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斋集卷十一

译送赵从道（名隆孙）赴福州通判任序 天地和我说同样的话，就多余了；我和天地说同样的话，也多余了。这是至理之言，却为什么说它多余呢？唉！明白的人知道它为什么多余，不明白的人不知道它为什么多余。三山别驾赵君将要出任风月之地主人，来山中访问我，并且临别请求我说一句话。我已经病了，又有什么可说？试问风月与我相同吗？我与风月相同吗？万籁都止息，境界湛然清明，在这个时候，风月尚且和我彼此忘却，哪里还看得出它与我不同？亲自被簿书事务役使，负责防务，处在这种时候，风月和我截然分开，哪里还看得出它与我相同？想要做官吗，只怕上面不了解我，使我的职分不能尽到。风月是同还是异？想要休息吗，就想念泉石的清雅情致，望着故乡而怀归。风月是同还是异？处在喧闹之中却能与风月交游的人，我见到的也很少。喧闹既然同风月隔绝，闲静却想要亲近风月，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够亲近呢？那么没有闲静和喧闹的分别，在动静之中都可以谈论风月的真正趣味了。但这难道容易达到吗？难道终究不可以达到吗？别驾具有超逸的才华，志向在于古人，又勤敏好学，他将来的进步难以估量。听了我的话，他拱手应答，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送赵庶可秩满归乡序 任用和弃置难以两全，通达和耿介难以兼备，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喜欢行动的，专一于被任用；喜欢安静的，专一于被弃置；只顾自己，专一于耿介；顺从他人，专一于通达。哪里有既可任用又可弃置、既能耿介又能通达的人呢？稽山赵君庶可，锐意于职掌事务，是可以任用的人。谈到出仕和退处，他脸色忧伤，显出想要退处的样子；坚定地守住界限，是耿介的人。考察舆论，众口一词称他有通达的才干。世上的人能够像庶可这样，大概很少。虽然如此，事情和机会正将到来，退处就不必谈了。才干像庶可这样，通达又何必值得称道呢？暂且放下这些，敢问他的知见怎样？是他要用自己的才能服务于世，还是他被世所用？如果说是被世所用，那么庶可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我期望庶可能够用自己的才能服务于世，而庶可却不肯以服务于世自我期许，我对此很困惑。又问耿介怎样：他是否无论到哪里都能保持耿介？还是只有在某些时候才耿介？如果说只有某些时候耿介，那还不能算难能可贵。我希望庶可能够无论到哪里都不失耿介，不知庶可果真愿意听我的话吗？我常常怀着这些想法却没有说出来，庶可来告别时，我恰好抱病闭门，没有相见的日子；这些话如果不说，就终究说不出来，对庶可便有所辜负，所以最后还是说了出来。所谓有任用、有弃置、有耿介、有通达，都是人自己设置的名称，道本来没有这些分别。如果真正得到道，就会广博深厚、如渊如泉，并且随时自然流露，哪里还会有任用、弃置、通达、耿介的痕迹呢？凡是显露出任用、弃置、通达、耿介痕迹的，都是计较安排后做出来的，离道已经很远了。我将引导庶可进入道，完全抛弃世俗的见解，卓然有志于古道；忘却爵禄才能服务于世，忘却宫室、妻妾以及所认识的贫困者才能服务于世，忘却自身才能服务于世。一定做到这样，才可以谈论任用。《易》说：“耿介如石，不终日，贞正吉祥。”孔子又阐发说：“耿介如石，哪里用得着一整天？”防守本心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将无论到哪里都不失耿介，又岂只是眼前拘拘守节的小丈夫所能做到的呢？只守一节的防范，也只是一节而已；只在一事上敏捷，也只是一事而已。道像大路一样，平坦正直，四通八达，没有拘束阻碍。那么求道有方法吗？回答说：有。方法是什么？回答说：在于明白自己的本心。请把这个道理作为对庶可的勉励。徐逸平集序 学问有源流，人有传授。逸平徐公自己说，他的学问得自萧先生；萧先生又得自龟山杨先生，大概属于伊洛一派的学问。看逸平所著的书，源流传授的关系大概都可以知道了。但我深深敬重逸平，不只是因为他的言论，还因为他的行为足以符合他的言论。《礼记》说：“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言辞这种东西，难道是君子所看重的吗？枝叶繁盛，根本就会衰弱。平日亲身实行，如果确实无愧无惭，发而为言，这才值得珍贵。逸平相信自己平素的学问，恬淡安然，不把仕进放在心上；他的行为在乡里得到信任，众人都以他为师、尊敬他。五峰胡公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在往来书信中也称他为先生，那么他的品行卓异，哪里只是言论而已呢？我已经替逸平写了墓志，江山王令又收集他的遗稿，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于是得以看到这些遗稿。《中庸》说：“言语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言语。”这不正是在说逸平吗？

