚定，温和而没有急躁的言语和仓促的脸色，与明道程子相似。当他学成归来时，程子目送他说：“我的道统向南方传播了。” 既然如此，这一道统岂是容易谈论的吗？自两位程子继承孔子、孟子失传的道统以来，门下弟子中能够因道学而得到认可的，只有龟山一人。龟山的学术一传传给豫章罗氏，再传传给延平李氏，由李氏传给朱子，号称正宗。文定胡氏亲自承受他的指授，关于《春秋》的传承形成了南轩张氏；向上追溯学术源流以及阐明太极的意义，所阐发的心学都根本出自伊洛，使天下人明白知道虚无寂灭不是道，训诂考据不是学问，辞藻文华不是才艺。那么龟山传道的功劳就不容诬蔑了。崇宁、宣和年间，蔡京、王黼执掌国政，把王安石提升到仅次于孟子的配享位置，并颁行他的新经来取士，士人尊奉王安石为圣人，不再知道有孔子；诵读新经当作圣人之言，不再知道有古代经训。这种僭越圣人、背叛经义的状况，持续了几十年。龟山入朝后，首先请求罢黜王安石的配享，不让他混杂在宣圣孔子的庙庭；废除他的新经，不让它蛀蚀学者的心术；又请求停止纲运以收拢人心，斥责和议以壮大国势，放逐权臣以端正国家法度，培养君主德性以崇尚治国根本。他的宏大议论和正直言论，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用，但使天下人知道邪说应当止息，偏邪的行为应当抵制，淫荡的言辞应当摒弃，那么龟山捍卫道统的功劳也就无法遮掩了。有人或许怀疑他出仕或退隐时的取舍，认为他的著述功劳少；这也有可以说明的地方。朱子说，龟山出仕这件事，只有胡文定公的说法最为公允。他说：“当时如果听从并任用他，一定可以挽救一半的局面。”文定又说：“蔡氏怎么能够玷污他呢？”那么因为出仕、退处而怀疑龟山，是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龟山处在洛学党禁之后，向学者指示道学根本所在，修养体验的功夫辗转传授；朱子得以听闻他的要诀，见于何镐的书中。朱子谈论“理一分殊”时，称赞龟山年高德盛，见解更加精纯，见于《西铭》跋文。总之，没有龟山就没有朱子；而龟山的道，如果不是有知识有德行的人，恐怕不能轻易议论。这样看来，因为著述而轻视他，也是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又考察《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为杭州路照磨胡瑜的建议，已经把龟山与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一同加封爵位，列入从祀。只是由于世事变乱，来不及在天下普遍施行，这大概近似礼书所说的“既然举行了这件事，就没有人敢废止”。既然如此，亲自从龟山、文定那里接受讲授的，以及私下向龟山学习的朱子、张氏，都已经配享；而近世私下向朱子学习的蔡氏、真氏，以及私下向朱子学习的许氏、吴氏，也都已经配享。唯独他们的老师有传道、卫道的功劳，可以继承过去、开启未来，抑制邪说、扶持正道，反而没有列入从祀。以人心来衡量，实在是礼制上的缺漏。考察大儒的定论，参照前代的旧例，伸张弟子尊师的道义，慰藉后学向往道统的心愿，将龟山列入从祀，应当符合公论，谨此议定。拟定武成王庙配享名将议 臣私下考察先王制定礼制，五种事务中有一种是军事；设置六卿，其中司马掌管国家政务，统率六军，平定国家。不曾听说另有所谓将帅可以与六卿享有同等礼制地位。因为在那时，田地按井田分配，士人各有专门职业，军队出自农民，他们不是孝敬兄长、努力耕作的人，就是在学校受教育培养的人。将领被任用，不是乡里宗族党社中的军队首领，就是公卿大夫选拔出来的人。文事与武备，实际上相互为用，难道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吗？自从周朝衰落，诸侯暴虐专横，井田制度废弃，兵与农于是分离。著书的人以权谋诈术相互夸耀，谋划国家的人以斩获首级的功劳相互推崇。所谓名将，大多出自纵横捭阖之徒，或者盗贼、夷狄中的豪杰，而先王的军礼和军队制度全都荡然无存。唐朝中期，下诏建立武成王庙，以尊崇太公，选取历代有名的将领来陪祭，与孔子相等。宋、元沿袭这种做法，就已经失去了文武一道的意义。至于所选取的人，又都是秦汉以来匹夫的勇力和一时的功劳，比较起来，杂乱得很。虽然曾经一两次重新厘定，但拘泥于世人一向称道的人物，最终仍无法做到取舍恰当。太公施展鹰扬般的勇武，诛灭纣王；陈述丹书训诫，用来告诫君主；所谓经天纬地的文才、平定祸乱的武功，他实际上兼而有之。太公确实是圣王的上等辅佐、三代的仁人，与周公、召公不相上下。只是如今陪祭在同一座殿堂上的人竟如此庸杂，尚父如果有灵，实在会以同他们相处为耻。臣在斋居闲暇之日，取尽历代史书和传记，考察这些人的出仕退处，另行订正。大致的取舍标准是：选取自身兼有将相才能、文武才具兼备、内在品行淳厚完备、通晓经术、明白君臣大义、通达出处进退之理，并且有辅佐国运、辅佐君王的功勋，有匡正时弊、辅佐治理的谋略，有充实军备、富裕国家的才能，有不惜牺牲自身来殉主的节操，有平定祸乱、恢复帝位的功劳，有安抚远方、抵御外敌的功绩者，共得到若干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能全部符合圣人的规范，不能与孔庙中的圣贤相比，但也足以成为披甲执弓之士的范式，担当配享祭祀的选择。秦汉以来，凡是沾沾自喜地把卖弄智谋当作奇异，愤懑逞强地把斗力当作勇敢，乘时机谋私利，不以不忠为耻，制造事端来取得功劳，不怕不义的人，全部删去。这样或许能使求学者知道亲近君上、为长者而死的道义，使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施行战胜残暴、废止杀戮的教化。先王的军礼可以恢复，大司马的职任可以重新举用，而仁义的将领、严整有节制的军队，也或许可以在太平盛世重新出现。代衍圣公谢修缮阙里庙庭表

译孔子六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臣孔弘泰等，承蒙先帝因为阙里庙庭年久倾圮，特命有关部门重新修葺；近日报告工程完工，谨奉表章称谢。臣孔弘泰等诚心欢喜，叩头上奏说：伏惟文教广泛施行，犹如日月光明普照海内；儒学宗师的盛大庆典，宫墙之间又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成就千载以来的伟大景观，并非一家私人的幸运；光辉遍及鲁国，典制超过前代先王。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秉持中和之德，志向兼有先王谋略与功业，独自运转乾纲，开辟四方门户以广纳忠言；恩诏宣示天下，极其显著；奉养两宫以隆盛孝治，延揽年高德劭的人才，屏退斥逐异端；讲行籍田之礼以厚待民生，拒绝私人的贡献以扩充国家财计；加重尊崇释奠之礼，以彰明圣师百王的功劳；常常亲临经筵，探究孔子删定、述作六经的宗旨。如今庙宇落成，正逢治平元年纪年的时候。追念先皇举行这一盛典，多次劳烦大臣督促群工；拿出官府钱财来帮助营造，征发役夫来完成运输和施工。礼仪之庭从中间兴建起来，比从前更加壮丽；寝殿彼此高大，文采相称；像设庄严，衣冠肃穆；岁时祭祀增加了俎豆的光彩。文曲星远远照应壁宿、奎宿，教化之雨再次沾润洙水、泗水，总是依靠乾坤的力量，才成就这轮奂壮美的景象。臣的爵位与上公相等，身受主持祭祀的职责；孔林安然无恙，臣希望听到孔子讲习《诗》《礼》的遗风；阙里庄严肃穆，臣却惭愧不能继承先人创建宫室的事业。臣侍奉虞庠而得以观看这盛大典礼，已经蒙受宏大的恩典；仰望嵩岳来祝愿福泽广大，又再次表达微薄的诚意。伏愿陛下与天地同其尊崇，使无疆的太平之治归于一人；成为天下的君主，成为天下的老师，使有道之治长久享有于万世。臣等仰望上天、敬仰圣德，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谨奉表章称谢以闻。谢赐鲜果 臣敏政等谨题：今天早晨，承蒙皇上派遣内臣黄升，赐给臣等鲜果五品。臣等只是凭借浅陋的学问，忝居经筵侍讲，从来没有启发辅弼皇上的功劳，却得到如此光荣的赏赐。珍贵的果品从紫禁城远远分赐下来，微薄的才能却深深惭愧于白食俸禄。叩头拜受之后，感激至极。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应天府乡试策问一 问：古代圣王一定有谋略和训诫来作为后世子孙的规范，使他们世代遵守，所以继承王位的君主有道，国运延续无穷，实在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汉、唐的治理，夹杂着霸道和夷狄之术；宋代的治理也流于重文而轻实，虽然间或还有典章保存，但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仰惟我太祖髙皇帝，以武功平定天下，以文德开创太平。他留给后世的谋略、垂示后世的法度，有《皇明祖训》来彰明一代的家法，有《诸司职掌》来昭示一代的治国典章，有《大明集礼》来完备一代的礼仪文制，有《大明律》来确定一代的刑法制度。培养人才有卧碑条文，教化百姓有颁布的榜文，抚恤军士有颁行的条例，严禁释、老二教有《清教录》。他的考虑周全，论说详尽，大概从自身推及家庭，再推及国家和天下，实际上与古代圣王相传的心学大要不谋而合。我曾私下认为，圣明的子孙把这些举措施行起来，可以兴起极盛的治理；有名的臣子、贤能的辅弼遵照实行，可以成就伟大的功业。这些都不需要另行改变而向外求取，何况各位士子出自南畿，诵读并服膺圣训，本来就应当熟悉而且审慎。请把其中的条目次序、良法美意全部陈述出来，作为帮助我皇上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一点助力。二 问：希望有所作为的君主、辅佐治理的大臣，一定把敬畏上天、勤勉爱民作为首要事务。三代以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汉、唐、宋以来，有的还没有等到灾变发生，就常常畏惧上天的监察降临；有的还没有等到年成歉收，就先讨论赈济、借贷贫民；有的地方发生灾异，郡县还没有来得及上报，就立即奏闻；有的各路发生水旱灾害，不论大小，全都上奏。这些都是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预防的。有人因大水而减省乐府、苑囿、马政等方面的享乐之事；有人因年荒而审决疑难案件、制定常平仓等惠民政策；有人竭力主持捕蝗的命令，使百姓不至于大饥荒；有人周密完备地施行救荒策略，使百姓大多得以保全生命。这些都是能够在祸患已经发生后消除祸患的事。君臣同心同德的详细情况、协力恭敬办事的成效，可以让我听闻吗？山崩、孛星出现，这是上天什么意旨？难道可以挽回，却反而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吗？然而励精图治的君主，刚把权柄授给某人便毫不怀疑，为什么？夏季降霜、秋季生蝗，民生怎样？难道可以任其发展，却反而把成汤时的旱灾说成是夏桀遗留下来的影响吗？然而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刚刚听到谄媚便甘心接受而不觉察，为什么？像这样，君主和臣子之间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我朝历代圣君，奉行敬天爱民，思考如何得到天下万国的欢心、继承三代圣王的轨道，确实不是汉、唐、宋所能相比的。近来已有修养德行、消弭灾害的诏书传到朝廷，也有赈济贫困、周济匮乏的使者接连行进在道路上。然而议论政事的大臣所提出的建议，还不足以符合圣上的心意；有关部门奉行实施，也还不足以宣扬圣上的恩泽。如今想使上天的意旨重新和顺、百姓的困苦得以缓解，以符合皇上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心意，一定有相应的办法。诸位士子请尽力陈述，让我看看你们明体达用的学问。三 问：经书和史书中的微妙言辞、深奥义理，到程朱出现之后，千百年来的疑惑和错误才得到剖析、订正，没有剩余的蕴藏。然而天下的道理，有的固然必定由后人首先开启，也有的产生于程朱以前，其精深见识和卓越见解远远超出当时，难道根植于人心的道理，自己就能够不被泯灭吗？例如恢复《彖》《象》的旧文，使它们不再附在经文之后，保存古义，这功劳很大。又如魏甘露初年，有人把这个问题拿来询问太学之士，表彰《大学》《中庸》之书，使它们不再混杂放置在《礼记》中，阐明道统的功劳深厚。又如宋天圣年间，有人把它写下来赏赐给进士；“权”这个字，是汉代以来儒者所不懂的。然而唐人曾在《易镇》的疏文中见到它；“敬”这一说法，是秦代以来学者从未听闻的。然而魏人曾把它写在《法象》篇中。谈论命运的人拘泥于术数，却不知道穷究事理的根本；与贞元年间相应的，有人提出了改变命运的说法。寻求治理的人急于求取功利，却不知道端正君主之心是根本；与元和年间相应的，有人提出了正心的对策。尊重孟子性善的论说，说：“这是伟大的功劳。”然而六条奏疏出自后周；对于“挈逝者如斯”的话，说：“这是已经断绝的学问。”然而励志之诗在西晋已经听闻。推尊蜀汉继承汉朝，是为了匡正司马氏，却有人据此著成《汉晋春秋》。贬抑周朝、保存唐朝，是为了指责欧阳修，却有人因此改订吴兢的《国史》。这些全都是天下至高的道理所在，不能轻易看待。难道要说这些人偶然在某一点上有所见，而其余便都不值得议论吗？或者程朱的学说反而出自这些人吗？不是这样。诸位士子广泛学习而又返归简约，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希望你们把这些人物全部说清楚来作答。四

译问：世道的治乱，常常取决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而君主所忧虑的，往往在于难以辨识君子和小人。大奸似乎忠诚，大诈似乎诚信，如果没有明察灼见，那么把君子当作小人、把小人当作君子的情况就会很多。这就是自古以来识人的难处。从前四国散布流言，人人都认为周公有嫌疑，后来打开《金縢》，最终在上天威灵的昭示下真相大白；巧言善辩扰乱政事，人人都把他们当作贤人，后来两观处死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圣人的鉴察。假如不是上天和圣人，二人的邪正终究无法辨别。至于年幼登位的君主，本应在这方面昏昧，却能够识破上书者的欺诈，称赞大将军的忠诚，以至于身边的人都大为惊讶，这是多么明察啊！果断聪明的君主，本应不被人欺骗，然而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宰相奸邪，他却独自信任他，认为“我唯独没有察觉”，这是多么昏蔽啊！唉！君主谁不想有治理而没有混乱，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然而往往会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识人困难，没有办法照察他们吗？恭敬地想我皇上，清明的德性存于自身，日夜勤劳谋求治理；对于执政的大臣，任用他们从未不专一；对于怀有欺诈之心的人，斥退他们从未不果断。大概是远远效法尧舜的明察，而汉代以下的君主就不足以谈论了。如今想使所进用的全是君子，而在下位者没有遗漏的贤才；所疏远的必定是小人，而在位者没有留下的奸邪，要永远保持国家太平的治理，这一定有相应的办法。诸位君子学习古道而进入仕途，对于前代治乱的事迹已经讲习得很熟，请为我明白写出其中的道理，将把它献给皇上。五 问：一个朝代的兴起，一定有辅佐天命、与国家共同享有安乐的世臣，自殷、周以来就是如此。只是他们的子孙不可能没有衰微的时候，因此处在人君地位的人一定要振兴他们，以彰明先人的功烈，给后世以劝勉。例如汉高帝的功臣中被罢免侯爵的，到宣帝时才恢复爵位；光武帝的功臣中失去爵位的，到安帝时才接续封爵。他们深厚广大的恩典、忠诚厚重的恩泽，史书中都有记载可考。恭敬地想我太祖髙皇帝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功业，虽然出自天命，但那些辅佐天命、建立功勋的大臣，恐怕也是万世不可忘记的。考察当时的情况，不仅给他们分封土地、赐予爵位，传给子孙，有的陪葬孝陵，有的配享太庙，有的在祭祀典制中褒扬其忠诚功勋，报答功臣的礼数远远超过前代。然而到今天，他们的子孙仍有俸禄供养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姑且拿其中功劳大的来说：有才华本来就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可以和汉代留侯相比；有勇力冠绝诸军，可以和唐代鄂公相比；有从帝乡起兵，安抚平定八州，有功而无过；有尊贵到成为皇帝的外甥，常常统率偏师，屡胜而没有败绩；有收服方氏而平定海上的；有捉住明升而攻下整个蜀地的；有抵御伪吴，前后在淛东为节义而死的；有抵抗伪汉，前后在江汉一带忠勇而死的；有亲手杀死伏兵贼寇，从而消除身边祸变的；有假装传递间谍书信，从而取得打击敌人的功劳的；有凭借帷幄谋划和护卫之劳，兄弟都被封为公爵的；有凭借镇守一方、专门征讨的功绩，兄弟都被封为侯爵的。他们的大功和元勋，与平常所封赏的人相比，岂只是天地般的差别呢？然而陪葬墓中的一抔土尚且存在，配享的位置没有撤除，祭祀典制中的庙貌也如同活着一样。却使他们的传承如此泯灭，恐怕不是用来彰明先烈、劝勉后世的办法。难道有关部门从未援引两汉的旧例来请求，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吗？如果有人能够提出兴灭继绝的办法，把它上奏给皇上，也或许可以慰藉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使报答功臣的盛典与殷、周相媲美。诸位士子生长在南方，一定能够记述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制敌的方法，以及攻城略地、斩将夺旗的勇武，请详细写在篇章中，以帮助有关部门编纂记录功臣勋绩的册籍。考教职策问

译一 问：先儒说，学者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既然如此，只读这些书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可以吗？《论语》一书，传本另有《齐论》一篇，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孟子》一书，解说者说另外还有《外书》四篇，为什么没有流传？《论语》大概是孔门众弟子记录的，有人说成于曾子、有子的门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孟子》大概也是孟子亲自撰写的，有人说出自公孙丑、万章一类弟子，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研究《大学》应当先于《论语》《孟子》，阅读《中庸》应当后于《论语》《孟子》，学者下功夫固然不能越级而进吗？孔子的话都自然平实，孟子的话都切合事实，圣贤的言辞和语气难道不能勉强使它们相同吗？后世对这两部书，有人从刀笔吏起步，却知道把《论语》作为辅佐治理的根本，他的见解虽然美好，或许还没有穷尽并融会贯通其中的全部内容吧？有人身为大儒却不懂《孟子》，甚至怀疑《孟子》一书，他的见解虽然偏颇，固然也不能掩盖《孟子》的众多美善而加以非议吧？诸位士子将来负有作师作儒、教人的责任，对于教人来说，没有什么应当先于这两部书的了，请把这些写在文章中。二 圣人的道，在中正之处止步。可是学习它的人，即使是大贤，也不能没有弊病。自从河洛之学流行，考亭朱子确实继承了它的传承。然而当时与考亭同时出现的，还有湖南之学、金华之学，以及临川之学、永嘉之学。如今以考亭的言论来折中判断，就说湖南之学失之过高，金华之学失之不及。所谓“失”，指的是什么？又说临川之学偏重持守，永嘉之学偏重事功。所谓“偏”，从哪里看出来？考察考亭的著作，其中用来规诫它们的过失、纠正它们的偏颇之处，屡屡可见，但最终仍不能使它们达到中正，为什么？难道是尊重自己的师说而不肯改变吗？还是受到气质禀赋的拘束，不能继续增进吗？如果询问得不仔细，辨析得不明白，那么大的错误就会从细微差别中产生，想达到大中之道的境域就困难了。诸位士子将来要出仕行学、教导别人，请把这些全部回答出来。三 近年黄河在张秋决口，水淹姑苏，皇上忧心劳神，多次派遣诏使。凡是有一句话、一条策略可取的人，都得以各自陈述，更何况农田水利的学说，也是学者应当专心研究的事情。黄河的水从汴水流向淮水而入海，黄陵冈是河流向东流下的咽喉要地。有人说这座冈堤废弃而没有修筑，所以造成今天的决口，是这样吗？姑苏的水由太湖流经松江入海，白茅港是三吴泄水的尾闾。有人说这个港口淤塞而没有疏浚，所以造成今天的水患，是这样吗？如果黄陵冈尚未修治完毕，那么青沧一带以及徒骇、马颊等处，都是黄河过去的故道。若把《禹贡》所说的九道，任由河水向北迁徙并加以疏导，水势顺利而工程容易，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妨碍东南漕运，难道可以不顾吗？不可以。白茅港既然还没有立即疏通成功，那么三吴之间的刘家港、盐铁塘等处，都是长江过去的故道。若随着它们所在之处加以疏浚，工程力量分散而获利广泛，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损害远近的民田，难道可以不顾吗？不可以。修筑工程巨大，而国家财用正困乏；疏浚工程劳苦，而百姓粮食非常艰难。如今想使工程成功而不扰害下民，水患消除而百姓不至于饥饿，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行？诸位士子将来负有教人的责任，一定会效法安定先生胡瑗，专心研究这件事，请全部说出来。私试策问 世人评论士人，认为年少就浮薄，年老就老成。因此上位者对待士卒，往往要等到他们年老之后才任用。然而考察传记，有二十四岁就兴复汉室、成为云台功臣之首的；有二十四岁就跟随平定江东、成就赤壁功业的；有二十八岁在隆中制定策略，即使关羽、张飞这样的宿将，也都安然因他的才能而惭愧佩服的；有三十五岁侍奉谋划军国大事，即使李光弼、郭子仪这样的元勋，也都暗中接受其谋划的；有二十九岁在建安末年担任参军，谋划没有遗漏的；有三十岁在建中初年担任内相，能够帮助君主渡过许多艰难的；有三十一岁就摸着虱子谈论当代事务的；有三十二岁就建节出镇、怀有消灭敌人的志向的；有三十一岁以学士身份掌管兵事，最终在澶渊之战中建立功劳的；有三十三岁以侍郎身份出任督军，终于平定苗刘之乱的；有三十二岁担任参谋，最后官拜御史，使人闻之胆寒的；有三十六岁位居枢府，最后担任招讨使，使贼寇闻之胆寒的。这些人全都是所谓年少而没有经历事务的人。难道是上位者误用他们而偶然成功吗？那么考察他们一生，个个都有充分而确定的见解，并不是靠侥幸试用而成功的。像上面所说的这种人，难道一定要等到年老以后才任用他吗？如果这样，只是推论他本人，而退一步考察事情，也必然会有错过时机的悔恨。难道古人之所以珍惜老成之臣，也必定是从他们年轻壮盛时就任用，使他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阅历世事越来越深，即使年老了也不忍舍弃他们吗？还是在他们年轻壮盛时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直等到年老昏昧之后才任用呢？那么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也不会这样失实。各位士子求学已经很久了，也一定都有建功立业的志向。虽然任用或舍弃取决于别人，但自己应当如何立身处世，也不能不预先确定。请把这些都写出来。会试策问

译一 问：古代帝王开创基业、传承统绪，必定有谋议和训诫流传给国家。我太祖高皇帝制定法律、确定制度，撰成《祖训》，留给东宫和亲王；又命人辑录前代的善恶，编成《昭鉴录》，赐给诸王。这是因为重视国家的根本和藩屏的枝叶，为亿万年长久兴盛作打算。它同赐予法术、施行《诗》《书》教育、撰作《帝范》、颁布《开元训》、作《仁孝诗》、编《戒子篇》，以及承华宫的谋略、元良宫的著述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这些书虽然收藏在秘府之中，但见于记载圣明政绩的文献以及儒臣的叙述，天下本来已经流传。各位士子也曾听闻并了解这些吗？如果听闻并了解，请陈述圣祖宏大的谋略和大旨，用来告知天下；这样对于明君端正根本、亲睦宗亲的治理，也不能说没有帮助。二 问：天下的治理，依靠纲纪，而由风俗来成就。这两者果真相互依赖吗？还是各自发挥作用，彼此不能贯通呢？况且“纲纪”和“风俗”这两个名称，起于什么时候？它们的意义取自什么？汉、唐、宋三代所建立的纲纪是什么样，所形成的风俗又是什么样？它们的安危治乱，都可以考察而知。谈纲纪，韩昌黎、朱晦庵说得最切实。他们这些议论政事的人，有的以赏罚为要，有的以官爵为要，有的以法度为要，有的以井田为要，他们的主张哪一种最为重要？谈风俗，贾谊、陆贽说得最切实。他们所提出的施行办法，有的诏令公卿大夫，有的命令二千石，有的派遣谏官、博士，有的任用大中大夫，他们的方法哪一种最好？本朝统治建立之初，纲纪振作严肃，风俗整齐统一，远远超过前代。然而年代久远、形势变化，难免有偏颇而不能振起的地方。如今号令详细，条文完备，但救正偏颇、补救弊病、返朴还淳的效果，仍然有时达不到。不知古代的人，不用赏赐却能使人受到劝勉，不施刑罚却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不下命令却能推行，不加教导却能听从，究竟凭什么能够这样？有志于世道人心的人，难道可以默默无言而已吗？三 问：学习者对于前代贤人的学问造诣，如果不是考察得周详、辨析得明白，就没有根据来确立师法，也没有可以归宿的地方。试举其中重要的来说：有人在西方讲明道理，同程子相继兴起，有人说他像伯夷；有人载道南行，得到程子亲传的正旨，有人说他像展季；有人专心致力于存心养性，专门师法孟子，有人怀疑他出于禅学；有人从事于《小学》《大学》，私下以朱子为师，有人怀疑他出于老氏。这四位先生，都是所谓豪杰之士，是隔世难遇的人物，然而他们造道的路径竟然如此不同。后来的学者也只是根据古人的成说，说他们就是这样；真正说清楚他们为什么像伯夷、像展季，以及为什么被怀疑出于禅学、老氏，究竟根据在哪里呢？请充分论述，以考察你们平日所曾经潜心研究的内容。四 问：政治有名义也有实际，名义同实际相应，治理才能成功。所以忠信、诚实、笃厚可以团结百姓，虚伪、欺罔不能用来教化人民。古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自从省察成效、制定考课制度以来，弊病在汉代表现为：有的综合考核名义和实际，却因计簿欺骗，导致户口虚增；在唐代，或责成公卿考核政绩，却多有屯田、警备失实的情况；在宋代，或锐意追求治绩，却因边镇交战，武器装备几乎耗尽；或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裁抑侥幸之徒，但在用刑、行政、审察官吏、接受谏言等实际方面，仍然受到议论。那些都是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然而名义与实际不相符合竟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如此，难道只能听任他们去做，最终却没有办法纠正吗？还是另有办法呢？如今天下的政事，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败坏的，数也数不清。如果一定要使上下敦厚守信，内外彼此信任感应，始终坚贞稳固，使数千年以前的古道重新恢复，不能说不是极难的事。请同各位士子一起筹划这件事。五 问：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用来抵御侮辱的力量，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重视吗？我太祖高皇帝登上帝位，惠爱百姓、供养军队，超过了古代。从当时来看，百姓安于缴纳赋税而且感到快乐，士兵坚强足以捍卫国家而且安闲自得，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太平日久，百姓的户籍还同过去一样，然而迁徙流散的人不能招抚归来，山林湖泽所藏的资源或许还有别的忧患，应当怎样处置？军队的编制还同过去一样，然而逃亡者无法追究查明，战守所依赖的力量始终存在隐忧，应当怎样挽救？历代圣君以来，增加有关部门安抚百姓，恩惠也算周全了，为什么户籍最终还是难以恢复？责成宪臣清查军队，法令也算严厉了，为什么军队编制最终还是难以充实？难道是均输负担太重，不能诚心减免，其中有人借机托名以谋私利吗？还是公事频繁，不能加以体恤，其中有人借此牵连攀附来充实自己吗？江南百姓虽然似乎稍微富裕，但赋税和供应很多，假如遇到歉收之年，谁来接济他们？三边军队虽然似乎一向整齐，但服役戍守已经疲惫，假如发生警报，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都是日夜忧虑的事情，是当权者所想听到的。如果想使百姓重新归来、内地充实，军队充足、边境稳固，一定有办法可行。各位士子应当把自己所积蓄的见解全部拿出来回答。《篁墩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十一 （明）程敏政撰 ○考、论、说、辨 《诗考》

译据考，孔子删定《书》，共一百篇；删定《诗》，共三百零五篇。这些书都遭到秦火焚毁而断绝流传。汉朝兴起，废除了禁止民间收藏书籍的法令，经学之士才敢在灰烬的残余中搜集，在零散的记诵中整理。然而《书》的来源并不出于同一时代，得到它的人也不是同一人。相互参校考定，成为五十九篇，亡佚的将近一半。即使有见识的人，也不能不分辨其中的真伪。这就是今文、古文《尚书》的疑问。《诗》也同《书》遭受了同样的灾祸。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而三百零五篇却完整如旧。它收藏在哪里？由什么人传授下来？这些问题本来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三家亡佚，只有毛氏流传下来。朱子于是为它作《集传》，深刻驳斥《小序》的错误，对学者的帮助很大。然而我读它，仍有一些地方不能领会理解；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有些地方不能符合我的心意，我不敢欺骗自己。刘歆传记说：“文帝时，《诗》才开始萌芽，都是诸子传说。到了武帝时，邹、鲁、梁、赵才颇有《诗》《礼》《春秋》的传本。一个人不能独自通晓全部经书，有人专治《雅》，有人专治《颂》。”由此推求，就知道今天的《诗》是汉代儒生辑缀而成的，并不是孔子删定的旧本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诗”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虞书》，书中说：“诗是表达志向的，歌是使言辞延长的，声音依循延长的声调，音律使声音和谐。”大体说来，古代的诗都是音乐。诗虽然分为风、雅、颂，但都以音乐为主。也如《易》虽然有卦辞、爻变、卦象的分别，但都以占筮为主。古代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父亲在庭前对子弟的训诫，都从诗中得到。所谓培养人的良知良能，就是这样。可是今天的诗，却把轻薄邪淫放荡的言辞同《清庙》《生民》一类的诗混杂在一起，说出来污秽口齿，写下来玷污书简。老师凭什么把它教给学生？父亲凭什么把它教给儿子？何况圣贤经典的宗旨，本来是用来治理性情、涵养心性的工具。经典说：“不合礼的言语不要说，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又说：“口中不说恶言，耳朵不听淫邪的声音。”要求如此严格。诗，是心灵的声音，是从人的性情中发出来的。孔子删定诗，放弃郑声，把它作为万世常行的经典。既然如此，反而要取用这些淫邪诗篇，那么孔子所删的究竟是什么诗？他所放弃的又是什么声音呢？有人说：古代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所以美好和丑恶的诗都不妨兼收。这种说法很不对。陈列诗歌来观察风俗，不过是说某地的诗歌中，可传诵的有若干篇，如《二南》一类；这样，该地风俗的美好就可以知道了。某地的诗歌中，可以用来表示警戒的有若干篇，如讽刺淫乱一类；这样，该地风俗的混杂就可以知道了。至于某地的诗歌完全没有可取的，那么该地风俗的恶劣也就不言而喻了。难道一定要把那些轻薄邪淫放荡的言辞全部陈列出来吗？况且诗只是寻求治理的一种途径而已。其他可以观察民风的途径，本来还有很多。施行于政令、列入刑法、见于官府文书法令的，哪里有个限度？说可以参照诗歌，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到诗歌中去寻找，难道可以吗？我恐怕先王不会这样迂曲。大体说来，《小序》不应把淫乱者自己写的诗说成是讽刺淫乱，所以朱子推辞并加以驳斥。然而“刺淫”二字，确实是古代讲授诗经的老师相传下来的说法，出自孔门，不能轻易否定，为什么呢？汉代儒生只是看到三百零五篇的篇目散失不全，于是把孔子删去、放弃之后剩下的诗一概凑在一起以足篇数；《小序》又没有考察清楚，也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说法一概概括为“刺淫”。这就是它失误的原因。朱子驳斥它是对的；但《集传》又以孔子“郑声淫”一句为主，把《郑风》中《小序》认为是“惧谗思贤、刺废学而闵无臣”的篇章全都举出来归入“淫”，这样也不免矫枉过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这些诗既没有指明作者，也没有旁证，如果用善意去揣度它，淫诗也可以被说成雅诗；如果用恶意去揣度它，雅诗也可以被说成淫诗。汉代儒生本来就有人把《二南》说成讽刺之诗。解说诗歌的人怎么可以抛弃已有的疑问和可信之处，而凭臆见作出武断判断呢？由此看来，所谓“刺淫”的诗，正是孔子一定会保留下来的；淫乱者自己写的诗，则是孔子一定会删去的。古今人的性情相差不大，而存在于人心中的道理并没有古今之别。假如有人把轻薄邪淫放荡的言辞，同伊川的《击壤集》、朱子的《感兴诗》一起收录，每天给学者讲习诵读，并说：“这一篇是用来表示劝勉的，那一篇是用来表示警戒的。”那么不把它看作侮辱圣人言论的人，几乎没有。又每天在讲席、经筵之前铺陈讲说这些诗，说：“这一篇是用来表示劝勉的，那一篇是用来表示警戒的。”那么下会流于不敬，走上诱导淫乱的道路；上会把它当作惯例，开启仿效邪行的念头。这种损害经典、危害教化的后果，实在说不尽。有人说：“《春秋》也是孔子亲笔所作，其中记载了许多篡弑淫乱的事迹，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垂示法则、确立戒律。” “诗经中保留这些内容，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更加不对了。诗和史的体例截然不同。所以说到孔子对《春秋》，用的是“修”字；修订就有褒贬的意义，其中的法则不能不完备。说到孔子对诗，用的是“删”字；删削就有放弃郑声的意义，其中的法则不能不严格。《集传》说：“在音乐中深深拒绝这种声音。”以此作为法则，严格确定措辞，在诗中用来表示戒惧。我认为，诗和音乐并没有两套不同的道理。如果把诗中的一个字改作史，那么垂示法则、树立戒律的意义，就兼而有之，而且更加明确。有人说：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父亲在庭前的训诫、太师陈列诗歌，也只是取用其中善的部分；其中不善的，就暂且放置在那里，只用来表示警戒，而不用来教育、训诫、陈列。这样说来，那只是普通诗歌罢了，又何必烦劳圣人删定而称为经典呢？事情并不是这样。诗的教化，大概没有超出“温柔敦厚”和“思无邪”这两句话的范围。如果删去淫乱者自己写的言辞，而保留讽刺淫乱的作品，那么这种说法就可以讲通。否则，寻求解释却无法得到，不免失之过分；若不这样，又会失之不及，圣人删诗、放弃郑声的用意，终究不能向后世说清楚。朱子是学习孔子的人，认为这部经典确实出自圣人删定，所以深深驳斥《小序》的错误，稍微消除了学者的蒙蔽，难道是在迎合汉代儒生的欺罔吗？

译汉代儒生扰乱了《大学》，朱子便订正它的章句；汉代儒生扰乱了《周易》，朱子便订正它的经文和传文；汉代儒生败坏了礼与乐，朱子便编定《三礼》，却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意义；至于辑集《诗传》，只做到这里。这是汉代儒生的幸运，却是后世学者的不幸。唉！把轻薄邪淫放荡的言辞流传给万世，作为经典，这罪过既大又久远！所以我特意重新加以剖析辨正，另编成这部书；虽然极其僭越，也不敢逃避责任。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有些地方不能符合我的心意，我不敢欺骗自己；也是确实认为汉代儒生有错，而诚心尊崇圣经罢了。《老氏论》释氏、老氏两家给天下带来同样的祸害，但人们不知道。老氏的罪过比释氏更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老氏的根本。世上了解老氏的有两种人：因为他有祈祷晴雨、役使鬼神、驱逐魍魉，以及斋醮、符水等说法，就称为正一之教；因为他有长生久视的说法，就称为全真之教。这两种都不是老氏的根本。我考察《周礼》：太祝掌管鬼神之事，说到以“禬禜”除去凶灾、祈祷水旱；司巫掌管众巫的政令，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举行舞雩，这就是祈祷晴雨的说法。方相氏率领众役卒按时举行傩仪，搜寻房屋、驱打疫鬼；遇到大丧，就用戈击打墓穴四角，驱逐方良，这就是役使鬼神的说法。壶涿氏掌管除去水中虫害，用象牙制的骨管贯穿牡橭而沉入水中；据说其中的神死后成为深渊之神、山陵之神，即龙、罔象之类。庭氏掌管射杀天上的鸟和神怪，就用太阴之弓和枉矢射击它们，这就是驱逐魍魉的说法。小祝掌管禳除祈祷，以祈求福祥、远离罪过疾病，《素问》也说“上古的医治不过是祝由而已”，这就是斋醮、符水的说法。这四类事情，在上古时代大多由官府掌管；到了后世，官府失去职能，老氏的徒众便窃取了这些做法，但这并不是老氏的根本。《河图》《洛书》见于火候之说，先天图、后天图也由此产生。到陈、邵两位贤人，才开始表彰阐明它们，于是成为万世理学的正宗；而《参同契》一书，直到朱、蔡师生勤勉为它作注，原来是古代士人困穷、无法表现自己，而只求独善其身者所做的。老氏的徒众窃取了这些，也不是老氏的根本。那么老氏的根本在哪里？回答说：前代儒者已经有了现成的说法，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权谋欺诈，就是老氏的根本。周朝末世，先王之道不能施行，人心放纵沉溺；凭孔子、孟子那样的贤圣，也不能得到职位来挽救世道，只能在著述言论中表现出来，希望留给后世，这本来就是在无可奈何之下的托付。老氏的徒众窥见其中的端倪，认为人的本性不可能完全善良，于是暗中做不善之事，表面上加以掩饰，也足以凭此名闻当世。老氏在虚伪日益严重的时代倡导这种道路，人们也苦于公开作恶的可耻，于是纷纷随从。由此，申不害、韩非的刑名，苏秦、张仪的纵横，张良、陈平的阴谋，嵇康、阮籍的旷达，纷纷兴起四处活动，以求成就功名。不仅昏昧的人被它迷惑，连聪明高明的人也甘心接受。他们平生所施展的机巧、迎合诡遇，自以为能干而且得计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出自老氏。老氏的权谋欺诈流毒到这个地步，而人们还不知道它的罪过，是因为不知道它的根本。释氏主张兼爱，老氏却主张为我。兼爱的道路虽然足以蒙蔽百姓，但它的用意还在于勉励人行善。至于为我，却是人人只图自己方便的打算；老氏倡导它，于是这种思想胶着缠绕在天下后世，没人能够解脱。好比美色迷惑人，难道只是陷入它的术中而不自觉吗？即使醒悟了，也无法安置自己、无可奈何。这就是老氏的罪过。世上那些责备老氏的人，却还只指责他祈祷晴雨、役使鬼神、驱逐魍魉，以及斋醮、符水、长生久视之说，也只是看到了枝末。《伍员论》

译父子之间的亲情和君臣之间的道义，本来是一样的。不幸遇到变故，应当怎么办？回答说：君臣的结合依靠人为关系，父子的结合依靠天性。依靠人为关系的可以断绝，依靠天性的不能断绝。所以舜、禹不敢把非礼之事加在瞽叟、伯鲧身上；但上面有桀、纣那样的君主，下面就有汤、武那样的臣子，这不叫篡夺，而叫吊慰百姓、讨伐罪人；上面有太甲、昌邑那样的君主，下面就有伊尹、霍光那样的臣子，这不叫跋扈，而叫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尚书》说：“君主抚爱我，就是我的君主；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礼记》说：“做人臣的礼法，不公开直谏；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离去。”儿子对父母，三次劝谏而父母不听，却要号哭着跟随。这可以看出，依靠人为关系的可以断绝，依靠天性的不能断绝。因此又应当在两者之间权衡，使亲情和道义不至于偏废。假如说：有过错的父亲被有道的君主诛杀，就不能因为亲情而损害道义，伯鲧被废、禹兴起就是这样；没有过错的父亲被无道的君主杀害，就不能用道义掩盖亲情，伍奢被杀而伍员报仇就是这样。处置变故的固定道理，大概不能改变这一点。然而苏辙竟然讥讽伍员违背天理、伤害道义，这难道还是有人的良知吗？况且平王作为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吗？还是桀、纣那样的君主？是太甲、昌邑那样的君主吗？这不用争辩就很清楚了。他平王杀害自己的儿子，让儿媳成为自己的妻子，奖赏奸邪，杀戮忠良；如果有汤、武那样的臣子，吊慰百姓、讨伐罪人是可以的；如果有伊尹、霍光那样的臣子，废黜昏君、拥立明君也是可以的。只是伍员上不能成为汤、武，下不能成为伊尹、霍光，于是率领吴国军队攻破楚国、进入郢都，并鞭打楚平王的坟墓以发泄愤怒，虽然志向可以理解，却也令人悲哀。苏辙只知道平王从前是伍员的君主，却不知道平王如今已经是伍员的仇敌；他不仅不懂父子亲情，也不懂君臣道义。君主，是天下道义的主持者。君主如果到了使人把他当作仇敌的地步，就是孟子所说的独夫。《礼记》说：“父母的仇人，不能同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这样看来，伍员所鞭打的不是平王，而是独夫。说他违背天理、伤害道义，是没有父亲的人。过去王裒因为父亲死于非命，终身不曾面向西坐，以表示不臣服于晋；朱子选取这件事，载入《小学》，用来充实父子之间的伦理，那么伍员本来就是朱子不会抛弃的人。不过我只是为伍员的行为感到悲哀，尤其认为还有值得遗憾的地方。过去张良家五代在韩国任相，因为痛恨秦国灭亡韩国宗室，便辅佐汉高帝诛灭秦国，拥立韩公子成；等到项羽杀死韩成，他又辅佐高帝，在固陵袭击项羽，报了仇、雪了耻，于是称病辟谷，托言要跟随赤松子游历，以表明自己的心始终在韩国。假如伍员在进入郢都之后，能够投戈解甲，潇洒地辞去吴国的爵禄，退居深山幽谷，用来表明自己遭遇的不幸，难道不是可以完全成就归于父亲的孝道吗？可惜他的志向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反而因谗言而死在别人手中。《陈平论》西汉的士人，他们谋划事情大多只考虑利而不考虑义。像陈平，更是其中最严重的。怎么知道是这样？从淮阴侯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吕氏杀淮阴侯，是千古共同愤恨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实际上是陈平先启发的，吕氏不过把它完成了而已。当有人告发淮阴侯谋反时，高帝自己犹豫不决，询问群臣也不能决定。他不能决定，难道真是不知道吗？实在是既厌恶淮阴侯的罪过，又顾念淮阴侯的功劳，所以在两端之间徘徊犹豫。当时如果遇到一个好义的人说一句话，淮阴侯就能活；遇到一个好利的人说一句话，淮阴侯就会死。淮阴侯的生死系于人的一句话，实在间不容发，而高帝却把决定权交给了陈平。作为陈平，应该回答高帝说：“淮阴侯平定列国，擒取项羽，手握重兵在外十年，却没有反叛。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分封土地让他称王，他的志愿也已经满足了。况且淮阴侯一向以明智著称，难道不知道天命不能用僭越的行为来试探吗？由此看来，告发者的妄言，不必说也知道。陛下应当治告发者的罪，并取来密告谋反的文书，封好交给淮阴侯，以表示没有别的意思；这样淮阴侯一定会约束自己回朝，低头并列请罪。他承受汉朝恩德更加深厚，臣节更加坚定，也更加成为国家坚固的藩篱。这才是上策。”况且告发谋反的事情真假还不能确定，而叛逆是大罪，当然不能轻易加在他身上，也不能稍微减轻。陛下应当派亲信心腹的大臣到楚地边境侦察。皇上如果不做也就罢了，一旦做了，就自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侦察而得到真实情况，就派使者持节召淮阴侯。召他而不来，然后再调动六军讨伐他，也还不晚。如果是假的，就应当迅速斩杀告发者，以安定功臣的心，同时用玺书安慰淮阴侯。这是中策。如果听从群臣的话，不论事情真假就仓促兴兵，便是无名之师；淮阴侯的反叛形迹还没有形成，即使每家每户都派一个人去说明他应当被诛杀，谁会听从呢？何况陛下刚刚统一天下，各种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却首先诛杀开国功臣，那么人人都会自危，即使身边服侍的臣子，也会因此战栗恐惧。假如陛下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做，这就是下策。陈平没有提出这些计策，却说：‘陛下的精锐部队，哪能比得上楚国诸将？用兵能力哪能比得上淮阴侯？这样对付他，是把他逼上反叛的道路。我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这岂不是所谓人掉进陷阱，不伸手救他，反而把他推下去、再往下扔石头吗？’等到高帝问他计策，他却说：‘古代天子巡狩，会合诸侯；陛下只管假称出游云梦，在陈地会合诸侯，陈地是楚国的西部边界。淮阴侯听说天子出游，势必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就到郊外拜见；拜见之后便把他擒住，这不过是一个力士所能办到的事罢了。’这究竟是什么话？正是虞廷所谓的谗言，孔子所谓的利口，孟子所谓迎合君主恶行的人。唉！陈平一句话，使高帝成为无恩的君主，使开国功臣受到无罪的诛杀，陈平也实在是极其不义了。有人说：‘淮阴侯虽然被擒到洛阳，后来被赦免并封为侯，毕竟没有死，立即把罪归给陈平，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人的祸福必定有它的胚胎。陈平的计策一经施行，未央宫的祸事就已经在这里显出征兆了。’这正是王导所说的“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陈平本来就不值得责备了吗？我只是感慨古代的大圣人，宁可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的人，也不肯用它来取得天下；而高祖却甘心听从陈平，以杀掉淮阴侯作为汉朝子孙无穷的利益。世道越降越低，义与利的区别越发混乱，实在使人感到无尽的遗憾。《孔明论》

