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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四 《防斋集》目录　　　　　　别集类第三【宋】卷一 经筵讲义七篇。经筵进讲故事八篇。卷二 奏疏四篇 卷三 奏疏三篇 卷四 奏疏三篇 卷五 奏疏四篇 卷六 奏疏八篇 卷七 奏疏六篇 卷八 制诰四十七篇 卷九 制诰五十三篇 卷十 表一篇　　　　　　状三十篇 书启二篇 卷十一 序二十六篇 卷十二 记十五篇 卷十三 记十四篇 卷十四 记十七篇 卷十五 说十一篇　　　　　题跋二十九篇 卷十六 箴十四篇　　　　　铭二十五篇 赞六篇 卷十七 祭文十六篇　　　　志铭七篇 卷十八 志铭十三篇 卷十九 赋三篇　　　　　　四言诗十八篇 五言古诗六篇　　　七言古诗六篇 卷二十 五言律诗二篇，七言律诗二十六篇，五言绝句三篇，七言绝句七十篇。【臣等谨案】：《防斋集》是宋代袁甫所撰。袁甫字广微，鄞县人，是礼部侍郎袁燮的儿子；嘉定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死后追赠少傅，谥号正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袁甫所著《防斋集》原有四十卷，自明代以来传本极为稀少。近来李邺嗣等编纂《甬上耆旧诗》，搜集十分广泛，却也没有见到袁甫的文集，只能从其他书中拾取材料编排，因此它散佚已经很久了。袁甫承继家学，精通经术，阐发义理的言论，都能获得其中的精髓。他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急切地以兴利除害为务，凡有奏请，确实能够看到付诸施行。他在徽州所上陈的便利百姓的各项条款，直到今天仍然给当地带来不同寻常的利益，绝不是空谈而无补于事的人可比。至于遇到朝廷大事，他总是正直坦率地陈说，尤其能够切中要害。例如史嵩之提议议和，并防备蒙古攻打金国时，袁甫极力坚持不可，并且说史嵩之轻率浮躁、难以信任，几乎因此遭遇灾祸。他又极力斥责史弥远专擅朝政，劝宋理宗独自掌握朝廷大权，这更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如今这些奏疏虽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现存的札子还很多，大都切责权贵，抗颜直论而不阿附，可以称为忠诚鲠直之士。其他诗文大多明白晓畅，切合义理而令人心悦，不屑于专门写粉饰华丽的辞藻，却有体制、有实用，务求合乎正道，确实能够不辜负自己所学。袁氏祖孙父子以儒术传家，经学明达，品行端正，世代都成就并发扬了这种美德，他们的姓名本来已经显著地载入史册。唯独他们的遗著湮没了将近数百年，如今幸逢搜罗散佚典籍之时，袁甫祖父袁文所著《瓮牖闲评》已经辑集刊布，袁甫父亲袁燮所著《絜斋集》和《毛诗讲义》，也一并仰蒙 皇帝的文章加以褒扬吟咏，使它们在文苑中增光。这次袁甫所著的全集，又得以编排成册。编成完整的书，实在依赖 圣朝表彰遗留典籍、阐明幽微光辉，使它们在蠹虫侵蚀之余，又乘此时机一同显扬。至于袁甫修养自身、砥砺品行的大略，也更加可以借此考察，从而知道他的文章得以流传，而他本人也更加值得尊重。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敬地校勘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一 宋　袁甫　撰 经筵讲义 《易》发题 臣听说，日月就是“易”。【案语：这句话本出虞翻《参同契注》，先儒黄泽曾辨析“易”字字体有讹误，袁甫仍沿用旧说。】有太阳就有月亮，太阳和月亮并不相离。太阳属于阳，月亮属于阴；有阳就有阴，阴阳并不相离。阳是刚，阴是柔；有刚就有柔，刚柔并不相离。为什么呢？因为万物并不是两种彼此分离的东西。正因为不分为二，所以包牺氏画出“一”这一画。这一画，人们以为是阳，却不知道它并不是偏于阳；人们以为是刚，却不知道它并不是偏于刚。有一便有二，由二推演为八，由八推演为六十四，千变万化，周流不息，所以称为“易”。阴阳刚柔，全都包含在这一画之中。伟大啊，深远啊！所以《易》用三画组成卦，其中有天道、地道、人道。画虽然有三道，道理却是一个，是兼具三才而构成的。能够主宰它的，大概就是君主吧？可是世上谈论君道的人，却说太阳是君主的象征，阳刚坚强不屈，常常伸展在万物之上。所谓君道不过如此罢了，但这样还不足以认识《易》的妙处。什么是《易》的妙处？阴阳刚柔本来就不相离，阳并不是偏阳，其中包含着阴。刚并不是偏刚，其中包含着柔。太阳在白昼发光，却在夜晚收敛归宿。阳刚虽然都表现为活动，但其中又有涵蓄潜藏的一面，处于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却有默默观察、周密省察的功夫。这样一来，随着它的发动施用，自然显得光明，自然刚健。所以圣人善于运用阳刚，上合天道，千古周流而一刻也不间断。在自身，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中和状态，因此声色玩好的娱乐自然不能迷惑他；在宫廷，就是家庭初建时的安闲和睦，因此险诈私下请托的念头自然不敢萌发；在天下，不只是君子得到任用，小人也没有失去安身之处的忧虑；不只是中原安定太平，蛮夷也都在教化养育之中。这才是至阳至刚，不是偏阳偏刚所能做到的。阴阳刚柔、动静的妙处，彼此又互为根本；看不见它的开始，谁知道它的终结？看不见它的踪迹，谁知道它的穷尽？唉！这就叫真正的刚，这就叫“一”，这就叫“易”。臣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主旨，大致如此，谨敢为陛下诵说，愿圣明加以采择。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本质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文饰呢？”子贡说：“可惜啊，夫子这样谈论君子！”话一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来。文饰和本质同样重要，本质和文饰同样重要。剥去了文饰的虎豹皮，和剥去了文饰的犬羊皮，岂不是一样吗？臣看棘子成的话，大概是看到了当时文饰弊病到了极点，于是发表矫枉过正的言论，想完全抛弃文饰而只用本质。子贡认为君子之道不是这样，大概深深痛恨棘子成的话过于粗野，所以说这是失言，正如四匹马也追不回已经说出的话。于是又进一步阐明：文饰不能废弃，本质也不能废弃。如果说只要本质，为什么还要文饰，那么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岂不是相似而没有区别了吗？圣人对于礼乐，取法于先进；回答林放关于礼的问题时，认为礼仪宁可俭约，丧礼宁可哀戚。然而谈到文饰和本质时，却取法于文质彬彬的君子，对于粗野和虚浮却不取。挽救弊病时，不得已要取其优于另一方的方面；谈论道理时，如果不能全面美善，就不能认为达到了最高境界。有人说：处在后世弊病极深、败坏极重的时候，该怎么办？回答说：今天所谓的本质，不是古代所谓的本质，只是苟且罢了；今天所谓的文饰，也不是古代所谓的文饰，只是虚伪罢了。苟且和虚伪的弊病合在一起，世道一天比一天衰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实在可悲。一定要恢复古道，大概只能先崇尚质实，然后再加以品节；一扫苟且虚伪的弊病，君子之道就差不多可以恢复了。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 臣听说，喜欢善、憎恶恶，是人人共有的，这就是上天降给人的善良本心。如今对人说：“你是天下的善人。”那么没有不欣喜的；推及自己希望行善的心，看到别人有善行，就一定喜欢谈论、乐于称道，并且从旁帮助扶持，唯恐他的美德不能成就。又对人说：“你是天下的恶人。”那么没有不愤怒的；推及自己憎恶邪恶的心，看到别人有恶行，就一定哀怜同情，并且从旁教训、纠正、挽救，唯恐他的恶行最终形成。这种用心，深厚而公正，宽大而宏伟，才真正可以称为君子。至于小人却相反，别人有美德，唯恐他成就，只是嫉妒、破坏罢了；别人有恶行，唯恐他不能成就，只是误导、陷害罢了。这种用心，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只知道有私利而不知道有公义，才真正可以称为小人。唉！君主常常忧虑君子、小人难以察识，哪里知道观察人的方法不必看别的地方，而应当观察他的内心？人谁没有喜欢善、憎恶恶的心呢？能够把别人看得同自己一样的，就是君子；不能把别人看得同自己一样的，就是小人。这就是观察人的方法。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处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您希望行善，百姓也就会行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会倒下。” 臣看季康子提出问题，一开头就把杀人作为话题。大概他认为无道的人是有道之人的祸害，不加诛杀，祸害就不能除掉，政令就不能严肃，这种想法固然如此。然而善良的本心和善的天性人人都有，用仁义引导他们，用礼乐整齐他们，自然可以使他们迁向善、远离罪，又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易》说：“天地最大的德就是生育。”圣人体现天地好生的大德，把百姓当作父母般爱护；君主希望行善，百姓就行善，以德感化德，真如风吹草倒一样容易。如果达到这种境界，我和这些人共同生存、共同成长在天地覆载之间，这就是乾道变化、各自端正性命的功效，也就无须做杀戮之事了。虽然如此，春夏的生长养育是生，秋冬的肃杀也算生吗？回答说：“雪霜的威严，最是仁慈。”万物归根复命，到了春夏又重新繁荣，没有比这更大的生育了。皋陶告诫舜，从“自帝德罔愆”以下十四句话，说的都是“生”；但其中单独有“刑故无小”一句，也并没有废弃刑罚。大概生育固然是德，刑罚也是德。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季康子的见识还达不到这里，却先萌生了杀人的念头，这同天地好生之德大相违背了。这就是孔子深深排斥并极力告诫他的原因。

译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会聚朋友，以朋友辅助自己培养仁德。” 臣听说，圣门所说的“文”，不是辞藻华美的意思。孔子说：“周文王已经去世了，文道不在我这里吗？”颜渊说：“您用文献广博地教导我。”所谓“文”，就是道。人伦纲常的美善，灿然相连的，都属于文；三千三百种礼仪，需要人来实行的，也都属于文。孔子在衰微的周代振响木铎，正是要使即将坠落的斯文延续下去。当时以文会友，没有比洙泗更盛的了。像湖泽相连、彼此滋益的兑卦之象，哪里不是在讲习这种文道呢？既然说是文，又说是仁，二者相同还是不同？回答说：文，是显现出来的内容；仁，是它的根本。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以文会友，是为了辅助自己的仁。圣人切切不懈地追求仁，仓促困顿之时也未曾片刻舍弃，甚至一顿饭的工夫也未曾违背。孔子告诉颜渊：“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就是说，实行仁完全在于反求自身；自己不努力，别人哪里能参与呢？如今曾子把交友作为求仁的方法，也只是说朋友可以辅助自己罢了。虽然用力在自己，但又得到良好的辅助，那么相互切磋琢磨的益处日益增加，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功效也得到更多帮助。唉！后世师友之道不明，学者只知道雕虫篆刻，割裂破碎经书的旨意，把这些当作文，至于所谓辅助仁德，则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平时既没有讲习贯通的积累，一旦出仕侍奉君主，若不仁之人处在高位，损伤国家根本，残害百姓性命，都是不仁之人所做的。治理国家的人，究竟要依赖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既然如此，修明师友讲习之学，难道不是君主的急务吗？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一切恢复到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的人都归于仁。实行仁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奉行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考察：颜渊问仁，孔子用克制自己、恢复礼来告诫他。人具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成为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本来同天地相似、同万物一体，为什么还要克制自己？回答说：自己本来同天地万物没有隔阂，只因把八尺之躯认作自己，才开始同天地万物隔绝。所以只有克制自己，才能洞然大公，不再看见有一个私己。什么叫克？回答说：从艮卦所说“止住自己的背，看不到自身；行走在庭院中，看不见他人”来观察，那么内在看不见自己，外在看不见万物，克己的意义就清楚了。克己为什么能够恢复礼？回答说：礼在天地万物之间周流贯通，没有固定形体、没有固定方所，无处不周遍。人只要把八尺之躯认作自己，就离礼远了。如果不把自己这个身体认作自己，那么天高地低、万物各自分散而不同，这一切都是礼。我也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礼的地方，又有什么私己可言呢？所以不克己，礼就丧失；克己之后，礼就恢复。孔子又进一步阐明说：“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归于仁。”玩味“一日”二字，正是所谓早晨听闻道理，也正是所谓“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普通人昏昧地陷在物欲之中，如醉如梦；一旦勇决而行，没有牵制，没有拘滞，没有三心二意，这个身体同天地万物便完全没有阻隔，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人，天地万物都不是形体所能间隔的。所以说“天下归仁”，是说天下都在我的仁德之内。礼的恢复，不是从外面恢复；仁的归来，也不是从外面归来，本来就是一体而不是两件事。孔子又进一步阐明说：“实行仁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前面说“自己”而说克制，这里说“自己”而说依靠，难道有两个自己吗？回答说：并没有两个自己。尘土除去，镜子明亮，仍然就是这面镜子；云彩消散，月亮皎洁，仍然就是这轮月亮。没有克己以前，云和尘都是遮蔽、拖累我的东西，怎么能不克制呢？克己之后，月亮和镜子本来就是这样光明、这样洁净，无论动静、开合、变化、运用，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所以说“由”，是说行仁只在于我自己，难道要依靠别人吗？颜渊已经领会了孔子的大旨，却仍然询问具体条目，大概是因为圣门师生之间，聚集学习、提问辨析，不达到极致就不停。克己复礼只是总纲，另外还有具体条目，所以再次叩问孔子。孔子举出视、听、言、动四项告诉他，因为这四项正是自身内部的事情。自己所看、所听、所说、所行动，全都是自己；但只要稍有不合礼，就会被自己遮蔽、被自己拖累。只有不合礼的就不看、不合礼的就不听、不合礼的就不说、不合礼的就不做，没有片刻不处在礼之中，那么耳目鼻口、心智和全身各部分都顺着正道运行，到此还哪里有私己可以成为拖累呢？颜渊立即慨然承担这一责任，说：“请让我奉行这些话。”所谓“事”，就是说从事于此。听到圣人的话却不能实行，就不配说是从事于此。唉！颜渊不过是居住在陋巷的普通人，圣老师还殷勤启发他，尚且有“天下归仁”的话，何况君主拥有四海，一定要使人人都归于我的仁德，难道不可以奋发一日克己的勇气，把自己置于礼法制度之中吗？如果说这件事靠别人而不靠自己，那么即使圣人也无从施展力量了。仲弓问仁，孔子说：“走出门去像要会见贵宾一样恭敬，使唤百姓像要承当大祭一样严肃，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在诸侯国中没有怨恨，在卿大夫家中也没有怨恨。”仲弓说：“我冉雍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奉行这些话。”

译臣看孔子回答仲弓问仁和回答颜渊的意思是相同的。解说者只知道孔子告诫颜渊要克己复礼，却不知道告诫仲弓的也是克己复礼，根本没有不同的旨意。《礼器》说：“举行一次献礼的礼制，不足以举行大飨；大飨的礼制，不足以举行大旅；大旅的礼制完备了，也还不足以用来飨祀上帝。”大祭的礼仪到了飨祀上帝的程度，就不能再增加，这可以由此观察礼。《仲尼燕居》说：“两位国君相见，作揖谦让着进入门内；进入门内，悬挂的乐器奏响；作揖谦让着登上堂；登堂后乐声停止，堂下吹奏《象》《武》，夏代的籥管依次奏起；陈列祭品和俎豆，依次陈设礼乐，备齐百官，像这样以后，君子才能认识仁。”大宾之礼到了两国君主相见的程度，也不能再增加，这又可以由此观察礼。本章所说的大祭、大宾，都是礼仪盛大的场合。一出门就俨然像要会见贵宾，一使唤百姓就肃然像要承当大祭，在这时，内心该是怎样清明、宁静、纯洁呢？所以说：“像这样以后，君子才能认识仁。”《春秋左氏传》记载臼季的话也说：“出门像面对宾客，承办事务像举行祭祀，这是仁的准则。”由此说来，仁和礼本来同出一源；礼在哪里，仁就在哪里。人之所以不能每一行动都合乎礼，是什么原因呢？是有私己的私心拖累他。别人把我不想要的施加给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平；我自己不想要的，难道可以施加给别人吗？通达的人把自己和别人看作一体，那么自己不想要的，别人也不想要；不是别人所希望的，当然绝不能施加给别人。这样一来，内心洞然大公，完全没有隔阂；把它施加于家庭和国家，人人都处在春风和气之中，又有什么怨恨呢？那么，不把自己不想要的施加给别人，就是克己；大祭、大宾，就是复礼；邦国之家没有怨恨，就是所谓天下归仁。孔子告诫仲弓，正是告诫颜渊的旨意。颜回、冉雍都列在德行科，足以传承孔子的道，所以冉雍说请让我奉行这些话，也奋然承担起来，同颜渊一样。熟读这一章，深深体会其中旨意，尤其应当玩味“无怨”一句。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君主若亲自敬德来治理国家，却使一个人心怀怨恨，也足以感伤和气。想要使人没有怨恨，只有仁者能够做到；而行仁的关键，不外乎克己复礼。圣人垂示给万世的教诲，竟是这样明白而切实。经筵进讲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守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话天天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察看即墨，田地得到开辟，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荒废的事务，东方因此安宁。这说明你没有侍奉我的左右来求得他们的帮助。”于是把万户封给他。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镇守阿以来，赞誉你的话天天传来。我派人去察看阿，田地没有开辟，百姓贫困饥饿。从前赵国攻打鄄，你没有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这说明你用厚重的财物侍奉我的左右来求取赞誉。”当天便把阿大夫以及曾经称誉他的左右近臣烹杀了。于是群臣都震惊恐惧，没有人敢再粉饰欺诈，尽力把真实情况报告上来。齐国因此得到大治，强盛超过天下诸侯。臣认为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的事情，人们只看见他一时威权振作，却不知道他平日暗中察访的功夫早已有所准备。对于即墨，他说：“我派人察看即墨”；对于阿，他说：“我派人察看阿。”威王不轻易相信诋毁和赞誉的说法，而一定慎重选择寄托耳目之任的人。等到确认这些人确实可信，然后才派他们去。所以贤能与否一旦确定，赏罚就不会差错。近来朝廷有丈量田亩、征收田税的命令，臣上奏了三四次，深深替陛下惋惜这一举措。为什么呢？没有名目的征敛会动摇人心，并不是美事。何况今天担负治理百姓责任的人，大的是郡守，小的是县令，有谁怀有把百姓看作子女的心呢？他们借着这道命令，搜刮百姓膏脂，奸猾的胥吏又放纵地乘机斧削，国家根本受到的伤害太多了。臣曾在经筵举出齐威王的事，为陛下反复说明，认为陛下所委任、作为耳目的人，在朝廷内是台谏，在地方是监司。陛下所任用的台谏、监司，如果确实像齐威王派人察看阿和即墨一样，明白地如同亲眼看见，并且严明地施行赏罚，那么受封赏的人无愧，受烹杀的人也甘心。如果陛下一下达这道命令，就任凭各路守令肆意欺骗夸诞，任凭他们推诿剥削，只求一时完成任务，不顾国家元气日益损耗，臣私下实在为此寒心。强大的敌人在外面攻打肢体，而陛下又在内部亲自伤害腹心。如今议论的人都知道敌人可怕，却不知道丈量田亩的命令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而且更加可怕。如果陛下所委托的耳目之人能够早晚秘密察访，使官吏不能肆意作奸，或许还可以挽救。否则就危险了！太祖、 高宗创业和中兴，经历的艰难太深重了，陛下可不要忽视这一点。汉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说：“臣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心传》说：‘审察自己的好恶，治理自己的情性，王道就完备了。’治理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审察自己哪方面有余，然后加强自己所不足的方面。聪明通达的人，要戒备过于明察；孤陋寡闻的人，要戒备闭塞不通；勇猛刚强的人，要戒备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备缺乏决断；深沉安静、安闲舒缓的人，要戒备行动迟缓；胸襟广大、气度宏大的人，要戒备遗忘。一定要审察自己应当戒备的地方，并用义来使它齐平，然后中和的教化才会响应，巧诈虚伪之徒才不敢结党营私、妄图求进。愿陛下戒备这些方面，以此崇高圣德。”

译臣看匡衡所陈说的戒备事项虽然有六条，但真正切合汉元帝自身的只有两条：一是没有决断，二是行动迟缓。汉元帝天性仁爱温良，深沉安静而安闲舒缓。仁爱温良的人，缺少刚明果断的操守；深沉安闲的人，没有奋发振作的气概。于是贤能与否混淆，邪正彼此杂处。汉朝事业衰败的开端，就由此产生。匡衡不能抓住这两条戒备恳切地劝说，使元帝豁然感悟、改过向善，却把它们混在六条之中，任由君主自己选择。匡衡在匡正君主方面也做得不好。当时贡禹一类人不能努力挽救元帝优柔寡断的过失，反而只用甜言蜜语和游移的言辞，求得符合君主心意，这实在是最大的不忠。刘向上疏，慷慨激切地说：“怀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进谗毁害的言论；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志，就会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路。”可以说深深击中了病入膏肓的弊病。然而也有遗憾。孟轲说：“不值得同普通人计较，也不值得在政事末节上争辩，只有大丈夫才能匡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仁，天下没有不仁；君主义，天下没有不义。只要一旦匡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汉元帝时，掌管中书、主持枢机政务的人，其人品和政绩，大致可以看出来。然而何必在这些事情上琐琐屑屑地计较胜负呢？君主内心的根本尚未端正，却想在末流上挽回，当然格外困难。只有匡衡能够顺着治理性情的用心加以劝诫，可惜所说的驳杂而不纯粹，宽泛而没有力量。唉！汉代儒生的弊病在于不学习罢了。假使他们果真有孟轲的学问，哪里担心不能匡正君主而使国家安定呢？匡衡、刘向号称名儒，最终却不能成就匡正君心的功业，使天下人认为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儒者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读史读到这里，不禁为之合上书卷而三叹。《前汉元帝纪》的赞语说：“元帝年少时就喜欢儒学，等到即位，征召任用儒生，把政事托付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担任宰相，而元帝又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没有决断，于是汉宣帝的事业衰败了。” 臣于本月初九日在经筵得以侍奉圣颜。陛下举出汉元帝喜好儒生的旧事，亲口说道：“议论者认为，元帝只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罢了；如果得到真正的儒者并任用他，又何必担忧被文义牵制、优游迟疑而不能决断呢？”这番议论很好，卿认为如何？臣答道：“陛下圣学如此高明，可以作为宗庙社稷的庆幸，也可以作为善类的庆幸。大抵真正的儒者本来就少，而能够识别真正儒者的人尤其少。譬如玉，真玉未必没有瑕疵，人们一见它有瑕疵，便轻易抛弃它，却不知道即使有瑕疵，也不妨碍它成为玉，怎么可以抛弃呢？如果是石头而没有瑕疵，也不过是石头罢了，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人才也是如此。真正贤能的人，难道会没有细小的过失吗？只有真正识人的人，才不会因为小毛病遮蔽其大德。如果事事都要一寸一寸地量、铢铢都要比较，那么真正的儒者能够不因小瑕疵而被抛弃的，就很少了。这全在于陛下具有明察知人的鉴识，能够洞察人才的内在底蕴而已。”陛下欣然称许并采纳了。臣退下后思考此事，觉得还有没有说尽的议论。当元帝时，刘向多次直切进谏，萧望之刚正不阿，虽然还不足以称为古代的儒者，但就汉代而言，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儒者了。元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两位贤人可以任用。刘向多次上书论奏，深深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却说：“你暂且停下吧，我将考虑这件事。”萧望之担任师傅，皇帝知道他经学明达、品行高洁，才干足以担任宰相；既然内心已经了解他，就应当坚定地任用他；既然说将要考虑他的意见，就应当竭力实行他的话。然而，刘向的精忠最终不能夺回王氏窃取的权力，萧望之又一被石显、匡衡陷害，耻于以自身受吏役拘辱，宁死也不后悔。唉，曾经这样，却能说元帝喜好儒者吗？议论者说，元帝只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所以有优柔寡断的过失。却不知道有刘向、萧望之这样的儒者，尚且只是表面上做出尊敬的样子，内里却没有真正信任的事实，最终使他们抱恨终身。假使得到古代真正的儒者，元帝难道就能任用他们吗？这样看来，君主最大的毛病，没有比柔弱更严重的了；柔弱而又不能决断，左右的小人就会乘隙钻空，颠倒是非，使君子不能在朝廷上安稳一天。这就是汉元帝病入膏肓、无可救治的疾病，而不是因为汉代没有真正的儒者所造成的。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啊！唐太宗贞观三年，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二位担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按照才能授予职任，这就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处理听讼，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怎么能够帮助我寻求贤人呢？”于是下令尚书省的细小事务交给左右丞办理，只有应当上奏的大事才交给仆射。臣认为，太宗说宰相亲自处理细小事务，就不能帮助自己寻求贤人，是因为光阴迅速而人的精力有限；以有限的精力消耗在迅速流逝的时间中，用来处理细小事务，就必定不能专心寻求贤人，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两位宰相一同任命，希望能够明确地勉励群臣，陛下亲自挥笔下诏，依从右丞相的请求，使从丞相以下直到百官，都各自在本职部门勤勉修治职事，寅时入朝，未时出朝，这确实是率先勉励群臣的重要措施。然而臣个人的看法，认为这只能革除从前百官懒惰苟且的弊病。至于担任宰相的人，如果只是在朝堂上处理细务，却不能同心协力帮助陛下寻求贤人，这正是太宗深深忧虑的事情，不能作为今日值得庆贺的事。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唐代贤相，尚且局促于眼前细小事务，不能专门把寻求贤人作为急务，太宗于是把小事交给尚书左右丞办理，大事才交给仆射。这个命令一经发布，作为房玄龄、杜如晦，又有什么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呢？寻求贤人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尽善尽美了。拘泥的人不能超越常规，轻率的人不能精心选择，私心多的人先亲近故旧而后考虑孤寒之士，嫉妒心强的人喜欢软熟之人而嫉恨忠直之士，这就是寻求贤人困难的原因。

译偶尔有远离尘世、隐居丘园、不屑于轩车冕服的人，也应当急切地寻访他们，苦心经营、专心致意，恭敬尽礼，一定要使他们为当世出仕。得到他们以后，又必须衡量其才能所能胜任的范围，以及与职任是否相称，使之确实符合天下人的心意，然后才能取得求贤的实际效果；本来不能因为一个人举荐了他就立即任用，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毁谤他就立即抛弃。过去周公担任辅相时，拿着礼物来求见的人以千百计，周公不怕反复吐哺握发的辛劳，以自身为天下士人作表率，所以得到贤士极盛。如今早晨入堂，到了傍晚就要出去，一天接待宾客能有多少人呢？寻访不广泛，聪明才智就会被堵塞；招致延揽稍有懈怠，讥议就会兴起。真正的贤人以自我推销为耻，而急于求进的人多是佞人，这实在艰难。臣希望陛下明令二三位大臣，不仅退朝以后应当有竭尽全力、不知疲倦地求贤之意；他们在朝堂会面时，也正应当各自把所听到、看到的情况说出来：某人是贤者，某人有才能，某人适合担任某职，某人适合办理某事；敞开心胸，吐露真情，彼此讲明、询问、辨析，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每天这样做，就能一天得到一天的人才；每月这样做，就能一月得到一月的人才。如果朝廷仍有不能完全识别的人才，就应当召进侍从之臣，共同开阔见闻。追究到极致，既然讲明辨析已经充分，那么进而把结果报告给君主，难道还会有衡量鉴别不审慎、是非颠倒的吗？如今所谓的进拟，也略微接近这个意思，但规模狭窄而不广泛，意图偏私而不公正，所以任用的人虽多，真正得到人才的却很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舍弃这种办法不去实行，却一概推托说：“当今世上缺乏人才。”韩愈有句话说：“是真的没有马吗？还是真的不知道马呢？”臣也说：“果真是缺乏人才吗？还是缺乏识别人才的人呢？”愿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对此更加用心。唐太宗时，魏征每每冒犯圣颜苦苦进谏，有时遇到皇帝怒气很盛，神色也不改变。皇帝也因此有所收敛。皇帝曾得到一只优秀的鹞鹰，亲自架在臂上，望见魏征来了，便把它藏在怀中。魏征奏事，故意久久不停，那只鹞鹰最终死在皇帝怀里。皇帝又曾与王珪交谈，有一位美女侍立在旁，皇帝指给王珪看说：“这是庐江王瑗的姬妾，瑗杀了她的丈夫，把她纳为姬妾。”王珪离开座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皇帝说：“杀了人又夺取他的妻子，你还问什么对不对？”王珪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却又抛弃了向他进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有不同。如今这位美女还在左右，臣认为圣心是赞成这种做法的。”皇帝很高兴，当即把她遣出宫去，送还给她的亲族。臣听说唐太宗并不是不谈仁义、亲近君子，然而装饰性的意味多，真实的诚意少。看他让鹞鹰死在怀中，似乎有畏惧顾忌之心；等到谈论庐江王妃时，起初却没有一点羞惭扭捏的神色。一听到王珪进谏，便立即翻然改正。太宗之所以能够兴盛唐朝，正是依赖这一点。然而这还不足以谈论慎独的学问。陛下天赋精纯，上比尧、舜，所谓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为，本来已经丝毫没有了。但臣个人的愚见，私下认为“诚”这个字，陛下仍有尚未做到尽善之处。没有矫饰叫作诚，没有间断叫作诚。临朝时庄重，退朝后放纵；放纵出于真实，而庄重却是勉强做出来的，这就是矫饰，能说是诚吗？亲近贤人、儒士很难，亲近宦官、女子却容易。困难的事亲近它的时间少，容易的事亲近它的时间多，这就是间断，能说是诚吗？臣在经筵时，曾经向陛下进言询问：“退朝进入宫中以后，究竟做些什么？”陛下对臣说：“有时读书，有时写字，有时阅览四方的章奏。”臣不胜欣喜，认为陛下果然没有闲暇的日子。但听道路上的传闻，却说陛下仍未免沉溺于酒色之乐。能够坚决节制饮酒，却没有见到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美德，这是圣贤经典的明白教诲，清楚而不可欺罔。陛下为什么不坚忍努力地实行，不要用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呢？至于左右亲近之人，借公事来徇私情的，尤其不可不加以警戒。脚下踩到霜，坚冰就将到来，这是极其可怕的；防止细微过失、杜绝事态发展，正应当特别谨慎。陛下对臣所说的都是正大之论，但退下来考察您的实际行为，却还有未尽之处。然而您与唐太宗虽有畏惧顾忌之心，却起初没有扭捏羞惭的神色，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呢？愿陛下以尧、舜、禹、汤为法则，兢兢业业，戒慎恐惧，没有一刻懈怠荒废，那么德行会日益增进，事业会日益隆盛。唐太宗的那些事情，又哪里值得再说呢？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当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各位将领争相论功请赏，所以官职爵位不能没有滥授。到了永泰以来，天下渐渐安定，而元载、王缙掌握政权，四方用贿赂求官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他们门下。大的任命出自元载、王缙，小的任命出自卓英倩等人，全都依照请托者的愿望而离去。常衮担任宰相后，想革除这种弊病，杜绝侥幸求进，四方上奏请求一概不答应，也不加甄别，结果贤人和愚人一同被搁置。崔祐甫取代常衮后，想收揽当时的声望，推荐、提拔人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担任宰相还不到二百天，就授官八百人。前后两人互相矫正弊病，最终都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德宗曾对崔祐甫说：“有人诽谤说您所任用的人多牵涉亲故，这是为什么？”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细谨慎。如果平生没有认识过这个人，又凭什么了解他的才干品行而任用他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臣听说任用人才的重大弊病有两种，开始时都自以为是善于任用人才，发展到后来却会变成极大的不善，不能不察看。什么叫两种重大弊病？或者失之于宽，或者失之于严。失之于严，是法度太过谨严，没有包容、兼收的气量；失之于宽，是规模太过宽泛，有不避嫌疑的讥议。这两种做法都不能没有弊病。常衮担任宰相时，承接了贿赂公行、官爵冗滥的局面，担心无法振作衰败的纲纪、挽回失控的局势，所以用严厉来矫正。崔祐甫取代他，惩戒常衮的狭隘，又因为贤能聪明的人有被压抑的叹息，所以再用宽大来矫正。矫正弊病固然是好事，但严厉的人会拘泥，宽大的则会放纵；只知道矫正别人的弊病，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偏颇的弊病。因此史书评论常衮，虽然称赞他杜绝侥幸，却又说他使贤愚一同停滞；这说明侥幸求进的门路虽然堵塞了，正当的道路却还没有开通，过于严厉的害处本来就会如此。崔祐甫想收揽当时的声望，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授官八百人，当时难道不会觉得非常痛快吗？然而考察他所任用的人，多牵涉亲故；前后互相矫正，一个弊病除去，另一个弊病又产生，难道不是矫正过度的过错吗？司马光的话说得好：“任用人才，不要嫌弃亲疏、新旧，只考察他是贤能还是不肖。”

译他又说：“自己没有在其中放入丝毫的私意。”大概私心，是天下最大的蛀虫。不避亲故的嫌疑，固然是私心；亲故果真贤能，却因为避嫌而不任用，也同样是私心；躲避嫌疑、害怕诽谤，固然是私心；一定要等到自己一向认识他以后才任用，也同样是私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做法都不能克制自己。选择人才来代行上天的职事，哪里还有所谓“我”的私意呢？如果以公心为念，该任用就任用，该舍弃就舍弃，把事情交给天下公论罢了，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三代王佐的事业已经久远了，诸葛亮大概接近他们吧？郭攸之、费袆、董允、向宠这一类人，密集地排列在朝廷，一时之间人才齐备，可以说极为盛大。然而诸葛亮从没有凭自己的意愿私自升降官员。廖立、李平，是根据公论斥退他们的，却足以使他们从内心折服；即使遭到废弃，也丝毫没有怨恨的神色，不是没有私心，怎么能做到这样？史臣评论说：“敞开心胸，布行公道；尽忠而有益于时局的人，即使是仇敌也要奖赏；犯法而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要惩罚。”唉！像诸葛亮这样的宰相事业，又哪里是常衮、崔祐甫所能比得上的呢？仁宗皇祐元年，任命知青州富弼为礼部侍郎。当初，河北发生大水，流民进入京东的数不胜数。富弼选择所辖境内丰收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得到五十万斛，又用官府仓粮补充，按所在地分别储存；选择公私房舍十多万区，把这些人分散安置在各处，以便供应柴薪和饮水。又为流民安排住所，使他们能够恢复自己的产业，并且分别按照远近领取粮食，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富弼，并就地提升他的官阶。富弼说：“救济灾荒，是守臣的职责。”推辞而不接受。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聚集在城郭之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在一起形成疾病瘟疫，甚至彼此践踏挤压而死；有的人几天没有吃东西，得到粥后全都僵倒在地。名义上说是在救他们，实际上却是在杀他们。富弼制定的办法简便而周密，天下把它传为法式。臣私下认为，安置流民的办法，只有富弼的办法最为简明扼要。所谓简要的办法，只是把百姓分散安置在下层各处，而在上面总揽纲领罢了。臣听说金陵各县流民聚集在一起，都是从淮西来的，扛着戈、拿着刀，白天肆意抢掠，动不动就杀人伤人。沿江出兵驱赶他们，处在句容境内的流民逃入金坛。像宣城、池阳、当涂，各处流民聚集如蚁，抢劫成风。逃亡的士卒，都加入他们的党徒。江南的奸民，大多也附和他们。眼前形势已经如此，冬末春初，日子还很长，如果继续蔓延不止，他们将要四处溃散，无法收拾。臣愚昧，想请求朝廷下令给督府和各阃，以及所有安抚、总漕等机构，赶紧采取措施。从一路推广到各路，再从各路推广到各郡。各处的流民，按所在地分别安置。凡是供养的费用，只有分散开来才容易供应；居住的地方，只有分散开来才容易满足。这不是臣的臆测。富弼选择所辖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得到五十万斛，又用官仓粮食补充，按所在地分别储存；又选择公私房舍十多万区，分散安置他们，以便供应柴薪饮水。富弼所做的，可以说周详完备了。如今如果果真能够推行这个办法，就不只是劝百姓拿出粮食而已；可以拨出上供的数额，可以拨出桩管的钱，也可以请求朝廷科降财物，那么上下就应当亲密得像一家人；也可以请求把流民编组起来，那么彼此就应当联络成为一体。所谓团结，也不止一种办法。能够出力的，就任用他的劳力；有技艺的，就让他靠自己的行业谋生。其中有读书做士人的，就分散安置到学校；做商人的，就让他们从事贸易迁运。心有所归属，奸恶之念就无从萌发。这些都是分散安置的办法。分得越多，供养就越容易，而关键只在于督府、制阃以及总漕等机构做他们的首领罢了。所以说，百姓贵在分散安置，权力贵在统一统领。所谓分散安置百姓而总提纲领，说的正是这个。臣希望朝廷准备颁行富弼办法的施行文书，责成长吏负起责任，一如青州旧例，流民幸甚，宗庙社稷幸甚。元祐元年，司马光说：“朝廷诏令近臣推荐可以担任监司的人，等到他们不能胜任时，也可以连同推荐者一起治罪。”吕公著说：“也必须由执政大臣审慎选择。”司马光说：“历来执政大臣只是在被推荐上来的人中选取自己认为好的来任用。”韩维说：“如今不先审察，等到他不能胜任以后才惩罚推荐者，很不合乎道理和义理。”吕公著说：“任用多有失误，也由于受到资格限制。”韩维又说：“司马光对资格看得太谨慎。”司马光说：“资格怎么可以缺少呢？”韩维说：“资格只能用于按资历升迁；如果是提升选拔人才，难道可以拘泥于资格吗？” 臣听说本朝设置监司，深深得到了汉元封年间设置部刺史的本意。刘安世曾极力论说此事，认为监司官秩低而权力重；官秩低，则任职者会激昂自进；权力重，则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这是好的制度。祖宗盛世时，中外安定，州县奉行法令，田野没有事情，实在是因为监司选得了人才。被称为青齐福星的，并不只有鲜于侁一人。监司与其他官员不同，天下郡县的官吏由朝廷除授，难道能够人人考察吗？把按察的权力寄托给监司，就是选择监司的人因此在选择天下的守令。臣长期任职外地，大略曾经熟悉、经历过这些事情。大抵监司的选择，必须清正有威望，才足以激励懦弱、改变积习；必须刚强敏捷而有风力，才足以纠察官吏的奸邪；必须明晓练达而有精神，才足以察觉奸弊。这类人才，确实很不容易多得。想使各路监司都得到这样的人，必须不拘泥于资格才可以。臣对于吕公著、韩维的话，实在深有感触。元祐盛世，可以说是贤才汇集的时期，而监司的任命尚且有任用多有失误的忧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要惩戒王安石任用资历浅的人，于是专门把资格看得太重了。