译许主簿《大梁集》序 端平初年，天台许君以舒城县主簿的身份押运部队粮饷，从淮地到达汴京，凡是经过游历的地方，想到周王朝旧日的事情，看见《黍离》之诗所写的景象便兴起感叹，于是作成诗篇，抒写自己徘徊凄怆的情怀，题名为《大梁经历集》。朝廷官员写信慰问他说：“东西两路进军，所向无敌，天府已经收入版图，关洛就在眼前，应当创作铙歌鼓吹之曲，来彰显太平盛世的盛况。”唉！如今阅读这部集子，所谓铙歌鼓吹，竟然一转而成为这样的吗？只见他在亳、汴之间往来，战战兢兢地恐惧，粮草误期，罪责可能不可预测，哪里有空暇歌颂太平盛世？然而士人应当通过职务表现自己，计算粮草、使牛羊茁壮成长，长期如此正是我的职分；难道一定要选择不劳苦又不繁杂的职务，才可以尽到自己的职责吗？如果以不劳苦、不繁杂的职务自处，那么劳苦繁杂的职务将由谁来承担？至于用委婉讽谏的体裁，本来就是诗人的常法，但这部诗集并不是委婉讽谏。许君自己说，诗文曲折却有正直的体裁，又拿玉川子卢仝的《月蚀诗》自比；这些作品发自忠义，难道不是天性如此吗？任职就不推辞劳苦，作诗又不献媚谄谀，许君确实是个可取的人。我又看了他论述淮西有利措施的五件事，都是亲身经历所得，最为详细完备；至于极力说明固守长江、清空野外的弊病，并把精密间谍工作、安定淮民列为急务，可惜没有能够上达朝廷。唉！世上怀抱孤忠、心存隐忧而不能上达朝廷，像许君这样的人，大概很多。假如有人能够把他们表彰出来，即使还没有空暇歌颂国家的盛大，也足以伸张草野之士的正气；下面的意见能够上达，上面也能够施行，治愈百姓的疾苦、挽回生机，这就是歌颂国家的盛大。又何必一定要铙歌鼓吹呢？许君到我乡里来访问，如今将要告归，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无倦序》示江东幕府属员 把不能按期完成会计作为大事，贾谊曾讥笑这种做法；把心力专门放在按期完成簿书上，王吉鄙视这种做法。知晓道理的人都把这些话当作格言。虽然如此，簿书和期限考核也不能废弃，关键只在于所谓簿书和期限考核究竟是什么。 《周礼》说：“以互相参验考核每日的成效，以月度总计考核每月的成效，以年度会计考核每年的成效，并且特别记载在司会的职掌中。”这样看来，互相参验、月度总计和年度会计，就是周人的簿书；日、月、年，就是周人的期限考核。他们那些官僚的讲习，深深地包含着治理体制的长远思考；早晚筹划的事情，隐约包含着关于民生长久的谋划，不以虚名从事荒诞欺骗，记录在典籍中的都是实事；不把光阴交给等闲，考核日月的也都是实际的功绩。这就是周家用来激励臣工、修治各项政务的办法，不同于汉代崇尚刀笔小吏的做法。由此说来，像汉代刀笔吏那样的簿书期限考核固然不可取，像周代那样按日、月、年进行的簿书期限考核，难道唯独不可取吗？我没有才能而暂任指挥，幸而每天与诸位兄长相互共事，名义上虽是同僚，实际上却是朋友。凡是本司施行于郡邑的事情，以及郡邑上报给有司的事情，无不是明确切实、有利于百姓的政务；世人所谓催促办理、捶剥搜刮等事，一概没有。近来由于驿站文书往来多有拖延违误，所以分别委派贤能的同僚来疏通阻滞，并且设置簿册、规定期限而加以严密管理，这样似乎就可以了。然而我认为，那种深远地思考治理体制、隐约谋划民生长久的事情，难道只有周人能够实行吗？尤其是我们儒者应当孜孜不倦地讲求而不能片刻懈怠的事情。因此重新设置这份文册，把有关事务略列如下：一，赈济荒年的政务，自去年冬天直到现在，发放钱财、散发粮食，数目极其庞大；汇集核算的期限既宽，分类聚集也非常困难。无论是常平、劝分、献助、赈济、出粜，都要核实数目，查考欺弊，综合处理而又细密周全；这样之后，一个部门的事务才或许没有漏洞。从今以后，百姓有艰难困苦，官府有施舍救助，哪里能容许以已经结案为借口推辞？凡属这类事务，上关朝省，下达州县，公文移文不交给胥吏办理；如果不依靠贤能的同僚，谁来帮助我？一，秋收所希望的是丰熟，四十三县之内，各地有没有米、粜米的本钱多少，都必须审慎核实，斟酌得当。招商运米，要核查官方凭证的往来；和籴买粮，要察看吏卒的奸弊。然后米船才会集中到来，仓廪才可以充实。一，救荒与除盗，治理的道理实相贯通；预先防备意外，古代已有明确训诫。