译有人说：昭烈帝讨伐吴国，是千古以来的失策，而孔明竟没有一个字劝谏。当时像赵云这样的武臣，反而说出了“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的话。那么孔明的智慧难道还不及这里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讨伐吴国是失策，孔明曾劝谏而昭烈帝没有听，后来昭烈帝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是人们没有知道罢了。怎么知道孔明曾劝谏呢？孔明最初对昭烈帝说：“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人都为他所用；这个人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图谋他。”孔明最初的意思如此，后来劝谏的话也可以知道了。怎么知道昭烈帝后悔呢？永安的遗诏说：“您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大业。”而且昭烈帝刚刚败于孙权，心中的惭愤和准备再次兴兵，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到了托孤之时，他却舍弃孙权而称许曹丕，意思一定是孔明曾经劝谏过类似的话；因此昭烈帝到这时才明白孔明的意见，深深悔恨最初的谋划不善。难道竟能说孔明的智慧达不到这些吗？有人说：昭烈帝对于孔明，曾经有鱼水相得的比喻。照这些事情看来，孔明的话对昭烈帝来说，难道竟有不能完全采用的吗？回答说：哪里只是不能完全采用而已，大概是十条意见中只能试行一条。孔明说：“荆州是用武的地方，但它的主人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假如孔明处在这种情形下，大概一定有办法；可是昭烈帝追念刘景升的顾念，宁可舍弃荆州离开，反而使它成为曹操的力量。赤壁之战虽然侥幸取得了一半胜利，但最终不能守住荆州，这大概不是孔明最初的打算。孔明又说：“益州是天府之土，刘璋昏暗软弱，将军既然是汉室后裔，如果能跨有荆州、益州，汉室就可以复兴了。”假如孔明处在这种情势下，也一定有办法；可是昭烈帝却听从法正的诡诈谋略，袭取成都，虽然取得益州，却在道理上站不住脚，这也不是孔明最初的打算。孔明兴复汉室的策略，大概早已确定在草庐三顾时的谈论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得荆州、益州，援助孙权；但昭烈帝竟没有采纳其中一条，后世却把失败归之于上天不保佑汉室，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人说：孔明曾经感叹，如果法孝直还在，一定能制止主上向东进军；那么孔明的智慧反而不如法正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明曾劝昭烈帝夺取益州，昭烈帝没有听，却听从了法正；讨伐吴国这一举动，孔明也一定劝谏过而昭烈帝没有听，因此才想念法正。正直的言论难以被采纳，诡诈的谋略却容易被听从，即使大贤君子也难免如此，何况昭烈帝呢？《士农说》天下人的职业不过士、农两种，可是后世常常苦于有游手好闲的农民、窃取士人名声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某种事业有了原因而废弃，弊病也有了原因而产生。所以，因为用牛耕田，天下才有游手的农民；因为把书刻印在木板上，天下才有窃取名声的士人。况且用牛耕田，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可天下的农民却有了游手的，为什么呢？古代两个人并耕，不知道使用牛的好处，牛只用来驾车，所以《易》说“驾牛乘马”，《书》说“开始牵着车牛远行经商”，《诗》说“看那牵牛星，不用它来驾车装箱”。大概当时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不能得到食物，所以农民没有不从事田间劳动的。到了后世，用牛代替人力，一头牛耕田足以供给几个人的食物，于是农民的劳动开始废弛；从事田间劳动的人没有几个，而旁观等待吃饭的人却超过一半。百姓劳作，就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一旦安逸，就必然生出事端，于是盗贼兴起、诉讼发生，治理教化不能达到古代的水平。所以说，天下有游手好闲的农民，是用牛耕田的弊病。把书刻印在木板上，本来是为了便利士人，可天下的士人却出现了窃取名声的，为什么呢？大概士人求学，不过是知和行两件事。古代人知道一件事，就实行一件事，即使使用竹简、韦编，也不会因此显得粗陋。到了汉代儒生，实行的力量逐渐减弱，但能够通晓一部经典、遵守老师的学说，在求知方面仍然接近古代，大概也是因为当时亲手传抄书籍困难，势必不能广泛涉及其他内容。曹操曾向蔡琰询问她家中收藏的书，蔡琰记得四百多篇，请求供给纸笔，抄写后送上。苏轼也说，宋初的人想求得《史记》《汉书》却不可得，幸而得到后，便日夜亲手抄写。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刻印书籍的办法。自从后世刻印书籍的办法流行，学者不知道获得书籍的艰难，一切都趋向苟且简略，士人的事业于是开始废弛。百家学说、各种技艺，以及程子所说“有了它没有补益，没有它也没有缺憾”的那些东西，堆积得使拉牛的车都流汗、房屋的栋梁都装满，又足以蛊惑学者的心志；而六经、《语》《孟》等书反而只被当作应试科目的工具，既然已经考中，就不再用心于其中，世人所谓的士人，只是耳听口说的学问罢了。那些仅仅足以凭此在世上取得名声的人，又把辞章的高下作为学问深浅的唯一标准。行为比不上古人，知识比不上汉代儒生，却以辞章作为职业，这就是名义上叫士人，实际上却不是士人。所以说，天下有窃取名声的士人，是刻印书籍的弊病。古人的谋划，虽然看起来十分笨拙，但它带来的利益深远；他们制定的法令，虽然看起来十分迂曲，但它带来的便利长久。后世的巧捷办法，虽然可以使人一时痛快，但比较它的得失，反而不如古人。像这两方面就是如此。唉！后世低于古人的地方，又哪里只是这些呢？《报应说》

译淮阴侯辅佐高祖平定列国、擒取项羽，这是天下的大功，却被女主吕氏杀害。何进同袁绍谋划诛杀宦官、安定帝室，这是天下的大忠，却被宦官杀害。这是后世君子感到痛惜的事；但我认为，这两个人自己也各有导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 孟子说：“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他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杀他的兄长。”大概福佑善人、祸害淫恶的道理，彼此隐藏而相互关联。它在人身上的显现，快捷得如同声音和回声、形体和影子一样；人们只是看见感应来得迟缓，便认为上天好像没有听见看见，这大概就是所谓亵渎上天。考察史书，郦食其没有动用一支箭、一片铠甲，就使齐国七十多座城归降，功劳很大。淮阴侯却嫉妒他，认为自己是大将，手握重兵在外，而功劳反而在书生之下，于是进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便把他烹杀；这样说来，烹杀郦食其的不是齐王，而是淮阴侯。何太后专权，孝仁董后长期不能平心；何进便任用太后的兄长为大将军，掌握国政，又憎恨董后的侄子董重的权势同自己相当，于是诬奏董后不宜住在京师。少帝答应了，何进便发兵包围董氏宅第，逮捕董重，免去他的官职，使他自杀，董后也因忧惧而死。这样说来，杀死董重的不是少帝，而是何进。这两个人嫉妒别人有功，忌恨别人压过自己，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却还想保全自己的功劳、永远享有声誉，幸而死在家中，这也太不加思考了。既然如此，这两个人的死，不过是借妇人和宦官之手罢了。那么郦食其和董重有什么罪呢？《孟子》说：“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够得到天下也不去做。” 这两个人，嫉妒的念头一萌生，杀人的心思便无所不至；然而最终也足以因此杀害自身，那么福善祸淫的道理，实在可怕。唉，功劳和过错不能相互抵消。他们二人的功劳和忠诚本来值得痛惜，但我特意把它们揭示出来，只是用来警戒世上那些嫉妒他人的人。《辨河间志程知节墓》据旧志记载，唐卢国公程知节的墓在沧州将相乡，有两个土丘，南北相距不到百武。南面的一座土丘高三丈，周长二十丈。当地老人相传，程知节跟随军队征讨辽东，途中死去，于是葬在这里。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叫作程家林，把乡叫作将相乡。北面的一座土丘较低，人们认为山人已经择定墓地，程知节又死去，因而附葬在这里。这种说法非常荒谬，但始终没有办法查明它的由来。我考察《唐书》，程知节死后陪葬昭陵；昭陵在长安，距离沧州，实在相差极远。这是第一个错误。唐太宗征讨辽东时，程知节担任泸州都督，实际上并未随军出征。这是第二个错误。况且程知节死于高宗显庆三年，上距太宗征辽将近十五年，如今说他跟随出征、途中死亡，这是第三个错误。那么这两个土丘究竟是谁的墓呢？大概是唐代横海军节度使程日华及其侄子程怀讯的墓，当地人以讹传讹，误以为是程知节的墓罢了。怎么知道是这样？根据史书考察，德宗时设置横海军节度使，治所在沧州；程日华于兴元元年任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他死后，儿子程怀直继任，官至尚书右仆射，曾入朝任职。程日华的从兄程怀讯因代任节度使，死后由儿子程执恭继任，官至司空，封邠国公。元和十三年，改任邠宁节度使。大概程氏四代占有沧州、景州一带，所以这座土丘是程日华、程怀讯的墓，毫无疑问。况且程氏世代镇守沧州将近四十年，史书说程日华家中的子弟有三十多人列入宫廷宿卫，那么留在镇所居住的人一定很多，因此当地得名程家林。又因为程日华父子兄弟都建立节度使功业，位居两府，封为上公，所以乡名叫将相乡。当地人只看见这里有墓葬，墓主的功勋、名声、爵位如此显赫，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只是因为熟知程知节的名声，于是错误地编造了这样的说法。我担心无法消除后人的疑惑，所以特意写下这篇辨析。《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译太祖、太宗交接帝位之际，后来之所以引起后世怀疑，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回答说：李焘删改润色《湘山野录》，开启了这种疑问；陈桱又附会《涑水纪闻》，使这种说法流传开来。不深加考察的人，便以为事情确实如此。李焘为什么会开启这种疑问呢？回答说：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因为太祖的遗命，实录和正史都没有记载，而他把《野录》中相关的事删润后附在下面，起初本意只是为了补足缺文。然而《野录》说太祖、太宗在烛影之下相对饮酒，当时看见太宗有难以承受的神色，李焘却把“不可胜”改成“逊避”；太祖走下台阶用脚踏雪，回头对太宗说“好做好做”，李焘却把“戳雪”改成“戳地”，把“好做”改成“好为”，又擅自增加了“大声”二字。《野录》出自僧人文莹的传闻，本来就不足以作为依据；即使考察其中的记载，如其中所说太宗悲痛地召集群臣围绕观看太祖遗体，遗体面色如玉般莹润等话，也原本没有丝毫可疑之处，李焘稍加删润，反而免不了画蛇添足的弊病。李焘既然已经删润它而把它作为正文，为什么又仔细辨析其中的错误呢？回答说：实录、正史都说太祖有病，命内侍到建隆观设醮祈禳；《野录》却说太祖没有病，正在登楼观望云气，走下台阶用脚踏雪。《纪闻》说癸丑日皇帝驾崩，王继恩才开始召晋王入宫；《野录》却说太祖在壬子夜间召晋王来交代身后事，于是晋王留宿宫禁之中。因此，李焘反复追问太祖究竟是否有病、太宗出入宫禁的时间先后，本来是想以此作为删润的依据，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删润后的文字并不清楚，反而开启了后世的疑问。陈桱为什么会使这种说法形成呢？回答说：陈桱只是根据李焘删润后的文字加以记述，又在“好为”下面凭自己的意思妄加“俄而帝崩”四字，再把“宋后母子托命”的话接在后面，于是便使听者感到惊骇了。“母子托命”这句话，本来是王继恩召德芳时说的，发生在癸丑日皇帝驾崩之后；陈桱却把它归到壬子日，并删去了召德芳的事，只保留这句话，这就是不知道《纪闻》和《野录》两书的文字彼此抵牾，硬把它们拼合为一说。他的附会，比李焘的删润还要严重。近世保斋在《宋论》中又把陈桱所写的内容指为太祖、太宗事情的始末，说事情不过如此，那么他的考察还在陈桱之下了。这样说来，宋后召见德芳的事情是真的吗？回答说：正史、实录都记载了这件事，《纪闻》又出自司马温公的记述，应当不会是妄说。李焘还怀疑德芳不是宋后的儿子，这就错了。德芳当时年纪最小，由宋后抚养，或许是宋后特别疼爱他，这些都无法知道；但同一件事出自两个人的记载而有所不同，应当考察记载者本人。温公是可以凭信的人。既然温公的记载可以凭信，那么文莹所说的召德芳之事就有，而留宿宫中的事就没有了。有人竟说李焘删润文字，大概是有意揭露太宗的罪恶，姑且引用《野录》作为借口，又自己推翻这种说法以逃避祸患，这是极其过分的臆测；又恐怕李焘复生，不肯自己承担这种说法罢了。史书称李焘博览群书，他编《长编》，专门致力于广泛采集，选择不精，大概是难免的。有人说，太宗的子孙相继即位，所以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然而南渡以后，孝宗等即位，这件事本来应当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也没有一个人谈到它，为什么呢？姑且说高宗传位的美德，可以掩盖前人的过错，所以事情的痕迹更加泯灭无闻。元史由欧阳玄等人编成，当时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却也没有一句提及。大概这件事必定已有定论了。否则，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会不加以注意呢？有人说，太宗在太祖驾崩不到一年便改元，宋后死后又不服丧，廷美、德昭都不得善终，这些都足以反过来证明烛影之疑；这又是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不到一年便改元，是五代的常事。宋后是太祖的第三位皇后，《长编》说她去世后，太宗设丧次发哀，群臣奉慰之后，最初并没有下诏，所以丧礼多有降等，百官也不服丧，这本来就是当时礼官的过错。即使认为太宗因召见德芳而怀恨，事情也发生在太祖驾崩之后。廷美之死，是赵普造成的，太宗固然不能完全推卸责任。至于德昭之死，并不是由于囚禁逼迫之类的行为。《长编》说太宗把他的儿子惟吉养在宫禁之中，每天陪侍自己用膳，共八年，才让他出宫建府，并下诏供给府第的一切费用，待遇完全等同于亲王，其他诸王的儿子不能与他相比。何况德昭因为日后行赏之事，因一句话愤怒，尚且不惜一死，难道会忍心看着他的父亲被人杀害，却闭口不发一言吗？即使不到一年改元、宋后死后不服丧、德昭之死都出于太宗，也不能因为他后来做得不好，便反过来推测他当时就有弑杀之心，再给他加上无名的罪名。胡一桂、杨维祯、梁寅这一类人，急于把篡位弑君的罪名加到他身上，恐怕都是因为没有见到李焘的全书。正如狱官不依据犯人原先供出的案件，而是深文周纳、巧加诋毁来钩取罪名，偶然有刻薄的官吏看见后感到得意，又跟着附和。这就是太宗的事情直到今天仍不能自行解脱的原因。有人说，太祖既然想把帝位传给弟弟，为什么不让太宗正式取得“太弟”的名号？考察《九朝通略》，其中说唐天祐以后，册立储君的礼制不再实行；到了太宗册立真宗时，才知道讨论旧例。又因为五代凡是按次序应当继位的人，多兼领开封尹，所以太宗和廷美相继担任此职；由此可知，太祖也承袭了唐末五代的习惯，加上当时年纪还不算老。这或许是将来另有安排，难道会突然预料自己将死吗？把疑事传留下来，是史家的方法；如果没有可以保留的疑问，又何必拾取小说传闻，强行替它编造说法，以增加后世无穷的困惑呢？这就是李焘、陈桱的罪过。又有人引用《宋朝类要》所载陈抟向太祖说“火日”的话，认为终究可疑。这是不知道陈抟在太宗初次入朝时，终身从未见过太祖，他的说法自然不攻自破。对于千百年不能裁决的议论，可以凭以判断的，不过是道理和事实。从事实来说，不过如此；从道理来说，古代凡是篡位弑君的人，大多出于深仇和紧急变故，是万不得已的谋划，而且还一定要借助他人之手才能成功，从来没有亲自拿着刀，在深宫中为了万一的侥幸而冒险行事的。看太祖对待太宗，就像灼艾时分担疼痛，以及所说的“龙行虎步”等话，始终没有丝毫嫌隙。

译太宗有什么苦衷，非要做这种事不可呢？舍弃从容取得帝位的快乐，反而把自己置于立即陷入危亡的境地？这是疯狂丧失理智的人都不肯做、凶残绝伦的人都不忍做的事，却说太宗做了，绝对不可信。何况《类要》《野录》都把这些话托付给佛、道之徒来说，即使确有其事，也是儒者不应谈论的，何况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呢？我唯一深信的，除了温公《纪闻》之外，其他一概不取。《太古轩辨》陶渊明在夏日里高卧北窗，清风徐徐吹来，自称是羲皇以上的人，这大概是把古代看得高贵。司马温公制作一套深衣送给康节，康节推辞说：“生活在当今时代，不敢穿古代的服装。”这又好像是把古代看作不合时宜。两位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人，见解却这样不同，为什么呢？有人说：两位在内心上尊崇古代，却不拘泥于古代的外在形式，这并不妨碍他们实质上相同。郡人刘宗敏先生自号“太古”，难道他将要辨明这两位先生的内心和行为吗？这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陶渊明弃官归隐，在一扇窗下寄托傲岸之情；宗敏却在壮年时遨游江湖之上，每天忙碌不暇。康节连一件古衣都不肯穿，宗敏却不惜重金购买，在一座轩中聚集奇异古物，每天同好事者以此为乐，并以“太古”自号。像这样，他对两位先生有所领会吗？这实在无法知道。有人说：不是这样。渊明把古人看得高贵，于是弹奏无弦之琴来自我娱乐，并不一定要弹奏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声音。康节认为古代服装不合时宜，于是探究先天的心学，画成图，直接上溯到羲皇，对文王以下则不加讨论。由此看来，表面上认为不古，其中却保存着古意；表面上认为古，其中却包含着不古。这正是前代正人之所以不可企及的地方。如今宗敏号称精通琴艺，又以先天之旨阐发为抽添火候之说，自以为从至人那里得到了不传之学。那么宗敏的内心和行为，是不古而有古意呢，还是古而实际上不古呢？同样都无法知道。必定有能够辨明它的人。论董公、徐洪客 天下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的见识能够超出众人之上。周朝末年，各诸侯忙于相互吞并，以使自己强大起来，不再知道君臣之义。即使项羽杀害君主，天下人也不能称他为贼。高祖起初的想法，也只是厌恶项羽分封土地不公平，所以发动愤怒之师来报自己的私怨。可是新城三老董公独自劝说高祖：“仁德不能靠勇力，正义不能靠武力。项羽无道，放逐并杀害义帝，是天下的贼。大王应当率领三军为义帝服丧，告知诸侯并讨伐他，这是三王的举动。”他的话刚正严厉，不可侵犯。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汉朝的事业得以成就。张良、陈平等人，竟没有一个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六朝以来，人们安于篡夺窃取，不再知道吊民伐罪之事。杨广如此无道，天下人却不能声讨他是独夫。即使唐太宗有才略，也几乎要用接受特别赏赐、举行禅让的方式取得帝位，昧于大计而成就叛逆的图谋。然而泰山道士徐洪客却独自劝李密说：“将军应当乘着进取的时机，凭借士卒战马的锐气，沿水路向东进军，直指江都，擒取这个独夫，向天下发号施令。”李密不能采纳，他的话直到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凛然感到其中充满生气。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竟没有一个能够懂得这个道理。这样说来，这两位君子的见识，难道不能称为天下士吗？世上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是大多隐藏在守门击柝之人、戴黄冠穿野服之类的人中间。他们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在多事的年代，有时他们才仅仅显露自己的长处而出现在世间，便已经奇异伟大、卓越不凡到如此地步。那么，身居人上者，难道可以安然自满，轻视天下的士人吗？论曹操 曹操在汉朝时，人们佩服他的智谋，曹操自己也以此自比，说：“我难道有四只眼睛吗？只是比别人多一些智谋罢了。”依我看来，曹操哪里配谈智谋呢？曹操之所以没有立即败亡，只是上天侥幸保佑。曹操在穰城围攻张绣、在徐州进攻刘备时，田丰曾两次劝袁绍袭击许都；曹操在官渡抵御袁绍时，孙策也曾部署妥当，准备袭击许都；曹操追击袁绍、攻打乌桓时，刘备又曾劝刘表袭击许都。假如这三个人的计策有一个得以实行，那么曹操的败亡难道还要等片刻吗？然而袁绍、刘表不能完全听取部下的意见，孙策又遭到暴客之祸，说这不是上天的侥幸，能行吗？有人说：“曹操虽然倾尽国力远征，也一定有留守的大臣、驻屯的军队，以防备意外变故；这样看来，袭击许都的计策，怎么能保证一定取胜呢？”这完全不对。当关侯攻取襄阳、进攻樊城时，曹操已经相顾失措，只能商议迁徙许都以避开他的锋芒。既然明知敌人到来，却不能立即起兵抵御，又何况能够出奇制胜呢？曹操的危险已经多次出现了，却还要以自己多智来欺骗世人，我是在欺骗谁呢？古代有智慧的人，必定以诚信为根本，行动不违背正道，没有急于求成的心，却有万全的办法。像曹操这样侥幸获胜、苟且免于失败，不过是所谓钻穴偷盗的强盗罢了，哪里配谈智谋？《隋论》隋文帝取得天下，与唐高祖、宋太祖没有不同，但自身不能免于恶名，国家也不能免于被视为偏统，这是为什么呢？也只能说是后来选择继承人的德行不好罢了。隋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隋炀帝杨广，而把罪责归到后来的继承人身上，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杨广能够即位，是独孤皇后造成的。太子杨勇无罪却被废黜，杨广凭借宠爱幸遇夺取了太子的地位，那么亡掉隋朝的，正是独孤皇后。再说张汤、杜周，他们凭什么得到地位、建立家业呢？而他们能使事业昌盛、子孙隆盛，也只是因为子孙贤能罢了。何况隋文帝凭借统一天下的盛业，若得到一个中等才智的君主，承担守成的责任，难道会不能与唐、宋二祖相媲美吗？可是他偏偏把天下的大器交给一个酗酒、荒淫、暴虐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继承人的罪过。唉！周朝兴盛，是由于文王；太姒以圣德配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人们并不认为他薄情；立武王，人们也不认为他是溺爱幼子；最终由家族发展为国家，享有的国运长久，没有谁能超过它。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采用了天下公义。废立君主是国家大事，如果徇私背公，没有不造成混乱的。《尚书》说“桀的灭亡，是因为只听妇人的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使在被杀之际，隋文帝撞着床大怒说“独孤误了我”，又有什么用呢！《狄仁杰论》

译前代儒者说，狄仁杰没有来得及复立中宗，七十岁便去世了，他所推荐的张柬之等人继承他的事业而完成了这件事。张柬之当时也已经八十岁了。假如上天不赐给他们寿命，事情的时机一旦错过，唐朝的国运就会最终倾覆。说狄仁杰没有及早筹划这件事，是有遗憾的。这完全不对。凡事能够成功，虽然表面上是由于人的作用，但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是由于上天。在武后末年，中宗已经回到东宫，狄仁杰身居宰相之位，这期间难道没有可以乘机行动的时机吗？他迟疑徘徊直到死亡，固然不能说是有智谋。然而中宗既然已经回到东宫，那么天下就是东宫的天下，这是不用说就能明白的。聪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正应当稳重持守，以消除群小的邪恶，等待事情最终成功，当然不能拿万分之一的可能去冒险尝试。这就是狄仁杰的心意，而张柬之只是幸运地获得了功劳。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即使张柬之不幸也死去，而唐朝的命运没有改变，天下难道会没有像狄仁杰、张柬之这样的人吗？议论者却因为他年老衰弱，责怪他没有及早谋划，这是把事情说到末节去了。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活了将近百年，终身侍奉纣王。到武王九十三岁时，辅佐他的太公也已经八十多岁，才开始战胜殷、杀死受，并大力宣告武功成就。由此看来，文王、武王、太公年老时没有及早谋划，实在是太“及早谋划”了。古书说：“上天要废弃的人，谁能使他兴盛？上天要使他兴盛的人，谁能使他废弃？”那些议论者哪里能够说到这个道理！《狸奴论》我家养着一只老母猫，快要生小猫了。一个女童不小心碰到它，使它流产，从早到晚都呜呜哀鸣。恰好有人送来两只小猫，起初老猫大概冷淡地不肯亲近它们。后来老猫便抚养它们，来回徘徊，踯躅不前；躺下时就把它们拥在怀里，行走时就护着它们，舔舐它们的绒毛，还把食物让给它们。两只小猫过了很久，也就忘记了彼此并非亲生母子，稍稍亲近老猫，便接受它的乳汁。从此它们欣喜地把老猫当作真正的母亲，老猫也俨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唉，这也真是奇异啊！从前汉明德马皇后没有儿子，显宗取别人的儿子命人抚养，马皇后说：“别人的儿子何必一定要亲自生育，只怕爱护他不够罢了。”此后她尽心抚养，章帝也天性孝顺，母子之间始终慈爱孝敬，没有丝毫隔阂。狸猫的事情，恰好与此相合。那么世上做父母和做子女的人，如果有不慈爱、不孝顺的，难道只是对古人感到惭愧，也应该对这只异类感到惭愧了。《祀神考》

译我先父尚书少保襄毅公去世时，临终遗命在先祠东面建堂，用来奉祀五祀之神，并附祀张仙之神，以及汉寿亭侯、远祖忠壮公、唐越国汪公、中丞张公等神位。当时我正在远方出仕京师，不能参与并听闻此事。弟弟克俭因为先公没有忘记这件事，便在当年筹办工役，将堂建成。等我回到家中，举行完丧事，阅读祭祀礼文，于是又考察订正其中的异同，把自己的说法写在墙上，来给我的后人看。一、论定司命、灶、中溜、族厉、门五祀。五祀的名称，见于《礼记·月令》的，是门、行、户、灶、中溜。凡是《曲礼》和《周官》中关于小祀的注释，没有不同的。《白虎通》则有井而没有行。至于《祭法》，又认为天子有七祀，称为司命、中溜、门、行、户、灶、太厉；诸侯有五祀，称为司命、灶、门、行、公厉；大夫有三祀，称为族厉、门、行。这种说法在经书中没有第二处出现，所以前代儒者大多赞同《月令》而非《祭法》。然而《王制》关于大夫祭祀五祀的注文说“司命、中溜、门、行、厉”，又与《祭法》相同。以上六种说法虽然相互参杂错落，但都出自秦汉儒者的记录，恐怕不能偏信其中任何一种。因此我采用《王制》的注文，只把灶改换为行。天子直到庶人，对生命的喜爱大概没有不同，这就是祭祀司命。天下直到一国一家，虽然土地有大小不同，但都可以说拥有土地，这就是祭祀中溜。人活动时不能没有出入，居住时不能没有饮食，这就是祭祀门和灶。鬼魂没有归宿，就会成为厉鬼，所以从天子到大夫都有这种祭祀，只是由于等级差别而名称不同。先王的制度，体现了最深厚的仁和最完备的义，这就是祭祀族厉。礼仪过于繁杂就会混乱，侍奉神灵也会困难。户与门同类，井、行与中溜也同类，为什么还要另外祭祀呢？《仪礼》说，士患病时要祷告五祀，那么司命、族厉应当包括在其中，就可以知道了。因此现在确定司命之祭，在春季举行，取万物生育之意；灶之祭，在夏季举行，因为夏天火气得时；中溜之祭，在季夏举行，因为季夏土气在中央旺盛；族厉之祭，在秋季举行，取万物肃杀、消除灾害之意；门之祭，在冬季岁时交替之际举行，取阴阳闭合与开通之道。司命主管一家人的生命，根本在天；中溜、门、灶供给一家人的日常所用，根本在地；族厉督察一家人的过失，根本在人。天、地、人三者都具备，祭祀的意义就清楚了。二、论定禖氏之祀。古代有高禖之祭，这是天子祈求子嗣的礼仪，在郊外举行，又称为郊禖。恐怕不是臣下应当僭越举行的。然而后稷确实是通过祈祷高禖而出生的，这件事见于《生民》诗篇，那么古代臣下也有举行这种祭祀的人了。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祈求子嗣的礼仪，古代必定上下都可以实行，只是如今已经失去了它的制度。近世用土木雕成神像并严肃奉祀的，称为张仙。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兴起的。老泉为它作赞，说祈祷它便能得到子嗣。二苏也没有说清楚他究竟是谁。神像张弓夹着弹丸，像贵游公子的样子。有人传说他是周朝的张仲，但这件事在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月令》所说的高禖之祭，一定要礼待御者，给他系上弓囊，授给他弓箭，显明将要得子的祥瑞。《内则》说男孩出生，要用桑弓蓬箭射向天地四方，共射六次，希望他将来能在远大事业上有所作为。因此我私下怀疑，这尊神像就是高禖之神。把箭改成弹丸，是取“诞子”的意义。只是关于张仲的事情，想寻求解释却没有找到。我又私下认为，古代祭祀一定要用尸，即以活人代表神灵；如夏代郊祭以董伯为尸，周公祭祀泰山以召公为尸，是取其德行相类似的缘故。难道周朝祭祀高禖时，曾经以张仲为尸吗？古语说：“仁德的人一定有后代。”又说：“孝悌是实行仁德的根本。”《诗经》称赞张仲孝顺友爱，尹吉甫借助这些品德成就了自己的德行，那么祈求子嗣而祭祀张仲，或许是按照义理创立的礼仪吧？只是“高禖”的称呼涉及僭越，而礼制中有区别尊卑的称呼。称作禖氏，也如同天子的社神称为后土皇地祇，而庶人的社神称为后土氏一样。因此现在确定称作禖氏之神，大概在礼制上就不会违背了。三、论汉寿亭侯及远祖忠壮公、唐越国汪公、中丞张公的祭祀。汉寿亭侯的忠义闻名天下，我先父曾多次梦见他。每次出兵，便在军帐中祭祀他；汉寿亭侯确实是为汉朝对吴国死守节义的人。我们徽州郡原来是吴国境地，先忠壮公在侯景之乱时、越国汪公在隋朝末年，都有保卫州里、捍卫百姓的功劳，历代都把他们列入祭祀典礼。徽州人家家奉其神位、户户祭祀；忠壮公又是程氏大宗礼中所说的先祖，应当在立春举行祭祀的人。中丞张公在安史之乱时保卫江淮，遏制强敌，帮助国家中兴；因此江淮以南没有被腥膻污染、没有遭受荼毒，都是他的功劳。江淮以南本来就应当祭祀他。从前尹和靖先生每天早晨一定诵读《光明经》，有人问他原因，他说：“这是母亲的命令。”异端的学说，君子尚且不忍违背先母的命令而不诵读学习，何况一代忠勋之臣，既有先人的功烈，又有先人的德行呢？我先父奉祀他们，实在是为了表达景仰、感念和敬服之意，并不是想通过祭祀他们来求取福报。我这个后辈又怎么敢不继承这种敬意来奉祀他们呢！《篁墩文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十二。（明）程敏政撰。○辨。辨析《祁谱》的世系：从周、秦直到五代，竟然没有一处缺漏，这很可疑。

译据考，饶州景德镇有一位宋代都官程公，名叫程祁，曾经撰写《程氏世谱》三十卷，上起得姓之初，下至五代，其间世系的连接、分合，人物经历的详略，都非常精密，因此最受称誉。大概自宋代以来，凡是程氏有家谱的，都一定以此为依据。采用它的人称赞它正确，不采用它的人便斥责为错误，它的说法在一个宗族中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敏政每次读到它，也赞叹它对程氏有功；但唯独疑惑它从晋代以上直到周朝末年，所载事情在经史中都看不见，究竟依据什么考察，却能一一记载，使世系中的昭穆关系清楚明白，完全没有遗漏，竟达到这种程度呢？然而我又怀疑，魏晋以来按照门第取士，凡是世家大族，一定有谱牒副本保存在官府；程祁生活在汴、宋之时，恐怕曾经见到过这些资料，但也无法知道。近年以来，我想重新订正本宗的一支，于是遍考旧谱，旁证其他书籍，这才知道《祁谱》果然可疑。为什么呢？因为它所记载的河南房一支，其中有证据可以完全揭露它的错误。程祁说自己依据林宝《元和姓纂》，认为陈朝灭亡时忠壮公的子孙迁徙到中山，五世孙大辨任六合令；虽然说是忠壮公的五世孙，却不知道他是从哪一支传下来的。敏政考察《文苑英华》，找到李邕撰写的《程长史碑》，其中记载五世祖重安侯程向，正是忠壮公的孙子；程向生程育，程育生程皆，程皆生程弘，程弘生程大辨，人物经历都记载得很清楚。后来又找到陈留谱加以证明，两部书的内容相同，且都出自汴、宋一带；程祁没有见到这些资料，却在自己所著的谱中说程向生二子程翻、程诩，程翻生三子公顺、公颉、公颕，程诩生二子公颢、公显，反而说不知道大辨是从哪里来的。由此可知，《祁谱》的可疑之处恐怕不止这一点。大概程祁自负博览群书，搜罗编纂，完成了这部谱，却不知道简册中的记载本来就有超出他见闻范围的，李邕的碑文就是这样。程氏以国氏为姓，始祖是休父，世望在安定；婴公曾为赵家效力于邯郸，于是又以广平为望族所在地，这就是程氏的来源。因此现在确定编写这部谱，仍然把二位先祖列在开头，以重视追念水源木本的情怀。凡是《祁谱》所记载的、出于周秦之间的世系，都不敢详细收入，用来表明这部谱的可信程度。然而程祁的自序说：“如果族人和我志趣相同，后来有人看到新的资料，或另有收藏的书籍与今谱不同，希望把它们拿来告诉我，也许还可以改正。” 那么，他的本心难道不是也对后人抱有希望吗？辨析《祁谱》所称：从汉代历简侯黑直到晋代新安太守元谭，世系相隔太远，记述却过于详细，很可疑。据《祁谱》说，婴公传十一世到汉代历简侯黑，黑又传二十世到新安太守元谭；中间没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见于传记，现在不敢采用。不过历简侯确实是赵人，那么他的先祖应当出自婴公，所以现在只依据《汉书》年表中的世系，把他附在婴公之后。辨析《祁谱》不知道程氏最初迁到江南，是出自吴都亭侯普之后，却错误地依据《元和姓纂》，认为出自魏安乡侯昱；欧阳文忠公的碑铭也沿用了这个错误。据林宝《姓纂》说，唐代程氏的著名宗族分为七支，其中广平、中山、济阳三族都以魏安乡侯昱为祖先。于是都官程祁依据它编写世谱，说：“中山的程氏出自新安太守元谭，实际是安乡侯的后裔；晋朝东渡时，从河北来镇守新安，于是定居在那里。”太守元谭的十三世孙就是忠壮公灵洗，于是欧阳公又依据此说撰写《冀国公碑铭》，说：“程氏分为七支，三支以安乡、广平、中山为祖，直到济阳。中山的程氏出自灵洗，实际是昱的后代，任职于陈朝末年。”这两种说法出现以后，凡是程氏有家谱的，没有不以它们为宗据的。敏政私下诵读这些内容，却有所怀疑。李邕所作《程长史碑》，其中世系非常清楚，而程祁没有见到，竟然妄自记述；那么再往上推，说元谭确实出自昱，他怎么敢把它当作依据呢？后来得到陈留程氏旧谱，其中说：“唐代程氏的著名宗族分为七支，广平、中山以吴都亭侯普为祖，济阳以魏安乡侯昱为祖，分为南北两宗。”这才知道《姓纂》漏写了“吴都亭侯普”五个字。后人由此沿袭错误、承接讹传，说三族都以安乡侯为祖，大概是欧阳公和程祁被《林宝姓纂》误导，后来人又被这两位先生误导了。陈留谱所记载的远祖世系很有头绪，而程祁又没有见到它。他在自序中说，绍圣年间曾寻求陈留谱却没有得到，还说没有办法作出定论，要留待将来；那么他的谱系记载比《姓纂》更加疏漏，也就很自然了。陈留谱说，普的从孙程坚东渡长江，历事孙权，任荡寇将军，赐居建康，成为南宗的祖先。晋元帝东渡，在建康即位，而普的玄孙元谭出仕为新安太守，才开始居住在新安。大概程氏迁到江南始于普，居住在新安则始于元谭，并不是元谭从河北迁到江南。会稽里文简公大昌为此谱作序说：“晋代以前，程氏没有越过长江向南迁徙的，居住江南大概始于东晋元谭公吧？”唉！会稽里公最以博学著称，又受到朱子的礼敬推重，尚且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我这部谱不能有所订正，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辨析《祁谱》记载新安太守元谭以下世系中断，与陈留谱不同，以及记载忠壮公有二十二个儿子一事可疑。

译《祁谱》记载：元谭的儿子超生冯，冯生丰，丰生景秀，景秀的儿子元政生宝云，宝云的儿子法晓生隐隽，隐隽的儿子道乐生次茂，次茂的儿子詧生宝惠，宝惠生灵洗五个儿子，灵洗生文季二十二个儿子，文季生子向，子向生诩，诩的儿子公颢生绚，绚的儿子南金生元谏，元谏的儿子季随生绎，绎的儿子昔范生行褒。据《祁谱》说，忠壮公的五世孙大辨居住在中山，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传下来的。敏政得到李邕碑文后加以订正，发现居住在新安的一支是：元谭生长民，长民生相韶，相韶生元政，元政生道惠，道惠生天祚，法度、天祚生超，法度生扞，宗景的后代超生邕之，邕之生修，修生次茂，次茂生詧，詧生宝惠，宝惠生忠壮，共十二世。又从忠壮传五世到皆、富，二人分为南北二宗，都在隋朝任涿郡主簿；皆生弘，弘生大辨，属于北宗；富生炫，炫的儿子南金生谏，谏传四世到行褒，属于南宗。敏政又得到陈留谱加以订正，情况如上。考察《宋齐书》，元谭的四世孙道惠有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宋子业之乱时，他们都辅佐晋安王子勋起兵，姓名散见于纪传之中，而程祁却只记载天祚一人，把其余人都列入外谱。又说忠壮公兄弟五人，有二十二个儿子，也都与陈留谱不相合。考察《南史》的传记，当时将相大臣无论显赫还是不显赫，有三个、五个儿子的，大多都记载下来；忠壮公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甚至有人娶了公主，反而完全没有记载。考察《祁谱》，二十二个儿子中无后代或迁居外地的超过一半，只有程向一房居住在故乡，这也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史书称文季死于周朝，诏令让他的儿子向承袭封爵，说的应当是文季的儿子名叫向；程祁却说他的名字是子向，更加可以看出他对人物并未考察清楚。敏政最后又得到两条资料：一条是洪武年间长史通公编纂的《绩溪坊市谱》，其跋文说：“家中收藏的旧谱称，程向生一子，姓名失传；他的曾孙名叫行褒，与各谱不同。”另一条是元代儒者方氏玄成题跋程氏谱，也说：“婺源谱称元谭传十三世生忠壮公，绩溪谱称元谭传九世生忠壮公，差异又是如此。”由此可知，在《祁谱》之后，本来就有人察觉它的错误而将可疑之处空缺下来。可惜他们没有见到李邕碑及陈留谱，所以没有办法加以订正罢了。《祁谱》又把炫写作绚，说绚有弟弟纶。南金有两个儿子，元皓、元谏，都与陈留谱不相合。唐代登科记只写作程谏，也没有所谓元谏。唐代进士试《蓂荚赋》中，刻有程谏公的文章，至今还保存着。又说绎生两个儿子昔范、西范，比陈留谱多出一人。大概是“昔西”二字读音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辨析《祁谱》不知道元皓与皓是同一个人，错误地把沧州、中山分作两房，又错误增加荆杞一人作为河南房的祖先。据《祁谱》说，忠壮公的七世孙元皓生日日华，是沧州的祖先；又错误地说大辨生文英，文英生皓，皓生荆杞，是中山的祖先。并且说《伊川宗谱》一卷，应当把它附在上面，大概是因为伊川六世祖秀是荆杞的儿子。敏政每次读到这些内容，都很怀疑元皓与皓本来就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呢？《姓纂》说大辨居住在中山，而《唐书》本传称日华是定州安喜人，世代镇守沧、景二州；定州就是古代的中山。只是日华父子在沧州任职，程祁却把他们整个家族都归入沧州，这不合人情。后来我从赵明诚《金石续录》中得到唐代韩义宾所撰《定州别驾程君墓志》，又考察陈留谱，才知道皓生日日华，日华生怀直，怀直生执恭，执恭生世庸，世庸生岩，岩生秀。皓和元皓果然是同一个人，但仍有可疑之处：《唐书》本传说元皓曾接受安史伪政权的任命，担任定州刺史；李邕碑却称皓是广宗人，凭文学出身，只有这一点不同。后来又考察唐代宗、德宗实录，才终于知道造成错误的原因。实录在日华传后说：“日华是广宗人，父亲皓任定州刺史，才开始居住在安喜。” 而《史朝义传》后面说：“史朝义死后，他伪政权的定州刺史程元胜等人都献出所据之地投降。”由此可知，修史的人考察不细，只看见定州有两个姓程的刺史，便把元胜的事情附会到元皓身上，又把他的名字改成元皓。所幸新旧《唐书》在日华传中都写作元皓，在史朝义传中都写作元胜，偶尔还能看到两种名称交错出现，因此可以据此寻找疑点、校勘错误。假如把它们改成完全相同的一种写法，哪里还能重新订正呢？程祁不能订正史书的错误，反而说皓生了一个儿子荆杞，又增添了一层疑点来误导后人。现在确定以李邕碑、《唐史》以及韩氏墓志、陈留谱为依据，这样，百年的疑问才在一天之内得到裁决。又考察宋代末年有人续编家谱，因为《姓纂》说大辨不知道出自哪一支，而《祁谱》记载忠壮公的十四世孙有粹、实、英、秀四人，于是把伊川一支附在秀的下面；这就又是年代越远，错误越多了。辨析《祁谱》中行褒以上的世系有讹误，应当订正；行褒以下的世系清楚明白，应当采用。至于《祁谱》续谱所载的内容，各房大多没有见过，或者错误地增删了内容，也略加辨析。

译按照祁谱所记的错误来看，最严重的，是伪造行褒以上的祖先姓名，把他们牵连编缀在一起。至于它所记行褒以下六代，支派分衍清楚，反而最为明白，是应当遵从的。祁生于汴地，宋代距离五代并不久远；而它所记行褒的六世孙承，以及“承”字排行的三十多个房支，都是当时彼此有所闻见、居住相近、庆贺丧吊相互往来的族人。它附载承议公的话说：“各房子孙，都请把‘承’字冠在名字前，登记在谱籍中，以便辨别年长年幼。”祁谱另外还有续谱二十卷，大体都是三十房以后的世系，江南各地的程氏大多出自此谱。然而经过多次兵乱之后，有些人或许已经没有见过它。近世各地程氏族谱，大概出于宋末元初的人之手，东拼西凑编成。他们本来不知道祁氏还有续谱，于是有的遗漏世代，有的增加姓名，想要同祁谱的前谱相合，结果错乱纷杂，无法穷究。反而是三十房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承接其后，这样遗漏得比祁谱更加严重。现在订正本宗谱，却不能遍及各房，所以根据所见略作记录，以等待日后续修。祁谱过去记载范有三个儿子：秉彝、匡柔、行褒。匡柔有两个儿子：适、造。行褒有四个儿子：谅、干、纂、翰。宋代南溪房达可印本谱说：行褒生适，适生吾，吾生谅，谅生凤，凤生纂。各谱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怀疑适、谅都犯了近祖的名讳，实在没有考察。适就是匡柔的儿子，祁氏续谱也明确记载适生吾，吾生凉，凉有两个儿子：长子凤，次子鸾。鸾有两个儿子：长子秔，次子荣。后人没有见到祁氏续谱，误把适放在行褒名下；又没有考察凉与澐、淘是伯叔兄弟，名字都带水旁，却擅自改作谅。达可谱又称纂有五个儿子：琼、璇、珎、琮、璊。琮是鳯凰、泸口、南溪三房的祖先。考察祁谱：纂只有四个儿子，没有琮这个名字。各谱都称干公这一支的渥生琮，《会通谱》也曾经辨析确定过。然而祁谱记载渥是南唐元宗初年的进士，达可谱记载勋是唐僖宗时的进士。哪里有孙子比祖父早中进士八十年的道理？考察印本谱旁注说：“一本作鳯生伟，伟生琮。”现一并记录下来以备参考。可见当时本来对此有所疑问，只是没有来得及订正。现在依此加以订正，本来就是先贤订正谱牒的意旨（琮就是唐代忠臣宗楚的讹误，辨析见后文）。祁谱记载珍生八个儿子：洎、沚、浑、泽、澐、湘、淘、汾。续谱也这样记载。各房族谱有的说是九个儿子，有的说是十个儿子，增减不一。大体上多出浚、清、渝、浐四个名字。考察祁氏续谱，浐出自干祖派原公这一支，其余三个字都疑心是传抄错误。例如《环溪谱》在浑字下注说：“一作渝。”《会里谱》在泽字下注说：“一作清。”《宜振录》明确把洎写作浚，大概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容易发生讹误。宋代南溪房印本旧谱记载，适的第三世生鸾，鸾生两个儿子，长子秔，次子荣。秔、荣二字后来翻刻时偶然模糊，因此后人有的把秔看成秠、看成秬，有的把荣看成莹，有的干脆把这三个名字都放在鸾名下，全都不对。《桃梅谱》又认为行褒生四个儿子：干、纂、翰、秔，有的干脆认为适生秔，都与祁谱不合，应当遵从印本旧谱。祁谱记载盈只有一个儿子从谠，迁居湖南，各谱都相同；另一本谱却说盈有次子从发，是率口派的祖先。考察祁氏续谱，浑生郇，郇生从发，后人误把“墨丝”一线牵连到盈名下了。会里文简公大昌修谱，从五世祖文新开始，是考察了祁氏续谱的。泽早年去世，他的弟弟澐选择族人的儿子番作为后嗣，才开始居住在会里。曾孙立生了四个儿子，就是文新的父亲。文简的五世孙天经编写《庆源录》，说家中收藏有元丰年间的支书，记载从始迁会里祖到第七世文新的墓地，墓地四至的经营界址都具备，与绍兴年间官印支书相同，只是缺少名字和排行。这样看来，始迁祖就是泽公无疑，只可惜当时没有见到祁氏续谱。会里后裔明远在谱序中说：“文简公在世时，元丰支书藏在长孙之才房中，所以文简公没有看到。近来天经得到它并加以补录，可以解除文简公的遗憾了。”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记载，而是根据数代以上的旧籍作为依据，最初哪里敢凭空说话、妄加附会，触犯先世的严厉告诫呢？这话是对的。可惜的是把泽误作清，仍然不免有考察不精的毛病。祁谱在澐名下没有记载所生的各支派。各谱有的说澐生一个儿子仲繁，是祁门、浮梁的祖先；有的说澐生四个儿子亮、芜、寰、季，是休宁汊口的祖先；有的说澐生两个儿子仲节、南节，是休宁古城陪郭的祖先。考察祁氏续谱，澐生三个儿子：长子仲繁，领兵戍守祁门严湖等地；次子仲节、南节，领兵戍守歙南古城和休宁。仲繁生两个儿子熺、耀。熺居住在祁门新府，生两个儿子承勲、承徳。承勲生五个儿子：令温、令滔、令洭、令汾、令洙。耀返回居住在汊口旧府，生承武。承武生旺，旺生两个儿子淮、沅，先后担任岩将。淮生四个儿子：亮、芜、寰、季，这是最有根据的。后人没有见到祁氏续谱，在祁门这一支中脱漏了两代，说令洭在唐代任中奉大夫，又把令滔五个儿子中令洭的三个儿子的名字都加上“承”字，以求与祁谱前谱相合。考察《唐百官志》，并没有中奉大夫这个阶官，它是宋徽宗大观年间才开始设置的。令洭生于唐代，却在汴宋末年做官，这样就有将近二百岁了。柏溪《程山谱》记载五个儿子、三个儿子的名字都没有“承”字，其错误十分明显。汊口谱直接写澐生四个儿子，大概只是因为淮、沅与澐、淘都任岩将，而名字的偏旁又偶然相同。中间脱漏了五代，按年代计算，端明公死于理宗朝，却与宋初的五世祖同辈。婺源、开化各谱所记载的世次与祁氏续谱相同，只是不知道耀和承武的名字，便说汊口始迁祖和第二世祖都避讳而没有记名。