译司马光说：“安石执政时，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官，又增加转运副使、判官，都是选择资历浅而轻浮机敏的人担任。”安石专门任用轻浮机敏之士，固然不可取。假如有人持重、懂得大体、聪明而了解时务，只是资历尚未达到要求，难道可以眼看着百姓生活愁苦困顿、世道衰败，而不赶紧选拔任用他吗？韩维说：“资格只能用于按资历升迁；如果是提升选拔人才，难道可以拘泥于资格吗？”这才是极正确的言论。如今纸币贬值、物价昂贵，徭役沉重、赋税繁多，军队骄横、百姓贫困，盗贼不时兴起；寻求治理的关键，没有比选择监司更紧迫的了，而选择监司的关键，不应专门限制在资格上。汉代部刺史正因为官秩低而选用，原因就在这里。如今真正有才干、确实有能力的人，常常受到拘束而不能任用，却甘心选择那些软弱圆熟、苟且敷衍的人，然后要求他们完成整顿吏治、澄清天下的事业，那么他们废弛职守、危害百姓，也就难怪了。臣希望陛下深思祖宗设置监司的本意，反复体会吕公著、韩维的话，明令大臣精心选拔贤明的监司，不要完全受资格限制，使他们分布各道，以振兴纲纪、消除祸乱，臣实在不胜庆幸。《防斋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蒙斋集》卷二。宋，袁甫撰。奏疏。《正字上殿劄子》。臣以卑微而平庸愚昧的身份，错误地蒙受陛下亲自擢拔。如今奉召应对，得以拜见圣颜。臣私下认为，陛下圣德深沉宁静，默默与上天相合；思虑纯一，上与天意相通。自陛下登临帝位直到今天，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了，却随即消除，转危为安。人们以为这是天数恰好如此，却不知道全都是圣德感格上天的功劳。近来北朝首先挑起战端，我军出兵以后，北朝军队很快退去。人们以为这是群臣抵御外侮的力量，却不知道全都是上天保佑皇家的证明。陛下平日积累了敬畏上天的诚心，而上天又确实有启发、保佑陛下的实情，本来应当吉祥之事全部到来，灾异全部消除。如今阴阳却还没有调和，旱魃肆虐，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恐惧吗？太严重了，统治天下的君主不可以一天没有畏惧之心。畏惧之心常存，妖异就不能胜过德行；畏惧之心有时消失，德行就不能胜过妖异。陛下如果想借天戒挽回天心，使亢阳转变而降下甘霖，其方法也没有别的，只应当依照陛下平素敬畏上天的本心，更加警醒戒惧罢了。天理流行，无论处在何处都显现出来；善于感格上天的人，必定事事知道畏惧。为什么呢？贤才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到天心的向背。如今正直善良的人被斥退，谄媚奉承的人被任用；尽力直言的人受罚，蒙蔽君主的人受赏。邪正颠倒，黑白不分，堵塞忠良敢于进谏的门路，孤负上天产生贤才的意旨，这是值得恐惧的。百姓生活的安危，决定着天命是离去还是留存。如今战争已经兴起，百姓长期暴露在外，军粮接济不能继续，征敛将要波及百姓。根本一旦空虚，内部就会有岌岌可危的萧墙之忧；国家国运的长短，实在由此决定，这是值得恐惧的。广泛谋议、听从众意，才合乎天心。如今陛下深居宫中，端坐而未能完全了解下情，群臣只办理文书，很少接触民间舆论；独自运用密谋的意图占了上风，而虚心咨询访察的意图很微弱，恐怕天下迫切的情形没有途径上达，这是值得恐惧的。君臣同心同德，才能承受天心。如今陛下一人在上忧劳，而群臣在下安逸享乐；外患刚刚消除，内患正日益深重，却欢欢喜喜地和平时没有不同，还自以为宽厚的气量足以镇定浮动，却不知道安逸享乐正是毒酒，这是值得恐惧的。效法上天运行刚健不息，才叫作君主的德行。如今陛下恭敬节俭有余，刚健决断不足；庸俗之人和奸佞之徒只求苟且富贵，却没有听说陛下大力明辨升降来警醒、激励众心；将帅彼此结交，军队的政务因此败坏；州郡收受贿赂，廉洁守节的风气因此衰败。这些都

译是由尊贵亲近的人带头造成的；如果不改变源头，流弊就会更加炽烈，这是值得恐惧的。这五件值得恐惧的事，只是举出其中的大端罢了；其他祸患的征兆、乱事的萌芽，不可一一列举。将用什么来答复上天的谴责、招来和气呢？所以臣说：只应当依照陛下平素敬畏上天的本心，更加戒慎恐惧而已。况且臣听说，在上面有戒慎恐惧的君主，下面就没有值得恐惧的事情。畏惧之心不存于自己，那么别人的重大可怕之事才会显现出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从今以后开始，内心警醒地反省，知道敬畏上天的念头本来就是自己固有的，根本不需要向外寻求；从内心方寸之间的清明推及朝廷的清明，从宫闱的谨慎严肃推及政令的谨慎严肃，以昭明公道来打破私意的锁闭，以提拔正人来针砭邪说的病根。陛下这样在上面率先而行，辅弼大臣又能够公正听取、全面观察，尽心竭力、竭尽忠诚来体察君上的心意；掌管耳目的台谏之官、掌管言论的官员，也都广泛采集公论，全部吐露忠诚来扫除积年的弊病；下至群臣百官，没有不精诚专一、公而忘私地奔赴国家急务的。这样将会看到天意在上面回转，灾变在下面消除，难道不只是治理好我国而已吗？即使坐镇朝廷、控制外夷也可以，又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否则，精神转变为懈怠昏昧，刚强消磨为柔弱怯懦，君臣上下全都不知道畏惧，那么值得恐惧的事情就多了。国家治乱存亡的形势，根本就在这里。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决定是否采纳。《入对劄子》【按：《宋史》本传记载，袁甫由建康判官授为秘书省正字；这篇劄子追述金陵之事，也是任正字时所上。】臣私下认为，侍奉君主的道义，就是知道什么便没有不说的。臣任职金陵，两淮的事情凡是接触耳闻目见的，冒昧为陛下大略说一说。国家平日用礼义对待士大夫，本来希望他们有守节死义的风气；用恩意抚慰将帅，本来希望他们有捐躯报国的忠诚；用百姓的膏血供养官军，本来希望他们在一旦有缓急时能够派上用场。但依臣愚见，竟然没有一样值得依靠的，这实在令人痛心。近年以来，两淮的城池壁垒大体已经具备，但守边的大臣都致力于用自己的主张压倒别人。先前有人以修筑版筑防御为功劳，从支郡调任为大镇的长官；后来的人想改变他的说法，就一定说疏浚壕沟有利。先前有人认为山城不能迁移治所，于是把治所迁到别郡，而且被罢黜；后来的人想改变他的说法，就一定说迁移治所方便。敌人还没有侵犯淮河时，知道朝廷意在安静，就争相提出安静的主张；等到敌人入侵，知道朝廷意在振作，就争相以振作为言。这些人的用意只是知道迎合取宠，哪里曾把宗庙社稷和百姓放在心上？一旦发生变故，他们能够尽忠竭节、为国家死守吗？这说明士大夫不足以依靠。将帅之臣稍微知道为国尽力、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的，难道没有人吗？然而大抵能够得到军士之心的人少，招致军士怨恨的人多。债帅的风气大概已经存在多年了，他们假托经营军营的名义，实行剥削的实质。军队之中怨气满腹，威势足以钳制他们的嘴，却实际上不足以使他们心服。至于偏将、副将稍有一点长处的，专门加以压制，不让他们自己施展；嫉恨他们甚于仇敌，防范他们超过寇敌。不仅统御下属如此，各位将帅彼此相处也是如此。凭势力互相倾轧，凭计谋互相倾陷。有人向朝廷请求事情，就轮流制造矛盾；一旦遇到缓急，又不再相互救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古代已有明确的教训；如今彼此竟不相和睦到了这种地步，凭什么办理大事、建立大功呢？这说明将帅不足以依靠。国家的财力全都消耗在军饷上，而官军不能使用，不论愚者智者都知道。开禧丙寅年发生的事情中，丢下铠甲、拖着兵器逃跑的人，都是平日由县官厚给俸禄的人。其间稍微能以立功表现自己，以及把守关隘的人，大多是义勇民兵、万弩

译手、雄淮敢死等军。近来调兵分屯，派遣将领四处出兵，而在中渡击退敌兵的，竟是强勇军中勇猛机敏的人。戎帅以自己不如他们为耻，极力加以阻挠诋毁，并且还请求节制民兵，幸亏朝廷坚持不听从。

译他又想自己招募土豪来助长自己的声势，却不知道平日厚养官军是要用来做什么？这说明军士不足以依靠。这三类人都是国家腹心爪牙的力量，却没有一类足以依仗；如今上下还互相蒙蔽，把实情当作忌讳，国家将怎么办呢？要挽救这三种弊病，必须有三种防范：第一，严格选择帅守；第二，合并大军的权力；第三，兴办屯田以取得利益。所谓严格选择帅守，就是牧养百姓的责任本是他们的职分，但如今事情以军旅为急务，应当选择智略过人、通晓军事、忠心体国、不敢欺骗的人，授予他办事的权力，放宽财赋方面的限制，把军政交给他，责成他训练军队，并且让他长期任职，不要再频繁更换。对于职事修治清明的人，增加官阶、赏赐金帛，以激励他的志向；对不称职的人则随即责罚。这样能够甄别能与不能，士大夫就会争相尽忠。所谓合并大军的权力，沿江军队的将帅中，熟悉阵战、忠勇可用的人，应当让他们守卫最边远的地方，使其充分发挥所长；那些虽有小才却不足以依靠信任的人，应当逐渐淘汰，不要只为姑息而让他们掌握军队。由代理官员掌管，削弱其权力而损害其威势；这样做久了，把全部官军都合并隶属于帅守，就没有剥削之害，也没有嫉妒之私，士气顿时振作，军心喜悦服从，将帅的弊病也不再成为国家的蛀虫。所谓兴办屯田的好处，是官军既然不足以使用，就应当依靠百姓守卫淮河。想让百姓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就应当用田地供给百姓。议论者都说两淮官府所有的田地少，豪强大户所有的田地多，却不知道田地虽然在百姓手中，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耕种，黄茅白苇，放眼望去没有尽头。官府如果议定征收田租，豪户害怕输纳田租而轻易抛弃田地，那么这些田地就都成为官田了。然后根据田地多少，酌量分给百姓，并帮助他们提供耕种的资金，将会看到屯田的好处兴起，边塞下的粮食增多，民兵的粮食充足，而转运军粮的费用减少。这些都是今天最急迫、最切要的事务。三种防范之中，安置戎帅、实行屯田两件事具体条目很多，应当由朝廷下令给制置司详细拟定条陈，赶快上报朝廷，不要做空泛的言论，务求取得实际功用，这确实是治理内部、抵御外部的良策。臣是读书人，冒昧议论当今的利弊，出于忠诚而不能自已，惟愿陛下裁夺取舍。《轮对劄子》【按：本传记载，袁甫由正字升任校书郎后上了这篇劄子。】臣是浅陋的读书人，充任册府中的官员，有幸叨蒙赐予面见应对的机会，再次拜见圣颜。此时如果不说，岂只是辜负自己的内心，也将辜负陛下。请允许臣把愚诚全部倾吐、完整陈述。臣听说朝廷忌讳谈论边疆事务，不是国家的福气；士大夫敢于谈论边疆事务，实在是国家的幸运。然而，边疆是外部事务，敢于谈论外部事务，却不敢谈论内部事务，难道也是国家对臣子所期望的吗？如今凡是谈论边疆事务的人，不过说将领还没有选好、军队还没有训练好、财力还没有充足罢了；识大体的人，又不过说制度规模还没有建立、气血脉络还没有贯通罢了。却独独不想想，这几件事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在四肢而在腹心。什么叫腹心的疾病？制度规模没有建立，是苟且偷安的人阻挠了它；气血脉络没有贯通，是受蒙蔽堵塞的人隔绝了它；将帅没有选好，是嫉妒的人阻挠了它；军队和财力没有治理好，是欺骗诳妄的人败坏了它。陛下端坐深宫，不能完全了解边疆事务，就必然要委托给二三位大臣；大臣的耳目聪明也不能完全了解边疆事务，就必然要有咨询访察的人。那些早晚亲近相处的人，有的得以暗中窥测事情的机密；柔缓浸润、日久年深，有的得以巧妙地迎合陛下的心意。他们把变故当作可玩忽的事情，动不动就揣测迎合；事情虽然紧迫，苟且偷安的说法却先入为主，渐渐开启荒怠的习惯，使国势日益衰微。稍稍厌弃忠直的大臣，人才便日益衰败。规模既然如此，连自己都谋划不周，哪里有空暇谋划别人？陛下如果能够慨然醒悟，痛切惩戒从前的过失，或许苟且偷安的人就没有地方推销他们的说法了。边疆战事一发生，事变就有千头万绪；如果不是大大打开乐于听取意见的门路，怎么能够广泛容纳各种言论进入朝廷？如今猜疑防范已经太过，真情实意难以相互信任。边境之间，妄加猜测，以为朝廷之上真假不分。与朝廷结交、得到引荐的人有所奏陈，虚假的事情往往被当作实情；孤立无援的人偶尔有所控告请求，真实的事情也被说成虚假。朝廷固然未必完全如此，但有可疑之处也就值得议论。近来蜀地的事情起初似乎很可怕，后来因为奏报失实，斥退免去帅守和漕臣的职务，从此彼此告诫，谈论蜀事的人就少了。臣从传闻中得知，敌人开始迁往汴京时，仓皇奔逃，可以说是无所措手；但上下之间彼此辨论、倾吐真实情况，有意见都能传达。敌人在鼠伏鸟窜之后，尚且有广泛谋议、兼收意见的意愿；我们处在朝廷清明之时，却自己造成上下隔绝的忧患。这是微臣痛心的原因。陛下如果大力彰明公道，受蒙蔽堵塞的人就没有地方施展奸计了。选择一位大帅，谋划一处边防，采纳民间舆论，未必缺乏人才，却一定要选取平时亲近、依赖左右、由他们推荐引导的人。这些人，大概会说：“像这样之后才可以开始信任他。”却不知道至诚为国的人，没有不可以信任的；而平时亲近依赖的人，未必真正值得信任。有奇伟抱负的人，没有不可以任用的；而左右推荐引导的人，未必真正可以任用。谨慎守护风寒之地，大概全朝廷明明知道用错了人，却没有谁肯为陛下说一句话。奸雄暗中窥伺，便产生轻视我国的心；敌人听说后，会认为中原怎样呢？至于一向负有众望、可以担当一方的人，往往因为嫉妒之说而被牢牢压制，无法改变，连陛下也被它迷惑了。臣不知道为国家选择人才，为什么偏要压抑忠臣贤才，来满足嫉妒者的私心呢？粮食充足、军队强大，是国家所看重的；筹划经营、谋求应变，难道没有防范吗？如今陛下尚未有停止战争的日期，却先有厌恶战争的心；喜欢任用谈论财利的人，却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既然厌恶战争的心先主宰于胸中，所以群臣的话纷纷迎合；表面上装饰虚假的名声，内里却实际排斥正论；表面说防守御敌，暗中却积蓄主张和议的心思。这难道不能称为欺骗诳妄吗？戎帅彼此行贿，并不是没有明令禁止；与其惩罚行贿受贿的奸恶，不如堵住贿赂进入的门路。州郡馈送贿赂，并不是没有明令禁止。

译与其革除馈送贿赂的弊病，不如清理它产生的根源。如今不致力于做这些事，却天天寻求增加财源的办法，于是搜括常平仓的积蓄，取用州郡的盈余，说：“我将用这些来供给军队。”把那里的财物竭尽来补这里，简直和儿戏一样。这难道不能称为欺骗诳妄吗？臣因此冒昧议论今日的病弊：虽然它蔓延在外部，实际上根本在内部。想铲除蔓延的枝条，应当先除去根。苟且偷安的根不除，制度规模始终不能建立；蒙蔽堵塞的根不除，气血脉络始终不能贯通；嫉妒的根不除，将帅始终不能选好；欺骗诳妄的根不除，军队和财力始终不能治理。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陛下为什么不超然远大地观察，深思内部忧患比外部祸患更加严重，日日夜夜寻求消除它们的方法呢？我朝祖宗治理天下，把政事委托给中书，可以说权力很集中。然而一定选择公正忠诚、耿直恳切、声望风采著称的人担任台谏；一定选择端正明亮、守持正道、敢于议论驳正的人担任给事中、舍人。天下的事情有利有害，群臣众多，有正有邪。应当弹劾的，台谏可以依据公论弹劾；应当驳正的，给舍可以依据公论驳正。这是祖宗抑制官吏奸邪、整肃朝廷纲纪的根本大计。如今如果确实体察祖宗的本意来实行，使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不舍弃大的问题而专谈细节，不回避困难而只谈容易的事，那么纲纪既然端正，百官承受福泽，哪里还会有以苟且偷安、蒙蔽堵塞、嫉妒、欺骗诳妄来迷惑我们听闻的人呢？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魏征进谏时，他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取意见容易偏颇，邪说又容易损害正道，实在太严重了！臣希望陛下发扬兼听的美德，戒除偏听的私心，充实元气来抵御外邪，端正内部治理来安定边境。国势日益强盛，基业日益稳固，使我宋朝绵延亿万年无穷无尽的福祉，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臣是一个平庸空疏之人，没有丝毫长处，却冒昧承当朝廷派遣，暂任新安知州。这实在是由于圣朝选拔人才公正，只是惭愧自己有越职叨任之过。臣想求得报效，丝毫不怕辛劳。转眼已过一年，现拟陈述五件事情。臣学问不足以窥见政事的纲要，见识不足以通达事务的宜当，只是把便利百姓作为心愿，这正是守臣的职责。臣昨日进入朝班，得以拜见圣颜，想稍稍有助于圣听，曾献上关于仁政的一条意见，当即承蒙俞允，并赐以褒奖。何况如今谋求地方保障，更应深切戒惧侵扰百姓。施行于本州的政事，既然应以仁政为先；向陛下奏陈的事情，也应以仁政为急。条目虽然不同，纲领却是相同的，只是希望实际的恩惠能够惠及百姓罢了。伏望陛下以睿智慈爱，特别加以采纳。这岂只是愚臣的幸运，实在也是一州百姓的幸运。臣仰想陛下忧虑百姓疾苦，切身如同痛在肌肤；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比救人于焚烧溺水还急迫。因此谋求延续百姓生命、护养国家根本，为亿万年无穷的基业，可以说是思虑极深且长远了。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下达给本州及监司，准许重新审察休宁县赋税之事，迅速颁下允准的诏令，减免了许多赋税。皇恩何其美盛！深厚的恩泽广大无边，不分远近。臣忝居郡守，每天同击壤歌颂太平的百姓相处，看到他们欢欣感戴。臣恭敬阅看户部详审的言辞，深刻看到了州县的实际情况，破除私心，显示大公。它说：“审阅所申报的情况，只有供给朝廷的名目，裁减削免并不吝惜；至于留在州中、送给使司的项目仍照旧责办，这只是为了替自己逃避责任的谋划，似乎并没有体恤国家、怜恤百姓的心意。”如今既然依照详审的旨意，何不广施均平一体的恩惠？于是，不仅酌量减免上供的数额，也把州郡所得、留作自用的部分一并蠲除。臣捧读到这里，肃然起敬，叹服圣朝如此主持公道、勤恤百姓的隐忧。小小的郡县，虽然困迫至极，怎敢不宣扬明德、推广仁政的声誉？已经把圣旨完整抄录，张榜于交通要道，使深山穷谷的百姓家家户户都知道，这是极其盛大的举措。不过臣又想到，徽州有六县，都像处在沸汤之中，婺源、休宁尤其严重。如今休宁已经蒙受恩惠，难道唯独遗漏婺源吗？何况婺源处在万山五岭之间，县境最大，百姓最强悍，财赋负担也最沉重，比休宁几乎还要严重。吏部派出的官员一旦出缺，人人畏惧退避而不敢前往；县佐代理县官，只求免除过错，拿正税来填补其他名色的亏空，用新钱来掩盖旧欠。这样安排既没有别的防备，预先借取便被视为良策。不过一两年，不知有多少万户豪强富室凭借势力而不缴纳官租；下等贫民则害怕官府催逼，只好加重缴纳田产税。又连续多年没有遇到丰收，兼且屡遭火灾，学校、仓库、官署几乎没有一点剩余，乡里和市肆全都变成瓦砾。把这样萧条的县交给新任官员，他修补破败、支撑倾危，废寝忘食，极其疲劳也不畏惧，仿佛从醉梦中刚刚醒来；那么减免赋税的恩惠，哪里能够片刻稍有迟缓呢？然而，蠲减固然正确，如果只向上级请求怜悯，却把恩惠留在本州，仍然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私心。私心不能克制，便各自筑起藩篱，这是先把婺源、休宁看作两个地方，却想让朝廷把它们视为一体，怎么可能呢？臣如今所说的以休宁为准，即使对本州有所损失、对朝廷有所减少，也很容易遵从。只要能够有利于百姓，臣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平常州郡可以自行支用的钱，往往一直被看作自己的财物，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谁肯使自己贫乏而让别人富足？这种弊俗既已形成，痼疾便很难医治。在州中可以蠲免的，既不忍心决然舍弃；在上级应当除去的，又不敢申明请求；都是由于封闭吝啬的私心执念，使恩泽不能通达，终于让周遍流布、丰沛如雨的恩惠受到阻隔，无法下达。

译臣愚昧浅陋，别无丝毫长处，只是在公私、义利之间，粗略知道应当顺从或违背、取用或舍弃的决断。何况州县本来同为一体，财赋也应当通融调剂。如今想稍稍宽缓县里的困境，哪里可以专门损害朝廷呢？必须先从本州除去吝惜财物的私心，又请求朝廷减免没有正当名目的征敛，这样衰败困苦的县邑才开始能够稍得苏息。臣已经把婺源拖欠十六年的防绢一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一万五千余贯、月桩板式钱六千余贯，以及婺源所积欠的各项钱物，一概暂时停止催缴；本州节省浮费，代为收集，分批起运。只是那些凭空捏造的赋税，都属于上供及总所的名目，定额钱数过重，残害百姓，既不是本州可以自行决定的，必定要请求朝廷特别减免。假使没有先例可以援引，尚且要竭力陈请，何况有休宁的近例，婺源的情形又相同，应该都由朝廷明白降下指挥，并由监司派官考察办理。休宁既然已经先行减免，也应当按例惠及婺源，或许就可以解除燃眉倒悬之急。因此臣详细列举婺源请求减免的事项，现已申报监司，由各方共同保明，联署请求指挥。臣实在不能自已，所以预先据实陈述，伏望圣慈采纳施行。一、臣私下考察本州起运上供绢的纲运，屡次以来，左帑退回的数量很多。臣刚到任时，前任政务积下的数目动辄超过万计，臣督促各县，昼夜不停，追捕、逮捕、张榜、鞭笞，纷纷派出。又因为过去官吏巧妙地移换名目，虽然有户主姓名，往往都不是原物，退回后却归到县里，县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更加残害百姓罢了。臣每次执笔发布文书，都深感惭愧。上下阻塞，没有办法疏通。左帑严定期限，急迫得像星火。全州害怕无物可解，如临深渊薄冰。臣微薄的愚见，深恐今年一万匹，明年就加倍，过不了三五年，积到数万匹，百姓受害将没有尽头。于是臣同百姓谋划改进，多方晓谕，都让他们用心织造，可以保证整纲全部收齐。臣粗略取得了百姓的信任，百姓也遵守约定。臣又考察历来揽户的弊端：他们从纳税户那里收取时抬高价格，等到向织机户购买时又压低价钱。用粗疏难以出售的绢，趁纲运正急的时候交纳，官府虽然明知其中的奸诈，却往往暗中使他们的计谋得逞。又专门拣选之类的人员彼此勾结，弊端和侥幸取利的手段很多，百姓禁受不住苛求，耗费又从哪里出呢？不过是减少丝缕的成本，把它转去填塞永不满足的需求。因此真假混杂，纷纷聚集，名义上损害纳税户，实际上损害官府，左帑退回它们也就不足为怪了。臣痛切惩治这种弊端，把它彻底清除：揽户一律罢去，专拣一律改派他人。收取百姓缴纳的钱，只按规定数额用于市利縻费，分文不多取。平常之所以多取，大概是因为不能满足众人捕鱼猎取般的贪欲。臣如今既铲除弊害，又澄清源头，供官府差役使用的人以及每日饮食的费用都由官府支出；官府耗费少了，百姓得到的利益多了。又让百姓每年缴纳时全凭朱钞即时支付，几乎没有滞留。微臣不敢怕劳苦，官吏也知道竭力办事，稍有欺骗作弊，决不容忍。百姓都说：“从前官府阻拦刁难、索取乞求的弊端，如今全没有这些忧患了。”绢虽然比以前增加，百姓却争先恐后缴纳，从未轻易动用一鞭，也没有无故追捕一个人。各县间或有过分苛刻的，本州竭力施行禁约，分发手牓，详细说明臣的心意，众目睽睽之下，哪里容得欺骗？不过察看州中百姓的心意，也有一些人忍受而不敢说话。使百姓到了不敢说话的地步，难道臣自己内心能不惭愧吗？为什么呢？本州向来不出产绢，远远不能同升、宣相比。考察《新安志》，国初歙绢只重数两，后来却不能完全遵守这一制度。然而法令中记载，江东一路的税绢总重十二两，唯独歙州因咸平二年的特别诏旨，只以十两为定，并下令仓库不得退剥，每匹折钱七百三十一文。到绍兴十八年，户部符文规定每匹估价二贯足。乾道三年，诏令认为守臣收纳绢帛扰害百姓，削减官秩并罢免他。贬谪诏辞说：‘不顾念蚕丝的不足，不思虑织机的空置。伟大的王言，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后来议论者又上奏，认为户部退剥徽绢，屡次下令禁止。深切思考历代圣主的深意，难道是愚臣所能完全知晓的吗？然而观察朝廷对徽州百姓格外用心，才看见周道平坦如砥。大概田税既然沉重，物帛就应当减轻；立法公平，是应当世代遵守的。哪里料到流传日久之后，反而认为宽大的做法不对？渐渐追求细密详尽，便逐步背离了当初的本意。如今所缴纳的税绢精美优良，确实远胜往年。虽然可以图谋暂时逃避责任，又怎知将来能够保全？臣私下担忧，今后的继任者未必都能革除两个场所索取的弊端，也未必都能贴补专拣人员的日食费用，更未必能按时发给钞钱，使绢帛没有片刻停留的忧患；如果只是让徽州百姓缴纳精美优良的物品，那么造成这种先例的人就是从臣开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三十一钱〕 臣所说百姓忍受而不敢说话，正是指此事。臣因今年夏季干旱，向上天祈祷，说过：‘如果罪责确实在臣民，那么还有什么罪过呢？’臣当面对上天说出这番话，如今又面对朝廷启奏此事，那么忧恤徽州百姓，怎能容许迟缓？伏望朝廷依据咸平、绍兴、乾道年间历次宽恤的指挥，每匹只以十两为定，仍依据旧例下达。仓库如果达到上述两数，特别免除退剥。免除退剥之后，整纲绢帛就能全部缴纳；将来既没有退回的忧患，徽州百姓便有苏醒的希望。祖宗的旧日风范，今天又得以看见，难道不是值得庆幸吗？况且臣所请求的十两定额、禁止退剥，都是圣旨。圣旨由朝廷颁布，难道可以由朝廷自己废弃吗？何况臣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将来谋划。如果今年起运的绢纲，大多是臣亲自拣选、认为可以缴纳的，断然没有被退剥的忧患；万一有退剥，也都是上等物品，百姓将乐于接受，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希望圣慈察知臣出于公心，直接下令所属机构检举执行。这不仅能使徽州百姓蒙受无穷恩惠，也能显示朝廷遵循祖宗法度、厚爱养护国家根本的深意。如果朝廷还想进一步审定，就请下令本路监司取来《新安志》及历次指挥，保明后申奏施行。

译一、臣听说：“常平仓、义仓的储藏，是用来防备灾荒的。平时作为有用的储备，遇到事情时就没有物资缺乏的忧虑。”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有储蓄的名义，没有储蓄的实际。臣己卯年任职霅川副职时，本州常平、义仓正归本路掌管，查阅簿籍，米只有几百斛，钱只有几百缗而已。臣大为惊骇。一州的仓储关系百姓性命，空虚到这种程度，遇到缓急怎么办？等到详细考察其原因，才知道本州秋苗每年收入最多不过五万，正苗本来就很少，义仓自然不会多。常平、坊场等钱，往往以亏欠为理由，说难以催收，所以收入很少；可是支用为什么又这样多呢？如果是胥吏、军兵以及散从直月的廪禄数目，取自常平仓，使它们全部用于公事，本来还不算太有害。其中有人借差使之名，竟敢旁牵别项支取，副职、通判等官员又自行开启侥幸之门，州郡也援引成例，其他官属都来求取，于是纷纷扰攘，人数多得不可胜数，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还能经得起这样滥费吗？臣既然知道这种弊端，就断绝它的根源，以身作则，一毫也不妄自上取；上至州郡，下至同僚，全都按公事裁减，不容许私下请求。日积月累，储蓄逐渐丰厚，起初只有四百缗，如今已经超过一万，几乎是从前的三十倍。任期届满时，臣将它交给仓司，原有案卷可以复核。臣由此想到，假使天下各郡都迟一两年这样做，便都能增加三十倍，那么还何必忧虑积储不足，何必担心水旱灾害呢？只是如今做官的人，苟且求得塞责，不致力于抚恤百姓；常平使者年年派官，州县属官时时复核，有的把虚假当真实，有的指东说西，上下互相欺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哪里还算有储蓄的实际呢？臣来这里任知州，首先就把这件事放在前面。不过本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赋税繁重、劳役沉重，每到冬春之交，或遇连绵阴雨之后，谷价稍稍上涨，百姓食物稍有缺乏，官府便打开仓廪赶紧救济贫民，并不是一定要等到荒年、饥岁，百姓流离、饿死之后才采取平粜救济。因此百姓对官府的期望很重，而官府要满足他们的期望也很难。众多百姓嗷嗷待哺，每天盼望开仓，还好常平仓之外另有一座平粜仓，由漕台主管，隶属于本郡；每当想要告急，便立即飞快申报。臣到任以来，已经请求多次。今年夏天没有梅雨水涝，许多百姓都报告旱灾，他们对官府的期望尤其不同于平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大略计算六县之中，婺源、祁门、黟县降雨颇为充足，百姓都欢呼；至于歙县、休宁、绩溪，直到仲秋以后才得到甘霖，早稻已经来不及成熟，中稻、晚稻或许还可以有所希望。臣内心愚见认为，除去已经丰收的县份，对于遭受旱灾歉收的乡里，如果不赶快救济困穷百姓，将会看到他们立即填满沟壑；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把常平、义仓储存的米大量拿出来赈济和平粜，百姓正处在倒悬之急，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稍得宽解。本州大力节省浮费，催促积聚余财，选派官员，设局收掌；到两浙丰收的地方收购粮食，以补足原来的数目。官府没有耗费，百姓却得到利益，一直到来年春天都可以接续供食；一边散发，一边补充，循环不尽，确实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眼看百姓饥饿，却把粮食积存起来不发放，岂不是大大违背设置仓廪的本意？如果轻易捐出仓粮，只知道散发而不知道补充，又凭什么为国家作将来长久的打算呢？臣粗略知道体恤国家的心意，实行爱民的政事；既然已经申请求拨发放，必定也要谋划补充的办法，并不是只做空口之言。至于减轻关市的征税、宽缓租赋的收入、酌情劝导富户分财救灾，凡是可以救荒的事情，臣都勉力去做。只是常平仓一事，不是臣能够专擅决定的，因此请求朝廷下令转运司、常平司，不要拘泥于常规，多多进行救济和平粜；对下可以满足全州百姓的期待，对上可以扩大圣朝怜恤百姓的仁德。伏望陛下以睿智慈爱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臣不胜荣幸。一、臣考察本州处在万山之间，最害怕水旱灾害，晴天稍久，农田便担心干枯；雨稍多些，山洪便横流。乡里谚语说：‘三日天晴便来报旱，一声雷响就要撑船。’说的是这里容易积水、也容易干涸到了极点。因此本州农田多借助水利，利用溪流筑堰蓄水的称为堨，挖田蓄水的称为塘。兴修工程虽然困难，但利益很广；不断修治，灌溉的田地很多，放眼数百顷的禾苗，都只依靠一座塘堨的水泽。臣曾向长老询问，他们都能一一说明。无奈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是人的常情；趋向节省而害怕花费，也是百姓普遍的弊病。本州土地少而低洼湿润，满眼都是高田。臣听说往年曾经担忧夏旱，偶然遇到几年中大多连绵阴雨，小民习惯于眼前的情形，以为年年都会如此，却不考虑及时蓄水，只专门盼望上天降雨。他们难道不知道天时是很难预料的吗？修筑塘堨费用很大，徽州百姓一向贫困，把钱看得像性命一样珍贵，如果侥幸能够省钱，便贸然认为终年无忧，他们也太愚昧了。臣因为今年季夏雨期失常，日夜祈祷祭祀，没有什么地方不去，痛心疾首，惭愧得无地自容。臣因而想到，如果水利有所储备，百姓何至于这样煎熬？然而水利废弛，罪责也不全在百姓。过去官府施行的办法，把塘堨当作大事：上面由常平使者掌握要领，下面由州县佐令负责具体办理。每到农闲，就下令检查，县里编具图册上报州府，命官员亲自走遍田间，竖立土埄牌作为标志，集合大小保来确定户名；哪座堨应当兴修，哪座塘已经淤塞，众目共同看见，不能任意欺骗，然后根据废弃或兴修的情况略加惩罚和奖励。官府既然把这事看得紧急，百姓又有谁敢不勤勉？可是几年来，官府安然不加察看，询问主管姓名便含糊难考，查对旧有簿籍又散失得很少保存。这样苟且下去，实在令人叹息。然而废弃的制度还不算久，旧例仍然可以查寻。请求朝廷把命令下达仓司，仓司再下达郡府佐官，时时督促，处处施行。如果县里把它看作寻常事务，保甲又不加以检举，就另行委派官员调查上报；怠慢法令的人必须惩罚，绝不赦免。