平安无事时尚且不能松懈，何况在多难的时期呢？锻造戈矛，准备弓箭，每一件事、每一样物品都不能缺少。器械准备齐全后，尤其贵在检阅训练；配合本司所管的衙兵，教他们射箭技艺，用旌旗和赏赐来激励他们，可以使人人都精通熟练。市井之间还有所谓良家子，近来军兵练习射箭，这些人欣然前来聚集。盛暑之月，暂且让他们稍稍休息；如今凉风已经到来，可以重新沿用旧日的做法了。一，江西、福建的盗寇退到靠近铅山、贵溪、安仁、余干各县的地方，贼徒的行动和止息，应当周密掌握；官军的利弊得失，也应当彻底查究。报告文书装满箱子，汇集编排还没有完成，应当把各郡县的名目按类别区分，不要互相混杂。此后陆续送来的报告，也要随即归入类别，使事情的脉络源流一目了然，这确实是近来的急务。一，天下万事没有钱财就办不成；本司没有创造财源的办法，只有节省财用的政策，严格约束、稽查和防范，责任必须专一。除此之外，告命中积存留滞的，可以劝富民争相出售；僧牒发放的，可以多委托人转卖。这些都是充实粮食根本、建立充足兵力基础的办法。一，兵灾和荒灾的祸患固然十分惨烈，而差役的苦楚也同兵荒一样，兵荒 杀人的行为尚且有时会停止，差役杀人的行为却没有停止的时候。如今总册、防尾帐中设置差役，看起来似乎周详整齐，但也还不值得深信。认真奉行此事，最重要的是使贵州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专心讨论，尤其在于让幕僚承担责任，使役户得以逃脱，免受胡乱差遣的骚扰，使乡民免除倾家荡产的忧患，这难道不是仁政中最重要的事情吗？一、古人先使百姓得到安定，然后才致力于神事。昭明灵祠已经历多年，祈求雨旸，无不得到响应。如今议论更新庙宇，召集工匠、估量材料，难道能没有人提纲挈领吗？有人说修建神祠似乎不是最急迫的事，却不知道治理政事的道理，只是顺应民心罢了。全城的人没有不尊敬、信奉、向往它的，正应当顺着民心来办理。何况祭祀当地山川，是古代的礼制。如今的监司，就是古代的方伯、连帅，难道可以荒废侍奉神灵的礼制吗？列举的这些事项，无非都是紧要事务，分别交给幕属，各自办理。但其中有些事情脉络相连，又应当彼此协调统一。分工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分工，仿照《周官》所说每日考成、每月汇要、每年总会的意思，大家共同珍惜光阴，齐心协力，期望取得成效。现在以三日为期限，我将在这本簿册上批问：某事目前办理得怎样，某事应当怎样施行。

译诸位兄长请各自在簿册上陈述意见。开始时似乎琐碎烦杂，但日积月累，经过一年又一年，功业成效就会显现，始终贯通。这既是治理政事，也是做学问，实行它只在于尽心罢了。所以把它命名为“无倦”。《赠钱融堂诗序》融堂从淳安来到歙县，我请他进入郡学讲授经书。他首先讲立志，接着讲颜子问仁的一章，阐发解释其中的道理，最为确切深切。所谓志，并不是别的，只是立志于仁罢了。仁是多么伟大啊！它充满宇宙，遍及六合，接触于耳目，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哪里不是仁的本心浑然完整、贯通无碍呢？这颗心就是仁，不必劳心向外寻求。人所忧患的，只是不能立志罢了。我虽然不聪敏，请融堂入学讲书，是立志于仁；融堂为求学者阐明大意，是立志于仁；我率领官僚到学校听讲，教授率领诸位朋友都来听讲，是立志于仁；各县县令分别勉励本县士子，融堂贤能的弟子从远方来听讲，众多士人济济一堂，洋溢着曾点在舞雩咏归时的气象，是立志于仁；我又想率领后来到来的本县士人，以及同僚的子弟，请融堂入学再讲，是立志于仁；融堂教诲诱导学生不知疲倦，又留下来继续讲学，如今接受这次邀请，是立志于仁；融堂不只用言语启发他们，还将同诸位朋友相互切磋磨炼，以求获得光明、日日更新的实效，使言语和行为相称，不愧于古代贤者，是立志于仁。其他郡听到这种风气的人将会说：学校官员造就士人，又能寻求扩大他们的学问；郡中僚属不把这件事看作迂腐空疏，又能帮助成就教化，于是使淳安的师友相互跟随来到歙县，歙县的官员和士人也共同仰慕并前来请教、辨析、讲习。两地的士人和睦融洽，以道义为乐，日后人才由此兴盛，这就是立志于仁。我离开父母膝下，暂代这里的职守，从今以后勤勉不懈，一心想着百姓，更加努力弥补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希望不辱没朝廷的任命，也稍稍安慰老亲的心怀，这就是立志于仁。同僚从今以后修治自己的事务，敬慎履行自己的职务，对内不欺骗自己的良心，对外不虐待百姓，对上不辜负君主，这就是立志于仁。士人的习气既然已经改善，就把这种风气推及百姓；凡是你们的父兄子弟、乡党邻里，都相互讲授，彼此劝勉，使歙县的百姓从此知道学习道义是急务，孝悌应当放在首位，迅速革除旧习，恢复本心，使礼义得以兴起，风俗变得美善，这就是立志于仁。