译祁氏续谱记载，湘在巢贼之乱以后，分兵守卫婺源，官至检校工部尚书。湘去世后，儿子全礼接替他，官至检校御史中丞。全礼去世后，弟弟全皋接替他，官至御史大夫。全皋年老后，儿子遁接替他；遁又名范，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国子祭酒。进入宋代后战事停止，大概父子兄弟四代守卫婺源，以年代和事情相互验证，最有根据。现在婺源谱说全皋没有后代，全礼生嗣恭，嗣恭的儿子思复生筠，筠的儿子仁愿生范；又说范是天祐二年进士，入仕为官，这完全失去了事实。按祁氏前谱，八房只记到汾名下，写明无子；像淘、全皋名下也都没有记载，大概已经记在续谱中，只是后人没有见到。遁以后，世人不知道他出自哪一支，有的上溯到匡柔名下，有的把他勉强归到仁愿名下，都不对。考察澐抵抗黄巢是在干符五年，到天祐二年才二十七年；湘到范已经六世，年代太短而世代太多，即使有旧谱承接，也不能令人相信。大概全礼名下的茂、芳、范、萌是四兄弟中的一个范；全皋名下的遁也曾名范，是另一个范。从前一种说法来看，全礼名下的范是这个范的孙子；从后一种说法来看，全皋名下的范却是那个范的祖先。后人不知道这一点，把两人合成一个，错误哪里说得尽呢？周溪谱说遁的子孙居住在彰睦、莲河，却忘掉了这个祖先，反而接着把范作为始祖，失去源流已经很远了。乐平小彰睦后裔、宋代贵溪教谕珽重新编定谱系，也曾加以辨析，大体与周溪的说法相同，可惜多次合修谱牒，却没有人替它厘正。婺源谱又称全礼为本县都督，考察《唐史》，每道设置都督，往往由大臣出任并兼领一县，不应有这种情况。郡志记载，婺源在唐末曾经在腰滩、蚺蛇港设置都镇，就是今天的县城；那么全礼所统领的应当是都镇，族谱误写成了都督。婺源《清源谱》称嗣逊开始居住在清源，生承贵；承贵的儿子是仕修，仕修生利涉。利见是利涉的儿子，利见生仁；仁的儿子是克诚，克诚的儿子是邦彦，邦彦生天则，就是二十公。利见的儿子侃生克敬，克敬生宗瑞，宗瑞生椿，就是十九公，是环溪一支的来源。现在《环溪谱》称嗣逊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十九公，次子是二十公，中间少了六代。环溪后裔潜夫作《辨讹》，认为本宗谱称湘公生于唐咸通三年，往下到椿公生于晋天福十一年，世代相隔不远，中间不可能再容纳六代，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但淘公谱序称自己享年七十岁，官位不过岩将，而且他所作谱序都说是天祐三年、梁尚未篡唐以前的事情，姑且以这一年为起点向上推七十年，那么淘应当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湘本来是淘的哥哥，却在懿宗咸通三年才出生，中间隔着武宗、宣宗两朝，反而比淘小二十六岁。由此看来，湘以下的出生年份也不能作为依据。然而以干符五年澐公起兵抵抗黄巢之年为标准，在咸通三年之上再增加四十年，中间同样不可能容纳六代。所以现在决定采用《环溪谱》的说法，只删去湘公以下唐代各祖先的出生年月日，以符合事实，这样上下两方面都能贯通。如果采用《清源谱》，那么草庭和文林这些隐居的先达，都将与今天修谱的人同辈，无法会合。婺源旧谱称嗣恭的长子是思伯，另一个名字叫仁愿，生四个儿子：茂、芳、范、萌。次子思复，另一个名字叫烈，生三个儿子：简、筠、籍。筠生三个儿子，分别叫十一、兴、护。续谱的人误把仁愿放在筠名下，又有的把兴改成仁兴，以便迁就这种说法，都不对。考察《长径旧谱》，它出自筠这一支，而且称萌是简、籍的兄弟，现在遵从它。祁谱八房中只有汾名下明确记载无子。续谱记载淘曾经把侄子全礼作为儿子；后来全礼守卫婺源，又把侄子旭作为儿子。旭世代担任岩将，同时统领开化马金岭的士卒，在龙山享受祭祀。旭生儿子玢，协助防守歙地，开始迁居河西。玢生四个儿子：彦赟、彦枢、彦榕、彦材，是槐塘各支派的祖先。另一本谱却说汾生四个儿子，大概是把玢误作汾了。婺源种德坊、龙陂以及开化蔗溪所载都相同。槐塘孟公的《会通谱》也曾怀疑汾无子，把这种说法写在本支谱下，留待后人考察。那么今天的考订，难道不也是孟公的志愿吗？祁氏续谱记载，澐的次子仲节镇守歙县古城。仲节的次子兰生迪，字逢吉。现在《会通谱》却说汾的儿子彦榕生延拓，世代居住河西。延拓的儿子文升生德晓，德晓的儿子璇生逢吉，任休宁主簿。其子照开始居住休宁，比祁氏续谱多出三代。考察《山斗旧谱》，有后周广顺二年祭祀逢吉的文章；往上距离干符五年澐公起兵抵抗黄巢的时候，才七十八年。从汾到逢吉已经七代，世代与年数相差太远。再用事情来验证，澐的幼子南节镇守休宁，子孙居住陪郭，分居小东门，祖先坟墓大多在东山。现在《山斗旧谱》记载逢吉葬在小东门外，他的儿子照于是居住小东门，后来又迁到山斗。逢吉夫人葬在东山，且曾经在陪郭有房屋，这一定是仲节、南节二公的后代；当时彼此庆吊往来，所以坟墓和住宅才会这样相邻。如果说他们是从遥远的河西迁来，实在不合事实。又据迪的十世孙安节、世忠的记录，安节在嘉定年间应募为路钤，是王德举荐的，诏令特意任命他为征西安抚招讨使。按《宋史》传记，王德是建绍时期的名将，到嘉定时早已去世多年了。唐宋时期的招抚使、招讨使，都是宰执大臣出任统领，哪里有一个应募的人就立即授予这种官职的道理？考察宋末道传的《朝野杂录》，嘉泰、开禧年间对金用兵，以赵淳为京西招抚使，颁布纳粟补官的命令；帐前总辖王德和等人响应招募，诏令把他们全部隶属于京西招抚司，设置游击义士军，授予正将、副将、统领等官职。大概后人把王德和误作王德；安节本来被授为京西招抚司游击义士军副将兼统领，却误被说成征西安抚招讨使。

译绩溪《坊市谱》称出自沚，说沚有两个儿子：盈，一作兰；旭，一作药。旭在唐代任金乡尹，后来迁居绩溪，葬在周藤坞，这些都与各谱不同。只有文清公所作《古城宗祖墓铭》、会里、小彰睦诸谱以及祁氏续谱记载，澐公的儿子仲节开始居住歙县古城，生一个儿子焕；焕生三个儿子药、兰、蕙。这样看来，坊市谱所说的盈、旭就是药、兰，实际是四个人，却强行说成两个人。按旭本来是东密岩将，并不是金乡尹；他的墓本来在开化龙山，并不是周藤坞。怀疑坊市旧谱没有见到药、兰的出处，于是把他们附在盈、旭名下，因而失误。仔细考察它的前后记载，也有很多可疑之处。例如它说药任金乡尹是在唐光化元年，而惟玩编谱是在后唐清泰元年，前后相距仅四十年，但药与惟玩相隔六世；卢藩续谱是在后周显德年间，前后相距仅二十七年，而惟玩与卢藩也相隔六世；并且所记载的子孙每一代不少于数十、上百人，没有后嗣的却占十分之九。大概续谱的人本来想夸大自己的家族，却没有料到反而增加了读者的疑惑。只有元代儒者方玄成以及长史公重新订正坊市谱，恳切希望后人参照各谱，订正其中的缺漏，可以充分看出前辈虚心求益的心意。与那些固执己见、竭力对抗公议的人相比，实在不同。因此现在依据各谱确定记载，应该删的删去，应该保存的保存，希望能够恢复它的旧貌，也使两位贤者在地下能够瞑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富溪后裔常元的朝代印本谱称出自渝，说渝与兄长澐同时起兵避难，生一个儿子荣，葬在古墓山。考察可知，荣就是凉的孙子、鸾的儿子、秔的弟弟。后人误把他归到渝名下。按事情推究，渝就是凉；凉也与澐、淘是伯叔兄弟，同出于篁墩。后人拘泥于八房的说法，强行把凉插在澐、淘之间，把凉的全部事迹写在渝名下，又脱漏了一代，因而造成错误。端明珌公为富溪程用之墓所作铭文说，富溪由临溪分散而来，又说祖先的坟墓在古墓山。秔本来是临溪的祖先，与荣出自同一支，古墓山的说法也与谱牒相合。后来续谱的人说富溪迁自汊口，又说荣有三个兄弟，分居闵口，这与宋志、元谱完全相违。婺源龙陂、种德坊、开化蔗溪各谱说，闵口程氏原来分为七大房，建昌雪楼是其中一支。如果闵口旧程氏确实出自这里，才是正确的。《吴门谱》说端是吴越营田使，生承珤，承珤生立信，立信生师孟。现在考察苏舜钦撰写的《立信墓志》：曾祖在钱氏时任营田使，祖父把户籍迁到苏州，父亲高隐退而不仕。中间脱漏了一代，应当以墓志为准。乐平《杭桥谱》记载，僖的三世孙承宪生溥，溥生翱，翱生完，完生泰含。泰含生通二，通二生沆，沆生刚愍公。振考察汪端明藻所撰《刚愍公碑》说：“曾祖承宪，祖父溥，父亲翱，因为公的显贵，追赠朝请大夫。”没有完到沆之间的四代，应当以碑文为正确。祁氏续谱记载，开化北原和黟县南山两支，出自百之。百之生承铎，各谱有的把他当作珍。第九子清生专，专生宗迈，宗迈生承铎，有的又把承铎当作浑。孙亘，亘生专，这些都不对。大概百之是字，宗迈是他的儿子；又因为承字是排行，正好与祁谱前谱相合。待制俱也有谱牒辨析，称没有清、专两代。祁氏续谱记载，茂生承穆，承穆生两个儿子，长子大公，次子二公。大公生十九公，十九公生两个儿子，长子四公，次子七公。七公生两个儿子，长子念五，次子念六。念六生两个儿子，长子复，次子兴。兴生进，进生荡。另一本谱说承穆生荡，中间脱漏六代。荡是罗田上市的祖先。他的先祖中有副使思敬，曾经与龙首山、小彰睦会同，称其世代掌管世忠祠的祭祀事务。印本谱把鸾作为浮梁东乡程山的祖先，现在《程山谱》称出自仲繁，这一定是有根据的。但它说令洙生承徳，承徳九世生宋代龙图瑀。按世代次序考察，瑀与汊口端明珌同辈。瑀死于北宋末年，珌死于南宋末年，年代相差悬殊，却同辈而行。又因为谱中记载令滔、令洭等儿子的名字都没有“承”字，那么承徳也不可能是令洙的儿子。另谱有的说令洙的世系无从考察，有的说令洙是黟、歙程氏的祖先，都没有得到事实。考察可知，程山出自仲繁的儿子熺，这才是正确的。《淳安程氏谱》称出自忠壮公的另一个儿子文灿，说文灿任鄱阳丞，子孙迁到严州；又说休宁会里文简公大昌也出自这一支，这不对。考察祁氏续谱，百之名下是承铎，承铎生利见，利见生相，迁居睦州青溪，应当以此为正确。祁门《程村谱》记载琬生逵，逵与黟县南山一支同迁自开化宜祖百之。但祁氏续谱以及《北原旧谱》记载，琬生亿，亿生安世、安僖，安世生舜，安僖生逵，中间脱漏了亿和安僖两代，应当遵从祁氏续谱。绩溪《仁里谱》出自槐塘，说文清公的兄长元定有三个儿子宏祖、瞻祖、辛祖，是绩溪一支的来源。宏祖没有子嗣，便以瞻祖的儿子相，字仲和，作为继承人；相官至宣慰副使，生一个儿子燧。考察宋代吕左史撰写的《文清公父宣义墓志》，元定实际上早于父亲去世，墓志中没有瞻祖、辛祖的名字。又考察元代杨刚中撰写的《宣慰墓志》，称宏祖没有儿子，文清公选择族中有才干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绩溪《程里积庆谱》记载，药的十一世孙梦龙生两个儿子有能、有为；有能的次子仲和任宣慰副使，生一个儿子燧，几种说法不同。然而《槐塘旧谱》说：文清公的从兄元龙有两个儿子瞻祖、辛祖。《仁里旧谱》说：瞻祖、辛祖另名有能、有为，相作为继子出继给宏祖。现在决定采用旧谱和墓铭的说法。婺源《种德坊谱》说，出自德玄的后代。考察《宋史》传记，德玄是郑州荥泽人，精通医术，宋太宗朝历任官职，做到翰林使。现在种德坊程氏仍世代以医术为业，这一定是汴宋末年随南宋南渡的人。但说德玄上溯出自湘和全皋，恐怕不对。因为湘和全皋的子孙没有向北迁徙的，而祁谱另有郑州房，本来出自上程，德玄应当出自这一支。我认为他的后人因为长期侨居婺源，便误把自己与当地土著奉为同一祖先。谱后附有《同源异派图》一卷，其中很有可取之处。例如称淘为十三公，称旭为四公，又说淘的后代居住在开化龙山及歙县槐塘，这与祁氏续谱最为相合。开化《蔗溪谱》所载也相同。

译达可印本谱完全没有记载迁居婺源的人；城东谱有子益、子寿、子文三人，城西谱有继善，原名饶。考察彰睦元朝旧谱，子益、子寿、子文确实出自遁公名下；考察祁谱，饶确实出自翰公名下，与南溪完全没有关系。大体上各家旧谱多在兵乱中散失，作为子孙的人不能广泛探寻访问，以求得真正正确的结论，反而凭自己的想象推断，失去了事实。孝侯关于三代不修谱的训诫，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孝侯名厘，是汉代历侯黑的孙子；现在各谱把他当作江北延祖，也是错误的。） 辨析《龙山谱》所说沚公开始迁居开化，以及其中记载的各种错误。按休宁东密岩自黄巢之乱以后设置岩将一人，澐首先担任；他的弟弟淘继承，淘的继子旭又继承；旭的从侄秔又继承；秔的从孙淮、沅又继承，共有六代相继承袭。直到宋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岩兵才解散。考察郡志和祁谱，澐任岩将，同时兼领开化马金岭防拓等事务，历代沿袭，都把军府设在东密。到了旭这一代，可能开化的事务比休宁更重要，于是把军府迁到龙山；那么开始迁居开化的人就是旭。现在《龙山谱》却说沚因为巢贼之乱逃到开化，到了龙山才停下脚步、放下行李，于是占地建宅；当地人称他为下担十三祖。这种说法大大背离事实。“下担”这个地名到处都有，难道都是因为避乱而在那里停步放担的人吗？澐公据守东密，正是为了保全宗族，难道会让他的兄长流离到别县，从此不再往来吗？这是第一处可疑之处。又说沚的父亲珍公葬在本里孔望坞。现在看来，珍公去世时还在澐公担任岩将以前，没有遭遇离乱，应当葬在篁墩；澐公担任岩将以后已经显贵，必然会在休宁、歙县一带选择好地方，怎么可能先葬在数百里之外的他乡？即使说开化是他的辖地，按人情也不应当舍近求远到这种程度。唐宋以来的金石文字中，古人常把父亲葬在任官之地。旭公既然把军府迁到开化，那么孔望坞的墓或许是淘公谱误认为珍公。祁氏续谱记载，开化各房中，一房为旭生二子宥、玢；宥居龙山，玢迁槐塘；宥生二子旦、譲；旦生四子忠、香、靖、竦；譲生二子効、升，升居上湖。另一房为百之迁白沙，生承铎；承铎生宠；宠生六子辅、尧、宥、宣、宏、宻；宻生三子京、効、天叙；天叙的曾孙克一曾经修订宗系。考察婺源龙陂、开化蔗溪、乐平小彰睦各谱，都相同。现在《龙山谱》却说让生三个儿子辅、尧、球、瑢，又说汾生两个儿子効、升，错乱讹误，数也数不清。我私下认为，龙山的祖先实际上出自玢的哥哥宥，旧谱漏载，因而与《白沙谱》互相出入，却没有料到后人会加以考订。唯独他们族人在元代有一位名叫介的讲书，他为谱牒图表作说明说：“谱书不能只以一家所收藏的为依据，宗族和天下的事情都只能推究到合乎道理为止，我介哪里敢附会？”这话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辨析仲节迁居歙县古城山，而不是休宁古城岩。按宋代丞相文清公撰写的《休宁古城岩宗祖墓铭》说：澐公的儿子仲节，在同光元年放弃弓箭，置办田地房产，依靠休宁外祖赵氏，于是居住在古城岩。第二年，他的弟弟南节又迁到本县的陪郭。仲节去世，葬在古城岩北园。娶金氏，金氏葬在干明观北园。因此凡是居住在古城岩的人，都称为仲节的后代。可是《古城岩谱》又说仲节从黄墩来到休宁，行李有四十多担，随行的亲属和仆人只有五人。当时仲节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婚娶。现在考察，澐公起兵占据东密岩，抵抗黄巢，保卫州里；杨行密奉制授他为兵马副统帅，在歙县开设府署。兄弟子侄全都掌握兵权，分镇各县，威势显赫，如同古代封建诸侯。没有理由两个儿子独自退守田野，依靠寄居度日，像被拘禁的人一样。这是第一处可疑之处。陪郭后裔岘在至正五年的谱中反复说：仲节在光化元年迁居歙城西南的古城山，第二年南节又迁到休宁陪郭。以史书和谱牒相互参照，澐公在唐僖宗干符五年抵抗黄巢，仲节、南节曾担任兵马先锋。那一年他们应当已经二三十岁了。昭宗光化元年分居两地，距离干符五年才二十年，正好在澐公去世以后。如果依照《古城岩谱》和墓铭所说，以为是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那么前后相距将近五十年，仲节、南节就应当七八十岁了。然而谱中又说当时仲节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婚娶。这是第二处可疑之处。墓铭和《陪郭谱》都说仲节娶金氏，葬在干明观。后来考察，干明观在郡治以东；如果认为是休宁古城岩，那么我们县从古至今根本没有这个观。这是第三处可疑之处。我私下认为，古城山在歙县、休宁交界处，距离帅府不远，距离黄墩祖墓又近，所以仲节居住在那里。休宁自古以来就是徽州的富县，东密又在其境内，当时一定有别宅，所以南节居住在那里。按道理推究，按形势衡量，休宁古城岩或许也出自黄墩，但不是仲节的后代。恐怕后人会因为文清公这篇文章而更加把疑问传下去，所以加以订正。（按：古城山在歙县西南，我认为当时是屯戍之地，所以稍向西就是古城关。然而岩镇东南又有古城岩，极为奇险，现在还保存着古岩寺。） 文清公的碑文称，仲节生焕，焕生三个儿子：药、兰、蕙。蕙生三个儿子：承议、承谏、承谕。近来考察富溪印本谱，称谅公名下的严生三个儿子：沇，另一个名字叫仲节；汶，另一个名字叫南节。沇生恩，恩生令，令生三个儿子：承议、承询、承谋，都迁居古城。怀疑承谏、承谕就是承询、承谋的错误写法，那么仲节果然不是休宁古城的祖先。谱中把沇、汶记作双名，大概与绩溪谱所谓“盈、旭另名药、兰”一样，都是错误。辨析德兴祖先琮就是唐代忠臣宗楚，以及各谱擅自更改设置的错误。

译按德兴南溪房达可印本谱说：先世有一位名叫琮的人，因为随从僖宗幸蜀，官至司徒。他的孙子银青光禄大夫彦光，世代担任德兴银山镇将。曾经有南唐保大二年的奏状说：“祖父某从前在京城，多次随从皇帝车驾；黄巢攻破宫阙时，随驾向西行进，因护驾有功受封为扈驾功臣、检校司徒，派遣他分掌符节和竹符。”又说：“祖父起初与众人聚集义军，坚固守护乡里；军队收服狂寇后，便命令他统领军队。因为侍奉君上没有私心，所以不顾自身性命。”又有宋咸淳二年的子孙祭文，称他为招讨相公。这些事情和姓名在史书传记中完全没有见到，我曾经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后来因为汇集各谱，仔细考察其中缘故，才知道琮就是宗楚，是谱牒误改了他的名字。考察《唐书》，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进入长安，僖宗逃到兴元，进入蜀地；以左仆射、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都统，刑部尚书、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集合军队讨伐贼寇。这就是奏状所说的黄巢攻破宫阙、随驾西行、受封扈驾功臣、派遣分掌符节和竹符的人，也是祭文所称的招讨相公。中和元年四月，官军大败黄巢，收复长安；黄巢逃走后又袭击官军，杀死副都统程宗楚。这就是奏状所说的军队收服狂寇后即命其统军、侍奉君上无私、不顾自身性命的事情。由此看来，琮就是宗楚无疑。然而谱牒之所以更改他的名字，是因为新安程氏大多出自纂祖之后，祁谱记载纂有四个儿子：琼、璇、珍、璊；而德兴房没有记载宗楚的出处，于是删去“楚”字，加上玉字旁，强行把他插入四个儿子之间。他们不知道宗楚的名字明确记载在史书中，家谱中遗留的事迹也足以证明，却把不该改的改了，把不该附会的附会了，轻重先后完全失当。再考察祁谱有雒阳房一支，说有一位名叫忠建的人，实际上是晋代上程侯咸的第十五世孙，在唐代任泾原节度使。同时有程宗楚，不能说明他的世次，忠建因为同姓的缘故，把他登记收入牙内，于是他掌握节钺；又称他的两个儿子为全晖、全曜，全曜的儿子为渥夫。宗楚本来出自新安，后来迁到德兴，祁谱因为不能说明他的世次，便把他放在雒阳房中。大概祁谱每次见到在江北做官的人，就把他记作江北房；例如沧州节度使日华本是中山人，却被记作沧州房。德兴谱称琮有两个孙子彦辉、彦光，而祁谱却说有两个儿子全辉、全曜；渥本来是宗楚的从祖，祁谱反而把他放在全曜名下，也不过是因为看到了《五代史》中的全晖之名和旧谱中的渥之名，杂糅拼合而成。考察祁氏世谱序，序中自己说得到歙人程士忠、程立两家的谱牒，文字已经漫漶，于是考察史书传记，另外编成世谱。谱书完成后刊出得太早，又被好事者拆散卷帙，迁移附会臆想的说法，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诬误。既然它自己说了这些话，那么它的错乱达到这种程度，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可惜达可不能订正祁谱的错误，反而又有所改换，几乎使一代节义之臣、一家的忠烈祖先，沦没而无人知晓。所以我特意把这些事实表彰出来，不只是为了安慰他的子孙，也使有关官府有所依据，尊崇奉祀他的祭祀，清扫他的坟墓，以作为天下后世的劝勉。辨析婺源种德坊、德兴海口、乐平东湖以及湖州四地的程氏，他们都是从西北迁来，并不是忠壮公的后代。按江南各地程氏大多奉忠壮公为祖先，但也有从西北迁到江南的人，有的自行编谱，有的于是称为忠壮公之后。根据我所见到的各谱相互参订，共有四支。第一支，婺源种德坊程氏，本是宋代翰林使德玄的后代。考察史书传记，德玄是郑州荥泽人，精通医术，子孙直到今天还世代从事这一行业。第二支，德兴海口程氏，本是宋代沙随先生逈的后代。考察传记，逈是宁陵人，南渡时任德兴丞，于是定居海口。他的女儿嫁给董氏，董氏世代祭祀他，称他已经没有后代。然而端明珌公文集中有跋说：“等到见到沙随的孙子仲熊，海口的程氏，或许还有后人在。”第三支，乐平东湖程氏，本是宋代荣州观察使、恭愍公廸的后代。考察史书传记，廸是河南人，父亲博古在熙河战死，追封忠惠王，在杭州立庙，号称旌忠。廸的儿子昌寓任鼎、澧镇抚使，也战死，追封威显侯，赐葬乐平东湖。这件事大略见于小彰睦谱。现在歙县黄坑寺旧有程氏祠堂，供奉中奉程氏历代神主，其中的封爵、谥号大致与东湖一支相似，却没有记载他们的名讳。访问得知，他们的谱牒在兵乱中散失，后来的人便说其姓名是坤厚。这件事在史书传记中大略看不到，怀疑东湖的子孙有人迁到休宁，时间久了便忘记祖先的忠烈。续谱的人看见祠主上仍保留着名位，就替他拼凑事迹来加以证实，或者又在祠主原有记载上略作增损，以形成自己的说法。第四支，湖州程氏，本是宋代龙图阁学士忠文公公许的后代。考察史书传记，公许是蜀地通义人，他居住在蜀地，时间远在忠壮公以前。南宋时期才开始居住湖州；他的子孙中元代有一人名叫郇，官做到婺源知州，曾经与汊口族人往来，并为他们作《世忠祠记》。大概这四支中前三支是在北宋末年随高宗南渡的人，后一支则是在南宋时期从蜀地沿江向东迁徙的人，都不是忠壮公的后代。然而婺源有翰林应奉以文的子孙，又有翰林使德玄的子孙，这两位公的官职都是侍从之官。德兴有端蒙先生的子孙，又有沙随先生的子孙，这两位公都是文公的师友。乐平有侍郎刚愍公振的子孙，又有观察使愍公廸的子孙，这两位都以忠节著称，谥号大致相同。湖州有龙图阁学士、休宁文简公大昌的子孙，又有龙图阁学士、通义忠文公公许的子孙，这两位都以博学大儒而显名。官位大致相等，那么怎么知道他们的后人不会互相把对方的祖先认作自己的祖先，却没有人加以辨别呢？所以现在确定编写统宗世谱，把这些事情详细记载下来，希望将来的人少受把崇韬当作自己的祖先、前往拜墓的讥讽罢了。辨析河南程氏新近居住休宁、建康陪郭，程氏旧居休宁，以及迁徙、承继的缘由。

译按文简大中有子侄十八人，靖康末年，只有文简的曾孙礼、问、孚问，以及伊川的儿子端中、端彦跟随高宗南渡，居住在池州和建康；其余的人都留居伊洛，没有来得及同行，或者因躲避战乱而四处流散，情况无法知道。定居池州、建康以后，子孙多至十一房，朝廷又多次颁行褒奖录用的典章，可以说是中兴了。端彦的儿子旸生谦之，任徽州直学，曾经与朱子通信。谦之生源源，源源生振孙。振孙的儿子正学、志学。正学生祉，田地房产在休宁，而陪郭小东门的程氏特别兴盛，于是按照铨选名额请求任为休宁尉。年老以后便依靠这里居住。这就是河南程氏新近居住休宁的一支。马光祖镇守建康时，创建明道书院，选择池州房伊川的五世孙偃孙，让他奉祀明道。原来端中的儿子晠生节之，节之的儿子涛，就是偃孙的父亲。当时礼官议定，认为节之到偃孙三代单传，应当让这三代共同承继明道长子端懿的长孙昻之后。后来偃孙早逝而没有儿子，制使姚希得又从建康房中选择文简的七世孙幼学作为继承人。原来孚问生舜人，舜人的儿子安卿生子材，子材就是幼学的父亲。这是河南程氏迁居建康的一支：忠壮公的第十四世孙澐，是南节的次子。南节始从篁墩迁到休宁陪郭。南节的儿子宣生承敬，承敬的儿子宿生昭昭，昭昭的儿子全生先先，先先的儿子永竒，分居于小东门。永竒生瑜，瑜的儿子九使生四公，四公的儿子六三没有后代，便由志学的儿子荣秀继承。荣秀生文贲，文贲的弟弟季荧祉居住在休宁，没有儿子，于是由季荧继承。这就是篁墩程氏旧居休宁的一支。宋元之际，池州最受兵乱之害，两座城都曾遭到屠杀，因此程氏子孙中居住在池州和建康的，如今都无从查考了。陪郭、小东门的程氏旧分为十三房，兵乱以来只剩三房，其余离散，不能再返回故乡；季荧的后代也没有可考的消息。近世凡是号称有程氏家谱的，彼此传抄授受，讹误脱漏最多。其中最严重的一种说法，是说河南房出自节之，称节之生■〈利上灬下〉，■〈利上灬下〉生珪浩，珪浩生海，海生兴，兴生德用，德用就是河南房的始祖。然而节之一支三代单传，在宋代已经申请过继给居住建康的明道了，怎么还会有一个名叫■〈利上灬下〉的人呢？考察伊川长孙易的后代：易生原之，原之生渐，渐生叔浩，叔浩的儿子是梅，梅生兴，兴的儿子是德用；这才是河南房的祖先。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由南迁北的原因。大概续修家谱的人误把渐写成■〈利上灬下〉，把叔浩写成珪浩，把梅写成海，却不知道韵书中根本没有“■〈利上灬下〉”这个字；而且叔浩同叔仍、叔仪，梅同权、模、杞、梓，都是同辈排列的名字，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休宁房出自文简公的第八世孙祉，后来又说出自荣秀。祉曾居住休宁，当时他的墓地和宅第都还存在。续谱的人不知道伊川第六世孙正学没有后代，而祉实际上是来承继正学的；祉又没有后代，陪郭孙季荧又来承继祉。这两层关系都没有记载，所以误以为是文简公的后代。至于把荣秀说成祉的继子，则又是续谱者没有辨清“荣、荧、秀、季”字形相近，误把他们归在祉公名下。以上这篇谱牒辨析，旧时混杂放在谱图下面。后来谱图散失，我族人不敢再传下去，担心妄人冒充承继某一支系，便把刻板也毁掉了。只是想到这篇辨析对程氏总谱颇有帮助，又不敢自以为是，所以摘录在全编末尾，留待后来的君子裁定。元代末年，开化龙山上湖房的后裔程斗曾到率口宗人洪逺家中，会合修谱，并留下序文说：“宋元丰年间，景德房的程祁撰成《世谱》三十卷。同时，河西房的程璇又刊正其谱，编为十五卷。这两部谱书的世系次序不同，详细之处只在于各自记载了本房亲属关系。至于其他房派，有的虽有记载，却不一定符合事实，因此后世子孙各自拿出家藏谱书，往往同这两部谱书大相矛盾。我奉江浙宪使程公若晦之命，来到新安访察各族，准备合并各房谱书，互相参校，用来解决累世的疑问。将来定本刻印时，应当把一部寄给洪逺，收藏起来，作为程家的信史。”品味他的话，后来却再没有听到下文，可见前人原本也有和不肖子孙志趣相同的人。可惜他的志愿最终没有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我编纂《统宗谱》，据乐平石城谱记载：忠壮公第十四世孙之柔的儿子是振，振生辉，辉的儿子是録，録生处疑。处疑的儿子是朗，朗生成观，成观的儿子是忠舍，忠舍生博文。博文的儿子是若稷、若英。若稷生起宗，就是建阳大夫，曾与朱子交游。近来看到乐平杭桥旧谱，在乡贡进士楷名下记载：之柔的儿子是勤，勤生处疑。处疑的儿子是朗，朗生齐，齐的儿子是律，律生拱辰。拱辰的儿子是博文，博文生若稷、若英。之柔的弟弟之祥生广，广的儿子是正元，正元生承宪、承休。承宪的儿子是溥，溥生翱，翱的儿子是振，就是侍郎刚愍公。承休的儿子是中行，中行生该，该的儿子是顺，顺生汝玉，汝玉的儿子是起宗。两种谱牒竟有这样的不同，我怀疑杭桥旧谱才是正确的，所以谨慎地重新记载于此，不敢因为《统宗谱》已经编成便略去不记。成化甲辰二月朔，敏政书。《篁墩文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十三。（明）程敏政撰。记。《月河梵苑记》。

译月河梵苑在朝阳关南面、苜蓿园西边，苑中的池塘、亭台和小景，是都城中最优美的。苑后有一座一粟轩，轩名曾由西墅学士题写。轩前竖立巨石，西面开一小门，门内隐藏着花石屏。石屏北面是聚星亭，亭子四面设栏杆，供游人休息。亭东有石盆池，高三尺多，石质黑色而有白色纹理，中间隆起，形成凹槽。旁边题着：“夏天用来沉李浮瓜。”亭前亭后都是盘石，石料多属昆山石、大湖石、灵璧石、锦川石之类。亭子稍向西是石桥，桥西是雨花台，台上建有三座石鼓台。北面有三间草舍，名叫希古桑枢。草舍以陶瓮作窗，里面放着藤床、石枕和古瓦埙箎之类的器物。草舍东面聚石筑成假山，四座山峰分别叫云根、苍雪峰、小金山、壁峰。山下有石池，接竹管引来泉水，泉水涓涓从峰顶流下，整天也不会枯竭。僧人指称那里为水戏台。台南有石砌方池，蓄水养莲。池南从小窗进入，是槐屋；屋旁有一株古樗树，枝干向四面伸展，荫蔽台阶，俗称龙爪槐。屋中排列着四个蛮墩。槐屋南面是小亭，亭中放着一块鹦鹉石，重二百斤，颜色纯净碧绿，大概是像玉一样的石头。所有亭、屋、台、池四周都编竹为篱，曲折相通。花木多是碧梧、万年松，以及海棠、海榴之类。从一粟轩向南再向东是老圃，园门叫曦光。曦光北面是花窖，春冬两季用来贮藏花卉。花窖东面是春意亭，亭子四周榆树、杜树、桑树、柳树成丛密植，游人穿过小径，只能逼仄地行走。亭东是板凳桥，桥东是弹琴处，中间放着一座石琴，上面刻着“苍雪山人作”。西面是下棋处，稍向北是独木桥，转向西便是苍雪亭。亭下是击壤处，都是除去杂草、平整土地后设置的坐石，共三处。下棋处有小石浮图。浮图东面沿着坡地上行十多弓，便是灰堆山。山上有聚景亭，从亭上远望北山和宫阙，清晰得都可以指认。东边空地种着几竿竹子，叫作竹坞。下山稍向南，门叫看清；进入看清后，用松树结成一座亭子。越过松亭就是观澜处。从聚景亭向南，地势转折如大堤，远望月河的水从城北曲折流来，向下冲击断岸，发出潺潺声。另筑短墙挡风雨，名叫考盘榭。从看清向西渡过小石桥，在丛生的灌木中行走，回头望见二茅亭，四周环绕着芦苇篱笆，隐约映现，宛如图画。盘旋向北走，还没到曦光，便用老树结成一座门，名叫野芳。出曦光稍向南是蜗居。蜗居东面是北山晚翠楼。登楼远望，北山比从聚景亭所见更为优美。出楼后沿石阶下行，才到楼下。原来这座楼建在高阜上，所以从下面仰望，显得空洞高敞。楼下有北窗，窗上悬挂藤篮，僧人常坐在里面嬉游，想来是番地的物件。楼角伸出一堵小墙，是梅屋，里面有一盆梅树，开花时来聚观的人很多。梅屋东面是兰室，室中种兰，前面有一株千叶碧桃，是北方尤其少见的。苑主道深，是播州人，杨氏之子，性情疏朗秀拔，通晓儒家经典。宣德年间，他住在西山苍雪庵，获赐号“圆融显密宗师”，自称“苍雪山人”。后来回来养老，便营建此苑自娱；与他相合的人很少，唯独同我友善，所以特意记述此事，给没有游览过的人看。天顺甲申春三月上巳日记。《宋丞相程文清公墓祠记》。歙县古城关有昭孝积庆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凤的祠堂和墓就在这里。当初公下葬时，建寺营墓都出于朝廷典制，一时哀荣极盛，年长的老人至今还能讲述。距今大约已有二百年了。寺在元代末年毁坏，供养墓地的田产也被前任住持私自卖掉。公的第六世孙孟亿等两人，十分担心祠堂逐渐废弃，于是捐出自己的钱赎回田地，归还寺院；又同现任住持常贵募聚财力，召集工匠，重建寺院正堂三间、左右厢房二间。原有祠堂低洼狭窄，逢年过节容不下子孙来展拜，于是又增修五间；门、廊、厨房、粮仓、客舍、僧房依次完工，四周围以篱墙，涂上红白色彩。开始动工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完工。积久的弊病一朝复兴，与旧日景象相比，不仅恢复，而且更加壮盛。孟亿的儿子熈，因为与我是同姓亲属，请我记述落成之事，想让后人谨慎地继承下去。我任史官时，曾考察过文清公的一生。公辅佐理宗不到两年，正赶上丁大全驱逐童槐，图谋彼此倾夺权位，公察觉后便离开了。度宗初年再次入朝，当时贾似道任首相，公与他议论不合，任职三个月便罢归。公的清誉和高峻节操凛然可见，是叔季时代完整无亏的君子。丁之南迁徙时，在藤江投水而死；贾似道也逃窜到漳州死去。他们的名节不值得称道，死后连头也不能正对故乡的方向，何况祠堂和墓地呢？何况还能在异代之后保全它们吗？这样看来，一座寺院的重修，事情虽然细小，却保存着后世的鉴戒，难道只是为一乡一家增添景观而已吗？孟雅有文学才华，极力搜集先世遗事，于是把文清公所受的诏书和奏议分类编次为《明良庆会录》，用来流传。孟亿勇于行义，曾建楼供奉理宗御书，功劳同重修祠堂一样。熈考中乡试进士，任汀州府同知，颇有政绩声誉。他的侄子仪、侄孙寛，也先后考中乡试。可见文清公留下的恩泽还没有断绝。文清公的两位夫人另葬在歙县礼庄，那里也有昭孝景福寺，如今已经废毁。寺院尚存的田地有六十亩，同积庆寺存有的田地合计一百亩。《河间府真武庙记》。

译我太祖高皇帝定都之初，大力整顿祭祀制度，金陵保存的十座庙宇中，真武神庙就是其中之一。我太宗文皇帝潜居燕地，后来入承大统，而武当山的真武祠尤其兴盛。燕地在北方，真武又是北方之神，暗中辅佐我文皇帝，功劳很大，所以真武如今显赫地拥有庙宇，确实是应当的。河间旧有真武庙，在城中东北角，没有人知道它始建于何时，只因梁上有题名，才知道是元大德年间修建的。每逢全郡水旱灾害、瘟疫流行，便前往祈祷，祈祷总有应验；但年代久了，庙宇日渐倾圮。太守贾侯忠同郡中诸位官员竭力谋划修缮，于是让道士王庆云主持祭祀，又召集工匠重建神殿、门屋、钟楼若干间，并塑造从臣十四位。又因为我是本地人，托上舍何隆君请我记述落成之事。我听说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的名称见于《曲礼》。朱子认为，这是指四方星宿，因其形状相似而得名；军队出征时，便把它们画在旌旗上，用来象征天并显示武威，并不是真的有四种这样的动物，只是它们的形状确实狰狞可畏、仿佛可以描摹。大概以角宿比作角，以心宿比作心，以尾宿比作尾，所以称作青龙；参宿有四颗星，形状像虎的四足，所以称作白虎；翼宿像鸟翼，井宿像鸟冠，轸宿像鸟颈下的嗉囊，所以称作朱雀；虚宿、危宿像龟，而腾蛇位于虚危二宿的度数之下，所以称作玄武。《诗经》注中所说“鸟隼叫旟，龟蛇叫旐”，扬子云所说“龙虎鸟龟”，就是这个意思。它的位置在北方，所以称“玄”；身上有鳞甲，所以称“武”。到了宋真宗时，才因为避圣祖的名讳，把“玄”改为“真”。四方星宿既因形状相似而画在旌旗上，用来象征天并显示武威，那么也一定有神来主宰它们。何况那精气灿然排列在天上的星辰，能够确定四时，使民众得以生存；划分星野，端正疆域；显示往日征兆，把戒示传给后世，自古圣王没有不重视它们的。因此，随着它们所在的方位而祭祀，把它们作为祈福之地，也是礼制依据义理而创设的一种做法。有人说，祭祀礼仪没有比六宗更大的，而幽禜是用来祭祀星辰的礼仪，这种祭祀应由天子主持，百姓不得僭越；如今在一郡之中建庙，由巫祝掌管祭祀，难道不违背礼制吗？这固然是一种说法，但礼制既尊天又亲地，百姓可以祭祀后土；司命和爟神的祭祀，古代也可以通行于民间，那么设置这座庙也并不违背礼制。河间是北方的大郡，真武作为北方之神，在这里享受祭祀、保佑当地百姓，这件事不可不记。贾侯治理郡政，侍奉神明十分严谨；庆云能够承担这项工程，没有辜负郡侯替百姓祈祷并报答神恩的心意。事情都适宜附带记述，所以我便记下始末，开头推究二位圣人的本意，并附上一首诗，使所有在这里完成祭祀工程的人，都更加敬慎恭敬，以达到神明而明察的意义，不敢亵渎。诗说：“瀛城北面有高大的祠宇，谁居住在那里？是玄帝的宫殿。玄帝时时降临，驾着火旗云马，百姓都来瞻仰，拜舞而惊叹。有盘曲的龟，有蜿蜒的蛇，共同辅佐造化的枢机。在虚危二宿之间，忽然火光飞腾，都是玄帝统辖的部属。驾驭长风，鞭策雷霆，辅佐我朝宏大的法度，使凶灾完备而不成凶灾。瀛地的人报告荒歉，只有玄帝赐予我们，时而下雨，时而放晴。邪气弥漫，侵害瀛地百姓，玄帝使灾祸转为吉祥，这都是玄帝赐下的福佑。庄严的新祭祀之所，有寝殿也有正堂，百姓前来享祭，钟声铿锵。时令调和，年岁丰收，都有赖玄帝；请眷顾我地百姓，使他们敬慎恭敬而不懈怠。浩浩荡荡的瀛水，日夜奔向东方；恩惠的水流无穷无尽，这都是玄帝的功劳。” 《承泽堂记》。新安的胡氏，先祖出自青州。晋代有一位名叫宥的人，任新安太守，喜爱黟县南部山水的优美，于是在黟县横冈开始置家。传到名叫明星的人，任梁朝太常卿。天监年间，他居家时有开辟土地、挖掘沟渠的功劳。距今大约一千多年，百姓仰赖他的功业，思念他这个人，于是共同在横冈山上为他建祠祭祀。此事见于郡志。宋代子孙中有嵩、崇兄弟二人，同榜考中进士，此后世代相继，未曾断绝。到了本朝，有伯安，年过九十，接受冠带之命。他的弟弟仕林，以明经科出仕，任广宗县尹，曾把他的堂屋题名为“承泽”。永乐年间，堂屋倾圮而无人修治，后来归于别姓。仕林的弟弟以佐，立志振兴家族、修复废业，命令儿子荣捐资重修。后来又得到周王亲笔书写的“承泽堂”三个大字，悬挂在堂屋楣上，皇家墨迹光彩焕发，乡人因此刮目相看，认为这足以证明是旧家文献。荣上京师，请我写记。我听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代便会断绝，这是孟子的话，也只是根据事理大势所作的概括。假如有人功业施及后世很深，那么他的恩泽也不会随着服丧世数穷尽便骤然消亡。像太常公，大概就是这样吧！南北分裂之际，建国于江左的政权专门崇尚佛事，竞相追求辞藻，上下受其影响，逐渐形成风气。可是太常公却独自在那时专心致力于农田，讲求水利，以求救济乡里百姓，也可以说是不随流俗的杰出之士。可惜他所施行的恩惠，只惠及一方，不足以推广到天下；他所获得的成就，只足以修养自身，不足以挽救一时的颓败风俗。再加上史书遗漏了他的姓名，他一生的大节，天下和后世全都茫然无闻，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所崇尚争逐的并不是这些，这难道不是君子的不幸吗？然而他的子孙传承数十世，历经八百多年，家声没有衰落，反而越久越振兴。留在乡里的有长寿者，出仕的有俸禄；上天报答君子，也本来就在这些方面，而不在那些方面。胡氏的后代登临此堂，仰望并思考这些事情，希望更加谨慎勤勉，继承先人的功业，使后代得到宽裕，那么太常公的恩泽就不会衰竭，这座堂的名声也将同黟南山水一样，长存于百代之后，永无穷尽。《同年会记》。

译成化丙申年春天，今天子郊祀礼已经完成，百官都有赐假。我们这一榜的进士便在上元节后第四天，聚会于城东报恩寺的僧舍，参加者有几百人。这年冬天没有下雪，天子斋戒祈祷，雪下之后烈风不时刮起。郊祀回来后风停了，大家相约说：“春日阴云微淡，天气清和宜人。按年龄依次列坐，美味菜肴依次陈列。教坊又大规模奏乐，以助酒兴。”酒兴正浓时，各人作一首诗留在席上，彼此相看，十分欢喜。傍晚分别散去。唉！丙戌年，今天子临轩策试第一科，录取士人三百五十三人，可以说盛况空前。然而从丙戌到丙申十年之间，在两京任职的、在州县任职的、奉命出使四方的、因事请假在家的、升迁的、贬黜的、去世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而这次聚会的人还不到当初人数的一半。升降、离合如此无常。即便如此，同年会聚，难道只是为了珍惜时光、叙说久别之情吗？更是为了看重大家同年出仕、共同侍奉君主的日子。如今在场的百位同年，各自守着一个官职，一定不要失职；又应当趁国家安闲、时令调和、年岁丰收时，能够共同在一堂之上会面交谈，以求享受仕途成就的快乐，仰面拜谢天子的明赐，难道不是幸运吗？此后，凡在远方任职的人，必将入京补任京官；然而在朝廷任职的人，也将因年资和劳绩逐步升迁到台省、卿佐、藩臬和郡守之职。那么下一次聚会时，人数有的会更多，有的会更少，都无法预知。后人把玩这些诗篇，追念当年的岁月，不能没有文字记下这次聚会。主持筹集会费的是兵科给事中翟廷光、工部员外郎张志学。参加者中年长的是南京太仆丞马克毅，年少的是敏政。《朝阳楼记》。汪隐君彦德父曾在旧宅东边建了一座楼，让儿子上舍文明居住。当时文明还只是学校里的生员。每天黎明时分，他坐在那里等候太阳升起。只见云涛汹涌之中，红色的太阳轮升起来，天与海都被染成赭色。回头看楼内楼外，晴光灿烂，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境界。隐君于是把楼题名为“朝阳”，并请我写记。我听后觉得奇异，说：“太阳一出来，四面八方都能仰望。家家可以看见它，人人都可以拥有它。隐君却只用它来命名自己的楼，岂不是太泛泛了吗？”这里一定有不泛泛的意义。古代君子常从事物取象来达到警戒的目的，隐君的意思当然不是仅仅因为这座楼先得到阳光、坐落在东边，便姑且这样命名。仁义的道理，是上天赋予人的，没有不完整美好的。等人长大以后，私欲侵蚀它，才开始伤害天性，茫然无知地生活。假如有一天私欲退去，天理重新回到自身，岂不就像朝阳升起，群集的阴霾全被扫除吗？圣贤含蓄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不容易窥见。有人昏昧地探求它，就像夜里行走的人。假如有一天刮去污垢、磨出光明，各家言论都仿佛从自己口中说出，岂不就像朝阳升起、万物景象全都显露出来吗？隐君这样期望他的儿子，可以说十分恳切了。不过我又听说，人一生之中没有比君主和父母更为重要的。古人谈忠诚说“向日”，谈孝道说“爱日”。那么文明学成之后，在家中实行，再推广到国家，也应当不要忘记这座楼的意义。有人又说：隐君十分注重教育儿子，而文明的名字显达，他给儿子取这个名字，也不是没有用意。《易经》的“离卦”有文明的象，《说卦传》说“离为日”。大概隐君是希望儿子凭文章在文明之朝显名，这番话同命名楼的意义颇为相合，所以一并记在这里。《王朔州政绩记》。