译这样一来，水利就会经常充足，农田没有忧患。臣又曾把所听闻的情况同乡里的习俗相互印证，大家都说堨不能增加，塘还可以扩建。但开塘费用很重，难以责令百姓承担，不如清查官府所有的田地，或者购买百姓家的产业，多多兴修陂塘，发挥水利作用，救济没有能力的人家。官吏为此加以防护管理，每年按时加以疏浚修治，遇到干旱水涸，就放水使其流通，确实是大恩惠。臣偶然查阅旧文书，看到从前绩溪县令王柟买田一百五十余亩，开塘六十八处。县里尚且能够做到，州里为什么反而不能做到呢？伏望朝廷采纳臣的奏议，下令本路常平司，把没收入官的田产全部清查出来，用于开塘。臣也应当节省缩减浮费，帮助兴修工程。后来的有志于民政者继续办理，又会陆续兴修，必定可以成功。朝廷不必担忧花费一分一毫，民间却有世世代代无穷的利益，难道不是好事吗？惟愿圣慈开恩采纳，臣不胜荣幸。臣私下考察，本州一向多有火灾，虽然有时出于意料之外，但也是由于人的事情没有做到周全。臣自到任以来，首先把这当作急务，严格编制保甲图籍；选择防火官正副八人，都是乡里推重的人；总管四方的防火事务，官府多置办器具，并且命令各家自行准备，每天命令【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是以兵官监察四隅而创此名，或即上文“防虞官”之讹，无其他版本可以校勘，今仍原文】察看四隅的官员；设置潜火军卒，登记确定姓名，每十天轮番上岗，并且发给官钱慰劳他们。这些都只是琐碎的日常措施罢了。只是本州依山而建，号称盛产木材的地方，却常常见到深宅高堂全都只是竹篱茅舍，一阵融风吹来，便烧成灰烬，什么也不剩。虽然灾祸屡次发生，却没有人知道改变办法。臣委婉详细地开导说明，幸而百姓乐意听从；但又担心贫弱人家承受不起营造费用，便由官府提供本钱，召集陶工，打开借贷渠道，放宽偿还期限。如今房屋栋梁檐脊相接，气象焕然一新，似乎可以在灾祸尚未形成时消除祸患，哪里只是救治已经发生的灾害呢？不过这还不够。还有所谓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众人都认为不可缓办，那就是鱼梁吗？这座桥梁正面对紫阳山，阴阳家说：‘前面的山既然有高大险峻、层叠陡峭的形势，那么水映照山势，也应当有深静曲折、绵延流转的形态。山水清辉相互含映，火神便会退避。’虽然只是一家之学，不值得深信不疑，但五行的道理也确实有一定根据。从前开始草创时，没有来得及考虑长久之计，只用木栅阻挡，用沙袋堵塞，偶尔遇到长久晴天，还可以说过得去；一旦连绵大雨暴涨，水声如雷，溪流湍急，势头快如飞箭，便会荡然一空。臣去年捐出钱财，依照旧址重新修葺，比过去好了许多，绿波连到天边，清澈无际。如果常常这样，难道不是大利吗？但堤防不坚固，水势容易冲毁，终究不是永久的办法。臣愚见认为，如果想长久不坏，不如用石头建造。石头胜过木材，人人都明白，只是不肯去做罢了。一两年来，任官守职的人大多苟且敷衍，把公家的钱财卷入私囊，积累到千万还不满足；要为公家做好事，连拔出一根毫毛也不肯，哪里只是石梁这一件事呢？臣鄙陋，不善于生财，只粗略知道节省费用；如今痛切减少浮费，积攒到一万五千缗，正在计算工程劳役，开山取石，等到冬季水落之后，才可以逐步兴办。有人说：‘年成并不丰收，小民嗷嗷待哺，正值冬春交替，应当赈济抚恤，为什么还要兴办这个工程来困扰百姓？’臣回答说：‘这正是救济百姓的办法。难道没有看过范仲淹治理杭州吗？皇祐年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横卧道路。范仲淹认为歉收之年工价很低，于是命令佛寺兴办土木工程，又修建仓廒和官吏住宅，依靠公家、私家粮食生活的百姓每天有数万人。监司弹劾他，范仲淹自己陈述兴建的原因，正是想发放有余的钱财来惠及贫民；救荒的政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那一年两浙只有杭州的百姓没有一个流离迁徙，前辈对此已经讲得很熟了。如今趁着小灾歉收之时兴办石梁工程，既可以在眼前救济贫民，又可以把利益恩泽留给长远，确实是一举两得。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的呢？’伏望圣慈准许臣的奏议施行。《蒙斋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三 宋 袁甫撰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状 臣奉令规定，监司、守臣到任满半年以上，应当把民间实际的利弊以及边防事务上报。臣是一个疏陋平庸的人，承蒙恩典暂任此职，没有丝毫长处可以考察。将恭敬遵守成法，应该陈述五件事情。臣不敢泛泛提出不切实际的事务，也不敢冒昧进献超越职分的言论，谨把本州实际情况分条绘制并具奏。伏望圣慈特别赐予阅览，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即请求颁下指挥施行。谨此奏闻。一、臣近来恭敬看见陛下亲自挥毫，认为振兴教化、更新士风是当务之急，又担忧涵养尚未充足、熏陶或有缺失，于是申令告诫朝廷内外，使他们加强教训引导。美盛啊，这可以说是深刻明白治国之道的首要任务了。臣所管领的本州，素来号称人才众多，但近年来教官失职，学校没有宗师，廉耻之道丧失，士人的习气日益卑下。上有勤勉明智、不断求学的君主，下面却没有明师大儒来推广德意，恐怕训诫言辞虽然恳切，教化却不能兴起，天理民伦反而更加湮没昏暗。臣对此非常忧惧。深思挽回风俗的趋势，没有比尊重有礼、有声望的人更好的办法，于是招致乡里的名流，依靠他们表率倡导；选拔前廊职事，帮助教导诱发。除每月讲习之外，又设立旬讲，选择通晓经书的人讲解阐发经义。臣亲自率领郡中官员入学听讲。又因为廪给一向微薄，士子稀少，于是挪拨郡库钱财，并议定每年捐出缗钱一千，补助供养；连同先圣庙宇的面貌、诸生斋舍，也稍稍加以修葺，焕然一新。这样学校的教育和供养便稍微完备了。等到新任教授叶汝明到来，臣竭力告诉他教导的方法，并勉励他辰时入学、酉时回去，不离开值舍；亲自率先以端正自己，这样别人就容易受到感化；讲论不知疲倦，这样义理就会日益更新；直到研究训诂的细微详尽之处，考察诵习的勤惰，都要孜孜不倦，不敢荒废。又想到安守贫困的难处，应当深切体察；其中有些人在外借馆居住，既然让他们入学，就每月送给食物钱财，代替束脩费用。那些课业精进的人，为了表示激励，就不时给予表彰奖赏，作为众多士子的劝勉。这些费用全都由郡中支出，不成为学校的负担。各种安排可以说很完备了。但臣区区的志愿，却不以此为满足。兴起教化，不应只停留在改变外表；改善士人的习气，必定要启发、明亮他们本来的良心。上天赋予人的善性、人与生俱来的常道美德，凡是百姓没有一个不具备。何况名义上称为士人，却不知道孝悌是本来就有的良能，忠信不是从外界强加的，甘心习染世俗的卑陋，遮蔽自己道心的光明。即使通过科举取得仕进，也不懂得侍奉君主的大义，国家究竟能依靠这样的人吗？臣虽然迂腐愚钝，却颇为相信人的本心，每次到学校，都同诸生讲明这个道理，希望士人的内心受到振奋，道德教化得以流行，不辜负圣朝培养造就人才的用意。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朝廷下令各路提举司，使其向各郡示范倡导；凡是担任训导职责的人，不要把圣训当作空话，必须谋求兴学的实际政事，这样就会看到四方士风一起发生巨大变化。本州每年补助养士的钱一千缗，请朝廷下札明文，使之有所依据而遵守；这不只是当时的利益，还可以成为永久的规制，臣不胜荣幸。一、臣私下认为，保甲法是用来联结乡里、亲近百姓的，深得古代比闾族党互相帮助的遗意。近年以来，只有保甲的名义，没有维系组织的实际；居住虽相邻，内心却彼此隔绝，这就难怪民心涣散、风俗浇薄了。臣考察本郡，保甲原本完备，案牍也都存在；姑且只说州城之内，分为十寨，由寨官统领，立法并非不详细完备，然而上下之间把它看作虚名，不追究实际，时间久了，大多又松弛废弛。臣近来因为讲行火灾防治，曾经召集同僚在公所开会，共同商议，都说如果想使乡里联结有法，怎么可以没有人统率？于是考察乡里的舆论，选择众人推重佩服的人，请他们充任乡官，让他们作为首领；每寨有的三四人，有的五六人，根据乡界的广狭来决定人数多少。区划确定之后，众议都认为妥当。但整顿率领乡里本来就是难事，有整齐法制的办法，还应当有激励人心的措施。譬如善于养生的人想使肢体在外强健，就必定要有精神在内运行。整齐法制的办法，犹如人的肢体；激励人心的措施，犹如人的精神。考察《周官》的记载，每月初一便集合百姓宣读法令，有的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有的记录他们的孝悌、和睦姻亲、诚信、救济。如今略微仿效这个意思，设置一本簿册，名叫《乡记》。闾里之内，凡是有行善的实际行为，卓然值得称道的，由邻保推举、乡官保明，直接记载其事，报告州府；本州核实后，写入《乡记》。凡是不好的事情，如赌博、斗殴、杀伤、盗贼之类，官府随时参照考察；如果查明辖区内谨慎安宁，没有任何违犯，也记入《乡记》。每到月底，综合考察所记录的事情，以观察乡官劝导率领的实际效果；有善行而没有恶行的列为上等，虽没有善行但也没有不善行为的列为次等。这两等人确实应当褒奖。本州另行筹措官钱，另立项目储管，名叫厚俗库；从库中支钱，再加上公醖来表彰奖赏。行善之家，还送给他们乡官的馈赠，希望使人心受到观感感化，互相转相劝勉，风俗可以逐渐改变。臣冒昧试任郡守，惭愧没有善政来使本州变好。每逢审理诉讼，看到有人贪财忘义、逞勇轻生、违法悖理的事情，没有不因此警惕恐惧的。臣早晚思考，怎样才能感化这些人？只有表彰善行，才能使不善的人知道羞耻。人心本来没有恶，天理终究不会完全泯灭，感发转移的契机，实在不可忽视。臣愚昧，不敢妄自作主观臆说；大概是从先臣那里接受教诲，又同师友参酌讨论，他们都说抚育百姓应当把风化放在首位，而风化又应当把记录善行当作急务。因此臣深信这些旧日见闻，希望落实到实际政事上。如果圣慈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这不只是可以施行于一邦，也可以推行到其他郡县；请求朝廷下令监司推广奉行，对于圣明教化也不是没有补益。

译一、臣听说州县本来是一体，利害不能各自分开；必须存有损上益下的公心，才会有兴利除害的实际政事。臣详细考察本州管辖的各县，西安、龙游、常山逐年在两税中大量预借，积累日深，终于成为痼疾。臣刚听说时非常恐惧，赶紧加以询问考察，才知道此前县里催收赋税没有办法，迫于期限，只不清除追究拖欠的户籍，而只向富强之家告急。这些人如果没有利益，哪里肯同官府交涉？全额收取纸币，坐等它折价成为现钱；钱到了胥吏手里，又多被侵吞，损失不止一项，层层转移而陷入亏空，原因就在这里。臣检查核对簿籍，考察事情的始末，发现这三县逐年拖欠本州各色官钱数目很多，又积压了这么多预借之数，即使有妙手也实在无法施治。臣认为如果不大加改变整顿，就无法治理。于是制定两条办法，决定一定实行：一叫蠲免欠款，二叫代为解送。什么叫蠲免欠款？查得各县自嘉定十七年至宝庆二年，这三年之内都有拖欠违期，只是各年深浅不同，所以数目有多有少；逐项清刷，全部列出实际数目。十七年的欠款，人人知道断然无法催收，蠲免它还容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日〕 元年的欠款，还希望或许可以催收办理，蠲免它已经困难了。至于二年所欠的两税，如今天下都认为应当催收，谁肯轻易议论减免呢？臣认为，挽救长期弊病的人不能只顾眼前打算，怀抱长远规划的人应当采取超出常规的举措。容易蠲免的欠款，即使蠲免了，也不足以使百姓疾苦得到缓解；难以蠲免的欠款予以蠲免，才可以舒缓民气。因此连二年的欠款也斟酌暂缓征收。不过各县既然实际承受了恩惠，本州就应当节省非必要的支出；在这里节省，在那里宽缓，河川充实而粮谷虚空，是情理和形势所必然。臣向来没有才能，只有朴实忠诚；既不装饰厨传来讨过客欢心，又粗略谨守廉正的界限来遵守自律的戒条。因此收入同平常年份相比虽然大为减少，却也勉强能够自我支撑，没有显得过于困窘。臣所说的蠲免欠款，就是这样。什么叫代为解送？查得本州虽然为各县减免了旧欠，但蠲除之后，各县应当解送上供的各色官钱，仍有数万缗无从筹办。如今本州既然想让百姓不再预借，又怎么可以重新催逼县里呢？然而上述官钱都属于解送朝廷的各色名目，一分一文也不能违欠。本州对上不敢向朝廷控告请求蠲减；对下又不敢督促各县重新预借，反复考量，束手无策。想来必须另有经常收入以外的官钱替它们解送，才能革除预借的弊端。本州正好有每年卖江山酒所得的息钱，前任旧有一万缗，加上臣到任以后今年新收的，可以得到二万五千缗；臣只好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三县，用来充作代为解送的数额，并刻在木板上张贴于交通要道，全郡百姓欢声四起。臣所说的代为解送，就是这样。既蠲免、暂缓旧欠，又代为解送官钱，这两项合计八万二千余缗，过去积累的预借都可以整齐地销除，旧日弊病一洗而尽，如今全部按正额催收。但臣所担忧的是，病根容易重新发作，实际政事却难以长久保持。今后继任的县令，必须深知预借的危害，常常像疾病在身一样警惕；已经蠲免的欠款不要再催，已经代为解送的不要再取，杜绝弊根，才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臣愚昧，希望朝廷下札给本州，说明应当遵行的事项，使其明白通达，下达三县，务必经常遵守，不要再打开预借的门路，以留下日后的祸患。一、臣以前已经陈述江山煮酒息钱全部捐出，用来充作代为解送的数额了，但还有未尽的愚诚，不能不替陛下把它说出来。臣详细考察，本州创制、收取这种酒，每年都有增加；最初只是因为入夏以后官酿将要用尽，没有办法接续供应，于是酿取这种酒来补充，官府可以获得加倍的利息，百姓也没有买不到酒的忧患，不能说不是权宜之计。一两年来，所取达到三万錣，数目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收买时，胥吏借机作奸，钱款不能按时发放，于是有酒户受苦的弊端；搬运时，水陆运输都有费用，酒有破损便责令赔偿，于是有人夫怨恨叹息的弊端；发卖时，官府督促胥吏，强行以高价出售，于是有卖不出去的弊端；收取息钱时，所得很少，又有空耗渗漏，一概要求补还，于是有鞭打、拘禁的弊端。唉！起初想谋求利益，最终却发展到刑罚繁多，仁人君子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事情到了穷困地步就必须改变，改变了才会通达；弊端既然到了极点，难道还不思考怎样变通吗？臣斟酌采取折中的制度，在旧例三万錣之内减少三分之一，只取二万錣，把今年新收的息钱和旧有的积存全部用来代替三县解送上供的各色官钱，这就是今年的数目。明年以后，这种酒可以不再收取；即使今年费用较多，也可以按照臣所减定的数目逐步办理，这种酒完全可以停止。臣愚昧，希望朝廷下札给本州，核实这次的申报，限定在两年之内，务必免除征发和出卖义役田产的做法。至于煮酒之类，也算是宽减民力的一种办法。一、臣恭敬地看到，乾道年间，朝廷士绅奏请在处州实行义役，说的是按照服役户数的多寡，衡量各户财力的厚薄，缴纳钱财购置田地，永远作为众户共有的产业；遇到当役的人家，就用田产帮助他们；由公众评议，推排服役次序，将姓名报给官府。这样既有协和亲睦的风气，又没有乖戾争讼的习俗，当时都称为有利于百姓，朝廷也立即批准了。从那以后，各州县推广并奉行这种办法的，大概相继不断。然而义役在州县之间，能够长久保存的，不超过一两处；刚实行不久便废坏的，却常有十处百处，原因在哪里呢？大概差役的利益在吏胥，而不在百姓；义役的利益在百姓，而不在吏胥。差役照旧实行，请托的门路就会打开；义役一旦成功，搜刮夺取的道路就会断绝。若不是有仁慈的太守、廉正的县令出力维持，能够不趁机寻找空隙来阻挠谋划、破坏成效的，实在少有。臣自从掌握郡府印信，首先访察本州义役的利弊，得知各县之间有的已经结集实行，但历年渐久，有的逐渐废弛：有的是上户吞并义役田地，因而败坏；有的是城中贫富变动无常，因而败坏；有的是逃亡、绝户，税赋无人承担，官府强迫保长承担，因而败坏；有的是科派繁重艰难，官府困苦保正，因而败坏；有的是役首不公，额外摊派，众户交相怨恨，收取原有田产，因而败坏。

译县道如今正要把差役当作获利的来源，哪里还会过问义役能否成功？法令日益败坏，百姓无法生活，环绕千里担任太守的人，难道忍心坐视不管吗？臣知道其中的情形，深深想要讲明道理并加以经营，但由于各县的户籍册籍不清楚，又受到预借的弊病困扰，如果只存求快之心，轻率举行，那么考核没有依据，推排也不精确，利益还未显现，祸害却已经先出现了。所以臣的志向虽然已立，事情却还没有举行；形势虽然可行，谋划却还没有周密。臣想到职责所系的忧患，反复防备推究，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尸位素餐，也已经满一年了。正要竭尽诚意，请求辞职闲居，哪里敢承担这项责任并把事情办成？然而从道理上衡量，或许仍可讲求实行。即使不能虚度岁月，也应当效劳于细微之处，难道不能开创这个开端，决定本州的大计吗？况且预借的弊病已经解决，散失和拖欠的税收也已清理，可以推究丈量田界、核计数量；这些事情本来就难以轻易说定。结集实行义役的办法，不妨逐渐举办。只是人心难以统一，公论容易动摇；若不是禀承朝廷的明确谋略，凭什么杜绝豪强人家的异议？臣冒昧请求，希望圣上慈悲，俯赐睿断。如果允许本州讲求实行义役一事，就请下札批准，特许依照臣的申报，逐条规划规模，随后接连申报朝廷；选拔强干明断的官员，分别承担劝导督率的责任，不苟且只顾眼前，期望成为长久之计，这实在是千里之内百姓的大幸。江东上封事（按：根据本传，袁甫由知衢州调任江东常平提举，后来任本路提刑时所上。） 臣身为外任官，不应越出职分谈论朝廷的事情，但听说本月三日京城发生火灾，延烧到宗庙、三省、台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化为灰烬，奔逃躲避而死的人也有不少。这大概是皇天震怒到了极点，是国家异常的灾祸，四方听到的人无不惊骇恐惧。臣子如果怀有爱君之心，正应当超越拘束，披露肝胆，使圣上觉悟，挽回上天的意旨。如今朝廷如果只是把失火的人斩首示众，而陛下又不过是退居别殿、减少膳食，只举出一两个典故，按照平常的事情办理，却想把灾祸转成福气，这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况且乖戾之气导致异常灾祸，大概有逐渐积累的过程；敬畏上天的愤怒，应当谨慎对待细微的苗头，陛下为什么不思考呢？连年荒歉，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流离失所、饥饿而死，尸体填满沟壑，这是天意发怒了，而陛下还没有觉悟。星辰运行显示变异，难道不是战争的征兆吗？今年夏天洪水泛滥，三个月仍不退去，这是天意发怒了，而陛下还没有觉悟。闽中、江右盗寇暴乱互相牵连，章贡、盱江的叛卒接连骚扰，敌兵侵犯蜀地，动摇我襄汉，草寇在衢州兴起，逼近京畿，这是天意发怒了，而陛下又没有觉悟。董仲舒说过：“上天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又出现怪异来警醒恐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灾伤败亡就会到来。” 陛下纵观这些年来，灾害谴告已经有过了，怪异警惧也已经有过了。上天对陛下的仁爱竟深切到这种地步，而陛下仍然没有觉悟。如今京城火灾，可以说是灾伤败亡的征验；天意震怒到这种程度，已经到了极点。陛下如果不在此时深思灾祸发生的原因，赶快考虑消除变异的办法，彻底悔悟，严厉责罚自己，臣恐怕上天的愤怒会更加猛烈，那实在值得忧虑，也实在值得畏惧。臣听说，变异不会凭空产生，都是因事情而发生。请允许臣说明它发生的原因：宫中已经整肃，嫔妃却又增加，沉溺享乐，损害圣德，这难道是天意吗？陛下即位以来，群臣仰望，未曾听说陛下总揽政事，只是一味等待臣下办成，这难道是天意吗？国家有忠臣贤士，他们实际上是国家的元气，却遭到摧残困阻，生机几乎断绝，这难道是天意吗？上下不相交接，把进言视为忌讳，人人闭口结舌，彼此习惯成风，这难道是天意吗？此外，像奸邪贪赃的官吏充斥州县，敲骨吸髓地剥削百姓，贿赂公行，私人家中的积蓄超过国家，怨恨和诽谤交相兴起，灾变于是发生。天意与人心，实在处于同一个关节；祸患产生的根源，正在这里。昨天禁卫宫门的火灾，朝廷内外本已惊异，如今竟然灾及太庙，陛下想到祖宗，难道能不悲痛吗？况且火灾逼近宫门，是要使陛下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延烧到三省，是要使臣下戒惧悔过；又烧到御史台、谏院，是要使掌管风纪法度的地方彰明公论；再烧到六部、寺监、库务，是要使满朝士大夫洗心涤虑。上天震怒到如此地步，仍然不忍骤然忘却仁爱的心意，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内心醒悟，改弦更张。倘若还认为镇定安抚就可以应对变异，岂不是更加加重上天的愤怒吗？今天下诏责罚自己，陛下必定不会吝惜；但应合天意必须有实际行动，空话哪里足以感动人心？只恐怕诏令发布后稍涉寻常，施行时没有令人震动的举措，四方百姓一定会说陛下遭遇了这样的灾祸，却实际上从未知道恐惧。上天仁爱陛下的心意，到这里就会大失所望了。事情的关键所在，间不容发，关系到宗庙社稷，臣实在寒心。因此不顾自己疏远，竭尽愚诚。臣希望陛下下达哀痛的诏书，彻底革除过去的过失，清心寡欲，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减少嫔妃，以整肃宫闱；进用忠贤，以尊重朝廷；排斥奸邪谄媚之人，奖掖扶持正直敢言之士；诛除贪婪暴虐的官吏，大力改变行贿的风气；每天同二三位大臣阐明大公之道，断绝私心杂念。这样做了，如果天怒仍不回转、灾变再次出现，那么即使砍碎臣的头来惩罚我的荒谬妄言，臣也不后悔。国家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只希望陛下赶快谋划。谨候圣旨。应诏封事（按：根据本传，这篇封事也是任江东本路提刑时所上。）

译臣仰望想到陛下连续颁发亲笔手札，继而发布有德的诏令，因京城发生火灾而忧虑自责，广泛寻求直言，深深显示出陛下敬畏天威、悔过修德的心意。臣在奉诏之前，曾于九月十九日首先上奏疏，直达宫门，说答谢上天明显的谴责，没有比下诏责罚自己更好的办法。如今求言的诏书果然颁下了。臣如果爱惜自身而忘记国家，不再尽吐肺腑之言，稍稍效尽恳切忠爱的心意，用来仰助圣明的万分之一，那就是臣辜负陛下了。陛下即使不诛杀臣，上天也将诛杀臣。谨上封事，只希望陛下俯听。臣捧读明诏，读到“痛哭流涕，拿什么来赎罪”这句话时，不觉仰天流泪，知道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意，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决不是修饰辞令的人所能写出的。况且灾祸发生在都城，天意在哪里？大概是要陛下由眼前可见的事情，察知眼前不可见的事情。陛下深居九重，四方即使有危急之事，君门相隔万里，哪里能全部知道？身边的臣子即使知道却不说，疏远的臣子想说又没有门路，所依靠的能够反复告诫、使圣心觉悟的，只有上天罢了。上天说，盗寇纵横，百姓遭受残虐，房屋、墓地往往成为废墟，极大地伤害孝子慈孙的心；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火焰延烧太庙，使神灵震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说，各地州县洪水泛滥成灾，江湖之间的城市一片汪洋，百姓赖以生存的财物几乎全被漂没；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官署房屋焚毁，居民住所荒废，众多繁盛地区变成瓦砾，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又说，多年以来战争遍布眼前，老幼辗转死于沟壑，壮年流散四方；这些也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都城百姓在道路上逃难呼号，看见朝士官舍化为灰烬，骨肉亲人奔散，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上天又说，年年歉收，饿死者遍野，公私力量都耗费在赈济灾荒上，直到现在饥民仍勉强存活，形貌如同鬼类；这些是陛下看不见的，所以让陛下亲眼看见都城被焚的百姓全都仰赖救济，钱粮很快耗尽，百姓饥饿没有尽头，其中死伤的人最终含冤地下，即使想不痛哭流涕，也做不到。内在的征象就是外在的征象，外在的气象就是内在的气象。奸邪谄媚之人争相用甜言佞语蒙蔽陛下的耳目，而上天仁爱，特意用气象和征象来昭然显示，开启陛下的聪明，使陛下即使不能每天接触四方万里的事务，天威赫然，也不超过咫尺之间。唉！上天对陛下是多么眷顾深厚、爱护急切啊！既然如此，陛下思考悔除自己过失、答复天心的办法，难道可以不实践痛哭流涕时说的话吗？臣又听说：激愤恳切的言语，是因事变而激发的；修身反省的实际行动，则取决于努力实行。普通人说出一句话，尚且应当表里相符。伟大的王者之言，已经昭告四方，不只是人听见，上天也听见了，怎么可以不设法使它成为事实呢？陛下所谓痛哭流涕，大概只是一时激愤的话罢了，时间一久便懈怠、遗忘了。今天求言诏书的本意，正是要彰明显示修身反省的实际行动，共同谋求消除灾变的办法。陛下面对上天说出这些话，臣也面对上天替陛下把心里话全部说出。况且陛下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君主，必定应当以宗庙、社稷和百姓为心。自陛下即位到今天，已经八年了。陛下所依靠来使天下安定的，大概是说宰臣在下辅佐，真正有鱼水相得的欢情；而宰臣所依靠来镇服人心的，也大概是说陛下在上临照，正是风云际会的时机。然而内外多事，国运极其艰难，宰臣的勤劳也已经到了极点。近三数年来，积劳成疾，却仍然不逃避政事。陛下正应当深加体恤，以保全君臣之间的情谊。为什么却高拱而无所作为，自求闲暇安逸，唯独让宰辅以有限的精力承担无穷的忧患和责任呢？君主与宰相之间，要达到契合十分困难，要保全这种关系更为困难。《尚书》说：“自周以来能够有善终，宰相也同样能够有善终。”解释者说：“忠信就是周全；所谓忠信，是不拘泥于表面形式，纯粹完整而没有虚伪。”陛下以忠信对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侍奉陛下。过去陛下谦逊退让，没有来得及亲自处理政务；现在既已熟悉国事，就应当总揽万机。自己本来没有私意，天下也相信这是当然的，这才叫忠信，这才叫保全君臣的交往。如果臣下有愿望却不能自行实现，君主有作为的意愿却不能果断奋发，君臣都只顾避嫌疑，不表达真实情意，把天下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泛泛地交付给无可奈何之人，那么本来就已经不能上合天心了。等到祸患从疏忽之处产生，灾祸在非常之时发生，却只想用微不足道的空话掩饰天下人的耳目，我们究竟是在欺骗谁，是欺骗上天吗？况且陛下先把习惯安逸、玩弄常规的见解放在心中，又有人跟着附和。他们说：“今天的灾祸是天数，不是人事。”又说：“直言不能不征求，但不一定要全部听取。”又说：“其他事情不必改动，只要急忙修缮营造就可以。”等到土木工程全部兴起，宫室车舆恢复旧观，陛下安然处置，不想改弦更张。今天穿素服、退居别殿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荒淫沉溺酒色的心情；今天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寻欢作乐、懈怠傲慢的心情；今天求言修政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不亲自处理政务的心情。陛下既然自己处于无为状态，却早晚督责大臣有所作为，又正逢动乱多事的时期，烽烟尚未熄灭，军书纷至沓来。东淮还需烦劳筹划，西蜀又费心防守；敌人请求议和，意图仍然难以测度；轻率派遣使者，或许会留下后悔。这么多责任、无数忧虑，陛下难道全想交给宰辅吗？臣恐怕这不是君主振作、股肱臣子欣喜的道理。天下的命运寄托在陛下身上，陛下的命运又依靠宰辅，宰辅又依靠执政、台谏、侍从和百官，等级相承，血脉相通。一定要陛下先在上面以奋发振作的意志率先行动，然后精力所运用之处、风采所振发之处，关键一转，群臣的听闻观感都会焕然一新，便能雷动风行，迅速得如回声应声。

译又何必担心人心不喜悦、天意不解怒呢？陛下如果只认为一时激愤的话写在纸上就足以挽回天心，却不知道与政事有关的修身反省的实际行动才是消除上天谴责的办法，那么所谓痛哭流涕也只是空话罢了。《虞书》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孔子说：“做君主很难。”这是说，尊居九五之位，事务繁多、责任重大，不能用轻率的心态来处置。如果像陛下这样把事情全推给别人，忧惧又不切实落到自己身上，那么做君主岂不是太容易而不困难了吗？臣希望陛下澄清心志，深思痛切反省。今天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制定政令应当以天下为依据，用人应当以天下为依据；实行至公无私的大道，完整维护宰相的体制，率领激励群臣，明确赏罚升黜，改变委靡衰弱的坏习惯，制定涤荡振作的宏大规划，由圣意决断，清爽地同天下一起更新。这样，宗庙社稷就可以长久安定，天下人心就可以全部喜悦，皇天的威怒或许可以挽回。否则，君权不振，政事不亲自处理，国势和朝纲日益萎靡，天意将怎样看待陛下，又将怎样看待宰臣？上天日日监察着这里，凛然可畏，实在令人恐惧。陛下以直言征求臣下，臣出于忠心发言；爱君之心不容缄默，虽然职位卑微而言辞涉及君上，罪当诛死，唯请陛下裁择。谨候圣旨。《防斋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四 宋 袁甫撰 奏疏 戊戌年风灾变异拟作应诏封事 臣仰想陛下敬畏天威，使圣德更加隆盛；因风雨震荡侵凌的变异而警惕恐惧，认为退居别殿、减少膳食还不足，于是亲自挥笔，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使大小臣僚都以直言上奏。圣心如此深切，已经足以上感苍天。臣过去忝列侍从，如今蒙受祠禄，亲眼看到灾变，痛心疾首；虽身患沉疴，退居衡门茅舍，岂敢以此作为推辞，而不思考如何仰答陛下清问？因此披露肺腑，粗略陈述管见，只希望陛下稍加垂听。臣听说圣帝明王的时代，上天之道在上顺畅，大地之道在下安宁，所以没有疾风苦雨的灾害，没有地震水涌的变异，这些都是盛德感召所造成的。然而从今年夏天以来，地震多次发生；到了七月七日，夜间出现白虹，白虹是飓风之母。过了两天，飓风夹着暴雨，大肆施加威虐，人们都说：“飓风之母出现，这是先兆。”臣却说：“先兆的显现，不在白虹呈现征象之时，而早已显著地表现在地震发生之时。”况且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于是风雷流动成形，万物发生，这就是所谓神气吗？为什么神气的发育，反而成为人和万物的灾祸呢？”}], 它不成为祥和的风、甘美的雨，反而转变为灾害和凶气，实在有极其令人奇怪的地方！土地房屋，是承载神气的东西，如今却漂荡了房屋；百姓，是承载神气的东西，如今却伤害了民命；物产，是承载神气的东西，如今将要成熟的庄稼被一扫而空，连吃一顿饱饭也遥遥无期，饿死者将要出现了。地震显露了祸端，飓风助长了毒害，这个过错究竟在哪里呢？大地承载神气，而圣人的神气确实同大地相互流通；舜进入大麓，烈风雷雨也不能使他迷惑。作《尚书》的人认为：“舜的德行，就是舜用来成为神气的东西。”清明存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记载礼制的人又引用《崧高》的诗接着说：“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就是文王、武王用来成为神气的东西。”成王的神气稍有昏暗，所以大风吹倒禾苗，以此显示谴责告诫。等到打开金縢

译之书，发出悔过的话，风向反转、禾苗重新挺立，顷刻之间便显现出来。当时成王的神气精明，和舜相同，也和天地相同，所以一个念头感应召致，便像回声一样得到回应。既然如此，今天的变异说明天道尚未顺畅、地道尚未安宁，震动漂摇，灾异交相发生，没有万物显露生机的应验，却有荡析摧败的忧患。陛下为什么不也反躬自省：难道是我的神气比古代帝王有所不足，所以才这样吗？臣私下认为，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人物处在其中，共同具有这一神气。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而成为君主，正是作为神气的主宰。近年以来，战争满目，乖戾之气上冲而干扰阴阳；西蜀已经破败，荆襄已经残破，淮甸动乱，江湖震荡，百姓死亡，哪里数得清？如今又先有地震，接着有风雨；平日里高大茂盛、生长繁茂、由神气养育的草木，大都憔悴萧条，触目伤心；物价又飞涨，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将无所得食，只能直立等待死亡。百姓和万物的生长，都是大地承载、上天覆盖的。如今上天爱护万物的道理、大地珍爱万物的宝藏，却只看见逐渐微弱、逐渐衰败的形状，看不见逐渐光明、逐渐昌盛的迹象，难道不值得为此寒心吗？虽然如此，难道就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办法吗？臣冒昧分别列举条目，来告知陛下。天下譬如人的一身，身体以神气为主；神气精明，然后骨力坚强，血脉流通，我们的身体才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疾病。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心源就是神气，人才就是骨力，军队和财赋就是血脉。从一身到宫闱，从宫闱到朝廷，从朝廷到天下，能够主宰这些的是神气，能够推动这些的是骨力，能够流通运行这些的是血脉。陛下一旦澄清心源，神气就充足了；一旦振兴人才的纲领，骨力就强盛了；一旦提振军队和财赋的体制，血脉就通畅了。所以天下的关键，只在陛下自身。况且端平改制以前的事，姑且放下不论；自改制以来，陛下经历的艰险变故不可谓不多，而用来震动心志、坚忍性情的事情也不可谓不到极点。不知陛下是因灾异而神气就此消沉沮丧了呢，还是因警惧而神气更加精明了呢？忧困时惊惧，安平时松弛，这是普通人的情性；圣帝明王纯一不二的德性，本来不应当这样。臣希望陛下哀悼灾变的可怕，深思平日的过失，痛切地自我惩戒，以陛下的心来回应天地的心。变异突然发生时，固然应当整饬自身、反省自己；变异渐渐平息以后，更应当戒慎自持。内心始终战栗，常常如同狂风怪雨、拔树掀屋的灾变正在眼前；断绝荒淫的嗜好，戒除宴饮安逸的毒害，堵塞群邪的道路，伸张忠贤的正气；闲居深处和临朝听政的时候，保持同样的庄重严肃；妃嫔进御和经筵讲学的时候，也保持同样的敬畏。不要因为在屋漏、暗室之中便放纵自己，应当以天鉴极其明察为可怕；不要借口说“我不知道”来宽恕自己，应当认为众人能够看见自己的肺肝，难以欺骗。使视听都受天君节制，不要让外物扰乱精神；把各项政务全部交付给至公之道，不要把私人的亲昵之情当作心腹依托。斥退一时宽纵放任的邪说，只思考天下至大至重的责任，不可有一天闲暇安逸；屏弃眼前娱情玩志的小乐趣，深深思念艺祖皇帝的金瓯基业，不可有丝毫的缺损。这样，大臣不敢养成骄惰来使股肱懈怠，小臣不敢养成谄媚来迷惑耳目，近臣不敢养成安逸来酿成萧墙之祸，远臣不敢养成寇盗来留下宗社的忧患。君臣上下把自身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天地神祇将悲悯感动，把他们带回极其安定牢固的境

译域。这就是臣所谓陛下一澄清心源，神气就一定充足。君主没有别的职事，只有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者是职责。史书说郭公之所以亡国，在于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臣看来，郭公的罪过固然在于没有刚决果断的勇气，但他患病的根本在于不能辨识善恶的真实。

译如果他真能知道善人应当亲善，真能知道恶人应当憎恶，那么怎么会很快亡国呢？只是因为他颠倒错乱，不知道应该依从谁：应当任用的人如转动石头般轻易任用，应当罢黜的人却像拔山一样艰难；最终正道不能胜过邪道，忠臣不能敌过奸佞，奸佞邪恶充满朝廷，正直之路便堵塞了，因此终于陷于灭亡。陛下掌握赏罚和任用罢黜的权力，所进退的人已经很多了。过去所进用的人，今天却不知道其去向，往往忽而贤能、忽而奸佞，始终没有一定的操守。人们说陛下缺少刚决，臣私下观察，陛下近年以来并非没有想采用刚决，只是需要审慎而后施行罢了。决意一定任用的，应当施用于君子，不要误施于小人；决意一定斥退的，应当施用于小人，不要误施于君子。这样才能得到所谓刚决的实质，不重蹈郭公的过失。如今陛下还不能真正辨明贤与不肖，只因惩戒过去议论纷纷、彼此异同的弊病，便把安静作为崇尚。然而所谓安静，不过是苟且求同罢了。君主说可以，臣下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臣下也说不可以。把苟同当作贤能，意图是求得安静，却不知道辨明是非、竭力争辩，符合天理、合乎人心，才是真正的安静。迎合意旨、顺从旨意，媚上附下，毫无匡救纠正，几乎听不到劝诫规谏；即使想求得安静，实际上正是造成极大不安静。如今灾异屡次出现，天怒尚未消解，怪异的征兆日新月异，民情容易动摇，仍能说这是安静吗？本朝庆历、嘉祐年间，群臣彼此以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却合并成一种说法；元祐的诸贤也彼此以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到了绍圣、元符年间又合并成一种说法。由今天看来，谁对谁错？人才委靡不振，到近年已经达到极点。臣的愚见是，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当作逆顺，而要把义理当作逆顺；不要以同异决定取舍，而要以是非决定取舍，这样或许陛下不会受人欺骗，国家也能真正得到贤才。如今却不是这样，偶然遇到一项任命、一次授官，便左顾右盼，动不动就发出人才缺乏的叹息。正如患风痹的人，即使四肢松缓不收，百骸也不听自己使用，能说他的骨力强吗？陛下圣明赫然，高照在上，应当破除苟同的说法，开辟大公的道路，使天下人才踊跃奋发，这样才可以巩固肌肤的会合，束紧筋骨。这就是臣所谓陛下一振兴人才的纲领，骨力就一定强盛。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只有军队和财赋两件。议论的人只知道追逐枝末而忘记根本，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自古兴王创业之初，有人徒手奋起而运转一世；有的没有军队也能建立事业，有军队却没有财赋也能建立事业，有财赋也能建立事业。因为他们的精神志念深沉果断，关键时刻不轻率躁急而错失可为的形势，不迟疑而丧失时机，受挫反而更加奋厉，弱小反而更加壮大；这样一来，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军队和财赋本来是一件事，血脉本来相互贯通。如今把它们分开来说，执政大臣各自主持一项，却不知道军队如果不是财赋，军队靠什么供养？财赋如果不是纸币，财赋靠什么办理？如果不能把它们贯通为一体，大规模地规划，洗涤积弊，全部更新，臣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如今内外所供养的军队，以及屯驻戍守边境的军队，并不少，却仍然苦于没有军队。天下流通的纸币，凡四十千万有余，这个数目可以说极其多了，却仍然困窘于没有财赋。这难道是拘泥于通常调度的人所能改变、疏通的吗？陛下必须思考那些兴王创业之初徒手奋起而运转一世的人，是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点的。他们只是没有用通常的办法处置，在危险中寻求安定，在死亡中寻求生路，所以能把祸患转成福气，容易得如同翻手一样。因此，担忧军队少而主张增加招募，是错误的说法；担忧纸币不流通而主张秤提，是更加错误的说法。满朝群臣，泛泛然如同河中的浮木，而陛下又不曾果断地振作整顿、进行改革，又怎么能够挽救今天这个受伤、败坏、危险、濒临灭亡的天下呢？有人说：“议论事情容易，实行事情困难。”如今想要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必须考虑怎样开端，又怎样布置，又怎样贯彻到底，这才可以。臣回答说：“今天不是不能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只是担心不肯振作整顿、改革更新罢了。如果陛下果真肯振作整顿、改革更新，一定有办法。况且陛下也曾经思考过古代那些处在极端艰险危急中的君主吗？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宫嫔有多少？妃御有多少？内外有没有冗官冗吏？有没有滥施恩惠、横加耗费？有没有大兴土木？有没有奢侈宴集？进言的人如果提到这些，有人便笑说：‘这不过是节省费用罢了。所耗费的像山丘一样多，而节省的只有涓埃，这种说法迂腐。’臣所说的哪里只是节省而已？是希望陛下像兴王创业之初那样，徒手奋起而运转一世，那么就必须想到坐卧时仰望薪柴，饮食时尝受苦胆，真正像越王句践一样才可以。还必须想到穿大布衣，戴大帛冠，真正像衞文公一样才可以。这样一来，天下将说：‘拥有万乘的帝王，吃的是这样，穿的是这样，这才是真想振兴国家，这才是真想涤荡一世而使它更新。’妃嫔吗？妃御吗？土木工程吗？宴饮集会吗？一定能够奋然大力实行削减，天下传诵说：‘今天裁汰了某人，明天又罢除了某件事。’冗吏吗？滥施恩惠吗？横加耗费吗？一定能够坚定地痛加裁抑，天下传诵说：‘今天发布了某项命令，明天又革除了某种弊病。’陛下立定心志，务必实行，决不能早晨开始、晚上停止。朝廷议论到了适当的时候应当归于一致，难道还能甲说可行、乙说不可行吗？万一左右臣下迎合陛下的心意，认为当前形势还没有危险到极点，何必先摆出苦节穷困的样子？这种说法，正是损害陛下俭德的，应当深切警惕并立即斥退。又有人认为如今幸好没有人横加非议，何必进行这样纷扰更张、惊慌失措的举动？这种说法，正是阻挠陛下听从善言的，更应当明辨并竭力排斥。陛下为什么不想想夏少康复兴时，只有方圆一成的土地、一旅的兵众，可以说极其狭小微弱，尚且能够振作兴起，挽回衰乱的国家，恢复隆盛的形势。