所以说：仁是多么伟大啊！它充满宇宙，遍及六合，接触于耳目，体现于日常生活，哪里不是仁呢？求学的人要努力，使本心保持虚明，常常像听讲书时那样，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是有志了。不被意念扰动，不被欲望牵累，战战兢兢地守护它，时时刻刻地践习它，连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它，那么仁就常在自己身上了。我赞赏融堂善于阐明圣人的旨意，于是作诗来歌咏他。《赠徐通甫【名士龙】序》三衢徐君将担任惠州的学校官员，临行时，四明袁某设酒为他送别，并说道：“您的气质相貌纯粹平和，仪态闲适高雅，我想您的胸中一定愉悦怡然，有一种自得之趣，这不是我所能达到的。我拿什么来赠送给您呢？虽然如此，怎么可以没有赠言呢？”从前我的老师孔子说过：‘多听取意见，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又说：‘颜回的为人，选择中庸之道来实行，得到一项善行，便牢牢记在心中，恭敬地奉行而不失去它。’天地之间充满的都是善，也都是中庸。那应当怎样选择呢？回答说：用心来选择。心就是善，就是中庸。用这颗心来选择，用这颗心来获得，用这颗心牢牢记住并恭敬奉行而不失去。颜子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尚且谨慎选择，何况后来的求学者呢？我和您谈论学问，还没有穷尽精微之处，但私下已经窥见一二了。圣人的经典明白昭著，真像日月星辰一样；传注之学越多，反而越加昏暗，您可要谨慎选择啊。” 《赠东嘉刘君序》求学的人贵在具有接受道的资质。甘味能够接受调和，白色能够接受染彩，是因为它们具有美好的质地。若既不甘也不白，那么即使有五味五色，也不能接受它们。色味尚且不能没有美质，何况求学者对于道呢？所谓资质是什么？就是忠信罢了。忠信就是人的本心，离开忠信而寻求本心，都是妄想。东嘉刘君从婺州经过三衢，对我说：‘我到校书徐先生那里求正，望见他的容貌，还没有开口，敬意便自然产生了。这话说得真好！’刘君能够省察这颗心，常常像侍立在校书身边时一样，这就可以说是忠信了。《赠王伯友【名埙】序》《中庸》引用《诗经》说：‘妻子和谐相处，就像演奏瑟琴；兄弟已经和睦，和悦快乐而且深厚。使你的家庭和顺，使你的妻子儿女快乐。’孔子说：‘这样父母大概就顺心了吧？’唉！所谓和好中的“好”，难道是世俗所说的好？所谓和乐中的“乐”，难道是世俗所说的快乐？这些全都是道。兄弟、妻子、儿女都顺从道，父母就没有不顺心的，这才可以说是孝。兄弟、妻子、儿女有一人不顺从道，就不能算是合乎道的和好，也不能算是合乎道的快乐。不和好、不快乐，父母就不能顺心，这不是孝。对待已经亡故的父母要像对待在世时一样，父母不存在生死的区别，难道可以因为已经去世，就不思念并报答他们无穷的恩德吗？孔子说：‘射箭很像君子，射不中正鹄，就回头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兄长、作为丈夫的人，也可以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风从火中产生’，《家人》卦讲的正是反求自身的道理。我读《中庸》，因伯友的行为有所感触，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也借此警戒自己。《赠新昌俞君序》我卧病在乡里，新昌俞君亲切地前来拜访，袖中拿出长笺，说他来见我的原因并非别的，是有事情要请教。他引用《孟子》“反经”一章，难道是有志于正统的学问吗？《孟子》七篇最后论说古代贤人圣人，说有的人是见到他们而知道，有的人是听到他们而知道，中间相隔动辄五百多年。从孔子以来，不过一百多年罢了。知道孔子的人是谁呢？难道不是孟子自认为的吗？他所见到的是什么？所听到的是什么？所知道的是什么？这些不是语言所能完全形容的。把它同前一章“反经”的论述联系起来看，是相同还是不同呢？孟子引导我们，却没有把话说尽，后来的求学者被蒙蔽而不能领悟。唉，道难道终于要昏暗了吗？俞君回去后寻求这个道理，自然还有可以作为老师的人。