译成化丙申年，朔州知州王君把任职九年的政绩上报京师。州中父老请求朝廷让他留任，未获准许，便共同到朔州卫镇抚、前乡进士章丘人薛端那里，请他写状，又请史官作记，以寄托百姓对王君的思念。朔州是大同的属州，古代鄯阳郡的辖地。西面连接东胜、受降诸城，南面延伸到寜武、雁门两关，东面邻接宣府，北面控制大漠，正处在大同、延绥交通要冲。两边有事，军队便要经过这里。州中有中贵人和将官守御，大同、山西内外的守臣、抚按、台臣也都在管辖范围内。前后任州官的，多数不能善始善终；大概西北各州中号称难治的，朔州最为突出。王君到任后，首先到学校视察。学校在己巳之变时刚刚废止，恢复后，学田又多被军民私自占有，事情拖得久了，人们更不放在心上。王君慨然说：“学校兴办起来，其他事情就可以依次治理了。”于是查究曾经私占学田的人，命令他们按差役出材木砖瓦，召集工匠修缮学校，学校终于完备美好，边地人因此刮目相看。他又预先选出军民子弟中聪俊秀异的，让他们附入学校，亲自督促教导；每年乡试中举的人不断，有的成为经魁、贡士，考取进士。王君曾因旱灾忧苦，斋戒沐浴，向境内诸神以及三塔嵬龙祠祈祷，雨水随即到来，百姓没有发生大饥荒。州中的贫民拖欠官租的有一百多人，原先已有停征的命令。成化癸巳年，部使者忽然来到，向州县发布火牌，州县官害怕获罪，便不再体恤百姓。王君刚从入朝觐见回来，有个叫卢玉林的人拦路申诉说：“我父亲八十岁，妻子正在哺乳两岁的孩子，他们都在狱中，家产已经耗尽了，愿意卖掉妻子儿女来赎父亲。”王君怜悯他，便将他释放。当时吏目车玉被戴着刑具监押征租，哭着坚持不能释放。王君说：“你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忍心坐视他们死去吗？”当天便设法筹措二千余石粮食，百姓获释后大为欢喜，远远望着州门哭泣叩拜，不能起身。王君逐一厚加抚慰，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洪武、永乐年间，里甲总数共有四十，景泰年间合并为八里；户口减少而田地还在。王君因为百姓艰难，每天召集人来播种，命令每亩缴出粝粱三升，秋天送入预备仓；其余荒地则尽由百姓出力开垦，官府供给种子和耕牛。不久，公家没有拖欠的租粮，百姓也有了私人积蓄，邻郡很多人前来就食。百姓为躲避己巳之难逃往山南，许多人没有再回来，遗弃的田地被戍卒侵占，却把租税算在本地百姓头上，民力更加困乏。王君随即加强巡察，派人四处招抚，恢复产业的有一千多户、男女及万余人。州中有两册户籍，原本有明确规定，但胥吏乘机混杂其中，百姓每天前来申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王君召集众人到面前，逐户盘问，按上户、中户、下户分别编成册子，州里各收藏一册。遇到征收赋税时，便按照规定的地里远近、租税多少，公平分配，发给印帖，详细列明起征、存留、拨运的数额，告知百姓，使里书不得私自增减。各种赋税全都按照这个办法办理，百姓感到十分便利。当地风俗喜欢争讼，王君受理案件不过三日，监狱常常空着。上官进入境内时，控告武官的案件尤其多，往往都交给王君复核；而武官多是横暴之人，谁也不愿触犯他们。当时有戍卒逃到京师，控告参将虎噬地方的十件事情，事情又牵涉中贵人，王君便逐件上报。因此武官都收敛行迹。上官更加因此认为王君正直，暗中把守备事务交给他。将官宋澄误失军机，王君详细说明宋澄败事的情状，而宋澄事先请求为自己留余地。王君严厉地说：“你独自承担镇守一方的职责，受到牵连还想侥幸免罪吗？”宋澄最终因此伏罪。丁亥年春天，敌人突然逼近边境。当时都督张某驻守朔州，因为城外百姓多而军队少，惊扰喧乱，王君前往安抚，并命将官张鼎登城防守。王君径直作揖出城，百姓拦住马说：“敌情不可预测。”王君说：“那城外的百姓怎么办？”于是迅速打开西城门，烽火夹道，放入男女数万人以及加倍的牲畜财产。直到天亮敌人才到，因无物可掠而离去。总兵因此十分惭愧。朔州军民杂居，掌管军队的人不能约束部众，士卒多逃走做盗贼。榆次县百姓押送公帑前往大同，在路上遭到抢劫，王君立即派出精壮士卒，秘密交给他们任务，很快将盗贼全部捕获。掌兵者并不知道，遗留的盗众互相传告后逃散，境内于是肃然安定。山西藩司每年筹办刍粟十余万，预先储存在朔州以供应军需；太原、平阳各郡县运送金钱前来缴纳时，经过雁门便常被豪强勒索，称为“包纳”。来缴纳的人不再过问，只等期限到来领取文书；包纳者得到钱后，转而花费在淫逸酗酒上，受害的缴纳者有的甚至因此死亡。仓场官吏贪污受贿、被人挟制，有时还虚开文书，事情一旦败露，便被处以重刑。王君查清其中弊端，亲自监督办理；豪强因不能如愿便散布诽谤，王君不为所动。时间久了，事情终于安定。后来朝廷派台官考核各路边储，发现许多地方都有虚报折耗，只有朔州结余以万计。每逢西边宿兵驻扎境上以及敌方使者往来，直到他们离去，百姓始终没有诉说劳苦。城防禁令废弛已久，重新变得不严整，适逢有人说这事应交给有司正官办理，案件便下交王君。他把老弱病残的士兵更换出来，也清除官府私自役使的人很多；又疏浚修整塘隍，拆除重修楼橹。此后敌人也不敢暗中派遣间谍窥探城内。朔州城于是成为西路第一。王君少有嗜好，在官署西面的空地上建了三间屋子，在台阶下种葵花和菊花，题名为“宦隐”。庚寅年夏天，葵花忽然有数十朵并蒂而开，观看的人都惊叹赞赏，认为这是仁惠政绩所招致的。王君两次入朝觐见，都获赐玺书。回到任所继续治理，而前后巡抚、都宪，如东安李公、大名王公、三山林公、漷阴董公、云间张公、金台殷公等，凡是以奏疏或檄文挽留他的，竟有再三再四。吏部把他的考绩列为最优，请求颁诰褒奖他，并升任怀庆府同知。唉！古人所称的循吏，自汉代以来屈指可数。世道日渐衰落、风俗日益低下，人才也越来越难以胜任守令之职；有人只把能办成事情当作本领，却不再体恤百姓；有人知道体恤百姓，却把政事荒废不治，二者都使人感到为难。更严重的，有人残虐昏乱以至失败，行贿求升，侥幸得逞一时，最终受到讥讽。君子之中，哪有处在如此艰难剧烈的地方，却能像王君这样获得百姓离任后的追思呢？这件事应当记下，作为世人的劝勉。王君名用宾，字汝弼，华亭人。他的父亲是墨庵先生德新，国初迁居寜夏。王君性情廉洁耿介，是非分明，不随意依附，善于作歌诗。景泰癸酉年，他凭《书经》考取乡试经魁，在太学求学很久。后来参加吏部铨选考试，名列第一，初次任官便出仕朔州；此后显达升迁还没有止境。像薛端这样乐于成人之美，州中父老又能不忘记王君守土的恩德，这些都是良民的事情，理应附带记在这里。《蔓庵记》。

译武进人陆君安之在住所南园中修筑一座庵来居住。庵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和古松，高耸挺立；苍藤细葛向上缠绕、向旁边攀附，像蛟龙蜿蜒，姿态随着所依附的树木一同上升。陆君坐在庵中，鸣琴读书之余，回头看着这些景象而喜爱，说：“它们同我很相像啊！”于是把庵额题为“蔓庵”。过路的人疑惑地说：“藤蔓的性情是柔弱的，若不依靠高大坚实的东西，就不能经受风吹日晒、承受雨露滋润而独立生长。古人本来曾用藤蔓来比喻没有操守的人，君子为什么要取它来命名呢？”陆君说：“不是这样，这是所谓同行而情志不同。自从先父南乐君用儒业教育我以后，后来我的兄长元之和两个弟弟顺之、和之，以及侄子廉伯，先后考中甲科，列于各部，居于馆阁，共同扶植我家，就像高大的古松，根基十分牢固；而我以有病、离群的身体得以安闲休息，在家中食禄自娱，也不过像藤蔓一样罢了。那些靠钻营攀附而侥幸取得富贵利达的人，也是一种藤蔓，难道说的是我的庵吗？”听的人怅然说：“陆君本来就是有道德的人啊！”陆君居住乡里时，性情廉洁，行事特立；宴会不喜欢歌舞伎乐，出入交往不欺骗儿童，不为迎合风俗而佞佛，一乡的善誉都归于他。但陆君始终不以处士自居而自高，只是低头恭谨地说：“我之所以能够立身，是靠父兄的庇护，也是靠弟侄的相助成就。” 从这些事迹看来，有道之人与孝、悌、慈三种德行，大概都具备了。“蔓啊，蔓啊！”陆君确实从中有所取法。即便如此，世道衰落、风俗浇薄，难道不会有人追逐家势而不安于本分吗？难道不会有同族之间彼此嫉妒，故意激烈行事以显示不同吗？他们走进这座庵，看到这个名称，也就可以知道警戒了。四方士人听闻陆君的风范，多作诗歌赞咏他。我又同廉伯一起考中同年，并且长期共同在史局和讲筵任职，于是把从陆君那里得到的教益写成《蔓庵记》。《篁墩书舍记》。程氏先祖中，向北方有声望、名叫元谭的人，随晋室南渡，出任新安太守，有治理政绩；任期届满交代职务时，百姓请求挽留他，于是朝廷赐给他郡中黄墩的宅第，他的子孙便留下来居住。传到他的第十二代，有云麾将军忠壮公灵洗，以平民身份起兵义战，抵御侯景；当地人感念他保全全郡的功劳，也在黄墩祭祀他。宋代称他的庙为世忠庙，他的后代日益兴盛，所以凡是新安的程氏，都以太守元谭为祖先，以忠壮公灵洗为宗祖，并且称为黄墩程氏。我家也出自黄墩，但考察家谱和郡志，都不知道“墩”为什么得名。近来得到一种说法：黄墩的“黄”本来是“篁”字，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竹子，所以得名。到了黄巢之乱，黄巢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留下活口，唯独因为“黄”是他的姓，凡州里山川以“黄”命名的地方，他便收兵不侵犯。程氏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于是把“篁”改成“黄”，以求免祸。年代久了，便习以为常。我独自感慨：这里本是循吏、忠臣受赐宅第、享受庙祀的地方，却被冒犯僭乱的姓氏玷污，七百多年竟没有人觉察其中错误。因此特意大书“篁墩”二字，悬挂在旧居之上，并借作者的一句话加以确认，使后世知道这个地方能够恢复旧名，是从我开始的。《世肖坊记》。绩溪人程傅佐时以太学生身份考中成化丁酉年京师秋试，郡县长官共同大书题榜，在他家门上表彰，称为“世肖之坊”，用来激励乡里人。乡里在京师的人听到这件事，告诉我说：“程氏是徽州著名的大姓，居住在六县的，历代从不缺少人才；佐时是后起之秀，将要光大他的宗族。世代的恩泽流传久远而更加广大。其他地方的外姓本来不足以了解这些，斗胆向太史氏请求记述。”起初，天顺年间，佐时的叔父有克和，凭乡进士身份在我门下求学，我以兄长之礼待他。后来他在铨选士人中考取第一，任汀州同知，是当时的良吏。成化初年，佐时的侄子有寛，又在我门下求学，后来凭《诗经》考取南畿秋试第二名。正好我很高兴佐时也出自我门下，于是承接乡人的意愿为他写记说：“先太守公元谭，在东晋初年任新安太守，有惠民政绩；任期届满时，百姓请求挽留他，于是便在这个地方安家。传了十二代，出了云麾将军忠壮公灵洗，起兵义战抵御侯景，保卫乡土州郡，至今仍享受祭祀，子孙不下万人。他的后代居住在歙县槐塘的，有宋丞相文清公元凤，是一族中巍然屹立的望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他的侄子宏祖，开始另居于绩溪仁里，这就是佐时这一支的来源。宏祖凭文清公的恩荫任淮东制置司总干；他的第二代有浙东宣慰副使；第三代有忠显校尉燧；第四代有昌化县簿景高，他们都是凭借先世官职后裔的身份在元代出仕。第五代有晋江县典史福祖，第六代有峄县县丞邹容，都是在本朝任小官而有所表现。第七代有道轩处士守恱，就是佐时的先父。大概绩溪的程氏，自宋代以来，伯叔兄弟无不保持旧家文献之风，而科举名声又从佐时开始兴起，这就是郡县长官为他建立题名坊的原因吧？即便如此，题坊的本意，本来是说他们世代都有仕宦功业，见于公府，载于家谱，足以继承先烈、启发后贤。若不知道根本，则只能看到这些表面；实际上，自太守忠壮公以来，世代都有家法，忠厚孝友，不沉沦于流俗。槐塘这一族到了文清公，更加修明这种道理；道轩君曾告诫诸子不要分家居住，佐时和弟弟儒伦恭敬地奉行教训，所以家中有遗训堂、聚爱楼，一时名士都作诗歌咏传。佐时有四位堂弟，名叫侍、康、愈、文；还有一位堂侄叫祚，也都凭学问品行奋发自立。像这样累世重视根本，他们后代所承受的影响，按道理本来就会使人获得官爵的荣耀、享受上天所赐的俸禄。那么，真正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关键在这里而不在别处，难道只是我族人应该知道吗？寛的叔父仪、堂兄玠，也先后考中乡试，正和佐时一同进京参加礼部会试。他们若能考中，进入天子朝廷应对，那么从此以后，当然可以预先推知他们必有前途了吧！这一年冬十一月下旬记。《乐清轩记》。

译凡是在京师做官的人，每次退朝后，都各自进入所属官署，低着头勤勉忙碌，谋划办理公务，直到傍晚才四散离去，疲惫地骑马回到自己的私宅。这里面最苦的有督责的忧虑，因而不敢享乐；次一等的有文书案牍的劳累，因而无暇享乐。即使偶尔有一天闲暇，也不过是举杯饮酒，叙说久别之情，忧戚的情绪反而使人再没有清静的思绪，这哪里谈得上快乐？既能快乐而又清雅，大概只有我们这些在翰林任职的官员才有这种情形。翰林所掌管的，都是经筵、史馆以及辅佐东宫的事务；而法从之臣中隶属内阁的，分在东西两房，每天值守禁中。东房掌管古今图籍以及制诰的副本；西房掌管书写四方的诏敕和正字所听取的事务，都是清要而没有督责的忧虑。所接触的都是文字，又没有案牍的劳累。他的官职清要，他本人又清雅，那么到哪里会不快乐呢？掌管典籍事务的吏部员外郎、河南人焦廷粲，在东房任职最久，最受前后任阁老的礼遇和爱重，并且同翰林诸位君子的交情日益深厚。廷粲曾在住所旁建了一座小轩，高和宽都不超过一丈，四面窗户空敞，左边放琴，右边置书，四周环植花木竹子。大概轩内轩外没有多余的东西。廷粲的父亲锦衣公，已经八十四岁了；他们兄弟九人，时常聚集在轩中，依次为父亲祝寿。来往的人多是我们这些同僚，兴致来时便投壶赋诗，各自尽情享受自己的兴致。大概这座轩来往的没有不好的宾客。因此在轩的楣上题名“乐清”。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轩、这样的人，大概就差不多符合这个名称的本意了。廷粲博学高雅而喜爱文章，看他的志趣，淡泊得似乎没有什么可羡慕的；进入他的家中，肃静得似乎没有喧哗。大概他每日在这座轩中得到快乐，同时也由此看见古人在污浊之中脱身、在尘埃之上自由遨游的境界，这些人都可以作为我的老师。既然如此，如果不是这个人的品格高尚，即使有这样的清雅环境，也不会感到快乐。话虽如此，假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和廷粲一同免除督责的忧虑、案牍的劳累，从容闲适地在供职之余有幸享受这种清雅的快乐，岂不真是皇上的恩赐吗？这样看来，这座轩虽小，也不可以没有一篇记。游九龙池记 成化戊戌年春二月二十四日，我因有事前往西陵。从昌平到斋所时，太阳还未过正午，于是约商懋衡、李世贤两位太史去寻找九龙池。我们骑马沿西山向南走，越过一条小涧。涧虽小，水流在石齿之间翻腾沸涌，马匹因此前进后退。越过小涧，望见前面的山峰便奔去，却迷失了道路，穿过茂密的树林进入灌木丛中。遇到樵夫指路，才沿着高地向东南行走，不到五里，忽然听见鸡犬声，从山谷中走出。我们互相看着觉得奇怪，俯视见到曲折的小巷和草屋，隐约形成一个村落。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是守陵士卒居住的地方。池子正好在村南，还未到池边，便见石滩上的水哗哗地向北流。石沟在稍微宽阔处，便有蒲草、白芷等丛生遮蔽，鹅和野鸭在其中游泳。下马后，从朱门进入，池面方圆超过十丈，四周有重重围墙护卫，墙上覆盖着黄色砖瓦。石头雕成九条龙头，嵌在西墙下，张开大嘴喷出泉沫流入池中，水声清冷地彼此应和。池上的石壁高达千仞，陡峭如削，像斧凿留下的痕迹，泉水的脉络从其中流出。山脚下有一口小石方井，用来标明泉源。桧树、竹子、桃树、柳树夹在池边，东西两座山峰苍翠地耸立在池南。池水中倒影深沉，呈青黑色而寒凉。门稍向东有月关，是泄水之处；水从关中淙淙流出，向东成为小渠，经过石桥后盘旋环绕，流入山下田地，就是先前所见的水。我和两位太史命随从走下石阶，用碗承接龙口泉水，各饮了一勺，味道甘甜清爽，连毛发骨骼都感到森然清凉。我们听守陵士卒讲述文庙曾在泉上驻跸的事情，过了很久才离开。骑在马上往返行走，每个人写了八章诗。这篇记写于本月二十五日。嵩县重修程氏两夫子祠记

译河南程氏两位夫子的故宅在嵩县陆浑。前朝时曾在此地建庙塑像，把它比作阙里。朝代更替后，祭祀一度停止；景泰乙亥年下诏恢复，并且寻找两位夫子的后代，找到十五世孙克仁，授予翰林五经博士，使他世代承袭此官以奉祀，并将此定为法令。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祠堂沿用旧址建成，低矮狭窄，很不相称，日久渐渐破败。河南左布政使、祁门人程泰任参政时巡视各部到嵩县，进祠拜谒，退出来叹息说：“只有我们两位夫子的道统，实际上承接了孔子、孟子失传的正统，而奉祀他们的神灵之所竟如此不虔敬，这凭什么作为政治教化的根本，激励后来的学者，来符合先朝崇敬报答两位夫子的盛大心意呢？”于是商议兴修，并且开仓出粮作为倡导。官吏百姓听到后，认为这是盛举，都乐意响应。成化戊戌年八月壬寅日开工，扩展地基，扩大规制，中间建大堂奉祀两位夫子，后面增建寝堂，左右各建斋舍，四周围以墙垣，又开设重门。同年十二月癸巳依次完工。山川相互辉映，经过的人都为之改观。正好监察御史、祁门人程宏奉命巡按河南，赞许此事，于是共同举行舍菜礼，表达虔诚，安妥神灵，并且写信给京师，请求我为此作记。我听说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后，要在社中祭祀；这件事大概是依据义理而兴起的，历代都诵习效法，不敢落后。两位夫子振兴了中断的学术，使万世获得福泽，并不是那些经生学士以及在一时一地建立功业的人所能相比的。自宋代以来，虽然规定在孔庙中祭祀，从国学一直通行到天下各地，但在故乡专门建祠祭祀，更应当严格隆重。何况冠履等遗物收藏之处并不遥远，仰慕高山、景行君子的心思，谁会没有呢？然而时间久了，却没有人承担兴废的责任。布政君因为自己是远方的宗族后辈和后学，独自倡议兴修，使在这里做官的人施政有了归向，使出生在这里的人求学有了成就，也借此仰承列位圣君兴道善俗的心意，他的贤能难道不远胜于世俗的官吏吗？我考察程氏家谱，两位夫子的先祖确实是徽人，出自梁将军忠壮公灵洗的后代；大概是先从徽迁到中山，又从中山迁到河南，这些事见于欧阳公为程文简公先德所作的铭文。靖康末年，文简和伊川两房的子孙跟随高宗渡江，居住在池州；其中一支回到徽州休宁。当时录用他们的文书、追赠爵位的诏词、表彰墓地的文章都完整保存，可以考查。但明道的后代就没有听说了。宋淳熙年间，金陵书院曾取用伊川五世孙继承明道一支奉祀，过了两年便夭亡；又让文简七世孙承继此事，那么明道的后代疑似有人居住在金陵，只是博士君却近出于嵩县这一程氏产地所推选出来的后裔，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在金朝中期战乱平定后有人归来，或者南北统一之时，有人返回桑梓，寻求不失去世代守护的事业吗？这些都无法知道了。我有幸出自伊川的近族，又因为御史、布政两位君子都和我同为忠壮公的后裔，大家都私下诵读两位夫子的遗书，希望凭此在世上立身，那么对于祠堂的事情，能够出力的地方，怎么敢不尽力呢？布政君在景泰甲戌年考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辅佐广西、河南两藩，升至方伯；为人恭敬敦厚、淳朴谨慎，在当时颇有声誉，而这次举措更显示出他懂得根本、知晓事务的宜当之处。于是把年月刻在石碑上，使后人有所考据，用来继承他的志向而不使其毁坏。参与此事的官府人员以及曾经捐助义举的人，都附列姓名在碑后。至于两位夫子的言行以及学者求道的方法，遗书都在，明亮如日月星辰，这里就不敢多说了。夜度两闗记 我请假回南方，于成化戊戌年冬十月十六日经过大鎗岭，到达大柳树驿时，太阳已经过午。我不想就此停下，询问驿吏，驿吏欺骗我说虽然晚了，仍然可以赶到滁州。于是上马走了三十里，渐渐听随从说前面有清流关，地势很险恶而且多老虎，我便记在心里。到关时已经昏黑，退后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只好派人催促山下的邮卒，带着铜钲，扎好火把上路。山口两峰夹峙，高达数百寻，抬头看不到尽头。石栈崎岖险峻，大家全都下马，肩挨着肩向上走，并且约定一旦有警情，就前后呼喊以互相应答。恰好有一颗大星光芒灿烂，从东西方向划过；寒风突然猛烈刮起，扎好的火把全都熄灭。四面山中的草木发出萧瑟声响，于是人人都感到危险，互相不停呼喊。铜钲轰然敲响，山谷震动回声。走了六七里到达山顶，忽然看见月亮出来，像一盘灿烂的白银，照耀着无边天地，这才举手互相庆贺。但山下的人仍然心有余悸，很久不能平静。我默默盘算，这座关就是赵点检击破南唐、擒获南唐两名将领的地方；这次游历虽然危险却奇特，应当成为我一生游历中最出色的一次。夜里二更到达滁阳，十七日中午经过全椒，奔向和州，庆幸已经脱离险境，路途平坦，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走了四十里渡过后河，看见远山隐隐，询问随从，他们说还要登上那座山，于是到了和州香林院。不久太阳缓缓落到山峰后面，马匹进入山口，山峦聚合，桑田整齐，凡有数个村落，俨然像武陵、仇池那样的地方，正为此感到高兴。天黑后越走越深，山中草木越多，堵塞道路，幽暗得不知道尽头在哪里，这才大为惊恐，汗流浃背。经过一座野庙，遇到一位老人，询问这是什么山，老人说：“这是古昭关，距离香林院还有三十多里，应当赶快走。”前山有火升起，是在烧荒驱赶老虎。当时铜钲和火把都来不及准备，只能沿山涉水穿过溪涧；怪石像树林一样密集，马匹因此惊退。众人以为老虎埋伏在那里，回头便往回跑，纷纷跌倒，彼此枕藉，呼喊声十分微弱，即使强令大家大声喧哗也做不到。过了很久才站起来，沿着回转的山岭前进；仔细看见悬崖沟壑深不可测，溪水潺潺，和风声时急时缓；抬头看满天星斗，自己料想恐怕不能幸免，又想到伍员过去曾在这座关隘受困，难道凶险的地方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到二更尽时抵达香林院，在灯下恍惚如同失而复得，像重新活过来一样。唉，我因为离开亲人已经很久，把其他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冒险夜行，经过两座关隘，闯入虎穴，虽然濒临危险却侥幸逃脱，这也可以说是太不谨慎了。谨慎地记下这件事，作为后人的警戒。游齐云岩记

译环绕休宁县的山都平缓辽远，不足以称为壮观。出县城向西三十里，到白岳岭，山才开始高，山峰才开始奇特；石路盘旋曲折如线，不能容马通过。游人乘轿沿着梯道上升，甚至要用两根绳索在前后牵引；最险的地方就下轿步行，扶着前人的背，有时一步也走不成。从白岳向西南走五里，到桃源岭，重重悬崖夹峙，山上搭着小屋以遮风雨，名叫中和亭。站在亭心向下看，已经有数百仞深，田野茅屋排列整齐，宛如图画。亭下有两块巨石伏卧，颜色黧黑，中间有白色石质突起，像睁开的眼睛，名叫石鳖坞。坞旁有大沟壑，深得看不见底，只听见水声从草木之间溅溅流出，名叫桃花涧。沿涧向南走一里多，到独耸岩，苍翠的峭壁横截整座山。靠近西边有一个方形宽大的石缝，像一道门，大概是天然形成、供游人通行的。门口有一株石楠树，树干粗得要几个人合抱。回头看门下，群石像伏卧的犀牛和驯服的大象，不可随意接近玩赏。进入石门，东南面连着山岩如同城墙，悬石四面覆盖，形势仿佛要飞落下来。第一处叫弥陀岩，岩洞高不过一丈。第二处叫观音岩，景致比弥陀岩稍差。前面有一块石头颜色纯绿，昂着嘴、垂着尾巴，名叫鹦鹉石。第三处叫罗汉洞，稍微大一些。两条石龙沿洞门旁边伸出，鳞片和骨骼隐约可见，踢它时还以为是用小石块砌成的。仔细看去，石头的纹理彼此黏连，又觉得它们像是真龙。洞深二十多里，拿着火把向东走，可以通到县城的蓝渡溪；但越往里越狭窄，没有人敢在前面引路。第四处叫龙王岩，景致比观音岩更差。岩上飞泉潇洒地洒落崖下，如同下雨，四季不断，名叫珍珠帘。积水在西涧中沸散，名叫龙池泉。西边山峰上有虎的足迹，像泥泞中印下的痕迹，名叫黑虎岑。从黑虎岑向西走，再转向南一里多，到车谼岭，其陡峭程度是白岳岭的两倍。车谼岭向南二里多，到玄武观。观后有一座山突起如屏风，倚天直立，这就是所谓齐云岩。古松有几十棵，姿态盘曲如虬龙，都是生长数百年的树。道观左边一峰叫石鼓，右边一峰叫石钟，夹着屏风的两座山峰叫辇辂，都是按照形状命名。道观前的溪水像带子一样，曲折向东流，建石桥渡水。正对道观大门向南走数百步，有一座山峰挺拔地从苍茫山野中拔出，不与群山相连，叫香炉峰。石桥向西数百步，高崖中间断开，一座小峰孤立在涧下，叫舍身崖。舍身崖向西二里多，有五座山峰参差排列，像群仙戴着冠、佩着玉佩从天边降下，朝向齐云，叫五老峰。五老峰西边听说有沉香洞，人迹很少，草木覆盖，时常有蛇虎潜伏其中。因为无法前往那里，游人刚开始进入时，往往都以为白岳最高；到了桃源岭，白岳已经在它下面；到了车谼岭，桃源岭又在它下面；到了齐云岩，车谼岭更加在它下面。由此可以看出天空多么高远、大地多么辽阔，幽深得不知道自己身处什么境界。旧碑记载：宋宝庆丁亥年，有道士天谷子从黟县北面来，住在弥陀岩。一天他看见一个奇异的人，同他说：“前山高空，可以迁居到那里隐居。”天谷子答应了。按照约定去寻找那个地方时，那里已经有一尊塑像了。当地人惊异，前往观看，认为很像玄武神，于是创建道院。己丑年因不慎失火，淳祐辛酉年又遭大雷雨，山石裂开，房屋毁坏，唯独神像巍然不动地保存下来，香火日益兴盛。考察这些事情，似乎不合常理；但山灵所聚之处，也令人怀疑神灵确实有不依凭形体而存在的东西。我独自感慨，这座山的胜景沦落在偏僻的乡县，不处在周原广阔平地之间，因而不能闻名天下。于是记下它的大概，留给爱好山水的人，也用来寄托日后思念故山的情怀。同时又感慨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不足以为这座山的幸运增光。齐山书舍记 金华人王允达世代居住在义乌青岩山下。青岩有一支山脉从东阳小龙门蜿蜒而来，名叫齐山。王君每逢进餐时曾登山游览并以此为乐，说：“这里也足以让我居住了。”于是就在山上建了几间房屋，在其中藏书修业。后来学业有成，出仕应试，考中进士，并且到四方任职。但他不能忘情于这座山，便上书天子，希望得到乡里的教职，以完成自己的志愿。此事交给吏部办理，却没有实现。凡是同王君交情深厚的人，大多为齐山书舍作记，以慰藉他的思念。王君又不嫌弃我的文章，空出卷首请我作记。唉！诸位君子谈论求学已经很详尽了，我又何必多说呢？不过我私下听说，道理就在近处，却偏要到远处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偏要到困难处寻求，于是说话的人多而听话的人厌烦，这不是劝人向善的道理。从前孔氏的子孙，大概都是从父亲在庭院中教诲诗礼的训导中得到教育，并且逐渐浸润其中。到了秦汉之间，在阙里之下，仍然还从事弦歌诵读，没有失去世代守护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耳闻目见近，容易取得成效。王君的曾大父待制忠文公，在前朝时曾在县城华川之上建屋读书。后来终于凭文章闻名天下。本朝兴起后，他奉使命出使滇南，面对强势者不屈服，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他一生所学，成就了这样的忠贞。忠文公的儿子博士公，因为悲愤于父亲为国死难，建有继志斋，每天奉读父亲的遗书，希望不使父亲的事业失传。他又凭文章名重一时，穿粗布衣、吃素，并且服终身之丧。子孙相承，吃饭不吃两种肉。其一生所学，成就了这样的孝行。忠孝是士人气节中最大的方面，虽然系于人的天性根本，然而安居修业的方法、达到道的途径，难道能没有辅助吗？这正是华川继志堂之所以建造、齐山书舍之所以构筑的原因。王君确实具有世代传承的故家文献之风，说话温和，气质平和，他的涵养也很充实。何况国家太平一百多年，礼乐彰明完备，教化兴盛流行，本来不必以危及自身来表现忠诚，也不必以愤世嫉俗来表现孝行。然而士大夫一生诵习效法孔氏，希望在文章和事业上有所成就，那么借忠孝来建立义理的地方仍然很多。《论语》不是说过：“你回去以后，向更多的老师求教。” 既然如此，王君对此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忠文公、博士公留下的恩泽离你这样近，从耳闻目见中取得教益又这样容易。传承他们的心志而不拘泥于他们的外在行迹，再逐步达到远大而艰难的境界，那么这座山和这个人，最终将同华川继志的名声鼎足而立，成为不朽之名了。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

译唐代歙州总管、越国公汪公在歙县乌聊山有祠庙。起初在贞观己亥年载入法令，历代沿袭不改。庙号称忠烈。属县的人前来求神保佑，没有一天空缺；又各自在当地建行祠。其中休宁县乌龙山的祠庙，不知从何时兴起。乌龙山坐落在汊川之上，琅水向东流出，璜水向南流下，到这里汇合后向北流，注入淛溪。山势蜿蜒，沿水向上追溯，陡峭的石壁和断崖全是黑色，不能正面直视。山因而得名，庙又占据胜景，所以神灵更加灵验，百姓尊奉它也更加虔诚而不懈怠。越公的远孙、居住在汊川的永庄认为，祠庙既然靠众人出力建成，便应当适时修葺；但没有世代守护的制度，终究不便。于是成化丁酉年在庙左买地建了三间房屋，安置守庙者居住，又划出若干亩田供给费用。他选择日期到庙下禀告，并把此事告知宗族和乡人。有一位年长而有学问的人，叫程士仪，赞赏他的志向，便详细说明此事，请求刻在石碑上作记，以昭示后代，使后来的人谨慎地继承它。我当时正请假回南，曾到乌聊山祠庙伏拜，得到《忠烈纪实》和前代的记文，读后私下觉得其中叙述隋唐之际和越公事迹的地方，有许多不合心意之处，想作一篇记述却一直未能完成。于是我为此说道：隋炀帝无道，古来未曾有过。他杀害父亲，又奸淫父亲的嫔妃，耗尽天下力量去侍奉远方夷狄，抛弃祖宗社稷而沉溺于禽兽般的声色，杀戮进谏之士，迷惑而不知悔改。所以朱子《纲目》记载大业年间的盗贼时，都用“起兵”来书写，而不称为反叛，是因为明白的人可以讨伐诛杀他。至于隋炀帝之死，书中写作“隋人弑其君广”，而不称帝，因为他已不是天下的共主。实在是天下没有不尊父亲的国家，所以讨伐贼子的法度不得不严厉到这种程度。越公生在那个时代，大概有向西进军问罪的志向，但力量达不到，于是凭一旅之众，持剑起兵，完整占有六州，以等待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出现。他获得民心，正如秦代的吴芮；他不是叛臣，而是使罪人得到惩罚。唐高祖进入关中后，天下大势已经汇合，越公不能再施展自己的志向，便奉戴唐公，将领地归于有道之主，使百姓免受战争死亡的痛苦。他洞察时机、通达变化，正如汉代的窦融；他不是投降者，出仕退处合乎正道，名节完整。假如有像班固、范晔那样的良史，必定会把他列在吴芮、窦融之间，君子也会因此赞许他。只是《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于是使越公的事迹世人无法详知；而记述他庙宇的人又不能在这些方面加以辨正。我为越公大力申说一番，他们却只拘泥于他平常御灾防患的事情，以及他生前荣耀、死后哀悼这些末节。他们的言辞委婉，意思似乎是在替越公避讳，这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仰想我高皇帝，正值元末丧乱之际，在江淮起义，恢复旧有疆土；即位之初，大力整顿祭祀典礼，淫昏荒诞的祠庙一律停止祭祀。徽州保存下来的，只有越公和我的远祖忠壮公程公两座庙。忠壮公当侯景作乱时，倡导义举起兵，肃清乡郡。湘东王萧绎向四方传檄后，他从隐秘道路奉表请求出兵跟从，最终叛贼平定，百姓免于灾难。忠壮公抵抗侯景，越公反抗隋朝，同样都是讨伐罪人的义举；忠壮公奉戴萧绎，越公归附唐朝，同样都是拯救百姓的心意。高皇帝考察他们的事迹，将二人一并录用，正是为了扶持天理、树立人的极则，由一州推及天下，使人凛然知道拨乱反正就是功业；这对于世道教化关系重大，难道是偏爱两位公吗？两位公的子孙，有一半在徽州郡，又繁衍到四方；这里衰败而那里兴盛，前面屈抑而后面伸展，别的姓氏终究没有谁能与之抗衡，其中也有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地方。难道忠勋之家、神明的后裔，上天本来就有意在暗中扶助他们吗？永庄读书而喜好义举，宗族乡里都称赞他，这次举动尤其显示他知道根本，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士仪和我都是忠壮公的后裔，大概因此同汪氏有世代讲论交好的情谊。寄寄亭记 户部主事邵文敬在清口办理漕粮事务，在公署南侧得到一块空地，中间有高丘，杂种桃树柳树，引水环绕四周，并在丘上建了一座亭子，准备把它命名为“寄寄亭”。我正请假回京，经过清口时，文敬迎接我，把我带到亭中，举酒相劝说：“我的亭子刚刚建成，先生屈尊来到这里，这也不能不说是一次机缘。先生难道能毫无寄托地离去吗？”酒喝到一半，他请我说明命名的意思。文敬说：“在清口办理漕粮事务，通常一年更换一次，看公署就像看旅舍一样。因为我不能长久住在这里，所以用‘寄寄’为亭名；亭子是一个寄托，我自己也是一个寄居者。”我说：“你只知道说‘寄寄’，难道有不能寄托的东西，你知道吗？人生在天地之间，如同海中一粒粟、风中的蓬草、朝夕之间的蜉蝣。回头看身外之物，将会有多得无法胜数的寄托；到了那时，即使有雍门子周的悲哀、登岘山的感慨，也还来不及顾及，又哪里有闲暇给亭子命名？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出仕时，不敢因为身体只是暂时寄居，便把应办的事情置之不问；而是随着自己所寄托的职任，以能够胜任为贤能。你治理清口时，每天坐在公署之上，文书接连不断，吏卒环绕左右，本来不能丢下不管；你一定会想到上级把什么样的事情寄托给我，于是竭尽心思，费尽言辞，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寻求能够胜任的方法。退下来稍有空闲，悠然登上亭子，命人取笔赋诗，拿起酒杯独自饮酒，以求暂时忘却整天的劳苦。在这个时候，你又知道究竟是我把寄托放在亭子上，还是亭子把寄托放在你身上吗？尽心完成所接受的寄托，然后享受这种寄托之乐，本来就是君子不会废弃的事情。”文敬说：“先生的话是对的，但我建亭的最初想法只是偶然产生的，若一定要用‘寄托’的意思来给这座寄托之亭作文章，怎么样？”我不觉举杯向文敬敬酒，说：“确实如此！你们这些人享受一年中的快乐，便可以把亭子命名为‘寄寄’。像我这样北归，风帆停泊，役夫催促呼喊，只能跟着你在这里享受一天的快乐，那么即使称作‘寄寄’，也是可以的。”于是拍掌笑着写下这篇记。《篁墩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十四 （明）程敏政撰 记 休宁县儒学先圣庙重修记

译高皇帝当初攻下江南时，曾驻跸徽郡，分兵平定所属县邑，救助安抚百姓，并教育养育他们。他的恩德心意深厚，至今在人心中仍如同当日一样。休宁是徽州的大县，它的庙学在宋代开始迁建，中间经过元代变更；进入本朝以来又有一百多年，兴修不经常，形势逐渐毁坏。成化己亥年，监察御史、上饶人娄公以提学身份来到这里，正担心教化还不够普遍，看到庙宇没有修治，便说：“应当有人承担这个责任。”不久，监察御史、洧川人黄公以巡按身份来到这里，说：“庙宇不修，士人没有景仰效法的对象，百姓也不知道归向，凭什么推行政务？这实在不能放任不管。”于是把此事交给同知、金城人张英。当时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三原人王公奉诏巡抚南畿，张君便和推官、舞阳人杨宣上报此事。王公认为正确，说：“政教的责任，是圣明天子任命我的原因，应当赶快办理，不要懈怠。”张君接受命令，规划筹措，忙得无暇；知府、武邑人王勤因朝廷事务从北京来到这里，通判、南海人娄琮因漕粮事务从南京来到这里，几人商议后意见一致。张君于是亲自到休宁，与知县、新昌人俞深择日祭告，备办材料，召集工匠，重建大成殿，宏伟华丽、高大敞亮，远远超过旧时的规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修饰先圣、先师的塑像，把神座的木材改换为石材，把宫墙的土墙改成砖墙。东西两庑、戟门、神厨以及儒学重门、科名坊表，依次拆除重建。修缮两座斋舍供生徒居住，又恢复企德堂来祭祀乡贤。工程费用来自募捐，没有向百姓征发徭役；材料来自劝募，没有支出公帑。工程始于庚子年夏六月，至该年冬十一月完工，舍菜礼举行完毕，观看的人围得像墙一样。于是教谕、莆田人王原雍，训导、定海人陈泰安、吉章泓共同把此事告诉我，说：“希望能有一篇记。”唉！孔子的道，是政治教化由此产生的根本。中古以来，士人不懂得道，往往把内心和行为割裂开来，又不明白义与利的区别，所以学术流入异端，政治最终沦为杂霸。下至竞相追逐华美辞藻，任意玩弄文法，安然以儒吏自居于世，却不知道这已经离道很远了。到了宋代河南程氏、考亭朱氏出现之后，这个道才重新彰明，所以三位贤人都得以从祀孔庙；而他们的先世都出自徽郡，典籍中有记载可以考证。今天子每天亲临经筵，不是圣贤的书就不拿来进读，又加隆重孔子的祭祀，使之与郊祀、社祀相等，再次修缮阙里庙庭，并慎重选择孔氏宗子。他如此尊崇老师、重视学习，主管教化的官员应当体察皇上的心意，率领各地长官增加对学校的恩惠，以希望政治教化大成，岂不是一时的盛事吗？不过，探求孔子的道，必定要从程朱开始。何况这里是他们的故乡，大圣人孔子还曾屈尊亲临，那么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敬重吗？诵读他们正确的言论，仰慕他们的德行仪容，努力以圣贤为老师，不要被流俗改变。谈学问就以经术为根本，谈政事就纯用王道，使天下人都称说这里的学术渊源，知道它有所本；仰慕圣贤教化所及，知道有先导，这样才差不多不辜负盛世君臣共同谋求治道、振兴教化的心意。否则，修建庙学只不过是供人观赏美观罢了，对于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本县的后学，又是程氏的远裔，所以私下诵述所听闻的这些话，告诉后来的学者。王公名恕，是正统戊辰年进士，由翰林庶吉士起家，至今仍在任，忠诚为国，是当时有名的卿士。娄公名谦，黄公名杰，都是成化丙戌年进士，通达敏捷、正直诚实，仿佛一人。他们的名位正在不断上升，还没有止境。王君以下诸人，都由科名起家，历任郡县官职，谨慎贤善而有声誉。张君主持这项大工程，办理得合乎道理，百姓都不必过问便自然参与，他的政绩也就由此可见了。绩溪县重修曹渡桥记

译绩溪县地处宣州、徽州交界，县城四周都是连绵的山岩和重叠的山岭，四面望去空旷无边，几乎不能穷尽。每逢春夏洪水暴发，水流从各山溪中奔腾而出，汇集在县城西面的曹渡，经过府治北面，转而曲折向东，流到钱塘。曹渡向东距县城若干里，向西距府城若干里。原来有桥供往来通行，时间久了倾塌毁坏。官府因为费用巨大、修成艰难，通常只是依旧桥略加修补，草草了事。遇到水涨，行人便苦于涉水，附近百姓也常常为修葺而困苦。临海人吴珏以进士身份担任知县的第二年，认为此事终究不能放任不管，便向知府、武邑人王勤，同知、金城人张英，通判、南海人娄琮，推官、舞阳人杨宣等诸公请示，他们都赞同。正商议筹集材料、召集工匠时，歙县大户殷文清以好义闻名，听说郡县要办这件事，愿意独力修建，不因而劳烦官府、役使百姓。郡县长官嘉奖慰劳他，同意了他的请求。文清于是选择日期开工，建桥若干孔，高若干尺，长若干丈，宽若干尺；石材和灰浆坚固优良，规制超过旧桥。前后经过几个月便告成，经过的人非常高兴，居住的人也改变了看法，认为郡县长官平日以道理治理百姓，百姓便这样迅速地响应。于是吴君写信请我为此作记。过去我请假乘驿站车马回休宁，经过绩溪，正好路过曹渡，看见研磨石料的、砍凿石头的、涂抹灰浆的、拿着簸箕和铁锹的工人，在水边排列得很整齐；桥身像垂下的彩虹，隐约升起，凌空高耸。我心中惊异，因为这时我已经完全知道殷氏的名望、吴君的政绩，以及府中诸公在深山长谷之间不遗余力的情形，于是站立徘徊了很久才离去。既然如此，立碑刻文来告知后人，使他们谨慎继承，这对我们徽州百姓实在有益，不能推辞。我私下听说子产做郑国宰相时，曾用自己的车马在溱水、洧水上渡人，君子反而讥笑他；诸葛孔明治理蜀国，桥梁道路无不修缮，百姓却不感到劳苦，君子认为这接近先王的政治。实在是因为先王的政治无论大小都全面施行，没有一件事情不关系到百姓。像曹渡桥这样，不过是一件小事，郡县长官尚且急于办理，那么比这更大的事情，其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文清只是百姓中的一员，因为诸位长官体恤下民，便慨然不惜重金来谋求长久利益，并与众人共同享受；那么其他事情无需驱使、只要以道理晓谕也能办成，同样可以知道了。从今以后，凡是往来的人都能安稳地走在桥上，不再有涉水登高的忧虑；官民乐意在桥旁生活，也免除了每年修整、每月修补的骚扰，这实在都出自郡县长官的筹划。但殷氏出力最多，难道可以不知道功劳的由来吗？因此应当记载殷氏的先人。殷雄甫在前朝时创建临溪桥，并且在绩溪修筑良于堨，百姓直到今天仍从中受益。本朝永乐年间，临溪桥毁坏，雄甫的四世孙执中、五世孙云讯相继修复。景泰年间，恰逢灾荒，云讯的儿子伯祯、伯祥输送粮食一千石，帮助官府赈济百姓，受到赐给冠带的表彰。后来又开采石料铺设郡城东面的道路二十多里，凿井，修建亭子，划出田地设置守护者。文清就是伯祥的儿子，也曾向边境进献名马，像他的父亲一样受到表彰。他们世代累积的好义行为，确实有可以用来激励风俗的地方，所以附带记在这里。赵氏祠堂记 礼制废弛时，祭祀最为严重。大概自中世以来，诸侯卿大夫大多没有宗庙来奉祀祖先，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到朱文公朱子制定《家礼》，把宗庙改为祠堂，使礼制能够通行于上下各阶层，礼仪也容易施行。然而当时只是在师生和乡里之间讲授，这种学说还没有广泛传播。后来我朝颁布《性理》诸书，给臣民以嘉惠，《家礼》才通行天下。近三二十年来，卿大夫之家渐渐留意礼制，士人百姓之间也有所听闻。这难道不是礼教很难迅速普遍施行所造成的吗？常熟赵氏世代凭产业雄厚而称雄乡里。到德巽君时，更加读书好义，于是遵照《家礼》的制度建立祠堂。这样一来，凡是庆贺、吊丧等礼节，都有依据而可以施行；亲疏不同的族人，也有聚集之所而不至于离散。祠堂建成后，赵氏世代的声望日益显著，家族规范日益严肃。礼制对人的好处竟是这样。德巽君去世后，他的继承人璧已经按照奉祧、递迁的制度将神主迁移，来请求我作记。我听说报答本源、追念远祖，百姓的德行就会厚重；富有而喜好礼，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只拿一座祠堂来说，木材、砖瓦和建造的工费，不能和燕居游息亭榭的奢侈相比；笾豆罍爵等祭祀礼器的仪式费用，也不能与建斋设醮相比。然而世人总是乐于做那些事情而不愿做这些事情，那么贤者和不肖者相差多少呢？古礼不能恢复，淳厚风俗不能挽回，确实是有原因的。像赵氏父亲用礼来倡导家族，儿子又率先遵行，难道不是贤者吗？他们将会认识我先皇用礼引导百姓的心意，并且终于能够在一家之中振兴废弛的礼制吗？由一家一人推及天下各姓百姓，那么受到圣明教化陶冶而奋发兴起的人，将有多少呢？这实在不能没有记载。不过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赵氏的祭祀一定要世代守护；器物、服饰的等级规格，灌酒、献酒的节度，都要按时修整，时间久了自然会熟习，不必担心形式不完备。如果不明察礼的根本，那么祠堂又有什么可崇尚的呢？孝敬是祭祀的根本。孝行不违背德，敬意不厌弃礼，上代祖先没有不来享用祭祀的，后人也有所持守遵循；君子赞许他们，乡里也以他们为法，这就可以了。赵氏子孙还应当努力啊！赵氏的祖先是汴州人，随宋室南迁，登记户籍于常熟双凤乡。如今祠堂所奉祀的是四代：子安、孟吉，都有隐逸之德而没有出仕；文敏、德巽，都因恩例获得冠带，使家族恢复身份。到璧时家产更加充裕，崇尚义举更加笃实，被授予承事郎，接近命士的地位。绩溪县城隍庙记