译陛下看夏少康的时候，难道不是还更容易筹划运用吗？梁武帝被侯景逼迫，知道自己必然灭亡，于是说：“是我自己得到的，也是我自己失去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唉！代替上天做天子，拥有天下，到了危急困辱、竟说出这种话，写在史册上，给千古留下羞耻。当时国家尚且可以挽救，却懈怠而不奋发；等到无法支撑应付，仍然不知道悔改，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今天的事情，不论聪明愚笨，不拘内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巧妇不能做无面之饼。”更有甚者说：“国家将要和纸币一起败坏。”他们的忧虑固然苦切，言语固然恳切，但一谈到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又都说：“陛下还不肯这样做。”不只是陛下不肯做，陛下身边的臣子也都不肯做。难道是认为这会妨碍自己，便无暇考虑国家吗？没有想到皮不存在，毛将附着在哪里？谋划国家正是为自己谋划。陛下亲自在上面率先行动，将会有管仲、晏婴适逢时机而出；如果陛下仍想把平时敷衍塞责的具文施用于这个受伤、败坏、危险、濒临灭亡的天下，那么即使有管仲、晏婴，也不知道怎样替陛下谋划，更何况还没有管仲、晏婴呢？管仲、晏婴，尚且是孔门所羞于称道的人，如今想求得孔门所羞于称道的贤才，尚且还不可得。陛下也可以回过头来思考了。君主，是掌握天下利势的人。陛下把赏罚的利势掌握在手中，只在于善于使用它，那么天下还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臣所谓陛下“一提振军队和财赋的体制，血脉就一定通畅”，就是这个意思。臣还要有所进献：上面用言语征求下面，下面用言语回应上面，不要认为进言没有益处。臣私下考虑今天的事情，还有十条：一、号令大多反复收回，因而被天下轻视，今天应当慎重发布。二、赏罚尚未施行之初，天下已经产生疑心，今天应当显示信用而不要使人疑惑。三、各地军情不安，竟敢侵犯纪律，今天应当优厚抚恤而严明法令。四、灾变之后，百姓艰难缺食，都将被迫成为盗贼，今天应当招募、收购粮食，以消除奸盗。五、秋高马肥，敌情难以测度，筹划处置边防已经晚了，哪里还能再悠缓？六、督府与制阃的体制互相关联，应当加以告诫整饬，一心以国事为重而灭除私情。七、监司巡按各路，纸币券额只会徒然造成烦扰，应赶快另行筹措处理。八、湖、淮交子都应改用铜钱，纸币流通于彼处，正可宽解此处；如果这个说法可行，也应当早定议论。九、安边所的积贮应当共同商议筹划，不要使它暗中消减、潜在耗损。十、州县体察衡量田租，务必求得实际利益，并下达到基层，以坚定百姓的心志。这十条，也粗略足以补助末节的议论。然而臣不敢拾取琐细事务来混杂圣上的听闻，是因为治理天下必须使神气精明，自然就会骨力强健、血脉通畅。凡这些末节，有些不劳陛下多费力气也会自行办成，陛下不要认为神气的说法迂腐。考察天地，验证人事，今天的变异不是从前火灾可以相比的。火灾只是发生在京城，还不算广泛；如今的水灾却遍及外地。不警戒火灾，还可以推说百姓居住不谨慎，才导致火势蔓延；水灾却不是小事。我宋朝以火德称王天下，先朝黄河决口造成灾害，尚且使上下恐惧，何况如今风雨肆虐到了这种极点？陛下难道可以不奋发志向、努力实行，彻底扭转衰弱萎靡的景象，形成兴盛隆盛的气象吗？《诗》说：“从前的富盛，不如现在；如今的忧患，没有比这更甚。”又说：“我看四方，忧惧窘迫，没有可以驰骋的地方。”臣性情卑贱而朴拙愚钝，心中忧虑不能自已，幸好遇到陛下引导臣进言，所以把这些狂妄冒犯的话一吐为快。唯请陛下裁决并予以恩幸。秘书少监上殿第一札子 臣仰想陛下自更化以来，广泛开辟进献言论的道路，群臣交相进言，既谈朝廷纲纪这样的大事，也谈田野间细微琐屑的事情；既谈远方边境的变故，也谈宫闱内部的隐秘。臣下所说可以说很详尽了，陛下所听也可以说很熟悉了。然而至于关系到陛下自身和内心的事情，间或虽有人提到一两件，却没有人恳切悲痛、竭尽忠爱，不顾忌讳、不避嫌疑，为陛下把话全部说尽而毫无隐瞒。臣只是一个疏远之臣，离开国家十二年，如今承受厚重恩宠，有幸朝见圣颜，怎敢不吐露愚见，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曾读《无逸》一书，这是周公晚年所作，字字真实，出自肺腑，并不是纸上的空话。看它论说商、周享国长短，明白显示两条道路，仿佛是在说：走这条路，就能保全自身如金玉，培养长寿的根本；走那条路，就会削弱损害自身，丧失生命的正道。所以凡是祸患的根源潜伏在隐微之处、容易萌发枝蔓的，周公都一一在尚未生病之前先行医治。放纵情欲，就叫作逸；因此这部书告诫后世君王，只顾沉溺享乐，就没有谁能够长寿，担心他们的心志在内荒废，放纵砍伐德性的斧头。使百姓劳苦、动用众人，这就叫作逸，所以这篇书告诫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乐和田猎，担心把民力耗尽，只为满足耳目的享乐。轻率改动旧有法令，这也叫作逸，所以书中告诫不要变乱先王制定的正刑，甚至牵连小人，担心骤然屡次更改，便没有坚定凝固的操守。不顾众人的怨恨，这也叫作逸，所以书中告诫说，百姓否则心怀违逆怨恨，否则口出诅咒，担心怨怼纷纷兴起，如堤坝决裂、河川溃决。滥用刑罚、穷兵黩武，这也叫作逸，所以书中告诫不要乱罚无罪之人、滥杀无辜，担心轻视人命，习惯成自然后便下手滑易。老臣出于忠诚和爱护，预先防范未然，列举这几条，严肃得如同金科玉律；如果犯其中一条，祸害已经可怕，几条一同触犯，就危险至极了！唉！周公接受文王、武王托付的责任，战战兢兢，只怕成王不能自我珍重，这样自己便辜负了托付给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殷切真挚的心意，一定要始终保护成王，使他完整地归还给文王、武王，或许这样才不愧于受托辅佐孤儿的使命。因此，《无逸》这篇书，本来就切中成王的身心，尤其是万世帝王的良药和砭石。恭敬地想，陛下的勇敢和智慧本是上天所赐，聪明超过群伦，尚且勤勤恳恳，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对于帝王之道，大概已经完全契合、没有间隙了。

译不过臣还愿意以《无逸》向陛下进言。〔“耆盖臣卽书”句疑有脱误，无法确释。〕书中所说的事情，用来验证今日之事，就像印券、符节和钥匙彼此相合，几乎像是专门为陛下而发，不可不精心思考、深切反省。况且陛下本来知道节制情欲的流荡来保全天和，保持警戒之心来充实德性。天下人都因此向陛下庆贺，臣却还不敢把这当作可庆贺之事。譬如蔓草，暂时把它铲除，春日阳气一转，它就茂盛地重新生长。为什么呢？因为它原本有蔓草的根，与没有宿根的草本来不同。放眼天地之间，嘉禾和蔓草同受一种元气，却不能并存。嘉禾茂盛，蔓草就不能繁殖；蔓草茂盛，嘉禾必然枯萎。反过来用这个道理观察自身，物欲的根不除，性命的根基就不牢固；要使性命的根基牢固，就应当断绝物欲的根。阴阳消长的道理，确实有不可欺罔之处。何况女色的德行没有止境，极容易使人沉溺；刚强被酒所制，能够善始善终实在很难，这尤其是陛下应当战战兢兢、谨慎戒备的地方。陛下本来知道体恤民情，不至于积下怨恨责骂的祸端，存心仁厚，也从未萌发嗜杀的念头。天下人都因此向陛下庆贺，臣也不敢把这当作可庆贺之事。几年来，江湖、闽、浙一带盗寇叛乱交相发生；我们的百姓有的死于征税，有的死于徭役戍守，有的死于战争，否则就是死于饥荒，哪里数得清呢？又加上纸币法令天天变动，物价天天上涨，百姓生活困苦，怨恨责骂一齐兴起。前些时候正逢中原可以乘机进取的机会，臣下献上恢复疆土的策略；淮、襄地区困于军粮运输，百姓倒毙在道路上，偏师轻率出动，丢弃铠甲败退回来。这样说来，陛下虽然没有耗损民力来招致怨恨，但民力到了今天已经枯竭；陛下虽然没有嗜杀人的念头，但百姓的性命到了今天已经残破。孟轲说过：用木棒和刀刃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用刀刃杀人和用政令杀人，有什么不同吗？也没有不同。陛下对百姓的心意非常仁厚，可百姓的怨恨却归结到陛下身上。凡是无辜而死的人，虽然不是陛下亲手杀的，也仍然如同陛下杀了他们。《无逸》篇末谈到明哲的君王，听见小人的怨骂，就更加敬慎自己的德行。敬慎之心多么重要啊！敬慎之心常存，就一定不会沉溺于情欲，不会被玩物爱好所改变，不会劳苦百姓，不会喜好战争。天下人欢欣地拥戴他为君，又有什么怨恨呢？否则，兢兢业业之心一旦稍有懈怠，邪僻就会趁隙而入，奢侈之心和暴虐政令迅速无端地同时出现；到了极点，百姓就相互叹息怨恨。怨恨不停，就发展到辱骂；辱骂不停，就发展到诅咒。诅咒从万人的口中腾起，怨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所以周公痛切地说：“怨恨有相同的归宿，聚集在他自身。”这种怨恨不归于别人，而是确实由自身承担。这样看来，别人的怨恨就转化成了自己的怨恨。祸害别人，正是自取祸害。形势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想长久享有上天的福禄，使无边的美好延续下去，难道还办得到吗？而且安逸欲望发展到极点，就会轻率杀人；追究它的根源，则始于一个念头。大概一个喜好功业的念头潜藏在心中，起初似乎很微小，却会不断炽盛，容易滋长燃烧起来。等到战端一开启，稍有不合心意，就立即把它收敛隐藏起来。收敛它固然是对的，然而卧薪尝胆究竟是为了什么？敌国外患正可以用来增进德行，又怎么能相信甜言蜜语而放松武备呢？臣担心，前些日子的轻率举动和今日的宴饮安逸，在本质上都是逸。臣又听说：勤劳是逸的反面。人人都知道勤劳就是无逸，却不知道只流于表面的勤劳也仍然是逸。秦始皇批阅文书，隋文帝传餐办公，都是琐碎繁忙，并不等于无逸。即使每天驾临经筵，亲近儒生，似乎可以说是勤劳，但耳朵听了经书训诫而身体不去实行，那么即使勤劳也仍然是逸。所以专心致志、自强不息，才叫无逸；听到的必定实行，实行的必定尽力，才叫无逸。出宫与讲读之臣亲近，是同一颗心；入宫与妃嫔相处，也还是同一颗心。不可时作时辍，不可一时暴热、一时寒冷，这才叫无逸。这种道理，在《周易》中叫作生生不息，在《鲁论》中叫作仁寿。片刻放纵安逸，生命的生机就会停止；一个念头中断，仁厚长寿就会受损。这实在令人畏惧、令人恐惧。周公之所以保护成王直到长寿，正因为元老大臣的责任迫切地系于自身。陛下难道可以不对此深思吗？臣从前奉命巡视江东，因辛卯年郁攸之后，曾经倾吐真诚，竭力陈说安逸欲望的危害。当时朝廷以进言为忌讳，臣怀抱这份孤忠，没有机会把它传达上去。如今公道开明，朝廷乐于接受忠言，臣敢再次用这番话使圣上听闻并有所醒悟。惟愿陛下裁断采纳。秘书少监上殿第二札子 臣听说，天地发生变化，草木就繁茂；天地闭塞，贤人就隐退。陛下刚刚更新大政，正是天地变化、人物繁盛的时候。臣私下奇怪，近年以来，各种物产日渐衰耗，百姓愁苦，甚至大多数人无法生活。臣承蒙任职、主持一方政务，已有十多年。在江东时，已经亲眼见到凋残穷困的情状；改任富沙知州后，所见尤其超过江东。不久奉命奏事，途经三衢，与臣七八年前代理守臣时相比，气象大不相同，还可以推说是盗寇造成的。等到回程抵达四明，萧条的情状又与三衢相同，人人叹息，家家哀叹。连年老的人也说从前没有见过这种情形，臣心中非常惊骇。天地生养万物，怎么会有穷尽的时候？如今物产耗损而且昂贵，气象萧条，难道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吗？遍览史册记载，大抵物货衰少、城邑荒凉，往往不见于隆盛时代，却多见于衰败末世。隆盛之时，公道开明，众多贤人汇聚而来，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呈现出灿然光彩。凡是融结于宇宙之间的，无非是祥瑞之气形成的征象。上天不吝惜道，土地不吝惜宝，物产繁多丰足，只是天地变化的余波效应罢了。到了衰败末世，奸佞虚伪之人肆意奔逐，贤能智慧之士郁闷不得志，上下都懈怠玩忽，精神气色萎靡。

译凡是在天地之间显现的事物，景象都局促而不舒展，物产阻滞而不流通，没有逐渐明盛、逐渐昌隆的趋势，反而呈现日渐销减、月渐消损的形状，这也是事理必然如此。贤人多，国家就滋润丰厚；财物缺乏，民生的膏液就会枯竭。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显明得可以观察。如今难道不是贤人很多吗？自从更新政局以来，招纳老成之士，提拔贤能俊良，完全反转了天地闭塞、贤才隐伏的征兆；那么本应出现天地变化、万物繁茂丰足的效果。如今贤才很多，物产却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焦枯，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气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稍有部分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挽回的吗？还是说由衰转盛，必定有扭转造化的奥妙，不是当今贤能之士所能做到的吗？否则，众多俊才虽然聚集在朝廷，却因为分派职务、授予任命不能各得其所，只是旁观的人多，承担责任的人少吗？否则，陛下虽然有爱贤乐善的心意，却未免表面尊敬而内心疏远，使那些胸怀抱负的人实际上不能施展吗？这几种情形中，必定有一两种存在。臣又私下有一种隐忧，深怕岁月悠悠过去，功绩和成效没有应验，陛下也会看见在朝中所谓醇厚儒雅、声望素著的人，完全没有救弊图新的策略，因而渐渐产生厌倦之心，另外寻找轻捷锐利、有才干、善于谈论财利而又多有心计的人来任用。这就像身患沉重痼疾，受到风寒暑湿侵袭；它的病根本来就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逐渐积累耗损，生命的生机只剩下一线。气象萧条，是它的病症；人才，是医生；谋划，是药方。有一位良医，还没来得及把药方全部用完，就突然换了另一位医生，杂乱试药而轻率攻治，那么仅存的一线生机还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所任用的人就是这种情形，而采用他们的药方却还没有做到。陛下为什么不召集朝中的贤才，像庆历年间打开天章阁、发给笔札那样，让他们各自陈述当今世道的利弊：怎样振兴朝廷纲纪？怎样充裕国家财政？怎样救济百姓的急难？怎样壮大边疆的形势？应当察看脉象、观察症状，对症下药，务求明确精实，不要让它成为空谈。上面选择其中最切实、最可行的，使他们各自竭力承担责任，考核功劳、计算成效。凡是分布在各个职位上的人，不至于虚度光阴、粉饰太平，就会事事振作、物物有生气。从前微弱的元气，没有不能转变为盛强的。如果只羡慕贤人众多的名声，却没有广泛明察、勉励辅弼的实际行动，使贤人仰望屋顶暗自叹息，而奸险之人苛刻挑剔的言论得以乘隙而入，那么元气先受压缩，民生元气也会随之衰败；这种销耗枯竭，决不只是今天这样而已。臣来自远方，不懂忌讳，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只愿陛下竭力守住更新政局以来求贤若渴的初衷，不要使它稍有改变。君臣上下苦心经营、刻意筹划，仔细研究、反复谋划，将会看到和气熏蒸而达到太平，百姓万物苏醒，享受天地变化、万物繁盛的成效，消除闭塞隐伏的征兆；这只在一转念、一转变之间罢了。惟愿陛下坚定相信并竭力实行，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请陛下裁断。某当面奏道：臣只是一个平庸愚钝之人，承蒙任职地方，至今已有一纪。自陛下登临大宝以来，臣还没有机会觐见圣颜，却因〔“误防陛下记录”句疑有讹误，无法确释〕而被提拔安置到秘书府。如今有一点管见，仰望着补益圣德的万分之一。圣上说：“卿长久劳苦于外，专心爱护百姓；每次阅览卿所陈述的奏章，都充分看见其中的恳切悲悯。”某奏道：臣承受陛下的宽大恩德，不敢不竭尽这片心意。读第一札直到《无逸》一书，臣说它不只是切中成王的身心，实在也是万世帝王的良药和砭石。圣上说：“这部书周公说得切实周到，真可以作为后世君主的法则。”某奏道：臣从道路上的人们那里都听说，陛下的圣德日益更新，近来对于安逸欲望之事戒备得非常严格；还愿陛下始终如一，这样就不愧于这部书了。读到“到了极点，百姓相互怨恨；怨恨不停，就发展到辱骂；辱骂不停，就发展到诅咒；诅咒从万人的口中腾起，怨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圣意悚然，反复点头。读完后，某奏道：臣在札子中说得还不充分，请允许臣再加以陈述，恳请陛下垂听。陛下试想，逸从哪里开始？难道不是从念头开始吗？念头从哪里开始？这样一说，便把它认作心。如果把念头认作心，就是本来有这个导致安逸的念头之心，譬如月亮，念头像云。月亮本来光明皎洁，云升起就遮住月亮，云散去，月亮的明光仍然如故。心也是这样：这个念头一起来，心就昏暗；念头不起，心的澄明纯一就仍然如故，本来一直就是这样。又奏道：陛下怎样才能使这个念头不起呢？皇上改变脸色问：“怎样做？”某于是奏道：臣认为，陛下若想使念头不起，只要看“周公首先知道稼穑的艰难”这一句。大体说来，君主不能突然把自己置身于富贵崇高之中，而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艰难辛苦之上。天下最辛苦的人莫过于农夫，陛下怎么可以萌发宴饮安逸的念头？必须把自己不当作拥有万乘的帝王，常常拿自己同农夫相比。艰难辛苦的滋味如果确实不忘在心中，自然就不会产生安逸欲望的念头。圣上说：“对。”某又奏道：陛下在经筵讲授“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可以说已经讲得十分熟悉。如今看这部书，周公首先说“君子所处之地不要安逸，首先知道稼穑的艰难”，这是致知格物最重要的内容。知道艰难的事情，妄念就不会产生，这叫作意诚；妄念不产生，本心的纯明就没有丝毫损伤，这叫作心正。皇上的脸色非常舒展，连声称许：“卿所说极为恰当，极为恰当。”

译读第二札到“如今难道不是贤人很多吗？自从更新政局以来，招纳老成之士，提拔贤能俊良”时，圣上说：“如今任用贤人的安排处理得当吗？”某奏道：陛下喜爱贤人、乐于善行，都是发自内心；从前公道闭塞，贤人被压抑，隐居在外。自陛下更新大政以来，众多贤人汇聚，如今气象很好，只应当委以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圣上说：“正是因为没有人肯承担责任。”某奏道：“如果不承担责任，白白度过岁月，实在非常可惜。”如今朝廷官员并不是不济济可观，但必须真正以国家为心，竭尽力量、鞠躬尽瘁，才能有所成就。这要靠陛下振兴鼓舞、使他们奔赴事务、努力取得功效。圣上说：“这完全在于上位者率领和激励他们。”读到陛下看见在朝中所谓醇厚儒雅、声望素著的人，却完全没有救弊图新的策略，必定会渐渐产生厌倦之心，将来便另求轻捷锐利、有才干、善于谈利而多有心计的人来任用时，某当面奏道：醇厚儒雅、声望素著的人固然是以国事为重，但臣恐怕陛下认为他们迟钝，于是产生厌弃之心；这实在万万不可。陛下一旦有厌弃贤人的心，旁观窥伺、伺机投机的人便会迅速出现并乘隙而入。陛下一旦听信他们的话而自己没有察觉，利害就不小了。圣上说：“是，是。”读完后，皇上又问：“近来纸币的价格日益贬低，无法用称提法挽救，怎样才可以呢？”某奏道：“这件事虽是监司、郡守的责任，但关键却在朝廷。如果监司、郡守只用一点小小的权术，只能在一道一郡施行，即使纸币价格略有上升，最终也没有多大好处。何况一处价格稍高，其他地方的纸币都会像车辐集中到车毂一样涌来，连这一处也会被破坏。”圣上说：“正是这样。”某奏道：“臣认为朝廷如果要建立规模，只能减少印造纸币的数量。但如今各种需求都要用会子，怎么能够减少呢？”臣又反复思考，只有节省用度这一条，虽然是老生常谈，却切实有用。比如陛下前些时候轻率调动军队，幸好很快收敛；如果不收敛，军费哪里容易供给？陛下如果节省这一大项，就是少印多少会子；如此类推，每件事都节省，自然会见效，这些事情不是仓促交谈能够说尽的。圣上说：“卿所奏的都很恰当，如果还有见解，可以奏来。”某奏道：“圣意如此开明采纳，臣怎敢不竭尽愚见。” 《防斋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五 宋袁甫撰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札子 臣以浅陋平庸之才，屡次承受错误的恩宠，被提拔掌管记注；直前奏事正是臣的职分。如今应当进言的事情，哪里止一端？陛下乐于接受直言，不把冒犯圣颜视为罪过，臣难道敢苟且缄默，从而辜负英明天子知遇之恩吗？臣近来秘密侍奉经筵，因谈论圣人的刚德，曾向陛下启奏：刚这个字，对陛下自身最为切要。群臣谈论刚德的人很多，却实际上没有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刚。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把申枨作为回答，孔子说：“申枨有欲望，怎么能算刚呢？”刚和欲望似乎不是反义，但孔子一定把它们相对而言，是因为有欲望，自己就被外物役使；没有欲望，自己就能役使外物。自己能役使外物，难道不是真刚吗？有欲望，私意横生；没有欲望，就与天为一，难道不是真刚吗？《周易》所说的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就是这个道理；《中庸》所说的奋发刚毅、足以有所执守，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有极细微的私下喜怒，防范的缝隙就会由此打开；只要有极微小的旁门曲径，蚂蚁可以穿穴的缺口就会由此出现。所以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叫作真正的刚；克制自己、恢复礼法，也叫作真正的刚。汉高祖、唐太宗并非没有英明雄武的谋略，然而君子不敢把他们称为真正的刚，正因为他们没有帝王存心体察、严密省察的功夫，损害刚德的因素又很多。汉元帝受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于是汉朝的基业衰落；唐文宗虚心听取采纳意见，却不能坚定决断，于是唐室不能振兴。唉！君主掌握施福施威之权，为什么还要受到牵制而不能决断？君主拥有天下的利益和权势，遇到什么事情还要迟疑而不决定？如果真以为自己不能决断，那么听信恭显的奏议而杀害萧望之，斥退萧堪、萧猛而重用更生，又为什么这样决断呢？不决断于驱逐奸佞，反而决断于排斥贤人，这就是汉朝衰落的原因。如果真以为自己不能决定，那么排斥李德裕一党、把李石贬到远方，又为什么这样果断呢？不决断于驱逐小人，反而果断于驱逐君子，这就是唐朝不能振兴的原因。元帝、文宗都是天性仁厚、亲近儒生的君主，刚德不足，最终造成大弊；而当时的大臣又没有用真正的刚德之说启发滋养君心。这两位君主自己看待资质，觉得决不能同汉高祖、唐太宗相比，于是宁可守住自己的仁厚、喜好儒学，不至于丧失原有的步调罢了。只是他们不知道，君主统治四海、运转六合，哪里是区区仁厚、喜好儒学所能办到的？一定要有真正刚强的德行，然后才可以。仰望思念陛下，您的聪明是上天所赐，学问日益更新，真正刚强的德行，本来已经具备于圣心之中了。内心蕴藏的东西，一定会在外部表现出来。陛下果真有真正刚强的德行，那么在政事设施之间必定有无法掩盖的表现。为什么却暗中存在而没有彰显呢？难道陛下把发布号令、任意轻率更改当作刚强吗？这只是似刚而不是真刚。况且今天最重大、最急迫的事务有两件：一是纸币，二是边事。陛下虽然日夜为此忧虑、疲惫不堪，但计算谋划始终没有取得丝毫成效，臣认为都是因为陛下的刚德还没有充实。假如刚德真正表现在节省浮费上，那么宫中的用度、近臣的赏赐、冗官冗吏的蚕食，都应从今天开始断然裁减抑制。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州县，那么节省下来的费用都可以帮助收拾纸币。如今却把节用说成老生常谈，岁月悠悠过去，苟且因循，始终不忍大幅削减，以显示自己刻苦警励的心意；真正的刚难道就是这样吗？刚德表现在惩治贪赃官吏上，就应当把二三十年以来蛀蚀国家、危害百姓、把财富藏入私家的那些人查出，使其尽数归公；毁掉私家以纾解国难，自古就有先例。事情应当明白彻底，务必实行，这样都可以帮助收拾纸币。如今却只是因为有人进言，略加揭发，罪大而处罚轻，舆论并不满意。陛下还在迂回曲折、模棱两可、遮掩覆盖；已经揭发的赃款尚且如此，未揭发的则深藏厚积，安然享用。陛下把这些全都置之不问，就是前一天放纵他们成为国家的贼，今天又教他们不以国事为重；真正的刚难道就是这样吗？刚德表现在核查军政上，就应当对边境事务大加搜查核验：某处疆界失守，某处戍兵损失，某处招人补充，兵粮原计划多少，减省多少，新招兵员供给多少，都要把事实全部说出，丝毫不得隐瞒；不这样做的，明白地置于刑罚之下。如今却因为忌讳失败而坚持错误，不把实情上报，坐享虚报所得，缺额也不补充。陛下明知他们欺骗蒙蔽，却从未稍加贬黜责罚，真正的刚难道就是这样吗？刚德表现在选择将帅的权力上，堂堂中国难道没有极其公正、忠诚真挚、深沉有谋、多有智慧的人，足以承担边疆的重任吗？如今淮、襄一带的制置使，不曾听说他们虚心无我、搜罗俊彦以供幕府谋划，也不曾听说他们有深谋远虑、保卫疆土安定百姓以图长远成效。精神困顿于挫折防守之后，智勇耗尽于消耗涣散之后；至于分别镇守沿江地区的将领，两淮的事势彼此不相统属，下面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意见，上面却没有统一调度的策略。平时尚且有意见不合，到了紧急时刻怎么能够发挥力量？自古任用人才，必定先储备可替代的人选。如今没有任用的人，说他们局面生疏而不是老手；已经试用过的人，虽说熟悉局面，却又说没有功劳。边境每天传来敌情难测的消息，即使卧薪尝胆、集中智慧、合并力量，仍然担心不够。陛下却像平时一样安逸闲暇，真正的刚难道就是这样吗？陛下自从更新大政，动辄把汉宣帝综核名实作为比方。臣私下观察陛下，只是有仰慕汉宣帝励精图治的名声，却陷入元帝、文宗柔弱不振的过失。因此，选择善道并坚持它，没有坚定不移的力量；听取意见、采纳劝谏，也没有果断决行的操守。刚德不能奋发，意向和宠爱稍有偏私，就有人在幽暗中窥伺，在细微处旁观，希求御笔，逐渐打开窃弄权柄的门路。凭借宠恩，将会出现如履霜般逐渐发展的祸患。陛下不要以为自己的聪明足以洞察一切，就不必过分忧虑。缝隙一旦打开，都会成为损害刚德的斧头、蛀蚀德行的虫子。臣恐怕日积月累，浸润侵蚀而不停。劝陛下做本应做的事，您就缩手等待；赞成陛下做不应做的事，您却果断一定实行。为什么呢？主宰不能确定，意向容易改变，其弊病必然达到这种地步。

译古语说：“看不见它的形状，就应当察看它的影子。”如今陛下的刚德尚未充实，必定有暗中受到它伤害的地方，只是陛下还没有觉察罢了。由影子知道形体，防微杜渐，不要让它显著出来，这就好了。真正的刚在于内心，不在于力量；培养刚德要逐渐进行，不能暴烈急迫。拔剑怒视，只是匹夫的勇气，一鼓作气，再鼓就容易衰竭。只有奋发出大勇，同时又有长期积习、涵养的功夫，刚德才会充塞天地。陛下有尧舜那样的资质，却甘心同汉元帝、唐文宗并列，这是臣愤懑不平、想要一吐愚见的原因。狂妄僭越地胡乱进言，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裁断。右史直前奏事第二札子 臣私下追念先臣某人之事，宁考朝廷曾进言谈论精神，大意认为君主运转天下，妙处在于精神。宁宗欣然嘉许采纳。臣如今再次拾取遗下的论说，为陛下详细说明。陛下刚刚更新大政，每天同大臣讨论治道和治理国家，精神的运用本来可以光明地施展、使天下风动归化；然而内外事务很多，弊病滋长，因循岁月，始终没有达到成效。原因是什么呢？君臣之间聚集精神、集中心神的时间常常很少，而事务到来时耗损精力、劳累心神的祸患却常常很多。这正是今天的大病。陛下每天早晨天色刚亮便临朝视政，大臣奏事以后，有时夹杂台谏的论奏，有时接着百官轮流对答，而经筵早讲已经逼近了。进膳之后，陛下又在宫中省阅章奏，晚讲又逼近了。这样一来，一天之中焦急劳累地耗损精神，不是太过分了吗？精神使用过度就会枯竭，心神劳累过度就会疲敝，这是必然的道理。何况天下事务有缓急、轻重之分。对于缓慢而轻微的事情，慢慢处理，就可以保存精神；对于紧急而重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耽误事务的忧患。如今陛下既要听政、劝学讲经，又苦于每天时间不足，而中书的事务无论大小，内有各项政务，外有边防事务，纷纷交集，全都归到朝廷，没有一件事不需要操心，也没有一纸文书不经过裁决。虽然从每天总揽机务的地位来说，本来应当如此，但恐怕掌握要领、驾驭详务的方法未必如此。陛下和二三位大臣有限的精神，既然已经被泛泛的日常事务夺去，那么对于急政大务本应静观默察的事情，哪里还能有精神来运用呢？所谓急政大务，是什么呢？对上敬畏上天，对下爱护百姓；所有至大至重的责任，都集中在陛下一人身上。陛下也曾思考过这些吗？某月初一元日，风从乾方吹来，占卜认为将有战争发生；过了三天，月亮侵犯太白星，占卜认为强侯将作乱。天下百姓疲敝，立春早晨条风从西北吹来，占卜认为将有暴霜杀害万物、粮价上涨；惊蛰后一夜，非时降雪，占卜认为迫近灾祸的征象；又过七天，太白星和填星会合，占卜认为将有疾病和内部兵乱。后来霜降的异象果然出现在寒食之后，那么春日的占卜就没有落空。陛下看到这些变异，警惕地反省自己，凡是可以招致和气的事情，无不竭力去做。这才是陛下应当专心运用精神的地方。近来邳、徐失守，海州也随即放弃，新近收复的州郡形势全都瓦解。外患已经紧急，内部防备又单薄；维扬有一半是北方人，完全了解我们的内外虚实和事势，这样实在令人寒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军队的实力因轻率进兵而毁坏，戍守士兵因屡次防战而损耗，已经空虚疲弱，怎么应付突然的变故？何况各地军情容易激变，杀害官吏、焚烧州县，像惠阳近来的事情，难道可以逐渐发展而不加制止吗？齐安的隐患尚未允许安稳入睡，豫章附近又几乎发生变乱。推究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都是因为帅府长期空虚，平素没有镇压控制的力量。君臣上下并不是不早晚专心研究，但大体上把缓急、轻重混在一起。开始想把一切都看得紧急，最后反而使真正紧急的事情也变缓；开始想把一切都看得重要，最后反而使真正重要的事情也变轻。在那一方面既然有所分别，那么在这里就必定不能专心，这也足以使人明白耗损精神、劳累心神的过失了。为什么还要因循苟且，不能奋然改变旧制、开创新局呢？臣只是担心那些有忧国之心的士大夫，徒然仰望屋顶暗自叹息，却没有人敢轻易向陛下说起这些；即使说了，陛下也未必能够实行。孟轲说：“尧舜的智慧，不求周遍地处理一切事物，因为要优先处理紧要事务；尧舜的仁爱，不求周遍地爱护每一个人，因为要优先亲近贤人。”以尧舜那样的大圣，尚且不把面面俱到当作能力，而只以优先处理紧要事务为贵，怎么能悠闲泛泛，却想使治道兴起呢？所以善于运用精神，即使忧劳，也绝不会有劳累疲敝的祸患；不善于运用精神，即使劳累疲敝，反而没有真正忧劳国事的实际。光阴迅速，岁月不会等待我们。陛下不要倚仗年纪正盛，就轻率地过度使用自己的精神。臣忠诚爱护的心意，出于恳切悲悯，只愿陛下同二三位大臣日夜聚集精神、集中心神，不要因为琐碎小事耗损有限的力量。一定要使志向思虑专注于大政，使谋划远图成为急务；天下的事情就会纲举目张，太平也不难达到。惟愿陛下裁断。臣承蒙掌管记注，考察旧典，获准直前奏事。读第一札时，奏道：臣所说的，请陛下充实涵养刚德。读到汉元帝、唐文宗时，圣上问应当怎样。某奏道：这两位君主的果断不用在斥退奸邪佞臣上，反而用在驱逐贤人上，这正是他们不认识真正刚德。所谓真正的刚，必须是对于应当做的事情果断决定一定实行，对于不应当做的事情坚决决定不去做。陛下的聪明不愧于尧舜，但刚德终究有所欠缺；虽说这属于天资，难以勉强，却正需要涵养的功夫和真实的用力。臣不敢泛泛而谈，姑且就近来的纸币、边事来说，可以看出陛下刚德还有未到之处。圣上说：纸币、边事确实是当今急务。读到节省浮费、惩治贪赃官吏时，奏道：陛下近来的圣断，中外无不欢悦，更愿务必努力实行。又读到核查军事实情时，圣上说：已经下令核查数字，让各处都如实奏报。读到选择将帅时，圣上说：将帅之才确实难得。臣奏道：臣认为人才不能因为有小过便轻易废弃，也不能因为没有试用过便缓慢任用。如今的弊病正是有过失的人虽熟悉局面，却只挑剔他的瑕疵；没有任用的人又因为不熟悉局面而难以尝试，所以全都被耽搁了。

译这就要靠陛下和大臣赶快安排处理。圣上说：非常对，非常对。读第二札时，奏道：臣所请的，是恳求陛下爱惜精神。圣上说：每天都没有一点空闲。臣奏道：陛下清心寡欲，专心于经书训诫，可以说是圣明的君主了。但眼前琐碎的日常事务本来不值得留在圣心，经筵讲学也不必在传注训诂之间琐琐屑屑地耗费精神，只要把握大纲大要，把它推广到治理天下；关键只是明理并处理天下的大事。中书省的事务也应如此，必须完全提起精神，把握纲领。圣上说：朕曾经告诉大臣，要讲明纸币和边备两件事，其余琐碎事务本来不必劳神。臣奏道：陛下圣明的见识可以说高明。读到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时，奏道：陛下的圣德感通上天，所以近年年成丰收。圣上说：米面价格平稳，幸而得到这个结果。臣奏道：今年如果再获得一次丰收，人心就会更加安定。近来下雨以后，气象很好。圣上说：对。读到军情不安、容易激变时，奏道：陛下在上面并非不忧劳，但天下官吏终究没有洗心革面、改变心志，确实为国家承担责任。圣上说：正是因为承担责任的人少。臣又奏道：陛下应当养育精神，务必使它充实，上面与皇天合为一体，下面要事事…… 都符合人心，使天下人喜悦服从。大臣也应体会这个意思，只把精神专门用来治理大事。如今却不免把事情的缓急轻重一概都要处理，来回翻转，这样哪里有那么多精神呢？圣上说：“非常对。”读完后奏道：“臣所论充实涵养刚德、爱惜精神，都是切中陛下自身的事情。愿陛下更加精心思考并努力实行。”圣上说：“卿说得很对。” 论史宅之的奏议 臣以微薄的才华，承蒙陛下误加擢拔、安置在显贵近臣之列；每次侍奉经筵，都有机会吐露愚忠。愿陛下保养的心始终清明。心神宁静专一，那么一言一动都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如果有丝毫私意夹杂其中，即使早晚讲论，亲身实行却有所违背，从内心衡量也不能没有惭愧，这就是不可自欺的道理。陛下不以臣的言论为忤，反而过分加以奖赏采纳，臣感激而奋发，认为有幸遇到圣明之主，有事哪里敢不说，有话哪里敢不说尽。臣私下见到，近来朝廷内外惊动传言，说陛下特意写下御笔，称“朕想保全功臣的后代”，但人们的议论不止，于是告诫史宅之等人安分守法、更加戒慎，还命令从今以后内外臣僚的奏章不得摘取搜罗旧事，务必顾全大体，以符合朕始终善待元老功臣的心意。假如确有此事，臣深为陛下惋惜。况且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二年，而权臣专擅国政已有十年；太祖、太宗治理天下的纲纪，几乎坏到不可收拾。到了前一年冬天，陛下亲自总揽万机，称为“更化”；雷霆在长期蛰伏之后发出，烈日照耀在长久阴暗之后。太平的时期虽然还没有立即到来，但既然已经解开旧弦而重新张弦，也差不多可以有所希望了。如今一旦向朝廷内外发布告示，明令臣僚不得搜罗旧事，如果这样，那么端平元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天下人都会说这是要重新推翻权臣的弊政。如今保全元勋、禁止人们议论的札令一旦传遍天下，天下人必然又暗中怀疑、私下议论，说这大概是要改变端平元年以来的改革了。天下人共同仰望的希望还能依靠什么，太祖、太宗在天之灵还能依靠什么？况且陛下也知道，言路的畅通和闭塞，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改革开始时，言路曾经开放；近来朝廷士大夫私下窥见陛下似乎有厌听忠言的微妙心意，直言的声音听不到了，逐渐习惯于沉默。如今陛下又从中设置障碍、加以阻绝，臣恐怕朝廷内外的臣子都把进言视为忌讳，即使有极大极急的事情，陛下也听不到了。陛下安坐在深邃隐蔽的宫殿中，试着默默反省自己的内心，一定知道颁布这道御笔时内心有警惕而不安的地方。陛下如果心里知道这样不对，却