译《赠王志叔序》志叔担任齐安录事，漫堂刘公已经给他写了箴言，他的兄长去非又为他写了跋。我还要说什么呢？然而漫堂曾对志叔说：“防明不必担心达不到，只担心迎合长官的意向罢了。”志叔经过秋浦，对我说：“我谨慎奉行这条箴言，专心研究狱讼，把审察狱讼看得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平心静气，亲自提审囚犯，不施加刑罚拷打，不许胥吏说一句话，因此囚犯没有不把实情全部吐露的，这不也是明察吗？我做官三年，每天都像第一天那样约束自己，任期届满时，划着空船回去，这不也是廉洁吗？”曾有巡检司抓获盗贼，报知县里，县里上报州及臬司。志叔因为没有查获赃物而怀疑此案，追问盗贼赃物在哪里，盗贼说已经把它扔到水里了。志叔更加怀疑，禀告宪司把盗贼分置三处审讯，宪司依照他的话办理，三处都报告说他们不是实在的盗贼，于是得到释放。假使志叔没有特别的操守，决不能这样做；那么他不阿谀长官、不违背这条箴言，确实有证据了。我常常忧虑世人只会诵读善言而不修实行，像志叔这样不辜负漫堂和兄长的教诲，能有几个人呢？求学问是没有穷尽的，志叔要努力。从今以后每听到一件善事，都能亲身实行，使自己的话得到落实，那么就可以接近古人了。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赠严坦叔【名粲】序》坦叔具有才干和学业抱负，有志于当世。以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记忆的情况来看，才干像坦叔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坦叔以诗歌闻名，构思推敲细密到毫发，似乎不是那种豪放磊落、超越规矩的人。等到遇到事情，他却挺身直前，勇气无人能抗；喜欢结交豪杰之士，握手之间吐露心腹，和有志功名的人相约，也乐于同他们共事。我每次同他交谈，都深知他的志向，他一定不会白白地做一世人。他善于谋划，能够防患，心思缜密而通达，反应敏捷而又能耐心坚持。坦叔的才能，无论细微粗大、容易艰难、繁杂剧烈，都没有不能施展的地方吗？士人本来以有用为贵，然而能否遇合，是时势决定的，怎么可以抱有固定不变的期望呢？我已经老了，和坦叔同僚三年，他的帮助无法一一列举。一天，他告别我离去，请我写“悦心”二字，对我说：‘我还没有考虑参选的事，想回去后研读旧书，寻求自己内心真正的喜悦，请您把这两个字大书写下来，让我悬挂在居室中。’我说：‘这就得到了。’于是写下来并为它作序。《赠赵君是【名韪夫】序》我和君是都是甲戌年进士。绍定己丑年，我掌管江东的财赋事务，君是正在幕府中。适逢年成歉收，商议赈济借贷，政务上君是确实有所帮助。庚寅年冬天，我主管臬司事务，仍然掌管财赋，和君是一同前来。君是办事敏捷，善于斟酌，三年之中，开仓赈济、劝导富户分粮；地方辽阔而事务繁多，实际恩惠难以下达到各处，最终选择属吏加以考察核实，必定先考虑君是。严冬酷暑，漕司、宪司把仓储分配到各郡县，审理囚犯时君是代我前去，洗雪冤屈、宽缓拘系，总能恰当地合乎情理。我刚到番地时，把君是留在池州；我巡视所属地区，又因臬司事务把他留下来办理，弥补疏漏，真是辛劳啊！正好任期届满将要离去，于是谈到同年进士：如今应当做显要官员的有这样一些人，才能平庸的有这样一些人，已经显达却中途受挫的有这样一些人，长期困顿而逐渐通达的有这样一些人，还没有取得官籍的又有这样一些人。得失升沉，是天地所赋予的命分，丝毫不会差错。只是要寻求不丧失、不沉沦的东西，在于自己罢了。君是奉养老母，为了俸禄供养亲人，安闲恬淡，从容自守，其中的意味非常长久，平素的操守始终不改变。听任这一切由天安排，使后来的观看者说：甲戌科所取的人才像这样，这就是显扬亲人的大事了！谨以这些话赠给君是。《赠王次防【名与之】序》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士人各有自己的志向，有的立志于建立功业，有的立志于守护名节，有的立志于辞章学问；而最高一等的，是立志于道。他们景仰前代贤哲，各自随着自己的器量、规模，有浅有狭，有大有小。至于景仰圣门的高弟子，就一定是立志于道的人。当曾点铿然一声放下瑟时，他从容说出的几句话，真好像处在春风和气之中。今天台王君有志于此，用“与之”作名，又用“次防”作字，难道仅仅是志于功业、名节、辞学而已吗？道就是本心，与天地同体，虚静明彻，不可用言语形容。曾点大概已经对此有所契合。孔子思求中行之士而不可得，所以又想求狂者；狂者也不可得，又想求狷者。狂者、狷者都接近道，而狂者尤其勇于前进。道，次防要努力啊！东岩就是沂水，学生就是童子和冠者，咏归的快乐就是当时的气象。这距离我们又有什么遥远的呢？又 具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意义，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大概是前代儒者确切的论断吧？