译明处有礼乐来维系百姓的生活，幽冥中有鬼神来掌管百姓的命运，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端正疆域，设置官守，随即大力整顿祭祀典章，把城隍之神载入法令，规定：“庙宇必须按照所属郡邑厅堂的高广来确定等级。”郡守的副职、县令的佐贰官，都必须先到庙中宣誓，然后才接受官印任事。遇到祭祀山川的事，就载着山川之神的神主，与其他神灵共同受祭；遇到祭祀厉鬼的事，就把厉鬼之神的神位置于中央，统领群祀。凡是庙中宣誓的誓词、祭祀厉鬼的祝文，都是高皇帝亲自制定的，对礼乐和幽明之事极其恳切。他的根本意旨，只是希望神与人同心同德，以此为百姓求福；同时警戒那些不尽职的人，使他们因获罪于神而给百姓带来祸患。我曾恭敬诵读这些文字，仰面叹道：“唉，严肃啊！”徽州绩溪县原有城隍庙，在县城东北角，年代久了便破败不堪。前任县令和佐贰官虽按时修葺，却没有人承担兴复废毁的责任。晋江人江君再次来任县丞，多次代理县令事务，已经约束自己、施惠百姓，又知道祭祀典章的重要，于是倡议百姓新建庙宇，百姓一致响应。富人乐意出资，穷人乐意出力。适逢进士临海人吴珏、郭纴先后来任县令，同僚们协力恭敬办事，政务因此大为整治，而典史江津人程刚也尽力赞助了这件事。于是修建正堂五间供奉神灵，又修建东西两廊作为正堂的两翼，修建内外两门来严明正堂的界限。凡是神龛、神座、几案等礼制上应有的设置，没有一样不齐备。工程始于成化乙未年冬十二月，至壬寅年春正月完工。工程逐步进行，使百姓不劳苦，费用也没有匮乏。完工那天早晨，神灵也回顾而享用了祭品。于是当地士民通过我族侄乡贡进士传来，请我撰文记述落成之事。我考察城隍祭祀，并未见于经典，大概萌芽于唐代，到宋、元逐渐兴盛。先儒曾怀疑城隍之祀与社祭重复，但我私下认为，谷物本属木行之数，禹把它与其他事物并列为六府，是为了重视百姓的粮食。城隍与社神的祭祀，随着所在地方不同而各自隆重举行，难道不正是重视百姓的防卫吗？中■〈霝上田下〉、门、井，对一家有功；坊、水、庸、邮、表、畷，对一乡有功，礼制尚且崇祀它们，何况高城深池对一郡一县有功呢？我高皇帝以大圣人的德行成为神、人之主，又承担制定制度的责任，一道命令施行，一项禁令禁止，诸侯归服，百神各尽职守；他首先举出并尊崇城隍之祀，使城隍与郡县长官共同分掌幽明两界的治理。礼制依据义理而创立，于是载入法令。那么如今承担治理百姓和社稷责任的人，也只应仰遵圣训，努力尽到职责，不愧对神灵，并为百姓求福，这才算善行吧？虽然如此，古代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在礼乐和幽明之事上都讲究根本与形式：严肃修饰庙宇的外貌，整洁陈列祭器，这是形式；约束自己以公义而消除私心，公正地举荐百姓、安置正直之人而使枉曲者得到纠正，这是根本。根本与形式都做到，神与人彼此感应，然后才可以使百姓生活得到满足、生命得到安定。大圣人制定礼制、重视祭祀的用意，大概也希望人们不要违背它吧。在庙中办事，能够不恭敬吗？江君任绩溪县令将近九年，曾经翻新县学，凡是兴利除害、对县政有益的事情还很多，只因与祠庙之事无关，这里不再记载。休宁县■〈氵义〉口世忠行祠记。古代忠臣烈士，对天下和国家有卓越功勋、重大恩惠的，有国家的必定崇祀他们，并载入法令；有家族的，除了日常祭祀之外，也另行祭祀先祖，这些都载在礼制中。礼法并行，不可偏废，何况对天下有卓越功勋、重大恩惠的人，怎么可以设置了专祠却又在家中祭祀，使之显得亵渎；若置之不祀，又显得简慢呢？因此自中古以来，便有行祠的设置：选择地点建祠，规格比公祠稍低，却比家礼隆重；这也如同民间不敢僭称社稷而称为义社一样。我们新安程氏的先祖云麾将军忠壮公，名灵洗，曾亲手杀死妖蜃，使居民脱离水淹之患；又曾组织义兵抵抗侯景，使百姓在叛乱中得以保全性命。后来侍奉陈朝，掌握重兵，居于上游，杀死叛将，击退戎虏，他的功勋更加显著，恩惠更加宏大。他去世后，乡人思念他，相互约定在他的故居篁墩祭祀，祈祷往往灵验。自宋代以来，他被列入祭祀典章，称为世忠之庙；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忠壮公的子孙最多，散居在本郡六县，又繁衍到邻近郡县；每一处聚居地都有几十乃至上百人，便往往为公建行祠，方便前往拜谒。因此，公的行祠遍布东南，休宁县■〈氵义〉口的行祠就是其中之一。起初，公的儿子开府威悼公文季代父统领部众，死节于周；第十四世孙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唐广明年间又起义抵抗黄巢，世代守护东宻岩，事迹载于郡志。东宻岩距离■〈氵义〉口最近。中丞公的第十四世孙、端明殿学士、赠少师珌，在宋嘉定年间倡议休宁、歙县族人捐田给篁墩庙，每年合乡中六社之人迎神到■〈氵义〉口祭祀。进入元代后，因为路远不便，端明公三世从孙、中山府判愿学才开始倡议族人在溪西干龙山修建行祠。元末兵火之后，祠宇逐渐破败。本朝宣德初年，中山公的侄子赏延和从孙安等改建于武堂山。时间久了，又因祈祷不便，仍修葺旧祠；但安置神灵的地方和规制不相称，于是到了成化己亥年冬，赏延公三世从孙隆明向他的从祖弁请求，聚集工匠重新修建庙宇，使庙貌开始庄严完备，不简陋也不亵慢，规模等级适宜。隆明的弟弟隆诸、隐充又商议，认为威悼公、都使公二人确实继承了忠壮公的遗烈：威悼公曾在篁墩陪祀，都使公又是■〈氵义〉口的始迁祖。于是隐充在左边塑威悼公像，隆诸在右边塑都使公像。祠宇建成后，他们来请我作记。我曾因会合族人到过■〈氵义〉口，伏身拜谒祠下，便答应为此作记。啊！古代忠臣烈士的祠庙，有的人家连宗谱都无从查考；有的虽然子孙繁盛，其姓名又不见于祭祀制度所载。像我公这样，有卓越功勋和重大恩惠，生前受到国家祭祀，死后享受家族祭品，延续一千多年而不绝，世上难道常常能见到吗？从今以后，全族在这里聚会祭祀，昭穆次序会更加明晰，宗族祭祀也不会失坠；在这里祈祷，雨旸会更加应时，祭祀用的黍稷也不会匮乏。神灵感通之处，恩泽所及，会惠及一家而扩展到一乡，福泽子孙并及异姓。这样，行祠的设置便会不懈怠而更加虔诚，最终将与篁墩的专祠相媲美。至于兴废之功和历年修葺的经过，本来不可以没有记述。祁门善和程氏重修报慈庵祠宇记。

译人能够使自己的孩子尽孝，必定是因为慈爱地敬慕父母的慈爱；能够寻求报答父母的方法，必定是因为孝。慈与孝树立起来，各种德行便会随之而来。人道形成，社会教化兴盛，民俗就会淳厚。看到我们祁门善和程氏所称的报慈庵祠宇，我对此颇有感触。按照族谱，宋南渡初年，有一位处士名兟，娶余氏为妻，死后葬在所居和溪之南。他们有四个儿子：伯源、伯椿、伯彦、伯祥。兄弟们建立墓祠，用来奉祀父母。绍兴十七年，他们把事情上报朝廷，朝廷特赐匾额“报慈”，大概是嘉奖他们的孝行。族谱没有记载处士夫妇及其子女具体的行为事迹，只记载他的子孙守奉报慈之祀，直到今天不曾衰绝。假如不是慈孝之德在家庭中通过勤勉的身教形成，并足以感动他人，怎么能够这样呢？徽州程氏都出自晋代本郡太守元谭之后。太守的第十二世孙，就是陈将军忠壮公灵洗；忠壮公的第十四世孙，就是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都使公的长子、唐户部尚书仲繁，另居饶州浮梁。尚书的曾孙、宋中奉大夫令洭，后来又居住在祁门善和里。处士就是中奉大夫的五世孙。伯源兄弟曾推重始迁之祖的意义，把中奉大夫以下的各位祖先列入报慈祠祭祀，并置田供养僧人。每年清明祭祀完毕，就设宴享礼，使全族聚会，这样已经三百年了。各房子孙日益繁衍，庵宇日益倾圮，田产日益被侵蚀剥夺。天顺年间，处士第十三世孙显韩、府左长史显以致仕归乡，慨然倡议族人重新割出田产归入庵中。成化庚寅年大规模翻修程氏祠堂，工程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的从弟、广东按察副使宏子和河南左布政使泰，又继承他的志愿，一并翻修庵宇。住山僧真瑞因其师徒世代靠程氏供养，也出力相助。工程落成后，族人因为我同样出自都使公之后，便让长史公的诸孙、儒学生旻等列述始末，请我作记。啊！慈孝之德，源自天性，在人自身，本来并不取决于庵宇的兴废。然而如果亲眼看见祖先祭祀所在之处，经过时徘徊而漫不经心，那么孝子慈孙内心本来就会有所不安。这正是长史公兄弟父子一同倡议此举、族人争先响应的原因吧？人本有的常性和好德之心，不约而同地协调一致，本来就是这样吧？从今以后，凡是在这里办祭祀等事的人，都要笃行先世慈孝的行为，不要忘记兴废起坠的功劳。善行所达到的地方，将由一家扩展到一乡，民德更加淳厚，而程氏的声望也会更加显著吧？旧传说处士的妻子，确实是丞相汪公伯彦的夫人之侄女。处士夫人因为丞相的请求，才得到“报慈”的额名。说程氏与汪氏是姻亲，究竟是真是假，无法知道。然而考察史书，绍兴十一年，汪公已经病死；到绍兴十七年，才请求赐庵额。距汪公去世已经六年了。而且处士既然是汪公内侄女的丈夫，却把儿子命名为伯彦，这实在有难以解释之处。我私下认为，伯源兄弟以平民身份捐田建庵，用来报答父母，虽然在道义上未必有什么声名，但他们的孝诚自然应当感动上位者。这样看来，这件事并非出于汪公的力量，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一并说明。休宁山斗世忠行祠记。程氏的先世，郡望在广平，始祖是赵忠诚君婴；后来又以新安为郡望，始于晋代本郡太守元谭，而在陈将军忠壮公灵洗时兴盛起来。忠壮公在郡中享受祭祀，号称世忠。他的第十四世孙澐，是唐代歙州都知兵马使，镇守东宻岩，有保全全郡的功劳；他的子孙散居在休宁。第四世孙廸，是宋代本县主簿，有惠及百姓的功德；他的儿子处士思明定居在县西南六十里的下宅林，把那里改名为山斗聚。五百年来，这里没有遭受兵火灾祸，子孙繁衍至四千人，也没有迁徙流离之患。然而每逢岁时祭祀祖先、全宗族共同受祭时，举行敬祖睦族礼仪的地方狭窄，不能容纳众人。景泰甲戌年，处士第十六世孙天方治方，慨然与同族侄子遇霖、英荫、应宥，在居所西北双溪之上相地，修建世忠行祠，坐庚向甲，占地四亩有余。向神灵卜问得吉，又与众人商议并取得一致，于是聚集资金、置办工程。正堂五间，供奉忠诚君、太守、忠壮三公，以尊重本族的源流；都使公附祀于左，以尊重大宗；处士附祀于右，以重视始迁之祖。工程尚未完成，便遭遇大灾荒，五人相继去世。到成化戊子年，治方的儿子宗兴，天方的儿子宗振、宗云，英荫的弟弟绍宗，遇霖的儿子存刚、存绎，认为祖先神灵安居之所，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不完成，于是再次倡议族人修建东西两庑，各三间，用来收藏祭器；前堂五间，横舍十二间，用来依次举行团拜；门屋七间，在旁边开凿房屋供守祠者居住。又在横舍旁各建堂三间，用来奉祀乡社。自甲戌年至戊子，经历十四次寒暑，历经祖孙三代，祠宇才最终大功告成。先祖灵位得到安置，众人的心也因此聚集起来。像山斗程氏这样敦厚地尊本继志，在我们宗族中难道还有多少可见吗？我到山斗时，与他们同出都使公之后，壬寅年春因会合族人而来到这里。看那地方，山水葱郁，山峰耸立如斗，水流回旋如带，精华聚集，风土厚实完美。我说：“这不正是我程氏用来奠定居处的地方吗？”拜谒庭院，只见祖宗神貌显赫：安定国家的人凭功劳受尊，勤于国事的人以死尽节，史册记载清楚，冠帽和佩剑仿佛仍在。我说：“这不正是我程氏受祭祀的地方吗？”在堂中设宴，只见昭穆次序井然，老人就座，年轻人站立，感情融洽而欢乐，礼仪完成后各自散去。我说：“这不正是我程氏用来保全宗族的地方吗？”大概我所见的世忠行祠，无论环境的优美，还是家法的可观，确实没有超过山斗的。于是遇霖的幼子存绶，备述祠宇建置的始末，与同族兄弟永、坚、天、相等人来请我作记。啊！《诗经》不是说过吗？“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们的德行。”先祠的建立，难道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吗？抚念宗族祠宇再次兴起，仰望前人的修德事业实在不易。做子孙的，应该努力自勉。读书而致用于世，成为良臣，使忠诚功勋显著于国家；耕作而隐居乡里，成为良士，使孝悌之道成就于家庭。这样，大概山斗之名和世忠之祀就能世世相续而无穷，程氏的恩泽也不会衰竭。至于栋梁屋宇高大宽广，丹砂白垩辉煌，钟鼓陈列，祭器成行，不过是为了在侍奉神灵、祭祀祖先时取其完备美观罢了。难道这就是故家文献之后所应当追求的吗？休宁重修二程夫子祠记。

译我年轻时在程氏族谱中读到云峰胡氏所作的两位夫子祠记，读后立即慨然生出兴复废祠的志愿，只是力量还做不到。成化壬寅年春，我服完先襄毅公的丧服后，便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巡按侍御、上饶人娄公。娄公回信答应了，但我很担心空谈对实际事情没有益处，于是考订两位夫子的家世以及南北迁徙的详情，交给教谕、莆田人杨君元，让他和诸生吴超、孙兆辉等上报县府。当时安成人欧阳君刚奉命来任县令，各项事务还来不及处理，却独独把这件事作为兴道善俗的首要事务，立即上报府，府又上报行台，行台于是以公文下达郡县，命令修复祠宇。欧阳君获准后，亲自与我在大成殿东面相地，找到乡贤祠的旧址，将地基向外扩展到宽五丈有余，长度为宽度的一倍半。于是筹办材料、召集工匠，又选县中富实的四人，即金希杰、闵士拱、苏文章、汪奉干，让他们与耆老苏文玘、夏文雅每日监理。诸人能够顺应风教、承奉德意，节省浮费，把全部力量用在公事上。堂中建两位夫子的专祠四楹，又另建遗爱堂，列祀宋丞相吕公大防以下诸贤；又另建乡贤堂，列祀唐御史中丞程公澐以下诸贤；在门上题匾“企德”。神像、神主的制度，神龛、座位的装饰，既坚固又美好，没有一样不齐备。工程始于夏六月十七日，至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完工。欧阳君率领僚属以及师生举行释菜礼，告知祠宇落成。远近身着衣冠的父老全部聚集，把这看作罕见的盛事，今日又重新见到，大家都举手相庆。我认为，两位夫子在河洛之间倡明此道，跟随他们学习的士人足以与邹鲁相媲美；然而只有龟山杨氏被江南诸生尊称为高足，两位夫子曾为他送行，发出“道南”的感叹。龟山学派传了三代，才在我郡婺源得到文公朱子，可见两位夫子的道学渊源在新安已经很久了。据程氏族谱，两位夫子的先祖是陈将军忠壮公灵洗的后裔，这一点见于欧阳文忠公的碑文。到宋南渡时，伊川先生的子孙全都居住在池州，其中一支迁到休宁；休宁城郭附近的程氏又曾使中断的宗族继承下去。马光祖镇守建康时，建立明道书院；又在池州选择房族使者奉祀明道先生。当时关于荫补的制度、为继绝之人登记的公文，以及移交文公草庐诸贤的书札题识都还保存着，可见两位夫子流传下来的后裔在新安承继道统已经很久了。做士人的如果诵读遗书却不知道自己的老师，做后人的如果奉守失坠的道统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先，那么即使典籍在火灾之后残缺、人物在兵乱之后消亡，也仍然是自己不加考察的过错。如今庙宇面貌庄严，祭器和祭祀又重新兴盛；仰视它，有宣圣的尊严临照，俯身看它，又有诸位贤人陪祀而加重其尊严。凡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做官的人，难道不应当以两位夫子的道义来恭敬自我勉励吗？恭敬勉励而有所收获，那么新安的声名大概可以重新闻名天下，这座祠宇也就不是徒然建立的了。虽然如此，这件事若不是娄公在上面主张，若不是欧阳君在下面尽力承担，也不能相互配合而成功，因此不能不把这些记下来告诉后来者。娄公名谦，和我同榜丙戌进士，最有志于正学，奉诏在江南主持学政，所到之处都把表彰先哲作为心愿，从这些足以看出他的修养。欧阳君名旦，是辛丑进士，以《春秋》在乡试和礼闱中夺魁，大概是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人，所以处理政务能够这样知道先后缓急。唐歙州兵马先锋使程府君墓记。府君姓程，名南节，排行万二。他的先祖自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受赐宅第，居于歙州篁墩，子孙聚居，日久而日益兴盛。到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灵洗时，终于在梁、陈之间显赫起来。忠壮公死后成为神，至今仍享受庙祀。他传到第十四代，就是府君的父亲，名澐，任唐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宻岩将，兼理马金岭防拓等事务，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母亲赵夫人，生了三个儿子，府君是幼子。唐干符年间，黄巢发动叛乱，府君辅佐父亲组织义兵，保卫休宁、东宻岩，抵御群盗，捍卫乡里，每次作战都充当前锋，贼人畏惧他。当时陶雅任江南都招讨使，在歙州开府，奉承制命授予都使官职，并让府君父子兄弟各有官爵，分别驻守要害，作为行营的声援。于是群盗相继被削平，府君的功劳最多。府君历任歙州兵马先锋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领军卫大将军、上骑都尉。曾亲自率一军驻守休宁，便定居在县城陪郭。天祐年间去世，与夫人曹氏合葬在县东南三里左右的坝里原，墓坐巳向亥。有一个儿子名宣行，文一葬在县东山，爵位失考。从文一公传四代，到宋代开州团练使、赠太尉全有，有三个孙子：带御器械永正，因官职居住杭州；格斋先生永奇；乡贡进士永彰。格斋的儿子将仕郎瑜，在绍兴年间厘定经界时，曾经绘制并校正府君的墓域。乡贡进士传七代到元代处士岘，在延祐年间办理田产时，又倡议族人捐田供养府君墓地。将仕郎的后代，曾与随伊川先生南渡的子孙互通族谱，彼此选择继嗣。传到第七代万户、追封安定侯忠愍公国胜，就是敏政的高祖；又传三代到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襄毅公信，就是敏政的父亲。上距府君已有十九世，距府君下葬已有五百六十年。考察《程氏赡茔录》，至元九年，曾有不肖子孙私自把坟山卖给汪氏；后来程、汪两家结为姻亲，才用赡茔的费用把它赎回。本朝以来，墓地邻近有曹、吴、王、金四姓，又互相欺骗买卖丛葬墓地的四角，于是敏政兄弟又出钱赎回余山中被侵占的土地，以断绝争端；同时查勘明确墓域，并资助棺材殓葬的费用，使那些侵占并埋葬的人迁走。府君是我们陪郭程氏传承家业、兴起家门的祖先，子孙不下二千余人；然而看他的剑佩所藏之墓，竟一再被异姓侵占，守护奉祀又不虔敬，以致惊扰先祖神灵，这难道不是后世子孙的责任吗？我不自量力，集合各房子孙，在墓前立碑表，大书他的爵位；又在墓上磨治石碑，追记他的世系、世次和生平经历的详情，借此让后来的人共同谨慎守护，不要自陷于不孝的罪过。凡经营坟山的亩数、步数和字号，都附刻在碑阴。德兴泸口程氏世忠行祠碑阴记。

译程氏先世祖陈将军忠壮公的庙在新安篁墩，宋代赐额“世忠”，大概是因为忠壮公是赵忠诚君婴的后裔，而他的儿子都督威悼公文季又作为将领死节于周。德兴泸口旧有世忠行祠，在泸川书院东面，最初由裔孙、宋代嘉兴推官良佑创建，登仕郎可大加以修葺，后来又靠今乡贡进士崧的父亲永宁及族人的力量再次修葺。起初，登仕君认为忠壮公第十七世孙、唐检校刑部尚书、泾原节度使、赠司徒宗楚，会合各道兵马讨伐黄巢叛军，收复两京，战死沙场，对国家有大忠大功，实在是程氏迁居德兴的祖先。司徒生金紫光禄大夫、行饶州司马勋，统领乡兵保卫衢州、饶州、信州三州；勋传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彦光，兼守银山镇；再传其孙指挥将使克柔，兼守白沙镇。三代都对乡土国家有功有德。将使公又是迁居泸口的祖先，于是确定以忠壮公为专祠主神，并以司徒、金紫、银青、将使四公陪祀。最初建祠的事情，已由裔孙、宋黄梅县主簿遂之作记；但登仕郎和再次修葺祠宇的事情，还没有人记载。贡士君因会合族人来到休宁，请我为碑阴题记。我认为县簿公阐发“忠”字的含义已经很详尽，不必再对“世”字的意义加以赞说，只是怀疑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于是搜集材料并进一步申述道：“唉！世世代代保持忠诚，是多么困难啊。从前裴矩在隋朝谄媚，到了唐朝却忠诚，一人反复如此，尚且不能保全自己，何况世代相传呢？石碏是忠臣，叛乱却出在他的儿子身上；霍光是忠臣，弑逆却出自他的妻族，一家人彼此乖违，尚且不能互相了解，何况连续几代呢？如果父亲传给儿子，祖父教诏孙子，既有平靖盗寇、保全百姓的功劳，又有危及自身、奉事君上的节操，历经数代而不改变，那么自秦、汉以来，能够找到像程氏这样的家族，实在屈指可数。上位者宠爱嘉奖他们，难道只是偏私程氏吗？这是用来劝勉天下后世做臣子的，意义非常重大。”贡士君父子生活在百世之后，慨然仰慕先人的德行，倡议族人再次翻新祠宇，使族人有固定场所奉行祭祀、排列昭穆；如果不是在梦寐之间受到百世以前先人的感发，他们能够这样做吗？因此应当记下年月来告知后来者。然而我私下听说，周穆王命令君牙时说：“世世代代笃守忠贞。”《大雅》赞美宣王的臣子韩侯、申伯、尹吉甫、南仲，必定追溯他们先世的忠功来称说，实在是因为这关系到君臣父子的伦理，彰明家国的盛德，并不是为了炫耀。作为程氏子孙，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从今以后，守护家法，不愧对祖先的功烈，如史册所记载的那样；再进一步求取古代训诫，不愧对圣贤的事业，如《诗经》《尚书》所称述的那样，那么这对本祠的光耀，难道还不大吗？《程氏贻范集》目录后记。以上是《程氏贻范集》三十卷，是敏政编纂的。甲集第一至第七卷，收录诏令等王言以及公文，间或附入题识、跋文，因为它们在事理上相互关联，体势上不能分开。乙集第一至第二十卷，收录行状、实录、传、志、碑、表一类的文章，也间或附入记、序等作品。丙集一卷，收录像赞；有未完备的，略用奠章、挽词一类补充。丁集一卷，收录谱牒辨析，用来订正其中的异说。戊集一卷，收录谱牒称号，用来考究其中相同之处。起初，敏政最用心研究谱学，曾向先襄毅公请示，会合各宗族，积累二十年材料，整理混淆、删正错误，得到可以会合的四十四房，定为《统宗世谱》二十卷，刻板流传。后来又见到文简公所作的《世录序》，其中有“贻范集”这个名称，私下认为宋朝盛时，这部集子应当是程氏门中的完备著作，但历经朝代更替后已经亡佚，心中实在惋惜。因此广泛搜集、博采资料，追求编成《贻范集》一百卷；只是篇帙浩繁，事力达不到，于是先摘取其中重要的，又加入各房所收藏的材料，编为五集，如上所列。每集各自编列卷目，末尾留空，是等待后来的贤者续编，不敢认为到此就完备了。行状、传、志、碑、表等多有互相重复的，只收录旧文缺失而新文有所补得、旧文有误而新文有所订正的部分。礼制在祭祀神灵时要避讳，在诏令等王言中直书姓名，是为了表示尊敬君主；史传、公文中直书姓名，是为了表示不敢把它当作私事。凡是我订正错误的地方，出于不肖后人的一得之见，便用小字按在相关文字旁；如果是在先正所作文字下面，则分行书写，以表示不敢专擅。缮写完成后，奉到先祖庙中禀告，再刻印流传，用来辅助世谱。唉，家族有家范，难道就像国家有典章吗？臣民对国家能够守护典章，就是忠；子孙对家族能够守护家范，就是孝。舍弃这些，都是世人所极其鄙弃的。我们程氏的先祖，有仁义的德行、文武的功业，以及关于性命道德的言论，他们留给后人的东西非常深远。异地异姓之人尚且诵读并奉行它们，何况我们这些承受同一血气、祠墓所在、家乘谱牒又足以考证的人呢？凡是我的后人，奉守先祖功烈留下的法则，上要思考应当继承什么，下要思考应当述行什么，以求不失去文献传承，这样大概才能使这部集子和这个名称不至于辜负先人吧！《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休宁县方兴寺重修记。

译新安旧志记载，休宁在前代可以见到寺额的寺院不下四十多所。本朝洪武初年，全部加以厘定整顿。休宁现存的寺院有普满寺、建初寺、方兴寺和仁王院，号称四大丛林，各小庵院分别隶属于它们。只有方兴寺所辖的嘉祥、富昨等十余处，比其他三座丛林更多。上面向有关官司登记名称，下面有听从命令、服役的人，遇到事情便制作公文，接受官府的安排，俨然具有吏民的职责；又率领门徒从事佛教，执经求学，并考核他们的成业，对不守戒律的人予以罢遣，界限分明地体现了师生之义。既然如此，那么法令所保存的寺院，如果不幸遭遇水火灾害，势必有不得不兴复的吧？方兴寺在县城南三十五里临溪街。临溪街分上街、中街、下街，居民数百家，而寺在上街之上。曾经前往游览，■〈氵义〉川像带子一样流过寺前，水声汹涌，向下汇入淛源之水；东宻岩耸立在后面，绝壁如城。山上方广处有唐御史中丞都使程公澐起兵抵抗黄巢时的旧营垒。我私下认为，这里山川的灵秀所聚必定有所凭藉；那么寺中的神灵在保境御寇时，或许会有显灵相助、顺应人愿的举动，所以几百年来经历兵火交错仍能独自巍然保存下来吧？寺中有乡先生、宋左史吕公午所题写的钟铭，以及端明程公珌撰写的碑记。左史公曾经抨击史嵩之，端明公凭经学辅佐理宗，都是一代名臣，却在这座寺里不吝执笔，情意如此恳切；莫非寺中神灵也曾在水旱、疾疫、虫灾、虎患、螟■〈螣，虫代月〉之患时受到乡人祈祷，并且每次都及时应验吗？寺宇曾两次遭受火灾，住持普云上人都靠一己之力重建。寺中间是佛殿，两侧以两廊为翼；左右是供奉真君、伽蓝的两座祠堂；后面是法堂、方丈室以及仓库、厨房、浴室等处，供奉的器物、塑像陈设没有一样不齐备。他又亲自割出若干亩田来资助常年供养，住持时节省削减浮费，使寺宇成为宏伟的景观，这大概可以说没有辜负它作为吏民的职责了吧？我又听说普云侍奉他的师父胜公最为孝敬，胜公长期抱病，普云奉养他从没有倦怠的神色；胜公去世时，他哀伤毁瘠超过礼制。这大概又可以说体现了师生之义吧？唉，世道衰落、风俗浇薄，读书人自称懂礼，有的却违背自己所侍奉的人；有官职守土的人，有的把自己的治理之地看作旅舍，随意不加省察，给后来者留下艰难。那些僧人有什么传授，又凭借什么，却能兼有这些品德？那么普云精心修行、苦心苦行，确实是丛林中难得的人吧？普云姓汪。他与我的族人逸民交游最为友善，因此托逸民来请求我说：“希望您写一句话来示范后人。”这座寺的神灵与山川合为灵气，给百姓带来的福祉非常长远。想来礼敬它并不是谄媚，兴复它并不是奢侈，记载它也不是欺罔。何况我家先祖曾经在这里求得助益，以成就平定乱事的功业呢？于是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文。至于本寺在前代的兴废，自有金石刻文可以相互考证，这里不再赘述。嘉兴县东塔寺四进士题名记。嘉禾郡城东面有一座寺院，名叫东塔寺。那里环境幽深偏远，没有尘俗车马的扰乱，又有园池竹树的繁盛，可以用来专心学习，也适宜游览休息。大概君子会喜欢那里，而喜欢繁华喧闹的人则不屑前往。郡人包汝调，壬午年考中乡荐，和弟弟汝和在寺中读书。戊子年，汝和考中乡荐，于是和汝调一同登上戊戌年进士榜。汝调的外兄陈明遇，辛卯年考中乡荐，也和他的门人常汝仁在寺中读书。庚子年，汝仁考中乡荐，又和明遇一同登上辛丑年进士榜。包氏兄弟、陈君与常君，分别以兄弟和师生关系，在这里藏身修学、在这里游息，前后达二十年，先后在乡试中取得资格，又到天子的朝廷参加考试。兄弟如棠棣相辉，师生如衣钵相承，实在是一郡士大夫的盛事，而其开端就在东塔寺，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凿石题名，后来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适逢陈君奉命出任新安佐官，便请我作记。我认为，士人必须有坚定的志向，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那些进学时在学校中求学，退处时隐居在无人之境，摆脱家庭拖累，远离市场喧嚣，共同切磋所学，而一点也不让世俗事务扰乱心志的人，难道一定是为了富贵功名才这样急切吗？学习不笃实，见识就不明审；运用所学不能宏通。即使在一次科举考试中考中优等，处身立世、待人接物以及居官理政之间失去依凭，这样的士人也就不是真正的士人了。古书说：“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又说：“不安静就无法成就学业。”说的就是这个吧？从前宋代范文正公在长白山僧舍读书，靠切断腌菜、画粥分食来激励自己，后来终于成就伟大功业，建立显赫声名。评论者说，三代以后的人才没有能超过范公的；由此看来，世间难道可以没有志向，却安然自得地以士人自称吗？唉，身处江湖远地就忧虑君主，身居朝廷之上就忧虑百姓，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如今四位君子，有的进入朝廷任职，有的出任郡县长官，他们的名位到来，如水涌出、山拔而起，前途大概不可估量；但他们都没有忘记当初藏身修学、游息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们没有忘记初志。后世之人指着他们的姓名，数说他们的事实，使嘉禾东塔与范公长白山在百代之上相互并称，成为士人的美谈，难道只是一个郡的盛事而已吗？我又听说，唐代韦肇登第后，偶然在慈恩寺雁塔题名，后来成为故事；但韦肇的声名并没有流传，我认为那大概只是出于一时的夸耀，不是有志之士所应当追求的，所以不拿它作为例证。包君兄长名鼎，弟弟名鼐；陈君名良，常君名麟。他们居住在同一乡里，学习同一种经书，特此记载。旌德县重修王山禅定寺记。

译宁国过去是宣州。四面山岭环绕，多有古迹。在所属县旌德县六十里处，有一座山叫王山。禅定寺坐落在山麓，那里不是交通要道，幽深清静，有山林隐逸之乐，没有世俗车马的扰乱。寺始建于宋建炎年间，久而久之更加毁坏，旧石刻也漫漶不清，无法断句，所以遗迹逐渐湮没。本朝正统年间有人想振兴它，但因费用大、劳役繁重而中途受阻。景泰甲戌年，县中耆老吕昱等人因为新安僧人以显正在旌德甘露寺住持，知道他足以谋划，力量也足以承担，而且他的住处与禅定寺如东西相邻，于是前去告诉他，旧议才得以协调一致。以显让弟子普智一同募捐并筹划，聚集工匠、置办材料，不久便齐集，扩展地基，扩大规模。中间建大雄殿，以庄严供佛；后面建方丈室，供住持居住。山旁建两堂，左边供奉给孤独长者，右边供奉达摩大师，神像和陈设庄严完备。门墙坚固美好，礼法所应有的东西，无论大小全都具备。到天顺甲申年，已经过了十年，工程才终于完成。县大夫因为工程来之不易，不愿把它交给不合适的人管理。事情传到京师，成化壬辰年，僧人昌聪奉檄而来，住了一段时间后，众僧都心悦诚服，县邑百姓也非常欢喜。山势仿佛因此增高，环境仿佛因此开辟一新。因为这项工程不能没有记载，所以有人来请我作记。我看到元代末年，到处兵火，城邑成为废墟，弦歌诵读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何况是僧人的寺院呢？天命真人起兵渡江，首先在太平开府，以宁国作为辅郡；从此枯槁者复苏，倒塌者重新站立，山川草木都受到他的恩泽。所以即使只是一座微小的寺院、一个力量微弱的僧人，也有所凭借而有幸保存下来。像这座山，难道不是高皇帝的赐予吗？这件事应当记载。昌聪号大愚，本是旌德世家子弟，后来进入大慈恩寺，拜谒妙胜、惠济国师以及僧录右街雪峰上人；与他交往的都是一时的权贵，他们有力量使他获得富贵，但他却不屑于此。于是毅然归来，住在这座山下，穿粗衣、吃粗食，与■〈犭员〉鸟为伴。他清净修行、苦心持行，也值得与那些能激励世人的高僧一样记载。唉！后人居有这番成就而想到工程的艰难，希望能够以昌聪的心志和行为为准则，谨慎继承、慎重守护，不要忘记天地的恩德，这样大概才可以吧？香火和灯火能够延续，衣钵能够承传，寺与山一同长存，环境也因人而显胜。否则，即使有修复废墟、补缀坠坏的功劳，也不过是外观美观罢了，对佛法又有什么意义呢？《篁墩文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篁墩文集》卷十五。（明）程敏政撰。记。婺源胡氏明经书院重修记。婺源县北三十里有个地方叫考川，胡氏世代居住在那里。胡氏的先祖昌翼，曾经在他所居西山山麓读书。唐末参加明经科考试，因遭逢乱世没有做官，终其一生如此。乡人称他为明经府君，把他的族人称作明经胡氏，这一称呼沿用至今。元皇庆年间，府君的第十四世孙、龙泉县主簿胡淀和他的弟弟承事郎胡澄，就在西山旧址建造房屋、捐置田产，用来教育和供养本族及乡里的人。他们聘请堂叔云峰先生胡炳文主持教务，得到官府赐额“明经书院”，隶属于官府；草庐先生吴公还实际记载了书院落成之事。当时这里弦歌诵读盛极一时，大概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元朝末年，书院毁于兵乱，经书残缺，教化废弛，已有一百二十年。府君的第二十一世孙、如今的乡贡进士胡浚，慨然决心兴复书院。族人也共同商议捐资响应。于是他们先后向知县丁佑、教谕陈简陈说，又上报提调学校御史娄谦、巡按御史胡汉；诸位都赞许并批准此事，也乐意拿出俸金来帮助。于是选择日期，召集工匠、收集木材；中间建堂作为讲道的场所，左边建祠堂奉祀云峰先生，右边建房屋供诸生肄业居住，前面建门屋，四周围以围墙。工程始于成化庚子年九月初一，完工于丙午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释菜礼的那天，士绅都来齐集，山川仿佛焕然一新，草木也增添了光彩，而“明经书院”一旦恢复，必将不断兴盛。胡浚和族人准备谋划使书院长久延续，请我续写记文。我曾因公务到过婺源，见草庐先生的记文刻石还保存着，心想后学不敢僭越续写。再三推辞而不能获免，只好把从父辈和老师那里听来的话搜集起来告诉他们：唉！道源自上天，体现于人的本性，具备于圣人的六经之中。所谓经，是圣人修明大道的教化，也是人用来穷究事理、尽其本性、明辨善恶、使自身真诚的学问。自从性理之学衰微以后，六经常常只是天下的空话。凡是老师用来教授学生的，朝廷用来取士的，也只说是“明经”，而经义反而昏暗了千余年。到了宋代两程夫子，才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重新获得圣学。紫阳夫子朱熹实际继承了他们的传授，并且阐释经义来教导后来的学者。《易》《春秋》《诗》三经，他都有亲自撰写的著述；《书》《礼》《乐》三经，则亲自指授给他的门人。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治经阶梯的著作，也都阐发得光明灿烂，再没有遗憾了。这样以后，天下后世的人才知道，“明经”将以恢复人的本性为目的，从而达到体用同源、隐显无间的最高功夫。回头看那些凭借空话夸耀口耳之学、在一时追逐声名利禄的人，他们轻侮圣人、背叛经义，也实在太过分了。唉！六经的显明或晦暗，关系着世道的兴盛或衰败。恭惟我朝始终以明经来任用人才、培养士人，不混杂其他道路。永乐年间，又表彰六经以及程朱的著作，给学者以厚重的恩惠。历代圣君都勤恳不倦地希望得到真正的儒者来辅佐教化治理。经义的显明，确实有时日可待吗？程朱以前的先儒都出自新安，而朱子又是婺源人。云峰先生近承朱子私淑之学，他家的学术渊源既有所承，而书院又从这里开始，岂不是很有意义吗？后来的老师和弟子，千万不要堕入俗学的浅陋，只把它作为应付世俗的资本；一定要穷究事理、明辨善恶，以求经义显明；尽其本性、使自身真诚，以求明白经义所以显明的根本。这样将会看到，真正的儒者重新出现在程朱的故乡，修养自身并推广到他人，使这个时代达到唐虞三代的境界，成为天下的先导；那么，建立明经书院，对于世间教化便功劳巨大了，岂不是盛事吗？我是乡里的末学，私下仰慕明经的风尚，不敢不努力，因此特意写下这些话，附在草庐先生记文之后；既以此自惭，也以此自幸。《西湖联句诗》卷后记。

译我从歙县北上京师，沿途经过浙江，那里做官而显达的人，大多是老朋友或同年好友，因此游览湖山没有一天空过。只有宪副张廷芳在吴兴巡行部属后才到，于是又在三月三日请我游湖，并约了大参左时翊、宪副李若虚、佥宪江廷绪同行。当时春雨还未停，湖光若隐若现，楼台在烟云昏暗之间时隐时现；鱼鸟飞翔游泳，行船上的歌声彼此应答，景象十分奇异，几乎就是苏轼所说的晴天美好、雨天也奇妙，并非虚言。因此请四位君子与我联句，来记载这次胜游，约定每人起一句，依次接写；本来约定写五章，但廷芳、若虚的吟兴都很旺盛，必定要写满十章。于是从苏堤登上孤山，越过六桥，探访灵芝寺，在藕花居休息，到净慈寺后返回。城门的灯火彼此相望，而我们的十章诗没有一章未能完成。于是四位君子请各自抄写一份收藏，并让我在诗卷末尾记下这件事。古人曾在水边举行修禊，兰亭雅集的风流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继承；这次聚会本来是为祖道饯行而设，恰好又遇到这样的时节，景色与心情相融合，言语随着兴致自然流出，竟有不能自知何时停止的情形，这难道不也是一时的盛事吗？廷芳的家在山西，时翊、若虚的家在江西，廷绪的家在四川，而我的家在歙县，彼此居住得很远。四位君子，有的辅佐藩王，有的辅佐按察使，掌管军队、守卫辖区和学校政务，各自都有分管的地域；我也将要在馆阁中任供奉之职，仕途各不相同，却能在湖上得到一天的欢乐。彼此应酬没有嫌疑，谈笑也无所顾忌，情谊虽如朋友，亲密却如兄弟；所以这次游览确实不能没有诗，而这首诗也确实不能丢弃。将来仕途有成，有的人或许升调各方，有的人或许升入台省，而我幸而在闲散之地领取微薄俸禄，时时展开诗卷阅读，就好像亲临当时的景色、看见当时的人一样。虽然不能没有聚散离合的感慨，但考察、切磋学问以及激励建立功名的心意，也隐约洋溢在言语之外；这样看来，这些诗又不只是用来留恋景色而已。遗爱亭记。成化丙午年秋天，朝廷下诏征召各郡县中有声望的进士，休宁县知县、安成人欧阳君在被选之列。当时县里的士民惆怅，仿佛失去了依靠和庇护，将要向朝廷请求挽留他。旁边有人说：“圣明天子起用众多贤才来辅佐教化治理，把丰厚的恩泽施加于天下；您等能够得到进用，是我们百姓更大的幸运。难道可以因为一个县的缘故，让贤者长久劳顿在外吗？”于是大家一起到县东门外拜送欧阳君，就在那地方建亭，在亭中磨石，刻载欧阳君的事迹。我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记。我是本县人，因忧患而在家居住，亲眼看到欧阳君的政绩确实远胜常人，不能用浅陋的文辞推辞。欧阳君刚到任时，麦收尚不可预料，雪却下得满一尺，百姓大为欢喜，说：“上天难道是因为贤明的侯长而给我们降福吗？”大家共同称作“随车雪”，把它编入歌咏之中，此后年年丰收，田野没有荒芜，百姓没有流离饿死，养老和防备灾荒的措施都很完备，没有一项缺失。欧阳君性情明敏，任职才两个月就审决了一百多件诉讼，件件都清楚妥当，合乎人心；而且以敦厚风俗、崇尚礼让为根本。即使一向喧哗强横、不讲道义的人，也退让听从，不再有后话。赋税册籍上的事务，欧阳君所管辖的部分都亲自核查，不交给属吏办理；虽说等级差别本有固定制度，但他每次都称量裁定，不稍有徇私，说：“这是关系百姓性命的事。” 徽州处在万山之中，盗贼无从兴起，即使兴起也没有不能捕获的。但近代治理百姓的官员一味姑息，盗贼因此滋蔓，没有人敢于揭发。欧阳君毅然根据盗贼暴露出的根源加以根治，捕获二十多人，只有狡猾的逃脱了两个；他更加严厉地追捕并处斩，直到最终捕获才罢休。毁掉了盗贼的巢穴，邻近地区也安定下来，夜间不再有警报。其他如推行乡约礼仪、防备火灾、禁止溺杀女婴，制定规条加以戒勉，都足以作为法则。过了一年，政务办成，于是重新修建学宫。政务之余，他坐在公馆中，召集诸生共同讲授；县里的人知道欧阳君凭《春秋》在两次考试中夺魁，便纷纷送子弟入学。欧阳君又拿出灯火、笔墨纸张的费用资助他们。二程先生的先世本是休宁人，旧祠已经荒废，他又在孔庙东面重建。考察乡贤，从唐代御史中丞程澐以下二十人；考察名宦，从宋代丞相吕大防以下十六人，分别建为两祠，并向朝廷说明，列入祭祀典礼。又表彰宋代孝子查待制和尚书金忠肃公的墓，以此教化乡人。政务更加闲暇后，又用余力考订县志若干卷，刻印即将完成，却接到召令，不能再留下。我常常认为，史书所载古代的循吏并不多见；中世以来，号称能干的官吏多半苛刻，号称儒雅的官吏多半迂腐疏阔，距离古人越来越远。能够做到能干而不苛刻、儒雅而不迂阔，都是做官最难的事。何况像欧阳君这样兼备两者的人呢？假使天下的官吏都像欧阳君，那么百姓生活还有不能安定的、士风还有不能振兴的，就很少了。如今欧阳君进朝任职，将会得到台宪官职的升擢，显达通亨的道路从此开始。他的功名也将随之一起上升，那么所谓“是我们百姓更大的幸运”，难道不会在将来得到验证吗？山川遥遥相望，车马往来交错；后来经过这里而诵读他事迹的人，将不会感慨地对这里说：“这里就是百世流传的甘棠所在，为什么不共同谨慎保护它呢？” 这样看来，一座亭子虽然很小，但它向四方做县令的人所作出的示范，意义却大而深远。欧阳君名旦，字于相，他的先祖与文忠公出自同一支系；从他在休宁的政绩，便可以了解他的为人。建亭、磨石，都是县人的意愿；负责劳役的是耆老汪彦从、金希杰、苏文彰等人，详细记载其事的是儒学生吴文荫、陈鳌。这些事情一并附在记文之后。文会轩记。