译让公共道理不能胜过私意，就是欺骗自己的内心。它同陛下在经筵时臣进言不要自欺、而陛下欣然嘉许采纳的情形，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陛下聪明睿智，照临万方，近来又同时任命两位宰相，更新各项政务，却在这个时候下达禁止阻塞忠言的手札，消磨天下正直敢言的气节；把它传到朝廷内外，人们将会怎样说陛下呢？难道是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还厉害吗？假使执掌政权的大臣有功，为什么要厌恶人们的议论？假使他有罪，议论又怎么能够堵塞？臣认为，颁发御札，本来是想禁止人们议论，反而会激起人们的愤怒；这就像堵塞河流，必定要等到大决口才会停止。陛下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朝廷内外多有变故，忧患潜伏而不可测。陛下日夜戒惧，还唯恐不够，却想用一尺见方的纸来镇服人心，使君臣上下泰然自安，完全忘掉忧虑、惶恐和畏惧，这可以吗？人情安逸时就会舒展放纵，处于危险时就会忧虑畏惧。舒展放纵看似安逸，最终反而会陷入危险；忧虑畏惧看似危险，最终反而能够获得安定。陛下想保全史氏一家，就应当使他们常存顾忌公议之心。假如一下子撤去这种约束，本来是想爱护他们，恰恰会因此给他们带来祸患。况且史宅的兄弟们长期处在富贵之中，阅历还不深，正应当亲近诗书，遵守法度，不至于招致清议讥评，这样才可以树立门户。因此，御札未必能给史氏带来福分，而公议却可以保全史氏。陛下难道可以仓促轻率地发布，而不加以深思熟虑吗？臣愚昧，希望陛下察知臣这番微薄的愚见：如果御札还没有宣告下发，当然应当抹去它的痕迹；如果已经施行，也不要嫌弃收回会被视为出尔反尔，应立即下令收回，或许可以安慰民众舆情，疏通进言的渠道，从而不失去革新政治开始时的本意。臣冒犯天威，是出于忠诚和爱护之心，不能自己默默不言，只希望陛下裁断宽宥。中书舍人直前奏事札子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忧虑国运多艰，担心革新政治尚未见效，特意作出英明决断，同时任命宰辅。陛下这番心意，上达于天，朝廷内外的臣民，谁不欢欣鼓舞？臣私下认为，宰辅的职责，固然贵在专一，也要警戒不可过于专擅。不专一，责任就不能归于一处；过于专擅，就会失于独断独行。陛下知道左揆忠直无私，又担心他操劳过度，不能没有辅佐，于是设置右弼来帮助他。陛下的心意不过如此，但见识短浅的人妄自窥测表象，认为圣意将要有所改变了。陛下察知右弼老成持重，素有声望，一定能够深思远虑、共同谋划国事，于是让他补助左揆所不能及之处。陛下的心意不过如此，但那些从旁窥伺、暗中探听的人又揣摩圣意，认为圣心将要有所偏重了。任命两位宰相，可以说是最为恰当的安排，但纷纷的议论却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陛下英明果断、奋发有为，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项举措；但对两位宰相的任用，陛下此时却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难在哪里？难在使他们像埙箎相互应和、金石相互发声那样协调，如同有虞时代人才济济的盛况。虽然如此，这并不难，因为天下万事没有比公心更好的，也没有比私心更坏的。房玄龄曾向王通询问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道理，王通说：“先要忘掉自身；能够忘掉自身，然后才能没有私心；没有私心，然后才能达到至公；达到至公，然后才能以天下为自己的心念。” 没有私心，然后才能达到至公；达到至公，然后才能以天下为自己的心念。世上做大臣的人，没有不自称能够忘掉自身的；然而自身怎样才可以忘掉？必须心地洞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然后才能忘掉自身；必须不以施恩来收买人心，不结怨，不互相倾轧，然后才能忘掉自身；必须让天下所称的君子得到任用，让天下所称的小人被斥退并远离；凡是亲友故旧通过私人关系援引推荐、暗中托付

译请托的，一概摒弃，然后才能忘掉自身。至于任凭私意，夸耀小聪明，拘泥偏见，听信邪说，胸中胶着纷乱，并没有真正“有国忘家、公而忘私”的心，哪里足以称为至公？臣所说的公心，并不是说只在表面上显示公正而已。表面上似乎同心同德，内心却产生矛盾和防范，这哪里能算公心？所以，专制独断固然不足以称为公心；徘徊犹豫、善于躲避嫌疑，似乎公正，其实也不是公心。勇往争胜固然不足以称为公心；谦逊退让、处处过分小心，似乎公正，其实也不是公心。为什么呢？宰辅是国家的柱石，柱石不牢固，大厦就要倾覆；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谦逊退让、过分畏缩的余地？

译而且不只是大臣自身如此，那些同他们谋划议论的人，难道没有一向的关系吗？难道不是彼此亲厚友善、托付为心腹的人吗？如果他们能够立场中正而不偏倚，遵循正义而忘掉利益，正色直言，谋划事情必定忠诚，这当然有益而无害。若是内心怀有顾虑观望，各自有所依附，那么就会编造言语、粉饰事实；谗言离间的缝隙一旦打开，彼此争斗的风气就会越来越盛，于是朋党的议论便兴起了。任用一个人，他们认为这是这一党的成员，那些人又认为这是另一党的成员，于是君主开始不知道应当听从谁。办一件事，他们认为这是这一方的私心，那些人又认为这是另一方的私心，于是君主开始被各种传闻迷惑。平时无事的时候，倡导这种议论，尚且担心煽动是非、徒然扰乱人心，何况正处在朝廷内外纷乱、事变蜂起的时候呢？如今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也有很多方面：纸币贬值而物价昂贵，百姓无法生活，这是第一件；军心动摇，有意作乱，这是第二件；敌人窥伺我国，将要谋划大举进攻，这是第三件；边境以外的各路将帅彼此不协调，这是第四件。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交给那些悠闲敷衍的人去处理，他们不肯出力替国家作长远打算，早晚所做的不过是互相猜疑、轮番争胜负，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越来越激烈。英明的君主临朝，只能感叹说：“朋党又怎么办呢？”士大夫彼此私下议论，也说：“朋党又怎么办呢？”这正是唐人所说的：“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如今虽然还没有看见朋党的明显形迹，但征兆已经先出现了。既然征兆已经出现，却不致力于防范细微的苗头，等到它显著得无法遮掩时，才想顺势去挽救，不是很困难吗？本朝关于朋党的议论，只有韩琦执掌国政时，能够使它消除平息，调和统一，于是两党的痕迹像冰融化一样完全消失。韩琦被罢免宰相以后，朋党之论又兴起，众多贤者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斥退，而忌恨韩琦的小人却少了。后来扶持善类，韩琦出力最多。臣愿意把这件事用来劝勉大臣。元祐初年，全面更新政务，只因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倡导调停的主张，宣仁圣烈皇后疑虑而不能决断。苏辙上奏说：“大臣如果端正自己、平和心态，为安定百姓、安定国家谋划，那么人心自然安定；即使有不同的党派，谁不会归心呢？”宣仁圣烈皇后认为他说得对。臣愿意把这句话献给陛下。虽然如此，臣还有比这更深的看法。君主的英明决断，不是从外部产生的，应当由内心发出。临朝时尊严如神，并不足以称为英主。一定要没有细微的嗜好扰乱清明的本性，这样发为决断，才自然具有不可轻慢的威严。如果在朝堂上斋庄肃敬，在私下宴居时却舒展放纵，沉溺于酒色、观赏游乐，亲近谄媚、侧媚取容，凡是能够迷惑耳目、改变心志的事，只要有一样存在，那么国家大事所需的精力必定有所不及，谋划考虑也必定有所不周。大臣看见这种情形，尚且忧惧郁闷、无暇自处，何况权势相互逼迫、党羽彼此排挤，日夜谋划，各自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国家大事将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大臣既然不肯承担责任，君主的心腹耳目就不得不寄托于亲信之人。凡是在君主左右的人，只要侥幸发现可以利用的空隙，就会把白的说成黑的，以紫色混淆朱色，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样说来，探究根本源头，仍在于陛下端正自身来率领臣下。舜的歌辞说：“股肱大臣欢喜啊，元首君主振作啊。”这是把责任放在大臣身上。皋陶续歌说：“元首君主明智啊，股肱大臣贤良啊。”这是把责任放在君主身上。臣私下观察今日任命两位宰相以后，如果其中一人不能平心持公，就会先因猜疑而起，最终形成朋党。既有猜疑的萌芽，股肱大臣就不能说是欢喜；听信朋党的议论，元首君主就不能说是明智。臣不敢说这是过分忧虑，实在是看见如今全国上下只知道祸患在外敌，却不知道忧患潜伏在宫墙之内；只知道变乱在兵寇，却不知道祸害从士大夫中兴起。因此臣怀着恳切的愚忠，不顾忌讳，只希望陛下和两位宰相深思舜、皋陶的话，赶快谋划解决这些问题，天下幸甚，祖宗幸甚。请陛下裁决。某当面奏报：陛下同时任命两位宰相，天下没有不欣喜的。做两位宰相的，应当各自竭尽公心，不要顺从自己的私意，这样才可以上不辜负陛下委任的本意。读到“陛下设置右弼，使他帮助左揆所不能及之处”，陛下说：“朕的意思正是如此，外面为什么会有纷纷的议论？”某奏说：“天下的事情有一就必然有二，有二就容易不能统一。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使它统一。汉文帝曾同时任用陈平、周勃为相，一人有智谋，一人厚重。有汉文帝在上面，虽然是两位宰相，最终仍归于一体。唐太宗曾同时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一人善于谋划，一人善于决断。有唐太宗在上面，虽然是两位宰相，也同样归于一体。既然如此，今日何必忧虑纷纷的议论？关键只在陛下一个人。”读到“没有比公心更好的，也没有比私心更坏的”，陛下说：“非常正确。”某奏说：“君主意旨所趋向的地方，就是人情所趋向的地方。意旨趋向左边，他们就跟着趋向左边；意旨趋向右边，他们就跟着趋向右边。陛下不可不察看。人情开始趋附时，立即看不出有什么大害；但如果不停地趋附，分立朋党、培植党羽，就从这里开始了。” 读到“谗言离间的缝隙一旦打开，彼此争斗的风气越来越盛，于是朋党的议论便兴起”，陛下说：“这件事非常值得忧虑。”又说：“朕曾经宣告晓谕大臣：‘朕同时任命两位宰相，正是依赖你们同心协力，共同办理国事。你们应当深刻体会这个意思。’”某奏说：“陛下的圣谕非常恰当。”读到“君主的英明决断不是从外部产生的，应当由内心发出”，某奏说：“臣在讲筵中，每每奏告陛下，这颗心应当时时保持清明，不可稍有昏暗蒙蔽。陛下要求宰辅同心协力，必须先由陛下自己端正内心才可以。今天也是在申述这个意思。”读到“大臣既然不承担责任，陛下的心腹耳目就不得不寄托于亲信之人；凡是在左右的人，只要侥幸发现可以利用的空隙，就把白的说成黑的，以紫色混淆朱色，还有什么做不到”，某奏说：“陛下对此不可不振作精神。如果大臣不承担责任，而左右之人能够乘隙而入，他们的巧谋诡计在陛下不知不觉之间进入您的内心，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小。”陛下说：“这确实关系重大，不可不察。”某奏说：“陛下能够说到这里，是宗庙社稷的福分。”

译读完后，陛下又问：“自从任命两位宰相以来，不会因此产生嫌疑吧？”某奏说：“陛下以赤诚之心委任两位宰相，两位宰相也都贤能，怎么会突然产生嫌疑？只是臣所说的人情各自趋附、各有偏私，如果陛下不能使他们统一，恐怕嫌疑就会从这里产生。况且如今朝廷内外事务很多，可以说非常严重。左揆一直推辞退让，右弼又一向畏缩谦逊，如果各自只顾避嫌，臣深恐耽误国家大事，到了缓急关头无人承担责任，那将怎么办？臣又奏报，近来广寇已经平定，京口叛卒不接受招安，已经全部诛杀剿灭，国威稍稍伸张。又逢雨水充足，雨后迅速放晴，看来可以获得一次丰收；但边境令人忧虑，必须趁现在勉励两位宰相，像救火救溺一样迅速作出安排。”陛下说：“人情喜欢作乱，确实值得忧虑。”某奏说：“陛下之所以应当每天更新盛德，刚健不息，正是要消除祸乱的萌芽。如果陛下不增进德行，大臣又不承担责任，凭借那些喜好作乱的人情而激成事变，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臣请求陛下把这篇札子宣示给两位宰相，让他们竭力实行一个‘公’字。陛下说：“你的议论非常恰当。”于是把札子给两位宰相看，某退下。《防斋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六 宋 袁甫撰 奏疏 论履亩札子 臣仰望想到，陛下怀着一念爱民之心，上达于天，急切地想听到正直的言论，唯恐来不及。臣私下反复思考，按田亩征收纸券，这件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到了必须施行的时候，更应当加倍谨慎审慎。不要认为指挥已经发出，就害怕参与订正，以致日后悔恨。趁现在明白显示陛下的恩德意旨，务必体察下情，使百姓家家户户都明白朝廷宽恤的心意，或许不至于激成其他祸患。现谨将意见逐条列在后面：指挥中的一条规定，是百姓缴纳官府纸券时，由各州军截去一角，发解到朝廷。臣认为，与其让各州军截角，不如让百姓自己截角后携带到官府。为什么呢？官府截角，百姓不会相信；允许百姓自行截角缴纳，朝廷的诚信才能彰明。有人说，百姓自行截角缴纳，必然会有夹杂伪券的弊端，却不知道这种情况即使存在，弊端也有限。况且只截去一角，真伪自然可以考核。如果让官府截角，百姓只会说朝廷用空话欺骗自己，将来官府仍像从前一样把纸券发出使用，那么百姓本来就会产生怨愤之心。人情彼此相差不远，如果允许他们自己截角后缴官，就一定不会怀疑。眼前虽然有缴纳财物的困苦，但他们也知道纸券减少而价格上涨，将来可以获利，或许就不会怨恨。大凡处理事情，应当体察下情；朝廷只要发布命令，就不可屡屡更改。不考虑到怨言诽谤一兴起，势必要改换命令，那么与其等怨谤已经兴起之后再改，哪里比得上在怨谤尚未形成之前先加以修订呢？又有人说，我们只要直接实行官府截角就够了，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却不知道朝廷如今用度十分窘迫，州县揣测到这一点，必定有人暗中进献不必全部截角的主张。朝廷正处在极度匮乏之际，万一被这种言论迷惑，岂不是会引起天下人的疑虑？即使没有被逢迎者迷惑，但人们的疑心很难做到家喻户晓，必定会说：截角这件事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允许百姓去做，官府却一定要自行去做呢？臣的愚见，只在于一个‘信’字，使天下明白无疑而已。指挥中的另一条规定，是命令各州军拘催百姓缴纳官府纸券，分为六期，每期限半月，计算起来三个月可以缴足。依臣看来，将来百姓不能按时缴纳，州郡必定会请求朝廷为他们展限。恐怕在限期内先缴纳的都是谨慎畏惧以及贫弱的人，逾期不缴的反而是顽强蛮横以及势力很大的富户。朝廷现在施行此事，正是想救济贫弱小户；但究其流弊，反而使强家滥受宽恩，而弱户先受催逼责罚，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臣想反过来使用这个办法，命令州郡先催促有势力有财力的富户，确定期限，不许申请展限。这样做有三点好处：第一，立刻改变收买纸券的价格，价格必然骤然上涨。第二，不让势家利用手段，希望展限来求得幸免。第三，贫弱小户看见州郡对大家族更加严厉，心中会非常信服。那些大家族，财力事力有余，在期限内责令他们必须缴纳，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等大家族缴足之后，再催促中等户。中等户的财力虽稍微薄弱，但他们都各自爱惜信用，自然能够依照期限缴官。最后再看收取的多少，斟酌情形，催促贫弱小户；如果大户已经缴纳了很多，朝廷施行宽恩，就可以使贫弱小户得到恩惠。大凡办事，应当宽严并用；这样安排，确实能使两方面都适宜。以上意见如前列出，确实便利，完全可以施行，以免日后悔恨。伏候敕令。再论履亩札子 臣私下想到，近来朝廷颁布收减纸券的指挥，命令百姓每有田一亩，缴纳纸券一贯，分为六期，三个月缴足。臣曾经上奏议论州县奉行此令，往往不体会朝廷的本意，致使中下户先受催逼之苦，而豪家巨族与吏员内外勾结，不按时缴纳，这是最大的弊病。臣认为应当先催促有势力的富户，严明告诫约束，按期缴纳。陛下已经认可臣的主张，臣退下后告诉宰辅，他们也认为可以施行；臣每天等待继续下发指挥，却至今还没有。臣也听到了他们的说法，大概是说：势家争相买券，价格就会骤然上涨，然后再催促中户以及下户，反而要用高价购买纸券，甚至会无券可买，这不是有利于贫弱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的。如今只应担忧纸券价格不高，不必担忧纸券价格太高。纸券价格上涨而无券可买，正是值得庆贺的事，有什么可忧虑的？朝廷看到下户无券可买，就可以施行宽恩；这正是有利于贫弱者，又有什么不利呢？又有人说，逼迫势家太急，恐怕会滋生怨恨而激成变乱，这也是过分的担忧。缴纳财物帮助国家，自古就有，何况自从故相掌权以来，士大夫不义取财的事情很多。现在把他们前日搜刮取得的财物拿回来作为公家的帮助，并不是他们父祖生产经营、传给子孙的财物，怎么会突然发生变乱呢？朝廷处理事情，往往应当忧虑的事不忧虑，不必忧虑的事反而当作忧虑。什么叫不必忧虑？就是士大夫绝不会因此发生变乱。什么叫应当忧虑？臣暂代铨曹职务，又兼任西掖，每天书写黄纸诏书和填写绫纸文书，纷纷而来，多得应接不暇。这些人都号称官户，然而未必全都是出卖爵位的人。自从用兵以来，窜入功赏名籍的人，都是些虚妄庸劣的无赖之徒。近几年朝廷又发给祠牒，数量无法计算，放眼村落，全都变成了穿黑衣、黄衣的僧道；寺观之中，童行少而僧道多，大体都是横行无知的人。这些人比士大夫更容易作乱，因为士大夫还有所顾惜。可是朝廷却置此等人于不忧，偏偏忧虑士大夫，这是为什么？况且有势力的士大夫，也正如有势力的寺观一样。如今一道命令实行，将先催促大的寺观吗，还是先催促小的寺观呢？如果说势家不可先催促，那么大的寺观也只能暂且慢慢办理，这可以吗？议论者又说，兵法讲攻其薄弱处，坚固处就会暴露；攻击坚固处，薄弱处就会转为坚固。如今不先催促势家，也是“不攻坚”的意思。臣认为，治国的法度和治军的法度各不相同；两军对阵，意在决胜，攻其薄弱处是可以的。

译如今抚慰安定这些百姓，恩意如此深厚周密，却先治理贫弱者，难道可以吗？又有人说，子产曾说：“安定国家，必须先从大处着手。”先臣也认为这话不对。郑国是个很小的国家，伯有、伯石之流逞强暴行，把公室完全不放在眼里，所以子产用削弱他们的办法来挽救郑国。如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肃，上下一心，怎么能拿列国的情形来相比？所以臣认为，今天这件事之所以受到牵制而不敢果断决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还不能完全抛弃私意罢了”。对有势力的富户姑息，却不顾贫弱人家，这种弊病从哪里产生呢？就是因为私意尚未克服，刚决的意志尚未确定。譬如医治深重难治的疾病，应当使元气不受损伤，同时使疾病自行消退。有庸医使用乌喙、大黄，轻率地尝试，不但不能救治疾病，元气反而先被耗损。按田亩缴纳纸券，正可以用乌喙、大黄来作比喻。不要把它用在贫弱者身上，而只用在有势力的人身上，这样才可以保全安定而没有危害；否则就危险了。臣在经筵侍奉十八日，陛下对臣说：“修内司有田七万八千余亩，若按照收减纸券的指挥，也应当照数缴纳。如今想特意下令缴纳十万贯到封桩库，以充作收减的数额。” 臣仰望看见陛下急于挽救纸券的弊病，亲自率先天下，毫不吝惜；像这样，臣竭力赞成陛下的举措，足以使人心大为信服。不久臣伏读指挥，果然一条条都如同圣谕。又看见陛下言行相应，能够如此勇于决断。陛下尚且为天下人作表率，难道士大夫独独不能为众人作表率吗？臣愚昧，想请陛下作出明断，下令各监司专门主持先催促势家这一主张。逾期不缴的，必须惩罚，绝不宽赦。如果州县奉行不力，纵容胥吏与势家勾结，抵拒拖延，轻慢上级命令，那么监司一定要查究弹劾守令。如果监司曲意庇护，不立即查出，允许台谏官纠察后上报。自古圣王治理天下，不过是宽严并用，各得其宜罢了。对监司、守令严厉，督促势家缴纳；等缴纳数量多了，纸券价格上涨、物价下降，再对贫弱人户大施宽恩。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表明陛下怜悯贫民、救济小户的心意，上达于天，这也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一种助力。臣屡次冒犯天威，罪责哪里可以逃脱？只希望陛下裁断赦宥。再论履亩札子 臣近来伏读朝廷按田亩收取纸券的指挥，退下后精心思考，归纳为两条：第一，向官府和百姓表明诚信，截券使天下明确知道确实有收减的事实，不至于沉溺于空话；第二，救济小户，先催促势家，使天下知道贫弱者最后必定会得到宽免，不至于使此事流变为暴政。这两条从始至终，臣说得恳切，至于再三请求降下圣旨，明确施行，却侧耳等待仍没有听到下文。臣自知诚意不足以感动陛下，但最终不敢沉默而停止，是因为按田亩征收本来不是仁人所应当做的事，只是万不得已才采用的办法。在万不得已之中，如果施行得有方法，足以挽救纸券困弊，那么公私双方都便利，也不能完全说它是不仁。自古朝廷行事而承担不合宜的名声，天下不能体谅它的本心，往往会激成大祸。熙丰时期承担推行新法的恶名，谁还能体谅他们兴起治功的心意？建绍时期承担事仇的恶名，谁还能体谅他们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心意？开禧时期承担开拓边疆的恶名，谁还能体谅他们恢复旧疆的心意？这样看来，今天承担按田亩征收的恶名，却想让人谅解其急于挽救纸券的心意，也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了。虽然如此，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臣所说的表明诚信、救济小户的主张，那么天下就会知道我们不是用空话欺骗天下，并且使天下贫弱人户最终得到宽恩，这件事仍然可以挽救。臣听说道路上的传闻，自从这道命令发布以来，大家巨室虽然侧目观望，尚未行动，但大寺观中那些主持首领里的狡黠者，已经窥伺朝廷的意向：有人想挑散寺众，有人想卖掉常住财产。大的寺观既然如此，小的也都会仿效；劝告晓谕的办法用尽之后，必将使用严厉的刑罚来逼迫他们。到那时，有势力的人经营关说请托、依托声势，足以保护自己；而被拘系、遭受鞭打，以应付官府期限的，都会是弱小者。乡村中的小寺观，僧道混杂，数量哪里数得清？他们难道都是畏惧法律、遵循道理的人吗？而且不只是寺观如此。那些靠卖爵冒领功赏的乡村百姓，以及因官户死亡而承袭的无能子弟，平时连常赋都不愿缴纳，如今逼迫他们拿出钱来，就像无缘无故剜割他们的肌肉。他们又哪里肯低头顺从地承受拘系鞭打之苦呢？县、道派人催逼督促，开始时他们会抗拒；抗拒不止，接着就会互相殴打；其中巡尉不懂得事情的体要，挥臂争斗，那么激成变乱、招致祸害就从这里开始了。这还只是说将来的祸患。即使只看眼前按户摊派纸券的数额，也很难实行，因为田地有肥瘠，苗税有轻重，产钱有多少，各处都不相同，很难拘泥于一律；且以临安来说，从十亩以上到四十亩，都缴纳苗一石，这就是田越瘠薄，苗税反而越轻。其他州县有与此相反的情况：苗税最轻的被列为上田，苗税最重的被列为下田，产钱不等，也同样如此。概括地说按田亩征收，哪里能够立即做到公平呢？施行的法令不公平，乖违争执的苗头就已经显现了。近来听说上户已经有一种议论，都说仓促之间来不及买券，我们每年的收入只有米；朝廷正逢丰年，应当储存粮米以备荒歉，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在窥测朝廷，名义上说是收减，实际上却是横征暴敛。唉！陛下的心意，何曾是为了谋取利益才发布这道命令呢？他们看见截券的命令未必真正实行，所以用逐利之心来揣测我。臣一听到这种话，立即披露肝胆，当众说明，他们的说法才被堵住。如果陛下不肯明确实行截券，也就使臣白白承担了这些话。臣所以把道理像上面这样极力陈述，大意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人的情形就是这样，知道天下人揣摩朝廷意向就是这样，知道天下人寻求脱身免除的办法就是这样；那么陛下哪里能够逐家逐户去晓谕，又哪里可以用刑罚驱迫、用势力压制呢？反复思考，只有用臣所说的两条“表明诚信”的办法来解除天下人的疑虑，用“救济小户”来消除天下人的怨恨，把德意寄寓在号令之外，在肃杀之中恢复阳和，使天下人谅解陛下的心意罢了。

译臣还有一条意见：天府是天下州郡取法的地方；畿漕是各路监司仿效的地方。施行要有方法，守令要坚持不变，就一定要由众人截券，一定要先催促势家。由此推及天下，把大幅榜文张贴在通衢大道，有眼睛的人看见，有耳朵的人听见，都会说表明诚信如此，救济小户如此，谁不把天府作为准则，把畿漕作为法式，遍及天下而欣然听从呢？如果商邑不能成为四方的标准，那么外地那些分符持节的官员将要对我们有所推辞，认为近畿尚且不能实行，又凭什么命令天下？志向卑下的人会苟且逃避责任，志向高远的人也会解下印绶离去。荀悦说过：“荣辱，是赏罚的精华。”陛下拥有这种精华却不能善加使用，臣认为应当宣召颜熙仲、赵与𢑯，告诉他们陛下至诚恻怛的心意，使上下彼此诚信融洽。各州县中有不扰民而办成此事的，应首先加以褒奖擢用；不这样做的，必须惩罚，绝不宽赦。精华一经发挥使用，人心就会振作起来。还请求陛下晓谕宰辅，凡是中书事务中不关系大体的，暂且命令执政分头处理，不必使宰辅全部劳神。做宰辅的人，应当专门把督责监司、郡守作为职务；下至县令，也应当人人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和用心的邪正。如今退朝很晚，完全可以趁此召集众人选拔人才。如果还想扩大见闻，就应当召进侍从官，广泛询问。了解情况之后，再加以选拔、疏通和淘汰，斥退不善者，奖赏循良者。如果监司、郡守果真有才干和威力，等到政绩已经完成，即使突然把他们置于清要显贵的职位，也可以。譬如人的身体，精神周遍于四肢躯干，就可以常保安康而没有疾病。如今中书忙碌于琐碎事务，而精神不能周遍于政事，这是臣最为疑惑的。唉！处在太平无事的局面，人们谁不认为容易？如今外有边事正紧迫，内又倡导按田亩征收，这是什么样的题目？既然不得已而承担这个名声，就必须磨炼振作精神，设法把后续工作做好，或许不至于留下极大的悔恨。难道只有宰辅应当如此吗？陛下的精神是用来鼓舞群臣百姓的，更不应有一刻安逸，而使天下有一个人的怨恨诽谤。汉武帝承接汉文帝、汉景帝富庶的余业，忧虑国用不足，桑弘羊、孔仅等人不过改革钱币、征算舟车等几件事，尚且没有实行按田亩征收这种下策，却仍免不了海内虚耗，最后颁布轮台诏、封富民为侯，才勉强把危亡转为安存，何况今天呢？陛下如果把它看作无关紧要的小事，认为不必过度忧虑，反而听信不必全部截券的说法，从而违背收减纸券的初衷；又受到左右渐渐浸润的言论动摇，使势家和大寺观能够通过内降诏令逃避，这又是陛下自己扰乱纲纪，使别人无从出力了。只希望陛下以社稷和百姓为念，察看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原谅臣屡次冒犯的罪过。趁现在继续下发增加德意的指挥，不要导致日后颁下哀痛的诏书；竭力遏制请托求情、逐渐动摇政令的苗头，不要轻易重蹈御札既成事实的旧路，臣将感到万分幸运。陈述时事疏 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不应当只谈安危，而应当谈存亡。关系国家存亡而最紧急的事情，没有比北方边境更紧急的了。秋高马肥，敌人一定在谋划大举进攻。传闻他们将分三路并进：阿齐台和逆全的妻子将从山东窥伺我淮甸，苏布特将从木波界窥伺我西蜀，布占将从陕州窥伺我襄汉。万一果真如传闻所说，国家凭什么抵御？布占本来是主张和好的，近来淮安军队叛乱，布占起兵响应。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武仙与田八的深仇，襄州轻率地接纳，已经是失策。李伯渊又用欺诈手段夺取阿达马，因此布占的愤怒更加严重。这样看来，和好已经很难协调了。开始时轻视战争而挑衅敌人，中途又主张讲和而安抚军队。如今战争既不可取，和谈又不能成功，形势十分紧迫。还希望和好而忘记防备，悠悠然度日，失败已经近在眼前，哪里只是像累卵那样的危险而已呢？那么今天的办法是：不打破拘束人才的旧格局，公开选拔被埋没和停滞的人才，真正的人才就一定出不来；不解除令人恐慌的禁令，不能披露肝胆实情，下情就一定不能上达；不清除琐碎如尘穴般的事务，一心忧虑边境，精神意志就一定不能专一；不除去浮华淫靡的弊病，舍弃空虚而趋向实际，功业成效就一定不能显著；不振作朝廷的纲纪，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声势就一定不能振奋；不合并江淮的力量，把不同方面合为一体，事权就一定不能统一；不体察士卒的情况，救济匮乏、周济急难，军心就一定不能安定。这些都是全国人明白知道应当如此的事，而上面的人却迟疑顾虑，不能果断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天下之所以能够安定，是因为内外上下各自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想要守边的人人人称职，必须先使负责大边防的将帅不失职；想要边防重任的承担者人人称职，必须先使台谏、给舍官不失职；想要台谏、给舍官人人称职，必须先使朝廷中枢不失职。如今两淮、荆襄、四蜀这些冲要之地，到处空虚，处处草率。身居大边防重任的人，一点也无暇过问边事，早晚所谋划考虑的不过是互相猜疑、巧妙倾陷；谋划边防十分疏忽，谋划自身十分周密；对外间谍十分拙劣，对内间谍十分高明；对敌人的仇恨很浅，对私人的仇恨很深。将帅如果这样，边境守备还应当责备谁？臣所说必须先使边防重臣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自从轻率开启战端、经营京洛，损失军队、羞辱国家，忧愁痛苦还没有消除；明知错误却偏要再做错事，又从事唐宿之役，抛弃军用物资，取得敌人的嘲笑，按照国法论处，罪责哪里可以逃脱？

译然而台谏、给舍官把抗章进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国家遭受山丘般巨大的损失，惩罚却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精神气概既已衰颓，哪里还依靠他们抵御敌人？臣所说必须先使台谏、给舍官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范葵长期驻守淮襄，朝廷还没有找到替代他的人，这很像所谓“一则杜杞，二则杜杞”的情形。这里要靠朝廷平日储备人才。过去储备人才，是预先确定应变方案，某人死了就由某人替代。如今事情已经紧急，哪里还有闲暇谈论储备人才的失败征兆？既然形势应当改变，临敌换将会有疑虑，这只是拘泥常规、沿袭旧例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应立即寻找可以替代的人，大规模制定计划，汇集谋略智慧，推诚相托，不要从旁牵制他。事情和力量虽然匮乏，却不可吝惜钱财；军事行动难以预先估量，不可在中途加以控制。承担责任在边防重臣，作主张决策却在朝廷。不要让谗言进入，议论归于一致，或许还有成功的希望。如今边防重臣误国，台谏、给舍官不敢说，朝廷也不追问。假使替代者果真是合适的人，台谏、给舍官却又可能凭借传闻来动摇他，朝廷又轻易听信，那么国事就完了。臣所说必须先使朝廷中枢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臣又有一件疑惑而未能明白的事：天下的事情，缓慢时就从容谋划，紧急时就赶快着手。如今正处在呼吸之间便可能危亡的时刻，却不激励卧薪尝胆的志向，只习惯于雍容镇静的气度，而不采取救火救溺的行动，反而被常规调度牵制，被官吏议论束缚，被苟且求安豢养，被坐而空谈迷惑。强大的敌人迫在眼前，却束手无策，最后不得已采取守江的下策。淮襄既然不能守住，长江果真能够守住吗？如今淮襄还没有出事，却不肯打破拘束人才的旧格局，不肯解除令人恐慌的禁令，不肯清除琐碎无用的事务，不肯除掉浮华淫靡的弊病，不肯振作朝廷纲纪，不肯合并江淮的力量，不肯收拢士卒的军心，只坐等北风一起，远近震动，那么钱财将是谁的钱财，百姓将是谁的百姓？与其孤注一掷而轻率抛弃，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前赶快办理？与其怀疑医生而坐等死亡，为什么不相信医生而谋求生存？自古以来，有病的人未必会死，但忌讳谈病的人一定会死。如今朝廷已经忌讳谈论自己的疾病。即使打开不避讳的言路，却不能确实信任可以任用的人，处处用绳墨束缚，吝惜钱财，不肯拿出数万金钱去离间敌人，反而听信“三人成虎”的市场传言。臣恐怕敌人不在外面，而在内部；军队还没有在草地上行动，祸乱却已经从宫墙之内兴起了。臣还有愚昧的忧虑，请把内心的忠诚全部倾吐出来，为陛下精细说明。孟轲说：“在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国家常常会灭亡。”这句话是说君主应当把自己置身于警戒谨慎、忧惧戒惕的环境中；即使有国外的敌人和忧患，也可以成为增进德行的助力。强敌逼近我国，人人都忧虑畏惧，唯独臣认为，陛下增进德行的时机正在此时。伏望陛下杜绝后妃近侍的请托，疏远宦官，戒慎防止沉溺酒色，亲近忠臣贤士，使精明的心志不衰，那么昏昧懈怠就不会发生；常存畏惧戒慎之心，那么邪僻之事就无法干扰。始终凛然怀有“履霜知坚冰将至”的警惕，然后才可以壮大国元气，消除外患，强盛中国，抵御敌国。臣以浅陋的学问，忝列经筵之臣，正是以阐明经义、评论古今、启发圣心为职责。臣今天这篇奏疏，从庙堂大臣、台谏官、给事中和舍人，直到掌管边疆的官员、守边将领，说的都是不能失职。臣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如果陛下刚健的意志日益进取，敬慎之心毫不懈怠，处在后宫如同坐在朝廷，对待妃嫔如同对待儒生，那么就不会懈怠荒废，四方夷狄也将前来称臣，天下人将说：“讲说经义的官员没有失职，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不是这样，纯一之心一旦有了间隙，懈怠荒废乘机而入，表面修饰虽然很多，真实内容反而很少，那么清议就会把陛下责备臣的话转过来责备臣，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臣以赤诚之心爱戴君主，不顾忌讳，把肺腑之言全部吐露出来，只愿陛下裁断并宽赦。这一天，皇上没有临朝处理政事，臣缴进了前一篇奏事札子。臣听说，处在事势极其危急的时候，和往常不同。有大的斡旋运筹，才可以转动事机；有强大的力量，才可以镇定压服人心；有高明的见识谋虑，才可以消除平息变故。史册记载的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什么今天的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呢？边疆的紧急军情刚刚传来，窘迫的情状已经显露。只是楮币这一件事，议论纷纷而起，仓促施行，实际效果还没有取得，疑惑诽谤却先传播开了。臣非常困惑。况且克敌军这支军队，祸根隐藏已久。各位将帅不相协调，彼此猜疑离心，像狼崽一样怀有野心，暗中窥伺空隙，于是终于溃决而不可控制。任职于边疆的将帅各自坚持己见，朝廷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任凭他们行事，最后却折中归结为招抚的一说。然而既然招抚之后，忧虑又有千头万绪。如今边报又紧急了：敌军侵犯凤州，又侵犯蔡州、息州，三路一齐进兵，事实已经在这里验证。浮光、枣阳长期缺少正式守将，这是何等时候，竟还拱手沉默坐视吗？齐安的边防统帅部，精锐已经消沉；浔阳江面，守备尤其疏漏。朝廷不是不知道这些，为什么不采取拯救溺水、救援火灾的办法，反而还这样拖延荒废呢？自古以来，以安抚怀柔为主，就不会轻易用兵；以激发仇敌之气为主，就不会屑于招纳。如今既答应剿灭，又答应招抚，杂乱错用，起初就没有确定的原则。有人说秦州、巩州不可放弃，却又被“鞭子赶不上马”的说法所迷惑；有人说秦州、巩州不可招纳，却又被“野兽困窘就会反扑”的说法所动摇。委派恢珙到布占那里通好，可是如今窥伺我国的正是布占，和议怎么可以轻信？任用范葵向唐宿用兵，可是如今给我们造成祸患的正是唐宿，用兵难道可以轻率发动吗？首鼠两端，没有人知道该作何决定。皇上日夜忧劳，难道会有结束的时候吗？按田亩收取输纳，可以说是最下等的办法。以前曾经议论过这件事，当时还畏惧公众舆论，不敢承受这种恶名，立即改为出售祠牒的举措。不久怨言诽谤哗然，于是赶紧依从停止。相隔没有多久，如今又回到按田亩征收、出售祠牒上，确实不美。出售祠牒时还算有东西给人，如今按田亩征收就是白白拿取了。出售祠牒的摊派，只涉及富裕大户；如今按田亩征收虽说针对有官职人家的田产，但各色杂流以及已经做过官而亡故者的家属也都不能免，因此涉及的范围也泛滥了。职位最低的官员和旧官的子孙，连冬夏祭祀、衣食供养都不能周全、抚养子女也难以继续的，有多少人？如今却要让他们同高官显爵、温饱丰厚的人家一概按同样标准承担。州县官吏不可能全都贤良，他们观望回护，躲避权贵而虐待贫贱。有势力的人顽固不肯执行命令，而催逼追呼却紧迫异常，弄得破家荡产、悲痛无聊的，大多都是中下等户先受其害。