王君次防撰作《周礼订义》，我还没有能够全部看到全书，也还没有看到次防所写的《诗经》解说。唉！解说《关雎》《麟趾》的诗容易，实行《关雎》《麟趾》所体现的教化，只有三代的圣王能够做到。后世的汉高皇、唐太宗，尚且不足以达到这一境界。既然如此，《周官》的法度什么时候才能实行呢？回答说：圣人的经典与天地同在，世道有否有泰，道却没有终极。有圣王兴起，能够克制自己以端正根本，整治家庭以示范万物，使宫廷和府署成为一体，使朝廷和国家如同一个人，身边的近臣、侍从都是贤士；后妃嫔妇没有私下请托而导致废置，诛罚赏赐全都出自一人之手，而奇邪不正的习气没有丝毫从中作乱。这就是《关雎》《麟趾》的教化，也是《周官》法度得以施行的原因。我虽然没有看到《诗经》解说，本来也可以用心领会了。孟子谈井田、爵禄制度，而根本在于端正君主的心。我听说次防撰写经学论说非常丰富，端正君心的要旨或许就在其中。可以允许我全部看一遍吗？

译《赠真仁夫【名志道】序》万物生长而开花，开花而结果，它们生生不息。秋冬时收敛收藏，万物归于根本；春天阳气和煦，生机充盈。生机并不等待春天才有，在收敛收藏的时候，生机已经包含其中了。《诗经》赞美农事说：“果实包含着这种生机。”所谓“包含”，就是用来形容生机的奥妙。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趋向浮华而抛弃实际。孔子感叹说：“有的禾苗长出却不开花，有的开花却不结果。”不只是车服、宫室在外表上的繁丽装饰才叫浮华，辞藻的华美、声誉的显赫，也属于浮华。早晚奔走驰逐而不返回自己的根本，对于实际又有什么呢？阳处父、张茂先都因为浮华而无实导致失败。邢颙担任魏曹植的家丞，刘桢担任庶子。曹植疏远邢颙而亲近刘桢。刘桢劝谏说：“君侯采摘庶子的春花，却忘记了家丞的秋实。”世人把这看作名言。因此，才能超过德行，叫作没有实际；辞藻超过行为，也叫作没有实际。实际如果不足，即使是仪表堂堂的子张、屡次射中的子贡，离道仍然很远，何况其他人呢？仁夫是西山家中的兰玉。有一天他向我请教，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名或字作为每天省察自己的依据呢？’ 道在哪里？就在仁。仁在哪里？就在侍奉父母。西山是如今天下端正的人，他欢娱侍奉在父母身边，把自己全心投入学习，收敛精神精力，以充实内在的美德。那么别人从他的容貌、言辞、神色之间看见他，自然有无法掩盖的东西了。起初我见到你，还担心你会骄傲；如今再见到你，骄气已经被铲除了。我退下来后向别人询问，大家都称赞你是优秀的公子。但我仍然替你感到不足。孟子谈仁的实质，既说是侍奉父母，又把它推及义、智、礼、乐，说：‘快乐就会产生生机，有了生机怎么会停止呢？’唉，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奥妙。这就是所谓仁，这就是所谓实际。你如果果真有志于此，就要深耕土地，及时除草，不要忘记，也不要妄自助长；即使走到千里之外，也要常常像经过父亲庭院时那样战战兢兢，像珍宝金玉一样自我持守。如今称你为优秀公子的人，将来又会说：‘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一定要使别人称你为学者，西山老人的心才会得到安慰。这样才可以说有实际，才可以无愧于这个名和这个字。请让我用“实之”作你的字，并因此作这篇文章。你回去后，把它呈给西山老人和我的朋友汤伯纪，他们一定会说“是的”。《赠沈智甫【名省曾】序》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沈先生在发策中的言论，直接触犯当时的禁忌，只是因为他事先已经把轻视利禄的心立定了。假使他所看重的是利禄，尚且不敢稍有违逆触犯，何况敢于从弊病的根本、病痛的骨髓处进行攻击吗？像端宪沈先生这样宏大的志趣、深厚的见识，可以说已经通晓轻重的分别了。前任正臣献公曾说，先生年轻时在乡校读书，专心刻苦地求学。书斋前有竹子长得很茂盛，他常常在竹丛中读书，声音洪亮流畅，听见的人都肃然起敬。严寒时袜子里没有絮，他就用小篮子装旧纸，用来暖脚。前辈所说士大夫必须先能咬得菜根，才可以有所作为，说的就是先生吧？唉，正因为他如此，所以能够崇尚气节，笃守道义，把官爵看作身外之物，官爵哪里足以动摇他丝毫呢？当他在上虞任职时，官阶低微的县尉，所发的策问却深深感叹理学不明、风俗衰败，于是以扶植公议为主旨。等到担任学官，又认为身在朝廷而道不能实行，内心感到惭愧不安，如今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了。他大概是想启发宰相，使宰相以下的人产生惭愧羞耻之心。