译仪宾、易水人王司言在赐第东侧建了一座轩，宽不过一丈，四面开空窗，两旁设置栏杆和栏槛，供人坐憩。轩前轩后都是嘉树翠竹，幽暗茂密而清幽深邃；隔着苇编的篱笆，旁边有蔬菜畦地，具有山林疏淡闲适的情趣。这里大概感觉不到市井的喧闹，也感觉不到戚里贵族的华丽。司言喜爱文学，喜欢交游，每天邀请士绅大夫在这里饮酒吟咏，于是题写匾额为“文会”。有人说：“文会，是孔子勉励人进学的意思。”如今司言已经显贵，本来不必再依靠求学，而他所交会的人又未必从事修辞诵法之学。我说：“不拘泥于这些，却能从别处有所收获，才是真正善于学习吧？”来这里聚会的，大多是贤人君子；所听到的多是美善的言语和高尚的行为，喧闹笑谑却不伤人，陶然醉酒却不沉溺。多么高雅啊，他们没有鄙陋污秽的言语；多么通达啊，他们没有矫揉造作的神态。司言选择良友、乐见他人优点，从中受到熏陶而成就器识，将会受用无穷。难道学习只能止于修辞诵法吗？司言的父亲青阳令君，本是太学中有名的士人，所以司言从家庭中有所获得，脱去纨绔绮丽的习气而尊敬儒者，轻视金紫贵显的身份而仰慕真率。高雅地歌唱、投壶游戏，却不知道声伎技艺的精巧；吃蔬菜和豆羹，却不知道粱肉的奢侈。因此士林都爱戴他，每天与他交游也不厌倦。宋代驸马都尉王晋卿读书能文，与苏轼、黄庭坚等名公友善，世间流传有《西园雅集图》，当时宾客随从的盛况，至今还可以想见。司言与晋卿同姓、同样显贵，爱好享乐也相同；可惜“文会”的意义没有苏轼、黄庭坚那样的人来发挥，却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我哪里能够使这座轩像西园一样不朽呢？临安县牧爱桥记。成化辛丑年秋天，乡进士、古歙人方早廷被授任为临安县知县。临安是杭州所属的一个县。方君到任时，连续几年没有丰收，官府政务大多废弛，百姓的困苦还没有恢复。方君于是整顿各种积弊，使一切焕然一新，抚恤百姓，使他们有所依靠而不陷于困顿。全县上下都安定下来，强者有所收敛，弱者得以立足，第二年便获得丰收。方君说：“这也足以称得上治理政务了。”他偶尔到县东一里多的地方巡视劝农，看见百姓过河十分艰苦，走近询问，百姓回答说：“这里是长桥的旧址，上游通往宣城、歙县，下游连接余杭大溪水，从天目山流下来的水势又急又长。古人以长桥命名这个地方，实际上却没有桥，有时架木板，有时乘船渡河，因为简陋而勉强应付，一直没有人过问。”方君停车沉思了很久。当时竹林桥也将要废弃。方君于是把县中富裕而好义的人分成两组，向他们说明意图，让他们共同计算工料，筹划修建两座桥。桥梁可以兴建之后，他又担心负责督办的人从中剥削而败坏工程，便让他们先向神明发誓，然后开始施工。他还亲自前往督察，以考察工人的勤惰以及工程的精粗。工程始于癸卯年夏天，完工于甲辰年冬天；长桥建成石洞七孔。桥修得美好而坚固，官府没有因此增加费用，百姓也没有因此更加劳苦，却在长期废弃之后办成了盛大事业，形成了壮观景象。这件事很容易说成，但若不是方君有勤政爱民的心，大概不足以做到。于是临安百姓骆瑾等人感念方君的恩惠深厚，请以“牧爱”命名这座桥，在桥旁刻石，并请我根据地方志来作记。临安实在是吴越王钱氏发迹的地方，佛寺道观在境内相望；当时耗费财物来加重百姓负担的，何止数万。将要倾颓的加以挽救，已经毁坏的加以兴复，后世所谓贤良的官员中也并非没有这样的人。只是修一座桥的工程，使百姓困苦了很久，却没有人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圣学已经湮没，王政没有实行，士人做官只图利益、为自身打算，没有人与百姓施惠；只谨慎办理文书，希求官位俸禄，没有人与百姓尽力治理。有人仰慕前者却忽视后者，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像方君治理临安，凡法律规定应当做的事都逐项实行，不遗余力；又用义理倡导百姓，百姓乐于响应，不被流俗的妄说迷惑，却领会了先王拯救溺水者、帮助渡水者的遗意，他的贤能远远胜过常人。这件事应当记载下来，接续地方志，并告诫后来的县令，使他们继承方君的志向，不断修葺桥梁。竹林桥在县城西面一里多的地方，共有九孔石洞；其工程和费用与长桥相当，理应一并附在这里记载。方君与我同出新安。已故永乐进士、湖广参议懋德先生，清正有德、学问端正，可以与古人相比，名望尤其显著，家中有家法传承。方君又凭借俊爽的资质和通达练达的才能来辅助他，因此施行政务，能有这样的成效。他将来所达到的名位，大概还没有止境。具庆堂记。

译绩溪处士胡君以德曾经在家中聘请老师，设馆教育他的三个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说：“他们中或许有人应当有所成就。”偶然得到“具庆堂”三个字，于是把它悬挂在堂上。大概暗中取意于进士登科录中的话。成化癸卯年，次子文光果然凭一经考中南畿乡试，随后在甲辰年考中进士，完全符合处士为堂命名的含义。第二年，文光遇到恩例，获准回绩溪省亲，将与兄弟们在这座堂上祝寿，并彰明父亲当初命名的用意，于是请我作记。我听说从前王晋公家有三槐堂，传到一代便出了仲子魏公，最终凭功勋德行显达；乐平程氏有登瀛阁，传到一代便出了建阳大夫程起宗，最终凭仕途和学问著名。前人有所期望，后人有所实现，竟没有差错。为什么呢？不过是共同努力行善罢了。他们如果确实努力行善，那么即使没有什么可供期望的，上天难道也会漠然无动于衷、不予成全吗？胡氏的先祖常侍府君，在晋代东渡时来到绩溪居住，传世已经很久，族人众多而且繁盛。到了本朝，有彦申，曾在洪武己卯年考中乡试，但未做官便去世，积蓄的德行没有施展，留给了后代。他的儿子本立继承德行而没有使它坠落；处士又更加恭敬正直，在乡里有声望，并与妻子相互砥砺德行、共同终老。从这些事迹看来，胡氏先世努力行善已经很久了。把建堂寄托于上天而求得必然的结果，上天也与之相合，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我还要对文光有所进言：魏公辅佐他的君主，天下称赞他具有大雅之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都会由浮薄变得厚重，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歌颂他，这难道不是士人应当立志追求的吗？建阳大夫曾得以拜见朱子，听到圣贤的学说，朱子称赞他宽厚平易、爱护他人；至于爵位的高低，又何足计较，这难道不是士人应当学习的吗？文光，你要努力啊，立定志向，愿意学习这些榜样！修养自身并推广到他人，那么两位父母就会为之欢悦，享有高寿，获得深厚广大的恩泽和加封之宠。胡氏家族将更加荣耀，绩溪百姓也将更加受到勉励。谁知道这座堂不能与三槐堂、登瀛阁一同在百代之后著称呢？可惜王氏的堂是苏轼子瞻作铭，程氏的阁是马公子才作记；这些高雅的文章和盛大的事业足以相称，而我的言辞不工，不能增加胡氏的光彩。棣萼联辉楼记。婺源北面二舍左右，有个地方叫桃溪，潘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潘氏族人潘瑛，尤其以努力行善闻名。他乡里的兄弟共有四人，子侄十八人，家族日益繁盛，而居所也日益狭窄破败。于是潘瑛根据父兄在世时的心愿，与两个弟弟祥、珏商议，在旧居西面选择地方，除草开辟，筑墙建屋。于是建造楼房居住，四面相环，以柱子计算共有六十间。择日落成，便搬入居住。楼房高敞、明净而幽深，与居住的人相称。乡里的长者共同设宴庆贺，赞叹说：“若不是深厚的兄弟友爱之义，同心协力，大概不能达到这种地步。”于是为楼题匾“棣萼联辉”，潘氏兄弟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听古人说，事物必须有值得效法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命名，并不只是用来增添美谈、显示荣耀。《诗经》不是说过：“兄弟和睦，相互亲爱，不相怨恨。”又不是说过：“常棣花朵，花萼光彩鲜明；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它歌颂建造房屋时首先说到兄弟，又以同胞兄弟取象于常棣，那么《诗经》的用意便可以明白了。像潘氏这座楼，命名的人掌握了美好颂扬的体裁，承当这个名称的人又有求得增益的心志，难道不值得崇尚吗？唉！世上用尽辛苦来创立家业的人有多少？难道不都希望后代昌盛而长久吗？可是到了他们儿子的兄弟之间，以和睦而兴盛的十个只有一个，以乖戾而败亡的十个有九个。我没有一次不反复诵读经文，也私下庆幸潘氏近支出自我的乡里。可是，上古有兄弟同被长枕的欢乐，见于花萼楼，却不能善始善终；后世又有铺陈辞藻、雕琢诗句的工巧，见于花萼集，却没有听到其中有什么道义。所谓美谈和荣耀，大多就是这样。抚摸着这样的名称而责求它应有的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潘氏的父亲名炯，凭借资质生活在朱子出生的乡里，不以经商求富，不以隐居钓取名声，只把耕田读书的家风留给儿子。因此瑛、祥淳厚朴实、资质美好，可以充当孝弟力田的模范；珏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名列朝籍。潘氏居所焕然一新，家族的福庆更加宏大，声名更加显著，难道不是兄弟和睦而兴盛的明证吗？我比进士珏年长一天，所以为此作记并说：“上面要体味古训，中间要力求符合乡里的评议，下面要以那些不足效法的事警戒自己；那么，这座楼的意义便不止于此了。”承继先人的功业，启迪后代，在潘氏兄弟身上，怎么可以不自己努力呢？太湖县便民仓记。

译安庆所属的县有太湖，过去在邻县怀宁石碑一带有便民仓，是故尚书周文襄公巡抚时所设。仓距太湖县治八十里，距太湖县长宁、景宁二乡三百里。征收赋税时，山河水道干涸，百姓无法承受背负和运送的劳苦；在转运交纳的过程中，负责办理和前来交纳的人也都不方便。百姓多次把此事报告给县令和太守，长久以来却没有得到处理。云中人徐杰于成化甲辰年出任知府，正因询问百姓疾苦而下访；盐山王侯界恰好任县令，刚处理完县中政务，就指出这座仓使百姓困苦。于是寻找可以迁移的地方，在石山潭找到一处，距县治三十里，背靠山、面向河，船只可以通行，便于转运交纳，双方路程也恰好均等。乡里的老人还相传，周公过去似乎也曾有意把仓设在那里，于是向徐君请求迁移。徐君详细询问后说：“这实在是不能停止不办的事。”随即把事情上报给巡抚都宪、南海人李公，又亲自踏察该地，四处观察、来回徘徊；官吏百姓拥挤等候的有几千人，大概都怀疑徐君还会有所迟疑。徐君安慰劝告他们，最后下定决心并下令办理。王侯选择材料，召集工匠，铲平地形，四周围上坊墙，设置门屋和廊庑；每一里设仓一处，配有厅堂供官员等候，仓库和储藏间安置有序，职守十分严密。工程始于丙午年夏四月，完工于冬十月。服役的人唱歌欢呼，路过的人相互庆贺，认为长期积累的困苦一日之间便被解除；若不是贤明的太守和县令，就不能做到这样。于是进士、怀宁人丁荣，根据当地父老的心愿，请我作记。唉！私家的一件物品，如果放置不当，主人尚且会焦虑不安；何况国家征收赋税，是百姓财力所系，难道可以坐视不理而不为它寻找合适的地方吗？古人固然有改建长府而被圣门非议的事，但那也只是说事情可以不做而已。若事情实在无法停止，权衡利害轻重，能够暂时劳民而长久安逸，那么即使引起怨恨、招来讥刺，也不敢顾惜，何况这件事出自百姓乐意去做呢？只是上下几十年间，历任太守、通判、县令、县丞，哪里没有看到百姓的利病，却没有谁真正用心研究；若不是徐君协调众议并在上面主持，王侯坐守职责并在下面承担，要想使事情成功实在困难。后来治理郡县的人，应当体察他们的用心，谨慎修葺仓舍，使它不要毁坏，这样百姓所受的恩惠难道会有穷尽吗？既然如此，这座仓关系到百姓离任后的追思，确实不能不记载；也让那些新建衙署只图私人便利、修饰厨传来取悦过客、兴建佛寺道观以祈求后世福报的人，听到这件事而有所警戒。徐君由进士起家，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廉洁谨慎而有声望。王君由乡贡起家，刚开始做官便有才能。他们都能辅助太守，以使百姓获利，都是前途远大的器材；至于他们政绩中值得记载的，当然不止这些。溪山行乐记。婺源大畈有一位隐士君子，名叫汪鼎实，曾经往来于鳙溪山水之间，一边走一边唱道：“鳙溪的水啊，清澈而曲折，俯身看着水波，可以持竿捕鱼；整天亲近成群的鸥鸟啊，这种快乐真是无比。”又唱道：“鳙溪的山啊，秀丽而盘曲，抚摸着石田，可以拿耒耕种；让我的牛吃饱以终其年，这种快乐又有谁能争得过呢？”唱完，有时坐在茂盛的树下，拿出酒壶酒杯自得其乐，洋溢着遗世独立的意味。有人见了觉得奇异，说：“您游览山水是为了快乐吗？但我私下有话要告诉您：从前阿衡伊尹、尚父姜太公尚未遇合时，耕作、垂钓于莘野和渭水之滨，本来可以与田翁渔父相乐终身；后来终于接受商汤的聘用，姜尚又因周文王而被起用，成就了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功业。中世以来，仁人志士也没有不是这样，大概并不只是隐居而已。您喜欢求学，具有才识，又出身于簪缨诗礼之家，年纪将近老年了，却不思考在世上有所建树，反而放任自己于溪山之间，恐怕不对吧？”汪君说：“不是这样。隐居和显达的踪迹虽然不同，但有些道理不能拘泥于表面。如今圣明天子在上，天下内外，贤能智慧的人都奋发任事，汇聚进用、共同升迁，人才多得用不完，哪里会专门在意一个人呢？” 况且世人正把走捷径当作荣耀，把以诡诈手段求取机会当作聪明；稍微有知耻之心的人尚且有所不做，更何况我这样迂拙疏放的人呢？既然如此，逍遥自在地徘徊，在山的■〈土幻〉、水的岸边长啸自得，只专心拥有一丘一壑，把歌咏太平当作盛世的幸运，百姓所得的难道不是很丰厚吗？我又何必羡慕别人呢？这就是我的快乐不能停止的原因。”至于从鸢飞鱼跃中体会情趣，使仁者智者的本性得到舒展，在溪云山月之外自得其乐，那就是圣门的至乐，末学之人哪里能够懂得？发问的人无法反驳，偶尔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汪君鼎实，我大概曾听说过他的为人；看他顾念自己的名号而以‘梅轩’自题，难道是一个悠悠忽忽的人吗？大概是贤能而隐居的人，所以叙述他的话作为记。” 恩寿堂记。

译刑部主事、祁门人孙德容的俸禄还没有达到他父亲的官阶，但母亲仍在堂上，身体安康。成化丁未年夏天，今天子加隆圣母，把恩典推及天下；凡是朝廷官员中父母健在的，都可以获得加封的恩典，德容也在其中。于是他的父亲被追赠承直郎，与原官相同；母亲李氏被封为太安人，当时已经七十岁。七月乙卯，是她初度生日，德容因不能回家敬奉一杯酒而感到遗憾。乡里的大夫士在京师的，根据他的心愿为他的堂题匾“恩寿”，请我作记，并借此寄回去为太安人祝寿。我看如今做官的人，不满三年不能推恩，而官场政绩能否成就又无法预料；那么他们的父母获得恩典，往往很难。即使三年任满、政绩有成，父母的年纪也未必等得及；因此寿命与恩典恰好同时来到的，更加少见。哪里有像德容这样，做官还不到两个月，母亲便同时得到隆厚恩典和高寿的呢？然而考察《易经》称说福庆的道理，根本在于积善；《洪范》论说长寿，根本在于好德。世上本来没有舍弃德行善举而谈论长寿和福庆的。祁门李氏族人最为兴盛，因此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命名为李源。太安人承受世代留下的德泽，自幼便有极高的品行。她尚未出嫁时，侍奉父亲仕忠处士、母亲叶孺人非常孝顺；又遵循母亲的教导，勤勉学习女工，是一位贤良的女儿。仕忠处士十分疼爱她，不愿把她嫁给平庸之人，便招休宁县双溪孙氏的儿子文衍入赘，这就是后来被封的孙君。处士认为孙君有才能，把家政交给他；太安人也能够辅佐他。当时婆母已经去世，公公所居住的地方相隔一舍左右，她每年按时问候，孝敬奉养的诚心与对待父亲完全相同。年老以后，她与封君商议长久之计，在玉溪之上择地建居，把孙氏一族迁来合居，综理各种事务，都处理得很适宜，是一位贤淑的妻子。太安人只有德容一个儿子，常常担心他孤单软弱、不能成才，便让他跟从明师，极力督促教导。德容谨慎地遵从母命，于是在春秋两试中考取进士高第，终于使父母显达。作为一位有智慧的母亲，实在是太安人的贤德超过常人，所以不必等待按资历升迁，也不必烦劳陈情请求，便受到褒奖嘉许的恩宠，在一日之间开启了七十岁的寿庆。以《易经》《洪范》所说的善有善庆、德能致寿来验证，确实不虚。乡人羡慕这件事，用“恩寿”命名这座堂，是合宜的。何况德容才华优美、品行端正，将来随着名位上升，成就还会更大吧？那么，太安人将由此逐步获得高品级封赠，从七十岁而进入上寿之域；龙章凤帔的光彩照耀家庭，白发红颜之间，欢喜洋溢于尊俎宴席。这样可以使乡里的母亲们仰慕太安人的贤德，做儿子的受到德容孝行的感动。这样一来，这座堂的意义不就很重大了吗？我与德容同郡，乐于看到他有贤亲，又亲眼看见圣朝施行慈孝的恩泽如此盛大，所以特意作记，不再推辞。临城县重修儒学记。临城县儒学在正统年间曾经一再修建，只求勉强完备；年久之后更加破败，虽多次更换县令，却没有人真正用心治理。成化甲辰年，乡进士、婺源人张清受命来任临城县知县，首先拜谒孔子庙，退下来便到学宫，召见师生，环视后叹息说：“这里难道可以把破旧当作常态，把责任推给后来的人吗？”他首先从自己的常禄中拨出钱来倡导修建，县中士绅和好义之人听到后，都乐于捐助响应；积累一年多，材料和财力便充足了。他不使吏民过度劳苦，也不烦扰部使者听闻，于是修建明伦堂，高二十八尺有余，宽四十五尺有余；左右建两斋，各十二楹。斋的末端建门屋，各六楹；斋后建诸生藏修的房屋，共五十六楹。堂后另建寝室，以备每年丁祭、斋戒洁祓的制度；四周围上墙垣，涂饰丹漆白垩，光彩灿然，焕然一新。地面仿佛重新开辟，工程始于丁未年春二月，至秋八月完工。张君又率师生行舍菜礼，告知落成；前来观看的人多得像墙一样围着，都认为学宫焕然一新，人才将会蓬勃兴起，民俗也将变得美好，这一切从今天开始。教谕邓宝详细记载此事，请我作记。我与张君有同乡之谊，私下欣喜于他的政务知道先做什么，因此为他说道：“近世号称善于治理的官吏，其情形可想而知了：一切只按照文书法令办事，把风俗教化放在可以缓办的位置；稍有见识的人也姑且说：‘士人最重要的不过是诵读经书、从事文章罢了。’ 学校居所的新旧、兴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还可以与他们谈论治理吗？泮宫兴建，便有采芹的颂歌出现；学校废弃，便有《子衿》的讽刺兴起。那里确实把学校的兴盛或衰败看作关键，而世道的安定或混乱也正在其中。临城是京畿内的大县，俨然如同古代的子男之国，又正处在重熙累洽的太平时运，承受历代圣君的教化，光明显著而且长久，难道可以让弦歌诵读的学堂惭愧于鲁国吗？然而如果不是张君的才识超出世俗官吏，也不足以做到这样。即便如此，学校所谓重要，有根本也有外在形式；兴修学校是外在形式，那么根本又是什么呢？在于士人求得恢复自己的本性罢了。这一道理在曾子的著作中说得最完备，但把它当作日常常谈来学习的人却极少。曾子把它传给子思说：‘修明大道，没有比率循本性更优先的。’子思把它传给孟子说：‘谨慎办好庠序，一定要反复申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他们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哪里像后世那样只从事口耳之学，以在文辞和利达之间得到满足为成功呢？以恢复本性为根基，所谓文辞便足以阐明大道，所谓利达便足以匡正时弊，而天下的治理也可以恢复古制，这岂不是比新建学校更加重要吗？这是本地士人的责任。张君出生在朱子的故乡，诵读并信服朱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不染苟且简略的习气。他治理临城，约束自己严格，待人接物真诚，守持这些原则十分坚定。部使者和大府遇到难以汇集办理的事务、难以裁决的诉讼，也一定把它们交给张君处理。对于学校，他又不只是兴修而已，还亲自考核诸生，为他们讲授，敦促告诫并激励振作，因此士风更加振兴。临城人认为这是百年来未有之事。邓君曾经在朱子故乡分掌教务，与张君交谊深厚。这次举措，教谕马德、训导任道实际协助办理；儒学生王玺、赵琦，以及乡老侯玘、张明，也都出过力。按规定可以附在记文之后，因此记下这些。友恭堂记。

译我们休宁县的人大多勤劳谋生、注重根本，没有放荡和强横专断的习气，所以通常以实行道义闻名。东南各县的旧家有十余家，胡氏就是其中之一。胡氏的先祖大都收敛才能而不施展，似乎只想安定下来留给后人，因此最终没有什么可以考察其世代事业的。唯独他们的子弟，所谓勤劳谋生、注重根本的，往往有人。胡庭华，他的兄长庭俊，他的弟弟胡获，都因友爱兄弟而为乡人所知，曾经把“友恭”作为堂名。近来庭俊来到京师，谈话时说到此事，请我作记。我过去曾认识庭俊的祖父孟贵翁，曾在这座堂中饮酒。老人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容貌严肃，言语温和，是市井中的老成之人。他的父亲永端甫尤其殷实、硕厚、简朴，能够扩充家产，使之在一时之间壮大，许多机巧敏捷的人都比不上他。不幸中途去世，而庭俊兄弟确实能够承继父业，在上奉养祖父和母亲，有的主持家务，有的客居在外，彼此如埙篪相和，友爱而不相怨恨。大概本县善于做兄长的人，不应遗漏庭华；善于做弟弟的人，也不应遗漏庭俊。胡氏难道不是贤能的子弟吗？家庭的兴衰，取决于兄弟之间和睦还是乖戾，这个道理由来已久。然而和睦而兴盛的十家只有一家，乖戾而衰败的十家有九家。所以在经书中，有《鹡鸰》《常棣》的诗；在传记中，有兄弟阋墙、扭臂相争的警戒；在史书中，有孝义独行的名声，如杨氏的椿津，崔氏的孝芬、孝暐，柳氏的公绰、公权，确实都是寥寥可数的典范。何况人的禀赋有聪明愚钝，遭遇有幸运不幸；像大圣人舜也不能得到弟弟的亲爱，像有庳的象不能得到兄长的友爱，像管叔那样的人又怎能不是难事呢？我为胡氏作这座堂的记，不能不对此有所遗憾。尽管如此，秉持常性、喜好美德的心，受命于天而体现于人，并不是强迫才会如此。那么胡氏兄弟和睦的行为，难道一定要有读书作文的功夫才可以吗？难道一定要彼此学习，等到拥有衣冠钟鼎的荣华之后才可以吗？彼此观看而互相取善就够了。照此道理说来，又何必一定要有奇异绝伦、不可继承的事迹，才足以当得起“友恭”的名称呢？得到乡里的称誉，给家谱增添光彩，进一步在旌善亭中作为劝善的榜样，像胡氏兄弟这样，就足够了。我又怎能不为乡里的子弟高兴地谈论并乐于写下此事呢？只是我私下想到，有始勤劳而最终忽视的人，是人的常态。因此又作《友恭堂诗》四章，既用来赞美他们，也用来勉励他们。庭俊回去以后，尚请告诉庭华，共同恭敬听取这些话，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合适，那么乡人对贤者的期望，或许可以有所成就。诗说：愿兄长友爱啊，愿弟弟恭敬啊，疾走时要让年长者先行，要警惕自己的内心啊。那些不恭敬的人，难道不是自己放纵自己，却没有人怜悯我吗？愿弟弟恭敬啊，愿兄长友爱啊，倚仗年长来欺凌弱小，便失去了你的操守啊。不友爱的人，难道不是自己抛弃自己，却没有人责备我吗？愿兄长友爱啊，愿弟弟恭敬啊，既友爱又恭敬，德行就崇高啊，家业就兴隆啊！古代那些人，谁能跟随他们呢？若弟弟不恭敬啊，若兄长不友爱啊，不恭敬、不友爱，德行就败坏啊，家庭就丑陋衰败啊！如今那些人，将从哪里取得榜样呢？寿慈楼记。歙县王村王友璇的母亲程孺人，出自歙县西部下濓的程氏，嫁到王村，成为社生处士的妻子，生下友璇，后来处士去世。孺人能够以节义立身，以勤劳节俭兴旺家庭，以耕田读书教育成就自己的儿子和三个孙子。姻亲族人都称赞她，没有一句非议；友璇也极尽孝养，于是成化丙午年翻新住宅，特意建楼供母亲居住，以此表达隆重的奉养。楼建成的第二年，孺人年满八十岁，孟冬初六正是她的生日，便在新堂举酒，召集亲族为孺人祝寿。有人起身说：“淇水的岸边有慈竹，它的本性孤直而不可屈服；经受霜雪，抵御风日，颜色丝毫不因此改变，具有岁寒不改的操守。它的根株蔓延开来，竹子高大而繁茂，枝梢峥嵘，世间所说的北方龙孙，恐怕也不过如此。像程孺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与它相似吗？她的节操清正而高峻，她的晚年安乐而长久，她的后代昌盛而众多。请把她的德行比作这种竹子，并以‘寿慈’为楼名，可以吗？”众宾客都喧然赞同，认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此事传到京师，我考察古代贤妇和哲母，没有一个不是以端庄专一、贞洁贤淑的品行为根本，经历幽忧，忍受苦辛，从而使家门更新，享有高龄之乐，接受子孙甘美奉养的。诸位君子有尊重年长者、爱好德行的心意，把“寿慈”作为王氏楼名，也可以说是十分合乎情理了。我曾经经过王村，观览那里林木山谷的胜景，结识王氏的优秀子弟，又私下听闻孺人的贤德，已经很久了。况且新安的程氏，过去以梁将军忠壮公为祖先；忠壮公的庙食在篁墩湖上，至今已有数百年，而下濓又与那里相望。这样说来，孺人的家世渊源是很久远的。愿她身体越来越健康，心情越来越舒畅，超过八十而望九十，进入高寿的境界；每年在新堂举酒，在这座楼上隆重奉养她，也永远不停止。这难道不是一乡的盛事吗？礼部司务方良弼的儿子方经，是友璇的女婿，请我记述这件事为孺人祝寿；我同良弼又有姻亲之谊，所以立即写下此文而不推辞。《瘦石野亭春集图记》

译瘦石野亭春日集会，共有十四人。作为集会主人的，是乡进士、长洲人徐中行。把这次集会绘成图的，是他的朋友杜身之。图中的人物，他们的巾帽衣服，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士人，有的是隐士；他们的举止，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行走；他们各自的情趣，有的拿笔写字，有的展开书卷吟咏，有的凭几沉思，有的拱手旁观，有的倚着栏杆回望，有的携手交谈，有的听歌兴起。侍从们所做的事，有的钓鱼，有的蘸湿墨汁，有的随行，有的拿着熏茶，有的捧着壶矢，有的送上书卷册籍。林木中有青松、红桃、垂杨、丛竹，幽静的花朵可以采摘，丰茂的草地可以坐卧。居处有溪流环绕，有盘石可坐，有长满苔藓的小径通行，有齐肩高的墙，有仅容双膝的小轩，有流动的厨房供给饮食，有木板桥可以渡过。器物有石床、磁墩、髹漆几案、古代的罍爵、古代的彝鼎、囊琴和盆景山峰，可以倚靠，可以休息，可以饮酒，可以焚香，可以抚琴，可以赏玩。仔细观看，溪上云气浩浩荡荡，仿佛可以洗涤眼目；野外流水淙淙，仿佛可以清悦耳朵。又恍惚觉得自己正同诸位君子置身于花香树影之间，在溪云野水之外听到他们谈笑的声音。即使兰亭的胜景、西园的雅集，也有不及这里的地方，真是奇妙啊！中行为人耿介而清瘦，像削成的玉石，像挺立的仙鹤，所以用“瘦石”自号。他胸中的抱负，确实有特立独行的操守。他写的诗又清新俊逸，仿佛能够脱离尘世的羁绊，饱受清风白露。因此杜身之绘制这幅图，描写当时宾友聚集的盛况，也借此显出中行的为人。然而我对中行的期望，难道只是这些吗？这次集会我也在其中，所以特意为它作记。《碧云深处记》代理狄道县政事的洛阳周公辞去政务归来后，曾在洛阳郊外营建别墅，在轩窗之间引入山岚翠色，在门庭之内隔绝尘世气氛；竹木幽暗浓密，连成一片阴凉，没有空隙，于是合起来题名为“碧云深处”。周公非常喜爱居住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人为它作记。这时周公已七十多岁，两次寄来诗作表达此意。我自认为是后学小子，不足以窥见周公的境界，但又想到老人前辈殷切勤勉的情意，不能一直违背，于是为他说道：“古代君子连类取譬，难道是随便的吗？大概必定有所寄托。云这种东西，起初从极细微处升起，便降雨天下，滋润群生；这正像君子进身而推行自己的道。到了最后，它又收敛隐藏在岩穴之间，自在舒卷而不夸说功劳；这正像君子退处而修养自身。”周公因贤良之才受到荐举而出仕，辅佐一县政务，已有惠及百姓的政绩，可以指日晋升，进入显达之列了。如今却厌倦案牍劳作，重新萌发寻幽探胜、登山临水的志趣，清高的风操和峻洁的节行远远超出同辈。他取云来寄托和辅助自己，难道不是十分合乎心意吗？从前陶靖节辞去彭泽令，便归隐柴桑，喜爱云无心出岫，在诗词中表现出来。陶宏景隐居勾曲山，把云私自留作自我陶冶的对象，喜爱它却不拿来赠人。可见云受到名流高士的喜爱，就是如此。如今看来，周公从峡中归来，以诗酒自娱，不再过问世事，想把自己置身于农夫渔父之间，大概是仰慕陶靖节；而且他年纪越大，精神越健旺，红颜白发，傲然笑对溪山，又将从观养自得的道理中有所领会，像勾曲外史陶弘景那样，他的寿命还长着呢。这就是“碧云深处”得名的原因吧？周公名端仪，是故侍御、安庆太守公的儿子，是阁老、赠太师南阳李文达公的内弟。他有个儿子名瑀，被选为亲藩贵主的驸马。李文达公是我的舅父。瑀每次因朝贺来到京城，都能听闻周公的起居，却没有机会亲自侍奉几杖、聆听教诲，常以此为遗憾。文达公的儿子尚宝卿李璋、锦衣百户李玠，尤其极力请我为周公作记，于是我写下此文交给瑀，用来答复周公，也借此表达我私下的敬仰之情。《祁门善和程氏世坟记》

译我们新安作为一郡，自古以来很少有兵祸焚烧的忧患，所以生长在这里的人乐于耕作、勤于学习，也重视祠堂和坟墓，而且重视得非常用力。他们聚集族人守护坟墓有一定的规约，合并族谱加以标识也有固定的地方。有人侵占坟地，族人便合力诉讼，即使多年耗尽家产，不得到公正也不停止。其中从唐宋以来成为著名大族的，在各县有十多个，我们程氏最为繁盛。篁墩程氏，都以晋代新安太守程元谭为祖，以梁将军忠壮公程灵洗为宗。居住在祁门的程氏，以唐代御史中丞程澐为祖，以户部尚书程仲繁为宗。程仲繁抵御黄巢之乱，才开始来到这里居住，后来又迁到浮梁。这是篁墩程氏的小宗。居住在善和里的一支，以宋代中奉大夫程令淮为祖；程令淮从浮梁回来，使家业重新兴盛，也是祁门程氏的小宗。从中奉大夫以上直到太守府君，他们的祠墓有的由官府掌管，有的属于各房所有，虽然彼此相通，却没有统一管理。从中奉大夫以下九代的坟墓，到第十二代，便由善和程氏世代守护。每年时节，族人共同前往巡视祭扫，在报慈庵祭祀中奉大夫以下的祖先，祭礼完毕合族用饭，长幼全都在场。从宋代直到现在，然而许多坟墓已经荒废而没有修治；子孙虽然繁多，却没有人带头办理。于是程贯、程元佑、程珪三人慨然商议，倡导族人共同修整。经过两个寒暑，终于完成工程；他们各自在坟上立石，刻明官爵、姓名和字讳，并带着墓志状来请我撰写。唉！礼没有比报答根本更大的，祠堂是神灵栖息的地方，坟墓是遗体埋藏的地方。做子孙的，怎么忍心坐视它们将要倾坏却不加以用心呢？所以说，君子追溯古代、恢复根本，不忘记自己由何处出生。然而形势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有人以官职为家，而坟墓没有人共同守护；亲尽之后便迁主入祧庙，祭祀也没有人共同承担。朝代更替以后，兵祸相继，流传下来的事情大概不能不使人怀疑舜的坟墓；孔子年少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里，向聊曼父的母亲询问，才把父母合葬在防地。这样看来，作为后代，想有所凭借来保全数百年前的祠墓，难道不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吗？难道不是人所最为幸运的事情吗？这实在应该写下来，用来告示后人。中奉大夫的母亲胡夫人葬在善和里的下东山，中奉大夫葬在善和里的杨坑上坟。他的儿子和州佥判程津附葬在那里；程津的儿子十三机宜程贵昂葬在善和里的汪村园。程贵昂的儿子程颕葬在住后郭背坞口。程颕的儿子程宿葬在善和里下村。程宿的儿子程兟又葬在汪村园。他的妻子余氏葬在其右侧的宋家坞，报慈庵就在那里。程兟的儿子程伯彦葬在杨坑八亩段。程伯彦的儿子程汝弼葬在伯溪。程汝霖葬在巧坑，程汝训葬在伏村，都在本县八都境内。如今居住在善和的，以这三房的子孙最多而且显贵。汝弼的后代有广东按察副使程宏；汝霖的后代有韩府长史程显及其儿子、河南布政使程泰；汝训的后代有兵科给事中程原佐及其弟、刑部郎中程宗显。程贯是程泰的弟弟，与程元佑、程珪同属堂兄弟，而他的儿子程昊也被赐进士出身。善地所聚集的福气，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如果不是他们祖先积累的功德，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后人走过墓地，剪除荆棘；进入合祀的祠堂，享用祭祀后的俎豆，难道不会油然而生敬意、警醒自己，继承先人的志向，谨慎修葺祠墓，以求合乎礼制、不忘记自己所由出生的道义吗？我同善和程氏实在出自同一祖先，既然已经互通族谱，又曾经为他们记述所谓的报慈庵，所以对于先世谱系不再赘述，只对坟墓之事特别详细说明。凡是族人中对这次工程出过劳力、费用的，都把姓名附刻在碑的背面。《怀凤堂记》北海仇东之君因荐举起用，担任训导已经多年。他居住在都城北面，地方很偏僻，来往的人很少，但他多次屈尊来拜访我。凡是经史中提出的问题，甚至稗官小说里的内容，他没有不能立即应答并写成古文辞章的；他努力追摹秦汉以及唐宋几位大家，不写近代的语言。他议论事情后来成败如何，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让他出仕为世所用，一定会有可观的成就。然而仇君性情迂直而且廉洁，所以到哪里任职都常常不合时宜，即使因此困顿，也始终不自我沮丧。他学习更加勇猛，偶然以“怀凤”命名自己的堂屋。有人疑惑说：“古代贤人圣人中，可以用来崇尚志向的难道没有更伟大的吗？却偏偏因为自己的姓与季智同音同位，便从季智那里取意，这不是显得卑下而狭隘吗？”我说：“不是这样。君子求道，远行必有起点，登高必有阶梯，怎么能像世俗之人那样安然自得而不知惭愧，突然把自己附会于古人，最终却没有实际足以相称呢？”武侯是辅佐王者的人，曾自比管仲、乐毅；杜子美是诗人，却自许为稷、契。天下后世的公论，难道可以欺骗吗？何况季智也不能轻视呢？当时群宦官掌握国政，趋附者像洪水一样泛滥；他处在显达或隐晦的境地都安然自若，不把自己看作鹰鹯之类。只有王涣了解他，不敢把他安排在荆棘之地。自己修养的人，世人不认为他是在自夸；任用他的人，世人也不认为那是错误的比拟。季智固然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而王涣能够识得他，也是一件难事。这样看来，怎么知道世上没有像王涣那样了解仇君的人呢？了解他的人把他比作孔明、管仲、乐毅，不了解他的人把他比作子美、稷、契；这对于仇君来说又有什么过失呢？然而我独自有所感慨。凤凰这种东西，不是常常出现的。在虞舜、周文王时代，只不过一两次出现；可是后世史册所记，有时出现五次，有时出现三十九次。凤凰为什么这样不怕烦扰，竟任人世如此轻慢玩弄呢？大概其中有假凤凰，怎么能不令人害怕呢？我同仇君交情深厚友善，曾经坐在他的堂中，赞叹他的志向，认为必定有所依循可由此开始，最终达到高远境界。仇氏的真凤凰难道还没有消失吗？何况今天皇帝继承帝位，比德于舜、文王，接近上古盛治，日夜思求英才，像饥渴求食饮一样。那么君子的显达与隐晦，难道不会有适当的时机吗？他的声音足以合乎律吕，他的文章足以作为殿庭仪表，他的德行足以彰明圣人之道并兴起贤才。像仇君这一类人，马上就将被发现；那么仇君的堂也将会闻名当世、流传后世，而家族世代的祥瑞会更加盛大。《慕椿养萱记》

译子女对于父母，父母活着时奉养，父母去世后思念，这些都根源于人的本性，不需要勉强。然而有人忽视父母去世后的追思，遗忘亲人，于是圣人有“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生者”的教诲；有人在父母生前奉养简薄而违逆亲心，于是前代正人有“祭祀丰厚不如生前奉养微薄”的警诫。两方面都能做到，然后才可以说是孝；而要完全做到，常常很困难。我的乡里有范祯，早年失去父亲景纯甫，始终不忘追念；他与弟弟范祺、礼初■〈礻奇〉一起竭力奉养母亲赵孺人。他偶尔来到京城，向相识的人谈说自己的情况，便为他的堂屋题名“慕椿养萱”，并请我作记，大概是想以孝道自勉吧？然而我听说，所谓慕，并不只是思慕；所谓养，也不只是奉养。礼法所说思念父母有五个方面，思念父母的居处、容貌、笑声和言语，只是较粗浅的；而思念父母的嗜好才是切实的。奉养父母有两个方面，满足口腹身体的需要不可缺少，而顺遂父母的心志才是根本。即使古人遥远而难以赶上，但由本性发出的孝心，今人难道会有不同吗？只怕不去做罢了。范氏世代居住在休宁林塘的右族。我没有来得及认识景纯甫，但听说他乐于行善、遵循义理，以友爱恭敬著称，是范氏中的贤者。他去世后，赵孺人持家有道，教育五个儿子，使丈夫的事业不致坠落，是一位贤明的人。那么我登上这座堂，看到这个名称，就应当顺着父亲生前的爱好和母亲的志向，按照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实行追慕和奉养，稍稍向古人看齐，努力求得名实相副，使去世的人享有子孙至诚的孝敬而更加安宁，使活着的人因子孙承顺而快乐并更加长寿。这样做，难道不足以成为范家的好子弟、休宁的好士人吗？范祯天资美好，曾向君子求学，将来应当有所建树，使父母因他而显耀。他的堂弟范祤在我这里教馆中的学生，因此我同范家有姻亲友好的关系，所以写下此记而不推辞。《篁墩文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记 《重修南山庵记》南山庵在休宁县东南五里，来历最为久远，环境最幽静优美。纹溪的水从断石处蜿蜒流来，绕过庵的西面，转向南边到达古城岩，曲折■〈辶里〉地流去。芝山茂盛地耸立在前方，一条山脊像横亘的彩虹，曲折潜行，从庵的东面伸出；山脚下有一口塘，冬夏都不会干涸。当地人称这里为南山庵，庵建在山脊上，所以便以此为名。考察旧文书，庵始建于晋泰兴二年，僧人天然创建。此后兴废无常，现在庵中所藏的田租碑刻，有唐代贤者通字的文字；又有小石碑刻着宋淳熙年号的字样，都无法详细考察了。然而古树粗大，树围有数抱那么大，树高直入云天，树荫遮蔽数亩土地。若不是建庵的年代久远，哪里会有这样数百年的树木呢？国初，庵毁于兵火；景泰癸酉年，僧人诚闰来到这里居住，乡人张万山资助财力，庵于是恢复一新。后来又在塘中得到一尊石佛，遇到大旱之年，便奉请它祈雨，果然得到降雨而有丰收，乡人更加认为它神异。凡有事情就前往祈祷，香火也更加严肃兴盛。这难道不是土地的灵气在暗中主持吗？成化庚子年，先尚书襄毅公赐葬在南山原上，距离庵一百多步；而庵地多为程氏产业，程氏把土地捐给庵，于是按照赐葬制度应当建三间祠堂，便在庵的东面兴建起来。正好庵也渐渐破败了，诚闰和他的弟子惠靖又加以修葺。郡县以及乡里崇尚义举的人争相捐钱帮助，庵于是再次焕然一新。庵中建大雄殿，用来奉事佛祖；左边是伽蓝堂，供奉汉寿亭侯关将军；右边是真君堂，供奉唐代雎阳太守张中丞；后面是方丈，两旁各有僧舍，佛寺按规制应有的设施依次完备。只是先公的神灵确实栖息在这里，而且这座庵出自古迹，也是法令所应保存的地方；修复废坏、振兴坠落的功德，因此不能没有记载。诚闰号性空，是鲍氏之子，作为僧人修行刻苦，常人难以忍受。他不是亲自劳动便不进食，不是同类的修行人便不交友，因此能够一再使佛殿焕然一新，并把所得的施田积累为常住田若干亩。跟随他游学的人穿粗衣、吃清淡食物，也共同遵守这种生活，不受外界奢华的诱惑，不陷入内心矫饰虚伪的弊病。他年近七十，身体清瘦而精神坚强，像苍藤瘦竹一样，使人疑心他是有道之人，我因此恭敬礼待他。我想着有一天得到许可归来，占据溪山胜景，结社在那里终老；而诚闰将成为净土宗的远公、草堂寺的凑公了。可惜我性情迂拙偏执，不能像陶渊明、白乐天那样旷达，只能在不同的时代徒然思慕这些人，真是惭愧啊！诚闰所施舍的田地，其亩数以及曾经捐施给这座庵的田地，所有田主的姓名，都附刻在碑的背面。《新屯寺钟楼并续置土田记》

译新屯寺在休宁县城南三十里黎阳乡，相传是唐代的寺院。它在贞观年间开始创建，天祐年间得到赐额。年代久远后逐渐破败；宋正和年间，僧人法本曾经修缮，又置田五十亩。寺院临近溪流，时常遭受水流侵蚀。到了元至正年间，僧人秀芳又迁到云盖山麓重新创建。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寺院虽然一再更新，钟楼却长久毁坏，无法借钟声谨慎地提醒天时、警醒僧众。从元末到明初，兵火相连，户籍册籍更替，隶属于寺院的田地也荡然无存。僧人志远，是程氏之子，居住的地方叫程子塘，距离云盖山很近，只有五里。他年少时进入寺院，拜碧云上人为师；长大后更加淳厚谨慎，喜爱学习，想要光大本宗，于是在佛殿东面重新建造钟楼，高高耸立，屋檐如鸟翼飞展，彩绘交相辉映。钟声响起，众人的听觉为之一新。这是在成化丙午年九月九日建成的。后来又用余力建造禅房数十楹，尤其勤恳关注田地，作为常住寺院的资财。前后所得田地三十多亩，从此经过的人在苍山老树之间看到了壮观景象，居住的人在肥沃良田之上获得美好食物。新屯寺得到志远，一天之间便比旧日更加焕然有光。然而他唯恐后来的人不知道成功的艰难，托请我的族人志端来请求我记述此事。我听说佛教的主张，自认为应当坚忍不变、清净无污；即使天下珍奇华美的东西，也不能动摇他的心，本来就不需要借助耳目的警醒；他放弃面南称王的快乐，甘愿逃入困苦饥馁、生活不能自给的境地，甚至有时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救济他人的危急，却无人怜惜他。他本来就不需要口腹身体的奉养，把天下万物看作风中灯火、泡沫幻影，一概置于苦、空、圆、寂这种不可诘问的境界；也本来不需要身后的名声。那么设置钟楼、增加田地、刻写金石，徘徊于世间为僧徒筹划，也就不同于佛教的主张了。虽然如此，这或许也是一条道路：已经成佛的人不需要耳目的警醒、口体的奉养和身后的名声；但像僧徒这样学习佛法的人，难道能够完全不借助这些东西，就突然得到那种境界吗？难怪志远要有这样的举动，而这篇记也不能推辞。听到钟声，便想到劝诫我的人的心意；吃寺田的粮食，便感念使我饱食者的恩惠；诵读碑文，便感受教导我的人的言语；应当勇往直前、精进努力地实践他的主张，以求不辜负志远。至于是否能达到佛的境界，还不可知。然而祈求国运繁盛以报答国恩，祈求丰年以造福百姓，本来就是寺院和僧人赖以存在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努力呢？《仙游张氏遗像风木图记》凡是子孙对于祖先父亲，在他们活着时表达孝心，就是承接他们的容颜、奉养他们的心志，如此而已。他们去世后，容颜又到哪里去承接呢？于是把他们遗留的容貌保存于堂上，不敢让亲人真正消失。心志又到哪里去奉养呢？于是谨慎守护他们遗体所藏的坟墓，不敢让亲人被遗忘。这是古代的道理。中古以来，有些人不惜悬重金求取名声，绘制生前墓地供眼目娱乐，却只在祖先的遗容上谋求保身之计，对先人的坟墓反而完全不加省视，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张氏《遗像风木图》，不觉感慨地说：“由此可以看出孝道了。”张氏出自唐梁国公张睦之后，有团练招讨副使张浚，从光州固始迁到福建仙游。招讨副使的第二代有宋代奉议郎张叡。第三代有泉州郡学教授张弼。又过十一代，有阳山处士张子清。第十二代有元代承事郎张和。第十三代有兴化路判张礼。第十四代有临江路判张铉。张铉的弟弟是百川处士张铨，鸿胪序班张鐩则已进入我朝。百川的儿子是乐素君张瀚。乐素的儿子是慎庵君张福，连续两代没有做官。慎庵的儿子是乡贡进士张炫，他开始绘制这幅图，并请各位士绅分别为图作赞，又请我撰写序文。原来张炫的叔父雪梅君曾经有志于完成这件事，却没有做完；张炫的兄长张辉于是重新修订族谱，考察祖先坟墓的区域，摹绘还保存着的遗像，交给张炫，让他完成叔父的志愿。这样是要使做子孙的人按照图像知道某一幅是某位祖先的遗像，某一处是某位祖先的墓地；即使时间有先后，地点有远近，也能清楚灿然，仿佛在堂屋中听到他们的咳嗽声，仿佛在庭院门边奉持他们的松树楸树。又通过各篇赞文的叙述，知道他们出仕或隐退、显达或沉沦的情况，以及积累善行、流传恩泽的详细事迹，使后人知道感动，也知道努力。像这样制作图，或许也接近古代的孝道吧？然而我还要向张氏进一言：孝有根本，也有外在形式，应当尽力于根本，然后外在形式才值得称道。登上堂屋，看见遗留的容貌，便思考如何承接活着时父母的容颜；抚视墓地，感受遗体埋藏其中，便思考如何奉养活着时父母的心志。这可以说是尽力于根本吗？还不能。立身扬名，圣人有明确的教训；损伤自身、辱没双亲，大礼对此有严格要求。一定要在家学习成为优秀的儒者，出仕后成为贤良的臣子，使人称赞说：“这是仙游张氏的后代。”这样承继祖先而不衰绝，那么张氏的先人本来就有不必靠生存而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亡的东西了。这样看来，这幅图的重要意义，难道只是因为它具有外在形式吗？张炫喜好学习，博雅多才，不同流俗，将来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以光大他的宗族。特作此记。《广对鸥阁记》吏部侍郎镜川杨公做学士时，曾经继承祖先的遗志，建造对鸥阁，大概是摘取唐人诗中的话作为名称。然而诗中吟咏鸥鸟，根本都出自《列子》所说的“海鸥忘机”。杨公已经亲自作记详尽说明，又命我为它作识语。所以我私下想对杨公进一言：心中有所机巧算计而受到反作用的，难道只有鸥鸟吗？凶狠强悍的东西，即使像石虎那样射箭可以深入羽毛，有时也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盘旋隐藏的机巧，即使像杯弓蛇影那样饮酒，也可能伤害自身。哪里比得上没有机心的人从容自在、顺其自然，把悲喜置于身外而获得快乐呢？这就是杨公的先祖取意于鸥鸟，并想把这种道理留给后人的原因。如今杨公出任主持铨选的官员，可以决定活人的升降；入朝总理史事，可以决定死者的荣辱，本来应当不让私心容纳其中，使是非不被蒙蔽，贤能与无能不相混淆。等到成为大儒、成为国家重臣，那么天下后世将知道杨公继承先志，绝不只是取鸥鸟相对而游的适意罢了。我正被放逐归乡，将以捕鱼垂钓终其一生，在江海之上打算同鸥鸟结盟来辅助自己；而我疏懒、迟钝、直率，鸥鸟本来不会抛弃我。想到杨公的楼阁，抚摸杨公的书卷，便扩展杨公的心意，为他作此记，也借此显明我的志向。《重建观音寺记》