译从前那些谋划国家、兴办财利而遗笑千古的事情，如桑弘羊括取商人财产、实行僦质、征收间架税、除陌钱，他们难道认为这样做是得已而不停止吗？也不过是说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然而在上者不得已而虐待在下者，在下者也会不得已而背叛在上者。泾原之变，也是被逼到不得已的极点才发生的。不只是前代如此，本朝熙宁、元丰年间，像青苗法、助役法、市易法、手实法，开始施行时人们议论纷纷，主持国论的人只说这些都不值得顾虑。然而开始时不顾惜人们的议论，最后竟不顾惜国家，受到祸害的百姓到处都在叹息怨恨。我们不怜恤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怜恤我们了。王安石误国的罪过，以至于激成靖康之祸，都是由这种不顾惜的念头造成的。那么，今天谋划边疆事务，应当怎么办？回答说：面对敌人时虽然不可轻易更换将领，但应急速选择忘却自身、为国尽节、有谋略、知大义的将帅，作为后备人选。和战虽然不可拘泥于一种主张，但应严厉惩治独断秘密行事的弊端，使满朝群臣都能献出自己的谋略。暂时搁置眼前日常的细碎事务，让朝廷的谋划专一，以揣度敌情、制胜敌人为急务。使淮河、襄阳以及四川四路的血脉相通，让它们同朝廷成为一家，不再有丝毫阻塞隔绝、防备遮蔽的弊病，那么边疆事务或许就有希望了。对于今天楮币的办法，应当怎么办？回答说：施行法令要从权贵近臣开始，凡将相、勋戚之家，绝不能因攀附关系而侥幸免除，却让贫弱百姓偏偏承受无穷的毒害。要发扬朝廷宽容体恤的意思，凡是产业已经失去而税额仍在、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的，一概务求宽缓从略，不要表现出逼迫急切的样子，以激起天下人抱定一死的心。要明白昭示最大的信用，使上下彼此信任，不要让人怀疑我们只是说些截凿楮币的空话，最终却实行刓削残忍、积压留滞的实际意图。收取得越多，楮币的数目就越少；数目越少，价格就越高。这样不只是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百姓，那么楮币之事或许就有希望了。只是臣性情迂拙，实在怀有体恤国家的忠心，每当看见圣主具有仁心仁德和仁爱声誉，如今却要做宁考没有做过的事；二位宰相洁身奉公，如今却要做故相不屑于做的举措，内心实在痛惜，所以曾说如今有大患：臣下轻视君上，幸灾乐祸，这种风气滋长，确实令人寒心。如果边疆事务处置合宜，楮币施行有序，还可以消除轻慢君上的心思，平息意外的变故。如果不是这样，边疆事务从外部动摇军心，楮币从内部动摇人心，内有阻塞、外有争乱，岂不是危险万分了吗？臣的愚拙办法，如上面所陈述的，都是从肺腑中吐露出来的，不知避忌，只愿陛下裁断并采纳施行。请求下诏招抚晓谕四蜀的札子。臣私下想到敌兵侵犯四川，忧虑有千头万绪。如今赵彦呐隔在仙人原，音信已经久断；陈隆之离开兴元，现驻在米仓山；高稼在沔州，也没有音信。朝廷既然命四川总领安癸仲抚慰晓谕军民，陛下就应下亲笔札子慰劳勉励制帅和抚谕使。又应命令词臣起草诏书，详细说出陛下怜悯悲伤蜀地百姓：先前曾遭敌兵践踏，痛苦至今还没有平复，如今又重新遭受兵祸，都是由于和战不能决定、举措不够审慎，招来衅端、招致侮辱，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弱死于流离，士卒倒毙在刀箭之下，内心警惕惭愧恐惧，连饮食休息都不得安宁。就以这个大意写得更加深切，或许能使远方百姓明白圣上的心意，也使军士由此产生气势。臣的愚见，是因为看见故相执政时把进言视为忌讳，词臣揣摩上意，避忌很多，言语不恳切悲恻，怎么能感动人呢？陛下自端平更化以来，豁然与天下人公正相待。如今诏书戒谕，应当贵在明白通达。臣无暇远引三代诰命，只说汉武帝末年，兵戈不息，深切陈述以前的悔恨，吐露肺腑；以及唐德宗的奉天诏书，自称这是上天的谴责，却没有觉悟到是人们的怨恨，不知道痛心惭愧，罪责确实在我。下至封敖起草的《伤边将诏》，其中有这样的话：“伤害落在你们身上，痛苦却在朕自身。”像这样的言语，很能体现君王诏令的体制。愿陛下明白谕示词臣，让他们充分表达心意，不要有所依违。诏书一下并广泛传播，将会看见欢呼声如雷，人人鼓勇激发对敌人的仇恨，敌兵就不足忧虑了。臣冒昧倾吐愚拙的忠心，只愿陛下采纳选择。奏请备边四事的札子。臣忝列朝班，蒙赐在便殿应对，私下看见陛下忧念边疆，忧色显露在脸上。微臣遗憾没有良策稍稍救济时局的艰难，姑且竭尽愚见，谋划四条意见，都极其紧要迫切，应当急忙施行，如同拯救溺水、扑灭火灾，或许可以取得成效。第一条是巩固江陵，以加强上游的形势。臣听说去年调拨襄、鄂、随、郢、复、岳、德安、汉阳、信阳等府州军属，归沿江副司管辖，并在鄂州设置司署；调拨江陵、均房、归峡、光化、荆门等府州军属，归荆湖副司管辖，并在江陵设置司署。襄阳距鄂州千里，声势不能相接；江陵处在襄阳、鄂州之间，却成为孤城而没有援助。如今德安、枣阳、随州、郢州、襄阳都已攻破，复州与信阳、汉阳也只剩空城而已；均州、房州、光化、归峡、荆门有的被攻破，有的已经溃败，于是江陵就形成孤立的形势。现在却责成沿江副司收复襄阳，责成荆湖副司守卫江陵，地势既相隔遥远，事权又不专一，彼此牵制，恐怕一定会导致失败。不如把荆湖各郡仍旧合并归于一位统帅，总管江陵，并把湖南九郡调来隶属其下，这样或许形势便利顺畅，力量和事务都能从容安排，谋划经营上游，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第二条是修筑瓦梁堰，以加强东淮的防御。臣听说敌人前几年首先侵犯襄阳，边境连年于是进入西淮，到去年冬天又侵扰东淮，直抵维扬，三边的祸患一年比一年严重。如今荆襄既已失陷，只守江陵一座孤城，形势危急逼迫；西淮又屡遭侵扰，已经一片空虚，没有藩篱可以依靠。假如东淮的守御又不牢固，那么敌骑早晚会饮马长江，江浙地区都会震动了。在这样的时刻，哪里容许玩忽视察而不戒备呢？从前孙吴修筑瓦梁堰来抵抗强大的魏国，凭借地势依靠江南的疆域，靠它获得安定达六十年。到了南唐李氏，也未尝不竭尽力量经营，只是堰还没有修成，淮地已经全部丧失。如今制臣建议修复旧基，困难在于工程力量浩大，迫切之间来不及办成，应由朝廷赶快帮助供应费用，趁强敌暂时退却之时，紧急谋划，日夜并进地兴工，或许还可以有所补救。第三条是安置流民，使他们恢复生业。臣听说淮河一带的百姓，从小到老习惯于战争，他们为国家充当保障，所出的力量很多。去年冬天敌骑突然来到西淮，义勇往往愤怒激动，想要战斗；而主持边防的人只害怕挫伤锋芒、激怒敌人，只知道撤去篱栅来讨好敌人，驱逐老弱，焚毁村落，荡平聚居之地，把这当作清野的办法。

译又加上敌骑践踏，腥臭和火焰熏烤，淮河一带的百姓扶老携幼，渡过长江逃走的多得数不清，朝廷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慰劳招徕的使者中途停止，赈济借贷的命令只是下发而已。他们留在江南，就没有东西可吃；返回江北，又没有办法谋生。如果不赶快筹划，不仅会在外部失去抵抗敌人的有利条件，内部也一定会加重萧墙之忧。臣愚见认为，应当重申告诫江淮一带的帅臣守臣，赶快实行赈济抚恤，以显示朝廷恩惠。朝廷也应贴补所需费用，借给资粮，使他们各自恢复生业。或者组织乡社，以助长声势；或者选拔编练义勇，以补足军队缺额；或者选拔提升有才能武力的人，优先补授军职。这几项同时办理，确实是处置淮民的紧急事务。第四条是责令边防将帅遣返敌国使者。臣听说近来朝廷已经告诫边臣，遣返敌使。朝廷内外的人正庆幸朝廷谋划坚定，没有落入奸谋，稍稍有了生机。可是只看见王檝逗留不去、窥伺察看，长久没有出境。远近之人的见闻已经疑惑。近来传闻的事情，更加令人怀疑。难道是他没有禀报朝廷命令，经过道州、宣州、歙州而来的吗？朝廷周密考虑、处处防范，本来绝不可能有这种事。不知道道路上的传言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敌人变诈多端，每当得到便利就会获利，既然已经有轻视我们的心思，恐怕还会放纵戏弄我们的计谋。这一次他又来了，更不是前日的情形可比，包藏的意图不可测，必定有超出邀索之外的事情。何况边疆上拼死效命的臣子，无不是把敌人当作仇敌；又有谣言煽动摇惑，令人忧虑的事情不止一端。假如阻拦不住他的到来，把祸患遗留在眼前，那么全在边防将帅如何委曲周全地处置了。难道竟然没有好办法吗？有人说这件事应当保密，不能让每一户人家都知道。但只怕想要愚弄国人，而国人最终并不能被愚弄。按臣的看法，王檝想要来，是边臣把这件事推给朝廷；而要阻止他不要来，就在于朝廷应当把责任专门交给边防将帅。处置稍有差错，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所陈述的四件事，言辞虽然朴拙，情意却实在恳切深厚。假如陛下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伏望圣裁，迅速赐令施行。经筵进讲论李允则的奏疏。臣听说，统帅边疆最看重真实才能，以善于谋划为根本。有才能却没有谋略，就不能算真正有才。李允则守卫边疆时，胸中的谋略越出越奇。他担心敌人怀疑自己，于是扬言要护卫岳祠，实际上是在修城筑墙；引水修筑石梁，聚集船只举行竞渡，实际上是在演练水战；拆掉楼台、填平坑道而种植榆树，是在边塞下设置险固；上元节过去从来不这样做，这次特意扎起灯山、奏乐，让百姓尽情游乐，是为了诱陷敌将；不去救火灾，却秘密运送器械铠甲来补充被焚毁的物资，是为了安定众人的心。这些事情还容易做到，不足以显示允则的奇谋。敌人派间谍来刺探我军人数，他却能使间谍转而为我所用，这是第一件奇事。敌人驱赶我们的百姓，想把他们作为质验，而我们能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又是一件奇事。云翼军士逃到敌方，以不知道身在何处为托词，允则却指明他们在某处，运用智谋如同神明，又是一件奇事。天下多事的时期，假如能让这样善于谋划的人担任边疆重任，就可以稍稍减轻忧虑了。虽然如此，设计谋略容易，运用谋略困难；自己相信自己容易，得到君上信任困难。李牧任凭匈奴多次侵犯赵国边境，最终也不肯出战，他的谋略是好的，但他的行迹似乎是在养寇。陆抗与羊祜在边境互相和好，他的谋略也很好，但他的行迹似乎是在卖国。一定要上位的人宽宏大度，听任他施展而没有牵制妨碍的忧患，这样谋略才会成功，功业才会建立；否则信任不专一，谗言离间乘机而入，那么用来扰乱他的谋略的手段就多了。因此臣深深赞赏李允则的善于谋划，同时又再三赞叹真宗善于听取意见。《防斋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七。宋代袁甫撰。奏疏。中书舍人内引第一札子。臣以鄙陋平庸的资质，承蒙错误地被征召，宠幸荣光接连而来，感激深重，泪流不止。自思像蒲柳一样体质衰弱，早早衰老而且多病，屡次陈布忠诚的心意，最终却没有得到应允的答复。然而葵藿倾向太阳，我的一片心却始终光明炯炯；如果最终仍然辞谢逃避，并不是陛下辜负臣，而实在是臣辜负陛下。因此勉强策励疲弱驽马般的自身，恭敬接受圣明命令，幸而借玉阶前方寸之地，冒昧陈述管见，稍稍补益万分之一，愿陛下赐予垂听。臣仰思陛下，聪明是上天赋予的，勇敢和智慧是上天赐给的，心源明彻，能够洞察时势和事机，也曾深深思考、默默反省过吗？没有什么比上天更尊贵了，它的喜悦和威怒，陛下所以能够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没有什么比鬼神更幽深了，它们的气息和怨痛，陛下所以能够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没有什么比祖庙更严肃了，它的安乐和忧悲，陛下所以能够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当这颗心还没有同外物接触时，清澈明净，寂静安定；等到它同外物接触之后，于是喜怒哀乐便产生了。然而正值艰难危急之时，事情遭逢变故，喜悦还没有显现，悲哀和愤怒已经先表现出来。继承上天成为天子，却还没有契合上天的心意；主持祭祀百神，却还没有感通神明的心意；接受列圣的托付，却还没有使列圣的心意得到安慰，于是为此忧戚、惭愧、战栗不安。又加上紧急军书交相奔驰，边疆的战尘已经遮蔽天日；士卒和战马死亡，军队败亡的消息传来了；孤儿的父亲死去，寡妇的丈夫死去，哭声震动原野。抬头呼喊苍天，却遥远得听不见；向天地上下的神祇祈祷，又渺茫得不可测知。祖先曾经指示疆土，如今却危险得几乎不能保全。法家和直臣又正把危急痛切的话语每天交相进献到我面前，因此更加震惊警惕。震惊警惕还没有停止，沮丧消沉又接着到来。在这个时候，这颗心原本的清明安静就被扰乱了。于是柔媚的人乘此机会进入，说：“这只是偶然如此，而且将要恢复安定。”否则就说：“天命气数自有定数，不是人的力量可以预先改变的。”再否则就说：“责任在臣下，不必过分忧虑。”先前法家直臣的话是那样，而如今柔媚之人的话竟是这样，于是疑虑顿时消除，忧愁的心情立即舒缓。边疆的战尘仿佛看不见了，军队的败亡仿佛不知道了，百姓的哭声仿佛听不见了。唉！外在的境况固然可以使人迷惑，内心光明炯然的本性，难道也可以欺骗吗？正因为它不可欺骗，怎么知道不会突然悔悟，振奋跳跃而奋发有为呢？孔子说：“操持它，心就存在；舍弃它，心就消亡；它的出入没有定时，也不知道它的归宿，这说的不就是心吗？” 唉！这正是操持或舍弃、心之存亡的关键。这个念头一转，就应当深刻惩戒过去的过错，亲近鲠直之臣，斥退柔媚奸佞之人。没有多久，处在逆境中极其艰难，反过来想到顺境的可喜，又恰好遇上敌人。敌骑暂时退却，紧急军书暂时稀少，果然就认为这是上天帮助、神明保佑。虽然明明知道秋高马肥，敌人指日可待就会再来，但敌人一退就只求偷安，眼前又将说：“现在不快乐，日月很快就会过去。”于是震惊警惕转为喜悦，庆幸消沉容易转为放纵恣肆，为什么反复变化得这样厉害呢？先前的震惊消沉和如今的喜悦庆幸、放纵恣肆，不过是随着形势紧急或舒缓而发生变化，都不是本心真正的快乐。陛下为什么不奋发刚健的勇气，充实离卦般光明照察的智慧，从内心觉悟说：“嗜欲的享乐，怎么能够解除忧患？贪图宴饮安逸的心情，哪里值得作为快乐？只会使我得罪上天、神明和宗庙，不能获得一天片刻的安宁。”如今将要澄清自己的心，完全改掉从前的道路，那么一定会摒弃嗜欲，惩戒贪图安逸，而自身才开始立于没有过错的境地；还一定会考察百姓的疾苦，决然疏通阻塞和蒙蔽，那么天下就会如同门户庭院之间一样没有隔阂。然后命令辅佐大臣说：“国势已经困蹙，危机已经逼近，凡是可以拯救百姓、延续天命的事情，你们应当开诚布公，急切地谋划。” 又命令谏臣说：“朕自身有过错，你们应当尽力规劝；臣下有邪恶奸佞，你们应当极力直言。”这样的时刻，难道还可以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吗？又命令将帅和边臣说：“凡是军队失利而受伤的士卒，你们应当查访他们的伤残、劳苦和呻吟，慰问安抚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幸在阵中死亡的，报告朝廷并给予丰厚的怜恤。那些忠贞刚烈、事迹显著的，朝廷要赶快给他们的子孙授官并加以表彰。”把最大的信用昭示天下，决不食言。这样，天地和宗庙一定能察知陛下的心意，难道不会在冥冥中默默帮助，使灾祸转为祥瑞吗？四方的忠臣义士一定能相信陛下的心意，难道不会感激奋发，献出生命报效国家吗？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险的关键，只在陛下方寸之心罢了。臣不敢逐项罗列各种事务而只论说心源，是因为陛下的心清明安静，就一定能知道百姓的疾苦，一定能疏通国家的关节脉理，哀悼边地百姓陷于涂炭，愤恨国运多艰，自然能像大禹那样厌恶美酒，像成汤那样不亲近声色，像兴衞的卫文公那样穿粗布衣、戴粗帛冠，像伐吴复仇的勾践那样坐卧都靠着柴薪、饮食时品尝苦胆。这样转危为安、转亡为存，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否则，内外的事情中可以令人痛哭流涕的，难道容易一一数尽吗？《诗经》说：“我环视四方，局势紧蹙，没有可以驰骋的地方。”陛下的忧虑，就是臣的忧虑；陛下的耻辱，就是臣的耻辱。君主忧虑，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以死相报。臣本来不惜一死，难道却不能用一篇奏疏使陛下觉悟吗？臣学问浅、见识昏暗，所说的话朴实直率，然而这片微小的忠心，粗略地得以吐露出来，陛下。倘若陛下宽恕我的狂直而加以采择，哪里只是微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和百姓的幸运。请陛下裁决施行。中书舍人内引第二札子。

译臣私下想，前年的夏天，臣凭浅陋学问，得以侍奉经筵，承蒙陛下亲自垂问。汉元帝亲近儒生，却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汉宣帝的功业由此衰落。任用儒生有什么用呢？像这样，只是没有任用真正的儒生罢了。臣当时仰承圣言，赞美其宏大，同时竭力陈说，元帝时期像萧望之、刘向这些人，虽然还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儒生，但也忠诚爱国、恳切悲悯，一片赤心为国。只是元帝听取信任不能专一，被谗言离间所迷惑，这就是他优柔不能决断、汉室事业逐渐衰落的原因。陛下已经认可臣的话。臣私下看端平更化开始时，杰出老成、贤能俊秀的人才济济地列于朝廷。陛下锐意求治，众贤交相进言，好的谋略有说敬天爱民的，有说讲学纳谏的；谈到制敌，就说不可议和；谈到挽救楮币，就说要节省费用。这些都是探究根本源头的地方，陛下每天听到众多君子的言论，便以为这样就可以坐等天下太平了。然而计算谋划的成效，茫然如同捕捉风一样；内部阻塞，外部争乱；楮币贬值，物价昂贵；人情惶恐疑惑，国势危急。于是以为端平的君子未能超过嘉定、绍定时期，反而还不如他们。这样一来，心中就怀疑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唉，他们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还是名义上说任用君子，实际上却从未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呢？真正君子之所以可贵，就像精金美玉一样，一心侍奉君主，决没有别的念头；专心为国，决不经营私利。看似迂阔，实际上恳切；看似高亢，实际上敬畏；看似争辩，实际上和平。果真充分任用他们，对国家的益处就很大。如今陛下先怀有君子无益的疑虑，于是发出拍大腿的叹息；窥测陛下意向的人，便真的以君子为误国之人，稍稍触动陛下的悔意了。既然错误并且后悔，就应当任用本来不会造成错误的人，不要再到了重新后悔的地步。无奈从旁门曲径奔走趋附的人像集市一样多，邪淫的朋党互相标榜德行，渐渐成为风气，边疆事务骚动，一时忧虑困窘。等到敌人暂时退却，便动容互相庆贺，心志一骄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前日私人的意图还不敢放纵，如今放纵了；前日侥幸求进的门路还不敢开启，如今开启了。至于治理国家的要务、抵御敌人的最高谋略，实际政务从未讲求，实际防备从未修治，秋风一吹，忧虑困窘又和最初一样了。臣恐怕嘉熙的错误未必不如端平的错误，而嘉熙的悔恨又未必不像端平的悔恨。如此说来，过错究竟在哪里呢？臣曾反复深思，私下认为上面有坚定凝聚的定力，下面才会有坚定凝聚的实际成效。如今泛泛悠悠，如同舟船漂流而没有抵达之处；昏昏沉沉，如同醉梦未醒。已经任用了君子，却又让小人从中离间，早晨进献一种说法，陛下认为可以；晚上进献另一种说法，陛下又认为对，这能叫坚定凝聚吗？能叫有定力吗？臣认为，不如培植君子的根本，使其没有细小的裂隙可以被人乘虚而入，专心责成他们完成事务，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那么就一定不至于犯错又后悔。天下是巨大的事业，陛下不能独自治理，就专门任命一位宰相；一位宰相不能独自担当，就广泛借助众多贤才，这是大公至正、无偏无党的道路。只在于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共同坚守坚定凝聚的志向，破除“君子无益”的说法，不要怀疑他们会误国而很快后悔。这样，做君子的才能舒展四肢、竭尽智慧和忠诚，显示坚定凝聚的成效。如果忽然任用、突然改变，时而任用奸佞，时而任用贤能，那么群臣将狐疑不定，没有坚定的志向；陛下左顾右盼，也没有足以胜任使命的人，臣恐怕陛下会在上面孤立无援。过去仁宗朝，张昪任御史中丞，弹劾人事毫不避讳，皇上说：“你孤高特立，竟能这样。”张昪说：“臣仰仗圣明睿智的君主，这就不是孤立了。” 如今陛下的臣子中，保持俸禄、培养私交的人多，而以赤心谋划国事的人少，陛下似乎孤立了。这话确实如此！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彼此警戒，互相辅助，不只是贤者的力量不孤立，君主的力量也不孤立。满朝都是保持俸禄、培养私交的臣子，他们的同党实在众多，根基也更加牢固，小人不孤立，而君主却孤立了。臣愿陛下察看否泰转化的关键，辨明君子和小人的实际情形，不要让孤立的势力积累形成。大体说来，君子没有眼前的功效，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小人认为可以安逸快乐的东西，是鸩毒，一旦中了毒，自身就危险了；君子认为可以安逸快乐的东西，是药石，经过岁月磨治，疾病一定会痊愈。臣追忆陛下当年提出汉元帝任用儒生的问题，内心有所感触，因此竭尽愚拙的真心，冒昧干犯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屡屡犯错、屡屡后悔，最终取得君子有益于国家的功效。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施行。某奏：臣极其愚陋，退居乡里，哪里想到陛下记录并召用臣，近来进入修门，立即拜受掖垣的任命；辞谢请求尚未获准之间，又蒙允许入内奏事，仰见陛下虚心纳谏、完全向下体察的心意。【原注：此下有缺文】天象灾变接连出现，敌国肆意暴虐，朕非常忧惧，与前一年大不相同。某奏：陛下因此感到恐惧，臣虽然身在田野，也知道陛下的心情如此；这颗心是操持还是舍弃、存留还是灭亡，全在陛下自己用力，读到“随势急缓而为之变迁”这一段。某奏：事情变故刚发生时，陛下忧虑恐惧；等变故稍稍平息，陛下就安逸放纵。陛下存心处事，怎么可以因为外在境况而有所转移？眼下敌骑暂时退却，紧急军书稍稍减少，正应当趁此时珍惜片刻光阴，不可以因为敌人稍微宽缓，我们就放纵恣肆。臣私下担心，秋风一吹，又将临时慌乱困窘。皇上说：确实如此，秋天还不远，朕深以为忧虑。读到“命令辅佐大臣说”这一段，某奏：陛下应当踏实做工夫，不可只依靠议和。皇上问：边疆事务应当怎样做工夫？某奏：现在应当赶快把上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江陵不巩固，襄州就不能收复；襄州不能收复，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如今边防没有一处可以依靠，陛下应赶快作出部署。若只依靠议和来偷安，臣私下恐怕会耽误大事。皇上说：非常正确，以议和所争取的岁月来作为整治自己的工夫，朕的意思正是如此。某奏：眼下事势紧急，陛下千万不可悠悠忽忽、泛泛而过。读到“像大禹那样厌恶美酒，像成汤那样不亲近声色”这一段。

译某奏：群臣进言的人常常担心陛下在这方面不能没有过失。皇上说：不会。某奏：如果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难道不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吗？臣之所以恳切地竭力论说心源，正是希望陛下始终振作精神，不被外在境况改变，不被左右近臣的话迷惑。卧薪尝胆，早晚磨炼，嗜欲不生，心君清明，中国就会安定，外敌自然服从。愿陛下警醒戒惧，不要让这颗心发生变化。皇上说：确实应当常常畏惧谨慎。臣奏：陛下这句话可以上通天地鬼神了。读第二札时，某奏：请陛下保护爱惜君子，不可轻易动摇。皇上说：端平更化开始时，贤者遍布朝廷，却没有办成一件事，各种弊病纠缠在一起，越来越不可收拾。某奏：臣的札子正是极力论说这件事。依臣所见，并不是端平的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而是朝廷任用得不坚定，未能使君子充分发挥所长。陛下先怀疑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乘隙而入的人就说君子误国。如今陛下能不后悔任用君子，这是关系大计利害的事情。读到“旁蹊曲径、淫朋比德以及私意、幸门”等话，某奏：陛下应当在这里警醒反省；如果想杜绝这些弊端，必须有坚定凝聚的志向才可以。又如去年发生天变，陛下赫然振作，进退辅弼宰相大臣，天下歌颂陛下聪明刚断。如今专任一位宰相谋划救济艰难，不被小人改变，才可以称为坚定凝聚。读到“君主孤立”等话，某奏：仁宗可以说是尧、舜一样的君主，任用张昪，还被张昪说成孤立。大概是因为左右前后，以赤心为国的人少，而保持俸禄、培养私交的人多，这就是所说的孤立。陛下如果始终怀疑君子对国家无益，就将屡屡犯错、屡屡后悔，最终形成孤立的局势，难道不可怕吗？皇上非常乐意接受。读完后，皇上又谈到楮券的事情，问怎样提高楮券的价值？某奏：楮券到如今已经跌到底了，没有别的好办法。朝廷只是想暂时把价格扶起来，不得已才实行这个策略。昨天看到邸报，闽浙四郡的郡守都因楮券价格上涨而升迁品秩，还担心得到奖赏的人不能保全原有的成果。假如万一还想施行处罚，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天下的长官未必全都贤能，如果朝廷责备他们不能奉行，拿严厉的刑罚来约束他们，做郡守的为了逃避责任、免除祸患，就会把暴虐残酷的政令一概施行，百姓将无从措手立足。因此臣私下恳切告诫陛下，千万不要用处罚招致怨恨，以伤害国家根本。皇上说：是。奏请组织民兵的札子。臣听说，如今西部边疆的祸患，在于兵力少而且力量分散。兵力少，防备就疏漏；力量分散，胆气就薄弱。敌人攻击我方空虚之处，就像踏入无人之境，不等兵刃相接，军队便已经涣散了，实在令人寒心，令人叹息。如今想要加强防备，使疏漏变严密，使薄弱的胆气变得壮大，处处都有守备，依次互相接应；敌人攻破一道防线，后面还有一道，作为堤坝屏障，难道不就是赶快实行组织民兵的策略吗？有人说，这个策略在平时无事时实行还可以，如今形势已经极其危急，恐怕缓慢而来不及办成事情。却不知道善于办事的人应当懂得人情。大体说来，太平安定时让人们结集，容易引起怨恨叹息；事情紧急时施行，他们各自保卫乡里，眷恋房屋，顾念坟墓，这正是民众情感最想做的事情，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本朝康定初年，契丹侵扰边境，元昊在西部叛乱，可以说形势极其紧急了。当时开始下诏，河北、河东路挑选强壮人员，陕西、京东、西路新设置弓手，都是每二十五人为一团，设置押官；四团为一都，设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年满二十岁登记在册，各自置备弓弩，分班教习，官府每天供给粮食二升。河北登记在册的有二十九万三千人，河东有四十万四千人，陕西也有十五万人。最终正是依靠这种制度，西北两个敌国在没有听说形势紧急到不能实行组织民兵策略的时候，就没有不能实行的。如今坐视各处兵力少、力量分散的弊端，不赶快起来谋划，等敌骑到来，形势就像风雨骤至，却想用疏漏单薄的防备来抵挡飘忽剽悍的敌人。一处失守，各处就全都瓦解了。这譬如下棋，紧急时要下紧要的一着，在死地中寻求生路，这才是国家的棋局。如果害怕敌人众多，怯于我军寡少，便急忙说束手无策，难道可以坐等失败灭亡吗？臣的愚见认为，应当紧急下令，沿边各州郡每天都要发布命令，实行组织民兵的政务。其中有的地方规模已经形成，更须精心整顿修治，务必使之严密；至于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地方，应当趁现在严厉实行约束，赶快作出部署，处处有保甲，人人知道固守，不留下空虚疏薄的弊端，而发挥周密防卫、抵抗御敌的功效。这实在是当今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朝廷每当举办一件事，总要说专门委托监司、郡守；用来鼓舞监司、郡守的，也总要说有赏有罚。为什么会出现能说而不能做呢？形势紧急时就说仓促之间哪有空闲办理；等紧急军书稍微减少、敌骑稍微退却，又把这件事推托为天下无事。这样一来，就永远没有可以办事的时候了。如今组织民兵这件事，愿陛下宣谕宰执，务必迅速施行，如同救火救溺，不容稍有迟缓。仍然责成监司、郡守，以能否办成作为赏罚标准。郡守不能胜任，就由监司考察弹劾；监司不称职，就由台谏官弹劾。不要从事空洞的言论，专门实行实际政务，那么防备就会严密，胆气就会壮大。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敌骑冲突呢？臣的一点愚见，冒昧陈述，惟愿陛下采纳裁决。

译论流民的札子。臣听说，今天的祸患极其危险紧急，关系到治理与混乱、生存与灭亡的大事，正是流民。臣私下考察往事，来不及一一列举，姑且拿晋朝的事情来说。永宁年间，李特、李雄等人，开始不过是挟持流民作乱罢了。李特、李雄只是单身贫穷的平民，尚且能够凭借流民像蚂蚁归附一样聚集，在绵竹结成大营，安置他们不过十几个月，便拥有两万人，于是占据了整个蜀地。自古以来，只有已经发生动乱的地方，才有可能遏制倡导作乱的萌芽。西晋不知道已经发生动乱，却放纵李特、李雄倡导作乱，所以祸患蔓延到了东晋。雍州流民多聚集在南阳，王如便凭借他们作乱；巴蜀流民分布在荆州、湘州，杜弢又凭借他们发动叛乱。到了后来，江西流民抓捕地方长官，投降姚襄，建业震惊骇惧，谢尚从历阳返回保卫京师，坚守长江、整备防御；这些都是倡乱的开始，却不考虑赶快加以安抚整顿，所以流毒逐渐加深加烈，最终到了这种地步。何况今年灾荒歉收，米价飞涨，饿死的人满眼都是，到处如此；如果外来的流民煽动内部的饥民，一同抱定死亡的念头一旦萌生，喜欢作乱的人群起而动，国家将怎么办呢？如果不体恤内地的饥民，那么凡是在道路上迁徙的人，也全都是流民。再加上从外地源源不断赶来的流民，我仓促之间毫无办法，势必要坚决拒绝他们。况且淮地百姓都是我们的亲生子民，如今不加以救济，反而拒绝他们，这是把他们当作仇敌。把自己的子民当仇敌，只要还有一点人心，怎么忍心这样做？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应当赶快筹划安排，像抢救头部和眼睛一样。然而，其中有些事情虽应当实行，却不容易实行，大约有数条。如今州县之间有流民进入境内，还不知道人数多少，应当责成地方长官广泛筹措安排：或者分派到寺观，暂时解决居住问题；或者按照力量供养他们，赶紧救活将要绝命的人。这些办法本来都应当实行。然而各郡已经一贫如洗，常规经费都难以接续，一旦再加上这项费用，官府库藏就会枯竭，究竟将从哪里想办法？即使有巧妙的智谋，又从哪里筹办？这是第一件不容易实行的事。淮地百姓强悍勇武，与江浙人不同，让他们一个个转眼填入沟壑，实在令人痛惜。应当选取其中尤其强壮的人，登记作为士兵，像近来新招募的拱卫一军那样，也可以补充兵额，同时核查各地诸军，那里有许多空名册。与其招募市井中的游手闲人，哪里比得上收用淮地的壮丁？这个办法本来应当实行。然而如今养兵过多，是当前最大的弊病；既不能淘汰兵员，又再增加他们，来的人没有穷尽，反而会激起变乱。这是第二件不容易实行的事。两淮百姓为了清空原野、抵御敌人，采用依靠粮食的计策，房屋、田产没有一尺椽木、一寸草木留下，只有那些凭借山水和营寨险阻作为防固之处的地方还保持原样。可以趁此修缮整治，增设堡垒营寨来安置恢复生产的百姓，这个办法也应当实行。然而百姓多而营寨少，哪里足以容纳他们，又怎么承担修缮费用？由官府供给吗？还是听任百姓自行修建而由官府资助？这些都不是空谈能够办成的。何况这还要等到强敌全部退去以后。只是谈论黄河来止渴，哪里救得了眼前的急难？这是第三件不容易实行的事。即使说以后百姓能够复业，官府替他们作主作保，归还他们原有的田地，劝导他们努力务农，这个办法也应当实行。然而百姓经过敌人的蹂躏之后，种子全没有了，耕牛全没有了，农具也全没有了。小民积累多年，尚且不能一下子凑齐返乡所需，实在难以办到，这也等于把他们赶到死地。何况敌情难以测度，来去没有常态，百姓不知道复业能获得利益，反而不如寄居外地暂且宽松。这是第四件不容易实行的事。何况如今京畿附近还有抢掠的人群，京城之下已经有攫取劫夺的风气。这些事情也足以鼓舞他们的凶悍之心、增长他们的声势；农民奴隶一旦迁徙，都能成为强敌，砍木为兵、揭竿而起，都能成为精锐的兵士。众人一同起事、互相响应，就像水流奔向沟壑一样，流民造成的祸患，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陛下何不也怀有愚夫愚妇尚且有一技可以胜过我的想法，并且忧虑燕子巢筑在帷幕上、鱼儿游在沸锅中的危急处境？前面四件事的利害彼此对照，不是一个人独自见闻、单独思虑所能臆断决定的。应当广泛发布召集群臣议事的诏令，使侍从、台谏、两省官以及在朝群臣斟酌事情的宜当之处，竭尽忠诚谋划，各自上呈议状，不许联名，或许可以使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免得千篇一律、敷衍塞责。陛下与二三位大臣集合众人的谋议而作出决断，使最恰当的意见归于一致，不再有疑虑和二心，用它来安定近处、安抚远方，保卫国家、巩固根本，实在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大幸。臣不胜恳切忧虑。