况且败坏天下国家的是私意，只有一个“公”字足以医治它；败坏士大夫节义的是没有羞恶之心，只有一个“耻”字足以医治它。这两味良药，切中病入膏肓之处。人们只是感叹它们善于医治弊病，谁知道沈先生胸中光明磊落，不把得失利害放在心上，然后才能提出这两个策问呢？否则，他难道不能随世俗俯仰，和众人说相同而又含糊阿谀，写出寻常科场中的策问之语，却偏偏这样明目张胆、慷慨深切吗？前一个策问尚且为世人所容，后一个策问就不能安处朝列了。先生又有什么损失呢？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我因此敬佩并信服先生的心志。嘉熙二年十一月己亥，恭敬地写下这些话交给先生的儿子、别驾智甫。《赠祝君泌序》康节的《观物篇》，它的学说是从老子那里来的吗？老子说：“使心灵达到极度虚静，坚守宁静。万物一齐生长，我由此观察它们返回根本。”这种道理难道只是老子的吗？《易经·系辞》说：“设置卦象来观察形象，万物都有其象。”又说：“圣人看见天下事物的运动，观察它们会合贯通的规律，万物都在运动。”老子守静而观察万物复归，实际上是动；《易经》观察事物的运动，实际上是静。什么运动不是静？什么静不是运动？阴阳刚柔相互以对方为根本，知道这个道理才可以观察。祝君喜爱康节的《书》，我把“观物”二字大书送给他；这并不只是“观物”，而是从“观”本身入手。观察自己的生命，就是观察百姓。“大观在上”，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我什么？祝君要认识它。《赠包进士序》唐人写字，有的选择精妙的墨，有的不挑墨，二者虽有不同，却同样凭借书法使自己闻名于世。大概是因为胸中自有书法，书法不在于墨；墨确实好，本来足以帮助书写得洒脱。如果胸中自有所得的情趣，即使不挑墨，又有什么不可呢？虽然如此，学习选择好墨容易，学习不挑墨却难。我不擅长书法，难道敢去面对困难吗？请暂且选择容易的做吧。包君所写的字给我看，很能启发我，而且我已经把它珍藏很久了，还需要等待更好的。唉！事物要经过长久才显现，人哪里只是墨如此呢？《赠项吉甫序》我已经写过《耕乐说》，端平丙申年，我获罪离开京城，果然实现了归隐的志愿。吉甫寄信给我，抄录前面的记文给我看。我高兴地说：“吉甫和我都老了，筋力一天比一天衰弱，想耕种也不可能了。虽然如此，从前陶靖节感叹富贵不是自己的愿望，把去留交给无心；因暮春将尽，感念西畴的农人，写成《归去来辞》，最后说：‘乐于顺应天命，还疑虑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志向。”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吉甫。《赠京口富春子孙君【名高荣】序》人们说数学和理学不同，我认为不通晓道理的人，不可能真正精通数术。孙君研究占天数学，却能够通晓道理；他因为自己眼睛看不见，便推想到世上还有许多眼睛看不见的人，寻求肥沃的田地，创办义学，聚集众多失明儿童来教他们。这难道不是通晓道理才能做到的吗？推究孙君的用心，不仅可以救治世上眼睛失明的人，也可以警醒世上心灵失明的人。

译《絜斋家塾书钞后序》我从幼年到长大，一直侍奉在先君子身旁。每天清晨，他召集诸生和自己的儿子们，端正坐姿讲说经书，晚上再讲一次，通常直到二更，从没有疲倦的神色。他说，学问的大要在于彰明本心；我的本心，就是古代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就是天下万世人的心。那些昏昧不明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如同醉酒，如同做梦。有一天豁然开朗，清明洞彻，圣人就是我，我就是圣人。舜向上天号哭，背负罪责、承认过错，只为拜见瞽瞍；禹忙于规划治水工程，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匆匆忙忙不把妻子儿女放在心上。道心精纯专一，哪里曾有间断？自古以来的大圣人都有同一颗本心。箕子论说皇极，讲无所偏党、坦荡无私、平正无偏、正直无邪，这就叫皇极，也就是所谓本心。太甲颠覆了先王的法度，痛切地自我悔恨，最终能够成就诚信的德行。成王遭遇国家多难，手持书册感动流泪，天降大雨而风向回转。本心一旦昏暗，就会像那样迷惑；本心一旦恢复，就会这样光明。先君子反复诵读这些内容，听到的人都流泪。他又说，曾见象山先生读《康诰》，有所感悟，反过来严厉责备自己，好像无地容身；读《吕刑》，感叹说：‘这是从肺腑中流出来的话。’唉，真是达到极点了！先君子的学问源自象山，明白、光辉、纯粹，没有一点瑕疵，可以说没有失去本心了。