译都城西南约五里，有个玉河乡池水村，村中有一座古刹，名叫观音寺。最初已不知道它从何时兴起，倾塌毁坏、荒芜污秽一天比一天严重。天顺壬午年，乡人权五联合里中的善士，请僧人恩祥重新修建，作为祝祷福寿、禳解灾祸的场所。佛殿建成六楹，准备依次修建两廊，却还没有完成，恩祥便去世了。十年过去，风吹雨削，佛殿又倾塌毁坏，住持者只能取用器具，经过的人都为之叹息。到了成化丁酉年，恩祥的弟子德显才继承老师的志愿，全部拿出自己的钱财，又联合众人募捐，选择木材，聚集工匠，开辟邻近土地一百多丈；狭窄的加以拓宽，污秽的加以更新。六楹佛殿巍然耸立在中央，高大开敞、明丽幽深，气势不减反增。左边是伽蓝堂，右边是祖师堂；天王殿耸立在前，观音殿倚立在后；外面是山门殿，左右是方丈；钟楼鼓楼相对；厨房、仓库、藏经处又建了数十楹屋舍，让僧众居住；还收置民田二百余亩，供养僧众粮食。屋宇檐角飞翘，光彩焕发；佛像设置庄严；朱红粉白、彩绘藻饰交相争辉。工程始于某年某月，完成于某年某月。落成那天，远近的人全都聚集而来，灿然一新，把倾塌毁坏变为坚固完美，把荒芜污秽变为精美洁净，可以同名山福地以及勋戚贵近所创建的寺院相抗衡，不仅在一乡中居于首位，也足以显扬其高盛。恒裕担心年代久远后这件事或许会被湮没，便命他的弟弟善彬借我所结交的人来请求作记。我于是访求它兴废的缘由，原来近来从地下得到一块石刻，上面说：金天会七年，梁王统军到杭州，入天竺拜谒，礼拜观音大士像和大藏经，感到非常奇异，于是把它们迁往北方。有个比丘智完带领他的弟子跟随，这大概就是这座寺院的起源。石刻刻于大定十七年九月。考察史书，梁王就是兀术，确实在天会七年己酉进入临安；这时是宋建炎四年，高宗退居海上，所有玉帛图籍都用船运走，经书和佛像也随之同去。大定十七年丁酉，已经将近五十年了，寺院莫非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吗？把这年定为宋淳熙四年，宋孝宗正励精图治谋求中兴，金世宗也是贤明的君主，曾经自比汉唐盛世，在衍庆宫绘制功臣图像，兀术也列入其中；大概是追本溯源，才做这件事，以表达褒扬功勋、悼念往事的心意吧？他们的举措姑且不论，但抚今追昔、联系这些人和事，实在使人感慨无穷。从大定丁酉到皇明成化丁酉，已经三百六十年了；寺院莫非是在这时兴建的吗？然而我曾到过天竺，看见所谓的沉香大士像，杭州僧人都指认它是梁代遗物；但以金石刻文为证，梁代的遗物已经迁到北方了。迁移过程中遗失于兵火之中，已经很久了，杭州的僧人却不知道。它兴废的缘由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寺院以观音命名，难道不是十分合乎情理吗？唉！自宋室南迁以来，金、元进入幽州、冀州一带，世事变化也达到极点。我高皇帝兴起，天下才开始统一；文皇帝继承之后，又营建京城。山川草木都得以显露其美，用来覆盖中原，这正是圣人的恩泽。何况这座寺院靠近京城郊区，得到贤人来修复废寺，作为祝祷福寿、禳解灾祸的场所；它的德泽施及普通百姓，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后来的来者，应当完全理解这层意思，以恩祥、德显二人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继续修葺使它不要毁坏，这样或许可以像国家的干臣、家族的孝子一样，使这些遗迹长久保存。恩祥号瑞庵，出仕为僧录司右觉义；德显号性天，出仕为右善世；恒裕正领祠部牒文，担任住持。他与善彬殷切地想用文字彰明老师的功德，所以我赞许他们的志向，写下这篇记。《瀛州行乐图记》河间作为一郡，处在滹沱水和中堡水之间，所以因此得名。城的四面都是湖泊水泽，一眼望去浩渺无边。鱼和鸟都是可以食用的东西，茭白、蒲草、菱角、芡实都是可以进献的果实，对百姓的利益十分丰厚。其中尤其优美的是荷花连绵六七里，游人乘小船，截断水流进入其中，筛酒、击取鲜鱼，使人整天快乐而忘记回去。所以在前代，又把这一郡称作瀛州。马文奎君由京官考核合格后前来任郡判，辅佐长官以恩惠便利施于百姓，政事更加清闲，于是能够享受这里所谓的快乐。乡进士、宝应人陶懋学便为他绘制《行乐图》，表现他身为官员而能寄情隐逸的趣味。正值我被放逐南归，得以观看此图。图中马君坐在盘石上俯视清流，画面不足一尺，却奇妙地得到了真实情态。修长的竹子和古松交相成荫，荷花菱叶在下面，水波云影荡漾，清爽自在，仿佛凉风徐徐吹来，飘动人的衣巾衣襟，使人不知道六月竟然是炎热的。童子在旁边烧茶炉，有的捧书，有的夹琴，各自极尽姿态。一只鹤迎风向前飞去并鸣叫，长空清旷寥廓，仿佛有江水鸣响、山谷回声相应的气势。河间郡确实是佳美的胜地，马君的政务也清闲，这幅图足以表现它们。至于我的言语，难道还有不能穷尽其中妙处的吗？我家在江南，中世时迁到河间，那里还留有祖先的坟墓，我也将要在那里置一所住宅，以捕鱼垂钓终老。只是我从疾病、离散、沦落之中出来，正带着妻子儿女奔走南北，力量还做不到。于是借着马君的请求，记述这件事。马君的父亲宪佥公与先师南阳李文达公同年考中进士；马君凭借家庭教育入仕，多次取得声誉和政绩，今后名位应当更加进步。今后每当展开图卷，指点其中自己游览过、眺望过的地方，应该不会忘记河间；心里还会说道：“这里是我做官的地方，也是我同当地人共同享乐的地方啊！”这样，他寄托的感情和景物触发的心绪，将会在尘世之外悠然自得，难道只是感叹年华、供自己赏玩而已吗？《静轩记》

译歙县吴氏中居住在溪南的，被称为望溪南；吴氏中名仁、字世美的人，被称为望。世美君因自己的名而把书轩命名为“静轩”，并且向士君子求取增益之言。他对“静”的解释已经很多，他的儿子吴恕又来请我作说。我认为“静”的意义很大，它在经书中表现出来，出自圣贤教诲的地方，光明显著。说得太多，听的人会厌烦，我将用什么来满足成子呢？即便如此，我所说的静，不在外在迹象而在内心；这样，城市也可以比山林幽深。如果只在外在迹象上而不在内心，那么终南山也会巧妙地变成便捷的道路。君子所看重的静，不是外在形迹，而是内心。吴君处在这座轩中，难道会有所思考吗？他望见溪南的山，喜爱它像玉石一样挺立，便说：“这是不是静的本体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了？”他斟取溪南的水，喜爱它像镜子一样清澈，便说：“这是不是静的作用涵养在我心中了？”从自身近处取法，从万物远处取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么我心中不能穷尽的地方就少了。看见这个名称而思考它的意义，那么我所说的求仁，也就不远了。假如内心失去涵养，忙乱地追逐名声，纷扰地追逐利益，四处奔驰，在黄尘赤日之下而自己不知道，却对人说：“我的轩将用来修习安静。”谁会相信他呢？我正蒙受恩典解下官印南归，将在新安山中放下行李、歇息肩负，并且同吴君结成净社。老友朱槿花开花落，可以抚玩观赏；白鸥时出时没，可以带在身边驯养。那些才高而行动敏捷的人将会笑我，认为我迂腐而有怪癖，不肯同我来往。然而内心安静中的真正快乐，不是可以强迫别人接受的；如果彼此在心中领会，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安闲自适的境地，又哪里能拘泥于形迹，只在一座轩中寻求安静呢？《淳安县儒学重修记》我南归到达淳安，正赶上江水上涨，不能继续前行，于是取道进入县城，到学宫拜谒孔子庙。学宫都重新修饰过，在江边焕然一新，我心中非常惊异。教谕许仁、训导黄奎、王普作揖进来说：“起初，庙学长久没有修治，棂星门和泮池偏在西面，不合规制。如今刘侯刚来担任知县，便惊然说道：‘这难道可以随意放置而不加留意吗？’于是选择吉日，聚集工匠，把棂星门迁到正中，使泮池同戟门相对，朝向南方；泮池的方圆宽广，比从前扩大了一倍。在西面建泮池石表，在东面改建廪饩仓，在射圃修建观德亭。至于大殿、廊庑、斋舍，有的更换栋梁，有的重新粉刷丹垩，有的增加砖瓦，依次兴修，没有一处不完成，都是刘侯的力量。”第二天在尊经阁设宴，又第二天在魁星楼设宴，座客都指点它们临观的美好以及奉祀的虔敬严肃，啧啧赞叹说：“如果不是刘侯，日后只会越来越破败漏损，而后来的人更加无法整治了。”三位君子因此请我记述修成之事，我答应了，却没有空闲完成。我回去两个月后，王可来到休宁，再次说明他们的请求，于是我查阅旧志以及各位前代正人所作的记文，说道：“淳安本来是歙县东乡，自隋唐以来隶属于新安；后来划分出去交给睦州，而东西往来的人，对故乡桑梓仍有深深眷恋的心情。何况如今得到贤明的侯官来更新这座学宫，使它也获得久远的光荣，怎么可以没有言辞记述呢？”淳安一向以山水佳美著称，生长在那里的人秀美而有文才；自宋代直到现在，曾经一两次夺得天下第一，其余的人也都以才德相继出现，在一时建立功勋名声，可以登载史册、光耀仕籍，成为这所学校的光荣，人才济济。只是我想到，学校所学习的是至圣人的道，而道难道是一下子顿悟便能够得到、钻研便能够穷尽的吗？我听说当地有融堂钱氏，确实得到慈湖先生的传授，推尊陆子为宗；他的言论深邃而诚实，他的品行宏大而专一，真可以说是百世之士。然而朱熹、陆九渊的学术争论，学者至今仍然坚持各自的看法。我曾诵读两家的著作，私下担心人们不能深入考察。两家都曾自我纠正粗疏浮泛的习气，追悔支离偏执的过失；相关言论都在著作中，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如今不探究他们晚年相同之处，却只根据早年不同之处作出判断，流弊便发展到把“尊德性”和“道问学”看成两条道路，有的沉溺于空虚，有的沉溺于训诂，最终都不能得到真正正确的归宿。正因为这样，道理才不明白、不实行；老师的教诲和弟子的学习，所承接的源流应当有所依据，才是可以的。何况如今正逢天子更张教化的开端，学宫焕然更新，正好赶上这个时机，那么凡是到这里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敬慎之心、以心学为自我勉励吗？勉励他，这怎么样呢？凭借钱氏作为先导，请求圣门关于“一道”的学说，进而达到体用的最高功夫，以不辜负贤侯敬承德意、兴办学校的盛举，这难道不是伟岸刚烈的大丈夫所应做的事吗？他之所以重视这门学问，不也很重大吗？我没有什么才德，却生长在朱子的故乡，斗胆把自己所听闻的写下来作为记文。刘侯是永新人，出自有文化传统的世家，知道首先应办的事务；而且他的政绩惠及百姓，尤其多次涉及属县吏治，实在可以作为首选。庙学的修建，始工于成化丁未十一月，完工于弘治己酉十一月。协助办理此事的，是县丞黄福、主簿朱智、典史李景；主持工程的，是耆宿周甲、应乙、邵丙，他们都能体会刘侯的意旨，对这所学校有功。因此把这件事附记于此。忠孝道院记

译忠孝道院在休宁县的商山，它先前曾几度兴废不一。宋室南渡时，有邕州安抚吴文肃公，他的住宅与道院相近。文肃公的孙子吴资渊，在元朝做建德路遂安尹，生子吴真常。吴真常不愿做昏庸的官吏，便寄身于歙县的干明观，历任提举崇道明德宏教法师兼知观事。由于这所道院长期毁于兵火，至大己酉年，他向朝廷请求，得到赐予旧匾额，重新建在村子中央，作为居民祈祷的地方。至正乙酉年，按照堪舆家的说法，又迁建到商山贺里干，载入法令，隶属于干明观。那里水秀山环，灵气聚集，祈祷更加灵验，道院的名声也更加显著。到了我朝正统甲子年，距今已有几百年，道院日益倾圮，前来祈祷的人对此深感忧患。于是文肃公的后裔吴士彬把这件事告诉都纪沈懋清，沈懋清便带着他的弟子许中元，一再修缮道院。许中元又传给他的弟子胡元静，胡元静又传给他的弟子陈道明。陈道明偶然来到京师，请我写一篇记文，以示后来的人。我看道教一流的人，大都认为自己出自杨氏的学说，而我们儒者必然贬抑它；然而这所道院偏偏以“忠孝”为名，难道是确实受到儒者学说的感化，才这样做的吗？还是道教的教法中本来就有所谓忠孝，只是儒者偶然没有察觉呢？这也许是同一条道理。三代以后，人臣的贤能没有谁比得上留侯，人主的盛德没有谁比得上汉文帝。留侯急切地要为君主和父亲报仇，进退从容，很有儒者的气象。文帝奉守藩国时极其恭谨，在位时恭敬节俭，号称孝文帝；然而他们都喜好黄老之学。那么世人所说的道家，其教法的好坏、学说的醇杂，确实应当审慎选择、谨慎趋从吗？珍视清静，并以此作为治理原则，同时认为喜好用兵是不祥；奉持先人遗体而周全照料，同时以忘却自身生命为深深的耻辱，这也正是忠孝思想的推衍。忠孝，是士人的大节；只是如今它的名称竟题写在深山长谷、琳宫贝宇之间，谁听见、看见这样的事情而不惊骇、感到新奇呢？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归附贤者便接受他，孟子有明确的训诫；把不合者斥出门墙，扬子云对此很严正，我难道能越过儒家先贤另行求学，而吝惜说一句肯定这所道院的话吗？陈道明是本县仙源人，懂得读书，能够自立，又用“彝”字给自己的轩室命名。他大概也是看到“忠孝”这个名称，便想着向往它，力求不愧为老氏门徒，所以我赞许他的志向，特意写下这些话。休宁县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记 世忠行祠，是我们率口程氏所建，用来奉祀先世祖先梁将军忠壮公；同时又向上追溯源流，追奉晋代新安太守府君，向下追溯支派，奉祀最初迁居此地的三三宣议府君。太守府君名元谭，在永嘉之乱时来到这里任郡守，确有安集百姓、恢复安定的功劳，朝廷赐给他郡中篁墩的宅第，子孙便在此定居。传到第十二代，即忠壮公，名灵洗，正值梁侯景之乱，他又发动乡兵抵御贼军，死后成为神灵，历代都严肃祭祀他，称他的庙为世忠庙。后裔繁盛，居住在其他姓氏之间的有十分之九；其中分居率口的一支，则从宣议府君开始，宣议府君名敦临。宣议府君上距忠壮公二十四代。他的先人曾先迁到新屯，又迁到兖山，迁徙不定，众人的心也不得安宁，于是选择在率水之上建宅居住。宋朝末年，家业已经重新振兴，按赋税以石计有三百多石，于是设立学校以教导后代，置办产业以供养先祖坟墓，成为兴盛的大宗，与篁墩相抗衡。他去世后，子孙共同割田置守，在乡里的齐祈僧舍专门建祠。宣议府君传到第四代，有孙子二十二人，其中做教谕的叫一夔，考中乡贡的叫梦麟、应龙，号称“经畬”的叫一麟，考中省元的叫一震。梦麟曾经遵循伊川先生的家法，建立宗族会；乡先生宏斋曹公确实为此作了序，但祠堂的事务尚未开始。正统丁卯年春，一夔的五世孙道和、一震的五世孙玩，才开始倡议族人建立世忠行祠，建正堂四楹，东西两庑八楹，门屋四楹，前面隔着石溪，右边临着水渠，安置三位祖先的神灵，使全族共同奉祀，从此有了这个名称。然而子孙日益增多，祠堂日益狭窄。成化丙午年冬，道和的弟弟春和、玩的儿子钤，又倡议族人增建寝堂四楹，扩建大厦和回廊，像彩虹一样贯通、像钩环一样连接，四周围墙相互环绕，门锁严谨。每年正月初一，把三位祖先的神像奉安在堂上；奠献礼完成后，长幼按次序拜礼，饮福酒而散。又把正月十五前两天作为忠壮公最初出生的生日，制作花灯以娱神，共五天。祭祀有田产供给，接受祭品有次序，分发胙肉有规矩。这样实行了四十年，祠堂也再次翻新了。春和的从孙文杰与一麟的八世孙祖瑗，都喜好学习、勇于行义，开始共同具备这些事由，请我写文记载。我与率口程氏同出一源，曾经拜访祠堂，正逢族人不下六千人。大概居住在这里的人多是贤良之士，归嫁出去的女子多是贞淑之人；他们不把富贵看作丰厚或贫乏，而把礼义看作盛衰标准，所以平时往往懂得敬奉先祖、亲睦族人，使宗族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废弃之中还能建立这样的功业，就是如此。唉！世上的人装饰华美的住宅，修筑台榭来显示观赏之美；有的人甚至耗尽力量于老子、佛氏的宫观，以求取冥界的福报，却对于自己生命所由来的祖先，茫然不加省察。因而我对率口这一族赞叹、羡慕而长声感慨，为他们执笔不能停下，难道只是出于对水源木本的私情吗？从今以后，凡是在祠堂下办事的人，都要仰望祖先的功烈如同亲自在前，抚念先人的产业日益充实，想着以继承先人事业为志向，大大振兴世代的风俗，使其成就超出华美的建筑和祭祀器物之外。宗族中的贤能者和博学大儒，今后还将有不止一篇文章来拟写其后。我记得《诗经》说：“难道没有别姓的人吗？不如我们同姓的人。”所以写下这篇记，并私下有所告诫。婺源县庙学重修记

译婺源儒学在县城西面的山麓。凡是兴废修建的功业，通常都有记文，唯独泮池一直是缺典，求学的人对此感到遗憾。成化丙午年，进士、即墨人蓝君章奉命前来任知县。大约一年，政务已有成效，于是依次修缮大成殿和两庑，创建学门和藏修之居，修饰并翻新明伦堂。科举名次有表彰，释奠礼有器物，而在泮池上所用的工力尤其多。原来学宫距离水源很远，没有可以引水的地方；只有冲山有活水，可以开通道路引来。有见识的人虽然私下谋划过，但力量不能完成。蓝君首先捐出俸禄，聚集工匠，开山通渠。水渠长达数百丈，把水流从射圃北面曲折引向左方，经过馔堂，经过三贤祠，又转向南方，开始汇聚成池。修建石栏把它环绕起来。竣工那天，山更加秀美，水道开辟而且深邃，草木含着光辉，弦歌诵读各得其所。与古代泮宫的制度相称。大概整个工程没有劳役百姓，费用也没有使官府困乏，却成就了这样的伟业，成为各县之冠。如果不是蓝君有过人的才力，不能谈到这一步。于是训导李君仁详细记下这件事，来到休宁，请我作记。唉！君子爱护他人，小人容易役使，这些都根本出于教育。通往泮宫的道路，正是教化所由产生的地方。我们的文公先生确实出生在这个地方，他的故里巍然存在，可以与邹、鲁相比。至于祠阁已有记文，经书子书也有题跋。凡是使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担心人们沉溺于科举考试的习气，奔逐于纺织文辞的技巧，而不专心从事圣门之学。希望与求学者深入探究、努力践行，也许当地风俗可以因此彻底改变。至道大概就是先生这样的训诫，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又哪里需要鄙陋浅薄的言辞来补充呢？只是泮宫既然已经翻新，圣人的恩泽就更加宏大，教化也更加兴盛。在上位的人，更应相互期望以子惠百姓为心；在下位的人，更应彼此告诫，以刚愎放纵为耻。我们的文公先生所说的专心从事圣门之学、使风俗一变而达到至道，将会在盛世中成为天下的先导，以此上面报答圣天子建立纲极、扩张治理的意旨；也不只是凭借建筑的华美、开凿的辛劳，暂时成为各县闻名的工程而已。蓝君治理婺源，像广泛储备粮食、赈济孤苦、修造桥梁、消除虎患等，政绩非常多。他还利用闲暇，重新修葺文公年谱、语录，并编刻云峰胡氏家集以传后世。这样大概可以使教化与养民两方面同时兴办，不辜负有志于学道的君子。他的名声和官位将一同上升，他用来利济这里百姓的事业，也将更加宏大。因此婺源的最初政绩不可不记。县丞李君应钟、主簿于君晟、典史陈君某，以及教谕廖君絅、训导张君节，都能捐出俸禄来相助。生员孙普、程禄、陈俊、王道辅，实际主持了这项工程；李君又尽力协助这次举措，尤其勤勉。因此记下它的完成情况，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继承这份志向而不使它毁坏，那么婺源人的幸运，难道会有尽头吗？《道一编目录》后记 天地宇宙之间，道只有一个而已。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在人身上，就成为本性，具备于心中。心哪里会有两个呢？只是心被形体和气质的私欲所遮蔽，后来才有了偏离本性的所谓“性”。因此圣门的教诲，在于恢复本性。恢复本性的根本，不过是收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颜回的“四勿”，曾子的“三省”，子思所说的尊崇德性、探究学问，孟子所说的先确立伟大的根本而使小的方面不能夺取它，这些话分明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实在是因为心不在这里，就没有穷究事理的根基，又怎么能指望充分发挥本性而达到天命呢？中古以来，离圣人越来越远，老、佛两家兴起，把忘言绝物看作高明；训诂之学流行，把讲解分析、编排缀辑看作功夫；辞章之学盛行，把哗众取宠看作成就。由此，心性之学昏暗而不明，阻滞而不能实行。即使董仲舒、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在这方面还略有不足，又还能对其他人期待什么呢？周子在千年之后出生，才开始阐明心性幽微的旨趣，推究体用的最高功夫，向上接续孟子的正统传承，而程子确实亲自承受了他的教诲。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希望人把已经放失的心约束回来，使它反复进入自身，自然能够寻求向上的道路，由下学而达到上达。” 这话说得多么切要，心意又多么诚恳，他对后学的期望是怎样的啊！然而最终没有人继承他的统绪。于是朱、陆两位先生在洛学衰微之后出现，把各自的学说在长江东西讲授，天下士人纷纷追随。然而两位先生的学说不可能不与他们早年有所不同，而最终又同于晚年；只是学者独独没有加以考察。至于说朱子偏重探究学问、陆子偏重尊崇德性，仿佛他们一生都不能统一。唉，这难道是善于谈论德行的人吗？朱子所说的探究学问，本来以尊崇德性为根本，难道像后世那些讲解编缀的人一样，竭尽力量于陈旧言辞吗？陆子所说的尊崇德性，本来以探究学问为辅助，难道像后来那些忘言绝物的人一样，把心力全用在枯坐上吗？我实在担心心性之学将要在世间重新变得昏暗、阻滞，而学者又习惯于认为道只有一个、不应有不同。关于其中的缘由，我已经在篇中详细考察并写明了。兖山汪氏重建祠堂记

译新安汪氏大多奉唐越国公为祖先，号称最为繁盛。居住在休宁兖山的一支，是从歙县迁来的，族人更加兴盛。其中有位俊彦叫世行君，从新昌辞官回家，家中各种事务还来不及办理，便首先倡议弟侄，承接本族父兄的志愿，把先祠翻新为六楹。中间专门奉祀越国公的高祖、曾祖、祖、父、祢，左右依次排列在上方；各旁亲的神主，左右依次排列在两旁。以重门作界限，以周围的围墙环绕。神厨、祭器库等，一概按照规制设置。工程开始于成化丁未十二月，完工于弘治戊申八月。竣工那天，昭穆秩序更加严整，宗族全都欢喜，认为四时祼享的礼仪有了依据可以实行，五服袒免之亲有了依托可以聚集，百世孝敬的风气有了开端可以兴起，不可没有记文来告示我们的后人。于是汪君向我请求，而我很久都不能胜任。后来偶然询问他建立祠堂的意义，他说：“我听说乡里的先贤有陈定宇氏，是一时的大儒；他的上世本是唐鬲山府君的后代，陈氏先祠确实在其中奉祀他。我们奉越国公为主祭祖先，就是本于定宇先生的意思。又听说浙江浦江有义门郑氏，累世同居；他们的先祠连伯、叔、群从以及男女各支的神主都一并奉祀。上级曾经表彰他们的门第，他们把家法传播给四方。” 我们所以建立旁亲的祭祀，就是采用郑氏的例子。其余一概遵循朱子《家礼》和本朝颁行的定式，同时施行，不敢违背。我们所以承继先人的志向，使祠堂事务更加隆盛，就是如此而已。我听了这些话，惊惧而叹息说：唉！先王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礼制，流传后世作为法则，记载在典籍中，明白得像日月一样。中古以来，穿儒服的士人心里知道这些道理，却力量不够；公卿之家有条件实行，却没有闲暇。更严重的，有人装饰寝室来供奉妻妾子女，修饰台榭来与宾友宴饮作乐，大量捐钱给道观佛寺，向鬼神献媚以希求冥福；他们不懂事理竟到了这种地步，却还想让百姓习于正道、礼教兴盛、教化普及，难道不是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吗？像汪君这样有志于恢复古制，又有志于端正家法、留给后世并借此教化一乡的人，难道不是当今很难得的人吗？汪君名道，字世行，以乡试中式进士出仕，初任湖广醴陵知县，后来又任江右新昌知县，一向以德政闻名。他曾经主持迁建学校、修筑城墙等工程，都是难以集成的事务，汪君却从容完成了。又上疏陈述推行家礼、尊崇宗祀十条，多有匡正时弊、改善风俗的见解，朝廷采纳后施行。君子的学问确实如此：由修身推及齐家，再施行于政事，不能歪曲。写下这篇记以流传，使那些在升降、祭祀器物之间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地振作起来，警惕地思考，谨慎遵守礼文，崇尚孝敬，并以流俗逐渐侵蚀正道为忧惧。这样将不会扩大汪君的志向、使越国公更加增光吗？汪君的父亲名伯善，读书而喜好行义，乡里称他为长者；兄长名世宁，亲身践行孝悌，以此率领族人、振兴家业。他们都对这座祠堂十分尽心，所以一并记下。恭谦堂记 祁门善和程氏的老人说：“用亨和他的兄长用仁极其友爱，凡是车马、衣服等可以共同使用的东西，从不分你我；凡是饮食中有一件美味的东西，不等彼此都到齐就不进食。用仁出门到傍晚还没有回来，用亨一定迎候；如果用仁醉酒回来，就扶着他送回寝室，然后才退下。有一人患病，另一个整日整夜不离身旁，直到病愈才停止。应酬宾客、往来交际，以及一切家政，都必定共同商议，意见相合后才实行。因此家人也受到感化。弟妇汪氏侍奉嫂子端正有礼，就像兄弟一样，彼此和睦没有二心。子侄中有胜任读书的，大家必定共同教导，没人敢喧哗。”用亨的父亲叫孔隆，是处士，家法极其严格；有见识的人预料他的兄弟能够成就事业，是有道理的。乡里人赞美他们，给这座堂题名为“恭谦”，大概是想把孔隆比作杨氏家族中播名的长者，把用亨兄弟比作杨氏的椿、津。他们得到乡里称誉，就是这样。前进士、任黟县知县的江侯听说此事，亲自大书匾额，但还没有人为它写记。如今侍御佀公来任郡守，寻求逸民来辅佐政务，用亨就在其中。乡里人又啧啧赞叹说：“有谁能像程氏兄弟这样恭敬谦逊，而家族又不善美、不能使这美名一致传播呢？”他们的姻亲、外甥方英和林彦方，十分担心堂名的事情不能彰明，便开始请求我作记，说：“希望您不要推辞，以此告示后来的人。” 我看宏农的杨氏和广平的程氏，自魏晋以来，同列于高门大姓之中，都以家法闻名。天下的谱牒副本都存于有关官署，论说他们的世代沿革，彼此相等。杨椿、杨津都年过六十，恭敬谦逊的品行不衰，国史记载了他们，大贤君子也有所取法。如今用亨也六十岁，用仁六十二岁，年老而笃实行义，也可以接续宏农杨氏，而无愧于上天所彰显的德行吗？然而杨椿、杨津都登上台鼎之位，一时声名赫赫；用亨兄弟却以平民身份居住在山林之下，怀疑他们有所不能与之并列，大概不是这样。上天所赋予我们的东西，难道会因隐居或显达而有所限制、厚薄不同吗？中古以来，固然有身居人上却兄弟阋墙、挽袖争斗、无所不为的人；显达而邪恶，难道反而比不上隐晦而善良的人更为安泰吗？不过，轻慢是恭敬的敌害，傲慢是谦逊的反面。恭敬谦逊作为美德，和顺就吉祥，吉祥就长寿，家族因此兴盛；傲慢轻侮作为品德，乖戾就凶险，凶险就招灾，家族因此衰败。这本来就是君子所谨慎的，尤其在兄弟之间更为切要。用亨对兄长友爱而恭敬谦逊到这种程度，这种品德流布开来成为全家的和睦，聚集起来成为一身的吉祥，进而享有耄耋期颐的长寿，难道不是已经在这里显露征兆了吗？子孙继承这种品德，认为这样才是正确，效法这样去做，家族会更加兴盛，宗族会更加繁茂，并有望与椿、津这样的贤者相提并论，成为后代的异事。这样看来，一座堂虽然不大，却关系到伦理和世代教化极其深厚，理应写下记文流传。用仁名恕，号拙翁；他学习《春秋》，屡次在科场失利，而隐去用亨这个名字，号朴庵。他们的先祖与我同出于广平，自晋代新安太守元谭府君因请求留下而居住郡中，传到梁将军忠壮公，声望更加显赫。忠壮公之后分居于休宁、祁门，昭穆次序都保存完整；而我比他们年长两代，详情见《统宗谱》。春风堂记

译休宁北郭程氏有个名叫万钟的人，曾经建造一座堂，以“春风”为名，取自大程夫子在汝阴的事迹，认为其中意义重大，来向我请求记文。我惶恐地不敢承当，说：“夫子从学于周子，向上接续孔子、孟子的传承，道德深厚涵养，几乎有难以用名称完全概括之处。所谓‘春风’，只不过出自门人朱公掞氏。后世体会这句话，追想他的风采，觉得如同天人般光彩照耀，却不能亲近接触。这哪里可以轻易谈论呢？发出吟风弄月的兴致，没有人能与他同归；获得傍花随柳的快乐，没有人能够理解。夫子的春风，从老师那里得到、在自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后来的学生哪里足以知道呢？然而拿与它相近的事来验证，也还是可以窥见其中的万分之一。夫子曾经与伊川一同游览佛寺，僧人纷纷跟随夫子，而伊川却独自走在前面。异端尚且能在突然之间被驯服，更何况士人呢？新法推行时，他不嫌弃条例司的官员，而荆公却把他看作忠厚而无才的小人；甚至在喧闹争论之后仍能如此，更何况君子呢？平日端坐如泥塑，及至与人交接，就满面和气。寄居外地的生客尚且在遥远之际受到他的仰慕和感化，更何况州闾宗族中的人呢？朱氏所说的‘春风’，虽然像是一时偶然得到的言语，实际上足以写出夫子精粹的容貌和充盈于背的德性妙处，难道不是善于谈论德行吗？” 万钟从他的叔父友云先生那里接受了这一说法，文通把它题写出来作为堂名，难道不是能够自己得到老师教益的人吗？然而把老师作为师法对象，却不寻求怎样亲自践行，是不可以的。居处要以谦逊柔顺为本，不作暴躁傲慢之举；持家要以和睦为本，不作乖戾冲突之事；处理事务要以温和宽裕为本，不显露愤怒乖戾的神态。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不愧为时世和谐、太平盛世的百姓，而这座堂也可以因此显扬。谁说夫子的春风，人不能按照自己的身份有所承受和效法呢？如果只是用来表示尊重，认为大贤不是自己敢于企及的，那么将会只剩下堂名而没有实际行动，像从前人们讥笑的铁炉步一样，难道不值得害怕吗？我因万钟与我是同乡同姓而感到喜悦；他谨慎诚实、喜好礼义，不忘先人的训诫；友云又是乡里的老儒，对侄辈的期望非常深远，所以为他作记而自谦浅陋。后代子孙行为败坏、学业荒废，不能替夫子效力，真令人凛然产生望洋兴叹之感，却不知道这是自己丧失了什么。《篁墩文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十七 （明）程敏政撰 ○记 浙江湖州府新置孝丰县记 湖州在前代号称吴兴，郡的设置和废除不止一次，通常统辖乌程、归安、长兴、安吉、德清、武康六县。元朝末年，这片地方归入张士诚的势力。我高皇帝兴起，拯救百姓于溃乱之中，首先命令将领攻取安吉、长兴二县；过了很久才攻下，张士诚把湖州归还职方，湖州又统辖六县，至今大约一百三十年了。成化年间，王君珣奉简命任知府，数年之间政令推行、恩惠遍及，每次巡视所属各县，总要召见各县的耆老来询问政事。耆老说：安吉县辖十六乡，编为九十五里，地势险远，人们习惯于不善，过去曾有像弄潢池一样起兵作乱的事情。直到朝廷调动勤王军队，太平、金石、广苕、浮玉、天目、鱼池、孝丰、零奕这八乡才平定；它们编为四十多里，其中有汉原乡的废县城，巍然还存在。长兴县辖十五乡，编为二百六十四里，其中零顺、晏子、荆溪三乡，共编二十七里，离长兴很远，离安吉却很近。如果划出安吉的八乡设置一县来管辖，再把长兴的三乡划归安吉，那么地域远近就适宜，百姓中那些不安分的人也容易逐渐改变，这大概是可以长久有利的吧。王君听到这些话，立即认为正确，又广泛询问民情，考察核对地图和文书，亲自写成奏疏上报。诏令下到户部，户部请求核实上报的情况；布政使张公敷华、按察使毛公鸃也都认为王公所奏便利，奏状上报后得到批准。于是依照当地乡名给县定额号为孝丰，发下印信，任命县令、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仍旧统领天目、松坑二巡检司的事务。朝廷命王君与分巡参议李公昊亲自前往勘察地形，创建官府，修筑城郭，开辟街巷，划分市肆，营建庙社和儒学宫舍，一一规划确定，仿佛上天启发事业；规模宏大，工程完工那天，欢呼声传遍田野。人力用尽却不以为劳苦，钱财花费了却不以为困乏。大概是王君不把艰难留给后人，以一己之身承担兴利除弊、兴废起衰的责任；藩司、臬司的官员也没有因为事情不是自己发起的，就阻挠经营地方、惠及百姓的功业，所以谋议能够相合，足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于是王君派人来请求我记载工程完成的情况。我曾经任职史官，私下考察过高皇帝治理天下疆域的情况。自戊申年改元洪武以来，凡有沿革、增减，朝廷无不竭尽力量；然而湖州所属各县仍然有些事情没有完全办理，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怜悯长兴、安吉长期戍守并且劳苦，所以伪吴平定时，就把它们纳入内地，使百姓稍稍得到生养，不忍心在百姓创伤尚未恢复的时候再次厘正区划、使他们劳苦吗？至于与顾王君请求创置一县、把三乡分别隶属其中的奏请，确实在戊申年。到了今天子改元弘治之年，年历已经两次更换。分掌地方治理的官员，竟能补足高皇帝遗留下来的制度，成就这件大美事，难道是偶然的吗？《春秋》的法则，凡是筑某地的城、戍守某处，都谨慎记载，正是为了百姓；何况在制度制定以后开创长久的利益，在天下太平的日子消除后来的艰难，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记，使在这里做官、求学、成长的人共同体会王君的心意，保护这项成就，从今以后谋求它永不废替，使孝丰成为天下仰望的县邑吗？王君是曹县人，成化己丑年进士，历任太康、信阳二县知县，有治理政绩；后来被召任南京监察御史，至今仍任此官，又因政绩卓异受到荐举，获得一次赐诰并晋升官阶。此后名声将更加显著，地位将更加尊崇，事业实在没有穷尽。” 翕乐堂记

译东南地方的人，即使是大家巨室，也常把分割家产视为惯例；但分割家产后还能彼此和睦的，也确实被认为很难。分产以后彼此争斗诉讼，直到年老仍不能相容的，也往往有之。至于同居而友爱和善的，像祁阊县邑南康志高处士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千百人中只有一个吗？处士性情仁厚而诚实谨慎，年少时失去父母，却能十分恭敬地奉养老兄志仁、志忠，对弟弟志英抚养得十分深厚。他娶方氏为妻后，家境渐渐富裕，却从未把一钱一尺布帛私藏起来。有三个儿子、八个侄子，仍然共同起灶做饭，没有一句争议。于是建造一间屋子，作为兄弟子侄欢聚快乐的地方。他的从叔亚卿用和为堂题名，写作“翕乐”。当时处士已七十岁，正是五月二日的生日。他的乡里人饶君棨、汪君机，以及处士的儿子佑、侄子价，都有在学校同游求学的交情，准备在这一天带着酒到堂上，为处士庆寿。休宁人请我作记。唉！家族的兴衰，取决于兄弟和睦还是乖戾，这种道理由来已久。然而因和睦而兴盛的占十分之一，因乖戾而衰败的占十分之九。所以《常棣》诗写入经书，作为重大的警戒；但世上能够实行它的意义的人，总是很少。康氏近在我们乡里出现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吗？一家人的和睦流布开来成为一身的吉祥，这就是获得长寿的道路。我知道处士从今以后，将由七十岁超过八十岁，接近九十岁，直到达到期颐的境界；身体更加康健，寿命更加增长，白发苍髯，兄弟如埙箎相和，一天比一天兴盛。有司一定将到他的住宅行礼，使他在乡饮酒礼中居于正宾、僎宾的位置，为乡里增光。贤良的子侄又将进京参加计偕，承受他的慈颜、奉养他的志意，以彰扬处士的德行善举。看见的人受到激励，听说的人感动仰慕，更加笃实友爱恭敬的风气，并以兄弟争斗、挽袖相搏为耻。这座堂的名称，难道不会在当时显赫光耀，成为祁阊山水的光彩吗？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处士，又因病后文思衰弱，不能充分写尽这座堂的美盛。然而诸位君子尊重年长者、喜好德行的心意不可辜负，所以姑且写下这篇记。蕲水县南门浮桥记 天下的事情，有可以停止却不停的，有不可以停止却停止的，都是不对的。可以停止却不停，就会使百姓劳苦；不可以停止却停止，就会使事业毁坏。君子治理政事，一定要斟酌其中的适宜程度而制定制度，使百姓不劳苦，事业不毁坏，又足以成为我们长久的利益，这才可以。像今天蕲水县所谓的浮桥，我认为就值得取法。当初，蕲水有一个渡口，在县城南门，正处驿路要冲。每到冬天就架木为桥，春天涨水，桥便毁坏，只能用船来渡；船不能承载全部行人，坠水溺亡的事情随之发生。秋水干涸、沙滩礁石露出时，桥又不能及时建成，船也不能马上到达；每年耗费白金几十斤，责令六名渡夫承担，而百姓常常苦于渡河。年复一年，没有人深入考虑这件事。婺源潘君珏以成化甲辰年进士身份擢升为蕲水县知县，曾恭敬拜谒宣圣庙，召来他的师生交谈。当时前任教谕周同伦、训导杨复初、周宽，以及诸生王泰等人，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他。因为渡口正当儒学之前，他们完全了解事情经过，而潘君也首先表示赞同。他心里盘算说：‘一定要建浮桥，使守桥的人按时收放，或许可以长久。’但那几年连年歉收，不能实现志愿。正好巡抚都宪马公来到，有命令询问各郡县兴革事务，潘君欣然把情况上报，并亲自前往查看水势，命耆民游泰测量河面的宽窄，以丈计算有六十丈，可以容纳四十艘船。但潘君担心百姓乘河水充盈、急于渡河而遭遇意外，便把数量减少为二十六艘。估算每年通常的建造费用不足以供应，于是招募富户，得到毕铨等人捐钱来帮助官府。潘君又担心吏员从中削减侵吞，亲自前往监督工程，命僧会悟智购买材料铁件、聚集工匠人力。工程开始于成化丙午年七月，完工于十月。每艘船纵长若干尺、横宽若干尺，用巨板砌成，以铁索维系，长度与河面相等。每年增加渡夫四人，水面平静时就放桥渡人，水势上涨时就收起等待；东西往来如同走在平坦道路上，行人欢呼，居住在这里的人庆幸赞叹，认为这是长久的利益，确实从今开始。若不是贤明的县令深入考虑百姓事务，节省他们的劳苦、减轻他们的费用，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如此。于是周宽、现任教谕傅楫、训导徐贤以及诸生毕鹏等，详细记述这件事，请求我作记。唉！这不就是所谓事情出于不可停止的情形吗？只有事情确实出于不可停止的需要，所做的才都是义而不是利；向上陈述，上级就听取而不加阻挠；在下倡议，百姓就响应而不喧哗；谋划时共同参与，实行时果断迅速，因而成就它。利益之大，竟有如此。若不能在事情中斟酌适宜的程度而贸然行动，有时就坐在那里任由事情毁坏，有时就起身使百姓受劳苦，又有什么可以选择为义的呢？难道还会有闲暇顾及君子的讥讽吗？何况学校是公论产生的地方，所以赶快称赞潘君的贤能。即使只是修桥这件事，也首先符合先王拯救溺水者、帮助渡河者的遗规；那么他其他政务中顺从善道的情形，也可以由此知道。将来他的名位一定会迅速上升，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天下所谓可以停止却不停、不可以停止却停止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大力彰明义利之辨，使功业政绩充分显现出来；而蕲水正是他开始施展才干的地方。既然如此，这座桥将会寄托百姓对召公甘棠的思念，难道可以没有文字记述吗？潘君字玉汝，生于朱子的故乡，非常努力地诵读朱子遗书；并且我与他有讲习的交情。因此我赞美他出仕不久便施惠于民，又知道首先应办的事务竟能如此。让后来的人有所考察，也有所劝勉，以继承长久实行的谋划。松岩记

译我的同宗贯用本世代居住在祁门善和里。他是长史孔著的儿子、方伯用元的弟弟、进士昊的父亲。长史去世已经很久，方伯又在壮年时死于任所，进士也早逝。用本常常悲痛不已，无法排遣，准备把自己的堂命名为“三思”。不久他梦见异梦，说有人纵火想烧毁他的住宅，后来经过窦峰的人赶快前去救火。到了山的转弯处，只见两座山崖直立，水流交汇的道路中有一块平坡；长史躺在上面，用本坐在下面，进士侍立一旁。于是谈到给堂命名的意思，进士说：‘“三思”出自季文子的话，是对事情有所疑虑的意思，不相协调，请改为“时思”。’长史说：‘“时思”又不如“松岩”雅。我们的先世居住在这里，堪舆家认为这是好地方。自武魁府君以来，代代都有显达的人，近来大为人力所损坏，借助你的力量，赶快把它修完整。在山上种松，并且修复先祖的坟茔，也多种松树来遮蔽它们；这样思念先祖中最重要的事情，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于是便以“松岩”为名。话说完便醒了，立即亲手记录下来，派他的二儿子旻来到休宁，请我作记。唉，这难道不可以称为奇异吗？古人说梦由于有所因由，大概白天有所见，夜里梦境随之而来，通常只是得到仿佛的形象，不能追问究竟；从来没有像这样在耳边教诲、当面告命，详细而审慎的情形，难道不是由于一个念头感应而成的吗？上面仰慕他的父亲，中间怀念他的兄长，下面思念他的儿子，人的至情，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切，而用本一人身上全都具备了呢？因为求念诚恳，所以梦境真实吗？《诗经》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于神明。’何况父子兄弟本是一体而分为不同的人，呼吸相通，精神相连，心中不能解脱的情感呢？按照这个道理推论，这件事也有不值得惊异的地方。松树是长年不凋的植物，它的操守可以经受霜雪、傲对风日，不是一般那些早早发芽、很快凋萎的花木可以相比的。长史因此给它命名；用本虽然赞美他修复废坏、补救坠失的功劳，也把它比拟为长寿兴隆；他的操守坚贞，到了这样以后，大概才可以在地下瞑目吧？那些以孝闻名的人，亲属一旦去世，听到临终遗言必定痛心刻骨；何况这是在亲人去世以后得到、在梦寐之中接触到的，他的感受该是怎样呢？他将终身奉持这番教诲并依此行动，不敢有一天忽视它。虽然如此，我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过去松树曾经出现在丁固的梦中，解释梦的人说：‘这是十八公。’后来果然应验，大概松树作为祥瑞由来已久。那么长史、方伯、进士三人没有享尽的福报，必定要开启征兆来给用本的后人看，使他们知道努力，以求符合这个梦境吗？我知道用本起初虽然免不了悲痛，最终却会有所释然。我与善和程氏，都是梁将军忠壮公的后裔。已故尚书襄毅公向来与长史父子有深厚的宗族情谊，这种情谊和善美好，可以流传百世。有一天，旻和他的同宗兄弟们，个个资质秀美，喜爱求学，等待在功名场上一展身手的人，密集如林。这个梦的征兆，或许正在这里吧？桂岩记 歙县大里人汪铣，字廷润，是我朋友成都府倅文明的儿子，固始县令良贵的堂弟。他仪表俊美，喜欢求学，每次屈尊来访我，言谈举止从未越过规矩，我很喜爱他，认为他是大里汪氏的优秀子弟。有一天他请求说：“我的先祖六世祖碧山翁，曾在居所厅堂后种桂树，题名为‘丛桂’，并祝愿说：‘希望我的子孙能像这些树一样。’到如今可以说已经很久了，而树木更加茂盛。我的父亲和堂兄遵奉先人的训诫，以经学奋发进取，于是进入国学，在朝廷应试，在盛世接受郡县任命，差不多可以与先祖的祝愿相符了。但我不能读父亲所读的书，所以取名‘桂岩’，借此警戒自己。只愿先生有一句话能启发小子的志向，那就幸运了！”我推辞不过，便告诉他说：“你用‘桂’来取名并有所取法，是将不忘先世为后人积累福泽的用心。然而桂树这种东西，难道仅仅可以用来比喻显达的士人吗？小山之歌招引隐士，用桂来比喻隐士，已经由来很久了。桂可以驱除邪恶、守卫正道，功效与灵芝相同；可以坚守节操、磨砺品行，操守与姜相同。它的意义如此宏大，用处如此广泛，却只留意于郗生以桂自负的做法，恐怕先世寄托的心意并不止于此。” 所以我也将对你有所劝进：你年少而才器出众，承继世代有文献传统的家族，又不断求学，一定会思量建立大事业，以远大的成就光耀先世，继续你父兄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或许可以吧？保持正气而不气馁，砥砺志向和品行而不改变；处于隐退时，就像淮南王歌咏的那样，虽隐居而不怨恨；出仕时，就像郗诜回答皇帝那样，虽显达而不自夸。这样，才算没有辜负先世的厚望，也使你的父兄感到荣耀。只是我已经归田，常常苦于多病，药物的需要，实在要借助桂树来辅助自己。将来有一天，我或许头戴幅巾、手持藜杖，来到大里汪氏的居所，在树下徘徊，攀取带露的桂丛，汲取天上的香气，歌咏小山的词章，取金粟花来佐茶，边饮边考察你的学业成就。到那时，恐怕会有分不清你是桂、桂是你的情形吧？如果这样，才真正可以称为汪氏的优秀子弟。” 清风亭记