译论防子札子 臣仰念圣上日夜勤于政事，尤其把防子弊病极为严重看作忧患。朝廷大臣鉴于前事的错误，尽心筹划。从去年派遣官员设置机构，按照各州军所在地责成办理纸张，如今已经显露出端绪，怎么能轻率实行而导致再次错误呢？此前朝廷筹办防子，方案屡屡改变。然而每次改变都失败，直到现在仍没有成效。为什么不下些朴实的功夫，或许可以免除屡次变更的悔恨？朝廷因防子颁发黄榜，也已经多次了。然而榜文越多，人们越加轻视。为什么不再纷纷发布命令，或许可以消除轻慢侮弄之心？总的说来，朝廷办事，忧患在于事情还没有兴办，人们先已经怀疑。近来因为有变更制度的说法，尚未见到实行，朝廷内外的人已经自行惶惑。两个月之间，物价突然上涨，防子的价格顿时降低，城市荒凉萧索，气象衰败。臣微不足道的愚见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功夫，必须依靠实际。即使没有使各方面都获利的办法，但也应当利多害少；与变法更令忽然实行、忽然更改，只是徒然启发人心的疑惧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臣请先把白札子所说的内容逐一分明说明，然后臣所谓依靠实际的办法，才可以全部陈述。第一，如今十六、十七两界防子有五十千万数，每天增加，价格每天降低，其办法可以说已经穷尽了。挽救弊病的办法，幸好有十八界新防这一着，也幸好已经收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纸张，这正是转动调节、挽回局面的机会。四方人心都侧耳倾听，如果善于利用，还可以挽救弊病；如果不善于利用，反而只会滋生弊病。如今白札子仓促地想把十八界防子一印出就立即发放，理由是说一张新防的价值可以抵旧防五六张，所以想停止制造旧防而制造新防。然而新防应当制造，却不应当立即使用，其中所牵涉的关键，实在不能轻率。白札子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抬高重新发行的新防，就没有办法扶持旧防，所以想暗中收回旧防而随即发行新防。旧防因为新防而增值，新防又因为旧防而确定价格；这样的思虑也很费力，分析也很明白。无奈事情的道理并不完全如此。十八界新防尚未发行时，天下人所仰望朝廷安排的，只有两界旧防；十八界发行以后，新旧三界混杂并行，安排起来就更加费力了。按照白札子所说，虽说要用新防按时价购买旧防并暗中销毁，然而如今用度困窘，既然说不必一下子制造新防，又怎么能够每月拿出三分之一来购买旧防？必然导致三界并行，越多就越贱。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一点。现钱与防子，彼此相互制约。白札子说：“不必筹办现钱。”又说：“应当使都城内防子的价格与城外相等。”意思是想用重视纸币、轻视钱币的办法来神妙地调节它，但人心实在不容易欺骗，最终仍会形成轻视纸币、重视钱币的心理。官府即使严刑重罚，强令新防按照官价流通、旧防按照民间价格流通，然而三界同时流行，百姓听闻纷杂，容易迷惑。新旧防的价格不一致，新防一定会被旧防牵累而下跌；如果在军中使用，军队拿它出售，百姓必然想把它当作官陌通行，百姓中有人不接受，就一定会发生争执。如果在民间使用，那么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官府强行按官陌使用，必然导致商旅不通、店铺停业。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二点。过去没有新防时，军队领取钱粮，给他们旧防，他们自己没有什么话说。如今既然不断颁行新防，万一众人起来都愿意得到新防而不愿意要旧防，朝廷对新防又从来没有储备，外面的三总所、里面的版曹，假如忽然告急，将用什么来应付？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三点。眼下散在民间的旧防数量有五十千万；就按照白札子所说，三总所每年支付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姑且按照他的说法把它当作各州缴纳现钱的数目，再以现钱一贯按照当时价格折纳旧防，也不过一千万贯而已。假使朝廷果真能够把上述一千万贯全部截取销毁，所销毁的旧防还不到五十份之一。白札子虽然说，允许民间应缴的各种赋税都按时价用旧会缴纳，以及其他官钱的收纳、解送，也允许用旧会抵折；然而缴纳、解送的数量有限，又免不了一边收取一边支出，究竟哪里足以消除这四十九千万的数量？我深恐旧会必然更加贬值，物价必将更加昂贵。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四点。正当民间开始缴纳夏税折帛钱、按时价折算旧会的时候，旧防的价格自然一定会略有上涨；等到州郡把旧防解送到三总所和户部时，旧防的价格一定会大幅下降。为什么呢？因为白札子明白说想等过些年，直接命令赋税用新防缴纳；这个消息一传开，旧防的价格就会骤然下跌。本来如此，但白札子又说诸军所领取的钱一半折算发给旧防。却不知道三总所和户部将依照民间缴纳时的价格折算发给兵券吗？还是将另备一项防子，用来贴补赔偿后发给兵券？不贴补赔偿，诸军难道没有喧哗的忧虑吗？贴补赔偿，三总所、户部难道没有经费无法接续的忧虑吗？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五点。三总所、户部每年支出的现钱，白札子拟定从朝廷储积的钱中拨付。考察端平初年，因为更换防子，竟拿出历代积存的金银，把它们看得比泥沙还轻而抛弃，直到今天国库仍然空虚，说起来实在令人悲痛。仅有升润所积存的现钱六七百万，以及行都所积存的现钱三四百万，把它们看作根本，如果又把这些钱全部耗空，就会重犯端平年间的重大过失，难道不是更加可惜吗？何况储积的钱数目有限，三总所如果不愿领取有限的储积钱，而愿意依旧钱会各半，朝廷即使想强迫总所听命，总所又以军情为由向朝廷请示，来回纷扰，恐怕最终也不能夺取总所的主张。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六点。总所供应诸军以及殿司、步司的军饷，合计要支出现钱，白札子已经指明从储积钱中拨付。诸州厢军、禁军春冬的衣赐，属于现钱，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现钱来发给他们。白札子虽然命令各郡，暂且把储管的现钱兑换给军人，却把所兑换的防子仍旧存管在原处，起初并不计算折损，实在没有想到各郡拥有现钱的能有多少；即使有现钱，让他们拿实钱换取虚防，而防子的价格又不及官陌，怎么能不说是折损呢？

译白札子又说，不必担心军人不愿意接受防子，因为如今朝廷既然允许全部用防子缴税，民间一定都会拿钱购买防子，军人拿着券到市场上就能换成钱，有什么不乐意的呢？仔细体会这番话，也可以看出他对新防的期望确实很迫切；但只是谈论黄河来止渴，哪里救得了眼前的急难？用纯防缴纳赋税的弊害已经显现，而拿到手就能换钱的功效却难以保证。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七点。如今朝廷尚且欠着诸路、诸总所应当拨付的钱不下数千万，何况诸路、三总所的簿册中现有的未必没有旧防。新指挥颁布以后，不知道是否应当按照缴纳的例子，按时价每贯折作五贯发给？还是每贯就按一贯使用？如果每贯折作五贯，那么官府现有的数量免不了白白折损；如果每贯只按一贯使用，那么上面的命令自己就会互相违背。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八点。白札子说，各郡各种赋税一半收现钱，同时允许用纯防折纳。如果使用十六、十七界旧防，就按照各处民间价格；如果使用十八界新防，就按照官价。因为新防的价格既已确定，钱就是防，防就是钱，所以毅然停止一半现钱而全部使用防子。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况且说新防按七百七十陌流通，也只是姑且根据意思推测，并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事实。万一黄榜颁布以后，新防果然被旧防牵累而下跌，不能按七百七十陌流通；朝廷已经放弃现钱而重新发行新防，军民却又恐怕新防轻贱而希望得到现钱。纲运解送既没有现钱，不知道从哪里赶办。白札子说：“赋税允许全部使用防子，那么没有防子的人必定都会储存防子，于是舍弃钱而使用防子，防子的价格就会骤然加重。”这话似乎也合乎人情，但臣认为人情并不完全如此。臣料想他们会舍弃钱，但百姓对于钱最终不会舍弃；臣料想他们会储存防子，但百姓对于防子最终也不会储存。终究不肯舍弃钱，钱就不得不贵重；终究不肯储存防子，防子就不得不轻贱。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九点。防子划定界限、规定年限，这种制度起始于蜀中。更换界次时，须由内外两场官吏辨验真伪，互相考核，之后才交收。外场辨验出一贯伪防，追赏至七十贯；内场辨验出一贯伪防，所追赏的钱又是外场的两倍。所有赏钱都登记在册、加以拘管，专门用来激励犒赏官吏，绝不敢挪作其他用途。民间知道将来更换防子时，伪防必定逃脱不了，两场辨验自然会使伪防不至于流通。如今白札子却想让新防不设界限，这大概是没有明白立法防止奸弊的深意。那些制造伪防的人是多么幸运啊！白札子又说，间或有使用年深日久而损坏的防子，允许民间用来缴纳，各郡用来解送，朝廷自然从中暗中销毁。纸张制成的东西，久了以后损坏，这是必然的道理。上下彼此说明情况，贵在明白透彻；既然要销毁，怎么能叫作毁而不明？毁掉就应当明白宣布，怎么能叫作暗中销毁？端平年间的做法，正是因为有截取销毁的名义，却没有截取销毁的实际，徒然增加百姓的疑惑，不是向天下显示最大诚信的办法。这是事情道理上应当审慎考虑的第十点。臣已经把十条分条陈列在上面。至于筹划安排的办法，也没有什么新奇惊人的见解。大体说来，成就大事不可采用烦琐细碎的举措，要取得大利必须有坚忍不拔的谋划。确定规模，善于利用新收集的纸张，作为一次性更换的计划，这样或许可以成功。臣请再详细说明：如今民间都知道朝廷要按照旧防的陌数折换新防，大致是五张旧防换一张新防。旧防计有五十千万，必须得到十千万新防，旧防才可以全部更换。如今各州收集到的新防纸已经达到二千六百万，还差七千多万。按一年计算，每州收集一千万，合计七州，到明年夏天就可以达到七千万。只是每天印造旧防，从眼下积累到明年夏天，又增加十千万，合计旧防就是六十千万了。这样的话，六张旧防换一张新防也可以。然而臣认为按大数约略计算，也许五张旧防就足以换一张新防。为什么呢？像湖南、江西等处，旧防价格极低；像京城和京口等处，旧防价格稍高。价格稍高的地方，一张新防虽不能换到五张旧防，但价格极低的地方，一张新防又不止能换到五张旧防。合并各郡来说，价格稍高的只有一两处，价格极低的却遍及天下，截长补短，综合计算，十千万防子大略也足够使用。如今关键只在赶紧办理纸张。虽说由都司提纲，各郡协力，但还必须振作精神、严格申明号令；能够以国事为重、按期奉行的，应当用厚赏表彰；不把国事放在心上、怠慢命令而不办理防子的，应当加以重罚。赏罚既然分明，官吏争相努力，纸张就一定能够筹集起来。筹办纸张固然不能迟缓，印造更是应当加急。旧防每天印造以供应支用，如今还不能突然停止制造；新楮十千万的数量尤其应当赶快筹办，集中力量催促办理，务必迅速完成，然后一旦全部实行更换，把五六十千万的旧防全部换成十千万的新防，功夫依靠实际、成效可以立即显现。白札子所说，是三界防子价格混杂，旧防按一种价格、新防又按另一种价格使用。价格既有两三种，新防的价格就会被旧防牵累，恐怕不能守住七百七十陌这个数目。如果采用臣所说的办法，一次性更换，从明年夏天以后再没有一张旧防在世间流通，只有一种新防，民间自然会重视它，怎么会不全部按照官陌使用呢？这不只是臣的说法。白札子本来就说要一下子制造新防，认为这个办法直接快捷，只是力量和条件有所不及；又说即使竭尽全力去做，也须二三年才能办成，可见他并不认为一下子制造新防是错误，只是当时担心成效稍微迟缓。然而按照白札子所提出的办法，也说实行三四年后旧防就可以全部销毁，这同样不是要求眼前立即见效。如今臣采用白札子不求速成的主张，却把它用于一次性制造新防，恐怕并不违背道理。臣常见此前朝廷办事，往往独自运筹、只顾自己，没有广泛听取下情的心意；轻率行事而多有错误，没有审慎筹划、谨慎稳重的意思。如今陛下洞彻明白，与天下共同以公心办事，确定之后再发布，发布之后一定能够成功，这难道不是忧虑深、谋划远到了极点吗？臣微薄的管见，愿陛下竭力坚持四条戒忌：第一，戒止新旧三界同时使用；第二，戒止轻率变更钱防、实行各半。

译第三，戒止耗空升润、储积的钱；第四，戒止新防不设界限。这四条戒忌，决不可触犯。至于臣的愚见，还请陛下以圣意作出决断，与二三位大臣仔细研究、审慎筹划。务必做到简明易懂、重要而容易实行，不要因为等到明年夏天而认为太遥远，也不要因为一次性制造而有所畏惧。珍惜每一寸光阴，竭力挽救积累的弊病，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大幸。贴黄：臣私下详细考察白札子所陈述的内容，他不想公开更换而想暗中销毁，大概是担心一张新防换五张旧防不是百姓所乐意，所以只命令按照价格折算缴纳赋税，以神妙的办法暗中完成而已。用意不能说不好。然而近来物价飞涨，正是因为旧防数量太多，百姓正在为此受苦。如果能够销掉五份中的四份，使新防立即恢复官陌，那么凡是价值一万钱的物品，只需二千钱就可以买到；米一石、绢一匹，各种物品都如此，难道不是众人所希望的吗？担心百姓不乐意，是过虑了。何况既然按照时价折算防子缴纳赋税，民间的折损与一张换五张相同；虽避开了这个名称，百姓也不可能被欺骗。与其暗中销毁，恐怕不如明白地收取、更换更好。又考察绍兴年间四川钱引价格低，曾经一张换四张，人们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今天才创行的办法。恳请陛下明察。又贴黄：臣又私下考虑，筹办纸张这件事，必须使朝廷和州郡完全成为一体。所有下拨的本钱，都应按期限发下去，不要再拖延，这样或许能够使收买楮皮不至于缺乏。其中如果有人因为楮皮不足前来报告，也应当体恤这种情况，使有余和不足的地方彼此调济。至于印造旧防的纸张，从前责成徽州、严州等处办理的，更应从长远筹划安排，使新防开始时不相妨碍，不至于使受害一方负担过重。这样朝廷就可以责成州郡办理，他们没有借口。兼且印造新防所需的屋宇、器具，虽然一向已经准备，但当时遣散的造防工匠，也应当全部拘集回来，增加廪给，不要吝惜小额费用，务必以办成事情为目标。这件事全在都司主持维持，另请陛下明察。兵部侍郎内引札子。臣愚昧疏陋而质朴粗野，寄身山林，自知对当世没有补益。陛下屡次加以催促召见，臣前后多次控告请求免召，而陛下直到现在也不答应我的请求，难道是因为臣微薄的忠心还有些可取之处吗？如今我勉强支撑衰弱的身体，再次进见圣颜，也愿意把真实的忠心全部吐露出来，想用此报答陛下万分之一而已。臣听说，激烈地谈论天下大事，本来是臣子爱戴君主的忠诚；流着眼泪谈论天下大事，更是臣子忠诚爱护之情的深切。为什么呢？处在安定时想到危险，身处存续时害怕灭亡，慨然发表激烈的言论，以震动君主的听闻，这固然可以称为忠诚。至于在危难中寻求安定、在灭亡中谋求生存，正当形势窘迫之际，向君父哀求、请命，只有流着眼泪把这些话说出来而已，又哪里只是激烈地谈论罢了呢？如今江潮暴涨，冲荡陵犯我们的都邑；旱魃肆虐，残害断绝百姓的生命。对内，楮币侵蚀了国家的心腹；对外，强敌剥削了国家的四肢；危亡的灾祸近在旦夕。陛下为什么还不醒悟呢？忧虑迫切，然后戒惧才会深；警醒策励达到极点，然后才会悔过自新。臣斗胆流着眼泪把两句话献给陛下：第一，持守专一的德行；第二，堵塞邪僻的路径。而追究实行这两句话的根本，就在于陛下真正知道并醒悟。什么叫作持守专一的德行？臣听说，始终不改变叫作一，表里没有二心叫作一。陛下在清晨临朝处理政务时，虽然庄严肃穆；等到了内廷深处隐秘的地方，有时便松懈放纵，这就不能说是德行专一了。陛下静静观察、默默考察内心深处：我的德行是否专一呢？在朝廷听政时，百官恭敬仰视；在经筵接见儒生时，态度亲切应答；在这时，想找出一句话的错误、一个行动的过失，都没有。等退朝后任意满足自己的私欲，恭敬之心一松懈，纯全的德行就可能有所亏缺。陛下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大概是暗中改变陛下心志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呢？闲居之际，使耳目感到娱乐的，是声色；奔走在前后、随侍左右的，是受宠的近臣。这些都顺从我，都是来向我献媚的。四方有败坏之事，他们就替我掩盖；天颜不愉快，他们就宽慰、譬解。被容易接受的言语诱导，被可喜的事物打动，沉溺其中而自己不能察觉，与临朝听政、临经筵时相比，差别太远了。陛下广泛阅览古代，彻底看见治乱成败；谨慎戒惧的，国家没有不治理好的；荒淫安逸的，国家没有不混乱的。为什么偏偏不审慎选择，反而达到与混乱相同的地步呢？陛下难道以为宫禁森严的地方，即使有人说错话、做错事，也没有人知道吗？邪恶即使潜藏伏下，也会显明无疑。《诗经》说，宫中敲鼓击钟，声音传到外面，这怎么可以欺骗别人呢？陛下即使能够自我欺骗，又怎么面对苍天！上面的苍天和下面众多的百姓，又会怎样呢？臣之所以流泪妄言，是因为陛下不能消除天变、取信于百姓、使远方的人臣服，这些都由德行不专一造成。什么叫作堵塞邪僻的路径？臣听说，以义相交是正路，以利相合是邪路。正路迂回而容易堵塞，邪路便捷而容易趋赴。做君主的亲自率领众人走正路，谁敢不正？有人稍稍趋向邪路，就严厉惩罚并竭力阻止，天下人惊惧地知道邪路不可走，他们背离邪路、趋向正道就确定了。如今陛下不谨慎对待细微的苗头，邪与正混杂，旁边的小路、弯曲的路径逐渐打开缺口；宫廷内的秘密、近臣和内侍的防线，只要稍有一丝缝隙，那些寡廉鲜耻的人就会成群奔赴，纷纷开辟许多门路，无法一一列举。大凡公心必定正直，私心必定邪僻。当今之时，从上到下、由内到外，已经习惯成风，牢固而不可解脱。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私”字。以私心请托，以私心行贿，以私心结党，以私心固结恩怨，以私心授予官爵，以私心取得权势；私意的萌发，陛下已经有所开启，私意发展到极点，陛下又随之把它养成了。

译臣来自民间，侧耳听闻近来邪路开放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其中最令人不忍听闻的，甚至已经到了使陛下圣德受累的地步。私意胜过公心，利欲之心就发动；利欲之心炽盛，邪路就增多；邪路多而正路少，导谀迎合的人每天到来，而忠言正论却寥寥难以相合。发展到极点，不只是难以相合，反而会被邪路压倒，正论越来越荒芜。这样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将要看见国家渐渐衰微、渐渐灭亡，苍天越来越愤怒，众多百姓越来越怨恨，而陛下孤立在上面，那忧惧又不只是像今天这样了。臣之所以流泪妄言，是因为陛下不能消除天变、取信于百姓、使远人服从，也都是邪路尚未堵塞造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根源相同；果真能够持守专一的德行，邪路就有逐渐堵塞的可能；如果不堵塞邪路，反而会使自己的专一德行受累。所以说，关键只在于陛下真正知道并醒悟。臣过去侍奉经筵，多次陈述恳切之言，曾经进献“心本来不动”的说法，陛下欣然嘉许采纳，并且有以学者相褒奖的话。如今又把醒悟的说法启发给陛下，陛下试想，应该醒悟的是谁？不知道没有醒悟的又是谁？豁然明白而毫无凝滞，这正是陛下本来的心。就凭这一本心清楚地照察是非，明确知道安逸享乐的心是鸩毒，美丽的疾病不如药石。凡是用甜言蜜语蛊惑我、用安逸享乐投合我的人，他们都是在替自己营造富贵的地位。一旦中了他们的计，对他们有利，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怎么能解除危亡的逼迫呢？以后自己招来忧患，谁还会替我分担忧愁？陛下如果醒悟到这里，就会知道专一的德行果然不可不持守，邪路果然不可不堵塞。这一点已经明白了。然而如今正是拯救溺水者、救火的时刻，此外没有良策，却只坚持醒悟的说法，岂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人还没有醒悟，就像醉酒还没有醒、做梦还没有醒来。即使有良策，又从哪里施行呢？一旦醒悟，就清醒了、觉醒了，良策才可以得到施行。既然如此，眼前的事情姑且听任它自行败坏、自行毁灭，一定要等到醒悟以后再来挽救吗？回答说：随着每件事情分别挽救，不过只能停止一件事情而已。今天各种弊病纠缠在一起，祸乱正在兴起，怎么能够靠一件事全部解决？假使去掉了一种祸害，另一种祸害又产生，源源不断地到来，哪里是智力所能胜任的？所以不如从根本上大加整顿，完全觉悟过去的错误；从今以后振作刚健奋发的勇气，毅然不屈服于物欲；打开让众多正人进入的门路，坚定地不受私意牵制；不要把自己置于安稳、平和、安逸、快乐的环境中，而要常常把自己置于忧虑、危险、戒惧之中。想到祖宗凛然在天的英灵，就为他们长远谋虑并回头反省；害怕国家岌岌可危、难以保全的基业，就为此痛心疾首；看见万姓有相继陷入危亡的忧患，就吃不下饭、睡不安席。这样，罪过才有真正切实的悔悟之意，感动上天也不是虚伪的行为。天下海内外都知道陛下明白昭示了这样的心意，面对上帝而恭敬奉行，然后大势才可以挽回，大业才可以巩固。这不只是闲暇时可以做到，即使处在紧急之中，也与闲暇时整顿治理没有不同；不只是平常时可以做到，即使遭遇变故，也与平常时安定无异。这难道不是一日醒悟的机会吗？否则，天下的事情大概就难以预料，而臣的哭泣恐怕也没有停止的时候。披露竭尽忠心的话，不敢写满许多文牍，只请陛下留意，决定采纳与否。《防斋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八 宋代袁甫撰写 制书 授王鉴为拱卫大夫、某州观察使的制书。敕令某官：诗说：“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盾牌。”又说：“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心腹。”武力之士，对外抵御敌人的愤恨，对内成为君主托付心腹的人；对有盛大功劳者加以赏赐，难道能拘泥于通常的等级吗？你的淮安功劳十分卓著，升任横行官阶，登上廉车之职，接连获得这些宠荣，不只是为了奖赏边疆的功劳而已。羽林军列阵千行，军队纪律安静严整，隐然具有虎豹居山般的威势。还要磨炼你的志向，希望你不要辱没这一任命。授王与权为大理少卿的制书 敕令某官：汉代制度，设置廷尉卿一人，属官虽然很多，却不另设副职，体恤怜悯的原则就很简略了。我国取舍增损历代制度，同时设置卿和少卿，用来统率属官，使天下没有蒙冤的百姓。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怎么能符合这次选任？你才智敏捷而周全，见识明达而宽厚，历任内外官职，享有很好的声誉。你曾经主管成均，教导国子。明察刑罚、辅助教化，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你应当体会设置这个官职的用意，推行好生之仁，使四方奏报的狱讼，都合于刑罚的中正，那么我就会感到欣慰。还要恭敬地对待这件事！授齐硕为大理卿的制书 敕令某官：我怜悯各种案件，想得到廉正、公平、审慎、明断的官吏来担任大理寺长官，希望他竭尽聪明，表达忠诚仁爱，使百姓自行不受冤屈。你多次任职统帅，以治理政务的成绩著称；退居乡里后，不争逐声名利禄，我非常嘉许你。提升你置于九卿之列，班次和地位逐渐提高。《尚书》中说：“不是巧言善辩的人审理诉讼，只有贤良的人审理诉讼。巧言者只是有口才，贤良者根本在于有德之心。一念取舍之间，正邪就由此判定。”要恭敬啊！以德行主持刑罚，长久辅佐我的王国，那么我就会感到欣慰。授史湜、林炎一同为大理评事的制书 敕令某官：汉代下诏设置廷尉平，取义在于每天务必使案件公平。竭尽聪明，表达忠诚仁爱，不扰乱法律，不拖延案件，这才叫公平的官吏。有人怀有机巧之心，把苛刻当作明察，洗垢索瘢，专找细小过失，不顾案件滞留拖延，那么公平从何谈起？你史湜原来已有官位，林炎新近因才干被选用，你们都明习法律。前往就任你们的同僚，怜悯而恭敬地审理案件，不要失去公平，这就是你们的美好功绩。要恭敬啊！授安泳、钱杲卿为将作监丞，授黄特为大理寺丞，授王彦雍为大理司直，授周防为大理评事的制书。敕令：我对于人才，一定要在治理百姓的事务中选取，通过他们处理政务的情况来考察。大概学习之后能够实践，很少有把事情办坏的；从未听说只凭处理政务就能学会。你们已经习惯于做官吏，更加懂得人情真伪，能够遵循训典，依次升迁，我将进一步观察你们的才能。授王埜为太府少卿、兼权枢密副都承旨的制书。敕令某官：嘉定初年，你的父亲在螭陛侍奉，兼掌掖垣，论述政事从不回避退缩，清正的风操和刚劲的节义，直到今天也没有泯灭。你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优秀，能够继承发扬你的家学。你自从担任枢密院属官以来，补益很多；如今升任外府少卿，而参与枢密机密、辅导诏旨的职务，也仍然保留。军务和财务，是当今的急务，不要只说钱粮、甲兵的事务，不必上达到朝廷；读一读《周官》这部书，就能明白这一点。还要努力，以符合我嘉奖勉励你的心意。授何处为太府卿的制书 敕令某官：《周礼》把外府列在天官所属之中，其中是有深意的！冢宰掌管国家用度，总揽大纲，而具体条目则交给有关官员。你才思敏捷、见识精明，通晓经义，历任内外职务，熟悉财用的根本、末节、源流。现在提升你列于卿位，让你替我谨慎管理财物出入、考察盈亏，使上下都能充足。这不只是使法令和职守得到履行，道义裁度之处也有所依赖。这就是周人任命官员的用意。还要努力，随后会有褒奖。授赵必愿为右司的制书 敕令某官：你的祖父忠定公光辅，功绩究竟如何，实在盛大。我思念这个人，却不能再见到他；你能够继承发扬他的家业，也就使我不忘你的祖父。当时事务繁多，你曾代理宰相属官，已经建立了声誉。现在就让你正式任职，更加昌盛你的家学，以符合我的心意。授李宗勉为司谏的制书 敕令某官：台谏官都是天子的耳目之官。然而纠正官员的邪曲，在于议论之中；滋养君心，则超出言语的表面。设置官职之初，寄托的用意各不相同，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难道可以不体会其中的用意吗？你一向涵养深厚，经历广博，讲求熟练，已经替我使乌台振作了风采。经过多年，屡次听到你美好的谋议，这只是从议论中得到的表现罢了。如今提升你进入谏省，来约束我的自身，又将从言语之外考察你。端正君心的方法，要从明察之处进入，这是《大易》所说从窗户纳入约束的意义。我常常忧虑刚健的德性还不充足，善政还不牢固，你有什么办法来开启我心中的明智，使我站立在少犯过错的境地呢？任用卿而不能使你尽到责任，过失在我；台省的职务都让你经历，也足以穷究你的蕴藏了。我虚心等待，还要努力啊！授李韶为正言的制书 敕令某官：我考察庆历年间，皇帝亲笔任命三位谏官，臣下襄作歌诗，其中有“风采震动朝廷”的话。直到今天读来，仍然富有生气。确实如此，忠言有益于国家，正直之道不是用来求取声誉的；极其公正、出于真诚的忠心，能够使这种精神长久流传。这要依赖有名的儒者。你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外表和顺而内心刚强，是谏官的合适人选。我已经考察你很久了。国势十分艰难，难道是我的德行有很多缺失，而政事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理吗？从宫廷直到朝廷，都是你可以进言的范围。只要有一念恳切悲悯，有所触犯也不隐瞒，使远近内外的人因此改变看法、改变听闻，不敢有轻视的心，那么先朝得到人才的盛况，或许还可以再次看见。授娄体仁为太学正的制书 敕令某官：太学是贤士的关隘，而纠正那些尚未遵循常道教化的人，是太学正的职责。你端正严肃、自我持守，一向有美好的声誉，用自身作榜样影响他人，学者都以你为典范。《礼记》不是说过吗：在错误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叫作预防；互相观察而取长补短，叫作切磋。要恭敬啊！授杜范为监察御史的制书 敕令某官：自从我变更政治、革新制度以来，提拔刚正鲠直之士，布列在御史府，斥退奸佞、排除邪曲，王道因此清明。唉！正邪、贤佞彼此消长的时候，也实在可怕啊！《泰卦》六四爻说：“翩翩而来，并不以富有自居，因为有邻近之人；不隔绝而以诚信相交。”明察这一点，难道不应当考虑防微杜渐吗？你的清正耿介操守，表现在朝廷之中；恳切直率的议论，鲜明地写在奏章里。善人愿意依附你，奸邪小人感到畏惧。御史纠察的职务，你应当担当。你要替我明察一切、放胆行事，折断奸邪的萌芽，堵塞弊病的孔穴，维持国家的正确原则，使它不要废替。革新制度之初，难道只是宗庙社稷依赖你？也是你自己获得美好声誉的时候。授吴昌裔为监察御史的制书

译敕令某官：六察的职责，是纠正官员的邪曲、整肃朝廷纲纪。如果不是能够以议论震动众人、忧虑国家如同饥渴的人，怎么能当得起这次选任？你是西蜀的英才，也是朝廷的声望所在，节操和声望都很高，学问每天都有进益。对于古今治乱以及本朝典故，你曾经熟练讲习过。每当身处朝班，看见国家有失政，就义形于色、慷慨直言。如今身居言官之职，可以实现你一向的心愿。应当想到藜藿不采的比喻，砥砺自己如精金百炼般的节操，不回避权贵宠幸之人，不接受调和停息之说，这才是真正的言官。我革新政治已经两年，治理还不能说有成效，但乐于听取忠诚正直的言论，仍然和当初的心意一样。我不隐讳你的过失，你也不要辜负我，努力吧。授李袭之循资升迁的制书 敕令某官：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是用兵之家所忧虑的事。从前西部边疆用兵，粮道修远艰险，你竭尽力量办成此事，始终没有发生粮食供应不足。掌管军务的大臣称赞你的才能，我并不是吝惜赏赐，只是暂且提升你的选阶，还要继续努力取得后来的成效。特赠吴源为迪功郎的制书 敕令：常棣诗说：“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我有一位贤臣，叫吴柔胜。他的几个儿子都很优秀，长子吴源最为贤能，却不幸早夭。吴渊是他的弟弟，援引绍兴年间的旧例，请求以官职赏赐给他的兄长。出于内心的友爱，我很有感触。吴源如果有知，应当接受这美好的命令。授尤焴为兵部郎官、兼淮西制置的制书。敕令具官某：朕选拔贤能俊杰，授予旌节，委以方面重任，尤其不敢轻率苟且。若以称职闻名，便一定授予爵位俸禄，用来激励远近官民，这正是主管勋赏、颁授爵位的本意。你出自世代仕宦之家，志向高远宏大，历任官职已经很多，无论平险始终如一，足以检验所学是否有真实根基。入朝任职，参与辅佐机务，所陈言论和谋划，有足以成就大事的地方。合肥是如今的重镇，朕广泛询问后得到你，果然能够胜任。坐镇当地，安抚防御都有方略；转运漕粮，调度也没有缺乏。凭你的才干，减轻了朕的顾虑。朕想增加使臣的权力，于是创设统兵开府之制，提升你进入军职部门，足以成为众望所归的郎官。这就是所谓远行而有光彩吧？郊外堡垒还很多，你更应思考修治防备、巩固边境、加强根本，建立抵御敌人的特殊功勋，以答复朕的嘉命。陈康义授任郎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花萼彼此辉映，这在古今都很少见。你们一家出了三个才俊，有的挺拔高尚，崇尚高洁的风操；有的恢宏宽厚，推重大体。你处在他们中间，同时具备这两种美德，治理龙舒，很有美好的声誉。朕非常嘉许你，晋升你为省郎，是将要把你召来身边任用。昔日汲黯希望出入宫禁，萧望之也一向有心报效朝廷，你应当迅速赴任，以副朕殷切的期待。袁申儒授任考功郎官兼检详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士人胸怀抱负，才能和学业经历了许多磨炼，晚年才晋升进入朝廷行列。对于世事，若义理见闻丰富而且熟悉，那么辅佐谋划所能发挥的作用一定很多。你通晓经学，研究古道，经历困顿后才得以亨通，能够继承世代科名。多次任职地方，召入儒馆时鬓发已经斑白。如今晋升郎省班列，仍在机密之庭任属官。只要公正，选官部门就不会有私心；只要勤勉，机密政务便有所依赖。希望你更加努力，以此增光于前人。若能闻名于世，朕就嘉奖你。范钟授任吏部郎官，葛逢授任都官郎官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朕认为郎官选任极其重要，必须任用有声望的人；如果轻率授予，就不是用来配合星宿列位、凝聚众人并使事业相继发展的办法。朕急忙起用家居的贤人，依次晋用朝廷中的才俊，于是得到你们二人来担任这一选职。钟，你的学问平实；逢，你的资质朴厚茂盛，士人舆论都推重赞许，素来有确定的评价，而且历任官职很多，熟悉世故。朕忧虑吏治不清而选官制度日益败坏，正有赖于主持选任者公正办理；都官一职，就是古代的司隶，也是显要的部门。你们各自敬慎地办理职事，辅佐长官，不要辜负朕选任你们的心意。李韶授任吏部郎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自从改革政治以来，省闼中的官职从未轻率授予。议论者说六曹事务繁重，郎官多为空缺虚设，而铨选部门又不公正，这是尤其严重的弊病。一定要得到儒者中的英才，熟悉当代事务，才称得上这个选任。你聪敏而专心学习，正直而通达事理，以亲身实践为根本，施行于政务之中，清廉公平的声誉很美好，士大夫都推重你。因此考察郡守政绩，把你直接提升到刑曹，如今又把铨选人才的职责交给你。希望你替朕辨别才能与无能，提拔久被埋没的人，使吏治清明、百事兴盛。你应当努力，日后还会有褒奖提升。王氏特赠和义郡夫人的制书 敕令：朕读《五代史》，看到记载李氏断臂的事，其中说：“士人不能自爱其身，却忍受耻辱来苟且偷生。”听闻李氏的风操，应当稍微知道惭愧。李氏只是做到不辱没自身，并不是以身殉国。过去西部边陲有狄人之难，你一个柔弱妇人，却奋然痛骂贼人直到死去。照耀后世的名声，清寒如雪霜；殉国的节操，与古代刚烈的大丈夫相比也有光彩。难道李氏能够和你相比吗？赐给你汤沐邑，建立小君的封号，用来奖赏你刚烈的魂灵，也使那些身为士人却丧失节操的人感到惭愧。何琮母亲包氏赠封令人之制书 敕令：母亲是圣善之人，我没有什么比母亲更好的人；国人都称赞羡慕，说你有这样的儿子。因此赐下如泉水不断的恩泽，用来酬答你登上屺山思念父母的心情。具官某的母亲某氏，礼法上恭谨地采摘苹草，心中辛劳地吹拂荆棘。虽然在世时未能享受到千钟厚禄的奉养，死后却已经沾受了屡次诰命的荣宠。应当广施福庆，以彰显这样的恩数，稍稍报答你择邻教子的训诫，使世代都发扬光彩。郑发先封父母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在明堂祭祀，人民便知道孝道，于是尊敬老人的恩德广泛施行。你们夫妇白头偕老，又有儿子出仕，难道可以不加以劝勉吗？应当使祭祀恩泽均等施加，赐予官职荣耀。接受我的命令，让这道诰书长久成为你们享受釜养之乐的凭证。杨汝明父亲大全赠少师的制书 敕令：朕考察旧典，深切体察人情，扬名显亲，本来就应该先在祢庙中施行；施加俸禄及于臣下，哪里还会因居住乡里而有所区别？于是趁着熙事完成之时，增加并焕发秘密章表所载的恩宠。具官某的父亲某官，操行端正清洁，学问渊博有源流。当宁考临朝统治的年月，正值权臣宾客赞助盗窃权柄的日子，侯门之中谁不伺候逢迎？进退之间迟疑不前，所谓显贵的官职，难道是我所愿意做的吗？他思虑成熟，脱去奉常之职如同脱鞋，驱车奔赴蜀道的艰难之地。追念他高尚的风标，幸而有优秀的后嗣，能够继承家法，长久任职近侍。珍贵的祠禄暂且因贤劳而闲置，赐给丧服应当彰显世代的美德。如今储师之职高升，用来表彰你教子尽忠的才能；宗庙也因而增光，朕敬重并扩大孝道的意义。杨汝明母亲史氏赠汉国夫人的制书 敕令：登屺山思念亲人，谁不知道孝养亲长？选择邻里来教育子女，确实寄望于显扬宗庙。告成时加以抚恤的章表，用来增加具官某母亲某氏的光荣。她的品行遵循慈爱俭朴，姿态温柔美善，吟咏采苹采蘩的篇章，能够遵循妇道；明白经书中关于布帛的譬喻，母亲的仪范显著。有贤能的后嗣来光大门户，足以验证积善之家后代昌盛。把我国的福庆广泛施及于你，增加你家族的荣誉。赐予诰命，已经稍稍使幽冥之地增光；减免田赋，连绵如竹，也更能安慰你在黄泉之下的魂灵。遥想这样的淑善之灵，请享受朕丰厚的恩泽。杨汝明特赠四官的制书