这部书是我大哥亲手抄录的，虽然不是全书，但阐发本心大旨的内容都在其中。大哥名乔，天资纯正，立志勤勉专一，曾经担任溧阳县令，把百姓看待得如同自己的子女，县里的人都感念他的恩德，只可惜没有完全实行自己的学问。我哀悼先君子的去世，庆幸大哥能够传承他的学问；如今大哥又去世了，悲痛怎么会有尽头？于是刻印这部书，命名为《絜斋家塾书钞》，并把它收藏在象山书院，和世世代代的求学者共同分享。绍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儿子甫谨慎地书写。《防斋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防斋集》卷十二 宋袁甫撰 记 《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我刚到任时，属吏抱着簿册来，我一看，原来是婴儿的名册。我问那名属吏，他是学校的胥吏。他回答说：“最初建议设立婴儿局，是校官提出的，粮米取自常平仓。常平仓的粮米，实际由法曹主管。法曹说：‘粮米从我这里取，为什么要牵涉其他属官？’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州里，请求从我这里开始办理。因此婴儿局归法曹管辖。后来太守认为这样不对，又收回而归学校管理。郡丞总领纲要，校官专门负责，学校前廊有两名学生负责具体事务。”有人在道路上遗弃婴儿，被人发现后，追问他的来历，确实是弃儿，于是登记在册，让乳母哺乳，每月供给粮食。选五名老妇作为众乳母的长官，由众乳母分别哺育婴儿，另有一人专门等待临时送来的孩子。来的孩子多了，就再招募乳母收养，如今已有八十人。局中有田四百多亩，根据收入安排支出，基本没有缺乏。我说，这就是仁政的开端。施舍希望丰厚，就必须有丰厚的积蓄才行。积蓄微薄却施舍丰厚，后面没有办法继续，能够救活的婴儿就很少了。于是我向常平使者报告，请求捐出官府的田地，并且核查婴儿局中被隐瞒侵占的田地，得到一百三十亩。草荡、山田的数目也同样如此，大约可以供养八十人。考虑到年成歉收时被遗弃的婴儿会增多，我又向各郡请求得到米二百石，每年用新米更换陈米，谨慎地不要挪作他用。积蓄储存稍稍丰厚了。婴儿有时生病甚至夭折，却没有及时报告；乳母被利益诱惑，有人拿别人的孩子来替换，没有办法查验，几乎像儿戏一样。于是严格实行邻保法：不报告而更换别人的孩子，以及知道而包庇的人，都一律置于惩罚之中。孩子到了七岁，就不再供给粮食。旧规矩只供给到三四岁，如今恢复到最初的规定。有疾病的孩子，设置一名医生谨慎诊察照料，如今增加为两名。这样一来，夭折的孩子也少了。孟子说：‘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人人都有惊骇怜悯之心，并不是为了结交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求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这种心是从哪里发出的呢？是无所图谋而自然去做的人的本心。由此推行下去，仁就有无穷的用处。’寻求仁，是求学者的事情。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并刻在石上。《明月亭记》天地阴阳之气混合浩大地充塞在宇宙之间，日月星辰悬垂，山川如同窍穴，五行播布于四时而达到和谐，然后月亮才产生。人负阴抱阳，与天地并列为三者，他纯粹清明的本气，和天地同出于最初。我曾在半夜起身，整理衣襟端正坐着，抬头仰望、低头思考，心领神会，欣然有所感触。天地之间凡是可以供耳目享受的东西，时间久了必然会衰败，只有这清冷的月光，永远常新；回过来照见自身，本心虚明，经历万般变化，始终不可磨灭，又何异于明亮的寒光，光照万世呢？我在霅川任官，官署位于城西，旧有明月楼，后来废弃不存，如今重新建造亭子，沿用旧名，命名为明月亭。事物有兴盛也有废弃，废弃以后又重新兴盛，都不是偶然如此。我独独喜爱今天的亭子，并不是因为它是昔日的旧物，但今天的景色却仍和昔日一样。人们看见这景色，虽然有远近高下之不同，忧愁喜悦、郁结舒畅也各不相同，但所谓明亮的寒光、光照万世的本体，始终如常。这就是我有所感触的原因。然而，有时云雾遮蔽它，有时轻微蚀损它，明亮的东西忽然变得昏暗；它难道果真没有变化吗？云雾散去，轻微的蚀损恢复，昏暗的东西忽然又明亮；它难道果真发生了变化吗？唉！它本来没有变化，有时发生变化的只是虚妄，并不是它原本的状态。人如果能够知道所谓变化是虚妄，而不变的才是它的本来面目，那么登上这座亭子的人，难道不会在心中有所感慨吗？