译凡是能够寄托人们的追思、显示风范而劝勉后人的事情，原本并不在于事情大小，也不在于所处建筑华美还是简陋，因为其中自有公正的议论。世上的郡县长官，确实有喜欢兴建工程、崇尚修饰官署和美化驿馆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可以说规模大而且华美。然而不久便被后人指责、叹息、讥笑的，处处都是。一座园亭既小又简陋，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可是后人共同谨慎地修葺它，登临吟咏，远望而怀念，听说后便不断歆慕，那么是什么使人达到这种地步呢？一定是有道理的。我看到绩溪县治中所谓的清风亭，便有所感触。当初，济南李公宗仁在成化年间，因任监察御史时触犯时忌，被贬为绩溪主簿，但他并不以官职低微为意，清廉勤勉、公正谨慎，十分得当地百姓爱戴。不到一年，县政便大为整治。于是利用闲暇，在官署西边的园圃里种菜、缚草搭亭，常常和宾客僚属在其中吟啸，有时坐在茂密的树下，临近方塘，举酒相互劝饮，大概是借此忘却远离京国的遥远，稍稍减轻处理文书、奔走办事的劳苦，把萧闲简远的情趣寄托在炎热尘埃之外。因此题写亭额为‘清风’，作诗记述，宾客僚属也作诗唱和，这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胜事。皇上开始革新政治后，李公被起用离开，又任宣城知县，后来因推荐来守徽州，而原来的亭子依然巍然独存。临安高君梁任绩溪县令，多次经过并在亭上徘徊，说：‘这是君子遗留下来的恩爱。’于是修葺并更新它，用来满足百姓的怀念之情。举人许魁、士人程儒经由休宁县山中来见我，请我写记。唉！官署的华美、驿馆供应的丰盛，用来取悦人们、向上官求取声誉的，世上难道没有吗？只是君子终究不会用这些来替代清德。这样看来，观看‘清风’这个名称，能够使污浊的人变得清白，使暴虐的人变得仁慈，使困顿的人心情融和，使喜欢夸功的人收敛，那么亭子虽然很小，而清正的公论却保存下来了。高君在这件事上，可以说知道什么才是值得重视的。宋代苏文定公被贬任绩溪尹时，曾出郊看见双岭十分秀美，于是建作‘翠眉亭’，至今仍流传称诵。那么，李公将来声名和官位一同上升，事业也随时运亨通，默默地继承在文定公之后，使两座亭子在水乡山城之间并立，成为永无穷尽的美谈，难道不是盛事吗？”},{ 祁门孚溪李氏先祠石桥记 徽州李氏居住在祁门的，号称孚溪李氏，尤其兴盛，建有先祠，合族祭祀祖先。祠前的桥塌坏已经很久，没有修治，弘治辛亥年五月才得以重建。族人把事情的始末全部来告诉我说：“我们族人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彻的，大概是各支李氏的祖先。李彻之后第八世有府君秀实，再次迁入孚溪，使家族兴盛发达，给我们后人留下福泽。按推算，他出生在宋太宗祥符年间，有六个儿子、二十五个孙子、一百零二个曾孙，后裔实在繁多，但后来逐渐分散。到元至正庚申年，裔孙见山才首先倡议在府君墓左边建祠，奉行祭祀，并配以族规、条戒和约束后代的规条，用来世代遵守的制度已经完备而严密。到现在已有一百三十年，祠堂也曾中途毁坏而重新修建。只是那座桥被虫蛀，行人经过很危险，有时涨水，甚至不能按时前往祠堂供奉、拜谒，族人对此很忧虑。”又说：“本辉和以中商议，计划把木桥改为石桥；向工匠筹划时，工匠说工程巨大、费用很多，非得一千六百名工人不可。于是向族人募捐，李源义官景瞻首先响应，承担一半责任。桥址查坑、福州、流口等支派的族人，也各自按能力捐出财力，景瞻的儿子、侄子又召集自己支派的人捐出一半来帮助。” 不到一个月就报告完工了。石桥像长虹一样横跨，桥栏密集如梳齿，灰泥孔洞坚固，白垩涂饰鲜明；山仿佛被刀削过而更加明丽，水仿佛被洗涤过而更加妍美。李氏祠堂和桥都焕然一新，行人走得平坦，观看的人啧啧称赞，说如果不是本辉、以中谋划开始并筹划完成、集中力量办成此事，那么景瞻的功劳最多。”敬宗族、兴起衰败的举措，在这里达到了盛大程度；如果不刻石记名，怎么能把它昭示给我们的后人呢？于是我拜谢并请我写记，我答应后进一步说道：“希望还要有所补充。凡是李氏的后人，也应该知道敬宗族、兴起衰败的道理，向上效法古人，不与流俗为伍吗？请让我以桥作比喻：隔着一条水，一定要借助桥才能渡过；桥的成败，关系到渡水者的利害，实在不能苟且，何况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呢？人活在世上，他所谓立身保家，是极难渡过的险阻，难道仅仅是一条水的阻隔吗？然而如果不以学习打下基础，不以品行加以持守，就必然有仰望浩大而不可达到的叹息。那么，学业和品行的成败，对于一个人、一家人的利害轻重，究竟如何呢？由此推而广之，它所带来的重大益处更加深远。所以凡是李氏的后人，从现在开始，学习一种学问、修养一种品行，都必须像这座桥积累功力后才得以建成、然后才能渡人一样，逐步完成事业。” 隐居足以使自己受益，做官足以使他人受益，这样以后才无愧于最初迁居此地的祖先。祖先留下的谋划，以及诸位君子所成就的美好功绩，由此看来，建桥虽然只是一件事，但它所关系到的兴励和劝勉，难道不是深远而重大吗？这实在不能没有记载。景瞻的先祖名昭，三次从孚溪迁到李源，传到第六世才有景瞻；他以品行和义举在乡里著称，去世后又择地安葬而得吉地，孚溪人都认为这是孝顺诚心所感召的。景瞻的儿子彦夫，是郡学学生，才具出众而喜爱学习，跟随我游学，进取不止，推算他将来的成就，应当会使家族在后世显赫。”},{ 着存堂记

译祁门阊里的胡氏，有一位名奉、字大本的人，是一族中的俊彦。他曾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科举学业，学业将成时，接连失去了父亲仕达翁和母亲饶孺人。胡君认为自己俸禄微薄，不能及时奉养父母，于是停止所学，不再追求功名。后来间或建造一座堂屋来奉祀双亲，早晚思念他们，仿佛亲自面对父母。每逢年节设置衣服、进献食物，都极其谨慎。到这年他已经六十岁了，志向仍丝毫没有改变。县人、郡守汪公孝之为他的堂屋命名，叫‘着存’，以彰明他不忘父母的心意。君子的女婿程循等人赶到休宁县，请我记述此事以传后世。我长期抱病，无法答应。过了一年，程循等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我口授一篇说道：‘你侍奉父母，大概是人的常性，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就是庄生所说的心中没有一点隔阂。世道衰落，风俗浇薄，人性离散，活着时能够尽力奉养父母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还能时时思念父母，仿佛他们常在眼前而不改变呢？那么，“着存”的意义，如果不是反省自身十分切实、穷究道理达到极致的人，便不足以做到这样。这就是汪公为胡君命名堂屋，并且对胡君有所提升的地方吗？’一个人对父母所求的，是爱与诚实固然不错；然而一定要以继承父母事业、彰显父母声名为目标，而所谓继承、彰显，也不是贵贱贫富、得失利钝所能说明的。言语行为不敢违背古人，先修养自身，再以身作则治理家庭，并推广到一乡，使人称赞说‘这是某人的儿子’，这样或许才可以吧。胡君通晓《礼记》《春秋》两部经书，学问越来越深，办事越来越练达，连通达之士和博学大儒有时也自认为赶不上他。他参与修撰两朝实录，有关部门按照礼制行事，胡君参与其中；他结交仁德贤能的人，教导愚昧的人，救济贫困断绝生计的人，勤勉不止。他教育儿子蒙、颐、豫、巽、泰，孩子们都各有所成；又让蒙成为学校的生员，使家族世代继承经学和事迹。由此看来，胡君大概已经懂得古人所说的继承先志、显扬父母的道理，也无愧于‘着存’这个堂名的意义了吧？虽然如此，我也将对君有所劝进。我听说，舜到了五十岁还思慕父母，这确实是先代正人所示范的法则；但实际上只是约略说个中等标准，并不是故意限定做子女的只能做到这里。老莱子年满七十岁，还在父母身旁戏弄幼儿，这难道是因为年老或年幼就会使孝心有所增减吗？我知道胡君年纪越高，德行越盛，思念越深；长寿本来就是孝行的征验。《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就是常法。’又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胡君的志向难道只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吗？然而上天报答善人，常有不约而同、自然相合的事情。” 我又知道胡君的后代将有人立志继承先人的功业，声名与科举事业一同兴起，成为彰显先人声名的依托，家族将昌盛而兴旺。孝本来就是福庆的根基。这样一来，死者仿佛得以长存，隐晦者得以显明。为堂屋命名的意义，难道只是如此说说而已吗？我还来不及认识胡君，但敬重他的品行，希望将来有一天拄着藜杖、穿着鞋子到山中拜访他，登上他的堂屋，举酒相劝，并亲自考察他德行成就的结果。保训楼记 保训楼，是富溪程氏子弟太珍建造的，用来供奉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程氏的先祖，从晋代新安太守府君传十四世到梁代忠壮公梁将军；忠壮公又传十四世到唐代御史中丞都使公。都使公遇到广明之乱，组织乡兵，占据东密岩，以保全宗族、庇护百姓。他的从孙炳开始居住在富溪，炳的孙子可思，曾列举居所景色作八首诗咏唱，从此富溪的名称才开始显著。可思的元孙卓，出仕任歙州学正，开始以儒学倡导家族，家产也充裕起来。卓的儿子汝砺、孙子思礼、曾孙骧，三代都在当时有声望；骧考中宋开庆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家族更加显达。骧的孙子以忠、曾孙存、元孙亿，三代都有著述，收藏在家中。以忠的堂弟克绍，出仕为遂安主簿，曾表彰太守府君的墓域。存的堂弟又曾编刻族谱，建立祠堂，收合族人、遗训后代的制度更加完备。存的幼子僐，生齐；齐生三个儿子：尚德、尚褧、尚质，都能以光大宗族、振兴衰败为志，而尚德就是太珍的祖父。太珍认为先世曾多次结交当时知名人士，宋代有宗老端明公珌、左史吕公午、紫岩汪公宗臣；元代有虗谷方公回、筠轩唐公元杏、庭洪公焱祖、万户吴公讷；本朝有学士朱公升、春坊汪公仲鲁、主事范公准，有的曾拜他们为师，有的曾与他们交友。因此，先人在世时有庆贺之文，去世时有铭文；亭台屋宇、墓园都有说、记；编纂和唱和有序、跋，也有诗、词、赋。太珍担心这些文字散失而没有系统，于是告诉尚质和各位叔父兄长，共同拨地另建一座楼来收藏。凡是唐宋以来的文书别集，以及官府档案、公文之类，全部按类别附列收藏。青白色的囊袋排列有序，锦缎装裱的卷轴交相辉映，百代流传的手泽仿佛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富溪的山川也因此在一天之内焕然改观。于是题写楼名为‘保训’，和他的堂叔正思一同请我写记，用来告诫后人。唉！所谓训诫，是先世遗留下来的东西，做子孙的应当奉行并周旋实行，不能片刻忘却。古人本来有身为天子宰相的，却把山石草木留给子孙，并发誓不许卖掉；也有身为诸侯之子的，接受竹简三年，却因为不能学习而把它丢失。那么，先世留下的谋划和后人继承先人事业，像富溪程氏这样足以考见文献的情况，难道不是千百家中的十分之一吗？” 虽然如此，想到先人就一定要思考追随他们的足迹，敬重他们的言语就一定要思考践行他们的行为；谨慎地继承和发扬先人的事业，在楼宇宏丽之外，还要追求不辱没自己的出生，那么太珍也不能不自我勉励。我与富溪程氏同出于忠壮公之后，近来退居乡里，抱病终年，已经很久不再参与任何文章事务；但太珍请求我、专程拜访我、郑重以礼相请，来往十多次而没有自我气馁，所以我赞许他的志向，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然而我的心意荒疏、文辞浅陋，哪里足以配合他的诚意，增加这座楼的分量呢？”},{ 定宇先生祠堂记

译自从徽国文公得到河南两位先生的传授，这一圣道又在天下彰明起来。跟随他学习的士人，充分领会他的学说，大概都充实而各有所得。然而没有经过一两代传承便能不失真意的，已经很少了。定宇陈公先生出生在文公的乡里，卓然兴起，厌恶世俗学问的浅陋，直接以文公为老师。他的学问广博，大概没有什么道理不穷究，最后归结到极其简约；他的行为笃实，大概没有什么事情不核实，必定达到大中之道。但他生在衰乱末世，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的德行美善。先生也不因避世而烦闷，每天以著述为乐。于是文公言语中隐微的地方得以彰显，简略的地方得以完备，分离的内容得以统一，混杂的内容得以澄清。学习者有了依凭，不至于背离圣人。先生的道在当时虽未大为显扬，但继承前人、启发后人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先生家在徽州休宁县陈村，故宅在那里。族人繁衍，到第四世孙王旬时家境更加贫困，开始不能自存，故宅被乡里人占据。族孙彦威毅然率领王旬的儿子洪白，向官府请求恢复。知府福山孙遇和巡按御史莆田陈叔绍相继下令，让县里拿出公帑，把土地归还陈氏。彦威又率领族人性初等人，聚集材料、招募工匠，在其中建造祠堂。每年正月二日，全族人举行奠献礼。又依照先生本人的意愿，在八月一日祭祀始祖鬲山府君，并奉先生配享。到现在大约已有三十年，却没有人写记。彦威的孙子、县学生荣，具列事情始末，托付给我谢敏政，我不敢当。对方请求更加坚决，我于是惶恐地告诉他说：‘唉！圣道从来没有一天被天下遗忘，但人们能否听闻圣道，是有原因的。自从孔子关于博学与约束的训诫，传授给颜子一以贯通的道理，告诫曾子以及子思所阐明的明善诚身、孟子所讲的知言养气，前后建立的教法如出一辙。大概认识真实，行为才能通达；行为有力量，认识才能深入；二者像环一样循环并进，然后成圣的功夫才可以谋求，道才可以接近。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诸子百家任意出现，成为世间的大祸害。到了程氏、朱氏之后，断绝的学术才得以传承。从事于他们遗书的人，大多把自己听闻圣道自我夸耀。所谓认识真实、行为有力量的人，谁能真正当得起呢？这固然不是后学敢于议论的事情，但在百世之后被称为文公世系嫡传的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竟以训诂之学来怀疑先生，这难道是善于评论先生所处时代的人吗？那些训诂之士，有的夸耀知识繁多、争奇斗巧而流于迂曲；有的强行探索、用力搜求而习于穿凿；有的拘泥于单字隐语而陷入怪诞。’ 间或有一两点收获，也只是所谓偶然所得。要知道，先生的著作都在，我私下恭敬地阅读它们，发现他的言语简约而意义精深，文章丰富而韵味悠长。若不是对这一圣道有所闻知、内心充实到如此程度，怎么能这样呢？不以真实的认识作为学问，却把训诂当作认识；不以通达圣道作为志向，却把愿望和诚实推作实践。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讨论先生、探究圣道体用的全部意义呢？应该通过先生来寻求文公，追溯河洛之学，向上窥探洙泗之学，努力做到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本来就是士人的责任，也是先生对学习者的期望。乡里的后辈尤其不可不勉励。《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以此自勉。又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陈氏家族应当以此自勉。祠堂建成于景泰壬申年，出力最多的是彦威；荣能够阅读先生的著作，将来应当会在当时有所声闻。他追念先祖、向往圣道的诚意，远远超过流俗之人，按理应当把这些写下来。性初以下以及所有出力出资的人，都附记在碑石背面。”},{ 尚德堂记 文昌胡氏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大中的，本来居住在饶州安仁，元大德年间来任休宁主簿，对百姓施行惠政，曾把自己退食休息的地方题名为‘尚德’，用来勉励自己。题名三天后生了一个男孩，于是便用堂名给孩子命名。他任期届满时，百姓不忍他离去，请他把家安置在县城文昌坊东边，于是便入籍当地。第二代有一位名仕龙的，因为通晓经书，任徽州路学官，当时许多士人都依赖他的教导而成才，只有大中格外与众不同。从元大德到如今弘治年间，上下约一百八十年，经历四次火灾，左右前后的邻舍没有不遭受灾祸的，唯独胡氏的堂屋安然无恙，难道这就是所谓偶然的幸免吗？于是典教胡昭，作为大中的八世孙，具述事情来请我写记。唉！人的德性是上天赋予而成为本性的，尊崇它便吉祥，抛弃它便凶险。圣贤留下的训诫，只是要人崇尚德性而已。然而理与欲交战于内心，学习的人如果不明白敬慎与怠惰的道理，就不会知道德性应当受到尊崇。像樊迟那样的人，究竟有几个人懂得崇尚德性呢？而求得足以称许其名的人，像南宫适那样的，又有几个人能做到？由此看来，胡氏能够勤勉修身、启发家族，并得到上天的福佑，难道不是很难得吗？有人竟说天下胡氏大多以公满为祖先，认为自己是妫姓圣人的后代，于是怀疑题名的意义，嫌它有僭越夸耀之嫌，这实在大错特错。圣人的德性本来不是容易窥见的，但要寻求进入德性的门径，必定要从颜子、孟子开始。颜子说‘舜是什么人’，是为了扩大求学者的志向，使他们不以自己为小；孟子表达‘我不如舜’的忧虑，是为了警戒求学者不要自我沮丧。这难道不怕被嫌为僭越夸耀，而两位贤人却这样说了吗？所以我私下要对胡氏有所劝进：如果敬慎足以战胜怠惰，理足以制伏欲望，那么上天赋予我的本性，就可以逐渐恢复，使我归于善人吉士的行列，这就接近目标了。难道只是把‘尚德’看在眼里、熟读在口中，一遍遍说‘尚德、尚德’罢了？前代正人曾说，上天报答施与人的，最大的就是使愚者、贤者、不肖者各得其应；世人却只谈贫富、贵贱、得失、利钝，真可以说是背离正理了。胡氏的先祖曾经在我的乡里施有教养之恩，他们所受的报偿还没有尽。胡昭世代继承儒业，作为乡里的塾师，不断努力学习，于是想使先祖的德行永远彰明，他的志向尤其值得嘉许，所以我特意记下此事，并且用来勉励他的后人。”},{ 治绩亭记

译圣朝寻求贤才、谋划天下内外的治理，并不只有一条途径，但没有什么比进士甲科更受重视。士人从这条途径出身的，从元老重臣、辅弼大臣到百官，大多自我期许，立身于功名场中，认为比其他途径显达。宪宗皇帝在成化初年特别重视守令，认为天下治理或混乱与他们有关，而县令与百姓更加亲近。皇帝下诏让吏部选择进士任县令，几十年来确实称得上得人。省、台的选拔接连不断。比如休宁，已经更换四任县令了。陈君在庚寅年到任，五年后被召入朝，授南京刑部主事。俞君在乙未年到任，六年后被召入朝，授监察御史。欧阳君在辛丑年到任，五年后又以监察御史身份被召。张君在丙午年到任，四年有余，也以监察御史身份被召。每当召命下达，山川草木也一同增添光彩；父老儿童聚集观看、歌唱欢呼，认为圣明天子没有遗弃边远地区，听从大臣的请求，挂念管理百姓的官员对百姓的恩惠和劳绩，所以厚重的恩泽不断降临，使这个小县得到如此荣耀。于是老人金希杰等人，联合长者和厚道的百姓，聚集绢帛、布匹，在市场购买木材和砖瓦，在县治东边建造亭子，凿石请人撰文，向上夸扬天子的明命，向下彰显县令们的治绩。他们不嫌弃我无能，来请我写文；只是我在被屏退之后，病卧山中，才气衰弱，不足以发挥这一盛举，但我私下认为圣朝得人的庆幸不能始终推辞，于是勉强答应了。”},{ 于是我叙述事情经过，并记在亭下：陈君名寓，字时安，宁德人，是故大司寇林庄敏公的外甥，己丑年考中进士。俞君名深，字浚之，新昌人，是故少宗伯钦的侄子，乙未年考中进士。欧阳君名旦，字子相，安福人，是故宋少师文忠公的族孙，辛丑年考中进士。张君名錞，字汝器，定州人，是近来任文水令鹏的儿子，甲辰年考中进士。他们都心地端正，严格约束自己，处理政务勤勉谨慎，审理诉讼明察周密，督促赋税公平合理；至于优待尊崇儒学，恭敬举行祭祀礼典，延请询问年高有德之人，约束公差，抚恤鳏寡，平息盗贼等各项善政，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总的归宿没有不同，都是出于保护名节、力求不失去士人本色而已。唉！穷究经书是为了施行实用；如果施用不以经书为根本，有的便任凭己意而不合情理，有的便专任权术而流于不诚，能够不导致政事错乱、自身困顿的很少。这样还算什么士人呢？这四位君子都从经学出身，学问优长后出仕，大概都能以古代循良之士自我期许。因此十多年间显著取得成绩，先后相继，不辜负进士科，也符合先皇慎重选择牧民官员、大力谋划治理的心意。这实在不可不记载，使贤者因此更加受到激励，使没有达到的人听到后有所警戒。”},{ 陈、俞、欧阳三位君子，已经另有记述，这里不再赘述。张君承接三位君子之后任职，政事十分勤勉，心中常常以不能得到百姓认可为忧惧。巡按御史赵英上疏请求表彰他的特殊政绩，奏疏下达后还没有得到答复，召命便来了。张君得到上级赏识，就是这样。张君初次出仕便任休宁令，常常担忧不能继承前人的事业。任职不久，生了四个儿子。评论的人又认为，他治理公平，内心宽恕，大概也可以从这件事得到验证吧？金希杰等人请求把这些附记在文章中，于是写下此记。展墓图记 弘治庚戌年，锦衣卫千户李君玠上疏说：先臣太师文达公赐葬在南阳邓州刀河原，已经二十二年了。臣没有才能，却位居禁近之职，不能按时前往扫墓省视，心中惶恐不安。希望圣明的君主赐假，使我稍稍实现孝亲的思念，我实在愿望极大。奏章下到兵部，请求依照命令办理，皇帝下诏准许。李君于这一年冬至到达邓州，第二年春天，恭敬地到墓下行礼，祭牲陈列，奠献合乎礼仪。亲族朋友一同前来，郡中官员全部聚集。山川草木都显得光彩夺目。行人拥塞道路，瞻望的人赞叹不已，绵延数里不断，都认为这是少见的盛举。自此开始，李君又上推世系，前往祭奠先祖大父少保的墓，在紫金山南面；又上溯到先祖江川府君的墓，以及宋元以来在长乐林、光化蒿堰的祖墓，都依照祭祀太师的仪式行礼。还率领僮仆踏察丘垄，整修几处坍塌的墓墙，修葺几所毁坏的亭室，绘制墓域图后返回，清理被侵占的土地若干；抚摸松树、楸树，又增种新树若干；亲自背土拿锹，带头督工，捐出金钱粮食犒劳众人，不遗余力，使一切恢复原来的面貌。乡人又感念文达公的功德，正向朝廷请求，把他列入公祠祭祀。”},{ 李君又与有关官员合力，在城东南角建造新庙，厅堂、寝室、廊庑、门屋宏丽而严整，冠缨佩玉的礼制和塑像设置都合乎规范。完工之际，阴霾消散，日月明亮，神灵降临享用祭祀，上下都感到喜悦。于是退下来，与郡中官员、父老、亲戚、朋友饮宴，持续了一个月；向祠堂和墓地告别，整理行装回朝。途经新安时，来南山脚下拜访我，拿出图来给我看，请我在图上作记。我接过图后赞叹不已，说：‘唉，这件事也足以劝勉世上做臣子的人了。我们文达公凭河南乡试第一名考中进士甲科，侍奉宣皇、英考、宪宗三朝，位列六卿之首，进升三孤，陪侍皇帝左右，掌管机要政务，辅佐机密决策，匡正君心、辅佐王业的功劳，和古代大臣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宽厚和乐、喜爱善人，提拔忠臣贤士，为列圣谋求长久安宁的事业，从来没有一丝一毫伤害人的举动。使天下恢复太平，使士风回归忠厚，自天顺以来，只有这一人而已。皇上重视他的功劳，完备地举行身后荣典；乡人仰慕他的德行，把祭祀他的责任托付给后代。他去世越久，功烈越显，这难道是权位势力所能造成的吗？何况他的两个贤能后代都在当时清明出众，长子是太常少卿，次子就是李君。”},{ 李君在家庭中受过学问教育，胸怀奇特谋略，凭借父亲的荫庇以及在边地多次建立功劳，被授予锦衣卫百户，后来升为千户。他见识明敏，建树果断，从今以后他的声名和官位将不可限量。只看他展墓这一件事，尤其足以看出他忠孝的大端，不是那些一时受豢养、只求自我保全的人所能相比的。上天报答善人，如果不在善人自身实现，也一定在其子孙身上实现。从文达公和他的后代来看，更加得到验证。我年轻时曾跟随文达公交游，公不嫌弃我，还把女儿嫁给我。我浅陋无能，却承受了他深厚的知遇之恩。如今见他的儿子奋发英异，能够继承家业，我实在瞠目望尘，不能为之效力。但我在被废斥之后抱病经年，文气低弱，笔力衰凡，哪里足以发挥这件盛事、为这幅图增加分量呢？”},{ 不瑕堂记

译知东阳县事、祁门人蒋公秉彝辞去政务退居乡里时，年已接近六十岁。这年正月初一，正是他出生的日子，有客人召集二十二位朋友，准备在堂上举酒为他祝贺，蒋公坚决推辞说：‘我蒋某没有才能，年老而离任，又不能谨慎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以消弭灾祸、警惕怨怒，诽谤接连产生，成为我的污点，实在太多，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客人说：‘不是这样。不被容纳有什么可忧虑的？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古代贤人圣人没有不在当时遭受怨怒和诽谤的；文王忧思悄悄，诗人还歌咏说“烈假不瑕”；周公的声音恳切不止，诗人还歌咏说“德音不瑕”。圣如文王、周公，究竟有什么瑕疵可指摘，却仍不能免于受辱和遭谗呢？比他们稍差的人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怨怒和诽谤产生于小人，公正的议论由君子裁定，所以诗人的话一经传出，天下后世行善的人便不会懈怠，作恶的人也不敢放纵。那些善于躲避诽谤、苟且求禄以求安逸的人，是鄙夫之流的长处；那些献媚以消除怨怒、偷取名声而自我夸耀的人，是乡愿之流所谓的善良。我们从这些人身上取什么呢？您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请把“ 不瑕 ”用作堂名，并以此为您祝寿，怎么样？’蒋公辞谢说：‘这是圣贤的事业，小子哪里够资格承当呢！’ 于是客人请他的朋友中一人来到休宁，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曾听说过蒋县令的名声，熟悉之后便询问详情。客人回答说：‘蒋公性情庄重，勤勉谨慎，出身于有文献传统的家族。他的父亲武忠君非常疼爱他，送他到当今亚卿康先生门下学习；他凭借《春秋》学被乡里推荐，出任东阳县令，政绩声誉超过各县。后来辞官归来，端正安居，自得其乐，有六个儿子、三个孙子。他的长子名光绍，继承父亲的志向，在学校求学。像蒋公这样，各方面的行为也可以说很有常规。至于他担忧怨怒和诽谤到来、不接受祝贺，大概是谨慎吧。那么，古人年纪越高，德行越盛，而自身姿态越低，大概说的就是蒋公吧？’瑕，是玉的毛病。假使这里有瑚琏、圭璧，精纯温润、光彩从内向外通达，可以用作宗庙礼器，作为诸侯的祥瑞，却被青蝇玷污，那是苍蝇的罪过，难道是玉的罪过吗？君子也只是使自己的玉成就而已。过去公明仪对文王说：‘我的老师所说的话出自周公，并不是欺骗我。’这真是后学应当遵守的准则啊！而蒋公推辞说不敢承当，实在过分谦逊了。收敛是通达的根基，伸展之后必然随着收缩。所以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 我知道蒋公将会从圣贤留下的余绪中有所收获，享有高寿，聚集长久的福气；从今以后，他庭院台阶之间的子孙也将如玉树般森然挺立。没有一点玷污和缺损，以此彰明蒋公的德行；将来善果显现，是可以预知的。这样看来，为堂屋命名的意义非常好，所以特意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客人名汪，带他的朋友来休宁告诉我的人是程启，他们都是祁门学中的俊彦，是光的朋友，而程启又是近支出于我的族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桂岩书院记 戴氏居住在婺源西部的桂岩里，他们的先祖名彦亨。元代战乱时，彦亨曾组织义军保卫一乡，主将上报他的功劳，要授给他福建镇抚的官职，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于是放弃官职归来，在桂岩东边创建书院，聘请老师教导子孙，划出田地供给费用，说：‘国家的军队刚刚平定，文治正在兴起，我的后人应当世代以此为业，不能废弃。’他的儿子道谋、孙子希英，谨慎奉行祖训。但年代久远，书院逐渐破败，弦歌诵读中断。希英的儿子善美在成化辛卯年尽力修复它。浮梁族人侍御君珊实际记载了修成的事情。但善美仍嫌它狭窄简陋，间或与他的儿子瑞珉、璨以及孙子中做儒生的铣商议。希英君在里中翁村有一所废宅，环境幽静优美，房屋材料还坚固，又适宜供养士人居住治学，于是便很合适。于是招募工匠拆除旧宅而重新建造：正堂十二楹，门屋十二楹，两侧廊庑各六楹；横向按亩计算有四亩，纵向是它的两倍。中间有一室祭祀彦亨君以及道谋、希英二公；左边建书楼十二楹用来收藏书籍，右边建私庾十二楹用来收藏粮食；在空地种树，四周用砖墙围绕。浮梁族人、参政君琥为它题写‘桂岩书院’四个大字并刻在楼上，又商议划出三十亩田供给费用；私庾所用的木料砖瓦，也出自道谋君过去遗留下来的材料。”},{ 书院的教育完全遵循白鹿洞规，私庾的储藏也仿照社仓的遗法。至于四时祭祀和合族序拜的礼仪，则杂用《家礼》和郑氏《世范》。工程始于丁未年秋八月，冬十二月落成。因为铣跟随我游学，请我续写此事，用来告诫后来的人。过了很久没有答应；到弘治壬子年，铣参加南畿秋试，考中尚书所取的第三名，书院的名声更加显扬，我才终于写下这篇记。文章说：‘君子的学问，必须以身心为根本，然后才能推及一家，再推及一乡，并进一步施行于邦国。只是这种学问虽然出自上天、由圣贤留下训谋规范，如果没有固定的培养场所、没有固定的居住和从业之处，又怎么足以使自己成就，并通达圣人的道路呢？’我朝两位夫子在圣人之后一千四百年继承圣学，徽国文公接续其后，曾经有志于恢复党庠术序，以恢复上古盛况，却受到严厉禁令的阻碍，知情者都感到遗憾。本朝兴起后，学校遍及天下；列代圣君继承帝位，一百多年都专心以道德教化治国，儒学风气大为振兴，书院的建设屡有听闻，士人由此出仕、为世所用并辅助成就治理的，也并非没有其人。像戴氏这样的举动，难道不是兴起于前代正人的风气吗？何况我们的文公确实出自婺源这片受教化滋养的地方。逐渐地，文公的学说成为最早也最近的遗教；寻求诵读、学习他的遗书并身体力行，却不知道其中的要领，可以吗？居敬是树立根本，精研义理是贯通应用。这是圣学的关键所在，是应当交互修习、不能缺少的两方面。人如果确实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内心便深深有所获得于心学，行为教化也会灿然有所启发。享祀先祖，就是孝；使族人诚信聚合，就是仁；广泛周济乡里，使恩惠流布，就是惠。推及邦国，难道还有超出这些的吗？它对于振兴圣道、改善风俗，意义不是很大吗？难道只是说修复先人的事业，在一乡一时夸耀观听之美而已？善美君曾经大量发放粮食，帮助官府赈济饥民，蒙恩授为承事郎。他有六个儿子，孙辈、曾孙辈十多人，其中铣最为聪颖敦厚。他将来显扬宗族，必定不会辜负所学。友恭堂记

译凡是爱的道理，施于下位者叫作友爱，施于上位者叫作恭敬；把本来不应施加的友爱当作恩惠、把恭敬当作谄媚的情形，到处都是。只有兄长友爱弟弟，即使情意深厚也不说是施恩；弟弟恭敬兄长，即使超过常度也不说是谄媚。这难道不是出于上天规定、民间伦常的定则，有不可改变的地方吗？自从干戈、琴弤之类的事情出现，恭敬和义理便乖离了；《鸱鸮》《狼跋》一类的诗作出现，友爱的道义也缺失了。后人便可以借口说：“连大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呢！”然而从中世以来，愚昧如普明却知道感恩，年幼如孔文举却知道谦让，那么所谓上天规定、民间伦常，难道果真最终会被利益遮蔽、被欲望放纵，竟不足以使人行善吗？新安陈氏居住在祁门石墅的，有个叫宗远的人，他友爱弟弟本清十分深厚，本清也恭敬地侍奉兄长，邑人都称赞他们，题写厅堂为“友恭旧矣”。有个叫程时勉的人，开始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休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也称赞他们，对他说：“用来命名陈氏厅堂的意义，多么美好啊！有些厅堂喜欢取名，是因为富贵奢侈来张扬荣耀，有些是借家世来施展矜夸，有些是凭玩物来求取适意，这些都只是具备其中一端罢了。厅堂，是用来承受祖先遗泽、以礼接待贤者，并使子孙聚集于此的地方，不是私人宴饮的房屋所能相比的。应当把这层意义大书特书，使人经常看见它，希望可以垂示法则和警戒，告诫后代，难道只是用来显示观赏和听闻的美好罢了？从前《考室》这首诗，在宫室落成时演奏，开头一章希望兄弟之间彼此亲爱而不要互相猜疑，评论者认为这是很好的颂辞。那么，如今这座厅堂以“友恭”命名，难道不正是所谓很好的颂辞吗？孔子说：“只有对兄弟孝友，把这种德行施于政治，这也就是治理政事。”这就是说，不出仕也有出仕的道理。如今宗远推及一家人的亲爱，向官府捐纳粮食，参与救活百姓的功劳，又承受了授予冠服的命令，那么，这座厅堂以“友恭”命名，难道不也正体现了所谓政治吗？我一向听说宗远的为人，又看重命名厅堂的意义，所以推究爱的道理出自上天规定、民间伦常的定则，用来告诉他，使他知道友爱和恭敬也是人的常行，并非由外在强加而来，从而思考怎样把它发扬到底。这样，宗远兄弟就成为陈氏百代兄弟和睦的倡导者，这座厅堂在后世显耀起来，谁能阻挡它呢？宗远名濙，曾祖父叫思学，号德星；祖父叫汝彦，号慎密；父亲叫振文，号养心，都是研习儒学而且有德行义举的人。到了宗远，尤其以孝顺闻名，他所从事的事业不出耕作和读书之外，实在是一乡的善士。厅堂建于弘治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题写堂名的是当时的礼部侍郎康公永韶；时勉和我与宗远同族，是他的亲家。《竹窝静趣记》古代通达之士在各种植物中大多喜爱竹子，用它来标榜自己的品格；有的居住在竹林中，把竹子当作可以交友的对象；有的人没有竹子，便认为世俗而不可救药。大概竹子确实有值得喜爱的地方，但其中最适意的情趣，只有心性宁静的人才能体会。到了中世却不是这样，即使有竹子，也没有人知道它值得喜爱。既然不知道竹子的可爱，便等到它长大后砍伐它，计算园丁所得的利益，把它送进鼎俎作为食材，或用来制作器物，这实在是太不了解竹子了。像我的朋友汪时春却不是这样。时春家竹子极多，在竹林中建了竹窝，每当关门谢绝宾客，便终日长啸自得；在暑热之时吸取清风，竟不知道炎热；在暴雪严寒之际抚摸竹子的坚劲节操，竟不知道寒冷。苍翠的颜色足以使眼睛清爽，琮琮琤琤的声音足以使耳朵清爽，空明虚静的心境足以彼此契合，简直分不清是竹子成为他的君子，还是他成为竹子。因此把居所题名为《竹窝静趣》。一天我经过南山竹院，他请我说：“先生平素有爱竹的癖好，请为我记下这件事。”我不禁笑着对他说：“竹子本来只有一个样子，它与人有什么关系，竟要承受人的喜爱或厌恶呢？只是人的性情有安静和躁动的不同，情趣也各不相同，所以安静的人认为竹子可以交友，他的情趣也因竹子的际遇而长久清雅；躁动的人把竹子当作物品，他的情趣也因竹子的灾祸而日益低下。由此看来，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时春于是对于自己所适意的情趣，将会不再求得人的了解，而要从竹子那里求得知音了。竹子也将庆幸自己遇到了相契的人，把时春看作自己的归宿。虽然如此，宁静所产生的情趣是不可张扬的；一旦宣扬出来并给它命名，怎么知道不会有人讥笑说：“竹子有什么可喜爱的，您诸位竟喜爱到这种地步吗？”我又担心古代那些以竹子标榜自己的人，也将免不了受到今天那些喧嚷者的非议，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和时春有内外兄弟的情谊，而他的祖父尚古先生博学而砥砺品行，隐居不愿做官，只弹琴吟诗，以恬淡、安静、闲逸为情趣，所以时春从家庭中得到这种教养，退却纷华，守持儒者的朴素生活，他的爱好于是与我相同。像这样风清日美的时光，我们应当拄杖携壶，径直来到竹林，敲击美竹的竹节，歌咏《淇澳》诗章，和你在这里订下岁寒不改的约定，使我们的友好长久不变，怎么样？”时春起身致谢说：“好啊！”这就是记。《怀德堂记》

译德，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而具备于内心、又散布在各种事情中的东西。怀持它就成为福，抛弃它就成为祸乱。但有自身的德，有先人的德，也有后代继承的德，这些都不可不怀念。怎样怀德呢？就是对于自己的德，想着进步到先人的德；对于先人的德，想着继承到后代的德；对于后代的德，想着加以启导；这样大概才能成为福而不是祸乱吧！我县查以华氏，在住宅北面建了一座厅堂作为进修的地方，命名为“怀德”，请我写记。我考察查氏家谱，他们的祖先从歙县黄墩迁到休宁瑞芝坊。到了名叫文征的人，在南唐任工部尚书，谥号宣公，生有五个儿子。长子元方，官至殿中侍御史，生道；道任宋代龙图阁待制，以孝闻名。次子元规，生陶；陶任秘书少监，生拱之；拱之历任尚书职方郎中兼权中书舍人。传到第十三世惟聪，有三个儿子，叫德轩、怡轩、介轩，三人并立，成为乡里的善人；思静翁尤其以年长而有德闻名，他是介轩的元孙，也就是以华的父亲。从尚书到以华，共二十二代。向上有祖先奠定根基，中间有自身承继传统，向下有子孙使事业绵延不绝，哪一样不是这种德相互流传贯通的结果呢？所以应当用“怀德”来命名厅堂，并且时时看见它而不忘。《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说的是德从先人那里传来；又说：“我怀有光明的德行，不靠声势和脸色来炫耀。”说的是德出自自身；又说：“想要报答这德恩，昊天广大无边。”说的是德启发后代。圣人的言语如此明白灿烂，而查氏都具备这些，难道不是贤德之家吗？查氏后人登上这座厅堂，看到这块匾额，抬头仰望时，想到祖先的德行值得效法；退下来居处时，又忧虑自己的德行不能相称，于是勤勉不懈，唯恐时间不够。这样福气一天天到来，祸乱一天天远去，查氏家族更加兴盛，厅堂的名声更加显著，就会使怀义的人受到仰慕，使贪利的人受到警戒，难道对风俗教化没有很大的益处吗？以华出身于衣冠诗礼之家，又笃实地践行孝友，我赞赏他的志向懂得追溯根本，于是写下这篇记来记述他的厅堂。《务本堂记》祁门程村有个叫宏的人，以叔祖父的礼节侍奉我，曾经请我为他家的务本堂写记，我因生病没有做到。休宁的孔道宏每次因事往来，都一定经过我这里请求，已经将近两年了。后来我的病稍有好转，才得以对他说：“‘务本’的意义，美好而重大！可惜我不足以阐发它，又不能一直对你的请求默默不答。从天子到平民，都应以修身为根本；一旦修养自身，各种德行便随之而来，人怎么能不知道以根本为当务之急呢？怎样致力于此？也不过是重视应当重视的，优先处理应当优先处理的，仅此而已。德是根本，技艺是末节；我们致力于德，德成就了，技艺自然可以从事。义是根本，利益是末节；我们致力于义，义行得以实现，利益又往哪里逃避呢？那些轻视重要之事、延缓紧急之事，只从事技艺、只追求利益的人，都是所谓不知道根本的人。想要在世上有所立足，却号称吉人良士，怎么可能做到呢？就像堆土筑基，基础越大，山就越能形成；就像培育树根，根越厚实，材料就越值得期待。那么，程氏族人和后代子孙登上这座厅堂，推究这个名称，勤勉地崇尚德行、秉持义理来修养自身，用以符合命名厅堂的意义，成为程氏的希望，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德与技艺有贵贱之分，义与利益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其中的关节点非常细微，界限却非常严格；不知道以根本为当务之急，怎么可以呢？我告诉你的也不超过这些。”程村的祖先与我同出于梁将军忠壮公之后。忠壮公传到第十二世，有位逍遥公；逍遥公的曾孙百之，才从歙县篁墩迁到开化白沙北原。百之的孙子琬，就是程村的始迁祖。琬的三世孙寿，宋代任贵溪学官，开始以儒学立身，并以此教导当地人。五世孙天禄，开始把田地交给颐真道院，以供奉先人的祭祀，这些人都可以说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根本。天禄的七世孙存德，就是宏的曾祖父，他的家族更加兴盛。祖父汝靖，逢家族变故，能够拓展祖业，使它不衰反而更加兴隆。父亲彦祯，想要努力学习以光大宗族，却不幸早逝。母亲李氏守节到终老，事迹载于实录。宏容貌器宇美好，敦厚地践行义理，能够孝敬双亲，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叔父彦禄，和四个弟弟十分友爱，对三个儿子的教诲也很用力；看他对“务本”这个名称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将来凭借才智进入仕籍，一定不会辱没他的家世。” 《留春轩记》

译自中世以来，乡里那些自我修养的人翻新住宅，通常都制定美好的名称，大书题写在上面，大概是沿袭了铭刻座右的遗意。有的人还认为这样不够，甚至请君子为它作记、作歌，阐发其中的意义，这又近似《考室》诗的颂辞。虽然命名的人仿佛有所因袭，作记作歌的人仿佛多余，但人自我完善，以及君子希望这个人向善，难道会有止境吗？休宁叶君志道世代居住在城北，曾经把自己的居室彻底翻新。厅堂有轩，可以吸纳萝山的胜景，四周种满花竹，草木茂密青翠，芬芳扑鼻。叶君坐在其中，以此为乐，题名为“留春”。为它作记作歌的人已经很多了。叶君又来请我，我和他同县居住，彼此往来，不能推辞，于是告诉他说：“人从上天那里所得以生存的，是仁。仁的德性，在天时中就是元，在四时中就是春，这一点从经书中可以知道。然而，知道庭草留春、依傍花木随柳而乐就是春天，并进一步寄托心意的人，却很少。您竟把春专门留在一座轩中，谁不认为这很困难呢？不过我私下有一点想要进言于您：您在这里安闲居处，在这里以礼待宾，在这里承受子孙的奉养，家人也在这里忙碌奔走；您是否也将有所思考，来求得与这个名称相称呢？使我从上天所得的自身本性，和顺而不乖戾；从宾客朋友那里得到的资助，亲睦而不争斗；教导告诫子孙的内容，使他们顺从而不违背；接受家人服侍时，使家庭和谐而不喧闹。这样温和地得到滋养，陶然自得地享受快乐，就会把它畅达为五种福气，熏染成百般祥瑞，那么所谓的春天，大概就有所获得了。获得了春天，也就是求仁之道不在此之外。‘留’有两层意思：从自身说，是有不离去的意思；从后代说，是有留下谋划的意思。能够把它保存自身而不使它离去，就会有所遗留；用它为后代谋划，谋划必定长远。从前庞公对于子孙，人们都说别人遗留给子孙的是危险，唯独他遗留给子孙的是安宁，仁不正是所谓安宅吗？司马光说，积累金钱、积累书籍都不足以遗留给子孙，而应以积德作为长远的谋划；留春不正是所谓积德吗？何况您壮年时拾到遗失的金子，不肯接受，而归还给失主，乡里没有不敬重您的品行的。如今您已经七十多岁，面色润泽，精神饱满，像有道之人。两个儿子都能继承家业，许多孙子也聪颖出众，成为生员。叶氏的兴盛，难道不是已经预兆在这座轩的名称上，而且不会错失吗？我曾经登上您的轩，喜爱它兼有城市和山林的胜景，因此留下了一整天。然而我多病之后才力浅薄、文辞繁弱，不能像古代善于作颂的人那样，只能略微附会铭刻座右的意义，用来满足您的请求。《篁墩文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篁墩文集》卷十八 （明）程敏政撰 ○记 《徽州府婺源县重建庙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