译敕令：朕爱惜人才，优厚尊崇年高的旧臣。道路遥远，惆怅不能使你来归；上天不肯留下你，惊闻你突然辞世。应当增加褒奖和丧葬赠赙，以表示朕的眷顾怀念。某官天资温厚，成就了世代的美德。朕遥想你的父亲有不受权臣玷污的节操。你家中难道没有这种奇异的遗闻吗？你学习继承这两种美德，国人都称赞羡慕，说：“有这样的父亲，真是幸运啊！”从你开始出仕时起，就已经养成了立于朝廷的期望。积累了美好的声誉，长久任职近侍。晚年治理泸南，方圆千里的封疆，几乎超过颍川八年的治理功绩。辛劳于藩镇任职，后来在祠禄官中安逸。朕还来不及安排任用，你却为何突然去世？君子是万人仰望的对象，为什么不能长寿安康？丰水一带数代积累的仁德，怎能忍受这样的凋落？你怀有想做而未能实现的志向，朕也怀有任用人才而未能尽其才的遗憾。应当接连晋升四级，并且恢复你一个儿子的官职，用来彰显抚恤后人的典章，表明朕优待贤能的心意。希望你的英灵享受这份光荣宠遇。厐援特赠朝奉大夫直秘阁的制书 敕令：守卫边城、抵御敌人的臣子，死守城郭疆界，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你乘坐使者的车，竟能挺身赴难，至死不离开，节操伟大。一死还不足以充分表彰你；在武关再次作战，堵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们不能接连吞食我国土地，这是保卫社稷的功劳。用赏赐来报答功勋，生死之间有什么区别？用荣誉来光耀你的死亡，用来教导你的后人，使所有做臣子和儿女的都受到劝勉。圣人所说的金城，不就在这里吗？叶奭授任宗正丞、赵涯授任宗正寺簿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宗正寺地位严肃，职掌清要，是用来安置名流的。你，奭，坚强刚劲而有操守；你，涯，清廉耿介而能自立；你们都从儒科奋发而出，成为国家杰出的人才。有的让你参与领掌，有的让你主管稽核，你们不会辜负朕对九族宗亲的委托。成周的制度，辨别昭穆，排列亲疏，宗伯主管这些事务，是国家的辅弼和屏障，最终使宗族强盛，朕对此十分嘉慕。今天的宗正寺，就是古代的宗伯。要明白古代制度，辅佐长官，巩固我国宗藩，这才是儒者的职责，不要只说是谨慎地掌管宗族簿籍而已。赵汝▯授任司农寺丞，杜范授任军器监丞，李以制授任大理寺簿，章励授任将作监簿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汉宣帝励精图治，综合考核名声和实际，用来选拔群臣，升降有次序，各种职务都得到修治，上下没有苟且敷衍的忧患，终于实现中兴，朕非常仰慕。你，汝▯，在公卿子弟中秀异，才力有余；你，范，是儒士中的俊才，学业品行很有法度；你，以制，资质如金玉，安详文雅而能自持；你，励，承继弓匠冶炼的家传，谨慎畏惧而自我约束。大农寺、军器监设有丞，大理寺、将作监设有簿，你们前往替朕分别治理这些事务。丞是用来承辅长官的，簿是用来纠正过失的，并不只是表示晋升的荣耀。政事、文学、礼法方面的人才，从今以后都能称职，朕就会高兴。曾颖秀授任户部郎中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郎官上应列宿，何况户部事务尤其繁重，正值时局艰难，如果不能得到杰出贤良之才，怎么能称当这个选任？你在家庭中受学，把所学施行于政事，美好的声誉传播甚广，士大夫之间都知道，朕非常嘉许你。把你提升到省中户部，令你辅佐长官并掌管事务，革除时弊，保全国体，等待进一步的明白升迁。赵以夫授任左司郎中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清理中书省的事务，是当前最应急迫办理的事。然而若没有通晓治道的良才来辅佐朕处理政务，怎么能够专心治理国家的大纲呢？你的才略远有余地，而且内外任职都声名远播。华夏和夷狄相继使国家事务繁多，章表奏疏堆积如山。你以省郎身份暂代宰相属官，秘密辅佐朝廷议论，多次充分陈述忠诚而正确的意见，朕本来已经暗暗惊异于你。如今让你正式担任此职，以彰显特殊奖赏。都司学习成为宰相，是先朝的明训。努力吧，朕将由此观察你的才能和事业。曾颖秀授任仓部郎中、姚子材授任工部郎中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太微宫中的郎位光耀而接近帝座，不是被一路称为福星的人，不能列于其中。你，颖秀，以清明敏捷闻名于浙西；你，子材，在湘东也流布着威严和恩惠，确实是监察地方长官的人才，应当从外任官职提升到朝廷的要职。积聚仓粮，是供给费用的储备；制造器械，是辅佐修治边防、抵御侵扰的政务，都是当今的重要事务。凭你们的才干，配合你们的官位，发扬你们的职务，以副朕意。徐愿授任直秘阁，仍任福建提举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皇华》诗说：“常常想到自己赶不上。”出使者的职责，是奔波询问、筹度事务，必定有经常觉得赶不上要求的心意。百姓的疾苦大概稍微减轻了吗？你气质平和而资质美好，学问有师承，从尚书郎出任，掌持财赋之权，收支调节适宜，已经救活了朕的百姓。近来建卒叛乱，你勇敢而无所回避，亲自前往抚慰晓谕两次；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接着又自我弹劾，可以说是“常常想到自己赶不上”吗？让你在中秘省供职，是用来褒奖你的。接受这份美好荣耀，更加思考如何称职，朕将筹划提升你的办法。虞复授任籍田令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曾把四十八条规诫书写在缉熙殿，每天都观察省察。你阐发通晓其中的旨意，分条列举上奏，文理灿然。掌故之职还不足以表彰你的勤劳，提升你掌管帝王籍田，用来显示特殊奖赏，同时也借此招来臣工的嘉言。吴潜授任隆兴府知府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孔子说：“君子忧虑到死后名声还不能称扬。”又说：“君子的道，表面暗淡而日益彰明。”名声不能称扬，已经是君子所忧；名声显赫了，别人又会嫉妒。只有外表不显而德行日益彰明，才能地位尊贵而别人不嫉妒。你的名声已经很高，历任内外官职，能干的声誉更加振作。改革政治开始时，首先恢复你的朝班；不久，持节任江右，暂时代理方面重任。威严施行而恩惠普及，政治平和而风俗安定。朕非常嘉许你。把卿相中的高位、统帅一方的正式任命接连给你，是为了详尽考察你的政绩，同时培养你日益彰明的德行。敬慎从事吧！不久就要召你入朝任卿了。李性传改任宁国府知府的制书 敕令：朕眷顾身边的臣子，让他们做百姓的好牧守，任职一年便能见效，已经听说你的政绩很多，换到别的地方也一定如此。因此郑重对待屏藩之任，这是公正的选拔。不要说辛劳，具官某学问广博而器量宏大，资质醇厚而见识茂盛。岷山、峨眉山清美淑善的气息，世代承载着英才；家庭讲习经学的功夫，已经通达并施用于实际。近来从甘泉宫的赋税职务中抽调出来，暂时分掌泽国的符节，声誉和谋略都很显著，朕深深嘉叹。应当仍兼任秘阁职务，就地调任镇守宛陵。淮右百姓流离失所，正要依靠抚慰招徕；江东是国家根本，正有赖于封殖培固。朕岂能忘记与你共同治理天下的贤才？所以逐渐把你召到身边，敬慎接受这时命，这是你的荣耀。宇文景度任顺庆府知府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参井一带战乱气氛尚未解除，朕深为忧虑。南充是安乐之地，托付藩翰重任，哪里可以轻视？朕广泛询问在朝官员，知道你有治理百姓的长处，如今从家居起用你担任二千石官，不只是守着条文教令而已。你要简约体恤当地百姓，使它屹然成为雄镇，让朕得以减轻西顾的忧虑，这才算你的功劳卓著！张谦牧任嘉定府知府的制书

译敕令具官某：朕回望西南，敌人的气焰充斥各处，百姓不得安居。犍为独独没有遭受兵灾，但惊恐迁徙、流离失所的也不少。寻求能够牧养百姓的人，哪里可以轻视？你任守高梁时，有治理的成效。制臣说你清廉公平，因此赐给你地方长官的符节，前往施行惠政，替朕抚慰招徕、使逃散者回归安定聚集，让百姓知道生存的快乐，再次看见太平。官府所在的西州是国家根本，如果由此重新建立起来，朕就嘉许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赵彦檝任宝庆府知府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邵阳处在湖岭交通要冲，控制并连接溪洞蛮族聚居之地，盘曲交错数百里，很难安抚防御。你任官历练年深，才干成熟老练，朕从祠禄官中起用你，授予符节。前往后敬慎从事！务必清廉公平，不要暴虐征税，不要严酷用刑，以简约宽厚的办法使百姓安宁，朕就嘉许你。张舜传任重庆府知府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蜀地距离京城万里，朕深切挂念远方百姓，谨慎选用贤能的牧守。你曾经参与处理关决防务，有能干的名声，制臣说你可以胜任。如今朕命你治理藩府，前往后敬慎从事！朕在台阶之前就如同到达万里之外，不要因为路远而疏忽。余元廙授任司农寺丞，赵必愿授任大府寺丞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大农寺和外府都是掌管财赋的部门，必须得到通晓儒学并深究财赋本末源流的人，然后国家用度才能富足而百姓不至于困苦。你，元廙，学习《周官》，明白理财赋税的学说；你，必愿，出身宰相之家，懂得治理国家用度的道理。你们分别担任两寺的丞官，众人的议论都认为合宜。世人以议论多而实际功效少来责病儒者。你们应当早晚勤勉，彻底洗刷这种说法。食货是养活百姓的根本。如果果真称职，儒者就不腐朽了。努力吧！赵汝譢授任秘书丞兼右司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诗》说：“不懈怠于自己的职位。”又说：“早晚都在公事上。”意思是臣子身居一个职务，就承担这个职务的责任，从早到晚都不敢懈怠闲暇。你年轻时便有杰出的声誉，很早考中高科，处理政事勤奋敏捷，声名因而上达朝廷。入朝任职后兼任宰相属官，早晚不懈，和从前一样。如今提升为中秘省丞官，号称清简。虽然如此，身在蓬莱秘阁，饱览典章故事，把从典籍中得到的知识用来辅佐朝廷谋议、裁决各种事务，那么所谓清简，正是用来作为繁重事务的资助吗？前去竭尽你的心力，日后还会有褒奖提升。授任将作监丞的制书【按：此制原本缺少姓名】敕令具官某：朕想到淮西驻军，连年用车马运输粮饷，前后转运，事情很劳苦。你凭敏捷的才干辅佐大幕府，飞挽运输从不缺乏。你能够勤勉办理职事，朕如今提升你为缮监丞，前去竭尽心力，继续以前的功绩。从前你代理官职，尚且称得上治理办事有成，何况现在正式任职呢？《诗》说：“于是积聚，于是入仓；于是包裹干粮，装在袋子和囊中，想着收敛兵事而使功业光大。”如今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你要努力。赵汝谈授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制书。敕令：朕谋求任用众望所归的人才，共同渡过时局艰难，想起历朝丰水般深厚的仁德，侯爵之中还有谁在呢？眷顾改革政治时甘泉宫的旧臣，为什么不归来呢？于是晋升你为礼部副长官，又提升你在翰苑的职务。具官某，是国家的宗老、当代的名儒，学问广博而精深，确实足以成为后辈的楷模；文章雄健而雅正，绝不肯蹈袭前人。朕想到世事浩繁、贤才衰少，难道像你这样白发苍颜的贤者，不应处在金马门玉堂之间吗？何况你在郡中的政绩已经上闻，正应当用诏书催促召回。你掌管三礼，文章自成一家。紫禁高位，询问各国之人，大家都说可以。青毡旧物，还有谁像君子一样安然居处呢？远则追慕伯夷的清廉，近则想起东里的润色文章。不要让他们独自专美，用来副合朕的了解和任用。袁立儒授任大宗正丞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周家忠厚，在内亲睦九族，这是亲爱亲族达到极致的表现。你聪敏秀异，喜好学习，声誉很显著，提升你为宗正寺丞，让你辅佐宗正长官。《诗》不是说过吗：“宗子是国家的城墙，不要使城墙毁坏。”像金城汤池那样坚固，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努力吧！赵崇嵒授任大宗正丞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听说侂胄专擅国家权柄，士大夫纷纷随从趋附他。你的父亲汝抡曾与侂胄有旧交，却屹然自立而不阿附，节操情义高尚。你安静恬淡而能自守，很有父亲的遗风。经过师友切磋磨炼，气质温和而品行清洁。现在依次升迁，晋升为宗正寺丞。你要永远承担一心报国的责任，不要败坏家声，日后还会有褒奖宠遇。颜耆仲授任枢密副都承旨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本朝任用人才的制度是，担任丞郎、卿监的人，出朝便到外地宣扬功劳；凭符节建立功勋的人，入朝便作为朝廷的仪表。依次晋升而上，必须历任河北转运使，才能成为三司使。这是因为内外反复更换，经历多了，见识就会明达。你的天资卓越，无论施行什么都没有不可。过去担任宰相属官，不久便奉命巡察地方，打开粮仓赈济饥民，在淮河沿岸以政绩优异闻名。朕想到边境事务正繁忙，枢密机构需要帮助，便把你召到身边，宣达密旨，希望在出入之间，或许能够体现我祖宗任用人才的遗意。君王对于天下，譬如在一座堂上统观全局。军情和民间隐情，都是朕想知道的，你进来后要告诉朕，退下后再辅佐朝廷谋划。能够这样称职，朕就高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防斋集》第八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第九卷 宋 袁甫撰 制 陈韡授任工部尚书，仍任沿江制置的制书。敕令：凭借长江而分设统兵辖区，应当严肃对待掌管留守关键的职司；掌管国家土地而任命卿官，更增加中台职位的尊重。正值贤明的牧守，显然建立了卓著功勋，于是就把你授入近侍班列，表示更加彰显这项隆重委任。具官某，怀有继承家学的本领，拥有济世的才干。淮楚尚未安宁，已经显现出你出奇制胜的谋划；江闽发生祸乱，你平定艰难、安靖局势的功劳很多。如今荣任陪都的要职，前往统护各位将领。那些蠢动的敌人扰乱我朱方，凭铁瓮城倡导谋乱，栖息金峰而暂时苟安。你发布元帅的命令，发誓不招抚携贰之人；震慑群叛之心，希望他们以此赎罪。你的情辞真切，祸福说明得很清楚。他们一面相信一面怀疑，正自处于犹豫之中；你不让他们停留和安处，立即将他们全部消灭于鲸鲵之中。一举扫除姑息养奸的风气，迅速奏报荡平的捷报。于是升任常伯，晋升为工部尚书。就如同亲自来到九重宫阙之前，更加显赫中枢掌权的宠遇。遥想你入朝觐见时，曾谈到筹划边防；看你为国家深谋远虑，常常把用兵作为警戒。量度德行、估计力量，朕不会忘记龟卜告诫的话。抵御外侮、挫败敌人，你还应奋发鹰扬般的志向。赵希▯授任将作监簿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记》说：“上面采纳百姓的意见，就能使下面得到治理；上面施行吏治的好坏，我常常从百姓的意见中斟酌取用。”你在京畿县勤勉治理，使百姓和悦，百姓只怕县令离去。美好的声誉已经畅达，又上闻于朝廷。朕留你任职以顺从民愿，已经两年了。现在让你列名于朝廷官籍，担任将作监簿，难道只是表彰你的辛劳，也是要使那些治理百姓而能得到百姓拥戴的人受到劝勉。项博文授任大理寺簿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明察谨慎地处理各种狱讼，增加并培植国家爱惜生命的仁德，所以在各院官员中观察到你聪敏而接近敦厚，便让你掌管大理寺的簿籍事务。如果查得案件实情，应当哀怜体恤，不要以此为喜，这是圣门的明训。要牢记它！授任大理寺簿的制书【按：此制原本缺少姓名】敕令具官某：刑狱是重大事务，大理寺所属官员承担着朕敬慎体恤的心意。你明察谨慎而不苟且，提升为簿正，百姓的性命就系于你的处理。《周官》所说的五种审听，究竟听什么？是用心听。若有丝毫差错，就会使天君昏昧而百姓受到冤屈，怎能不敬慎呢？王极授任太府寺簿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牢记“不遗漏近处，不忘记远方”的训诫，蜀地士人凡有长处，搜求收罗都唯恐落后，何况声誉卓著、闻名遐迩的人呢？你天生资质奇异，早年考中高科，却不自我夸耀，反而更加培养自己，通达古今，明白熟悉事务，不是碌碌无为的普通人才。近来任外府簿正，由此阶开始。诗不是说过：“安分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朕期望你有远大的成就，敬慎从事吧！不要辜负朕。何处恬授任宗正寺簿、陈瑢授任国子监簿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簿正这个职务，圣人尚且愿意担任。有志于学习的人，师法圣人就可以了。你，处恬，从前是太学学生，上书议论政事，有挺拔刚正的风节；你，瑢，曾在柯山任副职，爱护百姓、收敛奸邪，直到今天人们还思念你。一个从太学提升到秘书省，一个从列院迁入国子监，都是担任簿正。拥有美好的名声，本来就难以长久保持；要使声誉更加美好尤其困难。你们要敬慎从事！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更加充实所学，朕就嘉许你们。授任司农寺簿的制书【按：此制原本缺少姓名】敕令具官某：儒者以谈论治理财赋和粮食为可耻，《洪范》记载的本来就是儒者的职责，怎么可以认为可耻呢？你才智见识通达明敏，熟悉各种事务，因而凭才能被选为司农寺簿正。你应当专心精通、恭敬勤勉，使百姓富足、国家富裕，这才算称职。洪咨夔授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的制书：敕令：朕总揽大权，彰明公道，用来安排群臣的职务，重视铨选，向四方施行诰命，并严格执行封还驳正。环视朝廷中的贤才，谁能称得上兼人之才？一定要得到通晓儒学的人，才称得上这个选任。具官某，以孤忠自许，坚劲的节操始终不改。身居御史台首位时不回避权奸，处在中书省时也不只是替诏令润色。谁说贤者对国家没有益处？借助你输送忠诚，朕确知明主可以得到忠言来帮助改革。你积劳已久，因病请求归去。高雅的情怀不能只顾洁身，大义应当想到以国家为重。于是让你担任天官小宰的职务，再观察你作为夕郎批答诏敕的风采。职掌虽然比从前提升，诏令文字却比过去简少。近来读到你的奏疏，深深符合朕的心意。众人都醉了而唯独我清醒，确实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过去患病，今天已经痊愈，为什么不留下呢？何况正值人才缺乏的时期，更应重视长期任职的制度。朕伸长脖颈等待，希望你终究成为元祐年间的正人君子。你发誓以真心进言，朕也不会辜负端平初年的志向。希望竭尽忠诚，用来副合朕对你的了解和任用。丁伯桂授任权吏部侍郎的制书 敕令：朕考察四方禁军的功劳，分别掌管三班。君王设置六官，没有比铨曹的委托更重要的；小宰整治群臣，更提高了法从官的地位。如今得到通晓儒学的人才，所以颁发褒奖的命令。具官某，接受才性敏捷，处理事务通达明察。内外多次更换任职，声望光彩已经显著。近来经历大规模改革，直接登上要津。举起白简弹劾奸邪，常常扶助善类；伏在青蒲前直言进谏，不做诡诈随从之事。御史台记载严肃的言动，中书省草拟平正明白的诏令。积累这些众望，朕心中早已记着你。正值朕怀有北顾的忧虑，尤其重视西部铨选。既然官员多而职位少，何况官弱而吏强。要彰明公平，使勇武之士得到任用；铲除奸蠹，使忠贞不屈的王臣都能尽忠。希望你努力施行，副合朕明白升擢人才的心意。张实甫、俞处约的父亲各自封为承务郎的制书。敕令具官某等：礼制规定，九十岁的人可以得到官秩，尊敬老人是为了兴起孝道。何况你们有儿子，考中杰出的科第，应当使祭祀恩泽均等施加，用来表示褒奖荣耀。接受我的命令，让它长久成为享受釜养之乐的凭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日〕 李刘授任礼部郎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郎官的选任很高，南宫尤其清要，不是早已负有声誉和声望的人，谁能胜任这个选职？你积蓄的学问非常丰富，发而为精华，朕想任用你已经很久了。多次任职地方，稍稍休息于翰苑，如今命你升入省中户部，前往后敬慎从事！王朝典章制度的文饰，将从你这里取得。吴叔告补授承事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玩味探究《中庸》的旨意，常常取用其中切要的训诫，把它写在书中。等到在大廷考察士人，昌明正学时，其中深厚的言外之意，本来就存在。你怀抱着所积蓄的学问，从远方前来，竟能考察古训，举发强密察一类的言语，阐发它的意义，深深符合朕的心意。你大概也已经体会到《中庸》之书的意味了。因此亲自提升你，作为突出优秀的举首。努力吧！不要只把温饱作为志向，更加充实才器和学业，把用来勉励朕的道理反过来勉励自己，希望不要辱没此任。俞括转任承直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深厚地施行亲亲的恩德，也施及各姓之人，你也在其中。提升你的选授等级，希望你思考报效，使天下人不要说朕偏私。缪梦达特转武德郎的制书

译敕令具官某：朕正要用信实的赏赐激励将士，你有很多战功，虽然任职已久也不废弃。努力接受我的褒宠，思考如何报效。俞炜特补迪功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选授的等级虽然低，朕也不轻率授予。你正值这样的年少时期，却能努力学习，以此称当朕的恩典，那么即使是恩典，也就是合乎义理的。陈纪特换授迪功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从前三辅的官吏士人，看见汉朝官员的威仪，尚且感动哭泣，感念恩德。想到你长期被伪命玷污，如今能够亲身成为汉官，又以左选的初阶换授勇爵，可以说是幸运了。你应当用什么来报效国家呢？要永远怀抱耿耿忠义，承担一心报国的责任，希望不要改变朕的命令。杜幼节授任著作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著作庭是储备人才的地方，你秀异出众，接连考中两科。正值国家事务多有忧患，本来应当赶快任用，为什么还要储养呢？声望和实际最贵在相互符合；既然有实际才干，又培养资历声望，朕的心意本来就在这里。不要说职务清闲、事务简少，应当努力研究长远谋略，日后还会有褒奖提升。应繇授任著作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诵读《丰芑》的诗篇，思考培植人才的办法。你学问广博、见闻丰富，撰写文章懂得体制，从中秘省升入著作庭，众人都说合宜。朕深为取重的地方，是你资质美好、品行修洁，正如《易》中所谓吉人言辞简少，大概接近这样的境界。应当扩充你的才器学业，砥砺你的风操，才可以副合朕储养人才的心意，难道只是和瀛洲学士争个高下吗？陶本授任著作佐郎兼权右司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朕考察前代史书，曾有这种说法：官职有重要而不清要的，有清要而不重要的。我朝设置官职，没有比宰相属官更重要的，也没有比儒馆更清要的。兼有这两种职位，一定只有适合的人才可以。你是宝婺山川的秀美所孕育，忠厚诚实而不浮华，身形魁伟，是朝班中的表率。辅佐朝廷谋议，已经很荣耀了；如今又让你进入承明著作之庭参与撰述，岂不是更加荣幸吗？木天本来就是储养人才的地方，都司则是学习成为宰相的人。又哪里只是清要而已？不要自我轻视，更加迎接宠荣美意。家横授任秘书郎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秘阁一定任用名流，是为了培养才器和学业。你天赋英秀的资质，做太学生时就已经不肯碌碌无为。等到回到蜀地，又考取春闱第一，才智锋芒宽裕有余。于是并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尊敬老师、亲近朋友，以远大的成就自我期许。校勘典籍没有多久，如今又依次升迁。凭你的文章学问之丰富，难道什么官职不能担任？你应当专心研究古训，更加造就平实的学问，朕就嘉许你。丘崈授任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的制书。敕令具官某：世代都是淮地人，熟悉淮地事务。在仪真任职考察，因称职而闻名。召入担任尚书郎，才过一个月，又让你主管漕运事务。朕每次临遣监司、帅守时，既告诫他们不要苟且附和，也告诫他们不要苟且违异。为什么任职的人各自心思不同，有的在两者之间依违摇摆，这很不合朕意。你要专一你的心力，以成就国家事务，使朕的忧虑顾念稍微宽解吗？天球、河图是秘藏之府，让你在其中供职，以光耀你的仕途。恭敬地接受宠荣，日后还会有褒奖提升。曾用亮授任江西转运判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诗不是说过：“芦苇青苍苍，白露凝结成霜。”朕遴选监司、郡守，重视他们的历练，是为了使他们的才干成熟。你天资英发，所到之处都有声誉。过去持有江西宪司的符节，又暂代章贡郡的符节，平定盗贼侵扰，从容不乱。如今把漕运事务交给你，将进一步观察你的才能。元凯被称为有才，是因为有德。你们一家世代罕有匹敌，更应努力修养你的德行，使家学昌盛。难道只是衣冠家族的盛事而已吗？唐璘授任江东转运判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从前庆历年间，谏臣修因为进言而无所顾忌，被调出担任河北转运使。当时保州尚未安宁，抵御艰难、挫败敌人，确实不能没有正直诚实、刚直敢言的人吗？国家事务多艰，倚重金陵作为重镇，在这里设置漕运帅官，关键是要与制臣共同谋划、合力办事，以扶助王室。今天的金陵，就是昔日的河北。朕近来听说你的名声，提升你为御史，你神色正直，凛然如秋霜。古人所说能够消弭淮南谋略的人，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转运事务并不是要使你劳累，只是暂借你的威望，来帮助北门重镇。朕又曾听说仁皇对臣下修说：“有事情只管说出来。”修回答说，谏官只能听到外面的传闻，越过职守进言便是罪。仁皇说：“事情如果确实听闻，难道能以中外不同为借口吗？”朕对你的期望，也是这样。张应运特转一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江东近来接连发生饥荒，你竭尽力量辅佐长官，百姓免于抛弃和瘦困，办理荒政尤其辛劳，成为最受称赞的人，因此选授等级越级提升，比群僚优厚。希望你思考报答称扬，不要懈怠你的勤劳。何处信特转一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每年考核官员有殿最的法令。你曾代理嘉禾知县，考绩以最优闻名。按法应当得到奖赏，提升一级。恭敬地接受这份美好命令。乔幼闻特转一官的制书 敕令具官某：百姓困于劳役，已经很久了。江东常平使者以义理劝导富户分财赈济，没有比这种政事更好的。属吏奉行这件事，大多不能称职；你的县却能够办成。你确实勤勉地办理职事，因此增加一级官秩，用来激励治理百姓的人。知隆庆府李艮孙转一官再任制。敕令具官某：剑阁是天下险要，古人称说一人负险防守，千人也不能抵挡。如今已非昔日，强盗横行奔突，毒害流布西土。你凭一座孤城首先迎击敌寇冲锋，维系百姓之心，振作将士之气，难道只是凭恃险要而保存下来的吗？朕不忍见六十州遭受焚毁荡平，想要巩固门户、关锁防守，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你。特升你一阶，勉力替朕留守，修缮铠甲兵器，储备干粮，警戒斥候，联结聚落，使险要关隘全都修整完备，使敌寇不能再犯。蜀道安宁之后，朕将重重赏赐你。去吧，恭敬地奉行诏命！文大渊特转一官制。敕令具官某：官职和赏赐是用来勉励有功之人的，朕不敢吝惜。武都之战获胜，受赏的有三十三人，你也在其中。读书人能够建立武功，实在并不多见。努力施展你的力量，继续建立大的功勋，难道只是按资历升一级而已吗？归顺、肃均等转官制。敕令具官某：隗嚣将要灭亡时，马援前来归顺；武周将要灭亡时，尉迟敬德被任用。豪杰之士舍弃叛逆而归附顺义，志向和节烈难道不伟大吗？怎能不厚加赏赐，以勉励后来归附的人？你们都是北方土地上的豪杰，沉着勇猛而有见识，改变道路归命朝廷，倒戈效忠。蔡地之人就是我们的人民，授予横班和遥领刺史之职，按等第褒奖升迁。这是为了表明功劳优厚的记录。你们要努力建立特殊功勋，以报答这份光荣宠遇。宋明远转官制。敕令具官某：朕挂念边疆的臣子为王室尽力，功劳虽小也一定记录，任职虽久也不会废弃。你从前奔走于军旅之间，供应粮饷从未缺乏；如今分掌符节，任职内郡，按例进升一阶，朕不会遗漏你。努力竭尽忠诚勤劳，更加谋求报效。陈一荐特转一官制。

译敕令具官某：古人说过，兼并土地容易，坚定守成却困难。河南之战中，祖宗旧有的疆土重新纳入版图，你有功劳。守戍不够坚固，并不是你的过错。为了勉励功劳，升你一秩，朕不敢废弃这一赏典。边疆事务的适宜做法，你已经熟悉知道了，竭尽力量谋求日后的成效，这就是朕报答你的方式。游震甲特转一官制。敕令具官某：从前汉宣帝尊重宠爱刺史、郡守和国相，有治理成效，便用玺书勉励，增加品秩、赏赐金钱，于是官吏贤良、百姓安定，号称中兴。朕对此十分赞慕。你资质温润，心地纯正平和，暂时离开禁中近侍之职，安抚我闽地。恩惠流布，威势施行，奸邪盗贼消失，七聚也得到治理安宁。这正是儒者中和平正的政治，确实值得崇尚。升入内阁本来是用来褒奖你的，但你谦让退避而不肯接受，朕心中很不快。姑且采用汉代增加品秩的旧例，进升你一阶，使藩镇大臣受到勉励。还应承受这份宠光，日后还会有明确的升迁。赵希傥特转一官制。敕令具官某：自从常平义仓的粮食耗损于转移挪用，只有在乡社设置仓储最为便利百姓。泰昌偏僻地处巴峡，田赋收入不满六百石，倘若遇到灾年，谁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社仓的建立，于是成为一郡长久的利益，这难道还不能说是百姓的好处吗？增加你一秩，使牧养百姓的人受到勉励。胡元琰特转两官制。敕令具官某：边疆的警报非常紧急，临事选拔人才，不限资格，往往能够得到合适的人。你近来凭葭萌县令的身份，驱逐戎人、擒获俘虏，保全百姓、平定祸乱，功勋卓然，足为国家屏障。若不是精粹果敢、跃跃然想要施展才华的人，能做到这样吗？一年之内升三秩，这是非常的典例。功劳多就应有厚赏，希望听到此事的人受到勉励。还应承受这份宠荣，更加思考报效之道。颜耆仲特转一官制。敕令具官某：盐政防务的利益，关系广泛。能够周旋调节、通达变通，不只在于兴办利益，而美好的意图也因此得以推行，难道不在人为吗？你主管东淮盐务，以盐业为职，惩治那些搜刮百姓膏血的庸吏。超越拘束，放宽盐利让给下民，而国家税收自然丰足，确实有足以称大的地方。进升你一秩，难道只是因为治理有成绩而褒奖你吗？你体念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本来就是要昭示四方，使保护养育国家元气的人受到勉励。努力吧，答扬这美好的命令。叶莫除吏部郎中制。敕令具官某：尚书郎是高等选任，而天官所属的职位尤其重要。因为将要辅佐尚书并主持考察鉴别群才，岂可轻易授予？你的声望和功业光明茂盛，任职经历也渐深。近来勤于审计，你三异韬光养晦而不显露，精通典章校勘。朕考察你的德性和内心，认为你能够安于平素操守。有时晋升为胄监属官，有时列于奉常属官，都是清要的选任。还应努力勤勉，以报答这美好的命令。黄宜除宗学博士，黄涛除太学博士，陈晋接除宗学教谕制。敕令具官某等：太学是贤士汇聚的关隘，而天家宗室的俊秀，又另设宗学来教导他们，师儒的选任岂可轻易授予？黄宜的高雅淡泊，黄涛的弘大刚毅，陈晋接的安靖恭敬，都是当时的杰出人选。你们要替我端正法度，勤勉训导诱掖，使辟雍流布道德的丰厚，使麟趾追继诚信厚重的风气，这不是很美好吗？刁起除太学博士，文复之除宗学教谕制。敕令具官某等：太学是贤士汇聚的关隘，而天家宗室的俊秀，又另设宗庠来训导他们。做师儒的人，传道、授业、解惑，道理是一样的。刁起是南方的英才，文复之是西州的彦士，朕让你们登临学校，作为表率倡导。要像家塾中教诲子弟一样，感情亲近而道理自然受到尊重，学业精进而疑惑顿时消除。果真能这样，就足以符合朕亲爱亲族、尊重贤才的心意了。刘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敕令具官某等：尚书郎是高等选任，没有资历和声望，不能轻易授予。刘炳宽厚和顺，李韶清正通达，都曾替朕治理百姓，并且已经进入朝廷。穿青绫服入直，班次和品秩渐渐升高，这不只是为了你们的荣誉，还应努力勤勉。将来被称为端平年间的良吏，那便是你们的光荣。赵汝遇除军器监丞，赵必愿除户部郎官制。敕令具官某等：整治兵器、戒备意外之患，道理在《萃》中有所阐明；不损伤财力、不伤害百姓，训诫见于《节》。而我圣门讲明实学，勇敢且知道方向，子路能够做到；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冉求能够做到。这些都是确实有可用实际才能的人。赵汝遇，你谨慎持重，职责在于修治军备；赵必愿，你明达干练，职责在于管理财赋。一人任监丞，一人任郎官，国家粮食充足、军备充实，难道不深深依赖你们吗？整治军队却不要崇尚武力，治理财赋却不要侵害百姓。这是圣门所崇尚的，也是宗室英才用来培植宗社的道理。努力吧，承受我美好的命令。赵崇晖除刑部郎官，郭正已除大理正制。敕令具官某等：朕读《虞书》，其中皋陶称颂舜的德行，十多句话全都是宽仁忠厚到了极点，而谈到刑罚只说了一句“刑故无小”。圣人崇尚德而不崇尚刑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赵崇晖明察而不苛刻，郭正已通达而有操守，历任中外，能干的声誉广为显著，朕非常嘉许你们。一人升任刑部官员，一人任大理寺正官，你们要牢记“一成不变”难以实践的道理，体念哀矜而不喜悦的心意。重视民命，正是使国家根脉长存的办法。敬慎奉行吧。张涓除阁门宣赞舍人制。敕令具官某：上阁是清要的选任，以武臣爵位登任，十分少见。武都之战，你有奇异的功勋，不授此职便无法酬报。如今敌人自取死亡，又重蹈覆辙，正是你建立功名的时机。努力吧！美好的官职和显赫的赏赐，朕绝不吝惜给你。魏了翁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荆湖军马制。敕：谋划安定诸夏，任用有大德大才的儒者。荆楚是国家的西门，长江上游的形势最为重要；枢密院如同天上的北斗，统领外地藩镇的全部权力。于是提高端明殿的地位以升高班次，壮大元帅开设府署。广泛发布诏令，以此使军队和国家的谋划协调和美。具官某：你的德性纯粹，学业宏大；气节完备，操守刚劲；声望为万人所归，如中流砥柱。学问承继百圣而无愧，堪为大雅的典范，儿童都知道你的姓名，草木也仿佛认识你的威名。如今让你越级任职于大僚之列，将共同兴举各项政务。正逢边境骚扰，我南部边疆是祖宗积累三百年的基业，应当设法保全这艰难创成的事业；东南聚集生息的亿万户百姓，也急切需要谋划安定。环顾朝廷群臣，谁能担当这个任命？不必等待灵龟协助占卜，众人都推举你为声名卓著的人。然而责任越重，所受责成越艰难；任用越重大，宠遇也应越厚重。要革除拘束牵制的积弊，杜绝意见异同、互相离间的浮言。军队和财赋都满足你的需要，属官僚佐可以由你自由选用。朕的心意已经决定了，只等你与朕共同前往视察。身在军中必获吉祥，要加重你统领军务的寄托，充分显示威慑敌人的气势，联合熊罴般的力量从侧面夹击戎军，扫除豺虎般敌人的踪迹，以求使众多将士得到安宁；同时壮大岷山、峨眉山一带的声势，援助遂州，清除河洛地区的尘埃和污秽，使天子在你的邦域得到安定，这就是长远的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任用真正的儒者，天下便没有敌手；应当以此话为验证。等待卿穿着衮衣归来，辅佐我实行垂衣而治的政治。李埴除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兼修史制。敕：朕尊重延请年高德劭之士，嘉奖推重著名儒者；提高秘殿的品秩以使其荣升，专门把修史的大权交给你；在祠庭中位居首列并授予品秩，使你陪侍经筵，时时参与清晨朝会的议论，在政务道路上观望仪范。具官某：你以智慧使国家昌明，以忠诚侍奉君主；品评人才才华高妙，领会《十志》《八书》的奥秘；学问渊博，源流深厚，处在一翁二季之间；又出入历代朝廷，晚年操守凛然孤高。如今新政教化开始，召你主持禁庭，正要借重你作为任用人才的储备，你却突然生出浩然归隐的志向。朕用尺一诏书晓谕你，前后不止一次，你听到了什么才肯前来？是因为一心遵循为国效力的原则，不得职任便离去的过错，实在在朕这里，难道还不能给你隆重的礼遇吗？何必以年老力衰为礼数借口？因此把神京的真正馆舍交付给你，越级授予学士的高班，让你在金华殿穷究学业，使光辉流传于史册。你的嘉谋就入朝告诉朕，还要依赖你的规谏；国家大事，朕也将与你共同听取商议。更加竭尽忠诚吧。崔与之除端明殿学士、广东经略制。敕：朕想任用有声望的人，共同渡过时艰。天下最受尊崇的有三种人，向来推重乡里的长者；王者所制定的爵位有五等，尤其重视统帅的权力。于是把符节旌竹的荣宠，交给乡邦父老所寄托的重任。具官某：你是国家的蓍龟、世人的典范。在朝廷议论政事，著有声望，从不肯阿附权贵；镇静治理蜀地，声誉卓著，后来归卧山林。自从调任以来，朕认为你可以整冠出仕。你的班次独高于八座大臣，为什么奏疏却两次听不到你接受任命的消息？正逢蜂拥般的变乱兴起，戎人想保住羊城而平定祸难，朕让你宣示上意，以充分符合百姓的期望。大夫中谁能担当此任？广泛考察公论，超过老臣的没有别人。朕内心独自决定，提升你为端明殿学士，便在乡邦建立统帅府。威名远播，奸邪盗贼暗中消失。不用十天一个月，就能看见你一声号令而局势平定。朕知道你平素践履慕古良臣的道路，每次熟读你的来章，都在前席召见时反复感怀。相见为什么这样晚？虽然暂时烦劳你的牧守驾驭之才，何不归来吧，施展并大大扩充经邦济世的事业。曾三异除秘阁校勘制。敕令具官某：蓬莱、方丈这样的胜境，必定要有老于词学的人悠游其间，这也是国家的光彩。你的年资和德行值得敬重，精神神明并未衰退，让你登上木天之署，更加充分阅读过去未见的书籍。努力吧！以后还会有褒奖和升擢。许应龙除国子司业兼礼部郎官制。敕令具官某：先朝选拔儒者英才担任成均长官，每日延请诸生相互切磋，以求成就自己的学问，不只是勤于课试、谨守规矩，所以人才兴盛。自从风俗衰败、人心受损，士子全都随波逐流、随风倒伏，不再有先辈的典范，朕对此非常忧虑。你的操行纯正和美，不自我炫耀，让你作为众士的榜样；声誉和处世都很和美，正好坐在小司成的位置上，难道只是为了你的荣誉吗？从前闵子马说过：“年少时不学习，那么苟且也可以；但苟且造成的祸患很大。”你要率先激励后进，不要使学业荒废，国家将有所依赖。努力吧！何琮除知福州制。敕令具官某：转运管理七闽，事权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种职任。统帅无所不统辖治理，军队有训练治理的方法，面对百姓则要实行安抚整合的政务；没有宏才大略的人不能胜任。如今选用你，是因为你禀赋宽宏，操行严正高洁。自从列入朝班、登上言路以来，不必等到另行改革禁令，四方的贿赂馈赠已经进不了你的门。出任将帅，奉命出使，负责运送粮饷并宣劳将士，正值多事之秋，只一声指挥便迅速平定。晋升延阁，交给你帅府的重任，正是因为你的抱负不能限制在一种职务上，所以让你总领方伯、连帅的权力，穷究《诗》《书》礼乐的蕴含。军政既已整饬，百姓生活都得到安定，这些都要依赖你。还要努力创造美好政绩，使其传到朝廷，不久就要召你入朝了。彭铉除直秘阁，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制。敕令具官某：五羊之地远离天子，兵卒强悍难以制服，使一道震惊。朕起用元老殿中的旧臣，乡邦的乱事才平定；回顾内外群臣，谁能继任？你是名臣之子，素有美好声誉。我宁考念及你父亲旧日的学业，提拔你的兄弟，还是眷顾你的父亲呢？你由详刑之职代理帅府，委托寄任已经很隆重。你能够称职，于是就任命你为正式官员。世俗儒者多柔弱，强健的吏员又少有仁心。敬慎奉行吧！能够仁厚而不懦弱，收敛奸邪、安定百姓，朕就嘉许你。郑昼知琼州制。敕令具官某：琼山隔着瘴气弥漫的大海，中岛上夷人杂居，近年来局势曾反复不定，朕想得到贤能的牧守去安抚平定那里。你掌管关决防府，熟悉南方事务，前往替朕安抚那里的百姓，施行我美好的教化，这样就使朕心欢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防斋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十。宋袁甫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